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中学

2024-08-17

从做中学(共11篇)

从做中学 篇1

摘要:杜威的“从做中学”即“从经验中学”、“从活动中学”。“从做中学”不仅对目前的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而且有助于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人们观念的改变是有效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前提, 对“从做中学”正确的认识是观念改变的关键。而用发展的观点正确对待和把握“从做中学”是我们在实施课程改革中应有的考虑。

关键词:“从做中学”,儿童,经验,反省思维,活动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理论, 有许多前辈、同仁都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我国在2000年时, 也已从法国引进“动手做”等科学实验项目, 并命名为“做中学”, 而且已在全国不少的省、市、县、镇的小学和幼儿园的“科学”课中首先进行了实验。这对提高儿童的实践能力, 培养创新精神和问题意识, 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做中学”的实验尽管不是直接来自杜威,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从一些报告中我们仍可以看出, 在有些学校的实验中仍存在着“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因此,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人们在积极实施改革的同时, 还有些认识仍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从做中学”的理念, 还有一些值得澄清的地方。鉴于以上原因, 我认为对“从做中学”从以下几点把握, 或许会对当下的课程改革有所裨益。

强调儿童是“从做中学”的主体和中心

“从做中学”是建立在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思想基础之上, 实质上是杜威为了反对传统教育那种无视儿童的存在, 不理解儿童期的重要意义, 贬抑儿童期的价值, 并以成人为标准而抹杀儿童期的尊严的传统观念而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其实是尊重儿童的未成熟状态, 以儿童的生活、生长为出发点, 以儿童的经验和心理为出发点而开始教育的过程。他不主张教育在人之初就是专业的。因此杜威说教育“最初”须是人类的, “以后”才是专业的。人们最初的认识, 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的知识, 就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儿童期是人成长过程的初级阶段, 儿童理所当然的首先是学习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主体和中心, 他们是从“做”中去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现阶段我们仍把整班儿童限制在一张张冰冷的课桌后面, 用虔诚的表情凝望老师, 静听老师系统地灌输着每一门学科的已有知识。这种教学方式, 忽视了儿童的学习要求, 限制了儿童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 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树立以“儿童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无疑是使“从做中学”得以实施的第一步。

“经验”是“从做中学”的核心概念, 它等同于知识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即“从经验中学”, 学经验以及经验的一切。用埃尔金德的话来说, 杜威使经验与活动等概念更加精密。因此杜威认为的“经验”一词与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一词已大不相同, 它被杜威赋予了更为精密的内涵。经验也包括反省思维, 它不仅使人们摆脱感觉、欲望和传统等等局限性的影响, 同时也吸收和融会最精确、最透彻的思维所“发现的一切”。这些都是儿童从“做”中应学习的“积极的经验”。同时他还指出在学习中要避免受往事、习惯和常规等消极经验的影响。

同时, 杜威主张知识对儿童而言都是新的东西, 它是儿童在“做”中得到的经验。对儿童来说, 学习的涵义不应再是获得书本里面和成年人头脑里面已有的东西, 他们学习的过程应是经验的过程, 也即行的过程、做的过程。因而, 他倡导儿童“从做中学”, 从亲自“做”中去获得经验、改造经验、积累经验, 即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获取知识。

反省思维贯穿“从做中学”的始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与经验紧密结合的是人的意识, 人首先采取主动去“做”, 并承受结果, 然后将二者有机结合, 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就靠思维的参与, 从而使人获得了经验 (知识) 。否则行动 (做) 就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那么, 什么样的思维才可获得有意义的知识呢?

杜威认为, 比较好的思维方式是反省思维。反省思维是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深思。可以把儿童天生的好奇心引入理智的水平。而好奇心恰恰是一个人创造性的源泉。思维需要从儿童早期得到自然发展。也就是说早期儿童思维发展是为以后的青年期的更高类型的思维发展做准备的, 它贯穿儿童成长的始终。因此, “从做中学”, 要注重儿童反省思维的培养、训练与引导, 它有助于儿童创造力的培养。

有目的的“活动”或“作业”是实施“从做中学”的载体

“从做中学”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或作业实现的, 这些活动必须是有目的的活动, 是包含对儿童来说有疑难问题的活动, 是他们需要通过自我探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活动。也就是说老师在预设情境、设计活动或作业的时候, 必须使其中包含目的和意义。老师必须防止给儿童没有积累作用的一连串的单纯刺激, 以免使儿童成为感觉和感觉论的爱好者, 或因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和丧失兴趣。同时, 老师在设计中应避免独断主义, 因为这种趋向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种印象, 似乎任何重要的事情早已安排妥当, 再也没有什么事有待探求。这样势必会阻碍儿童创造力的发展。杜威指出, 老师在设计的活动中应包括如下几点:其一, 在活动中给学生提供一个有真实经验的情境, 并且这个活动是连续的, 有利于以后的深入和连续学习;其二, 情境中要有一个真实的问题, 作为思维的刺激物;其三, 他要占有知识资料, 从事必要的观察, 对付这个问题;其四, 他自己必须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五, 要有机会检验他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 并更加明确其意义。儿童“从做中学”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而得以实现, 它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随意去“做”,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从做中学”教学模式下教师作用的准确把握

杜威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教育思想, 要求教师不仅有爱儿童之心, 而且要理解儿童、尊重儿童, 关注他们的身心需要, 对他们的幼稚表现非常的耐心;要求教师要懂得儿童心理学, 有施教的艺术, 有高超的整合各种知识和经验的能力, 能恰如其分, 正当其时地把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发展为真实;具有处理真实情境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教师必须深入到儿童当中, 而不再是端坐讲台之上, 以便及时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与引导, 以及防止消极经验对儿童的干扰。教师在这样的模式下只是从台上走到台下, 把学习的自主权教给学生, 让他们去探索, 教师充当的是引路人的作用, 使学生不致偏离正常的学习轨道。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也曾经说过:“比起那些冗繁的教学细则、方法、课程表、提纲之类的东西, 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能给学生以神火的老师。”这也是在“从做中学”教学模式中对教师作用的期待吧。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从做中学”, 对于当代课程改革才有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也不应该将“做中学”只停留在杜威的时代。

从杜威以后的心理学的发展来看, 皮亚杰的儿童发展分期理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和当代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杜威的影响, 或者说是对杜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所以, 当代我们借鉴“从做中学”理论,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并重新把握“从做中学”。

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分期理论有力地支持我们更应该在学校的小学阶段 (6—12岁段) 倡导“从做中学”的理念。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 (即儿童现有发展水平与经过别人指导后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 概念, 为杜威前面提到的问题设置的难度提供了一个具体可利用的限度。

再之, “从做中学”并不意味着儿童不需要老师的指导或别人的帮助。我想说的是借用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 在“做”的基础上, 老师对学生进行适当的讲解, 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启发和帮助学生通过自己的反省思维建立起经验内部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 在实施“从做中学”时, 也不应排斥有意义的讲解。

总之, “从做中学”思想对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尤其是小学阶段的课程改革应该是有借鉴价值的, 是否所有的学科都以综合实践课的形式出现, 并都设计成活动或作业等等, 当然如何具体实施还需要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 从科学课开始首先进行实验, 就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只有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真谛, 才能更好地使之适切于儿童的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

[2]约翰.杜威著.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

[3]约翰.杜威著.姜文闵译.《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

[4]赵祥麟.《杜威芝加哥实验的设计和理论述评》.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年.

[5]许良英等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从做中学 篇2

对于一个中国的师范生,“做中学”一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它多次被我们所认识、评价、比较,但仍是纸上谈兵空议论。这个学期的“小学科学课程论”这门课上,刘英健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亲身体验了“做中学”的教育方法――担任师大实验小学学生科学教育辅导员。

这是国家“做中学”科学教育计划的一项试验。实验小学开展了“我把小鸡带回家”活动。通过让学生领养小鸡,观察其生长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情感、增长知识、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五月还组织学生到植物园进行观察。我们作为辅导员,都全程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任务是协助教师辅导儿童进行观察,解答他们在观察中遇到的问题,指导他们做好观察记录。这个过程加深了我对小学科学教育理念的一些理解。

一、孩子是观察的天才。

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有时他们的观察细致入微。我们每次进行辅导,都要和学生“聊天”,让她讲讲她养的小鸡。她每次都滔滔不绝,从体征、习性到由小鸡引起的故事、趣闻。下面是一段我们辅导中的对话:

师:你认为鸡有耳朵吗?

生:有。眼睛旁边有个小孔就是它的耳朵。

师:你怎么知道那就是耳朵?

生:那周围有一圈毛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是硬的,向上竖着,那就是它的耳朵。

她的回答让我们很受鼓舞。虽然其中的一些说法缺乏科学性,但是观察力――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在孩子身上体现的那么明显。类似的对话在我们的辅导过程中经常出现。例如小鸡喜欢吃什么?它喝不喝水?它什么时候睡觉?它的羽毛最近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她都能非常自如的回答出来。说明通过观察,已经在她头脑中形成了丰富的信息。这些观察都是非指导性的,自由的,没有教师和辅导员在场的。这说明孩子的观察能力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会的。

在去植物园观察植物的活动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辅导的小组中的三个学生完全自主的选择观察路线、选择观察地点,我们注意到:1、他们三个人分工合作。他们自发的分配任务,一人拍照,一人画图,一人制作标本。这个过程中也有写作,如做标本有时需要同伴的帮助。这是对观察方法的探究。2、在观察过程中,他们会就一些疑难问题一起探讨,互相启发,有时也去请求同行的教师、专家、辅导员或植物园的工作人员的帮助,最终得到结论。3、他们也对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进行争论,最后达成共识。例如,在温室中,他们向用水蘸湿画笔,一个同学直接到养王莲的水池中蘸水,随后又意识到彩笔中的颜料可能对水塘造成污染,于是三个同学探讨起既不污染又能取水的方法,最后想出用水壶盖子把水取出,再到盖中蘸水,用完后把水倒在外面的方法。还有采集标本时取什么地方的叶子对植物不会构成破坏等问题。通过实践培养起科学观察的正确情感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辅导员和教师没有像往常那样让孩子们排好队,请专家或向导讲解。活动的成功更证明了孩子们能够自己观察,教师只要提供使这种观察得以发生的情景和材料。

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一点上有成有败。我们的结论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得来的。我们辅导的学生开始对饲养小鸡有着很高的热情。在春节放假期间,还跑到学校坚持观察小鸡孵化过程,并画图记录。这种由兴趣引起的热情在观察植物的活动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同学们一进植物园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大量丰富的刺激令他们应接不暇。他们采集标本、拍照、做记录、讨论,连平时最常见的植物如松树、杨树、柳树等也引他们驻足。整整一天,一直到最后离开时,有的学生还不忘发现新植物、采集标本。

我想能作到如此不知疲倦的观察只有科学家和儿童。而二者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对自然对科学有着极大的兴趣。不同的是,科学家所有的是稳定的、自觉的兴趣,而儿童只是由好奇引起的浅表的、自发的、不稳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容易随着时间、难度、和外界干扰而失去。这时,他们就会“罢工”。我们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失败”。在一次我们自认为设计相当成功的主题活动中,我们让她完成一份小鸡成长记录的表格,学生一直拖延,并且找很多理由,例如没时间、不会做等。在我们给她很多方法的指导和足够的时间后,她还是不愿完成。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后,我们把这次失败归因于兴趣的减退,并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影响学生的兴趣:1、观察物本身的原因。如,小鸡长大了,不再像雏鸡那样可爱;植物到了夏季不再有显著的生长变化;2、在观察中遇到困难。如,知识上、观察方法上、记录方法上遇到各种困难;3、一段时间内,内容过于单调;4、其他因素的干扰,如,考试、课业负担繁重、和遇到比观察更有意思的活动等。面对这些情况,作为教师和辅导员该怎么做呢?是完全尊重儿童,换一个观察主题,还是鼓励他们继续下去呢?如果换主题,会不会导致出现频繁更换主题,做事没有恒心的结果呢?如果让他们继续做,会不会变成强迫儿童,不利于他们的发展呢?这些就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

三、教师(辅导员)的作用。

“教师是儿童学习的支持者和引导者”,这是 “做中学”科学教育计划的倡导准则之一。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辅导员,他们所作的工作实际是教师课堂工作的延伸。

(一)作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教师主要提供以下支持:

1、教师向儿童提供使观察得以发生的情境和材料。

根据前面提到的对儿童兴趣的分析,在任务的选择上要注意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符合儿童的兴趣。首先,是观察物的选择。例如,观察植物,最好选择生长变化明显的,如果是树木,注意不要太高大,超过学生可观察的范围,影响观察效果。观察对象的选择还要注意符合我们的客观实际。第二,是观察时间的选择。还以植物为例,时间最好在春秋等季节。第三,是观察场所的选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察的情境。例如一些植物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也不会有人去观察,而学生来到植物园,对这些常见的植物也变得好奇起来。这种情形的产生来自于学生头脑中“植物园里的植物一定是不寻常的”这样一个概念。因此,把儿童带到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可以使观察更有效的发生。第四,观察前的准备。观察发生的情境,除空间外,还有观察前知识的准备和心理的准备。在观察开始前,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一些与观察有关的情况,通过讲科学小故事、展示图片、观看录像等,让学生对要观察的事物有所了解。兴趣和好奇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对事物有一些了解但又不完全了解的时候产生的。

2、教师准备必要的知识,以便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教师在“做中学”教育中,不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角色,而是类似资源库的角色,在学生有问题时主动向教师来寻求帮助。这就要求教师所需要准备的知识更加丰富,因为过去的作法可以由教师选择讲什么,通常只讲授教材内容或教师自身知识面所涉及的内容,而现在以学生为主体,他们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一些高难度的,仍然被科学界争论的问题。这样教师自身必须具备科学素质,在遇到学生的问题时,尽量耐心解答,或和学生一起探究,如果超过了教师的知识范围,也不要随意编造答案来应付,而是应该告诉学生真是的情况是怎样的。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些进一步探究的途径,例如如何查找相关资料等。

(二)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1、引导学生进行科学观察。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建议教师“搜集第一手资料,教会学生观察、测量、实验、记录、统计与作统计图表的方法。”前面提到儿童观察不是教师教会的,与这里说的教会学生观察并不矛盾。观察作为科学探索的一种方法,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仪器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察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科学观察与日常观察不同。日常观察是随意的、无计划的,浏览性的,往往以观察者的直觉或经验判断为依据,获得对对象表面的、即时的、零星的`印象。科学观察则时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观察,这种观察不仅要对研究现象与事物外显的特征、过程等进行完整的记录,还要分析和揭示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说的儿童自己会观察,是指他们具备了日常观察的能力。这只是科学观察方法的一个基础。

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将这种能力应用到科学学习上来。实践中这一点是最难办的。虽然后来的辅导中我们的学生能很好的表达她所观察的内容,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的。我们第一次问她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什么也没看到,没什么可说的。后来我们采用“聊天”的方法,帮助她回忆,把观察到的情境再现出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学生并非不会观察,而是观察到大量的内容,在头脑中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将其表述出来。这样,我们就在引导启发她的方法上下功夫即可。我们每次提一些固定模式的问题,几次以后,她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内化,成为一种思路,在独立的观察中加以注意。但是同时,也不能压制学生的创造性,因此,每次辅导中都有新的问题提出,也给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通过一个学期的辅导,我们辅导员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学生表达的愿望、表达的内容都有很大进步。

做观察记录是另一个难点。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很好的。学生似乎很不愿意动笔。我们从唤起她做观察记录的愿望着手。我们鼓励她说“你很会观察,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你怎么才能让别人跟你分享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不是应该把它写下来,画下来,让别人一看就能明白了呢?”小学阶段的儿童的自我意识征处于可观花时期,是获得社会自我的时期,开始重视他人的评价,因此,这种方法比较有效的让他们认识到做观察记录是有意义的,从而产生愿望。在方法上我们统一使用了观察记录本,学生画图记录,文字记录,写小作文,填写表格、拍照、录音等,并把这些内容都放入记录本中。辅导员参与学生记录过程很重要。实践证明,在学校观察小鸡,有辅导员当场参与的小组记录要比把小鸡养在家中,听取辅导后,回家自己观察记录的学生的记录做的更好。这是符合小学生学习特点的。总之,教师的指导作用就在与引导孩子们把观察到的对象、现象、过程、方式以及发现的秘密,尽量完整、真是的描述出来促使他们认真、细致、全面反复的观察,达到科学观察的要求。这需要很多的教学技巧,还需要今后的教师和辅导员多加探讨。

2、引导学生产生并维持一定时间的兴趣。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儿童兴趣的不稳定性。在观察对象、观察情境、观察方法的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将儿童的兴趣稳定下来,使之能较长久的存在,也需要教师的引导。根据前面分析的兴趣容易丧失的原因,教师应该注意:①及时反馈、丰富刺激物。有时观察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而儿童的自制能力较弱,需要外界不断的反馈、强化。教师可以通过同一主题,但适时变化观察角度、经常对学生的成果给予肯定等方式来保持他们的兴趣。②遇到学生有困难,提供帮助。有时并不是真的没有兴趣,而是遇到一些阻力,产生的畏难情绪。教师参与过程的进行,通过和儿童一同探讨来解决问题,效果更好。而作为辅导员,几乎是一对一的进行辅导,参与是有可能的。③尊重儿童的个别差异。辅导员能够深入了解儿童,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经过观察,证实他们真的在某一个教师布置的任务上没有兴趣,也可以引导他们转向其他的观察对象,而不能强迫。

教师的作用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

四、我们自己也从做中学。

由于项目刚处于试验阶段,各方面工作还不是很有秩序,也由于小学班级容量较大,教师不能对学生照顾得面面俱到,我们辅导员所做得工作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事先理解得范围,而做了一些教师应该做得工作。完整经历了一次教学活动得设计、实施、评价得全过程。为了使学生有兴趣,我们设计各种主题活动,如给小鸡做成长记录、给小鸡做体检、给小鸡治病等。到期末,我们还代替教师得角色,对学生一个学期的成果进行了评价。在评价上我们采用了辅导员、家长双方共通评价的方式,设计了家长意见表。在评价上,我们使用的是写评语的方法。虽然平时学习中我们指导了应该怎样写评语,但是真正写起来,力求公正、客观、全面,还真需要动动脑筋。辅导学生做中学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通过实践,领会教育理念、体验教学方法的学习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亲自看到了“做中学”项目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1、加强组织管理。现在在实践中,还存在这一定的“形式化”的问题。上级的要求和下级的实践脱钩。虽然呈现的成果丰富多彩,但是是否作到真正从学生需要出发,还值得商榷。另外,教师、家长、辅导员的沟通也比较欠缺。例如在评价上,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教师为主、家长和辅导员参与,而现在缺乏教师这一环节,只从辅导员的角度给出评价会使学生感到缺少权威性。

2、教师、辅导员水平有待提高。在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之前,应该加强自身科学素质,包括科学知识、科学精神。

3、做中学的本土化。目前我们“做中学”计划倡导的原则、实施的方法,是从国外引进的,与法国等国家十分相似。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科学教育还应该有中国的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推广开来。我们应该考虑到人的差异和物的差异。例如儿童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的不同。又如,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较重,是否有大量的时间。还有,观察对象的选择,也应该尽量就地取材。

从做“严师”到做朋友 篇3

一、听——坐下来倾听学生的心声,做学生忠实的听众

在班主任工作中,许多时候都是班主任说学生听,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缺少语言交流,这样学生很难向班主任敞开心扉,班主任也就很难真正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工作就难以开展。作为学生,他们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困惑,需要有人关心,需要有人分担他们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学生不需要班主任为他做什么,只需要班主任坐下来倾听,静静地听他诉说,让他觉得能理解他、尊重他就足够了,你很容易走进学生的心里,学生就愿意和你做朋友。

二、蹲——“蹲下来”了解学生的思想

在学生的心目中,许多班主任都是高高在上的,学生在心理上需要仰视老师才能和老师交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等,这样,在心理上班主任和学生就无法做到平等相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学生亦然,对社会、对生活学生都有自己的看法。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想要学生从心理上接受班主任,需要放下架子, “蹲下来”与学生平视,才有可能知道学生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班主任只有试着从学生的角度看发生在身边的事,看他们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被他们所接受认可,与学生在心理上达到平等相容。

“蹲下”,需要班主任的主动。“蹲下”本身就是将班主任的角色转换,抛弃自己的偏见。这也是走近学生,走近学生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好方法,能赢得学生的依赖,继而演化为他们内心认定的先决条件。从而,学生也就愿意和你交朋友了。

三、做——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1.平等对侍学生

作为班主任首先要尊重学生的想法,听取学生的一些可行性建议或意见。而我们有些班主任,把后进生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让他们的座位都是在四个角轮换,当这些后进生与好生一同违反纪律时,班主任多数是批评责骂后进生,认为他们是搅屎棍,是烂泥扶不上墙,是班级的祸根。正因为如此,我们一些班主任很难扭转后进生的思想。由于有的班主任不尊重学生,在教育学生时不一碗水端平,所以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班级的管理也不见成效,家长、学生、领导怨言不断。班主任只有尊重每一个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学生才会尊重你,才会听你的教育。

2.充分信任学生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作为班主任,要想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学生听我们的话,那首先我们要相信学生。学生正确的想法和行动我们要给予肯定,做得不好的或是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要放下老师的架子,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阐明其中的道理。不要挖苦和讥讽,也不要把我们的想法强加于学生,要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努力保留学生较好的建议,让学生真正地感觉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会听从班主任的意见,崇拜班主任,从而给我们班主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3.宽容学生的过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生也是凡人,更何况学生是孩子,所以会犯错误是一定的。因此,对学生所犯的错误我们要理性面对,不能冲动,更不能辱骂,而是宽容。当然,也许这样做对于班主任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班主任也是一个凡人,面对这时的学生,情绪激动是难免的。若这个时候,班主任处置不当,任由冲动的情绪做了主导,与学生冷脸相对,会和学生相距愈来愈远,也谈不上有教育效果了。无论是责骂还是变相的处罚,都会引起学生的反感,达不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这个时候,班主任需要的首先是冷静下来,思考对策。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是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就会有犯错、摔跤的时候。如果这时班主任宽容学生的过错,细心地给予指导,学生就会从心理上感激老师,从而和老师成为朋友。

我们班主任,不仅要做学生的严师,更要做学生的朋友,只有我们真正地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才能教育好学生,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更何况学生也期盼所有班主任成为他们的朋友。

从做中学 篇4

一、“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的理论渊源

“知行并进”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知行工夫, 本不可离, 只为后世学者分做两截用功, 失却知行本体, 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答顾东桥书》)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知行并进”的思想, 为后来者开辟出崭新的思想天地。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张謇, 其“知行并进”的理念无疑是对王夫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张謇之所以在浩瀚的历史遗产中对“知行并进”思想情有独钟, 这与当时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和近代教育变革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在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冲击下, 中国近代先后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都强烈要求变革科举制度, 改变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方针和脱离实际的经院学风, 提倡“经世致用”, 为近代农工商发展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才。张謇虽然是科举出身, 然而在转型为绅商的过程中, 极为理性地从科举的窠臼中脱胎而出, 毅然紧跟时代潮流, 以“知行并进”为号角, 开创新教育、新实业的强国之路。

“从做中学”源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杜威是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 他构建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 并且将之应用于众多领域。杜威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本能心理学理论出发, 提出“从做中学”的著名教育论断。杜威“从做中学”理念, 反映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近代教育变革的潮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 迫切需要从压抑人性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和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建立提供专门技术应用和社会治理新型人才的新式教育体系。欧洲许多国家率先实现教育转型, 注重培养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劳动者, 注重个性发展和人格教育, 注重科学和实用科目教学, 注重活动和实物教学。欧洲教育改革的影响逐渐扩大, 并且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获得迅速发展, 例如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教育思想在美国曾经产生巨大的反响。杜威在吸收欧洲新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经验基础上, 总结实用主义教育改革成就, 构建“教育即是生活”、“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张謇与杜威是同时代的历史人物, 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实践其教育主张的时候, 张謇也积极参与维新教育运动, 并且以南通和江苏为基地, 积极开展新教育的实践和推广工作。两位智者惺惺相惜, 张謇对杜威的哲学思想和职业教育理论十分推崇, 在杜威访问中国时特意邀请他来南通讲学, 称赞“博士于世界思潮, 极力浚发, 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 甚为难得。”杜威在考察南通经济社会建设和教育发展现状后称赞道:“南通者, 教育之源泉, 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有学者将杜威视作张謇的精神导师, 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张謇确实在学制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制度建设和治理、校园文化建设、教育实现社会自治功能等方面广泛吸取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先进的教学思想、经验和成果;在黄炎培、陶行知积极推广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实践中, 张謇带头支持和亲自参与其中, 因此, 张謇吸收杜威的教育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不能简单地将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混为一谈。就张謇的“知行并进”和杜威的“从做中学”而言, 它们实际上自成体系, 各具特色。混淆两者的区别, 不利于全面、客观和辩证地认识其内涵, 因而也不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之。

二、“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的理论特色

作为对传统教育反叛的现代新教育思想, 张謇“知行并进”的理念与杜威“从做中学”的观点具有许多共同性。

第一, 重视学以致用。张謇和杜威都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 主张教学应当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两个教学理念都贯彻学以致用的思想。张謇指出:“顾学必期于用, 用必适于地。”在他看来, 学习知识是为了实际应用, 教学只有反映实际需要, 并且将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 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杜威提出“教育即是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著名论断, 把教育看做是适应生活和社会的过程, 认为“从做中学”, 是个人生长与适应社会生活融合的必然途径。

第二, 重视人格教育。张謇“知行并进”的理想目标是塑造合格公民和建设者, 他注重现代国民人格的培育, 指出:“当思世界虽大, 我是其中一份子, 只须努力于学业, 将来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 皆为健全之国民。”张謇从现代新型人才的标准提出国民人格的培养要求, 认为“德、智、体、群四育, 自为社会成德之基。”杜威提出“从做中学”, 本身就是对传统教育抑制人的个性的批判, 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本能的发展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他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主动精神、相互合作的习惯和健康的体魄, 以便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 重视经验知识。张謇十分重视经验知识, 指出:“农工商业之竞争, 学问之竞争, 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也。”他把增加阅历经验作为学生提升竞争力的必备素质。张謇采用实习、操作练习、试验、参观考察、郊游、博物馆展示等方式, 为学生创造获取经验的学习机会和条件。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更加偏重经验知识, 他采用活动教学、实物教学等方式, 帮助学生获取经验知识和实践能力。

张謇的“知行并进”与杜威的“从做中学”也具有各自的理论特色, 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理论基础不同。如前所说, “知行并进”是以中国古代的知行说为理论基础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 知行关系主要从认识论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着重阐明知行先后、轻重、难易、分合以及言行是否一致等问题。知行说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 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点, 贯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张謇主张知后行先、知轻行难、知虚行实、知行结合、知行相异、知行并进、学求致用、德艺行结合等观点, 体现唯物、辩证、发展的理论倾向。

“从做中学”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用主义强调行动的“实际效果”, 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的真理观, 把概念当做人适应环境、整理经验的工具。杜威是实用主义集大成者, 在教育领域积极实践实用主义哲学, 推动实用主义哲学与人的生活和事务发生联系, “从做中学”就是他由此所提出的一项教育基本原则。

第二, 教育理念不同。“知行并进”将书本知识的学习与实践经验的学习并重。张謇指出:“知之匪艰, 行之维艰。知虚而行实, 知捷而行迟。知一人事而行则众人事, 知一日事而行非一日事。知不正不中不足为知, 行不正不中不足以行。”在道德修为领域, 他指出:“学校所讲之修身, 仅为理论的出处, 社会则实践矣;宽以待人, 即修身之实践也。”张謇认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区别、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在重视实践的同时, 也重视学校理论教学, 强调获取理论知识和获取实践阅历并重;在重视获取知识的同时, 也重视言行一致, 强调思想和知识的现实转化。

“从做中学”强调实践教学和学习经验知识, 轻视理论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杜威认为:“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儿童的活动能力。”“使儿童认识到他的社会遗产的唯一方法是使他去实践。”他反对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三中心的传统教育理念, 主张让儿童摆脱教师、书本等外在束缚, 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 在活动中自己去取得能够满足直接需要的经验和技能。在他看来, 不经过人的经验的知识是无意义的。

第三, 教学方法不同。张謇“知行并进”的教学方法把理论讲授与操作、实验、实地练习和试验、参观考察等结合起来, 在教、学、做的结合中实现知行并进的目标。

杜威倡导的教学方法是采用活动课程和以活动为中心的方法, 使学生在活动中进行教学。他提出思维的五个步骤:一是在情境中感觉到要解决某种问题的暗示;二是明确要解决的疑问是什么;三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四是推动所定假设的内在涵义;五是在行动中检验假设, 解决疑难问题, 取得直接经验。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做与学, 弱化了教。

第四, 价值取向不同。张謇“知行并进”的思想主张严格主义教育, 认为“以教为育, 便是干涉而非放任。”强调“今欧美学校, 教授管理之外, 尤重训练, 尤重服从。而卢梭放任教育之不可行, 已为世界教育家之所公认。”他反对个人主义自由泛滥, 不赞同卢梭的自由教育论, 主张通过外部引导, 使学生适应社会需要。

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继承了卢梭关于儿童身心自由发展的思想, 认为“唯一的真正教育是通过对儿童能力的刺激而来的”, 他把教育理解为促进本能生长、欲望生长的过程, 反对来自外来压力的强迫教育。

三、“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的理论价值

张謇和杜威在教育实践中确立和推行的“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的创新理念,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 提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张謇和杜威提倡“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 都是呼应工业化进程对专门技术人才和新型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而产生的, 是对培养士人、臣民和信徒的旧教育的革命, 目的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专门技术、劳动技能、公民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国民。因此, 推行“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 有力地推动了启智教育、普及教育、素质教育、生计教育的大发展, 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

第二, 探索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张謇和杜威提倡“知行并进”与“从做中学”, 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彻底否定,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教育革新实践的集中总结。在这鲜艳的旗帜引领下, 原有的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产生深刻的变革, 实物教学、活动、实验、实习、参观、学生自治等新颖的教育教学形式得到广泛应用, 极大地促进了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

第三, 引发对知行关系的再思考。在知行关系上, 张謇的“知行并进”与杜威的“从做中学”存在差异。张謇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 “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 一面研究, 一面践履, 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 可辞乎?”张謇兼顾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学习, 维系学校教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平衡, 注重知识技能与道德实践的结合。杜威“从做中学”曾经风靡世界, 在中国也被广泛推广和应用。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证明“从做中学”所内蕴的轻视理论教学的取向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 容易使人误入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之途, 从而使学生产生片面发展的危害。思想文化与技术能力之间平衡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百年前两位先贤的理论创造和生动实践, 为后人正确处理这一重要问题, 提供了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李明勋, 尤世玮.张謇全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2]篑庵, 范九录.杜威博士在通讲演之三大问题[J].刘伯明, 译.南通杂志, 1922, (3) .

从做“严师”到做朋友 篇5

教师,都希望自己在学生面前的形象是光辉的,又是和蔼可亲的。但又有多少教师实现了此心愿呢?正如人们所说的:

希望,是美好的。

然而,付诸实践的路,却是漫长而艰辛的。

为了实现这一心愿,不仅需要的是漫长而艰辛的。为了实现这一心愿,不仅需要一个教师有过硬的本领,更需要的是要做学生的朋友。

在学生面前做严师是最容易的,也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你永远板着一张脸,不断的提出各种要求,也不管学生完成它是如何的困难。在稍不如意的情况下,就大发其火,再把各种责任和处分,劈头盖脸的扔给学生,也勿须思考是否恰当,是否有价值。当你用威严把自己包起来的.时候,你也就距学生远了。不去思考教育的有效性,做严师自然就变得不困难了。但是,如果想要和学生做朋友,做真正的可以互许心曲的朋友,困难也就来了。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老师让学生通过语言把所有的感情――积极的,消极的,都表现出来,是对学生最大的保护。其实,这也是教师和学生交朋友的第一个要求。

(一)坐下来听学生倾诉。

作为学生,总是希望老师与他们共享快乐或分担愤怒、恐惧、压抑、悲伤。而许多做教师的,都往往只爱听“好消息”,不爱听“坏消息”。所以,一旦要他们心平气和的做学生的倾许对象,无疑是有困难的。但是,你必需知道,跟学生交流,有时并不需要做教师的自己说,只要静静的听学生把话讲完,让学生觉得你真正的理解了他的想法,体味出教师对他是尊重的,学生也就满足了。教师作为倾听者给学生的关注、尊重和时间,是对学生最有效的帮助。这是和学生交朋友迈出的关键一步。

(二)“蹲下来”了解学生的思想。

学生自有学生自己的世界,学生自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要做学生的朋友,需要教师“蹲下来”与学生平视,才能知道学生在以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试着以孩子的视觉看发生在身边的事。看他们的世界,才能理解他们,才能看懂他们,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被他们所接受,从而找准自己的位置。

这个“蹲下”,如果没有教师的主动,是无法实现的。“蹲下”本身就是做教师的变换角色,抛弃自己的偏见。这也是走近学生,走近学生的内心世界。从而赢得他们的依赖,继而演化为学生内心认定的先决条件。从而,学生也就愿意和你交朋友了

有许多的教师,时常满怀羡慕的谈及某班的学生如何遵守纪律,如何听话,如何和老师打成一片。同时无限感概的说:我班的学生“老长不大”,“什么话也记不牢”,“还挺厌恶我”。也不知道这些教师在羡慕与遗憾之余,是否想过这其中的“为什么”?

(三)尊重和宽容学生。

学生是人,是一个未成年人,是和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感情、有个性、有独立人格的人,需要得到尊重。

1、尊重学生,是把他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尊重他的想法,认真聆听他的意见,哪怕意见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此刻,尊重表现为耐心和认真。

2、尊重学生,也体现在对他充满信任。相信他的上进心,相信他的是非判断力,也相信他对真理和正义的信服。面对孩子

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 篇6

那些鼓吹高尔夫式的精英教育的高校领导们,谈起这些事情来元不以美国为例:人家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不错,你到美国随便一个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校长致辞时都无一例外地对学生说:“你们是我们社会未来的领袖!”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这谁还能说是错?

可惜,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就是感受不到我们这里的“高尔夫气氛”。更没有哪个大学口口声声要用高尔夫来培养精英。在人家那里,精英不是个人的享受方式或生活方式。精英表达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了带头的作用,就会被社会定义为“领袖”,即我们所谓的精英。一句话,精英是从为社会的服务中来的。培养精英,也从社会服务开始。

这也多少解释了美国大学中的一个现象:义工盛行。在2004-2005学年,有330万16-岁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所有1080万适龄学生的30.2%。打义工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大学教育的标志。据统计,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46%打义工,而在同年龄层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中,只有21%的人会做义工,还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可见,大学教育转化了人的行为模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美国大学的教育哲学鼓励义工。比如,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耶鲁有位教授在解释耶鲁为什么培养了这么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自豪地说:这里有最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之塔所无法相比的。此话到底有多少道理,能否经得起实证研究的检验,还另当别论。但这至少说明了教育者的观念:最精英的人要知道自己怎么和最下层的社会建立联系,怎么深入最基层,怎么体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成为领袖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有不少学校把志愿服务包括在正式的学术课程之中,或者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发现当志愿者的机会。比如耶鲁每年都送自己的学生到纽黑文最差的学校作义务辅导,并为此设奖。学生通过义工的经历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自己,奠定了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

这一切,并不是说明美国的大学生生来是天使。相反,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学生做义工,自私的动机很多,比如获得工作经验,构造自己的良好履历等等,以求日后求职成功。大学录取,则更强调义工经验。结果,高中生也跟着大学升学的指挥棒转,目前有31%的学生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义工就这样成了一个向上升迁的阶梯。

从做中学 篇7

一相关理论基础

美国教育家杜威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出发, 通过对知与行关系的论述, 提出了“从做中学”的理论。“从做中学”强调要加强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从事和适应实际工作的能力。中等职业教育需要这样的理论来开展职业技能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为企业输送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因此职业教育强调专业教学中注重技能训练, 通过技能训练来学习掌握技能,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理论, 强调在探究活动中体会学习的乐趣。“从做中学”强调让学生亲身经历探究和发现的过程, 获取经验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杜威认为教学过程应设置为五个部分, 即安排真实的情景、在情景中要有刺激思维的课题、有可利用的资料以做出解决疑难的假定、从活动中去验证假定、根据验证成败得出结论。在中职计算机课程教学中, 也需要学生通过“从做中学”来学习相关技能操作知识, 提高计算机技能水平。在计算机技能训练教学中实施游戏化教学设计, 可以借鉴“从做中学”的五步教学法来实现, 具体如图1所示:

二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设计思想

让学生制作游戏是引导学生经过对游戏作品的制作探究来理解计算机知识, 从而达到灵活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运用操作技能的目的。

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要体现“行动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让学生围绕游戏作品的制作这个核心内容, 通过分析游戏作品、获得实现游戏制作方法这一过程, 学生自觉地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围绕游戏作品展开分析, 并收集资料、制作游戏和反思,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中, 学生要完成游戏作品的制作, 必须从多方面搜集整理信息, 并综合运用各种计算机知识以分析游戏作品的解决方案, 在制作完成后进行游戏作品测试及展示。

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要体现“能力本位”这个特点, 不仅是让学生制作游戏、玩游戏, 更多是希望借助这个过程来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

三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实践流程

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需要合理挖掘教学内容, 便于形成主题性游戏作品。这个过程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示例游戏作品, 让学生学会探究解决任务难题的方法;从制作游戏作品中, 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知识和技能;从测试及展示游戏作品中, 让学生获得满足感、成就感。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实践流程如图2所示:

1. 确定教学目标, 挖掘游戏主题

教师根据确立的教学目标挖掘教学内容, 寻求可表现的游戏主题。教学设计中要考虑到如何在游戏作品制作过程中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2. 分析游戏作品, 探寻解决方案

每一种游戏都有一定的游戏玩法和规则, 教师首先展示示例游戏, 引发学生思考游戏如何设计制作。分析游戏作品的制作关键, 通过提问来引导, 让学生学会分析游戏作品。分析示例游戏的同时, 使学生熟悉游戏制作中要用到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 形成游戏作品制作的解决方案。

3. 实践解决方案, 制作游戏作品

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解决方案, 如利用Power Point自主制作游戏, 让学生在制作游戏作品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游戏制作过程中, 学生可以分组合作来利用教师提供的游戏素材,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合作探究发现解决办法, 这个环节中强调学习活动的过程价值。

4. 测试游戏作品, 展示游戏成品

学生测试游戏作品环节, 是学生检验解决方案是否实现的关键。通过游戏的测试形式来检测学生自己计算机知识掌握情况, 比传统的检测更有趣味性。

学生测试完成后,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代表展示自己的游戏成品, 通过展示自己亲手制作的游戏作品让学生收获成功、感到学习的快乐、获得成就感、激发学生继续学好这门课的热情。

游戏作品的制作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 运用信息技术知识去完成游戏作品, 使学生学会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去考虑解决办法, 从而培养学生自身的信息意识。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中职计算机课程中采用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游戏化教学设计思想, 针对教学所采用的游戏化教学设计方案进行阐述, 详细叙述在中职计算机课程实践研究环节中的具体操作流程。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游戏化教学,“从做中学”

参考文献

[1]尚俊杰、李芳乐、李浩文.“轻游戏”:教育游戏的希望和未来[J].电化教育研究, 2005 (1)

[2]王陆、孙洪涛、刘敬光.教育游戏中的教师角色设计与教师创作工具[J].电化教育研究, 2007 (1)

从做中学 篇8

关键词:严雪怡,从做中学,继承,批判

严雪怡先生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孕育了技术教育发展观、学校发展观、教学改革观、学生观及教师观等一系列教育观念。其中,在教学改革观中,严雪怡先生对“从做中学”时代价值加以理性客观的批判性审视,并进一步结合高等技术教育的教学实践,提出“做中学”与“学中做”是辨证统一的。

一、严雪怡先生对“从做中学”理论继承性之肯定

“从做中学”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于这个命题,人们多从教育的视角加以解读,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理论。但从杜威的实用主义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从做中学”的命题乃是一个学习理论命题,反映着杜威的生存论学习观,“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不容置疑的是,从古代的学徒制到“工学交替、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再到当前风靡职教领域的工作本位学习,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从做中学”理论的精髓。

同样,技术教育在培养技术型人才的过程中,也践行着“从做中学”的精神要义,主要表现在学生对有关专业技术工作中,应用所学的科学理论[1]。严雪怡先生对这一点做出了积极性的肯定,并总结了高等技术教育实践中的四种“从做中学”的学习形式。现概括如下:

一是学生到企业一线进行技术性工作性质的实习。如学生到企业的技术部门学习如何进行工艺分析;如何编制工艺文件;如何进行技术鉴定等。

二是学生在进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学习。学生运用已学习过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的知识,在教师指导下,以企业中实际需要的技术项目为课题,制订设计方案。如设计一台符合特定要求的工艺装备,或者针对某些生产薄弱环节制定技术改造方案等。

三是结合理论教学,边学边做。按“从做中学”的理念,结合技术教育的教学形式,衍生出了大量的教学方法,上海电机学院的前身———上海电器工业学校在上世纪60年代实行的蔡德泰教学法就是典型代表,严雪怡先生在《电机修理》课程教学中,边讲边练,使学生既学习修理知识,又学习修理技能。在此以后按照能力本位原则,以达到某一项职业能力为目标,组成理论课和实践课结合的综合课,边学边做,培养职业能力。如项目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都是在这种教学方法上的继承与发展。

四是学习操作技能。虽然技术型人才以掌握理论技术为主,较之以掌握经验技术为主的技能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在技能操作方面的训练时间较短。但由于技术教育的专业涉及面广泛,学生又必须学习多个工种的操作技能,这种操作技能的学习也基于“从做中学”理论的一种学习形式。如通过金工实习,学生能掌握一些必要的操作技能。

严雪怡先生在深刻理解“从做中学”精神要义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电机学院的发展实际,创造性地将这一理念贯彻实施于技术教育实践,对如何基于这一理念培养高等技术人才及其培养载体———课程的设计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严雪怡先生对“从做中学”理论局限性之审视

严雪怡先生求真唯实、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学术风范备受瞩目,一方面他绝不会随便找证据,轻易下结论,而是经常用“再做进一步探讨”来说明自己结论的可发展性。另一方面,他不盲目跟风、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主张用实践说话。如20世纪下半叶,当学科课程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受批判、MES课程及能力本位课程风靡的时候,严雪怡先生并没有将学科课程置于无用武之地,而是一再强调理论知识学习在技术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对数控维修能力的培养上,他认为如果从经验入手,以若干常见故障的典型经验作为案例,从实践中学习维修方法,也是可以的,但这犹如没有学过高深理论的赤脚医生治病一样,对治疗一些常见疾病是可行的,但如果遇上疑难杂症,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就无能为力了。深究严雪怡先生这一观点的来源,可以归咎于“学”与“做”的关系上。严雪怡先生认为“从做中学”是以学习经验技术为主,这对培养以掌握理论技术为主的技术型人才是非常局限的[2]。“从做中学”的对高等技术教育的局限性集中体现在处理经验与科学理论两者的关系上,具体体现为过分强调经验的作用,而忽视了科学理论在培养高等技术人才中的意义。

1. 严雪怡论“从做中学”对技术教育的局限性

严雪怡对“从做中学”局限性的论证是从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入手的。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以掌握经验技术为主,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以掌握理论技术为主[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UNESCO Terminology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中规定技术教育要进行“理论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学科学习”,使学生能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理论,并具有应用所学理论解决专业范围内技术问题的能力[4]。技术型人才在理论知识掌握的广度及深度上都远远大于技能型人才。另外,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且日益走向整体化,这就给人们掌握这些高新技术带来了挑战,单单限于在工作中进行摸索学习,不利于技术型人才的成长。由此可见,“从做中学”的学习理论对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尤其是高等技术教育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如技术师)存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从做中学”的学习理论进行技术教育课程安排,容易导致知识选择的范围较为狭窄,仅仅限于工作任务中所需要的知识,看不到理论知识对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意义。

其次,基于“从做中学”的学习理论进行技术教育课程安排,很难对理论知识进行组织,致使学生难以掌握系统的理论,这就抹杀了高等技术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很难达到高等技术教育培养高等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及规格。

第三,基于“从做中学”的学习理论进行技术教育课程安排,在课程内容上往往倾向于选择经验技术,看不到理论技术对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导致所培养的人才滞后于社会高新技术的发展。

2.严雪怡剖析局限性背后的根源

严雪怡先生对问题的研究绝不限于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而是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深究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从做中学”这一命题为什么不能全盘移植到高等技术教育中呢?严雪怡从杜威本人当时的生活背景、后人对“从做中学”理论的误读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探究。

(1)杜威的生活年代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当时的工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技术,理论技术还没有出现,更没有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现代高新技术,杜威也就看不到技术教育的重要作用。所以,杜威当时生活的年代是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经验技术的年代,经验的作用远远大于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所看到学校中所学的是大量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顺乎时势,于是得出“一盎司经验胜过一吨理论”的结论。

(2)后人对“经验”的肤浅性理解及英文原著的翻译导致“从做中学”本意的扭曲与异化

杜威曾把自己的教育哲学总结为“以经验为内容,经由经验来进行,为了经验的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杜威将经验分为两类,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其中直接经验包括如何进行技能操作的知识及对操作目的的认知、效果和价值的评价、前景的预测等有关“了解意义”的知识;间接经验包括从各类媒体获得的知识与源于理性、逻辑思考的“理性知识”[5]。当我们只看到直接经验的作用时,就会导致“爬行的经验主义”,认为只要让学生活动起来,在活动中进行学习就是基于经验的活动课程,这种做法使对杜威“经验”的理解大打折扣。

再是后人对“Learning By Doing”的误解。杜威关于“做”与“学”的辩证关系用“Learning By Doing”来论证,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从做中学”虽然直观、形象,容易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混淆了“做”作为目的还是手段这个关键问题。如果再加之对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肤浅性理解,则进一步助长了“做”作为目的的“爬行经验主义”。

可见,这种对“经验”的片面化理解导致被异化的“从做中学”,看不到先行理论的学习在后继经验中的验证,进而促进理论知识的正迁移;先行掌握的理论知识可以使个体在实践中更理性地加强对所经历对象的注意或研究,进一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直接经验等的优势效应。在当今高等技术教育领域,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严雪怡先生以敏锐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从做中学”理论,辩证地总结了该理论的可继承性与局限性,并追根究底探究其后的根源。

三、严雪怡先生对“从做中学”理论的发展及贡献

严雪怡先生对“从做中学”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但两类教育在做什么和如何做上面有明显区别。先生一贯坚持技术教育决不可忽视科学理论的作用,这是当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决定的,技术科学化的趋势使得技术的理论成分日益激增,技术发展对科学的依赖作用日益增强。因而严雪怡先生在深入分析“从做中学”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之后,结合上海电机学院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学做结合的理论,提倡高等技术教育要融合“做中学”与“学中做”的优点,指导高等技术教育课程建设。

1.严雪怡论“做中学”与“学中做”的辩证关系

严雪怡先生认为学与做是辨证统一的。他指出,很难想象不懂任何飞机飞行原理的人能直接驾驶飞机,仅仅具备熟练的动作技能,欠缺娴熟的心智技能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在日益复合的技术岗位上快速成长。反之亦然,如果仅仅掌握了高深的理论知识,缺乏在实践中应用的意识,也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高级技术型人才。

严雪怡先生是从课程的角度来阐述“做中学”与“学中做”之间辩证关系的。“做中学”是以工作项目或典型任务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和训练相关技能。其课程体现为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特点,学习领域课程模式和项目课程是“做中学”理念的典型代表。“学中做”是指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线,通过实践活动来完善的教学过程,其课程体系特点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具有与理论体系相适应的实验、实训、实习、设计等实践教学体系。他认为高等技术教育是具有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属性的特定教育类型,既要有理论导向的学科课程,又要有实践导向的项目课程。

2.严雪怡对“从做中学”理论发展之贡献

严雪怡针对技术教育实践中过分夸大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对科学理论的忽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仅是对学习理论的完善,更是对“教给学生什么”、“以怎样的方式教”及“怎样教才有效”等基本课程问题的回答,对高等技术教育课程设计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做中学”与“学中做”的辩证统一是与“多元整合”课程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根据教育自身的实际,着眼于全局,建立在批判吸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课程范式。严雪怡对“从做中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在高等技术教育中还原了学科课程的重要地位,并将其提升到与项目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最古老且应用最为广泛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学科知识的基础性与稳定性是学生后续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这对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培养学生的工作适应力与发展力,学科课程的优势是其他课程类型无法比拟的。

参考文献

[1][2]严雪怡.“从做中学”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J].职教论坛, 2009, (1上) .

[3]严雪怡.再论职业技术教育[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7) .

[4]严雪怡.试论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基本特征及课程特点[J].职教通讯, 2007, (6) .

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 篇9

美国的大学, 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 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有不少学校把志愿服务包括在正式的学术课程之中, 或者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发现当志愿者的机会。比如耶鲁大学每年都送自己的学生到纽黑文最差的学校作义务辅导, 并为此设奖。学生通过义工的经历了解了社会, 锻炼了自己, 奠定了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

这一切, 恰恰说明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精英的概念和我们有多么不同。人家衡量精英的准则, 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 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通过义工经验发现了社会, 有了使命感, 强化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我们国内理想中的精英, 则是看其比基层社会有多优越, 似乎和老百姓的距离越大就越好。这也难怪, 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 都比较任劳任怨, 更肯从基层做起。而在我们这里, 虽然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许多学生还是心比天高, 不可一世, 乃至有人打着能够适应一切工作的旗号参加招聘会, 但雇主一问能否扫地就怒火冲天, 把对方痛斥一顿。我们的精英教育观不改变, 我们的大学就会培养一代没有行动能力的精神贵族。

从做中学 篇10

一、听———坐下来倾听学生的心声, 做学生忠实的听众

在班主任工作中, 许多时候都是班主任说学生听, 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缺少语言交流, 这样学生很难向班主任敞开心扉, 班主任也就很难真正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工作就难以开展。作为学生, 他们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困惑, 需要有人关心, 需要有人分担他们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 学生不需要班主任为他做什么, 只需要班主任坐下来倾听, 静静地听他诉说, 让他觉得能理解他、尊重他就足够了, 你很容易走进学生的心里, 学生就愿意和你做朋友。

二、蹲———“蹲下来”了解学生的思想

在学生的心目中, 许多班主任都是高高在上的, 学生在心理上需要仰视老师才能和老师交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等, 这样, 在心理上班主任和学生就无法做到平等相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学生亦然, 对社会、对生活学生都有自己的看法。要成为学生的朋友, 想要学生从心理上接受班主任, 需要放下架子, “蹲下来”与学生平视, 才有可能知道学生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班主任只有试着从学生的角度看发生在身边的事, 看他们的世界,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 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 被他们所接受认可, 与学生在心理上达到平等相容。

“蹲下”, 需要班主任的主动。“蹲下”本身就是将班主任的角色转换, 抛弃自己的偏见。这也是走近学生, 走近学生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好方法, 能赢得学生的依赖, 继而演化为他们内心认定的先决条件。从而, 学生也就愿意和你交朋友了。

三、做———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1.平等对侍学生

作为班主任首先要尊重学生的想法, 听取学生的一些可行性建议或意见。而我们有些班主任, 把后进生看成是眼中钉, 肉中刺, 让他们的座位都是在四个角轮换, 当这些后进生与好生一同违反纪律时, 班主任多数是批评责骂后进生, 认为他们是搅屎棍, 是烂泥扶不上墙, 是班级的祸根。正因为如此, 我们一些班主任很难扭转后进生的思想。由于有的班主任不尊重学生, 在教育学生时不一碗水端平, 所以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 班级的管理也不见成效, 家长、学生、领导怨言不断。班主任只有尊重每一个学生,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学生才会尊重你, 才会听你的教育。

2.充分信任学生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 作为班主任, 要想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让学生听我们的话, 那首先我们要相信学生。学生正确的想法和行动我们要给予肯定, 做得不好的或是不够完美的地方, 我们要放下老师的架子, 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 阐明其中的道理。不要挖苦和讥讽, 也不要把我们的想法强加于学生, 要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 努力保留学生较好的建议, 让学生真正地感觉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会听从班主任的意见, 崇拜班主任, 从而给我们班主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3.宽容学生的过错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学生也是凡人, 更何况学生是孩子, 所以会犯错误是一定的。因此, 对学生所犯的错误我们要理性面对, 不能冲动, 更不能辱骂, 而是宽容。当然, 也许这样做对于班主任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 班主任也是一个凡人, 面对这时的学生, 情绪激动是难免的。若这个时候, 班主任处置不当, 任由冲动的情绪做了主导, 与学生冷脸相对, 会和学生相距愈来愈远, 也谈不上有教育效果了。无论是责骂还是变相的处罚, 都会引起学生的反感, 达不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这个时候, 班主任需要的首先是冷静下来, 思考对策。学生毕竟还是孩子, 是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就会有犯错、摔跤的时候。如果这时班主任宽容学生的过错, 细心地给予指导, 学生就会从心理上感激老师, 从而和老师成为朋友。

从做产品到做品牌的跨越 篇11

60年来,他们从钉道队起家,发展成为拥有职工4 300多人、下设20个分公司、以铁路铺轨架桥、承包运输、城市轨道和综合工程“四大经营板块”为主业的专业化施工企业,2010年新增合同额达116.45亿元,年生产能力达70亿元,走在了中国中铁三级施工企业的前列。

60年来,他们从人工铺轨开始,发展成为依靠先进设备驾驭市场的现代企业,拥有总资产27.57亿元,其中,900吨箱梁提运架设备13套,铁路铺架机22套,焊轨机10套,机车123台。

60年来,他们铺设开通铁路17 000多公里,架梁35 000余孔,临管或承包运输线路12 000多公里,机械化养路25 000多公里,铺轨里程占新中国建成铁路总里程的六分之一。

60年来,他们有80多项工程获得国家、省部优质工程奖,其中,朔黄铁路、北京地铁八通线等5项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成为“全国质量管理优秀企业”,有23项业绩入编《中国企业新纪录》。

60年来,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唯美,服务社会”的宗旨,着力打造行业知名品牌,不断做优做强做大企业,着力把公司建设成为国内轨道行业的引领型企业、市场竞争型企业、现代管理型企业、技术创新型企业、和谐发展型企业。

60年来,他们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等30余项国家级荣誉和50余项省部级荣誉。他们参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来到建设工地视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做产品到做品牌的发展历程

吃苦奉献做好产品

企业从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起发展到80年代末,主要经营模式是按计划完成下达的铺架和临管运输任务,占全部任务额的95%以上,形成了以铁路铺架和临管运输为主、同时参与既有线改造、机械化养路等工程的市场结构。到90年代初期,企业开始逐步形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

从天兰、兰新到兰新复线,从阳安、宝中到西延,从京秦、大秦到京九,他们历经沧桑,南征北战,业绩遍布宁、新、陇、陕、青等20多个省区市,40多年完成了100余条干线、支线、专用线和旧线改造的铺架施工,累计完成正线铺轨6 808公里、站线铺轨1 216公里、架桥8 445孔、铺碴1 128万方。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100%,京秦线、大秦二期等62项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他们先后在14个省区40余条干线、支线和专用线上开办了工程路料运输、临管运输和分流运输,累计完成货运量9 206万吨、旅客运输量1 077万人次。其间,他们多次创造和刷新了生产纪录:1960年在兰新线上创造日铺轨11.128公里纪录;1974年开始临管运输业务的西延铁路,长达22年;1990年9月,在大秦铁路二期工程创月架32米梁108孔、日架8孔的全国最高纪录,被《工人日报》誉为《献给共和国的又一枚金牌》;1993年在兰新复线施工中创出了哈(密)了(墩)段、了十三(间房)段、柳(园)峡(东)段当年铺轨、当年交付运营的奇迹;1995年在京九线赣龙段创造了单线月架梁109孔、铺轨22公里的高产纪录。

抢占市场做大规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工程局与铁道部逐步脱钩,全面进入市场竞争。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当时有5 500名职工、2 600名离退休职工及家属,一年需要3.5亿元的施工任务才能生存。没有了指令性的“大锅饭”,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找米下锅。他们以创精品、树信誉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区域经营、滚动发展,逐步走出了低谷,迎来了新的曙光。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揽活、干好、再揽更多的活。企业加大科技开发力度,率先在高速铁路、高原铁路等领域进行了积极研究。90年代末期,企业施工生产实现突破。1998年南疆线、朔黄线、京九复线、西康线等在建工程进展顺利,全年完成5.18亿元。1998年8月18日,南疆线创造了日铺轨8.113公里的全国纪录,受到了《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90年代末,企业经营开发创出新高,先后承揽到朔黄线、新长线、宝成复线昭化站、宁静线等项目,招揽任务攀升至12亿元。1999年,他们中标价值5亿多元的秦沈客运专线铺轨工程,标志着他们开始迎来企业快速发展期。

——从国铁走向地方铁路:拓宽经营领域。作为国内铺架铁军,早在1991年,新运公司就跨出国铁,承担了大准铁路铺架任务,1998年又承担了神华集团修改的朔黄铁路铺架。进入21世纪之后,公司抓住地方铁路蓬勃发展的机遇,瞄准一批合资铁路、地方铁路、企业专用铁路的建设,在地方铁路市场阔步前进,先后承担了神华集团、中电投集团、酒钢集团的赤大白铁路、嘉蒙铁路、甘泉铁路、多丰铁路等一大批铺架工程,累计完成产值60多亿元。

——从铺架走向运输: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坚持“干好铺架、谋求运输”的经营策略,提出依托主业、拓宽领域、多元发展的思路,将运输业务拓展到承包运输管理领域。他们先后承揽到朔黄铁路、新长铁路、托克托电厂专用铁路、安砚铁路专用线、嘉蒙铁路、赤大白铁路、包神铁路、宁东铁路等合资铁路和专用铁路的临管和承包运输管理任务。目前,他们所承包的运输线路共8条累计1 380公里,截至2010年底完成货运量18 800.8万吨。按照“源于国铁、优于国铁”的管理原则,他们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提高运量,为企业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铁路走向城轨:占领更大市场空间。2001年,公司正式进军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领域,先后承担了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深圳、重庆、南京、杭州、西安、哈尔滨等12个城市30多条城市轨道铺装,以及天津、上海、广州等7条城市轨道的维修养护和北京轨道交通昌平线工程调试项目,累计承担铺轨1475公里、线路养护500公里,总共完成施工产值49.5亿元,其中,2004年,公司中标的城市轨道工程占当年全国市场的53%,业绩入编中国企业新纪录。

——从内陆走向高原:攻克世界性施工难题。世纪之初,新运公司承担了青藏铁路南山口至安多区段668公里铺轨和3 408孔桥梁的架设任务。参建职工积极攻克世界性施工难题,创造了五年五跨越、五战五大捷的好成绩。公司在2001年率先创建了国内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南山口高原铺架基地;2002年完成线下工程后正式铺轨顺利挺进昆仑山;2003年铺架穿越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火山隧道;2004年实现了“两点三向”铺架,提前35天抵达唐古拉山南北脚下;2005年完成了各项配套工程,工程符合设计标准。他们施工的格尔木至拉萨段轨道工程先后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以及建国60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奖。

——从普铁走向高铁:掌握高尖施工技术。作为铁路铺架的骨干企业,新运公司预见了高速铁路发展的趋势, 2000年参建了我国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线施工,积累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客运专线轨道施工经验。之后,他们又承担了武广、郑西、京石、沪宁、沪杭、京沪等一大批客专、高铁的施工任务,为我国高铁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公司又涉入桥梁预制、桥涵施工等领域,不断壮大综合工程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在沙特、菲律宾、委内瑞拉承担了部分轨道工程,拓展了海外市场。

创新管理做优品牌

近年来,新运公司在保持高站位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企业管理,使“一局铺架”、“一局轨道”成为具有市场影响力品牌。

——做铺轨架桥骨干企业。管理出成果,管理出效益。几年来,新运公司先后组织开展的“标准执行年”、“基础管理年”、“流程管理年”、“项目管理认证年”等主题活动,促进了生产经营能力和施工业绩的稳步提升。公司新增合同额持续创出新高,2007年达59.87亿元,2008年达49.35亿元,2009年达89.57亿元,2010年达116.45亿元,四年年均增长26%。公司通过不断挖掘生产潜能,强化项目管理,施工生产连年刷新记录,企业营业额2007年为24.4亿元、2008年为33.53亿元、2009年为60亿元、2010年为68.82亿元,四年年均增长44%。

——做基础建设排头兵。在西部大开发铁路建设工程、奥运工程北京地铁、世博工程上海地铁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中,新运公司挺身而出,始终担当重任。从1997年以来,他们为中国铁路运输实现六次大提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京九线的达标整治到胶济线的长轨换铺,每一次提速前的轨道铺设、道岔换铺、线路拨接,都承担了重点和控制工程。2009年,公司完成铺架并交付了10条新线合计2 470公里线路,约占当年全国交付运营铁路总里程的45%。

——做轨道行业引领者。近年来,新运公司依托中国中铁轨道技术研究中心在公司设立的优势,围绕轨道前沿技术进行科技研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在轨道建设中的施工实力、业绩及科研水平得到了铁道部、建设部及业主单位的一致认可,先后主编和参编了铁道部《客运专线铁路轨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客运专线铁路无砟轨道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客货共线铁路轨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等20项标准、规范、指南,逐渐发展成为国内轨道行业的引领者。

党组织政治优势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运公司从一个以铺轨架桥为主的传统企业,发展成为国内同行业的排头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探索发挥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把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把握政治方向。多年来,公司党委认真履行“把好方向、出好思路、管好干部、带好队伍、建好企业”的政治领导责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2009年,公司党委以“实施品牌战略,提升竞争优势”为主题,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举办专题党课、知识答题等活动,增强了党组织活力,尤其是开展了“十万党员为科学发展建言献策”活动,共征集各类建议939条,向集团公司党委推荐上报14条,其中,关于《统筹规划二、三级公司的战略定位》建议,被中国中铁党委授予了“金点子”奖。

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公司党委以“全面落实标准化管理要求,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上水平”为主题,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企业和谐、服务职工群众、加强基层组织”为主要目标,以“围绕中心,立足岗位,注重实效”为基本要求,先后在新疆地区开展了“千里戈壁党旗红,创先争优立新功”、在运输系统开展了“运输线上党旗红、创先争优当先锋”、在城轨系统开展了“城铁铺轨党旗红,创先争优我先行”、在内蒙地区开展了“草原铺架党旗红、创先争优立新功”等主题活动,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党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热情。

建设领导团队。在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新运公司党委坚持深入开展“四好班子”建设,不断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公司党委紧抓“团结”和“创新”两个重点:一是抓团结协作,形成班子整体合力,做到分工科学合理、决策民主集中、处事顾全大局。二是抓开拓创新,培养统揽全局能力,做到决策高瞻远瞩、发展敢为人先、管理真抓实干。公司领导班子被中铁一局授予2010年度“四好班子”称号。

公司党委在抓项目领导班子建设中,认真推行 “六项制度”:抓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提高项目科学决策水平;抓重要事项党政会签,对重大管理行为和关键环节实行事中监督;抓党工委中心组学习,增强班子成员理论水平和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抓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增强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抓厂务公开办法实施,推进阳光经营;抓领导人员述廉议廉,加强对班子成员监督。

通过不断加强两级领导班子建设,带出了一支过硬的领导团队,为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证。

构筑坚强堡垒。2001年以来,公司党委根据企业改制后新的施工特点,进一步健全项目部党工委工作制度,坚持“围绕项目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的工作方针和“施工运输生产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立在那里,党的活动就开展到那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那里”的工作原则,不断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公司党委的推动下,各基层单位、项目部在工程建设中结合 “奉献在企业、争当五能手”、“科技强企,岗位立功”主题活动开展具有各自特色的活动。如:青藏项目部开展了“雪域高原党旗红,一名党员一面旗”、“党员模范工程”和具有高原铁路施工特点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活动,先后创造了日铺轨7.925 公里、日架32米曲线梁11孔、月架梁141孔的全国高原铁路铺架施工新纪录;在朔黄运输公司“党员1+2”、温福线“创建党团员模范工程”、武广客运专线“我是党员我带头、我是团员我争先”、京沪高速铁路“高扬党旗建高铁、标准高效创一流”、哈大客运专线“哈大党旗红、全线争先锋”等主题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当先锋、作表率、打头阵,带领职工苦干实干,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施工生产高潮,不断创造新的全国纪录。

营造廉洁风气。风清气正是新运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近年来,公司以“创建廉洁工程项目”为抓手,选配了136名党风廉政监督员,坚持开展“两书一协议”签订活动,重点加强对项目物资采购管理、劳务队伍使用、“党政会签”等方面的执法监督;公司强化了干部任前作风考察、廉政鉴定和任前公示,对232名新任职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任前谈话和培训。各单位、项目部广泛开展“读一本廉政书、上一堂廉政课、搞一次警示教育、写一篇廉政心得体会”的“四个一”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以来,公司共有105名党员干部拒收钱物,折合人民币154 270元;公司医院加强药品采购回扣管理,上交回扣款42万多元。

培育优秀文化。公司党委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把树立构建精神文化作为凝心聚力的基础工程,在深入宣传弘扬中国中铁“勇于跨越,追求卓越”和中铁一局“诚信创新,永争一流”企业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实际,把“诚信务实,卓越创新”作为凝聚职工队伍、规范企业行为的核心价值理念。公司青藏铺架项目部党工委结合青藏铁路施工实践提出的“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的青藏铁路铺架精神,丰富了中铁一局的企业精神内涵,诠释了中国中铁“勇于跨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成为激励全体职工的不竭动力。

几点启示

中铁一局新运公司的60年,既是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60年,又是不断创新、做大做强做优企业的60年,也是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展现作为的60年。他们的成功发展,给人颇多启示:

加强班子建设是企业发展关键。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运公司多年的发展,得益于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得益于建立了政治坚定、作风过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风清气正、无私奉献、团结和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领导班子,推动着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实施标准化管理是企业发展基础。新运公司将标准化管理同“三标一体”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认证以及工厂化生产、信用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实施“管理制度、人员配备、现场管理、过程控制”标准化管理,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推进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先导。新运公司认真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强企战略,以构建创新型企业为契机,以重点工程建设为载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科技投入,把科研开发和科技投入重点转移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持久赢利能力上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在关键领域形成并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全面提高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是企业发展保证。多年来,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企业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如何改变,新运公司党委始终都坚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企业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为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培育优秀文化是企业发展动力。新运公司长期坚持培育企业先进文化理念,使企业价值理念内化为职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实现了企业价值理念与职工个人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企业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有机结合,推动企业实现了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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