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影响因子（精选10篇）
突发事件影响因子 篇1
他汀类药物属于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 (HMG Co A) 还原酶抑制剂。近年有研究发现, 它不仅具有调节血脂的作用,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患者中早期应用还可以抑制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抗炎及抗血栓等作用[1,2]。本研究对114例老年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 术前1个月使用阿托伐他汀治疗, 在炎症因子、心肌坏死标志物、心血管事件进行观察, 以探讨阿托伐他汀的抗炎及心肌保护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62例患者均为我院心内科2010年1月—2012年12月住院的ACS老年患者 (>50岁) ,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48例) 、试验A组 (55例) 与试验B组 (59例) , 3组患者在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饮酒、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Gensini) 积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 入选及排除标准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且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入选患者均符合NSTE ACS ACC/AHA指南标准[3], 患者术前未服用他汀类降血脂药物, 心肌标志物水平正常, 冠状动脉狭窄显著, 排除妊娠、感染性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 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患者。
1.3 方法
术前所有患者常规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等药物。对照组术前不给予阿托伐他汀口服;试验A组在此基础上于手术前1个月开始给予20mg阿托伐他汀钙片 (商品名:立普妥,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J20070060) , 1次/日, 维持1个月;试验B组术前1个月开始给予40mg/d阿托伐他汀钙片口服, 1次/日, 维持1个月。术后所有患者均给予40mg/d阿托伐他汀口服 (1次/日) 及其他常规药物, 直至患者出院。
1.4 检测指标
检测3组患者手术前后白介素6 (IL 6) 、中性粒细胞计数、超敏C反应蛋白 (hs CRP) 、肌钙蛋白I (c Tn I) 与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水平, 并观察围术期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组手术前后炎症因子IL 6、中性粒细胞及hs CRP水平变化
PCI术前3组患者IL 6、中性粒细胞及CR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后试验A组与试验B组3项指标水平均较术前显著改善 (P<0.05) , 且试验B组与试验A组术后3项炎症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2。
2.2 3组手术前后心肌损伤指标水平及心肌梗死事件发生情况
3组患者术前c Tn I及CKMB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后两试验组均较术前有改善 (P<0.05) , 且试验B组较试验A组改善更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心肌梗死发生率试验B组低于试验A组 (P<0.05) 。详见表3。
3 讨论
ACS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 以闭塞性血栓作为病理基础, 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侵蚀继发而来, 介入治疗是缓解症状的有效方法之一。PCI是经心导管技术来疏通狭窄或闭塞的冠状动脉管腔, 增加心肌血液灌注量, 从而有效改善心肌缺血症状, 但因ACS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若手术前后治疗不当, 也极易引起远期再狭窄或血管再次堵塞管腔等一系列情况。而老年群体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基础性疾病, 且器官功能多逐渐退化, 机体抵抗力较差, 因此术前积极预防及术后合理治疗变显得尤为重要[4]。IL 6由血管内皮细胞及平滑细胞分泌, 具有调节免疫应答、参与急性期反应等功能, 在机体抗感染中起重要作用, 可作用于血管壁导致损伤, 直接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与进展。它可以刺激肝细胞合成CRP, 作为一种急性时相蛋白, 正常人体血清内C反应蛋白 (CRP) 含量极微, 但在手术创伤、心肌梗死、组织损伤时可数小时内迅速升高数倍或百倍。因此被广泛应用与临床疾病的早期诊断及鉴别[5,6]。同时CRP与粒细胞水平亦存在正相关关系, 疾病初期可早于粒细胞水平上升, 此后会很快恢复正常。本研究结果显示, PCI术前3组患者IL 6、中性粒细胞及CR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后试验A组、试验B组均较术前显著改善, 且试验B组显著优于试验A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说明术前应用阿托伐他汀可以有效预防炎症情况发生, 且40 mg剂量效果更佳。
CK MB与c Tn I目前在心肌梗死诊断的特异性很高, 当出现肌肉萎缩或心肌梗死等情况时, 血清中CK MB水平会迅速升高, 24 h内可达高峰, 3 d左右恢复正常[7]。而c Tn I经不断研究证实在心肌损伤后, 其复合物可以迅速释放到血液中并在4 h~6 h升高, 并且能在血液中保持6 d~10 d。因此由于其高度特异性及灵敏性, c Tn I已逐步替代CKMB成为诊断心肌梗死的“金标准”[8]。本研究结果显示, 术前3组患者c Tn I及CK MB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后试验A组、试验B组均显著有改善, 且试验B组较试验A组改善更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心肌梗死发生率试验B组低于试验A组 (P<0.05) 。说明阿托伐他汀术前服用可对心肌功能起到保护作用, 且40 mg剂量效果相对较好。
总之, 术前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可以有效改善老年ACS患者PCI术后IL 6、中性粒细胞及CRP等炎症因子的水平, 提高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且与应用剂量有关, 40 mg剂量可能更具有显著疗效。因此证明阿托伐他汀可作为PCI患者手术前后常规用药, 但其远期作用及不良反应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阿托伐他汀预治疗对老年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PCI) 术后炎症因子及心血管事件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162例拟行PCI的老年ACS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48例, 试验A组55例, 试验B组59例, 术前所有患者常规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等药物。对照组术前不给予阿托伐他汀口服;试验A组在此基础上于手术前1个月开始给予20 mg阿托伐他汀钙片, 1次/日, 维持1个月;试验B组术前1个月开始给予40 mg/d阿托伐他汀钙片口服, 1次/日, 维持1个月。术后所有患者均给予40 mg/d阿托伐他汀口服 (1次/日) 及其他常规药物, 直至患者出院。比较3组患者术前与术后白介素6 (IL 6) 、中性粒细胞计数、超敏C反应蛋白 (hs CRP) 、肌钙蛋白I (c Tn I)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 MB) 水平, 并观察围术期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PCI术后试验A组、试验B组患者IL 6、中性粒细胞、hs CRP、c Tn I及CK MB水平均较术前及对照组显著改善 (P<0.05) , 且试验B组较试验A组改善更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B组患者心肌梗死发生率低于试验A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阿托伐他汀术前口服可显著改善患者术后炎症情况及保护心肌功能, 且40 mg剂量效果为佳。
关键词：急性动脉综合征,阿托伐他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炎症因子,心血管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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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业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篇2
【关键词】 灰色关联 创业环境 影响因子 南昌
《全球创业观察》，简称GEM（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是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创业研究项目，它是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旨在研究全球创业活动态势和变化。GEM项目自1999年第一次实施以来，多个国家参与调查研究。迄今，参加该项目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43个。中国于2002年第一次加入。
2005年的《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指出，我国的创业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按活跃程度划分，河北、内蒙古、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海南、云南、甘肃、青海12个地区属于不活跃地区。城市创业环境是孕育创业活动的土壤，是创业活动有效开展的推动力。本文以南昌市为例，着眼于对城市创业环境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和研究，应用灰色关联理论，在众多创业环境影响因素中辨析出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揭示影响南昌创业活动的主要推动力，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和支持，促进不活跃地区的创业活动开展。
一、城市创业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中指出市场需求、创业文化、人力资本是影响城市创业活跃程度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的思想将城市创业环境影响因子划分为经济因子（Economic Environment）、政治因子（Political Environment）、社会因子（Social Environment）三个方面。
1、经济影响因子（Economic）
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市场开放度将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依据系统性、有效性、可操作性、统计指标连续性原则，本文选择市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以及市场需求作为影响城市创业环境的经济因子，具体衡量指标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人均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额，主要反映地区吸引外资对创业环境的影响、第三产业的经济景气程度以及城市消费水平对创业环境的影响。
2、政治影响因子（Political）
政治环境是指政府机构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调控地区宏观经济水平及结构，它对于企业创业环境起着宏观调控、促进作用。本文选择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作为影响城市创业环境的政治因子，具体衡量指标采用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年末余额、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主要反映政府贷款、教育事业资金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创业环境的影响。
3、社会影响因子（Social）
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者具有一定的创业基础，创业潜力较强。另外，城市失业者也将成为自我创业的一个主要群体。本文选择文化与社会规范、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作为影响城市创业环境的社会因子。具体衡量指标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以及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数，主要反映社会失业现状、教育发展水平以及科技投入对城市创业环境的影响。
依上分析，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4、衡量城市创业环境的指标选择（Y）
GEM提出了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来衡量地区创业环境的活跃程度，它的含义是每100名18至64岁的成年人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来进行分析。
综上，建立模型如下：Y=R（Economic，Political，Social）。
二、灰色关联理论
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贫信息”、“小样本”为研究对象的灰色关联理论，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农业系统等众多领域。创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诸多影响因素，由于没有绝对的物理原型，不能确定系统内各要素的作用机制，因而创业环境可以认为是“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本征性灰色系统，应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不失为一个科学有效的研究途径。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比较序列为：
X（k）=[x1（k），x2（k），…，xm（k）]；k=1，2，…，n；m表示向量X（k）的维度，n表示序列长度（下同）；xi（k）表示第i个分量的第k个样本值。
参考序列为：
y（k）；k=1，2，…，n
第二，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使原始数据具有可比性。无量纲化处理可以采用百分比■■|y（k）—xi（k）|生成、倍数生成、初值化生成等多种方式，本文采用初值化生成即除以第一个值的方式（i=1，2…m； k=1，2…n）。
xi（k）=xi（k）/xi（1）
y（k）=y（k）/y（1）
求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列，并从中找出极大值与极小值：
？驻i（k）=|y（k）—xi（k）|
■■|y（k）—xi（k）|
第三，求关联度（i=1，2…m；k=1，2…n）。
r（y（k），xi（k））=■
r（xi）=■■r（y（k），xi（k））
三、灰色关联度计算
以南昌市为例，城市创业环境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计算如下。
第一，比较序列、参考序列的原始数据见表2。
第二，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每列数据除以第一个值，如表3所示。
第三，求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列，并从中找出极大值与极小值（见表4）。由表4知：■■|y（k）—xi（k）|=0；■■|y（k）—xi（k）|=15.87。
第四，求关联度（分辨系数0<？籽<1，本文取？籽=0.5），见表5。
四、灰色关联度分析
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不是函数模型，而是序关系模型，所以最终分析的着眼点不在数值本身，而是最后形成的序关系。依据表5，得到南昌市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序R（人均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数，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其中，人均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排在第一位（0.9449），意味着南昌作为江西省省会城市，收入水平较高，人口相对密集，潜在的消费者较多，从而吸引创业者前来创业。另外，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需求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会提供较多新的创业机会。其次，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也较为密切（0.9392），反映了政府对于企业贷款的大力支持，促进了城市创业环境的改善。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度排名第三（0.9346），即由于失业而进行自我创业的生存型创业是当前南昌创业活动中的主要形式。这点与《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中的结论一致，报告中指出生存型创业是中国的主导类型。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度排名最后，反映了今后南昌市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基础建设资金，完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创业者来本地创业。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度排名倒数第二，反映了南昌市政府在鼓励失业人员进行自我创业的同时，应当给出较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前来投资，从而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最后，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数与南昌创业环境关联度相对不高，如何吸引受过良好教育或有技术背景的人员进行机会型创业，将是学术研究者和政府部门深入探讨的新方向。
五、结语
影响创业环境的因素多而复杂，本文基于国际上通用的GEM理论模型，从经济影响因子、政治影响因子、社会影响因子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影响城市创业环境的9个关键因素。以南昌市为例，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9个影响因素中，与南昌城市创业环境关联最密切的是城市消费水平对创业环境的影响；而排名最后的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金额、教育投入和科技转移。故此，南昌市政府要着力于以下方面。
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创业硬环境。对于例如南昌市，创业不活跃地区的城市而言，自身地理位置不佳、区位优势不明显，只有加大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在硬件设施上给予创业者以保障，才能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前来创业。例如与深圳市相比，2010年南昌市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为10.98平方米，深圳则为34.41平方米，该项指标不及深圳市的三分之一。
第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创业软环境。全民创业的内涵不仅仅是政府单纯对民众和社会的口号，而是内在地要求政府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为全民创业提供好的服务。政务成本过高、政府服务质量差、审批手续繁琐是当前一些创业者遇到的困难。改善自身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审批手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吸引外商投资，同时也能鼓励广大本地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第三，强化政策制定，提升机会型创业。由于目前生存型创业是中国的主导类型，因此引导具有良好教育或技术背景的人员进行机会型创业是今后的关注的重点。首先，教育力量雄厚的地区，要继续发挥优势，加大教育投入，保证高层次人才的输出。只有具有高学历和技术背景的人员才更有潜力、更有能力从事机会型创业。其次，不仅要在各高校设置创业课程，还要在各类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相关课程，从思想上，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积极培育创业文化，营造自主创业氛围，打破传统的就业观念，引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进行机会型创业。除此以外，不仅只针对生存型创业人员给出创业优惠政策，更应制定出适合于机会型创业的相关资金、税收、制度上的优惠政策并落实执行。最后，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进一步完善产学研机制，利用信息化平台等多种渠道，将市场、企业、研发机构三者有机的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基于市场的机会和创新技术，推动高层次人才从事创业，追求更多的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
（注：本文为南昌市科技局软科学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3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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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影响因子 篇3
关键词：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瑞舒伐他汀,辛伐他汀,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心血管事件
研究已经证实炎性反应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ACS)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在作用[1], 炎性反应导致的冠状动脉斑块破裂、血栓形成是ACS心血管事件发生在重要原因。白细胞介素-6 (IL-6) 是重要在炎性介质, 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 是炎症的敏感性指标, 我们就是想通过观察瑞舒伐他汀和辛伐他汀对ACS患者hs-CRP和IL-6的作用以及对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影响来探讨其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来我院就诊的ACS患者80例, 均符合美国心脏病学会制定的ACS诊断标准[2], 其中男性47例, 女性33例, 年龄47~78岁, 平均为 (58.8±12.9) 岁, 随机将上述病例平均分为两组, 即瑞舒伐他汀组和辛伐他汀组, 两组在年龄、性别、病情、病程、合并症以及吸烟史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所有入选病例均未行静脉溶栓和冠状介入治疗, 入院前2个月内未服用抗炎和降血脂药物, 均无家族性高脂血症、风湿免疫性性疾病、感染性疾病、肝肾及严重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等器质性心脏病病史。
1.2 治疗方法
分组后对以上两组研究对象均给予常规性的治疗, 包括口服拜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血小板凝集治疗, 给予硝酸酯类药物改善冠状动脉供血, 服用β受体阻断剂、ACEI类药物、低分子肝素等。在此常规治疗基础上瑞舒伐他汀组则给予瑞舒伐他汀10 mg/d口服 (阿斯利康公司生产) , 辛伐他汀组则给予辛伐他汀20 mg/d口服 (杭州默沙东公司生产) , 两组均给予5个月的治疗观察。
1.3 观察指标
两组研究对象均在治疗前和治疗5个月后抽取空腹静脉血4 mL, 离心 (3000 r/min) 15 min, 留取血清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测定血清IL-6水平, 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hs-CRP水平, ELISA试剂盒由深圳晶美公司提供, 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同时密切观察两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以及再发心绞痛等, 并做详细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t检验, 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清hs-CRP和IL-6水平均显著降低, 瑞舒伐他汀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75、6.34, P<0.05) , 辛伐他汀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32、4.12, P<0.05) , 瑞舒伐他汀组治疗后显著低于辛伐他汀组 (t=3.15、3.11, P<0.05) , 见表1。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瑞舒伐他汀组中发生心肌梗死2例、复发性心绞痛4例,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15%;辛伐他汀组心血管死亡1例, 心肌梗死3例、复发性心绞痛4例,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20%。瑞舒伐他汀较辛伐他汀有更明显减少心血管事件的趋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112, P>0.05)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辛伐他汀组治疗后比较, ΔP<0.05
3 讨论
ACS是目前临床上一种常见的心血管急危重症, 冠状动脉斑块的不稳定性是临床发生ACS的病理学基础, 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具有不稳定的特征, 所以容易导致硬化斑块破裂, 进而导致血栓形成, 致使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闭塞, 这是ACS患者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以及再发心绞痛等的主要原因, 所以对冠状动脉易损斑块给予积极有效的干预治疗, 对于有效预防ACS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3,4]。证据显示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 血管内皮损伤以及ACS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不可分, 炎性反应存在于ACS的整个病理过程之中, 炎症加速并导致了粥样斑块的破裂[5]。研究显示ACS患者血清炎性细胞因子IL-6和hs-CRP等明显增高, 这类炎性因子水平越高提示斑块愈加不稳定、易于破裂, 提示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明显增高[6]。IL-6是由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等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 心脏在缺血缺氧状态会刺激上述细胞产生和分泌IL-6, 参与动脉硬化的进程, 所以说IL-6与动脉粥样斑块形成密切相关, 被认为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子, 尤其在ACS患者中血清IL-6显著增高, 显示具有预测ACS发生的重要价值[7]。另外, C反应蛋白 (CRP) 是在人体肝脏中合成的一种典型的急性时相蛋白, 研究认为其与炎症和组织损伤程度呈正比, 而当病理状态恢复时CRP含量也随着下降, 所以临床上常普遍把其作为观察病情和治疗效果的敏感指标, 同样被认为在心血管疾病炎症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我们知道胆固醇与脂蛋白结合并激活补体系统, 损伤血管内皮, 导致炎性物质释放,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 所以降脂和抗炎成为治疗ACS重要措施[8]。
“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 篇4
期刊的所谓“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如今在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绝对是高居神坛，而它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风靡全球的“影响因子”游戏中，长期遥遥领先—二○一四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几乎可以这样说，对《自然》的迷信和崇拜，就是对期刊“影响因子”迷信和崇拜的表征。
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看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据二○○六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二十五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高达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在当前国人的错误认识中，普遍将期刊“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视为一种“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
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女记者，在和我们讨论有关问题时，曾非常自然地问：“影响因子”难道不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最客观评价吗？她这样问，当然反映了她对“影响因子”公正性的深信不疑。让笔者稍感吃惊的是，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中，作为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记者，她按理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比一般公众及文科学者更为专业和清醒的认识。结果我们看到连她这样的专业人士都受害如此之深，可见“影响因子”的神话已经误人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我们忍不住告诉她：你要是知道“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你就不会那样问了！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的商业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是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将它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让我们先“剧透”一点调查结果：
“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 & 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一九九二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但是且慢，“科学情报研究所”难道会是私人商业公司吗？
是的，对于习惯于“循名责实”、“名实相副”的中国公众来说，这太出人意表了。但是别忘记，这家公司是在美国。
公司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味道，但在一九六○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晚年的加菲爾德功成名就之后，对于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用那么讳莫如深了，他曾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营利机构。”但在美国，他这样做并不违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条规，而在中国公众所习惯的观念中，那甚至有可能涉嫌欺诈了。
我们知道，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之情，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就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尤金·加菲尔德的创业
SCI和JCR这两种数据行用半个世纪，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科学界的学术生态和发表机制。他们的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不管历史功过如何，已经足以名垂青史。
加菲尔德一九二五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一九四九）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一九五四），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一九六一）。一九五六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Current Contents，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Bell Lab）成为他的第一家企业用户。加菲尔德后来回忆，为了完成贝尔的订单，需要先投入五百美元作为印刷费，而这在他白手起家的早期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从私人银行贷款才勉强渡过难关。
一九六○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该项目对一九六一年二十八个国家出版的六百一十三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一百四十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一九六三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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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通常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一九六四年加菲尔德首次出版一九六一年的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他又先后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八年开始推出“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 & 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
从起源上看，“引用索引”的想法并非加菲尔德首创，它是受到美国一种判例援引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律遵照“判例”原则，法院进行判决时，必须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做出的判决保持一致。一八七三年，芝加哥法律出版商谢帕德（F. Shepard）开始出版一种他自己编印的工具书，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统一编列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这种工具书能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出版后大受欢迎，法律界人士几乎人手一本。谢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出一个法律术语“Shepardize”，意为“查阅《谢帕德引证》”。
而作为一种期刊评估手段，JCR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格罗斯（Gloss）夫妇一九二七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个人局限的左右。格罗斯夫妇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对它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两百四十七篇文章的三千六百三十三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
SCI作为JCR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在于，格罗斯夫妇及其后继者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却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讲个故事推销产品：“影响因子”预测诺贝尔奖
加菲尔德白手起家，从最初五百美元都要靠私人银行贷款，发展到今天至少在科学界俨然有君临天下之势的“信息帝国”，确实堪称科学、信息、资本三者结合的传奇。这个帝国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影响因子”本身是不是合理，还不是本文打算讨论的内容，要留待以后再说。但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却不可不提。这里也姑举一例以见一斑。
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要让他的信息商品位居高端，乃至凌驾于学术之上，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
一九六五年，即SCI推向市场的次年，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for Naval Research）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加菲尔德做了大会报告。当时他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所以这次大会报告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次不失时机的产品推介。加菲尔德宣称，SCI有五项功能：一、便于学者了解前人工作；二、可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手段；三、便于追踪研究成果的发表来源；四、可用于计算期刊的“影响因子”；五、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一种辅助手段。
在阐述第二项功能时，加菲尔德选择了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贝尔奖预测”来进行论证。他利用一九六四年首次出版的一九六一年度SCI报告，统计了一九六一年二十五万七千九百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
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还主动发出警告，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他甚至非常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苏联李森科的例子，说明如果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那就会得出李森科是苏联最伟大科学家的荒谬结论。而且在加菲尔德举例的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已有一个明显反例：按照加菲尔德的统计，一九六三年度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内斯·詹森（J. H. Jensen）一九六一年三篇論文的SCI引用才四次，连引用次数的平均值（5.51次）都未达到。
但是，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SCI产品“学术形象”的过程中，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发出的警告。从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年间，他先后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力图证明SCI论文引用可以“预测”诺贝尔奖。
在一九九○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加菲尔德引用他此前鼓吹此事的三十多篇文章，力图将所谓“高引作者名录”和诺贝尔奖联系起来。我们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
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每年新增SCI论文数以万计，这些论文产生的引用会让SCI“高引作者名录”各年大不相同，因此截取年限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加菲尔德提供的六组数据中，起始年份各不相同，截止都在一九九○年（该文写于这年），截取年限依次为一年、一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三年和十五年，并无章法可循。事实上，一九六一至一九九○年的三十年间，所有可能截取的年限共有四百六十五种，对应的“高引作者名录”就应该有四百六十五份—而加菲尔德仅仅给出了其中六份，呈样率不到1.3%，对于如此明显的选择性呈现，加菲尔德却没有交代任何理由（哪怕宣称是“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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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因为名单越长，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概率也就越大。加菲尔德的六组数据，名单人数从最初的五十扩大到了后来的一千，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理由。
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通常，预测事件发生是有时限要求的。加菲尔德六组数据的预测年份截止于一九九○年，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写于这一年，这意味着预测的有效期限可能止于任何年份，这完全背离了“预测”的基本要求。
加菲尔德之后，有学者采用相同路径加入“预测”行列，这些工作对引导学界相信SCI论文“高引”可预测诺贝尔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客观上则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SCI推销产品。但对于这种“预测”，学界至今还存在相当大的异议。下面仅举一例：
学者金格拉斯（Y. Gingras）和华莱士（M. Wallace）二○一○年发表一项研究，他们对比物理和化学领域的两组数据：逐年统计一九○一至二○○七年排名前五百的高引作者的被引用情况，和一九○一至二○○七年三百三十位诺奖得主的被引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当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确实高于其他高引作者，出现一个突出的峰值；但是从一九四六至二○○七年，这样的峰值再未出现。这意味着，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成果引用或许可以看作预测诺贝尔奖的有效风向标，但是从一九四六年以后，试图从“高引作者”中鉴别出诺贝尔奖得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他们对这种变化提出的解释是：五十年代以来科研人数在急剧增加；同时专业分支在不断细化。如果他们的研究结论成立，那就表明：早在SCI作为一种商品被销售之前的大约二十年，它在“预测诺贝尔奖”这件事上就已经失效了。
一个对金格拉斯和华莱士两人上述研究结论非常有利的最新证据是：“科学情报研究所”二○一四年公布的“高引作者名录”中，尽管包括了多达三千二百一十六位科学人士，但该名录二○一四年的诺贝尔奖“预测”命中率为零。
然而这并不妨碍“高引作者名录”继续受学界追捧。因为在“SCI引用”风行整个学界的今天，能进入该名录已经被当成学术水平突出的象征。更何况，鼓吹“预测诺贝尔奖”本来只是加菲尔德当年推销SCI产品时的一个手段，如今时移世易，SCI和“影响因子”的声势已经如日中天，能不能预测诺贝尔奖早已无关紧要了。
ISI“信息帝国”的惊人利润
在加菲尔德创业之前，美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倒是和今天中国公众想象的十分接近：通常由政府学术机构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套用一句今天的时髦话头，可以说是加菲尔德一手开创了科技情报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所以《科学》杂志一九七八年的一篇文章中稱加菲尔德为“将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百万富翁”。
对加菲尔德而言，一九六四年投产SCI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权以五十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老年加菲尔德回顾自己创业时的峥嵘岁月，在一次访谈中告诉记者，当年SCI的发售价格为每份七百美元，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
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从一九六四年推向市场到一九七一年，ISI的利润连年以年均27.5%的幅度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产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
除了SCI和JCR这样的“灵魂产品”，ISI开发的其他知名产品还包括：《目录快讯》（CC），一九五六年首次面市，只对管理类期刊进行汇编，翌年起将汇编对象拓展到医药、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作为ISI开发的第一个产品，CC在SCI出现之前一直是公司最赚钱的产品。《化合物索引库》（Index Chemicus，简称IC），该数据库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新出现化合物的相关研究数据，还可获得重要有机化学期刊对它的评价结果，但一九六○年推出后一直只赔不赚，然而加菲尔德却对它倾注了巨大热情，手下四名主要副手集体辞职也未能迫使他终止。不过IC如今已成为汤森路透的又一热门产品。
一九八八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一九九二年四月，汤森路透以二点一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而到了今天，据统计，汤森路透和英国里德·爱斯维尔集团（Reed Elsevier）、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三巨头共占据了全球情报市场份额的90%。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笔者姑且披露一所我们熟悉的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学数据库）、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专利情报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兴市场信息服务），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就有三十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上面这段故事，还只是我们打算讲述的关于“影响因子”江湖故事中的第一段。这个故事总体来说好有一比—不知电视剧《琅琊榜》是否已经家喻户晓到如此地步了：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但这要且听下回分解。
突发事件影响因子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2010 年2 月-2012 年2 月于我院体检中心查体的155 例中心性肥胖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男107 例,女48 例;平均(43±14)岁;男性腰围≥102 cm,女性腰围≥88 cm,腰围/ 臀围为男性>1.0,女性> 0.9;选择72 例非中心性肥胖患者为肥胖对照组。男50 例,女22 例;平均(42±15)岁,男性体质指数(BMI)>30,女性BMI>29。排除标准:遗传性易栓症、全身性感染及甲状腺功能紊乱,近3 个月内发生静脉或动脉栓塞、外科手术和创伤,抗凝治疗,恶性肿瘤及病史,放、化疗,肝肾器质性疾病和妊娠。选择与研究对象年龄、性别比例匹配的体检健康者50 例为健康对照组。男35 例,女15 例;平均(42±11)岁。对中心性肥胖患者进行1 年随访,以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为终点事件,截止时间为2013 年2 月28 日。有15 例中心性肥胖患者在随访期内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4 例,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11 例。诊断参照2007 年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CC)和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制定的标准[5]。3 组间性别(χ2=0.012)、年龄(F =1.35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采集患者静脉血标本,以0.105 mol/L(3.2%)枸橼酸钠进行抗凝(1∶9),送检后放置于室温(18~25℃)下待检,于采集后2 h内测定。将标本以3000r/min(2 664×g)离心15 min,取上层乏血小板血浆进行测定。采用IL ACL TOP 700 型血液凝固仪测定由于凝集造成的透射光变化以获得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含量(von Willebrand factor antigen,v WF:Ag)。采用Roche Modular DPP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测定血糖(glucose,Glu)、三酰甘油(trigly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 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数数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采用q检验。分类资料采用 χ2检验。采用ROC曲线评价v WF:Ag的诊断性能。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回归模型评价v WF:Ag与其他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基本资料
3 组间BMI、收缩压、舒张压、Glu、TG、LDL-C和HDL-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或P <0.01),见表1。
2.2 3 组间血浆v WF:Ag测定情况
对照组、非中心性肥胖组、中心性肥胖组血浆v WF:Ag分别为(110±31)%、(167±62)%及(193±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11.933,P <0.01),非中心性肥胖组高于对照组,中心性肥胖组高于非中心性肥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2.3 v WF:Ag诊断中心性肥胖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ROC曲线图
v WF:Ag诊断中心性肥胖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临界值为205%时,敏感度为87.5%,特异度为70.3%,曲线下面积为0.864(95%CI 0.769~0.959)。见图1。
注:†P <0.05,1 mm Hg=0.133 k Pa
2.4 v WF:Ag水平高于临界值的中心性肥胖患者的生存分析
与血浆v WF:Ag水平低于临界值(205%)的患者比较,高于临界值的患者在1 年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累计概率显著增高(Log-rank χ2=7.091,P =0.008),见图2。
2.5 v WF:Ag水平评估肥胖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Cox比例回归模型
评价v WF:Ag与其他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单因素筛选分析结果,见表2。
对经单因素筛选分析后P <0.05 的因素进行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三酰甘油、LDL-C、血小板计数和v WF:Ag是中心性肥胖患者1 年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因素,见表3。
2.6 v WF:Ag水平与临床病理因素关联性分析
血浆v WF:Ag水平与性别和HDL-C无关联性(P >0.05),与其他临床病理因素均有关联性(P <0.05或P <0.01),见表4。
血浆v WF:Ag水平>临界值(205%)的患者(绿线)与v WF:Ag水平≤临界值的患者(蓝线)比较
注:†P <0.05
3 讨论
v WF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释放,是介导血小板黏附聚集的关键因子,同时还具有保护凝血因子Ⅷ(FⅧ)并支持其活化的功能,当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和功能紊乱时,血浆v WF:Ag水平显著增高并参与凝血系统活化[6]。
中心性肥胖与糖耐量受损,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均属于代谢综合征的重要特征,近期的研究发现,肥胖可在早期即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障碍[7,8],血浆v WF:Ag持续处于高水平的中心性肥胖患者多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本研究结果显示,2 个肥胖患者组v WF:Ag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其中中心性肥胖患者的血浆v WF:Ag水平高于非中心性肥胖患者,表明中心性肥胖患者血管损伤和功能紊乱程度更为严重,其原因与内皮细胞磷脂酰肌醇-3 激酶信号转导通路受损[9]、一氧化氮(NO)生成与内皮素分泌失衡[10]、毛细血管血流量减少以及修复障碍等因素密切相关[11]。近年的研究表明,促进中心性肥胖患者发展为代谢综合征的多种病理过程(血管壁慢性炎性病变、胰岛素抵抗以及脂代谢紊乱)均可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损害[12,13],并最终反映在血浆v WF:Ag水平的变化上。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心性肥胖患者血浆v WF:Ag水平与多种临床病理因素(年龄、葡萄糖、三酰甘油、LDL-C和血小板计数等)均有显著的关联性,则进一步说明了血浆v WF:Ag水平的变化是多种病理因素共同对血管内皮细胞作用的结果。生存分析结果显示,血浆v WF:Ag水平增高的中心性肥胖患者在1 年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概率显著增高。ROC结果显示,血浆v WF:Ag水平为205%(临界值)时,对中心性肥胖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具有良好的诊断性能。
KRAJA等[14]研究显示,F Ⅷ增高与代谢综合征病程发展显著相关,同时肥胖引发的代谢综合征、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和慢性炎性反应等均可引发血小板的活性改变[15,16],而v WF则在稳定或活化FⅧ、介导血小板黏附聚集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在血栓形成的启动阶段起关键作用。本研究表明,v WF:Ag是中心性肥胖患者1 年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因素,提示持续血管损伤引发的高凝状态是导致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重要病理性因素,这种高凝状态同样也是构成代谢综合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患者形成更为致密的血栓凝块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7]。
综上,中心性肥胖时由于血浆v WF:Ag水平因多重风险因素对血管壁的持续损伤而显著增高,并对高凝状态形成产生促进作用,是影响患者病情发展趋势的风险因素,检测血浆v WF:Ag可作为评估患者高凝状态以及远期不良临床结局的敏感方法。
摘要：目的 探讨中心性肥胖患者血浆中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含量(v WF:Ag)的变化特征以及对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的评估价值。方法 对该院就诊的155例中心性肥胖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男107例,女48例;选择72例非中心性肥胖患者为肥胖对照组,选择50例体检健康者为健康对照组。采用IL ACL TOP700型血液凝固仪测定v WF:Ag。采用ROC曲线评价v WF:Ag的诊断性能。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结果 中心性肥胖患者血浆v WF:Ag水平高于非中心性肥胖患者,v WF:Ag诊断中心性肥胖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临界值为205%时,曲线下面积为0.864(95%CI 0.769~0.959),高于临界值的患者在1年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累计概率显著增高,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v WF:Ag是中心性肥胖患者1年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因素。结论 中心性肥胖患者血浆v WF:Ag水平显著增高,并与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密切相关,可作为早期评估患者高凝状态和不良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影响因子 篇6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IF) 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的期刊引证报告 (JCR) 中的一项数据, 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 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得 (英语:Eugene Garfield) 在1960年创立, 其后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 (S, T) 的论文在统计当年 (U) 的被引用总次数X (前两年总被引次数) 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Y (前两年总发文量) 。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 篇7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IF) 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的期刊引证报告 (JCR) 中的一项数据, 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 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得 (英语:Eugene Garfield) 在1960年创立, 其后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 (S, T) 的论文在统计当年 (U) 的被引用总次数X (前两年总被引次数) 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Y (前两年总发文量) 。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 篇8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的一项数据,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得(英语:Eugene Garfield)在1960年创立,其后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革新。 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S, T)的论文在统计当年(U)的被引用总次数X(前两年总被引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Y(前两年总发文量)。 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影响我国粮食价格因素的因子分析 篇9
【关键词】粮食价格；因子分析；回归分析
0.背景
在1978到2006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将传统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渐减弱并取缔，我国进入了粮食价格以双轨制运行的时代，粮食价格开始大幅波动。在通过实施提高粮食销售价格的同时放开粮食价格和粮食经营，并建立最低保护价和销售最高限价后，我国粮食价格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涨趋势。但随后出现了持续下降，主要是受了粮食产量持续丰收及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针对此状况，国家采取了有效的扶农惠农政策，使我国粮食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上涨[1]。即使在国际粮食价格发生大幅上涨的期间内，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依然以平稳的趋势运行。我国粮食价格制度经过多年的实施，改进，已逐渐完善。
根据国家在1978-2007年发布的各种政策，条款对粮食产量、价格形成的影响，可以将我国粮食价格发展历程概括为一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9年，粮食价格呈震荡盘升。第二阶段是1990-1991年，粮食价格与之前相比持续处在最低点。第三阶段1992年-1996年，粮食价格出现持续的大幅度上涨。第四阶段是1997-2002年，粮食价格开始持续下降。第五阶段是2003年-2007年，粮食价格呈恢复性上涨趋势。
1.指标体系设计
影响粮食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大多数是能用数据来表示的，还有些是人们主观的想法，做法造成的，所以无法表示出来。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一定的原则从中挑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有利于我们进行分析的数据。我们筛选后的统计指标：（1）挑选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与粮食价格有直接关联的指标：粮食产量X1，粮食播种面积X2，粮食生产价格指数X3；（2）根据粮食的需求对象的需求程度、经济能力的指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X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X5；（3）重要程度不是很高但不可省略的数据项，因为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会导致粮食价格快速上升或下降：成灾面积X6。中国的粮食市场属于官方管制市场，与国际市场粮价关联性不强，因为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达到95%，进口依存度很低[2]；而且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储备充裕，粮食安全基本有保证，加上政府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和完善、限制粮食出口政策逐步发挥作用。即使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但对国内的直接影响有限，短期内我国粮价大幅上涨的基础不存在，而会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因此没有采纳国际粮价指数而将重心放在国内市场。所以本文以X1-X6的1997-2006年的数据为例，对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
表1 影响粮食价格的各因素
2.因子分析
2.1因子分析的原理简介
“因子分析”与1931年由Thurstone首次提出，其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Karl Pearson和Charles Spearmen等人关于智力测验的统计分析[3]。基本目的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被描述的变量一般都是能实际测量的随机变量，而那些因子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归为同一个类别，而不同类别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低。在同一个类别内的变量，可以想象是受到了某个共同因素的影响才彼此高度相关的，这个共同因素也称之为公共因子，他是潜在的并且不可观测的。因子分析反应了一种降维的思想，通过降维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聚在一起，不仅便于提取容易的特征，而且降低了需要分析的变量数目和问题分析的复杂性。
2.2对粮食价格因素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分析结果
我们分析的样本资料主要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小部分在网上收集来的数据，其中缺失数据用均值代替。
（1）将原始样本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之间变化趋势、量纲的不一致及数量级的差异等现象。开始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2）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
KMO检验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计算偏相关性是由于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会比简单相关系数来得小。一般KMO统计量大于0.9时效果最佳，0.6以上可以接受，0.5以下不宜做因子分析，本数据KMO取值0.692尚可接受。
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0.01，由此否定相关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即认为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3）方差解释表。
方差解释表格给出了每个公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及其累积和。观察前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7%，大于85%，满足了因子个数对累计贡献率的要求，因此，可以选择两个因子。同时在表中还注意到，旋转以前和旋转以后虽然因子总方差贡献没变，但是单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发生了细微变化。第一个因子的贡献率由64%减少到60%，而第二个因子贡献率由23%增加到27%。
表2 方差解释表
（4）旋转前后的因子成分矩阵。
成分矩阵是初始的未经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旋转成分矩阵是经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旋转后每个公因子上的载荷分配与旋转前的效果差不多，综合旋转前和旋转后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因子1上载荷较大的变量有人均粮食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因子2上载荷较大的变量有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成灾面积。
表3 旋转前后的成分矩阵
（5）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
表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由此可得最终因子得分公式：
F1=-0.072X1+0.112X2+0.227X3+0.172X4+0.235X5+0.162X6-0.194X7
F2=0.534X1+0.300X2-0.016X3+0.133X4-0.056X5-0.418X6+0.035X7
进一步分析，根据各个变量的特点和所得的因子得分公式再综合因子成分矩阵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公因子中人均粮食消费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和生产价格指数起到了主要作用；在第二公因子中，明显的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成灾面积是第二公因子的作用因素；所以第一公因子反映的都是居民粮食消费量，也就是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情况；第二公因子反应的是关于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体现了粮食的供应情况。
（6）综合各公因子构造综合评价模型，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两个主成分Factor1（Y1）、Factor2（Y2），并以其方差贡献率64.227%和23.403%为权数构造如下综合评价函数：
Z=0.64227Y1+0.23403Y2
3.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第一主成分是居民对于粮食的需求量；第二主成分是粮食的供应量。所以综合来看，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最主要原因是粮食的供需平衡问题。虽说以现在短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形式乐观，这是由于一系列的政府支农惠农以其他政策作用的结果。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粮食价格的稳定不能一直依靠政府的干预，这知识暂时的维持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保持粮食供给平衡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3.2建议
第一、从居民对于粮食的消费量方面来看，根据居民对粮食的需求量越大，粮食价格就会越高。所以解决这个原因的最好办法就是完善我国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结构[4]。因为国家想要对粮食市场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发育健全的粮食市场体系。就可以避免过去简单的粮食供求的杠杆关系。能够滞缓粮食供求量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波动范围。
第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对于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国家粮食价格起着重要作用。国务院发展中心对此的解释是：“一旦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热情，即便是农业投入增加科技到位基础设施改善，我们面对的仍可能会是土地撂荒粮食减产。”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加大保护种粮的积极性，分别在种粮食的补贴力度和对种粮成本及亩产盈利方面加强监管。这样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为了防止出现突然事件造成粮食价格异常变动，应该加强我国的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完善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这是健全和完善国家对粮食市场价格宏观调控机制的重要内容[5]。防止“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影响到粮食价格。然而利用粮食专项储备的吞吐功能以及风险基金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可以减小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
4.结束语
虽说我国地貌广阔，但是人口众多，决定了我国对于粮食的需求量。现时代的中国处于科技，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为国家提供安全的粮食保证、稳定粮食价格是国家各项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波动的粮食价格证明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基础需要继续夯实，我们应该认真审视我们改革与发展，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方法来解决，为我国今后的各项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科]
【参考文献】
[1]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17-340.
[2]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43-171.
[3]中国粮食改革开放30年[Z].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9）：96-100.
[4]曹筠.国内粮食价格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J].北方经济，2009，（4）：5-7.
影响因子 篇10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IF) 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的期刊引证报告 (JCR) 中的一项数据。 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 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得 (Eugene Garfield) 在1960 年代创立, 其后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革新。 IF即某期刊前两年发 (S, T) 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 (U) 的被引用总次数X (前两年总被引次数) 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 (S, T) 内发表的论文总数Y (前两年总发文量) 。 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