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可持续（精选8篇）
公平可持续 篇1
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已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 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关键在于转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 经过20年的努力探索,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 20年来也积累了一些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今天, 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转变, 决定着中国转型与改革的成败, 决定着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
改变政府主导, 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 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 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 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 限制市场作用, 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 忽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 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就是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 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与欧美国家不同, 中国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巨大, 经济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上升通道。我们估算, 中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 这将为未来1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要使这个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不仅取决于政策调整, 更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与市场环境的优化。
为什么过去1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而潜在消费需求始终难以释放?2000年-2010年, 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7.4%, 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3.8%。这个悖论的重要根源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成为一种很强的惯性力量, 牵引着国民经济长期在投资主导的轨道上运行, 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 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过度倾向重化工业, 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使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全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由此, 加大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这就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实现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中国有巨大的消费需求, 也有巨大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短期看, 投资对保增长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 投资只有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消费, 才能形成巨大的内在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把投资有机地融入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再说明, 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结构优化, 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 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现实的突出问题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过于依赖投资, 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偏向重化工业, 导致投资结构扭曲, 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是不可持续的。应以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 利用市场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同时, 为中长期走向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使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 导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较严重的浪费。土地、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人为压低, 客观上刺激了投资冲动, 使投资挤占居民消费;更为重要的是, 导致资源配置与社会需求脱节, 增加扩大居民消费的困难。
这种状况长期持续, 必然形成弱化市场的倾向, 造成某些市场化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30多年的实践说明, 任何其他机制, 包括政府在内, 都不能取代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改变政府主导, 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 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发展方式转变, 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理顺利益关系, 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能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10年前中央政府就强调, 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0年后的今天, 尽管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有重要进展, 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规模过大、范围过宽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确立公益性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 这些年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绩, 对此需要充分肯定。但是, 国有资本运营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明显偏低, 也是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从公共产品短缺的基本国情出发, 建议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重点。
这是因为, 第一, 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 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 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 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有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第三,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第四,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就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不是削弱而是在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加快实现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
主要建议是:第一,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调整投资结构, 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 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二, 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三, 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 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 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四, 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 争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 提高到25%左右, 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强调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打破垄断, 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而促进优胜劣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具体建议是:第一, 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 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 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 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 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 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 对城市公用事业, 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 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 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在提升国有资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时, 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关系
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力, 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多年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使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体制性、机制性失衡, 并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国民财富分配长期向政府与企业倾斜, 城乡、区域和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某些领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等。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不仅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 使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而且增大了经济社会风险, 构成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现行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具有国富优先发展的特征, 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快于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GDP增速长期快于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速;国家财政收入长期成倍快于GDP增速;国有资本扩张速度长期快于GDP增速。应当说, 国富优先是一种过渡性的增长方式, 它对于做大经济总量、改变短缺经济有着历史性贡献。
未来5～10年, 中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基础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民富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一,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 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第三, 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 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少、比重低, 目前只有20%左右;更重要的是,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严重缺失, 很难支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并努力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争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在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 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性的。
有研究预测, 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达到5.2亿人。在我看来, 关键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例如:第一, 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 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 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第二, 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 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 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从现实情况看, 利益关系失衡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上。既得利益者希望固化现有的利益格局, 希望通过维持现有的某些制度安排, 以不断获取所谓合法的高收入。这样, 权力寻租就会有增无减, 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也会有增无减, 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更会有增无减。这些乱象,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民收入分配公开透明的基础性制度的缺失。
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 现在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财产公开透明的时候了:第一, 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 争取“十二五”末期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 2020年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第二, 未来2～3年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第三, “十二五”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的公开透明。应当说,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 而是改革有没有决心与魄力的问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关键在于能不能扭转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能不能实质性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公益性为导向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 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 某些竞争性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能不能实质性打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 取消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 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破解公平分配的难题。
以公平可持续为导向引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场化改革, 比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时代意义, 也更具有挑战性, 需要付出更为艰辛、更为长期的努力。
公平可持续 篇2
近五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计算单位：亿元
除以上社会保险基金之外，我国于开始创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是为应对未来老龄化高峰的挑战而建立的国家战略储备基金。20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额1.19万亿元。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在8%以上，远超过通货膨胀率，实现保值增值，基金实力不断增强。
(四)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已提高到1856元。今年，我国连续第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预计人均养老金水平将超过元。此外，全国有1.41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居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每月领取养老金水平为82元。
在医疗保险方面，职工住院医疗保险费用报销比例在80%以上，城乡居民住院医疗保险费用报销比例在60%-70%。此外，通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的住院医疗费用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
2013年，全国共为417万失业人员支付了失业保险待遇，人均月失业保险金767元;共有195万人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依据社会保险法和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亡、工伤伤残和工伤医疗待遇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此外，共有522万人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女职工生育期间的收入和生育医疗费得到较好保障，促进了就业性别平等。
(五)社保管理服务体系逐步规范(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
经过长期的社保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保管理服务规范，并陆续颁布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国家标准。
2013年末，全国县以上各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有8363 个，编制总人数15.98万人。社保经办服务已向街道、乡镇、社区和行政村延伸，基层服务平台有30多万人从事社保等综合性公共服务。全国已经发放社会保障卡5.4亿张，今年底将增加到6.5亿张。计划到末发卡达到8亿张，底达到10亿张。
三、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毕竟建立时间较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
不公平关联交易有法可治 篇3
2015年12月29日，一汽富维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对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进行审议，议案遭到高达97.61%的反对票。但一汽富维的2015年上半年报显示，关联交易并没有停止，一汽富维2015上半年累积向关联方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眾汽车有限公司等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合计金额达13亿元，出售商品及提供劳务合计发生金额48.47亿元。
上述交易对象主体显然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关联法人，而相关交易也构成公司法明定的关联交易，但无论是直接受害人——公司（一汽富维），还是公司监督机构（监事会或监事、独立董事），抑或是公司股东甚至债权人等，均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怎么办？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实务应从传统行政监管转向更广泛的司法监督，鼓励上述各主体通过司法诉权才能有效制止不公平关联交易。
世界性的难题
根据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与该上市公司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进行的交易。我国现行规制关联交易行为的制度是《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披露和股份发行的规章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自律规则。比如2011年5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交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
关联交易的认定不外乎从两方面因素把握，即“关联关系”和“交易”。《公司法》第217条第（4）项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均构成关联关系。但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对于“交易”的理解，各国均作出非常宽泛的定义，“交易”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商法中的合同范畴。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交易”（transaction）包括合同（contract）在内的一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处分行为。在法国，“交易”不仅包括合同签订和履行行为，甚至包括上市公司对于债务让与的同意以及无因管理等准民商事行为。而根据我国法律和企业会计准则，本案中，不仅一汽富维向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或者销售商品构成“交易”，而且这些关联方之间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同样构成“交易”。
无疑，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属于世界性难题。金融法领域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有些类似竞争法上对卡特尔的规制，两者面临的共同难题是行为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关联交易之所以达成，尽管交易条件具有不平等性，但必然是交易各方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而既然交易各方对交易条件心知肚明，畏于法律规制，互相之间通常又存在保密的约定。我国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最主要还是中国证监会开出的行政处罚。但显然，中国证监会的执法力量，与注册制改革已成大势所趋。我国上市公司数量或将明显增多背景下的执法需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公平关联交易，交易相对方隐秘不告、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综合酝酿的执法难题，对通过行政执法模式规制关联交易这种形式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对此，引入反垄断法处理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即当关联交易方主动交代违法事实并配合监管部门查处的，对其实行（部分）责任实行豁免，或许对于揭露更多的关联交易具有积极意义。
司法诉权更有效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我国《公司法》第21条规定了相关主体的关联交易禁止及其责任。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司法诉讼途径，有利于引入更多、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到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监督之中，从而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那么，现行法律框架下，哪些主体可以提起诉讼呢？
上市公司。理论上说，作为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最直接受害主体，上市公司具有当然的诉权。但问题在于，关联交易往往是通过公司高管达成和实现的，作为侵害公司权利的高管们一般是不可能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自己的非法行为提起诉讼的。因此，上司公司本身这一主体，其实更多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但这种理论层面的诉权也并不是没有意义，比如之前对关联交易进行默许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迫于股东或者外界媒体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就关联交易代表公司主张权利的可能性。
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董事会或者监事、监事会。根据《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和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当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实施不公平关联交易时，可应特定股东之请求，由监事会或监事提起或者由董事会或董事提起不公平关联交易损害赔偿之诉。同时，作为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人，独立董事同样可依法请求董事会提起诉讼。
上市公司股东。首先，上市公司股东可提起直接诉讼。《公司法》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当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不公平关联交易，直接损害到股东的权益时，股东基于其股权可以直接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其次，上市公司股东可提起派生诉讼。根据《公司法》规定，当不公平关联交易发生时，股东可以书面形式请求董事、监事等以公司名义起诉关联交易方，而当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经过书面请求后的30天内未提起起诉的，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股东有权基于保护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即股东派生诉讼。
上市公司债权人。上市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是《合同法》关于债的保全制度中债权撤销权的规定。《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为此，在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场合下，上市公司的债权人，比如金融机构等，如果基于上市公司公告的财务报告或者其他途径发现上市公司实施了关联交易，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
公平可持续 篇4
鉴此, 我想结合学习领会三中全会《决定》精神, 以及在长期医保制度改革与建设实践中的思索与参悟, 试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 和大家一起讨论, 以期得到广大同仁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全民医保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从90年代初期国务院决定在“两江” (江苏省的镇江市和江西省的九江市) 试点算起, 至今已整整20年了。期间, 开展了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和城乡社会医疗救助, 初步形成了“三横三纵”的基本格局, 制度安排覆盖了全国城乡所有居民, 实际参保人数逾13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95%以上, 初步实现了国人千百年来病有所医的梦想, 堪称史无前例、世界奇迹。
然而, 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 无论是制度安排、体制机制, 还是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管理服务等都还存在缺陷和弊端, 特别是不够公平、不可持续的问题还较为突出, 需要完善与健全。但是, 如何完善、健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什么?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不少人对此并不清楚, 权威机构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作出定义和阐释, 从上到下、业内业外并未形成共识。这就造成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 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主观愿望, 或者从所在部门、所处岗位的角度, 提出举措或指导。常常是在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动手术”;在异地就医 (“漫游”) 、“方便最大化”“扩大受益面”上支招数;在“保小病”与“保大病”之间双向“延伸”;在减少医保基金结存、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水平上“动脑筋”, 甚至把不断提高医保报销水平作为当前和今后“医改的核心任务”, 等等。一些举措, 往往因迎合民粹主义情绪而受到追捧。由于未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上下真功夫、动真格的, 乍看起来轰轰烈烈, 实则如隔靴搔痒、隔山打牛, 既治不了标, 更治不了本。有些举措反而使原本清晰规范的制度安排旁生枝节, 又出“碎片”, “由简至繁”, 不仅徒增管控难度, 而且使制度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受到新的挑战。
在势有所趋、人有所盼之际,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决定》的表述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论述的进一步深化和凝炼, 突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要义和中国特色, 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要求、总目标。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板块的全民医保制度, 理所当然要以此为统领、依归和目标, 自觉而坚定地迅速跟进。
公平, 即公道与平等, 亦即公平正义。这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最普遍、最重要的追求, 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 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要务和首要目标, 当然应该是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和目标, 恰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平, 首先是制度公平, 即在制度安排上要通过“再次分配”, 尽量缩小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 (不平等) 的差别, 对实行普遍关连性原则的保障项目及待遇要一视同仁。换句话说, 就是要立足起点公平, 创造机会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尽量缩小结果不公平的差距。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持续, 是指保障的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和可靠性。这是由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保障的基本责任所决定的。什么是可持续?用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话说, 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用现在的专业术语说, 就是“记录一生, 跟踪一生, 保障一生, 服务一生”。而不是“保障一阵子”“有了今天没明天”。可持续性决定可靠性, 是判定一项保障制度好坏优劣、是否可靠的金标准。可持续性与制度安排、待遇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家、企业 (社会) 、个人的承受能力直接关联, 必须与之相适应;保障的水平既不能过高 (过高是不可能持续的) , 也不能过低 (过低保不了基本需求) , 必须适度。“适者生存”, 适度保障才有生命力, 适度性支撑可持续性。任何不切实际吊高“胃口”的许诺和损害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的主张, 都会伤及制度的可持续性, 损害民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二、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基本构件和关键环节
什么样的医保制度才是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制度?这无疑是业内人士和社会各界最为关注、切盼得到满意解答的问题。苦于尚无权威定义和“标准答案”, 只能凭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实践体悟, 谈一些个人的思考和观点, 见浅识陋, 权充渔樵之论, 以为参酌。
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 既是一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安排, 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套用一句话, 就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永远不会 (也不应) 停滞固化在一个水平上, 其完善健全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如果完善健全的工作停止了, 制度固化了, 这个制度的生机也就停止了, 就会变成一个僵化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人们肯定是不待见的。但是, 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作为一个比较成熟定型的全民医保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形态, 其基本构件和关键环节则必须是配套齐全和相对稳定的, 没有这个必要前提和基本规范, 新招迭出、朝令夕改, 反复折腾、翻烧饼, 又何谈更加公平可持续呢?!笔者拙见, 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至少要满足如下10个条件 (构件、环节) :
1. 制度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 制度安排要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并与相关经济社会制度协调兼容、相互促进。
2. 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 既要有可靠的理论依据 (符合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 , 又要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制度建设必须依法实施并受法律保护。
3. 制度统一规范, 能充分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这个首要功能, 能够切实保障参保者的基本生活 (医疗) 需求, 且做到应保尽保。
4. 保障项目多元配套, 保障水平适度, 与国家、社会 (单位) 和个人 (家庭) 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5. 基本制度保基本与多层次保障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同向、相辅相成, 既不混淆, 也不错位。
6. 管理体制符合制度模式选择, 体现统一、精简、顺畅、效能。
7. 运行机制 (特别是筹资机制、分担机制、第三方付费机制等基础性机制) 合理健全, 调节功能稳定、灵活、有序 (务必是机制决定, 而不是行政决定、权力决定) 。
8. 经办服务体系健全, 经办能力能确保服务可及、便捷。
9. 基金完整安全, 特别是中长期收支平衡、可持续支付, 不会发生财务危机。
1 0. 内外监管体系完善健全, 监督防范严格、及时、高效, 不会因失范、失控而导致腐败的发生。
果能满足上述10条, 制度的公平可持续就不用置疑, 就是一个好的保障制度, 是一个公平可持续的保障制度, 也可称为比较成熟、定型的保障制度。经过20多年改革, 初步建成的全民医保体系, 就其制度的基本面而言, 基本体现了上述思路和理念, 包括公平与可持续这两个中心环节。这说明,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和继续前进的阵地。所以, 完善健全并非从零开始, 更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定要有制度的自信。有了这个自信, 才会增强完善制度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也毋庸讳言, 体制不顺、机制不健全、质量不高、不够公平、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离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总体要求和根本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还要走很长的路, 必须在巩固扩大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 向着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目标进发。
三、切实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改革步伐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指出, 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中国医保制度改革与建设已经走过20多年的风雨历程, 按照《决定》描绘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到2020年正好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再有30年时间”节点。任务艰巨, 时不我待, 必须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乘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浩荡东风, 切实加快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改革步伐。
一要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深化对全民医保制度的认识, 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注入新的思想能量, 提振改革精神。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伟大命题,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其切入点和着力点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恰恰是解决“三最”问题的重大举措和抓手。只有“跳出社保看社保”, 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去认识,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去把握, 才能高屋建瓴, 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推进全民医保制度建设中, 自觉做到像《决定》所说的那样, “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敢于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医保制度改革与建设已经20多年了, 浅层面、见效快的领域和环节基本都改过了, 剩下的都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和利益格局调整的矛盾和难题。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比喻的“好吃的肉都已经吃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敏感性, 深化改革的阻力并不比制度初建时小。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 只有解放思想、敢于面对、勇于担当, 敢于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 才能攻坚克难、深水前行,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改革才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三要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马克思有句名言,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 不注意倾听时代的声音, 最终必然被时代所嘲弄。三中全会把问题倒逼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 上升到导向原则的高度, 是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意义的。深化全民医保制度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凡是妨碍影响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都应着力解决。特别是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不统一、管理资源分散, 既影响公平、又损害效率, 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等“老大难”问题, 宜及早决策予以解决。越拖问题越多, 浪费损失越大, 甚至积重难返。对这个问题, 似乎应了民间那句老话, “急病遇上慢郎中”“皇上不急太监急”。体制一日不决, 浪费一日不遏, 国人则一日不安。千万不可因“寡人有疾”而拂客观之规律, 阻事业之大成, 在历史上留下追悔莫及的遗憾!“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的确是句至理名言。事实上, 无论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统一规范医保管理体制, 还是加快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健全医保筹资、分担、第三方付费机制, 既难又不难, 既是硬骨头, 也并非那种啃坏牙也啃不了的硬骨头。先行的省市已经给“啃”出了样子, 取得了好的效果和经验, 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排除干扰, 是否有政治责任心和紧迫感, 是否真有“壮士断腕”“刮毒疗伤”的气概。果如是, 定会“手到病除”。
四要树立大社保理念, 把握社保发展大趋势。社会保障是一个宏大的系统, 是一个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就医疗保险制度而言, 不仅涉及医保自身改革, 还关涉医疗、医药行业, 同时与就业、收入分配、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等领域的改革及政策举措息息相关。所以,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 靠一己之力、单打独斗是万万不能的, 必须树立大社保理念, 自觉关注并参与相关领域的改革, 优化改革环境, 形成改革合力, 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同时, 要善于察大势, 把握社会保障由事后补偿型向预防与补偿相结合转变的国际大趋势, 自觉树立预防性参与理念, 加强前瞻性研究。特别是在疾病预防、健康管理、长期照护等方面作好理论、对策等储备, 争取主动, 争取有更大的作为。
五要增强“市场决定”理念,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三中全会《决定》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看似两字之异, 意义却非同寻常, 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的经济。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要素 (资源) 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医保建设和整个医改中, 医疗市场始终是客观存在的。然而, 有些人硬以“特殊性”为由漠然视之, 不予承认, 一味排拒;有的则把所谓“公益性”与市场对立起来, 好像二者是冤家对头, 这是医改迈不出实质性步伐, 走不出“迷局”的重要症结。只有既坚持政府主导, 又引入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垄断局面才能打破, 医疗资源才能优化配置, 医疗服务产品才能充裕, 医疗服务价格虚高才能根治, 价格形成机制才能合理, 谈判机制才能建立并真正发挥作用, 医保支付制度与支付方式改革才能迈出实质性步伐, 医保的基础性作用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公平可持续 篇5
人口的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代际公平和可持续性造成的压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 “构建公平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主题发言时表示,对于中国而言,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多。
张军扩表示,中国既面临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保障水平、促进制度统一以及不同制度之间的可衔接、可转移等传统性的问题。另外,随着形势的变化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代际公平和可持续性造成的压力,比如说经济增速回落和金融市场改革需要社会保障体系作出及时的调整,快速的城镇化和大范围的人口流动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居民具有更大的兼容性,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经济制度更需要互相借力。
公平可持续 篇6
养老双轨制是指根据用人单位的性质不同, 劳动者所享受的养老金制度相应地有所不同,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职工分别实行了两套养老金制度。
养老双轨制是伴随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而产生的。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了企业承担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用, 建立了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制度, 《中央级直属机关暂行供给标准》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例则规定了关于公务人员的退休制度, 两类人员在养老待遇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包办, 养老保障实行统一的制度模式, 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伴随而来的是新一轮的社会保障改革, 企业率先进行。1991年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了三方缴纳的原则, 1993年,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 规定“实行职务级工资制, 离休人员按离休前本人工资和津贴的全额发放, 新制度后退休的公职人员,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将工资和津贴打折后发放, 列入国家预算”。①然而, 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迟迟不能跟上, 仍然靠国家财政, 双轨模式持续到现在。
二、养老双轨制的局限性及改革的必然性
1. 养老双轨制的局限性
(1) 养老双轨制的实质。
双轨制形成初期, 区域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 社会问题突出, 经济政治体制亟待完善, 在养老改革过程中公务人员与企业职工之间的退休待遇出现了偏离, 由于制度的设计者和改革者本身就是改革利益相关者, 政府在权利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偏向自身的自肥现象。总之, 双轨制的出现实质上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在权力面前的萎缩和失色。
(2) 养老保障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较晚, 经验不足。包括我国社会保障在内的多种经济政治政策都是借鉴于前苏联, 自身没有太大的革新。第二, 政治经济改革不同步以致制度畸形。新中国建立伊始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任何基础, 改革开放后, 虽然经济发展迅速, 仍然出现了区域间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制度改革滞后等问题, 对企业不断进行养老金制度调整时, 公职人员的养老制度却由于单位性质的特殊性和利益主体的原因基本没有变化。第三, 我国人口众多, 形势复杂。特别是步入老龄化社会后, 财政压力和养老基金压力增大, 再加之转制遗留的退休金缺口, 长期“空帐”运行, 出现了恶性循环。第四、管理模式不合理, 责任主体不明显。正是由于养老保障的名目繁多, 造成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 责任界限不明确, 在基金的管理过程中泛行政化现象②严重。第五、法治建设滞后。③近年来国家对养老保险的立法开始逐渐重视, 比如颁布了《社会保险法》。不过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交错, 对于养老的立法还有很多需要把握的地方, 比如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和妇女的保障问题、养老金监管和市场化运营的法律保障等。
2. 养老双轨制改革的必然性
(1) 社会保障的本质要求。
养老制度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的前身是一种慈善济贫制度, 其理论依据包括了国家干预理论、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理论等④, 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根本目标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 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冲突。这决定了养老保障本质上的公平性、普遍性和互助性。
(2) 公平和可持续是养老保障改革的方向。
国际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是建立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5, 包括强制性的国家年金、职业年金及自愿储蓄。其目标是要面向全社会成员, 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完善的包括再分配、储蓄以及保障多功能化的保障体系。
中共十八大提出, 要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双轨制显然违背了这些原则。图一是近年来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几个主体的养老金替代率的对比。社会平均养老金替代率能够反映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在每年度的替代率对比中, 机关单位始终最高, 事业单位次之, 企业最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较高, 机关尤甚, 企业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较低;同时企业养老金替代率随年份的增长有下降的趋势, 机关事业单位则大致稳定。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就是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双轨制的不合理存在。机关事业单位受益于政府财政的大包大揽, 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在90%甚至更高, 而企业却逐年下降, 2012年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仅只有42%, 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在退休以后得到的养老金不足工作期间的一半。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0) 数据整理
三、国外养老制度的经验启示及我国养老制度的改革趋势
1. 国外养老制度的模式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世界性的老龄危机袭来, 各国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 形成了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共识, 其优势表现在:第一, 政府责任的弹性化, 政府不只单纯提供养老金, 还应帮助构建一套养老金计划安全运营机制。第二, 养老金信托管理秉持资产独立、钱权分离和审慎的原则。第三, 整合资源, 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 以达到信息沟通顺畅, 管理效率化和便捷化。
2. 我国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趋势及方向
在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过程中要理性、客观, 不能简单地靠提高或降低某部分劳动者的退休金或者盲目地进行平均主义的改革。⑥
(1) 最终方向是建立统筹稳定的养老保险制度, 消除双轨制。当前, 养老改革正值关键期, 面对逐渐增加的老年人口, 双轨制的改革不能再拖。要坚决地到改革的深水区去。
⑵渐进式的分步走。今年人社部也表示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的大方向是明确的。改革要考虑两方面情况:一方面, 机关事业单位现行退休养老制度已实行60多年, 要对这类“老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必须循序渐进, 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 减少社会震荡。另一方面,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需要继续改革完善。所以, “并轨”并不就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7。
⑶改革的各个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前进。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 降低严重冲击社会公平底线的畸高保障, 提高有失公平的低水平保障。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 改革过程必须做到协调统一。
3. 具体改革策略与建议
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已经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8, 同时, 在今年7月1日开始执行人社部和财政部出台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将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需要打破原先的财政包揽的不合理现象, 代之以多层次的养老金构成模式, 这其中, 机关和事业单位又有所不同, 但最终需要达到一个基本模式:劳动者养老金=基础养老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同时, 制定相应措施, 保障新兴农民工群体和伴随而来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利益。
统一模式下的制度设计。根据具体的单位性质和劳动者特点设计合理的养老金模式。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表1所示。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长效调整机制和养老金运营管理机构。通过统筹考虑工资增长、物价指数、通胀问题等要素建立复合指标, 达到养老金调整的实效性和准确性。组建国家级养老金管理运营机构, 遵循“独立、透明、服务、专业”的原则, 建立专门机构做好监管工作, 要特别注意泛行政化的风险。
基础养老金部分由于其职能的特殊性, 余额投资应遵循安全性原则, 尽可能配置固定收益类资产。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资金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长期投资, 创建适合基本养老金投资的外部市场环境。一方面, 丰富养老金投资选择, 可适时推出具有通胀保护功能的债券产品, 基本养老金可投资长期、低风险的产品, 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 做到选择的多样性。而在资本市场趋于成熟之时, 可适度配置少数股票、实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品种, 改善资产配置, 实现风险收益的最优组合。另一方面, 养老金专业运营机构要采取市场激励约束机制, 以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及人员素质9。
加快养老保障的法律建设。依法治国的理念需要更加深入地落实到社会保障领域, 法律的强制力能够为制度的良性化运行提供强有力的后台保障。加大对公权私用、贪污、挪用社保基金等非法行为的法律打击力度, 在国家大力发展反贪污腐败的大环境中建设一个绿色高效的社会保障运行体系, 增强人们对养老的信心。
加快支持多支柱养老体系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建设。对于参保人来讲可能拥有几个不同类型的账户, 比较麻烦。对于各养老金经办机构来讲也会出现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失效的问题。所以整合各方信息资源, 建立一个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公开透明的计算机网络平台, 提供一站式服务, 这样可以减少由于办事程序过多造成的成本资源浪费, 也能够提高整个体系运行的效率。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 面对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 亟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步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无疑是目前解决社会保障关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关键词：公平,可持续性,养老双轨制改革
注释
11 邓大松.社会保险[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22 林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33 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44 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5 穆怀中.社会保障的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66 吴玥彤, 牛津.退休双轨制对退休人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11) .
77 王书琴.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步走战略[J].特区经济, 2013 (5) .
88 苏琳.基本养老保险全面并轨迈出重要一步[N].经济日报, 2014, 2 (9) .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权 篇7
德班会议以后, “公平”成为网络搜索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在波恩会议上, 讨论得最多的也是“公平”问题。如果选取2012年气候变化谈判的代表性语言, 肯定还是非“公平”莫属。讨论“公平”问题的起因, 是在德班会议延长时间的最后几分钟, 印度与欧盟“摊牌”时, 印度被说服没有在《德班平台》决议上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 因为不同的缔约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诠释。
印度首先挑起大旗, 呼吁在气候谈判中要继续坚持公平的原则。这一做法得到了基础四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发达国家也纷纷对“公平”做出回应和解答。一时间, 各方参战, 大谈“公平”问题。在波恩会议的《德班平台》新轨谈判中, “公平”是绕不开的门槛。基础四国, 尤其是印度和中国, 会团结有共识的国家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 坚持在新的条约中清楚地阐明公平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开展气候谈判的同时, 会有一系列关于公平的座谈会和边会。这种分析研究的讨论形式, 有利于正确解读“公平”的概念和应用范围, 对于今后的气候谈判, 将起到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公平”具有普适性。凡是由个体组成的任何团体, 都存在差别性。“公平”就必然被提出和运用。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公平”首先用来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和其他义务, 同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出差别性对待。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京都议定书》谈判, 对附件一国家的气候减排责任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 根据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和能力上的不同, 各个发达国家分担了不同的绝对减排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中, 发展的状况和条件也有很多不同。例如, 新加坡和韩国的发展水平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 但与非洲的贫穷国家差别却很大。这种发展状况和阶段的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应有区别地对待。因此, “公平”问题不能只是片面地解释某种特定问题, 而是要对差异化的问题普遍适用。
“公平”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基础。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公平为基础提出的。人们经常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解为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不同责任, 而没有考虑到公平是普适性的, 由此产生的这条原则也是实用的。但是, 公平原则往往被一些发达国家曲解和抵制, 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不做减排的借口。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在发达国家中, 也有不同的责任。例如, 在援助资金问题上, 出资的发达国家是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以及其他因素进行分担, 并缴纳各国认为公平的援助资金的份额。因此, 公平不仅被发展中国家所强调和重视, 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 也需要强调公平的原则, 否则, 很多义务额度的分配就无法进行下去。在气候谈判中, 公平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欧盟认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可以接受的, 但公平的原则要进一步讨论。这种解释显然把公平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紧密联系割裂开来。
“公平”具体体现在各自能力原则的表述上。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各自能力也是一个原则。各国的状况和能力不同, 对各自承担的减排责任和义务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 人口数量巨大, 发展不平衡。因此, 中国和印度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做的承诺也有所不同。中国承诺在2020年比2015年碳强度减少40%～45%, 而印度相应地提出了20%～25%的碳强度下降的目标。从人均的状况来看, 中国目前的人均CO2排放约为5.5吨/人, 而印度比中国的一半还少, 远低于世界排放的人均水平。因此, 中国的和印度的差别也反映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差别。
“公平”是责任和权力的平衡。在气候谈判中要对减排的目标、能力建设、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重要议题进行谈判。如果可持续发展公平权做得比较好, 发展中国家就会较好地承担各自的减排责任, 如果公平权没有做好, 谈判起来就非常困难。在技术转让议题上, 发达国家迟迟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和公司的盈利问题。因此, 如何在谈判中克服这些障碍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要找出一些可实施的办法克服这些障碍。责任和权力应该是平衡的。
“公平”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权。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发展经济, 这既是一种趋势, 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力。2010～2035年, 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将占全世界能源增量的50%以上, 这些增量还会持续增长。很显然, 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会继续增长。在这个发展阶段, 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 应当合理地控制能源的消耗量和碳排放量的增长, 而不是用粗放型的消耗增长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 “公平”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就相当于可持续发展权, 这一点在波恩《德班平台》的讨论中会特别强调。发展权的问题, 是硬性的、与生俱来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 应该认真考虑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权问题。
“公平”是气候变化排放预算的合理占用权。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用到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预算的指标。为了达到将温度控制在2度以下, 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有一定的限制, 即排放预算。1850～2000年间, 附件一国家的累积排放占全世界的79%, 而非附件一国家的累积排放只占21%。因此, 发展中国家肯定要争取更多的排放预算份额, 而发达国家应该减少他们在总预算中的份额, 这样才能充分地体现公平的原则。在气候谈判中讲公平就是讲气候变化排放预算权份额的合理分配。到2050年, 以人均累计排放的标准来争取预算权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因此, 发达国家要尽量减少排放预算的比例, 甚至在某些年度要达到负排放, 也就是要用碳汇的方式来吸收排放。
“公平”是时间的动态分配权。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水平很高, 一般来说, 美国是中国的3～4倍, 是欧盟的1～2倍。世界上人均排放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 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最大。我们说公平是时间的动态分配权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中国在1990年的人均排放只是世界人均排放量的一半左右, 而2011年, 中国排放了约74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 人均约5.6吨, 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许多。按照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排放趋势, 中国到2035年的国别累积排放会高于欧盟, 而人均排放量也与欧盟平均值相当。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累积排放水平还比较低, 但是从时间的动态发展来看, 如果不加以限制, 在2050年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所以, 公平也要与时间的变化紧密结合。关于公平的讨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气候变化谈判中, 要随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排放水平进行调整, 因此公平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略。许多发达国家认为, 现在谈公平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而实际情况是, 公平排放权是随时间变化而重新分配的。有了这种动态的观点, 对公平的争论也许会减小。同样, 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水平也会随时间变化和提高。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有许多国家、智囊团和NGO组织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公平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五花八门, 差别较大, 容易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困难。现在, 应该对这些方案进行统一的评价, 找出其共同点和差距以及这些公平方案中的基本假设和条件, 充分了解各种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得出公平合理分配的一些指标和变量。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可供UNFCCC采纳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 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关注的问题, 能够被谈判各方所接受。
公平可持续 篇8
第15个“5.20”世界计量日即将到来, 回想过去, 特别是近几年来, 电力系统不管是电能计量技术, 还是电能计量管理水平, 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 计量标准化建设飞速发展
计量标准化建设是计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包括计量技术标准、计量管理标准和计量工作标准。
计量技术标准是协调统一计量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基础标准、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和安全标准等。近几年来, 随着智能电网的建设, 计量标准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一是在电能表方面, 制定了智能电能表系列标准, 标准涵盖了型式规范、功能要求、通用要求、试验规范等, 统一了电能表外观尺寸, 方便了安装调试, 统一了显示内容和显示顺序, 方便了客户和抄表人员抄读。减少了电能表规格, 将居民客户的电流规程减少到2种, 主要为5 (60) A, 即计量负荷最大可达15.8千瓦, 可满足99%以上的居民客户用电要求;规定了智能电能表通信要求, 为远方抄表和智能电网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在互感器方面, 国网公司正在开展光纤互感器制造标准和试验规范的制订, 推进了光纤互感器的发展, 光纤互感器的成熟应用将大大降低成本, 为智能电网、数字电网打下坚实基础。
计量管理标准是协调统一计量管理事项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计量管理规范、规定和制度等。国网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标准, 标准涵盖计量工作的方方面面, 明确了管理责任, 落实了管理措施, 有力地确保了计量工作高效顺畅运行。《智能电能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规范了智能电能表质量监督全过程管理, 有效防范和控制了质量风险;《电能计量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规范了计量中心建设与管理;《计量故障调查与处理规定》规范了计量故障的调查、处理及电费退补, 将计量故障进行分类、分级处理;特别是在“三集五大”建设中, 出台了一批管理标准, 有力地确保了计量工作规范、高效运行。
计量工作标准是协调统一计量业务工作事项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通用工作标准、分类工作标准、工作程序标准和工作指导书等。国网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工作标准, 包括计量检定数据的全过程管理和计量资产的全过程管理, 涵盖需求、计划、室内检定、配送、安装、运行维护、状态监测、拆回、报废等, 确保了每项工作都有标准流程和规范作业。
2 计量器具质量监督严格精细
计量器具准确可靠, 直接关系到电力企业、用电客户的切身利益, 国网公司高度重视计量器具质量监督, 按照“质量至上、尊重事实、依法办事、公正透明”的工作方针, 遵循“标准统一、内容完整、流程规范、方法一致”的工作原则, 制定了严格精细的计量器具全过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加强质量监督, 防范和控制质量风险。
智能电能表质量监督工作涵盖招标前、供货前、到货后、运行的全过程、全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包括供应商评价、供货前质量监督、到货后质量监督、运行中质量监督等。
供应商评价包括对供应商的经营实力、质量管理水平、履约服务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
智能电能表招标前必须进行全性能试验、样品留样、合格样品资料制作。全性能试验按照规定的试验项目和要求实施, 出具检测报告。每个供应商送检合格的样品每次留样2只, 制作样品光盘, 内容包括样品外观、型式以及内部结构、工艺、线路板设计、主要元器件等信息。留样的目的就是要避免生产厂家随意改变设计, 影响产品的稳定, 还可防止不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私自改用质量低劣的元器件, 影响产品质量。
招标后, 进入智能电能表供货前质量监督, 其内容包括产品监造、供货前样品比对和全性能试验。产品监造一般通过招标由专业公司进行, 产品监造的目的一是监造生产厂家是否按照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进行生产组织, 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工艺流程进行。二是监造元器件采购、选用是否按照投标承诺进行。在供货紧张时, 产品监造还可承担催货的任务。供货前样品比对是指将供货前的样品与投标的合格样品技术资料进行比对, 包括型式、结构、工艺、所用元器件等信息。为确定生产产品是否合格、产品一致性情况, 需要进行供货前全性能试验, 从供应商已生产的小批量 (单相智能电能表1000只以上, 最大不超过中标批次的3%;三相智能电能表0.2S级除外100只以上, 最大不超过中标批次的3%) 产品中抽取。供货前全性能试验合格的样品留样2只, 用于到货后的样品比对。
智能电能表到货后质量监督包括到货后样品比对、抽样验收试验和全检试验。到货后样品比对应按照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电能表抽样技术规范》 (Q/GDW206-2008) 进行到货产品随机抽样, 与供货前样品进行比对, 包括型式、结构、工艺、所用元器件等。到货后抽样验收试验应按照Q/GDW206进行到货产品随机抽样和试验。试验合格后才能接收, 否则整批退回厂家。接收批次的, 再进行全检试验, 全检试验对产品进行逐一检定, 检定误差按照国家规定误差的60%进行控制, 检定在不开启生产厂家封印的情况下进行, 合格的加检定单位封印, 不合格的退回厂家。
智能电能表运行质量监督包括定期抽检及故障表质量监督处理。按照智能电能表供应商、类别和到货批次, 分别在智能电能表运行后第1年、第3年、第5年、第8年开展定期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时间或比例可根据每次抽样检验结果及运行故障率适当调整。对于抽样中可能存在批量质量问题的到货批次加大抽样比例, 必要时选取一定样品进行全性能试验, 根据抽样检验结果采取相应质量控制措施。
故障表质量监督是对运行中发现或客户反映的疑似故障智能电能表进行检测、分析和鉴定, 并及时更换发生故障的智能电能表。根据智能电能表故障的性质、类别, 判定相应到货批次电能表的质量, 并据此在局部范围或更大范围内采取相应质量控制措施。
3 计量集约化管理日趋完善
计量器具集约化管理主要包括计量器具采购、检定配送和运行维护等方面。近年来, 国网公司系统实现了计量器具统一采购、统一检定、统一配送。
在计量器具采购方面, 为了规范计量技术标准, 降低采购成本, 发挥规模采购优势, 国网公司将批量计量器具采购权限上收到总部。由于招标数量巨大, 每次国网公司智能电能表的招标都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关注。
在计量器具检定方面, 过去省、市、县公司、农村供电所都有检定机构, 资源分散, 很多检定机构条件难以达到要求, 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良莠不齐, 检定设备落后, 检定量小, 工作效率低。2006年, 国网公司将县公司和农村供电所检定工作集约到了市公司;2014年, 通过“三集五大改革, 又将全省计量检定工作集约到了省计量中心, 向上集约的进行, 整合了资源, 强化了力量, 提升了工作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计量器具配送方面, 随着计量检定向向省级集中计量器具随之进行了统一配送, 采用专用的配送车, 确保了配送质量。为了监督配送情况, 配送车上开始安装定位和可视设备, 随时了解配送情况。
在计量器具的运行维护方面, 高压计量装置管理向市公司集约, 关口计量装置管理向省公司集约。计量器具的运行抽检在全省进行, 全面反映了批次计量器具质量减少了抽检数量, 提升了抽检效率。采集系统主站建立在省公司, 实现了计量数据全省集约, 提高了计量管理工作的可控、能控、在控水平。
在计量集约化管理上, 国网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组织和技术措施。在组织措施上, 组建了省计量中心, 取消了市 (州) 计量中心, 将之并入市 (州) 客户中心。省计量中心为省公司直属二级机构, 其职责为负责全省计量器具的需求收集、采购计划制定、检定、配送工作, 负责电能计量技术监督、技术服务、新技术研究、鉴定、推广应用工作, 是全省最高计量技术管理机构。市 (州) 客户中心下设计量部 (室) , 负责计量器具的安装、现场维护和用户申请校验等临时检定工作。
在技术措施上, 在省计量中心推行“四线一库”建设, “四线一库”是指单相电能表、三相电能表、低压电流互感器、用电信息采集终端、自动化检定 (检测) 流水线和智能化立体仓储库房。流水线检定 (检测) 实现了检定 (检测) 过程自动化、流程化、模块化、工厂化, 是检定 (检测) 工作划时代的变革。一条省计量中心流水线年检定能力通常能达到400万只左右, 其技术水平、检定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智能化立体仓储库房与检定 (检测) 流水线自动接驳, 利用工业机器人、RFID、PLC等高新技术, 实现计量器具自动出入库、自动货位分配、自动盘点、自动定位、自动扫描识别、自动输送、自动开箱、自动打包及自动拆码垛等智能化作业与管理功能, 并与生产调度系统、检定系统和配送设备无缝连接。总体来看, 目前国网公司计量集约化管理水平和计量集约化管理装备在全世界都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4 计量为民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在计量为民服务组织措施上, 一是明确了客户申请校验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校检结果, 客户对校验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为客户到技术监督部门或更上一级计量技术机构进行仲裁检定提供帮助。二是加快计量故障处理, 将计量报修纳入电力故障报修管理, 报修处理以客户用电优先原则, 做到首到必修, 先用电后进行电费退补。三是加强告知管理, 将用电信息系统采集的表码对客户开发查询, 让客户高高兴兴用电、明明白白消费。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5.20”国际计量日, 开放计量检定机构, 让老百姓了解计量检定情况和计量器具基本知识。
在技术措施上, 一是制定了便民的技术标准, 将电能表规格减少到最少数量, 便于客户观看和抄读表码, 电能表增加了很多功能, 为智能家居提供技术支撑。二是推广应用智能电能表, 智能表比传统机械表功耗小, 减少了功率损耗, 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块运行的智能电表电能消耗比机械表每月少0.5千瓦时 (能耗不计入电表) , 如果湖南2000万电力客户全部使用智能电能表, 每年可减少电表运行能耗1.2亿千瓦时,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11万吨。三是推广应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提高了抄表数据的准确性, 避免了因人工错抄、抄表不及时给客户造成的麻烦。系统每天可自动定时 (一般为零点) 抄表, 提高了抄表的实时性, 为广大电力客户准确查询、灵活缴费、余额提醒等服务措施提供技术支撑平台。客户缴费后可通过系统实施快速远程送电, 缩短客户复电时间。为国家节约能源、合理用电提供快速便捷的决策分析数据。通过系统, 可以了解各地区实时用电情况, 更科学合理地调节负荷, 有效缩短客户停电时间。
5 结束语
计量工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计量工作的滚滚车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前行。当前计量工作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