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民族医药档案遗产（共10篇）

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篇1

摘要：民族医药档案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的收集工作进行了探讨, 旨在提出几点可行性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民族医药档案遗产,收集,思路对策

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医药文化遗产，也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构成部分。各文化部门应该按照国家《档案法》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和方式，将散存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以确保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的完整和安全。

一、民族医药档案遗产收集工作的思路

1. 各部门要加强意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行政效能，广泛征集反映民族医疗活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档案遗产。

对于散存在民间的珍贵民族医药档案遗产要想方设法征集入藏，做到广征博收，应收尽收。民族医药古籍收集的时间较短，许多珍贵的档案遗产在不同时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征集到的医药遗产大多已不完整，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各部门应通过不同途径与渠道，号召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将那些零散流失于民间及国外的傣族文献古籍进行收集汇总，进行合并分类，加以保护保存。制定相关奖励制度，鼓励全社会献医、献药、献剂、献书，制定文献古籍管理法律法规，对各民族的医药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科学有效地对其翻译、整理、研究、开发，让它充分体现出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实用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的民族民间医药。此外档案部门还可发挥行政效能，争取党政领导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配合，采取颁发文件、召开调度会议、派员专收等有效行政手段，获取有价值的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2. 促进档案工作者与有关部门、民族医生的合作，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共同实施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民委、文化研究所、民族医院、民族医药研究所、文博馆等要相互配合，开展民族地区民族医药文献资源普查，全面掌握民族医药遗产资源现状，对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汇总整理、立卷归档，为建立民族医药特色档案提供雄厚的物质保障。

各部门之间除了要协力进行民族医药档案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外，还要重视同各地民族医生进行广泛合作。民族医生是各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承者，掌握有大量的医药经验、特色疗法以及本民族生活区域内特有的药物分布、药性及其运用，他们熟悉本民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和语言文字，收藏有大量本民族医药遗产资源，了解丰富的民族医药档案遗产资源线索，因此，应该把他们纳入民族医药档案遗产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工作队伍中来，和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关系，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职责和权力。我想只有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个人，才可能取得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加强民族医药文献古籍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势在必行的，是我们提高民族医药档案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档案工作是一项集收集整理、分类归纳、检索等为一体的专业性、技术性工作，对档案人员的文化水平、专业素养要求较高。为了确保民族医药档案管理质量，档案管理人员必须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要具备一定专业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要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熟悉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尤其是民族医药档案文献使用的大部分文字以民族文字为主，这就要求民族医药文献古籍档案管理人员既要有较高的汉文知识水平又要精通民族语言文字。因此，民族医药文献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加强民族语言文字知识方面的培训。另外，管理人员对相关医药知识的掌握也是必要的，要能够根据民族医药的特点及民族医药的病因、病机、药理、药效、剂型、功能等方面对档案遗产进行分类管理，使档案遗产的管理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提高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管理水平，为今后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的翻译、整理、研究提供简单快捷的检索，为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翔实可靠的依据。

3. 档案馆要把民族医药档案遗产收集工作与馆藏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特色档案。

对于各级档案部门来说，进行馆藏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门类齐全，载体多样，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有鲜明特色的馆藏体系，使其为地方的经济建设、编史修志和其他工作服务。民族医药档案遗产蕴藏了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而民族医药文化的积淀必须建立在馆藏的不断丰富和优化的基础之上。少数民族医药的发掘利用，需要把医药档案遗产的收集工作和特色馆藏的建设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凸现各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特色，为提升民族地区档案部门的馆藏档案品牌增色，使民族医药特色档案为民族地区经济、医疗卫生、保健文化等建设服务。

二、档案部门应该围绕各地区民族医药特色文化建立特色档案

1. 为民族医药遗产建立档案资料库。

目前，“民族医药文献藏于民间”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各地基本上都设有古籍办公室、民族文化研究院所、语文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来进行民族古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仍有数量众多的民族文献保存于各地毕摩、东巴、民族医生等个人手中。这就意味着，档案部门要加强与其他部门间的合作，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收集工作，加大力度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民族医药古籍，包括贝叶经、棉纸经、东巴经，并协助各部门对其进行立卷归档，将搜集到的医学文献和有关民族医药内容的文献按民族、医学分科进行目录登记，列写出内容摘要等，建立起反映本地区特色民族医药文化的民族医药档案遗产资料库。

2. 为民族特色药物建立标本档案库。

民族药文化是民族医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10年来，经过对各民族地区的多次调查和民族药本草著作的编写，基本摸清我国民族药的品种约8000余种，占全国药材资源总数18207种的75%左右，其中有一部分药材是中医和民族医生交叉通用的或在民族药中属于少用的。除了中药本草学所载的中药以外，基本上都是民族药和民间草药。同时，根据各民族地区多年来的野外调查、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而出版的一批民族药的专著也可以看到，民族地区蕴藏的民族药材资源十分丰富，许多药物为各民族专用的特色药物，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如《中华本草·藏药卷》收载藏药396种，《中华本草·傣药卷》收载傣药400种，《中华本草·苗药卷》收载苗药391种。这些药材一般可视为该民族医药的常用药，其中包括了大量典型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堪称各民族珍贵的传统药物资源代表。

为了有效地增加和完善民族药物信息，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和开发利用民族药物资源，一些民族地区已经建成了富于特色的民族药物标本库，为该地区民族医药事业的开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史料。比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建成开放了我国第一个苗族、侗族药物标本库，该标本库对苗族药物、侗族药物的类别和命名法进行了研究和规范，系统地阐述了苗族药物、侗族药物的类别和苗族药物、侗族药物的命名法，反映了苗族、侗族给药物命名的规律和习惯，充实了苗族药物、侗族药物理论；为苗族药物、侗族药物的研究及其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 对弘扬和振兴民族医药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各民族医药研究所药物标本档案的建立也给档案馆在进行馆藏建设时提供了新的思路：应该不失时机地将民族药物标本档案作为各馆的特色档案进行收藏和开发。湖南省涟源市档案馆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将“药物标本图解及处方秘方”作为本馆的特色档案进行收藏建设，将这一特色档案归属为单独的中药资源普查办全宗，共立档案43卷，特别突出的是他们收集了在涟源市境内生长采集的590种中草药标本彩色照片，组成了9册，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涟源资源丰富、品种齐全的中草药状况，为该市医药事业的发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源。

3. 为民族民间医药师建立名医档案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同时是由主要人物推动的。民族民间名医是各民族医药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民族医药经验的研究总结，对民族医药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都做出了一定贡献，是我们研究民族医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收集整理在本民族医药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或影响的一批人物（名人）档案，对民族医药学编史修志、资政教化，开发人文档案资源，有重要现实意义。比如享誉海内外的云南白药，其创始人是云南彝族曲焕章，因此建立彝族名医曲焕章档案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还有藏族历史上出现的主要名医家：宇陀宁玛·元丹贡布、洛钦·仁钦桑布、德敦·札巴旺协、帝尔玛·丹增彭措等，傣族名医家康朗仑、康朗腊等，为他们建立人物档案一方面可以完善民族医药历史档案资源，另一方面也可增强各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民族地区档案馆等文化部门应该结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情况，收集有代表性的民族医生情况材料，在建立人物档案过程中，特别注意收集人物传主的履历、著作、手稿、笔记及照片等实证材料，建立民族医药人物档案，来丰富馆藏和提高服务水平。

总之，各地民族医药文化遗产是记录各族人民医药历史，反映各民族地区特色风貌的重要凭证，各级档案馆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向全社会征集各类医药历史档案资料，要做好民族地区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的收集工作，让这一文化财富得以完善的保存并作为文明的见证为社会公众利用。

参考文献

[1]华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2]陈子丹.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钟宝华.谈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馆藏[J].档案学通讯, 1994 (5) .

[4]杨秀兰.民族地区档案馆应建立民族特色档案[J].档案, 1997 (6) .

[5]涟源档案信息网http://daj.lianyuan.gov.cn2007-10-23.

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些思考 篇2

一

我们民族把传统等同于落后的这种思维定式,是历史空间形成的。有学者曾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其中以汉唐之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民族地位的影响,中华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对于元文化,明代进行了一种整合,而到了清代,中华文化又发生了巨变。有人说,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不自信了。这种不自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觉得应该是从1840年开始的,尤其是在1895年之后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失望。而这种情绪的弥漫却是建立在一种悖论之上的。这种悖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修身养性与民族生存使命感、责任感的矛盾。当时的“公车上书”就表现了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迅速改变落后状态和民族迅速崛起的愿望。同时,在民族精神方面,文化失望感让社会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真空。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下层社会,都弥漫着这种文化失望氛围,这种氛围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辉煌的过去,却在列强的枪炮之下很快就被摧毁了,这是历史的尴尬。于是,许多人都说封建文化的大车载不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趋向。这种历史的泥沼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民族意志的消沉。我们可以把它与鸦片战争联系起来,称它为“思想的鸦片”“文化的鸦片”“精神的鸦片”。

文化失望感并不一定使民族沉沦,有时候会以悖论的形式形成一种民族自强精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志士提出了“新民”理想。“新民”作为一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求得民族新生,是五四时期形成的文化失望的极点,于是,人们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尽管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大挣扎时期,民族精神失去了一些支撑,但一批仁人志士的行动仍然是民族发展的清醒剂。比如,新文化运动使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照亮了旧时代黑暗的夜空,令人们心神荡漾、激动不已。在当时中国出现现代文明缺失的时候,在文化失去了精神支持和思想支持的时候,千百万人民在努力地寻找救国的良药,这就是科学和民主。唯物主义精神强调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特殊的动力资源,促使他们最终选择了科学和民主。而对于自己的传统,人们形成了一种以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思潮。其中,最典型的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像郭沫若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掉我把月来吞掉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他们认为,要实现民族新生的愿望,就要形成一种创新的洪流。这些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一种幸福。也就是说,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和梁启超一样希望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所以在人们感到文化失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在学理上对传统的误读。今天看来,这种误读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有一批学人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1918年,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伟大旗帜,掀起了一场运动,即“歌谣学运动”。这些学生自觉搜集民间的口头歌谣,还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但是,这场运动收效甚微,因为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思维定式。当然,这些年轻的文化先驱们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展现民众的文化也影响了人们对传统的思考。

二

要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就必须从民众开始,于是,把人民的情感、意图、思想、文化提到很高的位置就成了五四一代人的理想。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许多具有“新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从文化失望到建设新的文化空间,这种理想在逐渐唤醒民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伐胜利的声音影响中国大地的时候,有一批学者在中山大学组织了一个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刊物。他们在刊物创刊四周年的时候曾经提到,他们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倒以封建贵族为中心的皇权历史,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打倒封建等级文化,建设新的平民文化等。就是说,人们要建设新的文化,必须颠覆旧时代和旧文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民族新生。当时,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化愿望,成了很多人的历史诉求,形成了一种文化宣言。大家都探索着民族新生,尤其像鲁迅、胡适等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只有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才能救中国。中华民族在1840年后那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被打败了。所以,人们的文化失望感促使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打破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新世界。

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应有地位和实际角色产生了许多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这种尴尬局面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那时,人们的文化失望感在社会上继续漫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化,于是,就形成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简单舍弃。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身上都弥漫着一种文化失望感。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给予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饱满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阶段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于是中华民族得到了精神的整合。我们从当时的抗战歌声中可以感受到这些内容: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中华民族在彰显一种正在成长和崛起的尊严,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同时,当年的民族文化建设通过对民众文化和下层力量的关注,以及对新生力量的向往,形成了中华民族对文化的重构。在这种基础上,民族文化传统以一种现代形式显示着其生命力。

20世纪40年代初,有一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其歌词“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就包含了人们对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向往。如何形成民族凝聚力?如何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的侵略?文化给予了特殊的回应。毛泽东说,文化建设就是要建设民族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最终,中华民族在经过漫长的求索、悲壮的抗争之后,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所以中华民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阶段里,我们的文化仍然以这个步调继续前进。

三

传统,即传而统之。传,就是传承,就是传播;统,就是民族认同,就是文化整合。这就使人民对于传统具有神圣的情感。比如,我提出来保卫春节,就曾经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记得有一位学者说,人民的日子现在是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所以你提出的保卫春节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另一位学者质疑我们是在保卫春节还是在复辟陋习。他把我们的民俗简单地当做了陋习。民俗随社会发展而变化,这是永恒的规律。但是春节的一些礼节是不是我们民族的陋习,这需要由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来决定。我认为,一些人对传统是存在误解的。我们失去了传统,就会失去精神的寄所。应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是多元的,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民俗进行制止,就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了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当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随后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并没有站在一个相对客观和科学的角度。应该说,一个民族获得独立自主、具有独立人格之后,其民众对传统的回归就成了一种正常的诉求,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封建迷信来扼杀传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人们用政治要求代替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强行改造自己的文化结构。一方面,这重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加深了人民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认知和革命精神影响;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人们的精神断层,甚至形成了精神真空。人民是历史的延续,所以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可能被彻底割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文化多元化的氛围正渐渐形成,人们对待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态度也更加理性。

我们的民间文化和文化传统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世界。人们常说的“苍天在上”,这包含了一种文化向往。“天”是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谁来解释这个问题更合理?只有传统文化。当然,也只有用文化发展来解释传统文化,它的体系才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在历史上,人们常常讲圣人君子,这也是一种文化向往。谁是圣人君子?只有传统文化才能给出解释。传统文化里对“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都有着合理的阐释,而且这种阐释会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因而,在我们的精神空间里,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取向。传统也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变化,如知识分子在历史成长过程中越来越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和使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也逐渐构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面前的世界越来越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不能轻易抛弃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对于古典文化的保存,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我们必须怀着责任感去开创新的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

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篇3

一、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特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重庆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资源丰富, 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

1.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内容比较丰富。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从2005年开始, 各区县都组建了专门的普查机构, 落实了专职普查人员, 深入农村院坝、田间地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排查。经过普查准备、实地调查、普查总结3个阶段, 目前已结束前期普查工作。据统计, 重庆市共普查有10个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900余项, 其中有民间文学798项、传统音乐764项、传统舞蹈275项、传统戏剧58项、曲艺103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21项、传统美术155项、传统技艺801项、传统医药188项。截至目前, 重庆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9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9项, 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24项。截至目前, 重庆市有第一、二、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2名,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6人。这里面包含了不少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 是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特色比较鲜明。

重庆是个移民地区, 重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及其活动受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及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影响, 表现出和而不同, 同而不重的特征。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与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习俗在仪式上和内容上都有不一样的特质。比如酉阳的土家摆手舞具有原生性、祭祀性、民族性、群众性等特性, 具有质朴、厚重之美, 歌舞乐结合、自然之美, 动作夸张、粗拙原始之美等特性, 主要传承于酉水河中、下游地区。在2002年5月, 文化部把酉阳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摆手舞) ”, 2008年6月7日国务院把酉阳土家摆手舞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又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乌江号子, “腰杆要打伸啊———嘿作!拉起莫放松啊, 嘿———作!两脚要跪地啊, 嘿叹———作!鼓劲朝前奔啊, 嘿———作!”乌江号子与川江号子不一样, 相对于川江, 乌江水流更急, 险滩更多, 号子必然更短促有力, 这都体现出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特色和个性。

二、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重庆市政府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 建立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制度,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取得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的阶段性成就。重庆市政府办公厅2005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原则和具体措施。重庆市2008年制定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还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召集人, 由市级相关部门组成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通过联席会议制度, 统一协调解决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主体不明确。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既需要进行牵头负责的职能部门, 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涉及多个部门, 如民宗委、档案局、文广局、文物局、教委、旅游局等。在实际工作中如果缺乏协调工作, 档案遗产的保护就会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 不利于档案的保护和利用。如档案局对重庆的珍贵档案、特色档案、三农档案进行了专题展示, 里面包含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内容, 但没有对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进行专门保护与开发;民宗委设立了民族风情专栏, 对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 但其内容和资料不完整, 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的需要;文广局虽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档案, 但是其内容不详实, 仅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和传承人名单, 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历史沿革、特性、艺术特色、开发利用等缺少介绍, 使得档案资料不完整;文化艺术研究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具体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 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组织、业务指导、项目论证和宣传联络等工作, 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档案保护、档案开发利用则涉及较少。

2.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内容不完整、信息不完善。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虽然丰富, 但真正得到收集整理的还是占总遗产数目的少数。在重庆市第一批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2项, 分别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石柱土家啰儿调,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秀山花灯。在重庆市第二批1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3项, 分别是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秀山民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民歌、土家族摆手舞。在重庆市第一批6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13项。在重庆市第二批9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19项。另外,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还存在内容收集不齐全, 传承人信息不完善, 归类不规范等问题。在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民俗领域, 其他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不够, 还有部分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内容不完整, 遗产的沿革、特征、特性、发掘利用等深度信息不完善, 缺乏一些具体资料, 有的档案遗产只有文字介绍和图片, 没有音像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只有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等基本信息, 其他反映传承人信息的资料缺乏, 从而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档和建档, 影响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管和利用。

3.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持。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 内容的充实, 更需要人才和技术支持, 但是目前在档案遗产保护的人才储备和技术设备保障上都存在不足, 亟待改进。目前从事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的大多是兼职人员, 以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偏多, 并且队伍年龄结构不大合理, 需要吸收民族学、人类学、档案学等专业的年轻人进队伍。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还存在传承人年龄偏大, 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等问题。在重庆市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 年龄最小的38岁, 最大的81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石柱土家啰儿调的代表性传承人有5位, 年龄最大的70岁, 最小的41岁, 平均年龄为61.8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酉阳摆手舞的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分别为81岁、68岁。在重庆市少数民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人中, 同样存在年龄偏大、年龄结构不合理、缺乏继承人的现象, 给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严重影响。随着传承人的老去和逝去, 重庆一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和绝迹的危险, 特别是一些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 在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中, 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 不能完全通过声光电等形式来记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整理和保存, 使其丧失了文化价值和档案价值, 给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总之, 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对于记录重庆少数民族历史、传承少数民族文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整理好、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通过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培养专业人才, 提高技术水平等手段搞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工作, 提高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提高重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开发利用效率, 为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要：重庆市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的保护中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保护主体不够明确, 保护内容不够完整、信息不够完善, 保护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持等,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

关键词：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特征,保护

参考文献

[1]李昂.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征集工作[J].兰台世界, 2010 (3) .

[2]华林.论我国濒危少数民族档案遗产保护[J].档案管理, 201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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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林.云南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流失及其整合性保护研究[J].思想战线, 2011 (3) .

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篇4

2005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我们将迎来我国“文化遗产日”三周年纪念，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

田青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中国音乐史及宗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家，多年来，他为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呐喊，在各种场合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言论，他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令人感动。而他那种为保护传统文化竭尽全力，敢于直言、充满激情的战斗精神，更被余秋雨称为“学侠”。

为采访田青，笔者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得到的回答不是说“在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工作”，就是说“在开会”，或“在外搞调研”，最近，趁田青在长安大戏院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文艺演出时，笔者终于见到了他，他专注地盯着舞台，对演员的每一个唱腔、动作的表演，都在认真地观察、评判，几乎无暇和我谈话。

借助剧场里观众席暗淡的光线，只见田青身材微胖，身穿深色中式对襟罩衫，整齐的头发，戴一副茶色眼镜，看上去慈眉善目，性情平和，此时，舞台上一位身着长衫的男演员正在表演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说到精彩处，忽见台下的田青击掌大喝：“好!”这情不自禁的举动，使记者想起田青在一次看完昆曲表演时说的话：“简直太美了!我要是古人，一定在击节三叹之后，再呜呼三声，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喊一句‘美哉’!你只有看昆曲，才会回忆起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久违了的一些名词。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典雅，什么叫做婉约，什么叫做雍容，什么叫做华贵，”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挚爱和率真的性格，使笔者在以后的采访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田青为什么会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和发展时，充满了“学侠”的激情，睿智和使命感。

每一分钟就有一首民歌永远消失

长期以来，田青都关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他认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技能及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等。他说：“可以这样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除了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除了我们写汉字说汉语之外，其他所有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的一切，几乎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

然而，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时，田青的语调是沉重的。他说，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被“全都踏倒”了，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境地。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文革”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但田青认为，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这20年来的“建设性破坏”，无论烈度、广度还是时间长度，都远远超过了“文革”十年。究其原因，他尖锐地指出，虽然也有不少人呼吁，但文人的声音、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政府官员的“上进心”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

田青举例说：“我到过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发现几乎每一个县城都要在它的中心广场立一个不锈钢制作的、伪现代的、狰狞的雕塑，越土的地方这种雕塑就越奇特。而且一定要铺上草坪，其代价是把几百年的老槐树砍掉!那些曾经美丽的、拥有悠久文化的古迹就此不复存在，所有的历史和美感都在消失。”

除了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外，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更令人痛心。田青说：“现在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个剧种、一种技艺永远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末，地方剧种还有300多个，现在却不到50个了。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世纪80年代尚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有24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艺术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20年里消失了!而且，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十几年前我去采风时还希望能发现一首新民歌，但现在我到任何地方都不再有这种奢望，我只是希望那个地方还有人会唱那时候的歌。”

不同时代“精华”“糟粕”定义不同

提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句话，那么，又该如何定义糟粕和精华呢?二者是否完全分得开?对此，田青说，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与其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

而且，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不同时代对“精华”“糟粕”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说“就像我们过去的一些价值判断在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一样，今天的价值判断也不能保证不在明天被后人纠正。比如1958年，北京市政府要把故宫的城墙拆掉。为什么要拆故宫?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工农兵’眼里，故宫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在当时，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被视为‘糟粕’。而在今天，很多则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在许多人看来，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应当被比它“先进”的文化所取代。田青却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既与相关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与背景包括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风俗习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物质生活的发达程度来判断某种文化现象的“先进”与“落后”，更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审美习惯来判断在完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

他举例说：“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这些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文化，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仅仅因为这些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便认为它们属于‘落后’文化，无疑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错误理解。”

失去了“毛”的“皮”不可能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温暖

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变的今天，田青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真正危机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忽略、遗忘与背弃，是民众审美观和娱乐方式在电视等主流媒体的狂轰烂炸下的巨大改变。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社会背景，而“电视等主流媒体在目前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为中国音乐史及宗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家，田青对电视对歌手

的影响力之大深有感触。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不用电视都能认出每个人的音色，但现在电视一普及，所有唱民歌的都学宋祖英、彭丽媛，“听上去声音都是一样的”，有的甚至是看电视也不认识了，“因为连化妆都一样了”。他说，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学院正在“批量生产罐头歌手”，在地方戏种方面，除了像秦腔等较大的戏种还得以保存外，很多地方戏，尤其是南方一些小的地方戏几乎荡然无存。

田青说，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在消失。他说：“有些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比如说许许多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现在整个民族都在争先恐后地从农业文明迈进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的文明不可能再存在了。”

正是在电视节目的影响下，山里的农民不再唱世代相传的民歌而改唱流行歌；少数民族的姑娘不再穿自己民族的服饰而改穿牛仔裤和T恤衫；西北著名的“剪花娘子”的剪纸在欧洲可以卖高价，但她自己家里墙上贴的是港台歌星的照片。东海的渔民已经不用人力撒网了，开的是机动大船，怎么唱撒网号子?江南的农民已经在用插秧机插秧，怎么唱插秧歌?内蒙古的牧民更喜欢骑着摩托车去放牧，怎么唱牧歌?

面对现状，田青反思道：“今天，也像我们当年曾为了眼前利益而忽略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样，许多人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忽略了精神家园的守护，看不到我们民族在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快速发展的成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灾难性的危险——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丢失自我、丢失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伟大文化传统，迷失在物质进步和‘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中。”

田青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消失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没有权利阻止老百姓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我们简单地把‘皮’理解为物质，把‘毛’理解为文化的话，那么，一张光秃秃的‘皮’，一张失去了‘毛’的‘皮’，是不可能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温暖的。”

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精神的追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他有历史和文明。“而传统文化——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能再生的。当社会巨变时，我们不能让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份精神财富也烟消云散。”

对传统文化要先抢救不要盲目发展

在谈到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话题时，田青说：“从整体看，人类文化当然是不断发展的，是由不断的死亡和重生组成的。宋词取代唐诗是发展，但不过是把齐言体的诗变成长短句的词，审美的情趣和文化内涵还是一脉相承的，元曲取代宋词也是发展，但支撑它的思想和精神同样没有实质的改变，还是儒释道的思想。”

他认为，在这些“发展”里，表现方式和手法在变，但是量变而不是质变。而当今社会的巨变，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甚至人类原有的知识系统已经无法面对。同时，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和强势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是如此巨大并无所不在。对此，田青主张：“在传统文化领域里，先谈抢救、先谈保护，不要盲目谈发展。发展的道理和愿望是好的，但不能要求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去参加奥运会，去为国争光。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它早已经走过了它的青春期和发展期，现在是一息尚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先抢救，让它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死亡。”

2006年，国务院决定从当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份，我们将迎来我国“文化遗产日”三周年。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根，它还是我们民族持续前进的动力和保证。正如田青所说，一个丢失了文化传统的民族，只能在所谓的“发展”中丢失自己。保护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未来。链接田青

一项对于北京、上海等8城市，郑州新郑、重庆合川等8城镇及其下辖的农村进行的居民生活调查显示：71.6％的中国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示认同，58.2％的公众感到传统文化存在流失危机……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探析 篇5

档案文献遗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档案文献遗产是收藏在档案馆中的珍贵档案文献, 是不可再生的“集体记忆”[1],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历史作用;狭义上的档案文献遗产,是指被选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本文采用档案文献遗产的狭义概念,即以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为研究对象。

国家档案局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号召,在2000 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迄今为止分三批共挑选出113 项具有重大价值的档案文献遗产,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辽宁省先后有六个项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包括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唐代开元年间档案》、《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戚继光签批的申文》、《清代玉牒》、《清代圣训》以及保存在朝阳市喀左县档案馆的《图琳固英族谱》,这些档案文献历史悠久,对其保护亦更加迫切。

二、辽宁省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措施

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及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所以辽宁省在文献保护方面也采取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和政策保障。

1.建立设施齐全的特藏室。从2001 年开始,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档案特藏室的尝试和号召,以此作为我国历史档案保护的一项重大的措施。辽宁省档案馆积极响应号召,建成先进的现代化特藏室,将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放入“高间”进行保管。辽宁省档案馆为了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在改进特藏室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1)环境优越的库房。辽宁省档案馆特藏室的库房坐落于抚顺市东部山区灌木林带的一个防空洞内。这个防空洞1970 年建成,1973 年投入使用,是应备战之需而修建。专家发现,这一防空洞具备保存纸质载体档案的最好的外部温湿度环境,其突出的优点是,不管春夏秋冬,洞内始终保持着零上8℃至9.5℃之间恒温状态,这是得天独厚环境的特藏室库房,保存于此处的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可以极大地延长其寿命。

(2)设计独特材质的特藏档案装具。档案装具是选用优质的樟木制作而成,无腐朽、变色、虫眼和节子,从小环境上起到了防虫、防霉作用。对于体积较大的清代玉牒和清代圣训,特别制作了相应规格的樟木档案箱,并用黄丝绸包裹起来。并且设计制作了档案袋、档案盒和涵套,用于存放历史年代久远的唐、明文献。优质的档案装具为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保障。

2.进行缩微和数字化处理。

(1)利用缩微技术。缩微技术是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中利用非常广泛的一种技术,发展至今,已经非常完善了,成本也比较低。辽宁省档案馆将唐代开元年间档案、明太祖实录稿本、戚继光签批的申文通过缩微技术制成以安全片基银盐为胶片的缩微品。辽宁省档案馆所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年代久远,而且全部是纸质文献,如果以直接提调和查阅的方式提供利用,将严重影响其寿命,而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缩微品,并以缩微品的形式提供利用,减少原件的利用次数,有助于延长原件的保存时间。将缩微品的底片拷贝复制分散保存,可以避免意外情况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破坏。

(2)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需要依赖于数字扫描仪、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并且运用数字图像、数据库、存储等技术建立档案的数据库。档案文献遗产的数字化,制作数字化副本,使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不再受到“孤本”的限制,也能够打破空间限制,实现广泛阅读,便于交流,提高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率;同时,对档案文献遗产原件是有力的保护,有效地延长原件的保存时间。纸质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的方式一般以直接扫描为主,这种方式具有操作简单、准确率高、速度快和高保真等优点。但扫描仪对纸张的直接压力对于非常脆弱的档案文献遗产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此,辽宁省档案馆使用数码相机来进行模数转换,现已将体积厚重的清代玉牒和清代圣训全部数字化,并且完成了电子数据备份。

3.利用形式多样。“保护与开发是矛盾统一的,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开发是保护的延伸,也是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主要是针对文献实体来说的,而档案文献的开发就是对文献内容保护的有效方式。”[2]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编辑出版、新闻媒体信息发布等方法。尽量拓宽利用的途径,使档案文献遗产中所承载的信息实现大众化。

(1)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展示。面向大众与社会的交流和展示,能够使民众直观地感受档案文献遗产的特殊性,了解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和价值,从而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辽宁省档案馆曾积极参加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的“走进记忆之门———中国档案珍品展”,辽宁省档案馆的唐开元二年文书就是这次展示的展品之一。目前,唐六件在辽宁省档案馆新馆的“辽宁记忆展”中展出。在“清代皇室档案展”中,展出有玉牒、圣训和实录,在展览厅中央的玻璃展柜中,摆放有仿制的最厚的一册清代玉牒,厚达85 厘米,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十分逼真。

(2)编辑出版物。档案文献编纂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重要形式,以出版物的形式把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转化为图书的内容,通过印刷数量的增加,流传范围的扩大,既能够满足社会的利用需求,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必然趋势,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延续和有力支撑。

影印本《清圣训》于2011 年出版发行,此版本为辽宁省档案馆据馆藏的崇谟阁本圣训全文影印,共31 册“,无论形式规制,还是内容的准确、完整,都超越了以往版本”[3]。《清圣训》发行200 套,通过副本数量的增加,让更多的学者及其他利用者有机会阅读圣训的内容。《清圣训》的出版,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权威的资料,在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对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措施展望

1.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组织。已有的档案保护技术及相关活动措施确实挽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为保存珍贵的民族记忆提供了保障,但是尚缺乏推动档案保护技术实施的专门的保护机构“,专司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机构却很少见,这在基层档案馆、图书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4]辽宁省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缺乏专门的保护机构。从单个机构上考察,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综合性档案馆可设立负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保管处(部)或技术处(部)等,也可以借鉴广东侨批的保护方式,成立民间组织,职员既可以来自馆内,也可以来自馆外(甚至国外),也由离退休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组成,同时联合保护科学家、保护管理工作者、保护教育工作者、修复工作者等,创办学术刊物,组织文化研讨会,宣传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提高民众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意识等,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保护档案文献遗产。

2.以网站作为宣传的形式。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建立在广大公众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让公众认识到保护文献的重要性并主动付诸实践,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使之良性循环,保障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长久保存和有效的传播与存取。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网站是发布信息、实现信息共享的快捷形式之一,因此,充分发挥网站建设在保护和开发利用档案文献遗产信息中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些思考 篇6

一

我们民族把传统等同于落后的这种思维定式，是历史空间形成的。有学者曾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其中以汉唐之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民族地位的影响，中华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对于元文化，明代进行了一种整合，而到了清代，中华文化又发生了巨变。有人说，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不自信了。这种不自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觉得应该是从1840年开始的文明史，有着辉煌的过去，却在列强的枪炮之下很快就被摧毁了，这是历史的尴尬。于是，许多人都说封建文化的大车载不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趋向。这种历史的泥沼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民族意志的消沉。我们可以把它与鸦片战争联系起来，称它为“思想的鸦片”“文化的鸦片”“精神的鸦片”。

文化失望感并不一定使民族沉沦，有时候会以悖论的形式形成一种民族自强精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志士提出了“新民”理想。“新民”作为一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求得民族新生，是五四时期形成的文化失望的极点，于是，人们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尽管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大挣扎时期，民族精神失去了一些支撑，但一批仁人志士的行动仍然是民族发展的清醒剂。比如，新文化运动使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照亮了旧时代黑暗的夜空，令人们心神荡漾、激动不已。在当时中国出现现代文明缺失的时候，在文化失去了精神支持和思想支持的时候，千百万人民在努力地寻找救国的良药，这就是科学和民主。唯物主义精神强调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特殊的动力资源，促使他们最终选择了科学和民主。而对于自己的传统，人们形成了一种以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思潮。其中，最典型的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像郭沫若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掉我把月来吞掉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他们认为，要实现民族新生的愿望，就要形成一种创新的洪流。这些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一种幸福。也就是说，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和梁启超一样希望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所以在人们感到文化失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在学理上对传统的误读。今天看来，这种误读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有一批学人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1918年，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伟大旗帜，掀起了一场运动，即“歌谣学运动”。这些学生自觉搜集民间的口头歌谣，还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但是，这场运动收效甚微，因为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思维定式。当然，这些年轻的文化先驱们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展现民众的文化也影响了人们对传统的思考。

二

要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就必须从民众开始，于是，把人民的情感、意图、思想、文化提到很高的位置就成了五四一代人的理想。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许多具有“新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从文化失望到建设新的文化空间，这种理想在逐渐唤醒民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伐胜利的声音影响中国大地的时候，有一批学者在中山大学组织了一个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刊物。他们在刊物创刊四周年的时候曾经提到，他们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倒以封建贵族为中心的皇权历史，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打倒封建等级文化，建设新的平民文化等。就是说，人们要建设新的文化，必须颠覆旧时代和旧文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民族新生。当时，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化愿望，成了很多人的历史诉求，形成了一种文化宣言。大家都探索着民族新生，尤其像鲁迅、胡适等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只有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才能救中国。中华民族在1840年后那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被打败了。所以，人们的文化失望感促使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打破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新世界。

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应有地位和实际角色产生了许多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这种尴尬局面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那时，人们的文化失望感在社会上继续漫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化，于是，就形成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简单舍弃。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身上都弥漫着一种文化失望感。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给予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饱满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阶段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于是中华民族得到了精神的整合。我们从当时的抗战歌声中可以感受到这些内容：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中华民族在彰显一种正在成长和崛起的尊严，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同时，当年的民族文化建设通过对民众文化和下层力量的关注，以及对新生力量的向往，形成了中华民族对文化的重构。在这种基础上，民族文化传统以一种现代形式显示着其生命力。

20世纪40年代初，有一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其歌词“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就包含了人们对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向往。如何形成民族凝聚力?如何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的侵略?文化给予了特殊的回应。毛泽东说，文化建设就是要建设民族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最终，中华民族在经过漫长的求索、悲壮的抗争之后，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所以中华民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阶段里，我们的文化仍然以这个步调继续前进。

三

传统，即传而统之。传，就是传承，就是传播;统，就是民族认同，就是文化整合。这就使人民对于传统具有神圣的情感。比如，我提出来保卫春节，就曾经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记得有一位学者说，人民的日子现在是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所以你提出的保卫春节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另一位学者质疑我们是在保卫春节还是在复辟陋习。他把我们的民俗简单地当做了陋习。民俗随社会发展而变化，这是永恒的规律。但是春节的一些礼节是不是我们民族的陋习，这需要由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来决定。我认为，一些人对传统是存在误解的。我们失去了传统，就会失去精神的寄所。应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是多元的，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民俗进行制止，就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了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当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随后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并没有站在一个相对客观和科学的角度。应该说，一个民族获得独立自主、具有独立人格之后，其民众对传统的回归就成了一种正常的诉求，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封建迷信来扼杀传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人们用政治要求代替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强行改造自己的文化结构。一方面，这重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加深了人民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认知和革命精神影响;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人们的精神断层，甚至形成了精神真空。人民是历史的延续，所以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可能被彻底割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文化多元化的氛围正渐渐形成，人们对待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态度也更加理性。

我们的民间文化和文化传统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世界。人们常说的“苍天在上”，这包含了一种文化向往。“天”是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谁来解释这个问题更合理?只有传统文化。当然，也只有用文化发展来解释传统文化，它的体系才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在历史上，人们常常讲圣人君子，这也是一种文化向往。谁是圣人君子?只有传统文化才能给出解释。传统文化里对“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都有着合理的阐释，而且这种阐释会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因而，在我们的精神空间里，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取向。传统也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变化，如知识分子在历史成长过程中越来越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和使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也逐渐构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涵。

辽宁工业遗产档案开发与利用初探 篇7

关键词：工业遗产档案,辽宁,开发利用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的重新规划,一些形成时间较早的老厂房、设备被遗留下来,这些工业遗产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载体, 不仅反映了近现代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足迹,还体现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工业建筑风格和文化艺术,如何对这些工业遗产档案进行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重工业基地的辽宁,形成了大量的工业遗产档案,但是却缺乏如何对这些濒危的工业遗产档案进行保护的有效机制,本文旨在为辽宁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有效的运作方式和思路。

一、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概况

1.辽宁省工业遗产的分布状况。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除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重工业区外,还出现了以煤炭、化工为主的辽西走廊工业区和以机械、化工为主的旅大工业区。 如此庞大的工业基地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本地区的资源枯竭逐渐没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十分丰富的工业遗产。 据统计,全省各地相继开展了确认登记工业遗产的活动,以沈阳、大连、鞍山、本溪、抚顺为主体,共有13个地市共确认了236处工业遗产,其中沈阳20处、大连37处、鞍山28处、抚顺41处、本溪23处、丹东17处、营口15处、阜新4处、辽阳11处、铁岭10处、朝阳2处、盘锦18处、葫芦岛10处。这些工业遗产主要形成于1840年至1949年之间,共有197处,解放后形成的工业遗产占34处, 其余占5处。 这些工业遗产见证了辽宁省工业兴衰的历程,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2.工业遗产档案的构成。( 1) 企业停产后遗留的实物档案。 实物档案是指企业在工业生产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能反映企业生产状况和活动职能的( 如厂房、设备、产品仪器等) 物质实体,这些实体档案外观性较强,真实记录了企业工业活动的发展过程,是工业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企业运转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这一部分档案主要包括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形成的文书、科技、声像等档案,是工业遗产档案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部分。 其中文书档案主要包括该企业保管的在处理党务、行政管理事务活动中产生的那一部分档案,如企业机构沿革、部门设置、企业管理文件等。 而最能体现企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的科技档案主要包括各种蓝图、 底图、安装说明书、设计文件等,是企业档案最核心的部分。 声像档案主要包括企业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包括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等各种材料的历史记录。它是一个企业最直观的记录,从建厂到破产或者迁移,这一过程的记录可以通过照片或者录像等载体给人以最深刻、最生动的印象。( 3) 申遗期间形成的档案。工业遗产申遗档案就是与申报工业遗产名录活动有关的档案。按照形成时间不同,可以再分为以下几部分。一是申报项目之前,申报单位为了使工业遗产申遗成功,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从相关机构、 社会团体及个人手中收集到的各种载体的有关资料。 二是申报项目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这部分包括申报过程中的项目申报表、申请报告、申报项目介绍等等,除了文字材料外,还要有照片档案、声像档案作为辅助材料,使申报材料更加多样化、详细化。 三是申报成功后对该项目进行管理和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档案。

二、辽宁工业遗产档案的特点

1.内容丰富性。 辽宁省工业遗产形成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从内容上来说其中不仅包括如机器、设备、厂房、车间、机床等外观性质明显的实体档案,还包括企业在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档案,同时还包含了与产品、设备安装、厂房建设相关的数据、图纸等科技档案;从产业结构上来说既有重工业企业形成的档案, 也有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档案;从企业性质上来说,既有本国独资企业形成的工业遗产档案,也有日伪时期留存下来的日资企业形成的日文档案。可以说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涉及了本省工业遗产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

2.地域差异性。 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辽宁省工业遗产的地域差异,任何工业遗产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而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是工业遗产内容的真实再现,真实反映了辽宁省的历史文化、工业发展、生态环境、经济建设等带有地方特色的内容。 其中鞍山、本溪等地区的工业遗产多是钢铁工业,因而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档案也多与钢铁等重工业相关,而大连市船舶、航海业较为发达,所遗留的工业遗产档案也多与船舶相关。 正是各地的工业构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才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工业遗产档案。

3.保管分散性。 我省工业遗产档案产生于工厂,包括工厂破产、 企业转型、 工厂迁移所遗留的档案以及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档案,经过多年的留存转换,有的档案已经进入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保存,有的年代久远、去向不明或流失民间、散落于个人之手,有的则正在建档。 由于保护意识淡薄、保护技术落后,档案损毁、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这使得我省工业遗产档案分布更加分散。

4.社会历史性。 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是我省人类工业活动的真实记忆,它是对本省范围内工业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的记录,包括历史渊源、地域分布、社会需求、技术发展等一系列内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辽宁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它记录着我省的工业历史,体现着文化的多样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 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辽宁工业遗产档案的保护与开发

1.保护工业遗产档案的基础工作。( 1) 坚持统一的领导。 尽管在国家的号召下,工业遗产的保护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工业遗产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还比较滞后,很多工业遗产档案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档案部门作为档案保管机构,责无旁贷应该担负起这份职责,积极投身到工业遗产档案的开发利用中来。为此,要形成以政府部门为领导,档案部门为主体,协同文化中心、博物馆等机构,形成工业遗产档案保护及开发利用的统一领导机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业遗产档案体系。( 2)制定统一的标准。 同其他地区一样,辽宁工业遗产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鉴定和评估标准。 对于那些留存下来的老旧机器和设备, 文博部门把它鉴定为文物,档案部门把它称之为档案,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各自以自己的标准去鉴定,造成了很多工业遗产难以定性, 大大延缓了工业遗产档案确认登记的进程。为此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形成一套完整统一的鉴定评估标准,为工业遗产档案的鉴定与保护提供最基础的保障,为后续工作扫清障碍。

2.开发利用工业遗产档案的有效途径。 ( 1) 进行全面的普查工作。在进行开发和利用工作之前必须对本省各地区的档案保存状况 ( 保管机构、保管地区、数量) 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 其中大连市的工业遗产档案收集工作因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配合,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大连市档案馆则召开了工业遗产档案征集工作会,就本市工业遗产档案的征集、管理、 保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在全市相关单位展开调研,并现场抢救性的拍摄了156张珍贵的遗产档案照片,摸清了大连市工业遗产档案基本情况。 目前, 大连工业遗产档案中有文书档案183100余件 ( 卷) , 照片档案约6700张, 声像档案十余盘, 其他实物类档案计1300余件,为其他城市开展工业遗产档案的收集工作做出了表率。 ( 2) 拓宽收集渠道。 由于辽宁省工业遗产档案的特殊性,档案形成的内容丰富、种类多,再加上很多工业遗产档案年代久远,来源分散, 所藏不明,本省有的档案被原机关保存下来,有的被继承机关或其他机关和个人保存下来,为此我们必须拓宽收集渠道。 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采取向拥有散落在社会上的档案的个人进行收集,向文化馆、博物馆等单位收集和向文化遗产单位收集等手段,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文档部门要对那些濒危的建筑、设备进行拍照、摄像处理,重新建档。( 3)建立工业博物馆。 在遗存的工业遗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具有跨度大、结构坚固、功能明显、 造型美观等特点,强制性搬迁的难度较大,于此同时它们与博物馆对展示场所及展览物的要求十分贴近。 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改造和利用,既能节省博物馆的建设资金,又合理地利用了现有资源,并且十分有益于本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沈阳铸造博物馆占地4万平方米,馆藏近1600件铸造设备,它就是在沈阳铸造厂旧址的基础上改建的,对沈阳铸造厂中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进行再开发和再利用,降低了建馆成本,同时对本省的工业遗产进行宣传,对社会进行有关方面的教育,展现了博物馆内工业遗产的魅力。( 4)开发档案旅游资源。工业遗产旅游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模式, 就是以已经废弃的工业遗存为基础, 利用原有的生产设备、厂房建筑及周边环境等等,改造成能够吸引人们主动了解工业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休闲、娱乐和教育功能的新的旅游方式。 辽宁省的工业遗产档案十分丰富,中国的钢都( 鞍山)、中国的煤都( 抚顺)、中国的飞机制造基地( 沈阳)、中国的船舶制造基地( 大连)以及阜新目前拥有以采煤车、炼钢厂、铁轨、废弃的厂房、工人宿舍等形成的档案为代表的大批工业遗产档案。 这些工业遗产档案构成辽宁地区发展工业遗产档案旅游的核心吸引力。

重视世界遗产点的“域外档案” 篇8

这座千年古桥驰名中外。中国地方史志多有记述,文徵明、卜舜年、夏完淳等明清文人志士亦多吟咏,甚至乾隆皇帝南巡时也诗兴大发。该桥在异国视野中同样倍受关注,不同时期的游记为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域外档案,本文将就1840年以前及1840年至1949年两个阶段的内容加以介绍。

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苏州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古代来吴的外国人员中,日僧寂照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来华, 后任苏州僧纲司并定居于吴;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2]22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1254-1324)、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1636—1708)、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1655年-1728年)等,都有经运河航行抵达苏州的经历,有相应文字记录,但都未具体描述过宝带桥。

明弘治元年(1488) 突遭暴雨,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1454—1504)与同伴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被排除倭寇嫌疑后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倍受礼遇。崔溥返国后不久即以流畅汉文写成5.4万余字的《漂海录》。崔溥一行经大运河过嘉兴抵达平望驿而泊,后过吴江至苏州府,沿途所记地点甚详。过宝带桥一带,作者写道:“……可三里许,至宝带桥。桥又有虹门五十五穴,正舟车往来之冲,跨澹台湖,湖山饶景,望若横带。即邹应博所重建也。夜三更,傍苏州城东而南而西,至姑苏驿前。自宝带桥至此驿,两岸市店相接,商舶辏集,真所谓东南一都会也。”[3]105彼时宝带桥一带的商业盛景可见一斑。

英国资深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1792年被委任为访华全权特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之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马戛尔尼和他的随从团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为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

马戛尔尼一行在返回途中乘船匆匆驶过苏州城,但对夜色中的宝带桥印象深刻:

“……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环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4]180

他的随行人员巴罗写得较为详细:“我非常遗憾我们是在夜晚经过这座大桥的。恰好桥引起一个瑞士仆人的注意,他在船只经过时开始数桥孔,但发现超出他的估计,越数越多,而且,孔越来越大,他跑进船舱,急迫地大喊……于是,在微弱光线下,我们足可看清与运河东岸平行的一座桥的孔洞,此桥架在一个大湖湾上,便于通航。”[5]422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其实是很严厉的。因此,无论是崔溥还是马戛尔尼一行,他们得以游历中国甚至可算是偶然事件,能对宝带桥有较详细描述更是难能可贵。毋庸讳言,宝带桥的确是作为东方水城苏州的骄傲。但马戛尔尼们认识到东方古老帝国的腐朽、落后与虚弱,此前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神话一下子破灭了。中国由此逐渐进入百年屈辱的一页。

近代以来游历并记述宝带桥的著名外国人有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德富苏峰(1863-1957)、股野琢(1838-1921)、威廉·埃德加·盖洛(1865-1925)等。笔者按照游历的先后顺序简介如下: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乘船进入苏州,观景观,访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宝带桥游记言简意赅:“自是江流弥漫,石桥截水心,亘二三里,匾曰 ‘宝带桥’。此间桥梁,甃石成门,以通行舟,我邦所谓叆叇桥者。而宝带桥穿门五十余,为最巨工。”[6]33

内藤湖南,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1899年10月25日, 内藤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他不愧是中国学的资深专家, 其苏州游记史料丰富、文采斐然。他一路旅行同样也是一路考证、 辨伪,偶尔发思古之幽情,时常感叹亭台楼榭的破败。他这样写宝带桥:“过了平望镇,再往北走,从旁边路过一座叫作宝带桥的大桥。桥下共有五十三个眼镜形状的空洞,中间的三个洞比较大一些。说它如长虹横空也不为虚构。《大清一统志》说此桥长一千二百丈,过于夸大,我觉得大约有七八町。”[7]102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中国漫游记》记述他1917年第二次游历中国时的所见所感。游览宝带桥激发起他这样的感受:“……我们乘舟去参观宝带桥。运河河水滔滔,直接汇入太湖。夕阳的余晖静静地洒在水面上,不惊起一点微波。虽说是运河,但它宛如浩瀚汪洋。泛舟河上,我有一种江湖漂荡,徜徉五湖的感觉。”[8]169

股野琢,是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方面的家庭教育,勤修经史、研习诗文,造诣日深。 《苇杭游记》是股野琢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 。 股野琢在苏州游历了三天多时间,他眼中的锦带桥(即宝带桥) : “归途……沽轻舟观锦带桥,唐王仲舒自卖宝带,创设之以便行者,故名。长五百弓,幅二弓,桥下骈开半月形水道五十八,中央颇大,以充舟楫往来,真为伟观。”[9]161

威廉·埃德加·盖洛,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的《中国十八省府》(1911)用近两万字(兼有部分照片)介绍了作为江苏省省府苏州的悠久历史、城市建筑、水路交通、名胜古迹等。文字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言及苏州发达的运河、失于管理的下水道和以宝带桥为代表的拱桥。谈及宝带桥,作者还饶有趣味地记录了与此桥有关的传说与掌故。

也有外国人对宝带桥缺乏兴趣的。例如日本现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就评价宝带桥“只是一座长长的石桥罢了”[10]106。属于“都很无趣”的地方之一。

外国人关于宝带桥的历史记忆,由于其学识水平、熟悉程度的差异,自然有认识偏差,这不足为怪。但这一时期,宝带桥也如同整个国家一样,经历了屈辱与磨难。这是读宝带桥游记时应该仔细辨析的。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 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和保护；传承人；保护意识；保护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自觉与边疆民族特色文化遗产化保护研究”（12XSHO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边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模式建构与实践研究”（12YJC840020）；广西“瑶学丛书”课题2015年项目“瑶族民间传统音乐研究”（YX1504）。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1.生存环境的变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生活、对生命、对生产以及自然的独特理解，这和少数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传统风俗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都以农业经济与农业文明为主，这种较为封闭且发展缓慢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入了市场经济，且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对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科教文卫等领域造成了深刻影响，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需要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传承危机，许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赖以为生的传统手工被现代工业替代，传统习俗被更世俗化的现代社交礼仪替代，传统游戏竞技被现代体育和其他娱乐休闲方式替代，传统口头文学更是濒临消失。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式微，有相当部分在进入21世纪后便开始失传，其失传的速度之快、失传类型之广泛，都值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重点关注。例如许多民族村寨的孩子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会参加少年歌队，在歌手师傅的教导下学习民族歌谣（如侗族大歌歌队）。然而，受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潮影响，民族地区的青年人开始前往大城市或沿海地区务工，能够进行大型表演的人逐渐减少。加上青年离开后，老年人承担了家中务农生产的重任，体力消耗严重，无暇再开展对歌表演活动。到了年节时分，青年人回乡过年，却因接触了大量新鲜的现代文化而对传统民族文化不再感兴趣，歌队组织难度越来越大，歌手师傅也必须另谋生路。由此可见，环境与时代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2.传承人的危机。传承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充满旺盛活力的重要保证。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重要的传承方式，所有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蒙古族的格萨尔王长篇英雄史诗、侗族大歌、壮族铜鼓舞等等，都是依靠传承人的言传身教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至今的，这就体现了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价值，而如此重要的传承人却在今天面临断代危机。传承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群体性传承，一种是个人传承。需要集体表演的主要是前者，一般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其练习、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容易使得传承人与现代文化、学校教育脱节，而一旦演出市场出现波动还可能衣食无着，上文中提到的侗族大歌以及壮族铜鼓舞便面临着这类窘境。难度较高的特殊技艺一般为后者，在传统手工工艺品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的今天，一方面青年人不愿意耗费时间精力学习难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高难度技艺，认为进城务工更为现实，更容易致富。另一方面能够教导有兴趣的青年人的技艺大家们年龄太大，一旦离世便极难再找回这些技艺，村寨中也缺乏可相互切磋技艺的人，如热贡艺术的熟练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这一批艺术家一旦谢世便再难传承热贡艺术。同样传承困难的还有藏族吟游诗儿《格萨尔王传奇》享誉世界，但国内目前能够完整表演的艺人不足百人。蒙古族长调民歌中的某些元素虽然被运用到了现代音乐中，但能够完整演奏、吟唱经典曲目的歌手却越来越少。侗族大歌中原本有的许多经典曲目已经无人知晓，空留曲名。“人亡艺绝”是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外来文化的冲击。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改变，也对各民族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文化产品随着工业产品一起进入了中国，无论是商业电影、流行歌曲还是“洋快餐”、电子游戏软件、互联网，都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群众原本对世界和文化的认知，也逐渐转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种转变恰恰是不可逆的。当传统的少数民族村寨遇到现代化生活，传统的手工工艺开始逐渐被更为便利的生产生活工具取代，传统的民族歌舞难以抵御流行歌舞的影响，传统的地方戏曲不敌明星主演的电视剧，传统的民俗音乐被随身听里的流行歌曲掩盖，传统的服饰被时髦的洋装替换，传统的语言文字换成了普通话和英语，传统的墟日、节日被情人节或圣诞节替代。环境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人们兴趣的改变，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在今天，出身于少数民族村寨的青年人开始厌倦了家乡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厌倦了去学习复杂艰涩的传统文化与技艺，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无关紧要，但事实上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未曾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属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未曾体会自己所属民族传统文化“原生态”的魅力。这一切问题的存在，都让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在今天，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严峻的传承困境，许多必须要通过言传身教才能习得的传统文化逐渐消亡；许多曾经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筑与物品也被破坏或被海外收藏家购买。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证明了当前国内并未真正建立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意识，没有真正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性、不可再生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现代文化对封闭村寨造成巨大冲击后，当地群众往往忘记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处、独特之处，导致部分民族文化的消亡。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极其关键，学术界曾经非常担忧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终成为另一个“经济增长点”，而近年来越来越多民族村寨的“开发式保护”却令人担忧。不但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区没有落实最初设计的保护方案，甚至第二、第三批进入保护名录的项目所在地政府，在“政绩”的诱惑下没有真正履行保护义务，而是用开发取代了保护，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开发经济项目的情况屡见不鲜。虽然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主体的确会向政府缴纳保护保证金，但商人与企业的本性是逐利，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他们并不介意“踩线”甚至是“越线”。对于某些地方的民族风情商业演出，虽然并不能武断地说所有的商业演出都是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保护方式有待探讨。根据学术界大量田野调查报告显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演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商业表演公司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签订合同，将村寨中的民俗传统技艺表演者或是一个表演集体来进行商业包装，让他们前往外地进行表演，并要求他们改变一些没有商业价值的内容。另一种是旅游公司在承包了一个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项目之后，要求他们在当地重复表演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即便某些表演节目只是特定节日、特定场合才会演出），以此来吸引游客来此旅游观光。相比较而言，第二种商业演出模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还勉强能够称之为民俗文化艺术。而第一种商业演出模式则使非遗成为纯粹的商品，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特点。这些扭曲与误导，绝不能称之为“保护”，反映出无论是当地民众还是政府，都缺乏应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2.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保护工作存在碎片化现象。一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虽然都给予了较高重视，也耗费了不少资源，但在许多具体保护工作上的成效依然不如人意，对项目申报及项目开发充满热情，但对申报后的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开发后的跟踪管理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些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产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许，没有在落实过程中考虑当地自然环境与居民的耐受度，开发手段过于粗暴，商业化、城镇化开发趋势明显，部分地区在所谓的“非遗创新”活动当中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了篡改，没有真正尊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特点。同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存在碎片化问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若是在保护过程中只将其中的某个部分进行保护，就会使这个部分与系统的其他部分强行分离，虽然在微观上的确实现了对某个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但让这个文化形式脱离了其生存土壤，也让文化系统因失去重要部分而逐渐衰落。某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因历史原因的确是以碎片化的形式独立传承，地方政府更应通过整体性的修复来完成保护工作，因为缺少文化语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必然消亡。当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条件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向调整所导致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这一过程中被简化为一个符号甚至就此消亡。然而通过观察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非遗相关新闻可以发现，相关工作者的所谓保护，是在不断城镇化、牺牲其原有特点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也让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距离其原有的文化语境越来越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碎片化保护的隐忧是，许多人能够接受其经过推广的文化碎片，却没有真正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的独特意蕴与精神价值，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民族被时代洪流席卷后留下的、带有一丝独特风情的符号。

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争力弱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缺乏竞争力。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再为市场所青睐。许多依靠传统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文艺表演者都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困境，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乃至欣赏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更贴近现代商业环境的现代文化产品也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现如今，无论是来自海外或是国内新生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消费体验也越来越细致、周到，这也使得古朴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力不断下降。全球化的不断加快，进一步挤压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就稀缺的生存空间，这是因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诞生于小农经济社会，而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消费理念、生活理念都远不同于小农经济社会，这种差异对民族地区也造成了深刻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都在逐步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文化语境与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交际面越来越广泛的今天，任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在一成不变的背景下生存。同时，随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争力的弱化，民族地区的传统价值观也开始逐渐瓦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4.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当前国内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已经启动，但现有的法律条文仍然难以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目前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尚无，一些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并不强，而由于相关数据不够全面，所以立法工作一直以来都缺乏科学依据，进展缓慢。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非遗的具体保护工作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条文指导而变得难以着手，对于保护手段的应用也缺乏相应标准。当前法律法规当中更没有关于非遗私人权利的专门条文，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规定非遗涉私权力保护办法应参详知识产权保护，但事实上这两者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人权利概念也并未得到法律承认，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没有私人权利的概念。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层面来进行立法工作，主要出台的文件都是行政法规以及具体工作的指导意见、规章制度等。其中，国务院直属部委出台了许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章程及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是一项综合性文件，而文化部出台的《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则是有所指的针对性文件。和中央政府不一样的是，地方政府在立法进程上走得较快，也是因这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较为丰富导致的，这些地方出台的地方性非遗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央立法的迟缓缺陷，也的确使得国家的立法有了一定的实例参考，但终究没有国家性、系统性法律法规的保障，仍然让相关工作者感到无所凭依，也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难度。所以，当前缺乏全国性的非遗保护法律法规，仍然是阻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顽疾。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遵守客观规律，树立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不断加快的事实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适用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如就地对建筑进行修缮、隔离出一个保护区、直接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区或是收集其中的标志性文化物品做成“标本”，剥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性。所以，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应该摸清楚这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着重于观察其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情况、生存环境，从注重维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形态，转变为注重保护其根本的生命力。不仅如此，民族地区的宣传部门还应通过各项文化活动，提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宣传内容应该集中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内涵，还应多宣传相关保护政策。要不断提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实效性，这一工作的成效决定了社会各界是否真正理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的思想意识，是否能够意识到当前这一文化形态已经濒危。在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融入中小学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课程当中。尤其是民族地区，更应该充分运用多媒体手段，使得学生们能够充分了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美以及不朽的灵魂，同时鼓励他们投身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在实践过程中，各级学校可以考虑开设兼具知识内容、表演与集体合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编撰指导性较强的教材、多媒体素材来帮助学生学习，并将其作为考查学生特长的重要类目，甚至可以当作一门选修课。事实上，在今天许多民族地区的高校中，就有为数不少的师生主动参与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成为这一工作的骨干力量，从亲身学习实践到向公众表演，从深入乡间山林进行田野调查到撰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推广文章，民族地区的高校师生们成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力量，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系统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保护机制。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拥有最全面、最优质资源的机构，所以应该成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导者，统筹各项工作，领导社会各界共同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耗时较长、耗资较大而并无明显经济收益的工作，需要在政府带领下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引导各方力量共同配合完成。首先，要通过文化部门的工作，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部门要将这一工作常规化、长期化。其次，要建设更全面、功能更完整的保护体系。各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应该完成好自身本职工作，为各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机制建设提供指导，帮助民间建立各项非遗协会，并在必要时给予物质上的资助。再次，要充分调动各级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主观能动性，各方协同合作，为非遗保护提供财力、人力、智力支持。又次，鼓励民间资源参与保护工作中，培育技能更精进的专业工作者。针对保护队伍专业素养不高的问题，政府应该出资组织培训班，并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建立专业的保护队伍，通过队伍的正常人才交流、新陈代谢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要强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内容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在较高层面上明确什么类型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什么类型的保护，加强保护民间传统技艺的针对性，通过更有序的管理来抓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灵魂，并让其能够在现代保存乃至发展。政府还应该在现有的博物馆中为非遗开辟专门的陈列室，并在条件成熟时定期开办专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物质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综合性展馆，将宝贵资料收集其中，甚至可以聘请非遗传承人常驻，在表演的同时向对民间艺术感兴趣的青少年无偿传授技艺。除上述措施外，政府还应构建更完善的传承激励机制，对那些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力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与物质激励。

3.提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能够单纯依靠封闭式、抢救式的保护，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接轨。过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确实需要一定的封闭性，诸如“后人学成，前人无食”、“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嫁人”等理念，使得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技艺的独特性得以保存。但在今天，过分保守的传承理念只会给这些民间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造成阻碍。要想始终保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优化传承者的理念，以更开放的思想拥抱市场、实现传承。同时，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还应从其内容中找到具有市场潜力的部分，在保持最本真的价值观、技艺理念以及民族性的同时，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提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艺术感染力，使得少数民族特色手工艺品成为市场热门商品，甚至打开高端艺术市场的大门。但在完成上述工作时必须注意的是，相关学者及地方有关部门应慎重考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否的确适合产业化发展，对于那些的确有市场价值、能够将其充分结合到城市规划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蓝图中的内容，就应该竭尽全力将其做强、做大、做优。对于那些的确没有产业前景、但却有保护必要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应该通过市场的力量，将其他类型非遗产生的经济收入用来供应抢救式保护。另外，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保护其知识产权，对一些独特的少数民族传统技艺进行专利注册，避免市场恶性竞争对其传承造成不良影响。

4.完善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当前，法律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在没有法律准绳的情况下，任何保障都无从谈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如是。因此，如何按照法律规定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今天法律界与文化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问题，唯有在具备明确法律地位、拥有可供实践参考的法律内容时，非遗保护工作才真正具备了法律保障，而具体工作也才有具体程序指导。目前，国内尚未出台相关专项法律，现有的法律法规或过于宏观，缺乏实践指导意义，或内容不够全面，又或是仅属于地方性保护政策。因此，如何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法律体系建设，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工作者提供合理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建立宪法为核心、各部委文件为基础、当地法律细化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系统，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民族地区则应该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结合当地现实情况，设计、出台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能够起到有效帮助的专项法律法规，确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能在产业化过程中约束资本方，规定其合法开发与非法破坏的边界，促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法律还须切实明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者的地位，因其生存状态直接决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或消亡。而鉴于当前非遗传承人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所以他们无论是生存状态还是传承意愿都非常堪忧。在2006年正式落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传承人或传承集体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明确承认，也没有就侵犯其权利规定相应惩处措施，这也是下一步地方文化部门需要作出详细规定的重要问题，避免传承人或集体合法权益受侵犯后诉讼困难的情形出现。

【参考文献】

[1]陈守湖.侗族大歌生境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4（11）.

[2]宋伶俐.关于濒危语言长篇口传文学记录和整理的几点思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1）.

[3]姚满立.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及冲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8.

[4]周纯杰.强化文化引领体现文化责任[J].新闻论坛，2013（6）.

民族医药档案遗产 篇10

具体来讲, 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应该采取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

档案馆应该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性, 建立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 进而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的诸多制度内容, 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专业化管理,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的专业性、规范性以及系统性和有秩性,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能够在档案馆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得到真正的重视, 最终有效的提升档案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质量,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出更强的力量。这起中值得注意的是, 档案馆应该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但同时又要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组的工作内容限制, 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的专业性和系统, 确保其能够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诸多管理工作。

2. 加强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动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应该不断参与到周边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内容的记录, 更加真实的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工作。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过程中, 管理小组应该切实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完整性收集工作,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申请过程中的所有申请材料、传承材料、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的材料内容进行真实、规范和完整的记录, 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申请、建立、管理等一系列过程中的档案材料完整性和完整性。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传承材料的内容中, 管理小组应该针对传承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工作单位、组织、方言、地点、环境以及收入和职位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收集和记录, 同时对资料记录人、采访人、提供人的资料也进行全面的收集和记录, 对废物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往、现在以及未来的保护策略进行完整真实的记录,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完善管理。

3. 设置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保护制度

分级保护制度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应该全面应用实施的一项制度内容, 我国历史传承悠久、地域文化广博, 申请保护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也内容丰富、类型众多, 将这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集中在一起管理, 必然会造成管理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设置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保护制度, 既能够有效的实现对各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飞机管理, 同时能够有效的利用各个地区不同级别档案馆的管理资源和管理能力, 有效的建立整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分级管理体系, 对于整体国家管理资源的流通、共享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录应该是在省市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名录基础上产生, 而省市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录则应该在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路上产生, 以此类推, 有效的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分级管理工作,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化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 不断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收集途径

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过程中, 应该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不断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收集途径, 保证档案馆能够对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提供相应的保护管理功能。具体来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小组应该加强对国有和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工作, 针对国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依法接收和保护, 而针对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则鼓励个人进行捐赠、寄存, 交托档案馆代为管理, 同时也可以采取购买、交易的方式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录工作。

5.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制度建设管理

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应该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法规制度建设, 一方面应该加紧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建议, 一方面档案馆应该加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管理制度,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归档类型、管理范围、管理标准、鉴定标准、购买规定、托管规定等相应的管理内容进行清晰明确的规定, 针对档案管理人员的职权责任进行实时的监督和审核, 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能够实现真正的制度化管理, 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管理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对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保护过程中, 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参考文献

[1]王玉平.论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J].东岳论丛, 2010, 31 (7) :178-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