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为意义（共4篇）
施为意义 篇1
0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凸现,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广告进行宣传,树立自己的企业和品牌形象,参与国际竞争。而广告是通过运用各种语言技巧,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激发他们产生购买欲望,从而付诸行动的一种商业行为。英语广告语言的研究,对我国企业跻身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竞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语言哲学家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观点,话段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即话段的基本字面意义。二是施为性意义(illocutionary meaning),也叫施为力,指话段对听话人/读者的影响。因此,一段广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广告语(话段)所产生的施为性意义的强弱,即广告语对听话人/读者产生的影响的大小。本文试图通过对英语广告语言所使用的词汇、修辞、句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举例分析,来探讨加强英语广告语施为性意义的策略,以与同行共飨。
1 词汇策略
广告英语有别于普通英语,其用词可超出英语语言本身的约束。为了使广告更具感情色彩和感染力,广告创作人员可采用各种词汇手段,如词类转化、创造新词、重复词汇等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加强广告语的施为性意义。
1.1 词类转化
通过巧妙地运用词类转化,如名词用作动词,或同一单词在同一句话中不同词性的转化而产生不同的意义,能使广告更具新意,从而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如:
I Chocolate You.爱巧克力哟!(LG手机广告)
此广告通过“chocolate”一词的词类转化(名词用作动词),不但点出了LG(KG90)手机的独特“巧克力”外表,还在视觉和听觉上给消费者以强烈的印象,能有效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Ask for More.(摩尔香烟广告)
广告通过"more"一词的词类转换,形成意义双关。"more"作为副词,意为"更多",由此产生的广告意义为"再来一支"。"More"大写后成为名词,变为摩尔香烟品牌,由此广告意义转变为"吸摩尔香烟"。广告不仅宣传了商品的品牌,对消费者还有劝购的作用。
1.2 创造新词
把人们熟悉的词故意拼错而形成新词,使新词不失原意,更添新义,能赋予广告极大的魅力。如:
The Orangemostest Drink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最纯正的橙汁饮料。
此广告把most和est两个表示形容词最高级的部分和orange拼在一起,形成了新词“Orangemostest”,不但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还暗示出了此种饮料的高浓度、高质量的特点。
We Know Eggsactly How to Sell Eggs.
广告中"Eggsactly"是"exactly"一词的谐音拼法变异,并与后面的Eggs形成呼应,这种别出心裁的拼词方法,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3 重复词汇
一个单词在广告中反复出现,不仅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还能使广告读起来朗朗上口。如:
From Sharp Minds,Come Sharp Products.夏普产品来自智慧的结晶。
本广告通过“Sharp”一词的重复使用,不但让人记住了“Sharp”这个品牌,还使消费者把夏普这一品牌与“精明、智慧”(Sharp的词义)联想到一起。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Make Time for Time.为《时代》创造时间。
"Time"一词的反复出现,使人记忆深刻。有劝人们挤时间欣赏《时代》杂志的作用。
2 修辞策略
在广告中恰当地使用修辞格会唤起人们的审美情趣,产生有效的促销效果,同时也能增加广告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英语广告中双关、拟人、对比、仿拟、比喻、夸张等修辞格的使用能有效地加强广告语的施为力。
2.1 双关
双关就是巧妙利用英语中许多词具有谐音、多义的特点,在同一句话中同时表达两层不同的含义,能使广告语言产生活泼、诙谐、新奇、委婉的效果。如:
Spoil Yourself and not Your Figure.尽情享受,不增体重。(Weight-Watcher冰淇淋)
此广告中使用“Spoil”一词的语义双关。“Spoil Yourself”意为“尽兴”,而“spoil one’s figure”意为“破坏了体形”。广告的一语双关能使减肥者在轻松幽默的语气中接受该产品。
2.2 拟人拟人是通过赋予商品以人的言行、思想或感情,使广告语充满人情味,以缩短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
Don’t cry.We’ll repair it.皮包修理商广告
广告商把皮包赋予了人类“哭”的行为,表达了修理商的爱心。使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其服务。
2.3 对比
对比是通过将两物作比,意在揭示彼此的不同点,从而突出自己产品的特点。但如在同一点上进行比较,就暗示商品存在优劣之差,表达不恰当,很容易违反《广告法》,因此,广告中采用对比手法时,最好采用泛比,以避免其它商家对号入座。如:
Few cars are as well-balanced as a BMW.宝马汽车广告
此广告通过比较突出了宝马汽车平衡性能优良这一特点,同时,因为是泛比,其它汽车生产商也不会对号入座。
2.4 仿拟
仿拟是通过套用人们熟悉的谚语、格言、名句等使其产生一种新意,从而达到标新立异、加深印象的效果。
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三菱汽车广告
套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们熟悉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一句。
2.5 比喻
比喻是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把商品喻作另一种人们熟悉的东西,使消费者产生联想,从而更容易接受该产品。
Your child’s feet are like putty in your mother’s hands.KEDS童鞋广告
广告把儿童鞋喻作母亲的手,让消费者把柔软、舒适的童鞋与母亲的手的温暖产生联想,从而使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其产品。
2.6 夸张
为了取得强烈的修辞效果,把被描述的产品进行艺术性的渲染和夸大,能有效地突出广告的效果。
Where there is a way,there is a Toyota.
广告通过夸张手法把丰田车遍布全世界(销量大而广)这一特点进行了渲染。同时,广告还套用了谚语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使广告效果更加突出。
3 句法策略
由于广告费用极其昂贵,广告撰稿人必须想方设法采用浓缩精炼的语言,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把尽可能多的信息传达给受众。这也是英语广告中简单句、祈使句、省略句等使用广泛的原因。
3.1 采用简单句
Oh,I see!(OIC眼镜公司广告)
寥寥三个字,既传递了眼镜能增强视力这一性能,其读音又与公司商标“OIC”谐音,语言简单而又风趣。
3.2 采用祈使句祈使句语言果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能使消费者产生马上行动的冲动,能达到很强的广告效果。如:
(1)Turn it on!(Puma广告)
(2)Just do it!(耐克运动鞋)
3.3 采用省略句
省略句结构简单,语言自然,能使广告用有限的篇幅传达尽量多的产品信息。如:
(1)Good to the last drop!(麦斯维尔咖啡)
(2)Born to shine!(LG手机)
3.4 采用疑问句
疑问句口语色彩浓厚,既浅显易懂,又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如:
(1)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oday?(Microsoft)
(2)How to save on food cost?
3.5 采用主动句,尽量避免被动句
与被动句相比,主动句有两大功能。第一,因为主动句是对信息的客观描述,能显示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第二,主动句能体现语言主体的热情与自信,表明商家积极主动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与服务,因此,主动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如:
(1)We lead,others copy.(理光复印机)
(2)You’ll go nuts for the nuts you get in NUX.(NUX坚果)
3.6 多用肯定句,少用否定句
肯定句比否定句更能表达商家对自己产品的自信,因为它是从积极肯定的意义出发来描述产品的。这也是广告宣传的目的之一。因此,英语广告中肯定句居多。如:
(1)I’m more satisfied.(摩尔香烟)
(2)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
4 结论
广告是一种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的实用文体,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告。广告在帮助企业跻身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竞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广告宣传又是一种语用行为,其目的在于说服消费者接受某种产品或服务。因此,广告撰稿人有必要想方设法来加强广告语的施为性意义,增强广告的影响。本文只对加强广告语施为性意义的词汇策略、修辞策略和句法策略进行了探讨。但影响广告语施为性意义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社会发展、文化差异、消费者心理等因素都会对广告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该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等待更多的研究者的加入。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英语广告语言所使用的词汇、修辞、句法等,对加强英语广告语施为性意义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希望能为我国的企业对外宣传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词：广告语,施为性意义,策略
参考文献
[1]关翠琼.试析英汉广告语言特点的相似性[J].湖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苏瑜,杨柳.广告英语的语言特色、翻译标准及策略[J].内江科技,2007,(11).
[4]王丽君.英语广告语的语言特色[J].科技创新导报,2008,(17).
[5]王晓丹.英语广告语中的修辞格浅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
[6]尹雅娟.中英广告语的语言特点分析[J].理论界,2005,(4).
[7]邹欣欣.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英语广告语句法特点[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7,(7).
施为意义 篇2
以前，听过一则笑话：一天晚上，丈夫很迟回家。第二天，妻子嗔怒质问：“昨天很晚才回吧?”丈夫狡黠地回答：“我是今天一大早回来的。”妻子闻听也不再追究。
从言语行为理论上来分析，“昨天很晚”与“今天一大早”的含义相同，都是指丈夫回家的时间点，而它们的施为意义则相去甚远。如果丈夫的回答是“昨天很晚才回的”，妻子听了这样的回答后所产生的结果很可能是激烈的唇枪舌战。凭借智慧的回答，丈夫避免与妻子发生正面冲突，两人相安无事。这是“今天一大早”的施为意义。交际中，选择恰当的言语行为，表达需要的会话含义，才能产生所期望的施为意义。
2. 文献综述
2.1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ohn Austin)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系列讲座，总题目是《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首先倡导这一语言研究分支。他认为在交往过程中讲出的语句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命题含义和施为意义。[1]命题含义是指语句的字面意义，它可以靠语音、语义、语法规则来控制。施为意义是指语句在听话的一方所产生的效果，例如得到一个劝告、警告、威胁、允诺、称赞、要求、命令等。使用语言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三种，即语句三分：表述行为，施为行为和成事行为。如甲对乙说：“你晚上必须9点之前回家，否则我就报警。”这是甲队乙的警告。乙对甲回答：“我一定在9点之前回来。”这是乙对甲的允诺。
施为性的言语行为还有直接和间接之分。[1]直接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直接说出言语行为要达到的目的。间接地说出自己的目的，间接地实施说话人的言语行为就是间接实施为句。上文中丈夫的回答“今天一大早回来的”，其间接施为意义是在恳求妻子“不要再追究”。
2.2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
美国哲学家格莱斯(H.P.Grice)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他将这些原则概括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根据格莱斯的这一理论，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互相合作的，谈话双方都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共同配合，以促成言语交际的成功。因此，他们总是遵守着某些合作的原则。格莱斯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准则。
2.2.1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2.2.2质的准则(Maxim of Quality)：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2.2.3关系准则(Maxim of Relevance)：说话要有关联。
2.2.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说话要清楚明白，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要简练，避免啰嗦，井井有条。
但是，格莱斯指出，在实际交际中为达到一些特定的目的，人们说话时会故意违背这些原则。这时，讲出的语句其含义和组成语句的字面意思有相当大的距离。听话人必须推理理解语句的实际含义，即语句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合作原则的重要性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违反它所造成的“会话含义”，即“言外之意”。[3]
格莱斯概括了违反合作原则的四种情况：交际者悄悄违反一条准则;交际者公开宣称不遵守合作原则;交际者无法遵守某条准则，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和其他的准则产生抵触;交际者故意违反某一准则，并让听话者体会到这一点。第四种情况是格莱斯最关心的，也是日常交际中最常见的(Grice, 1975)。出于某种动机或理由，说话者通过违反合作原则的某些准则，以达到特殊的会话含义。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故意违背合作原则收到意想不到效果的例子。
3. 违反合作原则的典型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两位将军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周恩来据理力争，驳斥国民党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国民党代表自知不是对手，于是露出流氓本性，竭尽侮辱之能事：“算喽算喽，跟你们共产党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此言一出，中共代表团成员无不义愤填膺：怎么能在两党谈判的庄严场合说出如此流氓的话来呢?而国民党代表却幸灾乐祸：看你共产党怎么对付?周恩来先生镇定地站起来，非常清晰地答道：“对!”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周先生怎么会认可对方的观点呢?接着，只听到周恩来一字一顿地说：“牛—弹—琴!”[4]话音一落，震惊四座。对共产党发难的国民党代表傻眼了，一时语塞。他提出的话题让对方不好直接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周恩来选择“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看上去似乎答非所问，实际上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有力地回击不怀好意的国民党代表，一时传为佳话。
上文中丈夫的回答“今天一大早”也同样是违反“说话要有关联”的关系准则, 和周恩来的回答“对!牛—弹—琴!”有异曲同工之妙。
4. 结语
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不是对人们谈话过程(交际)的规范，而是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描述，因为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惯也千差万别。束定芳先生对此有过科学的诠释：“这些准则并非说话的规则，而是人们在话语交际中所假设的使话语得以进行的一种底线，是人们理解话语的基础。”[5]因此，理解和研究人们交际活动中所遵守的合作原则的重点并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违反它所造成的“会话含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对合作原则有意的违反，是对语言有了足够的驾驭力后的妙用，是“妙手偶得之”，能体现使用者的睿智和幽默。遵循或违反合作原则，只要谈话继续，双方正确理解“会话含义”，就是成功的交际。
摘要：本文以奥斯丁言语行为和施为意义的理论, 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为基础, 通过现实生活的实例和历史人物故事的分析, 说明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选择言语行为, 表达会话含义, 产生所期望的施为意义。交际的过程有时是间接的, 甚至违背合作原则。只要言语行为和会话含义能被对方理解, 就是成功的交际。
关键词：会话含义,施为意义,创造性使用
参考文献
[1][2]汪大昌.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http://www.yaocu.com/huijililun/200807/26-257156.shtml.韦小敏.违反合作原则的会话含义.
[4]http://hbhei513.blog.163.com/blog/static/23141260200702110544348/莫火的博客.
施为意义 篇3
传统意义上, 英语句子被分为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种句型。陈述句被认为是表述某种事实, 现象, 事件或说话人的看法。疑问句是发话人内心存疑, 为获取信息而发问。祈使句是请求, 要求或命令别人做或不做某事。感叹句用来表达赞美, 惊叹, 喜悦等感情。这种定义在外语学习中几乎被认定是真理, 被广大学习者广泛接受。然而, 在现实使用中, 这些句型的意义和其传统定义常常不一致。比如有些句子句法上是疑问句的特征, 却没有疑问的含义, 相反承担了其他的功能。本文拟从奥斯汀和赛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 讨论疑问句的施为功能。
二、言语行为理论介绍
首先让我们理解下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J.L.Austin) 提出, 美国哲学家塞尔 (J.Searle) 加以修正和发展的。奥斯汀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一系列讲座中, 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束定芳:1989) 。他在1962发表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被认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奠基著作 (俞艳珍, 田建平:2008) 。奥斯汀认为,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词和句子, 而应该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语言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束定芳:1989) 。他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句子, 表述句 (constative) 和施为句 (performative) 。表述句是用来陈述或描述事情的过程或状态, 有真假值。如The earth is round就说明了地球是圆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地球真的是圆的, 那么这句话就为真, 相反, 如果地球不是圆的, 这句话就为假。而施为句则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它没有真假之分, 但能用来行事。如I name this ship Elizabeth。如果是Queen Elizabeth在合适的场合对着一艘船说出这句话, 那么, 那艘船就有了名字, 这句话就有了行事的功能。又如在法庭上, 法官宣布, I sentence you 3years in prison。此话一出, 罪犯就要受牢狱之苦。这句话因此也在行事。这两句话中的name, sentence是施为动词。随后, 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显性施为句的特征是:主语是第一人称, 时态是现在时, 谓语动词是施为动词。如上面的两例都是显性施为句。隐性施为句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如close the door。这句话相当于I order you to close the door.又如, I will be there at two o’clock.相当于I promise that I will be there at two o’clock.这两句话虽然没有施为动词, 但是经过推理, 都可以改写成带有施为动词order, promise这样的句子。
后来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为三类, 以言表意行为 (又叫以言指事, 言内行为) (locution) , 以言施事行为 (illocution) (又叫以言行事, 言外行为) , 和以言取效行为 (perlocution) (又叫以言成事, 言后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是指用声音说出有意义的话的行为, 就是saying something.以言施事行为是指在说话中实施了言外之事。奥斯汀用公式“In saying X, I was doing Y.”以言取效行为是指说话人在说了些什么之后对听话人身上达到的效果。如A对B说It is so cold here, 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以言表意行为;A的言外之意是想让B把窗户或门关上, 这样屋子就不冷了, 这是以言施事行为;B理会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后, 会起身关窗或门, 这是以言取效行为, 就是A的话在B身上产生了效果。
塞尔系统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 并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塞尔指出,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 (literal force) 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 (用意) (illocutionary force) 。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规约性 (conventional) 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 (non-conventional) 间接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就是对字面用意做一般推断, 主要出于对听话人的礼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必须依靠说话双方的共知语言信息和所处语境才能推断出来 (王宏军:1998) 。
通过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 不难发现, 在一定的语境下, 句子的功能和其传统的句法功能常常不一致。比如上面的It is so cold here, 句法上是陈述句, 其言语行为意义却是I want you to close the door, 丧失了其传统句法功能。
三、英语疑问句的施为功能
疑问句作为一种重要的句型,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发话人内心有疑问而向听话人发问。比如Is that your brother?说话人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听话人的弟弟, 因此用此句型。这是疑问句的传统用法。而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人际交往的需要, 有时为了保存面子或出于礼貌, 人们经常使用疑问句, 使其违背传统功能, 达到以言施事的施为效果。下面我将总结一下具有的施为功能的典型疑问句句型。
1、Won’t you….?这个句型虽然有疑问句之形, 表面上是问“你将不会…?”在某些场合下, 却可以表示一种邀请或建议。比如家里来客人了, 主人说Won’t you have a seat?字面含义是问“你将不会坐下?”实际上, 其言外之意是“I invite you to sit down.”“我邀请你坐下”。因此, 客人听到此话, 应该坐下, 而不是回答Yes或No。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家长看到孩子一直学习, 很心疼, 就会说, Won’t you have a rest?这实际上是在建议孩子休息一下。
2、Is there/Are there…..?和Do you have….?这两个句型的字面意义是“有….吗?”在某些场合下, 却不能这样理解。比如在饭店里, 顾客问服务员, “Is there any salt?”这是服务员就不能回答说“Yes, there is.”因为顾客的真实意图是, “Iwant you to bring some salt.”因此正常智力的服务员听到这句话, 会立即拿盐过来。又如, 顾客在收银台结账时, 收银员经常问, “Do you have some change?”。顾客听到后, 不会说yes或no, 而往往是赶快打开钱包取零钱出来。通过这样的一般疑问句的句型, 说话者做到了以言施事, 促使了一个行为的发生。
3、Can you/could you…?这个句型表面是问你有没有做某事的能力。在某些语境下, 却表示请求或寻求帮助。如一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 “Can you reach the dictionary?”他不是问那个学生有没有能力够得着那个字典, 而是在礼貌的请那个学生帮他递一下字典。因此作为听话者的学生也不会说, “Yes, I can”或“No, Ican’t”。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此就不多举例了。
4、Why don’t you…/Why don’t we…/Why not….?这个句型经常用于提建议, 而不是问你们为什么不做或我们不做某事。比如两个人在冥思苦想怎样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一个旁人会说, Why don’t you visit the summer palace?在疑问句的外表下, 这个人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I suggest you go to the summer palace。
以上是疑问句施为功能的常见句型, 其实这些句型也正是塞尔所谓的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因为经过漫长的演化, 英语疑问句的这些施为功能已经被英语使用者广泛接受和使用, 熟悉英语的人, 在一定的语境下, 听到上述典型句型时, 很容易就能推断出其言外之意, 从而领会说话人的真正意图, 做出相应的行为。从而使那些疑问句句型完成了施为的功能。
英语疑问句的施为功能当然不仅仅只产生规约性言语行为, 在有些场合下, 也会产生非规约性言语行为。比如上课铃响了, 老师走进教室, 发现教室乱哄哄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Teacher:Did you here the bell ring?
Students:Yes.
Teacher:Could you be a little quiet?
Students:All right, sir. (Stop talking)
在上述的对话中, 老师先是使用了一个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 试图使学生安静下来, 但是学生没有领会老师的意图。反而回答yes。于是老师又用了一个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 这下学生很容易就理会了老师的意图, 终于停止窃窃私语了。可见疑问句是可以产生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 但是这种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解读, 需要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的背景知识, 听话人也要经过一番推论, 方能领会其言外之意, 实现疑问句的施为功能。
四、结论
疑问句非疑而问的情况在实际交际中很常见, 施为功能就是其非疑而问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分析, 我们更深的了解了疑问句, 对其施为功能有了清晰的认识, 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灵活运用疑问句, 并在交往中正确解读疑问句的含义。
摘要：在实际交往中, 英语疑问句经常被用来就某些信息提问, 但也存在很多非疑而问的情况, 比如用疑问句表达问候, 感叹, 赞美等等。疑问句的施为功能却鲜有人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作者试图用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 探析英语疑问句的施为功能。
关键词：英语疑问句,施为功能,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参考文献
[1]束定芳:《言语行为理论述评》, 《外语教学》,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 1989年。
[2]俞艳珍、田建平:《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初探》, 《邵阳学院学报》, 2008年。
[3]王宏军:《谈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J].国外外语教学, 1998, (2) .
施为意义 篇4
作为言语行为动词当中能起施为作用的施为动词, 有“以言表意”“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作用。众所周知, 法律的主要作用是对社会的整合和规范功能, 其规范主要是通过施为行为动词的施为产生的效果。那么, 我国大陆地区作为大陆法系在继承清末沈家本修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代法律体系、废除南京国民时期“六法”体系、借鉴前苏联立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 它在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维护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其汉语法律文本有哪些常用施为动词?法律施为动词的应用有哪些特点?有鉴于此, 我们首先通过收集中国大陆现行汉语法律文本[主要来源为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 (1949-2008) 和外交部官方网站的国际公约和双边/多边条约], 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部门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维度进行分类, 通过随机抽样提取样本, 建立库容约为100万字的法律文本语料库, 具体类别、文本数和字数分布如表1所示;然后利用CKIP autotag1.0进行词性标注后, 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 onc搜索出大陆地区汉语法律施为动词, 从语用视角考察汉语法律施为动词的应用情况。
二法律施为动词的分类
( 一) 前人的分类
Austin估计英语中约有3000 个施为动词。根据施事行为及语力, 他 ( 1962: 150 ~ 163) 划分了五类言语行为及其动词: 裁决型、行使型、承诺型、行为型和阐述型。由于Austin的分类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 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结果招来他人的批评。
Searle ( 1976) 在Austin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根据言外之的 ( illocutionary point) 、适从向 ( direction of fit) 、心理状态和命题内容等标准把人们通过说话所实施的最基本言语行为分成以下五类: ( 1) 阐述类; ( 2) 指令类; ( 3) 承诺类; ( 4) 表达类; ( 5) 宣告类。因此也就存在这五类言语行为动词。由此可见, 与Austin的分类相比, Searle的分类基于具体的分类标准,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更重要的是, 该分类避免了有些子类之间语义的相互重叠。
对于Searle的五类划分方法, Leech ( 1983: 205 ~ 206) 只认可前四类的划分, 因为其所限定的动词具有明确的语义和句法特征。他认为第五类行为所涉及的动词不是典型的言外行为动词, 这种行为是一种与“仪式”有关的习俗言语行为, 实际上描写的是规约性的社会行为而非言语行为。为此, 他建议用“发问类”取而代之, 这类动词包括ask、inquire、query、question等。
由于Searle和Leech的分类都没有考虑到法律言语行为的规范调节功能, 其分类无法直接运用到法律言语行为的分析中。Habermas ( 1981: 427) 明确指出: Searle没有分清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节性言语行为和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性、使役性行为, 于是根据这一特征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 1) 调节类; 2) 表达类; 3) 述事类。 ( Cf. arˇc evic', 1997: 135) 虽然Habermas的分类考虑到了法律言语行为和一般言语行为之间的区别, 把所有法律言语行为都划归“调节性法律言语行为”范畴, 但是他的分类体系还是过于简单, 仅用调节性言语行为无法突出法律语言与行为的具体特征, 另外, 他只用表述类和述事类来指称除法律言语行为之外的言语行为现象, 未免弱化和轻视了其他种类言语行为的重要性, 因此, 需要对法律言语行为及其动词进行重新分类。由于多数言语行为动词在特定的句法条件下具有施为的效果, 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说, 对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包含对施为动词的分类。
( 二) 施为动词的重新分类
本文在Searle、Leech和Habermas的分类基础上, 结合具体法律体系差异和法律分类特点, 提出自己的分类标准并对其具体方面进行阐释。分类标准为: ( 1) 言外之的; ( 2) 适从向; ( 3) 主体—对象取向; ( 4) 语力; ( 5) 命题特征; ( 6) 言效。根据上述标准, 施为动词可分为以下几类:
( 1) 断言类: 这类施为动词用来描写状态或活动的行为, 如“声称”“申述”等。
( 2) 表达类: 这类动词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某种心态的行为, 尤其是带有强烈的情感, 如“警告”“拒绝”等。
( 3) 判告类: 根据法律文本的特点, 这类动词既有评价的功能, 也有宣告的功能。其重点在评价上, 因为一旦在评价某种事物或行为的时候, 其话语实际上就产生了宣告的功用。如“裁定”“宣判”等。
( 4) 指令类: 特点是试图使人做事, 通常带有某种强制性和规约性, 从而制约和规范人的行为。常见的动词有“禁止”“批准”“公布”“授权”等。
( 5) 承诺类: 这类施为动词能使说话人承诺某一未来发生的行为, 常见的施为动词有“保证”“确保”“承诺”等。
( 6) 诉答类: 在整个诉讼等司法过程中, 有关方会产生很多类似诉讼和询答等意义的言语行为。常见的施为动词有“盘问”“讯问”“申诉”“诉愿”“复议”等。
( 7) 协调类: 在处理各种类型的法律纠纷中, 有些言语行为需要当事人、法官等双方或多方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比较典型的施为动词有“协商”“合作”等。 ( 陈伟, 2013: 14 ~ 17)
三汉语施为动词与以讯息为本的格位语法语义和语法接口分析
台湾中研院词库小组设计出一套以讯息为本的格位语法 ( Information-based Case Grammar, 简称为ICG) , 考虑到汉语无屈折变化, 若用句法来表征则会引起语义模糊现象, 因此, 为了表征精确和剖析正确, ICG词典里每个词条包含足够的语义和句法信息, 他们基于ICG设计的CKIP autotag 1. 0 软件可用于汉语词性标注 ( Chen & Huang, 2010: 54 ~ 59) 。就述词而言, 中研院资讯科学研究所中文资讯处理实验室 ( 以下简称中文资讯实验室) 1993 年发布的技术报告第8 ~ 10 页在给述词分类时依据以下五大原则: 述词的动作与状态、述词的及物性、论元的结构形式、论元的语义角色、述词的句法表现。本研究只涉及法律文本中的施为动词, 由于施为动词主要是言语行为动词, 因此, 我们不考虑表示状态的动词, 侧重研究表示动作的述词。根据我们对中文资讯实验室技术报告的细心研究, 我们拟考察的述词包括: 动作类单宾述词VB、动作单宾述词VC、双宾述词VD、动作句宾述词VE、动作谓宾述词VF、分类述词VG, 重点研究动作单宾述词VC、动作句宾述词VE、动作谓宾述词VF中的施为动词。
中文资讯实验室报告第4 ~ 6 页提到, 为避免多重分类导致混乱, 述词的语法功能包括以下7 种: 谓语述词、能充当体词修饰语的述词、能在句中充当句子主语和宾语的述词、名词化的述词、带有方式副词和状态述词、原是普通名词而后失去指涉意义充当述词用法的述词和少数仍带有古汉语遗风而充当述词用法的介词, 也就是说, 本研究所说的动词只包含上述7 种语法功能的第1 种。
综上所述,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标记为VE、VF, 还有部分含有VB、VC、VD、VG标码的动词。我们还要注意汉语施为动词的句法形态标志: 直陈式、无被动句、无表示时态特征的“着、了、过”等标志词。另外, 为了突出施为动词的语力, 我们选择的只是在主句中作谓语的动词。所有这些构成了在语料库中搜索汉语施为动词的条件。
四大陆汉语法律施为动词的运用特点
( 一) 法律施为动词分类、使用总频数统计
利用语料库软件Ant Conc搜索出大陆地区汉语法律施为动词, 然后对其进行分类, 表2 显示大陆地区汉语文本8 种法律 ( 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 7 类施为动词 ( 断言类、表达类、判告类、诉答类、指令类、承诺类和协调类) 的频数统计, 分别为343、672、349、443、1799、322、99; 而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施为动词的合计频数依次为1738、66、486、186、36、142、432、941, 总频数为4027。大写英文字母代号和数字所表示的意义分别如下: “M”代表大陆 ( Mainland) , “1”表示实体法, “2”表示程序法; “AL”表示行政法 ( Administrative Law) , “CC”表示民法 ( Civil Code) , “CL”表示刑法 ( Criminal Law) , “IL1”表示国际公约, “IL2”表示双边/多边条约, 下同。
1. 断言类施为动词
从表3 第1 列法律代码括号里的数字 ( 下同) 可以看出, 断言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84、0、26、2、1、16、212, 说明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最多, 行政实体法次之, 然后是民事实体法和国际公约, 行政程序法则无。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表示”使用最多, 在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高达152, 其次为“说明”, 它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为37; 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说明”“反映”“建议”“介绍”等词在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条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 “声明”则在民事实体法、国际条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 比较独特的是, “提起”“提示”“解释”“陈述”“预测”“交代”等施为动词只在行政实体法里使用; 而“重申”“注明”“指出”“强调”只在国际公约里出现; “表示”“说”“述”“主张”“表明”“明示”“声称”“提起”“转达”等词只在双边/多边条约出现。
2. 表达类施为动词
表达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183、0、25、1、4、4、24、431, 可见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最高, 其次为行政实体法, 再其次为民事实体法和国际公约, 行政程序法则为0。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重申”使用最多, 在双边/ 多边条约的频数高达150, 其次为“鼓励”, 它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为114; 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鼓励”“拒绝”“提倡”“请”等带有积极语义韵的动词在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 表示倡导意义的动词如“倡导”“倡议”“倡”“提倡”在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最多, 表示消极语义韵的动词如“谎报”“胁迫”“诱骗”“索要”“教唆”“威胁”“引诱”在行政实体法、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里使用较多, “重申”“强调”“呼吁”“反对”“深表”“倡导”“倡议”“祝愿”“倡”等动词只在双边/多边条约里出现。
3. 判告类施为动词
判告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80、4、51、46、1、37、95、35。可见国际公约的频数最高, 其次为行政实体法, 再其次为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 刑事实体法频数则为1。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决定”使用最多, 在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高达53, 其次为“确认”, 它在国际公约的频数为32; 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决定”“核定”“判决”“评估”等动词在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由于判告类施为动词语义包含“评判”和“宣告”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重点在评判上, 因为一旦评判行为发出, 其话语实际上就产生了宣告的功用。相对而言, 行政实体法还使用了不少有关评判方面的施为动词, 如“裁决”“评定”“判断”等, 行政程序法没有宣告性施为动词; 民事实体法使用了较多的宣告性动词, 如“披露”“透露”“公示”“通报”等, 民事程序法还使用不少评判性的施为动词, 如“裁定”“分清”“鉴定”; 刑事实体法没有评判性施为动词, 而刑事程序法对于评判性施为动词使用较多, 如“审判”“审理”“裁定”“公布”“鉴定”“改判”; 国际公约里评判性施为动词使用较多, 如“确认”“检查”“核查”“查验”“认定”“审查”“探索”“测算”“识别”“断定”等。总之, 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评判性施为动词使用较多, 说明较为注重程序性的内容。
4. 诉答类施为动词
诉答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288、7、71、24、2、22、11、18。由此可见, 行政实体法的频数最高, 达288, 其次为民事实体法, 其频数为71, 刑事实体法最少, 只有2个频次。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追究”使用最多, 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高达267, 其次为“提起”和“承认”, 它们在民事程序法和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都为16; 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追究”“答复”“查询”“申诉”“询问”等动词在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里使用较多。诉答类施为动词语义上主要包括申诉、询问、辩论、抗诉、复议和答复等过程, 相对而言, 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等反映出上述过程的施为动词较为详细。令人不解的是, 以程序法为名的行政程序法竟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施为动词, 因此, 显示不出具有程序法的特点。
5. 指令类施为动词
指令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963、49、267、106、25、74、193、122。由此可见, 行政实体法的频数最高, 达963, 其次为民事实体法, 其频数为267, 刑事实体法最少, 只有25 个频次。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公布”使用最多, 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高达164 个频次, 其次为“申请”和“责令”, 它们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分别为160 和157; 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公布”“申请”“责令”“发布”“要求”“批准”“报告”“告知”“允许”“督促”“报请”“公告”“严禁”“禁止”等动词在8 种法律里使用较多。指令类施为动词语用礼貌原则上包括两大类: 由上对下的指令词, 如“任命”“委任”“授权”; 从下向上的敬语词, 如“提请”“函请”“呈报”。一般而言, 法律条文带有较强的指令性和约束力, 然而, 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还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敬语词。
6. 承诺类施为动词
承诺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119、6、22、1、3、3、87、81。由此可见, 行政实体法的频数最高, 多达119, 其次为国际公约, 其频数为87, 民事程序法最少, 只有1个频次。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文言词“确”使用最多, 在国际公约的频数高达64, 其次为“确保”和“保证”, 它们在行政实体法的频数分别为54和35;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保证”“确保”“委托”“承诺”等动词在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如果承诺类施为动词使用较多, 说明法律具有较高的言效。
7. 协调类施为动词
协调类施为动词在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分别为21、0、24、6、0、0、6、42。相对而言, 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最高, 数量为42, 其次为民事实体法和行政实体法, 其频数分别为24和21, 行政程序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的频数都为0。就单个词的频数而言, “探讨”使用最多, 在双边/多边条约的频数高达22个频次, 其次为“约定”和“协商”, 它们在民事实体法和行政实体法的频数分别为13和11;就某个施为动词在不同法律的应用而言, “协商”“约定”“讨论”“议定”“商”等动词在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国际公约、双边/多边条约里使用较多。
( 二) 汉语法律施为动词的应用分析
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概念的区分, 实体法以规定和确认权利、义务、职权责任为主要内容;而程序法则是以保证权利、职权等得以实现、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等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因此, 为了确保法律文本的强制力, 实体法里会使用很多的指令类施为动词。为了确保程序性内容的可操作性, 能充分体现程序的判告类、诉答类施为动词会有一定比例的使用。从表7 可以看出, 除了刑事实体法以外, 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使用了很多的指令类施为动词, 国际公约和双边/多边条约尽管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 它们也使用了较多的指令类施为动词; 表5 显示, 行政程序法判告类施为动词使用较少, 未能显示出程序法的特点。表4 显示, 行政程序法和民事程序法诉答类施为动词使用较少, 说明这两种法律不大重视行政复议和民事诉讼过程的申诉、询问、辩论、抗诉、复议和答复等程序。
要而言之, ( 1) 对于大陆地区行政实体法而言, 由于指令类施为动词使用很多, 因而它具有较高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一定数量的判告类和诉答类施为动词的存在, 显示它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具有程序法的特点, 适量的断言类施为动词存在, 表明它比较详细地规定和确认了法律主体或对象的权力、义务和职责, 使用较多的表达类施为动词, 如“鼓励”“倡导”“提倡”等, 倡导某种积极的行为或宣传国家的便民政策。一旦法律调整对象未遵纪守法, 发生事故就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并交给相关管理和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性质严重的, 还有要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 出现了大陆行政实体法的最高频施为动词“追究”, 其频数为267。适量的承诺类和协调类施为动词的使用可以提高行政实体法的言效。 ( 2) 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而言, 施为动词多为指令类, 说明带有一定的强制性。通常在行政程序中涉及诸如行政许可、责任认定、行政复议的解决、信息和通告的发布、相关承诺的履行、检查相关决定的落实以及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的个人和单位对其责任的追究等内容。只有少许的判告类、诉答类表明程序性不强。少量的承诺类施为动词可以增加法律文本的言效。 ( 3) 指令性施为动词的大量使用, 使得大陆民事实体法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 尽管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 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但是如果存有适度的强制性会便于在执法过程中处理纠纷和解决问题。而判告类和诉答类施为动词的大量结合使用, 可以使实体法还具有程序性法规的色彩。这样本来是“一体两面”的民事法规就可以使结案的效力非常高, 不致于案件在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 ( 4) 对于大陆民事程序法来说, 指令类施为动词最多说明具有很强的强制力, 其中还有不少敬语词, 如“报请”“提请”“请求”。一定数量的判告类和诉答类施为动词的使用, 可以确保民事程序法的程序性特征。同时, 承诺类和协调类施为动词的使用有助于调整当事人或有关方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5) 对于大陆刑事实体法而言, 指令性施为动词频数最多, 带有很强的强制性和指令性。断言类、表达类、判告类、诉答类、承诺类施为动词使用较少, 并且无协调类施为动词, 表达类施为动词如“教唆”“胁迫”和“索要”带有强烈的消极语义韵。由此说明大陆刑事实体法在界定犯罪要件所持的强烈态度和对所认定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的决心, 没有丝毫的协商余地。 ( 6) 对于大陆刑事程序法而言, 指令类施为动词最多表明指令性强, 判告类、诉答类施为动词较多说明其程序性较强, 可是没有协调类施为动词。理论上说, 结合大陆刑事实体法也没有协调类施为动词的特点, 表明大陆刑事处罚的刚性特征, 没有丝毫的弹性。 ( 7) 大陆承认的国际公约理论上说不具有强制性。指令类施为动词最多, 判告类、承诺类和表达类位居其次, 说明国际公约带有明显的规范性, 个中充满了评判、认证的原则性与相互咨询、问答交流以及相互承诺结合的文本特征, 也从侧面证明了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里彼此怀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 8) 对于大陆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而言, 频数最高的要数表达类, 其他频数的高低依次为断言类、指令类、判告类、协调类、承诺类和诉答类, 指令类虽然频数不是最高, 但是其动词个数最多。由于双边/多边条约的本质属性强制性不大, 如果一方提出退约, 那么其约束力就到此为止。数据表明, 大陆的双边/多边条约在签订时使用施为动词除了较多使用指令类之外, 更加注重使用表达类, 强调把刚性的指令类与较为柔性的表达类、断言类、承诺类和协调类相结合, 再加上讲究实证的判告类和诉答类的补充作用, 以期达到刚柔相济的言效功用。
五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不断健全与完善, 对社会起规范作用的法律文本也要与时俱进。建设规范的法律文本语料库、总结法律语言运用的规范、制定法律语言评价规则显得刻不容缓。 ( 李克, 2006: 15) 由于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施为动词的施为产生的, 所以本文在Searle、Leech和Habermas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法律语言的特点, 首先把法律施为动词分为断言类、表达类、判告类、诉答类、指令类、承诺类和协调类, 然后通过收集我国大陆地区现行的汉语法律文本, 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部门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维度进行分类, 随机提取样本建立库容约为100 万字的法律文本语料库, 利用CKIP autotag1. 0 进行词性标注后, 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Ant Conc搜索大陆汉语法律施为动词, 考察汉语法律施为动词在语料库里的应用情况并对其进行应用分析。
摘要：本文在John Searle、Geoffrey Leech和Jürgen Habermas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法律语言的特点, 首先把法律施为动词分为断言类、表达类、判告类、诉答类、指令类、承诺类和协调类, 然后通过收集我国大陆地区现行的汉语法律文本, 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部门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维度进行分类, 随机提取样本建立库容约为100万字的语料库, 利用CKIP autotag 1.0进行词性标注后, 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搜索大陆汉语法律施为动词, 从语用视角考察汉语法律施为动词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中国大陆,汉语法律,施为动词,语料库,分类,词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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