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传播学（通用6篇）
哲学与传播学 篇1
李大钊 (1889——1927) 是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而且也是传播唯物史观最为彻底地的革命家。1889年10月29日, 李大钊在河北省乐亭县出生, 幼年名耆年, 字寿昌;后更名为李大钊, 字守常。李大钊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离世了, 母亲也在他出生不到16个月时撒手人寰, 祖父李如珍将他养育成人。李大钊在非常贫苦艰辛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代。
1905年, 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 初步了解新学, 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著述, 为李大钊打开了认识西方国家现实状况的门户。1907年, 李大钊又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剧烈变化, 李大钊深受影响。他关注时事, 常积极参与到相关的进步活动中去, 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 并加入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中。
李大钊从辛亥革命的胜利中找到了改造中国的信心, 但也看到了现实的残酷。李大钊在1913年冬天, 远渡日本求学, 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拥有了熟练使用日语和英语的能力, 并接触到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还以重要倡议者的身份参与了留日学生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主义活动。1916年, 李大钊离开日本重归国土, 后在北京《晨钟报》和《甲寅》任职。
李大钊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水深火热的困境, 生活的实践作为现实因素推动他后来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运动;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改造中国, 并催生了他的“青春哲学”。李大钊的“青春哲学”建立在进化的唯物论的基础上, 用宇宙的无穷无限来说明青春的无尽, 并提倡青年用无尽的青春, 演绎美好的生命和自由的意志, 把无尽的青春贯彻到整个人生中, 重新改造中国社会。
留学日本期间, 李大钊“青春”哲学的理念基本成型, 并在1916年归国后趋向成熟。“青春”哲学的主要内涵在1916年9月李大钊创作并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的及1916年8月刊登在《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中得以体现。《青春》中着重论证了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理念, 闪烁着理性思辨的光芒,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中则着重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美好愿望。“青春”在这两篇作品中, 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词汇, 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一种特定的概念, 蕴藏了十分丰富的内涵, 反映出李大钊对国家危难、内忧外患现实的独创性的思想回应。“青春”在李大钊的理念中是一种意象, 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更是一种理想。相对于所有人, “青春”是青年人所独有的, 代表着蓬勃进取、积极向上、象征着活力、朝气、力量与斗志, 因此代表着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前途[1]。因此, “青春”正是李大钊对“五四”时期新旧政治交替、东西文化碰撞等社会现实的一种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让中国的进步人士从沿袭西方路子的失败中找到希望。李大钊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第一个预感到, 十月革命的胜利将会对中国造成重大的影响, 他率先认识并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 推断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会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力求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探寻改造中国的途径。李大钊接连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文章, 均与十月革命有关:《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满怀热情的赞颂。正由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找到了重造中国的信心, 他长久以来的艰辛探索最终找到了突破口。李大钊在文中写到:“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 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 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 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他饱含热情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可见, 李大钊找到了十月革命指引的道路, 他随后的任务, 即是将“使十月革命在俄国成功的”秘诀在中国进行传播和推广, 这个秘诀就是马克思主义。
1918年, 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期间, 开始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 并且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之中。1919年, 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 使得二战结束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笃信的“公理战胜强权”幻灭了, 并且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的“五四”反西方民族主义运动。在“五四”反帝国主义风暴中, 1919年9月, 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5卷5号首次出现“马克思主义专号”, 在卷首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中国历史上, 该文初次系统而全面的阐释了马克思主义, 比较准确而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 李大钊详细而完整地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 认为阶级斗争是当时中国的重要任务[2]。从此之后, 李大钊的思想水平从进化论提高到唯物史观, 成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0年至1924年, 李大钊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在北京大学设立并且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实践。他还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 写了大量的著作, 内容涉猎广泛, 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学等, 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李大钊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与开创者。1920年, 在李大钊的带领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 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抗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 首次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中国大学的课程之中, 应用于课堂教学, 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直到1924年李大钊牺牲, 他一生都在积极领导革命活动, 从事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化的实践, 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20世纪初期, 中国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 “中国向何处去”, 这成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思考与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萌芽与出现, 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试图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但同时也造成了思想领域的复杂状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出现, 就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目标, 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南, 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实践中, 李大钊首先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李大钊曾经指出“离开人民本身, 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万万做不到的。”在他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紧密结合, 才能真正地改造中国社会。只有知识分子熟悉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然后向劳工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 中国革命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前途, 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的运动之中。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带领下, 大量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工厂, 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局面初步出现了[3]。1925年, 在国共合作时期, 李大钊进一步提出必须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广大中国农民群众如果能团结起来, 投身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革命就有了希望, 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 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观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三个时期:第一, 民主主义阶段, 主要以“青春”哲学为标志;第二, 马克思主义的阐发时期, 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第三, 通过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李大钊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以中国国情为基础, 他努力用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 不仅和李大钊思想的成熟与完善息息相关, 而且和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4]。总而言之, 李大钊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精髓在于再造中国之志, 并且贯穿始终。李大钊曾经说过,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这也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与求索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 2009 (8) .
[2]陈文旭.民主革命时期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学刊, 2009 (9) .
[3]张治江.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0 (2) .
[4]魏波.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 (2) .
哲学与传播学 篇2
若是给这个公园加一个准字做前缀，更为恰当。因为，尽管这里既有树、有花、有草、有小湖，还有亭子、回廊等建筑，确确实实是一个公园的模样，但可以看出它不是一个对公众正式开放的公园，而且，估计管理部门并没有打算将之开放，所以公园连一个门都没有修建。
又由于临街的一长溜儿商业门脸房遮挡着它，所以知道这里有公园的人并不是很多。不过，这里毕竟还是有游人的：散步的、活动的成年人以及奔跑玩耍、戏水的孩童们。到了春秋两季，在这里放风筝的也不少，多的时候，在空中能见到高高低低几十个风筝飘舞。
阿智就是有一天从路上看见天上飘着风筝，转了好大一圈儿，才寻到了这个公园的。此后，他就时常来里面溜一圈儿。
有一次，阿智骑着自行车从马路上往公园里面走时，见一位中年妇女端着一个大洗衣盆——里面全是脏衣服，也往里走。
“她不在自己家里洗衣服，该不会是去利用公园的湖水吧?那个小湖可是够脏的，水全是绿的，怎么能洗干净衣服呢?真是不可思议。”阿智边想着，骑车超过了那个妇女，在公园里转了起来。
等他转了一圈儿往回返时，看见那位妇女正在洗衣服，只不过她并不是用的湖水，而是自来水——原来绿地里有一个水龙头，水很足，哗哗地流淌着。
阿智明白了：那位妇女大老远儿地跑到公园里洗衣服，就是图得这里免费的水!
他想起了以前一位师傅常说的那句话：无利不起早儿。根据这句朴素的话儿，对于一时不解的大事小情多数都能摸着脉路。
哲学与传播学 篇3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具有的典型特点
以网络媒体、微时代等概念的出现为依据,可将传媒时代分为传统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和微时代三个阶段。现将这三个阶段传播方式特征图示如下:
传统媒体时代:线性或扇形传播(One To One或One To N)(2001年前)
基于上图,显而易见,微时代尤其是微博媒体的出现,传播过程更为复杂化。传统的循环式传播模式[2]在新媒体之下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信息、反馈五个要素简化;其次,传播者受传者地位日益平等,交互强烈;再次,信息微型化;最后,传播信息的即时反馈。
重点谈谈慕课(MOOCs)。“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即Massive(大规模),指的是课程注册人数多;第二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指凡想学习课程者,仅需一个邮箱,即可注册参与学习;第三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一方面指的是课程开放时间、空间灵活,7×24小时全天开放。还指学员可以使用线上学习评价系统,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完成师生、学生之间的互动学习,不受时空限制;“C”则代表Course(课程)。这种全球开放式的授课形式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因此,2012年也被《纽约时报》称为“慕课元年”。目前,主流的慕课平台有课程时代(www.coursera.org),在线大学(www.udacity.com)和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线课程项目(www.edx.org)。201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国内高校宣布加入慕课,尝试中国教学模式改革。清华大学于2013年10月10日推出学堂在线,成为全球首个中文版慕课平台。
足见,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模式将被彻底打破。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理论中提出,新媒介“迫使我们实际地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价每一个被视为当然的思想、行为和习惯”的合理性。“马工程”成果的出版与传播,要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利用、积极引导新媒体传播,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互联网+AIDMA法则”在“马工程”成果出版与传播中的应用
在2015年3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从而以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对出版与传播业而言,也需集思广益,形成相应的新型传播模式,促进互联网与出版及传播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出版及传播发展生态。
1898年,美国广告学家E.S.刘易斯最先提出AIDMA法则,如下图:
所谓AIDMA法则,是指在消费者从看到广告,到发生购物行为之间,动态式地引导其心理过程,并将其顺序模式化的一种法则。其完整过程是:首先,消费者注意到(attention)该广告;其次,感到兴趣(interest)而阅读下去;第三,产生购买的欲望(desire);第四,记住(memory)该广告的内容;最后,产生购买行为(action)。这种广告发生功效而引导消费者产生的心理变化,就称为AIDMA法则。
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理论为据,融会贯通“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媒体传播的典型特点,在“马工程”成果的出版与传播方面,这里推荐如下几种结合模式:
1、“互联网+Attention”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习书记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呢?应当采取坚持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马工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战略工程”,[3]其研究成果的推广与传播,更要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坚持辩证分析的原则等,方能真正在广大受众群体中Attention(引起注意)。
以“马工程”重点教材及相关理论专著、学术论文为例,出版与传播的受众群体主要是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党政领导、高等院校教师及相关专业学生,思想特征表现为成熟而深刻,要引起他们对“马工程”教材等成果的关注度,所要考虑的形而上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是关键。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它一方面有利于传播,一方面将成为传播中的障碍因素。“马工程”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就如同成果思想、理论、观念的营销,自然要受到思想消费者已有的思想观念的检验。传播中的障碍因素包括已有思想中的血统主义、逆变心理、人格障碍、知觉障碍、情绪障碍、理解障碍、表达障碍等。这些思想、心理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若解决不好,将会直接导致“马工程”优秀成果传播的失败。
在出版与传播的形而下的运作层面,面对受众,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关注受众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选择情况;关注受众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注册时间、登陆途径、登陆频次、登陆时间;关注受众使用新媒体的目的,如首先进行的活动、网上文明用语使用情况;收集数据,分析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如对微博、微信的依赖程度;确定方案,综合新媒体优势,借助高校公众微信平台、慕课(MOOCs)等传播“马工程”教材核心思想及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藉此真正引起受众关注。
2、“互联网+Interest”
采用“互联网+Interest”的方法,引发受众注意进而产生兴趣,在形而上之思想观念层面,必将涉及到对理论专著、学术论文、教材等成果中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融会贯通的思考;形而下之运作层面,将涉及到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信息、反馈五个要素的重塑整合。如围绕教材启用的教师培训工作,可借助慕课(MOOCs)或者微课形式进行;其他的诸如教材使用过程中学生的掌握、理解、运用情况及满意度与不满意度调查分析及信息反馈,教材版式及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艺术性、趣味性分析,教材影响因子分析等,都可借助微博或者微信平台迅速、便捷的完成。总之,通过各种平台与手段总结出版与传播中的成功经验,修正存在的问题,进而使受众对“马工程”教材产生浓厚的兴趣很重要。
尤其在新兴的幕课教育体系下,兴趣的产生更多的可能来自超时空的开放性学习模式的构建使学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习节奏、进程,解决诸如传统教学不能很好解决的课前预习的自觉性、课程的时间限制、课后的互动答疑等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慕课教育的诸多优势,为“马工程”研究成果的传播助力。
3、“互联网+Desire”
Desire指对“马工程”成果的思想、观点、价值和意义主动了解的欲望。采用“互联网+Desire”的方法让受众产生欲望,在形而上的思想文化层面,主要是让广大受众坚信,这些成果切实有益于高校及各单位、部门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教师职业发展、学生学业进步、人格完善、综合素质提升等,这是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就形而下之运作层面而言,要让受众对“马工程”成果的思想、观点、价值和意义产生主动了解的欲望,可按照“媒介技术+翻转课堂”的传播思路,通过特色微课、教学实时反馈系统(IRS)等形式,搭建“马工程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创建“在线课堂”系统(含“在线课堂”监管平台)、“直录播互动教室”系统、“在线互动教室”系统、“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四大体系,将终端产品与平台产品进行完美融合,将出版与传播前、中、后全流程打通。尤其在高校教育与师生发展方面,平台将实现由单纯的资源提供向师生自主参与、互动反馈转变。学生能真正实现自主学习,参与测试评价,对自身学习情况进行反馈,从而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资料,实现“提优补差、因材施教”的效果。这就如同建造房子的,要让顾客参与房子的设计和建设,让顾客在感悟房屋魅力的同时产生对自我本质力量的审美观照,就能唤起他们的购买欲望。
4、“互联网+Memory”
Memory在这里指对“马工程”成果的思想、观点的记忆和保存。记忆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属于心理学或脑部科学的范畴。记忆和遗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首先用无意义音节进行有关遗忘规律的研究,并绘制出第一个保持曲线,认为遗忘先快后慢。遗忘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包括生理原因:疾病、重创、酒精、营养不良等;记忆痕迹衰退:大脑中的记忆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干扰:随着日益增多的新信息的输入和归类,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干扰,因提取线索困难,不能提取而导致遗忘。干扰分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等。前摄抑制在认知心理学上指之前学习过的材料对保持和回忆以后学习的材料的干扰作用。倒摄抑制指后学习的材料对先学习的材料的保持和回忆所起的干扰作用。
在“互联网+Memory”方案中,要辩证处理记忆和遗忘的关系。具体指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慕课、微课等新型教育平台,将“马工程”研究成果按照记忆信息加工阿特金森---希弗林模式,划分成微信息、微知识链,分别由感觉登记(或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结构成分对这些信息进行感知、复述、编码、检索、储存、提取等,借助新媒体组合优势消除遗忘产生的原因,最后达到有意义的保存与有意义的遗忘。
5、“互联网+Action”
Action在这里指的是“马工程”成果的知识、思想、观点等对学生等广大受众行为的影响。著名教育学家叶澜指出,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4]。2015年6月14日,在2015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河北峰会上,业界权威专家学者围绕互联网+教育这个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认为比之前三代教育,“如今‘互联网+’的第四代教育中,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核心。”
在“互联网+Action”方案中,在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层面上要做到的是,通过互联网传播“马工程”成果的知识、思想、观点,达到对各领域人才行为的影响与指导,进而培养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高端人才,为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繁荣与发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储备骨干力量。
在“互联网+Action”方案中,具体的运作层面要注重这样几点:其一是传播与接受之间以双边共时、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的方式开展活动;其二是活动过程中的控制是自控与他控的结合,要注重两空优化组合,排除他控因素中的消极面和最大限度的利用积极面等。正所谓一张网、一个移动终端,几百万学生,学校任你挑、老师由你选,这就是“互联网+教育”,也是“马工程”成果转化于实际工作中,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走向进步的科学理论,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如何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更好的传播和推广,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被把握并有效地引导现实的社会发展,是当代理论工作者面对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论文研究“互联网+AIDMA法则”与“马工程”教材、学术论文等优秀成果的出版与传播,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其中“互联网+AIDMA法则”并不是“互联网”和“AIDMA”(attention、interest、desire、memory、action)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出版与传播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就是资源整合、是优势互补、是思维开放、是群体智能等,必将为“马工程”教材、学术论文等优秀成果的出版与传播作出积极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建设不断地展开和深化。
参考文献
[1]邢贲思.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战略工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十年回顾[J].理论导报,2015(1),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0-31.
[3]邢贲思.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战略工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十年回顾[J].理论导报,2015(1),9.
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篇4
摘要：以学科视角看，政治认识论研究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政治认识论研究具有浓郁的哲学形而上色彩，无法进入政治认识的内部矛盾。从政治认识的对象、政治认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政治认识的结果形态以及现代政治学知识的政治实践效应分析，政治认识具有难以摆脱的政治性。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的结合，揭示了政治认识的根本矛盾，为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内在视角。
关键词：政治认识论；政治哲学；政治的哲学；哲学的政治
一般认为，政治学知识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等认识活动获得的、反映政治现象背后本质和规律的知识形态，具有如此浓郁的现代精确科学知识观色彩的判断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似乎是主流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政治学的起源处，这样的判?喽嗌倩崾艿揭恍┬拚?。亚里士多德在阐释政治学的性质时曾经这样表述：“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所以在讨论以这些行为为对象的“题材”时，我们“只能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只能得出基本为真的结论”，“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1]67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知识与数学知识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认知既受到人类认知过程一般性规律的制约，又具有政治认识的独特面相。本文尝试以政治哲学为基本理论视角，揭示政治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和内在规定性。
一、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政治认识论
根据一般的哲学观念，政治认识论理应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这样界定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物的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别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因而，在整个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当中，政治哲学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或者说，政治哲学就是政治认识论和政治方法论。”[2]1虽然，这样的看法试图通过学科定位的方式解读政治哲学的知识性质和功能价值，但同时他把政治认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应该说是具有新意的。因为正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了政治学由以展开政治认知的自觉反思维度。政治哲学具有政治认识论的内容和学科价值的看法正逐渐被学界所接受。不管我们对什么是政治哲学是否还存有不同意见，政治认识论应该是大多数政治哲学研究者都愿意接纳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在阐述其政治教育思想时认为，政治学术研究“主导的考虑是我们学着去理解一个政治传统，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3]54，因此，政治研究就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在政治的历史研究中，重要的“不是这里到那里发生的事，而是关于发生的事人们想什么和说什么：不是政治观念的历史，而是我们的政治思维的历史”[3]55。在政治的哲学研究中，“反思政治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政治传统提供了什么资源来处理某种形势，或者，我们可将我们的政治经验缩写为一种学说，人们可以像科学家使用假设那样使用它，探讨它的暗示”[3]56。因此，欧克肖特认为，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除了历史没有别的，它是哲学家们在普通的思维方法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中发现的种种不融贯的历史，而不是学说和体系的历史”[3]57。
显然，在欧克肖特看来，政治哲学绝对不仅仅是一些成体系的知识堆积，而是主要指向政治思维的，是探索某种政治传统下政治思维方式的活动，并且它所要处理的政治思维是较为特殊而复杂的，至少包含两种政治思维方式：一种是“普通的思维方法”，它代表着特定时代的一般社会主体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维方式；二是哲学家们“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哲学家的政治认识，这是一种主要处于理论状态甚至理想状态的政治认识。这两种政治认识都是政治哲学要处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认识论研究。
既然政治认识论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理念和规范一定受制于政治哲学观念，正如在哲学原理领域一样，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在我们的惯常思维中，很自然地会把政治哲学界定为哲学属下的一个学科空间，它的工作无非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这样的定位确实可以大致满足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要素，能够使政治哲学很顺利地获得现有学术体制的“确认”，也能够为一批政治哲学从业者提供学术操练的正当学科“户籍”。如果认同这样的定位，政治哲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中国的“兴起”，就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哲学下放潮”一样，即把某个非哲学领域与哲学进行“嫁接”，形成所谓的“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综合学科”。当然，本文并非认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毫无知识生产力，而是追问政治哲学的本质与这样的“嫁接”是否同出一辙，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解。
在现有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界定中，由于深受近代以来唯理主义哲学文化影响，大多认为政治哲学不过是运用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领域中普遍规律和价值正当性的科学。按照这样的理解，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政治哲学是一项对政治进行抽象思辨的活动，就是通过哲学式的反思，追问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这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它既非一般哲学所探讨，亦非具体科学――政治科学所能达到。因此，从学科研究范围或边界视角看，这样的定位能够显示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与哲学交叉所形成的学科定位：一般哲学探究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它不专门研究政治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科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以政治世界的本质与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它的主要任务是用具体科学的方法对政治世界做出事实的陈述和说明；政治哲学追问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不仅包括政治“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知识，而且包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知识。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科学是无法完成政治哲学的探究任务的。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确实能够找到学科合法性基础。
但是，对政治哲学作这样“学科式”的理解将会使这项活动仅仅成为哲学在政治领域的知性扩张，仅仅表达出政治哲学的形上性、理想性维度，即政治哲学为政治世界提供知识上的终极标准和道德上的应然尺度，而遮蔽了对政治进行哲学探究的政治情境和条件。因此，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似乎还不是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内在视角，尽管政治认识论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在哲学观念上依然带有传统哲学的形而上色彩和体系化偏好，学科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无法进入政治认识的内部联系。
二、在政治中认识政治――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政治条件分析
政治认识以政治现象为认识对象，正如前文所述，在政治学诞生之际，亚里士多德已区分出政治学知识与数学知识之间的差异。政治认识论研究理应关注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政治认识区别于自然认识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认识的对象（政治?F象）不同于自然认识的对象（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呈现尽管也会受到认知者主观条件的影响，但是其稳定性、客观性显然要强于政治现象。政治现象主要通过人及其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来，正是通过人的行为建构出各种政治现象。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达尔就认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目的“在于用已经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4]145146而人的行为既表现为一种客观行动，也受制于内心动机、价值观等主观性因素，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某些客观性变量得到表达，而后者很难被表述为某种客观变量。由于受制于内在的主观化因素，人的行为的稳定性、客观性与自然现象不可同日而语。对此，即便是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达尔也曾经这样表述人的行为的不可捉摸性：“行为主义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尼斯湖之怪：人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但是要说它是什么却很困难。”[4]77，146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关联既包括同代人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包括代际之间心理、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由这些人际、代际之间的关联影响“生产”出来的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确是自然现象所不备。简言之，由主观多变的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政治世界必使政治世界复杂多变，由此亦造成政治认识的复杂多变。
其次，政治认识者与其认知对象处于复杂的政治性关联中。从根本上说，没有谁可以远离政治成为中立的旁观者，很多情况下政治认识主体既是政治事务的认识者，又可能是当下政治世界的主体或参与者。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在分析人的理性如何理解人的社会行为时说：“政治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经验，在对其作理性理解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比其他知识领域内的障碍更难于克服。”[5]111如果我们认同古希腊政治哲人亚里士多德“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的判断，那么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要通过自己的认知活动看清自己的政治行为，颇有点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味道。
再次，就政治认识的结果及其生成的政治话语而言，政治认识包括个体政治认识、群体政治认识等多个层次，以及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政治科学、政治哲学等多种结果形态。就不同层次的政治认识而言，由于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立场，在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他们的政治认识方式和结果必然存在歧义甚至冲突对立。就不同的政治认识结果形态而言，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条件，包括不同的政治传播条件和不均衡、不对称的政治表达机会与能力，其所生成的政治认知结果必然参差不齐，有的成为主流认识和主导性政治话语，有的成为边缘性话语，有的甚至完全失语。
最后，伴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通过政治认识过程获得的政治知识对政治世界的影响愈益广阔深入，这进一步说明政治认识与政治世界之间具有互生性关联。福柯在阐释西方“规训权力”形成时就认为，资本累积的技术推动了西方世界经济的起飞，为此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起飞，这种政治起飞的实质就是建构新的权力形式，它能适应生产领域的扩张膨胀和复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这种新型权力的核心是崭新的管理技术知识的广泛运用，它使权力运作匿名、无形而有效，这种权力形式取代了“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它使现代社会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权力效应。[6]244248在现代知识生产方式下，通过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获得的关于政治社会的知识，广泛、深入地成为构建现代政治社会的知识基础，正如吉登斯在判定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所言：“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此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7]38简言之，政治认识本身就参与了认识对象的构建，认识和被认识者具有共生性关系。
政治认识的上述政治性条件使政治认识被认为很难成为自然认识意义上的客观求知活动，政治认识及政治认识的认识――政治认识论都难以摆脱与政治世界的互生性关联，政治认识论研究很容易被认为形成解释学意义上的“恶循环”，在认识的科学性上很难确立知识论依据和知识探究规范，政治认识（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似乎已无区隔和边界。这是政治认识论研究面临的最有深度而艰难的诘问。我们认为，应该通过阐释政治与哲学的深度关联来回应这样的诘问。
三、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双重维度解析
柏拉图借助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在《卡尔米德》中提出了一种特别的认识活动――“自我认识”，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认知对象的认识，它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通过它看见自己。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这种认识活动形成一种智慧或学问，是唯一关于它自身的学问。[8]150167尽管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们对这种关于自身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似乎很悲观，但这样的对话讨论却孕育生成了西方关于哲学思维特质的最早讨论。类似的讨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对话中也有涉及。这样的讨论成果可以用经由苏格拉底阐发而声名千古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来概括，并且这可视作人类哲学理性的灵魂，认识论研究应该是这种灵魂的集中体现。就哲学认识论而言，“认识你自己”是对认识论思维特质的典型概括，其主要内涵包括：对认识的对象、过程、形式、机制、结果等认识活动诸要素具有自觉性，对认识者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位置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性认知。因此，认识论思维的精髓是对认识活动的认识。
同理，基于哲学理性的反思性特质，政治认识论能够实现对政治认识的对象、形式、内容、结果以及政治认识者在政治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反思性审查，通过这种反思性审查，可以让政治认识活动呈现包括该认识活动本身在内的较为完整而立体的政治世界。显然，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政治世界实质上是由政治认识及其认识对象共同参与构建的，换言之，作为政治理论的生产者及其理论产品亦应是政治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认识过程既是政治知识的生产过程，亦是通过政治知识的生产来参与建构政治世界的过程，实质上呈现出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的双重互动维度。
如何理清政治认识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和政治实践维度？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知识生产的前身――哲学及其与政治之间古老的起源性关系中来阐解。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深度关联始终是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基本议题。在该领域极具原创性的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通过对政治哲学涵义的阐发所展开的政治与哲学的深度联系研究颇具启发。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由互为修饰的“政治”和“哲学”两个词所构成，互为修饰的词组是“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前者意为政治对哲学的限制和处理，表述哲学的政治性约束和条件，在认识论层面上意味着我们应以政治视角理解哲学；后者意为政治的知识论、理念论维度，在认识论层面上意味着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解政治。要言之，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阐释开放出两个互为规定性的理解维度：用政治的方式理解和认识哲学，用哲学的方式理解和认识政治。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念建立在他对政治和哲学的深刻理解之上。施特劳斯这样勘定哲学与政治的本性：“本来，哲学乃是人类对于永恒秩序的追求，并且因此它就是人类灵感和激情的一个纯粹的源泉”[9]3536，“而政治关注的是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社会（一个城邦、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存在（being）与好（wellbeing），这种社会存在于既定的时间地点”[10]102。哲学是真理的空间，在本性上追问并追求普遍永恒和卓越智慧，它是纯粹的知性活动，因而必会要求绝对的求知自由，不应受传统习俗和道德意见束缚；政治是意见的空间，在本性上以特殊利益为存在条件，它是具体的、暂时的、特殊的，总是处于开放的不确定性状态；哲学以永恒真理为鹄的，政治听命于意见；哲学总是尝试质疑、批判、超越既有政治秩序，而政治对哲学带来的颠覆性危险始终持有戒备。施特劳斯明确表明：“哲学试图以知识取代意见，意见却是城邦的元素，因而哲学带有颠覆性质，哲学家也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他要改善而不是颠覆城邦。换句话说，哲学家的思想功效乃达到某种热狂（mania），但哲学家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sophrosyne）。哲学就本身而论超越政治、宗教和道德，城邦却是而且理应是符合道德和宗教的。”[11]730
施特劳斯还认为，古代哲人能够深刻领会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天然冲突和“生死关系”，他通过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考察，认为“哲学的政治或社会地位造成了关键性的难题：在柏拉图时代的民族和城邦中是没有讲说和探究的自由的。因此，苏格拉底就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选择安全和生命，这样的话就得遵从周围民众虚假的意见和错误的生活方式，要么就是不遵从和死亡。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12]206。在哲学与政治的颉颃中，“哲学和哲学家处身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社会不认可哲学，不认可哲学化的正当性。哲学和社会之间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哲学和哲学家为了能够存在，必须在政治面前有针对性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为了保护哲学，显白的教诲是需要的。它是一层铠甲，哲学必须身着这样的铠甲方可出场。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是一种形式，哲学正是借助这种形式才可在政治群体中显身的。它是‘政治的’哲学”。[12]207
施特劳斯认为面对政治带来的迫害，哲学和哲学家改变了话语方式：“因此，迫害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因而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其中，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地以隐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只是针对那些聪明的、值得信赖的读者的。它有着私人沟通的所有优势，同时避免了私人交流最大的缺陷――作者得面对死刑。„„成就了这种文学形式的那个事实可以归结于这样的原理：不思者无心，而思者则有其心。因此，只希望对思者说话的作者只需要把他的书写得只有有心者方能明觉其义，就可以了。”[12]214之所以要将哲学的真意以隐微的方式表达，根本目的就是“让真理慢慢地取代现行意见，或者说是接近真理”。[12]206这是哲学改变、启蒙、引领政治的必要方式，是政治认识参与政治世界的重要策略。
尽管对施特劳斯关于哲学的两种言说方式的考据存有不同看法，但是他关于政治与哲学之间深度矛盾关联的研究对我们揭示、理解政治认识的内部矛盾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显然，与前文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式”见解相比，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解至少要多出一层意思――“政治的哲学”。这是施特劳斯对哲学所做的“政治生存论”分析，他使我们领悟到政治认识的政治维度，即政治认识不仅仅是对政治知识的探究，它深刻地受制于政治认识的对象，无论是政治认识的形式、过程还是结果，都有政治认识对象的政治烙印，政治世界刻画着政治认识。一方面，政治生活世界源源不断地为政治认识提供认识对象；另一方面，政治认识深深地嵌入、反哺、改变着政治世界。
对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式理解确证政治认识论研究中的双重维度及其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就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哲学体现了政治认识的知识性、普遍性和理想性，政治体现了政治认识的实践性、特殊性和现实性。政治认识的双重维度及其张力正是其内部矛盾，两者的对立统一是推动政治学知识发展的动力，生成政治认识的规律。
参考文献
哲学与传播学 篇5
关键词：音乐的形成,儒学,西方哲学
一、原始的宗教哲学与音乐的联姻
原始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就是萌芽状态的巫术——原始宗教, 那是当时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唯一信仰, 也是最具权威诠释一切的最早哲学理论。面对大自然难以预测的千变万化, 让人们萌生千奇百怪的冥思遐想:波涛汹涌的激流恶浪, 电闪雷鸣的浩瀚苍穹, 荒原野林燃起的熊熊烈火, 莫名其妙降临的灾难和病痛, 都让人们产生惊恐与敬畏的神秘感, 逐渐产生了一种“物活感”的宗教观念——万物有灵, 这便是蒙昧的泛神论思想, 促使人们对一些自然物和幻想的神灵顶礼膜拜, 以求赐予佑护。
原始人最关心的事有三件:食物、繁殖和死亡。人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与此有关, 并有实用的意义, 他们从事的原始歌舞和岩洞壁画都是围绕这一目的的。所谓原始歌舞, 其实是简单的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勉强凑成的艺术形式, 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物质条件简陋所必然形成的艺术现象。其中, 音乐除了人声喊唱就是敲打石器, 奏出助兴的简单节拍。这并非是在自娱娱人, 而有更重要的实用价值, 那就是敬神, 用于狩猎之前的祭祀仪式。“太古时代每逢遇到地震天灾或遭到猛兽侵袭, 以及外出进行狩猎活动, 人们本能地产生祈求神明的心情。因此, 在祭神的仪式中使用音乐是最恰当不过的事。”①那时的歌舞表现的内容都是与觅食对象有关, 即如何捕捉野牛、野兽, 舞姿就是模仿野牛的动作, 人们天真地幻想这样便能招来野牛以便捕捉。人类学家曾深入考察并有所记载:“不久之前,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了近似原始部落的族群, 他们从事与旧石器时代酷似的生活方式, 以狩猎和捕鱼为主。有时跳舞, 姿态动作是模仿野牛的拟兽舞。”②跳舞时嘴里还唱赞扬神灵的颂歌, 歌词可能非常简单, 但声调激越高亢, 节奏强劲有力, 充满企盼神明恩赐的迫切情感, 这时音乐发挥了最大的功能效应, 成为原始宗教的有力依托。
原始宗教是人类进化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 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首先, 推动了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由具体表像向抽象深化的不断进行, 促进了人类大脑器官的逐渐进化, 进而产生了质的飞跃。其次, 为进行祭祀活动, 人们频繁进行歌舞仪式和岩画活动, 客观上推动了原始艺术的积极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原始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音乐从此便与原始宗教的哲学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 配合宗教哲学阐释人与神的依存关系。庄严悠扬的祭祀音乐便成为宗教的不变的传统形式了, 不论是古老的萨满教, 还是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 以及东方的佛教、道教都再也离不开音乐的咏唱和颂扬了。
二、儒学与先秦哲学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中国民族音乐从产生至今已有8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地区考古发掘出18只骨笛, 有7孔和8孔两种, 经科学验证为8 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其后, 又陆续出土殷商时代石制的乐器“磬”和球状乐器“埙”, 这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民族乐器的演奏活动就已比较发达了。我国民族音乐虽然历史悠久, 但在音乐理论的研究和建制上却开展得不够, 没有建立起完整规范的音乐体制, 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很少, 诸如音乐发展史、作曲理论、音乐家史略等。在古代人们习惯将“乐”称为六经之一, 《庄子·天运》:“ (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但实际上“乐本无经”, 原来也只是附于诗经可唱的一种乐谱。因此后来《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的《六艺略》只注明易、书、礼、诗、春秋各为若干卷, 而未将“乐”纳入经类。后来, 有关“乐”的资料也完全失传了, 古文家认为是秦始皇焚书时烧毁了。于是, 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就只能参照孔子修订的《礼记》其中《乐记篇》等有关资料。故此, 号称儒家经典的《礼记》便成为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了。
美妙的音乐来源于大自然的天籁之声, 是人类长期反复遴选、提炼的天才创造, 尽情展示了人类精神文化的本质, 也是由浩瀚宇宙振动波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自然观认为“气”是宇宙的物质构成, 阴阳、五行则是这种自然观的中心概念, 处于一种核心地位, 一切都依此而运行。音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宇宙运行之中音乐有着促进天地万物生命力的伟大作用。在儒家《礼记》的《乐记·乐礼篇》中说:“地气上齐, 天气下降, 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 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雨, 初之以四时, 暖之以日月, 而百化兴焉, 如此, 则乐者天地之和也。”③在这段话里儒家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积极作用, 认为天地的和谐秩序、大自然四季更迭的顺延变化, 都源于音乐调配的结果。在《乐记·乐情篇》又说:“天地诉合, 阴阳相得, 煦妪覆育万物, ……则乐之道归焉耳。”④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与地自动的结合, 阴阳得宜的融配, 以抚养充实着世间万物的生命力, ……这一切都归功于音乐的功能呀。”从上面《乐记》中的两段话表明儒家学说已将音乐提升到极高的文化地位。
中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 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其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中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处于核心的地位, 成为西方各国精神世界的主宰。然而在中国文化中, 宗教的权威地位和说教功能却由理性的哲学所替代, 主要体现在儒家学说所弘扬的创进不息的人生精神。与西方神学消极避世的观点相反, 儒家历来主张创造性的人生态度, 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认为人与宇宙应持有一种根源感, 宇宙是一派刚建的大化流行, 人也应该依此而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核心是“仁”, 《礼记·中庸》说:“仁者, 人也。”“仁”便是以人为本, 是生命的相互感通, 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 概括来说便是“仁者爱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孔子特别提倡德治教化, 主张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来提高人的思想品德, 其中教育手段之一便是音乐熏陶。孔子精通音律, 爱好古琴。孔子曾谈到音乐的品位问题, 他认为韶乐那样的音乐尽善亦尽美, 而武王的音乐虽尽美而不尽善 (“韶尽美矣, 又尽善也;武尽美矣, 未尽善也”) , 他认为武王音乐虽然形式、技巧很美, 但内容却空洞浮泛, 言外之意是影响了音乐的格调与品位。这种评论恐怕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述, 孔子将音乐的美与善联系在一起, 即艺术的真善美相结合才是理想的音乐。
孔子非常称赞音乐的愉悦功能与情感陶冶相结合的做法, 他说:“夫乐者, 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 做人不能无乐。”认为音乐能使人在感情上产生共鸣, 通过感情共鸣这条渠道达到陶冶情操的教育目的, 所以在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 音乐文化 (或言琴、棋、书、画) 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贤达修养品德、提高气质的主课, 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发展的价值取向。这是与孔子倡导的人本精神相联系的。
中国民族音乐属于单音音乐, 以旋律为主, 富于歌唱性, 音色纯正单一, 不枝不蔓, 追求绵延而悠远的意境, 给人以平面流动的线条美。讲究乐器弹奏过程能充分表现理性精神与哲学沉思的一致, 要技巧高超, 指法繁复。如古琴弹奏左手触琴运指:吟、猱、绰、注、上、下、进、复, 使琴声传出滑动曲折、微妙变化的优美之声。飘荡的琴声可轻可重、可急可缓, 让人感到琴声可滑可涩、可流可塞、可刚可柔、可扬可抑, 变化无穷, 将人引入迁想妙得的幽邃境界。古琴弹奏已成为文人骚客、才子淑女的雅兴, 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魏晋嵇康等一大批著名士大夫琴家到明清朱权、陈星源等倾心独奏的琴家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体验古琴弹奏与淡泊之心、超然之志的契合, 从而获得特殊的文化意义。嵇康曾诗曰:“目送归鸿, 手拂五弦,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 就是对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尤其是民族音乐含有一种深藏若虚的无言之美, 当琴声由宏壮急促转为低微直至无声的时候, 使人能感到一种沉默渊穆的悄然愉悦, 这也就是文人墨客最为赏心怡然的审美享受。白居易在《琵琶行》曾形象的描绘琴声暂停的情景:“水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时, 听众依然沉醉在无言之美的神思冥想之中, 于是“东船西舫悄无声, 唯见江心秋月白”。形成了无比绝妙的审美意境。
从春秋到战国这段历史时期, 中国音乐已逐渐成熟,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既创立了七音阶体裁格式, 也创立了五音阶的体制。因五音阶体制与中国哲学的五行相合, 故此地位较高备受推崇, 可见哲学对民族音乐的牵掣。在哲学之中, 儒家的中庸之道对音乐的影响最为深切。所谓中庸, 概括即为贵和谐、尚中道, 不趋极端。《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其意是不做过头之事, 要适可而止。中庸之道有着重和去同的可贵思想,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然而, 也有着重实求稳的农业文化心态, 缺乏锐意突破窠臼的创新激情, 致使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迟缓, 未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庞大完整的体系, 而是依附于各个文化领域, 以游散的方式发挥着各种功能。诸如专门用于祭祀宗庙大典和宗教活动的仪式音乐;专供皇室帝王消遣享乐的宫廷舞乐 (如曾侯乙墓的编钟音乐、唐代霓裳羽衣曲等) ;最为宝贵的当然是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这是民族音乐中最有价值的精华, 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民歌小调、陕北腰鼓、山西锣鼓、东北大秧歌等, 充满粗犷的阳刚之气, 富有永恒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三、西方哲学与神学塑造的西方音乐个性
关于音乐的起源西方理论界有三种说法。1.模仿鸟鸣的观点:这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于1871年在《人类起源》中提出的观点, 认为音乐的产生是远古人类模仿鸟鸣, 其后逐渐发展的结果。2.劳动与节奏的运用:1891年社会学家彪黑尔在《劳力与节奏》一书中提出“当人们劳动工作时, 为减轻因消耗体力而产生的疲劳, 呼出有节奏的呼喊, 后来演变为古老的原始音乐。”3.语言扩展学说:1857年英国哲学家史宾塞尔在《音乐的起源与功能》一书中, 提出音乐来源于人类精力过剩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智力发达, 在语言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情感时, 于是用音乐的歌曲作以补充。然而关于音乐的本质,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学者就已有所探讨和研究, 这便是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年) 的科研成果和理论观点在历史上的影响很大, 他最先提出了勾股定理 (毕达哥拉斯定理) 。他是将一般概念的“数”引入哲学研究的, 提出著名的格言“凡物皆数”, 即“一切现存的事物最终都可归结为数的关系。”他将这种数的关系也应用于音乐理论和声学, 认为数量能够形成声音的音量、力度和节奏的比例关系, 在毕达哥拉斯看来, 音乐的美也是依靠音程之间的数量关系。他用一种单弦乐器来解释音乐的纯律理论, 根据弦的长度, 以一比二作为完全八度, 以二比三作为完全五度, 用数量关系对一切音程的美作以计算和诠释。这些事例说明西方音乐从产生伊始就充满数学的精确理念, 并带有逻辑化与系统化的理性形式, 致使西方音乐理论与体制得以向精细的规范化方向发展, 逐渐形成拥有记谱法、对位法、和声和弦以及复调格式等的专业体系。
在西方音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基督教, 就不能想像中世纪的音乐, 而今日的欧洲音乐也将会成为完全另一种面貌。”⑤基督教是由古老的巴比伦犹太教发展而来的, 是由牧民、农民组成的, 主张平等自由, 反抗罗马侵略者的统治和犹太贵族阶层的压迫。后来被罗马统治者利用, 封为国教, 蜕变为封建制度的帮凶。⑥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 基督教是一把双刃剑。出于反动的禁锢人性的教义规定, 基督教严厉禁绝扼杀了表现世俗生活的绘画和人体雕塑艺术。然而, 另一方面却又积极推动了音乐与建筑艺术的发展。为了广泛开展宗教活动, 欧洲遍地都修建宏伟宽敞的教堂, 公元532—537年于君士坦丁堡 (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修建的拜占庭风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于巴黎修建的哥特式风格的巴黎圣母院都是突出的典型代表, 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音乐具有强烈抒情的艺术特点, 善于启发人的想像而富有神秘性, 故此更引起基督教的青睐。犹太教原是最重视音乐的宗教, 基督教继承这一传统, 大力普及与发展宗教音乐。具有音乐才能的基督教传教士钻研并制定了最初的音乐体制和乐谱, 随之开创了复调音乐的形式并完成了对位法、奠定了西方立体的多音音乐和基础。最初印制乐谱是教会为发给唱诗班作弥撒用的。键盘乐器的兴起始于公元8世纪, 最初是为了便于指导歌唱圣经, 后来逐渐用于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西方最早的著名音乐家便是基督教米兰大主教圣·安普罗修斯 (340—397) , “他在任职期间,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能, 创作了教会音乐享有盛名的赞歌《神啊, 崇拜你!》, 至今仍是天主教会重要的典礼音乐。安普罗修斯在教会音乐中的主要功绩是:收集了在教会音乐中所唱的歌曲, 编成《安普罗修斯圣咏》 (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许多作品) ;并为教会音乐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和创造了对唱的形式。”⑦在基督教精神的土壤上也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音乐家, 千百年来他们用音乐作品歌颂基督、颂扬耶稣, 诸如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斯克里亚宾的《吉利弥撒曲》、罗西尼和勃拉姆斯的经文歌, 古诺的《圣母颂》、柏辽兹和威尔第的《安魂曲》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西方音乐已经成为宣扬基督精神最得力的艺术载体了。
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体系是西方中世纪一千多年期间最具权威性的社会哲学, 这种宗教哲学不仅牢牢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 也制约影响着音乐艺术。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上帝创世说”、“灵魂不朽说”、“来世极应说”等, 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全智、全能、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 是创造万物的唯一真神。长期以来, 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成为西方音乐的精神主宰。直到16世纪西欧各国陆续展开文艺复兴运动, 宣扬人文主义思想, 批判并摆脱了教会神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 西方音乐和其他文化艺术才逐渐走上了自由发展的道路。
注释
1日本·属成启.音乐史话.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 5.19.22.
2陈兆复.外国岩画发展史.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8.
3吉联抗译注.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34
哲学与传播学 篇6
关键词：哲学观,反思,自我意识
“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是哲学学习者必然要追问的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不是要最终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 而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断探寻与摸索中, 逐渐形成和构建每个哲学学习者自己独特的哲学观, 从而在自己哲学观的背景之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与研究。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是什么”等于“什么是哲学”, 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哲学是什么”是在追问历史上的“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暗含着“哲学”已经是一种既成的事物。这种事物从一开始萌芽, 是一种“吾不知其名”的状态, 然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 逐渐成熟起来, 然后人们觉得有必要“强为之名”, 遂将其称之为“哲学”。那么“哲学是什么”也就是追问“哲学”产生的这个历史过程中, 包括“哲学”概念产生后, 一直发展到今天, “哲学”是什么样子的, 即“哲学”事实上是什么。
而“什么是哲学”, 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学问可以被称为“哲学”, 也就是追问“哲学”应该是什么。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断的去体悟“哲学”这个概念, 并对这个概念产生一定的理解, 不仅对于它的过去有一种理解, 对它的现在有一种理解, 而且对哲学的将来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虽然,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 对“哲学”的理解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但这种理解终将趋于成熟, 最后稳定生根, 成为哲学研究者的一种信念。这种对哲学的理解, 就是哲学研究者对“什么是哲学”的回答, 是学者心中对哲学的一种期望状态, 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甚至会成为一种信仰, 这就是哲学观。换句话说, 哲学观就是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 或者说是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就是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
显然, “哲学”在哲学史上已经有其既成的形态了, 但这种既成的形态不一定就是“哲学”应该是的那种形态, 也就是说“事实”与“应该”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哲学是什么”绝不等于“什么是哲学”。
纵观哲学史, 我们发现哲学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哲学学派, 每个学派的哲学观点都不尽相同, 并且各有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哲学派别之成为一个哲学派别, 首先在于其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有着不同于其他派别的独到理解。如果我们把哲学史看做是由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思想构成的逻辑链环,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一部哲学史也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继续不断地作出不同理解的历史。”而“人们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继续不断地作出不同理解”的过程正是哲学观的形成过程。
哲学之所以如此难以理解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确定的多变的本性决定的。尽管历来哲学研究者对“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哲学有一个总体的普遍意义上的理解。
哲学是人反思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首先哲学是属于人的, 或者说, 哲学是具有属人性质的。在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 哲学是起源于人们对于世界的惊异的, 就是说是人这种存在物的惊异使哲学成为可能的。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论断, 也就是认识人自己。到了近代西方哲学, 哲学家们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 开始研究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现代西方哲学则更进一步的开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 哲学一直是人们用来寻找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学问。从先秦哲学到近代现代哲学, 人的性、命等问题一直是哲学的主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人们称为人本主义哲学, 就更加离不开人了,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就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的情况, 使人通过实践活动扬弃异化, 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总之, 无论是西方哲学, 还是中国哲学, 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关于人的哲学。哲学是不仅要解释世界, 而且还要改造世界的, 它也是不仅要解释人, 而且要改造人的, 人是世界中的人, 世界是人的世界, 二者是有机联系的。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使世界作为世界而成为世界, 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这样, 就对哲学有了一个大体的理解, 即是简略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显然, 在作出这种理解的同时, 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观, 其观点就是上面所阐述的那样, 把哲学理解为人的反思的自我意识。当然, 作出这种回答不是要把哲学固定为这样一种东西, 只是试图以此去理解总结自己的哲学观, 以使自己明晰起来, 而后还要继续的去追问“什么是哲学”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永无止境的, 重要的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回答的过程中使自己不断的作为人而成为人。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