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主义

农业主义（共12篇）

农业主义 篇1

0 引言

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既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在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

农业“第一个飞跃”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有效创新,是我国土地制度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剥离出来交给农户,确立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第一个飞跃”的促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它的成功实践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设想。

2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改革的实践证明,“第一个飞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只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我国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这也成为他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

2.1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成本较高,生产效率较低,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阻碍了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中日趋走入弱势行列,已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适度规模为载体,优化组合农业资源———土地、资金、劳动力、科学技术等。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农业产业聚合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的整体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2 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

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同时,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集体经济强大了,才有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维护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两个飞跃”奠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实践基础

3.1“两个飞跃”突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的局限,为公有

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实践经验“两个飞跃”的实践促使农村集体资产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模式的禁锢,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由实物形态向价值(货币)形态转变,集体资产向各种灵活的资本运营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农村已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结合,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托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各种形式竞相涌现,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2“两个飞跃”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中,广大农民探索出多种多样的规模经营方式。

农村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出现了村办农场、专业技术协会等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这些经营形式发挥了较好的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新型农业合作是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的有效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村,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农业市场化的逐步完善和提高。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处于初级状态,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化道路漫长而艰巨,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同时需要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把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这一过程需要创新农业合作的模式,以新型农业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近几年,我国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将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可以获得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又可以从国家争取财政补助、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产生合力效应,迅速发展壮大,直接或间接地壮大了集体经济。这既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措施。

总之,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改革的根本指针,它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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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卿.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99,(5).

[4]宋阳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点[J].岭南学刊,2006,(4).

[5]赵智奎,彭海红.邓小平的农业集体经济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2007,(5).

农业主义 篇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促进国家均衡发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历史任务,更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系统工程，其重点是发展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建立新农村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中，把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其重要的手段和主要措施，臵于非常特殊的关键地位，全力进行建设。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农业科学技术在农村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认识农业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中的作用机理？怎样才能在科学技术在文化教育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是主要论述的重点，并以个人观点与农业科技同行进行认真探讨。

二、决定作用

任何系统中的子系统、单位、个体、元素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必然有一个子系统（单位、个体、元素）在其主要方面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它决定着整体系统的运动、发展方向和命运。农业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中的子系统，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质量、效果及其生命力，甚至于成败。从现阶段农村现状特征、居民结构特点、农业生产实际分析，由于农业科技水平普遍较低导致农业现代化建设缓慢，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除平原地区，大部分山区、丘陵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很落后，几乎近于原始。因此，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阶段性、战略性需要和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认真分析和正确认识农业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位臵和决定作用，对于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普遍较高的农业科学技术手段改造农业、培养农民，塑造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于既是社会系统，又是经济系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学技术发挥着下列决定性作用。

（一）科技创新是新农村的生命特征。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特征是的创新，而农业科技创新是具有本质性生命力的创新。如果说，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创新使农村发生深刻性变化，那么农业科学技术必将推动中国农村产生革命性彻底变化。农村科技创新的载体是农业工程，如农业基因工程，动物生命工程、生物技术工程、种子工程、玉米改良工程、大豆工程，超级杂交水稻、蔬菜工程、防旱防灾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提高农业适应自然环境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生物特性和物质结构，达到高产、优质、生态、安全、高效的目标。虽然，农业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不完全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但通过良种推广，先进技术应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的使用，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移植到农业生产中。在农产品质量提高和效益增长的过程中，使广大农村居民得到到潜移默化的，赋予农村新的生命力。

（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农业这种双重特征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具有内在动力。一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农业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就难以改变农业落后的生产力。二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改变着农村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种植方式，如测土施肥、保护地栽培、杂交育种、航天育种、品种改良，生物植保，疫病防治等农业技术的使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三是通过科技增粮工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农村社会安定和农业稳定发展坚实基础。四是以农业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民，培养新农民，推动和吸引农民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五是运用科学技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变自然环境、落后生产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六是为农村、农民、农业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巨大潜力保证和技术支持。

（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决定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处于粗放型生产状况，属于数量缓慢成长型，而非技术成长型；优质农产品产量所占比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出口农产品占外贸出口总量的比重小，农业收益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集约化程度不高，导致农产品加工不及时造成很大的浪费，增加劳动力成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重大科技成果与我国农业大国地位不相适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农业技术市场贸易额占整个技术贸易额的比重低。主要原因是农业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农村、农民、企业未能实现科学对接和有机结合。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依靠科学技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强农业高技术研究，继续实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尽快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使农业从满足和维持健康需要发展成为新材料、新能源的基础产业。‚美国杜邦等大化学公司以玉米取代石油为原料开发名为聚乳酸（PLA）的可降解‘生物塑料’。‛美国‚在新的能源议案中，鼓励发展以玉米为原料的酒精，用作汽车的汽油添加剂‛。以上足以证明，农业科学技术是延伸农业及相关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力量。

（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早已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真理。科学技术对农业，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创造性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一是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落后的生产工具，制造具有较高机械性能农业机器设备，满足农业生产部门和广大农村技术装备的需要，提高农业自动化水平；二是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现有良种，培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产、优质良种，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出量；三是运用科学改良土壤、保持水土、培养地力、合理利用光热资源、科学调节气候、推广立体栽培、减少生长周期，达到提高综合产量的目的；四是推广应用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应对国际农业贸易争端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五是开发农产品加工新技术、新工艺，更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六是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七是实施生物质工程，开发桔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技术，提高农业综合产出率；八是开发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基材，培育生物质产业。可以预言，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有可能成为新能源、新材料的加工厂，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五）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是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科学技术作为重大的战略和增收手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决定了农民增收不能单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产出量，只能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优质农产品的比重。第二、依靠农业科学技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种植结构，扩大优质农作物、特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第三、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技术密集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企业集群，提升产业化层次。第四、改变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加强农业管理，全面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第五、不断运用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建立农村居民稳定、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保证农民随着改革和生产的发展增加经济收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三、实现途径

农业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其决定作用的实现途径是本文所要讨论和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它的作用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国家法律规定的措施，按照科学技术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实现。

（一）实行农业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机制。将广大农村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使科技根植于农村、农业、农民，运用科技为‚三农‛服务，在报务中发展农业科学技术，重点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科技问题。第一、各级党委、政府要确立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其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责任和义务，防止脱离科学技术这一内涵，追求形式上、指标上的新农村，而没有雄厚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新农村。关于这一点，笔者先后走访了当地几个新农村示范点，基本印象是找不到科学建设新农村村的感觉，大同小异的只是用石灰粉饰了旧房外表，环境整治后重又污染，食品袋、包装物到处皆是。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混杂、一块地种几十种蔬菜，既无规模，又不专业、管理粗放。第二、用科学的理念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指导。按照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生产科学化和农民知识化的要求，在以下几方面实现转变：即从主要追求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以生产服务为主，向生产、加工与生态协调发展转变；从以资源开发为主，向资源开发技术和市场开发技术相结合转变；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向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转变；从指导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多品种生产，向以特色、优质的专业化科学生产转变，从而提升农业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服务层次。第三、建立各级政府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体（农民）的契约机制。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形成利益结合体，采取科技服务承包、技术参股等形式，参与生产要素分配，国家给与税收优惠的政策照顾。第四、提高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和进村（社区）工作的工资标准，在约定服务年限内享受高于国家公务员1-2倍的工资待遇，重奖贡献突出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以此鼓励大学生进村（社区）开展科技服务，依靠技术取得较高的合法收入。通过这种方式既能运用利益机制解决农林类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又可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一线的科技力量。

（二）建立国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应用技术研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结合的机制。一是科研项目向产业地区延伸，将科学研究的触角直接对准生产前沿，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地区、特色产业进行超前研究，为各级政府制定科学的建设规划提供前瞻性建议和决策依据。二是对粮、棉、油主产区,城镇粮、油、肉、蔬菜供给基地的主要作物品种、种植技术、平衡施肥等技术、方法开展综合开发研究，为广大农民科学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科技服务。三是开展农业废弃物、环境污染物开发利用的研究，开发绿色食品、保健食品；开发秸秆气化、固化成型、沼汽能源、太阳能发电、养畜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生物质基材，提高农业综合产出率；向农村提供成熟、高效、实用的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经济效益。四是开展科技协作。国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服务机构与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地区建立密切的农业科技协作关系，开展技术合作和科技交流，围绕种植、畜牧、林果、农产品加工、贮藏保鲜、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等重点项目的科技协作和技术攻关。据2006年8月14日《甘肃日报》第一版报道：庆阳市政府与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分别就以上项目签订科技合作协议，进行了大胆尝试，创新校（院）地农业科技合作的模式。

（三）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首先，按照《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年-2010年》的政策安排，各级农业科技部门、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当积极承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业科研任务和重大课题研究，对技术先进、应用价值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给予重奖，增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总量。其次，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坚持公正、流动、竞争、协作的要求，实行课题招标制，择优选择课题承担机构，在当地农业科技经费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确保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后，提高农业科技经费使用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有限的经费资源产生理想的科研效果，较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技需求。

（四）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技指标考核评价体系。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技任务和目标，按照科学、精简、准确、规范、实用的原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采用以下科技指标：

1、地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指标：

科技投入比重=

2、研发经费指标： 研发经费率=

3、重点科研项目完成比率指标：

重点项目率=

4、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指标：

入户率=

5、科技贡献率指标： 科技贡献率=

农业文明的牧歌，人道主义的凯旋 篇3

11月17日，中华艺术宫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艺术大展——《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在首次投入使用的第17展厅开幕，展出时间从11月16日至明年2月28日，每天控制观众人数在3000人次，门票20元。这是为庆祝中华艺术宫开馆，而由中华艺术宫和法国奥赛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的大型油画艺术珍品展。从去年上海文广局派出团队与法方商谈开始，此次大展的策展时间仅为11个月，而通常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画展策展时间至少为两年。

展览汇集了奥赛博物馆珍藏的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早期的87件油画精品，以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为切入点，集中围绕巴比松画派、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等艺术流派展开，通过柯罗、米勒、库尔贝、博纳尔、勒帕热、罗尔、雷诺阿、巴比松艺术家群等著名艺术家的经典代表作来展现风起云涌、人文荟萃、充满变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绘画艺术。

对于中国的艺术爱好者而言，坐落于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奥赛博物馆无疑是一座世界级的艺术圣殿。这不仅因为它拥有数量丰富且流派系统的西方（特别是法国本土）近代艺术大师作品，更因它与中国，特别是上海这座“东方巴黎之都”有着奇妙的缘分。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后的1978年春天，法国政府动员了48家法国博物馆，为冰河解冻后的中国奉献了“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这场大展轰动一时，影响深远，被美术界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凯旋”，并为酝酿中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美术运动送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观众不仅看到了高超的油画技艺，还从异国文化中看到了同样的自然、纯朴、现实和本真。时隔34年，这个展览在当年展出的盛况以及大师们的杰作，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一代美术工作者和中国观众的心中。

2004年，在中法文化年的契机下，奥赛博物馆珍藏的51件印象派传世经典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展出，印象派笔下微妙颤动的光与影深深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弦，再一次引发了观展热潮。

今天，《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为上海的秋天抹上了一笔金黄色的绚丽油彩，市民得以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传奇博物馆和它的珍藏。柯罗、米勒、库尔贝、博纳尔、勒帕热、雷诺阿……这些19世纪绘画艺术大师的杰作将再次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展览通过米勒、库尔贝两位大师的作品编织成观展线索，展开优美的温情叙述，强调他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法国及整个欧洲艺术发展的作用。展览从多个角度来反映“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在当时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形成、发展与衍化，进而探讨艺术与自然人文、社会更迭、时代变革之间的微妙交融。

八大章节，视觉盛宴，自然主义应正名

在新中国的文化语系中，自然主义曾经被恣意阉割和歪曲，成为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立，向唯心主义靠拢，因此被轻狂嘲笑的流派。但如果严肃地放在世界艺术史上来看，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自然主义的内涵是值得再次品读的。在18、19世纪的法国，最主要的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而自然主义在法国美术界的出现要晚于现实主义，画家希望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描写客观的对象，真实地表现艺术家想表现的东西。

自然主义在普遍的意义上是指继承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衣钵、不探究自然界中超自然因素的哲学立场，其理论基础认为所有现象皆可用自然理由的概念解释。自然主义在哲学、文学、戏剧、建筑及美术领域的定义又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哲学家口中也不尽一致，这也是自然主义的迷人之处吧。

从19世纪40年代起，艺术中以描绘现实生活为最高原则的现实主义运动出现了，现实主义艺术家嘲笑古典主义的装腔作势，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现实世界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在传统绘画题材方面进行了一番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家将美术题材扩展到对当代生活的评价，对普通人（包括工人、农民）生活的关切，对大自然的亲切描绘等方面。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成为19世纪中叶的一种普遍的文学艺术思潮。现实主义始于巴比松画派，巴比松画派创作的作品从农业文明获得灵感，风景与农妇是他们最热衷也最擅长的题材。画家用纯真、客观的眼光，淡化或隐去批评的观点，却在情绪上传递一种牧歌般的诗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自然主义的。

展览分为8个章节：“风景：从柯罗到库尔贝”、“米勒”、“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画家‘梦蝶’”、“布尔乔亚的低调魅力”、“孩童”和“苍生疾苦 振臂一呼”。其中，既有艺术家个体和单个艺术题材的专题，也有注重对比的综合章节——通过展中展的灵活方式，多角度反映法国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在19世纪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形成、发展与衍化，进而探讨艺术与自然人文、社会更迭、时代变革之间的微妙交融。

法方策展人雷伊透露，前几年，奥塞博物馆送了两件作品到台湾展出，就引起了巨大轰动。而这次在上海，一共是令人瞠目的87件！即使在法国，一次性展现如此规模的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作品是直接从展厅里卸下来装运到中国的，所以这次“视觉盛宴”可谓千载难逢。

奥塞博物馆馆长向记者表示：此展不仅要为中国观众展现如同身临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观展体验，更希冀传达文化共通的理念──同样曾为农业国家的中法两国，在经历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同时，如何冷静审视人类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法方还希望观众将这些作品与中华艺术宫中正在举行的“海上生明月”陈列展对比着欣赏，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

中方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的李凝小姐认为：法国自然主义艺术有着田园牧歌式的开始，从现实主义脱胎而出，成为促进艺术衍化的强大推动力，甚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

苍生疾苦，振臂一呼，艺术大师重良知

更有意思的是，观众在展览最后部分的第八章节“苍生疾苦 振臂一呼”中可以看到工业时代的曙光，这是突破性的呈现，也是富有当代精神的收尾章。

按照人们的惯常理解和认知，“自然主义”往往被认为主要表现农村生活、乡郊野外，自然轻松的风格是脱离于沉重现实的。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社会矛盾积聚，艺术家无可避免地投身并参与到一系列变革中，例如：一、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写实记录。二、对艺术范畴中“自然主义”和“寫实主义”的升华。三、对人类自身的人本认识（对不同阶层的认知）。

这是经双方商定选定的一组作品，主要表现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疏离与隔阂，进城务工农民的转身，以及劳资纠纷的发生，还有人的心态变化，一方面欢呼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希望从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又害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自我，传统的道德价值架构出现松动并最终崩坍。在《建筑师》、《罢工》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新生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人的尊严的坚持，艺术地表达了艺术家的政治预见与暗示。

农业主义 篇4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 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当然, 这是很长的过程。”[1]这既是对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从实质上来看, “两个飞跃”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 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飞跃”是要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1]体制,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引导下, 重新配置生产要素, 发展商品生产, 实现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为“第二个飞跃”创造微观体制基础。“第二个飞跃”的内容和目标“是适应科学种田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走集约化、集体化之路,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 其实质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两次飞跃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一次飞跃是基础和支撑, 第二次飞跃是目的和归宿, 二者紧密联系。

二、“两个飞跃”中农业合作思想的理论来源

“两个飞跃”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合作思想, 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大土地国有化, 小地产集体所有化, 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恩格斯早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农业工人, 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者中夺取过来, 而变为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 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为了社会的利益, 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2]后来又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一旦掌握政权, 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 (先是租给) 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 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3]对于小土地所有则要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摘录) 》一文中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 凡是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 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 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 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2]

(二)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农业合作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 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2]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全民所有制, 一是集体所有制。不同的国家根据其实际情况, 可以发展不同形式的公有制。

(三) 农业合作制是改造社会主义农业的组织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农业中的大生产优于小生产, 从而强调用社会主义大生产来取代农业中的小生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小农的主要形式, 并提出了改造小农的合作化道路, 指出必须采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改造小农经济。

(四) 农业合作制的原则。

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 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原则是实行合作制, 合作社必须始终坚持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不能得罪农民, 不能违反农民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只能通过示范, 以保护农民利益的办法吸引他们参加进来。

(五) 发展多个领域的合作。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要把合作社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 要重视商品经济注重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

三、“两个飞跃”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

(一) “两个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 提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他指出:“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方法, 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6]同时中央也肯定了“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 ……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 都应当积极支持。当然, 群众不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 也不可勉强, 应当允许多种责任制形式同时并存。”[7]这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先声。实践证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而且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实现集体经济的新形式。这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 标志着突破单一公有制、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取得了重大胜利, 实质上打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理论的局限, 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在生产经营模式方面, 推行联产承包计酬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 打破农民集体生产、集中劳动、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集体经营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 确立了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地位, 从根本上再造了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结构, 为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在分配制度方面, 实行直接独特的包干分配制度, 即“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分配政策, 把劳动数量、质量与经营成果直接挂起钩来。这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 而且让农民有了剩余产品的处置权, 使家庭有了积累功能,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丰富了农产品市场的供给, 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较好地解决了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把按劳分配政策落到了实处。在处理共同致富和公平效率的问题上, 提出“有序致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步骤和“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6]“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同时他也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1]因此主张通过先富帮后富、国家资助贫困地区、调节过高个人收入、教育群众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等措施来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二) 继承和创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两个飞跃”思想总结了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经验, 继承和发展列宁重视商品经济, 优先发展流通领域合作的合作制理论, 也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改造提升小农的有益做法, 对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出发,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基本原理, 形成了以农业“两个飞跃”思想为主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即先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树立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进行农业的市场化改造;再进而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 通过农业合作化,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最终推进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促成了小农的“两个转变”, 即由自给半自给小农向现代市场农民转变, 由小农占大多数向农民比重大幅下降、纯粹农民向亦工亦农兼业农民乃至工人转变, 构筑了农户家庭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主体地位和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它以市场经济的取向改造了我国的集体农业, 成为小农经济市场化改造的开端和中心环节。但随着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 家庭承包经营日益显露出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土地的分散经营状况, 既不利于生产的集中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也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村土地市场的建立。农业的兼业经营日趋严重, 妨碍了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的聚集, 阻滞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化经营的实现, 进而影响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基于此, 1992年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 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 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13]“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 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 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 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13]因此, 通过农业合作化, 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种发展模式以农村资源为依托, 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综合效益为目的,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利用农业部门与相关部门的产业连结, 实行产业一体化经营, 可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户家庭的市场竞争力, 使传统的单一封闭型农业逐步走上布局区域化, 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和规模化, 管理企业化, 服务社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从而最终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改造, 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15]

(三) 突破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农业合作化几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等同的一个范畴。列宁曾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 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6]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 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一窝蜂的走“一大二公三纯”的集体化道路, 无疑更是把农业合作化看成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由此可见,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定程度上, 不仅把农业合作化当做改造社会主义农业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而且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部分。

邓小平提出的农业“两个飞跃”, 在实践中突破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观念的束缚, 还原了农业合作化的本来面貌。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只是一种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 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正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论述一样, 1992年初他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同样, 农业合

作化只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一种手段, 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可以用, 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当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必须走集约化和集体化之路,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毋庸置疑地需要实行农业合作化扩大经营规模。这种理念的提出无疑也是一种重大的思想解放, 突破了以往观念形态的束缚, 为现时代农业合作经济及其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总之, 重温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 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深刻总结其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的理论创新, 对于我们科学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 探索其解决路径, 指导当前的农业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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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主义 篇5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我国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给我市强力

推进“农业立市”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农业立市”是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市委、市政府结合安阳实际，在市委八届七次全会上果断提出了“农业立市”、“工业强市”、“三产富市”、“文化兴市”的发展战略。“四路并进”将“农业立市”放在首位，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市农业经济尽快由“大而弱”向“优而强”转变，这是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农业是安阳立市之本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经济失调的时候，农业都会受到伤害；凡是农业徘徊不前时，必然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市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79.7，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据统计资料显示，安阳市三次产业比从2000年的20.8:47.8:31.4到2004年17.2:56.6:26.2，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成逐年下降趋势，近年来农民增收较为缓慢，一直在4--5之间低位徘徊。为此，我市制定了《安阳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提出到2018年全市提前两年全面实现小康。倘若小康社会缺乏了农民的小康，则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康。安阳市委、市政府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把农业作为立市之本，既符合安阳市的实际，又有利于安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二）“农业立市”的战略构想

我市农业发展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立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途径，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加强各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重点，坚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调优扩畜强龙头，转移劳务兴城镇”的要求，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实施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发展、技术人才兴农、可持续发展等战略。坚定不移地实施“四大兴农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十大增效技术”。坚持科教兴农，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完成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二、“农业立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地位和作用

十六届五中全会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对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未来发展蓝图的生动写照。它同我们党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相统一，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一个总纲领。

（一）“农业立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要求相统一

仔细分析上述目标，农业要实现“生产发展”，必须走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的路子，要做到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相统一；农民要步入“生活宽裕”，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理想，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要实现“村容整洁”，建设“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美好家园，其道路硬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等，均需要农民的腰包先“鼓”起来；要实现“管理民主”，更需要农民先富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然后才能民事民议、民财民理，集思广益搞好农村各项建设。因此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要归于“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而“农业立市”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其核心也是农民增收。可以说，“农业立市”发展战略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要求殊途同归，“农业立市”是安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途径。

（二）“农业立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农业立市”的新途径。一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了农业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全面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和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加强了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

和谐社会建设，明显改善了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了农民增收渠道，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我市在“农业立市”方面的有益尝试，为安阳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得尤为重要,也非常适时。这是贯彻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于我市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发展还存在诸多突出的矛盾，比如农村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难度明显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结构不合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等。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更重要的是影响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我们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这是安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安阳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是农村，“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解决农村问题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民问题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按照《安阳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我市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如果按2/3的农民走出农业、农田和农村计算，要有182万人在18年中逐步走出农村，从农业转为非农业，每年10万多人。当部分农民转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之后，要研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出发点，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明显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等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彻底破解“三农”问题。

四、安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思路

我市实施“农业立市”战略以来，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群众收入的增加，为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努力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篇大文章。

（一）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村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是我市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最为迫切的要求和关键所在。因此，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培养出千千万万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为此，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先领域，率先发展。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要以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和整体素质为目的，以专业农民、失地农民、农业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以加强专业培训为重点，依托各级成人中专、职业技校对农民，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使其掌握1－2门实用技术，由“体力型”向“技术型”转变。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积极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进一步抓好劳务输出。争取到“十一五”末，全市劳务输出人数达到100万人次。

（二）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奠定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各县（市）、区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手段，合理部署城乡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生产资料，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都要切实向农村倾斜，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在生产发展方面，要优化农村产业、产品结构，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重点打造粮食、棉花、花生、商品瓜菜菌果、花卉苗木与中药材、果品、林木、瘦肉型猪、禽蛋、草食动物等十大农业产业链，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加快发展畜牧业，建成林州市瘦肉型猪产业带，安阳县奶业基地，汤阴肉鸡生产、加工产业区，滑县、内黄波尔山羊等优良品种的繁育、生产、加工基地，拉长产业链条；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产值超亿元、利税近千万元的重点龙头企业，大力培育规模大、品牌响的贸易型龙头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应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一是政策推动增收。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农业的补贴方式等。二是特色诱动增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市场农业，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三是服务促动增收。金融服务要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信息服务要把有关农业市场信息及时告知广大农民群众。四是科技驱动增收。开展科技下乡活动，推动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良种化、技术操作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管理科学化。五是龙头牵动增收。通过龙头企业在农民与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畅通产、供、销，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劳动力移动增收。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减少农民来致富农民。

（三）继承与发扬并重，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我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我们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队、文艺演出队、科技宣传队等各种形式，加强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通过定标准、树典型，加强监督，奖惩分明等方法，建立健全乡风文明的评比奖励机制；要继承并发扬农村自身所拥有的文明传统，提倡尊老爱幼、邻里团结、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等良好乡风民俗，以文明乡风来增强村民和谐。同时，我们要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为此，我市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农村自然生态，重点解决80万人的饮水安全，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实现“村村通”；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加大环境美化建设投资力度，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大力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形成村容整洁的自律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提高民主素质，促进民主参与、管理民主，为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一要开展文化教育，提高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二要开展民主参与的权利意识教育，使农民明白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树立民主参与、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使农民具有民主主体的首要人格素质；三要开展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教育，使农民强烈认识到自己利益、权利的主体性和不可侵犯性，树立较强的民主责任感；四要开展民主知识和民主技能教育，使农民了解民主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懂得民主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技能，从而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农业主义 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农业道路；苏联；中国

一、两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简要回顾

（一）苏联方面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国初期的状况是农业极度落后，基本上是一种中世纪的发展状况；而本来薄弱的工业又受到战争的破坏。面对这样的状况，如何实现落后的现实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对接？走怎样的农业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这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做出决策。

鉴于当时苏联已经在“剥夺被剥夺者”的口号下基本实现了国有化，列宁认为可以用共产主义的手段来调节这个小农国家里的生产与分配，认定“农民会交出我们需要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了”[1] (P. 423)。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纯理论式的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业方面表现为实行余粮收集制。它虽然帮助苏俄度过了最困难的年代，但是在和平时期里余粮收集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1913 年相比，1920年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了一半。农民暴动此起彼伏，20年暴动的地区共有30 个之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碦琅施塔得的叛变最为严重。

形势再次变得严峻，列宁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非长久之计，1921 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于是经济核算、商品与货币一个个走到台前，物质利益开始作为激励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经济也有了明显改善。在农业方面，列宁认为“合作制”是让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最佳尺度，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他同时提出在国家扶植的同时，要注重兼顾自愿性。在1925 年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战前的20%，可以说列宁晚年的农业思想和苏联实际状况比较接近，当时苏联的农业发展比较正常。

斯大林上台以后，认为应该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并且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手段。要完成别的国家在50 年到100 年里完成的事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资金积累。要获得资金，靠从资本主义国家借款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农业获得。于是斯大林提出了它的“赋税”理论：农民不仅要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要压低价格出售农业产品和高价购买工业产品。据统计，当时的工业产品价格只有正常的3/10。针对实施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工业产品销售危机和农产品生产危机，斯大林认为能生产大量商品粮的公共大农庄才是根本的出路。于是1933 年联共中央宣布：“要彻底完成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的轨道的历史任务。”苏联的农业就这样走上一条完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1913 年到1953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倍，农业只增长了46%，而粮食产量则一直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

（二）中国方面

同样作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为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农业道路，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前，在农业方面状况是土地兼并严重，战争导致大量的土地荒芜；而旧中国工业发展十分落后，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所提出的第一项农业政策便是进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平均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52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为了防止农村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和利用规模经济发展生产力，从1952 年到1956 年底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大致经历了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转变。在1955 年以前，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是按照自愿的原则开展的，但是从1955 年5 月之后，出现了一个农村社会主义合作高潮，许多农民在当时都是被迫加入高级社的。

1958 年8 月29 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建立起政社合一的基本制度。由于在农业发展道路上，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激励机制的缺失又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 年到1978 年，在这20 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只有2.6%。

二、道路形成原因的考察比较

我们注意到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几乎相同的农业发展道路：农村进行集体化，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农民是被改造的对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政策偏差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背景：对农民的改造，越是落后越激进

其实在最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农民就处在受歧视的地位，最早对农民性质进行论述的是德国的拉萨尔。出于其维护容克地主的统治，拉萨尔主义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并且认为工人不应该与农民联盟。[2] (P. 121)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后来对前者关于否认农民革命性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农民具有分散性和落后性，因此在革命中农民必须把城市无产者作为自己的领导，在革命后，必须通过合作社来改革小农经济。[3] (P.13)

早期的理论总是模糊的，马恩并不能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会出现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苏联和中国，因此这些理论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免遇到问题。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就越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

如果说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尚能从实际出发，那么斯大林则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像上文提到的，斯大林的“通过十年赶上同发达国家50-100 年差距”的主观愿望，把苏联农业引上了“全盘集体化”的道路，给苏联的农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似乎对于社会制度的问题更加的敏感，在他的眼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农业私有化就是资本主义的表现。由于“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所以农村必须实行合作化，改变落后的小农经济，突出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的先进性。另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让他做出了“如不进行集体化，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4] (P. 155)的论断。

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尽管针对激励不足的现象，地方上曾经反复出现过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但是这些正确的举动都被当成“右倾”思想批判。对于任

何希望退社单干，或者成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都被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的小农意识，受到了批判。当时的农业生产片面求公，出现了“下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报酬大概工”的现象。合作化不是错误，错在合作化进行过快，过猛，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完全对立了起来，丧失了激励机制。

总的来说，两国的领导人在农业政策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或者对其进行了片面的解读。教条主义造成的认识误区和左倾思想导致的冒进，使得农业集体化不断膨胀，严重束缚了两国的农业发展。

（二）国际环境导致的对国家战略发展的选择

当然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并不是教条主义的结果，而是出于两国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由当时的高度紧张的国际背景决定的。

苏联建国初期受到的三次武装干涉，让斯大林认识到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因此建立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独立工业体系，为军事生产服务成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政策。另外，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的危险[5] (P. 402)，所以为了同拥有强大工业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快自身工业化速度。为了从内部积累资金，斯大林提出了三项方针：一是全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二是大量发行公债；三是向农民征收额外税，即“贡税”，同时提高工业产品价格。这一政策让苏联重工业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农业的发展陷于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早期是担心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的反攻，到了20 世纪60 年代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则重要是为了防备“苏修”的进攻。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中国同样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农业道路上一定程度借鉴了斯大林的“赋税”政策，实行了“小剪刀差”。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所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采取的的小剪刀差”[6] (P. 274)。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意识到了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业发展的不良影响，但是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考虑，毛泽东还是选择了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这对中国的农业长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两国选择的农业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没意识到压低农产品价格来发展重工业是难以长期维持的。由于非常状态下的权宜之计被当作了长期的发展战略，后来农业的长期落后和农民生活水平过低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的发展。

（三）政治斗争引起的理论偏差和自我束缚

如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的争论交织了权力之争的话，那么对农业政策的选择也就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这种争论的正误，也不再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

列宁虽然在晚年确定了发展道路，但是他逝世之后，在党内一批有较高威望的老布尔什维克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面对列宁去世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最先爆发的是激进的托洛茨基与态度较为缓和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之间的争论。第一次争论以后者的胜利告终，可以说这对坚持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执行对农民进行物质激励的正确政策是有利的。

但是1927 年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又让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尖锐了起来。布哈林在反思军事共产主义的破灭之时，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情，认为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前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度时期。它反对剥夺农民进行资金积累、取消农产品市场的政策，认为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目光短浅的政策[7] (P. 423)。从后来苏联农业的发展看来，布哈林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托洛茨基派被排除出政治局后，替补进来的委员都是支持斯大林的，所以布哈林在这场政治争论中不免像个“泥足巨人”，孤掌难鸣。最后布哈林等人被扣上“富农代理人”“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被赶出了政治局。到了1929 年底，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就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在职了，斯大林也得以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农业全盘集体化。

权力之争往往让双方的争论不能以求同存异、集思广益的态度进行，抛却了实事求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极端的结果。

中国也有同样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在1952 年开始农村合作化运动后，到了1954 年已经有过急过快的现象出现，于是在1955 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暂时进行“停”“缩”“发”的方针，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暂缓进行，农业发展道路第一次出现转向正常的可能，但后来出现的政治斗争却让本该转向的政策继续向左。从1955 年5 月起，毛泽东和当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以及刘少奇之间爆发的争论，使得毛泽东认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于是从5 月起，毛泽东的态度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在8 月31 日所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毛批驳了邓的观点，认为邓办社的依据是迷信，要“用大炮轰”。认为“停”“缩”是保守的表现，重点应该强调合作社的“发”。

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20 大做报告批驳斯大林和1958 年废除“贡税”制度，用商品货币调整工农关系等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认为苏联已经走了“修正主义”道路。1957 年“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就变得高度敏感。1959 年彭德怀对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等问题上进行了批评，虽然现在看来彭德怀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让毛泽东认为国内国外的“修正主义”正在联合向马列主义进攻。基于这一判断，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开始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强化，于是农业政策业已出现的诸多问题也被掩盖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

我们看到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道路选择，由于掺杂着政治斗争，“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束缚在实践中被不断的加强，而毛泽东对农业道路的选择也越来越左倾。

三、经验教训和现实意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两国在建国初期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错误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国际、国内的政治原因，苏联的经济体制已经随着苏东剧变瓦解了，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还在蓬勃地进行。我们从过去的失误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经验：

（一）农民是社会主义国家起“稳定”作用的力量

过去教条地错搬马列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农民所做的分析，认为农民“不革命”“保守”“像一袋马铃薯”，“是小农的和自发地产生大量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在有意无意地将农民摆在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现在，农民已经成为了国家稳定不稳定、生产力发达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对立的

中国目前的农业发展也要借助一些资本主义的成果和激励方式才行。依靠私有经济的物质激励让农民致富不是错，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动贫苦农民消灭了封建地主，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应该给予农民自由选择致富道路的机会，给了农民搞活的政策，而不是强迫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才能真正达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比较社会发达的程度，不应该偏激地强调生产关系“先进”与“落后”

用钢产量等一些片面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经济的发达程度，应该真正地做到全面的衡量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应该抛弃过去的“唯生产力论”，“突出政治”的论调。

（四）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

做到真正的集体决策和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制度，防止因为个人集权和政治斗争引起的发展战略的跳跃和间断，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只有让农民有了稳定的政策预期，才能够定下心来搞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黄宗良、孔寒冰.世界社会主义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1.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毛泽东选集:第5 卷重大政治运动介绍[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7]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布哈林文选上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农业主义 篇7

1 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

1.1 农业机械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居主导地位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现农业现代化, 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农业机械化是运用农机装备进行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 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和重要标志。机械化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已占据主导地位, 没有农业的机械化, 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1.2 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 其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如:节水灌溉、设施农业、深耕深松、秸秆还田、化肥深施、高效收获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只有以农业机械为载体, 通过高精度机械的动力和速度才能达到。农业机械代替了人畜力在耕、耙、播、收、植保、排灌等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的繁重劳作, 极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实现了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现代农艺技术要求。实践证明, 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 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缩短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进程。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耕种、播种、病虫害防治、储藏保鲜、深加工等主要都是靠机械设备来完成。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1.3 发展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机械化的目的是用机械动力代替人畜力, 提高生产效率, 以释放更多劳动力投入到二、三产业当中。机械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条件, 为外出打工的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 农业机械化发展, 实现了农工双赢的好局面。因此机械化为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另外机械化使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 使更多的人从事其他的工作, 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使社会经济更加繁荣。

1.4 发展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农业机械化把农业从人畜力为主的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 把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共享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有利于缩小城乡、工农差距, 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大量先进适用的机械作业装备的推广应用, 实现播种、中耕、灌溉、施肥、植保、收获等方面的精确作业, 使农业生产和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率、低耗能、低污染,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 发展农业机械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

2.1 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机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积累少, 我国与其他已实现机械化的国家不同, 我国的农机不仅要成为代替人畜力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手段, 而且要作为农民节约成本、勤劳致富的工具;农民购买大型农机不仅为自家服务, 更重要的是要开展社会化服务。不断拓展农机服务领域, 把分散的农业机械与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 把机械化生产和家庭承包经营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农机大规模作业, 促进农机的共同利用, 合理配置农机资源, 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和效益, 走“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率”的路子,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想方设法解决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的问题。发展农机市场, 协调和引导服务, 提高农具利用率, 让农户节本增效, 这是农机化发展不竭的动力。

2.2 要坚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普及应用

农机化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机制创新, 要采取技术攻关、实验、示范等措施, 促进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农业机械科研和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要加大保护性耕地、秸秆综合利用、高效植保技术、设施农业、机械化旱作节水等节能、环保、增效的农机化技术的推广力度,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为农机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要努力创新农机化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机制、工作方法,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不断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又快又好的发展。

2.3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

农业机械是一种劳动工具, 其效益更多地反映于社会效益、长效效益和人类生存环境效益方面, 属于“潜绩”工程。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 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 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增长。在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指导下, 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片面的政绩观, 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 热衷于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 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 而对直接反映在我国GDP经济考核指标的农业机械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或者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

2.4 制定政策法规, 促进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 其产业的弱势特征和需要扶持保护的本质特征日显突出与重要。推进农业机械化,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和市场主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更需要政策法规的促进和保障。对农业机械化采取必要的扶持, 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符合WTO的相关规则, 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2.5 因地制宜, 开创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局面

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状况、农机化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效益状况差异较大。在这种条件下, 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重点, 就应该因地制宜, 重点突破, 从关键环节的机械化向全过程机械化逐步发展。在发展步骤上, 采取先小麦后水稻、玉米及经济作物。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一般地区, 先主攻农作物生产主要环节后解决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 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技术,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积极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逐步构建以农机科研推广为基础、人才为保障、产业化为发展目标的农机技术创新体系。农机科研在突破单项作业技术的同时, 着力解决农业机械化综合技术, 优化结构。同时, 加快引进、消化国外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 发展农业急需、农民急用的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在资源环境方面, 应加大推广保护型、节约型, 转换型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

农业主义 篇8

1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发展循环农业

我省农业资源利用应该破解两大难题:一是在人多地少的基本条件下, 如何通过节地、节水、节肥等资源高效利用方式, 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循环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关键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发展循环农业, 集约、高效、节约地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 拓宽农业资源利用的空间, 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及综合利用力度, 缓减人口持续增加而人均资源日趋紧缺的矛盾, 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的目的。循环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 它的发展将应按照“无害化、低排放、零破坏、高效益、可持续、环境优美”的思路, 统筹规划农业各产业发展。其技术包括减量化生产技术、生产资源再利用技术、资源化利用废弃物技术, 即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技术、农牧结合生态农业模式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等等。

1.1 推广“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技术, 最大限度实现经济与资源利用效率

“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技术以庭院为基础, 集日光温室、沼气池、猪舍、厕所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以太阳能为动力, 以沼气为纽带, 种养结合, 动植物互促互补构成生态的良性循环, 利用庭院有限的土地和空间, 生产无公害绿色食品, 同时解决了秸秆利用问题, 减少农村环境污染。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太阳能、沼气能和动物热能;充分利用了土地、时间、饲料等, 是实现资源共享, 实现经济与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目标的生态农业模式。

1.2 推广农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技术, 促进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农牧结合生态模式是指借助接口技术或资源利用在时空上的互补性所形成的两个产业复合的生产模式。即此模式是种植业生产的粮食、秸秆为畜禽养殖业提供饲料, 畜禽粪便经过微生物发酵后还田的良性循环模式, 是进一步挖掘农牧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能力, 对于我省的食物安全和农业自身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

1.3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旱作节水农业主要推广土壤水库营建技术、集雨补灌技术、农田护坡拦蓄保水技术、保护地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覆盖保墒技术、应用抗旱保水剂等技术措施,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增强抗旱、减灾、避灾能力, 缓解资源型缺水的紧迫状况和季节性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

1.4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增强耕地持续生产力

保护性耕作是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 用作物秸秆覆盖地表, 减少风蚀、水蚀, 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一种先进农业耕作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内容主要是用秸秆残茬保护土地、减少耕作、免耕播种、化学除草。

1.5 加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力度, 实现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在大中城市郊区“菜篮子”基地等集约化养殖发达地区以及敏感水域, 要加强畜禽养殖业的监督管理, 开展大中型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 实施以沼气为纽带的能源环境工程建设。积极推广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肥源, 形成种植、养殖业的良性循环;大力推广秸秆覆盖和快速腐熟还田技术, 发展以消化秸秆为主的有机肥工厂化生产, 应用以秸秆为原料养殖食用菌技术, 使秸秆等废弃物利用与农民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

2 保护开发农业资源, 并使资源永续利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护和开发好农业资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近些年来由于不断追求增加农产品数量, 而忽视了对农业资源的合理保护和科学管理, 这就警示我们, 要保护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山林资源, 退田还海还水、退耕还林还牧, 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 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即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已迫在眉睫。

2.1 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资源

农业野生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极为重要的财富,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资基础, 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储备资源。应重点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普查, 加大对野生大豆、珊瑚菜等主要野生植物资源收集力度, 建立一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示范点, 积极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2.2 推广牛羊舍饲生态养殖模式, 保护山林资源

该模式是牛羊饲养改过去放牧饲养为半舍饲饲养, 在深秋和冬季植物枯黄季节停止放牧, 变为舍饲饲养, 喂饲牧草和经过青贮的农作物秸秆。通过半舍饲减少了放牧对树木的破坏, 不但提高了山羊的生长速度和出栏率, 还保护了山林资源, 也保护了中草药和山野菜。

2.3 加快农村能源建设, 充分开发利用资源

推广太阳灶、太阳房、太阳能热水器、小型风力发电、微水电和省柴节煤灶等农村能源工程, 最大程度地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 减少农村室内空气污染和地方疾病发病率, 改善农村卫生健康条件, 创造一个舒适、清洁、方便的农村生活环境。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地区, 支持开展太阳灶、太阳房、太阳能热水器、小型风力发电和微水电;在仍以传统炉灶为主要炊事取暖设施的地区, 大力普及高效低排放的省柴节煤炉灶, 进一步提高省柴节煤炉灶的标准化制造和商品化水平。

2.4 立体化配套种植养殖技术, 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动物、植物种群调整、引进与重组形成新的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农作制度, 充分利用劳动力、生长期、土地和其他资源。如作物间套种技术、稻田养鱼养蟹技术、“四位一体”庭院生态农业模式技术等, 都充分发挥地区及有限耕地资源优势, 人为地在同一空间, 将生物种群巧妙地组建成合理的、优势互补的复合群体, 进行混合养殖, 立体种植, 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以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董淑萍.建设辽宁生态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农业经济, 2006, (10) :27-30.

农业主义 篇9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

(一)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更新发展理念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拓宽发展思路, 创新发展理念。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利益中的带动作用;坚持统筹协调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坚持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改造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中的生力军作用;坚持运用商业化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搞活农产品流通、发展农业精品名牌中的推动作用;坚持科技进步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农业科技进步中的先导作用;坚持改革创新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完善农业经营体制中的创新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注重发挥产业化在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中的示范作用。

(二)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加快发展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难点在农村, 关键在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今后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通过加快产业化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 发展精深加工, 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 促进农业增效;通过加快发展,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 增强农民抗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加快发展, 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推进城镇化、工业化, 增加农民就业, 繁荣农村经济。

(三) 贯彻城乡统筹方略, 抓住发展机遇

统筹城乡发展, 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推进城乡一体化, 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有利于吸引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农业领域, 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行列, 逐步实现规模经营;统筹城乡发展, 彻底打通各类资源流入农村的渠道, 改变目前农村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的状态, 有利于各种要素向农业产业化聚集, 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 带动产业化经营质的飞跃;统筹城乡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有利于拓展国家支持农业的渠道和途径, 增强产业化的发展能力。

(四) 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

要发展绿色经济, 把基地建设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建设符合现代农业要求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发展集约经济, 提高农业的有机构成, 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发展物质经济, 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副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 实现增值增效;发展循环经济, 引导龙头企业努力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

(五) 适应市场竞争形势, 提高发展能力

农业产业化经营, 必须面向市场, 实施以质取胜、多元化发展战略,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既要立足于国内市场, 又要实施“走出去”战略, 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既要做大做强传统产业和主导产品, 又要不断开发新产品, 开拓新市场;既要依托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又要采用先进技术装备,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既要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又要大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积极发展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具体措施

在上述农业产业化发展基本思路的前提下,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须统筹规划, 合理安排, 抓住关键, 重点突出, 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核心是要有一批龙头企业。要把发展龙头企业的重点放在鼓励农产品加工项目上, 有重点地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搞好产品深加工, 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要鼓励和支持那些机制好、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加快技术改造, 进行整合重组, 扩大规模, 增强实力, 尽快成为大型龙头企业。要抓紧建立一批龙头企业集群示范基地, 培育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二) 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 是推进产业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各地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适应市场抓调整, 突出特色抓调整, 围绕加工抓调整, 坚持从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产业三个层次上,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引导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 形成具有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产业带和产业群。

(三) 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

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鼓励专业合作组织开展跨区域经营, 壮大自身实力, 增强服务功能, 支持龙头企业, 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能人以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创办各类中介服务组织, 培育扶持专业大户和经纪人队伍,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四) 加快建设产业化生产基地

要把基地建设作为规划的重点内容, 解决好一些地方基地建设与加工能力不适应的矛盾;要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建设生产基地, 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专业大户、农民经纪人等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加生产基地建设;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在基地建设中为农户服务的功能, 促进农户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积极探索和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使家庭承包经营优越性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势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处理好企业与农民的关系是基地建设成败的关键, 企业要舍得投资, 农民要按合同经营, 努力实现双赢。

(五) 逐步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引导龙头企业发展合同契约型的订单农业, 规范合同内容, 明确权利责任, 提高订单履约率, 让农户获得更多实惠。要鼓励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产品、技术和资金等要素入股, 使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大力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龙头企业设立风险资金, 采取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 与农户建立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六)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要组织开展以“选好产业项目、建立标准体系、创立知名品牌、完善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活动。龙头企业要率先实现标准化生产, 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 加速推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管理。要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 龙头企业要积极参与, 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七)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要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研发机构, 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 重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加强同外界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注重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转化。要加强与农技推广服务部门的合作, 使其成为农业科技入户和培训农民的有效载体。

(八) 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要树立现代营销理念, 建设新型物流方式,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研究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 积极培育大型流通龙头企业, 加快农村流通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龙头企业, 鼓励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开展跨国投资经营, 引导龙头企业加强对国际市场行情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收集研究, 优化贸易商品结构, 扩大农产品出口, 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九)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工作推进力度

扶持农业产业化是中央支持“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深刻理解, 狠抓落实, 加强督查, 切实解决在落实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要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推广各地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不断完善和强化扶持政策, 全面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耿明斋.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2]柏晶伟, 郑新立.建设新农村具有重大深远意义[N].中国经济时报, 2005-11-28.

农业主义 篇10

“本土膳食主义” ( Locavore) 于2005年的世界环境日由Jessica Prentice首次提出, 随即引起广泛讨论与实践。当年, 旧金山就出现了一个“本土膳食主义”组织 ( Locavores) , 自我规定只从居住城市方圆100英里以内获取食物, 以减少食品运输增加的环境污染, 同时确保食物的来源。2007年, “Locavore”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词典中, 指的是吃新鲜的本地产品的倾向; 土食者, 本土膳食主义者。此后, 在美国的索诺玛、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多地开始掀起本土膳食风并蔓延至加拿大。

在我国, 目前虽然没有“本土膳食主义”这种专门的提法, 但类似的实践有很多, 比如, 城市居民在社区利用闲置土地或到农村租地通过自己种养以自给自足农产品, 城市居民到农贸市场、蔬菜大棚、养殖场购买本地农民种养的农产品, 本地居民购买本地企业加工的食品, 餐饮企业购买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供应给食客, 通过设施农业种养其它地方的农产品品种供应本地市场, 本地人在本地收购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到外地开餐馆供应原籍人士, 等等。

总体看来国内外实践还比较多, 但学术界的专门研究很少, 只是探讨了这种模式的影响作用, 当然既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作用。归结起来, 其积极的一面体现在: 新鲜营养安全健康, 减少生产和物流带来的环境污染, 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 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塑造和强化地方品牌, 传承农耕文化, 保障种业安全, 等等, 这些都契合了小城镇发展思路 ( Catherine Tumber, 2009) 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 ( Kathy Rudy, 2012) ; 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期望的环境效益未必能够达到 ( Vasile Stanescu, 2010) , 模式选择不当还可能造成土地细碎化降低土地生产力, 扭曲农产品贸易, 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等等。

二、本土膳食主义发展的原因分析

本土膳食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保护, 二是食品安全。

( 一) 环境保护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减少农产品运输环节的损耗和污染。英国的提姆·郎 ( Tim Lang) 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食物里程” ( Food Miles) 的概念 ( Paxton, 1994) 。所谓的食物里程就是指农产品从农场到食品加工厂, 从食品加工厂到物流仓库, 从物流仓库到批发商, 再从批发商到零售超市的物理距离的总和, 即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总里程, 它包含了农产品供应链整个周期的实际距离。一般来说, 食物里程越长, 也就意味着消耗的能源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越多。如果能够缩短食物里程, 就意味着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 从而有利于保护环境。

( 二) 食品安全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 本土膳食能保证食品的新鲜营养健康。农产品是有生命的有机物, 很多农产品易腐烂变质, 随着性质和状态的变化其使用价值也丧失了。为了减少耗损, 很多农产品还未成熟就被采摘, 经过长途运输待运抵消费地后其口感和营养已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本土膳食的安全可信度更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越来越关心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相关安全知识也在不断增加。伴随本土膳食的推行, 由于近距离原因,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容易收集, 本地农业生产全过程都可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只要政府监管到位, 公众信任度自然就高, 食品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三、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判断

本土膳食主义的提出至今虽然不到10年的时间, 但蔓延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蔓延范围也将越来越广, 理由有三:

( 一)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近几年,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现以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 使得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3年1月中旬欧洲“马肉风波”再次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人又深陷转基因食品之争, 食品质量安全再掀波澜。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和普及正好有利于解决食品质量方面的安全问题。

( 二) 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食品安全有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之分: 数量安全可以通过增加农产品种养面积、提高劳动生产率、寻找替代品等方式解决; 质量安全问题更为复杂。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市场本身失灵。Ccaswell and M0jduszka ( 2001) 、周应恒、霍丽釧等 ( 2003) 、周德翼 ( 2004) 、David L. Ortega ( 2011) 等认为食品市场自身存在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先天缺陷, 由此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 最终导致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

2. 需求方面, 消费者缺乏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Williamson ( 1992 ) 、Zwart & Mollenkop ( 2000 ) 、徐晓新 ( 2002) 、周洁红 ( 2005) 等调查研究表明, 消费者自身在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

3. 供给方面, 食品原料、生产和加工存在安全隐患。Hennessy ( 2001 ) 、Weaver和Hudson ( 2001 ) 、Vetter ( 2002 ) 、张辉 (2009) 、王廷丽 ( 2010) 等研究认为, 食品安全涉及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食品供给链,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具体体现在: 农业种植养殖业的源头污染, 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工艺落后, 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食品添加剂 ( 比如防腐剂等) 的乱用滥用, 新原料、新工艺带来的食品安全性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 侯守礼等, 2004) 。

4. 政府现有措施失灵。体现在: 食品安全政策不完善, 多头监管体制不健全, 管理很难适应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要求, 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缺乏有效的质量检验检测机制和质量标准体系。

依据本土膳食主义的原理, 由于本土生产本土加工、距离近的原因, 供需双方的信息相对较对称和完备, 市场失灵和供应方面的隐患可以大大降低, 在此基础上, 只要消费者不断充实相关知识同时政府加强全过程监管,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终将解决。

( 三) 本土膳食主义推行的积极意义

本土膳食主义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之外, 还有诸多好处:

1. 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农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储运过程中要求有配套的硬件设施, 包括专门设立的仓库、输送设备、专用码头、专用运输工具、装卸设备等等; 为使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 还需采取低温、防潮、烘干、防虫害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此外, 农产品在跨区运输销售过程中还受到各个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干扰, 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飙升, 这必将影响农产品的最终销售, 为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后就将负担转嫁给农产品生产者, 从而造成“谷贱伤农, 菜贱伤农, 果贱伤农”现象频出。本土膳食主义的推行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费用, 将之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2. 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塑造维护地方品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 很多地方的农业GDP比重在逐年减少, 本地消费的农产品外部依存度越来越高, 一旦出现比如自然灾害造成交通中断或者政府间关系交恶的情况, 势必影响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这一类地区应当顺应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 利用一切可耕种土地大力发展本地农业,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土地利用率, 尽力维护“地理标志”品牌。

综上所述,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会接受本土膳食理念, 继而倒逼生产者顺应潮流回归本土化; 另一方面, 本土膳食主义契合了当前小城镇发展思路 ( CatherineTumber, 2009) 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 ( Kathy Rudy, 2012) , 必将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推广。因此可以判定: 本土膳食主义今后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四、本土膳食主义发展趋势下我国农业发展新思路

农业主义 篇11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高等农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5-0073-002

在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三农”的大环境下,农业和教育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丝毫不能动摇,必须优先发展。经过高等农业院校与地方政府和一些农村等多方面努力,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正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一定的成绩。高等农业院校既是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培养和输送高级农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发展农业科技、提高现代农业生产水平和迎接全球农业科技革命挑战的主力军,还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教育体系、提高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水平的龙头,所以,国家要进一步加大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和发展力度,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在投入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持续快速发展。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高等农业院校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家在战略层次上有系统的发展措施,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充分发挥高等农业院校的作用。从国外发展经验看,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行列并成功崛起,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总是伴随着高等农业院校科研实力、教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因此,现代化本身的内涵实际上天然的包含着农业现代化,以及高等农业院校的大发展。特别是当前国际粮食生产地区分布不均衡、产量增幅摇摆不定,以及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生产方式尚不先进、耕地占用不容乐观、大规模粮食进口不现实的情况下,高等农业院校的地位不能削弱,作用决不能忽视,高等农业院校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大发展。

1.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具有其他高等院校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高等农业院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大量科技创新的实验条件和基地,具有大批高水平的创新队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为高等农业院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在“三农”领域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这就需要更多“知农、懂农、爱农”、熟悉现代经济规律、掌握现代高新技术的人才,同时,不断增长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竞争与机会并存的国内与国际市场都使生产者和管理者在产品、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归结到人才强农问题上。这就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更强的人才;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要求高等农业院校与“三农”领域进行更多与持续的合作,加速高等农业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加速“三农”领域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增强服务社会的职能,提升社会影响力;传统产业的改造必然要通过现代高新技术来实现。

2.高等农业院校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优势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运用现代的科技来改造传统产业,运用先进的管理来优化资源配置,运用先进的理念来建立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这方面,高等农业院校由于多年积累以及专业的优势,具有明显的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优势。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农业的概念已经不是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而是几乎涉及现代经济每个角落的全新概念和产业,相应地,现代高等农业院校的专业优势也已不同程度地覆盖了农、林、水、经、管、文、法、理等多个领域,可以更好为“三农”提供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3.高等农业院校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获得更大的财政支持

国家“十一五”规划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国家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向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确保财政用于“三农”投入的增量高于上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要放在农业和农村。国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高等农业院校将会从中获得相应的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同时,国家将增加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费用和项目,增大国家财政对高等农业院校科研的投入。另外,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可以增加对农业院校人才的需求,改善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减少就业压力。

二、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

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定位、自己的目标追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不仅要“顶天”---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要“立地”---真正面向“三农”一线,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实用人才和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带头人,通过多种途径切实帮助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类问题。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顶天立地”的目标,必须在办学实践中树立五个中心的发展定位。

1.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始终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高等农业院校必须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规模和能力的新要求,正视农科类本科人才培养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不相互适应的矛盾,分析新农村建设和其他诸多社会、教育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新农村建设对人才需求的新形势,结合高等农业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教育人才。随着高等农业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农业院校在培养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育中心, 高等农业院校要进一步完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必须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领域不断调整改革,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调整专业结构,积极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提高专业设置与新农村建设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调整课程设置,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提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

2.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研发中心

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应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主要标志。作为新农村建设中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中心,高等农业院校必须针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立足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需求,以农业高新技术研究为先导,突出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常规应用技术研究为核心,强化优质品种选育、先进种养殖技术集成等领域的研究。同时积极开展农产品产后贮运加工技术、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实现从模仿跟踪向自主创新的跨越,真正实现以农业科技引导和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3.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经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把新知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实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高整个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对高等农业院校而言,完成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现代科技成果根植于农业农村一线。高等农业院校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动实践中,应通过科技副乡(县)长、农业科技特派员、建立农业示范基地等多种形式推广大量的新成果、新品种、新技术,推动这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农民的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了有效的提供技术保障。

4.新型农民培训中心

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以高等农业院校为核心的“三农”教育体系的作用,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向农村延伸,以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导向,针对不同层次农民的不同需求,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分层培训目标。要依托高等农业院校培养高层次专业农民,为农业和农村培养培训一大批掌握专业知识、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懂专业、懂管理、懂经营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教育培训发挥这些核心农民的牵引、示范和辐射作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力量。高等农业院校作为新型农民培训中心的核心地位将随着培训对象素质、培训内容、培训目标的调整而逐渐显现。

5.农业农村发展决策咨询中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高等农业院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类重大问题的决策之中,成为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发展战略的重要咨询顾问。高等农业院校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技资源优势在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融合之后,一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调研等工作,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和建议,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囊。高等院校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有机会、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充当政府顾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农业农村发展决策咨询中心在决定参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瞿振元.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高耀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陈志娟,符少辉.在服务“三农”中培育核心竞争力--试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4]刘小勇,符少辉.高等农业院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农业主义 篇12

一、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1.农业机械化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是建设新农村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讲到, 物质决定意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生产发展作为先决条件。生产发展靠什么, 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先进生产工具, 是农业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 是农村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业机械在农村不仅用于耕地、耙地、翻地等作业, 而且种子磁化、玉米精少量播种、水稻盘育苗抛秧栽植、化肥机械深施、水田节水旋耕、旱田整地起垄等十余项农机化新技术已在农村铺开, 得到广大干部及农民群众的认可。因此, 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生产发展, 实现现代农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2.农业机械化是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实现农村富裕的保障

农业机械的重要功能是替代劳动力, 节省劳动时间, 把富裕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资料显示, 一台12马力拖拉机可替代10～20人, 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能够替代100多人, 一架农用飞机喷农药可替代几千人。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不仅可代替人力, 直接创造财富, 而且它的载体功能、改造功能、开发功能都能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据专家测算, 先进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20%, 特别是在抢农时, 农业机械的作用是人力难以替代的。玉米、谷子、大豆等精少量播种技术, 可节省大量种子、化肥、农药及水, 节支就是增收。可见, 农业机械为农民增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大保障。

3.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

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也是农民精神风貌文明化的过程, 是农村向城镇化过渡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说:“仓禀实而知礼节”, 随着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 与社会的接触面扩大了, 接受文明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就更积极, 这样就促进了乡村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推进。

农业机械化还直接改变了村容村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机械化代替了畜力, 这将极大改善农村家庭卫生环境;二是秸秆还田、固化、气化机械, 青饲料打捆机械等农业机械的使用, 减少了秸秆杂乱堆放和对田野、村庄、庭院环境卫生造成的影响, 还减少了火灾发生;三是高标准水泥路面的建设, 将极大的改变乡村面貌, 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4.农业机械化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渠道

随着农业的全程机械化, 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因为这种经营方式, 导致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差, 这就要求进行土地流转, 推进集约化, 实行“股份制经营”, 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以耕地入股, 根据入股面积进行分红, 做到统一生产, 统一兑现收入分配。这样就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 他们可以进入第二、三产业, 进入乡镇企业, 从事养殖、加工等工作, 或者进城务工经商, 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多项领域, 有条件的还可以出国从事劳务。这样农民工既满足了城市需要, 又拓宽了收入渠道, 还加快了农村致富的步伐。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新农村建设活动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十七大以来, 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三农”问题, 2006年又在全国废除了农业税, 并且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国家对农业机械化也特别重视, 并且专门立法, 将农业机械化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还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 对农民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补贴。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各级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 采取国家、政府补贴和农民自筹等多种措施发展农业机械化。从而, 使各市县的农机总动力、拖拉机保有量、配套农机具、水利灌溉机械、植保机械、畜牧机械、林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