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精选8篇）
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 篇1
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
——观看《为了军歌更嘹亮》宣传片有感《军人保险法》的公布施行，是我军军人保险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推动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维护广大官兵权益，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人保障体系，保障官兵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军人保险上升到法律高度，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关心爱护广大官兵及其家属的生动体现。
《军人保险法》的实施势在必行，军队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柱石。当前，全军部队按照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军事训练强度大，执行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科研试验、国际维和等多样化军事任务重，许多官兵长年驻守在高原海岛、荒漠戈壁等艰苦边远地区，军人面临的职业风险更加多样，对调整改革军人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通过制定军人保险法，依法保障军人享有与其履行职责相适应的保险待遇，更好地服务保障我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军人保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军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目的是保障军人在伤亡，以及退役后年
老、疾病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据总后勤部财务部负责人介绍，全军和武警部队每年有数十万名官兵退役到地方，需要转移接续各种社会保险关系。现行军人保险制度，主要是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规定的，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因此，需要通过制定军人保险法，以法律形式完善军人保险制度体系，体现国家主体保障责任，规范军地保险衔接办法，增强政策制度的强制力和执行力，依法维护军人保险权益。
同时军人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围绕党和国家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要求，国家加快了社会保障领域立法步伐。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军人职业性质和保障体制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军人保险的调整对象、项目设置、基金来源和管理机制与社会保险有较大差异，社会保险法没有覆盖军人这一特殊群体。因此，需要制定一部体现军人职业特点、与社会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军人保险法，以完善国家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加强军人保险法律制度建设，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军人保险方面的法律。为此，此法以完善军人保险制度、维护军人保险权益、增强军队凝聚力战斗力为目的，规定了军人伤亡保险、退役养
老保险、退役医疗保险、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保险等内容。在立法的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了三个原则：一是坚持体现军人高风险的职业特点和为国家安全牺牲奉献的价值，对军人服役期间伤亡的给予补偿，解除军人后顾之忧，激励官兵履职尽责；二是坚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军人保险项目和待遇的确定，既确保军人能够分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也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三是坚持与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相衔接，对军人入伍前和退役后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作出规范，保障军人退役后享有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待遇。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要求立法者不仅要深入倾听广大官兵和社会各界的意见，也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2001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保险立法考察团，对马来西亚、韩国和芬兰的军人保险情况进行了访问考察。2002年4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全国人大军人保险立法考察团，对德国、法国的军人保险进行了访问考察。对国内外客观详实的调研，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人保险法律提供了有力支撑。走向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立法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相对应，我国的军人保险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不仅为保障军人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军人保险立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政策基础。《军人保险法》既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对广大官兵关怀厚爱的生动诠释，也是以人为本、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生动证明。
1、确立了军人保险的法律地位。《军人保险法》将经过多年运行和完善、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军人伤亡保险、退役医疗保险和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保险制度上升为法律，构建了具有军队特色的军人保险制度体系，增强了政策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2、突出了国家的保障责任。《军人保险法》明确国家建立军人保险制度，促进军人保险事业的发展，为军人保险提供财政拨款和政策支持。规定军人伤亡保险所需资金由国家承担，个人不再缴纳保险费；将原来军人服役期间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调整为由中央财政承担，都突出体现了国家对军人保险的保障责任和财力支撑。
3、拓展了军人保险保障范围。《军人保险法》将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保险纳入法律规范，为其建立养老、医疗保险等，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体现了国家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心照顾，进一步减轻了军人后顾之忧。
4、服役时“伤有所保、亡有所偿”，退役后“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随军未就业家属“生活有补贴、养老和医疗保险不中断”，这些广大官兵最为关心的内容已经体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军人保险法》中，也写到了全军将士及其家属的心坎上。这部法律按照事权和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将军人服役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地方财政承担，调整为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对军队和地方有关部门在军地保险衔接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规范，保证军人退役后依法享有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标志着旨在解决军人服役期间的伤亡补偿，退役后与地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衔接，以及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参加社会保险难等问题的军人保险法草案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人保险法，对维护军人合法权益，解除军人后顾之忧，激励官兵履职尽责，增强部队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开支队特勤三队
2012年4月28日
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 篇2
一、留守儿童的基本权益
留守儿童是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之规定, 赋予他们五项基本权益:
(一) 生存权———每一个未成年都拥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健康权以及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
(二) 受保护权———不受危害自身发展影响的、被保护的权利。
(三) 发展权———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
(四) 参与权———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五) 受教育权———享有由国家保障实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并享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
二、国内外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
在西方发达国家, 城市发展初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受经济条件的吸引, 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向城市转移, 他们离开农村的方式与我国农民不同, 他们彻底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他们断绝和土地的联系, 在此过程中父母与子女是一起流动的, 不受户籍制度的约束, 绝大多数为整户迁徙, 自然也就不存在留守少年现象。我国于1986年7月1日起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成为了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基石。于1991年9月4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留守儿童的权益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途径予以特别关怀。面对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如何让留守儿童更好地得到权益保障,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我国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受教育权难以得到保障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学校。留守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学习成绩都处在班级下游, 极个别学习成绩较好的孩子, 也是用他们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换来的。据教育部门的一项统计显示, 近年来, 农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已由1985年的22.3%下降至目前的18.6%, 大多数的留守儿童则在初中毕业后, 未经过任何职业培训就外出务工, 每年更有近200万的留守儿童小学毕业后沦为廉价劳动力。
(二) 受保护权时常受到侵害
留守儿童过早失去双亲关怀和庇护, 受保护权长期遭受侵害。孤独与迷茫使他们有的表现为暴躁、小偷小摸、欺负同学;有的孩子则经常处于自卑、忧郁状态, 对未来缺乏理想, 对家人、伙伴、同学漠不关心, 公德心缺失。还有的儿童虽然性格开朗、积极乐观, 但比较偏执、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差。由于留守儿童受保护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缺少父母关爱、家庭温暖和社会关怀, 使他们极易走到一起, 形成一个个小团体, 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人群。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3年数据显示, 截至当年, 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总数的70%, 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 生存权和发展权落实不到位
使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底线, 生存权和发展权被提高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 时至今日, 留守儿童的这两项权利依然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不足, 留守儿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威胁。据有关报道显示, 农村孩子的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普遍比城市高。加之, 孩子没有父母的监护,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饮食安全、饮水安全、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 极易引起各类儿童安全事故, 留守儿童受伤、死亡事件频频发生。
(四) 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留守儿童的关怀有所欠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年龄逐年降低, 校园暴力案件不断增加, 案件恶性强、手段凶残、影响广泛。
有数据显示, 在近20年内, 我国青少年的发育年龄提前了2-3年, 心理和生理成熟度较过去有大幅提高。继续依照年满14周岁作为青少年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不仅间接上成为了未成年惯犯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凶, 同时也无形中伤害了那些本性善良因一时冲动犯下罪行的孩子。举例来说, 留守儿童甲一直在与同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在甲年满14 (或16) 周岁的前一天, 暨甲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完全能力行为人的节点。当天甲与小伙伴们一起从事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甲还是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 即使犯罪也可以免于刑罚, 但是当甲第二天早上 (达到时间节点) 醒来, 未得到社会、学校、家庭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做相同的事情, 就会以他生日为界限, 为他生日之后的行为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在成年人的世界中, 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事, 但用成人世界的规则和法律去要求未成年人, 对未成年人而言显然是不够妥善, 缺乏关怀的。当前, 未成年人无法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 也无法在他到达行为能力变化时间节点的那一刻就突然具备对犯罪行为所造成后果的认知能力。这种情况的发生, 违背了立法者保护青少年权益的初衷, 这是站在成年人视角审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的结果, 显然没能更好的站在未成年人的角度给予他们最需要的保护和关爱。
四、完善我国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意见
(一) 延伸法律与道德在权益保护层面的边界, 编织起温暖的关怀平台, 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司法五位一体的权益保护网络。
尽快建成中国儿童保护的法律体系, 修改完善义务教育法, 建立留守儿童普法考试制度, 保障留守儿童接受普法教育的权利, 在留守儿童成长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普法教育, 推行留守儿童法律基础知识考试制度, 将考试成绩与升学、择校的优惠政策挂钩。对于法律知识考试不合格的留守儿童, 进行单独辅导, 务必使他们在对应的时间节点达到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完全行为能力人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标准。
(二) 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保障留守儿童权益。将目前的9 年义务教育提高至13年义务教育, 实现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全覆盖, 提高适龄青少年覆盖率。每名留守儿童由一名教职员工点对点关怀, 关注其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思想波动, 有效减少校园安全、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全面创新寄宿制学校及工读学校, 在提升现有两种学校教学质量的同时探索学工结合的教育模式。推广认证家庭寄宿制度, 成立专门的留守儿童基金用于补贴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开支。
(三)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实行青少年柔性刑罚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 因未成年人毕竟还处于发育阶段, 认知能力、自控能力还存在欠缺, 应当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青少年弹性刑罚制度。注重以教育挽救为主, 惩戒处罚为辅, 综合在各案中青少年对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弹性考量量刑幅度。通过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错行为的未成年人, 震慑有犯罪可能的未成年人, 有效的遏制破解“宽容即纵容”难题, 对未成年人来说, 这是惩戒, 也是保护。
摘要：留守儿童,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外地打工, 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或不在父母身边城里的未成年人。保障留守儿童的权益, 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城市、农村和谐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留守儿童权益概念、国内外保护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法律、制度、政府行政等多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建议。
关键词：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网络,刑事责任年龄
参考文献
[1]曹诗权著.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姚丽.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分析与对策[D].山西大学, 2012.
为举报者撑起法律保护伞 篇3
当下，在对举报者的保护上，不论从立法角度还是执法力度，都是比较薄弱的。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有很多举报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举报有风险，行动需谨慎。这并非戏言，因为举报的高风险，确实让有些人尝到了苦头，举报之路如履薄冰风险压顶，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深有感触。只要踏上荆棘满布的举报之路，伤神破财丢饭碗还算小事，搞不好还会遭受莫须有的牢狱之灾，甚至搭上身家性命。这些举报者的遭遇意味着，一些违法乱纪者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在依然故我的逍遥法外，更甚者法律的尊严还被一次次的挑战，这摧残着社会的良知，同时也威胁着举报者的人身安全。
对于举报行为，法律虽然有翔实的规定，可现实的执行情况却不尽人意。某些执法机关在收到举报后，或置之不理，或弃之纸篓，有些工作人员干脆和举报者打持久战，直到举报者精疲力尽自动放弃。某些人甚至还会将检举材料直接交给被举报者，被举报者和举报人自然就少不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举报者大多势单力薄，被举报者往往都是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如此一来举报者岂能逃脱被打压报复的命运？
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民主监督、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勇敢的举报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行使权利的正义和神圣，但也看到了他们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司法机关执法制度不完善，贪污腐败暗传消息，保密机制不完善，没有成为人民上传言路的通道，而沦为腐败官员的眼线，无疑是对当今法治社会的极大讽刺。当举报成为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谁还敢拿出足够的勇气维权举报？所以，必须建立健全举报人保护法规，为他们撑起一张法律的保护伞。
医生权益法律保护情况调查 篇4
医生，曾经多么高尚的职业，那么的受人尊重。救死扶伤是每一位医生的神圣使命。当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的这么一群人。是他们给每一个病痛的身体解除了痛苦，使他们把亲人从死神的手中解脱。如果没有了医生，我不能想象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可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生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呢？
患者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而医生的权利遭到侵害时,维权意识则显得相对薄弱,主要表现为在医疗纠纷发生时不是消极回避,就是听从领导安排。如果领导不赞成维权,医生无论遭到什么形式的侵权,都只能自认倒霉,任凭医闹侵犯医生的尊严和人身安全。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尤其是个别患者的“医闹”行为，严重干扰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侵害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医疗机构设灵堂、摆花圈、拉横幅、烧纸钱等等，医务人员被打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基于社会民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相关国家机关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在维护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合法权益方面也常常慎之又慎。往往利用行政手段迫使医疗机构赔偿了事，以息事宁人维护所谓的和谐。
职业“医闹”的频频出现与相关部门打击不力不无关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该条款规定只是一条原则性规定，就是没有这条规定，我们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得到保护。关键是还要看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度，不能以牺牲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权益来换取所谓的“和谐稳定”。相关部门应建立公平、高效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给患者更多选择余地。希望《侵权责任法》的公布实施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稳定，更好的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关于发生医疗纠纷时，老百姓的维权途径。
在处理医患纠纷的过程中，患者一定要多向专业人士请教，切忌盲目信任，只看眼前一点小利而放弃了更大的权益。拿钱、签字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法律规定，患者一旦在医方起草的“协议或办法”上签字就意味着患者已经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做出了处分，就不能再反悔了。
虽然我国法律上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但是在诉讼过程中要求主张撤销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要患者拿出证据证明医方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这往往是无法举证的。
浅析农村留守儿童权益法律保护 篇5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大城市务工，然而，他们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农村学习，得不到父母的照顾，且这些留守儿童的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采取法律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人身安全等方面提出相应法律保护对策，旨在逐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使其学习和生活都能够更好地发展。
论文关键词：留守儿童 受教育权 法律权益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其中之一就是留守儿童问题。许多在外务工的人员只能自己进城的，但是却无力让孩子进城就读。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由父母中的一方或托付他人代为照管，而子女在一年中也很少能和他们见面，甚至好几年也盼不到与父母相聚。这不仅增加了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父母来自教育、医疗、交通及住宿等方面的压力。而且，长此以往也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法律保护现状
(一)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等担任监护人。” 据统计，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主要有隔辈监护，单亲监护以及亲友监护。而且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绝大多数是单亲监护或隔代监护。在我们调查的300户中，大约有60%的孩子是留在农村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有27%的孩子是单亲监护，大约13%是和其他亲戚住在一起。
这样，农村留守儿童从父母的双亲监护向非亲权的监护或着单亲监护转变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监护的不力。对于隔辈监护而言，这些监护人大都是年迈的老人，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身体身体较弱或是患有疾病，有的甚至久病不得不常年卧床。因而，他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管已是极其不易，更不用说给予这些儿童更好的照顾来满足他们情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另外，这些老年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子里，很少接受大城市中各方面的信息，这样由祖辈教育在观念和方法也是有所滞后，极易使这些孩子产生娇生惯养及放任自流的教育倾向。特别是，他们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见，隔辈监护必然会使留守儿童的监护权弱化。
对于单亲监护的方式来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是由农村留守儿童的父亲外出打工，由母亲对这些留守儿童行使监护职责，照顾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教育。但是，由于单亲监护人的母亲不仅要负责耕作自己的承包地和农田，还要照顾患病的亲人，因此，单亲监护的母亲在承受沉重的劳动负荷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下，根本无法给予留守儿童适当的监护，这势必会损害孩子获得适当监护的权益与受教育的权益。
除了上述两种监护类型外，还有的就是由成年的亲属或朋友来对这些农村留守儿童进行监护。这些亲属和朋友一般也都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这就会使被监护的留守儿童处于管教真空的状态。而由同辈的兄、姐对其监护，一方面，此类监护人有的自身年龄尚小，并且也缺乏监护的能力，客观上无法去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面，有的自身缺乏教育能力，经常酗酒斗殴，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甚至，触犯法律。所以，此种监护也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权益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二)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重视不足
无论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教育都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着的重要途径。此外，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基本保障了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 然而，近些年来留守儿童受教育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在农村，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外打工维持生计，无法在孩子身边帮助他们学习，因此，他们中有的孩子缺少监管，加之自制力薄弱，难以形成正确的学习观，而且无心学习，学习成绩也普遍偏低。此外，对于单亲家庭或是在祖父母辈的隔代监管中，这些孩子在饮食起居上有保障，然而，长久生活在不完全的家庭环境中对其自身的成长也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后果，极其容易导致孩子的性格缺陷以及心理障碍等方面的问题。最终，他们逐渐出现厌学，甚至是辍学。
另外，除了上述所说的留守儿童家庭因素影响外，还存在学校教育的因素。首先，有的学校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教学设施不齐全，教育质量偏低，无法让留守儿童与城市的孩子一样获得平等的教育资源。其次，在一些偏远山区，教师资源资源匮乏。因而，根本无法达到正常的教育水平。最后，有些留守儿童处于叛逆期，不遵守学校的监管，在管理不了时，学校并没有积极处理，采取开除方式来规避学校责任。最终，使有些留守儿童流入社会成为问题儿童，以致使其走上青少年犯罪的道路。
(三)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
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 篇6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52期
成都：为贫困群体撑起一道“保护伞”
——对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的调研
中共四川省委政研室调研组
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坚持执政为民理念，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救助大格局，让贫困群众“吃得起饭、住得起房、上得起学、医得起病”，为他们撑起了一道可靠的“保护伞”。我们在近日的调研中感到，总结成都的实践经验，对省内其它市州搞好社会救助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做法和成效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在1082.03万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57％，城乡贫特困人口有39.8万。为推进和谐成都的建设，市委、市政府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了以“城乡一体化、社会全覆盖”为特点，城乡低保为基础，“帮困助学”、“帮困助医”、“帮困建房”三大救助工程为配套，其他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社会帮扶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城乡救助工作基本实现了一体化、制度化、网络化、社会化，成效显著，在西部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
（一）创新体制，建立长效机制。为了解决救助工作的随意性以及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成都市从创新管理体制入手，积极探索建立社会救助新模式。首先，建立以联席会议制度为依托的高端管理平台。成立了由市和区（市）县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问题。在各级民政部门设立了办公室，统一组织和协调全市的社会救助工作。其次，建立以乡镇和社区为依托的低端管理平台。按照“一口上下”的要求，对困难对象都通过社区、乡镇这个“口子”向上申请救助和向下发放款物，避免了多头审查、重复救助等问题。同时，成都市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重中之重，形成了五项救助机制。一是联动互动机制。按照联席会议规则和职责分工，由联席会议统一组织协调，职能部门组织实施，上下联动互动，确保救助工作有序运转。二是分类救助机制。根据救助对象致贫、致困的不同情况,由市级各部门和区（市）县在统一部署下按各自职责范围实施分类救助。三是社会救助预警预报机制。建立城市五级（市、区县、街道、社区、居民小组）救助预报网络和农村四级（区县、乡镇、村、组）救助预报网络，通过“帮困档案”及时了解情况，使困难群众能尽快得到救助。四是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审计、监察、财政、目标督察办等部门参与的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救助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并通过社会救助信息网、村居务公开栏等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五是精神慰藉机制。通过卫生、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积极参与，给困难群众进行心理辅导和缓解心理压力，帮助他们从绝望中走出来。
（二）统筹城乡，实现应保尽保。为了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救助局面，成都市着力消除城乡差距，实现一体救助，城乡共享。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低保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贫困家庭，分别纳入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了城乡低保的同步运行。截至2005年底，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24.64万人，其中城市10.67万人，农村13.97万人，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二是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救助范
围从低保对象、五保户、优抚对象中的贫困户、残疾人中的贫困户向其他特殊困难群众扩展，确保所有困难群众得到相应的救助。三是调高城乡低保标准。在五城区和高新区实行城市与农村低保标准并轨。按两年调整一次低保标准的原则，将城市低保标准由2002年的178元/月调整为2004年的210元/月，列西部城市第一；农村低保标准从年人均纯收入600元调整为1000元。同时，在每年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还给城乡低保对象每人发放50元的临时补助。
（三）整合资源，形成救助合力。现行的救助工作存在着单
一、临时、分散、重复和遗漏等弊端。成都市通过整合救助资源，使社会救助向统一、归口、综合的模式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大格局，提高了社会救助整体水平和效益。一是整合政府各部门的救助资源。将包括民政、卫生、教育、财政、房管、就业、司法等在内的11个市级部门，全部纳入城乡一体化救助体系，形成综合配套的救助合力。并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救助资金纳入统一预算、统一安排，增强了救助资金使用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救助效能最大化。如2004年市财政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为
1.8亿元，2005年通过资源整合，救助资金达到2.7亿元，比2004年增长50%。二是整合和动员民间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发挥成都市慈善会的作用，通过开展“情暖人间”、“慈善一日捐”等慈善活动，积极引导动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捐赠，形成强大的社会救助合力。
（四）突出重点，抓好专项救助。城市低保、农村特困救助、五保供养、灾民救助等制度虽然解决了城乡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但对于他们在看病、子女上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则无能为力。针对这一情况，成都市重点实施了“三大救助”工程，帮助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特殊困难，从而加固了社会的“安全网”。一是帮困助学工程。对低保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课本费和补助住校生生活费）；高中教育阶段实行政府助学金制度；低保家庭子女考上大、中专学校给予学费资助，最高可达每人每年4000元。2001年至2005年，全市共救助低保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35.71万人次，救助低保家庭大中专学生1.37万人次，资助残疾人学生6000多名，发放助学金1.37亿元，确保贫困家庭子女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二是帮困助医工程。由政府资助农村低保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五保户、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中的贫困户等因患大病医疗负担过重、影响其基本生活的给予医疗救助；18岁以下青少年和婴幼儿患重大疾病、家庭无力救治的，一年内最高可享受8万元的医疗救助；建设惠民医院，对低保对象在实施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实行“六免、八减、三优惠、一方便”的惠民措施。两年来共投入936万元为低保对象和特困群众实施医疗救助，使困难群众有病能医。三是帮困建房工程。在城市实施廉租住房政策，主要针对家庭年收入8000元以下，人均建筑面积16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现已有3300户享受廉租房政策。在农村实施“安身工程”。近几年来共投入2亿元，为农村低保家庭新建、改建住房2万户。
（五）改进方式，实施信息化管理。社会救助工作面广量大，任务十分繁重。由于以往的救助手段比较落后，大多采用人海战术，影响了救助的质量和效率。成都市改进工作方式，把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建设，作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技术支撑。拟投资2800万元建立覆盖全市的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准确、动态地汇集城乡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信息，为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工作提供基本依据和技术保障。目前，一期工程已投入860万元，在3个区（市）开展应用试点，今年将在全市推广应用。
二、几点建议
社会救助体系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存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省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存在相关政策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过低、资金缺口大、社会各界参与度不高等难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对成都经验的宣传推广。成都的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比较完善，亮点较多，值得推广。建议省委、省政府在认真总结成都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选择经济较发达、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进行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试点，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财力状况和群众需求等，按轻重缓急，有步骤分阶段组织实施。要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就医、子女上学、住房等特殊困难。
（二）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政府投入是社会救助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各级政府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救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形成对社会救助稳定的财政拨款增长机制，确保政府真正担负起主导社会救助的责任。要切实规范管理使用资金，健全社会救助资金专项预算、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制度，确保资金不折不扣地用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身上。
（三）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一要建立健全各级慈善机构，建好各地的社会捐助站，推广“慈善超市”等各类社会互助的方式，广泛开展各种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二要尽快制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的优惠政策。如支持企业或个人建立慈善基金，允许以企业或个人的名字命名基金；对慈善捐款采取税前扣除,不计入税基等。三要积极宣传捐助慈善事业的单位和个人，让其善举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褒扬，增强慈善捐赠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四）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民政被称为“播撒阳光的事业”。在社会救助中，民政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践行着党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民政应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各级党政应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快对民政干部的培养，切实解决民政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民政部门在和谐四川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负责人：李后强
成 员：侯兴家 吕焱飞
周湘淑（执笔）叶 全
为军人权益撑起法律保护伞 篇7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现状
相对于国外来说, 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在金融行业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中, 个人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主要表现为货款、投资、理财等多元化的金融消费格局, 而不再是简单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不规范性、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交易的特殊性, 使得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突显, 金融消费者的风险程度也日益加剧。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我国金融消费者缺失法律主体地位
在我国的法律正式文件中, 并未出现过“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 而是被划分为好几类, 以不同的经营模式分散开来。在一些领域与规则中, 消费者被冠以“顾客”“投资者”之类的称呼, 而这些法律法规并未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所以金融消费者的法律适用性与主体地位比较薄弱。
(二) 我国金融监管的机制不够健全, 不能有效地实行问责机制
在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的金融监管模式就是“三行一会”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按照纵向监管权限, 分别监督各自领域内的金融交易活动。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未能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 而是偏向于把控市场秩序, 营造出良好的国企改革环境, 因此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 大大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三) 我国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机制不够完善
金融消费纠纷产生以后, 消费者首先考虑的是向金融机构投诉, 如不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消费者才会诉诸法院。但是, 我国的金融机构内部并未建立一种专门的纠纷处理机制, 面向消费者的投诉进行专业有效地处理。而所谓的信访制度也很难取信于消费者, 缘于在调查纠纷、处理效力方面缺少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另一方面, 金融消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 所以金融机构的处理能力有限, 诉诸法院又因程序繁杂而不能快捷有效地处理纠纷, 这些都导致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过程越来越难。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实现权益保护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一) 金融产品创新性与金融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金融产品的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提供给金融消费者更多自由的选择, 推进金融市场不断向前发展, 但金融创新活动一旦不受约束, 则必定会大大影响消费者的认知, 使其丧失一定的判断力, 甚至对监管机构的评估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在市场占有率及市场利益的吸引下, 金融机构由于其误导、欺诈市场的行为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反之, 若一味地限制金融创新, 采取单纯的强化监管方式也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与司法救济存在着冲突
一般而言, 司法救济的法律效力要远远高于金融监管机构, 司法保护是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的最后一道救济途径。但现行条件下, 司法保护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司法救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花费较长的诉讼周期与诉讼费用, 所以金融消费者一般采取向金融机构投诉的处理方式。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不够健全, 监管力度明显不足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创新
(一) 在立法方面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适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为了有效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当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 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模式, 逐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 要实现司法救济途径的创新与完善
在我国可以采取小额诉讼制度, 这样有利于实现诉讼的效益化, 避免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权益保护的情况, 既可节约诉讼成本, 又能保证司法公正。因此对于处理众多金融纠纷, 调整复杂金融关系,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大有裨益。另外, 可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纠纷仲裁机构, 针对各种金融纠纷问题进行专业性处理, 提高处理效率, 保证处理质量, 同时可与消费者协会配合, 共同高效地解决金融消费纠纷。
四、结语
现在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法律保护机制的严重缺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已是刻不容缓。相信随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优化与完善,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也将会得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志娟.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河北大学, 2010.
金融消费者权益尚缺法律保护 篇8
http:// 2010年09月08日 16:03 《当代金融家》
Interest of “ nancial customers ” lacks protection of law
文 /史润青
储户存款被冒领，对冒领存款拒不退还，开立存款户必须同时办折办卡，擅自“转让”客户信息，错登个人信用记录，对格式合同条款不做解释……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侵权形式，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谁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应尽快制定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相关法律制度。但这并不是指重新起草、出台一部新的法律，而是建议对现有的监管法律进行修改，在立法宗旨、专门章节中增加有关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消费的形式已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理财、融资、投资等一体化交易延伸，伴随出现的是，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地位的不平等也日益突出。为此，经合组织(OECD)在讨论加强各成员国金融市场合作的会议中，专门将保护消费者权益列为四个基本目标之一。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美国将创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新机构将担任个人消费者金融产品的主要监管者，保护消费者免遭不公平待遇或欺骗行为。
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的社会公众来说，“金融消费者”还是一个较为生疏的名词。由中国人民银行建设的个人征信系统显示，该系统已经采集了6.7亿人的个人信用基础信息，这表明直接接受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人群占到了我国人口的50%。然而，在我国金融事业快速发展、居民金融消费日新月异的今天，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哪些？应当由谁来保护？如何保护？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和权利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自然也没有法律述及。对此，笔者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需求、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及有关文献的论述，且做如下定义：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支付结算、获取信用或金融资产运用等金融性生活需求，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确立了消费者所享有各项权利。以此为基础，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九项权利。
一是金融消费安全权。金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依法享有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威胁、侵害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两个方面。这项权利是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享有的首要和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
二是金融消费真情知悉权。在消费中，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产品或所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例如了解存、贷款利率、手续费、保险费、理财产品风险与收益等。
三是金融消费自由选择权。金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爱好与判断自主选择金融经营者作为交易对象并决定是否与其进行交易，有权自主决定消费方式、消费时间和地点，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不合理干预。
四是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经营者在与消费者形成法律关系时，应当遵循公正、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强行要求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产品或接受其服务，也不得在合同或法律关系中制定规避义务和违反公平的条款。
五是金融消费损害赔偿权。这一权利又可称为求偿权或索赔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非因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向金融经营者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最终得到了实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算真正的得到了保护。
六是金融消费者结社权。这是宪法规定的结社权在金融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利。七是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八是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九是监督权。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金融改革开放深化，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但在实践中，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远远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是权利机关对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议事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缺乏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制度。在已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于约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保护金融消费者，都没有明确的条款。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出台于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充分的1993年，没有将金融产品与服务规定其中，其适用性明显不强。三是监管当局没有设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机构。四是行业自律组织忽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五是金融机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日益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保险类投诉2218件，同比增长25%。据上海银监局统计，2009年受理各类对银行业机构的信访投诉事项4788件，同比增幅9%。金融消费纠纷不断上升的同时，侵权形式更可谓形形色色：储户存款被冒领，侵害消费者资金安全权；开立存款户必须同时办折办卡，侵害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发售理财产品忽视风险提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擅自“转让”客户信息，侵害消费者隐私权；对冒领存款拒不退还，侵害消费者求偿权；错登个人信用记录，侵害消费者声誉权；霸王条款数不胜数，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对格式合同条款不做解释，侵害消费者受教育权
发达国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验
一是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消费者权益得到较为充分的保护。美国对金融机构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层面建设比较完善，有《诚实信贷法》、《诚实储蓄法》、《公平信贷机会法》等。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令》明确规定金融业管理局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同时设立单一申诉专员和赔偿计划架构，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进一步保障。
二是建立了执行消费者保护措施的相应机构。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各类不同的金融机构归属不同的部门监管。这些监管机构有权对违反任何有关保障客户法规的金融机构采取执法行动。英国的金融服务监管署是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也肩负金融服务业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澳大利亚在监管法律方面没有明确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职责，但是证券及投资事务委员会承担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责。
三是行业自律机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具有较强的保护力度。在英国，所有主要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同意遵守《银行业守则》，银行业守则标准委员会负责监察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遵守情况。
四是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解决机制。
五是在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保护弱势群体上各国都采取了措施保障低收入群体能享受到基本银行服务。
建立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构想
第一，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应遵需的原则。一是国家保护原则。国家应通过立法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干预，对消费者提供各种帮助，设立专门组织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落到实处。二是倾斜保护原则。有必要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赋予其一些特殊的权利，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些合理的限制，使金融消费者能与金融机构适度抗衡。三是及时和有效保护原则。金融产品和服务一般都拥有庞大的受众，社会影响大。一旦出现问题，应迅速妥善处理金融纠纷，防止事态扩大，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是依据金融规律保护原则。应遵循金融市场发展的规律，但不得假借市场规律，甚至伪造金融惯例，为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制造借口。
第二，构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基本制度。首先，尽快制定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相关法律制度。但这并不是指重新起草、出台一部新的法律，而是建议对现有的监管法律进行修改，在立法宗旨、专门章节中增加有关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内容。
分析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主要监管法律，以及考虑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笔者认为最适宜修订的应当是《中国人民银行法》。首先，人民银行肩负有维护金融业稳定的职责，而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正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客观需要；其次，我国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混业经营的现实，使各监管部门独立解决各自领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不仅会增加监管成本，容易造成监管重叠问题，而且难以形成监管和保护的合力；第三，在现有法律制度上完善充实相关内容的成本要远低于制定一部法律的成本，也有利于避免新旧法律在某些环节上的冲突。
在修改《人民银行法》过程中，应当将“适当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写入立法宗旨中；要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赋予金融消费者合法地位与权益；确定实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权利机关及职责；确定金融消费争议的解决框架等纲要性、基础性内容。同时，还要在修改后《人民银行法》的指导下，依法制定可操作性较强的规章或条例，其中重点应明确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确规定客户信息的收集、传播和使用，这些不仅关系到客户的经济利益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人身安全；二是要对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制定标准，要求其充分的信息披露；三是要建立金融机构与消费者发生争端后的解决机制。
其次，成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监管部门。如果能在《人民银行法》的法律框架下确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相关制度，那么法律自然也就赋予了人民银行行使相应的职能。人民银行就应当及时组织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来负责对金融业消费者保护。并且这种监管应当适应我国金融业跨业经营的趋势，即，不仅负责对银行、证券、保险向消费者提供的传统产品与服务的监管，而且还应负责监管金融跨业销售中的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以及与支付清算、信用供给有关的尚未获取合法金融机构地位，但又属于经营金融性业务的组织的监管，如：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公司、贷款公司、基金会等组织的金融性业务。同时，为增强各分业监管机构与央行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方面的协调性、一致性，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监管机构也应当成立负责消费者的投诉的内设职能部门，并建立一套规范的处理有关纠纷的机制。
再则，加强金融业自律组织建设，促使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发挥实质作用。建议以央行为首的监管当局强制性地要求金融各业的自律组织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制定一系列的自律守则并严格执行。自律组织在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上应对监管当局负责。
最后，建议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