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效应（精选12篇）
出口贸易效应 篇1
一、美国337条款简述
(一) 内容
美国337条款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简称, 是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一。337条款将美国进口中的不正当贸易分为:一般不正当贸易和有关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一般不正当贸易是指所有人、进口商或承销商将产品进口到美国或进口后在销售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和行为;有关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是指在美国销售侵犯了美国法律保护的版权、专利权、商标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及设计方案权的产品的行为。只要美国存在与该产业相关的行业或正在建立该行业, 涉及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即构成非法, 而无需证明是否对美国产业造成损害。337条款的绝大多数案件均涉及知识产权。
(二) 特征
1.构成有关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要件非常宽松
只要美国存在与该产业相关的行业或正在建立该行业, 有关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即构成非法, 而不是以其对美国产业造成损害为要件。
2.处罚措施严厉、期限长、限制作用大
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最终裁定外国公司侵权, 则可颁布普遍进口排除令、有限进口排除令或禁止令, 即使在侵权行为尚未得到认定的调查期内, ITC也可颁布临时排除令或临时禁止令, 并且337条款对排除令和停止令的有效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被裁定违反337条款的当事方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 不再违反该条款, 要求撤销相关限令, 但是举证责任由申请人自己承担。而337条款所采取的处罚措施是从根本上对进口数量进行控制, 比通过价格机制控制产品进口的反倾销措施更为直接、有力。
3.被诉人应诉费用高、难度较大
337条款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启动调查公告起20日内为应诉时间, 应诉方以书面方式应诉, 一般整个程序的花费在300万美元以上, 甚至更高, 造成被诉人应诉时间紧、难度大的不利局面。
(三) 与TRIPS的关系
在实践中, 337条款多被用于处理有关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贸易, 而在WTO机制下, 主要是TRIPS来规范有关知识产权的贸易行为。根据国内一些学者 (廉思, 万勇, 2006;刘玲, 2007) 的研究, 认为337条款从条文表面上看是符合TRIPS协议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 但从337修订缘由即法理角度上看, 337条款与TRIPS协议相矛盾, 偏重对美国企业的保护, 违背国民待遇原则、TRIPS的一般目标和基本原则。
二、我国遭遇美国337条款调查现状
(一) 数量呈递增趋势, 且专利侵权是最主要诉由
美国自1972年发起第一个337调查以来, 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见表1) 。截至2011年, 共发起337调查825起, 涉案国家 (地区) 达65个。同时专利侵权一直是美国启动337调查的最主要诉由, 1972—2008年, 在美国对全球发起的669起337调查中, 单独以专利侵权为由启动的达506起, 占比高达75.6%;2009年, 在美国对全球发起的35起337调查中, 单独以专利侵权为由启动的达31起, 占比88.6%;2010年, 美国发起的56起337调查中, 单独以专利侵权为由启动调查的55起, 占比高达98.2%;2011年美国发起的69起337调查中, 有66起案件因专利侵权而被起诉, 占比达95.7%。
(二) 近年来我国遭受美国337条款调查的特点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
1.调查数量逐年增加, 成为美国337条款调查国之首
纵观美国337条款调查历史, 20世纪80年代涉及日本的案件最多, 90年代涉及中国台湾的案例超过日本而居首位, 1995年以后涉华337调查总体数量呈上升态势, 且2003—2011年涉华337调查分别居各年涉案国 (地区) 之首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大陆遭受“337调查”的情况, 不含港、澳、台地区) 。1972—1985年, 美国共发起337调查239起, 无中国企业涉案;1986—1995年, 美国共发起337调查143起, 其中涉华3起;1996—2005年, 在美国发起的177起337调查中有43起涉及中国企业;2006—2010年, 美国337调查增至197起, 涉华企业数量也随之攀升;2011年, 美国共发起337调查69起, 涉及中国企业26起;截至2012年6月, 美国对中国已经发起了10次337调查, 中国企业涉及数量继续高居首位。
2.涉案产品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主
我国遭受美国337调查的涉案产品多以电子信息产品居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电子产品一直位居美国337调查的首位。1991—1995年为18起, 1996—2000年为37起, 2001—2005年为57起, 而在2006—2010年涉及电子类产品的337调查已达120起, 2011年达53起。2011年在涉华的26起337调查中, 有15起案件涉及电子信息产品, 5起涉及轻工产品, 涉及医药产品和机械产品的案件均为2起, 涉及化工产品和汽车产品的案件均为1起。
3.涉华企业多集中在粤、浙两省
2011年, 在26起涉华337调查中, 有16起案件美方将中国出口企业列为强制应诉方, 涉案企业主要涉及:广东8起、浙江5起、山东3起、上海2起、福建2起、江苏1起、天津1起以及四川1起。
三、美国337条款调查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 导致我国涉案产品出口美国受阻, 影响整个产业链发展
美国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 出口企业一旦遭遇美国公司337调查起诉, 美国政府则采取禁令等救济措施, 将直接限制被起诉企业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 或致使该产品完全退出美国市场, 从而影响中国其他厂商出口该类产品到美国市场。这不仅对涉案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更会对整个行业造成冲击, 继而会波及该产品的上下游环节, 将会对该产品所处的整个产业链产生巨大影响。
(二) 恶化了我国对外贸易环境
首先, 337条款从制度上增加了我国产品出口美国的难度;其次, 我国企业遭遇337条款调查起诉后, 受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限制, 难以积极应诉, 导致其他美国公司以及拥有美国知识产权的外国企业频繁提起337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签发的排除令使该系列产品出口美国的阻力增大面临严峻的形势;第三,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仿效美国使用类似的337调查来保护本国市场, 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不断升温, 恶化了我国外贸环境、加大了出口难度。
(三) 遏制了我国企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自主研发能力增强,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对美国国内生产企业造成较大威胁, 许多美国企业凭借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先发优势, 频繁运用337调查打压中国出口产品, 目的在于遏制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影响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
四、 我国企业频遭美国337条款调查的原因与应对措施
(一) 我国企业频遭337调查的原因
1.美国层面
(1) 近年来美国经济整体形势不明朗, 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创伤, 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同时我国大量地将价格低廉的产品出口至美国, 挤占美国市场较大份额, 因此出于增强国内产品竞争力、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就业的动机, 美国政府频繁发起针对我国企业的337调查。
(2) 美国频繁发起对中国的337调查, 与执政党为了获得民意或者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从而在相关选举中处于有利地位或缓解当下紧张的经济政治形势不无关系。
2.我国企业层面
(1) 我国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缺乏对国外相关法律制度的认知, 对美国的337条款掌握不足, 盲目出口, 致使触犯了相关条款。同时我国企业缺乏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出口企业主要关注如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等问题, 而对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自己的知识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重视不够, 警惕性低。
(2) 我国企业遭遇美国337起诉时, 受人力、物力、财力的局限, 难以积极应诉, 导致出口企业承受损失的同时, 也助长了进口方的嚣张气焰, 导致美国频繁对华发起337条款调查。
(二) 应对措施
1.强化法律意识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1) 强化法律意识, 熟悉美国法律环境, 深刻领会337条款的内涵, 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避免与337条款冲突。
(2)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不应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采用仿冒、剽窃等侵权的手段;加工贸易企业在接受订单时, 必须特别注意外商是否具有合法的知识产权;并且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 积极在美国申请专利, 避免成为美国337条款的调查对象, 同时, 也可以利用在美国享有的合法知识产权, 使用337条款起诉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外国企业甚至是不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的美国企业。
(3) 企业在产品出口美国前, 应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 来判定自己的产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 并提前采取相应措施。
2.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诉
在遭受美国337条款调查起诉后, 我国涉案企业应积极应诉, 积极探询与研究美国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漏洞, 以证明其专利无效或者证明不存在侵权行为;可以通过互相交换知识产权技术进行合作或者向专利权人交纳一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 争取庭外和解。
3.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由于337调查会影响整个产业对美出口, 而且还会牵涉到相关的企业、承包商、下游产品和二级产品;另一方面, 对单个涉案企业而言, 应诉成本过大, 而应诉成功后的利益是由整个行业分享, 存在“搭便车”现象, 因此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利用其优势, 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 联合整个行业共同应对、集体应诉。同时建立相关预警机制, 有效维护产业经济安全。
摘要：近年来, 美国频繁发起针对我国的337条款调查, 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导致我国涉案产品出口美国受阻, 影响整个产业链发展;恶化了我国对外贸易环境;遏制了我国企业转型升级。基于阐述美国337条款的内容与特点, 分析我国面临美国337条款调查的现状、原因以及影响, 提出我国企业应强化法律意识及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诉以及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美国337条款,贸易效应
参考文献
[1]涂庆丰, 张芳.我国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的战略思考[J].当代经济, 2011 (6) .
[2]全小莲.论美国337条款案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借鉴意义[J].时代金融, 2012 (4) .
[3]卢梦杉.美国337条款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特区经济, 2011 (8) .
出口贸易效应 篇2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彭美秀 时间：2010-06-25
内容摘要:近年来,自愿出口限制(VER)被频繁地使用,以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本文从两国简单模型和扩展模型出发,分析了VER对进口国、出口国以及第三国的福利影响。最后得出结论:VER导致设限进口国福利的必然下降和受限出口国福利的可能提高,第三国会从中获益,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自愿出口限制 福利效应 租金
自愿出口限制的起源及
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简称VER)又称为自愿限制协议或有计划的出口安排,是指出口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愿规定一定时期内某些商品的出口数量或出口金额,以避免进口国采取更严厉的进口限制措施。由于自愿限制协议是在有关国家间私下达成的,透明度很低,被形象地称为“灰色区域”措施,其主要特征是:名义上是出口国自愿承担的单方面责任,实质上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作出的,规避了关贸总协定中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协议一般包括提高产品价格、限制进口数量或进口监督等内容。
VER的产生已经有了很长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对抗来自日本的低成本纺织品的竞争,在日本加入GATT时,西欧15个缔约方引用GATT第35条与日本互不适用GATT,以此保障本国市场不受日本产品的扰乱。后来,日本用了10年的时间与这些国家逐一达成双边协议,对一些敏感产品设置VER,才换取了与上述缔约国互相适用GATT。1956年,美、日历史上第一份VER协议,日本承诺自愿限制对美国的棉纺织品出口,为期5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进口产品(如纺织品、鞋类、钢铁产品、汽车、消费类电器产品)采取了VER。到1986年,美国在MFA(多种纤维协定)下,与发展家签订双边纺织品限制协定多达40个以上,受VER约束的碳钢出口国家扩展到欧盟和加拿大。与此同时,其他国也纷纷效仿,大量使用VER限制外国产品的竞争。
VER的福利效应
(一)两国简单模型
假定受VER约束的商品其国际贸易只存在于某个进口国M和某个出口国X之间,而且两国都是大国,即VER会改变该商品在两国间的价格。由于VER影响了进出口数量及价格,因此对进出口双方国家的福利会产生影响。
1.VER对进口国的福利影响。图1描绘了进口国市场均衡状况。Sm和Dm表示进口国市场某商品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ESx表示出口国的过剩供给曲线。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进口价格为P0,消费量为Q0,其中Q1为进口国国内生产,Q1Q0依靠进口。现在假设出口国将出口限制在Q2Q3(Q2Q3＜Q1Q0,否则就没有必要实施VER了),该商品在进口国变得更加稀缺,因此价格上升到P1。在出口国中,由于出口量下降,剩余的生产能力形成对生产的削减,保留下来的低成本生产者以较低的价格P2提供产品。
就进口国的福利变化来看,因为价格上涨,故产量由Q1增加到Q2,因此生产者剩余增加;同时消费量从QO削减到Q3,导致消费者剩余减少。两相抵消以后,进口国的福利损失为面积abfc,其中acd为生产扭曲,bef为消费扭曲,abed作为出口商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转移到了出口商手中。
同样的限制进口,若采取进口配额或进口关税,进口国的福利状况与VER措施下会不一样。其中生产扭曲和消费扭曲是相同的,但是面积abhg部分却是以关税或进口商垄断利润的形式留在了进口国。
2.VER对出口国福利的影响。图2描绘了出口国的市场均衡状况。相互竞争的生产者面对着本国的过剩供给曲线ESx和进口国的过剩需求曲线EDm,二者共同决定自由贸易下的出口价格P0和出口数量R0。现将出口数量限制在Q,则出口价格提高到P1,供给价格下降到P2,单位价差为P1-P2。因此生产者可以获得面积为abgf的垄断利润或租金收入,可以看作是出口市场稀缺的门票价值。但同时由于出口量下降导致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面积abec。至于对消费者的影响,由于VER只改变出口数量和价格,国内市场销售数量和价格可视为不变,所以不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变化。
因此,VER对出口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租金规模和生产者剩余损失的比较。VER对出口国福利的影响与出口税较相似。不同的是,在征收出口税的情况下,面积abgf转为了政府的关税收入,而不是作为租金归生产者所有。
(二)两国简单模型的扩展
从上述两国简单模型的分析中得知,VER会导致进口国福利的必然下降和出口国福利的可能增加。但实际贸易中,VER往往是在若干个进口国中的一个或几个与若干个出口国中的一个或几个中实施的,对进出口国的福利影响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两国简单模型作适度的扩展。
1.一个进口国,两个出口国。假定有一个进口国M,一个不受约束的出口国U和一个受约束的出口国R,如图3所示。在图3中,右边描绘的是R国市场上的过剩供给曲线ESr和净过剩需求曲线 EDm-u(即M国总进口中扣除掉自U国进口部分后的剩余)。自由贸易下,国际市场价格为P0,M国的进口量为M0,其中自U国进口U0,自R国进口R0(R0=M0-U0)。现在M国与R国签订自限协定,将出口限制在数量R1,M国的进口价格提高到P1,进口数量下降到M1,其中,R1部分自R国进口,U1(U1=M1-R1)部分自U国进口,U1>U0。可见,在进口国较高的进口价格下,不受约束的出口国增加了出口,相当于不受约束的出口国部分替代了受限出口国的出口,这种现象可以称为VER的“贸易转移”效应。由于贸易转移的存在,设限进口国进口量的缩减小于受限出口国出口量的缩减,即M0M1 就福利效应来说,M国仍然是净损失,因为较高的进口价格和较少的进口数量对本国消费者的损失超过了对本国生产者的利益;不受约束的出口商由于出口价格提高和出口数量增加获得了净收益(为面积bcgf);受限出口国福利变化不确定,若自M国转移来的部分租金(为面积abed)超过因出口量下降带来的部分损失(为面积 hij),则会得到一个净收益。
一个可能提高进口国福利的措施是:进口国M可以通过与出口国R和出口国U分别签订VER,将进口数量限制在M1,进口价格下降到P2。这样,既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又可以限制进口数量。
2.一个出口国,两个进口国。假定有两个进口国R和U,一个出口国X,进口国R对出口国实施VER,进口国U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如图4所示。图4中,左边部分ESx表示出口国X的过剩供给曲线,EDr表示设限进口国R的过剩需求曲线。右边部分EDu表示不设限的进口国U的过剩需求曲线,ESx-r表示出口国的净过剩供给曲线。自由贸易下,国际价格为P0,X国的出口量为X0,其中R0出口到R国,U0(U0=X0-R0)出口到U国。现在,进口国R与出口国X达成自限协议,出口量限制在R1。由于进口数量减少,R国国内价格上涨至P1,在此价格水平下,出口国提供给不受约束的进口国U的过剩供给曲线移到了虚线jk,此后沿着原来的剩余供给曲线ESx-r,世界价格因此下降到P2,X国的出口量为X1,其中R1出口到R国,U1出口到U国,U1>U0。可见,设限进口国进口下降了,不设限的进口国进口增加了。
就福利影响而言,设限进口国由于进口减少和贸易条件恶化,其福利水平降低了;未设限的进口国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进口价格下降和进口数量的扩大;出口国是获益还是受损取决于从受限进口国获得的租金收入(bchg)和损失(源于以较低的价格出口了较少的数量,为面积acfd)的比较。
表面上来看,三国中只有不设限的进口国福利水平确定无疑地提高了,它应该对此政策很满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国内与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出下降了。出于这方面考虑,它可能也会与出口国寻求实施VER措施,这就是VER的“多米诺”效应。
政策启示
通过对VER措施的福利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出口国实施VER是缓解贸易摩擦的一种较有效的手段。首先,与进口国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相比,VER的代价相对较低。因为实施VER以后,价格提高的租金收入留在了出口国;其次,通过这种“倒逼式”机制,可以迫使出口提高产品质量,国外已有实证研究证明当出口数量受到限制时提高产品质量是最优的选择。
出口国受VER约束时,可以转移市场,增加对第三国的出口。进口大国对出口大国实施VER后,会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因此,其他国家的进口量可能会增加。这样,出口国可以转移市场,通过在第三国市场份额扩大的收益来减轻生产规模缩小的损失,但要注意避免VER的多米诺效应产生。
某出口产品受VER约束时,可以增加替代产品的出口。由于受限出口商品在进口国的价格上涨,必然会带动其替代品价格的适度上涨。这种情况下,增加替代品的出口,既可以规避VER的限制,又可以获得额外利润。当进口国对受限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替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时,额外利润更大。
“土豆效应”对中国出口有利 篇3
“土豆效应”又称“土豆悖律”，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期，消费者舍弃高端产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并导致对后者的需求上升，进而推高低成本产品的销售。简单地说，就是危机面前，人的需求滑向“马洛斯需求层次”的较低层。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土豆效应”。土豆是一种非常强的低档商品，当经济衰退时，消费者变穷了，收入效应使他们少买肉并多买土豆。危机越严重的时候，“土豆效应”就越明显。
当前，经济危机弥漫，但在“土豆效应”的作用下，“中国制造”有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中那张推不倒的牌。
2009年开年以来，外需下降、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都在威胁并恶化着“中国制造”的生态环境。但是，笔者认为，强大的“中国制造”的韧性仍然不可抗拒。中国出口相对于其他高档商品的生产国而言，下降幅度要小得多。
4月9日至10日，我们赴浙江调研出口企业，调查主要集中在玩具、家具、纺织、服装、制鞋、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来看，中国出口产品的“土豆效应”比较明显。
首先，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订单可能高于市场预期。我们列几个典型的企业代表：
一家德国厂商投资的玩具出口企业：2008年实现收入2.2亿元人民币，2009年企业自身预期2.6亿元人民币，预期增长18％。到目前为止，其已经拿到了全年营业收入的50％订单。
一家民营家具出口企业：订单情况基本上与去年同期持平。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的迹象，其国外客户在4月初也增加了部分订单，预计旺季可能出现在七八月份。
一家民营机电出口企业：由于欧美企业在去库存化后，出现“补库存”现象，其3月的整体订单情况比2月好转，比去年10月、11月好转很多。3月开始，大订单增加比较多。
一家民营纺织出口企业：出口订单已经接到了9月份，订单情况不比去年差，预期三季度后情况还会有所好转。
通过调研发现，上述现象在浙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中不在少数。经过近20年快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已经显著提高，在同类产品中性价比高，颇具竞争力。
汇率变动对“土豆效应”影响相对较小，是我们对企业实际调研中的另一个发现。大多数企业已经与客户签订了相关汇率协定，已经将成本相对锁定。企业普遍对出口退税率的变动比较敏感。
另外，相关的出口企业正积极开拓新的市场。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市场有可能成为未来增长的一个亮点。我们预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可能会进一步上调。这对正在形成中的“超级大土豆”将形成良好的促进效应。
出口贸易效应 篇4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高态势增长的特征事实引发了学者们对其经济增长源泉的思考。大多研究都强调体制改革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制度改进驱动的(郑京海、胡鞍刚,2008)。按照改革进程来看,学者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后一个阶段即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推行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且推进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方针,“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企业在拥有良好的内部条件的同时,更具有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快速稳定发展的时期。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使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如何进一步利用出口开放所带来的便利来发展中国经济,成为政府和学者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我们思考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贸易理论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作为分析条件,强调技术创新在国际分工形成中的作用,这与同样重视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相契合。新增长理论强调国际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积极作用,认为技术和知识在国际贸易之间的溢出取决于贸易的模式和大小,并将国际贸易与研发作为技术进步的发动机。“两新”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短期静态利益逐渐转移到长期动态利益上来。而事实上,贸易利益除了静态收益之外,更重要体现在动态收益中。因此如何利用开放政策带来的条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
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贸易中带来的技术溢出,而这一机制能否有效发挥则受到一国诸多实际条件约束,而并非贸易所必然引致的结果。不少学者关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也在客观上佐证了一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对开放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Borenstein et al(1998)、Alfrao(2006)在分析FDI的溢出效应时发现,金融发展等因素对FDI能否发挥经济增长效应起到重要作用。Calderon et al(2006)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Chang et al(2009)较为全面的考察了一国的内部结构特征对贸易开放效益的影响,在他的分析框架里一共包括了金融深化程度等8个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配套相关的改革措施,促进一国内部环境不断优化,才能有效发挥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Chang et al(2009)的研究显示,一国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效益的发挥尤其是技术溢出效益的产生,也是受到金融发展等诸多内部环境的影响。国内的许多研究也都发现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外溢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王庆石、张国富和吴宝峰,2009;胡兵和张明,2011)。但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相关的理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分析范式,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技术外溢:基于Feder模型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开放经济系统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其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Borensztein et al (1998)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时认为,FDI能否产生技术溢出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一国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才具有相应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而产生溢出效应。Alfrao(2006)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这些内部因素也是决定其吸收能力的重要方面,制约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FDI和出口都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并且FDI在通过技术扩散提高一国技术水平的作用方面,起着和出口相类似的作用(姚树洁和韦开蕾,2008)。
Feder(1982)较早构建的一个包含出口和非出口的两部门模型,揭示了出口贸易产生技术溢出的两条渠道:(1)出口部门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等向非出口部门的扩散,即所谓部门间的外部经济效应;(2)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更高,引致生产资源从相对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高效率的出口部门流动,即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Feder模型包含了出口部门本身具有较高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具有广泛的经济联系的假设,并且从外部经济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来看,也暗示出口贸易技术溢出需要具备相应条件:(1)非出口部门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外部经济效应来看,非出口部门必须要自身具有一定的技术承载能力,这样才能通过技术外溢从出口部门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2)一国经济部门间需要具有相应资源流动能力。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需要生产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转,而资源的这一重新配置不是必然。这一方面取决于资源自身的流动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和制度等内部条件的束缚也不可小觑。
按照Feder模型的基本思想,出口贸易技术外溢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必然会受到内部环境的钳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内部宏观经济环境变迁,使得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资源流动能力不断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资源流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达到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Feder模型所提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即资源从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流动,实际上是对资源具有完全流动能力的假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财政金融行政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旨在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但由于改革本身的渐进性,使得内外部环境难以短期匡正,导致现实经济中资源流动能力有限。这样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必然受制于各地区的资源流动能力,特别是金融发展因素的影响。因为出口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发挥,需要资源具有从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的能力,其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将之转移到更具效率的加工贸易出口部门,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
三、中国的金融发展困境与改革导向
金融发展能够为出口贸易外溢效应发挥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却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根据Mckinnon(1973)的界定,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实行的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如通过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实施通货膨胀,人为地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对金融机构实施严格的控制,设定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实行资本管制等。事实上,这种人为的干预从出发点上并不有害,因为其本质上是想通过提高有效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带动经济起飞。然而,这种干预或压抑金融体系的措施却并不能有效动员和分配储蓄,最终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金融发展受阻。中国更是如此,Aziz and Duenwald(2002)就曾指出中国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流于表面。这种低效率促使信贷结构严重扭曲,国有银行垄断了大部分贷款资金,并将其投放给国有企业使用,而相比更有投资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金融抑制严重抑制了金融发展的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王晋斌,2007;陈斌开和林毅夫,2012;王小华、温涛和王定祥,2014),抑制了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发挥。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增长中,中国通过改革破除了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束缚,并促成了开放局面的形成。但高开放并不意味着高增长,以苏东为例,苏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大肆推行贸易开放,但其带来的结果确实,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也就越深(Kolodko,2000)。这表明,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或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于一国的诸多内部条件,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过去依赖于今后也将依赖于我国利用开放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和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姚树洁和韦开蕾,2008),而扩大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在中国存在明显金融抑制背景下,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扩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不仅有利于优化内部环境提高生产绩效,而且更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的发挥。
摘要：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思想,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促进出口技术外溢。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摄取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尤为重要。
关键词：出口贸易,技术外溢,金融抑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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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效应 篇5
【摘 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
一、引言
一般而言，开放经济中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自主技术创新；二是吸收各种可能的国际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高速的技术进步以及对高科技的占有是和大量的科研投入是密不可分的。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稀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与技术，提高技术溢出（Spillover）的效果，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Coe，Helpman and Hoffmaister（）和Barba Navarett and Soloaga（）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工业化国家R&D活动的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中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Schiff，Wang，Olarreaga（SWO，2002）认为，1976～南北贸易模式中的R&D外溢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曾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原因，如今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核心。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 and 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的40.8%增至20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的23.3%增至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
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 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
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 and 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 》中提到， 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中国加工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 篇6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中国加工贸易现状出发，分析其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加工贸易 经济增长效应 就业效应
一、引言
在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的今天，带来的必然是生产的国际化，当然加工贸易也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20 世紀 70 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加工贸易发达，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
二、加工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国的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及其他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主要形式，而进料加工是加工贸易最重要的形式。从表1可以看到，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稳步增长，其年均20%的增长率略高于同期总出口额年均19%的增长率，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50%大约增长到53%。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所占贸易总额比重，1991到1995年约为44%，1996年到2000年约为51%，2001年到2005年约为48%，2006年约为47%，2007年约为45%，2008年约为41%。从这18年的数据看，加工贸易额在我国贸易总额中占了50%左右的份额，对国际贸易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外贸出口不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又积极的促进作用。
加工贸易创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逐步增加，成为我国进出口顺差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加工贸易规模的增长和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的提高，加工贸易净出口在我国外贸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贸易顺差是外汇的最主要来源。从表1来看，1991-1995年5年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额为481亿美元，而到200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为10534.91亿美元，实现进出口顺差高达2967.37亿美元，增幅很大。而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外贸进出口近50%，显然，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二）加工贸易对我国的就业效应
我国开展的加工贸易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建立，吸收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也为我国培养大批技术工人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管理人才，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
九十年代，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199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只有2804万，1994年突破3000万，1999年达到4000万。200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达到4332万，约占全部就业人员总数的5.87%。从1992-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平均每年就业人数为3632万。
同时，加工贸易还带动了我国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加工贸易带动的技术转让和产业升级以及经营管理的国际化趋势都需要大量更高级的人才，而外资公司在工作人员本土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活跃我国劳动力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其他方面的影响
1．吸引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渠道，其也是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随着大陆投资环境的改善，成功的“三来一补”项目往往转化为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固定下来，从短期的契约式合作走向长期的股权投资。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人力资源大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成品出口业快速增长，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加快了生产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在产业间的转移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加工贸易也存在着局限性。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产品附加值低、利润薄，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议价能力也不高，影响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此外，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增加了巨额贸易顺差，频繁引发与他国的贸易摩擦。
三、结论建议
从加工贸易对中国的经济效应分析来看，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带动了我国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提高了国民收入，改善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应该针对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的不足与缺陷，进行一些改进：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加大产品研发投资，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以有效的政策加强和改进海关监督和管理水平；以优惠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健康、持续发展我国的加工贸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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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效应 篇7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
1962年, Tinbergen将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第一次运用到国际贸易研究领域, 并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丁伯根贸易引力模型基本思想:
其中:Xij是i国向j国的总出口额;Yi与Yj是i国与j国的GNP;Dij是指两国之间的距离;K, e是常数, a、b为参数。该模型含义: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贸易引力模型在实际运用中通常将方程 (1) 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 (2) :
二、本文模型构建及其数据说明
本文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模型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和反倾销之间的定量关系。过去学者主要把两国之间的距离作为衡量贸易的成本, 由于科技的创新、电子商务的普及, 两国之间的距离代表贸易成本已经不太合适了, 为了使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更具现代意义, 考虑到贸易保护无疑增加了两国之间的虚拟距离, 对两国扩大贸易形成了障碍, 所以本文用反倾销数据对两国之间的贸易距离进行替代, 从而衡量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的具体贸易引力模型如 (3) :
其中:a0是常数;a1、a2、a3是参数;EXCt代表中国t年对世界的出口额;GDPCt代表中国t年国内生产总值;GDPWt代表全世界t年国内生产总值;ADCt代表t年中国遭受最终反倾销次数。代表方程回归残差。
为了统一各变量数据, 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各变量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其中, EXCt、GDPCt、GDPWt、数据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年鉴;采用ADCt数据的主要原因是1995年以来中国连续十五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具体数据 (见下页表1) :
三、模型的相关检验
为了避免对不稳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出现伪回归, 在回归之前先对模型中的EXCt、GDPCt、GDPWt、ADCt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平稳性时所采用的方法为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 (见下页表2、表3) :
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Ln (EXCt)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Ln (GDPCt)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Ln (GDPWt) 、中国遭受最终反倾销数额Ln (ADCt) 的原始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 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所以, 对上述非平稳序列的原始值变量再进行一阶差分, 如果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 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 。
数据来源:WTO反倾销统计报告。
注:在检验类型中, C表示截距项, T表示含趋势线, P表示滞后阶数。检验结果采用Eviews5.0计算得到, 数据来源同表1, 下同。
注:变量ΔLn (EXCt) 在10%临界上趋向平稳。
由表3可知,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Ln (EXCt)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Ln (GDPCt)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Ln (GDPWt) 、中国遭受最终反倾销数额Ln (ADCt) 在进行一阶差分后变成平稳序列, 是1阶单整序列。
四、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原始数据的不平稳, 本文只能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才能避免出现伪回归。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主要包括Engle-Grange两步法以及直接估计法。本文主要采取直接估计法进行模型建立。
用打开误差修正项括号的方法直接估计误差修正模型, 适当的估计式为 (4) :
为了同时获得长短期弹性, 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式子上进行改动, 获得长短期弹性。可写成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如 (5) 、 (6) 、 (7) :
从输出结果看, 模型运行基本正常, 与预期基本吻合。
第一, 从模型结果 (1) 式可以看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对中国贸易出口额EXC有正向推动作用, 符合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假设。但从显著性方面看, 短期Ln (GDPC) 的t检验都是小于1, 说明变量短期不显著, 而滞后一阶Ln (GDPC) 的t检验都大于2, 说明变量长期显著。这种现象符合经济规律, 正好说明了中国GDPC对中国贸易出口的推动作用具有长期性以及滞后性, 尤其长期作用显著。其中, Ln (EXC) 关于Ln (GDPC) 的短期弹性为0.295, 长期弹性为1.081, 从长期看, 中国GDPC每增加1%, 中国EXC就增加1.081%, 而短期不显著。
第二, 从模型结果 (2) 式中可以看出,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W对中国贸易出口额EXC有正向推动作用, 其作用形式类似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对中国贸易出口额EXC有正向推动作用, Ln (GDPW) 也是短期不显著, 长期显著, 也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结果显示, Ln (EXC) 关于Ln (GDPW) 的短期弹性为0.294, 长期弹性为1.286。从长期看,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W每增长1%, 中国EXC就增长1.286%, 而短期不显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W相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而言, GDPW对中国外贸出口额的影响程度大于GDPC对中国外贸出口额的影响程度, 比较符合现实状态, 说明中国外贸依存度依然很高, 内需不足。
第三, 从模型结果 (3) 式中可以看出, 反倾销变量对中国贸易出口额EXC有负向作用, 表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抑制作用, 与现实吻合。从模型结果中可明显看出, 短期反倾销数ADC相当显著, 长期也显著, 但弱于短期。这说明中国企业在遭遇反倾销制裁后, 产品受到抵制不能出口, 短期迅速失去市场, 减少出口额, 而由于中国应对反倾销,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相对的滞后, 很多企业不注重信息的搜集, 有些产品已经受到反倾销的制裁了, 可是有些企业还在生产, 最终无法出口, 同时, 由于中国产品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 在很长时间内, 其他国家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对中国同种产品进行反倾销, 产生“效仿效应”。结果显示, Ln (EXC) 关于Ln (ADC) 的短期弹性为0.408, 长期弹性为0.362。可见, 短期弹性强于长期弹性。在短期内, 中国遭受反倾销案件ADC每增长1%, 中国贸易出口额EXC就减少0.408%;长期内, 中国遭受反倾销案件ADC每增长1%, 中国贸易出口额EXC就减少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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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效应 篇8
关键词：碳关税,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机农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日益现代化,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越来越多,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试图寻求通过征收“碳关税”(carbon tariff)的方式,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家、企业和产品实施附加的惩罚性的边境调节税,试图部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及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表面看来,“碳关税”是用贸易政策制约碳排放,属于碳贸易限制措施,但极易被扩大为“碳关税”壁垒,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自由贸易造成严重冲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在缓解国内农产品剩余压力、提高农民收入和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可能影响不容小视,特别是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向低碳化转型而言,研究“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探讨“碳关税”背景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应对措施,更加具有参考价值。鉴于此,笔者拟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就“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进行理论分析,以期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有益的启示。
一、相关研究综述
尽管“碳关税”的提出时间不长,但已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国外学者们对“碳关税”的合理性、福利效应、税率制定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合理,学者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征收“碳关税”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增加就业率、实质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如Veenendaal&Manders(2008)等;也有人认为征收“碳关税”违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基本原则,易引发报复,计算难度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如Yan Dong and John Whalley(2009)。关于“碳关税”引发的福利变化目前也没有统一的看法,Mckibben&Wilcoxen(2008)认为“碳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福利改善不显著,甚至不能覆盖执行成本;Daniel Gros(2009)认为“碳关税”政策可能为欧盟成员国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低的失业率。还有学者着眼于行业特点进行研究,如Maestad(2008)认为“碳关税”能够有效防止钢铁行业的碳泄漏。关于“碳关税”税率的制定,Hoel(1996)研究了不同行业是否应该征收相同碳税率的问题,Dong&Whalley(2009)构建了纯交换模型来讨论最优碳税率。
对于“碳关税”的问题,国内也有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多数学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认为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如张君(2009),陈洁明、王勤(2010)等。关于“碳关税”的经济影响,有的学者从中国对外贸易整体状况进行分析,如鲍勤等(2010)针对10种“碳关税”税率情景进行了一般均衡测算,结果表明,“碳关税”将直接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其环境改善效果相对有限。也有学者从具体行业入手分析“碳关税”的影响,如黄媛虹、沈可挺(2010)通过对中国工业品的出口结构及其隐含碳排放量的分析,评估了“碳关税”对制造业可能造成的冲击程度。面对“碳关税”,学者们纷纷献计献策。有学者结合中国高碳产业生产特点提出对策建议,如黄晓凤(2009);有学者结合贸易伙伴特点讨论应对措施,如:夏先良(2009)专门以中美贸易为例进行阐述。
截至目前,专门从农产品出口贸易角度研究“碳关税”的学术成果尚属罕见,尽管有少数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漆雁斌等(2010)测算出了2007年中国农业煤炭能耗的排碳量;陈卫洪(2010)发现化肥的大量使用是使得农业产值单位GDP碳排量增加最重要的影响因子。笔者认为,只有深入地研究“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导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正确应对。故而笔者尝试性地分析“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短期抑制效应和长期促进效应,以期抛砖引玉,引起重视。
二、短期分析:“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
“碳关税”作为海关对高耗能农产品所征收的一种惩罚性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其竞争力,导致贸易数量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并基于扩散效应,进一步增强对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抑制效应。
(一)贸易数量减少
笔者可以结合世界市场农产品进口需求曲线和出口供给曲线来对征收“碳关税”后的农产品贸易数量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在图1中,纵轴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横轴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贸易量,MD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进口需求曲线,XS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并假设在没有“碳关税”之前,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均衡点为E,此时世界市场均衡的农产品贸易量为QE(此数量即是世界市场农产品的出口量,也是世界市场农产品的进口量)。如果征收“碳关税”,农产品出口商被迫缴纳关税这一额外成本,必然导致农产品出口供给曲线XS将向左上方移动至XST。然而,短期中农产品进口需求不易变化,即假设MD曲线不发生移动。可见,实施“碳关税”后,世界市场的均衡点将由E点运动到ET点,与之对应的农产品贸易量将由QE减少至QT,这就是“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数量抑制效应。当然,这一效应的实际大小取决于“碳关税”的税率水平。税率水平越高,贸易数量抑制效应越明显,甚至可能彻底阻止此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生。
(二)贸易条件恶化
在国际经济学中,基于两商品假设,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即TT=Px/Pm,表示1个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Px/Pm上升,表示贸易条件改善;如果Px/Pm下降,表示贸易条件恶化。我们借用保罗·克鲁格曼的标准贸易模型来分析征收“碳关税”的贸易条件效应,如图2所示[1]。在图2中,纵轴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横轴代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供给量和相对需求量。RS代表农产品的相对供给曲线,RD代表农产品的相对需求曲线。我们假定“碳关税”征收前,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点为1点,与之对应的农产品的贸易条件为(Px/Pm)1。
如果征收“碳关税”,农产品进口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国内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要比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高,农产品进口国国内就会多生产而且少消费农产品,即在短期农产品的世界相对价格给定时,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供给会增加(图2中的RS会从RS1向右移动到RS2),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会减少(图2中的RD会从RD1向左移动到RD2)。显然,“碳关税”征收后,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从(Px/Pm)1下降到(Px/Pm)2,即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
(三)贸易壁垒扩散
除了会减少贸易数量和恶化贸易条件外,“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还包括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即“碳关税”一旦实施,很容易招致其贸易伙伴的仿效和报复,迅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扩散,在农产品的各个行业和各类产品之间扩散,甚至催生其他的多种新型贸易壁垒。这会进一步恶化农产品出口贸易环境,阻碍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进行,加剧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
三、长期分析:“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
“碳关税”的开征,在短期内会对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带来抑制效应,减少出口国部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造成出口国内部的财富损失,并会减少相关农产品行业的就业机会。此时,农产品出口国通常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逃避,二是面对[2]。如果选择逃避的农产品出口国企业或者将受限农产品销往其他没有或者设置了较低“碳关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或者通过集体力量与进口国政府谈判,争取对方让步,放弃“碳关税”,从而继续保有对方市场份额。这种逃避战术虽然可以避免“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的短期抑制效应,但随着人们环境危机意识的增强,其高碳排放农产品最终很难持续保有市场份额。相反,如果农产品出口国选择积极面对,充分利用因农产品“碳关税”而产生的技术促进、制度约束、舆论导向、环境保护等倒逼机制,助推农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反而会在长期中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技术促进
为了降低出口成本,消化“碳关税”压力,客观上需要农产品出口国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淘汰落后技术,推广节地、节水、节肥、节能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低碳农产品生产工艺的逐步成熟及其市场消费的广泛认可,这些低碳农产品出口市场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进口国,甚至可能销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农产品出口国在推进农业生物技术、节能技术、工程技术等的过程中,会极大地增加国内农产品生产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模仿和改良生产技术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该国节能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可见,长期中“碳关税”的实施对于农产品出口国低碳农产品的生产、环保技术的研发将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提高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制度约束
大量研究证明,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农业经济主体既没有碳排放的成本压力,也没有“减排增效“的经济动机和社会责任[3]。“碳关税”的开征,将强迫高碳排放的农产品生产者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同时迫使政府建立起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产生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引导、督促和激励农产品经营主体主动实现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环境改善,提高农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满足消费者对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形成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保护全人类的良好社会风范。在这种良好的制度约束下,高碳农产品将不再有立足之地,这将为本国低碳农产品的出口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三)舆论导向
自发达国家正式提出考虑单方面实施“碳关税”后,尽管舆论哗然,但政界和学界多数人士认为这是缓解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推进全球“低碳革命”的无奈举措[4]。各种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公众讨论等方式宣传、介绍、评论“碳关税”。在这种社会舆论和宣传导向下,人们对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将更加关注,对低碳农产品消费将更加推崇。如果农产品出口企业能够顺应舆论,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变传统生产为清洁生产,其生产的低碳农产品必然会被更加广大的消费者所乐于接受,出口前景将更加广阔。
(四)环境保护
由于“碳关税”要求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达到进口国要求的减排要求,否则就要被征收惩罚性的关税。所以为了避免被征税,农产品的生产必须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缓解环境压力,改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保护作用的发挥同时会从源头上扭转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作物单产,改善作物品质,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夯实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生产基础。
四、结论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见,“碳关税”虽然在短期内对农产品出口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从长期看,仍然存在着较强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碳关税”积极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碳关税”税率的设置必须适度。如果税率过高,农产品出口企业根本无法承受这部分税收成本,出口无利可图,恐怕“碳关税”就只能产生短期贸易抑制效应,而无法发挥长期贸易促进效果。(2)农产品出口企业必须要积极面对,推进技术创新,形成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为降低碳排放不断努力。如果出口国农业企业不思进取,消极回避,“碳关税”的长期效应最终无法实现。(3)农产品出口企业的产权必须清晰,并且技术创新必须得到法律保护,否则其为规避“碳关税”的积极行动将因激励不足而被迫放弃。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下,未来的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低碳化特征,发达国家对高碳排放农产品进口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势在必行。然而,中国农产品生产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机械的陈旧落后、废弃物的处理不当等原因,已经形成了高碳农业发展模式,这必然导致中国传统农产品出口持续扩大的难度不断增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为了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低碳化发展,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中国农产品企业要积极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实施多元化目标市场战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阶梯型发展的农产品目标市场出口贸易格局,避免对外地理方向的单一,弱化“碳关税”的短期贸易抑制效应;(2)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碳关税”,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充分发挥“碳关税”的技术创新作用,实现长期中的贸易促进效果;(3)中国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财政资金和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引导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为农产品出口规避“碳关税”提供完善的制度保证;(4)中国政府要积极参与构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国际谈判,参与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提高话语权,通过政府力量迫使发达国家“碳关税”税率设置适度,为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国际贸易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中译本,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夏先良.碳关税、低碳经济和中美贸易再平衡[J].国际贸易,2009,(11):37-45.
[3]吴一平,刘向华.发展低碳经济建设我国现代农业[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2):58-65.
出口贸易效应 篇9
一、文献概述
1776 年和1817 年, Smith和Ricardo分别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他们以劳动生产率为比较基础, 分别用绝对成本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来解释贸易的发生及其带来的两国福利的增加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 Heckscher (1919) 和他的学生Ohlin (1924) 在继承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 提出了H-O理论, 一个劳动力存量充裕但资本要素相对稀薄的国家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于本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相对利益的增加。 凯恩斯 (1936) 的主要支持者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上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打破了充分就业的假定, 强调外贸出口与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倍数关系。 此后, 以Linder, Krugm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中引入重叠需求等理论。 国内学者杨小凯、张永生 (2001) , 提出交易效率的提高是致使国内贸易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 强调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与提升, 贸易结构的优化可以通过扩大就业人数, 加快知识积累, 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2009 年, 盛斌、牛蕊 (2009) 利用1997-2006 年中国28 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从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两个方面检验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研究表明出口增长拉动了就业, 但对各个工业部门的具体影响程度不同。 魏浩等 (2013) 利用1992-2007 年我国33 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制造业部门就业效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低技术制造部门的出口就业正效应最大。 同时, 各个行业的进出口的就业效应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贸易结构的视角分析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如阚大学 (2010) 分析了我国贸易结构和就业结构20 年来的变动, 并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结论认为各产业贸易额增加对就业增加的作用各不相同, 且就业结构与产业贸易结构变化存在不协调性, 但产业贸易额增加会带动就业增加。 周申和李可爱 (2012) 利用投入产出法和偏差分解法分析贸易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得出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内 (1993-2007) 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动不利于就业, 并导致我国的就业结构偏向熟练劳动。
综上所述, 学术界从理论和经验方面就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与研究, 已有的经验研究对于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贸易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基础和借鉴意义。 但是已有文献大多从整体上探讨工业品贸易的劳动就业效应, 从贸易结构视角分析出口贸易与就业关系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而且对出口结构的度量一般都是简单的划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或者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划分方法过于粗糙。 本文采用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出口结构分类方法对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进行测度。 该方法能够更好的反映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二、计算方法和实证分析
1、产品技术附加值计算公式
其中EXij表示第j国第i种产品的出口额, 表示第i种产品的世界出口额, Yj表示第j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采用该公式计算的附加数值会随着国际分工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原来只能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 随着产品的标准化, 发明者的技术优势已消失, 而随着竞争的加剧, 成本和价格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市场知识和信息流通已退居次要地位, 其最终结果就是把生产或装配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2、实证分析
(1) 数据的来源。 由于江苏省1992-1999 年使用的是HS分类标准, 把商品划分为21 大类, 而从2000 年后开始采用SITC分类方法, 把出口商品划分为10 大类、63 章。 所以本文用于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包括两段:1992-1999 年联合国HS1992 分类标准下20 大类95 种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 其中剔除了第93 章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 2000-2011 年联合国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第四次修订的标准两位数 (Rev.2 SITC) 水平下62 种产品 (不包括第35 章电流) 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 以及同期13个国家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两种分类水平下的江苏省各类产品的出口额。 这些数据分别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以及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在分析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时所用到的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
(2) 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计算和产品分类。 鉴于江苏省缺乏出口产品细分类数据。 在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2 -1999 年130 个观察国95 种产品 (HS1992 分类标准) 的出口额时进行合并处理, 即把每大类下各章产品的出口额进行加总得出20 大类产品的出口额以及世界出口总额。 这样,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1992-1999 年HS1992 分类标准下20 大类产品以及2000-2011 年SITC两位数标准下的6种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然后进行排序, 分成高低附加值产品二组。
(3) 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分析
在年度的低附加值产品组和高附加值产品组计算的结果上, 分别计算江苏省每年两个产品组的总出口额及其EXD:
利用该指数可以反映出一国或地区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由公式可知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 1]。 当一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全部为低附加值产品时, 该指数的值为-1;当一国或地区的高低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相同时, 该指数的值为0;当出口产品全部为高附加值产品时, 该指数的值为1。因此当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增大时, 该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开始优化, 反之则表明该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开始恶化。 表1 对该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细分。
20 年来江苏省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92-2000 年为第一阶段, 该阶段江苏省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从1992 年的-0.37 上升至2000 年的0.17, 达到最高。 说明在该阶段江苏省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显现出来。 2001-2006 年为第二阶段, 在该阶段, 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不断下滑, 2006 年降至最低点-0.54, 表明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不断恶化。 第三阶段为2006-2011 年, 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趋于稳定, 一直徘徊在-0.5 至-0.4 之间。 总体上来看, 1992-2011 年间江苏省贸易结构由中等贸易层次转变为低等贸易层次, 具体表现为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从2002 年开始小于-0.33, 并且20 年间只有1998-2000 年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的值大于0。 见图1
(4) 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江苏省就业增长影响的协整分析
1) 变量的选取和处理。 为分析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1992-2011年江苏省出口总额 (EX) 、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总额 (EXG) 、 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总额 (EXD) 以及每年的从业人数 (EMP) 等四个变量来分别从出口总量层面和贸易结构层面对就业的影响。 由于对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 并且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四个变量取对数进行分析。
2) 协整分析及估计结果。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采用Engle Granger (1987) 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协整检验要求变量之间为同阶单整即I (d) 时, 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变量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可能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所以先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ln EX、ln EXGln EXD以及ln EMP四个变量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 但是其一阶差分后都能通过检验, 说明四个变量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即 (1) , 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然后把变量ln EX和ln EM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得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把出口总额EX分拆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EXG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EXD, 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得出协整方程:
其中式 (1) 中R2=0.808735, DW=1.875534, 式 (2) 中R2=0.940381, DW=1.732064为了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分别对式 (1) 的残差序列e1和式 (2) 的残差序列e2进行不含有漂移项和时间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 以检验其平稳性, 检验结果如表3。
从表3 可以看出, e1和e2分别在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两个协整方程中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 实证结果。 从总量层面上来看, 出口总额的增加能够拉动就业的增长, 出口每增加1 个百分点, 就业就会增加0.08 个百分点。 从分量层面来看, 不同技术附加值大类产品的出口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 具体表现为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就业增长有抑制作用, 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能够促进就业的增长, 由式 (2) 可知,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业就会减少0.1 个百分点, 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就业增长0.15 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 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能够抵消高附加值出口的就业负效应, 其具体表现为总出口能够带动就业的增长。综上所述, 出口贸易在总量上能够促进江苏省就业的增长, 但从分量层面看, 低层次的出口贸易结构 (即主要出口低附加值产品) 能够更加有力地促进就业的增长。
三、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显示, 低层次的出口贸易结构更有利于江苏省的就业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 本文提出一些政策与建议。
1、兼顾劳动力市场, 推行科技兴贸战略
推进贸易结构高度化已成为各国或地区提升自身国际贸易地位, 取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之一。 江苏省也在积极推进科技兴贸战略, 提升出口贸易结构。 由上文结论可知尽管贸易在总体上能促进就业增长, 但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产品的贸易对就业影响各不相同, 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就业不利, 所以江苏省在推行科技兴贸战略时要兼顾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推行技术革新的同时, 加大对低附加值生产企业的政策扶持, 鼓励其自主创新, 完善加工企业的市场制度以及出口退税政策。
2、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升贸易结构
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江苏省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占到江苏省出口产品总额的95%以上。 但是由于江苏省主要贸易方式仍为加工贸易, 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部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 产品的附加值低, 贸易结构层次较低仍然是江苏省出口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图1 可知, 从2002 年开始江苏省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徘徊在较低层次, 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江苏省的比较优势, 在此背景下欲使贸易促进就业, 必须在充分发挥非熟练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升出口贸易结构, 促使贸易结构由较低层次向中等层次转进, 这样既能提高江苏省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又能充分促进就业。
3、加大教育投入, 深化教育改革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以增强经济实力成为各国或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高附加产品的出口企业必然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熟练程度知识储备等产生新的要求, 形成就业门槛。 只有加大教育投入, 深化教育改革, 改善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 加大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整体上提升就业人员的素质, 优化就业结构, 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以适应出口产品结构高度化的要求, 才能最终促进江苏省就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耦合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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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篇10
环境关税是指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进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自由贸易政策能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发挥其最大优势, 但这一政策无法将对环境有利的生产体现出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 许多国家通过征收环境关税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通过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者, 使环境成本内在化, 进而使环境费用包含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1]。
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两种:
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二是消费过程产生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
出口环境税, 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也包括两类:一是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中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工业生产中产生“三废”等;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 但消耗了输出国国内的大量资源, 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 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2]。
环境关税的产生是有深刻的贸易背景和环保背景的。二战后, 国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商品流通障碍, 繁荣发达国家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由于发展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尝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果, 率先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法规和贸易规则。这些法规和规则的实施, 成功地避免了自然资源的进一步退化, 保护了其自身环境。但同时发达国家开始把一些重污染高消耗的工业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并将国内停止使用的商品出口至发展中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将废弃物转移到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起, 国际上开始出现“洋垃圾”越境转移现象。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 工业发达国家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料输出国, 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美国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 (BAN) 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 (SVTC) 在2002年发表联合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中表明:美国国内收集的电子废物50%~80%没有在本国回收处理, 而是被迅速地装上货船运往亚洲, 而其中的90%则运到了中国。德国承认, 每年要运送600万吨以上的危险废物到国外。英国一家尼法略格技术集团向塞拉利昂提供2 500万美元, 换取把有毒废物运到该国处理的权利[3]。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一方面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成品, 换取外汇, 另一方面进口污染严重甚至已经淘汰的生产设备和商品, 造成资源严重消耗, 恶化环境。如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的森林资源, 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木材, 美国进口的木材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国家, 欧洲国家则来自非洲, 日本的白皮书中承认, 日本在热带森林原木世界贸易总进口量中占52%, 这些原木都来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从而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展[4]。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 对于贸易和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如何在不影响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有效地保护本国环境成为各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20世纪80年代, 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关税政策措施, 环境关税应运而生。
二、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 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是指大国对贸易国产品进口征收进口环境税会使贸易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大国是指一国对其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环境税会对该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的国家) 。普雷维什和辛格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问题, 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 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贸易条件恶化现象的产生和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环境进口附加税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 使其消极影响占据重要位置。
下面以征收进口环境税为例分析这个问题。以大国情况为例, 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探讨一国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大国情况是指进口国政府对某种进口产品课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该进口产品的国际价格有较大的影响。如图1, OA为自由贸易条件下A国的出口品X的贸易提供曲线 (提供曲线即相互需求曲线, 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进口其需要的某一数量的商品而愿意出口的商品数量) , OB为B国的产品Y的贸易提供曲线, OE为均衡的贸易条件。此时, A国的OC (X) 与B国的OD (Y) 交换, 两国福利水平最高, 因为两国的贸易无差异曲线U和K相切于P0点, 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设B国的Y物品价格由于能源或原材料枯竭上升t%时, Y物品的国内价格上涨, 国内价格比率为OE2。于是, A国对Y物品的需求下降, 并使国外供给减少。由于A国是大国, 需求减少, 导致国际市场Y物品供大于求。相反, 国际市场上X物品求大于供, X价格相对上升, Y物品相对下降, 于是改变了国际价格比率。假设外国提供曲线不变, A国提供曲线向左移动, 其移动的幅度等于对进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大小。假设提供曲线移至OA1, 交外国提供曲线OB于P1点。此时A国X物品与B国Y物品的交换由原来的OF的X与FN的Y相交换, 转变为OF的X与FP1的Y交换, 贸易条件改善。
A国征收进口环境税的效应简单归结如下:贸易量下降, A国贸易条件改善, B国贸易条件恶化。也就是说, 环境恶化的国家不但贸易量下降, 而且贸易条件恶化。而B国 (环境恶化的国家) 一般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环境恶化和贸易条件恶化相互加强, 使他们在国际分工中更为不利, 也不利于世界整体贸易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
(二) 贸易歧视效应
在WTO体制下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般均给予优惠关税, 使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 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 但是隐含歧视性。这种隐蔽的贸易歧视效应主要体现在:
1.有些发达国家根据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具体贸易状况以及国家间不同的环保条件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 特别是对其进口的商品采用很高的环境标准并征收高额环境关税, 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这种表面上的公平性, 实质上却隐含着由于发展中国家低环保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地位, 使其商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
2.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环境问题上, 发达国家采取了双向标准。一方面防止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将污染较重和破坏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 并且环保标准很低, 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有机会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 甚至将有毒废弃物和污染性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3.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 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 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目前环境关税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科学定义, 各国的相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自身利益,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 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三) 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 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1.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为适应环境关税政策的要求, 高效的、低消耗的、清洁的生产技术及污染控制与处理等商品和技术的贸易将越来越多, 国际商品和技术贸易的结构也将更丰富。同时, 如治污设备类的环保产品的国际贸易量也将迅速上升。
2.环境关税会约束产生外部性的产业的贸易效应。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荒沙漠化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 还可限制有毒废物、危险化学品、濒危物种的跨国流动, 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
3.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 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显然,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以高消耗、低技术和高污染型的加工业为主时, 较高的环境关税可以促使这些部门的萎缩, 在短期内会对本国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环境关税政策能引导和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向以高技术、低污染的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 则会增进本国经济的中长期利益。发达国家在处理环境问题时, 往往提出较高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 这是与他们的产业结构状况和自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5]。
(四) 贸易优势效应
长期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经营型与数量扩张型的道路。而且, 在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影响下, 中国外贸结构呈现出非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差的产品所占比重大, 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强的产品所占比重低, 劳动密集型、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高, 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将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结构, 进而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提升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能力。
1.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口不断的增加、社会需求的不断膨胀, 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 环境日益恶化, 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贸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各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 因此应当在经济成本核算时计入环境成本, 不能把环境视为免费物品。环境成本内在化能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促使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资源耗费少、低排放、少污染、效益高的工业发展模式。从长远看, 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有利于中国贸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转移, 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使国际贸易更加均衡有序、更加自由地发展, 而且有利于达到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目前, 各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基本都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 但是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并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只有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 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因此, 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可能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 而且可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 进而改变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 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从资源禀赋来说, 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 那么资源相对丰富、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国家将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6]。
三、中国建立环境关税制度以协调贸易与环境
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不断快速增长的状态中。但是, 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汽车、计算机、电子仪器、化工原料等, 这些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均存在能耗大、资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等问题。此外,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还向中国倾销大量的“洋垃圾”。目前, 中国每年都进口大量的ODS (臭氧层损耗物质) 和化肥、塑料薄膜等环境污染物。因此, 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非常迫切和必要。
(一) 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是一种既不需要对现行税收体制进行很大改变, 又能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经济手段。因此, 它是一种“双赢”政策。对进出口的污染产品征收环境关税, 既能有效防止环境污染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转移, 又能利用关税这一手段增加政府税收,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从而促使中国的整个税收体系朝着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鼓励环境良好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向发展。
环境关税体现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 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 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2]。
迄今为止, 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 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中国应从现在做起, 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 结合实际情况, 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同时应积极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 构建中国的环境关税制度,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环境关税应以环境成本内在化为目标
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对环境外部成本进行估价并将它们内化到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中, 从而体现资源的稀缺性, 消除其外部性。环境问题的特征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 “外部不经济”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出口贸易中, 必须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出口商品价格内, 坚决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局面。这不但有助于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而且还会缓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有两种实现途径:
1.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已取得的经验, 利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主要经济手段有:环境费 (主要是排污收费) 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签订自愿协议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对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不高、达不到既定标准的企业, 政府应当究其所引起的外在环境损失, 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成本;对于尚未达到环保标准的企业, 政府将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对于环境成本已经内部化的企业, 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同时加大对这些企业的宣传, 以形成良好的环保风气。
另外, 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可以通过协调以统一某些商品的出口价, 这主要适用于有多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同类商品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否则若只有其中一个或几个出口国提高出口商品价格, 那么发达国家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该商品, 结果必然导致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大幅下降。从实践上看, 比较成功的是OPEC对石油价格的提高[7]。
2.向出口的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加征出口税, 从而迫使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这将减少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的出口, 从而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生态剥削”的程度。征收此类出口税, 在种类上, 一国可以择其主要的资源密集型商品和污染残留型商品征税;在量上, 征收的出口税应该相当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态环境成本。当然, 确定生态环境成本的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从而确定这种最优税率也会十分困难。
对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提高出口价格或征收出口税, 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减少这类商品的出口, 甚至恶化国际收支, 但从长远看,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我们决不能贪求一时之近利而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7]。
3.中国应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关税政策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 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 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 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 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 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谁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 谁就成为潜在投资者的信心, 也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氛围, 成为潜在的最大赢家。很明显, 制定规则的一方会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规则。中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 积极参与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合作与谈判, 促进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 以有效维护中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8]。
摘要：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 其实质是借助价格机制使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从而实现利用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条件恶化效应、贸易歧视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优势效应。当前中国应研究和制定环境关税制度, 既要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也要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关键词：环境关税,贸易效应,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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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海山.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2) :5-10.
出口贸易效应 篇11
关键词：汇率变动 进出口 动态递归
一、引言
2015年6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极其频繁及剧烈，8月11日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了改革，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引起各界对人民币汇率的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发现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但是我国的贸易顺差也屡创新高，汇率升值并没有达到降低贸易顺差的效应，陷入了国际收支中“汇率调整之谜”（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Puzzle，即汇率并没有达到调整国际收支的目的），为了研究汇率升值如何影响进出口和贸易收支，本文试图借助相关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进出口和贸易差额的传递效应。
二、文献回顾
国内很早就有学者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会影响贸易收支，如厉以宁（1991）发现1970—1983年间我国进口需求弹性为0.687，出口需求弹性为0.05，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因此认为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没有影响，而戴祖祥等（1997）认为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2005年后随着汇改的深入推进，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效应的文献，如卢向前等（2005）、马丹等（2005）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显著。赵大平等（2006）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在长期中能改善贸易收支。封思贤（2007）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化会显著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刘尧成等（2010）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贸易差额存在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贸易顺差。张定胜等（2011）发现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消费减少，中国消费增加，从而降低贸易顺差。
四、结论
本文借鉴相应的模型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传递效应，2000—2015年6月的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出口额和贸易差额的下降，递归回归发现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传递效应在汇改后2年内影响比较大，之后慢慢趋于稳定；2011年前，人民币升值反而加大贸易差额，2011年后，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传递系数为正，即人民币升值引起贸易差额下降且影响效应小幅持续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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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尧成，周继忠，徐晓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J].经济研究，2010（5）：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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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C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出口贸易效应 篇12
1 贸易出口效应的研究现状
有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 国外文献主要做的是理论研究, 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 再到贸易规模报酬。这些理论模型的特点是一般化, 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贸易与经济增长, 也可以说适合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的目标是研究中国的贸易与经济运行的机制, 所以仅对中国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综述。
最早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国贸易经济效应的文献是杨全发 (1998) 的。他利用中国1994年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中国各省之间存在不同的临界发达水平效应。就目前阶段的理论研究来说, 潘向东 (2005) 、康赞亮和张必松 (2006) 以及邵军和徐康宁 (2006) 分别从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投资角度切入贸易和经济增长主题, 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 短期内贸易增长显著有利于经济增长, 长期下的话, 邵军和徐康宁发现两者关系不大, 与另两者相反。常健聪 (2012) 剖析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景, 并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加深的不利后果。
总的来说, 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直接投资对代表经济增长的GDP产生的促进作用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对GDP产生的贸易产出效应。然而, 对外贸易并不是出口和进口都具有产出效应的, 从逻辑上讲, 进口贸易可能更多的是增加人民的福利和满足程度, 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存在很大作用还不确定。而出口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利润、推进技术革新和经济开放, 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上, 本文把出口和进口贸易分开来讨论, 以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2 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理论中讲到, 按照最终商品和劳务分配的概念, 一国的产出水平受到四个变量影响, 即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贸易。一般化的表达式为:。其中Y表示产出水平、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贸易。从中国近十年情况来看, 出口总量远大于进口总量, 但是早些时候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 考虑净出口值会是负数影响计量过程, 所以必须考虑进口和出口情况。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投资主要指私人投资, 公共投资则包含在政府购买中。投资最终会形成全社会的资本, 直接进入生产函数;消费则拉动总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假定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 合理调配公共资源, 政府购买完全进入生产函数。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都不考虑贸易因素, 本文目标就是研究贸易增长对经济的作用, 所以模型中加入了进口和出口贸易变量。最终的产出函数以柯步-道格拉斯形式设定为:
其中A表示技术, t为外生变量, 表示时间, α、β 、γ 、μ、η分别为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出口和进口贸易的产出弹性, 且。
对 (1) 式的变量取对数处理, 得到:
本文在 (2) 式的模型下进行计量检验。
3 实证检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3.1 实证检验过程
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查数据是否平稳。在数据不平稳的情况直接进行计量估计则会导致伪回归。常用的检验单位根的方法有Dickey-Fuller (DF) 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 检验以及Philips-Perron (PP) 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各个变量进行ADF检验后的结果显示, 在没有进行差分时, 原序列数据的P值都很大, 不能通过t检验, 说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不平稳的。对非平稳的数据, 采取一阶差分法进行调整。从差分结果看, 在5%的显著性下, 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变得平稳, 统计上称为一阶单整。同时, 以上变量在调整过程中都已通过DW检验, 排除了自相关。
接下来检验投资、消费、政府购买以及出口和进口与GDP的长期关系, 重点是检验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协整检验是探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方法, 根据检验对象,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基于残差的协整, 另一种是基于系数的协整。前者利用Engle-Granger检验和CRDW检验, 后者则利用Johansen检验。本文采用Engle-Granger (EG) 检验对各个变量是否与产出存在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在各变量平稳的状态下,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一阶差分的变量做回归, 得到残差序列, 以为基础进行单位根检验, 如果其平稳则表明方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也就是长期均衡关系。在检验结果中, 本文利用麦金弄协整检验临界值响应面函数的数据表, 查到此检验的相关参数值, 最终算出在5%显著性下的临界值为-2.963。而回归所得到的t值为-3.346<-2.963, 所以协整检验为显著。这证明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和进口与GDP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在做回归的过程中, 还有必须进行的检验是内生性、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这几问题是每个时间序列回归必须进行的。关于内生性问题, 没有别的方式, 就是将每个变量与残差项进行OLS回归。异方差问题在软件中直接可以用White检验进行检验。而自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软件中的LM检验方式之间得出结果。如果在检验中出现这三个问题, 则需要对回归方程进行修正, 解决内生性利用工具变量法。异方差问题是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WLS) 进行修正, 权重的选择是一个重要步骤。而自相关则是加入AR (1) 、AR (2) 进入自变量来解决。各方面问题解决后, 得出表1, 为长期均衡关系的系数关系。
3.2 结果描述
上述计量过程说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进口贸易量相关, 表1为长期均衡关系的系数关系。模型一显示, 投资与消费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得到验证。模型二加入了其他变量, 结果是政府购买与进口变量不显著, 说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与这两者的关系可能不大。一种解释是, 财政支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主观意识影响, 从1980~2011年的财政支出增速来看, 呈现逐年递增状态, 平均增长率为11%。而GDP增速则波动较大, 以20世纪90年代的增速最大 (平均达20%左右) , 近几年逐步放缓。
再看进出口变量。出口量对宏观经济的边际贡献率是0.132, 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会促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32个百分点, 并且t值在5%显著性下显著。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 外向型经济的确是我国近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竞争环境, 使得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比国内企业更高;另一方面, 随着国际贸易增长, 国际上的高端技术和人力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市场,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鲜血液, 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进口的影响不显著, 主要原因可能是国人的消费习惯。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进口商品极有可能是中国制造, 消费者还不如直接从国内市场获得。再加上中国的高储蓄率, 相对于消费进口商品, 国人更可能进行储蓄, 以防范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出口与进口的不同结果说明, 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贸易出口效应, 此效应发挥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模型三和模型四分别是对没有政府购买变量和没有进口变量的稳健性回归。
从系数大小来看, 消费对GDP的边际贡献率为0.44左右, 投资的边际贡献率0.16左右, 出口的边际贡献率为0.13左右。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 消费带来的促进程度最大, 其次是投资, 最后是国际出口。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1980~2011年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进口和出口的年度数据, 探查了这些变量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机制。结果是消费、投资、出口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协整关系, 边际贡献率分别为0.44, 0.16和0.13。而进口、政府购买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从中可以推测, 我国国际贸易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上, 存在贸易出口效应, 但出口贸易相对于消费和投资的贡献程度较小。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应对后经济危机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再次推动我国经济起速的首要政策方针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方面, 中国人民的消费潜力巨大, 多年的高储蓄为中国人民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但由于人民的消费习惯问题, 导致我国国内市场的消费程度不高;另一方面, 消费刺激长期经济的作用很大, 相对于投资和出口, 一百分点的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GDP增长。所以, 刺激扩大内需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带来深远影响。
(2) 升级产业结构, 调整出口发展模式。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帮助不可忽视, 即使在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阴影的笼罩下, 扩大出口贸易也是中国经济突破的一个方向。但是, 必须注意到, 我国原来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 依靠低成本的出口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国际发展的形势。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加大关注和投入, 尽快升级产业结构, 出口高科技、低能耗、高质量的商品, 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经济、政治制度。以上两点是要扩大内需和升级产业结构。那么, 这两点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必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尽快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升级产业结构,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内容, 不仅仅要转变产业内部的结构安排, 还要完备产业法律保障体系, 切实为升级转型提供保障。扩大内需也就是要改变公民的消费习惯, 改变消费习惯, 就需要提高人民收入, 只有让个人口袋里有更多钱了, 才会进行更多的消费。其次, 就是改革经济、政治制度, 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经济运作结构, 让出口重新变成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大马车。制度上的改革是长期努力的过程, 短期上可能不会有变化, 但是却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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