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传播学

教育传播学（共12篇）

教育传播学 篇1

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 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是课题研究和试点运行, 2004年, 教育部将媒介素养课题列为新闻传播类的重点招标课题。2004年10月10日中国大陆首个媒介素养网站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正式创建、开通, 网站包括媒介素养研究、媒介素养调查、媒介素养实践、媒介素养动态和媒介素养资料等栏目。

一、着眼于未成年人发展和大学生素质教育

2004年12月12~13日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 论坛发布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 着重呼吁在未成年人和大学生中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主要观点分布在受教育的主体、面临的问题、媒介教育的内容、媒介教育的任务讨论和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

(一) 受教育的主体。

我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因该首先从高等院校起步并设立独立的课程, 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

(二) 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媒介教育面临着从专业教育的起点迈向公共教育的平台的问题, 不仅是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 也是信息社会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媒介教育的内容 (对非媒介人员) 。研究媒介信息、研究媒介, 学会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四) 面临的任务。

创建传媒教育学科点, 探讨和研究媒介素质教育的理论问题;争取国家的支持以成就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加速培养专业人才。

二、媒介系统变局———行业生态系统

2003年, 中国大陆的报纸达2, 400多家、杂志超过8, 000种, 广播电台1, 500多座, 电视台超过1, 000座。中国大陆的传播市场已从卖方 (传者) 市场转变为买方 (受众) 市场。因此受众的选择既是传媒的压力, 也是传媒竞争的焦点。而受众选择媒介的或然率正比于媒介接触的报偿, 反比于费力的程度。对于传者, 资讯的表现形式、快餐程度以及易得程度, 是传播产品能否大众化的品质要素。因此, 传统媒体 (尤以电视媒体为重) 的传播对策日趋取悦受众并商业化;传播内容的文化、知识日趋稀释而娱乐化;媒体对于受众的需求, 迎合少于引导, 导致受众满足于阅听的快感一次性地消费资讯, 而不是丰厚自己的文化思想积累。

正如社会学家拉斯非尔德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 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 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 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传媒产业的平民化浪潮极易造成青少年知识结构的“扁平化”, 懒于思考而思想钝化和智力愚化, 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漠视他人痛痒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生活态度逍遥化, 价值观念“电视云亦云”的放任化。因此, 媒介系统内演绎的格雷欣法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2005年, 由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吴飞主编的传媒三力 (《传媒影响力》、《传媒批判力》、《传媒竞争力》) , 便从学术研究的层面, 围绕国内传媒产业环境、国际传媒发展趋势, 以及当前媒体竞争格局等方面解析了中国特殊国情的传媒竞争法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陆续颁发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制定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 希望通过实施“建设工程”、“净化工程”、“防护工程”和“督察工程”, 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 并强调主持人着装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审美情趣, 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 也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 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政府职能部门从传播实践方面整肃业界的不良传播行为。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播学界, 更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力量的保障, 其共识是全社会的。

三、媒介与阅听人的互动———受众生态环境

根据上海团市委与上海社科院最近在3, 000名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性、暴力内容”, 33%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 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挥霍浪费行为和傍大款行为”, 48%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2004年1~2月, 华北科技学院2002级135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利用寒假在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新疆等12个省市的102所初中和72所高中, 随机采访了553名初中生、581名高中生, 采访了原籍是上述省份的580名大学生, 对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传播行为、自我表露的心理需要, 家长对青少年成长的看法等问题, 进行了以口头采访和问卷调查方式为主的调查。调查显示, 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见习社会生活的途径;就学习资源来说, 他们有着可供个性化选择的媒介物;也使得当今的青少年有更加灵活的自主学习条件, 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主渠道的教育教学方式已成为过去。在回答“您获取较多有用知识的途径”的问题时, 8个选项中占前4位的依次是电视、课堂教学、科普读物和家庭教育;媒介接触的首选为电视。他们的信源评价则直接体现了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 反映了青少年利用信源的能力, 同时也反映了不同信源和媒介对他们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 有信息价值的信息未必都能实现其使用价值。青少年自主选择和消费的信息也未必是质量较高的信息, 由于选择媒介和信源的偏好不同, 对于这部分受众来说, 信源的利用率与其吸引力成正比。其中, 电视仍显示出强势媒介的势头, 众所周知的是, 导致青少年通过传媒学习尤其是利用电视学习的因素, 主要是学习内容的具象和内容表现形式的生动, 以及信息的易得性。

电视节目偏好调查显示, 高中生对新闻类电视节目的偏好中, 《新闻调查》居首位, 其次是消息类, 反映出他们的知晓欲和心理参与的要求;对武侠类和言情类电视剧的偏好高于娱乐节目, 反映出他们在消费大众通俗类的电视文化时, 情感需求大于娱乐需求, 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义士侠客型的英雄, 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缠绵忠贞的爱情。

在为中国电视打分时, 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对中国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的评价低于对电视的发展和电视频道的打分。而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直接作用的对象是社会系统, 且往往表现为道德甚至价值取向问题。“电视把社会生活中物质功利主义的一个个现时典型和美好‘神化’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人们。同时, 电视也把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缺乏伦理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严重脱序的状态活脱脱地传播给大众, 使从未有过这一社会经历的青少年也经历了这种体验”, 污染了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文化空间。人生的定向、审美的皈指、心灵的依靠、作为公民的素养和为人的道理等, 在电视文化幻化的生活蓝本中, 很少为青少年心理注入健康生长的文化基因。对于如何标的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媒介无疑成为他们人生目标和行为的塑造者。因此, 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对未来的焦虑也是中国媒介素质教育的重要动因。在信息化社会, 受众和国家都有一个兼听则明的甄选问题, 使得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得不考虑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辩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抗误导能力的培养。

由于不同的传播制度和国情, 较之先行提出培养理论的美国, 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 都有望走在世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素质教育发展的前列。

教育传播学 篇2

（赤峰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摘 要：教育博客的应用是博客在当今网络环境下对教育工作的一次推进式发展。博客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即时性、多元性、自由性等特点。教育博客作为博客的一个子集应用于现代教育，是对教育传播方式的一次突破。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博客的传播模式，研究了教育博客在教育传播过程中的内容、途径、传播者和受传者，指出了教育博客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教育博客；传播学；传播者；受传者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212-03 博客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这种具有明显大众性的媒体，在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后，已经成为继电子邮件、网络论坛、即时聊天工具之后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现在红极一时的微博也是从博客发展而来的。博客的风靡为许多行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其中教育正是其价值体现明显的一个方面。

一、博客 1.什么是博客

“博客”一词，是音译自英文单词“Blog”，有两重意义，一是来源于“Weblog(网络日志)”的缩写，二是来源于“Blogger(拥有博客的人)”。它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的IT评论家王俊秀和方兴东共同撰文提出来的。对于博客的定义，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不一。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给博客的定义是:“‘博客是一种可以让任何一个普通用户实现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形式个人表达的网络出版方式。’或者更形象、更简单的理解是:博客就是个人网上的家，就是一个以个人作为主体的网站。” 2.博客的分类

博客的分类方式有多种，例如，按博客的使用性质分为个人博客与企业博客；按存在方式分为托管博客、附属博客和独立博客。在本文中，笔者为方便研究分析，将博客按照其内容进行分类，分为生活类博客、时效类博客、知识类博客。（1）生活类博客。这类博客的内容以生活日志为主，包括心情随笔、文学作品、娱乐信息等，内容十分繁杂，在整个博客大军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它能够成为一个分享交流思想情感的平台，所以受到众多网民的喜爱。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类博客具有人际传播性质。（2）时效类博客。这类博客的内容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在数量上虽然较生活类博客少，但由于博客内容的可读性与时效性，往往能够受到许多读者的关注。由于传播信息的快速性、随意性，不会受到任何外力干扰，所以这一类博客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传播的新途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类传播具有大众传播性质。

（3）知识类博客。这一类博客以知识传播为主，注重专业性和科学性，此类博客往往只针对单独的领域。由于针对性、专业性强，这一类博客的被关注度往往少于前两类博客。读者大多也是从事与博主相同工作或同领域的人，群体较为单一。3.博客的特点

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相比，博客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拥有即时性、多元性、自由性等特性。

（1）即时性。博客内容往往反映的是一定阶段内，博主的个人思想状态、心情状态或是新闻事件等等，这些具有时效性的内容在博客中会得到及时甚至同步的反映与传播。

（2）多元性。博客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也可以添加音频、视频，使博客的内容更加的饱满，更容易让受众理解接受。

（3）自由性。博客内容不受排版编辑的限制，内容的多少随博主本人而定，而且博客的内容也不会受到制约，有着充分的随意性和言论自由。

二、教育博客 1.教育博客的定义

在百度百科中，对教育博客的解释是，教育博客是一种博客式的个人网站，是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师与学生利用互联网新兴的“零壁垒”的博客（blog）技术，以文字、多媒体等方式，将自己日常的生活感悟、教学心得、教案设计、课堂实录、课件等上传发表。它超越了传统时空局限（课堂范畴、讲课时间等），有助于促进教师学生个人隐性知识显性化，并让全社会可以共享知识和思想，记录教师与学生个人成长轨迹。

教育博客，按其内容划分，是知识类博客的一种。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教育学与教育领域；其二，网络教育与对学校教育的辅助工作。

教育博客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博主们在网络上进行的一次对教育领域的推进式发展。首先，利用了博客这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对教育资源成果进行共享，对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对教育经验进行总结。这种形式的共享平台，对教育模式的发展改革有着推动作用。其次，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网络教育，丰富了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师生在课堂外的学习交流。第三，教育博客更能够成为加强师生间沟通交流的工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学校教育的辅助作用。2.教育博客的功能

教育博客在使用过程中对整个教育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辅助正规教育。有些教育博客的博主本人就是老师，博客的直接目的是与学生进行良好的沟通互动，利用网络进行课堂外的教育活动。博主利用博客的开放性、自由性，将博客制作成一个师生网络互动的平台，博主在这个平台上发布有关学习的讯息、作业内容、课堂重点知识总结、考试通告等等。在这里，教育博客发挥了辅助教育的功能。（3）对学生成长过程中教育方式的指导。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需要老师与家长的沟通协作。一些教育博客的博客作者针对的不是单独的教学工作研究，而是关注受教育者成长中长期的教育问题。学生的教育可分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学生在校受到系统化的管理，有理论的依据和教师的监督。在家庭教育方面，许多家长没有经验也做不到与其他人的分享交流。针对这种现状，许多教育博客专门针对学生家长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教育理论指导，使他们能够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4）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现今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效，但是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教育模式的束缚。而教育博客在分享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够对教育体制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为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有益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结合到教育实践工作之中，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三、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教育博客的传播过程 1.教育博客的传播模式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M.L.德弗勒提出的传播学理论，一个较为完整的传播过程应当是双向循环式的传播。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在由传播渠道被受传者接收之后，受传者将变为传播者通过传播渠道向传播者传递反馈信息。而在传统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信息在被受传者接收到以后就很难再反馈到传播者，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传播媒体的传播过程是不完整的。而在博客的传播过程中，受传者的反馈能够轻易地及时地被传播者接收到，双方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这就使博客这种媒体更适合当今这种大众传媒的时代。教育博客，依托博客的先天传播优势，在教育传播中具有良好的双向性（如图1教育博客的传播模式）。2.教育博客中的传播者与受传者

由于博客是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传播媒体，所以教育博客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绝对，可以相互转换。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将信息传递给受传者，在反馈过程中，受传者又变成了传播者。教育博客的传播者包括教育研究人员、教学实践工作者、学生家长。（1）教育研究人员。教育研究人员是研究教育学领域出现的问题、探索教育发展前景的专家学者，他们作为教育博客的传播者，博客内容较为权威，有实际意义。针对的受传者包括同样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从事教学实践的老师、学生家长等。

（2）教学实践工作者。教学实践工作者多以老师为主，作为教育博客的传播者，其传播的内容更加贴近教学实际，针对的受传者更加直接，例如同行业教师、学生家长、自己的学生等。（3）学生家长。教育博客中学生家长作为传播者分为自主传播与反馈传播。自主传播是在自己的教育博客中将自己对子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做出的分析或经验进行的交流分享等，受传者通常是其他学生家长以及学生个体。在做反馈传播时，往往是通过在他人的教育博客中以评论或留言的方式进行，受传者包括博主本人以及阅读博客的其他受众。

（4）学生。在教育博客中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进行主动传播的，他们在教育博客中以反馈为主，反馈内容的受传者往往也是博客作者及阅读博客的其他受众。3.教育博客中的信息

教育博客首先作为一个个人性质的网页，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反映博客心情或者生活的信息，但是主要内容仍是与教育有关的信息。（1）教育课题研究成果。一般是教育研究人员或是资深教学实践工作者对教育中某一个问题的看法或课题研究的成果。这类信息，往往针对性强，逻辑性强，权威性强，能够被广大受传者接受认可，在某些方面能够对教学实践起指导作用。

（2）教学案例分析。一般是资深的教学实践工作者，对自己教学活动中遇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真实案例的分析解释。这类信息，由于案例具有真实性，而且案例问题的解决也为其他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借鉴，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教学实践具有指导，能够被教学实践工作者学习采纳。

（3）教学经验总结。一般是在教学活动中取得突出成果的总结，或是资深权威的教育工作者的个人工作总结。这类传播信息内容多、涵盖广、综合性强，往往是数年或数十年的教学经验的精华，对教学工作以及教育研究的工作有着借鉴意义。

（4）教育信息资源。一般是教学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教学资料，例如PPT课件、Flash课件、调查汇总表格、调查报告等。这些教育信息资源的特点是可以直接使用，方便快捷，对教学工作有着积极的辅助作用。4.教育博客的传播途径

教育博客作为一个单独的传播媒体，自身便是其信息的传播途径。它依附于母体博客本身，以互联网为路径，以个人主页为载体。教育博客向受传者进行链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利用固定的网络地址，直接进入博客；二是通过博客附属的网站登录进入博客；三是通过其他博客的链接转入博客。5.教育博客的传播效果

一种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受传者和反馈两方面进行分析。受传者是媒体传播信息的接收者，反馈是受传者对媒体传播信息的反应。在教育博客中，由于博客内容的个性化、传播范围的有限化、受传者的非固定化，导致独立的教育博客受传者较少。而教育博客的整体传播情况由于其传播内容具有明显的专业性，受传者的范围也只局限在与教育领域关系密切的人，所以教育博客领域的受传者远不如其他媒体受传者多。但是就受传者反馈方面来说，教育博客的传播效果十分明显。由于教育传播的内容对于学习者来说实用性强，比其他媒体更加容易展现出来，这使得教育博客的传播效果较其他媒体在教育传播方面要更加成功。

四、教育博客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提高教育博客质量，使教育博客不再多而不精近年来博客的发展十分的迅速，规模呈几何模式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表明，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35331.3万人，较上年底半年增长率为10.9%，其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占比为65.7%。

伴随着博客的发展，教育博客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众多的教育博客中，优秀的、被受众广泛认可的教育博客占据的比重却极为微小。有些所谓的教育博客打着专业性的幌子，实质却是生活类博客。也有一些教育博客中完全没有原创内容，千篇一律地引用、链接，使教育博客沦为平庸。所以要鼓励更多的专业知识技能掌握者建立属于自己的教育博客，提高教育博客质量，从而挤压滥竽充数的不良教育博客的存在空间。2.提高教育博客的时效性，与教育网站同步实施教学

教育博客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其功能不能单单满足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还应该起到教育作用。教育博客应该强化其自主性、随意性，以满足远程网络教学工作需要。但是现今教育博客的远程网络教育功能正在渐渐退化，被教育网站、资料站等所取代。教育博客的反馈功能要强于教育网站，但是因教育博客缺乏时效性，使学习者更乐于去资料站查找自己需要的学习资料。可以对教育博客与教学网站、资料站统一规划管理，利用专业知识教学网站弥补教育博客在专业性方面的不足，利用教育博客良好的反馈功能提高教育网站、资料站的实效性。3.提高对教育博客的认同感，避免只看“点击率”

由于缺乏对教育博客的规范化管理，一些权威性、可信度不高的教育博客影响了受教育者对教育博客的认同感。博客是一种开放式不受限制的传播媒体，对其传播的内容也没有专业的组织或人员进行审核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博客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便由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点击率。过分看重点击率，使得一些不良的教育博客得以生存发展。

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最具权威性、最受信赖的大学应担负起这一责任。首先，提高师生对博客教育的认同感和关注度。高校应运用自己良好的师资主动去关注和监督身边的教育博客。可以考虑将教学博客与校园网联系起来，让教师主动地关注他人的教育博客，去更新自己的教育博客，使学生能更主动地去参与互动。长此下去，教育博客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树立起来。

教育传播学 篇3

2015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各省（区、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省（区、市）有关部门、地市的主要负责同志，重点是省级领导干部每学期至少上一次讲台。这是新形势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举措。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构成。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领导干部上讲台就是领导干部作为传播主体对大学生（受传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讯息）的过程，因此必然符合信息传播的规律。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这项工作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一、传播者：凸显领导干部的独特优势

传播者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发起人，是借助某种手段或工具、通过发出信息主要作用于他人的人。传播者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流量和流向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她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判断。领导干部对大学生进行传播活动，和大学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其作为传播主体也有着非常鲜明独特的特点，只有准确把握住这些特点，发挥好领导干部作为传播主体的独特优势，才能真正增强传播的效果。

（一）身份的权威性。《意见》明确提出，上讲台的领导干部包括各省（区、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省（区、市）有关部门、地市的主要负责同志，重点是省级领导干部。在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这些领导干部的地位较高，是各级党政部门“顶层设计”的主要负责者，同时在大众媒体上亮相的频率较多，更为大学生所熟知，更加富有权威性。所以只有严格按照《意见》要求，在具体落实时把好上讲台的人员范围，才能从传播主体即传播源头上确保传播效果。

（二）理论的深刻性。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并善于学习的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期间还是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意见》中提到的上讲台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长期经过党内学习生活锤炼的干部或者是在某些领域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相关领域的理论有着深刻准确的理解，他们登上讲台向大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很高的专业权威性，更易于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阅历的丰富性。能够按照《意见》要求走上讲台的领导干部大多经历过多岗位的历练，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改革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们的阅历对于尚未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讲，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发言权和发言资格。所以领导干部上讲台，要把自己的阅历作为增强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托，把自己的阅历积淀贯穿传播的全过程。

二、受传者：准确把握大学生的需求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受传者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们是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对事物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心理特点，对信息的需求、接触和反应方式的差异直接决定着传播效果。传播学者在关于受众的研究中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的理论，即把受众成员看作有着特点“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当代大学生已经基本属于“95后”，他们思维活跃、兴趣多元、独立自我，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点。领导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因此，必须准确把握他们的需求，设置有针对性的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才能进一步增强传播效果。大学生主动获取信息归根到底无非是基于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对外部变化的了解，二是对自身切身利益的关注。

（一）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代大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天下，虽然生活环境相对单一封闭，但对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有着强烈的愿望。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2015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表明，高校学生高度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问题，表现出了心系国家发展与民族利益的国际视野和较高的政治素养。领导干部身处经济社会发展舞台的中心，深度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他们上讲台不论是讲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问题，还是讲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或者是讲某部门某领域工作的思路和实践，都是大学生深入了解社会变化的重要信息来源。

（二）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更加务实，不仅关心社会的发展变化，更关心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学习和生活问题。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大学生关注社会的发展也是基于对自身切身利益的考量。所以，领导干部上讲台一定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要基于对大学生就业发展等实际问题的把握，做到传播内容和大学生现实需求的有机结合。

三、讯息：讲好中国故事

讯息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通过讯息，两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所谓讯息，也即传播内容，承担的最根本的任务是传递意义。《意见》对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传播的主要任务和内容作了规定，但要想做到“有利于青年学生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了解国情、党情、社情、民情，有利于青年学生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青年学生坚定信仰，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领导干部还需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把故事作为传播内容的基本载体，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讲清楚，把深刻的理论讲明白，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讲透彻。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要注意“讲什么”和“如何讲”的问题。

（一）选取好传播内容。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都是通过处理一件件具体工作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上了讲台，却需要把这些具体工作转化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传播给学生，所以需要领导干部把握传播的规律，参照新闻价值理论，选取哪些易于被关注、易于传播、易于被记忆的素材来承载自己的观点。一是要多讲大事。《意见》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教育等都是关涉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经过学校的宣传教育已经为大学生所熟知，但是由于这些事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等特点，大学生以其阅历尚无法完全准确深刻地把握其丰富的内涵。领导干部上讲台，就要这些大事的来龙去脉、丰富内涵、未来趋势等讲清楚。二是要多讲新事。所谓新事，有的是指时间新，也就是刚刚发生不久，还没有为大学生所熟悉。有的指思想新，虽然大学生可能已经知悉事件，但是对事情背后的复杂背景等还不了解，对党政干部推动工作的思路还不清楚。领导干部就要利用上讲台的机会，多给学生讲讲这些“背后的新鲜事”，也利于大学生进一步增强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信任。三是要多讲和大学生接近的事。所谓接近，就是指传播的信息要与大学生有某种关系，其中包括距离上接近、心理上接近、感情上接近等等。比如世界最大的钻石经销商戴比尔斯创作的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就把钻石符号与永恒爱情的见证美好的意境紧紧关联在一起了，所以在广告中一旦出现钻石时，受众自然会生出“永恒爱情”的感情来。领导干部上讲台，也要始终坚持传播过程尽可能全方位接近学生，拉近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的距离。

（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话语体系是领导干部和大学生之间建立共通的意见空间的基础，对传播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上讲台的领导干部虽然长期在党政系统工作，经常出席会议发表讲话，但是面对的都是干部职工，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话语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不为学生所熟悉和接受。因此，要想讲好中国故事，确保传播效果，领导干部还要认真研究大学生的语言表达特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真正做到在话语上贴近学生、赢得学生。领导干部要努力掌握更多富有时代特色的词汇，比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蛮拼的”等网络热词，往往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客观上表征着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如果领导干部能够在报告中恰当使用这些话语，往往能在学生们会心一笑中拉近与他们心理上的距离。领导干部作报告要通俗易懂，要认识到大学生虽然接受信息广泛，但是往往对很多理论的理解还不够系统和深入，领导干部需要用一些比喻、举例等方式，深入浅出地传递信息。如有位领导干部在报告中讲到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时讲到，我们建国前主要解决的是“挨打”的问题，建国后一段时期主要解决的是“挨饿”的问题，当前，要努力解决“挨骂”的问题，就从历史的纵深中生动巧妙地阐释了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

四、媒介：拓展多元化的渠道

媒介是传播的渠道、手段或工具，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在传播学领域有着较高影响的加拿大学者M.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意思是说，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所以，绝不能单单把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具体方式作为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应该秉承历史的思维，延续以往一些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媒介形式，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积极拓展新的媒介形式。《意见》提出，领导干部上讲台可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在形势报告、课堂教学等传统授课形式的基础上，也可采用工作现场会、座谈会、研讨会进校园等方式。其中的形势报告就是我党建党以来，一直重视并且很好坚持的方式。

五、反馈：建立及时有效的网络反馈机制

反馈是指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反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领导干部上讲台并不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绝不是走秀，而是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因此，了解大学生对传播效果的反馈，对于不断改进工作，提升领导干部上讲台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干部都有着非常繁忙的政务，不可能像高校教师一样经常深入课堂为学校讲课，而每学期一次的上讲台即便能够引起较大的反响，也很难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保持领导干部与大学生之间的传播渠道畅通，使沟通能够常态化，是领导干部上讲台工作需要探索的新领域。过去，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领导干部上讲台之后，大学生只能通过书信等方式零散地与领导干部之间进行沟通，尚难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但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蓬勃发展为这种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要积极推动上讲台领导的干部通过网络平台建立自己的网络空间，向更多的大学生开放，并组建专门团队予以维护，定期筛选大学生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网络平台及时与大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使传播常态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三见.http：//www.moe.edu.cn/srcsite/A12/moe_1407/s253/201507/t20150731_197069.html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作者简介

张威系郑州大学发展规划处教师；周杰系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

教育传播学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文素养,素质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培育课程,课程规划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应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追求职业需求、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志向的同时,高等教育还应该为国家培养服务型人才、促进学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发展。担任耶鲁大学二十年校长的里察·拉维因( Richard Charles Levin) 认为,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倡导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负责任的公民,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长和耶大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

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理工科或文科专业均特别重视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平衡发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的问题。曾经开创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性新闻记者的密苏里大学,也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培养具备高人文素质、广博知识,但仍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步入大众化也迫使当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作为一所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本论文是以目前美国与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为参考基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提出一个课程规划模式方案,并为大陆培养应用型新闻学专业人才,规划一个为期四年的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备高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才”。高等教育担负的职责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建设与改革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必须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专业实践经验与技能,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和运用其专业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素养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

高等教育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职业院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有基本理念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为目标,是培养为社会各行业提供未来的领导阶层的人才;而职业学院教育则为各行业培养基层的技术性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发展的潜力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成为未来的“工程师”。那么目前海峡两岸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具有何种发展方向上的特征?

目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实用性、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现今两岸许多大学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大量专业性、实践性的课程,传授狭窄的专业理论知识,两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1]。在课程规划方面也呈现出缺乏培养人才理念的办学现象。开设课程往往不是以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任课教师的个人能力或兴趣开设课程,其结果是规划出的大学四年课程如同一个“大杂盘”,缺乏教育的方向感。

那么,新闻传播学课程规划的理念应以什么为建构的依据?我们应该培养具备哪些方面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规划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而课程的规划与设置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要求,课程设置的理念必须同时代的发展步调相一致。当今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专业人才。

智慧是人的综合知识和判断事物的集中体现。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知识,但是它无法为我们提供智慧,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养分。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获取智慧。人文素质的养分主要取自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全方位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我们独立判断与批判能力提供条件。

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较为宽广的视野,培育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学生好学善思的素质提供养份。通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通过广博的知识文化积累,和高雅的文化环境氛围的熏陶,学生不仅可以拓宽其知识面,还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审美、身体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条件。

创新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开发出来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依赖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锻炼获得的[2]。要想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强。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们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新形象[3]。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为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

素质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学习专业化和学习职业化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两者间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素质教育是学生技能培养的延伸和提升,它不应局限于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对素质教育与实践性课程的授课比例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均衡的发展。

在规划课程时需要了解专业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虑课程与课程间相互渗透的设计。开设每一课程应明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每门课程的安排必须能充分体现出应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需要明确说明开设每一门课程预计达到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设计每一门课的具体内容和撰写课程大纲。此外,需要具体说明学生学习某一专业课程后应该“掌握”、“具备”何种能力。例如,具备独立进行创作的能力等,并且说明在技能的训练上要达到何种程度。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处理好技能训练与文化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间关系的问题。

基于上述理念,本论文以莆田学院新闻学专业四年本科修读172 总学分,设计以修读83 学分的专业课程为案例,提出一份“新闻学专业四年学习课程规划表”(见表—)。此表根据学生对不同传播媒体的兴趣,区分为A、B两个专业轨,供学生选读。不论选择A轨或B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均须修读至少47 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必须修读至少36学分A、B两专业轨共同选修的专业性课程。此项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规划可大致归纳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和“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三类。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是一种系统性、专门化的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课程是指在专业范围内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同时也在培养学生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4]为满足传播业界对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学生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原理等知识,并掌握对该专业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类课程包含所有专业所需修读的基础理论,或专业技术原理性课程。为满足新闻传播业界对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课程规划方案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一定学分的专业理论与技能性训练课程:

专业必修学分：47 学分（包括实习学分）专业选修学分：36 学分（可选择修读的学分为 68 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 学分综合素质培育课程：必修学分 57 学分新闻专业本科四年必须修读总学分:172学分

1.专业素质培养课程:此方向着重传授传播学理论性与原理性、传播史、传播法规等课程。此课程也包含专业实践性的基础课程。此类课程均为必修课程。

2.专业技能性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操作影视媒体器材与相关设备的能力。

三、专业拓展(延伸)课程

新闻媒体报导所呈现出内容的质量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修读上述83 个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外,我们进一步要求本专业学生需要自行选择修读拓展其志趣的“专业拓展课程”。 这是属于专业知识培养性质的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能够掌握某一科学、或某一个领域,并且具备该领域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在进行采访时能够提出具有专业性、深入性的采访问题,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闻报导。例如,对未来有意在体育方面发展的新闻专业学生可到体育学院修读相关的课程,以培育学生在此领域的专长。学生亦可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疗、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艺术、地质学、海洋学、生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拓展其专业知识。此课程要求学生在其兴趣拓展的领域至少修读两个专业领域,且每一领域修读不得少于12 个学分的课程,修读拓展性课程的总学分不得少于32学分。

四、综合素质培育课程

此课程设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开拓其视野,使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课程内容也应包括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培养他们分析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类课程包含工具性知识的培养,如外语、基础研究方法等。这一模块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课程至少57 学分,其中修读文学、历史、哲学,每一类不得少于12 学分的课程。

根据上述理念,本论文更进一步提出由三个模块组成的“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见表二)。

五、结语

教育传播理论 篇5

一、传播模式

传播是一种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复杂过程。传播学者研究传播过程，往往先将这个过程简化为若干个组成要素，然后分析这些要素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样就构成了多种多样的传播模式。这里介绍在当前比较有影响的几种传播模式。

（一）拉斯威尔传播模式

1948 年，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 · 拉斯威尔(HaoldLasswell)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用文字形式阐述的线性传播过程模式。如图 1-4 所示

图 1-4 拉斯威尔传播模式

该模式简要阐述了传播行为包括的五个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就是著名的 “ 五 W 模式 ”。

从拉斯威尔传播模式的五个传播要素，我们得到传播研究的五大内容： 1.控制分析

研究 “ 谁 ”，也就是传播者，进而探讨传播行为的原动力。2.内容分析

研究 “ 说什么 ”(或称信息内容)以及怎样说的问题。3.媒体分析

研究传播通道，除了研究媒体的性能外，还要探讨媒体与传播对象的关系。4.受众(对象)分析

研究那庞大而又复杂的受传者，了解其一般的和个别的兴趣与需要。5.效果分析

研究受传者对接收信息所产生的意见、态度与行为的改变等。

拉斯威尔传播模式在大众传播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对现代媒体教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一模式过于简单，具有以下明显的缺陷：首先，它忽略了 “ 反馈”的要素，它是一种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模式，由于他的模式的影响，过去的传播研究忽略了反馈过程的研究；其次，这个模式没有重视 “ 为什么”或动机的研究问题。在动机方面，有两种值得重视的动机：一是受众为何使用传播媒体；二是传播者和传播组织为什么去传播。

（二）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

香农和韦弗（Shannon-Weaver）在研究电报通信问题时提出了一个传播的模式，这一模式原是单向直线式的，但是，他们不久就将这一模式加入了反馈系统，并引伸其含义，用来解释一般的人类传播过程，如图 1-5 所示。

图 1-5 香农－韦弗传播模式

香农 ― 韦弗传播模式把传播过程分成七个组成要素，即信源、编码、信道、译码、信宿、反馈、干扰。他们认为，传播的过程是 “ 信源”即传播者，把要提供的信息经过“编码”，即转变为某种符号，如声音、文字、图片、图像等，通过一种或多种媒体传出。“信宿”即受播者，对经过“编码”的信息符号进行“译码”，即解释信息符号的意义，最后为受播者所接受利用。受传者收到信息后，必然在生理、心理上产生反应，并通过各种形式给传播者“反馈”信息。

此外，在传播过程中还存在干扰信号，干扰信号可以对信源、编码、信道、译码、信宿等部分产生影响。

（三）贝罗的传播模式

图 1-6 贝罗传播模式(SMCR 模式)贝罗(D Berlo)的传播模式综合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大众传播学、行为科学等新理论去解释在传播过程中的各个不同要素。这一模式把传播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要素：信源、信息、通道和受传者，如图 1-6 所示。

1.信源和编码者

研究信源和编码者，需要考虑他们的传播技术（对信源部分是指说话和写作，对受传者部分是指收听和阅读）、态度、知识水平、所处的社会系统及自身的文化背景等，现分述如下：

传播技术：信源与编码者不论以说话或写作来传播，必须讲究传播的方式，才能保持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传播技术包括有语言（如语言的清晰和说话的技巧）、文字（如文字写作的技巧）、思想（如思维周密）、手势（如动作自然）、及表情（如逼真）等。

态度：传播者是否喜爱传播的主题，是否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对受传者是否有足够的了解。

知识：传播者对传播的内容是否彻底了解，是否有丰富的知识。社会系统：传播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与威信如何。文化：传播者的学历、经历和文化背景怎样。2.受传者与译码者

信源、编码者与译码者、受传者，虽然在传播过程的两端，但是在传播过程中，信源－传播者可以变为受传者，受传者也可以变为传播者－信源。所以影响受传者与译码者的因素与传播者、编码者相同，也是传播技术、态度、知识、社会系统与文化背景诸项。

3.信息

影响信息的因素有如下几项：

符号：包括有语言、文字、图像与音乐等。

内容：为达到其传播目的而选取的材料，包括信息的成分与结构。处理： “ 传播者 ” 对选择及安排符号和内容所做的种种决定。4.通道

传播信息的各种工具，如各种感觉器官，载送信息的声、光、空气、电波、报纸、杂志、播音、电影、电视、电话、唱片、图画、图表等等。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内容、符号及处理方式，均会影响通道的选择。如哪些信息适合于语言传送？哪些信息适合于视觉方式传送？哪些信息适合于触觉、嗅觉、味觉方式传送？总之，通道的选择会影响信息的传送与接收效果。

贝罗的传播模式比较适合用于研究和解释教学传播系统的要素与结构，如 S-M-C-R 相当于教师－课业－手段－学生。我们还可以以其揭示的条件为依据，联系实际传播场合及要素的具体情况，预测教育传播的效果，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教育传播要素

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等传递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

（一）教育传播的特点

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教育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1.明确的目的性

教育传播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活动。2.内容的严格规定性

教育传播的内容是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格规定的。3.受者的特定性

教育传播有特定的受播者，那就是学习者。4.媒体和传播通道的多样性

教育传播学 篇6

关键词：传媒专业；教育；媒介素养；课程设置

新媒体时代，面对多元化、自主化、个性化信息服务等趋势不断加大的媒体环境特征，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采编与制作、摄影与摄像、网络与新媒体等传媒专业学生来说，未来将要面对的行业标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他们在大学教育中更应该完成良好的媒介素养建设，尤其是重要的传播学理论，才能在新环境下，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信息，服务社会。高校传媒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完善、改进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出更多符合新媒体时代传媒行业要求的优秀学生。

1 “把关人”理论应该贯穿于理论教学中

1.1 “把关人”意识的缺失容易导致不良后果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最早提出了“把关人”这个概念。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信息传播的渠道也多种多样，特别是在自媒体出现以后，信息的传播也更加便捷和散乱。在这个过程中，倘若媒体“把关人”没有做好把关工作，信息的传播往往呈现出无序和泛滥的特点。因此，媒介素养是媒体从业人员重要的职业素养构成。

在新媒体环境中，由于信息传播者“把关人”意识的缺失，会导致有价值的信息被肥皂泡般的无用信息挤占传播空间。例如，媒体上经常会掀起一些晒身材的奇怪潮流。“锁骨放硬币”一度成为盛行的微博热门话题，如果测试者能将一定量的硬币放到自己的锁骨上方，量多且不丢落的就说明有个好身材，相反量少或放不上则需要赶紧减肥。于是，许多网民的微博、朋友圈几乎被“锁骨放硬币”的照片刷屏。2015年6月11日，一个网上热帖“女孩子能反手摸到肚脐眼就是身材好”出现之后，杨幂、许飞等明星纷纷晒照片秀身材。更多网友也纷纷跟帖，掀起微博圈、朋友圈的刷屏新高潮。

类似的晒身材的潮流如“马甲线”“酒窝放笔”“A4腰”等，这种跟风模仿的行为时隔不久就会再一次在各种媒体上上演。通常是由明星、网络红人的某种行为引起普通人纷纷模仿，一时间成了一种席卷网络的“时尚”。这种价值和意义甚小的信息泛滥成灾，不仅浪费了受众的大量有效媒体接触时间，甚至还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1.2 增加“把關人”理论的课时分配比重

媒体从业人员在自媒体或者传统媒体平台上所发表的言论和观点，往往在受众中意味着专业性和权威性，会对受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言论不当、“把关”失误，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会误导受众，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使受众对媒体失去信任，后果将不堪设想。作为未来的媒体从业人员，高校传媒专业学生应该充当合格的“把关人”角色，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因此，高校传媒在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应该将“把关人”的理论教育上升到一定高度。具体来说，应该针对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比重的课时量。特别是新闻采编专业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应该加强“把关人”理论的教育。因为该专业的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时要在很多工作环节中筛选、选择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充当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2 重视“议程设置”理论的媒介素养教育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处于主动地位。但是，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议程设置的传统模式逐渐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来说，个人的议程设置开始“崛起”，传统媒体开始丧失对第一手新闻材料的独占权。[1]在新媒体时代，各种新老媒体发生融合，媒体的交互性特点明显。公众的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媒介的议程不再是由主流媒体来设置，公众的关注也能将某些事件变为媒体焦点，而在议程设置由单向转为双向的过程中，媒体与受众之间可以多次、持续地互动，两者的观点相互影响，这就意味着，网民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议程设置能力。

从近期的许多网络媒体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自媒体等新媒体的用户将某些关注度较高的网络新闻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是一个由个人议程逐渐演变为媒体议程，最终转化为大众议程的过程。例如，从2015年著名的青岛大虾事件、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调查事件等中都可以看到新媒体时代媒体“议程设置”的新变化。

针对这种变化，高校媒体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不仅注重培养学生选择信息的能力，使其能够充当合格的“把关人”，还要引导其掌握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把关人”的新规律，重视网民在媒体议程设置上的推动能力。在高校传媒专业教学中，“把关人”理论一般会被设置在《传播学概论》课程中。而不同的专业对于传播学理论的侧重也有所不同。部分高校将专业分为新闻、传播两大类，继而细分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采编与制作、摄影与摄像、广告学等专业。在采集和制作等实践性较强的传媒专业，一些高校对传播学的理论规定课时量较小，而对于新闻学、传播学等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课时量设置较多。其实，“把关人”的角色是多重的，把关作用贯穿在信息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因此在每个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具体的教学计划中，应该增加“把关人”理论的课时分配比重。高校传媒专业应该将“议程设置”理论贯穿于教育教学过程中，改进教学方法，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引导学生辨别、分析由媒体引发的社会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印证中，使学生能够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素质。在未来的工作中以正确的立场选择信息的内容、新闻的报道角度和方式，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舆论、服务受众、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晓颖.网络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J].青年记者，2013（3）.

教育传播学 篇7

一、教育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涵

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 随着信息科学的大力发展, 推动了传播学科在美国的创立, 并对教育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此时, 教育学科开始引入了传播学的理念, 用多种传播方式来提高受教育的效果。到了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 教育传播学科领域逐渐形成, 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到了七十年代, 教育传播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的教学课程, 以传播学理念为基础, 推行教育的信息化、系统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开始萌芽和发展。1982年以后的数年时间里, 传播学学科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教授多次到我国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思想, 专门讲述了教育传播学的相关内容。到八十年代后期, 国内的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及教材。主要著者有南国农、李运林、邵培仁、魏奇、钟志贤、高蕴奇等。这些论文和教材的出版, 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 1988年由南国农、李运林编写的《教育传播学》教材作为高校学生的主要教材, 影响力最广。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善地阐述教育传播理论的书。

教育传播学是学科融合的产物, 它与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关于教育传播的涵义, 笔者认为, 要结合传播类型的分析来把握。教育传播所传播的是教育信息, 传播内容为教育内容。因此, 根据教育传播的规模, 可以划分为自学传播、个别传播、课堂传播、远程 (教育) 传播等类型。它尤其强调教育信息流动的双向性和动态性, 通过教育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以此获得较好的教育效果。[1]在此, 可以给教育传播下这样一个定义: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 去研究和揭示教育信息传播活动的过程与规律, 以求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2]其特点是:明确的目的性、内容的严格规定性、受者的特定性、媒体和通道的多样性。

由于教育传播学开始仅仅从教育的媒体着眼,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教学中应用 (因为幻灯、电影等媒体的声像信息是通过用电的设备表现出来的) , 且国内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又集中在电化教育领域, 所以人们经常把它等同于电化教育, 这是不准确的。随着教育技术学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传播学科亦有了较大的发展, 因此教育传播学这个名称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3]无论是基于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 还是现代化的多媒体组合教学模式以及远程教学模式, 都可以在教育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内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教育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没有受到高度重视

学术界对教育传播学科的重视忽冷忽热, 且目前进入低潮, 从而影响了教育传播学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缺乏持久性、深入性和系统性, 研究氛围不够浓厚, 抄袭外来的观点居多, 理论观点比较零散, 使得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够系统和深入, 显得大而空。这与学者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我国教育逐步进入信息时代, 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低谷。数据显示, 当前研究教育传播学的人员85%来自高校, 只有5%来自中小学教师。可以看出, 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对教育传播重视不够。[4]

(二) 缺乏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在原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创新理论更适应于客观规律, 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强。由于教育传播学是国外引入的, 一些理论和案例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 因此, 不少专家一直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受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不深, 缺乏中国化的逻辑体系, 使得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出现“有学无史”的尴尬局面。结果就出现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 学科基础不牢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 当前学者针对新出现的教育传播问题研究不多, 缺乏理论创新, 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关注不够,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心无力。一些理论仅是面上的泛泛而谈, 缺乏实践性和系统性, 出现了学者研究氛围不浓、老师教学热情下降、学生不喜欢听课的“三输”现象。[5]

(三) 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

当前, 教育传播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 其沟通和传播的思想、手段与工具亦不例外地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 正在发生着改变, 现代教育传播活动日益多元化和全方位化。但是, 目前的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却存在一些问题, 如教学方法老套, 考核方式单一, 学习兴趣不高, 课堂气氛沉闷, 难以实现教学优化。尤其是理论严重滞后, 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对于一些新问题, 比如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等, 缺乏总结与探索。

(四) 理论研究进入低潮

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但长期受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方向发展的影响, 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忽冷忽热。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极其高涨, 而到本世纪初却呈急剧下降趋势, 发展缓慢。个别学校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 的教育院系甚至取消这门课程的教学。这个学科在一些院校被逐步边缘化, 课可上可不上, 缺乏名师授课, 这种情况下, 要人缺人, 要钱缺钱, 理论研究怎么可能深入呢?至今全国没有几个专业的教育传播学研究机构, 即使有机构, 人员、设备亦不齐全, 一些教师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学, 热衷于搞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 很少有人静心去深入研究。当前研究梯队中, 存在严重断层, 专业的研究者主要是55岁以上的老教授, 研究这方面的中青年教师非常稀缺, 年青教师对研究教育传播的新问题没有热情, 长此以往, 这一学科的发展将滞后、徘徊。

三、加强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路

当前, 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要进一步推进教育传播学的研究,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加快建立一批专业的研究队伍, 整合资源以搭建研究平台

目前, 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不太多, 理论研究还处于弱势阶段, 而开设教育技术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的大学很多, 这些高校要组织研究团队, 利用好自己的教师队伍, 由知名博导、教授牵头, 成立学科带头人, 围绕前沿性的特定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构建完善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方面, 当前教育传播学研究的资源分散, 平台不大, 没有一个完善、系统的资源库, 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 因此, 有必要对其所研究的资源进行整合, 建议由相关机构分工协调、相互配合, 协力建设一个资源库平台, 通过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便于研究人员更好的查询和利用。[6]

(二) 大力运用新媒体创新教学方式, 利用新媒体提高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认为, 通道指教育信息形成后, 由一方传送到另一方所建立的联系方式。通道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传者和受者之间, 是两者实现信息沟通的中介因素。传播通道不畅, 教育效果差, 教育目的就无法实现。而信息技术的发展, 带来新媒体的繁荣, 更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基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 与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旧媒体共同发展形成数字化传播环境, 为自主性学习、互动式学习、探索性学习、个性化学习、娱乐化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可能, 也为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7]因此, 教育传播面临新的形式, 必须创新传播工具, 运用QQ群、博客、微博等新网络媒介, 提高传播效果。比如苏州就创建了教育博客, 成为苏州教育工作者的网上家园, 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 可以用研究性教学提高课堂效率, 这种模式将学、思、做紧密结合, 使沉寂的课堂变得活跃, 被动的学习变得主动, 值得借鉴。

(三) 加强多学科、多国家的交流与协作

当前, 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专家主要来自教育技术学的教师, 缺乏传播学科、信息技术学科等专业的专家, 从而学科的知识结构单一, 研究视野比较窄, 研究水平也比较浅, 导致这一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相对有限。而且缺乏与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 对国际上当前学科发展前沿介绍和了解比较少, 学科理论更新比较慢。面对上述问题, 有必要加强与各个学科、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 通过专业会议、论坛、讲座、研讨、外聘、兼职等方式, 吸收其它学科的精华及前沿知识, 丰富教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四)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相统一

当前困扰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 缺乏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 从而束缚了学科的长远发展。因此, 有必要采取引进、消化、吸收等方法来促进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采用新媒体、新的教学方式, 以适应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受众的学习需求。因此, 要高度重视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创新, 大胆探索, 不断实践, 提高教学和研究的实战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 要着眼于实践应用。着力于解决现实问题, 注重发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使学科与实践更紧密, 更贴近现实生活。要鼓励基层的老师深入开展学科实践活动, 通过实践总结, 创造出一批优秀的成果, 以此来丰富理论教学。要激励与相关学科包括传播学的老师的协作, 比如进行课题的联合研究, 通过学科融合, 共同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不断发展。

摘要：自20世纪八十年代教育传播学科在我国创立, 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这期间, 经历了忽冷忽热的发展过程, 面临着一些主要问题, 比如对该学科的重视不够, 理论研究创新不足, 实践与教学脱节等。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需要加快建立一批专业的研究队伍, 整合资源以搭建研究平台;大力运用新媒体创新教学方式, 利用新媒体提高传播效果;加强多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协作。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相统一。

关键词：教育传播,教育技术,新媒体,传播路径,电化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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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永健.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重构的研究设想[J].电化教育研究, 2006 (6) :22-26.

[4]汪颖.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 2007 (6) :16-18.

[5]张海龙.略论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存在的问题[J].商洛学院学报, 2010 (5) :87-90.

[6]胡钦太.教育传播学研究30年:现状、瓶颈与对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99-102.

教育传播学 篇8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纵向垂直领导、横向部门协作”的严密的管理教育体系。同时, 由于“前网络时代”的封闭性环境特点,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巨大的组织优势。但是, 在信息化时代,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优势受到严峻的挑战。在网络环境下, 大学生不仅面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 而且受到各种网络传播形式包括网站、社区、QQ、博客、播客等的影响渗透, 并且这些影响渗透常常整合进某一个具体的传播过程中, 充分体现出网络传播的复合性特点。需要指出的是, 从政治功能上看, 网络承载的传播形态的复合性, 也决定了网络兼具“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也译为公共空间) 的特质。这就意味着网络空间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 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以此观之, 网络传播的复合性必然会分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优势。

2.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弱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优势。

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包含的主题内涵和精神要求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原则性、方向性和严肃性等特征。比较而言,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侧重于“单向性”的指导学习, 具有“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s) 的权威优势。但是, 在网络时代, 由于网络媒介特有的结构及技术, 使得“开放性”成为网络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使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广泛、更为及时, 从而不再仅仅依赖高校所提供的传统信息渠道。同时, 也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 使得网络传播具有“公共话语空间”的时代特点。“公共话语空间”意味着网络是一个允许个体进行意见表达的“公开场所”, 当然, 这样的空间赋予个人更多的是一种说话的“权利”而不是“权力”。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生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意见领袖”式的权威指导, 而且也主动寻求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成长空间。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必然会弱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优势。

3.网络传播的多级性矮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优势。

从网络传播的基本模式看, 再传播者对于信息的反复传播, 是网络传播区别于传统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种反复传播也就形成了信息的多级传播。由此观之, 在网络环境下,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再是“单向度的传输”而是“双向度的互动”。这种新变化也对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优势造成较大冲击。在传统意义上,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处于天然的地位优势, 在信息发布和传播方面具有天然的权威性。相应地, 作为受众的大学生常常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学习者, 并不具有发布信息的权力。从信息交流格局来看,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沟通形式。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高校往往担当类似于“把关人”的角色, 负责将相关政策要求和文件精神传达给大学生, 同时组织他们开展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然而, 在网络环境下, 由于网络传播的多级性特点,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信息交流格局由“不对等”转向“对等”, 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优势将会矮化, 而大学生的信息交流角色相应地得到强化。这方面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否则将会产生新的“不对等”, 即大学生占据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制高点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却失去应有的主导地位。

4.网络传播的连通性淡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优势。

教育传播学 篇9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弱化,传播学

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1]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传播活动, 良好的教育传播效果必然是其所关注和追求的目标。然而,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 导致教育效果出现弱化的趋势。下面主要以传播学的视角, 从五个方面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弱化的原因。

一、“意见领袖”职能缺失, “专业权威”地位弱化, 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s) 这一概念是由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二级传播”理论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中, “信息总是先由大众传媒传递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意见领袖, 然后再由意见领袖扩散给其他的社会公众。” [2] 这里所说的“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传播网络中, 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通过该理论可以看出, “意见领袖”作为信息传播的中继和过滤环节, 对传播效果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二级传播理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即大多数情况下, 信息并不经过“意见领袖”这一中介, 而是直接到达受众。后来人们研究发现, 大众传媒在传播一些简单的告知性信息时, 如日常新闻报道、天气预报、广告等, 通常只有大众传播到受众的信息流动, 也就是只有一级传播, 而在传播一些复杂的带有各种潜在原因或背景的信息时, 由于一般的受众缺乏相关的知识和长期关注度, 这就需要“意见领袖”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对复杂的情况做出解释, 以帮助一般受众来了解事情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这样二级传播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 其传播内容通常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原则性、理论性和前瞻性。学生在掌握教育内容, 领会教育精神上往往存在一定的难度, 需要有人来担当起“意见领袖”的角色, 对教育精神和内容加以讲解分析、细化实化, 以帮助他们真正消化理解。大学德育老师作为专职的政治理论教育者和思想行为引导者, 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使其近乎天然地承担起了“意见领袖”这一职能。总体来说, 高校广大的德育工作者都较好地担当了“意见领袖”这一角色, 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教育任务, 他们也因此而普遍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尊重和认可。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有了深刻的调整, 等价交换原则和重商主义等思想也逐步渗透到大学校园之中。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实现, 有的老师整天忙于自己的“经济建设”, 而放松了 “理论建设”, 致使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学生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热点、难点问题说不清、讲不透, 不能充分发挥“意见领袖”所应有的职能。此外, 由于受各种庸俗关系的干扰,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言行一致。这就使其失去了在负面社会问题面前“较真”的底气, 丧失了一名老师应有的人格魅力, 造成其“权威”地位的弱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都表现为泛泛而谈, 教育中不能给学生以人生的启迪、心灵的触动, 严重地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自然也就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

二、误用过用“议题设置”, 忽视受众“使用与满足”,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不强

“议题设置” (Agenda-Setting) 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往往通过报道重心的选择, 来构筑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轻重缓急。大众传媒的这一功能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 即“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 (how to think) , 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what to think about) ”[3] 。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工作,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设置议题并展开议题的过程, 议题设置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因此, 在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应该通过所设议题的“正确性”来确保教育的“方向性”, 通过所设议题的“贴近性”来保证教育的实效性。若说“议题设置”理论主要从传播者角度来考察传播的功能, 那么“使用与满足”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理论则主要是从受众方面看待传播活动。它特别强调受众的作用, 突出受众的地位, 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制约着整个传播过程, 而受众使用媒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通过该理论可以看出, 传播效果的取得必须通过受众的参与并最终在受众身上体现出来。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重视大学生的需求与满足, 调动他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然而,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存在着错误理解和过分强调议题设置功能, 忽视大学生实际需要的问题。一是过于强调“方向性”, “贴近性”重视不够。教育过程中, 在议题的设置上只强调“宏大叙事”, 而不注重“细节描写”, 只允许宣扬高、大、全, 不允许暴露阴暗面。具体表现为, 学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只注重开展政治理论、优良传统等重大课题的宣传教育, 而不注意把引导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与满足大学生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 把传播重大理论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因此难以引起学生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过程中只讲优点不讲缺点, 甚至故意回避、隐藏矛盾和问题, 使得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教育精神产生怀疑, 从而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二是将议题设置教条地理解为教育“内容和形式”一成不变。所谓“议题设置”就是在某一时间段内保证教育主题和内容的相对固定,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强调和引导的功能。而在实际教育过程中, 为数不少的学校, 却将这种相对固定, 教条地理解为“内容与形式”的一成不变, 在教育中一份教案年年讲, 届届讲, 级级讲, 虽然达到了议题设定的目的, 但由于不能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 不仅不能引起学生的良性互动, 而且会使其产生逆反心理, 教育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三是存在过分依赖议题设置功能的倾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讲过了, 考过了, 检查过了, 自然就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而对教育的实际效果缺少应有的关注。

三、信息来源多样, “把关”难度增加,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力”减弱

在当前信息时代, 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 传播手段也日趋丰富多样。无论愿意与否, 现代人每天都生活在各种传媒包围之中。信息来源多样, 日益增加的各类信息,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信息来源多样, 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增加学生的信息储备。这无疑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 信息来源多样化后, 信息“把关”难度增加, 大学生所接受信息的“正向性”难以保证。在现实生活中, 大学生获取的各类信息中, 对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有用的正面信息固然不少, 但更多的却是各种无关信息和干扰、冗余、垃圾等负面的信息。大众传媒尤其是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现代传媒, 以其信息内容丰富、更新速度迅速、交流互动性强、信息传播面广、多媒体化程度高等特点, 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喜爱。再加上这些媒体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为了迎合青年人的消费口味, 大量刊登一些刺激、怪诞甚至是色情的娱乐内容和广告信息, 致使部分意志力薄弱的大学生抵挡不住这些内容的诱惑, 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其中, 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 而且长期处于这些干扰、负面信息的影响之下, 久而久之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也会发生改变, 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和违法犯罪等问题, 给学校的正常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 由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开放性、匿名性、虚拟性、话语权平民化等特点, 使得网络消除了自然屏障, 突破了不同国家、民族和信仰的人进行交流的限制, 使得东西方价值观念在大学生头脑中的交锋更加直接, 也更加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和各种反动分裂势力也会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有效的传播工具, 大肆宣扬其反动论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抵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力”, 因而成为当前影响教育效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偏向简单灌输, 忽视“受众”差异, 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个体差异论”是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受众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的人会具有不同的媒介需求, 而且即使对同一需求, 由于“受众成员心理或认知结构上的个人差异, 使得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讨论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不同。”大学生作为教育传播的“受众”, 他们不仅仅是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之一, 而且是教育效果的物质承担者和主要体现者, 因此, 充分认识大学生群体甚至个体的不同认知特点是做好教育的前提和关键环节之一。然而,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存在着偏向简单灌输, 忽视教育对象个体差异的问题。在教育传播方向上, 强调自上而下的灌输, 而忽视或轻视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在教育传播方式上, 偏向单向的信息灌输, 缺乏教受双方的互动;在传播对象上, 不注意区分教育对象层次, 一刀切现象大量存在。这与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上存在“刻板印象”有关。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一向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将所要求的内容灌输给受教育者, 而受教育者无差别地接受教育内容的过程。在观念上深刻体现并简单沿用着“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的灌输思想。这显然是对列宁“灌输”思想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具体运用的机械推广和泛化。尽管有时也提到了教育者如何了解受教育者的反应和反馈, 但那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灌输”的目的。在实际运用中, 难免会出现各种偏差, 不顾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及其心理状况、环境氛围等因素, 一味地进行所谓的“我转变你的思想, 你接受我的教育”的“灌输”做法, 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在当前阶段,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 我国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等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但学校在开展教育中不注意区分这种差异性, 采取简单的、形而上的办法, 以先进性取代普遍性, 用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要求所有大学生, 用对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普通学生, 用对党员的要求衡量团员甚至是非团员的学生, 忽视了当前大学生在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上的层次差别, 忽视了其年龄、心理、身份等特征, 脱离了其接受能力和需要的实际, 也就丧失了教育的针对性, 其有效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五、应变能力不强, “媒介素养教育”滞后, 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播研究和媒介素养教育滞后, 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欠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推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更加具有开放性。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 业已取代学校和家庭, 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因素。网络空间成为人们的第二生存环境, 虚拟世界成为人们新的生活场所。当前, 大学生大都出生成长于我国大众传媒迅速发展时期, 大众传媒自然成为影响其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我国缺乏基础的媒介素养教育, 高校的媒介伦理、网络德育的研究和开展也明显滞后, 致使大学生正确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普遍较弱。面对“信息爆炸”的汹涌巨浪, 他们一方面表现为无所适从, 难以取舍;另一方面又会完全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 混淆了“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界限。对于网络虚拟空间中道德规范实施力量的分化和灭失, 他们往往难以恪守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和操守, 成为“网络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人[4] 。二是传播内容陈旧、传播策略单一, 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感染力。近年来,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主管领导多次强调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然而当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普遍存在着教育信息老化、窄化、泛政治化的问题, 教育者缺乏必要的传播理论和传播技巧、传播策略单一的问题, 只注重大学生在校期间教育, 忽视其毕业后长远发展的教育断层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了应有的时代性、系统性和持续性, 教育的实效性自然也被大大地削弱甚至丧失。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30.

[2]李彬.传播学引论 (增补版) [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151.

[3]B.C.Cohen: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ion, NJ:PrincetionUniversity Press.1963.112.

教育传播学 篇10

时至今日, 全国各个高校传播专业教学点数量已经大大增长, 但是相对于新闻学专业、广告学专业等姐妹专业, 传播学专业“是什么”、“与新闻专业有何区别”等问题仍不断被社会各方频频提起;本科专业教育工作者也在不断追问:传播学本科专业教什么、怎么教?不同的教学单位, 回答不一样, 实践层面上不尽一致。这种情况可解释为专业教学点的多样化、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但是, 从一个本科专业特殊规定性的标准来看, 传播学专业仍存在定位不够清晰、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教学体系不够严密等问题。

下面, 本文将复旦大学传播学本科教育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 通过对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 探讨影响传播学专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几种主要因素。

第一阶段:脱胎于新闻教育, 以“网络传播”自立门户

复旦大学传播学本科专业在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里成长起来, 其诞生却与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介技术关系密切。可以说, 是时代际遇, 催生了这个新专业, 也影响着其发展模式的塑成。

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 之后十余年间, 本科教育层面还只是相关课程, 而没有设置独立专业。本科教育与研究生培养不同, 应考虑到实际的社会需要。那么, 教什么、为社会上的哪些部门、岗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些问题不能回答的话, 传播学本科专业无从谈起。

传播学理论引进中国, 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就是传媒技术的发展、应用 (当时主要是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 以及信息观念的革新 (例如开始意识到媒体的信息服务功能、传播效果) 。同样的道理, 随着传媒技术更快速的发展, 随着信息观念的进一步革新,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1995年之后, 中国互联网发展走出实验室和少数科研机构, 开始在全社会逐步推广。几年之后, 互联网普及的速度越来越高, 社会影响也突显出来。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新世纪初年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提出了开设网络传播专业的要求。在当时, 网络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 但是较为普遍的观念还是把它视为与传统大众新闻媒体分立的一种类型。早期的互联网作为IT行业类型, 主要归信息产业部管理, 与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关联还不够紧密。因此, 新开设的专业自然不能与原有的新闻专业混同。为此,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别设置了一个系, 称作“传播学系”, 以网络传播教育为特色, 以示与新闻学系、广告学系、广播电视学系的不同。但实际上, 由于, “母体”是历史悠久的新闻学院 (复旦大学新闻教育始于1929年) , 因而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均透露出浓厚的“新闻味”。从毕业生去向来看, 200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 在新闻单位、网络IT公司、其他公司就业的比例相当, 继续在国内国外读研深造的也占近四分之一。这种“均衡”态势, 既可视为“多样化”, 也可以解释为培养方向不够集中、不够明确。与其他专业相比较而言, 传播专业毕业生读研深造比例最高, 可以看做复旦传播学教育侧重学术特色 (而非实践特色) 的体现。从事网络新媒体职业的比例虽比其他专业高, 但也并非预想的那样突出。

相对而言, 新闻学系明确培养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和编辑人才, 广告学系明确培养广告营销人才, 广播电视学系明确培养广电媒体的专业人才。而传播学系虽强调网络特色, 但是“母体”的特殊性又限制了学生在网络技术能力方面的发展。对于技术依赖性强的网络媒体来说, 在内容因素还没有明显得到IT精英足够重视的时候、在网络媒体还没有新闻采访权的时候, 脱胎于新闻教育母体的复旦传播学专业学生处于一个模糊地界。虽则凭借自身良好素质, 所有同学均顺利就业或读研, 但是传播学系“定位”的问题, 仍是同仁苦于探索的一个领域。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困惑, 但复旦传播学本科教育得以借助“网络”而自立门户, 为日后立得更稳、更高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顺应“新媒体”发展, 逐步丰富专业内涵

网络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 很快超越了单纯的“万维网”概念, 而使得涵盖面更宽的“新媒体”概念显现出来。这一变化, 也在影响着由网络传播演变而来的复旦大学传播学专业教育。

新媒体技术应用愈来愈广泛, 新闻、广告等专业都在积极介入这一领域。原本以网络传播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的边界也愈来愈模糊, 需要重新标定。具体来说, 随着万维网之外的诸多类型新媒体的勃兴, 以及终端设备的小型化、智能化, 新闻传播、广告营销乃至广播电视都在积极拥抱新技术, 加快数字化的进程。从信息的采集、制作、发布, 到信息服务对象查找、获取信息的方式, 都快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此时, 网络知识、技能要拓展到更广阔的新媒体领域, 而且也不仅仅作为传播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它也是所有不同专业——只要属于信息传播领域——都应该掌握的。这样一来, 传播学专业以网络传播为立身之本已显得不合时宜。为此, 复旦传播学系及时调整思路, 积极拓展到人际沟通、跨文化传播、公共关系等新的领域。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既是显示自身独立性、与其他专业区分开来的有效方式, 也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必然转型。在全球化时代, 跨国公司在公共关系方面, 面临着很多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而且, 组织管理等方面, 也需要精于人际沟通的高素质人才。传播学系毕业生受到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欢迎, 也往往在于他们在这些方面, 为用人单位的相关工作岗位带去了新的理念, 能够解决一些因为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变化而产生的新的内部管理问题与外部关系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复旦传播学系在强化新的内涵、突出新的特色的同时, 也注重“母体”的积极影响。在新闻教育的培养过程中, 原本就注重提高学生人际沟通的能力——这是做一名合格的记者、进行社会调查的必要素养。而传播学系的教学培养环节, 更进一步强化学生人际沟通能力, 并使之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公共关系事务策划与执行能力结合在一起。虽然这方面“强化”的同时, 似乎“淡化”了新闻特色、媒体特色, 但是由于同处于一个学院, 新闻教育所营造的“新闻氛围”仍对传播学系本科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层的影响。这些, 从学生必修、选修课程可以看到, 也能够从大量的讲座、学术会议等资源利用上体现出来。

由于高校引进人才政策有学位门槛, 因而教学团队多为传播学专业博士, 而实际操作技能方面的师资匮乏。这也影响到学生的发展方向。以一己之力无法大幅度扭转师资结构的现有局面, 那么如何盘活现有资源, 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也因此, 传播学系本科生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 在研究能力方面、理论思维能力方面, 均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实地调查、量化分析研究等方面的知识技能, 都成为本专业学生区别于其他专业学生的“身份证”, 也是他们参与社会竞争的“法宝”。

第三阶段:借力平台资源优势, 形成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培养模式

任何一个本科专业, 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一个专业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也必须借助多方资源。初期的传播学专业, 努力与其他相关专业“划清界限”, 以证明自身的独立性、合理性。但是, 在站稳脚跟之后, 需要的却是伸出双臂, 拥抱其他专业——这是传播学交叉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发展路径, 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对传播学专业提出的要求, 也是传播业界对复合型人才所提出的要求。

距离复旦传播学本科专业最“近”的资源, 就是新闻学院。身处具有悠久历史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中, 传播学专业学生对新闻的理解、对大众传媒的认识, 都能够体现新闻学院的综合优势。历届传播学专业毕业生均有多人进入主流媒体, 即使任职其他机构, 也往往从事与媒体打交道的公关部门、宣传部门。这些, 都是“新闻”二字提供的优势资源。

然而, 仅凭一个学院的资源, 还远远不够。仅仅依赖新闻教育的资源, 传播专业的特色也不易体现。因此, 传播学系的老师们当下考虑的是:学校这个大平台的资源如何充分用于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前已经在利用的优势, 一方面是学校的“通识教育”、“复旦学院”、“书院生活”等制度, 为学生提供了获取多学科知识、提升综合素养的渠道。本专业还要求学生修读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课程。与此同时, 新近推出的新闻与传播学本科教学2+2模式, 也将为传播学本科教育的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新闻与传播学本科教学的2+2模式, 是强化个性培养方式、强化学生综合素养的具体措施。按照这一方案, 新闻传播学科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四个专业) 将四年制培养进程分成两个阶段, 学生在第一阶段 (第一、第二学年) 须在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汉语言文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中任选一个方向, 按所选方向培养方案进行学习;在第二阶段 (第三、第四学年) , 按照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学习。这一新的模式, 将使得传播学本科教育实现新的转型。

从这一模式的基本层面来看, “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培养”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个培养方式实际上是从招生环节就开始的。招生将以社科大类为单位, 不具体划分到院系层次。这样, 申请入学者不必冒然选定具体专业, 不必过早进入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在初期学习阶段侧重打基础, 同时, 对新闻传播学科有意向的同学, 可以先期选择某一方面 (经济学、社会学、汉语言文学、电子信息科技) 进行基础专业学习。中后期学习阶段, 再进入相对侧重应用层面的专业学习领域。这样, 最后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生, 既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 同时具备新闻传播素养。

除此之外, 校外资源也逐步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使得本科生教学获得了更好的媒体实习资源。相关制度如业界专家进入课堂、专业教师走进媒体也付诸实施, 课程建设也有了更充分的保障。此外, 985项目国家级研究基地、教育部百所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均落脚新闻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及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也在新闻学院设立了研究基地。这些研究机构虽以学术研究及政策咨询为重心, 但是本科教育也能够借力。特别是本科生参与到实地调查、舆情分析以及重大项目研究中, 研究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

对于传播学系而言, 原有的优势可借力这些校内平台资源与校外资源进一步发挥效力。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实地调查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实际锻炼, 均大幅度提升。

结论:因地制宜, 才能百花齐放

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没有先例可循。虽则大洋彼岸的美国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的不同而呈现突出的差异。因此, 中国的传播学教育者始终在摸索中前行。根据对复旦大学传播学教育发展历程的分析, 并对照其他高校的可贵的探索方式, 本文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每一个教育机构, 都立足于特定的地域。地域特征必然会对教育目标、教育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上述对复旦大学的分析可知, 母体、平台、传媒发展状况等都成为塑成一种教学培养模式的重要因素。与兄弟院校传播学专业的对比, 也体现了这些因素的存在。

根据近年来传播学专业本科教育联席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 兄弟院校的传播学专业所脱胎的“母体”类型不同, 也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传播学专业教育源于该校实力强大的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专业;华中科技大学在新闻教育的基础上, 发展了以网络编辑等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中国农业大学的传播学教育, 与农业技术推广的优势专业有渊源关系;青岛农业大学的传播教育也由农业影视制作方面的系科生长起来;还有不少师范类院校的传播学专业, 脱胎于文学系科的编辑出版或者教育学科的电化教育技术专业……可以说, 由于“母体”不同, 也塑造了不同大学传播学专业教育的个性特征。

由于专业系的设置不同, 有些传播学专业包含了新闻、广告、影视编导, 有些则明显区分开来;有些注重实务操作技能的培养, 有些则强调人文素养基础。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专业原本就有很强的实力, 那么传播学专业明显与之区分开来, 侧重网络编辑等传播技能的培养。西南交通大学的传播学专业, 则侧重影视制作, 偏向艺术创意。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具有实施“通才”培养方案的条件。如果原本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 则传播学专业的特征更为突出, 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如果原本没有新闻传播类专业, 则新设立的传播学专业可能包含新闻、编辑出版、广告、影视编导中的某一种或多种内容。对于专门性的大学, 传播学专业的发展路径要么依托大学原先在某些领域的优势资源, 要么, 可以强化操作技能的培训, 培养应用型人才。

总的来说,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要求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传播人才。因此, 作为发展历史不长、积累不够、甚至定位还不够明晰的新专业, 传播学教育在求得专业独立性的同时, 更应该注重因地制宜, 在准确把握社会传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走一条个性化发展的道路。由于“传播”的丰富多样, 传播学专业也必须万紫千红, 而不是千篇一律。

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研究现状综述 篇11

【关键词】教育传播 文献 问题 趋势

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系统全面地研究整个教育过程的传播现象。研究教育传播有助于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效率，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1 概念界定

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广义上来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现象，教育过程就是一种传播过程，如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就会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笔者认为，教育传播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是传播的众多类型中的一种，与其他的传播活动既有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有培养和训练人的明确目标，有特定的受众群体，传播过程控制性强，传播内容强调系统性和科学性。所以把教育传播拆开来单独研究教育或者单独研究传播，严格来讲都不能算是在教育传播领域内的研究。

2 样本筛选

2.1样本筛选标准

文献的研究主体是教育传播，满足教育传播的四个特点。在此选取每篇学位论文的研究重点或创新点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时间截止到2014年3月10日。为了保证样本的质量与科学性，国内期刊论文选取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作为样本来源。

2.2检索文献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检索，分别以“教育传播”和“教学传播”为篇名检索文献，年限截止到2014年3月10日，范围限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专业检索输入框里面，输入搜索语句：“（TI='教育传播'ORTI='教学传播'）”，年限截止到2014年3月10日。初次检索到期刊论文160篇，学位论文20篇，共计180篇。

2.3筛选文献

将初次检索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导入NoteFirst3.1中建立文献数据库。对所有180篇文献进行整理归类，剔除会议、广告、重复等无效样本，并在阅读文献摘要和浏览文章内容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样本筛选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最后得到完全符合样本纳入标准的期刊论文119篇，学位论文17篇，共计136篇。

3 文献分析类目

在对文献进行仔细研读的基础上，根据样本中对教育传播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本文需要，从文献的发表时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这3个类目对样本进行了深入分析。

3.1发表时间

此类目截止到2014年，将样本按照发表时间进行分类排序，以便直观地分析出我国教育传播相关研究的总体研究趋势。

3.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徐辉、季诚钧[4]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研究方法分为“定性与思辨”“定量与实证”两个大类目。“定性与思辨”大类中包括感悟性思辨、概念化思辨、多学科思辨和哲学思辨四种具体方法；“定量与实证”大类中包括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和软件工程法六种具体方法。

3.3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类目分为六类：教育传播理论与特征研究、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研究、教育传播信息与符号研究、教育传播环境与媒体研究、教育传播师生与互动研究、教育传播应用与效果研究。

4 分析结果

4.1发表时间

笔者经过整理资料总结如下：整体来看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呈螺旋上升、曲折发展的趋势。1987年，我国开始对教育传播进行相关介绍，随后几年教育传播相关研究稳中有升，并在1996年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但20世纪末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的研究陷入低谷，但低谷过后又伴随着高潮的来临，从2001年起，教育传播领域的研究又呈现出螺旋上升曲折发展的态势。

4.2研究方法

经笔者统计，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与思辨方法，占到了总量的85%（116/136），而定量与實证方法占总量的15%（20/136）。感悟性思辨是以自身经验、学识积累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阐述或思考的一种研究方法。在使用定性与思辨方法的全部116篇文章中，属于感悟性思辨的有85篇之多。

4.3研究内容

教育传播领域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按照年份分类，统计结果如下：我国教育传播领域非常重视理论特征研究和过程模式研究，两类研究内容的相关文献都达到了40多篇，而其他内容的研究与之相比则显得数量不多，基本都在10篇左右。

4.3.1教育传播理论与特征研究。我国教育传播理论与特征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教育传播理论、教育传播特征、借鉴其他理论实践来指导教育传播领域研究。

4.3.2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研究。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过程与模式研究是成果最多、最受学者关注的。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相关研究涉及教育传播策略、教育传播过程中的干扰和教育传播模式三方面内容。

4.3.3教育传播信息与符号研究。教育传播本质上体现为教育信息的流通，而教育信息必须被传播者编码成某种符号后才能传播出去，由此可见信息与符号在教育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两个重要因素。

4.3.4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研究。教育传播的任务是传递教育信息，而教育信息的传递要靠教育传播媒体来承载，教育传播活动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这也使得教育传播媒体不断增加和完善。

4.3.5教育传播环境与互动研究。教育传播环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传播环境是指师生双方教学活动所处的客观环境，即通常所说的物理环境。广义的教育传播环境，除了上述所提及的物理环境外，还包括教师间、师生间、学生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心理环境。

4.3.6教育传播应用与效果研究。教育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教育目标，取得良好的教育传播效果。将教育传播理论成果应用于实际教育教学中，在实践中评判其是否完成最初的教育目标是衡量教育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

5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5.1过于偏重定性与思辨方法，应注意尝试使用定量与实证方法

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使用方法过于单一，笔者发现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中方法意识不强，思辨倾向严重，不善于使用实证研究。对此，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注重多使用定量与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科学化自己的理论假设，同时努力强化自己的理论水平，将感悟性思辨提升至概念化思辨、多学科思辨和哲学思辨的高度，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思路与方法，综合规范运用多种方法，将定性与思辨、定量与实证方法相结合，增强多元方法意识。

5.2缺乏应用于效果的实践检验，应加强教育传播应用与效果方面的研究

将教育传播理论成果应用于实际教育教学中，在实践中评判其是否完成最初的教育目标，是衡量教育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缺乏应用于效果方面的研究。好多研究者分析了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但是仅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这就势必会存在闭门造车、研究结论过于理想化、理论不适用于实践等问题，研究中的分析结论及提出的理论假设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今后研究者应注重教育传播应用与效果方面的研究，在得出结论假设的同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验证结论假设的有效性，以实践来检验研究结论假设在具体实施中的应用效果，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教育传播研究过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5.3对传受双方及其交互的研究不足，应就传播主体开展长期系列研究

传者和受者是教育传播的基本要素，对教育传播效果影响巨大。笔者发现样本中涉及教育传播者与教育受传者及其之间的交互研究相对于教育传播领域其他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并且研究大都不够长久，没有系列研究，理论思辨居多，缺少科学实践。

未来应该更多地针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传者与受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进行研究。因为人具有复杂性，在教育传播相关研究中，我们要重视教育传播综合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宏观的传播效果，还应该开展长期、细致、深入的调查，实时跟踪研究，争取做出具有高度科学性系列研究，这有利于教育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进入更高层次。

5.4教育传播相关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体系不健全，应完善理论体系，清晰界定概念

我国教育传播领域内的文章经常出现概念混淆的问题。如“传播媒体”与“传播媒介”、“教育传播”与“教学传播”、“传播信息”与“传播内容”等概念模糊不清，这些概念的混淆对我国教育传播学今后的科学快速发展非常不利。另一方面，虽然理论研究很多，但深度和广度均不够，时至今日我国对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尚未完成，对教育传播学的分类、模式、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以及价值内涵等重要内容学界尚无权威统一的说法。

6 趋势展望

6.1研究更加多元化

研究者尝试从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科学等其他学科理论中探寻研究新视角新思路，使理论研究更加多元化。

6.2对移动学习教育传播的相关研究是今后的方向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功能强大的新媒体层出不穷，智能移动终端的兴起加速了移动学习研究进程，移动学习理念渗透进整个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是纵观我国教育传播领域，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移动学习教育传播的相关研究。移动学习是未来教育的趋势，今后教育传播领域定会围绕移动学习的教育传播问题展开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6.3对主体间性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的研究将越来越深入

在以往的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以“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或“教师学生互为主客体论”为基础来设计教育传播的过程与模式。而随着当代哲学交往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在信息化时代新兴技术大融合的背景下，之前的过程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時期下的教育传播，这就要求在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的研究中要以主体间性为教育传播活动的基础来设计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

6.4教育传播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过去的教育传播领域相关研究由于受到当时教育理念与思想的影响，研究范围仅局限在学校教育系统中。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以及泛在学习、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人心，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传播研究范围已经扩大到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这三大教育系统之间产生了协同效应，相互作用并影响各自的教育功能。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协同教育领域内的教育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李运林教授承担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协同教育的研究》重点课题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并为建立协同教育理论打下基础了，“十二五”期间，他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协同教育研究》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重大课题也正在进行中，以期为教育传播在新领域的研究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今后教育传播的研究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协同教育将成为教育传播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1]李运林，曾艳.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J].电化教育研究，2006（01）：10-12，36.

[2]南国农，李运林.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7.

[3]高蕴奇，等.教育传播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22.

[4]徐辉，季诚钧.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

教育传播学 篇12

一、研究对象介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79年至2009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内的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151篇文章。

(一) 研究对象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的来源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世纪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世纪期刊) 收录了1979年至1993年 (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 的4195种过刊引文数据较高的刊物。两者是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文献数据库。

(二) 研究对象的抽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的抽取分为三个步骤:首先, 键入“新闻教育”为检索词, 先后以“全文”、“主题”、“题名”为检索项, 进行跨库检索, 排除重复检索结果, 保留符合标准的文献。然后, 键入“传播学教育”为检索词, 以“题名”为检索项进行跨库检索, 保留检索结果。最后, 对前两步检索到的173篇文章进行全文通读, 排除内容重复、一稿多登 (同一稿件刊登在不同的期刊) 及与研究主题不相符的文章, 最终获得151篇文章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1]。

(三) 研究对象选取的理由

期刊文章所反映的多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且由于数据库的检索年限最早为1979年, 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1979年至2009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文章, 不包括以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 也不包括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专著。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对151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 涉及两方面的编码:一方面为文章的基本信息, 所建立的研究指标包括文章作者、文章形式、文章来源、发表年份等。另一方面为文章的基本内容 (观点) , 所建立的研究指标包括研究的领域、研究的具体内容、研究方法等。

三、研究发现

(一) 研究成果综述

总体来说, 30年间,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章总量较少, 但呈总体增长的趋势。从1979年至2009年, 以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平均每年有5篇。1979年至1996年, 国内以此为研究主题的文章较少, 每年不超过5篇, 1991年、1992年文章数量为零。1997年至2003年出现第一次研究高峰, 1998年此类文章达到11篇。2004年至2009年出现第二次研究高峰, 2006年研究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达到26篇 (如图一) 。文章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 (苏联) 、德国 (西德) 、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13个国家。此外还有以西方和世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以单一国家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126篇, 占总体的84%。而这126篇文章又以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 (苏联) 四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主体, 占总体的81%。其中, 以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数量达到66篇, 超过一半, 占51%。此外, 研究涉及2个或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文章有19篇, 主要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比较研究。其中, 中、美两国新闻传播教育比较研究的文章有11篇 (如图二) 。在文章来源方面, 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及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现代传播》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文章的主要阵地。刊载在此三份期刊上的文章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 占51%。在文章形式方面, 本文所研究的151篇文章的形式主要有6种, 分别是学术演讲、新闻报道 (学术动态、会议等) 、知识介绍、访谈、访学见闻、研究论文。其中研究论文为96篇。在研究者来源方面,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学界, 而业界人士对此的研究参与极少。除去译稿和访谈 (视为中外合作完成) , 国内作者原创自撰的文章为109篇, 所占比例为72%。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96篇研究论文中绝大部分为描述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较少, 且全部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法:⑴个案分析法。例如, 由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主要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个案研究其新闻教育的理念和教学模式[2], 由蔡雯和周欣枫撰写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经典个案》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个案研究其新闻教育改革[3]。⑵比较研究法。有17篇论文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 由邹琼撰写的《中美高校新闻教育资源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美两国高校的新闻教育资源进行了比较分析[4], 由刘鸿英撰写的《中美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的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美两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5]。纵观这96篇论文, 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论文较少, 大部分的论文为思辨性论文。

(三) 研究内容

经过对这151篇文章进行综合考察, 将其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 纵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纵向的研究是指对外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的研究, 注重对历史的梳理、现状的描绘及对未来的展望。

(1)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历史的研究。

例如, 由吴信训撰写的《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梳理与解析了世界新闻传播教育史的发端、兴起、发展[6], 由张晓静撰写的《论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拓展》对20世纪4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和介绍[7]。

(2)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的研究。

主要描绘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 归纳其特点, 提出其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例如, 由胡连利撰写的《简论日本新闻学教育的特征》在总结日本新闻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 总结了日本高等院校的新闻教育“重理论、厚基础”的特征、在职新闻教育“系统化、常规化、业务和思想并重”的特点、新闻普及教育“深入、持久、扎实”的特点[8];由花田达朗撰写的《日本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与课题》描绘了日本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9];由王怡红撰写的《美国传播教育的发展、目标与结构》追溯了美国传播学教育的历史发端, 概述了现今美国传播教育事业的现状, 包括院系设置、教学目标与结构、教学内容、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 并指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中专业界限逐渐淡化、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愈来愈亲密的特点[10];由杨瑞明撰写的《当代美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一文描绘了当代美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设备、教学手段、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点, 最后提出了当代美国新闻教育的困境和前景[11]。

(3)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未来的展望。

主要涉及在全球化、国际化、新技术背景下, 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新课题。例如, 由美国学者威廉·G·克莱斯特和泰瑞·汉尼斯撰写的《2000年: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使命与目标———一份来自美国新闻教育机构的报告》对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与目标进行了阐释[12], 由付晓燕对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进行的访谈就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Maurine Be as le y撰写的《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就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的模式和挑战进行了探究[13]。

2. 横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各方面、各环节

横向的研究是指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各方面、各环节的研究, 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职业训练 (人才培养模式) 等多个微观层面。

(1) 教育理念的研究。

教育理念作为办学思想的核心对教育模式等各环节有重要的影响。新闻教育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应该重“学”, 还是应该重“术”;新闻教育应该培养通识型人才还是培养专业性人才;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相结合, 还是应该界限分明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学者在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进行研究时的关注点。代表性的文章有:黄鹂撰写的《对美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思考》, 陈昌凤撰写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 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 冷淞撰写的《中西方传播媒介教育观念之碰撞》, 丁俊杰和郭林撰写的《中美高校传媒专业教学理念比较研究》等。

(2) 教学模式的研究。

对教学模式的研究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等多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 伍春明、谢毓祯撰写的《二十世纪末俄罗斯新闻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 刘畅、张羽撰写的《英国的新闻教育模式:重“术”轻“学”》, 胡斌编译的《计算机辅助报道与新闻教育》, 路元采写的新闻报道《汤姆森基金会新闻讲师的授课技巧》等。

(3) 课程体系的研究。

对课程体系的研究包括课程设置、学制、课程考核、教材使用、学科和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诸多内容。代表性的文章有:申凡和李蓓撰写的《中美新闻教育培养目标之比较》, 陈犁书和吴瑛撰写的《中美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韩隽撰写的《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形理解析》, 王积龙和蒋晓丽撰写的《美国大学如何构建环境新闻学教育———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环境新闻学中心为个案》, 黎莎、许婷婷、肖旖旎撰写的《美国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匡文波撰写的《美国网络新闻传播教育特点》等。

(4) 实践体系的研究。

新闻传播的实践性强决定了各国对学生实践的重视, 因此各种实习形式、实践方式也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大主题。代表性的文章有:黄瑚撰写的《实践:新闻教育之要义———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见闻》, 刘瑾鸿撰写的《加拿大新闻专业的学生如何实习?———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新闻学院观感》, 蔡雯、周欣枫撰写的《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学模式探析》, 蔡雯撰写的《如何加强学界与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等。

(5) 师资体系。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师资队伍的构建。外国谁在教授新闻传播学成为国内比较关注的研究点, 对师资体系的研究涉及教师的成分、资格、科研成果、媒介经验等多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张威、周秀芳撰写的《澳大利亚:谁在教授新闻学?》, 陈中原撰写的《割席分座———美国新闻教育面临的挑战》, 周霖译自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中的文章《美国新闻学校需改进课程和教师学历》等。

(6) 职业训练 (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

国外有哪些人才培养模式?有哪些职业训练机构?职业训练的方式如何?时代变迁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有哪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有:陈俊峰撰写的《NCTJ与英国大学新闻教育的职业训练特色》, 马嘉撰写的《论日本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观》, 宋耿编译的《罗马尼亚是怎样培养新闻工作者的》, 大卫·卡拉特尔撰写的《美国新闻人才培养趋势》, 王异虹、丁洁撰写的《新闻学校:记者培训的重要环节———德国新闻教育见闻》等。

(7) 其他。

新媒体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学生就业、不同学制的教育差异、学界与业界的联系等等也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内容。代表性的文章有:马嘉撰写的《日本新闻教育制度解读》, 陈昌凤撰写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 黄瑚、励嘉撰写的《面向未来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尝试》等。

四、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综观30年间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151篇文章, 将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特点及启示归纳如下:

(一) 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

三十年来, 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文章总体数量不容乐观, 除去翻译国外的相关文章及对国外学者的访谈文章, 国人独立撰写的文章只有109篇, 平均每年3.3篇。由此, 可见我国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还有待提升, 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今后,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拓展。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 国内外交流日益增多, 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情况也为越来越来的国内学者所知, 国外先进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和经验也日益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新世纪的转型期, 国内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了解国外的教学模式、教育理念,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将促使学者们加强对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球交流和信息流通的加剧, 为增强本国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的竞争力,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章将继续增多, 研究的范围将不断拓展开来。

(二)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将向更广、更深、更专业化的方向拓展。

1979年至2009年,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从最初的翻译国外相关文章到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实地调研, 我国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思考的道路。关乎此类主题的文章内容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学者的视角也越来越专业。从由访学见闻产生感性认识而简单介绍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现状到实地调研、深入了解而理性考察教育的各环节、各方面及改革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规范到规范、由片面介绍到全面考察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加剧, 这种研究趋势将持续下来, 研究的程度将不断细化、深化、专业化。

(三) 加强对英美等发达国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 与此同时应加大对亚、非、拉及周边国家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研究,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促进全球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

就研究所涉及的国家而言, 我国对美、英等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较多, 主要偏重于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而对非洲、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少之又少, 甚至根本没有涉及。因此, 造成研究比例的严重失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 美国、英国是世界上新闻传播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 其新闻传播学教育也一直领先世界, 因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注、研究和学习的首要对象。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都属舶来品, 学习美、英的教育模式成为自然。同时, 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 传播学教育处于世界领头羊的地位。密苏里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称为其他各国学习和模仿的典范。因此, 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学者首要关注的对象。二是,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因素, 前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及日本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也成为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对象。而其他国家或地区亦由于交往不多或新闻事业不发达而未引起国人的热烈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的并存成为趋势, 我们的研究也应该趋于多元化。我们应该放宽视野, 更多地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情况, 去粗取精, 兼收并蓄, 扬长避短, 从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 不断充实本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 进一步提升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竞争力, 让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成由向别国学习转向别国来我国取经。同时,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东方大国, 一直秉承“和谐世界”的理念, 我们在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 应该对亚、非、拉及周边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引起关注, 加强交流, 为促进世界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四) 倡导多种研究方法使研究规范化。

就研究方法而言, 我国在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时多采取定性研究, 使用定量研究的文章没有。采用严格的研究方法进行规范性研究的文章较少, 多采取思辨性研究。中国有上千年的思辨传统, 这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思维和视野。因此造成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采用思辨、演绎的研究方法。近年来, 定量分析、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等在西方大肆流行。这些研究方法以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虽然, 我国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使用这些研究方法, 但只是个别现象, 还未达到普及。与国际惯例接轨必然要求倡导多种研究方法, 使我们的研究更为规范。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采用多种思维, 使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使研究的结果更准确, 推广性更强。

(五) 研究内容细化、专业化。

虽然我国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总量不多,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的视野更为多样, 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细化。从纵向的研究到横向的研究, 从学界到业界, 从入学到实习、就业, 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 从本科教育到博士生教育, 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诸多方面和环节。但具体的专业课程教育研究较少。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学科细分及新学科不断出现, 这使得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宏观和表层, 必须向中观、微观层面拓展, 对专业学科的设置、构建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层的研究。近年来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学科, 如新闻美学、媒介环境学等。西方作为新闻传播学教育的领头羊, 对这些学科的框架构建、课程设置等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些经验应该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在日后的研究中可把问题具体化、细分化,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多进行解释性研究, 而不是仅停留在表层进行简单描述。

(六) 鼓励比较性研究, 注意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精华, 获得启发。

我国学者在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时, 有部分文章采取了比较性研究, 对比中国与外国新闻传播教育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从中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 以期从国外的模式和经验中提取解决自身问题和进一步发展提升的办法。此种研究应多加鼓励。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与外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自然存在诸多差异。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之中的共同点。因此, 在学习国外的模式和经验时, 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要有条件、有选择地“拿来”, 探求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形成自身的特色。

五、总结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着历史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该何去何从?或许, 我们可以从国外的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中获得启发。本文通过对151篇国内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 描述了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现状, 并总结其研究的特点, 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