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共12篇）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1
摘要：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指的是新闻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能够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缺乏国际化的水平,缺乏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相互融合。为了突破这些缺陷,就要以国际学界最关注的理论为基础,以流利、地道的英语为前提,通过设置奖惩体制、从课程设置、学术英语教育等方面加强学术训练等方法,从而实现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
关键词：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国际化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论文发表数量也大幅度增长。并且伴随着新闻传播教育规模的扩张,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视野也逐渐提升。但是其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还不理想,仍然没有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新闻传播学的SSCI期刊数量有限,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的数量还很少,不利于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因此,根据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现状,在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期刊发表文章,要注重文章的被引用率和实际影响力。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国际化的现状
早期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具有致命的认识论缺陷,是一种二元框架,即中国经验用西方理论加以验证。这种方法不但不能创造出中国的传播学,更大可能拓展和强化了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用中国的经验丰富了西方理论的案例库。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通过应用中国的经验材料,利用西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去努力验证过本土化。这些研究并没有发展理论,只是为相关理论做了一个实证检验,并且方法的科学性也有待推敲,不能作为国际传播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被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同样也是研究本土问题,如:香港中文大学陈文韬虽然也是从本土化角度上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问题却是当社会的权力结构更替时,媒介与权力结构是如何互动的。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很少关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关注大众传播的比较多。而在国外,传播研究积累了各种传播形态的研究,传播研究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规范化的趋势。由此可见,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内容上,为了真正提高本土化水平,只有了解国际新闻传播学界最前沿的研究状况,才能与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进行教育对话,才能使自己的研究领域得到扩展。
二、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环节
(一)通过发展理论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缺乏理论关怀,满足于对策研究中,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没有实际根据。因此,学术要为理论做贡献,要回归到学术上,只有这样才能验证、批评和整合别的理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目标是提出、发展原创性理论,这种目标能够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我国香港地区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真正提出了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如: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上,祝建华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而大陆还没有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
(二)通过国际化的方法去组织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学者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从事的大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存在着较大的所以性、自发性、习惯性。而定量研究则经过了以受众调查为主和运用定量研究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能够推动学科发展,如:通过实验法,伽利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当然研究方法还应该包括定型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在实质性领域、风格上,经验研究也成为“洋八股”,都有类似的结构。“洋八股”能够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结构中,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能够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研究和文献之间的关系等,研究者也能周密、清楚的思考这些关系。因此,为了成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研究,就要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
(三)通过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英语是发表国际论文的主要语言。但是目前很多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都有“中国式英语”、“翻译腔”,英语能力仍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在投稿的时候,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就不可能参与评审,甚至被审稿人退稿。因此,为了实现国际化就必须要有流利、地道的英语水平。如:Salager-Meryer通过研究发现,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与语言以外因素的影响会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因此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而Flowerdew和St.Joah通过研究和调查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了英语非母语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阻碍,其主要体现在局限在简单的英语上,词汇量不足,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缺乏精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手段,因此,研究者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通过英语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从而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策略
首先,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国际化水平,就要实施激励制度,设置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如:职称评定采取SSCI论文发表或英文论文发表要求制度,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并且要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论文发表单独评奖制度,要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并且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在SSCI上发表文章,从而提高研究者的国际水平。其次,要对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上的训练。通过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或者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长期、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国内大学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SSCI发表文章,改革当前博士生招生制度,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生生;在传播学SSCI期刊的基础上,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如“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等必修课,并且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要提供方法要求,如:结构方程模型、分层线性模型等;为了使学术新生力量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高校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等途径,增强其英语知识结构合语言能力,从而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邵培仁,王启超.新世纪国际传播学研究的镜像与镜鉴——以《传播研究》刊载论文为例[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01).
[2]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9).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2
近年来，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应对媒介融合变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亟须走出固有的狭隘的人才培养思路，建构全新的育人、育才理念，主动融入时代大潮，服务社会。其中，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应该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发展走向。
一、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
媒介的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闻传播的进入门槛，越来越多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也能够比较方便地加入到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教育就不需要了，未来的新闻传播业仍然要靠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主导。因此，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仍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头戏”，这也是其学科价值所在。
（一）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需要具备“全套”传媒技艺的职业新闻传播者。因此，加强传媒技艺教育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相对于单一媒介的新闻采编人员而言，融合媒体的编辑、记者需要掌握交叉使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播手段开展新闻报道的能力。所以，高校今后的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具备多种媒介业务操作技能。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常常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广泛领域。记者、编辑只有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视野，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和把握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更有成效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我国不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记者应该是个杂家，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知识。实践表明，单纯注重媒介技艺而轻视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将使学生在专业上缺乏长远发展潜力。新闻工作者业务上的专、精、深，往往需要多学科素养作铺垫。特别是传媒业的数字化发展，弱化了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性要求，使得普通人略微花点时间也能掌握新闻传播的一般性技能。但是，将新闻报道做精、深、透所需要的相关人文社科知识素养却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迅速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和久长时间的消化、吸引和积淀才能形成。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在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时需要将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
（二）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兼顾。在媒介融合趋势下，随着非职业新闻人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增多，职业新闻传播者更加需要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精、深的业务实践能力以体现比较优势，确立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兼顾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
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今后新闻工作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同业竞争，职业压力与职业风险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势下，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工作者能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履行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职能，有效服务社会的重要保障。新闻传播教育要向学生传递新闻职业信仰，教给他们应该遵守的行业规则和职业伦理；要让他们树立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事业心，传承前人优秀的新闻职业精神、职业理念和职业风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要求和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才可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自觉抵制各类不正之风，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另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杜绝片面的理论说教，要让理论与实践以合适比例相结合，重视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建立一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的课程体系成为新闻院校的重要课题。”[1]不仅要培养和锻炼学生采、写、摄、录、编等多项业务技能，还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媒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建构新闻传播职业修养。
二、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
从长远看，媒介的融合发展消除了传媒业固有的业态分隔，有利于我国传媒业的资源整合和资本重组，从而为传媒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传媒经济的繁荣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不过，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传媒经济的繁荣，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保证。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传媒业已经由依赖名记者、名编辑的时代进入了更加需要出色的媒体经营者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关注传媒业发展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应该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走向。
（一）关注传媒业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业发展。媒介融合不仅消除了不同形态媒体间的行业壁垒，同时也促进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电子通讯间的产业融合。习惯了“划地而治”和有等级差别的中国新闻媒体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进行改革，突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和区域限制、行业限制，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以推动整个传媒业的加速发展，需要理论界能够及时给以指引。我国现有的新闻媒体中报刊部分是事业单位部分是企业组织，广播电视都是事业单位，出版社和网络公司则基本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组织。众所周知，事业单位与企业组织之间存在着角色冲突，二者融合到一起，该怎样发展？传媒业的融资问题如何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又如何划分监管权限、履行监管职责？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对策研究提供支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无疑可以借助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有效地分担上述难题，进而导引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二）培养媒体职业经理人，推动传媒经济走向繁荣。从国际趋势来看，中国传媒业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获得充分发展，必须借助资本市场这一杠杆，运用资本运营手段来筹措资金、加速扩张。同时，中国传媒业运行的侧重点也要由新闻采编、报道策划转移到经营管理上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传媒业日渐意识到经营管理对其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显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经营管理非常滞后，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极度短缺。“而我们当前新闻媒介缺乏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高层管理人才、既擅长新闻采编又精于策划组织的中高层新闻人才。”[2]中国传媒领域迫切需要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完全意义上的优质传媒职业经理人来为媒体服务。在当今中国，传媒业往往既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又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任务，还履行着产业经营主体职责，传媒业在发展中需要兼顾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媒体利益等多重诉求间的平衡。因此，中国的传媒经营管理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有政治头脑和国情意识，具备把握政策走向的能力；二是熟悉新闻业务，懂得采编业务的具体运作；三是媒体经营管理的能力，深谙管理、营销、财会、金融投资等经管知识。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入，中国传媒业越来越需要熟知国情，懂得新闻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理念及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传媒职业经理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要主动顺应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将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发展取向。
三、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由传媒系统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己经成为人类社会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之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系统。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形塑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而媒介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使得人们对媒介环境的依赖度继续增强。人们不知不觉间习惯了依照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社会、理解社会，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势下，媒介素养即具备合理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于生活于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位公民来说日益变得重要。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中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让人们见证了公民媒介素养缺失的可怕性。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大众，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因此，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刻不容缓。在目前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缺位的情况下，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机构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责任，成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
媒介素养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早期的媒介素养主要是使用语言文本的能力，随着电子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媒介素养逐渐从使用声音、视频媒体的能力发展为使用多媒体的能力，尤其是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能力。同时，媒介素养的层次也从当初简单的读写能力，发展到能够理解媒体内容和形式后面的权力关系，能够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并使别人能够理解。在媒介融合时代，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意味着掌握了一套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意味着具备了一种把握世界和介入世界的理想方法。它要使人们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既能理解其意义，又能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并具备一定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以解决他们如何与媒介相处的教育，既要培养他们认识媒介、理解媒介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在资讯日益发达、人际网络日益紧密、媒介生产环节日益为受众所熟悉的今天，受众不仅仅要行使自己作为媒介内容消费者拥有的反馈的权利，而且要行使一定程度参与媒介制作的权利，至少在某个制作流程上可以发挥一定作用”[3]。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公民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文明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不仅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是一件幸事，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件幸事。综上所述，面对媒介融合发展态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主动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开拓创新，积极调整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思路，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黄楚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J]。当代传播，2010（6）。
[2] 杨娟。对我国媒介融合现状的人文思考[J]。新闻界，2010（5）。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3
关键词：知识图谱 新闻学与传播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10-07
Visualiz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methods. It can be used to show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research evolution. The paper utilizes knowledge mapping tools to display 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document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 （2000-2011）.
Keywords knowledge mapp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通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文献的计量与评价，可以展现学科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1]的提出，遴选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以这些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与评价可以获取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变化。
白云将CSSCI（2004～2006）收录的15种新闻传播学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与评价，从文献类型、语种、篇均被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2]。段京肃以CSSCI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数据为基础，从引文类型、引文文种、基金项目等方面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计量与评价，并列出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学术机构和著作[3-5]。胡媛帅等从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两个方面，对CSSCI（2004～2006）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科学评价，并对这些期刊进行了层次划分[6]。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对CSSCI（2000～2011）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多角度计量，从研究热点、被引文献、被引作者以及作者合著等方面展现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情况。
在可视化分析前，文章对2000～2011年间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数据进行了清洗，去除公告、通信、未标注作者文章等无效发文和网络引用及未标注作者引用信息。接着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作者合作图谱进行具体分析，图谱中主要指标为频次、中介中心度以及突变值。频次为当前评价知识单元出现次数，中介中心度为当前知识单元在网络连接中过渡作用的重要程度，突变值表示当前知识单元在某一时间片前后的重大数值变化。此外，图谱中点的数量由聚类参数Modularity Q控制，在0.4～0.8之间表明图谱较好。
2 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可以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
为了显示效果，本文将所有关键词标签字体大小进行了一致化，标签的显示数量由频次进行控制。图中关键词对应圆环大小与其频次成正比，节点间连线代表相关关键词共现情况。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关键词，文章列出上图中出现频次200以上的关键词28个（见表1）。
可知，科技期刊、书评、新闻报道、中国出版业、编辑工作、编辑和学术期刊是这12年来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们使用频次最多的关键词，由于图像节点较多，因而中介中心度值均接近0。从整体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大部分热点关键词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对于这些关键词突变情况不予考虑，将其突变值设为-。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及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特绘制关键词Time Zone视图（见图2），该视图是由一系列柱形区域构成，这些时区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节点的位置代表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由此可以直观的演示和发现关键词变化情况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1）新闻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纽带。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体、新闻采访、新闻摄影等等。这部分研究在图谱中位于中心位置，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2）编辑工作与出版研究一直是这12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编辑、编辑工作、出版、中国出版业、图书营销、图书出版等关键词，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下方，相关关键词频次较高但数量较少，表明这部分研究相对集中。在2004年左右，出版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点，相关关键词包括图书出版业、出版企业、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等，这表明国家对于出版业的调整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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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评论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相关关键词主要是书评，作为图书出版重要传播媒介，书评与图书出版、图书质量、著作权等关键词具有较大关联，在图谱中位于下方。由于其研究内容与图书密切相关，因而主题相对泛化，与其他学术热点关联较少。
（4）科技期刊研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关键词包括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和期刊质量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下方。其中，科技期刊在12年间出现频次逐渐增加，表明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是今年啦新闻学与传播学稳定增长的研究点。
（5）传播研究。主要关键词包括传播学、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电视新闻、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等等，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上方。由图谱可知，对于传播媒体的研究是十二年间学者关注的重要组成，而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称为近年来的研究增长点，其中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在2006年产生较大增长。
（6）数字出版研究。数字出版在2006年成为学科较大的研究增长点，相关关键词还包括出版改革、出版产业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上方。虽然与其他关键词连接较少，但这部分研究在近年来的增长较大。
3 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3）可以揭示在十二年间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所代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成正比。同时，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文献被引情况，文章列出了被引频次大于30的23篇文献（见表2）。
为了更好地理清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引文随着时间的推演进程，文章绘制了文献共被引时间线视图（见图4），并按频次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图中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所代表引文的发表时间，各条横向粗线的长短代表各个聚类所跨时间的长短。
由图可知，引文发表年份分布在1955至2009的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85到2009年间。通过综合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将2000～2011年间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五大领域：
（1） 新闻学相关文献。1983年毛泽东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92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3年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1994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98年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9年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2000年郑超然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1年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2002年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2005年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6年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新闻学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 传播学理论相关文献。1984年施拉姆·威尔伯的《传播学概论》、1987年麦奎尔·丹尼斯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5年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7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9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000年赛佛林·沃纳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4年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和费斯克·约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6年麦奎尔·丹尼斯的《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传播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 科技期刊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1998年陈浩元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1999年王利群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网的形势与思考》、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2）》和蔡玉麟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2004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和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200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5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任胜利的《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郭玉的《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和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合理合法》、2008年姚远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2009年郑筱梅的《期刊网络化趋势及科技期刊应对策略》，这16篇引文组成了科学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编辑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和王立名的《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2000年格罗斯的《编辑人的世界》、2001年胡传焯的《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学》、2002年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2003年任火的《编辑独语》和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8篇引文组成了编辑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 传播媒介相关文献。2000年麦克卢汉·马歇尔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000年菲德勒·罗杰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2000年戴扬·丹尼尔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2000年波斯特·马克的《第二媒介时代》、2000年喻国明的《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年黄升民的《重提媒介产业化》、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1年张国良的《新闻媒介与社会》、2001年史蒂文森·尼克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2002年梅罗维茨·约书亚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4年张惠民的《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这11篇引文组成了媒介文化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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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作者共被引图谱（见图5）可以展现对2000～2011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郭庆光、陈浩元、任胜利、游苏宁、方汉奇等学者分别位于图谱相应区域的中心，是这12年间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是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机构作者。麦克卢汉·马歇尔、赛佛林·沃纳是被引较多的国外学者，同时附上其译著翻译作者。为了更详细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引用的相对重要的作者，文章给出了被引频次大于130（包含130）的23位作者（见表3）。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和陈浩元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为了更直观的辨清这些被引作者的具体影响领域，文章通过自动聚类标签LLR算法来对图中各个聚类进行标注（见图6）。
图6中带“#”号标签为聚类标签，该标签是引用了相关作者的发文关键词聚类中心词汇，以此为依据，综合表3、图5和图6，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学术群体：
（1）新闻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良荣、方汉奇、任胜利、甘惜分、杨保军等。其中，部分学者发文数量虽不突出，但其论著的被引数量却很大，如方汉奇、任胜利、李良荣等；
（2）科技期刊相关研究。代表人物有陈浩元、李兴昌、王立名、金碧辉、戴龙基、格罗斯、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雷群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等。这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又可以继续划分为期刊编辑研究和期刊评价两个领域。
（3）传播学研究。像陈力丹、喻国明、施拉姆·威尔伯、麦奎尔·丹尼斯、李彬、张国良、胡正荣、郭庆光、赛佛林·沃纳、埃默里·迈克尔、陈卫星、麦斯克·约翰等这些人都有较高的引用频次，这个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相对较多，表明了在传播研究中国内学者较为重视对国外研究的引用。
5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作者合作图谱（见图7），通过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揭示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动态。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学者，文章列出了2000～2011年发文量大于25篇的33位学者（见表4）。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有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强度。在图中满足阈值的学者中，多数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合作关系，学科整体合作不理想。在图谱中，在中心位置上，可以清晰观察到以游苏宁和陈力丹为核心的两个较大合作团体。以游苏宁为核心的团体包括刘冰、石朝云、金东、吕相征、袁桂清、钱寿初等学者，该团队主要以医学期刊研究为科研合作对象。以陈力丹为核心的团体包括郭镇之、王晶、钟紫红等学者，其研究主要是新闻学研究。此外，图中还存在：以胡智锋为核心的四人团队（包括：孟建、杨乘虎、顾亚奇）；以张国良为核心的三人人团队（包括：朱春阳、李本乾）；以任胜利为桥梁的三人团体（包括：曾建勋、宋培元）；以喻国明为连接的三人团体（包括：王斌、张佰明）；以童兵为核心的三人团队（包括：张涛甫、张晓锋）。
通过综合查证分析，可知上述各个小团体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其中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科学杂志社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较多的存在着师生关系，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
6 结语
可以看出新闻研究、编辑出版研究、传播研究、科技期刊研究是十二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图书评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数字出版是近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增长较快的研究点。通过文献共被引图谱，理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并通过时间线进行展现。通过作者共被引图谱分析，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展现了对学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最后，从作者合作图谱展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合作情况，本学科内学者合作多以小团体出现，团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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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云（1970-），女，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研究馆员；许建平（1993-），女，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本科生。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4
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的研究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所刊载论文的作者为研究样本, 这是因为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主要登载、发表国内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最新成果, 代表国内新闻学和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 因此选择其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数据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通过CNKI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4~2011) 所刊载论文共计1253篇, 剔除非学术论文记录共得到1170篇;然后抽取作者合著论文共计412篇, 涉及376个作者;合著率为0.35, 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为1.93个。
处理方法。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软件Node XL (V1.0.1.201) 对所获取的合著网络分别进行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并简要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2 结果分析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合著的概况。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合著整体情况, 从图1中可以看出, 1994年到2011年, 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合作次数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跟因为随着研究对象和问题不断复杂化, 越来越多的问题超出了单个作者所能解决的范围, 合作研究成为必然的趋势[1], 但从整体上看, 由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多以定性描述为主, 定量研究相对不足, 导致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合著比例远远小于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合作研究, 也小于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合作水平。
合著网络聚类系数与平均距离。网络的聚类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网络的聚集程度。节点的聚类系数表示网络中与该节点相连的节点之间相连的可能, 对网络中所有节点的聚类系数求均值可得到整个网络的聚类系数, 而平均距离表示了可达网络中任意两点间能够达到彼此的最短路径的平均值。[2]据此对图2所示的合著网络进行分析, 得出其聚类系数为0.283, 平均距离为1.088, 直径为6。这说明与随机网络相比, 我国新闻传播学作者合著网络的聚类系数高、平均距离短, 显示出较强的“小世界”效应。聚类系数高表明与同一研究机构具有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之间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 而短路径意味着新的科学发现更容易通过学术合作网络进行传递[3]。
合著网络的度分布。度是指与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4]图3为度分布的单对数坐标图, 度的分布服从幂指数为-1.2038的幂率分布, 表明网络具有无标度性。这表明,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同作者的合作情况差异很大, 大多数作者的合作次数很少, 少数作者广泛的合作, 使这些作者具备较强的知识共享和传播能力。为了保证知识流转的顺畅, 应充分发挥这些作者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合著网络的中间中心性。网络中, 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其他两点之间的路径上, 可以认为该行动者居于重要地位, 因为他具有控制其他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交往的能力, 根据这种思想来刻画行动者个体中心度的指标是中间中心性, 它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5]。对本文的合著网络进行中间中心性分析, 得到排名前27位的机构 (见表1) 。中间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 可以理解为一个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节点的“中间位置”[6]。中间中心性大的节点将对合作网络的联通起到重要作用, 并为其他机构之间的潜在合作创造条件。
通过表1得出, 在本文所构建的合著网络中, 武汉大学的夏倩芳教授、张明新副教授, 清华大学的刘建民教授在合著网络中间中心性排名中居于前列。也就是说他们在我国新闻传播学合著网络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对于合著网络的连通性及网络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是我国新闻传播学合著网络的核心节点。同时, 即使是取前27名作者, 不同作者间对合著网络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地差别, 因此, 对于关键作者的发现, 有利于我们在宏观科技政策上加强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管理和优化。
合著网络的派系分析。派系是指包含三个及以上节点的最大完全子网络。[7]本文通过对图2的分析发现, 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存在明显的凝聚子群, 其中最大的子群中存在着14位作者和21个合作关系。根据对这些作者所在机构的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人民大学确、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是构成我国新闻传播学合著网络凝聚子群的最重要来源, 这些机构对维持整个合作网络的结构和发展起重要作用。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机构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 但另一方面, 从促进知识扩散和创新的角度来看, 却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3 结论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4~2011) 论文作者信息的抽取, 本文构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作者合著网络, 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基于对一些基本网络特征, 如节点数、聚类系数与网络直径等指标的分析,
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 许多作者没有融入主要的合作网络, 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特性;国内知名的学者拥有很强的合作频次, 并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合作网络的核心群体, 他们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合作网络的联通和知识的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保持和提高这些作者的研究水平, 对于更好地强化知识传播, 加快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科学发展具有显著地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仅选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一个刊物的数据, 虽然该刊作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期刊,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 而不可否认的是, 数据选择范围的相对狭小或多或少会对结论产生影响。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工具来探索和揭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传播的规律与趋势。
摘要：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不同角度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合著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初步探索和揭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传播的规律与趋势。
关键词：新闻传播,合著,网络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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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简历 篇5
姓名：XXX
性 别：女
出生年月：1984-9-27
最高学历：本科
现居住地：河北省-保定市
工作年限：一年以下
联系电话：0311-86666666
求职意向
应聘类型：全职
应聘职位：行政经理·行政主管·办公室主任,行政专员·助理应聘行业：政府/公共事业/非盈利机构,媒体/出版/影视/文化/艺术期望工作地区：保定市
期望月薪：面议
自我评价
工作方面：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做事勤奋诚恳，自信上进。
学习方面：虚心，爱钻研，能学以致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心理方面：自我调节能力较好，个人亲和力较好，善于沟通和交流。
综上所述，本人有管理经验，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能接受必要的工作安排,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有责任心较强的分析能力，希望能够担任行政行业里的岗位。
工作经历
孝感市移动营业厅-7至2006-8：见习助理
所在部门：大客户办公室
工作描述：配合经理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做好文档管理工作，并负责文件、资料的收发和日常接待，以及其他日常行政支持性工作。同时，在经理的`指导和同事的帮助下对公司宣传策划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和策划，并负责相关宣传文章的写作及网上文章发布等。
教育背景
-9至-6学校名称：湖北省孝感学院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
取得学历：本科
校内活动职务描述
2005-2006 担任书法协会秘书长
在担任此职务期间，负责与其他学生团体之间联谊、竞赛等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负责参加国家、省、市级的大学生书法比赛的组织工作;对本学生团体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2006- 担任校学生会办公室主任,校报一版编辑
主持办公室本身的内务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上船下达，负责学生会有关器材、资产的登记、保
在校获奖情况
2006-5 获特等奖学金;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2007-9 一等奖学金;社会实践优秀论文;学习竞赛二等奖
-6 优秀教学联络员;优秀寝室长
2008-10 二等奖学金;学习竞赛一等奖;校级三好学生
在校实践
2006-7至2006-8实践公司名称：孝感市移动营业厅
所在部门：大客户办公室
所任职务：见习助理
实践描述：主要工作内容：配合大客户经理管理日常事务，做好文档管理工作，并负责文件、资料的收发和日常接待，以及其他日常行政支持性工作。同时，对营业厅新近的业务和活动宣传策划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和策划，并负责相关宣传文章的写作及网上文章发布等。
IT技能
掌握VF语言，对C语言有简单了解;能够熟练运用Office软件、Photoshop软件等操作能力：能够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编辑整理公司的相关材料和各类信息,并且能够使用Photoshop软件,处理和构成本公司网页上的宣传图片,此外,还具备使用视频软件和声相处理软件的能力,例如会声会影等
语言技能
外语语种：英语外语水平：六级
培训记录
所获证书名称：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
培训详细描述：7月,在孝感市卓越电脑学校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获得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
所获证书名称：高级秘书资格证
培训详细描述：月,在孝感学院财经政法系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获得了高级秘书资格证
所获证书名称：教师资格证
培训详细描述：9月,在孝感市教育局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获得了教师资格证
特殊技能
特 长：播音主持,交际舞
社会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和“湖北省移动千名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
荣 誉
获特等、一等奖学金;
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被教务处评为“院系级优秀教学联络员”;
学习竞赛分别获一、二等奖;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探析 篇6
[关键词]高校 新闻传播学 教育 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浅析我国新闻传播的改进措施 篇7
一、当前新闻传播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1. 新闻传播发展体系陈旧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国内新闻传播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 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 还逐步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是, 同我国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不断增长相比, 同现代科学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相比, 同我国在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形势相比, 我国的新闻传播能力还是明显跟不上脚步, 因此, 改善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发展体系已成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2. 很多新闻缺乏权威性和可靠性
现阶段, 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强调新闻信息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期间, 很多杂志社的新闻记者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 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和发行量, 不免会存在信息来源不可靠的部分。不少传播者在筛选他们所关注的信息时缺乏专业训练, 并且又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公正客观, 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读者, 对广大读者产生误导, 事态严重的还会造成社会恐慌, 所以新闻传播必须具有权威可靠性。
3. 新闻传播中存在信息泛滥的现象
基于当前新闻传播的快速发展, 当前信息传输跟信息容量等方面确实填补了不少传统新闻传播中的缺陷, 许多大型新闻传播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传播、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新闻信息如洪水泛滥,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一涌而来, 许多报刊杂志以及网站上面都会插入一些不相关的信息来增加人气, 甚至还有不少违法品也出现在这些页面中。因此, 在信息泛滥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丧失了新闻信息的严谨性与深刻性。
二、改进新闻传播发展的具体措施及应用
1. 创新新闻传播的管理体制, 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创新新闻传播的管理体制, 必须从以下几点加以改进:首先, 要加强重要媒介建设。要逐渐建设深入基层的工作机制, 深入群众, 时刻关注社会民生问题, 健全新闻的反应机制, 能够快速的做出当前社会舆论的权威回应, 积极把握社会舆论的引导机制, 并且增强与群众的互动能力, 以文新报业集团为例, 该集团建立了在行业内比较领先的网络管理基础平台, 首先从媒介建设方面加以了改进, 增进了媒体与群众之间的交流, 真正的实现了深入群众、服务于群众的本质, 让群众能更好的了解国内重大事件。其次, 加强国际社会的传播体制建设。国际传播媒介必须紧紧围绕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方面, 切合实际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国际形势的新闻信息, 主要扩大我国对外的宣传, 加强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最后, 新闻传播媒介还得围绕加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方面展开报道, 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 那么我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必须加强, 这样才能符合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
2. 注重新闻原创和感染力, 增强新闻的权威可靠性
各新闻传播媒介必须定期召开相关会议, 集中所有人员进行素质教育, 并集体讨论自己在工作中的得与失, 让大家都能分享一下他人的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成长的更快。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人员的相关准则, 并制定出相关的惩罚措施, 激励员工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不得作假, 深刻反映当代社会的本质以及时代精神。新闻记者也需要自己开动脑筋, 从各种思路、角度考虑如何来报道出一篇好的新闻, 能够抢先报道重大题材的新闻的机会不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把握好这些机会, 快速的作出反应, 才能做出独家报道。其次, 针对不少人员想利用一些虚假新闻来提高知名度, 有关部门也可以在新闻发布上做出一个权威性的回应, 强调新闻可靠性的相关法律法规, 这样才能减少虚假新闻, 让那些思想不正的新闻传播者死了这条心。
3. 提高信息引导力和吸引力, 改善信息泛滥的现状
增加新闻信息的可读性可从以下几点入手:其一, 强化读者意识。一篇文章要想吸引读者的眼球必须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深入读者内心, 关注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内容, 这样的新闻才能报道到点子上去。其二, 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 重视新闻中的表现形式。完美的表现形式能使新闻更加的深刻, 更能引人注意, 所以新闻发布者必须在新闻中将内容表现的更充分、更加具体、更加完美。精彩的新闻内容不会让人觉得失了品位, 只有这样的新闻才有丰富的价值, 更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其三, 出色的新闻版面编排也是一种艺术。版面编排就像是一个人的脸, 一张漂亮的脸蛋当然会吸引人的眼球, 通过各种手法强化版面编排设计, 新闻内容不的同版面的编排也可以形式多样, 让传统的版面编排“活”起来, 不再像之前的一成不变, 换种风格换种心情。
三、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只有从创新新闻传播的管理体制, 注重新闻原创和感染力, 以及提高信息引导力和吸引力以上三个方面对我国的新闻传播的各方面进行改善, 只有站在读者的角度才能提高新闻的可读性, 在内容、结构上不断创新, 不断提高我国新闻传播的能力, 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摘要：本文基于工作实践, 分析了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并着重介绍了创新新闻传播的管理体制, 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注重新闻原创和感染力, 增强新闻的权威可靠性以及提高信息引导力和吸引力, 改善信息泛滥的现状等具体改进新闻传播发展的措施及应用。希望有关人员加以借鉴和参考, 从而探讨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 逐步改善当前新闻传播的现状, 促进新闻传播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新闻传播,发展,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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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8
《新闻与传播》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文摘类刊物, 月刊。 该编辑部通过对全国主要新闻学、传播学专业期刊和学报进行精心筛选, 选择已发表论文进行全文转载, 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权威性刊物。 通过对该刊被全文转载论文的研究, 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和研究热点。 本文选取2011 年至2013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2011 年全年合计转载论文181 篇, 2012 年175 篇, 2013 年163 篇 (因出版时间关系, 本文未统计第12 期) , 三年合计519 篇。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统计工具, 将所有论文进行编码统计, 在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具体研究方法是将所有论文根据其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二级编码, 研究领域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对2012 年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1], 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4 个类型, 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 (不包括微博) 、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首先需要说明, 由于目前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普遍, 在研究领域编码过程中, 实际存在着编码误差。 研究领域的14 个类型之间也有交叉, 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对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和分析, 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的变化。
本文具体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显示当年被全文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二是通过年度统计数据的对比, 描述每年被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的变化;三是统计高比例被转载的论文作者和原文出处, 以此形成一个观察当前学术期刊和研究者的小窗口。
二、2011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分析
《新闻与传播》2011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 (以下简称论文) 181 篇。 分布在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14 个领域, 布局如图1。
在这14 个传播领域中, 中外新闻传播史论文11篇, 其中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占8 篇, 比重非常高, 这和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民国热有直接关系。
新闻理论论文39 篇, 研究主题涉及新闻理论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 包括从建构论角度重新定义新闻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2]。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论文共10 篇, 学者讨论了媒体传播权[3]、记者采访权、媒体防卫性权力在媒介审判中的异化[4]以及传媒法和诽谤案件改革等话题, 显示了新闻法治的急迫性和复杂性, 对于媒体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媒公共性”问题上, 对于媒体功能的讨论集中在媒体舆论监督和媒体能否促进民主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 我国应该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信息公开测评体系, 改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指数的“自我评价”[5]。 媒体与权力的研究主题包括泰国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控制[6], 以及欧美学者对新媒体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探讨。
新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新闻业务领域的研究论文较多[7], 但2011 年被全文转载新闻业务领域的论文较少, 只有9 篇, 其中有3 位学者研究《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 这3 篇论文比较趋同的特征是理性较强, 探讨了新闻业与市场、新闻业与政府的关系[8];环境新闻研究论文2 篇;如何治理媒介“乱象”的论文3 篇。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基本向新闻理论研究方向延伸, 狭义的采写编评摄的新闻业务研究论文没有被转载。
2010 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整体方案》, 明确了国家政策导向, 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的讨论比较热烈。 经统计, 2011 年传媒经济论文18 篇, 其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7 篇, 媒介经营管理的论文11篇, 都是在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背景下展开的, 其中写报业转型的论文有1 篇。 本文把广电媒介经济的论文归类到广播电视领域, 那么实际上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已接近30 篇。
传播学论文16 篇, 总体反映了传播学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 传播学研究不断突破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范畴, 提出了新的理论假设, 引起西方传播学新的研究成果, 如研究者提出大众传媒的“期望设置”功能[9], 媒介正义论[10]、媒介尺度论[11]讨论了传播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 传播学基础研究6 篇论文多是从传播学学科建制、传播学研究范式、传播学本土化等角度成文。
舆论学论文4 篇, 主要讨论了舆论引导体系构建、公民言论空间和谣言的社会学解读。 另外, 研究“网络舆论”的论文有8 篇, 说明舆论学研究的重心已转向网络舆论。 本文将其归类到网络传播统计当中, 包括网络舆情、网络舆论事件、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谣言传播机制。 网络传播论文共21篇, 研究主题除网络舆论外, 还有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新闻评论、网络问政、网络水军、网络群体事件、网络公关、网络传播特征等主题。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14 篇, 多是讨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26 篇, 研究广播的论文只有3 篇;研究电视“公共性”或公共电视的4 篇, 其他多是研究广电体制改革、节目创新和收视率等问题。
新媒体研究 (不包括微博) 论文5 篇, 其中有3篇讨论新媒体新闻生产和产业格局, 1 篇反思 “全媒体”, 1 篇提出数据库成为消费社会的 “超级全景监狱”[12]。 微博研究论文4 篇, 主要从网络传播学出发讨论了微博的社会功能。 广告学论文11 篇、新闻传播教育论文3 篇, 主要讨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问题。
三、2012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 2012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格局如图2, 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2012 年中外新闻史研究论文共12 篇, 研究主题比较分散, 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10 篇, 外国新闻史研究论文2 篇, 潘祥辉反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13], 卢家银比较了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时期的新闻自由理念[14]。 中国新闻史研究包括孙中山新闻思想、晚清传媒公共性、林语堂新闻舆论改良观、五四时期湖南报刊考察等; 黄旦提出中国近代报刊认知起源于“媒介就是知识”[15]。 另外, 有学者考证了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控制[16];李彬和张垒回顾了新世纪十年新闻史, 陈娟考证了中国农村报纸变迁。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27 篇, 研究主题分布在职业操守、国际新闻研究、新闻文化、另类媒体研究、媒介意识形态、市场新闻业、新闻娱乐化、新闻与民主、政府转型、新闻自由、媒体功能、新闻传播法等方面。
在新闻与民主研究上, 学界继续了对迈克尔·舒德森新闻民主思想的介绍。 不同研究者通过对李普曼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7]以及凯瑞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8], 形成了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 在政府转型研究中, 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推进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 喻国明则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出发谈到政治转型问题[20]。 新闻传播法论文共10 篇, 其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论文就有5 篇。 其他研究主题包括美国诽谤法介绍[21]、记者拒证权[22]、虚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和媒体公权利的研究。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9 篇, 关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论文有5 篇, 其他4 篇研究主题分别是中国内参的独特机制[23]、“走转改”[24]和《新闻联播》的话语建构与新闻价值[25],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变化[26]。
传媒经济论文14 篇, 其中7 篇论文探讨了纸媒转型问题, 研究主题还包括传媒集团上市问题、传媒企业转制问题。 还有研究者提出, 传统媒体要打破思想误区, 不能停步于“融合”, 而应该积极“转型”[27]。 陈映和董天策评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价值、制度与操作逻辑[28]。
广播电视论文共33 篇, 专门研究广播的论文4篇, 广电媒体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0 篇, 讨论广电媒体“公共性”的论文6 篇, 研究具体节目或频道的业务论文4 篇, 研究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论文4 篇,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论文3 篇, 另有2 篇论文讨论了“限娱令”对卫视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论文17 篇, 研究主题包括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学研究现状、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体表现研究、新闻真实性、信息经济学、灾难传播、危机传播、媒介批评、政治传播、传播学基础研究等方面。
刘海龙认为, 中国的媒介表现研究评估指标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专业、多元和秩序[29]。 沈正赋从信息论的角度研究“新闻真实性”[30], 潘祥辉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传播失灵、 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3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论文14 篇, 其中讨论中国对外传播中政府形象构建、中国媒体“走出去”等研究主题的论文9 篇, 介绍英国和美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论文3 篇, 还有1 篇分析了2010 年全球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构建问题。
舆论学研究论文6 篇, 社会转型期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机制、舆论传播载体、舆论引导机制是主要舆论学论文的研究主题。 网络传播研究论文15 篇。 和2011 年有所不同的是, 这一年以 “网络舆论”为关键词的论文很少, 网络舆论研究主题更加深入, 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体研究论文共计11 篇, 吴旭介绍了美国危机公关领域专家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类危机”[32];彭兰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数据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33];其他研究主题紧贴中国国情和新媒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反映了学者对新媒体问题的密切关注。
微博研究论文共12 篇。 有学者强调了微博空间里知识分子应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34];周培源指出“微博无影灯”效应体现了微博舆论的“自净”功能, 作者强调要对民间舆论场有信心, 才能打通两个舆论场[35]。
2012 年新闻教育论文共5 篇, 广告学方向没有被转载的论文。
最后, 本文将薛可和左雨萌合写的论文《新媒体语境下非营利组织形象评估模型构建》一文单列为其他研究主题, 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从而使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四、2013 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 年 《新闻与传播 》全文转载论文共163 篇。研究领域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 新闻理论、 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 领域布局如图3。
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 全文转载论文共9篇, 其中研究美国新闻史的论文2 篇;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论文7 篇, 其中研究民国史的论文4 篇, 另外3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新闻监管、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和政治传播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19 篇, 报纸是否会死亡再次成为研究主题, 雷启立认为传统报纸媒体的困境在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力不足, 纸媒应该求变图新、坚持自己之所以为之的历史和承担[36]。 在媒体社会功能研究主题上, 陈娜认为媒体表达应当承担多元利益制衡的使命[37]。 王维佳将中西方新闻业发展历史相对比, 将新闻记者群体同历史与政治相连接, 提出中国新闻业要重新认识其社会角色并创造新的新闻文化和实践[38]。 新闻传播法研究主题包括新闻自律与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与法律公正、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中国新闻法治困境等话题。
2013 年新闻业务研究论文8 篇, 纸媒如何留住读者、都市报如何提升竞争力和纸媒融合的论文有4 篇, 中国当代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研究论文1 篇, 关注“烂尾新闻”成因的论文1 篇, “中新体”研究论文1 篇, 对国内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进行分析的论文1 篇。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7 篇, 研究主题仍然集中在传媒体制改革和媒介融合转型问题, 其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9 篇, 媒介融合和转型的论文5 篇, 讨论报纸“付费墙”的论文1 篇, 还有2 篇分别是2012 年传媒资本市场综述性论文和传媒业发展趋势的预测性文章。
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38 篇, 其中广播电视业务研究论文16 篇, 电视满意度研究论文2 篇, 收视率研究论文2 篇, 广电体制改革论文5 篇, 从媒介融合角度讨论广电业务改革的论文9 篇, 卫视格局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论文2 篇, 电视文化的研究论文1 篇, 2012 年欧洲广播业发展的综述性文章1 篇。
传播学研究论文共9 篇, 其中张兵娟研究了《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情感传播和媒介文化[39];齐爱军和洪浚浩从新闻专业主义、媒介间议程设置、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多元公共领域四个视角对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40]。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共18 篇, 其中“国家形象”研究论文6 篇, 中国国际传播力和传播“软实力” 的研究论文6 篇, 2012 年国际传播研究综述论文1 篇。 另外, 胡泳构建了互联网传播效果研究的三个维度:认知维度、态度维度和行为维度[41];关世杰通过五国“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 提出了共享价值观 (shared values) 和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观 (shared Chinese core values) 的概念[42]; 王异虹通过对德、美、英三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分析, 指出中国应将科学传播作为对外传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43];李良荣和刘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西方主流媒体对“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的媒体构建, 从而指出西方新闻生产的逻辑和内在规则[44]。
2013 年舆论学研究论文4 篇, 网络传播研究论文8 篇, 其中网络舆论的研究论文2 篇, 网络法治问题的研究论文4 篇, 网络群体传播的研究论文1 篇。苏颍基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讨论了互联网公共讨论的多元共识[45];许莹分析了网络反向社会情绪的传导机制[46]。
新媒体研究论文24 篇, 其中论文题目中含“大数据”关键词的论文6 篇, 在这6 篇论文中, 关注大数据与传统新闻业关系的论文4 篇。 总体来看, 新媒体研究论文研究主题比较分散, 涉及新媒体经济、新媒体法治、新闻专业主义、传播学、新媒体舆情、政府危机管理、新媒体谣言、数字传播业、移动大趋势等多个话题。
微博研究论文6 篇, 其中微博舆论研究的论文3篇, 其余3 篇涉及的研究主题有媒体微博、热点事件的微博传播机制和微博与微观政治。 广告学研究论文3 篇, 研究主题分别为广告摄影的法律及伦理问题研究、 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和中国媒介产业特征对广告业的影响。
五、2011 年至2013 年论文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对比分析
从数量对比来看, 三年来新闻理论、狭义传播学和网络传播研究论文数量减少, 新媒体研究论文逐年增多, 微博研究论文呈现波动变化, 广告学论文波动较大;广播电视研究持续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 在广播电视研究论文中, 每年都有广电传媒改革、收视率和传媒经济的研究论文, 一般在5 至10 篇左右, 因此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 是三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从研究主题来看, 新闻理论研究中新闻传播法研究一直是研究重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是一个持续性话题; 多位学者在新闻与民主、新闻与权力、新闻与社会研究中不断吸收和反思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 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功能和定位进行思考。政府信息公开、 政治转型问题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传播学研究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包括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和风险传播 (危机传播) 。 在本文统计中, 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学理论研究活跃度高, 不断有学者引入新的传播理论和推进旧理论的新发展。
网络传播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主要是网络舆论, 以及网络舆论传播所引发的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公关、网络把关、网络水军等话题。 三年来该主题研究逐渐从现象研究发展到规范研究和文化研究, 如网络法治问题、网络表达多元共识和网络民粹主义的分析等。
新媒体领域研究主题总体比较分散, 即使是大数据研究, 也涉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多个领域, 宏观研究居多。 微博研究的波动变化同微博产品周期和政治因素相关。 这些变化反映了新媒体传播对新闻传播业以及整个社会系统产生了整体性影响, 学界积极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 但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亟须深入。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9
一般来说, 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制新闻报道的主旋律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 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法制新闻的内容失实
法制新闻对于真实性的要求与其他新闻类别相较更是近于苛刻。作为一名法制记者, 他的传播内容常常涉及人的生杀予夺和荣辱毁誉, 涉及立法、司法和法理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不能出现半点虚假。法制新闻传播就其内容来说, 基本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客观事实, 二是对事实的评论分析而阐述的思想观点。
法制新闻内容失实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作者所报道的事实产生了误差、虚构、夸大或缩小。比如报道中的人名、地名、时间、数字、引语与客观实际不符, 所引法律条文和法律解释与实际相背。二是作者对事实的判断、评论、分析与实际相违。有些记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合理想象, 妄下结论, 既误导了舆论, 又侵犯了法律的尊严。
造成法制新闻失实的主要原因是:记者采访不深入, 缺乏一种挖掘的精神, 往往将道听途说的不经之谈当作消息, 未经核实就匆匆发布。其次, 有关部门的当事人提供的情况同事实不吻合。再次, 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与新闻事实相符, 但是由于记者报道时出现的偏差导致信息失真。最后, 记者缺乏职业道德, 有意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以此吸引受众。这种违背新闻伦理的非客观报道不仅造成虚假性报道, 也会构成记者对当事人的诽谤行为。对法制新闻传播者来说, 如何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二) 法制新闻的报道缺乏公正
报道客观、公正是新闻真实性的必然要求。法制新闻报道不但要做到客观真实, 还要做到报道公正, 以体现法制的公平与公正。法制新闻报道不公, 以致破坏了新闻报道平衡原则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报道不公。
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在某些民事法制报道中, 往往只报道或者比较详细地报道媒体自认为正义一方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而对另一方的答辩理由和请求要么忽略不表, 要么一笔带过。这些做法都是有违公平与正义原则的。
二、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报道不公。
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刑事案件的报道中。在刑事案件中, 公诉人是代表国家机关出庭的。而被告人是经侦察确认犯有罪行的, 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依法维权上, 双方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我们应当维护被告人在法律上所享有的合法权利。由于我国法律遵循的是罪行法定原则, 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判决有罪前, 应被视为无辜, 其人格权应受到适度尊重。记者为了满足大众的知情权, 有责任对犯罪事件做出迅速、详实的报道;但记者所报道的内容, 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不利, 如刊登嫌疑人的自白, 过去的犯罪记录, 从而影响法官的判决, 侵犯了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 法制新闻报道过程中还应尊重和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隐私, 不得随意丑化、歪曲犯罪嫌疑人, 以及报道一些有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家人生活的信息。
(三) 法制新闻的品位低俗
第一、当前, 许多法制报道炒作往往不惜人力、物力和版面, 连篇累牍地对法制事实进行报道, 并且惯用煽情手法, 强调新闻的故事性、煽情性和表面性。所谓炒新闻, 就是无中生有, 小题大做, 以假乱真, 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混淆视听。法制报道炒作中所呈现的暴力还容易冲击青少年的价值观, 引发他们的犯罪行为。青少年心理尚未成熟, 在媒体上过多接触暴力会使他们错误地认为暴力是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与他人交往时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模仿、实施。
第二、许多法制新闻过度刻画犯罪细节, 进行犯罪展览与教唆犯罪。许多法制新闻的标题过度刻画细节以致庸俗不堪或耸人听闻, 同时过度地刻画犯罪的残酷效果以及死亡的恐怖场景。同时, 不少媒体为了增加卖点, 不加处理地将犯罪过程 (尤其是诈骗、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 的完整记录、犯罪手段的原始记录报道出来, 这实际上为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起到了一种“技术指导”的作用。在这类报道中, 过分展示“客观记录”, 缺乏主体意识与判断, 难免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辩证判断和认识, 甚至诱发、诱导人们的犯罪行为, 从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
当前, 认清法制新闻报道的问题, 不仅对于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新闻报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强华:《法制新闻概述》, 法律出版社, 1992年。
[2]李矗:《法制新闻报道概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10
一、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当前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困境最直观地表现为广告收入锐减,经营业绩下滑,市场份额被社交媒体挤占。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传统媒体遭遇的受众危机,而这与其近年来对重大突发事件、热点话题等报道滞后甚至失语的表现不无关系。
(一)经营困境:广告呈断崖式下滑、发行量下降,导致经济效益不佳
今年5月6日,清华大学发布《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根据报告分析发现,2015年传统媒体面临着市场萎缩和人才流失等诸多问题,尤其是传统报业发行量与广告量都在经历着两位数的持续下滑,电视媒体也面临增长乏力和马太效应的双重挤压。2015年传统报业的断崖式下跌仍在持续,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与2014年相比下滑了41.14%,其中都市报类下滑幅度最大,已达到50.8%。相对稳定的订阅市场在2015年也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趋势。[1]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因循着“内容—受众—广告”的经营模式,即“营造内容影响力,以影响力引发广告客户注意力获取广告”的二次销售模式,广告成为传统媒体的经济支柱。如今广告收入发生了断崖式的下滑,使传统媒体经营陷入困境。当前传统媒体所面临的经营困境的实质就是受众危机。张显峰认为“传统媒体最大危机是忘了读者”,传统媒体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落后内容的危机,而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便是传统媒体内容落后的根源。[2]传统媒体生产和提供的新闻内容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可,这与其在新闻传播与舆论引导格局中式微的表现不无关系。在当下的新闻传播格局中,自媒体抢占先机、传统媒体被动跟进成为一种常态,尤其在一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报道的缺席、滞后,以及舆论引导、意见表达的失语、失态致其传播和引导失灵,在舆论场中经常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使其权威话语权渐趋边缘化。
(二)主客观因素:客观使然,主观助推
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反应滞后、失声失语等表现,原因是多重的,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予以分析。一方面,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地方的新闻舆论管理理念却未能跟上形势发展和传播态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一些地方传统媒体自身的角色定位发生偏移、错位与失衡,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要,也是传统媒体日益衰弱的重要因素。
1. 新媒体传播优势形成对传统媒体碾压
当下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新媒体,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新媒体。首先体现在技术赋权。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是人们行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而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能打破某些人原有的垄断权。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很快就会被民主化。[3]当前媒介技术飞跃恰逢社会转型期的民主需求,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勃兴,带来媒介资源的泛社会化和话语权的下放,个人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容易获得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权利牢牢抓在手中,形成了舆情与技术的相互推动。其次,新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没有受众,只有用户。用户既是信息生产者,又是信息消费者。传统媒体是内容至上,而新媒体是用户至上,这决定了两者对用户的吸引力有着天壤之别。此外,传统媒体是新技术、新平台的追随者,而新媒体往往是新技术、新平台的开发者和引领者。新媒体凭借其用户思维和平台优势,吸附了大批粉丝,建立起“粉丝经济”,使得新媒体在新闻传播格局中短期内取得压倒性胜利。
2. 新闻舆论管理理念未能适应形势发展和传播态势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1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毋庸置疑并且必须始终坚持的。然而在实际新闻实践工作中,存在着对党性原则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有些地方媒体未能将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结合,把“党报姓党”理解为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为领导机关服务。一些媒体走领导路线多了,走群众路线少了。媒体心里没有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心里自然没有你这家媒体。而有些新闻舆论管理部门对这一原则的践行也有失偏颇,认为党领导下的媒体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只能正面宣传、歌功颂德,负面事件的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带有负面性质的、争议性强的突发事件或热点话题等,往往得不到管理部门的确认和同意而错过报道和发声的最佳时机。
3. 角色定位出现偏移、错位与失衡
以党报、党台和党网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固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舆论宣传职能,但同样也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信息的媒介,传媒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而当前一些地方的传统媒体存在着宣传职能与信息职能的错位,完全把自身定位为宣传工具而不是新闻传播平台。这种错位主要体现在对灾难和自然灾害事件的报道上。在面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传统媒体对抢救事务的宣传往往多于对事件成因、影响、波及范围、受灾人数等信息的传播。[4]此外,一些地方的传统媒体还忽略了其作为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身份与定位。对于一些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事件、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件等,选择不报道、不回应,这势必会引发信息传播中的“禁果效应”。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当受众在传统媒体上无法获知他们想知道的信息时,他们不得不转向自媒体等其他渠道去了解信息。这是近年来传统媒体受众不断流失、减少的主要原因。
4. 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无法满足和适应受众的需要
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仅是媒介形态变了,受众阅读习惯、新闻传播环境以及新闻话语体系也都发生了变化,而一些传统媒体仍坚持固有的标准、理念选择报道的内容、角度、方法,对于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却要反复斟酌,往往只通报结果,事件的全貌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得以呈现,甚至为了审慎起见,选择刻意瞒报、缓报或干脆不报。
二、传统媒体面对挑战的应对与自洽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传统媒体面临危机是必然的,作为一种物质和信息载体,它总是要迭代更新的。客观上看,这是一种难以挽回的趋势。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传统媒体的危机也有其主观因素,因而传统媒体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笔者认为可从报道理念、角色定位、积极应对三个方面进行自洽。
(一)报道理念:从“我报道什么你看什么”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报道什么”
在传统媒体主导新闻舆论时期,信息还属于稀缺资源,受众在获取新闻和信息方面对传统媒体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传统媒体形成了“我说你听”“我报你看”的单向的灌输式的传播模式。而如今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信息渠道变得多元,传统媒体已不是受众的唯一选择,且因其内容不具吸引力也很难成为受众的优先选择,一些传统媒体那套固有的传播模式也不再适用。基于此,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上要增强针对性,如江西日报社社长王晖所倡导的,作为主流媒体应密切关注舆情的变化,深入地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因而报道理念应当从“我报道什么你看什么”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报道什么”[5]。当然,“你需要什么我报道什么”并非一味迎合,其前提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统媒体应着力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受众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受众是否乐意接受来考虑报道内容、报道方式、语言风格和版面呈现等一系列问题。内容上回应公众热切关注的问题,对那些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似是而非的话题,要积极主动回应,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职责和使命。
(二)角色定位:建构者、反映者、对话组织者
根据媒体职能、性质等划分,传统媒体应该扮演诸多角色,如社会环境的监测者、社会价值观的守望者等。本文所说的传统媒体角色定位主要着眼于政府、公众以及传统媒体三者的互动关系。
1. 官方形象的建构者
一直以来谈及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总是习惯性地表述为“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种表述容易产生歧义,误认为媒体仅仅只是官方的传声筒。其实更确切地说,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是官方形象的建构者,政府的行政事务、施政行为等大多是通过媒体为公众所知,在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中,传统媒体塑造着官方形象,并通过新闻报道、新闻发布会等媒体呈现向公众传递。对政府形象的建构与塑造应该做到全面、真实,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政府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向公众展现一个主动接受监督、政务透明的政府形象。
2. 舆情民声的反映者
刘少奇说过,“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6]。媒体的经营如同治理国家,得民心者得天下。事实证明,当传统媒体深入基层倾听公众想法、站在公众的视角思考问题时,当官方舆论认真关切公众诉求、督促政府认真处置公众利益诉求、回应公众关切时,民心与党意就会同鸣共振、合流并进,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就会得以重塑。[7]因而传统媒体是时候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与民间舆论场共通共融。
3. 社会对话的组织者
传统媒体凭借其所具有的话语权、公信力等优势理应成为社会对话的组织者,致力于推动政府与媒体的密切合作、媒体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及时发布政府掌握的权威信息,消除公众对信息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及时收集公众的反馈,为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和解决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决策参考和线索。
(三)积极应对:变被动为主动
报道理念与角色定位的改变说到底都只是观念层面上的变化,传统媒体要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在实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付诸实践,这里的行动实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先声夺人,赢得主动;后发制人,突破重围;快中求实,快中求真;新旧融合,传媒联动。
1. 先声夺人,赢得主动
在传统舆论环境下,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随着新兴媒体特别是微博、微信等崛起、渗透并深刻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甚至直接推动和主导事件,传统的“黄金24小时”渐渐显得苍白无力、落伍落后了。基于多年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以及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判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突发事件中的“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8]这就要求作为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传统媒体必须在事件发生后抓住时机,抢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掌握话语权。
2. 后发制人,突破重围
从新闻传播的效果来看,最佳的报道策略中并非只有及时性一个标准,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背景挖掘和阐释的深度,对新闻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同样重要。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记录者、新闻传播者的今天,传统媒体很难成为新闻的独家首发者,但自媒体的速度优势也会带来信息传播中的偏差,不经核实,匆忙发声,常常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个时候,谁的声音更有分量,谁就能站在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上。在各种信息满天飞或同一事件出现不同声音时,传统媒体就应该加强对新闻事件的深层次报道,以翔实的调查性报道、连续性报道和事后的跟踪报道为受众答疑解惑,还原事件真相,形成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以准确、公正、客观为基础的权威性,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以此达到后发制人,“竞争性发声”的效果。
3. 快中求实,快中求真
这里的“快”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信息发布快,而是衡量传统媒体的反应能力,包括对事件的准确判断、及时向上级汇报形成选题、迅速介入采访调查等。传统媒体由于新闻生产环节多,程序复杂,耗费的时间长,需要的人力成本也较大,因而在新闻的时效性上容易受限制。传播必须致效,这是一切传播活动的终极目的。如果一味求快,仓促发声,很可能导致逆转新闻等新闻失实现象的发生,因而传统媒体所追求的应该是“快中求实,快中求真”。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有五个,即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快捷,其中的真实性要求常常被视为“新闻的生命”。童兵教授认为新闻传播真实性的科学含义在操作层面的要求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做到事实真实、总体真实以及能够通过事实的报道而揭示该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本质。[9]这与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中强调的“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也是相吻合的。
4. 新旧融合,传媒联动
当前一些传统媒体打着媒介融合的旗号寻求转型,但实际上远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或者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表面融合。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互联网思维的旗号下,传统媒体纷纷开办法人微博、微信公号和新闻客户端(APP),加上早已普及的手机报、楼宇信息屏,迅速构建起‘全媒体格局’并认为这就是‘媒介融合’。实际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简单相加,只能被称为‘多媒体集群’。”[10]在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二者在新闻传播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传统媒体应该在及时性和互动性方面汲取新媒体所长,找准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同时,树立用户思维,扩展读者群,增强用户黏度,稳定受众市场。
三、新闻舆论管理工作协同推进
传统媒体要想摆脱当前新闻传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需要自身与管理部门的双向配合,协同推进。在完善舆论引导格局的过程中,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以及媒体管理者的作用至关重要。
(一)更新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理念,从传统宣传观念向新闻舆论理念转变
过去常说的是媒体要搞好“新闻宣传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通篇讲的是“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是单向性的说服,其目的在于让接受者知晓某种信仰、某种观点或某项主张,并认同它、践行它。舆论是公众在特定的时空,对特定的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观点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从“宣传”到“舆论”,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变化的准确把握、对现实挑战的清醒判断、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给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1]新提法的背后,对管理部门和传统主流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闻管理部门应该更新管理理念,从传统的宣传理念转向新闻舆论理念,既要重视新闻宣传,更要关注新闻舆论,并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主要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在准确把握舆论生态的基础上,创新新闻宣传管理体制机制,建立起及时高效、运转有序、保障有力的工作机制。
(二)优化新闻传播环境,为传统媒体积极发声、先声夺人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提高新闻媒体的开放、透明和公开程度。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大事故和灾情及时披露制度等围绕新闻改革的举措层出不穷,新闻政策的取向正在日益开明和透明,但还远远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的舆论格局。由自媒体等领衔的网络舆论众声喧哗,信息真假难辨,需要传统媒体发挥信息“把关人”的作用,为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因而管理部门需要适度放宽对传统媒体的信息管制,鼓励记者介入网络热点舆情,发出客观、理性、平衡的声音,用传统媒体的专业精神去对冲互联网自媒体的信息偏差和舆论偏颇。管理部门应致力于为传统媒体的积极发声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尽量为传统媒体报道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等减少行政指令上的阻力。
摘要：自媒体时代催生媒介传播格局的嬗变。在当下的新闻传播格局中,自媒体抢占先机、传统媒体被动跟进成为一种常态,尤其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报道的缺席、滞后,以及舆论引导、意见表达的失语、失态致其传播和引导失灵甚至无效,在舆论场中经常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使其权威话语权渐趋边缘化。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出现的危机源于自身角色定位错位、传播内容与方法脱离实际以及新闻舆论管理理念未能适应新变化等主客观因素。为摆脱当前的危机与困境,传统媒体自身应该从报道理念、角色定位以及行为方式三个方面着力改变,新闻舆论管理部门应该更新新闻工作管理理念、积极优化新闻舆论环境。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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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11
2013年9月25日，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召开成立大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中国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研究员宋小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王怡红主持。
刘青副主任在发言中介绍了社科名词审定工作概貌，阐述了开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朝克副局长在发言中讲道：名词术语规范了，使用者才可放心使用。他还勉励与会专家学者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全国科技名词委和社科院的重托。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在发言中，介绍了组建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原则：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快，此次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组建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既尊重老一辈学者的权威，又重视年轻一代学者的影响，老中青相结合。他希望各位委员要有责任感，认真对待，积极工作，并注意协作沟通，争取在两年内完成任务。会上，王怡红副主任介绍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前期工作和工作计划，与会专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新闻传播学 篇12
一、网络新闻传播概括
(一) 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
迅捷性:由于网络新闻的发布者范围广泛, 程序简单, 任何网友都可以及时地发布新闻并且迅速地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这就减少了因审核造成的信息传播速度缓慢问题, 真正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
反馈性:由于网络的年轻化, 网络信息提供者与接受者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对信息进行反馈, 从而信息的提供者可以得到网民的喜好, 进而实现网络平台更加适应广大人民的生活方式。
互动性:相比于其他信息传播媒介信息流通的单向性, 在网络新闻传播中其实在淡化新闻的提供者与接受者, 这就使得新闻传播的互动性加强, 极大的改善原有人们的被动接受机制。
全球性:网络新闻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新闻媒介在信息传播上的停滞, 以及因为不同地界造成的信息封闭, 网络新闻传播的出现使得世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地球村”, 信息传递变得触手可及, 进而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
随意性:由于网络新闻在新闻发布上没有太大的要求, 所以很多新闻的发布都是具有其特定的原始化的, 这样更加的接近网友所要表达的意义, 更加贴近原有状态, 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原了事件的本身, 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二) 网络新闻传播的积极意义
网络新闻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全球化, 加快了信息的交流与分享, 同时也加快了民主决议议程的进行, 使得行政处于透明的状态, 可以促进廉政的进行。依托于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 电子商务以及诸多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电子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此意义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此外, 网络新闻传播的出现给广大的网民以发表自己看法的平台, 网友真正实现了个人的言论自由, 可以就某些话题行使自己的权利, 从而更容易构建社会主义人文价值体系。
二、我国网络新闻传播的失范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双刃剑, 网络新闻的存在也是如此。一方面, 网络因为其传播速度之快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 网络新闻传播的出现也使得新闻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 一些言论存在着极大的舆论导向, 甚至频频出现了侵权现象, 找到网络新闻失范所在对于处理网络新闻这一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信息传播多元化造成的新闻道德失范
由于网络新闻需要借助网络这一平台, 原有的新闻传播媒体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多元化的新闻传播格局日益凸现, 非专门从事新闻传播的新闻网站以及个体一方面增加了新闻传播的形式和内容, 但是也造成了大量的不良信息充斥着整个网络。同时, 随着新闻传播多元化, 对于传播管理难度也逐步增加。网络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 整改需要极大的人力与物力支撑成为网络新闻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
(二) 网民个人身份影匿造成的新闻道德失范
随着网络新闻传播的迅猛发展, 网民已经由原来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了信息的消费者和传播者。作为个人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来对信息进行选择, 同时也可以对新闻加以利用与传播。虽然说网络平台给予了网民以充分的自由, 但同时也带来了潜藏的隐患。由于每个网友其身份都是影匿的, 每个人可以摆脱现实生活里的行为约束, 这就使得网络传播参与者虚拟化, 广大网民的新闻传播行为缺乏安全保证, 最终造成新闻道德失范。
(三) 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网络造成的新闻道德失范
网络不同于现实社会, 对于一些网络中出现的案件难以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去解释。在具体的操作中, 网络传播涉及的很多问题还需要在操作中才能渐渐摸索, 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也使得网络建立完善的管理法规难上加难。相比于原有的传统媒体已经建立了合适的完善的法律法规, 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还十分的滞后。这个矛盾使得网络新闻失范现象频频发生。
三、网络新闻传播失范的管理研究
网络管理对于网络新闻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决定了网络传播的环境以及安全。因此, 针对施工网络新闻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失范问题, 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予以解决。
(一) 加强网络新闻管理, 提高部门重视程度
针对现有的网络新闻传播运行机制, 我国有必要建立合适的网络管理单位。对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要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同时, 也要加强网络管理人员的选择与任命, 真正的解决网络传播中虚假色情信息, 从源头遏制这样的行为。
在网络新闻传播管理过程中, 一个完善的管理起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管理机构集中的体现着网络新闻传播运行的趋向以及运行方式。所以, 对于管理人员的选择要严格。确保管理人员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管理有着其专业性, 而不能在网络新闻管理人员选择上放任自流。
同时, 网络新闻传播是一个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的地方, 管理人员应该协调各个部门, 对于项目进行宏观的把控, 对于人员要有合理的调派, 使其更加有效地进行网络新闻传播, 并且使网络管理人员资源得到最大的利用, 网络信息的发展需要与其相关的各个部门的规范和标准。
作为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网络新闻传播需要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整体意识和安全意识, 唯有此, 网络新闻传播效率才能得到迅速得发展。
(二) 健全责任负责制度, 实现网络实名机制
随着我国信息传播运行模式以及信息需求的变化, 现有的网络新闻管理模式不能满足现有的变化。为此, 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显得尤为必要。网络新闻传播的所涉及领域很多, 参与人员也多, 这无形中给网络新闻管理增加了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加大约束机制的意义, 一方面, 我们需要约束机制来提高管理人员对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加大奖惩力度, 健全奖惩制度, 对于网络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隐患要加大洞察, 对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更加不能忽视。
同时, 我们应该极大的普及网络实名制制度, 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一改往日里由于身份影匿造成网友言论不当问题, 以及恶性的传播不正当信息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网友意识到网络平台言论也需要自己负责, 不能放纵自己。
(三) 提高网络传播安全意识, 关注信息传播导向
我国工网络新闻传播管理正处于起步状态, 对于目前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以及管理模式改革并不多加研究, 仍然把网络新闻管理作为网络信息传播中可有可无的存在, 对管理采取放养制度, 缺乏管理革新的发展动力, 缺乏信息需求的整体性和规模性, 影响了网络信息传播的良性发展。
众所周知,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提高网络新闻管理对贯彻在整个信息传递重要性的认识, 才能在措施和行动上推动网络新闻传播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作为网络媒体的监管者, 他们应该对舆论的导向进行控制, 引导正确的价值观, 对于网络上出现的不正当的言论尽早进行处理, 避免其恶性的传播。
四、小结
近些年来, 网络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四大传播方式之一, 其方便快捷、信息海量、传播之广等优点也渐渐被人们共知。但是由于目前新闻传播在网络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面关注度缺乏, 以及网络新闻的传播, 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 很多不良的信息泛滥极大地损害着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为此,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网络新闻管理, 提高部门重视程度, 健全责任负责制度, 实现网络实名机制, 提高网络传播安全意识, 关注信息传播导向。真正的让网络新闻传递变成有利于我们生活和表达的场所, 更好地促进网络新闻的积极向上发展。
摘要：随着电脑的迅猛发展以及网络的逐渐普及, 以网络为媒介的新闻和信息也因为它具有大众传媒的效果被社会各界关注。在国家的扶持和人们需求的双重刺激下, 网络新闻传播已经成为第四大传播媒介, 其方便快捷、信息传播速度快等优点也渐渐被人们所接纳, 然而, 伴随着网络新闻传播的不断发展, 它也难免会出现种种的不合理之处。例如, 虚假信息掩藏于其中, 色情信息残害着青少年的成长, 网络暴力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 通过各种手段完善网络传播的不足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网络新闻传播,失范,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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