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真实

历史与真实（精选12篇）

历史与真实 篇1

不久前,《芈月传》热播,重现了当年《甄嬛传》 的收视狂潮。不过,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在两部作品高收视率的表象下掩盖着我国当代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个相同的流行病象,即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把握不到位。 众所周知,艺术真实是评判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所公认的美学尺度,这也正是低碳美学与低碳艺术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探讨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芈月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中贯穿着完璧归赵、秦楚丹阳之战、五国灭齐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为风云变化的70年。但是在这个精心构造的时空内,也不乏某些刻意营造的虚构情节,它们确实使剧情更加生动、跌宕起伏,但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情节影响了整体效果,甚至让人哭笑不得。那么,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呢?

一、人物年龄引发的史实错误

据史料记载,芈月生辰不详,于前265年驾崩。我们大概推算一下芈月的生辰,芈月的儿子嬴稷为前325年生人,根据当时女子一般15到25岁生育计算,芈月临终前至少75岁,也就是说她的生辰至少为前340年。 而据史实记载,屈原为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人;黄歇为前314年-前23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人。 这就是说,历史上的芈月应与屈原为同一年代的人,而黄歇事实上应该至少比芈月小26岁。这样一来,芈月与黄歇的相识相知便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而她与屈原的师徒关系更是显得滑稽可笑。马立新教授在《论低碳艺术的本体特征及其建构机制》中提道:“从本质上说, 艺术作品对人性的真实表现和再现是一种内容的真实, 而内容真实的本质则是理性的真实。”[1]既然内容真实的本质是理性的真实,而观众调动经验和知识后判断出这种人物年龄的错误是一种历史虚假之后,此情景毫无疑问就属于艺术虚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容的真实绝非等同于我们通过学习历史、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把握和理解的关于某一学科知识和理论的真实,后者实际上是关于某一社会具体领域的知识体系。人们对这些知识体系的理解和掌握虽然也需要调动全部心灵官能, 但总的来说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占了主要成分。”[2]这句话同样可以说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一部作品符合历史真实,但不一定就是符合艺术真实的;倘若符合艺术真实,那么它的内容必然不会存在历史虚假。 也就是说,艺术真实是一种较之历史真实更高层次的真实,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更深,需要审美主体“调动全部人生经验和知识储备来配合”[3]。

从历史时间段来看,黄歇与芈月的情感段落纯粹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而编写的。一个人最美好的记忆往往停留在初恋时期,芈月也不例外。黄歇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确实能为剧作添彩,也使芈月这一中心人物的性格更加丰富、立体化,而且剧中塑造的黄歇为人正直、 真诚,处处为他人考虑,符合大众对“初恋形象”的认知, 该人物形象的设置是极为讨巧的。但以上种种并不能掩盖事实——一切都是虚构的,它并不符合艺术真实的标准。不可否认,艺术作品并没有还原历史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就可以肆意地篡改历史。黄歇是历史中的确存在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史记》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芈月传》却依据剧情需要而随意安排了一段爱恋的情节,实属不当。而且极为讽刺的是, 剧中所展现的黄歇是一位有情有义的谦谦君子,而历史上的黄歇虽极具才华,却是爱慕虚荣、投机钻营之人。《史记》中记载:“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4]写的就是平原君与春申君(即黄歇)相互攀比谁更奢华。这与剧中看似完美的黄歇相差何止千万里?

二、成语典故的穿越

说起成语典故的运用,要从芈月的一句“老虎屁股摸不得”开始。据了解,这句话最初源自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5]用来比喻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这句流行语源自现代,竟然能从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女孩口中说出,实在可笑。并且剧中运用此歇后语仅仅是参照了字面的意思,对其含义并没有体现。除此之外,《芈月传》 中的“眉目传情”出自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举手之劳”出自唐朝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还有“闻所未闻”本出自《史记》等。

其实并非观众对剧作的要求过高, 也并不是说吹毛求疵,观众只是希望编剧不要出现像成语典故“穿越”运用的低级错误,将日常对话的成语运用张冠李戴,将不属于这个朝代的东西随意置于剧中, 这些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编剧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下笔时字字句句一定要慎重斟酌,确保每一句话都可以让人信服,做到滴水不漏。剧组也可聘请相关的人员对剧本进行核对,确保不会出现上述提到的低级错误,使剧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 每一处用典,甚至每一个字都符合它所处的年代。

《芈月传》出现此类种种“失误”绝非偶然。纵观当下的影视剧作品,随意观看任意一部,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出那么两三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即便好评如潮的电视剧也难以幸免。比如《甄嬛传》,笔者确实很喜爱这部剧,但是也不能否认它其中存在的错误。就服饰方面来看,暂且不谈剧中各个女子均穿戴得花枝招展,颜色绚丽,如同走进了百花园,就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清代对于服装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嫔妃,衣服的颜色、花纹、款式均是不同的。还有不久前刚刚上映的《女医明妃传》,在开播之际就遭到了网友的吐槽,明史专家马渭源说:“朱祁镇死时,女医才3岁,剧中的爱情故事都是编导编出来的,仿佛童话故事。”该剧从刚一开始依托的史实就是错误的,这么做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为了博人眼球,制造悬念,从而赚取收视率。同《芈月传》 一样,编剧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历史上本不存在的人物, 任随他穿越,任由故事离奇都不要紧,娱乐一下观众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是历史剧,就不能以违背历史为前提进行创作,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纵观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影视剧与历史的关系应该为尊重,而非遵照。影视剧没有传播史实的义务,不要求完全照本宣科。一丝不苟地照搬历史,必然会使影视作品的观赏性大打折扣,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再者, 所谓“尽信史不如无史”,史书也非绝对可信。而尊重则意味着影视剧要在参照历史大概脉络发展的基础上, 进行符合剧情发展的艺术再创造。总而言之,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孔尚任认为历史真实,首先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不能虚构。”[6]对于《芈月传》而言,它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 贯穿着众多史实,亦不拘泥于后宫的勾心斗角,确实值得赞赏,但若在此基础上将细节处尤其是在关键人物的设置上再加以缜密的考虑,将会更好、更完善。

摘要：前不久,《芈月传》在各大卫视热播,该剧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崎岖坎坷的一生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她身上体现出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博大胸怀。该剧在赢得好评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重点针对剧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并借此分析当下影视剧创作的现状。

关键词：《芈月传》,《甄嬛传》,真实

参考文献

[1][2][3]马立新.低碳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22.

[4]《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5]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8-7-1.

[6]郑铁生.沉重的话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J].文艺研究,2009(06).

历史与真实 篇2

真实的本质与现实的生活--一种历史辩证法的剖析

真实与现实凝炼了当代哲学讨论的焦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阐释本真规律面临的新挑战,西方学者分别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条逻辑理路进行了探索,但都只是走向片面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在当下的语境中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在当代应加以合理发展.

作 者：陈方平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年，卷(期)：“”(12)分类号：B03关键词：真实 现实 历史唯物论

历史与真实 篇3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的惊世骇俗之举（陆容《菽园杂记》），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宋濂《王冕传》）。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则不予论列。

宋濂（1310-1381）的《王冕传》（《宋濂全集》）向来为后世所尊， 王冕“暴毙而死”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卷七）、《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依据。宋氏认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职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撰《王冕传》（《曝书亭集》）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场，则与宋濂所述迥然有异。他特为表彰王冕对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别为立传，图欲上之“史馆”，希冀编纂者慎择，可见朱氏认真的态度，可惜官修《明史》终究仍本诸宋濂之说。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生卒年不详）的说词。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曾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王冕遂决定南栖归隐。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明军）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徐显《王冕》，见《稗史集传》），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在艺术再现上，王冕则别有一番意味。盖以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虽仍存有大幅发挥想象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虚构的人物，多少受到时空与史实若干的制约，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若《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换言之，文学创作固然依违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却非完全受其范囿。视《儒林外史》为“稗官”文类的“闲斋老人”，便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他举《三国演义》为佐证，说道：

《三国》（演义）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弒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可见“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以“虚构”与“事实”的分辨，就可以一语道尽，其辩证关系需得逐一详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又，王冕原以“画梅”见长，倚此闻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提“梅花”，王冕改以画“荷花”见著。按，“荷花”作为象征，不外取喻释教佛本身或载道工具，但核诸王冕生平素不礼佛、敬佛，则知非其所本。只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画荷的寓意，应与佛教无关。作者吴敬梓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颐（1017-1073）的传世名文《爱莲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全集》），将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转化作君子洁净高超的象征。

王冕似曾见过明太祖，明初刘辰（1334-1412）的《国初事迹》里，载有以画梅著称的王氏，曾赴金华见太祖，太祖待之颇厚，曰：“我克绍兴，看你做知府。”（刘辰《国初事迹》）遂赐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该书类案牍之词，逐条记实，行文朴质，无所隐讳，应有所据。甚至复传有王冕曾献奇计于明军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却惨遭溃败，王冕得咎，遂受疏远（徐勉之《保越录》）。明人另有传言，云“洪武开国之初，所以待元绅士者极其优厚，奖其忠义而抑其顽钝、无耻者”，反讽的是，名列“忠义者”的王冕却落得如此下场：

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来集之《倘湖樵书》）

此似为太祖开脱之言。诸如此类遁词，不禁启人疑窦。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朱元璋与张士诚），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1311-1375）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刘基《竹斋集序》，见寿勤泽点校《王冕集》）。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疑团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无碍，遇上素轻儒生、拒听雅言且嗜杀的朱元璋，恐凶多吉少。太祖诛杀其义子亲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亲近儒生，胸怀怨望” （吴晗《朱元璋传》；刘辰《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何况太祖毫不掩饰地径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并参吴晗《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王冕处境的艰危，可想而知。

唯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按，此指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时期刻印）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枕椿龄等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该书采宋濂之说，故将王冕入列《儒林》，但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史册的分类多有分歧。

吴敬梓则在两橛之间，借文学创作，将王冕刻画成始终如一的高逸之士，完美了其艺术形象，并超拔于历史枝节的纠缠。在《儒林外史》里，王冕最终选择躲避明朝征召，吴敬梓如此交代：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观此，作者让王冕“得病而死”，且不曾“做王参军”，在史料两相对垒的夹缝中，开拓权宜的想象空间，也实践了他将王冕形塑成“嵚崎磊落”之士的宿愿。因为王冕即使怀有经世之志，并不见得愿意投效明军，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乃是多方势力竞逐的场域，包括旧有的元朝政权、新起的张士诚（1321-1367）和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回旋其间，委实令人难以适从。其生平遭遇，为各方势力各取所需，遂呈现传闻异辞的状态。

于此，顾颉刚（1893-1980）的“古史层累说”，也可用在后世的历史人物身上，例如王冕的境遇。原先朴质的原始记述，愈到后世，愈形丰富。即使事隔多年，好事者则捕风捉影，臆想出偌多追加之词，甚至达到绘声绘影的地步，诸如明太祖与王冕生动的对谈内容（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九《山农刺时》；李西月编《张三丰集》卷二《王山农》）。

析言之，攸关王冕的生死，既存史料的分歧与矛盾，在在使得发掘历史真相难以取得定论。相形之下，反倒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由于作者精心刻画，呈现了风格完整的理想形象，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盖吴敬梓所形塑的“王冕”，至能体现王冕的真精神（ethos）。王氏在晚年（乙未年，即1355年）所作《照水古梅轴》的右上方，自题《梅先生传》，即兴书写虚拟的“梅先生”，他人一望即知系王冕的自况之辞。《梅先生传》的文末，王冕借“太史公”的口吻总结道：

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王冕集》）

诚如其所述，则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否更加契合王冕的自我形象呢？果真如此，岂非印证了西哲亚里士多德（前384-322）所说的“诗比历史拥有更为普遍真实的意涵”？

浅谈历史教学的生动与真实 篇4

再现历史形象的方式很多，大致如下：

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历史是一门描述性学科，要生动再现已逝的历史，离不开教师的描述。生动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语言的感染力，尤其体现在语言的优美性上。

例如，在讲述蒙古族的兴起时，教师可投影播放《蒙古包》，配之悠扬舒展的蒙古族音乐，然后作这样的描述：“我国北方的大漠地区，远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他们兴衰更替，相继称雄，在茫茫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公元13世纪，一个虎虎生威的古老民族崛起于漠北，她就是产生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族……”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紧扣住学生的心, 将之引入鲜活的历史情境之中。

合理的补充。历史教材囿于篇幅，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是“闪现式”的，这容易使历史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如果在教学中作合理的补充，不仅能使人物形象丰满，而且能增添历史教学的生动性。

例如，讲到林彪，提及战争年代他受过伤，因此，建国后一直在家养病，直到庐山会议后，才出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时学生很想知道林彪是怎么受伤的?教师作这样的补充：平型关大捷后，林彪发了“洋财”，得到了两样战利品———一件黄呢军大衣和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1938年3月，林彪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与阎锡山的部队为邻，国共双方协同抵御日军的扫荡。一天清晨，突降大雾。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村外遛马，不知不觉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由于阎锡山部正和日本人打仗，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安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马飞驰而来，认定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林彪应声倒地，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右肺叶。等阎军士兵认出林彪时，大惊失色———他失血过多昏死过去。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115师急救，由于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太大，没人敢动这个手术，仅做了应急处理。这样，命虽然保住了，但林彪的身体也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不过林彪却表现出儒将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打枪的班长和士兵。通过这样的描述，能让学生产生历史的真切感。

曲折的情节。教师可以通过曲折的情节描述来增添历史课的生动性。例如，讲述拿破仑战争时，可作这样的描述：拿破仑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在1810年，拿破仑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然而，其战争的性质也由革命性转变成了侵略性。1812年，拿破仑带领60多万大军，远侵俄国，俄军却不顾一切地后退，不给拿破仑以围歼的机会。9月14日，拿破仑军队开进莫斯科，但那里几乎是一座空城，拿破仑只得撤军。撤退中，法军遭到俄军的袭击，冻死、饿死和被杀的士兵难以计数。远侵莫斯科使拿破仑损失惨重，回国时只剩下2万多人。但拿破仑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丝毫没有灰心之意，一回到巴黎就立即组织新的大军，因为他预料到，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反法联盟武装力量将向法国扑来。1813年，拿破仑与第六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在莱比锡交战失败。1814年，他被囚禁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拿破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战场上。厄尔巴岛，本应是他理想的归宿———一个失败者最好的隐居地，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研究拿破仑的专家认为，拿破仑有三次不合常理的行动，第一次是1799年在埃及“弃军而逃”，第二次是1812年兵败莫斯科后只身返回巴黎，第三次就是囚禁厄尔巴岛后做出的历史上罕见的举动———逃离小岛，渡过大海，在法国南部海岸上岸，不费一枪一弹，再次成为皇帝，赢得了整个法兰西，从而演出了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一幕。当俄、英、奥、普等四强国在维也纳争吵不休时，听到拿破仑逃出来的消息，十分震惊，急忙组织第七次反法联军对付拿破仑。直到1815年，拿破仑再次兵败滑铁卢，最后囚禁在圣赫勒拿岛。

引入历史材料。在讲袁世凯称帝时，可引入一些对联增加教学的生动性。例如，前清翰林王闿运给总统府撰写了一幅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一幅嵌入联，意即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有人写了一幅上联，公开征求下联。上联是“或在園中，拖出老袁还我國”，征得的下联是：“余临道上，不堪回首话前途”。这是拆字联，语意双关。“園”字去“袁”，加进“或”字即成“國”字，其意为打倒袁世凯，还我“中华民国”;“道”字去掉“首”，加进“余”即成“途”字，意思是袁世凯复辟称帝，倒行逆施，使人担扰国家前途。袁世凯复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久就在唾骂声中死去，有人写了一幅隐喻讥讽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和“二陈汤”都是中药汤头名，从字面看，是说袁世凯服错药而死去，实喻为，“六君子”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出谋划策的筹安会六人———杨度、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二陈汤”则是开始极力拥护袁世凯称帝，后见大势已去，又起来反袁的陈树藩、陈宧、汤芗铭。“六君子”发起复辟帝制，将袁世凯推上灭亡之路，“二陈汤”使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败死。袁世凯死后，有人写了一幅挽联：“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有人问“袁世凯”三字怎么和“中国人民”四字相对，不合对联要求。写对联的人说，“袁世凯就是对不住中国人民”。围绕对联，教师可以提问，上述对联说明了什么?如何评价袁世凯?

合理的虚构与想象。有时为了生动，吸引读者，把零星材料串成故事，历史学家常常会“失足”，甚至忘记自己不在场。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的过程中，不少细节就是靠推理、想象来完成构建的。虽然作者不在场，但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让后人读来如临其境。

例如，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依据《史记》为“霸王别姬”创设了这样的历史情景：“夜已深沉了，在项羽的军幕中，点燃了巨大的蜡烛。四面皆有楚歌之声，于是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少年英雄，开始结束他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虞姬在侧，骏马在门，项羽在痛饮美酒。酒酣，项羽慷慨悲歌，虞姬和之。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的眼泪滴下来了，卫士们都垂下了头。楚歌的声音更逼近了，蜡烛快熄灭了，骏马在长嘶，卫士们都拔出了雪亮的刀剑。大概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虞姬就与项王永别了。同时，项王也跃上了他的战马，带了八百骑士，冲出了千军万马的重围。在项王军帐中留下的，是酒、是泪，是血，是美人的幽灵，是英雄的歌声。”通过情景的合理创设，可以使人感受到生动鲜活、充满张力的历史场景。

历史真实故事 篇5

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两部先沿黄河北岸(左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匈奴二王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俘获“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

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它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汉王朝收复河南地，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不仅仅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西汉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加强。

大槐树:移民记忆与历史真实 篇6

出生于1959年8月，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代表作有《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等，先后获得第五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第二届韩中青年学术奖等奖项，发表有“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等研究移民史的文章。

看历史：我们发现洪洞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大半个中国，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方汉族聚居区。宣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或许有上亿人之多。在短短600年时间里繁育出上亿的后裔，意味着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少数以百万甚或千万计。而最早的《洪洞县志》（明万历年间编修）却记载着这一时期洪洞县的总人口从未超过10万。移民传说与历史记载明显不符，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赵世瑜：首先，我并不否认明初山西省大量移民中原地区的史实，也不否认作为山西省人口较多的县，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洪洞人伴随这次移民潮散布于北方各地。但是，无论史料记载还是文物遗迹都不能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提供直接的证据。

看历史：不过民国6 年的《洪洞县志》第一次提出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集中地的说法，是不是也是于史无证的一种变通？

赵世瑜：确实如此。但就是这种变通的说法依然经不起推敲。首先，自明朝万历到清雍正年间的《洪洞县志》都没有大槐树移民的记载。其次，根据这些史料广济寺最迟在晚明以前就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即便明初广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并且与当时的移民史实有关，在迁址后，新修的广济寺及其附近的大槐树也必然与移民史实无关。

看历史：这显然是一种附会了。但是不是说，这个移民传说内容不符合历史，就没有价值了呢？

赵世瑜：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作为思想史的移民记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看历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具有哪些内涵呢？

赵世瑜：我们不妨从这个传说中跳出来，先看看类似的历史记忆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移民传说，类似的移民传说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比较有名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客家人葛藤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传说，山东南部和苏北关于苏州阊门外的传说，胶东半岛的小云南传说以及安徽等地的枣林庄传说等等。

这些传说的虽然有类似的结构，但其形成的内在动因却大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南雄珠玑巷传说。目前学术界对其传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原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家——疍户，在社会地位上升以后，为了取得与汉人同等身份，根据中原移民的故事而构建的一种祖先移民传说。

相对于南雄珠玑巷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文化或身份诉求。传说本身也没有与洪洞的历史文化直接关联，所以很难摸清其产生的具体历史动因。

看历史：在走访晋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晋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堪称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可否视之为一种对华夏文化正统的溯源呢？

赵世瑜：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诠释，却不见得是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历史动力。

首先，晋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有大量的历史遗迹保存。但尧舜禹代表的是儒家的正统，这种传统不仅在晋南甚至在全国都曾经多次被打断过。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因而“创造”了黄帝这个华夏文明的正统，登峰造极者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佛教进入中国后，一度盛行中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晋南也不例外。这一切，从晋南遍地都是的佛教寺庙可见一斑。直到明朝驱逐蒙元，为了区别于蒙古政权，才从君主到官绅，从儒生到普罗大众开始了儒家道统的回归。

但这种假设也并非全无道理。由于晋南有丰厚历史资源遗存，既有文物建筑、史料记载，又有民间传说流传，确实为后世进行“传统的再造”提供了资源。

看历史：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晋南各地诸如尧陵、舜陵和各地文庙的复建或兴建大多都在明朝。似乎明朝中叶以后有一个重建儒家文化传统的高潮。

赵世瑜：的确如此。这段时间与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都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知识分子再造传统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一大堆仿古建筑——假古董就被塑造起来了。

明朝中叶，晋南士绅对儒家传统的再造，反映出这里并不是汉文化的孤堡，而是胡化很严重的地方。正是因为数千年来，这里不断接纳胡人，在同化胡人的过程中，汉人也受到了胡化，到明朝初年儒家重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士绅阶层才猛然觉醒，开始利用本地的历史资源进行再造传统的努力。

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

看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失去以后才会产生焦虑，有文化困境才会有回归传统的努力。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如果明初的晋南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士绅们完全不用焦虑，搞那么多假古董来干什么呢？

看历史：既然如此，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动力又在哪里呢？

赵世瑜：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只能梳理出移民传说逐渐演变的脉络，却不足以说明其具体的历史动力。

看历史：那么，大槐树移民传说形成、演变的基本脉络又是怎样的呢？

赵世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明代中后期编修家谱是移民传说产生的温床。由于战乱灾害的影响，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很多人都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先来自何地了。这些无根的人，需要在家谱中交代祖先的历史，却苦于没有明确的史料。于是，寻求一个方便的祖先传说就成了一种需要。

事实上，一开始这种移民传说也不仅仅洪洞大槐树一种。就移民记忆问题，我曾经到晋东南的阳城做过考察。当地人从明末到清朝初年，都一直宣称自己来自邻县高平的赤土坡。然而，到了清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传说也存在着一个从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看历史：这种多元到一元的演变是不是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兴起有关呢？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而当时达尔文主义作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基础理论，强调一个民族在血缘上的一元性。这种血统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理论。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得不请出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共同的祖先来。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近代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家谱编修的据，但这些编修家谱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一样面临血统重建的困境。

看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明朝的汉文化重建和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和演变的思想动力。

赵世瑜：大致是如此。但我们更关心这个移民传说发展演变的具体脉络，弄清楚，是什么人，在怎样的历史困境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移民记忆的。

历史与真实 篇7

历史街区汇集了诸多诉求,是各方矛盾和利益集中的地方——老百姓有民生方面的诉求,要求改善居住生活环境,老旧设施、房屋需要得到修缮;政府有政府诉求,既希望历史街区能形成特色片区,成为城市名片,但同时也要考虑投入产出;开发商希望能够盈利。这些诉求难以用一个规划、一个政策来解决。

以平遥为例探讨传统民居保护,是因为平遥古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古城中的传统历史民居数量众多。同时,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可能比一般的城市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一般来说,城市的历史保护街区面积在几公顷或者几十公顷,比较少有将一个完整的城市作为保护对象。

一、平遥保护工作历程回顾

1982年阮仪三先生带领同济大学团队给平遥做了一版很好的县城总体规划,可以说这个规划抢救了平遥古城,使当地意识到古城需要保护,而不应拆除,不应拓宽马路。所谓的“刀下留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986年12月8日,平遥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7~1989年,我成为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项目负责人。这个规划对传统民居非常重视,在保护、维修、使用方面提出了多种务实措施。同时,还提出一定的优惠政策,希望老房子的维修得到一些政策支持,以及修复的补贴、减税。

这个规划已经有30年了。这30年中,民居的维修修缮一直不曾中断。1997年平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当地编制了民居修缮办法,希望老百姓修房子时,要按照控规、修规等保护规划的要求来做。实践证明,其中问题非常多。之后,又在一些新的地区探索新的技术。

2011年,范家街片区进行修缮细化的时候,做得很细致,甚至于对历史建筑做了病理分析、土壤分析,但是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随后又有了2012年左右制定修缮办法的过程,这都是在探索保护规划用什么方法实施。

二、“政府主导+居民自助”模式

到2010年,1987年的名城保护规划已经到期,应该进行再编制。但一直没有启动。因为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在20多年的实践里,我们做了各种探索,有各种经验和教训,但是有一个事情一直没有做探索:能不能实施政府主导,或者政府和一部分居民自助出资的修缮办法,这就是“政府主导+居民自助”。我们认为理论上可行,但又不踏实,总想把这个规划的实施做一次尝试后,如果可以,再去修订规划。我们希望这个规划从制定到实施,从过程中总结出来经验和问题,再指导规划编制。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就是产权明晰,性质是居住,资金县里拿一部分,省里奖励一部分。对此我们制定了很详细的标准以及严格的工作流程,这既算是公共管理工作,也是规划实施工作,还是政策的体现工作。

2012年,按建筑面积测量,政府按工程总费用补贴2/3;2013年,按室内面积测量,三类三级定额补助标准,补贴金额占建筑修缮费用的2/3,工程总费用的1/2左右。专家委员会依据《平遥古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建筑在院落中的位置、建筑体量、用材大小、建筑结构、装饰工艺、历史价值进行分类,在分类基础上对残损定级。

从老百姓提交申请,到评审、组织招标方案,再到签订协议、施工监督、验收等,最后到补贴发放;从申请人到规划局,到专家委员会,到设计、施工、文物、财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追求数量,没有追求修多少、必须修完多少,只是想探索公共政策或者一个方法的可行性。我们自己还是很怀疑自己,这些工作确实是微整形、微保护。也许这座房子修修屋顶,这座房子后墙全修,那座能留的能用的基本留下来。每栋房子方案不一样,应对点也不一样。

三、相关经验

1. 引入第三方评价监督,加强社会参与。

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度。人员构成上,由规划局牵头,相关部门、地方学者、热心市民各部门共同参与。其中有很多分工,包括建筑现状评估、修缮方案评审、工程竣工验收等;同时考虑到技术人员要有足够的现场工作时间、减轻规划局和文物局工作压力、保证设计方案科学性这三个方面,将部分工作进行了技术外包。从工作的帮扶、申请人施工单位之间的关联性上,也形成了很好的关系。

2. 合理竞争机制,保证工程质量。

一是在方案阶段,组织设计单位公开招标,每个院落3个设计方案。二是在施工阶段,也要对施工单位进行筛选,从四个“值”来进行评估。资质值:古建筑施工资质;工种值:泥工、木工、雕刻工;人力值:每个专业3名以上、有传统维修技术并经过相关部门认定;经验值:2次以上维修项目且验收合格。这样才可以保证很好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促进古建筑工程公司的发展,吸引更多年轻人,使传统建造技艺得到传承,以及制定合理的竞争机制等。在整个过程中对技艺的传承,人才的培养等起到很好的作用。

3. 渐进式修缮,维持多样性。

维持历史建筑的多样性。从技术角度讲比较好,撬动了社会资金和基础设施的带动。每年对20个左右院落进行精细化修缮和系统性维修(区别于未补贴院落的局部修缮),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是可以依据户主财力,体现个体需求与审美,从而促进居住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民居建筑的有机生长。

四、总结与展望

从平遥看历史城市保护的趋势。从管理方式上:历史城区、历史街区,从条管变块管;从建筑遗产上:抓紧具象价值,才可能维护抽象价值。

历史街区景区化,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平遥民居修缮补贴办法,通过制度建立和程序设计,确保传统民居建筑的修缮,不再是个人文化兴趣的追求,而是政府对遗产保护的价值导向。通过资金补贴,引导居民共同保持传统民居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是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深化、细化、具体化的探索。

政府补贴引导传统民居修缮制度的建立,是历史街区保护困局的突破口。这个模式可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优化人居环境,强化历史格局和传统风貌,传承古建筑营造技术。同时,通过各部门协调、协作的机制设计,有利于政策推进和落实。探索技术外包,保障修缮工程的质量,兼顾居民使用要求与审美情趣。渐进式的修缮,保证生活延续。对传统民居的有效保护,实现了对历史街区、历史城市的真实性保护。

这项工作不是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如果政府大包大揽,将受到财力限制,而且居民意愿无法体现,就会对政策不理解、不支持。如果居民完全自主进行,则只能做抢救性的维持,不系统,容易反复花钱。加之基础设施不能同步更新,无法有效提升人居环境。

还原历史情境,激活学生真实体验 篇8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还原历史情境, 激活学生真实体验是一个重要途径。

教学“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人教版中国历史八上) , 学生对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 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光。干稻草, 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往往不能准确体验, 感受到的是红军轻松、愉悦的生活情境, 难以产生角色换位, 展开联想和想象, 置身当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氛围中, 感受红军歌谣中蕴涵的红军的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教学中缺少些必要的铺垫和渲染, 需要增加些什么?

1.增加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的链接。在物质极其丰裕的今天, 红米、南瓜大多是在家庭中、在酒宴上作为保健食品进行品尝的, 是辅助食品, 与其他食品搭配品尝, 学生很难体验到物质极其匮乏的井冈山时期的生活场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井冈山斗争时期, 红军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 还有红薯。那时的红米, 由于山区的稻谷加工条件差, 基本上靠杵舂米, 加上红米稻的稻皮坚韧, 加工出来的红米米质粗糙, 口感差, 那红米饭百嚼不烂, 很难吞咽, 不容易消化;南瓜, 吃了饿得快, 吃的时间长了, 还涨肚子;茄子, 一过立秋季节, 就有痧气, 吃多了积寒气。红米饭、南瓜汤这些粗粮作为主食, 长期食用是很不舒服的。

2.增加历史情境的再现。由歌谣把学生带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遥想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 湘赣两省敌人在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 红军的武器大部分是梭镖、长矛, 枪支很少, 弹药更缺。要对付的却是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 那时候, 红军物质生活极端艰苦, 战斗极其频繁残酷, 三天就要打一仗, 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这首在红军中流传的歌谣是当时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 它唱出了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那种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3.增加历史意义的拓展。正因为有这种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井冈山军民才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吓倒。在井冈山, 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井冈山, 摸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这里, 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也就是在这里, 诞生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由“红米饭、南瓜汤”酿造的井冈山精神, 中国革命才以星火燎原之势, 从井冈山一路播撒下去, 燃遍全中国, 不断走向胜利。

4.增加深层体验。教学中, 为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让学生闭上眼睛, 伴随着录音进入想象的情境,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进入“井冈山红军食宿图”的意境中:屋外,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刚刚吃过了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 红军战士睡在干稻草窝里, 带着胜利的喜悦进入梦乡。让学生换位思考, 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体验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情感, 从而在态度、情感上引发共鸣, 经过这样的移情体验, 学生的情绪受到感染, 把红军歌谣中的艰苦奋斗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移植到学生体验中, 使他们同红军战士同命运、共呼吸, 就会使这种情感体验在这一瞬间化为对红军生活的激情感悟, 进入情感投入的最佳状态, 学生内心无限的崇敬之情呼之欲出, 这样朗读所获得的体验不但情真, 情深, 而且情切。

历史上那些“不正经”的真实事儿 篇9

郑和回来就给朝廷发快报, 说寻找到传说中的麒麟了。成祖高兴坏了, 看过之后还让人画了下来留作纪念。500年过去了, 再看那头麒麟———原来是长颈鹿。

你以为皇上跟电视里一样都说文言文吗?故宫清点时发现一奏折, 内容是大臣进呈了10张米芾的字帖。乾隆很重视, 朱笔御批写道:“是假的, 不要。”

民国时出过“一折八扣”的特价书, 也就是说打一折再八折, 定价一块的实际卖八分。卖得正火, 谣言就起来:这种书用的是日本纸, 鬼子在纸里下了药, 中国人边蘸吐沫边翻书, 看完就药死。

刘海粟说徐悲鸿是他的不肖弟子, 徐悲鸿说刘海粟是汉奸是骗子。两人从年轻时就打, 一直打到死。跟两口子似的。

徐志摩这个名字是21岁出国前他爹给起的。因为他小时候有个叫志恢的和尚摩过他的头, 他爹想了想, 就叫“志摩”啦, 真真无厘头。更无厘头的是他有个笔名叫“删我”, 嗯, 可以给网站做编辑。

辜鸿铭在电影院里装黑社会, 他想抽烟, 火柴没了, 于是用烟斗敲前排外国人的脑袋。老外回头问他干吗?老辜说:“帮我点烟!”那老外居然真帮他点了烟。

梁漱溟写给前妻的悼亡书:“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戊戌变法梁启超名声大噪, 于是皇上接见, 怎奈他的粤语光绪一句都听不懂, 改口的普通话比粤语还难懂。两人就愣着互相瞅, 像初次相亲的男女一样尴尬无言。

齐白石家吃螃蟹前小保姆必须先让他数清楚, 不然他就认为保姆偷吃。是的, 他确实抠门到了极致。他家待客的月饼都是长白毛的, 无数人被招待过。李可染说的。

俞平伯的书房叫“古槐书屋”, 还以书屋的名义写了三本:《古槐记梦》, 《古槐书屋词》, 《槐屋梦录》。后来自己发现认错了, 那是榆树不是槐树。情何以堪呀情何以堪。

历史教学要有真实的思考 篇10

一、真实的历史教学要进行扎实的智能训练, 为思考锻造基础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 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是学生学好课程的基础, 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性, 决定了我们必须牢牢夯实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只有这个根本牢固了, 历史教学的总目标才能通过一堂堂课分解成各项子目标而逐一实现, 培养学生进行有价值的思考能力当然也就会随之逐渐达成。

对一堂历史课来说, 知能训练的目标不可能面面俱到, 达成度也不可能都是最好。但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时候教师评价一节课是否好, 往往侧重于学生回答问题是否精彩、有无新意上;侧重于部分优秀学生的个体表现, 即个人的思考是否深刻上;侧重于看表面的热热闹闹, 学生主体感官参与率上。对于全体学生是否真正听进去, 听得如何;是否读进去, 读得如何;是否在思考, 思考评判水平如何;是否有了积累, 积累了多少;是否习得历史学习的方法……教师往往不太留意。历史教学目标是否明确落实, 首先是指知能训练的目标是否明确落实。课堂上需要教师传授哪些知识, 学生应该积累感悟哪些知识, 需要进行哪些技能训练, 每一项知识、能力训练要达到什么程度, 教师都应十分明确、具体, 因为扎实的知能训练是我们衡量一堂课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也是学生思考的坚实基础。

二、真实的历史教学要致力于建构有效环节, 为思考搭建平台

案例:《辛亥革命》

有位教师在讲课伊始出示孙中山画像并提问:“看到这幅画像, 你有什么问题吗?”学生甲:“孙中山是谁?”学生乙:“他怎么没辫子?”学生丙:“他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特别?”老师:“大家对此都提了不少问题, 很好,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本课。”

历史课上有些教师大都采用这种问题质疑法导入新课, 然而遗憾的是当学生提出问题后, 执教者却不置可否, 更不去梳理, 而是转入讲授新课等环节, 直到下课都没意识到还有这些问题悬在那儿。再如:一位教师在讲授《解放战争》时, 设计了这样一组问题———“同学们, 最想发动内战的是谁?”“蒋介石。”“那么谁来充当蒋介石的帮凶呢?”“美国。”“蒋介石要发动内战, 明说不就得了, 干嘛还要欺骗人们呢?”“时机不成熟, 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显然, 这样的例子在日常历史教学中是相当普遍的。以上教学片断造成教学环节虚无, 耗时低效, 本来引导学生思考出发点很好, 但如果成为一种摆设, 成为教学流程运作的一个节点, 长此以往, 学生就会机械地迎合老师进行无谓的思考提问, 教学就丧失了思考的价值, 丧失了思考的实际意义。因此真实的历史教学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要扣住教学目标, 强调有效性, 搭建好思考平台。教学环节既不要玩弄花样、形同虚设, 也不必都要讲深思透, 更不必都要老师问个不休、学生思个不停。

如《解放战争》为例, 教学中有两处“和谈”的领会很有必要。一方面要讲清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 另一方面要学生体会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努力。我就在教学设计中作出了如下处理:详解两次“和谈”, 略讲战争经过。引导学生从两次“和谈”时双方力量对比、内外形势对比上进行思考, 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占据优势还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都把和平解决作为重要手段, 为尽早结束战争, 争取和平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

三、真实的历史教学要追问教育的终极取向, 为思考增加含金量

历史专业期刊主编任鹏杰认为, 历史教学的终极取向即用“整体”历史观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 这是衡量历史教学是否有效的尺度。《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 既有能力的训练, 也有对史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 更有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体验与培养;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 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历史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对人文素养的积累内化, 引导学生发现、感悟人类智慧之美, 体验人类情操之美, 探索人生价值之美, 而这一切都会引发和伴随学生的真实思考。如果背弃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目标去设计教学过程, 那么历史课就太枯燥了, 思考也就没有了含金量。

多年的教学实践, 使我体会到历史活动离不开历史人物, 不讲历史人物的历史课肯定是空洞乏味的, 死气沉沉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亚夫先生曾痛斥这种现象:“讲屈原只知《离骚》名, 不知《离骚》事, 内容无力, 概念空洞;说到司马迁, 只有一部书, 一句话的印象;谈张骞、苏武不过陪衬丝绸之路而已;论霍去病也只渲染一条情节———‘马踏匈奴’”。随着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是学生学习历史, 培养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人事说理”是行之有效的教学环节。历史教学知识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更多体现在历史人物教学上。教师应该对历史人物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文价值进行挖掘, 帮助学生追寻伟人的足迹, 解读伟人的人生, 寻找伟人的成功经验及人生智慧, 从而启迪学生, 丰富学生的人生, 这将对学生一生的生活和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 体现着绝对的价值。

四、真实的历史教学要从实际出发, 为思考提供有力支点

新课程倡导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所以教学活动不仅要从教材实际出发, 更要从学生实际出发, 也要从现实生活中学生比较熟悉的例子出发进行设计。教师要善于从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 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教学进程, 有序引领, 设计出既符合教材特点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思路, 指向一定的知能训练目标, 使之更加适合教学的需要。

抗日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 学完这一内容后, 可以有这样一段开场白:“目前, 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一再抬头, 军国主义势力复活, 他们否认侵略罪行, 否认历史, 文部省甚至通过了歪曲历史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这极大地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请同学们运用史实, 谈谈自己的感想。”这几句话一下子就将学生引入到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的控诉之中, 但是, 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 中国已不是当时的中国, 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此, 我们既要感性认识历史, 更要理性认识当今中日关系:“你能为如何处理当今中日关系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吗?”这样, 学生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 更重要的是体验了探究性的学习过程, 使历史学以致用的目的得以落到实处。

教师要注意将学生的思考建立在对历史充分感受的基础上, 要建立在对历史学科语言反复推敲的基础上, 要建立在历史信息逐步明晰的基础上。没有对历史的感知理解就难以形成真实的思考。根据这种情况, 教学中需要教师合理、适度的引导。当然, 我们也希望通过教师长期的指导和帮助,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思维和习惯。新课改提出要重视学生个体主动参与,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还要学会用真实的眼光看待那些个性迥异的学生, 用真实的眼光看待自己朴素平常的教学状况, 这样才不至于过于理想化。因而, 教学中还要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 精心审视教学目标, 仔细布控目标落实的关键点;准确找出思考的有力支点, 让学生贴近历史, 真切体会历史的内涵, 真实思考、真情流露。

摘要：课堂教学是实现新课程目标, 落实课程内容的核心和关键。学生究竟能从新课程当中收获多少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教学。课程改革的攻坚阶段应该是教师的课堂教学。新课程课堂教学应依托课程标准从知能训练、有效探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把握。

历史与真实 篇11

“八纮一宇”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紧密相连

“和平之塔”位于日本宫崎县和平台公园内，二战前被称为“八纮一宇塔”（也称“八纮之基柱”），因塔的正面刻有“八纮一宇”四个大字而得名。该塔在日本近代史上地位异常重要。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体制，天皇成为日本国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就如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说，天皇的权威不仅来自于宪法，还与“祖宗的传统”不可分离。据传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他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大和王权，被称为日本的开国始祖和天皇之滥觞。而在神话中，神武天皇的父亲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的出生地以及神武天皇率众东征、创建大和王权的出发地就在宫崎县，古称“日向国”。而“八纮一宇塔”的建设就是与神武天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勃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据《日本书纪》记载，神武天皇曾用“掩八纮而为宇”来概括自己的建国理想。“八纮一宇”是日本宗教学家田中智学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造语”。他在1925年陆军主办的讲习会上对“八纮一宇”的内涵解释为：“集万邦为一家，即为八纮一宇，也就是统一世界的意思。”伴随着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八纮一宇”遂被用作描绘日本未来蓝图的词汇。194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将“八纮一宇”定为日本的国家基本方针。“皇国之国基于八纮一宇肇国之大精神，以确实实现世界和平为根本。”由此可见，“八纮一宇”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疯狂发动对外战争之时，本质就是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统一”世界提供一个“正义”的口号。东条英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的广播演说中称，建国2600年来，我们日本战无不胜。在八纮一宇之皇谟之下，纵然英美也不足为惧。

“八纮一宇塔”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建造出来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相川胜六被任命为日本宫崎县新任知事。时年正值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相川认为神武天皇创建日本国的出发地是在“日向国”，只有这里才是日本人的“祖国”。神武天皇建国的“远大精神”，也应被扩展到东亚甚至世界。而这种精神需要用某种具体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于是，他在宫崎县议会上提议将神武天皇的建国精神具体化为“八纮一宇塔”。昭和天皇的皇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亲笔为该塔题写了“八纮一宇”四个大字。雍仁亲王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先后在参谋本部和大本营战争指导班任职。他本人在思想上曾一度受到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在青年将校中颇有威望。

“八纮一宇塔”为日本近代国家对外战略服务

“八纮一宇塔”选址极为讲究。它建在神武天皇当年挥师东征前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为八纮台的丘陵上，东临太平洋，西望高千穗峰，南俯大淀川，周围为年代久远的古坟墓群所环绕。从塔的外观看，它貌似日本神道祭祀中使用的御币。御币外形为一根木棍，上面缠着“之”字形的、通常为白色的纸条或布条。在日本神道中，洗濯去垢的祓禊仪式是获得神力的重要途径。天照大神就是伊邪那岐命通过祓禊仪式生出来的。而洁白无瑕的御币则被视为具有洗濯和除魔的神力。据说相川胜六在谈到“八纮一宇塔”的外形设计时就曾坦言，此塔外形蕴含着要用此御币“洗净全世界”的意思在里面。塔的内外装饰也尽显设计者的意图。塔的四面分别放着“荒御魂”（战士）、“和御魂”（工人）、“幸御魂”（农民）和“奇御魂”（渔民）四尊神像。塔内悬挂着雍仁亲王亲笔题写的“八纮一宇”真迹。塔内有一屋室，叫做“严室”。在严室墙壁上嵌着神武天皇从美美津出发东征大和以及大国主命（统治日本国土的本土神，或称地方神）向神武天皇奉还国土、天孙降临、神武天皇的父亲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在鹈户产房出生、神武天皇在橿原宫即位、明治维新、民族和谐图、东半球、西半球等八幅石膏浮雕。其中，在“民族和谐图”中，一位女神居于画的中心，在她的周围有三个孩子手牵着手，象征着大和民族与亚洲其他民族的大团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女神的背后却雕刻着飞行中的轰炸机和战斗中的士兵。由此可见，它所宣扬的“民族团结”只不过是日本通过军事力量强制融合其他民族而营造出的“和平”与“团结”的假象而已。这幅浮雕也恰恰暴露了“八纮一宇”的本质。

同时，“八纮一宇塔”的建造史也是一部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内欺骗压制人民、对外疯狂侵略他国的历史。“八纮一宇塔”是由以日本儿童为主体的“祖国振兴队”建造而成的，约有六万人参与了工程施工。相川胜六在决定建造“八纮一宇塔”后，寄给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一份《献石委托书》，请求陆军配合在世界各地收集建塔的石材。这份委托书为板垣征四郎所采纳，他随即下达命令，要求占领中国各地的各陆军部队每个军或师团交两块石头，其中一块得是军或师团司令部所在地附近的石头，另一块尽量是在最前线战场附近采集来的石头。接到命令后，各部队争先恐后献出当地最具特色的石头，这些石头被纷纷运抵宫崎。而伴随着日军的对外征伐，入驻外国的日本人居留民团体也进献了数目可观的石头。这次南京市民和平之旅代表团要求索回的麒麟浮雕石就是当时由“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奉献的。另据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中国泰山山顶的石头也被运到了日本。“八纮一宇塔”的塔基由大小材质完全不一样的1789块石头构成，每一块上面都刻着寄赠团体的名字。其中除来自日本国内的石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日军占领或侵略地区运送而来的。据统计，从中国境内运来的石头达一二百块之多。

改名为“和平之塔”，就能抹去侵略历史吗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作为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重要一环，占领军司令部颁布了神道指令，要求禁止一切能够让人联想起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的东西。接到神道指令后，宫崎县当局为了逃避战争责任，主动将“八纮一宇塔”正面的“八纮一宇”四个大字削去，且撤走了司掌战争的荒御魂神像。1957年宫崎县政府决定将“八纮一宇塔”所在的“八纮台”改名为“和平台”，“八纮一宇塔”也改称“和平之塔”，企图使附着在该塔上的极强的战争色彩随之消除。塔的名字改了，但有些人却搞起了暗度陈仓的“小动作”。20世纪60年代，在时任宫崎观光协会会长的岩切章太郎等人的推动下，一度消失的荒御魂神像和“八纮一宇”四个大字又复归原位，“和平之塔”也被纳入宫崎县推荐观光路线中。岩切章太郎甚至将“八纮一宇”与奥林匹克精神相提并论，他宣称，通过运动将世界联接起来，是奥林匹克的口号;而世界亲睦如同一家，是“八纮一宇”一词的本义。

另一方面，日本的反战和平人士也在行动。1999年宫崎电视株式会社制作了一个纪录片《石头的证言——和平之塔的真实》，对“和平之塔”的历史变迁做了详细的走访调查，揭露了“和平之塔”的前身“八纮一宇塔”曾经助力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事实真相。该纪录片荣获第八届日本富士电视台联播网纪录片大奖。为该纪录片做出巨大贡献的“和平之塔”史实考察会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当地反战和平人士自发组织成立的民间团体，该团体成员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八纮一宇塔”的历史。为了揭露“和平之塔”的真面目，2009年12月中旬，该考查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名为“石头的证言——虚假的‘和平之塔’”的展览，展出了大量经过调查走访得来的珍贵照片，揭开了“和平之塔”的面纱。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曾言：“‘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和平之塔”的历史亦是如此。

历史人物教学应充分还原其真实性 篇12

1.“丑化”。历史人物教学不是基于教学立意与目标, 不考虑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一味追求课堂气氛。但是, 试想一下, 十年、二十年后, 那些不从事与历史有关工作的学生的记忆里只剩下追求课堂气氛时的历史碎片, 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这是与历史的社会功能———“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背道而驰的。

2.“扩化”。这是指使用的材料是真实的, 故事是真实的, 但是与课堂教学内容不大, 无限度地扩展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人物故事。

3.“意化”。这是指意识形态化, 非黑即白, 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茅海建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历史学, 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 善恶忠奸分明, 好人坏人一目了然。[1]如有教师在讲述“帝后党之争”时, 选取了中央电视台《档案》节目中《慈禧太后权力四部曲》中慈禧太后虐待光绪帝、下令斩首戊戌君子、淹死珍妃并带上光绪帝出逃西安, 从三个侧面介绍慈禧。这样的慈禧太后留给学生的印象是:恶毒、奸诈、权力欲望重等。慈禧太后除了有权力欲望强的一面, 也有亲情和柔情的一面。把历史人物意识形态化, 简单地判断, 片面地评价, 学生也会形成单线的思维模式, 建立起所谓的“二元论历史学”。对于历史人物教学价值引领的关注, 直接表现在历史人物的讲述是否充分考虑真实性, 是否是真实的人;是否充分考虑与教学目标相结合;是否规避了“意识形态化”非黑即白的误区;等等。例如, 对于近代史著名的人物李鸿章, 在我们传统的二元历史学中, 李鸿章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坏人”。因为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被骂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因为他经手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 被牢牢地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他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 而被斥为“清朝反动统治的忠实卫士”。[2]但是, 历史上李鸿章也有另一面:是他第一个看到近代中国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他在鸦片战争失败后, 意识到中国必须“自强”、“求富”,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筹建了亚洲最大的海军;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满朝官员避之不及, 他却公然向太后声称“臣实是康党”, 并亲笔致书康、梁于后, 勉励其“精研西学, 历练才干, 以待他日效力国事”;是他在弥留之际, 尚在绝命书中告诫芸芸众生:“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等闲看”……[2]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 如何在课堂中客观真实地讲述, 改变学生对李鸿章单一的大“坏人”的评价呢?

我们来看一个教学实例。[2]老师开宗明义, 亮出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不同意历史学和研究中引入的“汉奸”、“卖国贼”等概念, 因为这些概念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宣泄色彩。我们本着“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态度来探讨一下, 并在PPT上打出:“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是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 不能随便混淆。同时, 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 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教师接下来的处理颇有新意, 记录如下。

师:根据这个思维,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 如李鸿章说成“汉奸”、“卖国贼”, 则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 他为什么卖国;第二, 他有哪些具体卖国的表现。

老师接着说: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卖国的理由, 也就是说导致一个人卖国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纷纷表示:为名、为利、为权……

教师:大家说的似乎都有道理。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分析为名的原因, 如果说一个人为名, 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李鸿章位高权重, 朝廷内外知名度极高, 卖国只能“遗臭万年”, 通过“卖国”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似乎这个逻辑行不通。

有学生说:他可能想在列强中提高知名度。

教师:甲午战争败局已定, 清政府派特使张荫恒、邵友濂就赴日商讨议和事宜。没想到, 日方嫌二人官阶太低, 不跟他们谈。伊藤博文放话说, 非恭亲王和李鸿章不谈。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似乎是因为他名气够大才可以代表中国签订这些条约, 而不是通过签订这些条约提高知名度。

学生纷纷说:那就是为利,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师: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利的原因。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因为一笔钱而出卖国家利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确实是“卖国贼”, 但是李鸿章会吗?教材上还有叙述:李鸿章死后遗产达四千万两白银。他显然是个有钱人。那如果为卖国获利, 一定是一笔巨款, 而李鸿章在哪些“卖国”行为里有中饱私囊的举动?

学生纷纷说:有, 听说中俄密约他拿了300万卢布。

教师:也是“听说”, 我们做历史要“一份证据说一分话”, 这个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拿了300万卢布, 那就不能人云亦云。 (老师适时用PPT补充以下材料) 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时, 遭日本右翼势力刺杀, 弹着左脸颊, 血流如注, 幸未丧命。李鸿章镇定自若, 以“此血可以报国”自慰。日本人也因此将索赔数从白银三亿两减至两亿两, 割地也略有缩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8—73页)

学生惊呼:好爱国呀!可歌可泣……

师:签订条约“为利”, 也说不过去。

有学生说:嗯, 那他是为权。

师:他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

有学生打断老师的话:难道他想做皇帝?

师:嗯!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李鸿章于清廷, 贪污受贿有之, 任人唯亲有之, 保存实力有之, 但“彼可取代也”之事则无, 如有, 他那在中国独步天下的淮军就可以成事, 何必舍近求远, 去卖国?为权卖国也不可信。

师:那我们来看看最关键的第二个问题———李鸿章有哪些卖国的表现?

学生们非常活跃:多了去了, 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呀!

师:嗯!那我们思考一下, 如果李鸿章不去签, 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没有了吗?显然不会。那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李鸿章才有的吗?

学生开始思考:哦, 好像不是, 是因为打了败仗……

教师: (适时点拔) 一语中的, 因为鸦片战争战败, 所以有《中英南京条约》;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 所以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因为甲午战败, 所以有《马关条约》;因为有庚子战败, 所以有《辛丑条约》……可见, 不平等条约是战争失败的产物, 不是因为个人而起。而战败已经成为定局, 签约势在必行之际, 朝廷需要的是明知会留下千古骂名, 而勇于承担的人, 不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评头论足的人。

课室非常安静, 学生们陷入了沉思……

师: (总结、点拨)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 其实, 弱国更需要外交。因为以国家实力难与他国竞争, 而外交官凭借外交才华, 审时度势, 则可在谈判桌上为过谋利。此等例子屡见不鲜。但弱国外交官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心血与努力, 他们难道不更值得我们尊重吗?为什么反而还要把他们钉在“汉奸”这根耻辱柱上呢?

课堂讨论结束了, 但是对历史人物的学习并没结束。有个叫开开的同学在他的学习周记中是这样写的:上面的案例, 教师为评价李鸿章, 向学生展示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思路, 让学生们尽可能地了解更为真实的李鸿章, 同时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多面的, 不是单纯的“好人”和“坏人”, 让学生觉得历史是真实的, 是可触摸的。可见, 真实的历史人物教学, 对于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像他一样思考, 才能体会历史人物那些看似矛盾的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其实和他所处的情景有直接关系”, 一切的教育最终要回归到生命的成长。

摘要：历史人物教学的“不正常”表现在“丑化”、“扩化”、“意化”几方面, 究其本质是对历史人物对学生价值引领的价值认识模糊不清, 本文提出在历史人物的讲述中要充分考虑真实性, 是否是真实的人;充分考虑到与教学目标相结合;规避“意识形态化”非黑即白的误区。

关键词：历史人物,真实性,二元论历史学

参考文献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