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习观比较（精选10篇）
语言学习观比较 篇1
和其他学科一样, 体育教师同样注重体育教学理论对学生进行的体育学习。学习是指学习者因经验而引起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倾向的比较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因为成熟、疾病或药物引起的,而且也不一定有外显的表现。多年来,心理学家始终坚持不懈的对学习理论进行研究,但是因研究者的观点、学派、研究方法的因而导致了不同学习理论流派的产生, 至今还没有一种完全与事实相吻合的、统一的、大家普遍认同的学习理论。 但是不同的学习理论都阐述学习的性质、学习的过程、学习的动机等。这些丰富的学习理论,为体育教学者理解学习的性质、学习的环境、学习的规律以及学习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也为体育教学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尽管众多的心理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学习理论,但是如果对各种学习理论进行归类,主要可以分为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1、研究对象与方法
采取文献资料法、 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对刺激———反应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进行理论与体育教学指导层面的梳理与对比分析, 以期为学术理论研究者提供理论基础与学术借鉴。
2、结果与分析
2.1、学习理论的观点比较
(1)学习定义比较。
从表1 中可以看出,三种学习理论对学习的定义各不相同,刺激———反应学习理论注重环境对个体的影响, 而学习则是自身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 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自身内部对知识进行重塑的过程,通过对各种信息进行整理归纳之后,由自身内部进行构建认知,同时与环境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动态学习过程。在人本主义理论学派认为,学习是人类内隐的某种潜能。综合三种学习理论对学习定义的不同,说明三种理论学派因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对学习的定义不同,但尽管如此,三种学习理论学派都对学习进行定义,以各自的观点为出发点,对学习进行阐述,总的来说, 三种学习理论在学习定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理论基础,也为体育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2)教师作用比较。
体育教师不只是教师,而在三种学习理论中,体育教师在体育授课中的作用会有不同。 刺激———反应学习理论重视以体育教师为主导,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因而体育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主体地位无法实现,在这种学习理论影响下,学生的独立学习和主观意志受到抑制,长远角度看,对学生的发展势必会造成影响。 在认知学习理论中, 认知学派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 取而代之的是把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指引者,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因而显示出在认知学习理论中把视角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身上, 教师只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指引者。 而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中,教师的作用进一步发生变化,他们认为教师要辅导学生学习,为学生提供便于开发潜能的教学情境,因而体育教学中,这种理论折射出体育教师就像学生的“保姆”一样,对学生要百般呵护,尽心尽力创设一切有利条件满足学生学习要求, 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辅导,从而促进学生学习。
(3)学生地位比较。
在不同的学习理论影响下, 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从表3 可以看出,学生的地位在三种学习理论中以刺激- 反应学习学生地位处于被动状态, 而其余两种学习理论则强电了学生的主动性,重视学生自身内部构建知识体系,因而学生的地位得以提高,创设符合学生学习的环境要求,因而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论更适合当前的体育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种学习理论观点的归纳和总结,可以清晰的看出三种学习理论在学习的定义、教师作用、学生地位等方面皆具有不同的观点,同时这也说明随着学习理论的发展,对教师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对现有的体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2、基于学习观的体育教学指导对比分析
(1)学习层面比较。
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同样学习理论对体育教学也十分重要,而不同的学习理论对体育教学指导的着重点不同。从表4 中可以看出,三种学习理论在学习层面上对体育教学的指导不尽相同,刺激- 反应学派关注反复学习对体育教学的指导, 而认知学派强调非智力因素对体育教学的指导, 人本主义学派则是对学生在学习之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作为体育教学指导的重点。 三种学习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在学习层面上对体育教学均给予了不同的体育教学指导,这也为更好的体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教师层面比较。
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对体育教学还是对学生的指导等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三种学习理论对体育教学指导过程中,均对教师的作用和地位做出了阐述。刺激- 反应学习理论强调教师为中心、注重教学程序性和规范性,而认知学习理论重视新旧知识迁移等因素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包括对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等。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则是强调体育教师要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以及体育学习动机等为出发点, 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学生更好地发展。
(3)学生层面比较。
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不同的学习理论指导下学生地位也不尽相同。 在刺激- 反应学习理论中学生只能被动的进行体育学习,因而个性的需要、个体的发展等均会受到限制。而在认知学习理论中,体育教学以学生为授课主体,体育教师满足学生的要求,进而促进学生积极学习,使学生的主观性得到发展。人本主义学派重视体育教学要体现学生是中心, 从而使学生生理心理等方面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三种学习理论对体育教学指导在学习层面、教师层面、学生层面等各不相同,同时可以看出,人本主义与其他学习理论相比,更符合当前的体育教学理念,因此,只有不断更新学习理论,才能对体育教学指导有着更丰富的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进行体育教学。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从三种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对体育教学指导作用上可以看出:第一,学习方面:三种学习理论为体育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学习观点的不同导致对体育教学指导的重点不同; 第二, 教师方面:体育教师应体现主导和引导两个层次:主导体现在,以教师为中心,而引导则体现在主体为学生的体育教学层面上,要求学生具有主观性,教师多放手引导学生学习;体育教师对学生体育教学所采取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模式不同体现在由讲解、示范、练习和教学系统性和规范性到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个体差异性,使学生养成独立学习的意识等;第三,学生层面:在学习动机上主要有被动和主动之分: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是以体育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主动体现在以学生为主体、提高学生自主学习、重视学生的主观性等方面;学生个体学习的影响因素应得到关注,尤其是非智力因素应得到关注。
3.2、建议
(1)学习方面:吸取理论精华、促进学习理论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促进体育教学发展;
(2) 教师方面: 转化师生观念, 促进少教多学; 改变教学模式,健全学生人格;
(3)学生层面:激发潜能,促进自我发展;占据体育教学主体地位、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彦秋.四大学习理论对我国体育教学论的影响[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9,04.
[2]王小莉.通识教育——现代大学教育之基[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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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晓轩.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探析[J].北方经贸,2011,11.
[5]白晶.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及对策探讨[J].长春大学学报,2007,05.
[6]杜东照.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对体育教学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03,05.
[7]侯艳.浅析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语言学习观比较 篇2
摘 要 本文在明辨了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资产负债观是会计理念本质的体现这一重要研究结论；在充分考虑到当前我国的会计环境的前提下，给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理念选择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资产负债观 收入费用观 新会计准则
一、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基本关系
1．两种观点的基本内涵分析：收入费用观是指直接根据收入和费用来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它认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直接相配比所得出的结果。其主张以交易为中心，强调收益的确定要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稳健性原则。然而，资产负债观则直接从资产和负债的角度来确认与计量企业收益，其认为收益是企业期初净资产和期末净资产相比较的结果。其认为收益的实质是企业在某一期间净资产的增加。
2．两种观点的同源性分析：由于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价值运动的不同方面来确定企业的收益，因而造成它们所提供的收益信息含量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收入费用观下的会计收益，它主要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收入与费用的直接配比来确定企业收益。而资产负债观下则倾向于经济学上的收益，是某一时期经济资源的增量，强调真实财富的净增长量，采用“综合收益”的概念。不考虑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理想状态下，这两种观点最终所确定的收益几乎是相等的。
二、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在具体准则中的差异（所得税会计）
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按照收入费用观制定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从收入与费用的直接配比的这一角度出发，将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划分为永久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而按照资产负债观，而是着眼于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对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量的影响，首先从资产与负债的确认出发，采用暂时性差异这一概念来替代了时间性差异的概念。
三、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理念选择的现实分析
1．我国当前会计环境分析：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来看，我国尚不完全具备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立刻由收入费用观完全转变为资产负债观的环境。例如，我国当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关注程度与角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完全地照搬国际惯例而采用资产负债观这一会计理念。从影响会计信息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因素方面来分析，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还没有完全放开，而且我国还没有完全实行浮动利率这一金融机制，对于利率和汇率，我国也都没有完全放开，而且对于某些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取得，也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类似地，我国当前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仍然不是很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也才刚刚起步、企业相关的养老金市场还有待改善等，这些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会计信息的供给，也就使得我国当前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完全采用资产负债观这一做法。
2．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深，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和会计准则作为可比的客观技术规范的作用尤为突出。我们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跟上会计国际化的步伐，积极推进会计准则制定理念转向资产负债观。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角度来看，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从关注历史信息转向未来信息，要求披露的信息量和范围同时大为扩大，对收益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等。
参考文献：
[1]孙文刚.论资产负债观的确立.会计研究.2005(6).
[2]方守卫.浅议资产负债观在所得税会计准则中的应用.经济师.2007.5.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比较研究 篇3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是计量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的会计理论。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企业某一会计期间期末、期初净资产来确认收益,通过净资产的增加额反映企业价值增值情况。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配比作为基本的计量过程,通过收入费用的差额反映企业价值增值情况。
20世纪30-70年代,美国会计界以收益的计量作为会计的重心,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强调配比原则,采用收入费用观。但会计实务中递延费用的计量对配比性原则提出挑战,2001年安然破产,一系列会计丑闻浮出水面,人们意识到净资产的增加额比以收入费用差额确认的收益更加真实客观,资产负债观优于收入费用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呼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以资产负债观全面取代收入费用观。
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会计环境的制约,我国传统的会计准则以收入费用观为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计信息愈发强调可比性、相关性,我国会计准则逐步与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趋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反映了全面收益观在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的应用, 标志着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石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
2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比较
2.1会计计量属性比较
资产负债观侧重公允价值,多种计量模式共存,收入费用观侧重历史成本。收入费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计量企业收益时,收人、费用的确认建立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但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对应收益,同一企业不同会计期间收益相同,但购买力已然不同。尤其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在历史成本这一会计计量模式下,其会计信息已失去相关性、可比性。 与此同时,无形资产、人力资源、金融衍生品的确认和计量也对收入费用观提出挑战。资产负债观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用性,全面运用公允价值,从价值存量的角度,认为企业净资产增加得到全面收益才能反映企业价值增值。公允价值是几种会计计量属性的综合运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公允价值将能得以有效的运用反映企业资产、负债价值的变化情况。
2.2收益计量模式比较
资产负债观将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况作为最基本的计量过程。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配比作为最基本的计量过程。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进行配比,计算出其差额确认收益,计算出收益后再计量资产的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将收益分摊到资产、负债的价值中。收入费用观以利润表为核心,资产负债表成为其附属品。这一计量模式为企业会计造假、操纵利润提供便利,企业可将利润调整到预期,然后再倒挤调整资产、负债。安然事件便是典型的例子。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相反,通过资产、负债的变动计算出净资产增加额,然后再去确认收益,只有当资产价值得增加或是负债价值的减少才时会产生收益。假设企业年初有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50万元,年末这笔投资价值60万元。依据资产负债观,这笔投资未来会带来10万元的收益,会计上将报告这10万元的收益。 按照收入费用观,这10万元收益尚未实现,会计上无需反映。资产负债观反映经济收益,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问题,克服了收入费用观只反映会计收益的局限性,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将交易因素、非交易因素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情况得以综合反映。
2.3财务报告内容比较
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的全面收益,包含了未实现损益,资产负债表是报表的重心。基于收入费用观的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的净收益,不包含未实现损益,利润表是报表重心。资产负债观要求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包含综合收益的会计信息,扩展了收益表。1992年10月,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希望把在资产负债表的业主权益予以确认,规定企业的财务业绩情况由损益表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共同表述。1997年6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将传统利润表与综合利润表合并为一张“收益与综合利润表”,全面收益包括净利润及其他综合收益。1997年8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给企业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提供利润表的同时提供权益变动表, 二是提供综合利润表,目的是要求企业披露已确认的利得或损失。 2006年2月,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修订了利润表,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总额两个项目,且要求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需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并列披露。由此看来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财务报告包含了外在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给企业带来的已确认未实现的损益,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某一期间净资产的全面变动情况。
3结语
语言学习观比较 篇4
实用主义 杜威 要素主义 巴格莱 课程观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强调课程的文化价值，是指导这次课改的基本理念。为了达到课改的预期效果，我国教育部在新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提供多种课程，适应个性选择”、“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与时俱进地认识‘双基”、“体现文化价值”，[1]等等。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与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曾就这些方面的问题各自作了相应的探索。因此，比较两者的课程观及其成因，无疑有助于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课程观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美国杰出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教育家。他认为“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便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围绕他而组织起来”[2]。杜威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出发，视儿童的本能为教育的出发点，提出了儿童中心课程。在他看来，课程的设置应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发展和满足而不能压抑和违背儿童的自然倾向。杜威曾到中国、印度等世界很多地方演讲，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影响着美国以外的许多地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的教育方式，主张从实践中学习，并就教育本质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强调个人的发展、对外界事物的理解要通过实验获得，提出学校课程的安排应是“学校科目互相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3]。在强调儿童中心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儿童的活动，提出“在做中学”的口号，变多种学科为综合的单一学科，活动课程的进度根据学生对经验的“新态度”和“新兴趣”的发展而确定。依他们看来，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是课程设计的根本依据，凡是儿童不感兴趣的事情都不能列入课程计划，整个活动强调学生的个别差异，重视学生的个性选择与发展。
二、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课程观
威廉·巴格莱（William Bagley，1874—1946），美国著名教育家，要素主义教育理论的早期和主要的倡导者。他认为，儿童的生活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学习历史，儿童的见闻就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就不能了解人类过去的经历；不学习地理，儿童的见闻就不能超越空间的限制，就不能了解整个世界。在当前的社会里，人们需要学习的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的知识越来越多，这些知识都构成了人类社会文化的要素，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2]。他强调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强调传递人类文化的意义，强调把新生的个体培养成掌握人类文化遗产的人才，而这些是需要由教育者传递给受教育者的，光靠教育者本身的生活经验是学不到的。因为每个社会都应建筑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崩溃。因此，这些知识和技能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要素，也是普通教育的要素。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者强调以学科为中心，重视学习的系统性，主张恢复各门学科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严格按照逻辑体系编制课程内容，强调以人类的种族经验为主，主张以包含文化中共同要素的学科为核心，倡议确立全国各地统一的课程标准。他们还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并应充分发挥教师的权威作用。
三、两者的比较
1.两者的成因
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课程观与巴格莱提出的要素主义课程观有着显著的差异，是由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促成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由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理顺了生产关系，兴旺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外来工业发展的刺激提供了技术力量，美国以惊人的工业发展速度，到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也导致了诸如经济危机频频出现、工人大量失业、贫富分化加剧、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蔑视人类传统的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和技术进步的同时，却使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失调，物质力量分配不公平，没能为社会服务，反倒成为社会进步的异化物[4]。这就是杜威所一直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他的教育理论即产生于此，并融入到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当中。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所提倡的儿童中心课程观中诸如轻视前人创造的文化、科学，偏重课程的心理结构，忽视知识的体系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缺点逐渐暴露出来。1938年2月，面对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对青少年未来发展的责任感，巴格莱组织“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以一篇《要素主义者的纲领》的论文作为理论核心，严厉批评进步教育理论的缺陷，他所倡导的要素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了，揭露了“进步教育运动”存在的问题，提出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进行基本训练的主张。要素主义者正是为了挽救美国社会的危机而提出他们的教育主张的[5]。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与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这两种课程观的对峙形成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课程理论与实际的基本面貌，两者奠定了美国课程理论发展的基础，其基本精神在以后的流派中不断复制和再生[6]。
2.对立之处
由于实用主义和要素主义对知识的看法不同，因此他们的教育教学主张也不相同，导致各自课程观也不相同。
3.共同之处
通过比较发现，虽然两者在课程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在政治立场和社会效用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地方。
四、两者对当前课改的启示
从客观意义上讲，杜威与巴格莱所主张的课程观均有合理之处。一方面，像杜威所认为的那样，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注重“在做中学”的探索式学习，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正如巴格莱所倡导的那样，以传播人类文化为主，有利于人类有用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符合学生接受知识具有间接性的实际状况。这些对课程的不同看法表明，两者在各自的时期所提出的某些主张是具有先进性的，但对于今天单纯地去应用任何一种都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是不实事求是的。
无论是赞成杜威的课程观，还是巴格莱的课程观，或是其他什么观点，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重要的是应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并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借鉴什么样的可行性观点用于真正的课程改革。
虽然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与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完备之处，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启发我们，在当前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加强“双基”训练
每个学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拥有相互之间有所差异的文化底蕴，我们切勿把他们当作是无意识的知识接受者。杜威告诫我们，教育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爱好，重视个性潜力，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通过儿童的充分发展促成民主化、和谐化社会的建设，这将更加有利于学生各个方面充分健康的发展。同时，应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巴格莱指出应该坚持严格的学业标准，促使学生刻苦、专心地学习“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提高智力标准，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另外，要注意不同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对外界事物的接受水平应有所区别，而不应强加给学生。
2.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强调教师的导向作用
杜威强调儿童中心主义，确定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这将有利于学生积极地、主动地发挥自我能动作用，更加快速地不断汲取知识养料。但我们切不可过度，近年来在我国基础教育过程中出现过分强调学生自主而忽视或降低教师的应有主导作用的现象。教师是教育过程的领头人和榜样，坚持教师的主导地位是保证教育过程向着正确健康方向前进的前提。巴格莱特别强调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理性地认识到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师资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要给予学生尽量多的民主，给教育营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为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3.培养学生探索性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同时重视刻苦钻研的精神
科学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21世纪随之而来的知识爆炸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探索新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杜威强调学生的主动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巴格莱主张学生在学习中要发扬专心、刻苦的精神和干劲，这种素质是探索、创新得以继续的必备条件，也是前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为了让学生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注重培养学生探索知识与创新能力，同时要培育学生在探索求知的过程中刻苦钻研的精神与品质。
4.重视学生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同时获得
巴格莱认为种族文化和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共同的超越时空的“要素”，传统文化即为间接经验，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将是人类得以发展、进步的基础，注重挖掘数千年来的长期积淀和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积极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尽可能的提升；同时，应结合杜威“在做中学”的思想，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参与意识，同时加强学校与实际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可利用的良好教育资源，这将有利于学生间接经验的获得，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增强合作精神。
由于杜威和巴格莱均是在社会出现弊病之后提出的观点，两者在各自的发展时期内都对美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在教育层面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的课程观都促进了美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它们仍具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杜威与巴格莱的课程观在当时多么合理，甚至被政府采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儿童中心”或“学科中心”的偏颇之处。因而，面对新课程改革在实施和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在思考和解决时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博采众长，以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寻求改善当前的教育改革。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两者皆有可取之处，发展学生兴趣和加强“双基”仍是应时之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谨慎地去看待这些，并结合其他可行性观点，再加上我国国情切实有效地把我国的新一轮课改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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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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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华，等.课程流派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郭亚丹（1982-），男，河南郑州人，六盘水师范学院讲师，教育学硕士。]
东西方死亡观比较 篇5
不难发现, 哲学家们倾向于把“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主要线索, 而进一步追问, 则会发现, 他们对存在的关切, 大多是以畏死的焦虑为前提的。正如叔本华曾说, 死亡的困扰是每一种哲学的源头。“死亡”作为一个亘古的话题, 不仅在哲学领域, 而且在艺术、宗教、文学等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展现方式。
一、中国死亡之哲思
从华夏文明早期, 中国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重要的节气或先祖的祭日里, 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会举行祭祀, 献上牲畜等祭品, 口里低声说一些近况、心愿与祝福, 以期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他们坚信, 神灵和祖先一直以灵魂的形态处在自己的周围, 只要心诚, 一定能获得其庇佑。而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释道三家, 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死亡智慧。
1. 儒家——“未知生, 焉知死!”
儒家较为强调死亡在精神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意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观点都体现了这一点。主张“重生”, 即着重强调现世生活而非彼岸世界, 注重“人道”, 对鬼神敬而远之。《论语》一书中的“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都鲜明的表明了儒家对于死亡的态度。简而言之, 儒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第一, 通过子孙、家族的繁衍嗣续来实现, 这一种普适的并且肯定生命留存的方式;第二, 通过实现“重生安死”之精神达到一种境界, 并将这种境界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和获得;第三, 通过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来实现, 这是一种较难实现的精英价值选择和死亡超越。总之, 这三者都体现了儒家对生命的认同和敬畏。
2. 道家——“道法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家强调自然无为, 主要从人和自然的联系的角度探讨生死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提出了对死亡的原则性看法“死而不亡者寿”, 但对其的专门论述并不多。在《庄子》中, 有多篇论及“死亡”, 书中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 人的生命是人性中本质之所在。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 “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 熟知其纪!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 若死生为徒, 吾又何患!” (出自《庄子·知北游》, 意思是, 生是死亡的延续, 死亡是生的开端, 谁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头绪呢?气集聚起来, 就是生;气离散了, 就是死。既然生和死相互为继, 我又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 因此, 人们应当顺乎自然的看待生死。同时他也认识到, “夫得者, 时也, 失者, 顺也;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出自《庄子·大宗师》, 意为生命的获得, 是因为适时, 生命的丧失, 是因为顺应;安于适时而处之顺应, 悲哀和欢乐都不会侵入心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了倒悬之苦, 然而不能自我解脱的原因, 则是受到了外物的束缚。) “死生, 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 (出自《庄子·大宗师》, 意为死和生均非人为之力所能安排, 犹如黑夜和白天交替那样永恒地变化, 完全出于自然。) 。《庄子至乐》中记载道:庄子妻死, 惠子吊之, 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 长子老身, 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 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 变而有气, 气变而有形, 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 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 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 自以为不通乎命, 故止也。”庄子道家死亡观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死而不亡的境界, 借助于道的永恒, 来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
3. 佛家——“生死轮回”
佛家对死亡持生死流转的轮回主义观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 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是其对普通民众宣传的两大重点。佛家主张“一切皆空”, 只有认识到自身假有、万法皆空, 才能做到拔生死之根从而免受生死轮回之苦。此外, 佛家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 人之所以经历生死轮回, 也是由于自己所造的“业”, 而非由外在的环境或者“天命”造成的。对死亡的多种分类与阐释, 表现了佛家对死亡问题的高度关切, 如按《涅槃经》, 死可以分为天命当尽的“命尽死”和不顺天命而丧生的“外缘死”。由于佛家对人生在世的苦难有及其深刻的洞察, 故其“主死”。要出离生死轮回, 首先必须直面人生就是苦难这一现实。
二、西方死亡之哲思
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是一个包含着“死亡的诧异” (古希腊罗马) 、“死亡的渴望” (中世纪) 、“死亡的漠视” (近代) 和“死亡的直面” (现代) 这样几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哲学的深化, 更是人本身的进步。本文主要选取较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海德格尔等人的观点加以阐述。
1. 苏格拉底——“哲学是死亡的准备”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 他谢绝了弟子和朋友的保释、逃跑等建议, 说:“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 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 而是避免做不义的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他还指出, “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毁灭, 毫无知觉, 或者如有人所说, 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 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
苏格拉底坚信死亡是生命的终点, 同时也是人生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状态。认为一个有哲学精神的人不应害怕死亡而应持欢迎态度。肉体与灵魂在人活着的时候处于统一而敌对的状态, 而只有通过死亡, 作为生命本源的灵魂才能脱离肉体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
苏格拉底十分注意坚持自己在死亡本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立场, 他坦承“诸位, 这也许是我不同于多数人之处, 我如自认智过于人, 也就在此:不充分了解阴间情形, 我不自命知之。”
2. 柏拉图——“哲学是死亡的练习”
在《斐多篇》中,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发出对哲学与死亡关系的声音:“真正的追求哲学, 无非是学习死, 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柏拉图认为, 死亡就是灵魂摆脱肉体的羁绊, 而哲学家的生活无他, 就是从事哲学研究, 而所谓哲学研究, 就是不断趋向这样一种思想境界、逐步树立自觉的死亡意识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排练演习, 为死亡, 亦即为达到一种没有身体框架局限的存在做准备的过程, 也即“死亡的练习”。
柏拉图认为哲学不在死亡之外, 而恰恰就在死亡之中, 它不是一门研究死亡的学问, 它就是“死亡的练习”, 就是死亡意识本身。在哲学家的死亡的练习中, 真、善、美在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中汇集并达到三位一体的境界。所以, 对于“真正的哲人”而言, 问题不再是对死亡的恐惧与忧虑, 而是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过程之中寻觅知识、真理、美德和哲学。
3. 康德——“灵魂不死只有道德的确定性”
人们常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西方近现代哲学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德国古典哲学对死亡的思考在西方死亡哲学史上也处于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枢纽。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的康德, 他的死亡观是对17、18世纪近代西方死亡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康德主张灵魂不死没有逻辑的确定性, 但是却有道德的确定性。康德提出, 我们应该严格地区分“物自体”与“现象”, 强调我们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 而永远达不到认识物自体的高度, 因此, 我们对灵魂也不能认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满信心地写道, 人感受到一种经由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经由许多利益的牺牲来是他自己适合于成为一个他在观念上所占有的较好世界的公民的内在召唤, 这种“有力的和无可争议的证明”也就是他所说的“灵魂不是的道德证明”。
就生死关系而言, 康德说:“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 无聊则是人生最可怕的负担”, 因为无聊这种人内心无来由的空虚感会激发起人的恐惧, 使人彷佛已经感受到一种缓慢的死亡。在处理生死关系的问题上, 康德把重点放在“生”的层面, 提出“想得越多, 做得越多, 你就活得越长久”的著名命题。
4. 海德格尔——“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 西方传统哲学中“存在”这个范畴, 实质上指的只是“存在者”即事物, 但真正的“存在”当是“人的存在”, 亦即“此在”。他认为, 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 而我们只有把握一个完善的“死亡概念”, 才能对“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即“存在的意义”达到一种“源始的”认识。
“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 这是“此在”的基本性质。鉴于此, 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了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 强调“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 “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使“此在”“个别化”, 从而真正的作为它自己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所断言:“辩证法是死”, 西方的死亡哲学史的演进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结构。
三、结语
人有生必有死, 这是一种能够必然性。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对死亡的恐惧就成为了人类最深沉而又无法摆脱其束缚的忧虑, 与此同时, 尘世的快乐更是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恐惧感。在这个社会人人都变得更加“个我”化、“当下”化、“科学”化的时代, 平静且深入的探讨死亡, 显得更为重要。
哲学的死亡观, 直接讨论的是“死”, 实质上是在讨论“生”。可以说, 死亡观是人生观的扩展与深化。只有当人们深入了解认识死亡, 此可能避免对死亡忽视、逃避或者及时行乐的生存态度,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掘有限的时间来探索无限的人生境界。
语言学习观比较 篇6
一、案例研究———损益观与资产负债观实践反馈的对比
(一)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案例研究
新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和负债, 也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更相关的信息。这是准则向资产负债观转变的典型表现。本文将以投资性房地产为例, 探讨损益观下的旧准则和资产负债观下的新准则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新旧准则都要求投资性房地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关于后续计量, 旧准则要求企业按照成本模式, 每年计提一定比例的折旧或摊销作为费用;而新准则规定,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选择以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不计提折旧或摊销, 以公允价值变动反映投资性房地产价值的变化。
[例1]白云山A以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动机
案例背景: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A, 000522) 的前身成立于1973年, 1992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革, 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 现有股本4.69亿元。2007年起, 该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具体分析如表1、2所示。
注:2006年白云山A的年报披露了2007年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为6074.89万元, 占当年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总额的8.07%, 按同一比例计算2005年投资性房地产为17337.51万元。折旧的估算类似。2005-2006年相当于以成本模式计量。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 投资性房地产以升值为主, 是应该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增项。而在旧准则下, 企业却要每年为之付出大量的折旧费用。2006年, 白云山A出租用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折旧摊销费用蚕食了14.55%的净利润, 这显然是不适合的。在新准则下, 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是在我国, 房地产市场尚不健全, 公允价值评估监管不严, 再加上评估成本和技术的制约, 容易给企业留下操纵利润美化报表的空间。以白云山药业为例, 2007年广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较2006年仅增加6.6%, 而白云山药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却增加了11.43%;2008年广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仅增加0.16%, 而白云山药业却有2.45%的增长。结合白云山的现金流状况和其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它的动机值得注意。
单位:万元
白云山药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 已经达到70%以上。由上表可以看出, 其现金流状况一直堪忧, 基本上处于借新债还旧债的危险境地, 每年的利息费用都会挤掉净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在借款构成上, 白云上主要以借短期借款为主, 且经常需要抵押借款。在这种状况下, 抵押品的价值便非常关键了, 若抵押品价值上升, 该企业便能获得更多的借款。而实际上, 该企业确实以投资性房地产作为抵押品进行了借款。在2008年, 白云山公司以白云区云祥路2号的投资性房产 (原价4702346.57元, 公允价值32179635.00元) 作为抵押物, 借款人民币11800万元。另外,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增加, 也能够美化企业财务状况, 降低资产负债率, 相对来说更有利于企业借款融资。所以, 白云山药业有操纵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动机。所以, 对于白云山药业来说, 损益观导向的旧准则使其会计信息“负向失真”, 而资产负债观导向的新准则使其会计信息“正向失真”。但是, “负向失真”由于历史成本的限制, 客观性和可控性较强;“正向失真”则更多地存在主观操纵的因素。
[例2]方大集团———新旧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
案例背景: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方大A, 000055) 在1991年成立于深圳, 于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 现有股本38798.76万元。方大集团已形成以新型建材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和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2007年起, 该公司以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体分析如表3所示:
单位:万元
方大集团的投资性房地产收益曾广受诟病。在2007年, 方大集团依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扭亏为盈。一个不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其在投资性房地产方面的收益却达到了净利润的近2倍。叶建芳 (2008) 认为方大集团有利用投资性房地产操纵利润的嫌疑。然而, 在新准则下, 方大集团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信息失真程度要比在旧准则下小得多。深圳市房地产销售价格在近年来一直猛涨。以2006年为例, 其平均涨幅为12.3%。但是, 2006年方大集团却要计提483万元的折旧费用, 蚕食掉60.48%的净利润。这种“负向失真”的数额极其巨大。反观2007年, 虽然投资性房地产收益偏高, 公允价值增长率高达19.03%, 但是与深圳市房地产平均涨幅16.30%相比较, 其数额并不算大。即使存在“正向失真”, 也要比旧准则下的“负向失真”的程度轻得多。所以, 对于方大集团来说, 实行资产负债观导向的新准则要比损益观导向的旧准则更合适, 能够在可靠性损害较小的情况下, 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以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是准则从损益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资产负债观通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这的确比较适合投资性房地产等市场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资产。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 由于房地产市场尚不健全, 导致房地产公允价值的获得有一定的水分。以上述两个案例为例, 其公允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失真”, 而且这背后经常存在主观操纵的动机。而损益观通常按照历史成本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这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等市场价值大幅偏离账面价值的资产来说虽然不太适合, 但是由于存在历史成本的限制, 与其相应的“负向失真”可控性和客观性通常比较强。至于孰优孰劣, 则无法一概而论。正如前文指出的, 对于方大集团来说, 使用资产负债观产生的“正向失真”程度远比损益观产生的“负向失真”程度轻, 更有利于真实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信息。但是对于白云山药业来说, 其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则存在评估不实的嫌疑, 而且有着较为明显的主观动机。
(二) 资产减值的案例研究
新准则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更加具体。例如, 新准则明确阐述了资产减值迹象包括哪些、如何估计可收回金额、如何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和与预计处置费用、如何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等等, 可见准则已经进一步向资产负债观靠近。
[案例3]对西部电子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上市公司的千差万别
案例背景: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在2000年9月28日成立于宁夏银川。其上市公司股东包括东方钽业 (000962) 、银星能源 (000862) 、新华百货 (600785) 、银广夏 (000557) 四家。该公司主要从事软件产品和电子产品开发、生产与销售。西部电子自2004年起连年亏损, 至今未有起色。
案例分析:在西部电子巨额亏损的第二年 (2005年) , 其上市公司股东开始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但是数额差距非常大。银广夏丝毫未提, 银星能源只提了5.97%, 而新华百货一次计提了83.58%, 计提原因只有一句“主营业务萎缩, 投资风险较大”, 东方钽业在2005年计提了42.86%, 在2006年便全额计提, 而计提原因只解释为“财务状况不断恶化”。具体如表4所示。可见旧准则对资产减值的规定可操作性较差, 造成实践中会计职业判断的滥用。
新准则发布之后, 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截至2010年10月, 东方钽业和新华百货都已经对西部电子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而银广夏只计提了47.76%, 银星能源只计提了29.85%, 差距仍然很大。这说明新准则虽然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但是上市公司的执行效果仍不理想。
新准则关于资产减值的详细规定是向资产负债观进一步靠拢的重要举措。从以上案例来看, 新准则中对资产价值评估的操作指南在实践中的约束力还不够, 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仍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损益观与资产负债观的政策性建议
(一) 由损益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需要更加谨慎
资产负债观的实施所要求的环境是比较理想的, 而在中国目前的弱有效资本市场上, 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反而可能形成主观操纵财务数据的空间。从“白云山药业”、“西部电子”等案例都可以看出, 确实有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美化财务指标等目的而利用公允价值的不确定性。所以, 对于资产负债观, 有关当局应该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二) 从资产负债观的实践方面看, 上市公司可以分批执行
资产负债观能否实施成功, 取决于很多因素, 例如行业、规模、资产结构、当地资产评估的监管力度、企业的文化和风气等等。仅以投资性房地产为例, 对于“方大集团”来说, 执行资产负债观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而对于“白云山药业”来说, 执行损益观能更客观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使会计信息不受主观操纵因素的影响。可见, 不同的企业会计环境相差很大。所以, 可采取分行业、分规模或按指标的方式, 令上市公司分批执行新准则。
(三) 从会计信息的供给方面看, 我国需要对公允价值的取得提供更充足的条件, 而不仅仅是详细的规
从“西部电子”的案例可以看出, 尽管准则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给出了详细的规范, 但是上市公司做出的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还是千差万别。可见, 仅仅将规范定得更加详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需要为公允价值的取得提供更可靠的来源。在具体措施上, 可采取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逐步进行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重视财务分析师和资产评估师的培养、加强资产评估监管、公开资产评估报告、加强信息透明度等等。
资产负债观虽然具有理论先进性, 但是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也提醒我们, 要对资产负债观报以清醒的认识和谨慎的态度。积极建设资产负债观所要求的理想环境, 区别对待处于不同会计环境中的企业, 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1》,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3》,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语言学习观比较 篇7
一、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比较
(一) 会计目标比较
会计目标是会计学的基础理论, 贯穿会计活动的全过程, 同时, 会计目标也是会计学各项分支理论的核心层次。会计目标具有时代特征, 受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法规及社会等大环境的影响。资产负债观认为, 会计目标就是向使用者提供经济决策所需要类似于企业的资本流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资本结构变化等要素、在资产负责理论中强调, 会计目标与决策有用观有着直接关系, 更关注与社会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企业经济效益和经营风险的评估。收入费用观认为, 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效益信息和受托者对收益目标的执行情况是收益计量的关键所在, 并考虑其真实性和有效性。收入费用观在选择会计目标时侧重于受托责任观。
(二) 会计要素比较
会计要素的定义是会计准则体系制定的核心, 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基础, 它的定义直接涉及到会计核算、监督、财务报告的具体内容。资产负债观的核心要素是资产和负债, 这两项要素是反映资产及负债变动的关键指标, 其余要素是反映资产及负债变动的辅助指标, 并随着核心要素的变化而变化。从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一段时间内企业的资产及负债的真实变化情况。收入费用观认为, 资产和负债决定所有者的权益结果。但是资产和负债是派生要素, 与其他各要素之间联系不如资产负债观那样明显。收入费用观更加注重收入及费用的直接配比及其配比结果。
(三) 会计确认比较
会计确认就是要确定将要进行记录的交易的会计要素的类别, 对收益的确认方式是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在会计确认方面最大的区别。资产负债观中同时将交易因素和非交易因素列为反映收益的两类指标。对企业经济收益的分析可以从企业净资产的变化出发, 而无需考虑在交易过程中涉及的效益实现问题, 收益即为剔除在交易过程中与所有者相关的资产变化, 并确认企业未实现的收益。收入费用观中仅将交易因素作为反映收益的关键指标。收益的确定必须遵循收益实现原则, 并将企业实际收入和支持费用的配比作为确认收益的关键要素, 即仅考虑在交易过程中实现的收益。因此, 收入费用观并不涉及企业未实现的收益问题。
(四) 会计计量和收益计量比较
在会计准则中通过会计计量和收益计量对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下计量行为进行比较, 其详细比较如表1。
(五)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比较
会计目标和其他会计概念之间关系是通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联系起来的, 同时,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准确性和相关性尤为重要。资产负债观注重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是表示在资产负债观中, 相关性的位置比可靠性的靠前, 但并不意味着可靠性的重要性低于相关性。作为会计准则制定的关键依据, 资产负责观是建立在所处经济和市场环境在保证质量和速度的前提下, 将所需的会计信息反映给会计信息使用者。收入费用观更为重视可靠性, 也就是说在进行会计计量时所有要素必须严格服从于客观实际, 只有客观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才能作为会计计量的参数。如果可靠性和其他特性之间存在矛盾, 收入费用观将丢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而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二、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具体差异比较
(一)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对所得税会计方面的影响
1、所得税会计的目标比较。
资产负债观下需要对资产和负债进行会计确认, 比如, 上市公司在进行所得税会计计量时应采用资产负债表方法, 这是因为资产负债表能够真实准确的反映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由资产负债表计算出来的企业递延税款信息是确定贷方和借方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关键要素。而收入费用观在我国会计制度中未明确规定所得税会计的目标。
2、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分类。
资产负债观首先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确认, 将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时间性差异视为暂时性差异, 注重递延所得税对企业经济的影响。收入费用观从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开始着眼, 企业应税所得和税前利润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是时间性差异;二是永久性差异。
3、对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
资产负债观注重暂时性差异及其影响, 一定时期内应交所得税与所得税费用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即: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之差-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之差。收入费用观注重时间性差异及其影响, 若忽略时间的影响, 本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本期应交所得税;若考虑时间性差异则: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转回已经确认的前期递延税款借项资金+本期应交所得税+本期时间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款贷项资金-本期已经确认的前期递延税款贷项资金-本期时间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款借项资金。
(二)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对收益计量的影响
1、收益计量结果方面, 在资产负债观中,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经济收益是经过资产评估后的净增加值, 评估重心是资产负债表。在收入费用观中, 经济收益是企业已取得收入和在此期间付出的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 利润表是收益评估的核心。
2、收益信息的质量特征方面, 资产负债观在收益计算过程中关注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与获取经济效益的相关性指标;收入费用观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的收益计量和收益可靠性指标。
3、收益信息所反映的会计目标方面, 资产负债观关注对企业资产的计量, 并应用公允价值对企业资产结构、负债情况进行准确评估, 根据资本市场变化规律核算收益信息, 并为利益相关方制定决策提供准确信息;收入费用观评价和计量的重点内容是当期交易的事项和生产经营的业绩, 凭借利润表, 用计算出的各项收益信息来考核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
4、对不同报表的重视程度方面, 资产负债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制定企业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资产变化情况, 为企业提供具体相关的收益信息;收入费用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制定企业利润表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 从收入状况、成本费用的差额反映企业的收益情况。
三、基于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环境角度探讨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的选择
由于受到我国各方面环境的影响以及监管和考核的需要, 传统上我国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以及会计准则的制定理念上都体现了收入费用观的要求。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观的引入, 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变革, 对会计目标、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要素、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报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新一轮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选择, 因结合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环境具体分析。所谓准则制定环境, 是指影响和制约会计准则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英、美等发达国家经济较发达、资本市场比较成熟、法律法规比较健全, 在选择会计准则制定理念时, 倾向于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资产负债观, 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未来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确定, 要适时适境地在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中进行选择。相关分析如下: (1) 在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 相关制度不太健全, 企业内部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时, 应选择收入费用观。 (2) 在我国资本市场较成熟, 法律体系较完善, 企业内部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较高时, 可以选择资产负债观作为会计准则制定理念。 (3) 在我国资产市场较成熟, 但法律法规不太健全, 企业内部员工和管理水平比较低时, 或者资本市场相对不成熟, 但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素质等其他条件较完善时, 应选择折中观点, 把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相结合, 从而提高会计准则运行的有效性。概括来说,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选择要与我国各方面环境的状况相适应, 从外部看要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 从内部看必须与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员工的素质相匹配, 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 从而制定和修订高质量的会计准则。
摘要：对于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两种准则理念的选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热点问题。从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新会计准则下的新理念不断出现, 这些理念对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会计工作的内容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 需要从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管上进行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资产负债观,收入费用观,比较
参考文献
[1]李红霞.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国际进展及其在中国应用的思考[J].会计研究, 2008 (10) .
浅析佛道形神观之比较 篇8
关键词：形尽神不灭,形与神不离,肉体成仙,涅槃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人都在追问，生的眷恋，死的恐惧，时刻萦绕心间。生与死，是人生的首要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解答的问题。但不同的宗教因其基本教义、教理之不同，对生与死的看法各异，也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死观。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把生死看成是命定的，“死生有命”，[1]而道家的庄周则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2]取消“死”和“生”的对立。而从先秦以来的所谓神仙方术之士，更是企图用种种方法解决人们如何得以“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而道教正是由神仙家演变而来，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并杂以阴阳五行，谶纬迷信以及巫术练养等方术。汉末以来道教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生死问题，并且以如何达到“长生不死”为目标。《太平经》中说：“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长存而不老。”[3]稍后的《老子想尔注》也说：“归志于道，唯愿长生。”[4]
这都说明早期道教是以追求“长生不死”为目标，所以葛洪《抱朴子》引《玉蝶记》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又说“知守一养神之要，则长生久视;道家治所至密至要者，莫过于长生之方。”[5]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的初期所讲的主要内容为“灵魂不死”，“因果报应”之类。袁宏《后汉纪》中说：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养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6]盖佛教以人生为一大苦海，有所谓“人生八苦”[7], 即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受阴，其解脱之道在于“觉悟”，以求精神脱离苦海。
从道教说，解决生死问题以求解脱成仙，是以求“长生”为特征。而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有生”，“有生”则精神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精神在得到涅槃之前只能在轮回之中受苦，只有神和形离，超脱轮回，精神永归寂灭，才能脱离苦海而解脱，成为菩萨。所以道主生，佛主死，《三天内解经》中说：“老君主生化，释道主死化。”[8]南朝齐时道士所著《三破论》中论及佛道二教在生死问题上的不同时说：“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圣。佛家之化，妙在三昧通禅，无生可冀，故铭死为泥洹。未见学死而不得死者。”[9]
佛教主张“不生”，盖有生必有死;道教主张“不死”，盖不死则永生。佛道所持观点不同，其根本就在于他们对形神两者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不同。
佛教和道教对形神两者的关系问题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呢?
佛教主张“形尽神不灭”。如《牟子理惑论》对此就有论述，牟子曰：“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10]只是当时牟子还需借助儒道两家进行回答。
南朝宋郑道子在《神不灭论》中说：“夫形神混会，虽与生俱存，至于粗妙分源，则有无区异，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脏六腑，四肢七窍，相与为一，故所以为生;当其受生，则五常殊授，是以肢体偏病，耳目互缺，无夺其为生。一形之内，其犹如兹。况神体灵照，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与妙觉同流，虽动静相资，而精粗异源，岂非各有其本，相因为用者邪。”[11]
郑道子认为由于形神不互相依赖，所以它们是不同的实体。从形体方面说，它只是五脏六腑，四肢七窍的统一体，虽然五脏六腑等在统一体中，但它们各有各的功用，因此形体的某一部分有了病，并不会影响到它的生命。神与形不同，它能统帅形体的各个部分，形体本身是和气一起变化的，而神则和灵妙的觉性一起流转。它们本质上是精与粗的区别，由于它们是不同的实体，因此“形尽神不灭”
郑道子在《神不灭论》还说：“夫火因薪则有火，无薪则无火。薪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若待薪然后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相资相因，生涂所由耳，安在有形则神存，无形则神尽，其本惚怳不可言矣。请为吾子广其类以明之，当薪之在水则火尽，出水则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赖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12]郑道子又用“体”“用”关系来说明“薪”“火”关系，以证明其“神不待形”之论。“火”虽然是因为有“薪”才得以表现出来，没有“薪”则火无法表现，这只是因为“火”因“薪”为用，而不能说“薪”是“火”的本体。“火”之为“火”自有其“火”之理，否则在燧人氏之前“火”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火”的自身。形神关系也是一样，虽然在“神”和“形”相互依靠时而有生命现象，但并非：“有形则神存，无形则神尽”, 这就像“薪”没有燃烧就没有“火”，一燃烧就有火，同样的“薪”并没有改变，为什么先无“火”而后有“火”，可见“火”并不靠“薪”而先已存在了，“神”和“形”的关系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形体有了生命的表现才有“神”，而是“神”本来就存在着。
历史上僧俗间关于形神问题的争论一度很激烈，由此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如慧远的《形尽神不灭》，宗炳的《明佛论》以及不知谁人所作的《正诬论》;还留下一些形象的比喻，如“烛火之喻”“薪火之喻”等等。
道教主张“形与神不离”，“身得道，神亦得道。”《道德经》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患之有无决定于我，我即我身，我身即我，不存在身外之灵魂，即身与形应是一体的。《太平经》亦云：“夫人生本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13]精神由气而生，所以“精神由气，如鱼有水，气绝精神散，水绝鱼亡。”[14]人生存时, “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1[15]人死之后，神形既散，不再转世或再生。“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间。人人得一死，不得重生也。”[16]正因如此，道教乐生、重生，故而追求长生，以升清虚仙境。《云笈七签》引《元气论》说：“身得道，神亦得道，身得仙，神亦得仙。身神相须穷于无穷也。”[17]正因如此，道教流传着许多求仙问药及长生不老的故事，如嫦娥奔月等。
正是由于佛道两教对形神关系的认识不同，导致他们寻求解脱途径的不同。佛教主张“形尽神不灭”，所以它对精神和肉体的看法是：在精神和肉体结合时，人得不到解脱，这时必然要在轮回之中受种种苦难。而种种苦难中“生、老、病、死”又是不可逃脱的，人终不免要生要死，如果神离形而不灭，又再结而成行，仍不免在轮回之中，得不到解脱。要想得到解脱，只有靠一步一步的修养其精神，使自己能有觉悟，这样才可以达到神与形离，脱离轮回，而圆应寂灭，所以佛教无论主张渐悟成佛者还是顿悟成佛者，均以为“成佛”的关键在于“觉悟”，即认为主要是靠智慧使精神得到解脱。
道教主张“肉体成仙”，即谓人的精神和肉体只有永远结合在一起才能“长生不死”，这样就可以不为现实社会的苦恼所限制，而进入永恒的神仙世界，也就是“神不离形而长生”。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身体的修炼。汉末以来道教修炼身体的方法日益繁多，有重金丹者，有重养气者，有重导引者，有重辟谷者，有种房中术者等等。《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中说：“又患好事之徒，各矜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則曰帷房中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則曰惟行气还以延寿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惟导引可以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惟田宅可以无穷矣”[18]袁粲《驳夷夏论》说：“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19]道教练形，登于仙境，依靠功夫;佛教养神，入于涅槃，依靠智慧。刘宋时颜延之作《庭诰》二章，述说佛道二教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甚详，文谓为道者，盖流出于仙法，故以练形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练形之家，必就深广，反飞灵、糇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烟霞，轨遍天海，此其所长。……治心之术，必辞亲偶，闭身性，师净觉，信缘命，所以反壹无生，克成圣业，智邈大明，志狭恒刧，此其所贵”[20]
可见佛教为治心的神教，其解脱的道路在于靠般若而达到彼岸世界。而道教则为练形的仙法，其成仙的方法靠对自己身体的练养。
鲁迅和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篇9
关键词：异化 信 后殖民
归化/异化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一种方法即是“异化”，后一种即“归化”。异化的翻译，目的是尽量保留源出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通过异化的译文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异国的先进文化和异国语言的特点，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法，补充本民族文化之不足。鲁迅和韦努蒂是中西方译界提倡异化翻译观的重要人物。本文将对他们的异化翻译观作个梳理
比较。
一、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观
鲁迅是中国异化翻译观的先驱。他的异化观本质上是语言上的异化，“宁信而不顺”是其集中的体现。在鲁迅翻译活动的初期可以看出其翻译思想还深受晚清译风的影响，没有异化的影子。晚清时期，统治阶级“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的提出,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他文笔优美、流畅,落笔如飞。而且他翻译中的随意删增与改写也成为当时翻译的潮流。鲁迅早期对林纾的翻译非常着迷，一有林纾的译本，鲁迅必将其买下。但后来在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后鲁迅的翻译思想有了转变。他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实际上，就林纾的译文而言, 他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但严格地看,他的译文又并不是纯粹的“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显然因为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够用，林纾“译文里有相当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很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猛译”。因此林纾的翻译已开始有 “异化”的痕迹。
鲁迅认为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顽疾的目的。如果翻译失去了“信”，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
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当然，“宁信而不顺”并非不要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 “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因此，“宁信而不顺”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它是鲁迅通过翻译借鉴外国文化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其目的是要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及先进文化。但这种策略是在当时是有限的。
二、韦努蒂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翻译观
施莱尔马赫归化/异化的划分对韦努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同的是，韦努蒂将异化/归化置身于后殖民的语境下来研究, 提出归化翻译是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他指出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这样一种背景使得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为此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思想提出异化翻译的策略，将异化翻译定义为：那种保留原文异国情调、故意打破目标语规约的翻译。通过异化翻译韦努蒂认为可以体现他者的声音，抵抗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者话语的侵蚀，让英美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因此异化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抵抗式翻译，此外，韦努蒂还认为古语化翻译策略是异化翻译的重要方面。异化翻译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材的异化和翻译语言的异化。即：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原文，用正统话语（如透明的话语）来翻译它；或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属于正统的原文，但却用边缘话语（如古语）来翻译。同鲁迅相似的是，韦努蒂也认为异化只是一种取向，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绝对化的概念，异化翻译中会有归化，反之
亦然。
三、两人异化观差异
齐马比较文学观管窥 篇10
一.从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之维来厘清比较文学发展脉络
在书中, 齐马站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之维对比较文学发展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批判性厘清。在这一过程中, 它的学术立场鲜明的体现出来。
首先, 在他看来法国的比较文学是在实证主义的哲学、社会学思潮之下产生的, “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来看待比较文学”[3], 甚至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方法是受到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的影响产生的。孔德、丹纳、布吕纳蒂耶等学者“以自然科学标准来评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4], 其后又受达尔文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梵第根“强调事实的意义”[5];朗松的论文“鼓吹一种不受干扰的、无意识形态的 (不作评价的) 事实考察”[6], 后又在涂尔干社会学基础上发展出集体事实理论;让-马里卡雷“拒绝超出经验所能证明的所有东西, 认为比较文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是确确实实的关系”[7]。齐马将这些说法列出斥之为“简单实证主义[8]”。
其次, 他回顾了英语世界里的比较文学学科史, 实证主义 (以事实为准) 和科学主义 (以自然科学为导向) 、社会达尔文主义先后产生广泛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叙述了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新发展, 主张内部研究的韦勒克在文学自主性的立场上反驳了实证主义的事实执迷和经验主义, 但“自治美学阻碍了文学文本和社会语境间搭起桥梁”[9], 艾田蒲则修正了这一偏颇, 兼顾了历史、文学外事实和文学美学问题。齐马对研究“什么被接受了, 什么被抛弃了以及为什么”[10], “一个文本表达哪种意识形态并且‘为什么’, 即出于哪些社会经济政治原因”[11], “联系到相近 (类似)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来加以说明”[12]的日尔蒙斯基和杜瑞辛表示赞赏。
最后, 齐马从四个理论模式来概括了德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个可以称为实证主义, 第二个可以成为精神史模式, 第三个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模式, 第四个可称为接受美学模式”[13], 他比较赞成将接受美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史研究结合起来。
在论述学科发展史过程中, 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 前面已经说过的鲜明学术立场———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之维;第二, 在行文过程中褒贬的批判立场鲜明;第三, 他将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之维作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片面的事实客观型———内在的美学和主观精神性、接受性———综合考察, 强调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性, 学派的论争和更迭更接近于他的立场和主张。
二.建构以互文性为基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话的比较文学
建构以互文性为基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话的比较文学是齐马书中的核心观点, 总的说来, 他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能性;三是可操作性;四是具体比较分析实例。
建构以互文性为基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话的比较文学之所以是必要的, 在他看来是因为:
一、文学植根于语言情景:社会方言和话语中。
他说:“无论文学文本还是理论 (科学) 文本都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14]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引用巴赫金和沃罗希洛夫的语言理论:语言具有调和和调动功能, “实际上, 语言形式仅在一定的表达的语境中, 因此也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才被赋予说话者”[15], “从历史性的观点, 从而认定, 不是个人利用特定的规则来产生特殊表达, 而是每种表达都表述了特定的 (集体的) 利益, 这些利益陷入了和其他利益的冲突中。与此同时语言系统作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单位, 作为语言情境”[16]。语言情境在他看来应是言语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态。同时他借用格雷马斯的“社会方言”概念, 将它定义为跨句子涉及言语领域的集体性语言表达的总和。而话语则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方言的第二模式系统, 在一定社会和语言学情境下和其他话语处在一种对话性、争执性、互文性的关系中。文学作为叙述和表达必定处在语言情境:社会方言和话语中。
二、“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在普遍意义上说同时也是意识形态”[17], 文学也不例外。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是米歇尔·佩肖的话语构型:从某个有阶级斗争状态决定的立场出发, 去决定什么能说和什么不能说的东西, 是一种社会方言、话语组合。
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对话中形成的概念。他借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主体、客体、委任者、受命者、对手、帮助者来分析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性, 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例说明意识形态的对立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必是在和其他意识形态相对照中才能确证自身。因此他提出了“辩证的暧昧”[18]的概念, 指的是事物往往包含它的对立面、差异面和多样性。意识形态暧昧是分析的重点。在不同的文化之间, 意识形态不同, 在同一文化内部, 意识形态和社会方言话语也很驳杂。任何一种独白式意识形态只能走向消亡。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性、他者对话性, 暧昧性正是建构对话的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对话的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主要是立足于互文性, 并且他强调由文学文本的内部互文扩大到与历史、社会情境等非文学文本的外部互文。“文学文本不能单有自治的角度, 由文学演进内部的生产来解释, 他还是社会性事实并因此成为社会学对象”[19]。由此比较文学可以分析同一文本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复调对话、也能对不同民族、国别的文本进行意识形态、语言情境、社会方言、话语的对话进行比较研究。
借鉴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 替代以往的比较文学方法的传统术语, 为建构以互文性为基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话的比较文学, 齐马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称为:类型学和发生学研究。类型学研究即是对不同国别、民族的两个具有相似或相同特质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发生学研究即是把在不同国别之间通过直接、间接地文学影响形成的相似和相近的文学想象作为研究对象。他和传统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差别。一是他特别强调社会情境、社会方言、话语之间的分析和比较, 侧重于社会历史情境上的类型学和发生学研究;二是他特别强调发生学基础上的类型学分析, “一旦能确定一位作家或一个作家群受到一位不同语种的作家影响, 类型学问题就出现了, 他追问这样一种接触所牵涉的各种文化语境的历史社会和语言特性”[20];三是发生学的研究往往涉及比较文学的接受美学或接受社会学研究方面, 因为“在陌生语境中被阅读的作品得到的理解从来不会和它在所诞生的社会相同”[21]。
接着齐马以富有见地的批评实践证明了他的学术立场。在类型学比较研究中,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王尔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戏剧文本类型学比较;二是哈谢克和卡夫卡小说的类型学比较。前者探讨二者描述上流社会交谈中所体现出的上流社会语言情境和社会方言特征:上流社会的有闲阶层通过所指空洞的, 无价值而徒具交换价值的交谈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 显示出主体性危机。不同之处在于, 霍夫曼斯塔尔较王尔德持批判和反思态度, 而王尔德则对上流社会多少有些恋恋不舍。哈谢克和卡夫卡同属现代主义荒诞派, 两者都强调了主体性的荒诞境遇,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戏剧性的反讽, 而后者更多的是悲剧性的混沌。在发生学的比较研究中, 他坚持类型学的考察, 分析了受尼采思想深刻影响的三个作家巴罗哈、加缪、D·H·劳伦斯在接受尼采思想当中的“暧昧性”, 尼采思想以互文方式进入三人作品, 巴罗哈接受尼采的宗教文化批判立场, 否定了男性和权力本能性的强调;加缪期待“超人”的到来但是站在自然一边反对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话语;劳伦斯小说鲜明的体现了尼采所提出的“哲学思考领域的暧昧性[对立面之统和 (coincidentiaoppositorum) ]”[22]:“自然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同客体的和解和性爱, 而且也是权力本能”[23]。
三.意识形态批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除了前面所说的在类型学研究和发生学研究中坚持对语言情境、社会方言、话语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外, 意识形态批判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质的区分导致了文学接受中的不同美学目标建构;二、植根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观照下的文学翻译是一种评判、建构和再生产;三、文学分期是意识形态相关性标准、社会方言的话语建构, 是一种历史叙事。
齐马从接受美学的视角, 在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引导下, 走向了接受社会学。着重研究读者的意识形态期待视野。读者、批评家的意识形态期待视野具有驳杂性。“不可能指望一个社会的读者分享一个均齐的期待视野, 因为读者群支离破碎, 不仅区分为意识形态群体且分裂成职业群体”, “美学评判受制于意识形态”, “美学标准很少能摆脱意识形态内涵”, “他们常常不过是服务于巩固有意识形态驱动的偏见”[24]。据此, 他在民族文化、群体特殊性、意识形态成分的三个维度上对黑塞的德国和美国接受做了比较。
翻译者是接受者、读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文学翻译只能理解为一个言语过程, 其中外国文本, 即出发语言文本在一个特殊文化和社会语言情境下被翻译者以目标语言重新建构。这表明, 翻译者作为读者兼作者在这种美学目标建构中或遵循外国文本或接受情境, 或者试着让外来适应目标语言和他为之书写的接受群体要求和需要”[2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他回顾了翻译理论和实践从“不忠实的美人”[26]向“忠实的丑女”[27]的发展, 从语言的多义性、引申性、不同语言术语的非对称性方面探讨了翻译的可能性并比较了同一文本的不同语言翻译, 强调翻译的社会学 (文化、意识形态) 考察。
此外, 他从文学分期的意识形态建构性和辩证暧昧性两方面探讨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的分期和暧昧性问题。“分期作为语言的, 即语义的/叙述的活动不仅受意识形态, 也受文化的制约, 这种制约性如果得不到理论的陈述作用、主体的自我批评反思, 就会导向 (狭义的) 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化, 因为绝不存在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分期 (亦即分类) ”[28], 所以他主张在纷纭庞杂、具有可比性的文学史目标建构之间达成一种对话, 在跨民族或跨文化的整体语境中厘清暧昧性。
正是通过这一方法, 他区分了古典主义内部德法的区别, 浪漫主义中革命者 (拜伦) 和保守者 (华兹华斯) 的区分, 现实主义中批判 (巴尔扎克) 和保守的 (卡洛斯派) 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交相互渗 (如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 。
四.“地区间性”的多语言文化生态中的比较文学
“地区间性 (Interregionalita t) ”指的是多语言和多文化情境。在这一特殊的文化生态中的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双语制 (双种族性) 和多语写作及多语文本, 多声部跨文化书写和复调性, 民族性文学困境、非中心和对话性。
齐马所讲的“地区间性”主要是指双语文化情境。两种语言都具有母语的地位且交际使用频率相当。这使得这地区的文学呈现出多语写作和多语文本的特殊现象。多语使得文本呈现出不同语言的社会方言, 日常生活情境和文本呈现出跨文化和复调性。而以语言为划分尺度的民族文学呈现困境, 更多的具有超民族性, 并且具有和官方文化运作相对立的跨文化模式, 具有非中心和对话性, 是一个多神的空间。
齐马的比较文学观给比较文学研究拓宽了思路, 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学派”来说, 我觉得有如下启示:一、在跨文化比较的同时更多的以意识形态对话的姿态去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和交流, 谋求文化的对话和沟通, 构建“文化间性”;二、坚持“辩证的暧昧”, 分析作家思想或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驳杂性, 如鲁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从发生学角度研究其思想根源;三、研究香港文学注意其殖民环境下遗留的准双语制的“地区间性”特征;四、从外部互文连接社会方言、语言情境、话语的角度, 研究后现代文化或现代性流传和发展的中西差异, 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的工具性作用。
摘要：彼得·V·齐马在《比较文学导论》中以外部互文连接社会方言、语言情境、话语, 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通过类型学、发生学研究建构对话的比较文学, 突出意识形态批判在文学接受、文学翻译、文学分期研究领域的工具性作用, 研究“地区间性”的多语文化生态下文学复调性、多语性、对话性和非中心性, 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学派”多所裨益。
关键词：互文性,对话,社会方言,意识形态,地区间性
参考文献
[1][2][3][4][5][6][7][8][9] (奥) 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 范劲、高晓倩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6
[10]HHRemark:《比较文艺学的定义和功能》, 见鲁迪格编《比较文学:任务与方法》, 第12页, 转引自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第34页
[11][12][13][14] (奥) 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 范劲、高晓倩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6
[15]V·N·Volosinov:《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 第126页, 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 Ullstein, 1975.转引自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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