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圈（共10篇）
上海大都市圈 篇1
创新能力作为能够通过流程的改进,将知识转变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综合能力,为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新型城市发展群体———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中,创新能力以其“转变”效用对都市圈经济的发展、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我国各城市对创新系统发展的关注度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提升。在现有的竞争环境下,城市单纯凭借自有的能力实现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多的是在城市群体的发展环境下以相互汲取有利因素、互动促进发展等模式实现协调发展。本文将从空间互动发展的角度,通过构建都市圈创新引力模型,以上海都市圈为实证对象,分析2001—2011年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影响演变过程,为促进各城市在群体发展环境中实现创新能力协调发展、整合形成与都市圈经济群体协调发展匹配的动力提供对策制定依据。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创新能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中,宋河发等[1]在对区域创新能力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采用熵变模型对我国创新资源的布局进行了研究; 章杰宽[2]从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网络等三方面构建了创新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对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以多层次交互式方法进行了实证评价; 金凤花等[3,4]通过界定都市圈创新能力概念,结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综合评价了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构成,并对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极化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 李恒[5]结合R&D研究经费投入和3种专利申请数等数据,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也有些学者利用变差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克鲁曼专业化指数、泰尔系数等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均衡性进行了研究[6,7,8]。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对创新活动要素进行分析,Stefano等[9]利用都市圈专利数据分析了都市圈知识和高新技术人员的空间流动模式;Siham Hamidi等[10]从多方面分析了高绩效技术对摩洛哥的经济只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因; Mercedes Bleda等[11]基于创新系统框架分析了市场失效原理与系统失效原理之间的关系,为调整创新政策的干预力度提供依据; Richard[12]验证了魁北克地区的创新活动与地理位置具有关联性; Eric等[13]构建了初始区域增长模型,分析得出创新活动与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状态; Jeffrey等[14]、ivind Strand等[15]分析了国家层次的创新系统具体构成。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创新能力的研究大多为对单个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创新能力不均衡发展、创新系统构成、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出各城市如何凭借现有创新系统促进城市自身的发展,较少有学者针对都市圈这样的城市群体发展模式,研究在地理因素、经济基础、城市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都市圈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实现相互促进发展。本文将以此为研究目标,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都市圈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影响状态,为促进都市圈城市间创新能力的互动提升提供新的途径。
2 研究方法
分析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影响,侧重反映的是组成上海都市圈的各城市的创新系统如何在相似的发展环境中产生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哪些城市间的互动程度更为突出,城市间创新互动的格局如何分布等。国内外一些学者针对研究对象的特征,尝试过对万有引力模型进行参数重构分析研究对象间的吸引程度,本文将借鉴这种研究思路重构万有引力模型为都市圈创新引力模型,如式( 1) 所示:
式 ( 1) 中,F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间的创新引力,i、j分别表示隶属都市圈的不同城市; I表示各城市的创新能力; D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间的距离;G为常数系数,由于此系数对创新引力结果的分析没有影响,因此对其取值1; r为距离衰减系数,大多学者对其取值为2[16]。即模型最终表达形式是Fij= IiIjD- 2ij。
3 实证分析
上海都市圈由上海、南京、苏州、南通、无锡、常州、扬州、泰州、镇江、宁波、嘉兴、杭州、湖州、绍兴、台州、舟山等16个城市组成,这些城市在都市圈的框架下发展着各自的创新能力,即在空间上密切联系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复合体,能够利用群体资源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推动城市复合体经济整体发展的能力[5]。对创新能力的描述,本文从给予创新能力经济支持的经济环境、给予知识支持的教育环境、反映创新系统自身产出水平的创新产出、给予技术扩散和信息扩散支持的信息环境等四个方面分析,具体描述指标如表1所示。
注: 专利统计数据因南通数据的缺失,未选择国外学者常采用的 “发明专利授权数”指标
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数据,将表1中各指标的2001—2011年数据运用软件SPSS18. 0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各城市创新能力的综合值。因子分析提取的3个因子符合特征值大于1和方差累计百分比大于85% 的原则,所提取因子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原始数据信息。由于因子的原始载荷信息不利于解释,因此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4次后获得收敛结果,旋转后的因子载荷数据如表2所示。
因子1的载荷数据中,创新产出中的技术人才资源和教育环境中的知识资源载荷比较突出,将因子1解释为创新能力的资源投入因子; 因子2的载荷数据中,部分经济环境的指标和创新产出中专利申请、授权的载荷比较突出,将因子2解释为创新能力的综合产出因子; 因子3的载荷数据中,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的载荷比较突出,将因子3解释为人均知识资源因子。结合因子载荷及方差百分比,计算得出上海都市圈各城市2001—2011年创新能力综合值,但由于部分结果为负值,不利于运用式 ( 1) 分析创新引力,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正值化处理[17],如表3所示。
式 ( 1) 中还涉及到城市间距离参数Dij,本文利用谷歌测距工具测量上海都市圈各城市间公路的通达距离,将距离数据和表3数据代入式 ( 1) ,获得2001—2011年上海都市圈各城市间创新引力。将创新引力数据按照F≧90、40≦F < 90、20≦F <40、10≦F < 20、5≦F < 10、F < 5的标准依次划分为超强、较强、强、弱、较弱和超弱6个等级。由于篇幅所限,较弱和超弱结果未列出,具体如表4所示。
注: 2001 年与 2002 年格局相同
结合表4数据,利用CAD软件绘制2001—2011年上海都市圈创新引力的分布,由于篇幅所限,仅列出2002年、2003年、2010年和2011年的格局图。
4 对策建议
本文从空间的角度构建了都市圈创新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01—2011年上海都市圈各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影响格局。2001—2011年间,城市间创新引力表现出略微的波动,但上海都市圈创新引力总体格局变化不大,基本保持着以“上海—苏州”为界的对称模式,隶属江苏省的城市能更好地与核心城市产生创新联系。为了促进都市圈创新能力的互动发展,以创新引力更好地实现创新系统的整体提升,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1) 继续以创新能力的综合发展促进保持城市间创新引力的持续增强。结合城市间创新引力数据的变化趋势分析,大部分城市间的创新能力表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而且一部分城市尽管在产生创新引力的城市对中并非主导城市,但其创新能力值的变化对创新引力仍然表现出很明显的影响程度。无论创新能力的高与低,都对创新引力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若要保持城市间创新引力的持续增强,促进创新能力的持续综合发展是其关键要素,尤其是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提高现有的创新产出水平等途径。
( 2) 应为都市圈外缘城市提供融入引力格局的条件。上海都市圈外缘城市以台州市为例,除了与宁波的创新引力值在2008年、2009年、2011年能够跃入较弱等级,其余的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创新引力值只能列入超弱等级。由于台州的地理位置在上海都市圈空间不仅位于外缘地带,而且与浙江省其他城市的距离也较远,能够获取的创新引力随着空间距离拉大而被快速削弱,因此需要为这类外缘城市提供促进创新联系的各类“通道”条件,如政策、信息平台建设、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 3) 在群体优势中汲取有利因素,在提高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促进形成与其他城市的互动。列于创新引力超强等级的城市对主要是扬州 - 镇江、无锡 - 苏州、上海 - 苏州,而且其中的扬州 - 镇江始终列于超强等级中。尽管扬州和镇江这两个城市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不突出,但是受惠于空间距离的临近,使得其城市间创新引力非常突出。说明城市自身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不能决定与其他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发展,都市圈发展模式中,单一城市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若无法实现与其他城市的创新服务、产品、技术等方面的联系,即创新无法形成互动产出,则此城市仅能凭借自身创新竞争力发展,无法汲取到“群体优势”的能量,其发展势头仅能获得短期优势。例如上海的创新能力在上海都市圈中非常突出,但仍然无法实现与所有城市都形成强引力状态,若上海长期以这种方式发展,则其创新能力的发展空间将非常有限。
( 4) 充分利用与核心城市的临近性促成创新引力的增强。分析结果中,列于“强”等级的城市对大多分布在上海都市圈的中部地区,如无锡、苏州、常州、上海、湖州和杭州之间,侧面反映了核心城市上海所带来的都市圈核心效应在上海都市圈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上海相对其他城市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而且促动了与邻近城市间创新能力的互动发展。在都市圈模式中,应扩大创新能力较强城市的价值,由内向外逐步扩大对外围城市的影响,促进都市圈整体创新实力的提升。
摘要：为分析都市圈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发展,借鉴引力模型在经济吸引研究的应用成果,通过构建都市圈创新引力模型,结合都市圈创新能力的描述,对上海都市圈2001—2011年城市间创新能力的空间互动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实证结果将都市圈创新引力划分为超强、较强、强、弱、较弱和超弱等6个等级,并从促进创新能力综合发展、为外缘城市提供融入引力格局条件、以汲取群体有利因素促进互动、充分利用与核心城市的临近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都市圈,创新能力,创新引力,引力模型
福州大都市圈时代开启 篇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庄宁认为，每个城市的环境承受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城市的规模太大，就会导致热岛效应、尾气污染等城市病。“城市不能像摊煎饼一样，围绕一个中心无限大地摊下去。大城市需要疏散，缓解压力，要向‘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发展。”他表示。
温福铁路通车后，从宁德火车站搭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福州火车站。福厦铁路即将开通，从福州到厦门只要一个半小时。“城市之间相当于搭个公交车。”宁德一位郭先生说。业内人士如此描绘将要发生的这一幕：“一句话，坐这些铁路的感觉就像是坐地铁。班次密集，发车间隔大幅缩短，周耐旅客都不用提前购票，只要刷刷卡就能随到随走。时空距离的缩短。促进了地域之间、人际之间的加速交流。”
而温福、福厦铁路相继通车后，海峡西岸交通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增长数倍。福建省内铁路客运专线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将远远超越这条铁路本身。作为我国铁路“十五”规划“八纵八横”路网主骨架之一，建成后将北接长三角经济板块，南接珠三角经济发达区，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铁路“瓶颈”制约问题。
大城市的副中心
专家认为，高铁的开通，打造了一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大城市的压力和资源将同时向二级城市疏散，二级城市在“同城效应”的推动下将发展成大城市的副中心。北京北达建筑规划设计院冯长安在《高铁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提到：“高铁建设后，沿线城市取得了与中心城市的便捷联系，与中心城市构成了从属关系，区域空间结构提高了等级。此外，高铁的建设使得沿线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系不再是水平而是垂直。”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不但使人们能够享受到舒适、便捷的铁路运输服务，相关地区区域一体化趋势也在加快。南开大学商学院于仲鸣教授指出，研究高速铁路对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但要看到其通过较高的上座率实现了自身收益，还要看到项目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
福建省企业策划中心主任陈清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温福铁路的开通对于福州来说意味着福州大都市圈的时代已经到了。“这个都市圈将会以高速铁路来划定一个两小时的都市圈，北接浙江温州，西接三明，南接泉厦。宁德、莆田都被划到这个经济圈中，像上海、广州、深圳就都已经形成了这种两小时经济圈。在这个圈内能形成一体化的运作，通过时间的缩短，资金人流融为一体。客观上来讲，人流就是代表了资金，高速铁路将带来的是规模化人流组合。”他表示。
据旅行社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很多来福建旅游的省外游客大部分是到武夷山或厦门旅游，福州就是这些外地游客的中转站。厦门或武夷山的旅行社对游客在福州的行程往往都做好了安排，福州的旅行社只负责接待，相对来说，福州的景点也安排得很少，温福铁路通车后，这种情况将有望得到改善，福州有望成为外地游客福建游的始发地，福州的旅行社将自主安排游客的行程，这样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福州的景点可以推荐给客人去看看，三坊七巷、寿山石，还有泡温泉，这些都是福州旅游的很大卖点。
小城市的新中心
我国大部分小城市因为资源少，吸引投资能力弱，因此城市发展缓慢。而高铁客运站为其所在的小城市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毛保华表示，高铁客运站如果建在相对城市中心而言比较荒凉的地方，随着整个客运站配套措施的成熟，以及高铁带来的大量人流，这里将发展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尤其是发展成商务中心的可能性较大。
福厦高铁新泉州站坐落于丰泽区北峰街道与南安市丰州镇交界地带，地处偏僻，但随着火车站的投入运营，该片区有望成为泉州新的繁华商圈，并带动周边楼市的发展。据业内人士分析，按照国际惯例，得益于交通枢纽功能的延伸，火车站所在区域小到3～5平方公里，大至8～10平方公里的范围，将形成一个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圈，并成为多功能的城市中心或副中心。毛保华认为，高铁客运站本身不会带动经济增长，但借助枢纽交通产生的活力，将会使周边商业繁荣，物流兴盛，集合起强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并逐步形成便利配套的生活服务环境，从而带动该片区楼市的发展。
上海大都市圈 篇3
都市圈一词衍生于戈特曼提出的Megalopolis思想,国内外学者基于此思想对都市圈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都市圈”和“城市群”具有不同规模,但国内学者常用来来描述具有群体特征的发展模式,刘少丽等运用中心性指数和重力模型方法,针对研究对象构划出江苏沿江地区的南京、锡常泰、苏通等三大都市圈[1];张旭亮等结合城市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等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2];徐梦洁等[3]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沈飞通过描述创新投入变量和创新产出绩效变量,运用结构方程分析二者的关联性[4];解学梅基于协同学和博弈论,分析产生技术创新“孤岛效应”的四方面原因[5];曹广喜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东北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差异[6];施继元等在分析都市圈创新系统框架的基础上,从创新系统角度分析了都市圈创新效应的成因[7]。国外学者Pinto和Guerreiro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提炼为技术创新、经济结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四个维度[8];Stefano Breschi实证分析了发明家在短距离空间及远距离空间均有流动,两部分比例相近[9];Bettencourt实证发现都市圈专利活动和人口规模呈现超线性关系,科研成果、其他创造行业的从业人员与都市圈人口规模也服从超线性比例关系[10];Lim验证了都市圈创新活动集聚与相邻都市圈创新活动集聚的空间关联,分析了都市圈创新活动的时空模式[11];Anselin等利用125个都市圈的重大创新指标,调查了由小型高科技企业在大学研究和创新活动间的知识溢出[12]。
由上述可知,国内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较为关注地域构划、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创新的内容主要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关联性、创新的溢出效应及定性分析创新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都市圈创新活动(而不是创新能力)的研究,这与国内研究有较大的不同。而且国内学者对创新能力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区域范围,区域与都市圈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直接套用在都市圈的发展研究中。创新能力作为竞争环境中能够获取发展优势的动力源,对都市圈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客观地评价都市圈中创新能力的构成状态,才能更好地指导都市圈如何从创新系统中获取发展先机。因此,本文将在界定都市圈创新能力定义的基础上,构建都市圈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并以上海都市圈为实证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研究,为促进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制定相关发展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2 都市圈创新能力的内涵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先在1957年出版的《Megalopolis:o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里提出“Megalopolis”,后来日本通过国土规划和实践在国际学术界使得“都市圈”一词传播开来。国内学者对都市圈的界定并未达成统一,较多学者倾向于“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与若干相关周边城市组成的,在空间上密切联系、在功能上有机分工相互依存并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复合体”,且部分学者以距离核心城市1小时交通时间法则来界定都市圈的范围[13]。创新是指通过流程的改进,将知识转变为新产品、新服务或产量增加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改变顾客的需求、提高竞争力和技术更新都非常重要[14]。全少莉等以“城市将知识、技术等资源要素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新产品的能力”界定城市创新能力[15]。结合都市圈的群体特征及创新能力相关研究,本文界定都市圈创新能力的概念为:在空间上密切联系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复合体,能够利用群体资源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推动城市复合体经济整体发展的能力。基于本文界定概念和创新能力评价相关研究,从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创新资源与产出、邮电通信与网络规模等四个方面构建了都市圈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如表1。
3 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实证评价
都市圈创新能力是涉及经济、教育、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系统的综合体系,同时也表现出知识转化为有效资源的能力,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上海都市圈的创新能力,本文结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实证评价。
3.1 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因子分析
依据表1所列指标,借鉴2011年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16个城市的统计年鉴获取相关数据,并将数据输入软件SPSS18.0进行因子分析。输出结果中,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KMO值为0.754,表明指标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方差累积百分比大于85%的原则提取两个主因子,方差累积百分比达到93.788%,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原有数据信息。由于两个主因子的原始载荷不易于解释数据,因此运用最大方差法对数据进行旋转,旋转3次后数据收敛,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如表2所示。
主因子F1中I5、I14、I9和I8等指标的载荷比较大,I5反映了城市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提供知识资源的能力,I14反映了创新所需的信息资源规模,I8和I9反映了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和人力资源,F1主要代表创新资源的投入;主因子F2中I2、I10、I11和I1的载荷比较大,I1和I2从整体和人均角度反映了城市经济的产出规模,I10和I11从申请和授权角度反映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情况,F2主要代表经济和创新的产出;F1和F2较为全面地从创新所需的资源投入(包括知识、信息、资金、人力等资源)、经济产出、创新产出等方面反映出上海都市圈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经济产出的能力。基于方差贡献率构建因子得分函数为F=0.676F1+0.262F2,结合软件输出的两个主因子值计算因子得分并排序,具体见表3。
3.2 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的聚类分析
为了使得后期的结论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将两个主因子得分值输入SPSS18.0中,基于平方Euclidean距离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树状图结果如图1所示。聚类得出四个类别:(1)上海,创新资源投入非常大,经济和创新的产出比较大,而且投入和产出均位于前列;(2)无锡和苏州,创新资源的投入非常小,处于上海都市圈城市排序的末端,而经济和创新的产出非常大,处于上海都市圈城市中的第一和第二位;(3)杭州和宁波,属于浙江省的两个核心城市,创新的投入与产出相对均衡,均位于前列;(4)南京、常州、南通、镇江、泰州、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大多处于中间水平,而且大多数城市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表现为非均衡状态。
4 结论
结合上述的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实证评价结果,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上海都市圈应凭借经济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关联,促进二者的相互汲取和联合发展。结合实证评价结果,上海市的创新能力在上海都市圈中列于首位,与其经济水平的核心地位匹配,在聚类分析中也被划为单独的一类,即投入与产出均较大,而投入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平台提供的能量;同时,杭州、苏州的创新能力地位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从侧面上反映出创新能力与经济水平的地位具有一定关联,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经济水平反过来亦能提供创新能力所需的资源支持。
(2)经济发展水平对创新的投入力度具有一定影响,应开拓满足创新发展所需资金投入的途径。创新能力的构成中,“创新资源投入”的权重非常大,因子得分排名在前列的,说明该城市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的力度相对比较大;指标I3在创造资源投入中的载荷较大,指标I1和I2在经济和创新产出中的载荷较大,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投入层面有较大影响,除了从政府角度加强对创新发展的资金投入,也应该从行业、企业角度开拓资金的来源渠道,为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3)邮电通信与网络规模对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有利于扩大创新技术的传播范围。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和电信业务总量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很大,亦是创新资源投入的中坚力量,体现了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通信网络的规模,即不仅创新能力需要以信息平台的建设来更新投入、转换、产出的模式,而且创新技术传播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的信息化水平。
(4)主因子1的构成中,指标I5和I9的载荷较大,表明上海都市圈各城市对于公共知识资源投入的重视,而且较好地发挥了科技人员的能动效应,在创新能力中很好地实现了“思维”与“行动”的结合。主因子1的排序中,前列城市大多为距离核心城市上海较远的城市,这些城市对创新发展的投入较多,表明这些城市为了弥补自身具有的空间区位劣势,在加强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对创新发展的资源投入,以此获取在上海都市圈中的发展机遇。
(5)主因子2的构成中,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很好地实现了创新产出的描述,与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将主因子1和主因子2的排序进行比较,发现各城市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并非完全匹配:①部分城市创新资源投入的排名优于经济和创新产出,未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投入的创新资源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服务,尤其是南京、台州、泰州、湖州和扬州的经济和创新产出的排名非常靠后;②部分城市创新资源投入的排名劣于经济和创新产出,较好地利用了现有的创新资源,以较高的水平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尤其是无锡和苏州,经济和创新产出水平列于上海都市圈的前两位。创新资源投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创新产出,未能充分发挥创新资源的城市,应以聚类分析中的第(2)类城市的模式为借鉴、以经济和创新产出优于投入的城市为发展目标,通过转换管理模式、提升发展层次等途径,促进更多的经济和创新产出。
(6)上海都市圈各城市创新能力以上海为中心,近似圈层结构分布。结合各城市创新能力数值、聚类分析结果,上海以绝对核心位于中心;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和无锡紧邻围绕着上海,属于聚类分析中的第(2)类、第(3)类,而南京是江苏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通、嘉兴、常州、台州、绍兴和扬州则以第二圈层围绕上海,大部分城市是借助于上海的较近距离优势而位于第二圈层,台州虽然距离核心城市较远,但凭借其经济的发展、对创新资源的大力度投入,跃入第二圈层;其余城市大多未能高效地将资源投入转化为创新成果产出,仅能以相对的弱势分布于上海都市圈外层。
摘要：通过界定都市圈创新能力的定义,从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创新资源与产出、邮电通信与网络规模等四个方面构建描述指标体系。以上海都市圈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对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城市差别、上海都市圈创新能力以近似圈层结构分布等结论。
都市“圈”地运动 篇4
城市：北京
成员人数：约80人
发起人：吴秋
圈子主题：怀旧主义
戴着红领巾，身着白衬衫，脚踏一双雪白的平底胶鞋，每个左手的手臂上都工整地别着一个袖标，从一条杠的小队长，到三条杠的大队长，每个人的职务都一目了然，你如果以为这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聚会那就错了，看看这些手带袖标的人，个个都是年过30的男男女女，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
早在2年前，混迹于一家外企的吴秋就萌生了建立一个“70年代”的圈子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发到网上论坛里，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吴秋很快和其中几个比较热心的网友组成了一个小组，给这个圈子取名叫做“70年代班干部”，规定凡是每个入圈的人，都按照时间长短和职责范围划分级别，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后海一家同样是以怀旧为主题的酒吧老板也加入了他们当中，从此以后，这家酒吧也就成了这个“70年代班干部”的根据地。
圈子组建成功后，吴秋组织了几次大型的活动，而大家都对“第一次班会”印象深刻，那次破天荒地来了近200人，每个人都穿着指定的着装——白衬衣、红领巾、胶鞋，到门口签到处领到了象征自己身份的袖标，细心的酒吧老板还准备了大量童年的玩具，沙包、陀螺、毽子……到现在，每个周末，吴秋和他的这个“70年代班干部”圈子还要定期搞活动，参与人员也慢慢固定在现在的近80余人，好多圈子成员都说，加入这个圈子以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朋友变多了，视野也开阔了。
相亲俱乐部
城市：上海
成员人数：20人左右
发起人：Vivian
圈子主题：情感休闲
“相亲俱乐部”，单单听这名字。你可能会以为又是什么单身男女联盟的俱乐部，类似于曾风靡一时的“8分钟约会”，成就一对算对。如果你这样定义这个“相亲俱乐部”，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家俱乐部的主题，说出来可能会让正准备去相亲的你大惊失色，这就是一家专门陪人相亲的俱乐部。
俱乐部创办人Vivian是有过一次婚姻现已离异的单身女子，她之所以创办这个俱乐部，其实是因为一次上当的经历。原来，离异后的Vivlan一个人生活颇有些寂寞，经不住亲朋好友的劝说，便去一家婚介所报了名，可是这家婚介居然是个骗子公司，介绍给她几个条件还算不错的男人。后来都被Vivian发现竟然是这家公司的婚托，Vivian把自己的这番经历告诉几个好姐妹，大家一商量，于是就成立了这个“相亲俱乐部”，目的嘛，一方面帮助那些要去相亲的好姐妹，以防又被婚介所找来的骗子欺骗，即便不是婚介所介绍的，也可以带上这帮好姐妹去看看是不是好男人，毕竟一个人怎么也敌不过三五个人的“火眼金睛”；另一方面嘛，几个女人在一起，逛逛街、健健身、聊聊美容护肤秘诀，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为特殊的功能性，这个圈子也显得相对比较隐秘，所以至今参加的人数并不多，VIvian说，她们对每个加入这个圈子的人都要认真审核，“都是女人的地方，难免多是非，所以我们想尽量找一些性格比较好的人，要不然这个圈子就没具有存在的意义了。”
都市奔奔族
城市：广州
成员人数：近200人
发起人：圈圈
圈子主题：都市生活
20年前，崔健唱着《一无所有》，引爆了一代年轻人对于精神与理想圆满的渴求与狂奔。20年后，崔健老了，那群年轻人也老了，但“一无所有”的印记却依然牢固的烙印在20年后的年轻人身上。生于1 975—1 985，这是一代人，他们也许没有机会跟着崔健一起狂吼着“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却有大把的理由，在这个房价、车价、医疗费用高的“三高社会”，独自嚎叫着“一无所有”。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奔奔族”!
今年28岁的圈圈就是这都市奔奔族的一员，而创立这个圈子，源于他半年前的一次失恋经历，当时，那个交往了近1年的女友得知圈圈没有足够的能力将买房的钱款一次付清之后，离他而去，倍受打击的圈圈在网络上看到“奔奔族”这个概念后，发现和自己的经历很相似，就在某论坛里建了一个“都市奔奔族”的圈子，圈圈说，最开始建这个圈子的初衷，只是希望给有和自己相似经历的人一个发泄的地方，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圈子里的人气越聚越多，圈圈便开始考虑将这个网络上的圈子发展为现实中的圈子。
“都市奔奔族”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100多人，都是年轻人，大家聚在一起很快熟络起来，当在聊天中得知大家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时。圈圈觉得自己的心情突然豁达了，“并不是只有我才这么倒霉，这是时代所造就的现象”，从那以后，圈圈就更热衷于在现实中搞各种聚会，据说，他现在的女朋友，就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呢。
失宠之家
城市：香港
成员人数：100人
发起人：Judy
圈子主题：保护宠物
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圈子，照这个逻辑，动物也应该有动物的圈子。可是在香港的这个“失宠之家”，却不止是为宠物们建立的圈子，也是为更多的喜欢宠物的人所成立的圈子。
顾名思义，这个圈子的主角是宠物，可是这些宠物并非一般人家的小猫小狗，它们每一个，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可怜身世，都是因为走失，或者染疾，而被主人狠心抛弃在外，无家可归的宠物，而把它们收养到一起，并细心照顾的，正是它们的主人——Judy。Judy之前一直在一家敬老院当社工，闲暇时间，和自己心爱的那只斑点狗“黑黑”玩耍，是她最开心的事，可是有一天．Judy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只沙皮狗，Judy将沙皮狗带回了家，给它取名叫“落落”，“落落”很快和“黑黑”成为了好朋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Judy和宠物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但凡她看到走丢的宠物。或者生病被主人遗弃的宠物，都毫不犹豫地带回家照料，到后来，甚至有街坊邻里主动把自己捡到的宠物送到她家来。
大都市圈空间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篇5
1东京大都市圈:多中心的分散型网络发展模式
东京大都市圈既是日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是世界级大都市圈。东京战后的经济复兴和人口的恢复增长使得日本人口和大企业纷纷向东京集中,日本的国土构造形成了 “一极 ( 东京都) 一轴 ( 太平洋沿岸轴) ”结构。这种 “一极”结构导致东京功能过度集中、城市过度拥挤而且无序蔓延,城市竞争力下降,东京的空间规模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向外扩张。为了抑制城市规模无限扩张,控制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向中心区继续集中,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城市结构转变成为必然,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为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由于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制度,东京大都市圈的规划是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配合五次 “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而展开的。1955年首都建设委员会制定了东京大都市圈规划,设定首都圈的城市结构分为内圈市区地带、近郊地带和周边地带,在周边地带培育以已有城市为核心的卫星城市。日本政府根据对细分的这些区域和次中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和产业布局,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投资。目前已形成了成熟的主中心区域—次中心区域— 郊区区域—较边远的县镇区域等多核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各区域形成一个内在相互联系和结合、协同发展的有机体。东京大都市圈已逐步形成各级中心城市发挥自身特色, 既分工承担不同职能又强调合作,互为补充,有效弥补了城市经济空间对生活空间的破坏,共同发挥出整体集聚和联动效应。
2纽约大都市圈:从“点”到“面”的轴向扩展的空间扩展模式
1870年前,美国只有在沿海的重要港口聚集少数经济中心,由于各城市间的联系较少,显现出彼此独立发展的状况,呈斑点状分布。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横贯大陆铁路网的形成,城市数量急剧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各城市的建设区也基本成型,形成了单中心城市体系。1920—1950年是美国社会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各城市的建设区已经成型,中心城市规模较前一阶段继续扩大,城市发展不断向周边郊区扩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限,整个区域逐渐形成了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由最开始的斑点分布扩展到轴线辐射结构。在极化和轴线的扩散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慢慢连接起来,形成了都市圈的雏形。 1950年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交通和通信革命随后而起, 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加速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出现,次中心区域的形成,沿海交通主干线将各个中心城市及区域连接起来,且大量的人口和生产要素聚集在干线两侧。圈内各城市的形态演化以及枢纽功能逐渐走向成熟,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沿着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方向向外扩展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纽约为核心的都市圈。整个都市圈区域建立了具有联系密切的功能性网络,纽约都市圈的空间扩展模式已经从 “点”连续地扩展到 “面”的轴向发展,形成了区域发展的空间一体化。
3巴黎大都市圈:轴线引导的多中心空间扩展模式
19世纪初,巴黎就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在巴黎过度集中, 引发了交通拥挤、住房短缺、郊区扩散、区域蔓延等城市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法国政府展开了积极的区域规划探索,并把城市发展规划调整作为保持巴黎国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1958年,规划部决定在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的近郊区拉德方斯建设新的商务区,并加强娱乐、居住等功能,使巴黎城市发展沿轴线自卢浮宫小凯旋门—协和广场方尖碑—凯旋门伸展到拉德方斯大拱门向西延伸。1960年,巴黎地区规划部出台 《巴黎地区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在城郊划定4个近郊城市极核,建成 “多中心巴黎”,重新整合无序蔓延的城市化空间。1965年和1976年的 《巴黎地区城市发展与管理总体规划》 在空间布局上主张沿交通干线开发8座新城,形成若干发展轴线, 总体上体现了轴线—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布局。20世纪90年代的巴黎空间规划仍然延续了70年代的思想和原则,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潮流,作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在1994年的巴黎大区总体规划以及巴黎大区整治计划的引导下,将大区划分为建成空间、农业空间和自然空间,强调实施战略措施保护自然空间,建立绿化带,确立自然保护区,制订城市扩展计划,使三类空间协调发展。现在巴黎城的外围地区,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共建设五座新城承担部分功能,并形成了两条平行的城市发展主轴控制城市扩展。这种通过轴线引导规范城市的空间增长,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分布城市功能,为经济进一步发展释放了增长空间。
4上海大都市圈:圈层发展模式
上海大都市圈 篇6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今年9月3日出炉,这份由省发展改革委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编制的规划,目前已完成了为期15天的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公众咨询阶段,预计不久后该规划将正式出台。
“城市群”扩容为“大城市圈”
对于过去曾经提出的“广佛肇、深莞惠、珠江中”城市群,此次规划有了新的提法,即将这3个城市群“进行扩容”,把粤东西北地区5个城市(包括清远、云浮、汕尾、河源、阳江)并入进来,形成全新的“大城市圈”。
从规划中可以看出,以前的“广佛肇”被扩容为“广(广州)、佛(佛山)、肇(肇庆)、清(清远)、云(云浮)”;“深莞惠”被扩容为“深(深圳)、莞(东莞)、惠(惠州)、汕(汕尾)、河(河源)”;“珠中江”被扩容为“珠(珠海)、中(中山)、江(江门)、阳(阳江)”,合计成为“三大组合型新型大城市圈”。
对此,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分析说:“如此使得珠三角的经济辐射面进一步扩大,为珠三角三大传统城市群的产业有序规划和转移预留了空间,摆脱过往珠三角‘闭门造车’内部竞争的混乱局面”。
有关专家提出,以珠三角为主要依托的“三大组合型新型大城市圈”,可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错位发展。
按照规划,广东下一阶段将重点布局进行“大都市圈”建设:
——“广佛肇清远、云浮”建成珠三角国际竞争力最强产业中心。该都市圈将重点强化金融、商贸、文教、科研、会展、通信、信息咨询和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加快重型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业的发展,成为珠三角地区辐射能力最强的综合服务中心和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中心之一。在发展规划中,广佛同城化将是新型都市圈的核心区。向北拓展珠三角地区发展脊梁至清远城区,向西强化都市圈的区域城镇发展带;沿西向区域发展轴带,同时建设肇庆新区“门户”功能。
——“深莞惠河源、汕尾”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产服务中心。该都市圈将大力培育临港基础产业,积极发展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以金融、商贸、会展和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生产服务中心
——“珠中江阳江”定位为珠三角未来加快发展重点地区。该都市圈将依托港澳地区及珠三角核心城市,充分利用生态与文化资源优势,抓住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广佛江珠轻轨等一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契机,重点培育主城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和依托于港口运输的临港工业,稳步发展旅游业和物流业,提高城镇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功能,成为珠三角地区未来加快发展的重点地区。
按照规划,广东下一阶段还将重点建设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三大增长极:
——粤东城镇群建成多中心网络化都市区。城镇群范围包括汕头、潮州、揭阳和梅州四市。四市将促进区域城镇发展从分散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型,加快汕潮揭同城化发展,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都市区格局,促进与梅州的区域协作,培育辐射带动粤东北、赣东南和闽西南地区的重要增长极。
——韶关都市区建成现代生态都市区。该区将以韶关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重点,建设“青山、碧水、蓝天、绿地”的现代生态都市区,联合清远等市打造北江经济带,形成辐射带动粤北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带动北部山区绿色崛起。
——粤西城镇群谋划双城协调发展。城镇群范围包括湛江市与茂名市市域。两市将强化陆海统筹、区域统筹和产业统筹,建设“双城”协同发展的粤西城镇群,巩固作为华南地区陆海统筹支点和大西南地区出海主通道的战略地位。
避内耗求协同错位发展
按照规划,“广佛肇清远、云浮”、“深莞惠河源、汕尾”分别要建成珠三角国际竞争力最强产业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产服务中心。
有学者认为,今后以广州为核心的城市圈将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业等工业,而以深圳为核心的城市圈则以工业设计、金融和总部经济等为发展方向。这定位与目前广深的产业结构和未来走向有直接联系,如广州工业产值的比重达七成以上,拥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而深圳则因腹地所限只能发展第三产业,未来将发挥以深交所、前海等为核心的金融、工业设计和以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为代表的总部经济。
还有专家指出,以广、深为龙头的差异化定位,是为了避免两大城市圈产生恶性竞争,而政策的主导亦会影响未来产业走向。而对于港澳而言,若想从事高端制造业,落户广佛肇清远、云浮城市圈是最好且最有利的选择。而若想从事金融、互联网、设计等服务业,应到深莞惠河源、汕尾城市圈寻找机遇。
“镇升市”解决“头大帽子小”问题
也有专家对“规划”的“都市圈”抱谨慎态度,认为目前“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仍未形成明显的城镇区域体,再提扩大外围城市略显操之过急。不过,城市区域架构的搭建对于各地沟通发展确实能起到畅通信息、共建交流平台的作用,这对于外围城市的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存有利因素。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表示,预料今后在珠三角,“巨型镇升市”将成为主流。据悉,广东目前正向中央积极争取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其中东莞等市数年前已在放权方面先行先试,逐步推进并镇建市(区)或撤镇建市(区)步伐。还有学者认为,目前东莞长安、虎门和厚街,及佛山的容桂、狮山和大沥这六个镇是试点“镇升市”的首选,这些镇的经济总量基础、辖区内常住人口总数,及积累的“升格”试点政策总量均与普通地级市相差无几。
“珠中江阳江”,谁做“带头大哥”?
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群至少要有一两个核心城市,如果没有核心城市,这个城市群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广州、深圳分别做其他两个城市群的“带头大哥”这是无疑的。但“珠中江阳江”城市群谁做“带头大哥”呢?
目前的情况,从经济总量和城市规模来考量,“珠中江阳江”城市群里显然还没有明显堪当此任的合格城市,有专家和学者认为,目前这个城市群还是在搭框架和进一步的培育期,以后究竟谁能当“带头大哥”,还需假以时日看各城市的发展。
培育发展核心城市,关键是发展这个城市的经济,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牵引带动能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核心城市必须在自主创新上狠下功夫,努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立足于科技兴市、科技强市,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创造领先于周边城市的科学技术,如此才能发挥城市群中的领头羊和排头兵作用。
上海大都市圈 篇7
所谓南京都市圈通常的界定就是以南京为中心, 以一小时的路程, 相当于100公里为界线的一个区域, 也称为“南京一小时都市圈”。该区域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
南京在长三角都市圈中, 由于地理位置距离上海较远, 受上海经济辐射微弱, 南京的发展与苏锡常相比, 更多的依托自身及其周边腹地。南京的地位目前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大的长三角都市圈中, 南京和杭州并列为副中心, 但从经济的发展状况看, 南京却落后杭州很多。同时同作为长江流域的城市, 南京与上海, 重庆, 武汉比较, 在国家经济格局中地位稍逊。而在省内南京的经济也不如距离上海较近受上海经济辐射大的苏州, 无锡等地。这就促使南京为了加快发展, 从2001年起就进行很多调整。首先调整自身城市布局, 扩展发展空间。如加快郊县城市化进程等。同时也在谋求向外部扩展。与此同时, 地处南京周边的镇江, 扬州, 芜湖, 马鞍山等地也亟待谋求机遇发展。芜湖的建材、家电制造和汽车工业、马鞍山的钢铁工业、巢湖、滁洲的农业、镇江的化工、造纸工业、扬州的汽车、化工工业等, 均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地位。南京与上述城市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协同发展是有基础的。因此构筑南京都市圈, 就其本身而言能加强彼此之间合作, 提升彼此的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对外来说, 东面与苏锡常都市圈乃至上海相联系, 西面挺进安徽, 扩展南京发展的腹地空间, 增强南京都市圈的对外竞争力, 加强南京都市圈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大有裨益。同样, 对于周边城市而言, 在经济上向南京靠近, 有助于更为充分地吸取南京的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来做大经济总量、促进结构调整, 有利于充分利用南京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 也有利于其企业与南京的大企业联合在一起从而增强竞争力。因此南京都市圈应运而生。可以说南京都市圈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二、南京都市圈的现状
南京都市圈是目前国内最为成熟的都市圈之一, 《南京都市圈规划》已于2003年获批准并开始实施, 其最大的特点是拆开了行政区划这个“围墙”, 跨过省界将安徽省的马鞍山市, 芜湖市, 滁州市纳入区域规划当中。
南京都市圈是以南京空间结构上形成了一个核心, 两个圈层, 三条主轴。其中一个核心是南京都市发展区;两个圈层为距核心城市中心区5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核心圈层和10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紧密圈层, 即1小时路程内, 也就是所谓的:“一小时都市圈”;三条主轴为宁扬, 宁镇, 宁芜轴线。南京都市圈的准确规划范围包括: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马鞍山市、滁州市、芜湖市的全部行政区域, 淮安市的盱眙县、金湖县和巢湖市的市区、和县、含山县。为核心, 地域范围还盖江苏省的南京, 镇江, 扬州的全部, 淮安市的南部和安徽省芜湖, 马鞍山, 滁州的全部以及巢湖的部分地区。
南京的特殊地理位置, 使得南京成为中原文化和吴文化的交融之处。南京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南京都市圈内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 新兴服务不断涌现, 服务水平较高。都市圈内以石化产业, 汽车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中心的IT技术产业潜力巨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 一批高速公路相继建成, 沿江高铁和京沪高铁论证通过, 准备建设, 都市圈交通网络密度高, 交通便利, 为都市圈内城市联系奠定了基础。城市化水平高, 圈层结构明显。
三、南京都市圈建设中政府定位
南京都市圈是我国目前最为成熟的都市圈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作为都市圈建设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引导者的政府, 从自身角度出发, 如何在都市圈建设中发挥好自己的职能, 进行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促进都市圈的健康发展, 使南京都市圈能够不断完善, 真正成为一个对外竞争力强, 内部分工合理, 相互配合的成熟的一体化经济体,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一) 城市政府行政理念的重建
作为一个跨省的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和苏南的苏锡常都市圈不同之处就在南京都市圈内部还包括了安徽省的部分地区。这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各成员城市普遍把城市行政区划界限, 尤其是省区划界限看作发展的极限, 就城市论城市, 没有整体的理念, 都市圈内部竞争大于合作, 大大增加的都市圈内部的内耗, 使得南京都市圈本身的整体互动性比较差。所以为了能使南京都市圈更具有竞争力, 减少都市圈内耗, 增强其整体性, 就要求各成员政府淡化行政区划概念, 树立区域互动, 整体互动, 都市圈内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整体理念, 各政府应在都市圈内的各项合作中将自己置身于南京都市圈整体中考虑问题, 在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基础设施建设的全局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信息的共享性等诸多方面努力, 从南京都市圈整体出发, 彼此努力创造出都市圈内的良好的合作氛围, 加强成员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 使南京都市圈真正成为一个结构合理, 设施完善, 要素全流动的开放的良性循环系统。
(二) 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都市圈内生产要素不能全要素流动, 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实际上有很多是因为政府对经济干预造成的。所以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要建设有限政府从根本上调整政府和企业, 社会的关系, 促进南京都市圈的整合。向有限政府转变, 弱化政府在本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利益主体地位, 是构造城市有限政府和整合都市圈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要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变;要逐步实现政府由权力本位向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责任本位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 就是由政府来创建一种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由政府来有效、及时和足量地供给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此, 以“顾客”为服务导向, 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社会化, 公共服务手段的电子化, 财政体制由投资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是重塑服务型政府价值取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都市圈建设中正是需要政府调整自己的思路, 相互配合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 都市圈的整合, 做出政府应有的促进作用。
(三) 政府协调建立都市圈的信任机制
都市圈内部的信任机制的建立对于都市圈的建设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引导, 以政府形式出面加强成员城市之间的合作, 在多合作的基础之上, 逐步增强各城市之间的信任程度, 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信任。同时, 应以政府为主导努力构建某种常态机制, 是都市圈内部城市的信任加强。信任机制的建立对于都市圈的一体化, 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广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 政府推进都市圈内产业集群
在南京都市圈内进行产业集群, 政府应发挥自身作用。波特认为, 产业集群的发展是由企业战略, 需求条件, 生产要素,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发生、发展中毫无作为, 听任其发展。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主要体现在:根据市场规律, 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但是, 在集群产生的时期,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善基础设施和解决决上述四个要素中的不利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帮助, 集群的产生就会很难, 甚至可能出现天折。在集群成熟的时期, 政府的角色应该偏重于取消扼制创新的障碍和限制。集群内部的不正当行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集群外部的市场环境建设均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政府应该正确的引导, 在良好的基础上使得南京都市圈内的产业链条不断加长, 产业集聚不断深化, 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地区企业竞争力, 地区内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 而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又体现在市场环境对于企业营运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程度, 相互补充, 共同以持续发展作为取向。地方政府提升地区竞争力应从产业集群入手, 采取促进城市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群集发展的产业促群战略。政府要关注全球化经济发展动向, 积极培育、发现和识别正在形成的地方产业群, 为业已形成的产业群提供个方位的公共服务, 积极推动和促进城市产业聚集。产业聚集是种经济现象, 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它具有定的自发性, 正是这种自发性导致关联产业集聚也存在一定问题。政府要注意和利用区域分工, 依据自身优势和产业基础, 鼓励对同产业进行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 引导企业提高技术、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升级;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国内外高技术、高管理、高增值企业来都市圈落户, 促使影响都市圈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脱颖而出, 持续健康成长。这将使都市圈的优势产业实现几何增长, 从而实现整个都市圈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经验证明, 可以通过人为选择而催生出关键性企业和行业发展方向的, 所以都市圈政府在制定产业促群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时, 首先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 促进产业集群的快速健康的发展, 提高都市圈的比较优势和对外竞争力。
(五) 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的全局性
南京都市圈地处大长三角都市圈之中, 东面与苏锡常都市圈乃至上海对接, 西面以安徽为腹地, 和合肥临近, 所以南京都市圈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应以东西向为重点, 努力建设成为大长三角都市圈的沿江交通要道, 加强与上海、苏锡常地区的联系。同时, 作为一个独立的都市圈体系, 南京作为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 应该注意自己作为核心城市应具有的辐射力。所以加快以南京为核心的南京都市圈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南京对外辐射通道, 增加南京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 对在空间上增强南京的辐射力和都市圈的凝聚力, 提高都市圈内部的通勤率和流动的高效性十分必要。核心城市南京辐射力的加强, 有利于南京都市圈的圈层之间的联系的加强, 高度通勤率和高速的交通体系都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南京地处长江沿岸, 要有效的利用这个地理位置, 建设沿江的区域性的物流中心。努力打造南京港口, 使长江这个交通要道得到较好的利用。
摘要：南京都市圈是我国目前最为成熟的都市圈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作为都市圈建设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引导者的政府, 从自身角度出发, 如何在都市圈建设中做好自身定位, 发挥好自己的职能, 进行有针对性的措施, 促进都市圈的健康发展, 使都市圈经济能够不断完善, 真正成为一个对外竞争力强, 内部分工合理, 相互配合的成熟的一体化经济体,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关键词：都市圈,都市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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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动大都市圈的新生 篇8
城市化要加快要提高, 跟我们地产业息息相关。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个现状:一个是一线城市特别是大公司的利润在压缩, 但是却仍然有较大的品质提升空间;第二个就是大城市圈将成为中国城市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新形势, 将来的基本情况还是大量的土地供应来自于二、三线城市和大都市圈周边城市。
我们的理念, 一是要推动都市圈城市的新生, 依托高端化的模式迅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二是要聚焦一、二级联动, 在规划和战略整体设计上保持效益最大化;三是致力于综合发展, 引进大批非地产行业的产业资源输送到地产行业中来。
我们提出了一些支撑体系、一些模式, 提出来高端的旅游产业, 有奥特莱斯的模式, 有潮流的文化产业模式等等。如果说能够坚持这种创新, 能够把其他产业附加值输送到地产业中来, 就一定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的视野不在于地产, 可能在于城市, 不在于项目, 而在于产业。
漫谈世界五大都市圈 篇9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用以概括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群现象。城市圈，指在城市群中出现的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经济高度整合的城市圈，是一个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及竞争的主要力量和阵地。
一、纽约都市圈
纽约都市圈，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在这个区域中，人口达到6 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纽约都市圈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中心。纽约港是美国东部最大的商港，重点是发展集装箱运输；费城港主要从事近海货运；巴尔的摩港作为矿石、煤和谷物的转运港；而波士顿港则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的商港，同时兼有渔港的性质。都市圈内合理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使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二、五大湖都市圈
北美五大湖都市圈分布于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经过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美国南北战争后，五大湖各城市就完成了从商业城市向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城市的过渡，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产业带。它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都市圈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底特律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城。随着汽车产业竞争的加剧，五大湖地区的制造业出现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五大湖工业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缩小，而服务业所占比重迅速扩大。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通信、旅游、医疗等属于服务性质的产业快速发展,五大湖都市圈整体经济竞争力有所提升。
三、伦敦都市圈
伦敦都市圈，又称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形成于1970年，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这一地区总面积约4.5万千米2，人口3 650万，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由伦敦城和其它32个行政区共同组成的大伦敦是这个都市圈的核心。作为整个都市圈的龙头，这片约1 600千米2的土地，在雾都时代曾经是一个工业中心，接着又慢慢演变成一个金融和贸易中心。在近10多年里，以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目前，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为伦敦都市圈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四、巴黎都市圈
以巴黎为中心，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巴黎都市圈覆盖了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以及德国的科隆，包括了4个国家的4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使巴黎成为都市圈的核心。巴黎集中了众多的国际企业和高级研究机构，进行着频繁的国际商业活动，作为世界历史名城，巴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胜地和丰富的都市文化生活。整个巴黎地区仅为法国国土面积的2%，但人口却占到了19%，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地区。巴黎都市圈经济发达，是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世界第三大城市经济体。
五、东京都市圈
上海大都市圈 篇10
一、相关理论概述
都市圈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 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都市圈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且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 以一系列不同性质、规模和等级的中小城市为主体, 共同组成的在空间上位置相近, 在功能上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具有圈层式地域结构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地域空间组织。都市圈的最大特点是圈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不同城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定的区域经济模式, 在行政区划范围内, 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地理空间, 拥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调控主体, 多种所有制形式与地域特色相关联的、开放的, 并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 一、二、三产业各部门的经济形式。一般具有如下的特征:一是综合性, 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经济体;二是联接性, 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复合体;三是它的开放性, 县域间、地区间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长期、稳定、全面的协作和发展;四是独立性, 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及其衍生的独立性;五是特色性, 县域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从地域角度来说, 县域经济本来就是大都市圈经济内的一个基础单元。县域经济往往处于都市圈的外缘地带, 和都市圈中心区形成较大的差距。佩鲁 (Francois·Perroux) 的“增长极理论”指出, “增长极”的产生, 将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 恰似一个“磁场极”, 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 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对县域经济来说, 找准大都市圈中的“增长极”, 获得辐射作用, 可以推动其加快发展。弗里德曼 (John.Friedman) 进一步指出了中心区 (城市) 和边缘区相互依存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一方面, 中心区 (城市) 通过向边缘区输送商品, 吸引边缘区的资本、劳动力, 从而对边缘区产生着极化作用, 并增强中心区 (城市) 里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 中心区 (城市) 又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向边缘区的创新扩散、信息传播, 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发展。更进一步明确了处于非中心区内的“边缘区”发展, 如何优化内部结构, 以及与中心区的互动联系, 融入大都市圈, 将是新的发展突破口。冈纳·缪尔达尔 (G·Mydral) 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 以及赫希曼 (A.0.Hershiman) 的“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都说明了中心区 (城市) 的发展都将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增长。
多个都市圈的发展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大都市圈, 县域包括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域, 往往处于大都市圈的外围圈层。随着大都市圈功能的完善和辐射范围的扩大, 县域便成为大都市圈发展的后发动力。如何优化县域内部结构, 以及与外部经济体的互动联系, 融入大都市圈, 将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主题, 同时也促使县域经济在其发展目标、理念等方面有所调整。在大都市圈发展背景下, 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已经不能局限于个体的进步, 而要凭借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域内全局性规划、互助协商机制, 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人居环境来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协同进步;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封闭发展态势, 合理定位县 (市) 在圈域范围内的角色和地位, 使参与圈域经济分工和优化自身功能结构两方面相互促进, 追求圈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理念;县域参与大都市圈经济的“联合”, 不仅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 更可以作为参与广域层面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而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要跳出狭窄的战略思维, 县域经济发展要借助大都市圈的发展平台, 制定有利于县域和圈层内各发展极协调分工、相互依存的策略, 而且保障相互之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互通的发展战略。
二、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截止到2008年年底, 浙江省县级行政区共90个, 其中市辖区32个, 县级市22个, 县35个, 自治县1个 (结合浙江县域发展的实际, 区级单位一般已归为城市区划, 以下涉及浙江县域内容皆为58个县级 (市) 单位) 。浙江县域内陆地区国土面积86039平方公里 (根据《2009年浙江统计年鉴》统计) , 占全省陆地国土面积的82.6%。全省县域内人口达3208.85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68.5%。2008年浙江省县域经济GDP为11325.42亿元, 占全省GDP的52.7%,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57.6∶35.2, 与全省5.1∶53.9∶41比较, 第一产业过高, 第三产业比值过低。县域经济GDP最高时占到浙江省的73%, 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2008年县域人均GDP约为35000元, 全省为42798元, 前者约为后者的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7%。从1992年起, 浙江县域经济稳定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从百强县 (市) 指标来看, 浙江百强县 (市) 数前六届蝉联全国第一, 尤其是在2003—2005年的三届评比中, 均有30县 (市) 进入百强县, 占全国总数的近1/3, 居各省区百强县榜首。但是近几年由中部县域经济研究所等对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和强县县域科学发展进行的综合评价发现, 浙江百强县的个数优势逐渐下降, 渐被江苏和山东两省赶超。
三、浙江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对全省的经济贡献过半, 加之浙江绝大部分经济改革都是从县域开始, 县域经济发展对浙江的影响巨大。从县域发展的现状来看, 从较早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及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壮大, 都体现了浙江县域经济的独特之处。现阶段, 大都市圈经济成为发展趋势, 浙江县域经济面临不少内外部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1. 缺乏县域发展的圈域平台。
浙江区位条件优越, 不仅毗邻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大部分地区又处于长三角都市圈范围内。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确定“长三角”涵盖浙江全境, 这就意味着浙江的所有县域都已经包括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范围内。浙江“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发展杭、甬、温三大都市圈, 突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大杭州都市圈的发展竞争力在长江八大经济带大都市圈排名靠前。浙江都市圈发展的明显趋势推动了中心城市政府之间积极参与所在地区各种形式的政府间合作, 进一步打造仅次于长三角大都市圈的次级都市经济圈。浙江不少中心城市政府, 遵循省相关规划, 形成了一定的合作框架, 不少政府之间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是, 浙江整体的都市圈发展规模尚未形成。宁波、温州、金华、义乌都市圈较多的还停留在政策规划的角度, 没有得到适宜的发展, 其对周边的县域辐射功能有限, 没有形成良好的圈域发展平台, 带动县域基层经济的能力薄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各个政府之间还存在着行政区域管理模式约束和“搭便车”思想, 使得这些次级都市圈之间、内部合作机制得不到完善, 一些战略规划难以转变成行动付诸实施;二是组织协调机构不健全, 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由于行政区性质而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利益冲突等得不到有效解决, 相应提高了政府合作的成本;三是, 这些次级中心城市虽然已经形成合作意识, 但是缺乏统一的规划意识, 较多地从自身发展逻辑和实际需要出发, 难以真正推动全面协调的都市圈平台形成。
从县域发展的角度来说, 本身区位条件的限制和县域基础经济的地位往往很难直接跳跃大都市圈的次级中心而与一级中心建立紧密关联度。县域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圈域平台, 既难以享受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等外溢带来的积极效益, 又难以从区域一体化角度调整内部产业结构、组织方式等获得综合发展。同时, 浙江都市圈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带来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 长远来看不利于大都市圈的构建和整体发展。
2. 县域功能定位不准确, 规划体系不健全。
从县域整体功能定位来看。大都市经济圈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组织系统, 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浙江各县域资源禀赋、客观实际和比较优势并不相同, 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 和中心城市的关联度也有强弱之分, 在圈域系统内所能发挥的作用各异。但是浙江各县域的整体功能定位主要都以加强县域工业为主, 定位于规模化产业专业基地型的发展角色, 较少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而向资源开发启动型和城郊服务型功能转变, 或者就县域而言, 定位于“小而全”、“大而全”涵盖经济发展多方面的全面型发展角色。一些欠发达县市, 照搬发达县域经济经验, 不顾资源利用和保护, 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偏离大都市圈合理的自然资源开发中心定位。同时, 还有不少县域没有区域整体意识, 缺乏自身县域在大都市圈中的功能定位。
县域功能定位不够明确或缺乏科学性, 主要存在以下原因:缺乏整体意识。县域经济在定位时, 往往忽略了其在大都市圈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离圈层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辐射程度。自我客观认识不足。浙江不同县域的自身条件存在差异, 县域缺乏对自身的客观评价, 包括资源、环境、区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方面的客观认识, 没有进行合理的归类。县域评价机制不完善。县域是行政区划单位, 评价体系还不健全, 受政绩观念影响比较重。
从县域产业定位来看。浙江县域块状经济发达, 工业强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县域整体的发展。但是, 浙江经济排名靠前的县市, 产业定位相似度很高, 集中于纺织、机械制造等传统制造业, 技术档次和进入门槛较低, 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 低水平竞争激烈。如慈溪市产值居前六位的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纺织业, 海宁以纺织、皮革、家具、橡塑、机械、食品六大产业为主导, 义乌的主导产业为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 诸暨在其工业发展中, 主要也以设备制造、材料加工、纺织服装、包装塑料和化工医药为主导产业。
县域产业定位影响县域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地区的衔接程度。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心城市更多发展现代服务产业, 将一部分第一、二产业转移到周边的次一级城市, 县域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选择场所。但是县域的产业定位只考虑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 引起各县域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相似度过大, 形成产业转移的恶性竞争。一方面不利于县域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条件, 集中力量发展强势产业,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规模聚集, 使圈层之间达成清晰畅通的联接。
3. 县域各自为政的局限性。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行政区划, 形成了许多各有特色、大小不一的经济区。随着“县政扩权”的不断放权, 县域的自主行政权限扩大, 县级政府可以自行决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县域各自为政的发展现象比较普遍, 往往呈现排他性、非整体性, 甚至自我封闭、自成体系:县域范围内不少专业市场布局分散、规模偏小、集聚作用弱化, 且功能相似度较高, 造成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不少县域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 忽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尤其是县与县、县与区的交界地域, 由污染造成连带经济损失, 由于缺乏区域合作又造成难治理和高治理成本;由于单个县域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有限性, 很难吸引到圈域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投资项目, 发展规模经济。
县域产业的各自为政是县域经济发展局限性的一个缩影。县域产业集群从大的层面上来看都是高层级产业集群为核心的低级别的子或孙集群。浙江县域经济是行政区经济占上风, 不可避免限制地方产业建立相互合作竞争, 参与都市圈产业集群分工, 产业集聚的规模也得不到良性扩大。行政区经济主导下的产业空间布局呈现明显的行政地理分界特点, 不同县市空间范围内各自发展不同的产业, 缺乏合理规划的产业空间集聚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难以有效利用大都市圈中心产业集群对周边地区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4. 空间布局散乱。
浙江较早推行了县域规划, 2006年年初确定了28个试点县 (市) 进行县域总体规划, 县域空间布局被划入县域总体规划的内容中。但是空间规划往往只停留在协调县域城乡矛盾上, 而没有结合县域和中心城市、周边县市的发展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进行综合考虑。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不少指标是处于变动之中的, 和预期测算指标会产生差异。而县域空间规划一般以15年为个规划期, 空间布局停留在规划层面, 难以获得灵活实施。
其次, 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使得县域空间布局难以形成有效的集聚功能, 促进城市化。城镇是吸收农村富余人口, 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有效场所。而浙江有90%的城镇人口都小于5万人, 整体规模偏小, 布局散乱, 阻碍人口、产业向中心节点集聚,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分散于乡村, 没有达到合理的规模 (理论上, 小城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聚集效应, 小城镇总人数应为5万人以上, 镇区2—3万人为较优) 。
在土地利用方面, 县域不少乡村, 过于注重政绩工程和经济效益, 不合理的划拨土地, 建设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 致使土地难以发挥规模效益。同时, 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通过地方政府征地开发, 缺乏整合利用, 也导致土地使用效率不高, 相关的一些配套产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难以形成规模, 降低园区生产和服务成本。
从大都市圈的角度来看, 县域空间布局不遵循自身集约利用土地、集聚分布人口和产业, 以及没有宏观把握其在圈层中的地理位置, 难以和中心城市形成有效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一方面, 县域很难共享发达都市圈建立起来的技术、信息外溢, 承接产业和服务转移, 另一方面, 县域无法与圈域网络形成紧密结合, 与中心城市相互扩散, 形成良性互动。
5. 制度变革不完善。
大都市圈要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对圈域内不同节点城市和地区的制度安排要求比较高。处于圈域外层的节点地区, 往往是行政层级较低的地区, 对应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相应较小, 制度建设也相对缓慢。市场经济的发展, 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壮大, 县域自身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1) 扩权改革不够深入。浙江县域范围内的民营企业, 一方面出于自身发展产业集群的需要, 希望县域具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另一方面, 受大都市圈经济辐射, 参与上一级圈层产业分工, 也促使民营企业向上要权。浙江经过五轮县政改革, 基本使所有县域拥有了市级单位的全部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 而部分经济强镇也在突破原有的权利束缚。但是, 扩权改革的水平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还存在差距, 一些县级单位, 由于经济职能有限或部分权利没有真正下放, 而存在权力缺失空间。最主要的权力限制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建制镇上,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人口的集聚和“并乡建镇”后管辖范围的扩大, 现有的镇的政区建制与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与管理的需要。有限的行政权力使强镇难以承载已经达到的产业、人口规模, 并不符合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 也不符合大都市经济圈内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更好融入圈层结构的要求。温州试点发展柳市镇等5个强镇为镇级市则是进一步的“扩权强县”。
(2) 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束缚。横亘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 虽取得循序渐进的改革, 却尚未根本改变其稀缺资源在城乡、地区间的强制分配功能。虽然浙江县域内, 户籍登记上的身份差别虽已基本取消, “但在享受权利和福利时, 差别依然存在, 实际操作中, 有各种办法来区别和排除部分人群。”县域范围内传统的户籍制度影响根深蒂固, 阻隔了乡城之间劳动力的自然流动, 劳动力因素又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过程联系紧密。所以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县域成为大都市圈层网络中的节点, 实质上是用制度限制了市场经济体内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相关制度还是对城市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倾斜, 致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依然清晰。
(3) 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的牵绊。和户籍制度一样发展迟缓的还有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无论是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换, 还是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都是县域经济顺应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都离不开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浙江不少县域缺乏土地规划利用, 乡镇企业零散分布于乡村或镇区边缘, 农用地不合理开发建设, 城镇扩建占用农用地等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土地流转的引导和管理, 不少乡镇的农民进入非农生产部门, 使大量农用地被闲置抛荒, 造成适耕土地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 尚缺乏完善的体制保障制度和激励土地规模经营的机制推动土地的顺利流转。
四、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1. 政府层面的战略选择。
长三角都市圈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出台进一步明确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发展定位, 而江浙沪两省一市政府在合作层面上作出的努力对整个圈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协调和推动作用。浙江要依据《浙江城镇体系规划 (2008-2020) 》的要求, 发挥杭州湾、温台沿海和浙中城镇群“三核”和杭州、宁波、温州以及金华、义乌“四区”的集聚功能,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圈内次一级圈层网络, 为县域经济融入大都市圈搭建平台。引导各县域宏观把握大都市圈的布局结构, 使自我功能定位和圈域内资源配置要求保持一致。浙江各县域政府应当抓住长三角都市圈发展的机会, 包括日益完善壮大的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圈和金华、义乌都市圈, 跳出县域行政辖区, 用整体眼光定位自身发展模式, 打破封闭的“行政区经济”, 发展“经济区经济”。县域之间建立竞争—合作—分工关系, 推动县域横向交流与合作, 围绕已经形成的次级都市圈构建网络状节点城市圈层。
县域应当借鉴圈域发展政策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策略。一方面, 加快交通设施圈和通讯信息圈, 合理布局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 建设良好的硬件设施环境, 强化大都市圈内县域之间、县域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 推行县政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建立政府引导的合作和协商机制, 营造县域经济主体发展的软环境。使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圈域内遵照市场规律合理有序流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2. 企业层面的战略选择。
大都市圈产业集群是在整个圈域范围内, 集群内各组织之间依靠网络化联系而建立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组织体系。浙江县域的块状经济分散于大都市圈层的外圈, 尚没有和产业集群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些中小企业必须打破行政区地域限制, 建立起与都市圈内高层次产业集群的联系, 获得技术和信息的支持, 通过承接圈域内产业转移和要素下接, 壮大自身产业集群。依托大中型企业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延伸的路径选择, 被认为是县域块状经济集体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这些大中型企业尤其要分析自身优势, 合理进行产业定位, 既带动块状经济进入高层级产业集群的产业链, 又必须避免成为高层级产业集群扩散作用下单纯的制造加工部门。一方面, 适当发展几个龙头企业, 形成符合市场、圈域经济发展的行业标准, 发展新技术, 增加产品附加值, 带动县域产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变。另一方面, 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角度来看, 借助圈域内中心城市的技术和知识溢出, 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才能打破传统的粗放生产模式,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为大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3. 社会组织层面的战略选择。
除政府的宏观作用和企业的微观作用之外, 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在县域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是县域经济参与都市圈经济竞争的助推器。配套发展自身功能完备的中介服务组织, 完善圈域内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 并监督协调合作协议的具体实施运行;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县域规划、空间布局评价体系, 可以吸收学校、科研机构等成为这一评价体系的主体;为新技术开发和知识创新提供服务,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不仅能提升县域工业的发展层次, 还能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 加快城镇化进程, 更好融入大都市圈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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