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

传播学视野下（通用12篇）

传播学视野下 篇1

媒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通过各种媒介,我们得以在先辈基础上不间断地开发生存的工具,技术和知识得以互相交流、促进。可以说有了媒介,我们不再限于狭小区域,视野不再局限于自身感觉;我们可以和亲朋好友联系,可以与古人的思想交会、碰撞,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同时,媒介已成为一种获取利润的产业,一种能够左右社会的因素。[1]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具体来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2]如今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信息需求量增大,传播开始超出部分人垄断的范围,走向大众群体。媒介顺应这种社会趋势,将传播对象扩展为大众。媒介一旦上升为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将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制约整个社会的重要因素。大众媒介是传播者和受众必需经过的桥梁,理解了大众传播的“过程与产品”,也就掌握了大众媒介的属性、功能、运作特征和社会作用。因此,大众媒介不仅指大众传播的渠道,而且指这些渠道的内容,甚至还指那些为之工作的人们的行为。

1 大众媒介对大众武术传播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自从武打片《少林寺》上映后,又推出了《武松》、《武林志》等武打影片,使武术的名声大震。地方武术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掀起了全国的习武热潮,这与电影、电视艺术的强大而独特渲染作用密不可分。当时曾有不少青少年不远万里去少林寺学武,这虽然是盲从现象,但的确也说明了影视艺术对人们习武的影响。当时报纸、广播让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接收到有关习武健身、娱乐的信息。特别是《武林》、《武当》、《中华武术》等武术刊物的相继出现,把有关武术的新闻、信息、功法等内容都清楚、细致地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使人们既能受到习武人事迹的鼓舞,又能方便地满足习武的要求,有效地推动了武术的普及与发展。[3]

1.1 图书:最古老的大众媒介

正是由于图书的出现才使武术得以传播发展,使武术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武术图书是传承武术文化的重要途径。古代的武术理论能够流传至今,武术图书的贡献是最大的。现代人可以从武术典籍中研究古代武术的经验理论,使其更好地促进武术的发展。例如《纪效新书》、《手臂录》、《武备志》、《耕余剩技》等重要典籍在现代武术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促进武术更好地传播。武术图书在现代社会出版很多,但大多数为技术解释性书籍,理论性尚有不足,缺乏经典性论著。当然,也出现了许多对武术传播起重要作用的图书,如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的《武术》教材、《武术理论基础》、徐才先生主编的《武术学概论》、康戈武先生编著的《中国武术实用大全》、邱丕相教授主编的《中国武术教程》等都属于现代武术图书中的重要著述。武术图书中还有一类是武侠图书,它对武术的传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古龙的武侠,使更多的大众从中了解武术,进而习练武术,从而促进武术的传播。

1.2 影视:大众媒介霸主

武术影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少林寺》,曾是当时“武术热”形成的主要原因。武术影视对人们武术意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作用,因为武术影视中的超现实效果会对现实社会中的武术形成反差,从而使人们对从武术影视中获得的神秘感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的现实传播。我们应多拍摄一些贴近实际,有利于武术发展的影视。

1.3 报纸:最早的大众媒介

报纸的实效性好,覆盖面广,在社会上影响大。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报纸,对事物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在报纸上有关武术的报道较少,和足球、篮球相比,真是微不足道。适逢重大赛事可能有所增加,但和其他项目比较还略显不足。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经常性的报道能够形成人们讨论和关注的话题,从而占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席之地,报道的少则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见,武术界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记者,并与报业多合作,对武术进行长期的报道,这对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杂志:知识的仓库

杂志又称期刊,它有以下要素构成:(1)刊名(或具有同一标题);(2)连续出版;(3)每年至少出一期,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或注明出版日期;(4)众多作者的作品汇编成册。武术杂志大致分三类:一类是纯粹型武术杂志,如《中华武术》、《武林》、《精武》、《武魂》、《武当》、《少林与太极》等;另一类是混合型杂志,如《拳击与格斗》、《搏击》等;最后一类是学术期刊,其中刊登了有关武术的学术论文,如《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从武术文化的积累来说,它们是武术文献资料的载体,是武术发展的记录者。武术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个时期都会有新的理论出现,需要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种文化积累的作用虽然图书也可以做,但实效性得不到保障。报纸只能做简单报道,保存性差,而杂志兼有两者的优点。从武术文化传播来看,武术杂志在传播武术知识、介绍武术技能、促进武术信息的交流与提供休闲娱乐方面有重要作用。

1.5 广播:耳边的伙伴[4]

广播可以说还落后于报纸,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武术传播途径。因为广播具有很多传播的优点,实效性强、覆盖面广、群众性好等,广播对武术的传播具有很好的效果。

1.6 网络:信息的渠道

随着互联网在国内外的不断普及,网络武术也在迅速发展。现在国家武术主管部门已经有了官方网站,地方有地方的武术网站、网页,他们都通过网络传播武术信息。随着电脑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网络在传播武术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网络传播代表了今后信息传播的一个趋势,因此必须得到重视。体育部门要重视网络建设,应该把加强武术网站的建设作为重要工作对待。一方面我们巩固传统领域,不能丢弃传统媒介对武术的传播,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开拓网络阵地。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采用声音、图象、漫画、卡通、影视为一体的表现手法,潜移默化地开展武术的传播活动。

社会已经被纳入了大众媒介之中,大众武术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听收音机、看电视、看电影,阅读报纸、杂志,参与这样那样形式的媒介文化。因此,媒介文化开始主宰日常生活,成为无处不在的背景,而且也是对我们的注意力和行为极具吸引力的前景,一些人认为媒介文化正在瓦解人的潜能和创造力。”[6]可见,媒介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媒介的重要功能发展大众武术,促进大众武术的普及推广。

2 社会传播对大众武术流行的促进

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一种社会性行为,作为一种新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广泛传播于社会大众之中,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现象,即为流行。[7]大众武术在当今社会的流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是武术普及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求的综合社会心理表现。它标志着我国人民生活观念、方式的变革和进步。大众武术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虽然其流行有人为制造的可能,但大众武术的流行与社会传播有直接的联系。

2.1 社会传播与大众武术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大众武术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流行也已不再是仅停留在有关职能部门的计划与实施的单一途径上。因为人们总要创造新的生活,丰富生活内容。作为一种新文化、新观念的追求,人们在各种信息的刺激下,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兴趣、爱好,去确定自己的“流行色”。社会传播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

2.1.1 人际传播与大众武术

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8]它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人际传播的特点是:(1)传播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2)信息的交流直接、快速、集中;(3)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对个人而言,在他学习、参与大众武术,接受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家庭、教师、同伴等都对其行为的发展和心理的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人际传播对大众武术参与者的态度、行为起引导和定向作用。而且,大众武术本身就是人际交往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既能进行良好的人际沟通,又能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因此,人际传播可以促进大众武术的流行,大众武术也有利于人际传播。

2.1.2 组织传播与大众武术

组织传播即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9]组织传播对于大众武术的流行作用,是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为,社会传播可以向组织提供大众武术的有关信息;组织传播可以为成员开展各自角色行为提供信息,给成员的大众武术行为增加动力;并由此促进成员对组织活动的参与,使组织目标容易达成。同时,宣传组织的大众武术形象,颂扬大众武术骨干的模范作用,就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大众武术流行。大众武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促进相互交流,增强凝聚力,形成群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对任何组织的稳定、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2.1.3 大众传播与大众武术

大众传播是指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等等媒体进行的传播。其特点是:(1)传播对象面广量大,分布广泛;(2)传递信息快速、公开;(3)对接受者的立场、观点、态度、行为等产生影响。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复杂化和现代化,以及具有的生产信息和复制信息的能力,使得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大众武术的流行和普及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大众传播服务于国家而言,它可以传播、执行、宣传国家的有关武术的法规、政策,协调社会行动。从服务于大众而言,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国家的政策,学习大众武术的知识、方法,改变生活观念。实际上,大众传播为大众武术提供了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使人们了解全社会大众武术的发展,获取各种有关大众武术的信息、知识。特别是在大赛期间,大众传播会对人们的习武态度、行为将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大众传播要真正取得促进、普及大众武术的效果,必须以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作为补充。只有把这几种传播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合理使用,传播活动才将富有成效。

2.1.4 网络传播与大众武术

网络传播是指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传播。传播速度快,影响较大。网络传媒把社会舆论当作传播现象,引导社会潮流,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公众心目中可以形成舆论标准。网络传媒通过对人们观念、态度的影响,改变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认知,从而影响人们的某种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刺激产生需要,进而从事某种行为的过程。网络为武术的传播提供更大的空间,把人们无法亲身体会的信息、知识、图景动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激发了人们对武术价值的认同,扩大武术的传播范围,形成了“花钱买健康”的新型消费观和从众行动,从而更好地促进大众武术的流行普及。网络是促进武术发展流行的“好风”。

2.2 社会传播对大众武术流行的作用

2.2.1 社会传播是大众武术流行的基础[10]

现代传播媒介能使大众武术的流行现象昭示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其流行现象转换成各种各样的信号,以声、光、电、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刺激,增加了人们了解流行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刺激、诱导人们与之相适应,形成从众行动,使其流行现象得以成立。可以说,没有传播,大众武术行为的流行既“流不动”,也“行不了”。这样,社会传播就构成了大众武术流行的基础。

2.2.2 社会传播是促进大众武术传播的推动力

社会传播不仅提供有关大众武术的新信息,还及时报道其流行被采用的实际情况,告知人们进行大众武术活动的实用性及效果,指导人们的行动。这样就会促使那些关心大众武术流行但仍未参与的人们尽快参与,从而扩大参与者的队伍。因此,社会传播具有促进大众武术流行普及,造成更大规模流行现象的推动作用。

2.2.3 社会传播影响着大众武术流行现象的兴衰

新奇性是大众武术流行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同时又是保证社会传媒获得更多的接受者、更大的影响力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导致社会传播媒介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搜集新素材,提供新信息。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是制造流行的工具,它除了助长已被社会认可的流行现象之外,还可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设置议题”来制造流行。传播信息要科学、真实,使人们要对传媒有起码的信任感,树立社会传播的权威性。否则,将引起反作用,导致流行的褪色。因此,要发挥社会传播对大众武术从流行到普及的作用。必须遵循社会传播的基本原则。

2.3 促进大众武术流行的传播原则

科学、合理的传播原则,对大众武术的流行和大众武术的普及,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导向作用和保证作用。因此,只有掌握并遵循传播原则,才能实现对大众武术流行的促进作用。

2.3.1 传播可信性

为了大众武术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大众武术的流行队伍中来,以促进身心健康,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就要求传播活动中的信息,内容应真实可靠,符合人们的生活实际。应详尽地介绍、客观的评价锻炼效果、方法,使大众能更加真实地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和参与的成就,才能有效地促进流行。如当今在公园、街头及各社区开展的太极拳(剑)、木兰拳(扇)等大众武术项目就是在人们信任、认可的情况下得以流行的。

2.3.2 传播针对性

在进行武术科学知识、方法的传播中,因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素养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需要,所以应根据不同对象的个性特点和认识水平,恰当地选择传播内容、形式和技巧。这才有利于提高信息传播的贴近性和吻合性,有利于增强大众武术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河南武林风”栏目由于在内容、形式上很大程度地满足了武迷的需要,就真正成为了“武迷每周的节日”。

2.3.3 传播有序性

社会传播媒介应根据大众武术信息的特点、结构,有次序、有步骤地进行传播。有序性原则反映在传播内容上,要由浅人深,由易到难,由点到面;反映在传播过程上,应循序渐进,有张有弛;反映在传播组织上,要求在传播活动时应有计划、有领导、有检查、有总结。总之,不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还是网络传播,都应按照一定步骤、顺序有条不紊的进行。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八式、十六式、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等,都是较好地按有序的原则进行的,使人们能普遍的接受,而得以普及。

2.3.4 传播协同性

各种社会传播形态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并处理好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使传播活动处于协同操作、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才能有效地促进大众武术的普及。因为,大众传播虽然能在短时期内提供大量的、全方位的大众武术信息,以及大众武术流行的情况,对大众产生影响。但真正促使人们参与大众武术某种项目时,更多是受朋友、同事等周围人对大众武术评价的影响。而组织传播能有领导、有组织的进行,并具有这一事实上的规模性和同一性,故有利于大众武术的流行。象《全民健民计划》的家喻户晓,都充分体现了各种社会传播形式的紧密配合,相互协调的作用。

2.3.5 传播适量性

社会传播中所传递的大众武术信息量一定要适合人们的感知、消化能力,应尽量避免信息量的过多或不足。因为,人们面对的信息量愈多、愈复杂,所需要的感知、消化的时间就愈长,并难以做出判断,也就愈容易引起厌烦;相反,面对的信息量少、单调,又不能引起人们对大众武术的重视和足够的了解。所以,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和尺度中的信息量,才是最适合的信息量。比如对“世界杯”的宣传、报道,成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热点,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不遗余力;在机关、单位、学校、街头巷尾,人们见面无不以此为题。这虽然满足了球迷的需要,但未必就能为我国的体育运动普及创造好的外部环境,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人们对此的拮抗行为。为了能够真正利用各种社会传播形态促进大众武术的流行和普及,必须要综合利用各种传播原则。

3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行为方式也好,思维方式也好,人们都是先在日常生活中对其赋予概念,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判断其效果后再付诸行动。因此,社会传播首先利用网络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大众武术赋予了新的价值概念,然后利用组织传播形式进行引导、教育;最后利用人际传播的吸引、鼓励,使人们采用、参与大众武术的流行,并从中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而逐渐养成习惯,以最终达到大众武术的普及。所以,社会传播是促进大众武术流行的基础和推动力,可以说没有社会传播,就没有大众武术的流行,更没有武术的普及。

摘要：媒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社会已经被纳入了大众媒介之中,大众武术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大众媒介在大众武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社会传播是大众武术传播的基础;社会传播是促进大众武术传播的推动力;社会传播影响着大众武术流行现象的兴衰。

关键词：大众媒介,大众武术,传播

参考文献

[1][4]邵培仁,海阔著.大众传媒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于春岭.20世纪80年代形成武术热的原因[J].体育学刊,2001(5).

[5]郭玉成.武术传播的理论与对策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6]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日]川本胜,郭玉锦译.流行的社会心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8][9]沙莲香.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0]彭建华.社会传播对群众体育的促进[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2).

传播学视野下 篇2

摘要:近年来，高校校园戏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果，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高校校园戏剧受众的需求不够重视，从戏剧的发生、发展角度来看，受众是推动戏剧发展的重要元素。本文旨在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当前高校校园戏剧受众需求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高校；校园戏剧；受众；“90后”

高校校园戏剧，主要指在高校校园里开展的戏剧样式，其创作者和观众也来自校园。中国校园戏剧来源于西方戏剧,它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在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1898和18,上海圣约翰书院在圣诞节上演了数个戏剧剧目,其中包括学生自己编演的政治讽刺剧《官场丑史》——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校园戏剧演出的记录。①19,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孝谷等人为了响应变革社会、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呼声,在日本成立了春柳社,他们所演的戏剧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而日本新派剧是效仿西方戏剧形成的。192月，春柳社在日本演出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6月演出了曾孝谷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两次校园戏剧活动被公认为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一、高校校园戏剧的地位与主要作用

中国高校校园戏剧以其反传统及现代精神内核，长期处于文化前沿。进入新世纪后，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高校校园戏剧不断求新求变,在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碰撞中逐渐成长起来，为广大青年学子拓宽了通向精神家园的道路。通过高校校园戏剧活动,大学生的审美能力、认识社会的能力、创新意识和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二、当前高校校园戏剧受众的`主要特征

受众是信息的接收者,是信息传授活动中的参与者,是信息和传播者的最终检验者。②施拉姆也曾这样评价受众:“受众参与传播就好像在自助餐厅就餐,媒介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的作用只是为受众服务,提供尽可能让受众满意的饭菜(信息)。至于受众吃什么,吃多少,吃还是不吃,全在于受众自身的意愿和喜好,媒介是无能为力的。”③高校校园戏剧的受众通过接触校园戏剧,能增长戏剧知识，同时带来一些思想观念或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并且反映在自身的言行上,这也是高校校园戏剧的主要传播目的。为了保证其传播效果，需要分析受众特征及需求。当前高校校园戏剧的受众群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具体而言是以“90后”为代表的大学生，该群体具有如下特征。

（一）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和全球化思维模式。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了“90后”大学生们成长的背景，这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90后”无法逃避的。在这种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他们，自然也就具备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即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和全球化思维。

（二）韧性不足，思考问题不够周详。“90后”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其意识里缺少对别人的包容与体谅。他们很难体会到什么是责任与坚韧。在应试教育的架构下，学习成绩几乎成为了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导致他们思考问题不够周详，甚至草率、偏执。

（三）价值判断多元，个人主体意识增强。在网络传媒时代，网络成为了“90后”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使得他们获得的信息量增大，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弱化。在这样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90后”大学生的知识面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其智力发展显著，个人主体意识增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快，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独立且多元化,他们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有很强的鼓动性,渴望实现一个自由、平等、自主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

三、当前高校校园戏剧受众群体需求分析

受众中心理论认为,受众是传播的主动者,媒介是被动者。立足该理论，同时结合之前对于高校校园戏剧受众群体特征的分析,总体上来说，高校校园戏剧需要通过发挥其艺术性和人文性特征，来丰富校园文化内涵,营造校园文化氛围,让受众自主获得更多的审美乐趣与人生体悟，从而陶冶心灵,全面发展。具体来讲，当前高校校园戏剧受众的需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戏剧题材及较高品质戏剧作品。当前，高校校园戏剧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也存在各种问题，其中，作品在创作选题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在选题层面，一方面要提倡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选题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在这个理念之下应有的选题“边界”，这是确保戏剧作品具备较高品质的基本保障。我们所选择的题材，不应是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包装起来的故作高深的哲理命题，也不应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情怀,更不能一味为了迎和观众而选择媚俗。具体到作品的品质方面，受众所需要的戏剧，是内在含义与外在形式有机整合，是在适应时代风尚中不断吸收、调整、拓展、提升，是能够还原高校校园所应有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趣味,同时不拘一格又亲切健康的作品。

（二）参与度高，交流感强，具备互动性的戏剧形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日益普及，人们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诸如微博、微信以及网络直播的火爆，均体现出人们对于信息传播交互性的巨大需求。作为高校校园戏剧的主要受众，“90后”大学生深受网络文化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是网络时代文化信息的接受者；另一方面也成为网络时代文化信息的发布者。因此，在戏剧接受层面，他们更加注重戏剧作品的参与度与交互性，比较容易接受更加富于交流感的戏剧呈现形式。

（三）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的舞台设计与观演空间。校园戏剧在剧本创作、语言动作设计，以及舞台调度等方面应本着创新性的原则进行大胆突破。其中，剧场作为戏剧传播的主要媒介，传统的舞台设计充满了场景设置的假定性，观众若要进入情境则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想象。伴随着科技尤其是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许多舞台设计能通过现代化手段近乎完美地还原生活的真实。目前高校在校生绝大部分是“90后”，他们既是“电视一代”又是“网络一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习惯于在视听语言层面接受信息，现代传媒在声光电方面构建了全新的审美体系，成为了“90后”们审美的主要标准之一，这就要求校园戏剧需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技术，从技术美学的角度来优化舞台及观演空间的设计，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作品进行包装。因为从戏剧发展的历史来看，戏剧不断吸收音乐、美术、雕塑、影视等艺术形态，并从中汲取养分，这也是戏剧发展的主要特征，尤其在当前传媒技术大爆发的时代，校园戏剧更要适应这一时代特征，综合运用多种新技术手段来优化观演空间，从而适应校园受众的审美需求。总之，伴随着中国高校校园戏剧的发展，中国戏剧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对于高校戏剧受众群体，我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满足他们的观演需求，从而提升高校校园戏剧的整体水平，这对于培育未来的中国戏剧受众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宋宝珍.世界艺术史戏剧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83.

②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2.

③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94.

参考文献：

[1]宋宝珍.世界艺术史戏剧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2]王卫国，宋宝珍，张耀杰.中国话剧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3]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王晓凡.中国学校演剧的回顾、现状及前瞻[J].戏剧，2003(4).

[6]崔伟.浅论当代戏剧创作特点与校园戏剧创作现状[J].当代戏剧，(4).

[7]李姗姗.校园戏剧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J].戏剧之家，2014(18).

传播学视野下 篇3

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高校网民人数的激增，网络日益成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重要空间，网络传播方式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变。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新特点尤其是多元化信息的爆炸式传播，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相关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网络传播的研究，利用传播学的“5W”理论创新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此提高实效性，为“中国梦”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实现打下坚实思想基础。“5W”理论显示传播是一个目的性系统性的行为过程，其中的五个环节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关键。

关键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中图分类号： G4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1105

一、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也是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保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及对大学生影响的日益增强，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任务。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始于1986年，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建设掀起高潮，并取得长足进步。互联网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以其独有的魅力征服了大学生群体，成为他们获取知识、实现人际交往、表达个人思想的重要途径。互联网为大学生的成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不断改变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党和政府及高校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再到深入发展三个阶段。早在200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就提出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1]206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2]33这是党中央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部署和新指示，它将鼓舞我们进一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巩固和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传播问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毕竟要借助网络这一媒介来进行，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分析网络传播的理论并结合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找出问题并提出对策。在网络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这一重要载体。网络媒介的优势在于，它不但是人类传播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传播工具，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传播媒介之大成，从根本上突破了任何一种传播媒介的局限[3]52。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方式》一文中首次提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刘梅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传播学和思想宣传理论，利用计算机网络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过程[4]38。因此，深入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背后的传播原理，对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具有重大意义。

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新生事物，已成为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大众传播媒介，突出特点就是海量信息，图文声像并茂，交互性强，操作方便快捷，大学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人类“地球村”可以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同时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和资源。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给大学生创造出一种虚拟的环境并带来一种真实的感受和体验，在这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和及时性，为师生提供了平等的参与平台，信息发布的交互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基于网络传播的这些特点，它在出现之后便倍受重视和关注，现今它已成为传播领域极为重要的新兴力量，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认真对待网络信息传播特点，研究对策以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渠道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内容、媒介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主客体关系发生变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处于主体地位，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在教育过程中，主动性增强，他们主动探求自己认为正确新颖的信息，并主动发表观点进而引导其他网民，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这就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不对称性，信息传播的主体不仅是老师还包括学生，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灌输”受到冲击。

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当前，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传播，这样就面临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各种错综复杂的舆论信息甚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论调对大学生危害甚大。

三是内容和方法仍显单一。有的高校网站内容和形式陈旧单一，缺乏时代性和吸引力，难以引起思想活跃、接受力强的大学生群体的响应，也就无法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难以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作用。网络话语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差异，在具体实践上必须充分考虑网络传播特点和受众的心理特点，简单的单向灌输说教方式亟待向互动模式转变。无论是在议程设置上，还是语言表达和视觉上如果不创新的话，就难以让受教育者接受，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垄断权被打破。

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媒介素养存在的问题。现阶段针对新媒体的信息控制和过滤技术相对滞后，对传播内容的控制难度较大，教育者也存在着诸如媒介意识不强、媒介应用效果不佳、媒介信息能力弱等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意识，培养较强的媒介能力，具备较高道德媒介水准，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5]228。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还未能完全占领网络主阵地，教育者还要不断探究与创新。endprint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传播学中的“5W”理论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曾经论述了资产阶级统治者在思想文化和宣传方面的优势。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6]328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在传播工具方面的优势，在当今时代依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吸收新思想，尤其是西方传播理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大有裨益。传播学中的“5W”理论即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所谓“5W”理论，即拉斯韦尔认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可以分解为这样五个部分，即：“谁”（Who）——传播主体;“说什么”（Says What）——传播内容;“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媒介;“对谁说”（To whom）——传播对象;“产生什么效果”（With effects）——传播效果[7]31。“5W”这一名称来自五个要素的相同首字母“W”。后来这五个要素又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内容，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五个要素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却是连贯一致的，组成有效的系统体系。

“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在网络传播中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大学生同样也是传播主体。“说什么”，是指传播的信息内容，它是由一系列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大学生重视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特性迎合了大学生，这就需要准确掌握网络信息动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如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都属于传播渠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自然就是网络。“对谁”，就是受众。受众是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双向的传播，受众不再仅仅出于信息被动接收端，也出于信息发送端。“效果”，是信息到达受众后所引起的反应，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与否的重要尺度。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提升了传播效果。

（二）基于“5W”理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举措

1.加强网络思想教育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实践证明，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发挥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使教育过程有效的关键。主导作用的发挥需要教育者多方面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一是要创新观念。要从传统的教育观念中走出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把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大学生的主体性辩证统一起来，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平等互动的教育。二是要提升本领。“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难度增大的情形下，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领导地位;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等知识的学习，并努力提升计算机与网络应用能力，因为没有信息技术与相关的网络话语等能力的掌握，就无法深入有效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改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首先，要建立实事求是的话语传播体系。语言符号作为传播的基础，是思想的重要载体。用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气魄的话语表达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传播效果是不一样的，竞争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自然也不同。理论自信是前提，文风的魅力是核心，有了良好文风的传播才能发挥思想理论体系的正能量。确立良好文风的关键是讲实话、讲真话，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不照本宣科，不讲官话套话，对于打造新话语体系起了示范表率作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不断提高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坚持“三贴近”和“走转改”，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话语传播体系。

其次，要注重教育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在传播学中，议程安排有其专门的学科意义，它指的是媒介的一项包罗广泛、作用突出的功能，即为公众安排议论的话题，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7]194。由于网络“把关人”地位的弱化，传统意义上主导的议程设置受到阻碍。网络传媒的自发性及革新性使得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对其引导上面临诸多困难。议程设置有一个规律，叫反向规律，如果主体说的尽是好的，它必然朝相反方向走。如果高校网站和辅导员等光讲得不谈失，失就必然由学生去评说，反而不利于正能量的传播。所以高校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议程设置上，除了讲正面的东西，更要直面现实问题。

在议程设置上，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要对网络舆情加以即时响应。“技术理性破坏了人际交往的正常和谐状态，个人的自由空间被不断蚕食，社会的人文环境严重恶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8]182网络这一媒介传播的信息，会迅速形成舆论环境，有时网络上各种纷繁的舆论甚至是谣言，非常容易混淆大学生的视听。对于虚假有害舆论，要在负面网络舆情的管理机制上进行创新，建立覆盖全校的网络舆情收集体系，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特点、动向和趋势。对大学生关注的敏感事件，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加以正确引导。此外，在对学生加强自律要求与网络道德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强网上法律宣传，弘扬法制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引导依法理性规范参与网络活动。

所以在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认识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广泛影响力，转变传统的思路与做法，以更加宽广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网络议程设置中来，切实加强正确议程导向，确保主流媒体、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在大学生思想引导中占有权威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要与受众加强互动，避免搞强行灌输式的传播，这样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外传播不是想传播就能传播出去的，必须制造受众的兴趣点，只有受众对议程本身产生兴趣，才能受到影响，在丰富多元的信息中渐渐形成理性思维。endprint

最后，要抓住二级传播理论中“舆论领袖”这一核心角色。在人们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被称为“意见领袖”，也称“舆论领袖”[9]233。在高校网络中活跃着这样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思想活跃，积极发表见解，是在大学生中具有强势“话语权”的一个群体，是网络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枢纽，通过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校园网络舆论风向标。他们多为高校网络“草根”中崛起的“明星”，却对校园学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实践中要突破传统做法上仅注重政治理论教师、党政干部还有辅导员这三支队伍的局限，将学生中的舆论领袖寻找出来，通过引导说服将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方力量，充分发挥这些学生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服务。除了对现有的网络舆论领袖进行积极的干预和引导外，培养更多新的代表高校大学生进步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言论的舆论领袖，也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建立网络舆论导向的一个可行之道。培养舆论领袖最主要的，是要促成一些核心成员向舆论领袖的转化，同时对有潜力的成员加以肯定和突出，以强化主流舆论、孤立不良言论，净化校园网络环境，确保良好校园网络文化氛围的形成。

3.搭建有效网络教育媒介平台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网站，这就需要加强校园网的建设和完善，建立能够吸引学生眼球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要从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主题网站要想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点击率有提高，就要不断增强针对性，不断提高艺术性，增强网站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要吸引学生广泛参与就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的特点，要从实际内容上下功夫，帮助学生切实解决学习与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以此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要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把大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如可以开办校园论坛、校园热点、校长问答、教学改革、后勤服务等，有条件的学校应允许和鼓励学生自主开设一些学生自己开发和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栏目，以此调动他们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来吸引学生的眼球，从而间接开展教育，融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对于大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心理咨询、平等坦诚地交流来消解他们心中的困惑。

4.积极引导“主体化”教育客体

网络传播的本质是双向互动传播，大学生在网上不再居于被动地位，改变了大学生在传播中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变化不居、相互转化[10]169。即，教育者客体化和受教育者主体化，大学生并非被动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自我教育，有时对接受的教育信息加工之后，传播到其他网民，其角色就反客为主了。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调动他们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发挥主导作用，但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群体，也必然发挥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教育者带着感情参与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对他们加以积极引导。在引导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学生群体差异性很大，性别差异、民族差异、学习成绩的差异，等等，面对这些差异，要做好因材施教。

5.注重教育信息的反馈与分析

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提升了传播效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与否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发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10]276。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应以此目标为尺度，教育有效与否只能到实践中去检验，从实践中分析差距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工作提供客观依据。这是“5W”传播模式中承上启下的一环，既关系到目标评估与经验总结，也关系到下一轮工作的有效展开。这需要专门机构采用实地调查、量化分析等多种工作方法，针对网络上大学生思想道德行为反馈信息进行评估，对于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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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虹，刘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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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章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9]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传播学视野下的娱乐研究 篇4

最早关注娱乐的传播功能的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 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 (Pual Lzaarsfeld) 和默顿 (Merton) 在《大众传播、通俗口味与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中发现通俗娱乐的大量提供会产生“精神麻醉功能”[1], 对于娱乐功能的评价比较负面。到查尔斯·赖特 (Charles R Wright) 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探讨》, 提出传播的第四大功能就是提供娱乐[2], 则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肯定。1981年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传播功能之一就是娱乐[3], 娱乐成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娱乐功能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就深刻指出, “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 并不仅限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娱乐效果:带来欢乐、轻松、刺激与排遣无聊”[4], 其实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不少研究者还发现了娱乐更多的意义建构。如科比和米龙 (Bryant and M iron) 就认为娱乐是一种通过表现喜怒哀乐, 或自己和他人的技巧而让公众喜悦, 并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 包含了悲喜剧、各种比赛和游戏、音乐舞蹈表演和欣赏等等[5]。大卫·阿什德 (David Ashard) 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娱乐可以帮助记者吸引公众, “娱乐意味着与平凡形成对照, 提供自发的快感并提供可能的替代性参与。”[6]

娱乐被纳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得力于两个学科的发展, 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带动了对运动场、游乐场这些娱乐设施的研究;休闲社会学则加速了实证层面的娱乐研究, 研究者纷纷用数据调查分析大众对娱乐的需求, 以便给国家政策以建议。这两个学科都对传播学视野下的娱乐研究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不过真正大众娱乐的时代来临, 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播、电视、电影的盛行, 大众媒介成为娱乐研究的重点。就整个传播学理论而言, 娱乐理论很长时间都居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娱乐研究备受冷落, 有的研究稿件被学刊编辑所驳回, 理由是“不符合传播学和心理学现有的研究范式”, 这种曲解让有关娱乐内容的研究一向被精英们所鄙视。因此需要在新的动机中重新架构娱乐观念, 詹宁·布莱恩特 (Jennig Byrant) 在2003年国际传播学会 (ICA) 的53次年会上, 以主席身份提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三大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要“推进娱乐理论研究”。希望对娱乐的研究可以用来弥合理论和应用之间的裂痕, 同时娱乐理论的研究者也需要严格的分类法则来定义概念, 对研究假设进行科学的测试[7]。2007年, 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协会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 ass Communication) 也增设了“娱乐研究”兴趣小组, 表明学界加大了对该领域的关注力度, 娱乐已经从过去一味被批判、打压和否定的状况发展到今天被客观审视, 并期待肯定甚至张扬的现状。从现有传播学对娱乐的研究来看, 大致从三种路径展开。

一、心理层面

研究者从心理学层面对大众媒介娱乐的传播功能展开了研究, 集体性的有三次, 首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佩恩基金会的研究 (Payne Fund Studies) , 著书探讨广播的影响。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哈钦斯委员会 (Hutchins Commission) 研究新闻媒介面临的时代挑战, 重点偏向于新闻媒介的娱乐内容对社会而非个人的影响。第三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公共卫生局长报告 (Surgeon General’s Inquiry) , 采用了实验和田野调查的方式, 1972年出版研究摘要报告《电视与成长:电视暴力之影响》 (Television and Grow ing Up: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Violence) , 指出“欣赏暴力性电视节目与攻击行为间有初步的、暂时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只产生在某些儿童身上”, 而且“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出现”[8]。这个观点其实验证了稍早的研究, “对某些儿童而言, 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电视节目是有害的。”[9]这些研究局限于儿童、电视以及娱乐节目中的暴力, 对观众、父母、电视节目制作者发出了警告, 但未引起大众媒介自身的反思, 却激发了大众对大众媒介娱乐的广泛思考。

心理层面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 就是认为娱乐的主要功能就是逃避。特别在有关电视的研究中, 哈罗德·门德尔松 (Harold Mendelssohn) 运用了大量心理学研究来证明他的大众娱乐理论 (mass entertainment theory) , 指出普通人需要电视所提供的娱乐来放松和进行无害的空想, 如果没有电视娱乐, 人们也会寻找其他途径舒缓日常生活的紧张, 电视仅仅是比其他途径更容易、更有力、更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这些需求。哈罗德·门德尔松否定了各种针对大众娱乐的批评观点, 认为大多数批评意见与经验主义研究的数据不一致, 属于带有偏见的推测, 大众社会批评家太过家长作风和精英姿态, 他们因为电视娱乐吸引大众, 远离他们想要鼓励的教育、政治和宗教的枯燥形式而感到不安。不过哈罗德·门德尔松也承认少数人会因为沉溺于电视娱乐而蒙受损害。但如果没有电视, 这类人也很可能会对其他事物上瘾, 成天看电视的“沙发土豆”也有可能会是在社交圈追逐女人的男人, 又或是浪漫小说迷[10]。丹尼斯·麦奎尔 (Dennis Mcquail) 等人同样认为电视节目, 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 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 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

心理层面另一个研究取向就是认为娱乐提供了满足, 强调大众要通过娱乐来愉悦身心、宣泄感情、平衡心理, 这成为了娱乐研究的一个主流观点。戈雷和戈里本 (Gray&Greben) 提出娱乐认知主要基于其情感的满足, “其中包括主体感、成就感、以及愉悦、认同、成功、自负和轻松自在的感觉。它使个体巩固了其良好的自我形象。”[12]娱乐提供的满足感还可以消除情绪的紧张, “娱乐是一种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满和紧张情绪的手段。”[13]特别在大众媒介的研究中, 女性观看肥皂剧所获得的满足感更加强烈, 赫佐尔 (Herta Herzog) 就发现受访女性得到满足感主要可分为宣泄感情、置身“所渴望的情境”[14]、并从肥皂剧中得到了忠告。彼得·沃德尔 (Peter Vorderer) 对娱乐的实证研究中, 关注到公众在使用媒介中的娱乐体验, 涵盖了赔偿, 满足, 以及自我实现的心理功能, 提出观众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决定他们将会在何种节目、何种内容中得到乐趣, 同时娱乐和信息并不对立, 比如观赏奥林匹克比赛是一种娱乐, 但观众也能从中学到他国的风土人情、竞赛知识和人类的生理、心理极限。[15]

心理层面的娱乐研究主要运用使用与满足视角来考察娱乐的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关系, 但所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并一定能真实反映大众对娱乐的好恶, 因为受访者在被调查时可能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詹姆斯·凯瑞 (James W.Carey) 就对此表示了质疑, 认为出于娱乐的目的坐下来观赏电视节目, 结果是“释放了他的紧张, 鼓舞了他的志气, 或增了他与社会群体的稳定感”, 这些结果以极为模糊、不确定和不可信的方式行为的动机产生联系, 由于过于强调符号过程, “而不曾把经验本身看作是某种有意义的符号之有序系统加以考察”[16]。行为研究方法为使用与满足视角固有的局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即受众成员的动机被看作研究的假设, 该假设随后在实验室或现场中被证实。最近几年娱乐心理层面研究也开始采用行为研究方法, 来揭示提供娱乐的传媒精神食粮所具有的启发和欣赏因素, 以此来确认人们娱乐选择背后的各种动机, 但这些动机是采用自我测量的方法获得的。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时候人们对于娱乐选择所做的决策是一时冲动, 研究发现这些一时冲动的选择依靠了许多因素, 诸如人的情绪和潜在动机, 个人的喜好和需要[17]。

为了超越娱乐动机是“逃避现实”的传统心理预设, 詹宁·布莱恩特建议将娱乐和“欢乐心理学” (hedonic Psychology) 中的“主观健康” (subjective w ellbeing) 挂钩。欢乐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们的经历和生活变得愉快或不愉快的原因[18]。詹宁·布莱恩特还希望对娱乐的研究可以用来弥合理论和应用之间的裂痕, 同时娱乐理论的研究者也需要严格的分类法则来定义概念, 对研究假设进行科学的测试。这些心理层面的研究均积极肯定了娱乐的传播功能, 强调大众对于娱乐的使用与满足, 得到虚拟的体验, 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 激活大众的认同意识, 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电视成为研究重点。

二、意识形态层面

阶级成为了分析娱乐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 即认为娱乐是和社会地位、身份密切联系的。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认为西方社会大众娱乐的出现, 源于中产阶级的兴起, 他们有钱且有闲, 让娱乐从特权阶级享受的艺术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 “正如孟德尔颂所言, 市场成为娱乐的新标准”。在大众媒介提供市场作用下, 娱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吸引了更多愿为娱乐付费的人”[19]。之后的研究也进一步论证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娱乐发展之间的关系, 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 让“娱乐”这个概念成为了一种广泛认同的社会行为, 娱乐活动开始成为与吃饭、祈祷和工作相似的功能型行为[20]。

法兰克福研究学派学者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 把娱乐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直接关联。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Adorno&Horkheimer) 明确提出:“所有文化、艺术和娱乐消遣的作品, 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 用于使文化工业完善化, 并不断的实现完善化。”认为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延续, “享乐变成呆板无聊的。因为要享乐, 就不能使人紧张, 所以娱乐活动就得严格遵循社会的规定”。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 是破坏艺术的异己力量, 让艺术作品原有的神秘性和崇拜价值不复存在, 可悲地走向异化。这种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娱乐产品除了给大众带来享乐和满足, 也麻醉着作为消费者的大众, 使大众渐渐失去思想与深度, 渐渐远离超越与批判, 在无思想的享乐中, 追求与他人的同一性及对现状的认同, 从而获得片刻的安全感。促成了大众逃避主义、遁世主义倾向, 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实际上, 享乐是一种逃避, 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 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 是摆脱思想的解放, 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21]

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锋芒集中在文化商品化, 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接受者, 事实上大众对于文化工业时代的娱乐是有自己的判断和解析能力的, 这一点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留下了余地。大卫·莫利 (David Morley) 的《“举国上下”的观众》、莱恩·昂 (Ien Ang) 的《观看〈豪门恩怨〉》通过研究肥皂剧, 发现大众对这种电视娱乐节目的解码是一个复杂、异质的过程。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提出, 娱乐产品除了在金融经济的范畴内流通之外, 同样也在文化经济的范畴内流通着意义和快感, 大众既作为娱乐产品的消费者和娱乐文化的使用者, 又可将娱乐产品变成一个文本, 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兼于一身的身份, 使得大众有可能突破文本的限制和社会力量的限制 (包括阶级、种类、性别、信仰等) , 而随心所欲地解读他们所观看到的娱乐产品, 更可能导致反抗性的解读, 以此来颠覆、规避主流意识形态[22]。

约翰·费斯克还从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层面, 把娱乐称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概念, 将各种媒介的表现形态“为一种饮食起居制度”, 其实“不过是个人满足、文本形态与工业组织的一种复杂的聚合过程”, 娱乐是用来证明一种话语实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种话语实践在追求观众数量的最大化与降低单位成本的同时, 把自己作为中性的或非政治的、貌似合理 (合法) 的东西予以呈现, 其间不提娱乐行业的商业规则, 而只提虚构的受众或公众的假定需求。娱乐的观念被炫耀地拿来证明若据其他理由则会因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都市主义以及其他主义而受到批判的表述是正当的。”[23]由于具有的让人愉悦的传播效果, 娱乐在传播上容易被国家权力、经济利益所利用和控制, 并伪装成大众的需求。可以得出的推论是, 第一, 大众对于娱乐认识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合力推动了娱乐观念的形成, 娱乐观念的认识过程其实就是对现实建构过程;第二, 同样的娱乐传播行为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 娱乐观念的生成永远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斗争与协商的空间, 在争夺着对娱乐意义的解释和说明, 媒介、组织、民众三者都在争夺娱乐权力, 有的出于支配地位, 有的则处于弱势地位。

此外, 赵月枝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 对娱乐的认识保持了警醒, 把娱乐定义为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文化, 指出“追求轻松、娱乐可以说是人性的一种体现, 但我们不但不能抽象地谈论人性, 而且要把追求轻松、娱乐与现在的被商业化了和小资化了的‘休闲文化’区别开来。”认为工作之外娱乐属于休闲, 而这种休闲是与追逐利益和从事工作对应的, 属于一种“政治统治术”[24]。在这里娱乐成为了现代阶级社会的“特产”, 因为只有当劳动不再是个人体现自身存在价值、富有创造意味的活动, 而仅仅是一项单调、异己、规范的“工作”时, 才会出现专门化、用来调剂身心的所谓娱乐。

不论各个学派对娱乐持怎样的观点, 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内核, 即在大众传播中娱乐提供的消遣背后, 实际上是文化工业对“意识形态”的塑造。而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 现代大众传播处于商业与文化并行的境遇中, 娱乐功能的发挥不可避免地成为包含商品和文化双重逻辑的整体, 其直接后果会导致娱乐的标准化[25]。

三、传播技术层面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传播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 不再单纯视其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而是变革娱乐的重要生成机制, 传播技术的进步往往带来娱乐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 由此逐渐改变大众的娱乐观念。媒介环境学派为该层面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者共同的关注点就是:传播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对娱乐文化发生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 哈罗德·英尼斯 (Harold Innis) 有关传播偏向的理论, 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会改变了大众的兴趣结构和思维方式[26], 这一点深刻启示了后来者研究娱乐文化与传播技术的关系;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发现娱乐的为人所忽视的功能之一, 就是通过媒介的力量给人以快感、刺激, 形成自觉接触习惯, 他表示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在传媒那里, 而不是在传统的学校和教会, 媒介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 甚至改变人[27];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则提出由印刷机开创的“阐释时代”已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 媒介的表现形式至关重要, 因此电视主导的视觉传播是提供了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 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波兹曼对“娱乐至死”[28]社会现状表现出极大的焦虑, 发出了警告。

传播技术层面的娱乐概念被无限拓宽, 成为一种媒体的呈现方式, 而不再仅仅是媒体内容或节目类型。应该说媒介环境学派对娱乐的研究, 除了技术力量对社会生活影响外, 更从人文理性角度反思了传播技术, 警醒大众的娱乐活动不要受制于技术理性, 这种强大的技术决定论忽略了大众对于传播技术的反作用, 也较少关注娱乐传播中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但传播技术层面仍不失为传播学娱乐研究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 特别当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带给了大众更多休闲时间和更多的娱乐机会, 新的互动传媒、新的互动视频游戏都需要引起关注和研究。

传播学视野中的《背影》 篇5

口张永辉(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口张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 100016）

关键词:传播学朱自清背影父子认知不和谐

摘要:《背影》是朱自清与父亲失和之后的一封“和解信”，是他们父子之间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的结果。1917年的朱自清对父亲作出的审美评价和智力评价是庸父、愚父、丑父、衰父的混合形象，对父亲作出的情感评价是一个衰老、然而努力的爱子之父形象;两者之间存在养“认知不和谐”。由于知识结构、个性气质、文化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父子失和实为必然1925年的朱自清对父亲依然存在养“认知不和谐”，而程度更甚。但朱自清最后都是以对衰父或大限将至之父的同情、宽容、感恩和爱达到哲时的心理平衡。

一

经典文学作品就像万花筒，不同的读者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关于朱自清《背影》主题

①②的解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原父情结—民主、平等的现代父爱观;父亲形象的母性化;父子③④⑤⑥冲突;父慈子孝;父子之爱;儿子的无过之悔;等等。在认为文章是写了父亲的漱犊之情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能达成共识;但对父子感情、父子关系、父亲形象的解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对这一经典作品作出新的解读。

先回顾一下与《背影》有关的具体事件。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底应父母之命在扬州与武钟谦结婚;1917年，朱自清跳级进入本科学习，同年冬，祖母去世，因此回家奔丧。“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是因为父亲出了一点事造成的—此前其父朱鸿钧任徐州榷运局局长，经济较为宽裕，就在徐州纳了儿房妾，被另一姨太得知，因此赶至徐州闹 得沸沸扬扬;“父亲”因此被革职，又借了五百元打发姨太太，—朱自清祖母的死与此变故有很大关系。朱自清与他的父亲回家变卖典质，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发生在浦口车站的事。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回到江苏、浙江等地教书;1921年，一度回到扬州任教，山于与校长意见不和，再加上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朱自清仍然无法自立，工资还得山父亲代领，因此又辞职到上海;儿个月后又携妻带子奔波于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从此与父亲来往口少;1922年，朱自清曾回扬州探亲，父亲先是不准进家门，然后又不理不睬;此后因母亲在家遭受委屈，朱自清将母亲接走，从此便儿乎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此前也曾因朱自清的父亲不喜欢儿媳武钟谦爱笑的性格和经常回娘家而闹出矛盾，直到1925年大概两年时⑦间朱自清没有回扬州。“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署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作者在1947年7月说:“我写《背影》，就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述的那一回，想起来跟从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章只是写实，似乎说⑧不到意境上去。”《背影》发表于1925年11月22口《文学周报》第200期，署名佩弦。发表见书后，朱自清立刻寄回老家，父亲见后很高兴，还详细解释给家人听，至此，父子矛⑨盾终于得以和解。

二

传播学一般把传播分为五个层次: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自我传播也叫内向传播、人内传播，是个人接受内在或外在刺激，经大脑处理最后做出

⑩反应的过程。人际传播是指个人和个人之间进行的信息沟通活动。本文主要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朱自清的心路历程。就《背影》而言，父子失和大约四年之后，“父亲”来信述说自己的病痛和对大限将至的忧虑，儿子写文章发表并及时寄回，这样《背影》就具备了人际传播的“文件”性质，或者说具有了“回信”的性质。父亲的来信实质上是希望父子和解的一种信号，儿子的“回信”即《背影》也就具有了同意和解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篇供众人欣赏的文学作品，还是一篇负有特殊使命的实用的“信件”。当然，这一“信件”也是作者自我传播的结果。那么，这一自我传播的过程到底是怎样运动变化的?很明显，文章中涉及到两个作者的形象:一个是1917年浦口车站亲历“背影事件”的朱自清;一个是1925年读过父亲的信之后反观“背影事件”并做出评价的朱自清。

先看1917年的朱自清。当时他已二十岁，在北大读书，身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氛围之中，不可能不接受个性独立、精神自山、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洗礼。而其父是在传统文化纲常伦理教化下的一个普通市民。也就是说，父子两人在情感、思想、经验等方面必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代沟;而且，随着不断成长，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朱自清已初步具备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并形成了对这个社会的整体感受，作为一个口后会在文学上大放异彩的文学青年，他更具有非同寻常的审美敏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可以想见，当朱自清把“姨太太**”、祖母的丧事和家庭的经济窘境联系起来时，他会对其父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在年轻朱自清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些微的轻视、怨恨、乃至批判、厌恶恐怕总会有的;这种感情、评判或许已经上升到显意识，或许还沉伏于他的潜意识，或许轻，或许重，这些都是我们只能推测而无法证实的。但是，这种态度我们在“背影事件”中却可以隐约地看到——父亲与脚夫讲价，朱自清“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父亲“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

“说话不大漂亮”，是朱自清对父亲的审美评价，里面也包含着智力评价;“迂”，是朱自清对父亲的智力评价，其中也包含着审美评价。从外貌形象来看，“父亲是一个胖子„„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但恰恰是这个平庸的、愚笨的、五衰的父亲，蹒跚地穿越铁道、努力地上下月台—买橘子的形象深深打动了年轻的朱自清的心!一下子让年轻的朱自清看见了父亲的心!以至于历经坎坷的漫漫八年之后，作者还记得父亲为他买橘子的背影!庸父、愚父、五父的形象让人轻视，让人心里不愉快，让人失去精神世界的平衡;而衰父、努力之父、爱子之父的形象让人心生同情，让人在悲哀之中心生感动，甚至让处于智力优越、体力优越、审美优越的年轻的儿子有意无意地宽容庸、愚、五的父亲。若细加分别，这种混合感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智力型的、情感型的和审美型的;但最终，情感型的感受—同情与感激占据了上风—看见父亲背影而流泪和找不着父亲背影而再次流泪，都是这种表现。但问题依然存在，即:智力型感受、审美型感受与情感型感受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感受，它们并不因为情感型感受占据统治地位而自行消亡;他们只是暂时退到心灵的阴影中，似乎消失了踪迹而并没有消亡。也就是说，在年轻的朱自清的内心世界中，实际上存在着传播学理论中所谓的“认知不和谐”;即在其内心世界中有相互矛盾的因素在‘}肖无声息地对峙。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认为，“不和谐”会使人产生心理的不舒服，促使人试图减轻这

（11）种不和谐感，以达到和谐。

在朱自清与其父的人际传播过程中，父子之间达到了表面的和谐;而在朱自清的自我传播过程中，他的心理世界并没有达到和谐。从1920年毕业到1925年，朱自清与其父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直到父亲来信和朱自清以《背影》回应，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解。

三

朱自清生于1898年11月22口，而《背影》发表的时间是1925年11月22口，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这究竟是朱自清的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当然，就本文的题旨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朱自清的有意为之。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生口”对每个人都是一件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生口”对每个人尤其是一件大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口”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被赋予了儿女必须向父母感恩报恩的“孝”的涵义。

前文说过，《背影》中有两个朱自清，第二个就是1925年11月前后反观“背影事件”并写作《背影》的朱自清。四年多的父子失和的起因其实是一些貌似无足轻重的小事:父亲对儿媳武钟谦的不满，朱自清对父亲代领工资的不满，朱自清母亲所受的委屈，等等。但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父亲是否把朱自清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父亲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结构，山此也引发了有些论者有关父亲专权的研究。而朱自清恰恰又是一个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与学者。所以，父子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中国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冲突。独立个性、思想自山、人人平等、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观念，在朱自清的父亲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儿亡儿得亡等传统世俗文化观念，在朱自清看来是封建糟粕。山此看来，父子失和实为必然，而父子和解也颇为不易。

朱自清的父亲无疑是爱儿子的，这从《背影》中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中可见一斑;也自清的父亲也是一个比较刚毅的人—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这些都可以看出朱自清的父亲不是一个狠琐懦弱的人，而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恐怕也正是这种比较刚毅的个性，容易使其干涉儿女的生活。父亲的爱子之情与父亲的专权混合在一起，使父亲的形象在朱自清的心里成为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就造成朱自清在看待父亲时产生“认知的不和谐”，也就是情感上的亲近感与思想上的排斥感的矛盾冲突。

但是，已是好儿个孩子的父亲、二十八岁的朱自清，在面对疾病在身、大去之口不远并写信求和的父亲时，内心会是什么感受?在死亡面前，人们的相亲相爱、相互扶持具有了反抗宿命的悲壮色彩;人们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九死无悔彰显着生命的崇高精神;人们在天、地、人、事、物和灵、肉、知、情、意的多维交叉关系中试图保持平衡的努力，显不着人类追求“和谐优美”的情怀;人们对假、恶、五的嘲笑和讽刺、玩笑和幽默、嬉笑和怒骂，处处散发着喜剧的光彩;然而，在终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人们的相伤相害、相疑相忌、相争相夺、相互掣肘、相互束缚、相互疏离等等表现，显得那样无聊，显得那样滑稽，显得异样的五陋，也显得异样的渺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当朱自清面对“其言已善”的求和的父亲，还有什么理山不应之以善言呢?况且，接到父亲来信的时间和朱自清写作《背影》的时间，是如此接近朱自清的生口!我们不难推测作者此时的心态。所以我们宁愿相信《背影》的发表时间11月22口，是朱自清的有意为之!他分明是在向自己和父亲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尽管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但是，他是不会忘记父亲的养育之恩的!情感上的亲近感占据上风，思想上的排斥感沉没到心灵底层;同情心、宽容心、感恩心上升为心灵主旋律，而对父亲的理性认识淹没在感情的潮起潮落之中。

因此，回响在《背影》中的声音就主要表现为四种:第一，对1917年的朱自清的批评:“真是聪明过分”;“真是太聪明了!”第二，赞美父亲并为父子失和以及父亲的坏脾气寻找适当的原因:“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口。”第三，对无微不至的父爱的描绘:送子进站、上车、买橘子，无不写得纤毫毕现。第四，对父亲的感激感恩之情:文中作者有四次流泪，后三次流泪都是这种情感的表现。

1917年的朱自清存在着对父亲的“认知不和谐”，最后以他对父亲的同情心和感恩心达到暂时的表面上的内心和谐;1925年的朱自清同样存在着对父亲的“认知不和谐”，最后以他对父亲的同情心、宽容心和感恩心达到内心的和谐。传播学理论认为，人们在选择信息时会避免那些与自己的态度相违背的信息，而尽量接触那些与自己的态度相一致的信息，这是选择性接触;人们会尽量注意那些与自己态度相一致的信息，这是选择性注意;人们会尽量把自己对信息的理解导向与自己态度相一致的方向，这是选择性理解;人们也会尽量记住那些与自己态度相一致的信息，这是选择性记忆(12)。我们不用怀疑朱自清对父亲感情的真实性，我们同样也不用回避朱自清对父亲的“认知不和谐”;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在父子和解这一动机下，朱自清会对有关父子关系的信息做出合于自己目的的选择，以使自己不平衡的心理导向平衡，使自己认知的不和谐导向认知的和谐，使紧张的父子关系导向父子和解。

而最终导向的是朱自清对父亲的同情、宽容、感恩和爱!作者简介:张永辉，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张华，文学硕士，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传播学视野下 篇6

关键词：商业性;技术性;审美性

一、商业性

大众文化是典型商业文化，其运作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简单来说就是“消费文化”，消费群体是人民群众，所以投其所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多讲究“情怀”。徐克《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取》）选取的就是抗战背景题材，这首先是他自身情怀所在，其次也代表了老一辈人的记忆，同时也抓住年轻一辈对那个时代故事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不同年龄段对于该题材的不同情感使这部电影收获了极高关注度。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林海雪原》的电影改编是能够唤起受众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的，这也是徐克这类电影人的传播意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文化的多元杂糅性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如外国司机谩骂传统节日圣诞节等，而新加入的叙事者韩庚这个角色带着探究与敬畏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到最后回家团圆，徐克想要传达的意图就是，红色经典是历史的内在根基，我们对信念的坚守必须以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作为基础。电影《智取》将商业性与民族性进行了一次巧妙结合，同时也是对大众文化内涵的一次正确解读。

（二）明星加入

中国电影市场现今呈现出的最奇特之处就是巨大的明星效应即“粉丝经济”，尤其是对8090后的市场主力来说，偶像即使是客串或只唱一首主题曲都能去影院刷无数遍电影，无论其本身好坏。徐克《智取》归根结底也是一部商业片，他邀请了林更新、陈晓等“小鲜肉”前来助阵，效果极好。

（三）感情纠葛

暴力和性是当下社会视觉消费两大主题，与70年样板戏对于情欲的刻意回避和压制相反，徐克走向情欲的张扬，既再现了白茹与少剑波的爱情，更呈现了青莲与威虎山众男人间的暧昧情感，充分迎合了大众的窥探欲。但青莲阴冷的表情和深色装束是影视化中象征诱惑的“蛇蝎女人”化身，完全不符合东北农村妇女的外表与气质，此角色的出现缺少本土化改造，过度迎合大众娱乐。

04电视剧，杨子荣落入“婚外情”的俗套; “座山雕”死在杨子荣初恋情人与其丈夫的孩子手上，这两处改动使得原著中精彩的敌我斗争转向恶俗的个人恩怨。打着人性化的旗号消解红色经典中的共通精神和生命力，不仅误读 “红色”， 更误读了观众。

二、技术性

（一）商业元素

技术性更好地表现商业元素。

现今的特效与3D技术打造奇观电影。现代大众追寻刺激与释放，而奇观电影就是当代消费社会快感文化的产物。我们都说好莱坞的超英大片深得观众喜爱，这其实也可以称之为另类的样板戏，徐克利用3D技术，对好莱坞式电影桥段进行拼贴并充分展现于电影中：肉搏东北虎段落酣畅淋漓，老虎毛发逼真;枪战段落的子弹采用定格、慢动作等特写。但在技术愈发成熟的同时，电影理性叙事的能力被弱化，人物呈现出扁平化倾向，如土匪的脸谱化特征明显，表现为整体的低能与猥琐。

（二）传播媒介

现代化科技手段是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而大众媒介正是科技发展的代表，其应用拓展了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对象、范围。没有不同形态的红色经典，其力量及现代记忆不会如现在这样强烈与深刻。《林海雪原》的影视剧改编，让它从小说的文字空间发展到现今信息社会的视觉图像空间，构建了一个立体、多样、开放的媒介传播平台，使《林海雪原》获得了意义增殖的空间，在国际上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民族故事和文化，丰富、激活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与认同。除去国内票房，《智取》在国际收获三千九百万票房（922-883），充分体现出大众文化背景下媒介的功能与作用。

三、审美性

在大众文化视野下，受众的审美变化主要体现为审美的通俗化、时尚化。

（一）通俗化

70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处在高度政治化时期，在叙事上：首先，杨子荣代替少剑波成为主要英雄人物;其次，突显了主要人物的阶级仇恨和革命的迫切愿望（常宝父女）;最后，摒弃情欲。

姚文放说，当代审美文化已经厌倦那种过于累人的思想重负，已经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极地作艰苦的跋涉，也无力承受过于沉重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徐克《智取》则刻意淡化革命与政治倾向，注入普世价值观，转战通俗美学叙事：

1.国共-共军与土匪

徐克以“共军”与匪徒之对立改写了样板戏的“国共”二元对立，匪徒们在山下的烧杀掠抢成为小分队剿匪除奸的内在原因。因此本片中自然消解了政治敏感元素。而村民们则被塑造成胆小怕事的性格，成为小分队的拯救而不是动员对象。

2.单线叙事-双线叙事

60版电影以时间为线索，可简单表示为“起因-开头-高潮-结尾”的因果叙事。此结构叙事优点是人物、情节连贯，结构紧密，但线性叙事的封闭性极大压缩了让感知者对叙事作品进行重构和联想的空间。14电影则采取双线叙事策略。电影伊始，A线围绕少剑波展开，展现小分队在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的困境下与土匪奋力搏斗的正面战场;B线围绕杨子荣展开，呈现其斗智斗勇的个人空间。这满足了观众的不同需求：想重新回味战争现场的，可从A线中体验历史重现;而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的观众，杨子荣游离于组织之外，以一己之力瞒天过海、兵行险着，也满足了他们对个人主义英雄的崇拜心理。

（二）时尚化

中国戏曲中脸谱文化的巧妙运用，使得这部电影在浓重的民族审美情结之中体现出多元杂糅特点。影片中，杨子荣扮演者加上浓重的黑色眼影，体现出戏曲脸谱中以黑色表示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小白鸽以面若桃花的妆容呈现美丽善良的人物特点，青莲以浓艳的戏妆表现“祸害了多少兄弟”的妖媚气质，座山雕大面积隐去演员真容实现脸谱化。但这不是完全继承以前的改编作品造型，旗袍、妆面、发型等设计带有强烈的现代感，这就使我们在观看时并不会产生明显割裂感，反而会产生一种熟悉又新奇之感。此外，对女人偏执的座山雕，重义气的老八，人物性格的多元化让故事与形象更趋合理化。

四、结语

随着社会转型，“消费经典”成为一种时尚，商业化、娱乐化浸透到红色经典改编与主旋律的创作中。“人们对于革命时代的激情，丧失了认同的欲望，却保留了猎奇的幻想。如何让今天的人们了解红色文化所包含的崇高美，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在大众文化视野下，如果说，04年电视剧改编是一次懵懂且不成功的探索，那么14徐克版《智取》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开端。虽然存在着人物扁平、刻画不合理等问题，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特殊符号，它的成功让电影界对于红色题材改编与传播如何与大众文化的特性巧妙、合理融合有了新的认知。

参考文献：

[1]周春霞.“红色经典”重构：英雄、青年与民族文化认同——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叙事学解读[J].新闻知识，2015.

[2]刘洪，赵步阳，章澄.后现代视域下的“红色经典”改编——以3D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J].电影评介，2015.

[3]孙宜君，王辉.艺术形式的变化与审美阐释的差异——论《林海雪原》不同文本的叙事及传播话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

[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基础[J].北京社会科学，1996.

[5]周志强.红色文化空壳化忧思[J].人民论坛，2011.

传播学视野下的大学教学自由 篇7

该事件经由网络新传媒迅速传播, 一时成为舆论热点。网络民众基本持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自主选择课堂讲授内容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另一派则认为该教授于课堂上的言论过于激进, 且严重脱离课程本身内容, 而后者的观点还有该教授的学生作出证明。此次事件折射出的大学教学自由问题引人深思。

一、大学教学自由的涵义

对于“自由”一词的内涵, 西方学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便颇为重视, 霍布斯曾经认为“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1]。与他同时代的荷兰哲人斯宾诺莎也认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贵”[2]。近代对斯宾诺莎极为推崇的罗素在《社会中的自由》一文中提到“‘自由’就是指没有外部的障碍来阻止实现我们的意愿”[3], 并进一步指出扩大自由的两种途径, 即“增长能力”和“缩小欲望”。这些都是对“自由”一词内涵极为精妙的论述。由此推及“教学自由”, 可以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教师的教学活动独立和免受他人或组织 (政府、组织、团体、个人) 干预的状态。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规定, 教师享受的基本教学自由包括:选择和使用教材的自由、选择教法的自由、参与课程教材教具开发的自由。从教学自由的外延上看, 一般认为, 教学自由可包含于学术自由之内, 如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教学自由解释为: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或公众压力的不合理干预, 而进行讲授、学习、探求知识和研究的自由”。此外, 法学界关于“表达自由”的研究亦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演讲自由、教学自由等都归入其中[4]。由此可见, 教学与言论、出版都属于信息传播活动。

二、大学教学自由的传播学理论诠释

对于“传播”一词, 国内最为流行的定义是传播学学者郭庆光的“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5]显然, 大学教学活动基本符合此定义。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一篇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传播过程的“5W”基本要素, 即“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办法, 是回答下列5个问题:Who (谁) 、Says what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To whom (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 ”根据这一传播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作为传者, 学生往往充当受众的角色, 教师的授课内容可以看作是讯息, 而负责传递讯息的媒介则是语言以及各种辅助教具, 学生获取讯息前后不同的知识结构则是整个传播活动产生的效果。这样, 教学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线性传播模式。然而, 教学又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 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的特征。

作为一种人际传播, 教学是一种个人作为主体的传播过程, 往往是以语言作为直接媒介, 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但是由于传者与受众一对多的不对等特点, 整个教学过程往往形成单向传播, 即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或者看法、观点, 而逆向传播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极少出现。

将教学视为组织传播, 是因为学校、班级都具有典型的组织特点。传播学者李正良将组织传播定义为“处于一定的环境中的组织及成员, 为实现既定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信息共享与传递活动。”[6]组织成员之间的思想、观念相互影响, 是组织传播概念对于教学的重要启示, 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师生之间, 也存在于学生与学生之间。

从根本上说, 教学并不能归入大众传播的范畴, 但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征也能在教学上体现。如前文所说, 教学传播的单向性尤为明显, 传统教学模式下传者与受众缺乏互动, 学生作业作为受众给予传者的反馈往往不能与教学同步, 显现出其滞后性, 这些特征都能运用大众传播理论予以解释。

1. 控制研究:从传者角度看待大学教学自由的限制

教学中的话语问题: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往往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而学生话语权的获得则基本上依赖于教师支配。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必然且不可改变的, 因为话语权与传播过程的双方关系乃至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无论东方文化, 抑或是西方思想体系中, 教师不仅在教学中处于主动地位, 同时还在社会系统内被赋予崇高的、美好的形象。

不仅仅是教学中话语权的分配问题, 宏观而言, 教育也是整个社会话语系统的制衡点。福柯就明确指出了教育在话语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话语知识和权利的政治方式。”[7]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以伴随话语而来的知识和权力来保存或修改话语占用的政治手段。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学中的话语将受到种种限制, 这并不取决于该教育制度是存在于民主体制内还是存在于极权体制内。实际上, 教师的职业素质在于, 将这种话语限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 并体现到教学过程中。例如我国的大学教育中, 遵守四项基本原则被列入最为基本的教师准则, 从根本而言, 这并不符合绝对自由的理想, 然而这又是社会制度赋予教育的限制, 这种限制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须的。

格伯纳“涵化分析”理论对教学话语限制的论证:对于话语限制的必要性, 传播学中的“涵化分析”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20世纪70年代, 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曾在“暴力起因防范委员会”的支持下对电视进行内容分析, 测量其对受众态度的影响, 并最终提出了“涵化分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婴儿在出生时对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 称为自然人。若对自然人的成长不加限制, 势必对社会构成威胁。要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或群体需要的人, 就必须学习或模仿社会群体的规范, 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人。与此同时,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 并以此向所属的社会成员施加压力, 使其逐步形成符合社会和群体需要的价值观和行为。这种社会的教化功能, 往往是通过教育、宗教和大众传媒来向社会成员施加影响, 而社会和群体需要的价值观和行为, 则被看作一种社会的“共识”, 也就是社会成员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有共同的基准, 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和发展。教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提供给社会成员这种“共识”。依此理论, 则教学活动实质上是教师向学生有计划的输出这种“共识”, 因此, 教师的教学是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制, 即教学内容必须在这种“共识”的范围之内。在大学教学中, 受众群体的年龄在18-22岁左右, 已经形成一定的固有价值观念, 其心理特征表现为批判思维的逐步形成, 对于新事物、新观念表现出积极接受与强烈排斥的两个极端的态度。一方面对于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新事物往往极为推崇, 反之则强烈排斥。由于学习和生活集体性较强, 大学生个体的价值标准相互影响, 使之具有趋同性。这样的受众特点, 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有所顾虑。大学教学, 尤其是大学文科教学中, 与学生之前接受的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观念、思想的输出较多, 识记知识则相应减少, 而观念、思想相较于识记知识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样的, 也更容易引起学生的排斥, 这取决于大学生的价值标准, 也取决于教师自身的价值标准。就绝对的教学自由而言, 教师的教学应完全取决于自身的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 而不考虑任何的所谓“共识”以及学生的价值观念, 然而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

2. 受众分析:教学自由与学生的关系

大学教学是一个完备的传播系统, 大学生作为受众理应得到关注。作为讯息的接受者, 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同样遵循传播理论中的受众心理规律。受众心理特征关乎教学的最终效果, 而教学自由对于受众心理特征又有着莫大的影响。

1960年, 根据早期传播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成果,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珀在《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 提出受众接受信息时具有三种选择性心理特点, 即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这三种选择性心理特点对整个受众信息接受过程有着重要影响。选择性注意是指受众面对各种信息, 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信息上而舍弃其他信息, 这种取舍的标准就是这些信息是否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相吻合。选择性理解是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对于同一信息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和结论。外界信息经过这两层过滤后, 并不能保证能在受众记忆中储存, 受众只会舍弃对自身而言不必要的信息而选择最需要的信息进行记忆, 这种记忆上的取舍就称为选择性记忆。这实际上是受众过滤外界信息的一个防护系统, 在大学教学中, 教师教授的内容只有突破这一系统才能为学生所真正接受, 这也意味着, 教学自由必须以某种针对性为前提, 否则将导致授课效率的低下。

3. 媒介分析:大学作为媒介对教学自由的影响

将大学作为媒介来看待, 可追溯至纽曼的教育思想。纽曼是19世纪英国古典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 其大学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教育, 在《大学的理想》中, 纽曼明确提出“我对大学采取了下述看法———它是一个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8]这种认识对于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为“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也即传递信息的机构, 实际上可以把大学作为一种媒介的存在来看待。

大学是一种特殊的媒介机构, 担负着向整个社会潜在的精英传递必要信息, 促进大学生思想和人格健全与发展的重要任务, 从这个角度而言, 大学比其他大众媒介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属性, 这也使大学教学自由比大众传播媒介的言论自由更难实现。大学作为媒介对教学自由的影响主要源自两方面, 即精神层面如校风、校训等, 以及来自大学权力结构方面的影响。

大学精神与教学自由:媒介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 他认为, 从运作和实践的层面来看, 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信息, 媒介比其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 因为真正在影响人类行为、支配历史进程、制约社会变迁的并不是媒介传播的实际讯息, 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媒介本体。把这一观点融入到教育学视野范围内, 我们可以理解为, 大学作为一种存在, 其本身的大学精神对大学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大学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对于这一点, 近代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实行“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首开中国大学教育独立、教学自由之风, 一时间辜鸿铭等遗老与胡适等新派学者在北大内学术争鸣, 影响了中国一代人, 实已为麦克卢汉之理论提供佐证, 即自由的大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自由之体现。

大学权力结构与教学自由:2008年北京大学法学权威贺卫方教授宣布离开北大南下浙江大学任教, 不仅引起法学教育界地震, 也掀起了舆论关于大学教授治校的辩论。贺卫方教授离开北京大学, 前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任教, 被认为是出于对教授治校的追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 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 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南方周末》在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 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 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9]

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是大学教授、学者们对于现行大学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对教授治校的渴望。耐人寻味的是, 于种种因素的干扰, 贺卫方教授最终未能如愿成行。目前, 我国大学行政机构的干预是教学自由真正实现的一大障碍。传播学奠基人、心理学家卢因在1947年发表的《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 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 而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流动则需要由“门区”中的“把关人”来决定。在大学这个特殊的媒介机构中, 充当“把关人”角色的应当是教师, 而不是行政人员, 换而言之, 大学应当向学生传递何种信息, 如何传递信息, 应当由大学教师来决定, 行政人员的存在只是维持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正常运行的必要编制, 而并非使大学产生社会效用的业务人员。冗沉的行政编制和行政、学术人员相互兼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大学教师作为媒介“把关人”的作用, 从而影响大学的教学自由精神。

三、我国大学教学自由缺乏的原因

本文开端提到的新闻, 正是我国大学教学自由现状的真实反映。在这起事件中, 教师并不见得是自由的化身, 而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不可接受而产生的过激反应也确让人感到我国要开教学自由之风实在是任重而道远。以客观论, 若该教授仅仅是如他所说, 在古代汉语课上联系教材批判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批评一下政府, 这都无可厚非, 但是从学生对其课堂言论的总结来看, 他在古代汉语课上所宣扬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古代汉语课程所能包含的内容, 在教学自由精神的庇护下阐述与教学目标毫无关系的内容, 实则有违教学自由精神之真谛。中国的大学教师, 夹于来自国家、政权、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等上行压力与大学生并不完善的思想价值观念等下行压力之间, 处境颇为尴尬。

我国大学教学自由风气的缺乏,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学术专制的历史沉淀

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 中国数千年的教育一直受制于单一思想, 虽然近代蔡元培首开教育独立、教学自由之风, 然而数千年的专制思想的历史沉淀依然无法打破。受儒家文化影响,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政治的附庸, 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话语表达权受到种种制约。这一特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到极致。目前, 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大学教师中, 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学者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在那场十年浩劫中, 由于文化霸权渗透到这台巨大国家机器的每一个角落, 知识分子的精神侏儒化甚至成为普遍现象。夏至先生在《犬儒时代的狂欢》一文中对这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为何广泛地转向了犬儒主义”[10]做出了深刻的解答。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将学校归为“市民社会”一类, 其主要功能在于协助“政治社会”推广文化霸权。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在达到极致的文化霸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经历过这场劫难的学者们, 出于个体经验而在往后的教学过程中趋于保守或谨慎, 也无可厚非。

2. 前苏联大学教育的影响

建国初期, 我国全盘学习前苏联高度集中的大学教育官办模式, 这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决定的。与这种体制相适应, 在大学组织内部, 教学管理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为主要特征, 教学自由被严重地压抑。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体制改革, 虽然大学教学自主性增强, 但由于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惯性, 对大学教学控制过多、过繁的现象依然存在。

3. 大学行政机构的干预

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冗沉是不争的事实, 这对于教学自由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学教员的价值评价体系出现偏差, 学术低于行政, 高校决策层对学术地位高的教授给予高级行政地位作为奖励成为一贯做法, 行政人员的权力高于教授, 而很多教授往往兼职行政人员, 这不仅使教授教学时有所避讳, 而且往往使教授不能专心于教学与科研, 甚至过于追逐行政权力, 这是对教学自由精神的践踏。此外, 党政工作管理与行政工作管理分工不明, 也是影响教学自由的一大原因, 不过近年来此现象已有所好转, 各高校管理层开始明确厘清两者关系, 民主党派成员进入高校管理层都可视为一种管理制度上的进步。

四、大学教学自由的传播学建议

1. 传者角度:教师应把握教学自由的限度

作为大学教学这一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传者和事实上的“把关人”, 教师对教学活动中的自由精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教师的教学自由作为一种权利, 只能是在一种框架以内的自由, 一名具有职业素质的大学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 需要从三方面予以考虑, 按其重要性依次为教学内容是否不违背社会“共识”;是否符合自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是否符合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只有满足这三方面的标准, 才能自由地使用话语权, 使教学平稳进行并且达到预期效果。

以往对于大学教学自由的研究往往关注教师如何在上行压力———即国家、政权、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等等———之下争取教学自由, 本文不做赘述。以人本主义视角来看, 教师同样要注意教学自由对学生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出发,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主动地融入讨论和辩论等互动教学形式, 给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在涉及到有可能与学生思想观念和价值行为标准相冲突的教学内容时, 教师应尽量使用客观语言, 不能仅仅因为教师自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行为标准影响而采用主观的、甚至是偏激的语言。教师应当意识到, 使用主观语言讲授的教学内容如果与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相违背, 那么根据受众心理特征, 这些内容非但不能引起学生共鸣, 反而会引发其抵触情绪。就此而言, 客观且不带评价语气的叙述教学内容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信息输出方式。

2. 受众角度:学生应理性把握教学内容

从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来看, 学生的受众心理特征对于教学自由的影响并不大, 原因在于考试制度使任何教师指定的、希望学生接受的信息成为学生所必须记忆的信息, 因此, 无论教师选择何种教学内容, 学生都将有所记忆。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诸如本文开端引用新闻中出现的情况, 我们依然呼吁大学生应当理性看待教师的教学内容, 诚如伏尔斯泰所言: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 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由受众心理特征可以看出, 学生对于所有的授课内容并不能做到真正平等对待, 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自身思想观念和价值行为标准的内容进行理解和记忆, 而对于其他内容则有可能忽略甚至是产生抵触情绪。实际上, 倘若教师能够深刻分析受众心理特征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无论选择任何教学内容都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进行表述, 这样不仅能丰富学生的思想观念, 甚至能潜移默化地同化学生的价值标准, 达到教师的教育目的。但是, 出于一定限度的教学自由精神考虑, 教师并不能一味的以迎合学生胃口来选择内容进行教学, 此种情况下, 学生对于授课内容的理性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3. 媒介角度:大学应重视文化底蕴培养、完善行政体制

高等学府应当注重培养自身的学术环境, 依托校风、校训、校歌等形式形成自由、开放的浓郁学术氛围, 置身其中的教师与学生自然能受到这种学术环境的感染, 教学自由精神的实现也将水到渠成。此外, 健全现有的大学行政体制显得尤为必要。大学机构应当明确行政与学术编制的具体职责范围, 努力提高学术组织和任课教授在大学机构中的地位, 改变高等学校中学术地位低于行政地位的现状, 竭力避免出现行政压制学术的情况。具体而言, 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该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并且高校决策层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向学术地位较高的教师授予高级行政地位的一贯做法。

传播学理论的引入对于大学教学自由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种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把大学教学看作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 将之作为一套完整的传播系统, 可以更为深刻地看清教学自由的实质。倘若能在大学生中普及这种传播学思想, 让学生认识到任何信息的接受过程, 不仅与教师有关, 也与自身的心理特征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联, 这样不仅使学生对不符合自身价值观念的信息更容易接受, 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教学自由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97.

[2]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12.

[3]罗素.真与爱———罗素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108.[4]郑文.论大学的教学自由[J].中国大学教学, 2005 (11) :24-27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5.[6]李正良.传播学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280.

[7]转引自: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531.[8]转引自彭志武.纽曼大学教育观及其现代启示[J].中国电力教育, 2008

[9]赵蕾.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N].南方周末, 2008-07-17.http://www.infzm.com/contout/1473.com

[10]夏至.犬儒时代的狂欢[J].随笔, 2009 (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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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彭志武.纽曼大学教育观及其现代启示[J].中国电力教育, 2008 (2) :5-6.

[9]赵蕾.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N].南方周末, 2008-07-17.http://www.infzm.com/contout/1473.com

传播学视野下的企业植入广告探究 篇8

一、什么是企业植入广告

企业植入广告是指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具备代表性的品牌符号结合到影视作品或者舞台产品之中, 通过进行场景再现等, 让观赏者留下对产品或者品牌的深刻印象, 从而实现营销产品之目的。当然, 企业植入广告并不等同于隐性广告, 而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是由于隐形广告还涵盖了广告性新闻、网络媒体中由商家加以主导的评论文章、搜索引擎中的竞价排名等多种不同形式。如今, 企业植入广告不但被用到电影和电视之中, 而且还被植入到网络游戏、短信或者小说等各类媒介, 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完全依赖于说服和推销的显性广告来说, 企业植入广告往往隐藏在载体中, 并且和载体相互融合起来, 从而实现为企业做广告之目的。

二、企业植入广告的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隐匿广告的特点。也就是说, 企业植入广告是具有广告目的一种传播行为。虽然我们不可将全部影视作品和综艺晚会上所出现的商品或者品牌要素等视为企业植入广告, 但是也不能由于新闻之中所提到的企业或者品牌, 就应当将其视作企业植入广告。这就在客观上具备了广告的效果, 但是并不代表着传播者在主观上必然会具有广告的意图。是不是有广告的目的就能依据付费行为来加以界定, 而付费就能直接地体现出广告主所具有的主观意图。付费既有可能是直接给予的, 也有可能是间接给予的, 因此, 付费就有可能通过赞助商品之形式加以发生, 或干脆就支付给私人。注重于植入广告付费, 这也可以说是植入广告和公共宣传之间的区别, 而公共宣传之特点就在于不需要为宣传媒体的空间与时间而付费。二是广告诉求具有强制性与针对性。企业植入广告因为是直接地嵌入到影视作品之中, 所以广告的符号和其他符号体系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观众绝对无法做到避开广告而只去看影视作品。三是具有非人员传播的特点。植入广告需要借助于媒介和消费者进行沟通, 而非人员传播就是广告和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营销工具之间的差别之所在。企业植入广告一样需要遵循该规则。四是具有广告形式上的不可识别性。五是能化解受众对于广告所具有的抵触性情绪。植入广告主要是运用植入形式, 就能够和植入对象成为不可加以分割的一体, 从而成为媒体产品之中的图像、场景、角色与情节的组成部分之一。比如, 在电影中开展广告宣传时, 受众们的接受信息度一般都比较高。

三、企业植入广告的传播学原理

(一) 企业植入广告的“把关”

所谓“把关人”, 主要是指传播学中的四大奠基人之一卢因在研究群体之中的信息流通途径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把关人”理论尽管所针对的主要是存在于新闻传播领域之中, 但是对于广告的传播也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在植入广告的传播过程之中, 广告主和广告代理商、媒体就扮演着重要的“把关人”角色。广告主可谓是各类广告信息的首要把关人, 负责对各种信息加以选择。从植入广告来看, 各位广告主一定要认真地研究欣赏电影作品与电视节目的受众, 从而做到准确地定位。广告代理商则处在处于第二的把关人地位, 他们承担着向广告客户提供各类广告活动策划与执行等相关任务, 因而也就成为了广告主与广告媒体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媒体组织则是植入广告传播活动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把关人。企业植入广告因为具有特殊性, 不但会影响到企业广告产品的全面推广与销售, 而且还会对其所植入的相关影视作品或者电视栏目形成相应的影响。

(二) 企业植入广告的两级传播模式

所谓两级传播模式, 是传播学研究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一种传播学经典传播模式。信息往往是首先传递至一部分在人群之中具有比较大影响力之人, 其后再由此部分人传递至广大的受众之中, 拉扎斯菲尔德把此部分在信息的传播之中具有中坚力量的人统称为意见领袖。这样一来, 信息的走向就可概括为信息首先输送给意见领袖, 随后再拓展至追随者们。比如, 在影视剧之中的演员常常就能发挥出意见领袖之作用, 影视明星与其所演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具备了非常大的号召能力, 这样就能引领广大观众对于企业植入广告产生强烈的认同, 在此情况之下, 植入广告的产品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与消费的问题, 而是转变成为了一种社会上不同领域间进行对话的语言,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优型的消费。

(三) 企业植入广告的效应

一是威信效应。传播学理论认为, 传播效果具有的可信性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传播者信誉以及传播者权威性。一旦受众觉得传播者或者信息的来源具备了权威性和可靠性之时, 就更加容易相信信息的具体内容。在企业植入广告之中, 就有许多是利用名人或者影视明星之权威性与影响力以实现广告的效果。二是晕轮效应。传播学理论认为, 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之中, 会产生把认知对象的某些印象不经过分析地拓展至其他方面的一种接受倾向, 这样一来就能得出一切都好或者一切都坏的总体印象。在企业植入广告的传播过程中, 往往可以利用广大受众对于影视剧以及明星的高度关注以及好感, 大量年轻受众喜欢进行模仿性的消费, 这一现象就让企业的广告植入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三是暗示效应。企业植入广告运用人类的知觉对信息进行精心编码, 从而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到广告信息所产生的刺激作用。

(四) 企业植入广告的议程设置功能

企业植入广告的植入时机以及和节目之间的契合程度将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于该企业产品的关注程度。比如, 电影《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就在隧道中转变为最新款雪佛兰跑车, 这一情节十分精彩, 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类典型的企业植入广告并不需要太多的直接宣传, 就能够达到宣传之目的。自从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雪佛兰跑车在那段时间就成为了世界各地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与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之一。

(五) 企业植入广告的模仿理论

受众对于媒体介绍产品的消费, 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个人化的、经验化的切身需求。受众在欣赏一些影视作品或综艺晚会之时, 往往会被动地, 也就是迫不得已地接受大量企业植入广告当中的产品类信息, 往往让人不厌其烦。所以, 企业植入广告应当更为精细化和隐蔽化, 努力在受众头脑当中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触发机制, 让观众们能够通过开展观察性地学习。例如, 在看到影视剧中自己所喜欢的影视明星所使用的产品, 消费者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购买欲, 进而就行形成消费的具体行为。

四、企业植入广告的传播学解读

(一) 隐性传播特征

传播学理论认为, 信息传播和传播的目有显性与隐性之分, 主要可以分成显明性传播与隐蔽性传播等两类。前者的传播目的被突出安排于传播的整体过程之中, 传播者们并不刻意回避传播的主要意图, 而且总是会让受众十分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目的, 甚至还会要求其在相应的时间之内作出一些反应。可以说, 人际传播过程中的协商与对话, 组织传播过程中的公文与会议, 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竞选宣传和硬性广告等, 均为显明性传播。而后者的传播目的则是一种潜在的和不易觉察的形式, 其目的被十分巧妙地隐含于传播的内容以及形式之中, 而传播者的主要意图则需通过信息接收者的认真体味之后才能得到领悟。隐蔽性的传播主要是出现于艺术传播和一些新闻报道之中。植入广在其传播的过程之中切实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广告的传播方式以及其所处的传播环境, 将传统广告所具有的显明性传播变为隐蔽性传播。它能够切实改变原本单纯和赤裸裸的商业化广告的各种表现形式, 把企业某一些品牌商品的实体或者视觉传达标识十分巧妙地融合到故事情节之中, 从而让观众们能够在感知与接受自身感兴趣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上, 不知不觉地接收到相应的广告信息, 这样一来就能产生某种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反应。这一把传播的目的隐藏在故事情节之中的植入广告并不容易造成受众对于广告产生排斥性心理, 反而还会由此而形成较好的传播成效。比如, 电影《天下无贼》之中的诺基亚手机植入广告、电影《疯狂的石头》之中的可口可乐、宝马等植入广告, 均为典型意义上的隐含性广告, 受众们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并不会形成这是广告的负面排斥心理, 所以说, 传播的效果反而要好于一些显形广告。

(二) 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

传播学专家拉扎斯菲尔德在1944年撰写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中就提出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理论假说, 其中就涵盖了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他的观点是大众传播并非是直接流向广大受众, 而是必须经过意见领袖这一中间性环节, 也就是要从大众传播汇集到意见领袖, 再流向一般的受众。意见领袖是媒体信息与影响的中继性与过滤性环节, 这将对大众传播的成效形成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各类影视作品当中, 植入广告当中的品牌代言人绝大多数都是名人、演艺明星或者在社会上具有相当较高知名度, 而且对于广大受众能产生较大影响力的知名人物, 比如, 电影《手机》当中的影星葛优和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影星刘德华和刘若英等。这些演艺明星本身就在社会中处于意见领袖的重要地位, 而意见领袖对于企业广告信息具有推介、评价、传播以及引导等功能, 正如同传播学专家邵培仁先生的观点那样:意见领袖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向面临信息轰炸和思想灌输状态下缺乏主见和存在着依赖心理的受传者在表明自身态度、采取重要行动与摆脱各类矛盾的过程中加以指点与调节。有些时候, 意见领袖的看法不但会影响到受众说些什么、看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想些什么, 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看的、怎么做的以及怎么想的。

(三) 传播的效果具有可信性

企业植入广告的传播效果可信性主要涵盖了以下两个方面, 即传播者的自身信誉与传播者所具有的权威性。至于受众是否能接受影视作品以及综艺晚会等艺术中植入相应的广告, 重点也是看中了以上两点。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即便是专心致志地看电视的受众, 其中也会有至少38%的人在看到广告之后就选择切换频道, 而多达519%的人则会利用广告时段来进行休息, 而企业植入广告则彻底地改变了商业广告的原有表现形式, 从而让受众们在感知与接受自身所感兴趣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上, 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其中所包含的各类广告信息,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定的认知性反应、情感性反应以及行为性反应, 以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传播学专家霍夫兰用实验的方式证明了信源在可信度、知名度以及传播来源的动机上和传播的效果之间具有正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 一旦传播人员的可信度愈高, 其说服的效果自然也就愈大, 反之则效果变得愈小。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名人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以及知名度, 一般受众更易接受其所使用与推广的产品。有鉴于此, 大量的影视作品在植入企业广告时都偏好于选择知名明星来做主角,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票房, 而且还能保障广告商的经济利益。

(四) 传者和受者的关系

作为传播者的演艺人士和作为受者的普通观众十分难以处在平等的地位之上, 传播者自身的意义往外要高于其所植入的企业产品的内容, 而受众们所接受的植入广告尚在其次, 故事的情节或者其中的角色才是其所关注的重中之重, 所以说, 企业植入广告的传播迫切需要和影视作品进行有机融合, 这样一来才能有效打破受众们心理上的防线, 从而让其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影视作品当中所出现的企业产品的形象。一项全球范围的大型调查证实, 年轻人群对于企业植入广告的态度其实并不会反感, 超过70%的受众觉得, 只要没有脱离出原作的剧情, 他们对植入一些企业广告是能够接受的。比如, 前几年当电视剧《奋斗》在热播之后, 女演员马伊俐所配戴的项链在淘宝网中的销售价格就从600元一下子飙升至两千多元, 这就是企业植入广告所取得的成效。

(五) 符号传播意义

所谓符号, 主要是指能够拿来有意义地取代另一事物的事物。也就是说, 符号是人类用来表达与解读各种意义的一种信息表达形式。符号可谓是信息的一种外在形式或者说是物质的载体, 也是信息表达与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符号具备了任意性、约定性以及组合性等鲜明特征, 具备了极强的艺术张力。大量成功的企业植入广告均借助于应用符号之概念。一旦本企业的产品演变成为一种符号, 其所影响到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广、其时效性也会变得更长。一直到今天, 广大受众依然被经典影片《罗马假日》所深深地感动, 其中的植入品牌纪梵希的名字也随着影星奥黛丽·赫本所扮演的安妮公主而长久地流传下来, 从而成为优雅、高贵和成熟的重要象征, 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当代时尚界。当然, 即便是企业植入广告的营销成效很好, 还是不可盲目地加以植入, 这是因为受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或者综艺晚会时, 所期望得到的视觉上与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一旦在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显著带有商业广告色彩的画面, 就会影响到其观赏的兴致, 其所产生的效果就会变得适得其反。比如, 在2010年播出的热播剧《金婚风雨情》就由于其中穿插了大量生硬而又露骨的产品植入广告而为人所非议。

总的来说, 我国企业植入广告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和传统广告比较起来, 企业植入广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 因而比传统广告更有优越性。然而, 一旦应用不合理, 就十分容易导致广大受众之反感。所以, 企业植入广告要做到不仅不能不干扰广大受众对于主体之欣赏, 而且还能做到与主体进行有机地结合。所以, 在植入广告的制作过程中就应当明确相关作品制作之目的, 而不应当为了制作广告而制作相应的作品, 而是要依据影视作品来选择合理的广告。所以说, 企业植入广告终究只能是附加的目的, 不应当舍本而逐末。

参考文献

[1]封继承.“疯狂”的置入——解析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置入式广告[J].新闻知识, 2007 (5) .

[2]李由, 徐光胜.浅论隐性广告与媒介传播[J].新闻传播, 2007 (4) .

[3]田小瑞.浅议电视剧置入式广告的传播——以电视剧《丑女无敌》为例[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3) .

[4]涂小芳.当代中国植入式广告发展现状探析[J].消费导刊, 2009 (11) .

传播学视野下 篇9

1 师生有效交往的基础:主体间性

纵观各门学科的科学发展的历程, 一个最突出的的特点:凡是在此学科中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理论, 通常都是始于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包容和批判吸收。以教育学为例, 如教育学与哲学的通融出现了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教育学与生态学的交融形成了教育生态学研究的脉络;教育学与社会学的汇融拓展了人的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活动范围等等。因此一门学科理论的创新必须在肯定自身学科理论的科学性的基础上, 突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 有效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为我所用, 整合出适宜于自身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

教育学作为一门最早的学科, 从古至今一直都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其主要原因是其批判继承, 兼容并蓄的学科性格。在新的时代, 由于新兴媒体的出现, 传播学在处理传者与受者的相互关系, 怎样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的研究中呈现出了巨大的价值效应, 个体价值的解放, 主体性的扩展, 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研究趋势。教育学也从教师主体的研究到学生主体的研究转变, 从注重教育理论的主体性教育转到注重实践的主体性试验的尝试, 但最终效果不是很显著。究其原因:忽略了师生主体间的“双维”主体性交往的研究。

主体间性是属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范畴的一个概念, 隶属于社会认识体系。哈贝马斯认为, 符号化的世界是通过人的主体间的交流形成的, 经验、思想、情感的交流, 缘起于把至少两个主体结合在一起的交往行为的关系, 它发生于通过语言而建立起来的对稳定意义理解的主体际的框架中。很显然, 在“哈氏”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最认可的就是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形成的一种交往理性关系, 这只属于交往的表层部分, 而交往最深层的部分则是主体的主体际性, 即扬弃了近代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的认识图式, 创造性的提出了所谓的“主体-主体”的“以主体间性为中心”认识图式, 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可以利用语言交互沟通, 相互作用, 促成对知识、思想、情感的意义理解。

既然交往涵盖了表层的交往理性和深层的主体间性为中心的认识图式, 那么交往就应该是一个更具有解释力和包容性的规定。交往理性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应体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和学生是学校教育交往中的主体, 地位是相对独立和相对平等的;交往过程是民主平等和自由和谐的对话过程;交往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是非预设性的, 是师生交往中“生成”的可能性东西, 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交往的形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师生的认知是在交往中建构的等。当然交往理性的形成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 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态势, 需要从“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理性化行动。简单而言, 主体间性如要成为师生有效交往的基础, 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承担着主体由“内化”到“外化”的责任和义务。首先, 教师或学生充其量是社会中的个体, 个体与个体之间只有在社会活动中发生关系, 个体性主体才能演变成社会性主体。在社会性主体中, 师生有共同的或各自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期望, 社会对师生也有共性的或独体的角色期待, 促使师生关系的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其次,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规定性定义, 传统的教育理论把交往看做是技术上的描述, 交往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 掌握了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就能提高教育的效率, 这无可厚非, 但是交往是需要个体的思想、情感参与的过程, 是师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参与、交流、转变、提高的过程, 因此, 师生的有效交往不应仅仅纠缠于技术性或技巧性的规定, 而要突显出价值性的规定, 即从师生应该怎么交往转到师生可能怎么交往的理路上。再次, 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交往是一种知识信息或情感信息的单向流动, 缺乏反馈的机制, 是一种接收的流动形态。当主体间性介入知识的传递过程时就赋予师生之间交往应是“接-受”的过程, 而非接收的过程。所谓“接-受”过程是“接”与“受”的统一。姚斯认为, “接受过程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过程, 但由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都会形成一定的标准和范式, 又因接受者天赋、经历、个人文化修养千差万别, 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领会因而不同;同一作品在历史、社会的各种不同背景中会呈现不同的意义结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中对不同的读者也具有不同的意义结构。”[1]在教育环境下, 师生之间的“接-受”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主动选择、摄取、整合、反馈教育信息的能动性活动。综合述之, 主体间性是师生有效交往的基础, 是学校教育活动有效展开的基石。

2 传播学与师生有效交往的相关性

传播是传播学的最基本的概念, 西方学者对传播做过种种描述和解释, 有人说传播是“信息共享”, 有人说传播是“劝服影响”, 有人说传播是“刺激反映”, 等等。, 但是一般性的描述和解释, 只能说明传播的某些特点和功能, 并不能全面地、准确地表述传播的本质, 不能视为严谨的科学定义。一个科学的定义应符合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二是遵循科学的逻辑规则;三是文字简洁清晰。所以, 基于以上要求, 传播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的信息的拥有者与信息承受者凭借媒介沟通和交流信息的社会性行为。在此定义中应涵盖三个方面的层次:首先, 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行为。人类的社会性行为种类很多, 诸如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军事行为、文化教化行为等等, 传播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广泛地贯穿于其他各种行为过程的一种。其次, 传播是一种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是与传递相区别的。传播是“传”与“播”的合体, “传”体现在传者的主体性方面, “播”体现在受众可以主动地接受传者所传的信息, 而且主动地播出自身对信息的理解形成的意义符号, 是信息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双向性的流动, 而传递是“传”与“播”的分离, 是只“传”不“播”的单向行为模式。再次, 传播是需要媒介作为其载体的。在一定意义上, 载体是“承载物”与“受载物”之间发生承载运动的中介, 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发生关系的纽带。载体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很多种类, 如按形态可分为显性载体和隐形载体;按性质可分为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按接受信息的感官可分为理论导向载体、决策载体、政策导向载体、舆论宣传载体等, 因此, 理论上媒介作为传播的载体的形态也应该具有多样性。

严格意义上来说, 师生交往作为教育活动方式之一, 符合以上所述的传播的三个层面的意思。因为教师与学生都是社会中的个体, 个体与个体相互关系能够产生活动或行为, 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交往, 所以师生交往是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教师与学生是教育活动中的另个重要因素, 师生交往是“交”和“往”的统一, 不仅体现在相互之间彼此吸收适宜于自身发展的信息, 而且还在消化的过程中提出对信息的更正, 反馈出有用信息, 使对方能够在接受反馈信息的过程交加以改善自身的信息系统, 因此, 交往和传播只是在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意思相同的表述而已;师生交往和传播一样需要一定的载体来维持, 并形成良好效果。总之, 传播学关于传播的基本性质和涵义的规定与师生交往的有效实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信息传播模式上, 主体间性的“主体-主体”的认识传播图式与传统的“主体-客体”的认识传播图式是不同的。从理论的形成和结果来看, 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经历了一个渐进性的过程。第一阶段主要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 以及香农-韦弗信息论模式:信源→编码→信道 (干扰) →信宿, 把信息传播过程分解成几个组成要素, 其实质是把传者与受者的信息传播看成是一种单向传送信息的过程, 忽视了反馈机制和社会过程对传播过程的制约;第二阶段是施拉姆模式, “发生传播的关系看来是简单的, 两个人 (或者两个以上的人) 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号聚集在一起。”[2]虽然信息在传受之间存在反馈机制, 是双向互动的交际过程, 但很难说这种模式等价共时, 体现多级主体间交互作用的主体际交往。第三阶段包括宣伟伯共同经验范围模式和贝罗模式, 他们综合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大众传播学、行为科学等新理论和五种人类模式, 解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个不同要素及人类传播的五个问题:信源到信宿的过程;制成符码者和还原符码者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的经验或知识才能沟通;一个人的传播系统是符码还原者、解释者和符码制成者的统一;传播过程包括反馈的现象;传播者的反馈的两种途径包括受播者的反馈和自己发出的音讯的反馈。这阶段模式与前两个阶段的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引入了主体间性之间的互动反馈和对话机制。以此来审视师生交往过程, 便可能为其有效性的实现找到突破口。传统的师生交往自身就存在一定的模式, 第一种是直接型, 是指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地进行交往, 如课堂教学、讲座和示范等;第二种是间接型, 是教师通过中间媒介或间接途径与学生进行交往, 此处的“媒介”是指联系师生之间, 并承载教育知识信息、情感信息和人际信息的媒介, 如信件、电话、广播、网络、博客、QQ群、论坛等。无论是直接型模式还是间接型模式都可以看成是信息在师生之间的传播与反馈的复合, 是信息传播模式在教育交往中的应用。

3 师生有效交往的信息传播模式的路径选择

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样式”。[3]把握模式的涵义, 需要注意三点:第一, 模式来源于现实, 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第二, 模式是一种理论化的表达方式, 是一种理论, 而非工艺性的方法、方案、或计划;第三, 模式是简约化形式, 是经过理性思考高度抽象概括后, 以简明的方式表述出来。模式的方法在传播学中应用最为广泛, 在传播学中通过构建“物质模式”和“思想模式”将复杂的信息传播过程和传播现象以简洁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体现和表述出来, 从而为研究和分析各种基本原理性的问题, 提供一个简明、直观、有效的辅助工具, 是理论与方式的糅合状态和过程。师生有效交往的信息传播模式应充分镜鉴模式的现实性、理论化、简约化的特点, 找出合宜于教育实践活动的实现的路径。

3.1 教学过程-生活世界的延伸

传统的师生交往通常局限于课堂教学过程中, 往往把师生交往看做教育或教学活动的背景或条件, 师生交往只是一种被“利用的手段”, 交往的工具性价值大于目的性价值, 导致学生主体的自主性交往的缺失, 非自主性交往的强化, 教师与学生主体地位存在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交往中, 很容易造成师生间虽然有交往, 但未必能沟通;虽有来往, 但未必真实;虽有相互影响, 但未必能达到理解和融合。而且师生之间直接交往减少, 间接交往增加;“点对点”式交往减少, 而“点对面”式交往增加;交往的情感成分减少, 非情感性成分增加。最终导致师生的主体性很难发挥, 主体间性很难实现的症状。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使主体间性中的“两级主体”真正“成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撑。哈贝马斯认为, 交往行为始终要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运行, 生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师生交往的“背景知识”及作为语言言说的规范性基础, 决定师生言说的方式。师生交往之所以要从教育过程到生活世界的延伸, 最关键的因素是师生交往的言语的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 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 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的要求: (1)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2) 提供 (给听者) 某种东西去理解; (3) 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 (4) 以及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也就是说,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 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最正确的话语, 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 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4]2~3这样, 交往双方均以主体形式而存在, 并在交往中达到交往的目的。

3.2 独白-对话的转型

独白是单一元素的话语流动, 而对话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在各种价值平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5]雅斯贝尔斯也指出, “对话是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途径”, “对话是真理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在对话中, 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6]不难看出, 在师生交往中, 对话就是一种以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为基础, 寻求真知、创造意义和建构完满的精神世界为目标的平等交流、相互沟通的过程, 不仅有主体之间狭隘的信息语言的交流, 更有主体之间各自向对方精神世界的敞开和彼此接纳,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精神沟通和内在交融。师生之间的主体间对话主要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 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平等的“我—你”关系。“我—你”关系是“我”与“你”之间的一种平等的主体性关系, 是与“我—它”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我—它”关系表明的是“我”与“它”之间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师生交往中, 教师和学生之间虽然在知识、能力方面存在差别, 但是人格上是独立平等的,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独特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但是传统的教育活动中, 教师被简化和抽象为信息的最高拥有者, 学生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 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成为一种缺少对话和意义交流的“我—它”关系。“我—你”关系正是力避这种缺陷而形成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对话权利和能力, 每个人都把另一方看作是与自己交谈的“你”, 主体之间不是以一种观点征服或消灭另一种观点, 而是一种对对方的个性的肯定、接纳、尊重和承认, 我与你之间都是生命的个体, 都具有主体性, 通过对话, 彼此之间获得人生发展。其次, 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共享”关系。在主体间的对话中, 教师和学生之间作为一种平等的信息交流和沟通过程, 教师可从学生反馈的信息中反思自己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媒介运用能力以及人格魅力等, 学生可根据教师传播的信息接受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智慧、思想品德和精神上的享受等, 这一过程是一种“共享”的过程, 形成主体间的“共享”关系。“既是文化共享, 即教师作为教育者身份的人, 把知识、思想、智慧、经验等文化成果提供给学生而不是传授给学生, 师生双方通过对话沟通获得新知, 共同提高;也是责任共享, 即师生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共同为教学成败负责;更是精神享受, 即师生相互传递、理解和感受同一精神体验”。[7]再次, 师生之间的对话是师生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 人的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所谓理解, “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下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 两个主体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 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8]在师生主体间的对话中, 包括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主体的自我理解的统一。主体之间的理解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在认识维度上, 教师允许学生接受信息的过程的对信息的“误读”, 倡导“创读”, 师生之间在信息传播和反馈环节不要总是要求对方以自己的标准“解读”;在权利维度上, 师生之间要有恰当的权利意识与合理运用权利的能力, 自己在行使正当权利的同时, 允许对方有否定自己不合法行使权利的权利;在伦理维度上, 学生能够体会到教师传播的信息的规范性, 教师也能够认识到学生接受信息的自由性。主体的自我理解一方面表现为能够从自己的现实视角出发, 积极主动地把原先不属于自我理解范围之内的新信息, 在自理解中融入自己的视界, 扩大个体的人生经验, 丰富个体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具有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能够都自己的角色有客观的、正确的定位, 从而促使个体不断提升自己, 超越和完善自己。总之, 在师生交往的主体间对话过程中, 要始终以主体间的民主、平等、理解和宽容为基础和前提, 促成对话的有效性、真实性, 彰显师生真正的主体性。

3.3 单行叙事-整体互动的迁延

元叙事是语言学中最常用的概念, 是旨在探讨初始形态及其对后期叙事影响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的形态是单行叙事, 即对某件事简约明了的表述。就传统的师生交往中的知识传递而言, 本质上是一种单行叙事的手法, 教师把知识信息通过简单的表述传给学生, 学生在交往中很少有互动环节。针对这一弊端, 我们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整体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根据传播学关于传者与受者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笔者认为, 一个合理的师生交往的信息传播模式应具备以下特征:以互动效果理论为指导理念、两个平等的交往主体间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形式、根据各种媒介的性能合理使用各种载体, 保证充裕的时间、合理的交往频率和即时的反馈机制。当然, 这种合理的信息传播模式必须是又很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组成。按照系统论方法原理, 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仅是系统内部个要素的简单叠加, 而是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采用合理的结构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功能和整体效果。师生交往模式就应该是一个有教师、学生、交往内容、交往媒介等因素整体互动基础上的统一系统。具体而言, 这种整体互动型模式, 是师生直接接触交往过程中, 既可以获得教育的知识信息内容, 也可以获得各种非语言传播的情感信息内容, 如学生对老师的讲演报以热烈的掌声、老师对学生的苦恼表露出关怀的神色等, 这些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使主体间达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交往效果。同时, 教师可通过书信、网络等媒介和学生进行间接交流, 获得许多面对面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学生的思想困惑和真实感受, 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 以便采取相应的教育手段来教育、引导受教育者, 从而为其卸下思想包袱和消除内心忧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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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贝马斯著, 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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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瑾瑜.布贝尔的师生关系观及其启示[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 (1) :12-17.

传播学视野下 篇10

长久以来, 科学技术始终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关键力量, 有关农业农村发展的计划和实践也一直突出强调科技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政府始终致力于自上而下地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从现代农资的使用到杂交种子的推广, 从县乡村三级科技推广服务网络到科技下乡活动, 随处可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政府主导角色。与此同时, 科研院所、科技示范户、农资经销商、大众媒体等主体也积极面向农户推广农业技术, 从而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传播网络。

目前来看, 这一传播网络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研究者指出的, 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相对被动, 技术水平和农业科技转化率较低, 依然存在着“线断、网破、人散”的状况;新兴的农业科技服务组织覆盖面小、发展缓慢;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部分研究内容甚至与农业生产脱节, 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农业科技推广的多元主体以及相关的资源要素尚缺乏有效整合, 等等。[1]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农业科技的这种传播失灵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缺少对技术适用性以及传播有效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以发展传播学为理论视角, 梳理科技传播与农村发展的历史联系, 并从内容选择和渠道建设两个层面讨论农业科技传播的改进路径。

二、农村发展的现代化范式与“创新扩散”模式

传播与农村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议题。一般认为, 发展传播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 其标志是美国学者勒纳《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的出版。[2]而后,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和罗杰斯的《农民现代化:传播的影响》相继出版, 从而引发西方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早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 因此被称为“现代化范式”或“主导范式”。该范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当然路径是移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而大众媒体的信息扩散则是现代化的主要手段。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量, 技术经由大众媒体的“创新扩散”也因此被视为农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机制。

事实上, 早在20世纪30年代, 美国就开始延循创新扩散的思路制定和开展面向农村地区的发展计划。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 以传播学者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的出版为标志, “创新扩散”才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架构和传播模式, 并被广泛运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计划之中。尽管“创新扩散”一词在字面上并未限定何种领域的创新, 但无论是罗杰斯的理论分析还是各国的发展变革实践, 都强调创新的主要含义是“技术的创新”。 (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创新扩散”视为科技传播的早期模式。

作为发展传播学现代化范式的一个代表性传播模式, “创新扩散”模式在讨论大众媒体对发展变革的影响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 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明显不足, 它“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规范性模式, 含有许多理想式行动的假设, ……可能并不总与实际情况相吻合”。[3]一方面, 这种模式对应的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发展范式, 强调从外部尤其是技术输入的角度思考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 从而忽视了技术的地方适用性和当地群众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 在这种模式中, 大众媒体被认为是最基本、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而公众通过“知晓”媒体所传递的“创新”信息, 会自然而然、或早或晚地转变态度并采取创新行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对拉丁美洲大众传播的研究中, 研究者路易斯·拉米罗·贝尔特伦发现, 自上而下、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并不总是有效的, 社会的整体结构对传播的广泛性和创新的接受程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4]

三、“技术适用”:农业科技传播的内容选择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诸多批判。人们逐渐意识到, 农村的发展变革计划和信息 (包括农业科技信息) 传播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传统习惯、价值信仰和发展需求等结构性因素。此后,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粮农组织 (FAO) 、发展计划署 (UNDP) 等机构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发展项目中,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内源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开始得到更多强调。

农村发展的范式转换客观上要求农业科技传播在内容选择上做出调整。笔者认为, 调整的关键在于把目光从“先进技术”转向“适用技术”, 努力使农业科技传播适应当地的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具体地看, 这种转向还应包含以下要求:

一是遵循农业技术的选择原则。农业技术具有地域性、季节性、时效性等特点, 如何根据不同地域的温度、土壤、空气、水分等生态环境, 不同地域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以及不同季节农作物的生长特征等情况选择适宜的农业技术, 是农业科技传播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 农业技术的选择还应遵循科学准确、及时有效、具体实用等基本原则。

二是对农业适用技术分门别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涉及的技术信息繁杂多样, 农业科技传播理应在对技术信息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坚持系统化的内容建设。可供借鉴的分类方式是1993年通过、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所归纳的[5]:1) 良种繁育、栽培、肥料施用和养殖技术。2) 植物病虫害、动物疫病和其他有害生物防治技术。3) 农产品收获、加工、包装、贮藏、运输技术。4) 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5) 农田水利、农村供排水、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技术。6) 农业机械化、农用航空、农业气象和农业信息技术。7) 农业防灾减灾、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安全和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技术。8) 其他农业技术。

三是处理好农业使用技术的表现形式问题。“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在强调提高农业使用技术信息质量的同时, 也应努力提高信息的可读性。总的来说, 要努力使技术信息的传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一方面根据媒介技术条件、媒介接收习惯、农民教育水平、当地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尽可能采用不同的信息表现方式;另一方面着力将专业晦涩的科技信息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 使广大农民易于理解和接受。

四、“媒介近用”:农业科技传播的渠道建设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参与式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模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相比“创新扩散”一类的主导范式, 这种模式更加强调“参与”和“对话”, 它一方面要求创新发展项目应该适应当地民众的需求, 努力增加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求信息传播活动回归“以人为中心”的逻辑起点, 强调关注农民自身的传播需求和农村内生性的传播网络。

与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几乎同步, 科技传播也逐渐从单向传输模式摆脱出来, 强调“倾听、参与和对话”。在农业科技传播范畴内, 这种新的传播模式除了要求在内容选择上注意本土的发展需求和技术适用性, 还强调应该在传播渠道上重视当地农民对传播渠道/媒介的近用问题。反观我国当前的农业科技传播网络, 主要包含以下三种传播方式:

一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活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 在科技下乡等活动的推动下, 组织传播网络在农村有所恢复, 农技推广服务站、农学会、农函大、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机构逐渐成为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平台。

二是依托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介形成的大众传播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政府陆续启动了“金农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一系列农村信息化建设项目, 初步搭建起农村大众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介体系。近几年来, 随着新媒体在农村的快速发展, 农业科技传播也开始在线咨询网站、虚拟数字博物馆、数字科普图书馆、远程教育培训、手机等媒介 (平台) 延伸开来, [6]如2010年实施的三农科技网络书屋工程, 北京农业信息网开通的农事通手机农网, 等等。

三是农户与农资经销商、农户之间的人际传播活动。人际传播具有互动频度高、反馈及时等传播优势, 但由于存在信息量小、覆盖范围有限等不足, 它在农业科技传播中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视。此外, 利益驱动下农资经销商对农户的“科技传播”活动, 很有可能消解农业科技传播应有的公共价值属性。

总的来说, 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网络和农村信息化建设已经构成农业科技传播关键的渠道资源。然而, 一些研究表明, 农村信息化工程存在“重硬轻软”、信息质量较低、不能满足农民现实生产需要等问题, 农村技术与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7]与此同时, 不少研究者和政府管理者把此种传播失灵的问题归因于农民缺乏科学素养、政府投入不足、农民分散化等因素。笔者认为, 这些因素固然折射出农业科技传播的现实困境,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由外而内、自上而下、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 很难让农民参与科技信息和媒介渠道的选择, 从而可能使科技推广和科普教育脱离农村和农民实际, 造成传播失灵。因此, 从渠道建设的角度看, 打破传播者与接收者二元划分的思维框架, 利用和改善具有自组织性质、多种媒介形态并存、符合当地农民信息接收习惯的农村“内生性媒介系统”, 或是改进农业科技传播的另一重要路径。

五、结语

与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相一致, 农业科技传播亦逐渐走出早先的“创新扩散”模式, 开始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参与和对话。反观当前我国的农业科技传播实践, 一方面, 政府主导的科技下乡活动、科普惠农新村计划、农村信息化工程等, 极大地丰富了农业科技的信息资源和传播渠道;另一方面, 这些传播实践基本沿循传者本位的“主导范式”, 未能充分回应当地的发展实际、发展需求和信息接收习惯, 从而导致传播失灵的现象。为此, 笔者尝试从技术的适用性和渠道的近用性两个角度提出农业科技传播的改进对策。当然, 本文只是在发展传播学视野下对农业科技传播所做的初步探讨, 有关农业科技信息在农村的传播、接收、使用以及社会效果等问题, 还需要在获取更多经验数据的基础上继续讨论。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反思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内源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开始在农村发展变革计划中被强调。与此相适应, 农业科技传播也逐渐走出早先的“创新扩散”模式, 开始关注和倡导不同传播主体的参与和对话。以此为观照, 破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的传播失灵问题, 必须从农村当地的发展实际和农民的发展需求出发, 在内容选择上强调技术的适用性, 在渠道建设上强调媒介的近用性。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农业科技传播,传播失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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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卫良, 李华, 赵素娟, 周红.中国农村科技传播中新媒体应用现状分析[J].北京农学院学报, 2011 (4) .

传播学视野下 篇11

关键词：外国文学 价值 影视传播

一 外国文学的价值

1 外国文学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和我国一样，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古国，像古代希腊、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巴比伦。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有的比我国的文学作品更加古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而印度最早的诗歌总集《吠陀》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产生了。而在公元前9世纪和8世纪之间，古希腊就产生了《荷马史诗》。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人，他们将自己思想编著成书，因此有诸子百家之说，而这个时期，印度也出现了释迦牟尼这样的思想家，佛教因此而产生；与此同时，古希腊也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出现，同时，这个时候古希腊戏剧也得到了高速发展，出现了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还有喜剧家阿里斯托芬。

2 外国文学的价值

外国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史。像通过荷马史诗，我们可以了解古希腊的强大和古希腊人民的英勇善战。这部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主要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经过，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以及古希腊人的思想状况；《奥德赛》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归国途中的遭遇，他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艰险，而他的妻子在家也一直等待他的归来。这些都表现了古希腊人民勇敢坚强、忠贞的美好品德。

古希腊的戏剧在表演上，通过演员的表情以及布景道具的使用，加上面具的衬托来揭示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对于后来的戏剧艺术都有借鉴作用。

古希腊悲剧大多取材于希腊神话，具有情节起伏跌宕的特点，一些戏剧冲突一直被后人模仿。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其中的宿命观点形成了戏剧的主要冲突，在今天的心理学中，“俄狄浦斯情结”成为“恋母情结”的代名词。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朔造了一个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崇高形象。

欧洲中世纪文学主要是指公元5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文学，这个时期，由于出现了基督教，因此也出现了许多和宗教有关的宗教剧。也由于宗教势力的影响，欧洲文学在期间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但欧洲此时出现了许多国家，也产生了各国的英雄史诗，这些文学作品让世人了解到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催生了大批欧洲作家，这些作品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提倡人性，反对神权，倡导个人解放，这是一次以人性反对神性的个性解放运动。这期间出现了意大利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他们的作品《神曲》、《十日谈》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难于逾越的地位。

法国有拉伯雷的《巨人传》，英国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作品，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些作品都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作。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主要是以人权反对神权，而启蒙运动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运动，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来反对宗教思想。这个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有英国的笛福，斯威夫特和他们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格利佛游记》；法国有伏尔泰的《老实人》、卢梭《爱弥儿》；德国有席勒和歌德的《阴谋和爱情》、《浮士德》。

19世纪是世界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发展是时期，这个时期的外国文学不仅欧洲出现了许多文学大家和作品，美国也有很多作家和作品出现。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红与黑》、《人间喜剧》；英国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俄国有果戈里和托尔斯泰的《死魂灵》、《战争与和平》；美国有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之后又出现了浪漫主义流派，法国的雨果和他的作品《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就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在20世纪，外国文学不仅作品多，创作方式也多样化，“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相继出现。

有些作家的作品，虽然不属于这些文学运动和流派，但他们的作品却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安妮·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用女性视角来观察生活，记录了当时妇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状况。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从另一个角度来描写美国南北战争。

外国文学的价值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主要是帮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历史、人文价值，外国文学的人文价值主要是尊重人性以人为本，倡导平等博爱的思想。

二 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1 外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开始于20世纪初。我国清朝末年，一大批有志之士认识到祖国的落后，加上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这批知识分子提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口号，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进。我国的一些文人学者开始到欧洲留学，将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清朝灭亡之后，我国的教育也进入到现代教育阶段，学习英语成为现代教育的主要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文学作品和世界历史一道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进以前苏联文学为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成为我国当时最主要的外国文学作品。

文革结束后，我国本土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空前发展，一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重新走进了读者中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与广大读者见面。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外国文学一般指的是欧美文学。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国文学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除了欧美，亚洲各国的文学作品也被源源不断地介绍进来，其中最多的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娱乐业高度发展，在我国青少年中形成了一股“哈日”“韩流”风，一些文学作品常常随着日韩电视剧成为青少年追逐的目标。而日本的侦探小说历来就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加上这两个国家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观念和中国有相通之处，因而很容易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2 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方式

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传播，时代不同，传播方式也不同。在上世纪初，外国文学都是以出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有无数的文学杂志问世，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就以小说连载的方式在杂志和文学报刊上出现。

自从有电影以来，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都被拍成电影向广大读者进行传播。有些文学作品是先有电影，读者才去购买小说的。像《飘》这部小说出版于1936年，1939年就拍成电影，由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名字叫《乱世佳人》。中国读者都是先知道《乱世佳人》，后接触《飘》的。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也在上世纪30年代被拍为电影，名叫《王子复仇记》。而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以及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文学作品也都被改为电影，有的还有多个版本，被多次拍成电影。

和纸质文本相比，电影的传播形式更加直观，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加生动，尤其是作为第二语言的电影服装，带给观众的感受是阅读无法代替的，还有外国人生活场景，他们的房子，餐厅，通过文字感受到的远不及电影表现的真切细致，这样更方便读者了解外国人的生活状况。

电影对外国文学的传播，另一个优点就是受众更多。外国文学由于文化的差异，在文字表达上和本土文学有较大的区别，尤其是人物名字，很多人读完一本小说，那长长的名字还记不全，但电影却很容易使人记住主人公的名字。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电视得到了普及。一些长篇小说都成为电视剧的主要表现对象，外国文学作品也有很多被拍成了电视剧引进到中国。在80年代末，中国曾经引进一部巴西长篇电视剧《女奴》，这部电视剧改编于巴西长篇小说《女奴伊佐拉》，中国观众因为这部电视剧才知道有这部小说，也逐渐了解到巴西的一些历史文化，知道他们出产甘蔗。

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除了通过文本、影视这些手段之外，还进行过作品移植。像上世纪90年代，安徽黄梅剧院就将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移植为黄梅戏，将这个故事改为发生在中国古代官宦之家，人物也全部是中国式的名字，但故事的框架和台词却是莎士比亚的，用这种方式将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

2006年，我国著名导演冯小刚也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移植为中国古代宫廷剧《夜宴》，拍成了电影。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的传播方式又成为网络传播形式，无论是古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是刚刚出版的外国文学，读者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电子版本，这样阅读起来更加方便。一些经典作品，不仅有电子版可供阅读，还有同名电影可供观赏。

网络上的外国文学传播，不仅有翻译好的中文读本，还有中英（法、德、日、韩）文对照本，方便那些有外语基础的人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文学作品，有的还有不同翻译家的作品供读者对比，有的是提供原文。

三 外国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外国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除了方便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以及人文价值之外，还可以通过将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和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进行对比，来提高我国文学的创作水平。我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在叙事上都是以顺叙为主，而外国文学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手法多样，倒叙、插叙，打破时空顺叙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样形成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就显得更加紧凑。这种创作方式影响了我国现当代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

外国的一些文学流派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也有影响，像美国的“荒诞派戏剧”这种表现形式，用夸张的手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这种方式一度成为我国喜剧小品的表现形式。而上世纪50年代流行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对我国作家莫言的影响就比较大，他的很多作品就借鑒了这种方式。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上要像世界先进国家那样高速发展，中国的文化也要成为世界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掌握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学推向世界，这也是外国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顺利：《新视野，新角度——浅谈外国文学作品欣赏》，《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2] 张瑛：《跨文化电影改编——从〈哈姆莱特〉到〈夜宴〉》，《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

[3] 李奥：《全球化背景下韩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解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曾琤：《中西跨文化传播效果差异性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传播学视野下 篇12

一、传播学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概念分析

我们每天都在接触, 甚至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些相关职业我们都耳熟能详。例如:主持人, 记者, 编导, 策划等等都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但是, 真正的让人们讲出广播电视编导的具体概念或者具体工作是什么, 人们就会不知所措了。在电视节目制作中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构思策划、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所以“编导”这一岗位需要的是全方位人才, 既可以做策划的工作, 也可以做导演和制片人的职位。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能力和敏锐的视野, 同时还必须具备并懂得大量的知识范围。这些, 并没有进行明确分工, 远远超出了个人所承受的范围。

在传播学的概念上, 顾名思义, 传播学用俗话讲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实现信息的传递, 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一种方式。那么, 广播和电视就成为了实现信息传递的桥梁和纽带。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而言, 这个纽带无非是科技发展的最先进的产物。而广播电视编导正是基于这些先进的媒介, 把图像, 文字, 声音, 动作等信息进行整合的技术编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属于一种技术媒介。中央电视台编导童宁先生曾经总结过电视节目是由“主持人”、“字幕”、“画面”、“音乐”、“同期声”五个基本单位组成。这一说法解释了电视就是传递信息的整合媒介。电视节目主要包括谈话节目, 新闻节目, 综艺节目, 纪录片等, 由此也可以把电视编导称之为电视节目编导。所以, 当广播电视编导作为学科进入学校教育时, 必然会呈专业化的发展态势。

二、传播学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发展现状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主要体现在新闻学和艺术学的学科中。最初的信息传播是靠报纸, 电影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外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广播, 电视, 网络继而出现。属于后现代传媒。1998年开始,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转变为艺术类, 受到了广大考生的关注。同时, 很多重点院校 (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等) 都开始招收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生。这个专业受关注的程度不断上升。但同时, 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中, 很多高校在教育方式和教育方向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 教育方式脱离实际, 教育环境偏向虚拟化, 注重电视网络的传播。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比较偏向于影视剧, MTV等虚构的创作中。但是对新闻和纪实类节目的教育淡泊, 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的方向上有所偏差。另外,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 并不注重报纸等文字媒介, 主要以电视, 网络为主。第二,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中, 很少设置文字编辑等专业性较强的教育。在编导的职业中, 文字是以基础存在的传播媒介, 很多工作中都会涉及。在专业课设置中, 设置针对性比较强的教育专业, 这种设置符合了教育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宗旨。

三、传播学视野下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定位

1. 文字作为人类最先掌握的符号系统, 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的基本方式。一些抽象性的事物或者是一般规律都可以通过它表达出来。同时又可以锻炼人的思维。比语言的使用要更加严肃和认真。虽然, 电视媒介作为当前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 但是电视媒介本身也是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 比如字幕和配音等。这些方式都是用来加强人们的记忆力, 同时又保证了表达意思的准确性。另外, 电视编导在工作的本身也都以文字为基础。例如, 在节目前期, 编导的节目策划, 采访纲要, 电视脚本等, 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现的。所以, 在学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课程的设置中, 应该专门设置针对广播电视编导工作的文字教育学科, 使其在工作中使用正确和严谨的文字表达内容。

2. 电视媒介和影视媒介使人类的交流方式变得简单化和传统化。

同时它又使传递的信息生动化和情境化, 这样可以增加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更能够生动的体现要表达的含义与内容。两者也是编导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所以在高校的专业课程的设置中, 必须增强对个别专业的要求, 使学生学习的内容减少虚构化, 增加实际工作中可以运用到的知识, 并使其专业化。

摘要：广播电视编导这作为新兴的一项职业, 适合了社会科技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发展, 社会人才的需要, 一些高等教育学校设立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但是, 由于对这一行业并不熟知, 所以一些学校在对它的定位上有些偏差。文章从传播学角度出发, 对广播电视编导的概念进行分析, 了解当前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现状, 并提出一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定位。

关键词：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模式,科学定位

参考文献

[1]徐秋艳.电视编导、电视制片人英译文辨析[J].中国翻译, 2006 (4) .

[2]童宁.电视节目结构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3]张海欣.综合类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初探[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