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经济

真实经济（共10篇）

真实经济 篇1

盈余管理是对外报告的过程中一种有目的的干预行为。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对真实业务活动的操纵, 如研发支出、资本性投资、生产销售安排以及长期资产的处置等, 来改变报告盈余的行为。由于其基于真实的交易活动, 具备正常交易的各个要素, 其会计处理方式也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所以具有较大的隐蔽性, 与不具有任何操控目的的交易行为很难区分, 不受会计准则的限制。因此, 在会计政策从紧、监管从严, 在应计利润增加能力有限、诉讼风险增加情况下, 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操纵交易活动来实现盈余目标。

一、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相比, 真实盈余管理具有真实性、隐蔽性好、灵活性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 它可能是次优的, 会偏离最佳的经营决策的, 并因此具有真实的经济后果。鉴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多样化及其隐蔽性, 本文以生产经营活动中常见的三类正式活动操控行为为例研究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一) 酌量性费用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酌量性费用是指费用开支水平可由管理层决策产生和变更的费用, 如研发费用支出、广告费、培训费等。酌量性费用操控一般指通过削减研发、广告和日常费用开支来增加盈余。技术创新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研发投资对企业竞争力、成长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削减当期研发支出可以直接增加当期会计收益, 但可能因此降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既而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同样, 削减广告费用可能影响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减少对员工的培训支出会影响到企业员工素质、能力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 并可能因此影响产品的质量。管理者削减上述酌量性费用, 可以在不影响当期经营收入的前提下, 提高当期会计盈余, 但可能因此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1: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 采用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二) 生产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企业所生产产品成本中存在一定的固定性成本, 当产量增加时, 单位产品生产所承担的上述固定成本就会下降, 并直接导致相同销量的销售成本下降, 利润水平上升。由此可见, 在销量无法增加时, 仅仅通过提高产量, 即可增加利润。产量操控就是指利用规模效应, 通过大量生产产品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从而提高会计利润。但是, 销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量, 会使这些产量变为存货, 不仅占用了公司有限的资金, 增加了仓储成本, 并且还可能面临由于产品过时或毁损而减值的风险。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2: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生产操控的公司, 采用生产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三) 销售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销售操控是管理者通过增加销量来提高当期盈余的行为。管理者可以通过适时地提高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条件来扩大销售或者将下期销售在本期提前实现从而增加本期盈余。当边际收益仍大于零时, 提高价格折扣或者放宽信用条件, 就意味着随着销售增加盈余也在增加, 而单位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却在减少。而且, 这种销售额的增长是非持续性的, 会随着价格的恢复或市场满足而消失, 而且不适当的产品降价会向市场传递企业产品质量下降等信息, 使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信心降低, 一定程度上减弱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销售操控的公司, 销售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二、实证研究

(一) 变量及其模型

目前未有一个统一的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方法。与大部分研究一样, 本文以Roychowdhury的衡量方式为基础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首先分别用模型 (1) 、 (2) 对酌量性费用和生产成本的正常水平进行估计, 并根据李彬、张俊瑞考虑了固定成本对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影响, 以模型 (3) 来估计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正常水平。

上述模型中, DISEXPT表示酌量性费用, 本文的酌量性费用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PROD表示生产成本;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表示总资产;S表示销售额;DS表示销售变动额;TC表示各项税费开支;EC表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OC表示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t表示年份。

本文在分行业运用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出上述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并计算出各年度样本公司的预期值, 以其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值减去预期值, 得出各异常值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将异常值划分四个分位, 分别取异常酌量性费用第一分位内的样本、异常生产成本第四分位内的样本、异常现金流量第一分位内来划分酌量性费用操控、生产操控和销售操控的企业。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企业, 我们设定哑变量SP。SP=1, 代表该企业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SP=0, 代表该企业没有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对于投资者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来说, 不仅要关注公司基本经营状况的变化, 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本文分别采用总资产利润率 (ROAt+n, n取1, 2, 3) 和经营活动现金资产比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采用近似的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市场绩效。同时采用董事会持股比率 (Sharehold) 、权益报酬率 (ROE) 、流动比率 (CR) 、成长机会 (Growth) 和公司规模 (Size) 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其他变量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和变量设计,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 (4) 和 (6) 来检验假设。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研究数据库, 以2004-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行业研究。考虑到金融保险业的特殊性, 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业;剔除了数据缺失、股东权益为负和主营业务收入为0的样本公司;剔除净总资产利润率小于-50以及净总资产利润率大于50的异常亏损或异常盈利的上市公司样本。得出最终应用于模型检验的有效年度样本数为7 161。由于本文需要对样本公司未来三期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 所以本文选取2004-2006年年度的企业样本 (N=3 512) 中的真实盈余管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前述的四分位法, 最终得到228个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年度样本, 235个生产操控的年度样本, 245个销售操控的年度样本;分别与其在滞后1-3年 (涉及到2005-2009年) 内的经营绩效进行研究分析。本文采用配对样本比较方法来分析真实盈余管理企业与配对企业的业绩。

(三) 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

为判断模型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绝大多数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 并且绝大部分小于0.2, 说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 该模型应该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随后, 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前述模型 (4) - (6)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页表1-3所示。

根据表1, 从财务绩效看, 除了第二期的ROA外, 酌量性费用操控公司财务绩效均小于非操控公司, 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因此, 从财务绩效看, 假设1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可能的原因是, 企业虽然短期内削减了酌量性费用以实现会计盈余的目标, 但可能在随后的期间做出了改善, 所以, 长期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从市场绩效看, 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反而有相对较高的市场绩效, 司在随后三个会计期间内的经营业绩状况均显著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对应的经营业绩。从市场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负数, 并且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销售操控的样本公司会影响随后期间的市场绩效。综合而言, 假设3得到证实。

三、结论

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利润盈余管理都是管理者用以操纵报表盈余的手段, 随着会计准则和相关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 传统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进而促使管理者通过构建真实的经济活动来达到预期的盈余目标。异常的经济行为可能有损于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 如减少对新产品开发的投但同样没有达到显著效应。可能的原因是, 对投资者而言, 酌量性费用操控的程度可能很小或者较为隐蔽, 所以没有被察觉。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证券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可能并没有掌握到企业管理者异常地削减酌量性费用的行为, 以致于酌量性费用操控并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市场表现, 反之, 由于管理者通过酌量性费用操控带来的相对比较令人满意的财务绩效, 还可能误导中小投资者, 以致企业可能会有正的市场表现。综合而言, 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表2, 从财务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并且均达到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在控制了样本的业绩水平、偿债能力和公司规模之后, 生产操控的样本公司在随后三个会计期间内的经营业绩状况均显著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对应的经营业绩。从市场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4、-0.171和-0.223, 并且前两个系数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生产操控的样本公司会影响随后期间的市场绩效。综合而言, 假设2得到证实。

根据表3, 从财务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并且均达到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在控制了样本的业绩水平、偿债能力和公司规模之后, 销售操控的样本公入、过度生产导致存货积压、大量的降价促销导致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减少等。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以酌量性费用操控、生产操控以及销售操控三种真实盈余活动行为为研究视角, 研究这三种真实盈余操控行为对企业未来三期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生产操控和销售操控的公司未来的总资产利润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和近似托宾Q值均显著低于配对公司对应水平。但酌量性费用操控对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Schipper K.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 1989, 3 (4) :91-102.

[2].Roychowdhury, 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 (3) :335-370.

[3].李彬, 张俊瑞.销售操控与未来经营业绩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3) :127-130.

真实经济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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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尺度，而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通过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说”的质疑和批判，在对“法律真实说”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重新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这一标准兼备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而且应当作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关键词：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刑事证明标准

近年来，我国法律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赞成我国目前的证明标准，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两种学说的争鸣。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回答的是“什么是司法证明中的事实”的问题；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回答的是“司法证明中的认识怎么样才为真实”的问题[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页。]。本文在对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的质疑，试图寻找到适合我国的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对“客观真实说”的质疑

客观真实指司法活动中裁判者根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案件发生的客观实际情况，裁判者对的主观认定应当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客观真实说认为，凡已经发生的案件，必然会在外界留下各种物品、痕迹等证据或为某些人所感知，因而刑事案件的证明能够达到客观真实。

然而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更新完善，客观真实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在此，笔者也“小试牛刀”，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1．客观真实说不符合现实的认识规律，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

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逆转的，这就决定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重演的。司法活动中，裁判者要想查明案件事实，只能借助于现有的进入诉讼视野中的证据来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推论：在诉讼视野中，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吴宏耀：《刑事证明标准研究评述》，载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版第1卷，第525页。]但是不是有了证据就能查明案件事实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第一，证据并不总是充分的。第二，证据并不总是真实、可靠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有人故意出错，作伪证或者伪造证据；有人无意出错，因视力、听力或认识水平而出错；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出错，如因偏袒、偏见和偏信。[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载王敏远主编《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48页。]我们无法查明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更多期刊发表详情联系QQ：1286503325电话：***王编辑

2．客观真实说违背了逻辑法则——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

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应用到诉讼领域，我们可以说司法证实是或然的，这绝不等同于数学领域的证明。数学上的证明是一种论证推理（演绎的），而司法上对案件事实的论证、证实则是合情推理（非演绎的）。证实的逻辑性质并不是必然的，必然的证实

是：（H→C）∧C→H，而司法证实的一般分析则是：（H→C）∧C→H更可靠，即使“没有H的C几乎不可信”的也只是H极为可靠，我们也不能说H就是确定可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提越充分、可信，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也只是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而达不到客观事实。

3．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错案、疑案。

第一，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错案。与证实相比，证伪在逻辑上则可以实现必然，即绝对的证伪是存在的：（H→C）∧-C→-H，只有在绝对证伪的情况下，才能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从而达到客观真实。在司法实践中，错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依照客观真实说的观点，裁判者完全可以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他们作出的裁判已经查明了案件事实，对刑事案件的证明已经达到了客观真实。笔者不无疑问的是，如果发生了错案的情况，那岂不是存在两个客观事实？第二，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疑案。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司法主体评价的对象，是争议双方关于全部或部分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以及其他各种现有证据，评价的结果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也有可能存在介乎两者之间。从逻辑上解释，这便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中间地带，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这便是疑案状态。而照客观真实说的观点，则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一定能够查清楚，也就是查明的结果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不存在真假难辨的情况。司法实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疑案，“疑罪从无”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就不言自明地承认了达不到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存在。

二．对“法律真实说”的评述

法律真实是指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事实。[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页。]针对法律真实说的观点，笔者有以下认识：

1．法律真实比客观真实更具有说服力。

法律真实说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相对的，具体到刑事司法活动中，也就是司法人员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通常很难达到与案件客观事实的完全一致，只能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这与“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这一逻辑法则是相呼应的。法律真实说认为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疑案和错案再所难免，较之客观真实说更胜一筹。

2．法律真实并不等于主观真实。

法律真实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法律又是人制定的，但这并等于说法律真实就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是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主观的标准，是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真实。法律真实中有可能包含有客观真实的情形，正如前文所讲到的，在绝对证伪的情况下则完全有可能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达到客观真实，只是因为历史事实无法重现，即便达到了客观真实，我们也无从知晓罢了，但客观真实是确实存在着的，因此法律真实中是包含有客观真实内容的真实的，从而与主观真实“划清了界限”。

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对我国现行证明标准的评述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6条、第162条有详细规定，简言之，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事实为根据”这句话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查明案件事实，而要查明事实只能以现有证据为基础，既然事实还未查清，又何来“以事实为根据”呢？确切地说应该是“以证据为根据”。因此，更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来

说，就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清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载王敏远主编《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18页。]也就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是理想层面的真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定得过高。我国的立法者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李奋飞：《对“客观真实观”的几点批判》，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3期，第80页。

]这种说法实在让人费解，我们反对有罪推定，却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那么“实事”从何而来，如果“实事”都有了，还要刑事诉讼有何用？也正是在客观真实这一证明标准的指导下，我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程序性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二）我国应当确立的刑事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这一证明标准模式能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呢？它是否能够达到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呢？

台湾对外经济版图的真实图景 篇3

当前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版图究竟呈现怎样的状态？中国大陆是否如台湾岛内部分人士所宣称的那样，已在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版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透视当前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版图的真实图景。

对外贸易：过度依赖大陆的命题不成立

台湾是全球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4年台湾对外贸易额约5880.7亿美元，同年台湾名义GDP总量约5336.8亿美元，即台湾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与GDP总量比重）高达110%，其中2014年台湾对外出口总额约3138.4亿美元，对台湾GDP的贡献率接近七成。这显示台湾是高度开放型经济体，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台湾经济的兴衰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从台湾对外贸易版图看，中国大陆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及顺差来源地。根据台湾海关统计，2014年两岸贸易额（含香港，下同）约1744.17亿美元，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29.7%。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额1246.88亿美元，占台湾对外出口总额的39.7%;台湾自大陆进口额497.29亿美元，占台湾进口总额的12.4%。东盟、美国、日本、欧盟分别为台湾第二至第五大贸易伙伴。2014年，台湾与东盟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贸易额约92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15.7%），台美贸易额约622.96亿美元（占10.6%），台日贸易额约616.04亿美元（占10.5%），台欧贸易额约594.34亿美元（占10.1%）。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台日贸易联系有所减弱，而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台美贸易增速趋快，2014年美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自2013年起大陆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最大进口来源地。

从对外贸易版图的表象看，中国大陆在台湾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较高，特别是大陆占台湾对外出口市场份额接近四成，这引发岛内不少人士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的忧虑。事实上，若我们分析两岸贸易结构不难发现，中间产品、特别是电子信息类零部件在两岸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超过一半的两岸贸易为加工贸易，台商主要利用大陆廉价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加工产品出口欧美市场。表面上看美国占台湾对外出口中的直接比重略超过10%，但若考虑到对大陆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最终对美国出口，美国仍为台湾最主要的终端市场。 一个典型例子是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台湾对美国直接出口下滑23.5%，但该年大陆的经济并没有衰退，而是保持了稳定增长，然而台湾对大陆出口并未同步增长，相反还大幅衰退16%。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仍是台湾的最主要出口市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内需减弱，并传导至两岸贸易关系，导致台湾对大陆出口大幅衰退。另外，用当前流行的附加值贸易方法测算，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约为17.1%，台湾对外贸易过度依赖中国大陆这一命题显然并不成立。

对外投资：集中于大陆的实像与虚像

台湾对外投资起步较早，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岛内就有企业尝试对东南亚地区展开投资。但由于当时岛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台湾当局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推动吸引侨外投资是台湾当局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此后，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上世纪70年代末岛内一些实力较雄厚的大企业尝试对美国等地展开投资，但总体看台湾对外投资规模有限，仍属于资本净流入地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岛内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飙升及台湾当局放宽外汇管制，岛内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扩大对外投资，且主要流向东南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后，台商对外投资重心才逐渐由东南亚转移至中国大陆。此后，在大陆稳步推进经济改革开放、两岸经济要素互补性强等因素的带动下，台商对大陆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截至2014年10月，台湾当局已核准对大陆投资41185件，金额约1418.78亿美元，而同期台湾对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约14250件，金额约893.19亿美元，大陆占台湾对外投资额的61.3%。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对海外投资中有不少流向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这一部分投资也最终流向中国大陆。这意味着台湾对大陆实际投资额可能要高于台湾当局的统计额，这更引发了岛内不少人士的忧虑。

诚然，大陆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比重相对较高，但若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台商对大陆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等制造业，而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较少，这与台湾对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从侧面反映出台商对大陆投资仍以欧美市场为最终导向，与大陆当地经济联系程度有限，导致不少台商投资被形象地称之为“飞地”。二是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速日益放缓，而同期台商投资加快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未来，随着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投资可能将进一步放缓，东盟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大力推动“再工业化”，以鸿海为代表的台企也扩大了对美国等发达地区高端制造业的投资，未来大陆在吸引台商投资方面将面临更多的竞争。三是台湾当局严格管控大陆资本入岛，导致陆资对台湾经济影响力远不如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截至2014年10月，大陆对台湾投资额累计仅约11.8亿美元，这与美国对台湾234.82亿美元的投资规模相去甚远。此外，台湾当局还严格限制陆资对岛内核心产业等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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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合作：与大陆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外经济关系既包括贸易、投资等市场层面，也离不开经济协议、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合作制度层面的支持。台湾自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就积极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且一直将美国、西欧、日本作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上世纪90年代后，台湾当局开始将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列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对象。虽然两岸贸易与投资迅猛发展，但由于两岸关系长期处于政治对立的状态，两岸制度层面的合作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2008年两岸关系实现重大历史性转折后，两岸制度层面的经济合作才正式拉开序幕。截至目前，两岸两会已举行10次会谈，签订21项协议，有力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制度化与机制化进程，特别是2010年6月两岸签订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制度化平台。

虽然2008年以来两岸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客观而言，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出来，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水平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两岸签订了ECFA，实现了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的历史性进展，但ECFA属于框架性协议，目前生效实施的仅为涵盖800多项产品的早期收获清单，占两岸贸易比重很低，而作为主体的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岛内严重受阻，两岸货物贸易协议谈判也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两岸目前已经签订了21项协议，但相比较而言，台湾与美国已经签订了100多项经贸协议，不仅协议数量多于两岸，协议涵盖的领域也远大于两岸之间的协议。三是两岸为落实ECFA，成立了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这一平台，迄今已举行七次例会，而台湾与美国、日本等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举办了多届经贸交流会议，双方半官方及民间层次的经贸交流十分密切。四是目前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机制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很难想象若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还能像国民党执政时期那样稳步推进，因此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面临的政治风险相较于台美、台日制度性经济合作明显要大。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大陆已经在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版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一席，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不能断言“台湾对外经济关系过于依赖大陆”。两岸惟有依托ECFA，加快制度性经济合作，才能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配送中心非真实短缺的经济学分析 篇4

库存的削减往往意味着缺货可能性的增加。从而为非真实短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短缺指在特定价格水平下, 供给小于需求的经济现象。在价格调节机制下, 价格会自动上涨直至供需均衡, 因而短缺只是达到均衡的中间过程。但在非价格调节机制下, 短缺则可能会持续存在。配送中心与门店之间的商品划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价格配置, 同时总部扩张性发展欲望也决定了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父爱主义”在中心与门店之间同样存在。这种共同性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配送中心所面临的短缺问题。

配送中心非真实短缺表现形式

短缺的产生往往容易被简单地当成库存控制问题而试图从如何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角度予以解决。但事实上, 特定商品所出现的短缺除了因商品的真实需求与其实际库存之间的这种差额外, 还包括由于消费者短期与长期对于商品需求刚性的不同所导致的强制性替代而产生的替代性短缺,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非价格配置导致了谨慎性短缺, 由于运输的低效率所出现的摩擦性短缺。这些我们统称为非真实短缺。

具体而言, 可细分为:

摩擦性短缺是指由于供应商供货到配送中心收货之间的间隔以及从配送中心到门店收货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存在而出现的短缺的延续。

替代性短缺是指由于商品之间的替代关系, 致使当某种商品出现短缺时, 消费者由于选择了替代性商品而致使该替代商品出现了“非需求性”短缺。

谨慎性短缺是配送中心所面临的危害最大, 也是最主要的非真实短缺。它是指在商品存在短缺的情况下, 门店为了获得足额的商品配给, 而人为地加大商品的需求量的报送。

当商品出现短缺后, 门店前期的配货要求往往得不到足额的满足。配送中心所采取的存货分配政策往往依据常用的时间的先后或者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使得门店再次发送配货需求时, 要么提前于商品的配货需求, 要么会为了获得特定商品的供给, 而在数量上根据相应的比例来反推必须报送的数量。当各个门店同时采取相应的策略时, 报送需求与实际需求会出现较大的偏离, 会更大程度地出现短缺。

谨慎性短缺的出现是门店与配送中心多重博弈的结果。短缺延续的时间越长, 则谨慎性短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当新产品上市, 其受到市场的短期欢迎时, 非常容易出现此种情况。同时由于突发事件的出现, 致使部分商品临时脱销, 也可能会大面积地出现谨慎性短缺。

非真实短缺的种类虽然不多, 但是却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忽视要么会带来短缺自身的不断放大, 另一方面造成配货信息的失真, 带来下一轮的商品过剩。

非真实短缺存在原因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 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再加上宣传媒体的不断加强, 人们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易变。这种需求本身的不稳定性决定了配送中心、门店都很难准确预知商品最终的销售情况。尤其是新产品以及突发事件的出现, 会扰乱整个市场需求, 从而带来部分商品临时脱销现象。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重要原因。同时, 它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除去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 门店与配送中心之间, 门店与总部之间、配送中心与总部之间信息沟通的不畅, 致使商品的真实需求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由于数据处理的要求等等会出现不及时甚至是失真的现象。

配送中心在面对门店所发来的订单时, 由于采用非价格配置, 订单被默认为代表同样迫切的货物需求。配送中心往往只能够根据订单发送的时间进行排队, 或者简单地进行库存的平均分配等。当库存充足时, 这种方式没有问题, 而一旦库存不足, 就会导致稀缺资源配置的低效性。尤其是在为了鼓励门店多进货而安排的退货机制作用下, 门店与配送中心会出现新的博弈。既然商品紧缺, 既然订单被同等对待, 那么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宁可早一点, 宁可多一点。博弈的结果很可能会出现:部分门店要到了过量的货物而销售不出去, 或者被作为部分非紧缺商品的替代商品进行销售, 而部分门店却因供货不足而遭受客户流失的损失。

连锁门店运营的重要优势在于“集中采购”与“分散销售”相结合。规模对于连锁经营企业而言是生命线。由此, 对于门店的配货需求, 总店采取“多多益善”的策略, 并允许门店将未能销售出去的货物退还给配送中心或者折价处理。这种扩张性发展策略带来的对订单的纵容的态度使得对于适销热卖商品, 尤其是新产品, 门店往往在配货需求上有较大的扩张冲动。尤其是当商品存在短缺预期时, 更是容易扩大配货需求。

库存就意味着资金、人力、库房的占用, 意味着成本。压缩库存, 增加资金的流通速度就成了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 而商品生命周期严重缩短的情况下, 企业对于库存的扩张更是尤为谨慎。库存的削减往往意味着缺货可能性的增加。从而为非真实短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应对途径

非真实短缺产生的原因也决定了应对非真实短缺不能简单地通过库存的增加来完成, 而应该从配送策略的选择, 既有库存的分配以及订单处理等技术细节来进行。

供应链管理是当前物流管理领域的最新成果, 它更加强调在整个物流链条上企业之间的协调, 力图使整个供应链上的库存减少并使所有的企业从中受益。由于其运作中更加强调快速反应机制, 更加全面地考虑企业的库存策略, 因而能够提升整个物流系统的配送效率。

供应链管理与VMI库存管理模式的实施, 除初期投入与技术性的要求外, 对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业务的持续性有了过高的要求。无论是供应链管理还是VMI的实施, 企业对其他企业都产生了较高的依赖性, 从而使得企业被“敲竹杠”的可能性增加, 企业经营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构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 交易费用的过高是其不能实施的主要原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以配送中心配送为代表的自营配送模式能够大行其道。

最优分配方案的标准在于能够将库存配置给最迫切需要该库存的门店, 同时简便易行。但在非价格配置既有库存的条件下, 订单只能够显示对商品的数量需求, 而不能够对商品的需求渴求程度进行显示。因而如何充分显示门店对商品的需求, 从而提高既有库存的利用效率仍是个问题。

虚拟竞价机制的实施比较简单易行。由配送中心分配给每个门店一定的虚拟单位价值。在规定的期限内, 门店的订货需求可以通过对特定的定购商品, 尤其是紧缺商品进行虚拟定价的方式来进行“拍卖”。由出价高者获得优先库存分配权限。由于单个门店的虚拟价值总额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固定的, 因而能够迫使门店对紧缺商品的需求进行定价, 配送中心也就因此提高了既有库存的分配效率。

此种机制的引入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门店机会主义地提高自身订购量。

真实经济 篇5

这样的事情在篱笆网上屡见不鲜，有网友在篱笆网上看到房源，联络之后完成交易;有网友在篱笆网上找到另一半;有网友顺利卖掉家中闲置物品……篱笆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万能的篱笆”。

“篱笆网的社区文化是以诚相待，分享交流各自的生活经验，彼此有诚信。”篱笆网总裁张国华介绍说，为了给社区用户营造纯净、安全的交流空间，篱笆网通过建立实名认证机制，探索“真实用户、真实内容、真实社区”之路。

“困惑”挑战虚拟世界

钱小姐是注册篱笆网的老用户。从买房，装修，到婚礼准备，再到养育孩子，篱笆网伴随她一路成长。在这个虚拟社区中，她与处于同样人生阶段的网友一起讨论问题、分享经验，“虽然彼此素不相识，但感觉如朋友般亲切。”

可是两年前，钱小姐却遇到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当时，她在篱笆论坛的“初为父母”版块发帖询问购买儿童安全座椅。一位妈妈用自身经历 推荐了一个品牌，还很热心地告知商铺地址。钱小姐就在那家店买了一个安全座椅，谁知用了几个月就裂开了。她后来发现，那个“妈妈”换了“马甲”不断推荐。

钱小姐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张国华坦承，篱笆网目前注册用户400万，日均上海用户访问人次100万。每天发帖量50万，浏览量 2500万。随着网民的不断增加、网站的高速发展，“三大困惑”挑战着“虚拟世界”的诚信、安全，“一是大量商业马甲和网店推销人员进入网络社区，或明或 暗地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感受;二是在各种讨论区，依仗虚拟身份，社区用户的争执和交流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有时会吵架进行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三是遭遇突发 事件时，部分外来人员涌入，制造谣言、挑起矛盾，试图绑架舆论，

”

随着互联网日益从“虚拟世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真实伙伴，张国华认为，唯有提高网站的可靠性、真实性，增强服务性，确保信息的安全可靠，才能保障网民们的切身利益，赢得网民青睐。

“规则”护航网络社区

在篱笆网，有一支没有任何商业业绩考核的社区管理员队伍，“对他们的唯一考核就是社区的稳定和纯洁。”张国华介绍说，这支社区管理员队伍实行365天×24小时的“社区巡视”，在用户眼里，他们是社区的服务员、调解员;在“水军”眼里，他们是社区的巡警和城管。

尽管有专人每时每刻管理，但随着用户的不断壮大，篱笆网管理层发现，光靠人的管理，还会出现疏漏和差错，“有一段时间，‘水军’专挑凌 晨3点大量发帖、刷屏。”“常回家聊聊”版块的斑竹、网友“板寸”也提到，“水军”袭来，网友们的原创帖、求助帖就被“淹没”在各种垃圾信息的海洋里。

如何进行更好的管理?张国华认为，在培养过硬的技术开发团队，为社区管理员提供技术支撑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规则，让用户能获得更好的网络环境。

经过不断探索，篱笆网拿出了“真实的社区，真实的用户”解决方案。根据国内手机用户多的现状，篱笆网自3月起推行了“手机号 码验证的注册方式”，把虚拟ID和手机号码绑定，通过手机号码，进一步与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绑定，张国华表示，“在一个有信用的良好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 会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信用，会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

“手机号码验证注册”实行当月，篱笆网访问量一度下跌23%。但管理层坚信，如果使用一个对用户、对网站都能双赢的强有力的规则，网络环境的改善会使得大量的老用户继续留守，新用户不断涌入。果然，三个月之后，篱笆网的访问量止跌企稳，重现增长态势。

篱笆网蜜月版的版主“Aadyxia”也发现，实行用户实名认证后，社区的管理工作轻松多了，“以前会有各种各样的旅行社发帖做广告， 有的用户出去旅游后发现和之前的承诺不符，导致我们在会员纠纷调解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现在'水军'发帖、虚拟广告、违法不良信息的数量大为减少。”

真实经济 篇6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其中主要包括以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和以真实交易为基础的盈余管理(Healy&Wahlen,1999)。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利用会计准则的技术判断空间对利润进行操纵,而真实盈余管理则是管理层通过次优的经营决策和活动管理年度内的盈余水平(Tan&Jamal,2006)。已有研究表明,在萨班斯(SOX)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大幅下降,而真实盈余管理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Cohen et al.,2008)。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一般发生在会计期末至年报公告前,并受到公司经营现状及以前年度应计利润的限制(Barton&Simko,2002)。而外部监管部门需对公司年报进行审查,并对未真实披露公司信息的公司给予相应的处罚,但管理层也无法确保“管理”过的年报能顺利地通过审计人员的审计,因此,公司管理层在运用应计盈余管理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成本。此外,公认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更进一步使得利用准则的技术判断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风险和成本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从而给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创造了条件,Zang(2007)发现,当公司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加大后,公司会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这是因为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较为隐秘,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且在不涉及会计处理问题的同时,也不受到审计人员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主要包括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3种。销售操控是公司有意地降低销售价格或放宽信用条件提高销售业绩,从而增加企业盈余(Roychowdhury,2006);费用操控是管理层通过降低(提高)研发费用、日常管理费用等增加(减少)盈余,(Bushee,1998);生产操控是管理层利用规模效应扩大生产,稀释单位产品所承担的固定成本,从而提高边际收益,增加盈余(Herrmann et al.,2003)。还有研究表明,公司有意地变卖固定资产也可以增加当年的盈利,并认为变卖固定资产也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可以说,这些次优决策和活动的调整都可能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Gunny,2005)。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以公司实际的交易活动为基础,不但成本高,会对公司未来现金流有负面影响,而且还会损害公司的长期经营业绩(Cohen&Zarowin,2010)。然而,就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围绕应计盈余管理展开,对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少之又少。为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真实盈余管理的几种手段为研究视角,揭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丰富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文献研究真实盈余管理(Comiskey&Mulford,1986),到Roychowdhury(2006)具体地定义了真实盈余管理,指出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并得到验证后,才促进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浪潮的掀起。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为避免公司亏损,会选用偏离正常经营方式(包括销售活动、产品成本和费用操纵)的真实经营活动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Wang等(2006)认为,当会计准则的技术空间变小(高)时,管理层更(不)可能通过削减研发支出提高企业业绩,且当公司的诉讼风险加大后,管理层会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Zang,2007)。Edelstein等(2007)研究发现,公司在受股利支付约束的前提下,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减少应税收入,满足股利支付的要求。此外,Cohen等(2010)研究发现样本公司会同时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达到既定的财务标准。虽然有关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只有几年光景,目前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难发现,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使用手段及形成原因等方面。此外,已有文献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会产生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经济后果,并主要集中在市场反应和随后业绩变化两个方面。然而,真实盈余管理是以企业实际的交易活动为基础,操作成本高,不但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有负面效应,甚至会损害企业长期的经营绩效(Zarowin,2005)。Gunny(2005)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有负面影响。Kim等(2009)研究发现,公司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均加剧了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确定性,且真实盈余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比应计盈余管理更严重。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刘启亮等(2009)发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公司在增加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同时,运用真实盈余管理调低了利润;李增福等(2011)发现,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反之,公司则倾向于实施应计盈余管理;顾明润(2011)以IPO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样本公司普遍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公司上市后的经营业绩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尤其表现在异常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李彬和张俊瑞(2009)以上市公司费用操控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视角发现,上市公司利用费用操控利润是以牺牲公司未来的经营能力为代价的。市场对真实盈余管理会比对应计盈余管理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后期业绩的下降,包括会计业绩和现金流业绩的下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9年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的手工搜集,数据均由Stata 11.0处理完成。在剔除金融行业、财务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样本后,共获得样本数1 811个,样本的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从表(1)可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滞后期限越长,样本数量越少,这可能是由数据缺失以及某些上市公司行业属性的变迁等原因导致。本文借鉴Gunny(2005)以及Louis(2004)的研究方法分析真实盈余管理对未来业绩的影响。采用配对样本的目的是通过对比上市公司当期业绩表现和可预期的业绩状况检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是否给公司带来了业绩的变化,从而根据样本与配对样本之间的业绩差异,有效地分离出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在找到一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类似公司的前提下,再对两组样本之间的业绩进行比较,若存在差异,将其归因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参考Gunny(2005)匹配过程所考虑因素的基础上,选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样本匹配。样本公司匹配标准为:(1)配对样本公司必须是同年的公司;(2)配对样本公司处于相同的行业(除制造业以二级代码为分类标准外,其余行业均以一级代码为分类标准);(3)配对样本公司处在相同的异常应计五分位;(4)将样本公司中当期总资产收益率处于±10%之间的样本定义为进行了真实盈余管理公司。

(三)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我们仿照Roychowdhury(2006)和Cohen等(2008a)的研究方法,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可操控性费用和异常产品成本来计量。然而,异常现金流量(R.cfo)、异常产品成本(R.prod)和异常费用(R.disexp)均是实际数与正常数之间的差额,也是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3个代理指标。公司可能会对其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进行总体规划,即同时从几个方面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刘启亮等,2009)。因此,为更全面反映公司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在构建个体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还需构建一个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标。根据3个个体指标变化方向的含义,本文用式(1)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本文同时使用3个个体指标和1个总体指标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Nrm=-R.cfo+R.prod-R.disexp(式1)

注:(1)括号内为系数的单尾检验p值:***p<0.01,**p<0.05,*p<0.1;(2)回归过程中均有观测膨胀因子VIFs,未发现严重的共线问题。

本文选用国内外学者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即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在参考Gunny(2005)和Leggett等(2009)研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需要,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式(2)所示。

式(2)中,Droa与Dfcoa均为被解释变量,Droa表示会计业绩的变化,Dfcoa表示现金流业绩的变化;RM为解释变量,表示真实盈余管理,包括1个总体指标和3个个体指标;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企业规模效益(Size,公司总资产对数)、财务杠杆(Lev,资产负债率)、业绩表现(Roe,净资产报酬率)、年份(Year,会计期间的影响)、行业因素(Industry,行业因素的影响)。其余变量的代码、名称及其内涵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根据本文筛选出的研究样本,并以各期异常总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见,在滞后一期或两期的情形下,变量Nrm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滞后一至两期间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的净利润要明显地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即没有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也意味着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后,其净利润会出现“滑坡”,且这种现象确实是由真实盈余管理导致的,此外,净利润“滑坡”的程度会随着向上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大而加剧。然而,在滞后三期时,Nrm的系数依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上述“滑坡”现象的效果仅影响前两期。本文还再将3种具体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中可发现,R.cfo与各期Droa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异常现金流越高,异常的总资产收益率也越高。这表明,在滞后期内,相对于未实行净利润盈余管理的公司来说,公司通过操纵异常现金流进行调增利润的幅度越大,其总资产收益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公司采用异常现金流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也同样会导致公司净利润的“滑坡”,“滑坡”程度会随着真实盈余管理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且该种“滑坡”的影响效果至少会存在三年。但是,异常生产成本及异常费用对各期Droa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只能说明以上两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对公司净利润造成“滑坡”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不能表明两种真实盈余管理对于公司后期业绩的影响不存在,因为业绩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为现金流,因此,我们尚需做进一步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式(2)中的因变量换为各期异常经营净流量Dcfoa,自变量依然为真实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见,Nrm与各期Dcfoa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在随后三年期间内的经营现金净流量明显地低于配对样本公司,也就是说,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会因其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出现“滑坡”,且影响效果至少会存续三年。而向上盈余幅度的越高,经营现金净流量“滑坡”程度也就越大。从表(4)中还可看出,再将真实盈余管理拆分为3种具体方式后,首先,R.cfo与各期Dcfoa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只在前两期内显著,说明公司运用异常现金流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后,也会导致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滑坡”,且“滑坡”现象会随着异常现金流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但影响效果仅体现在前两年。其次,在滞后一期的情形下,R.prod与Dcfoa1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即异常生产成本越高,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也越低,这表明,相对于未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公司而言,公司通过异常生产成本向上盈余的幅度越高,公司后一年内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就越低,亦说明公司运用异常生产成本的真实盈余管理后,也同样会造成公司净利润的“滑坡”,且“滑坡”程度会随着异常生产成本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但是,在滞后两期和三期的情形下,R.prod与Dcfoa2以及Dcfoa3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滑坡”这种现象。最后,在滞后两期和三期的情形下,R.disexp与Dcfoa2以及Dcfoa3的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即异常费用越高,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也越高,这表明,相对于未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公司而言,公司通过异常费用向上盈余的幅度越高,公司在其后两年及三年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就越低,也就是说,公司运用异常费用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会导致公司净利润的“滑坡”,且“滑坡”程度会随着异常生产成本幅度的加大而加剧。然而,在滞后一期的情形下,即当因变量为Dcfoa1时,R.disexp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滑坡”这种现象。综合表(3)和表(4)来看,公司现金流业绩“滑坡”的期限要长于会计业绩,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的向上盈余管理,不但可以增加本期盈余,而且还会增加本期的现金流,而在滞后期盈余的“转回”比现金流的“转回”来的更为容易,这表明真实盈余管理对现金流的影响更为深远。就各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具体来说,异常现金流对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异常现金流主要是指通过折扣与销售折让等方式促销产品,从而达到提高业绩的目的,即意味着无论从收入的角度还是从现金流的角度来说,对于购买者的让利均已发生,而这些让利势必需要从后期的收入和现金流中予以填补,也就是说,异常现金流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后期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会计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现金流业绩影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异常生产成本主要通过降低固定成本实现盈余管理,然而,固定资产需计提折旧,且折旧期限较长,由于固定资产摊销不足的效果仅反映在公司再投资时,因而导致异常生产成本方面真实盈余管理对于会计业绩影响不显著,对现金流业绩影响显著。最后,就异常费用而言,研发费用在研发成功时是可以将其资本化的,即公司本期费用的异常降低会增加本期利润,然而,待后期费用恢复正常时,公司又可将其全部资本化,因此,异常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并不一定会影响到公司后期的利润,由于现金流的流出并不会因为资本化而消失,因而对于现金流的影响将客观存在,难以改变。

注:(1)括号内为系数的单尾检验p值:***p<0.01,**p<0.05,*p<0.1;(2)回归过程中均有观测膨胀因子VIFs,未发现严重的共线问题。

(二)敏感性测试

考虑到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刘启亮等,2009)。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分界线,对2007年前后的样本与配对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实施的新准则是否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在2007年前后期间的结论基本一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台的新准则对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影响不明显,可能对于盈余管理手段影响更为明显(刘启亮等,2009)。此外,参考李彬等(2009)的变量设计,我们还将控制变量中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更换为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更换为流动比率Ldbl,再次进行敏感性测试,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保持之一,再次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

真实经济 篇7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电视经济生活频道贯彻落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在《热线777栏目中开辟《情牵八闽》专栏。频道领导、采编人员分批分期下基层，走进社区、农村、工厂、学校采访，先后在南平市茫荡中心小学、福州市长乐边防大队、罗源县广电局建立基层联系点，把话筒和镜头对准最平凡的、最基层的群众，以讲故事的手法采访制作新闻报道，用心灵倾听百姓心场，用行动体验基层生活，记录真实，收获感动，真正做到人“走下去”，心“沉下来”，为观众奉献了一批接着本土“地气”、带着情感体温的新闻报道。截至2012年4月，电视经济生活频道共播出《大山里的坚守》、《孩子们的笑容》、《侠骨柔情“俏老太”》、《顺昌柑橘“重振河山”打造知名品牌》等系列专题节目约30期，节目时长超过350分钟。

真实经济 篇8

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着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连接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纽带,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显著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改变了城市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促进了未转移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问题,不仅是我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

自刘易斯在1954 年创建“二元结构模型”以来,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现象出现之后,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由于较早的城市化发展,国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相对较早,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多侧重于对劳动力转移本身的研究。Lewis强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因素［1］; 而Jorgenson的研究发现,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化,促使农村劳动力向消费水平高的城市转移［2］; Lee通过创建“推—拉”理论模型,证明了农村劳动力是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作用下实现转移［3］。随着城镇化的演进,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国外学者开始把焦点转移到农林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来。Smith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和城市部门失业的作用下,经济发生波动,随之而来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4］; Barro通过对比欧洲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分析发现,虽然劳动力转移对某个地区的经济作用会扩大地区的差异,但总体上是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5］; Willian利用CGE模型分析了美国农村劳动力向墨西哥转移的影响,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了国际收入增加,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6］。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的是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上。张广婷、江静、陈勇等通过我国各省1997—2008 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效应分别是1. 8% 、1. 6% 和0. 17%［7］; 贾伟、辛贤等对Walars的CGE模型进行了改进,使其适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并在区分城镇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前提下,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8］; 齐明珠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9］; 李迅雷、周洪荣、朱蕾等通过引入Mas-Colell - Razin二元分析法分析了农林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并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10］。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常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如蔡日方分析了我国已经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加速了城镇化发展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却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主要是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却没有注意到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开始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大量农村耕地闲置,土地价值难以得到有效利用,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

本文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下,通过计量分析,探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收入状况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基于技术层面考虑,本文不考虑劳动要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农村劳动力构成基本状况

2. 1 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

农村劳动力是指乡村人口中年龄在16 岁以上、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和家庭副业劳动的劳动力,即指男性16—59 岁、女性16—54 岁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约占世界农村人口的20%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人口约有6. 72 亿人。同时,我国农村人口在人员构成上主要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由表1 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自2003 年以来都呈下降趋势,而农村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增加,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在不断扩大,到2012 年达到了83. 86%［12］。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提供了可能。

注: 资料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下图表同。

2. 2 农村劳动力性别构成状况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男性劳动力转移外出,第二个阶段是夫妻共同转移外出,第三个阶段是夫妻携带子女转移外出。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处于第二阶段时期,在性别构成上男女比例越来越平均。由图1 发现,我国农村男女劳动力构成比例一般男性略大于女性。但总体上看,男女劳动力比例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劳动力性别构成较合理。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与特点

3. 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

目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并没有统一的数据统计,对此,我国众多学者通过统计年鉴的现有数据进行了推算或测算。如刘小翠根据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推算出劳动力转移城市的规模［13］; 童玉芬通过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之差测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14］。

本文在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面采用何建新、舒宏应等测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方法［15］,公式为: TRL = CL - PL = IL + SL - TL。式中,TRL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CL表示农村从业人数,PL表示农业从业人数,IL表示第二产业从业劳动总量,SL表示第三产业从业劳动总量,TL表示城市实际从业人数,据此可测算出历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见表2。

由表2 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逐年增加,2012 年约达到了2. 7 亿人次,这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城镇化发展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聚集,需要大量劳动力; 同时,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事脏、乱、差的工作,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来满足,这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实现就业提供了机会。

3. 2 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以非组织的形式,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传统自发性转移。地域上主要是以中西部地区转移至东部地区,并呈现出省内转移的趋势。根据李炎的统计发现,2008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分别占66. 8% 和33. 2% ,而到2012 年这两者的比例分别变成了70.9% 和29. 1%［16］。农村劳动力转移东部地区,虽然他们在收入上有很大提升,但外出务工的成本较高,结余较少; 向省内转移,他们的成本较低,结余反而更多。同时,大量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了对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员由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过渡。在早期第一代农民工转移的目的多是以提高收入为主,他们缺乏技能,得到的工资低。二代农民工在考虑工作待遇的前提下,更多地是考虑工作带来的精神享受,能更多地获取知识与技能,并希望能在城市扎根［14］。

4 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

4. 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分析［17］

假设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为Cz,一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由于非经济成本在测度上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在分析时本文只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进行测算,把经济成本当作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成本为Cf,一般包括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技术成本等。农业收入TRf一般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上获得的收入,那么我们可计算出农村劳动力的纯收入为PTRf= TRf- Cf,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为Ci= PTRf,农村劳动力的总成本可表示为: Cz= Cf+ Ci。假设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为W,所以在只考虑到经济成本收益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净收益为: NR = W - Cz=W-Cf-Ci。

由于农民作为一个理性人,在劳动力转移的迁移流出时往往会考虑到W和Cz,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只有当NR > 0 时,农村劳动力才会选择转移。当NR的值越大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会越大; 只有达到临界点NR = 0 时,农村劳动力才会停止转移流出,并考虑在当地进行农业年生产获得TRf。由此可知,机会成本Ci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Cz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在机会成本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会受到影响。

4. 2 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影响着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NR,机会成本增加必然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难以进入生产率高的城市岗位工作,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作,所以其经济影响主要会对我国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增加产生影响。

本文建立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函数关系式:TIS = f( Q,I) 。式中,TIS为第二和第三产业之和,Q为劳动力转移数量,I为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I则是转移劳动力的农业收入,即农民纯收入。我们对表3 数据取对数处理之后进行了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回归分析结果:

式中,R2为0. 999,调整之后的R2为0. 998,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由回归结果可知,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1% 时,TIS增加0. 716% 。因此可预计,当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对TIS的贡献会不断下降。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使农村劳动力考虑是否转移城市;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4. 3 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影响,还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放弃农业生产,个人对农业生产值的贡献消失,即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佐证了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大量耕地闲置,影响农业总产值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建立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函数关系式TFO = f( K,I) 。式中,TFO为农业增加值,K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I为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通过对表4 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之后进行回归。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回归分析结果:

式中,R2为0. 994,调整之后的R2为0. 99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由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当机会成本增加1% 时,则农业总产值增加0. 870% 。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使劳动力放弃转移外出而进行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业产值增加。相反,如果在机会成本下,农村劳动力选择转移,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必然会导致农业增加值减少。即劳动力转移增加1% ,农业产值损失0. 870% ,说明该模型对经济检验是显著的。

在分析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时,我们采取GDP作为衡量指标。由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不同,本文采取2003—2012 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采取加权平均的方法,即( t = 2003,2004,…) 。式中,Vt为第一、二、三产业各年对GDP的贡献率,由此计算出2003—2012 年农业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4. 89% ,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95. 11% 。

综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分析下,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每增加1%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增加0. 713% ,那么对GDP的贡献率为0. 681% ( 95. 11%× 0. 716% ) ; 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每增加1% ,第一产业总产值增加0. 870% ,那么对GDP的贡献率为0. 043( 4. 89% × 0. 870% ) 。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必然会造成对第一产业的损失,则劳动力转移成本每增加1% ,对GDP损失的贡献为- 0. 043% 。由此得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每增加1% ,带来的经济增长真实贡献率为0. 638% 。

4. 4 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对城乡收入的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农民转移城市带来的收入与进行农业生产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刺激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由此出现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带来的转移性收入实质是一种名义上的收入,在扣除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和城乡消费差距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的实际收入总额不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进一步拉大［13］。我们把转移劳动力平均消费水平的取值看作是城市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则得出: 劳动力转移实际收入= 转移劳动力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 转移劳动力平均消费- 农村人口人均消费) ,见表5。根据表5 可绘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对比图。由图2 可见,在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背景下,城市居民收入在迅速提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的实际收入虽然也在不断提升,但增幅并不明显,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进一步扩大。

注: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图2同。

5 对策建议

真实经济 篇9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改变了投资和消费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价值得到充分利用,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无序、 不合理状况也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问题,是我国甚至世界各地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甘肃省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能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强调对甘肃省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 。同时,在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现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农村的土地大量闲置,土地价值难以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损失,转移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提高不大,最终的结果是甘肃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进一步拉大,这是绝大多数学者容易忽略的问题。因此,研究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真实贡献率,实现农村劳动力效益最大化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此,本文从机会成本的视角对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分析,推导出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率。这为甘肃省政府推行更加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价值提供导向。

2甘肃省农村劳动力构成基本状况

2.1农村劳动力构成

甘肃省作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农业大省,在人员构成上主要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基数较大,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由表1可见,自2003年以来甘肃省农村人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农村劳动力数量在不断上升,到2012年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1. 07% ,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了可能。

注: 资料来源于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2.2农村劳动力性别构成

从图1可见,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男女劳动力变化趋势平缓。由于甘肃省农村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上升,因此甘肃省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女性劳动力数量与男性劳动力数量相比在上升, 男性劳力数量在减少,这是甘肃省农村的普遍状况,即男性劳动力主要外出务工,女性多以留守家庭的现状一致。

注: 资料来源于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3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3.1劳动力转移数量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统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对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统计采用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算法即: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 = 上年的农村从业人数 × ( 1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本年农村从业人数。由该公式计算得出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见表2。由表2可见,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总体上呈两个阶段性特征: 2004—200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持续上升; 2009—2010年出现急速下降,这与当时世界大范围的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环境下,甘肃省原来进城务工的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被迫返乡务农。2010年之后又开始进城打工,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出现上升的势头。

注: 根据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到,表3 同。

3.2劳动力转移动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不断增大,且在转移范围上由原来的省内城市向省外发达地区扩展,但向省内城市转移的比例仍占多数。由表3可见,2003—2008年甘肃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例表明,向西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下降, 向东部地区的转移比例上升。这一时期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以转移到甘肃省内地城市为主,流入省外地区为辅。而2008—2010年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向西部转移的比例增加,向东部转移的比例减少,这与世界金融危机有关。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中部地区的比例总体上较小,相对平稳。

4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

4.1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Cz,一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由于非经济成本在测度上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本文在分析时只考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测算,并且把经济成本当作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 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成本Cf,一般包括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技术成本等。农业收入TRf,一般是指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取得的收入,那么我们可计算出农村劳动力的纯收入为PTRf= TRf- Cf,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为Ci= PTRf,且农村劳动力的总成本可表示为Cz= Cf+ Ci。假设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为W,在只考虑到经济成本收益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净收益为: NR = W - Cz= W - Cf- Ci。

假设农民作为一个理性人,对劳动力转移流出时往往会考虑到W和Cz,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只有当NR > 0时,农村劳动力才会选择转移。当NR的值越大,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越大; 只有达到临界点NR = 0时,农村劳动力才会停止转移流出,在当地进行农业年生产获得TRf。由此可知,机会成本Ci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Cz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在机会成本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经济贡献率随之会受其影响。

4.2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函数关系式: GDP = f( Q,M,I) 。式中,Q为劳动力资源状况,M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I为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由于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必然会放弃原有的农业生产,因此对I的取值为劳动力在农业的纯收入。如果充分考虑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会向省外城市转移,在对经济测度上可选择GNP。但由于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绝大多数是以转入省内城市为主,在测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多以GDP为主, 所以在进行回归时我们最终选择了GDP作为因变量, 对表4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分析结果:

式中,R2为0. 997,调整之后的R2为0. 995,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由回归方程可见,当甘肃省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每增加1% 时,甘肃省的GDP增加0. 668% 。可以预测,当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对甘肃省GDP的贡献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因为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损失的机会成本增加的背景下,转入城市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他们会在当地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对GDP产生影响; 但农业生产毕竟对GDP的影响小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因此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的贡献最终会下降。

注: 资料来源于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4.3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在充分考虑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背景下,当NR > 0时,甘肃省的农村劳动力才会选择转移,且机会成本I的大小会对NR的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前文已知,当机会成本越大,则NR值越小,此时劳动力转移数量更小; 反之数量增大,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的变化必然会对农业经济产生影响。这也佐证了甘肃省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大量土地闲置的现象,影响了甘肃省的农业总产值。

建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函数关系式: TOA = f( I,K) 。式中,TOA为农业总产值, I为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K为固定资产投资,对表5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分析结果:

式中,R2为0. 977,调整之后的R2为0. 996,同样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由回归方程可见,当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每增加1% 时,其农业总产值会增加0. 323% 。这是因为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必然会使劳动力放弃外出转移而在当地进行农业生产,农业总产值增加。如果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每增加1% ,则会带来其农业总产值增加 - 0. 323% ,即农业总产值会损失0. 0323% ,这充分说明该模型在经济意义上的检验显著。

注: 根据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在充分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贡献率并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是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GDP的贡献。 同时,劳动力的转移也对甘肃省的农业产值产生影响。 所以在考虑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时,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下产生的机会成本。在计算经济增长贡献率时需扣除其损失,最终才是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率,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每增加1% 带来的真实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 345% 。

4.4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甘肃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演进发展,城市经济伴随着大量资金、技术的注入,由此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国家在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近期提出发展丝绸之路商业带等复兴西北的重大举措之后,为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机遇,城市经济得到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大量城市工作岗位为甘肃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保障。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民的收入有了巨大的提升,直接刺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就业。 因此,甘肃省农村出现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现象。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大量农村土地得不到种植而闲置,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产生巨大损失。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来收益的提高是一种假象,在机会成本的影响下,城乡居民的差距实质上正在进一步拉大。

注: 资料来源于 2003—2013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根据表6可绘制出甘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人均收入的曲线对比图。其计算公式为: 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收入 = 转移劳动力人均收入 - 机会成本。由图2可见,在充分考虑到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的情况下,虽然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实际催生的农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仍有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5对策建议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农村劳动力转移给甘肃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加快了甘肃省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步伐,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正在甘肃省各地出现,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农田闲置,直接影响了甘肃省农业生产增收,甚至大量农田面临着被沙化的危险。

实证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了甘肃省经济的发展,但也给农业总产值带来了损失。在机会成本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实际收入并没明显增加,而一味追求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经济效应是牺牲农村经济发展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必然会造成甘肃省城乡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在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的影响下,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实现甘肃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这是今后甘肃省实现全面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加强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土地政策规定: 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在不破坏土地的条件下允许农民对土地进行流转经营。甘肃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闲置的土地应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加强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是必由之路。一方面,土地流转为甘肃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带来了土地租金,增加了收益,使他们的机会成本损失缩小,从而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者在规模化经营下实现高效的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他们对种植的作物在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有利于减少土地荒漠化,实现土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完美结合。

加强兼业农民与职业农民的培养: 甘肃省应引导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应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和农业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兼业农民或职业农民。甘肃省的兼业农民培养应以城市郊区的农民为主,使他们在农忙时耕种自己的土地,实现农业收入; 农闲时利用职业培训的技术到城市工作,获得额外收入。对远离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主要培养对象应以80后的新生代农民为主,使他们有立足农村、扎根农村和立志从事农业生产的志向。政府既要支持他们进行土地承包种植和进行农业技术种植培训,更应培养他们充分利用市场的经济意识,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销售的统一,实现报酬最大化。

还原真实情景触发真实感悟 篇10

可见, 真实、人性化的德育可以震撼人的心灵, 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使学生终身受益。道德教育存在于生活中, 存在于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中, 存在于孩子与教师的交往中, 存在于孩子们的社会交往中。

同样, 我们的品德教学靠单向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难以深入人心, 其效果也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的课程内容应该是贴近现实社会、真实生活, 帮助学生从中发现和思考问题。这首先要求我们教师做生活的有心人, 能巧妙地从生活中汲取素材, 在课堂上还原真实情景, 以触发学生的真实感悟。

一、还原真实自我, 主动反思行为

小学生年龄小, 自我反思能力差, 有时批评起他人来头头是道, 却浑然不觉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在老师面前还刻意掩饰、美化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真正关注了儿童的现实表现, 引导他们面对真实的自我, 教育才能做到有实效性、有针对性。

比如上饶市五小的陈老师在教学《我爱红领巾》这一主题时, 通过前二十多分钟的活动, 使孩子们感受到加入少先队的光荣和自豪, 孩子们对红领巾的爱已经到达一个高潮。既然爱红领巾首先得好好佩戴红领巾, 可是, 同学们平时的表现又是如何呢?陈老师先播放了一组在孩子们课间活动时抓拍的照片, 请同学们评一评谁平时把红领巾佩戴得最好, 评选出“最美红领巾”。孩子们看着自己平日的形象被记录在屏幕上, 既激动又紧张。

除了根据同学们的佩戴情况评选“最美红领巾”外, 没有太多语言, 更无批评的话语。但就在这气氛热烈无比的评选中, 孩子们主动反思自己平日里的行为:获得最美红领巾的同学异常骄傲, 决心一如既往, 继续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 其他同学也暗下决心, 今后要好好佩戴红领巾!

接着, 老师再播放一系列抓拍的真实情景:有的同学写作业时不自觉地抓咬红领巾, 有的把红领巾乱揉一通塞进书包里, 还有的拿红领巾蒙着眼睛玩游戏……

老师请孩子们以“红领巾的自述”为题, 说说画面中红领巾的感受。同学们或许会感觉彼此的表述很有趣很可笑, 可就在这让人忍俊不禁的话语中, 正确的行为指南已悄悄烙在了孩子们心中。

这里的教学素材, 都是老师平日里有心收集来的, 老师相信, 这些孩子们日常状态中最真实的画面, 通过间接、迂回、暗示的形式就能释放出最大的教育能量。

二、触摸身边事例, 提升自我认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我们在教学中展示给学生的正面事例应当是现实的、真实的, 甚至是可以实实在在触摸的。在社会急剧发展变化、多种文化交汇的今天, 如果我们的教育素材缺乏现实性和具体的可比性, 就会陷于被动、缺乏实效,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我爱红领巾》这一主题活动中, 老师提出:除了爱护红领巾、正确佩戴红领巾外, 还有哪些行为能让红领巾更鲜艳呢?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都是孩子们会想到的, 为了打开孩子们的思路, 使他们树立起初步的服务意识, 学习利用课外时间开展自己能力所及的活动, 老师列举了两个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在校内外开展队活动的实例。

1.上饶市五小有一个特殊的班群——培智班, 班里的几位同学是智力发育存有障碍的孩子。四 (4) 班的哥哥姐姐们, 几年如一日地关心着他们:课间和他们快乐游戏, 课余教他们学知识学本领, 课外带领他们一同春游、扫墓、去敬老院、同唱生日歌……

2.六 (3) 班的全体同学, 在日常观察中发现, 许多环卫工人在劳动时没有劳保用品——口罩的保护, 于是, 他们萌发了筹款为环卫叔叔阿姨买口罩的想法。他们通过收集废品、街头募捐, 制作手工作品义卖、上企业拉赞助款等途径, 筹集了2165元钱, 为叔叔阿姨们送上了3500个口罩, 使他们在劳动时多了一重保护。

这些身边可以随时触摸的人和事, 让孩子们陷入了深深的赞叹中, 在这真实事例的启发下, 孩子们不禁摩拳擦掌, 希望马上在活动中大显身手, 他们以小队为单位商讨起活动方案, 最后呈现的方案可谓是百花齐放, 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