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真实

2024-08-27

文学真实(共6篇)

文学真实 篇1

“报告文学”是由“报告”和“文学”两个词语连缀而成的词组。“报告”是指内容真实性而言,“文学”是指表现手法的艺术性而言。因此,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其内容是新闻事实,但与消息、通讯相比又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其形式是文学手法,但同小说、散文相比,又特别尊重生活的真实,它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新闻与文学有机结合所孕育成的一个“宠儿”。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指新闻的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是指事实的真实,真实是报告文学的源泉,也是写作报告文学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报告文学不允许有任何虚构,不象创作中要求的那种“艺术真实”,即虽在情理中,却不一定事实上存在过的“艺术真实”,而是要严格忠于事实,所以报告文学被人们视为“社会史的信实资料”。因此,我们理解报告文学的真实,不仅指事实的真实。报告文学写作的整体内容和所反映的总的问题也必须是真实的,即要做到宏观真实也要做到微观真实。报告文学不是一种经久性的历史的事实,但在它塑造得过程中掺杂了作者的情感与判断。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等光辉形象,都将永恒地占据读者的心灵。只有重视和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才能使报告文学永具灵性和魅力。

研究当下报告文学创作,影响其真实性的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选材与深度探索受到国家意志力与权力话语的惯性作用影响。时代忌讳依然制约着报告文学创作。在创作自由度上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是主体的局限,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庞杂,理性意识、学识积累与求真精神在不少作者身上仍较缺乏,从而影响到报告文学主体对报告客体的真实性评判和客观描述,尤其是对深层真实的审视。

三是市场制约,报告文学应面向大众,也必须走民众路线,但又不能媚俗。当市场与大众趣味成为报告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杠杆时,故事化与猎奇性的流行必然影响到真实性。比如当下流行的“知音体”就是对报告文学的滥用。

四是文体错位,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综合性文体,经常在文学与新闻中摇摆。但由于大众读者对“好看”的需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通俗化得以强化,“故事化”明显影响了其真实性,材料在“形象化”、“情感化”中丧失了原生态的特质。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但文学化的叙事策略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同样重要,因而,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还必须有智慧重审文学策略。

在强调报告文学事实真实性的时候,也要有文学表现的能动理解,而不应将这种真实性要求当成一种机械的、教条的桎梏。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可突破,但在事实和叙述之间是存在很大间隔的。文学的表达永远无法毫不出入地复原事实的原貌。因此,报告文学在强调真实客观地表现对象的时候,更多要求的是整体的、本质的、关键的真实,而不能要求作者对事实真实的复录。在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因为对报告文学这种真实性理解的程度不同,总存在着不少让人遗憾的现象。如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生怕违背事实的真实,结果在真实面前束手束脚,采取了完全机械的照搬、照抄的方式,作品很少有作者主观能动的创作痕迹,和文学的表达相距甚远。而又的人却严重忽略事实的真实性要求,随意改变事实原貌,主观臆造,接管作品失去了最本质的元素而变得不可相信了。虽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性的要求,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力量,正确的掌握,才会在真实和文学之间游刃有余。

我们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绝不可变成忽视文学性的理由。有的人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等同于虚构,从而主观地将恪守真实原则的报告文学轻易地排斥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见解是不科学的。但报告文学能否像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全面继承民族传统、吸收民族文化营养呢?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尽管有人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先秦历史散文与《史记》等,但大多认为报告文学脱胎于近现代新闻,由新闻母本与文学父本“杂交”而成,经时代风云与社会雨露催化而长。那么它能否吸收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营养呢?自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就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如赵瑜的《革命百里洲》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

当然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只是指它对于文学手段、文学语言的运用而说的。它虽然极为重视、准确,但却并非是对生活作简单的摹写,而是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前提下,采用形象化和典型化的手法,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加工;可根据主体的需要,打乱人物活动和事物发展的原来顺序,重新予以组织,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而取胜。“除了虚构和概括的手法不宜引进报告文学,其他一切属于表现形式的文学手法都可以在报告文学中充分调动。调动的越好,就越逼真,越真实,就越富于艺术的感染力。”这就是说,报告文学需要从文学引进多样化的表现方法与技巧,如提炼、描摹、比兴、工笔刻画、重笔渲染、精选角度、截取断面、澎湃的抒情、恰当的议论,以及艺术语言的调动等等。总之,除虚构和夸张外,艺术构思、艺术想象、描写、抒情和修辞手法,都是报告文学可以采取的文学手段。

但是多元时代变化莫测的生活景象诱发社会主体的丰富想象和无限欲望,价值观念的多极扩张造成艺术理想的明显滑落,个性的彰显带来文学书写的自我膨胀,文学创作在社会的夹缝中既体验到了相对自由的快慰,同时又面临着急躁情绪的困扰。具体到报告文学来说,就是个人低俗趣味的展示、生产线式的速成和篇幅上的冗长。首先必须确认,报告文学本是严肃的现实书写。但在多元化时代,低俗趣味和猎奇心理乘虚而入,金钱、欲望、凶杀、色情等内容不断侵蚀着报告文学的肌体,从而使这一神圣文体一度变态为金钱文学、欲望文学、广告文学、猎奇文学。这不仅让我们读者纳闷,也使部分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困惑———报告文学到底怎么了?难道唯有低俗趣味才能够占有市场、挽留读者?“大众化”等于“低俗化”吗?尽管多元时代损害报告文学的因素很多,但低俗趣味显然不失为除庸俗虚构之外的戕害报告文学的“软刀子”。因此,对于多元时代的低俗趣味,报告文学应该敢于并善于“拒绝妥协”。其次是生产线式的高速多产,有的就是调查报告、事件罗列,缺乏起码的艺术建构。这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流行传染病。再次,就是冗长拖沓,有悖“经济原则”。现代传媒的快速推进,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用网络观察、用网络说话、用网络交流的时代。网络写作、网络传播、网络接受的负面结果之一,便是文章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虽然走进了多元时代,但过多的杂务、巨大的压力、急躁乃至烦躁的心理已经无法保证我们去耐心品味长达数十万字的报告文本。但是,受文学功底的限制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不少作家(下转第263页)仍然贪大求富,以长为耀。

因此,由事实的真实变为文学艺术,还要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文学艺术的构成,并不是纯粹由形式和技巧所构成。真实的社会认识对象和独特的思想精神也同样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报告文学通过对事实的直接描述来传递社会人生的信息和作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更是作者理性的文学表达。这一点,和其他文学样式是不同的。将报告文学简单地视为事实的陈列,是纯事实的堆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报告文学是有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正如诗歌受限于韵律一样却又光辉灿烂。我们相信,报告文学的年轻有为,是有足够的潜力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尹均生.论报告小说的兴起[J].文艺争鸣, 1986.

[2]刘军宁.自由主义如是说[J].书屋, 2000.

[3]王宗仁.感悟唐古拉[J].文学自由谈,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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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J].新星出版社, 2005..

[6]黄发有.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J].文艺争鸣, 2005.

用文学的色彩,描绘真实的人物 篇2

这本《因缘际会》,是西蒙-舒斯特图书公司总编辑迈克尔·科达所写的回忆录,记载了他入行数十年间的所闻所见。作者在这本书中,或详或略地描叙了数十个真实人物,有的是畅销小说的红作家,有的是书稿的经纪人,有的是老板......作者有一支巴尔扎克式的生花妙笔,把所有这些人物的独特性格、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怪癖,还有关于他们的奇闻逸事,都逐一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读之令人忘倦,有趣极了。

然而,这部回忆录毕竟不是一部小说。着力地描写人物,并非要求得情感的极大升华,而是要以之反映出作者在长期职业生涯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生活中的许多事实,在发生之前,往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真的发生之后,我们只好去适应它、去理解它。每一位热爱文学的编辑,都要努力地适应粗俗邪恶得永远没有底线的畅销小说。

作者提到他观察到的图书市场的一个现象,只有能够挖掘出更多畅销小说的,才是最优秀的编辑。但是,最赚钱的图书,往往是最容易编辑的生活类和实用类的图书,而非畅销小说。可是,如果一家图书公司只是出版平庸而赚钱的生活实用类图书,最终不免衰落(就像双日出版社那样)。

作者也提到,一个编辑,与学者不同,必须要在文学与商业之间保持平衡。而图书市场也是一个充满了变革的行业,数十年间,动荡不已。所以,像双日出版社那样的保守公司,其平庸的环境不利于优秀编辑的发展,无法适应激烈的竞争,最终不免衰落。

新闻真实中的文学性 篇3

新闻从表面上来看, 其诸多品格是排斥文学性的。但事实上, 新闻的“排斥文学性”最终指涉的对象却正是新闻的文学性。从根本上说新闻其实是文学的, 如今, 对新闻文学性的肯定其实是对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公正”的一种解释。这种文学性是新闻与生俱来的品格。新闻已经作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样态而存在, 好的新闻就是文学性、人文性、新闻性互进的新闻。

1 新闻中的文学性

哲学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 既对立又统一的。新闻的首要特征要求其真实性, 反映的是客观事实, 要坚持“客观、真实和公正”。让受众者真正的了解真相, 事物的本身, 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对立统一, 在最终的意义上实现殊途同归。

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的“排斥文学性”, 是指新闻所涉及的对象, 这些并不被众多新闻理论家们看好的。新闻具有文学性这是新闻与生俱来的品格, 从新闻的产生来说, 是因为新闻是作为“大众传播业”的重要属性, 这一属性推动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文化从产生、发展到如今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进入信息社会后,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使得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让大众更加准确快速的通过新闻了解世界。现如今, 传播新闻信息的工具迅速发展, 由传统的报纸、电视, 转向网络, 推动着新闻文学性的发展。现在, 新闻告别古典意义上的文学, 迅速蜕变为一种文学产品, 从而成为当代文化意义上的真正的文学, 这给大众读者更加直观形象的感受这是一种文化,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被广泛的接受。

由于新闻要接受的是最广泛的受众的需求和阅读, 所以新闻的表达更被要求有其独特的而深刻的的现实含义。新闻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工具, 其一直被惯定的报道的特性要求新闻在写作时要注重其深刻的真实性。而大众对于新闻的需求, 有恰恰要求新闻的“好看”, 所以不论是在传统新闻还是当下的新闻表达中都无法剥离开文学性的要求。

新闻的本质是报道真实, 新闻的文学性体现在其报道的手段是。新闻的文学性, 只是新闻借助于完成文本、描摹现场的、展示新闻魅力的途径, 而非将新闻写作成为文学作品。如果, 应用文学性将新闻描摹现场的本质丢失, 那么创作的结果是纯文学的文学活动, 而非新闻文本创作的文学活动。是将广义上“文本创作”的文学活动狭隘化了。所以, 新闻不是文学作品, 而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文本。

2 文学性对于新闻事实的表达

谈论文学一般应用的是形象思维方式, 通过自身体会深刻概括, 来塑造这一现象, 应用的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艺术。文学写作是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 深刻领会后, 经过一定的思考而创作的, 具有形象生动, 强烈的感染力。新闻则要以事实为依据, 反映客观事实, 让读者对事实有客观的了解。但是文学和新闻也有一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通过事物的内部联系, 使人们获得通观全局和预见事物发展前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闻不仅反映客观事实, 还可以帮助人们预见未来的事物, 减少和避免犯错误。因此, 新闻要充分发挥这个作用, 借助文学手法, 形象生动的展现客观事实, 让广大读者了解事实, 接受新闻观点。

新闻的写作, 讲究客观平视的传达信息, 所以白描手法的运用在新闻报道中最为广泛应用。而在新闻写作中使用一定的修辞手法也很是常见。在结构新闻报道时, 对于叙述的结构的不同允许, 则是新闻中对于叙述结构的把握……这些都是新闻从形式上体现出的文学性特征。

新闻的审美价值, 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新闻的语言之美。从新闻的语言来看, 新闻语言是丰富的, 可以应用文学上的, 可以是网络用语等等, 这些语言的组合势必会让新闻很有时代气息。新闻讲究格式, 布局之美, 对于事物的描述会是渐进式, 通俗的方式, 让大众快速的了解事实, 这体现新闻的美。

(2) 新闻的设计之美。信息化高科技手段的到来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春天, 传统模式向现代转变, 电脑, 电视, 手机等, 让读者不出家门就可以了解相关信息。这种网络新时代给新闻带来众多的表现形式。

(3) 新闻的形象之美。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 新闻表现中应用了大量的图片, 在一张张图片面前更多的是形象生动的展现新鲜事物, 让读者扑捉到有效的信息。

在保证新闻报道真实、客观的前提下, 将文学渗透入新闻写作中。用文学性的手法描摹新闻的真实, 更真切的展现新闻的事实。

3 新闻性VS文学性

新闻性和文学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新闻是反映新近发生的事实, 让读者快速准备的了解事物真相, 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文学则是通过一定手法来形象生动的反映生活, 它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表达人们的情感和现实需求。新闻就其本身来说, 又属于广义的文学一类。新闻的很多表现形式也可以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 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迅速接受信息, 表达的手段不同, 但是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好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具备良好的文学功底的, 文学性与新闻性的结合无疑是对新闻的巨大推动。在高等院校我们经常看到学新闻的和学文学总会在一起磋商, 相互学习, 这种互补式的学习对双方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体现了文学和新闻的有机统一。

通常来讲, 新闻和文学各有优劣。新闻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快速性, 一个新闻出来抢的时间和报道, 让大众迅速了解事实真相等。新闻的劣势就是随时间的推移会失去新鲜性, 让人觉得乏味。而文学的优势在于“耐人寻味”, 让大众读者读一次还想读第二次, 第三次, 他持续的时间较长, 但是其新鲜性就逊色于新闻了。如果我们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借助文学之耐久和新闻的新鲜性反映出来的事实会让读者觉得眼前一亮, 会让你拥有更多的读者。

新闻的真实性可观性与其中的文学性, 并不充斥着矛盾。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报道, 是可以将文学性作为一个很好的“利器”让其更好的发挥其新闻的价值。

对新闻突发现场进行采访是电视新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逐渐受到越来越多新闻电视台的重视。尤其是当电视台推出了具有滚动式的新闻节目以及DSNG卫星车在新闻采访中的应用以后, 这就使得采访新闻突发现场能够获得更加具有时效性的新闻信息。那么, 如何在电视新闻突发现场采访中赢得时间, 获取最真最新的新闻消息, 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的重视。就实际而言, 在掌握新闻突发现场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技巧, 能够有效的获取最新最真的新闻事实。

1新闻突发现场的事前采访准备

在进行新闻突发现场采访前, 应该采取多线并行制, 主要是指文字记者、编辑以及摄像记者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内, 按照自身的工作性质分工进行多种形式组合的方式, 以此来完成新闻突发现场的多组工作。在电视台的新闻中心获取突发新闻的方式主要是由热线提供。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节约采访时间成本, 把新闻编辑组、热线组以及突发新闻组一并设置在同一个空间内, 以此来方便电视台新闻中心在第一时间内将采访人员及时派遣出去, 主要的派遣方式为——文字记者派遣、编辑派遣、在突发组里面设置专门记者等。当文字记者接听到热线的时候, 应该在第一时间与新闻提供人进行沟通, 从沟通中获取突发现场的具体位置。文字记者在进行采访前应该带有固定的合作摄像、采访需要的DV带以及采访车司机等, 摄像记者能够在文字记者与新闻提供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去安排采访车所需要的司机等, 于此同时编辑还要根据所提供的新闻事件来分析这个新闻的严重程度, 然后再来决定是否派遣记者前往采访。

在进行新闻突发现场的采访中, 进行事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记者从新闻提供人那里获取的信息越全面, 则在进行突发现场的采访时, 就越能够获得主动权。例如社会中最普遍的责任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的主要责任人一般都会在现场, 但是新闻记住在现场中由于围观的群众非常多, 很难在第一时间找到责任人, 而且新闻提供人往往都是与事故责任人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的主要当事人, 因此, 新闻记者在事前沟通中要获取当事人的主要信息、例如样貌特征以及相关资料等, 这样能够方便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对其进行采访。相对于其他竞争体而言,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整个突发现场的主要当事人, 首先能够避免当事人被警方所控制, 难以进行采访, 其次能够避免当事人在心里产生排斥感。因为在整个突发现场采访中, 当事人在面对的第一个新闻记者在心里是没有排斥感的。而面对那些后来的新闻记者时, 当事人会比

论新闻突发现场如何开展有效采访

文丨费义亮刘春艳

摘要:新闻突发现场新闻主要是指在社会新闻中, 对具有突发性的事件进行报道采访, 例如车祸、火灾、自然灾害以及责任事故等等, 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突发现场的采访过程中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新闻突发现场, 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对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进行采访。本文将对新闻突发现场的采访进行介绍, 并且试论如何开展有效的采访。

关键字:新闻突发现场;采访技巧;时间

摘要:新闻写作, 是应用文字对新闻事实进行写作的活动。新闻作品, 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故也可算为文学活动的一种。现在的新闻写作活动中, 文学性得有明显的体现。文学性与新闻写作的结合, 对于新闻报道真实本身应该是值得思考的。

文学和电视栏目中的艺术真实浅论 篇4

关键词:艺术真实,电视栏目

一、文学中的艺术真实

所谓“真实性”,反映的是叙述内容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在科学领域,真实指的是科学研究结果与客观世界的符合程度,可以说,越能被客观世界验证、证明是与客观事物一致的结论,就越是科学的,在这里,客观世界是衡量真实的标准。文学的真实也要在文学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验证,但问题更为复杂。一般来说,文学真实性的衡量标准不是客观存在物本身,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学应该描写“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至今仍是文学的一个准则。因此可以说,艺术真实不是客观存在的、现成的生活真实,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的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规律性认识,艺术真实存在于文学世界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之中。

但由于生活世界丰富多样而又千差万别,不同的理论研究范式选取的参照标准不同,决定了对“真实性”参照的标准不同,大致来说,文学理论历史遵循了一个钟摆式样的摆动。如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所说,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而文学理论所关注的便是四要素在互动中往返交流的情态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各个要素的不同侧重便构成了文学理论史上的不同流派与主张,也就意味着选取何种要素作为“真实”的参照系统。就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数次理论转折。早期文学理论将生活世界视为文学的参照系统,因此,艺术真实就是要忠实地模仿客观世界,这一观点主导了较长一段时期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浪漫主义美学的兴起,文学理论将作者视为文学的中心,因此,作者的情感便成为衡量艺术真实的参照系统。而二十世纪以来,“钟摆的摆动由表现——创造美学转向作品美学,再由作品美学摆到效应——接受美学和阅读理论”1。即以作者的创作为理解作品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范式、以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和内部特征为理解文学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范式和以读者的阅读反应为理解文学意义的根本依据的读者中心论 范式的相互承继,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接受美学的产生是第三次转折的产物,一直影响至今。

接受美学以历来为文学研究所忽视的读者这一环节为切入点,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对文学价值与意义的生成作用置于中心位置。在接受美学看来,此前的文学研究一直局限在文学创作和作品表现的圈子里打转,而读者的作用被忽略了。而“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以读者为理论基点,接受美学吸取了20世纪以来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批评等文论流派的合理因子,对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阐释。而以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为理论触发点,又分别形成了效应与接受两个研究方向。接受研究这一方向的代表是姚斯, 其理论关注点是文学活动中读者的视野和审美经验的变化, 试图将文学的审美特征与社会历史意义结合起来,在美学的和历史的方法论中架起桥梁,在方法论上,更多地采用历史——社会的研究方法。伊瑟尔则代表了效应研究这一方向, 他从文本的“召唤结构”入手,试图考察阅读过程中文本如何发动读者、产生意义的问题,在理论背景上更多受现象学美学的影响,关注的是接受活动中文本的“空白点”和“未定点”,试图廓清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关系,在方法论上更多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姚斯更多关注文学的外部方面,伊瑟尔则更多关注文学的内部方面。但无论内部研究还是外部观照,将读者作为文学意义的标准,则是一致的。相应地,艺术真实则产生在读者对文学的呼应、互动中,产生在读者对文学的解释之中,未经读者阅读的文学无所谓真实与否,只有经过读者的发掘,文学的宝藏才显现出来。这一观点在20世纪下半期以来成为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

因此,在当代,文学理论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辩证的认识,即在艺术和接受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中考量文学问题, 也就是说,文学的“真实”,既要符合客观生活的真实,又要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参照,由于文学的意义最终要由读者落实,由读者“填空”,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文学创作时候采取艺术技法、选取创作题材等方面的限度。文学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选取生活的片段——这样的真实不过机械的照相式反映,但更不能随意地、主观地选择素材。文学要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真实性关系, 读者的期待视野成为文学真实的重要标准。尤其在当前大众文化语境中,读者更是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的标准。

二、电视栏目中的艺术真实

真实性同样是电视栏目制作的一个诉求,而且,电视栏目对“真实”的承诺更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电视栏目是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隐含了一种对真实性的承诺。而且,由于电视栏目的人物、题材,往往来自于现实生活, 因此,观众对电视栏目的期待,往往带有一种“非虚构”的接受心理。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是在传媒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同文学不同,接受者(观众)的期待视野对电视制作的影响更大。

在当前多媒体时代,观众有了更多的方式与电视栏目发生互动,传达自己的意愿和观念,其中,围绕“真实性”问题,观众和电视制作方之间往往会出现一些争端。比如,观众会通过各种方式印证电视栏目的真实性问题,由此也出现了诸多事件。以当前热播的一些娱乐类电视栏目为例,这些节目通常将选手讲述个人故事作为节目的一个环节。而对故事的真实性,观众则会具有一种较之文学更为严格甚至苛刻的态度。尤其在当前多媒体时代,人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对叙事真伪进行验证,一旦节目的“艺术真实”与生活事实有所出入,就会引发观众对节目的质疑甚至是严重的抨击,所谓的煽情说、黑幕说、幕后操纵说等各种质疑在近些年一些热播节目中屡见不鲜,甚至对节目乃至节目的参加者构成了负面的影响。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尽管电视栏目要以一种真实性的承诺为前提,但从本体意义上来说,电视栏目首先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样是艺术加工的产物,而非照相式地对生活原样进行复现,因此, 电视栏目的真实,同样是一种“艺术真实”,同样要在几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如果说,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是文学活动的四要素的话,那么节目、编导、世界和观众则可视为电视栏目的四个要素,电视栏目同样要实现几个要素的辩证统一。从节目的本体角度和电视制作的角度来说,电视栏目并不呈现生活的客观真实,而是要通过种种媒介、手段和环节,实现一种虚拟的、拟真的艺术世界。但对于观众来说, 与文学不同,人们对电视节目的期待,是将其视为对当下的、现实世界甚至是身边的人和事的表现,正是出于这种代入感和同情感,决定了人们对电视栏目的真实性有更高的期待。这既是一种苛责,也是电视栏目成功的契机。

总之,真实性是艺术的一个普遍标尺,但不同的艺术门类诉诸真实的途径不同。与文学相比,电视栏目的特性决定了其题材不能像文学那样广,对艺术手法的采用没有那样自由,与观众的关系也不如文学那样宽松。作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新的艺术样式,电视栏目既可以借助最新的科技和媒体手段,也可以借鉴文学悠久的历史经验。电视栏目固然不能放弃艺术加工的权力,但又要根据自身的艺术特性和观众的心理预期来进行制作,在和观众的矛盾关系中实现一种辩证统一的艺术真实。

注释

试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艺术性 篇5

一、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所系

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在于“报告”, 它实际上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采用文学的形式进行的一种“报道”。因此它的主要特征在于新闻性。新闻必须是真实的,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随着现代新闻事业不断发达而发展产生形成的新型文体———报告文学, 真实性也应该摆在其首要位置。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经过新闻报道和披露之后, 驱使作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或者作家本来就是在挖掘题材、提炼和捕捉生活, 直接进行“文学式”的新闻报道。不言而喻, 保证其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始终是报告文学整个创作活动的第一要义。

报告文学的典型人物、事件是不能虚构的, 而别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小说) 却恰恰相反———作家选取生活的原型, 有时是几个原型糅合在一起, 进行再创造, 虚构并塑造岀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 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找不到这个真实的“人”, 但作品对人物性格、所处背景、成长命运的合乎生活规律的集中概括和典型刻画, 是足以让读者感觉栩栩如生, 让他真切地感觉这样的人物, 这样的事件就如同发生在他的周围, 可亲可信, 可感可触, 这就是文学的作用和力量。然而, 同样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 它是以真人真事、新闻题材为基础进行创作, 人物、事件不能虚构 (连场景、情节也不能) , 那么, 它还能树立起“典型形象”, 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产生岀文学效果吗?它能够如同别的文学作品一样塑造岀真实而且可信的、丰满的“文学形象”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报告文学笔锋触及的都是特别重大、具有新闻价值的人或事, 这样的人物或事件本身就已经是典型, 是不需要任何雕琢和加工的活生生的典型, 它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 是立得起来的“形象”, 它血肉丰满, 且真实可信, 这样真实的生活素材, 经过文学家用文学的语言描述和加工、抒情与宣泄, 自然会产生岀撼人心魄、使人荡气回肠的效果来。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的焦裕禄, 这位在兰考大地上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同时也与自身疾病斗争、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县委书记, 就是领导干部中一位亲民务实的真实典型;《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则是一位饱经忧患, 始终坚定不移地勇攀科学高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些真实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进入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 是作家的必然选择, 是时代和文学的需要, 是用文学真实地记录历史。

二、文学创作方法的运用是进行报告文学写作的必要手段

作为文学作品, 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 具有文学艺术的特征与特色。同样是写真人真事, 新闻、通讯是仅就人物、事件的本身进行最直接最简洁明了的叙述和报道, 把对人物、事件最基本的评价及具体情况与信息传递给受众。而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最有力的叙事文学”[2], 一种记述真人真事的文学, 却要求作者运用形象化、典型化及其他文学手法, 给予真人真事以艺术的光彩, 使直白的新闻“活”起来。艺术手法运用如何, 对报告文学的成功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报告文学反映的是对社会影响深广的人和事, 这种选材“典型”上的优势, 给予了作者文思驰骋、感情宣泄、充分发挥的宽广空间。它既可以不按新闻那样“平铺直叙”, 可以描写, 可以铺垫、烘托, 可以倒叙和插入故事情节, 或运用“蒙太奇”手法, 使情节生动, 起伏跌宕, 富于文采;也可以寄予传达作者的感情, 针对扣人心弦的人和事, 或褒扬善美, 或贬斥时弊、直抒胸臆, 或抒情或议论, 引领读者一同去感叹, 一同去喜悦、激昂、悲愤与思考。这些手法在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很常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 作者通过描绘志愿军战士———最可爱的人的壮烈行为, 将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 展现他们美丽的心灵, 从而开掘岀这些人和事所包孕的深刻思想。报告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在作家魏巍的笔下运用十分精当。作家不但在叙事时饱蕴深情, 即使是在议论中, 也运用排比、比喻等众多的修辞手法来表露感情, 时而壮怀激烈、引吭高歌, 时而低迥婉转、情意缠绵, 再加上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词语富于形象性和感情色彩, 就把读者不知不觉引入到放纵奔流的感情潮水里。再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这个人物的刻画, 作品开头用了大量的笔墨写陈景润少年的苦难, 以他经受战乱、疾病和遭受人歧视带给他生理、心理上的痛苦作铺垫, 以文革十年浩劫中遭受打击迫害作渲染, 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这样一个疾病缠身, 处境十分险恶, 几乎没有科研条件, 体质孱弱的身躯却肩负起了攻克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难关———向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现代数论最高峰攀登的重大科研任务。外表柔弱的科学家与他从事的科技事业之间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实在令人惊叹。原来让主人公如此坚毅、如此执着, 是“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 是他心底涌动的对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的热流。作者采用电影分镜头层层推进式、白描、场景烘托、情节穿插、制造强烈的反差与悬念等手法, 终于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一个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百折不回地将满腔赤诚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他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跋涉, 经历了“几乎粉身碎骨”的“可怕的滑坠”, 登上雪峰“感受严重的缺氧”, “多少次坚冰封山, 多少次雪崩掩埋”, “他只知攀登, 在千仞深渊之上, 在无限风光之间, 一张又一张运算的稿纸, 像漫天飞舞的雪片, 铺满了大地”。这些形象的描写, 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以白鹤作喻, 形容主人公的高洁、自信与超脱, 向往在数学王国里自由地翱翔。“玉羽雪白, 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 而鹤顶鲜红, 两眼也是鲜红的。”这些描写都十分形象, 使得人物性格、个性得到重视和强调, 人物形象血肉更加丰满, 更加真实、典型。同时, 更容易唤起读者的联想, 使之产生了深邃、优美的文学意境。

三、追求真实性与艺术性, 将两者和谐统一贯穿于报告文学创作之中

综上所述, 真实性和艺术性构成了报告文学两大要素。一篇好的报告文学, 必然是坚持真实性, 同时突出艺术性的, 两者做到完美结合与统一。而要真正达到这个高度,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 题材选择上应选择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与事件。所谓重大事件, 往往是需要歌颂的社会新事物, 当然也有不少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阴暗面进行暴露的事件, 更可能是歌颂和暴露兼而有之的事件。革命导师列宁说:“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 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1,2,3]人物和事件是文章的主要元素, 可以反映时代的风貌, 揭示时代的本质, 体现时代的精神, 可以在群众中树立旗帜和榜样, 给群众以示范和教化作用, 促进和带动群众向典型学习,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因此典型人物和事件的选取对于报告文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焦裕禄、陈景润, 他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典型人物, 把他们的事迹用文学的手段报道出来, 可以起到更好的号召作用。纵观中外报告文学史, 可以说, 使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作品, 大都选取了重要的题材。报告文学在选材上切忌随意性, 不要因为有利可图, 就不惜廉价地为一些人歌功颂德, 写岀一些庸俗的广告式的报告文学。

其次, 作者要主动深入生活, 挖掘素材。生活的积累是对每个文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而要做到报告文学的“真实”, 作者更应该深入生活实际去体验、去获取素材和创作灵感, 要沿着典型人物本身发展的轨迹向题材纵深处和人物精神世界挖掘。这就需要作者多途径介入, 多形式深入, 多层次挖掘, 去发现生活中最新鲜、最感人、最生动、最有趣的事件。为了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作者魏巍曾两次赴朝, 同志愿军战士生活战斗在一起, 感受到他们的思想、气质、情感, 注重充分挖掘岀人物的内心世界, 从而把握住了他们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 抓住了他们思想中的闪光点, 然后选取了最能表现这些本质的典型事件, 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品质准确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生活就像宝藏深藏的大海, 只有沉下去“抓”, 沉下去“找”, 才有可能挖掘到新鲜感人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深入挖掘, 才有可能获取原汁原味、真实可信的素材, 有效避免和克服失真。

再次, 要不断提炼主题和情节, 运用适合的文学手法。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 其主题必须从实际生活中提炼而来, 不能随意“拔高”, 更不能虚构夸大, 不能违背真实性原则。但报告文学并不是简单地记述真人真事, 有了真实的素材还不够, 这就需要在纷繁的直接材料中剥离出典型材料、背景材料, 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深和新的原则提炼主题, 反映时代风尚特点, 以先进的人物激励人, 以真实的事件震撼人。揭示重大主题是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 是报告“真实”向文学艺术转变的第一步。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学创作在反映生活时, 又是对生活之真、科学之真的超越, 报告文学经过作家使用文学手法进行艺术加工, 使真实的文学形象由生活真达到艺术美。因此作家必须反复提炼主题, 要立意高远, 具有思想的深度, 然后确定采取最适合为主题服务的表现手法, 诸如性格刻画、心理描写、环境渲染、细节铺陈等, 既可以运用形象的语言、精巧的结构, 也可以适当运用曲折的情节。这样就能使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要求较好地贯穿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中。

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 在艺术上走过的是一条逐渐升华、逐步深化的道路。它的发展趋势与走向, 就是不断挖掘新颖题材, 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全景式地观照社会生活实际, 博采其它文学样式和艺术形式的长处, 兼取多种文体多元叙述的优点。只有坚持将真实性与文学性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才能使“报告”和“文学”两者完美地结合并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1]汪华藻.中国当代文学简史[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蔡仪.文学概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文学真实 篇6

答者:我参加了乐山会议, 会上集中讨论的作文真实性与文学性话题, 是《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晓苏事先拟定的。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心里话, 说中学生自己的话, 在很多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中我都讲过类似的话。去年在遵义, 我从已故的散文家秦牧先生的文艺随笔《艺海拾贝》中引用一个故事, 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是有一个万国八哥大赛, 聚集了世界上最会说话的八哥, 得第一名的不是那些会背诗的, 不是那些会唱歌的, 它只说了一句:“天啊, 怎么这么多的八哥啊!”它意外地得了头奖,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话符合当时的情境。老师们觉得这个例子很好, 对中学生的作文训练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有一个问题, 那是八哥的真话吗?如果八哥说真话, 就不应该说人话, 要说鸟语啊!它就应该叽叽咕咕的, 那样它是得不了第一名的, 倒数第一才有可能。可见这句话是八哥的主人训练它时编出来的一句话, 可是我觉得, 在大赛中八哥说这句话很合当时的情境, 如果我有资格投票的话, 我也可能会投这只八哥一票。所以, 什么叫做说真话, 说心里话, 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者: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83.3%的人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成都商报》报道:“成都某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作文中, 班上40多个孩子中有30多个写的是自己如何智斗人贩或小偷, 其中26个同学承认自己是瞎编的。”针对这样的作文教学现状, 王老师您怎么看呢?

答者:提倡真实当然是必要的, 但写真实是否一定要说作者自己的心里话呢?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并不是说写的文章发自内心, 就一定是真文章、好文章;不符合中学生身份的, 也不见得就是虚假的、不好的文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文学史上来考察, 你会发现大多数情况反而是颠倒过来的。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岳飞的两首《满江红》, 一首是大家很熟悉的“怒发冲冠”, 还有一首《登黄鹤楼有感》。他在武昌的黄鹤楼, 向北遥望汴京, 已经陷落在金人的铁骑之下, 心底十分感慨。“遥望中原, 荒烟外、许多城郭。”这首词在史料上有记载, 文献可证, 是岳飞所写的。倒是第一首是不是岳飞所写, 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岳飞文集, 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来搜集整理, 但里面没有“怒发冲冠”这首词。这样一首代表岳飞思想精华的词, 竟然在其孙子编的文集里没有出现, 不但如此, 在后来的几百年里, 都没有听说过岳飞有这个作品。直到明朝孝宗弘治年间, 突然出来这么一首词, 说是岳飞写的。权威的文献学家余家菊先生就明确指出这是明朝文人的一篇伪作。当然也有不认同的, 北京大学已故的宋史研究泰斗邓广明先生就肯定说是岳飞写的, 他说了很多原因,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论据就是, “怒发冲冠”、“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 别人没这本事。邓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史学家, 但是这番话大可商榷。这首词非常好地反映了岳飞的思想, 但是否只有岳飞本人才写得出来呢?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说明, 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 我们真实强烈的情感, 自己的表达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另外的一个有文采的人帮我们表达, 效果也许会更好。

问者:您的意思是说, 自己或许不是自己情感的最佳代言人, 而别人却或许能淋漓尽致地把这份独特的感受表达出来?

答者:是的。我再举几个现代的例子, 不需要考证的。比如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是一篇非常典范的演说词, 只有600多字, 写得非常之好。毛主席讲得更好, 很鼓舞人心。但稿子不是他写的, 而是他的秘书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思维特点、身份和一贯的文风写的。这篇开幕词里面讲,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无敌的”, “我们的目的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口吻, 而不是田家英的语气。还有更近的例子, 现在美国白宫有一个撰稿组, 给总统奥巴马写各种各样的讲话稿, 演说词。组长叫费夫洛, 他非常年轻, 是一个80后小伙子。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他就是主要的撰稿人。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非常动人, 他用很长的篇幅讲美国现在处境的艰危, 里面直接提到了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经济危机, 失业等等, 最后希望大家众志成城, 共渡难关, 讲得非常全面。这篇演说词, 也不是奥巴马亲手写的。奥巴马对费夫洛有一个评价, 就是:“用他笔写我心。”奥巴马也是一个雄辩家, 费夫洛用奥巴马的风格来写, 听众就不怀疑是别人写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在文学创作中间是大量存在的。用我的笔写他的心, 用他的笔来写我的心, 这才是更高的本事。当然我们作文首先应该有这个本事, 把我的思想, 我的经历, 我的感情很好地叙述出来, 让别人听得明白, 受感动。“我手写我口”, “我口表我心”, 这是第一层次的。如果用我的笔写他的心, 而且写得非常之好, 这才是真本事。比如说《红楼梦》里的葬花词, 是林黛玉的, 但那是曹雪芹写的。按邓广明先生的观点来说, 葬花词只能是一个十几岁的多情而苦命的女孩子写得出来的, 而实际上, 作者却是一个四十来岁, 很喜欢喝酒的豪爽男子。

问者:通过您举的例子, 我想, 具体到中学生作文里, 就是说不一定要完全写自己的真实生活与情感, 关键是要符合文题的要求, 写出契合情景的文章, 这样理解对吗?

答者: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作文不能仅限于讲我本人的真心话, 还要能够写出各种人的真心话。比如说你是个君子, 但作为一个文学家, 不光可以写出好人、你敬佩的人的心里话, 还要写得出坏人、小人的心里话, 这才是大手笔。曹雪芹不光能写葬花词, 还能替薛蟠写诗:“女儿愁, 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用在薛蟠这样的一个浪荡公子身上就很贴切。他也替王熙凤写诗, 虽然她写不出一首整诗来, 就只一句“一夜北风紧”, 却显现了人物的性格。假设学生们毕业了, 将来就业, 很可能到公司或机关去做文员, 就要给领导写稿子。那个时候, 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心里话, 更要符合特定场景的需要, 这里面也有真实性的标准, 绝对不能够胡编。说到标准, 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 邓广明先生说:“这是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的话。”他的本意是批评, 在这里反而成了最好的佐证。我觉得还可以稍微修正一点:“岳飞本人还未必能说得这么好。”毛泽东也是文章圣手, 胡适都赞赏有加。如果那时候毛泽东自己有时间来写这个开幕词, 他是不是就一定比田家英写得好呢?这是个疑问。

所以说“以他笔写我心”, “以我笔写他心”, 也应该有个标准, 你代写的文章, 让别人一看, 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 而不是别人, 有其独特性, 这就是水平。作文不能够只是“以我手写我心”, 还要“以我笔写你心”“以我笔写他心”, 以我笔写各种各样人的心, 这样的作文训练才比较好, 将来学生走入社会, 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要求, 也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问者:中学生作文更多地强调应试, 强调真情实感, 就处理好“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他心”之间的关系问题, 您有什么建议呢?

答者:作文的文学性和应试性这两者之间虽然关系复杂, 但我们却无法回避。在中学语文教育中, 作文除了要培养合格的公民, 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之外, 还要应付考试。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 但是考试分数上不去, 那也不行, 这是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 应试对文学创作能力的提高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古代的科举考试, 那些状元的试卷是很难成为文学名篇的。科举考试是不是应该一概否定呢?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苏轼如果没有中进士, 老呆在眉山, 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业吗?他通过科举考试, 走到了汴京, 然后走过了全国的很多地方, 最终才成为一代大家。在一个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里面, 考试是不可避免的,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而应试和文学创造又常是矛盾的。现在的高考有很多弊病, 但是不能取消。就算今后我们的设想非常理想的话, 高考也只可以改良, 可以改革, 但是考试必须要一个统一的, 哪怕是一个机械化的标准, 你才能够阅卷, 不然怎么评判呢?你说这篇文章不错, 别人说不好, 最后怎么录取呢?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限定。两者是肯定有矛盾有冲突的, 我们要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两者的调和。

作文训练不止是一种创造性, 写心里话, 追求一种文学性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基本的规矩、模式, 或者说得极端一点, 也是一种八股。任何写作都要讲究一个起承转合, 古代写诗写词, 还要讲究格律。现代新诗也有一些起码的规矩, 修辞手法, 造句, 各种句式, 这些东西也是必须的。作文里基本的技能技巧训练, 我认为是中学语文教育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这种规程规范和条条框框很反感, 这是自然的。但是在学生阶段, 在训练的时候, 我觉得讲作文规矩对学生没有坏处。考试作文是一个命题作文, 所以作文的第一件事是审题。所谓审题, 就是揣摩出题的人和将来评卷人的喜好标准。过去八股文就是揣摩考官是怎么评价作文的, 我就怎么写。现在呢, 我们写作文也必须要揣摩。文人是不喜欢揣摩的, 明代历史讲到海瑞的时候, 说他“这一生不知揣摩是何物”, 性格刚直, 结果考试时考官不喜欢他, 考了很多次, 最后只中了一个举人。任何考试都需要揣摩, 问题是揣摩谁, 怎样揣摩。我们现在的高考作文训练中间, 很多学生的取向是错误的, 他揣摩的可能是陈旧的但是还相当流行的一种模式, 比如说主旋律、爱国、红旗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把揣摩让绝大多数读者来选择, 实际上也就是人情人性的常理, 如果揣摩这个, 你的作文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有时候我们把揣摩的对象往往搞错了。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几个月之前, 江西发生大洪灾, 六月二十九号, 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 采访江西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时, 记者问江西省数万群众被洪灾围困的即时情况, 那个主任开口就大谈省委书记的重要指示。记者很着急, 说:我问的是群众转移的具体情况。他第二次回答, 说水利部的部长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结果网上一片哗然,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十几万人生命受威胁, 你怎么一直说领导指示呢?结果被人肉搜索, 让那个主任很长时间茶饭不思, 不敢回家。他的上司出来解释, 说当时情况不明, 任何一个人去回答都只能那样。我对这个说法很怀疑, 在中国这个政治风气里面, 也不是只能这么回答。你不要光是揣摩省委书记的意思, 你更要揣摩全国观众的心理, 然后在不违背中国现在的国情的前提下, 你还是可以讲出一段很漂亮的话来的。既不违反官意, 也很符合民意。

比如说1965年, 有一次外交部长陈毅举办记者招待会, 来了很多境外记者, 恰好那时候中国解放军打下了一架美国先进的间谍飞机。外国记者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打下飞机的?对于这样的高度国防机密, 如果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都会说:“无可奉告。”这样说也是可以的, 但是陈毅回答说:“用竹竿子捅下来的嘛!”这样回答非常符合陈毅的性格, 也很巧妙。他是外交部长, 是国务院副总理, 还是元帅, 也是诗人, 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不出来这样的话。陈毅说这句话, 有很多含义让人联想:美国人以为中国技术落后, 他们的侦察飞机可以随便飞, 这么落后的国家怎么打下了这么先进的飞机?陈毅的回答很响亮, 这比“无可奉告”要高明百倍。既不失外交礼仪, 不失风度, 还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记者招待会也可以说是一场考试, 平时陈毅想怎么写诗都可以, 但对记者的提问不能随便回答, 他的妙语确实令人回味。

所以我觉得, 应试也可以做出漂亮的文章来。实事求是地说, 应试是不可避免的, 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漂亮, 可以在《诗刊》《散文》这样的大刊物发表, 但是考试不一定能得高分。《儒林外史》里面的马二先生有一句话:“如果孔夫子活到今天, 他也要来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孔子可以周游列国, 而现在的高考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必须参加的, 所以我们要增强学生的应试能力, 同时还要培养他们作文的文学性, 尽量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 尽可能地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协调起来。所以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真话, 说心里话, 说中学生自己的话, 但是也要全面地理解这里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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