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

古代女性（精选12篇）

古代女性 篇1

在人类历史上,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使用过刑具, 而中国古代的刑具尤其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然而中国历来又讲究男女有别, 即使在创造和使用刑具上, 也充分体现了男女差别, 充分地兼顾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因此中国古代就有了专门用于女性罪犯的刑具。本文在收集了大量资料之后, 特选取几种考证如下:

1. 拶子。

拶子, 也叫拶指或拶夹, 用木条加棉绳制成, 是一种专门用来夹手指的刑具, 虽然拶指体型不大, 看起来也不锋利, 但对犯人的摧残、给犯人造成的痛苦一点也不比体型重大的刑具轻。《六书故》考证“拶”字云:“子末切, 递相排迫也。”[1]明确指出了“拶”字的含义, 而后代的拶子正是利用了递相排迫的原理制成, 专门用来挤压人的手指而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文章辩体汇选》收入明靖嘉年间刑部尚书毛恺所撰《禁刑狱之滥疏》有云:“今之用刑者异于是, 刑手则有拶子, 刑足则有夹棍, 刑头首则有脑夹……”[2]可见在明代, 拶子这种刑具已普遍使用。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云:“私用夹棍拶子拷逼奴仆者罚俸六月, 致死者革职。”[3]117卷可见至清代拶子不仅用于牢狱之中, 更相当普遍地使用于各级官宦之家用来惩罚奴仆。至于拶子的形状、应当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钦定大清会典》里明确记载:“拶指用圆木五根, 各长七寸, 径围各五厘, 妇人犯重案不得实用之。”[4]如号称清代四大奇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 逼迫小白菜毕秀姑招供就是用了拶子, 而“苏三起解”中也是使用了拶子才使苏三屈打成招的。

2. 木槌。

引出“木槌”这种刑具的是“幽闭”一词, “妇人幽闭”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中, 并与“男子去势”并提。《尚书注疏》卷十八“周书·吕刑”有云:“宫, 淫刑也, 男子去势, 妇人幽闭, 次死之刑。”[5]18卷这里提到两种被古人称为“宫刑”的刑法, 即“男子去势”与“妇人幽闭”, 这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严厉的惩罚, 是用来严惩犯了淫刑的男人和女人的。在此条下面孔颖达疏曰:“男子之阴为势, 割去其势与椓去其阴事亦同也。妇人幽闭, 闭于宫使不得出也。”[5]18卷孔颖达把男子之阴茎称为“势”, “去势”解释成割去男子的“阴具”, 作为对男子犯淫刑的一种惩罚;而孔氏却把同样犯了淫刑的女子“幽闭”之刑解释为关闭妇人于宫中, 不得外出, 与残害身体某一器官完全无关, 也和惩罚男子的“去势”完全不同。《诗经·大雅·召旻》又云:“昏椓靡共。”郑玄笺:“昏椓皆奄人也。”孔颖达疏:“此椓毁其阴, 即割势也。”[6]在这里郑氏、孔氏又把“椓”刑释为“去势”、“奄人”、“毁其阴”, 再次使人误以为古代的以破坏生殖功能为目的的“椓”刑只是指男性, 而将妇人排除于外。

所以, 对于“幽闭”一词的解释一直含糊其辞让人费解, 至明代时才有人对孔颖达“妇人幽闭”的解释提出异议。明代周忻有论“五刑”条云:“古五刑墨劓膑宫大辟。墨, 黥面, 劓, 割劓, 膑, 去膝盖骨, 宫, 男子去势妇人幽闭, 大辟, 死刑……北魏文帝诏应宫刑者直没于官, 宫刑以始除矣。”又“宫刑”条云:“宫, 次死之刑,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 男女皆下蚕室。蚕室, 密室也, 又曰阴室, 隐于阴室一百日乃可, 故曰隐宫。割势如犍牛然, 幽闭若去牝豖子肠, 使不复生故曰次死之刑。或疑幽闭为禁锢, 则视劓刵反轻, 岂能以阴室终身哉?”[7]周忻很明确地把“宫刑”分为施于男性的“去势”和施于女性的“幽闭”, 其目的都是在于破坏人的生育能力及性功能, 使人永久地失去“人道”。至于如何实施“妇人幽闭”的惩罚, 周忻没有解释。后来在清朝褚人获的《坚瓠集》里出现的“妇人幽闭”一条才将“幽闭”之刑解释清晰:“《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 似与《舜典》宫刑相同, ‘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昔遇刑部员外郎许公, 因言宫刑, 许曰:‘五刑除大辟外, 其四皆侵损其身, 而身犹以自便, 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课罪每轻宥于男子, 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男子矣。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闭其牝户, 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废矣。’”[8]综上所述, 可知幽闭之刑, 即是一种起于商周时期, 终于北魏时期的专事破坏女性生殖系统的刑法。它使用一种叫“木槌”的刑具槌击女性的胸腹部位致使子宫脱垂至体外, 而使其永久丧失生育与性功能。它与古代的除死刑之外的其他肉刑一样都是用身体的部分残缺换来犯人能够与亲属团聚、个体自由行动的权利, 只是幽闭之刑使用的木槌的大小、形制、重量已不可考。肉刑之中“去势”或“幽闭”对人体的功能残损更重更无情, 也更让人丧失尊严, 所以宫刑排在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位置。

3. 木驴。

木驴是一种国人共知的惩戒女性犯罪的刑具, 而且主要用于惩戒犯淫罪的女性, 其实, 这是一种错觉。木驴最早是作为一种攻城工具使用的, 也叫尖头木驴或尖顶木驴。木驴作为刑具的记载, 最早见于陆氏《南唐书》, 南唐时江州指挥使胡则在李煜已下了降书后仍坚持不降, 与部下宋德明等死守江州一年有余, 直至宋军将领曹翰攻破了江州后, 捉到卧病在床的胡则:“则卧床上, 翰执之数其违命之罪。对曰:‘犬吠非其主, 尔何怪也。’即舁置木驴上, 将磔之, 俄死, 腰斩其尸以徇, 并杀宋德明。”又有《三朝北盟会编》记有在靖康之变中密州知州赵野被手下杜彦等用木驴杀死的过程:“众已撮野跨木驴钉其手足矣, 推出樵门凌迟而杀之。”[9]535又有《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六记有宋绍兴元年襄阳节度使桑仲反, 围邓州并杀汝州知州王俊:“仲攻城陷, 执俊归襄阳, 钉于木驴上呵喝相公游街, 遂凌迟杀之。”[9]218

明确地指出这种木驴是一种监狱用具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监察御史安鼎言:‘臣伏睹敕命节文, 赵仁恕特不重勘, 除名勒停者。窃以仁恕创造狱具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铁里长枷, 及暗添杖数决人, 殺伤人命不少, 又自盗官钱等罪, 虽投窜遐荒, 未足塞其责。’”[10]赵仁恕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阳翟县令, 其父赵彦若历任礼部尚书、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兼侍讲等高官, 故赵仁恕仗势而酷虐贪赃, 在狱中私设刑具伤害无辜, 引起朝中一片恨恨之声。显然赵仁恕使用的这种木驴是用来刑讯犯人的, 而赵仁恕所刑讯的犯人是男是女, 没有明说。

综上所述, 不管木驴是作为攻城用具、水车、还是用做刑具, 使用者多是男性。作为刑具的用法是把男犯抬上木驴, 用铁钉将其四肢钉在木驴的四条腿上, 然后送至刑场凌迟处死。看来木驴的用处不过是把犯人的四肢固定住而防其脱逃或有人劫法场, 而且也只是对于凌迟处死的犯人才使用。这种作为刑具的木驴是什么形状, 高度宽度如何已不可考, 但可以确知的是, 它一定没有攻城用的木驴那么高大宽大。至于把木驴当作专用于女性犯人的刑具的说法, 史书里并没有记载, 只有在小说里 (如《水浒传》里处决王婆一节) 有描写。究竟历史上有无这种让女性“骑木驴”的刑法, 而木驴又是如何骑的, 只能存疑。本人认为, 古代的刑法虽然残酷, 但对于女性还是有照顾的:“手杻亦以干木为之, 死罪重囚用, 轻罪及妇人不用。”[11]“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 以干木为之, 男子犯死罪者用杻, 犯流罪以下及妇人犯死罪者不用。”[12]“犯妇有孕亦不得用拶指, 违者降一级调用。该管上司不查实具报者罚俸一年。”[3]25卷由此可见木驴这种用极其残酷的器械致死女性的刑具, 不大有存在的可能。

古代女性 篇2

《芈(mǐ)月传》讲述了秦昭王母亲芈八子传奇的一生。

战国时期，芈月是楚威王最宠爱的小公主，但在楚威王死后生活一落千丈，母亲向氏被楚威后逐出宫，芈月和弟弟芈戎在宫中躲过了一次次灾难和危机。芈月与楚公子黄歇青梅竹马，真心相爱，但最后还是被楚威后作为嫡公主芈姝的媵侍远嫁秦国。芈姝当上了秦国的王后，芈月成为宠妃。原本的姐妹之情在芈月生下儿子嬴稷以后与姐姐渐渐分裂，芈姝处处防范打压芈月，而芈月因其对政治的敏感和天份得到嬴驷的欣赏。诸子争位，嬴驷抱憾而亡。芈月和儿子被发配到遥远的燕国。不料芈姝之子秦武王嬴荡举鼎而亡，秦国陷入内乱。芈月毅然下嫁义渠王，借义渠王之力回到秦国，平定了秦国内乱。儿子嬴稷登基为王，史称秦昭襄王。芈月当上了史上第一个太后，史称宣太后。为了自己死后的安宁，71岁高龄的芈月下令将整个大秦的军队带到地下为自己陪葬，即秦兵马俑。

励志电视剧：《陆贞传奇》

讲述了北齐朝陆贞的传奇故事。陆贞从官商世家的大小姐到躲避追杀入宫，从一个宫女到被孝昭帝高演赏识，步步高升成为高级女官，并与武成帝高湛相恋。最终北齐在孝昭帝高演的文治、武成帝高湛的武略和女相陆贞的全力辅佐之下，日渐兴盛，终成中土第一强国。

励志电视剧：《美人心计》

编辑西汉初年，长安歌女窦漪房在新婚前夜遇到被吕后迫害的皇子刘恒，她动用未婚夫的虎符救他出城，导致夫家满门抄斩，自己被送入宫中为奴。她设计将王美人生的儿子换给吕后的外孙女--王后张嫣，吕后欣赏她的聪明能干，以赐婚为名派往代国监视刘恒母子。为天下苍生不再受苦，也为吕后能更信任她，漪房提议刘恒以修宫殿为名秘密练兵，令所有人都觉得她是祸水。只有刘恒始终相信她并封后，夫妻俩走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成就千秋大业。而母仪天下的她发现，拥有权力的同时感情却在渐渐流逝，她努力挽回丈夫的心，阻止儿子们互相残杀，运用女性独特的手法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并且为西汉创立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她的名字也载入史册，为后人所称颂。

励志电视剧：《女医明妃传》

古代女性绘画的人文情愫 篇3

女性画家被冷落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她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她们本身缺乏对艺术创作的创新精神。在封建社会的不平等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女性在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中不自主的牢笼中不能自拔。直到清代《玉台画史》的出现，女性绘画才从某个角度得以观照。《玉台画史》的编者汤漱玉以厉鹗的《玉台书史》为范本，以历代画史、画论为参考资料，经过艰辛的整理过程，从历史的缝隙中挖掘出那些善画的妇女为一编。

《玉台画史》所选明代以前的女性画家五十余位入编，但对于这些女画家的记载既不详细又缺乏历史依据，我们所了解到的只能是大概轮廓。究其因，自然归咎于社会因素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不同的是，《玉台画史》在记载明代女性画家的内容就明显的宽泛与细致，对此，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作者的故意侧重，从明代开始，思想界对女性才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赞赏，萌发了妇女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女性绘画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层与文人雅士们的关注，择妻选偶往往更注重女性的德才兼备，绘画作为一种艺术才能的品质体现，因此，众多女子纷纷参与和介入诗画领域，使女性绘画得到飞速的发展。由此，艺术的丰富与发展，包括女性绘画的丰富与发展，是与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分不开的。通过对《玉台画史》的翻间，可以体会到，女性绘画艺术的历史遭遇不仅是女性本身的悲哀也是史学领域的重大缺失。《玉台画史》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提醒我们如何做好艺术传承电算是个借鉴。

笔者也是一名从事专业绘画艺术的女性，个人认为，若心有灵犀，我会用心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上同历代的女画家们在艺术上进行沟通，以此在我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启发和借鉴，引导我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女性绘画艺术的道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亦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

首先，女性绘画在选题和创作过程中，对于所要表现对象的观察描述和自我认识方面，与男性画家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对古代女性画家的分析，从各个视角理解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反映，对于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排除干扰，冲破藩篱，大胆尝试，对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有所帮助。

其次，历代女性绘画的创作内容普遍存在题材范围的狭隘与局限性，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艺术表达方式上逊色于男性画家。纵观古代女性的绘画作品，只强调温柔细致、婀娜多姿的女性气质，缺乏苍劲、浑厚、粗犷的“大手笔”的写意境界，这种自我禁锢的创作态度，对于今后女性绘画的创作与艺术尝试是不利的。《玉台画史》的编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至少从女性绘画的源头上开辟了一条断续的先河，顺着这条似断若连的线索，我们可以感受到女性绘画所经历的风雨历程。该书的出现也意味着为女性绘画争取到了地位，女性画家在艺术上的成就有史册可载，以引起更多学术界人士对古代及当代女性绘画创作的关注。那些有幸被记载的女性分为三大类：闺阁、妓女和宫掖画家。事实上，古代有可能拥有绘画特权的女性只有两个族群，即闺阁画派和妓女画派。明代的妓女绘画达一时之盛，马守真、薛素索、柳如是、顾眉等人受到了文人们的高度追捧，她们与文人相互对答的诗文和画作流传甚广。《玉台书史》和《玉台画史》中都有专门记载“名媛”一类，记录的女性人数也占全书的大半。名媛通常指来自家庭环境良好的女性，被称为大家闺秀。姬侍在明清时期指的是与男性有婚姻关系的正房妻子之外的女性。名媛和姬侍不像妓女画家那样风尘度日，也不像宫掖画家那样隶属朝廷，她们都是来自文化世家，生活在翰墨飘香的环境中，因此我们称这两种善画的女性为闺阁画家。闺阁画家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培养她们浓厚的创作兴趣，她们自幼对书画有近距离的接触与观察，还可以与能书擅画的亲戚家人讨论画理、斟酌画艺，并能直接得到他们高水准的艺术指导，因此来自书画世家的闺阁画家们的艺术成就要高于其他出身的女性画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每个朝代的封建伦理观念严谨和宽松的状况略有不同，但女性的生活中心一直是围绕着以家庭为中心服务的，正所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理念，女子的自由空间很狭小。女性以特殊的生理与心理参与历史的人文发展，造就了她们独特的价值观与艺术审美观。男性和女性由于在思维、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导致她们在认识世界以及感知世界方面有所不同，表现创作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创作风格与女性的心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界萌发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受其影响，部分女性开始追求男女平等，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另外，明代的贞洁烈女形象很多，政府大力提倡，被记载下来的明代烈女贞妇有36000多人，但是女性画家们却没有刻画烈女贞妇的题材，这是因为明代的男性画家们在描绘妇女的题材时，更侧重于描绘出形式美，而忽略了人物的道德品格及其社会背景，追求体态柔弱的女性之美。男性画家们卓有兴致的描绘各种体态柔美动人，放浪而娇美的妓女，不肯着墨于品德高尚却不一定有这娇美外表的贞女烈妇。由于女性画家长期以男性绘画作为样本，但是却对妓女题材的画作退避三舍，所以在这一题材上只好作罢。女性画家们是以一种双重身份附庸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内，当然也并不是说明代的女性绘画完全等同于男性绘画。比如大部分的女性画家在庞大的宗教人物形象中选择了观音、罗汉作为题材；在描绘仕女画的时候更乐于表现男性画家所不重视的女诫题材，相比男性画家爱好大好河山，女性画家们选择更多的是绘制花草虫鸟、人物等，作品无意中流露出闺房的无聊和愁闷。

纵观整个古代女性绘画史，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表现技法都受到了男性主导的价值观和艺术观影响，她们的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漂浮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整个古代绘画史的边缘文化”。因此，作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女性绘画艺术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绘画史和绘画经典。笔者也希望通过对女性绘画的研究，引起更多入对古代女性绘画家们的重视和兴趣。本文只是对中国古代女性绘画的境遇和通过她们存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感受的粗略叙述，随着历史的更迭与时代的变迁，在当今社会女性绘画已经占据着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同时，站在关注艺术本体的角度上来看，女性绘画所表现的题材和技法更加丰富，我们有理由相信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的强大生命力能够给女性和女性的艺术本身营造出更加自由与科学的氛围。

古代女性 篇4

但是,在男尊女卑、男性掌握话语权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是远远不如男性的。才女们更是为社会所不容,她们的才华不被重视,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甚至沦为婚姻、战乱的牺牲品。而充满才情、情感丰富的才女们却无法如平凡女子般对现实逆来顺受,她们不愿向封建制度低头,她们渴望爱情、痴迷创作。然而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面前,才女们终究处于弱势,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注定要承受更大的伤痛。因此,总体上来说,古代才女们是不幸福的。

一、包办婚姻的不幸命运

才女们较之平常女子,更为聪颖独立,情感充沛,有着自己的幸福观,往往渴望能寻得一个心有灵犀、志趣相投的男子托付终身。然而,即便是才女,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也不得不遵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择偶途径。她们不能享有自由的婚姻,不能选择配偶的品性、才华,只能而且必须服从父母的安排,嫁给并不心仪的男子,共度一生。因此她们只能在失望中饱受孤独与痛苦,在孤苦中走向绝望。这对才女们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宋代才女朱淑真,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博通经史,能文善画,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然而由于父母之命,朱淑真嫁给了一个粗鄙不堪的庸俗之人,没能得到幸福的婚姻生活。魏仲恭在其《〈断肠集〉序》中这样描述朱淑真的一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其伉俪,乃嫁为市井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 悒悒抱恨而终。”可见,婚姻的不幸导致了朱淑真一生的悲伤愁苦、抑郁不平。

二、国家战乱、社会动荡的牺牲品

古代女性获得幸福的条件,主要包括国家无战争、家庭无重大变故、夫家家道殷实、丈夫无不端品性、本人恪守妇道。而这五点之中,“国家无战争”是保障幸福的首要条件。“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家庭才会稳定和谐, 女性的幸福才能得以保障,这在古代历史战乱年代尤其如此。然而,我国古代社会动荡,战乱频发,造成了无数的家破人亡,众多女性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就才女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来说, 她们才华横溢、文笔绝妙,往往能把战争的残酷、个人的悲愤写入诗词当中作为情感的宣泄。因此,从才女们遗留下来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战乱中女性的不幸。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 得以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通诗词,被誉为“词家一大宗”,之后嫁与著名学者赵明诚,二人志趣相投,吟诗作词,研究典籍,夫唱妇和,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因此她前期的词大多以描写少女情怀和婚后的生活情趣为主要内容,清新明朗、活泼动人,如“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寥寥数语,境界优美,言有尽而意无穷。可是不久金兵入据中原,在南逃中,不仅多年收罗的金石书画遗失,而且丈夫又病死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这令她饱受打击。因此李清照后期的词在经历了国破家亡、暮年飘零后,感情基调转为凄怆沉郁,如 《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正是她晚年凄凉生活的写照。

三、男权社会压抑下的创作

中国封建社会决定了中国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庸,作为弱势群体被男权社会所排挤、压制,她们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才华不被重视,被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由于礼法的束缚,思想的禁锢,她们失去了独立人格、自我价值,失去了与男子平等学习、竞争的机会,才智难以得到发展。

而那些才华横溢的才女们却不愿屈服于男性的压制。她们吟诗作赋、纵古论今,渴望能一展才华,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她们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突破已有的规则。例如李清照的 《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在程垓、秦观等人词作基础上的突破,极具典型性。另外,才女们能从切身体会中写出缱绻情愁,细腻真情,将艺术笔触延伸到男性不曾涉及的生活领域与心灵空间。例如清代女词人钱斐仲的《浪淘沙·重游金陀园感怀》“为爱香泥干尚软,偷印鞋弓”,此中情怀远非男性作家所能及。

然而,纵使她们的诗文令人称叹,但这样的才女、作品也只是少数。封建礼教如同渗入女性肉体与灵魂的毒液,压迫着女性,宣称“多识字,有损无益也”,“妇人识字多诲淫”,才女们更是被社会所轻视、压抑。同平常女子一样,才女们不得抛头露面,参与社交,只能居于深闺之中,因此,狭窄的生活空间导致了才女们作品内容的狭窄,大都抒发的是春闺离别之怨、空房寂寞之愁、病榻无眠之苦、思夫爱子之意。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缺少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多数才女在作品中抒发的情感显得比较单一而且缺少质的开拓。如明朝女诗人叶纨纨,遵从父母之命嫁给素未谋面的丈夫,二人了解甚少,性格迥异,婚后生活很是不幸。因此她的诗文词作,大多抒发忧伤愁怀,婚后日日愁城为家,如《蝶恋花·秋怀》“尽日重帘垂不卷。庭院萧条,已是秋光半。一片闲愁难自遣。空怜镜里容华换”。她看到的万物皆是悲,心中的情思皆是愁,可谓是“愁止一端,感生万物”。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使才女的创作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纵使是天赋异禀、天资聪颖的女子,在男尊女卑制度的压抑下、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其才华也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四、总结

可见,在中国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制度的束缚、压制下, 古代才女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或是遭遇婚姻的不幸,或是沦为社会战乱的牺牲品,或是创作才能难以施展,这些都导致了古代才女的悲惨命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才女这一群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是不幸福的。

参考文献

[1]周晓琳,刘玉平,著.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新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2]谭正璧,著.中国女性文学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篇5

高二年级组 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 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 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 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蔡文姬

蔡文姬（177?－?）名琰，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精于天文数理，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代表作有《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

蔡文姬也确实非常有才气。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他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时，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曹操把蔡文姬接回来，在为保存古代文化方面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章丘明水（今属济南）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清照文词绝妙，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李清照是最有才华的女人，生于名宦之家，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齐鲁壮丽的山川涵育了清照的创作灵性，少女时代即名噪一时，崭露峥嵘。

婚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如擅朋友之胜”。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

后来金朝大军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赵明诚空怀满爱热血，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目睹国破家亡，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艺术特色

四、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妲己

商纣王征服有苏氏（今河南省武陟东）。有苏氏献出美女妲己。纣王迷于妲己的美色，对她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令乐师师延创作靡靡的音乐、下流的健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理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卫州（今河南省淇县）设“酒池”，悬肉于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三千人，令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不堪入目。九侯（封地在今河北省临漳）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看不惯妲己 的淫荡被杀，九侯也遭“醢刑”，剁成肉酱分给诸侯。

妲己喜观“炮烙之刑”，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行其上，跌落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

褒姒

褒姒（bāo sì），史记作襃姒，周幽王姬宫湦的王后，褒姒原是一名弃婴，被一对做小买卖的夫妻收养，在褒国（今陕西省汉中西北）长大，公元前七七九年（周幽王三年），周幽王征伐有褒国，褒人献出美女褒姒乞降，幽王爱如掌上明珠，立为妃，宠冠周王宫，翌年，褒姒生子伯服（一作伯般），幽王对她更加宠爱，竟废去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册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叹气道：“周王室已面临大祸，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不出伯阳所预料，原来褒姒因为过不惯宫中生活，加之养父被太子宜臼所杀，心中忧恨，平时很少露出笑容，偶露笑容，更加艳丽迷人，周幽王发出重赏，谁能诱发褒姒一笑，赏以千金，虢国石父献出“烽火戏诸侯”的奇计，周幽王同褒后并驾游骊山，燃起烽火，擂鼓报警诸侯一队队兵马闻警来救，至时发现平安无事，又退兵回去，褒姒看见一队队兵马，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不觉启唇而笑，幽王大喜，终于因此失信于诸侯，公元前七七一年，犬戎兵至，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幽王被杀，褒姒被掳，（一说被杀），司马迁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褒姒不喜笑，周幽王为了她一人的笑，天下百姓再也笑不起来了。西周遂亡。

西施

西施本名施夷光，春秋末期出生于中国绍兴诸暨苎萝村。天生丽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的经典传说。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西施也与南威并称“威施”，均是美女的代称。

西施发愤苦练，在悠扬的乐曲中，翩跹起舞，婀娜迷人，进而训练礼节，由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举手投足间，均显出体态美，待人接物，十分得体。然后，又给她制作华丽适体的宫装，方进献吴王。吴王夫差大喜，在姑苏建造春宵宫，筑大池，池中设青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响屐舞”，夫差又专门为她筑“响屐廊”，用数以百计的大缸，上铺木板，西施穿木屐起舞，裙系小铃，放置起来，铃声和大缸的回响声，“铮铮嗒嗒”交织在一起，使夫差如醉如痴，沉湎女色，不理朝政，终于走向亡国丧身的道路。

赵飞燕

赵飞燕，原名宜主，是西汉汉成帝的皇后和汉哀帝时的皇太后。赵飞燕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和神话般的美女。在《汉书》中对她的描述仅仅只有少数几句，但关于她的野史却有许多。在中国民间和历史上，她以美貌著称，所谓“环肥燕瘦”讲的便是她和杨玉环，而燕瘦也通常用以比喻体态轻盈瘦弱的美女。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淫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由于她的舞姿轻盈，人们反而忘却了她的真实姓名，而称呼她“飞燕”。当时，宫中有一湾清水，叫做“太液池”，中间有一个小岛，叫赢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起一个高40尺的台子。有一次，赵飞燕身穿美丽透明的薄纱，在上面跳舞，下有乐队伴奏，汉成帝亲自指挥，看着高台上的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汉成帝格外高兴。玩得正在兴头上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袭来，赵飞燕薄薄的宽大的衣袖随风飘舞，好像要随风飘去一般，汉成帝忙命人用力拉住赵飞燕的衣裙。自此以后，汉成帝真的怕大风把赵飞燕带走，特意为她建造了一个名为“七宝避风台”的住所。由此可见赵飞燕在汉成帝心里的地位。几年后，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

五、聊斋中的女鬼 狐女阿绣 狐女阿绣是爱情的缔造者、是家庭的保护神。她能够放下怨恨，帮助真阿绣和刘子固建立家庭，体现出高尚的人格魅力。爱一个人不意味着强行占有，而是要让他跟所爱的人走到一起，要他得到自己的幸福。这是狐女的人生哲学，也是美的哲学。狐女在追求和修炼形态美同时，获得了内心美。她的人生哲学不管是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生活的今天，都是令人叹服的。

救夫君于水火的方氏和舜华

著名聊斋人物张鸿渐身边有两位女性：美而贤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华。如果不是这两位女性，张鸿渐连命都保不住。方氏，一个平时只知道相夫教子、飞针走线的少妇，临危不惧，沉着果断，是家庭顶梁注、主心骨。而张鸿渐两次逃亡脱难，全赖狐女舜华。舜华在张鸿渐落难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张鸿渐思念妻子时，大度地送他回家；在张鸿渐落入恶官之手、面临死亡时救出他。这两个女性的智谋和大度让人钦佩。

有智谋、敢反抗悲剧命运的云翠仙

贫穷无赖的梁有才登泰山时，几次非礼少女云翠仙，云翠仙的母亲却被其甜言蜜语哄骗，轻率地以女相许。梁有才骗娶云翠仙后，狐狸尾巴立即露了出来。整天赌钱喝酒，偷云翠仙的首饰去卖，他的狐朋狗友见到云翠仙后，让他把云翠仙卖了。翠仙对梁有才的种种丑态产生怀疑，知他必有所图，于是设计引梁有才开口。在试探中，云翠仙明白了梁有才的野心，彻底清醒。事实上，云翠仙娘家很有钱，自己也存有私房钱，可她并不让梁有才知道，也不回娘家。她觉得像梁有才那样无耻的人，一旦知道必然会榨取岳家财富，云翠仙要让梁有才早日露出庐山真面目。一位深闺少女能在不公平命运面前忍辱负重，审时度势，实在难得。利令智昏的梁有才随云翠仙归宁，在华严楼阁的岳家受妻子斥骂，为众人锐簪刺身，然后，云家的琼楼玉阁全部消失，梁有才被吊在削壁之上，面向万丈深渊……一直以民间普通弱女出现的云翠仙，原来是个女仙。蒲松龄让无数受害弱女的不幸，在仙女幻想中得到了补偿。云翠仙的故事警告了当今的女性，要独立，才能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不公时不颓废，敢于抗争，幸福把握在自己手中。

为他人做嫁衣的封三娘

封三娘是个美丽的贫家少女，她跟富家少女范十一娘做了朋友之后，就为朋友的终生幸福操劳操劳起来。她去了解孟安仁的情况，让范十一娘当机立断，许以终身。范十一娘自己还在犹豫时，封三娘竟然拿着十一娘送给她的金钗，用十一娘的名义送给孟安仁。为了好朋友的爱情幸福，二八红颜的封三娘竟然夜闯孟宅，去为女友做媒。在封三娘的帮助下，范十一娘克服了“闺训”和内心矛盾，抛弃了以财富、门第论嫁娶的传统观念，直到以死殉情。最后又是封三娘以异药救活了以死反抗父母乱点鸳鸯谱的范十一娘，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封三娘这个美丽少女，但并不是传统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而是为朋友终生幸福奔波劳碌、殚精竭虑的奇特女性，这个奇特的人物，给人强烈而难忘的印象，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六、中国古代妓女形象 杜十娘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青楼女子，深受压迫却坚贞不屈，为摆脱逆境而顽强挣扎。将全部希冀寄托于富家公子李甲身上。然而她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悲惨命运的束缚，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予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李娃

天宝年间荥阳世族郑姓的公子荥阳生赴长安应试，与娼女李娃相恋，资财荡尽,遂为娼家设计弃逐,流落成为代办丧事的“凶肆”的挽歌手。后其父因事入京，知道荥阳生堕落情形，恨他玷辱门风，乃毒打几致于死。虽得同伴救护，但仍沦为乞丐。一日大雪，他乞食恰至李娃住处。李娃感念旧情，不顾鸨母阻止，毅然赎身与之同居，并竭力勉励他奋志读书，以求功名。郑生遂连中高第，授成都府参军。这时，李娃却坚决要与他分离。恰好他父亲移官成都，父子如初，并为子娶李娃为妻，郑生后居高官。李娃亦封为拜国夫人。唐代士族婚配，极重门第。此篇写李娃求去时说：“君当结嫒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她自以为出身卑贱，不能与高门相配。这正是当时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真实反映。而在李娃的鼓励下，郑生通过读书应试，终于获取高位，享受富贵荣华，则体现了当时封建文人的普遍理想。

赵盼儿

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章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尽各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休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说：“曾说过誓”要嫁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冶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李香君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这媚香楼建得精巧别致，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最给媚香楼撑脸面的就是李香君了。这姑娘自小在李大娘身边长大，诗书琴画歌舞，被李大娘调教得样样精通，性情上也学了李大娘的豪爽侠气，着实逗人喜爱。要说李香君的长相，别有她的特点，她身材娇小玲珑，眉眼儿俏丽生辉，小嘴唇微微上翘，显出几分俏皮，整个一个可人儿的模样，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还真合她的那种韵味呢。

七、课堂小结

通过四节课，让学生初步感知了中国古代女子的各类形象，有利于以后文学作品的分析，激发他们阅读古代文学书籍的兴趣。

八、布置作业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 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女性意识 嬗变

中国古代，由于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状态，在政治、经济、伦理上，女性自我意识一直被遮蔽甚至被压制。男性一直掌控着文学作品的话语权，他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女性仅仅是附庸品，她们的话语权在文学作品中被压缩、扼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女性意识。恰恰相反，随着时代发展，女性意识不但在文学作品中逐渐觉醒且不断嬗变，彰显着强烈的女权意识。

一、女性：封建道德的典范

元代以前，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刻画为封建时代女性的道德典范，她们是从男权视角出发，在三纲五常的礼法约束下设计出的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例如乐府诗《陌上桑》中的秦罗敷。虽然在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这部悲剧中，也能看到一些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对女主人公刘兰芝的同情和怜悯，但其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直到《西厢记》的出现，元代戏剧大家王实甫刻画的女主角崔莺莺勇于向残酷的封建礼教宣战，文学作品中她叛逆、智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充足的话语权。这样一个女性，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她象征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第一次真正醒悟。当然这种觉醒和元朝蒙古人统治阶级削弱儒家文化，不重视汉人传统伦理观有关。这就使当时的文艺知识分子敢于创作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角色。

《西厢记》中崔母原本打算把崔莺莺也培养成遵从封建礼教的传统女性，她特地请一个老夫子对她进行教育。然而年轻的崔莺莺终于还是情窦初开，对爱情产生了向往，后来她与张生一见钟情，勇敢地爱上了对方，她对张生的爱虽然表面上看似冷静，内心却无比热烈。虽然也有很多顾忌，可她却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定，她们的爱情冲破了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的婚姻观念。这种觉醒的、有深刻女权观的女性意识在元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的，所以才说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于是郭沫若才会评价《西厢记》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元代作品《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矜持又犹豫不决，也体现出了她女性意识在觉醒过程中的脆弱和不彻底。到了明代又一部作品的出现才象征着封建礼教下女性意识的彻底觉醒。这就是由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作品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对自己爱情的追求要比崔莺莺更为主动和坚决，她把对爱情的追求当作自己的基本权利，认为爱情首先是人性本能的需要，女人必须享有对男性的需求。这在《惊梦》中能看到，杜丽娘在梦中遇见一个向他求欢的男人，她却半推半就地同意了，享受了一场性爱。这是以前时代不曾也不敢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形象，随着明代后期封建时代内部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礼教已经无法彻底抑住人性，于是才有這个角色的横空出世。汤显祖用《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讴歌人性，用女性觉醒意识中最为张扬和大胆的特性，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性”的传统伦理纲常。

三、女性意识与女性精神的觉醒

到了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清朝，虽然封建礼教又戒律森严，但并不代表清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女性意识觉醒。相反与前朝相比，女性意识在嬗变历程中有了更多诉求，更有深度。在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表现在追求爱情上，她们开始追求男女平等。在《红楼梦》中，重点塑造了一群鲜活可人的女性形象，全方位地展示了女性高超的才情和高贵的品格。整个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是文学作品叙述的焦点。这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现象，作者让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文学作品话语权。无论是才思敏捷的林黛玉，还是见识过人的薛宝钗，反对奴性的晴雯等等，作者都极力挖掘她们人性中的优点，显现她们不输于男子的才干和魄力。尤其对三小姐探春形象的设计：探春有着杰出的管理才能，她强烈要求能和男人一样去处理社会事务，渴望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作者正是通过设计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抨击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试图彻底打破长期以来男性对文学作品话语权的垄断，从而在文学作品中宣示女性意识的主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并没有被动地沦落为历史无意识语境之中，并没有完全牺牲掉自己的主体性。相反，女性意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觉醒，不断突破。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和对个性解放的勇敢追求，都将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人文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韦国兆.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和发展[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01）：62.

[2]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J].北方论丛，2013（02）：1-5.

[3]孙丽玲.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发展[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01）：53-57.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批判初探 篇7

关键词：古代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发展过程,评价

虽然说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远不能和男性文学相提并论,但是经过两千年的积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在古代,由于封建思想的渐渐加剧,女性文学的发展空间愈发狭窄,所创作的作品数量以及质量有有所欠缺。所以,对于古代文学史上的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作品,尤其女性作品对当代社会状态有一种批判性,对其中的思想,内容的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渊源

先以诗歌为根据探索古代女性文学。据《诗经》考,卫庄姜傅母作《斫人》、卫宣夫人作《柏舟》、许穆夫人作《载驰》等乃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之滥觞。更有后来的鲁漆侍女所写的《处女吟》,陶婴所作的《黄鹄之歌》,越王勾践夫人所作《乌鸢之歌》,赵简子夫人文笔一洒,作成《河邀之歌》等形式上都以民谣为主的文学作品。再后来,到汉魏六朝时代,经过文化的再一次膨胀,涌现出戚夫人,班婕妤,王昭君,卓文君,谢道韫,班昭等著名的一批女诗人。再到诗词大繁荣的唐宋,时代更是束缚不了女性的文学天赋。文坛上真正有了女人的立脚之地,有巾帼宰相之名的上官婉儿,引领文坛。再有当时著名的徐惠、鲍君徽、花蕊夫人。更有名震一时的薛涛、鱼玄机、李冶等歌妓才女。在词学方面,仿佛女人的天赋更高,她们不但有雨打芭蕉点点滴滴的哀怨,也有“九万里风鹏正举”的豪迈壮阔,女性词集云集一时。据宋朝的《全宋词》考,两宋时期的女词人留有作品的就有90余人。再到元明清,文学形式变得更加丰富,文学得传播途径更进一步深入到群众百姓,进一步刺激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这段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但在数量上远超以前,在创作上也更加放开了思想,由书写压抑,受男性批评家歧视逐渐发展为对自由的追求,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符合,更与当时的男性文学相互映衬。得到的社会的绝大部分认可。她们不仅仅只是在闺中吟词颂赋,更是大胆的走向闺外结社,让女性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女性文学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的壮大、发展。在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称在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四千余人中, 清明时期就占去十之八九,而仅清朝就有约三千五百多人。

二、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

在早期儒家的经典里就有着很多关于男女地位的表述: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大戴礼·本命》就明确指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地位。又如《白虎通·论妇人之贽》:妇人无节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似乎是把她们的地位归结于她们的礼学无知。类似这种对妇人的批判蔑视,在儒家那极其重视伦常关系的经典著作中不胜枚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都默默遵循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理念。因此,女人们的思想被大大禁锢。

这其中作诞生出来的女性文学创作者她们虽然有机会接触相关的文化知识,但是她们的人生角色与普通妇女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些直接导致了她们作品的流传途径受阻。再加上古代女性所收的文化教育也相当具有局限性,琴棋书画只是少部分王公贵族的教育,旨在培养一批有气质,有涵养的贤妻良母。为她们的文学创作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微乎其微。她们所学习的大多只是一些道德纲常理论,从汉代《女诫》、唐代《女论语》、明代《内训》、等等,学习的都是些文学价值不高的理论著作。她们的思想渐渐的被束缚,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对男人的依附,对家庭的操劳只会抹杀她们的创作激情。尽管她们其中也有不少后宫飞人,也有娼妮妾婢之类,她们虽然有着良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她们受到男性的压迫往往比常人要多得多。更加之这些人所背负的封建道德比寻常女子更深,更加让她们在文学上难有建树。偶尔有些别例,能够写出压倒须眉之作。也是极其少见的,所流传下来供我们参考的作品也为数不多,极显珍贵。

三、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批判简评

1、基本理论研究

笔者所论述的女性文学,指的是由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且具有一定女性形象特征的,体现出当时女性主体意识以及风格鲜明的女性文学作品。由代青所撰写的《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一书就主要把视线集中在唐宋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之间的女性作家身上,她在此书中主要讲述了这一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转变过程,由迷失逐渐走向觉醒。代青认为,女性意识和男性意识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古代女性文学其中所展现的女性独特审美视角以及女性的情感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的特殊感受,让其感受颇多。当舒红霞在对古代女性文学进行研究时,她基于代青的基础上,站在女性的视角进行分析。舒红霞认为,在面对封建伦理的限制时,古代的女性文人对其自身的个人价值追求有很大程度的觉醒,她们在不断的从多个方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加以开拓。再看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从发现女性的身世、背景, 到感受女性的思想感受和内心需求,再到对女性认知的反观,甚至开始对男性加以批判。这一发展过程呈现的是一个递进式的人文关怀体现。

谈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所特有的情感基调与文学特质时,需得提一提由乔以钢所著的相关书籍——《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乔以钢在此书中通过三个步骤,对古代的女性作家与文人儒士感伤加以对比,于是将古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基调以 “忧郁”做定位。之后,朱志杰在乔以钢的基础上,著书《顾影自怜的感伤——试谈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伤感特质》。朱志杰在此书中进一步对古代女性作家的特质——感伤,他在书中说道: “观其文,会其意,才女的感伤主要是一种由其自身境、自身视阈、自身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自我关注,自我怜悯。其所关注常在于自我及身边的爱情、婚姻、家庭、命运等,其所展示的常常是一种‘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的孤独心境”,较为深刻的对古代女性作家的情感基调作了叙述。上述的言论都是研究者在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进行较为深层次的研究之后,才著书立论。此后,陈开梅在其作品《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点刍议》中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归纳总结:(1)创作的文学格调以高雅、婉转为主。(2)思想内容呈现的是一个递进的趋势,由闺怨题材向追求男女平等转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具体时代批判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可谓是源远流长,有据可考的便数不胜数。前有申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白舟》,后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婴作《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作《河激之歌》。 再至汉魏之期,更是涌现出一大批的著名闺阁女诗人,例如班婕妤、戚夫人、卓文君等。唐宋时期是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较为重要的阶段,唐朝以花蕊夫人、上官婉儿为代表,而两宋时期则主要以李清照为代表。到了明清之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可谓是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有资料显示,可考的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大约是四千人,而就明清时期的数量,便高达3700人左右,其中以清代的女性作家居多。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作家逐渐从深闺中走出,开始谈论自由之说。笔者在这里主要详细谈一谈唐宋与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1)唐宋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

中国古代的女性子封建社会开始以来,便几乎没有话语权, 更是没有良好的文学熏陶。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时期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与文学毫无瓜葛。唐代宋若华在《女论语》中将千百年来的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日常做了详细的叙述,“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物。扫地烧香,纫麻辑苎。若在人前,教他礼数。递送茶汤,从容退步。莫纵娇痴,恐他啼怒;莫纵跳梁,恐他轻诲。莫纵歌词,恐他淫语。”中国古代的女性通常便是养在深闺无人知晓,更是没有机会出入社会见识人间百态,一生无外乎是年少从父、出嫁从父、老年从子。这样的生活环境,导致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先期作品均带有浓厚的脂粉气息,创作的题材自然也只能是一些深闺幽怨之事。

唐宋时期的女性作家最为著名的当属李清照,她的作品在后世得到了许多人的欣赏。究其深处的原因,不仅仅是李清照所写之词语言优美,在感情的表达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还因为李清照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她对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追求之情,以及她对中国古代的男权封建思想的反抗之心。但是我们须得知道,李清照生活的时期的两宋,是在男性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可想而知,当她的作品被世人所知时,她自身所遭受的指责以及批判会有多么严厉和无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李清照著有一词名曰《丑奴儿》,她在词中讲到“晚来一阵风兼雨, 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凌花淡淡汝。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其实仔细看看这首词,不过是叙述了词人自己在沐浴之后与夫君俩之间的一些私密调笑, 甚是简单。唯一出错的地方就是这首词是出现在以婚内之情为绝对隐私的封建社会,李清照的这首词表露的情思不止一星半点, 于是她就受到了当时的文人墨客以及世人大众的严厉批评。即使当时不少的男性文人常涉及到男女之情,甚至在之后被传为佳话,但是对女性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李清照本身而言, 她所著之词在主体精神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相较于之前的女性作家,有了绝对性的突破,她开始向传统的男权社会发起挑战,让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留下了留下了属于女性作家的光辉一页。

(2)明清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

到了明清时期,有了唐宋时期的女性文学做铺垫,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开始出现鼎盛之势。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自由思潮的兴盛,对传统封建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为江南带来了不少的名门望族,也让这些生活悠闲的名门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的创作当中。 这个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主行悠闲之风,以表述追求自由的精神需求居多,以女性的细腻抒怀、表达见长。明清时期的女性作家主要以叶小鸾、商景兰为主要代表。商景兰更是在其作品中表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展现出其自身的独立和自信。在清朝时期, 女性互结诗社的现象逐渐盛行,相较于明朝时期的家族内结群, 这样无疑是将女性文学带向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女性不再被深束闺阁,开始以诗社的形式走向社会。而女性文学的风格也开始转变,逐渐向自然靠拢,开始表述女性对于国家时局的思虑。

四、总结

刺绣——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代言 篇8

关键词：刺绣,思想代言,古代女性

“日暮堂前花蕊娇, 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 引得黄莺下柳条。”这是唐·胡令能的《咏绣障》, 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刺绣, 古称针绣, 是用绣针引彩线, 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 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古代称“黹”、“针黹”, 刺绣是最具代表性的女红艺术。据中国史书《尚书》记载, 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了服装“衣画裳绣”的装饰, 可见中国在四五千年前, 刺绣品已经广为流行了。

自古以来, 贫者以“善织巧绣”为业, 富者以“闺房绣楼”为贞, 在古代女性看似平凡无奇的生活中刺绣成为蕴藏和承载她们美好理想, 展示聪明智慧的最佳平台。忆过往无数的女子们十指春风, 充满了炽热的生命力和美好的情感, 使得中国有“锦心绣口”、“锦绣前程”、“锦上添花”这样美好的形容词汇。原始社会有了衣服就有了刺绣, 人们在衣服上绣上图腾纹样维护信仰。随着社会的发展, 民间刺绣多起来, 未婚女子的刺绣寄托着姑娘们对爱情生活、美满婚姻的向往。妇女们给子女们绣制的童帽、兜肚、香布袋等, 更是倾注了全都的母爱。自古以来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借助刺绣表达女性人物思想的例子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刺绣代言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活动。欧阳修的《南歌子》:“弄笔偎人久, 描花试手初, 等闲妨了绣功夫, 笑问鸳鸯两字自怎生书?”借刺绣言说了夫妻之间的脉脉浓情。《孔雀东南飞》中有“妾有绣腰襦, 葳蕤自生光。”的句子, 以刺绣来形容刘兰芝的秀外慧中, 贤良淑德的为人妻子的标准。但巧夺天工的女工活计, 却不能打动婆婆的冷若冰霜。秦韬玉的《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 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 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 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作嫁衣裳!”却写吟唱出灵性聪慧的贫家女子绣的织品只为生计, 十指精巧不为己描, 只因出身寒门, 不得不为他人做嫁衣的悲苦无奈的的情怀。

刺绣与中国社会中的等级、信仰、个人德行、审美、生活习性等精神生活因素有关, 关涉比较高级的精神需求, 被人们视为最典型的“女红”。胡平教授在《遮蔽的美丽》中说“从女性人格教育的角度看, 大户人家的小姐闺秀做刺绣活计不是为了生存的压力, 而是为了养成特定的素质”。清代丁佩曾在《绣谱》中说:“工居四德之首, 尔绣又特女工之一技耳。古人未有谱之者, 以其无重轻也。然而闺阃之间籍以陶淑性情者, 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 好言者默, 因只借慵惰息纷纭。一志凝神, 潜心玩理。固不特大而施之庙堂, 小而饰之鞶帨, 莫不瞻黼黻之光, 得动植之趣也。至于师造化以赋形, 究万物之情态, 则大与才人笔墨名手丹青同臻其妙。”丁佩说刺绣是用来陶冶性情的。若要制作出精美传神的, 能达到一定艺术水准的刺绣, 仅仅依靠手巧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需要兰心蕙质。如果没有天赐的灵性、高雅的气质, 一般很难描绘出山水的钟灵毓秀和百花的姹紫嫣红, 更不要说“绣花能生香, 绣鸟能听声, 绣虎能奔跑, 绣人能传神”的神奇了。这种情况下, 刺绣一方面就表达了上流阶层女性寄托感情的方式和传情达意的手段, 另一方面更体现了她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博深的创造力。《牡丹亭》女主人公杜丽娘身为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 聪慧过人, 有着大与自然的天然谐和感及对美与爱的强烈追求, 还有细心如丝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识见, 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酷爱自由与反叛束缚的精神。她的女红精巧过人, 当她看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桓。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便在衣裙上绣上了成双结对的美丽的花鸟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美好向往的敢想却不敢言的情怀, 这得益于“也长向花阴课女红”, 也可以说刺绣就是杜丽娘平时全部的生活内容。《红楼梦》中为许多女性钟情林黛玉有着无人比拟的口才与文才, 也有独立的意识和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她曾专门给宝玉绣荷包传递自己琢磨不定的爱情。想必她这个被贾宝玉在众多红颜中称为知己的人绣的荷包定会包如其人般灵秀脱俗吧。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那一节, 像薛宝钗这样集智慧、容貌、财权于一身的封建淑女也会情不自禁地在宝玉床前边刺绣边赶蚊子, 也会绣兜肚, 曹雪芹用这种看似平常的小情节表达了平日自重的宝钗的忘情失态, 近乎夸张地表现了宝钗对宝玉的爱情。

当然,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刺绣工艺日臻成熟, 随之涌现了大量的宫廷绣女, 此时刺绣也就无所谓个体的思想活动。不过纵观中国的历史, 刺绣几乎涵盖了古代女性的整个生活, 昭示着她们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诠释了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不管从任何角度看刺绣都是整个中国古代女性思想感情的载体, 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女性历史。

参考文献

[1]、钱续坤.女红:中国女性的传统标识[N].西安晚报, 2009-11-09.

[2]、丁佩.绣谱[J].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4 (2) .

从唐代离婚制度分析古代女性地位 篇9

一、休妻

1. 历代法律对休妻的相关规定。

休妻 (出妻) 是逼迫妻子离婚的意思。《孟子·离娄下》:“出妻屏子, 终身不养焉。”孟子本人即出妻, 《荀子·解蔽》:“孟子恶败而出妻, 可谓能自强矣。”杨倞注:“孟子恶其败德而出其妻。”“七出”是丈夫休妻的七项合法理由, 这一词汇到唐以后方才出现, 但其基本内容则几乎完全源自于载于汉《大戴礼记》中的“七去” (又作“七弃”) 。“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 去;无子, 去;淫, 去;妒, 去;恶疾, 去;口多言, 去;盗窃, 去。”

2. 男性方的绝对优势。

只要有“七出”其中任何一项理由, 丈夫就可以休妻。甚至, 有的休妻理由在今天看来颇有些“无厘头”。比如汉代著名的外交军事家班超休妻的原因:李邑始到于窴, 而值龟兹攻疏勒, 恐惧不敢前, 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 又盛毁超拥爱妻, 抱爱子, 安乐外国, 无内顾心。超闻之, 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 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中说:班超仅仅因为同僚说他沉溺于家室之乐, 便休妻。事实上, 不仅夫本人可以找出“无厘头”的理由休妻, 如果公婆不悦, 纵使夫妻二人相亲相爱、琴瑟和美, 父母也有权决定将婚姻解除。正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所描述, 刘兰芝与焦仲卿感情笃深, 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 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 十六诵诗书”才貌双全, 并且“女行无偏斜”, 但终因婆母不悦:“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而导致遣归的结果。

3. 对女性权利的保障。

唐代立法中, 对于出妻的程序有明确的规定, 规定出妻必须理由充分, 并且须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补偿。《唐律疏议·妻无七出而出之》:虽犯七出, 有三不去。三不去者, 谓:一, 经持舅姑之丧;二, 娶时贱后贵;三, 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 杖一百。并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 不用此律。问曰:“妻无子者, 听出。未知几年无子, 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 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 未合出之。”《唐律疏议》释曰:伉俪之道, 义期同穴, 一与之齐, 终身不改。而且, 唐代法律有严守“三不去”的规定, 如果妻子符合“三不去”而遭到休弃的, 要杖责丈夫一百, “并追还合”———令其复婚。元、明、清的法律都规定了“七出”与“三不去”, 基本内容和唐宋时代一致。如果妻子没有做应出或者义绝的行为, 丈夫无理出妻的, 则应该承担相应的刑罚。

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双方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夫者, 妻之天也” (《唐律·名例》“十恶”条《疏议》) , 礼法通行的标准, 夫的地位优于妻。“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原则由男子控制, 女子只是被动听从。如唐律明确规定妻子“背夫擅行, 有怀它志, 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 徒三年, 故云“加二等”。上述种种, 均是家长制下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 男尊女卑的“夫为妻纲”, 一直被沿袭至清代, 对后世影响深远, 甚至至今仍有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很严格地把夫妇关系弄的‘上床夫妻下床客’, 但是对于男子的感情生活却很少加以严格的拘束”[1]149。“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休妻的限制, 是对妻子为家族利益作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其本质目的绝非为了维护女性地位, 而是体现了对宗法伦理秩序的维护。

二、义绝

1. 义绝制度的内容。

义绝是一项强制离婚制度。义绝作为一项强制离婚制度, 在汉代即已形成, 但是经历了从“礼”到“律”的过程, 何时入律, 无法考证, 可以确定的是, 首次完备是在《唐律疏议》之中。义绝这种强制离婚制度, 实际上是官府的权力对当事人婚姻的干涉, 只要夫妻之间发生了可以“义绝”的法定事由, 则不考虑夫妻双方的意愿, 由官府判定强制离婚。法定事由是指夫或妻的一方, 出现了杀伤对方及直系尊亲或者旁系尊亲, 或夫妻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出现了相互殴打、通奸、杀人行为的, 即认为夫妻恩义已绝, 判定“义绝”。《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 离之, 违者徒一年”。规定倘若出现上述情况, 夫妇必须离异, 违者处徒刑一年。《大明律》规定了妻子可以向丈夫提出离婚的条件。唐宋律中并无此项规定, 该项内容至元律中开始出现, 即丈夫出现了接受他人钱财, 纵容、逼迫妻子为娼的情况, 则法律判定女子离婚。由此可见, 《大明律》支持为人妻者在遭到丈夫胁迫与人通奸或遭遇殴打折伤时, 有权主动诉诸法律, 以摆脱丈夫施加的身心折磨。上述规定使妻的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 较之唐宋, 是一大进步。

2. 制度的实质。

义绝制度更是维护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合二姓之好”, 中国的婚姻在两个家族之间发生奸杀等行为时, 婚姻自然不能再续。“义”的核心在于, 强调家庭伦理秩序对于婚姻关系存续的基础性作用, 将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置于整个家族的全体之中去考量。因此, 发生了“义绝”中所列的事项, 当事人并未自动解除婚姻的, 官府就要决定强制解除婚姻, 甚至对当事人给予处罚。这是基于维护社会伦理的价值追求, 由官府对当事人的婚姻进行的直接干涉。“强制离婚”制度为古代中国所独有, 这种公权力对私权的僭越是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完全接受和认可的。在中国古代, 维持封建伦理秩序是最高的价值追求, 同时也是离婚的法定标准, 是否可以维持封建伦理决定着婚姻是否存续, 为此, 几乎不考虑当事人意愿, 夫妻必须离异, 这充分体现了婚姻的宗法家族性。

三、和离

1. 和离:

看上去很美。在隋之以前, 和离这种现象, 事实上有“习惯”存在, 法律上并无“成法”规定, 并且在各个朝代称呼不同。直至唐代, 和离制度被正式纳入法律, 方才完成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实质转型。在封建时代, 受礼制束缚的“和离”制度, 其中不仅体现着《周易》中的“非讼”思想, 并且深受儒家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影响, 直接反映在唐律律文之中[2]1。《唐律·户婚》规定, “诸犯义绝者离之, 违者, 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 不坐”, 在《唐律疏议》中解释道“若夫妻不相安谐, 谓彼此情不相得, 两愿离者, 不坐”。即, 唐律中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 由此离婚, 法律不做追究。敦煌出土文献中发现“和离”的文书《放妻书》:“凡为夫妇之因, 前世三生结缘, 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 比是冤家, 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 难归一意, 快会及诸亲, 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后, 重梳婵鬓, 美扫娥眉, 巧逞窈窕之姿, 选聘高宫之主,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 谨立手书。”《太平广记·纪闻》中记载:“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 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妻, 中垂郑防之女也, 情志不合, 去之。”上述事例中, 夫妻离婚的原因是“情志不合”, 即是唐律中规定的“和离”。清律也规定了双方“协离”者可解除婚姻关系。《大明律》亦对和离做了规定:“若犯义绝应离不离者, 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 不坐。”在以对女性充分关注的视角下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时候, 见到温情脉脉的《放妻书》, 让我们在“吃人的礼教”缝隙间体味到了难得的和谐。夫妻双方可以平等离婚, 并且丈夫还会对妻子的再嫁送上祝福。

2. 学术争议。

学界一般认为“和离”是夫妻双方完全自主自由的“协议离婚”的形式, 其实质上相当于当今的两愿离婚。这一认识是不够科学的。在家族主义或宗法伦常的影响下, 古代中国不可能存在夫妻个人完全自主协商、自由合意的两愿离婚制度[3]53。显然, 中国古代的“和离”, 较之今日的自主自由离婚,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 和离制度的实质。

和离的现实性。《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即妻妾擅去者, 徒二年;因而改嫁者, 加二等。”《疏议》解释说:“妇人从夫, 无自专之道。……若有心乖唱和, 意在分离, 背夫擅行, 有怀他志, 妻妾合徒二年。……室家之敬, 亦为难久, 帷薄之内, 能无忿争, 相嗔蹔 (暂) 去, 不同此罪。”在唐代, 法律明确规定, 妻妾若要离去, 必须经丈夫同意, 并不能主动要求将婚姻解除, 更不能未经同意, 擅自背夫逃走或者与他人结婚。尽管《唐律疏义》在和离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但是, 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总体而言未能避免儒家宗族礼教纲常的制约。“唐代妻妾只能在丈夫同意下离去, 虽言和离, 形同男子之单意离婚。”[4]298归根结底, 和离制度的存在总算给了当事人一点自主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曹景雯.唐代和离制度研究[D].湘潭大学, 2011.

[3]范依畴.中国古代的“和离”不是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J].政法论坛, 2011 (1) .

古代女性 篇10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在南戏的代表作品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琵琶记》来看,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问题, 表现为身为女性却自甘卑弱, 缺少独立人格, 认同男性的人生价值观, 在男权的压迫下, 有些女性难以自我认同, “自觉”地变为客体, 处于屈从地位, 并对现实中歧视女性的做法毫无怨言, 意识不到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这种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女性容易屈服外界环境压力

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是: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被男性认可, 她就必须放弃自我要求成为客体, 这就是说, 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体的权利。在《琵琶记》中, 在公公强迫新婚的丈夫去考取功名时, 而赵五娘不愿丈夫离开自己, 但她却没有争辩, 最后只能让蔡公和张太公的“怂恿”成为现实。尽管赵五娘对外界环境压力本能地进行了反抗, 但赵五娘毕竟太弱小, 她终于滑向了“他者”——“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 完全处于客体地位、丧失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2.女性缺乏自我抗争精神, 面对不幸只是忍受

在作品中, 女性面对生活的一切困苦, 往往无怨无悔, 默默忍受, 听凭命运的安排, 对男人的逃避责任决无怨言, 也不思考痛苦的根源, 无视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更不用说抗争命运的大胆举动了。《琵琶记》中的女主人公赵五娘积极认同并实践着男人的人生理想, 心中惟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作者也是按照男人的标准来设计她的生活之路。“总之, 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 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称为‘贞女’‘良妻’, 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 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 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这样看来, 赵五娘就是“投降者”了, 其生活的内容就是忍耐和等待。

3.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 主张为男性做自我牺牲

在封建社会中, 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追求, 更注重政治前途, 在事业与爱情不可兼得时, 往往更多地选择事业。“在封建正统的观念里, 文人举子的终极追求是着眼于德行的完备与事功的辉煌,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被称为人生追求中的三不朽, 这三不朽, 都是统一在政治伦理中的, 而人生的其他大事包括婚姻也当归属于此”。而她们巨大的自我牺牲换来的, 不过是朝廷的旌表与“一夫二妻”的结局, 这是当时女人真正的悲哀而不是荣耀。女性是男性话语的“传声筒”

几千年来, 无论东西方, 女性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性”或“从属他人的人”, 丧失了自我主体性, 其旨意也是参照男性来决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言语空间, 成为男性话语的“传声筒”:所言是男人们常说的忠孝节义的话题, 所为也是为了夫君的事业, 以男人的是非为自己的是非, 默默地衬托着他们的成功, 而我们却听不到她们心底的真实的声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夫者妻之天”之说, 意为女性为男性的附庸。

在作品中, 赵五娘埋葬了公公婆婆, 要更换衣装前往长安寻取丈夫时, 她俨然成了个满口孝义的代言人。可见, 赵五娘在男性话语占主导的社会中失去了表达自我意愿的话语权利, 成了男性话语的代传人。

二、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下, 失去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她们必须自甘卑弱, 服从男人的意志, 才能获得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反思造成女性自我意识严重泯灭的原因, 应当与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观念密切相关。

男尊女卑的观念塑造了女性的依附性格, 使女人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 更不用说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了。可想而知, 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去是多么艰难。《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已接近死亡的边缘, 但她找不到痛苦的根源, 只有忍耐煎熬下去, 而最终九死一生的她, 其结局不过是和牛小姐共同分享了丈夫的情感。“在古代中国两性对立的社会模式中, 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儒门古训, 便将男性居主的话语权势昭示得明明白白, 而女性则在这种异己的‘他者’话语强权下被赤裸裸地剥夺了与前者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规定, 已经赋予了男人对女人的绝对统治权, 女性失去自我的悲剧一幕幕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赵五娘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分析

赵五娘的悲剧命运昭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没有爱情, 可以苦等;遭受误解, 忍气吞声;生活困难, 一肩承受;遭遇磨折, 咬牙苦撑。然而, 正是在苦难中显现出她善良、无私、隐忍、坚韧等品质。让人惊异的是, 在那个豺狼当道的世道里, 她一个弱女子居然能千里迢迢找到远在京城的丈夫, 这其间有多少辛酸曲折, 恐怕是难以详尽的。

作为一个女人, 她首先应该是个人, 然后才是女人, 她可以成为女儿、朋友、妻子、情人、母亲, 等等。但赵五娘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她只是一个附属物, 只是封建男权制度下的一个符号化概念。她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个对象性的存在, 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利他”“无己”的。赵五娘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有着天使般的美丽和纯洁, 内敛、顺从并且无私奉献, 她们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 或自我的愿望, 甚或是两者兼有之。女性在这里成了没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没有真实人的生活, 只是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

男女本来就是相依同生的, 如同“吃糠”一出, 赵五娘所唱“糠和米, 本是相依倚”, 但是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却发生了分裂, “被簸扬作两处飞”。所以, 只有男女平等对话, 和谐地生活, 精神上合作的时候, 才可能实现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如果女性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女性就算是男人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也不过是个附属品。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8.

[3]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法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1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述略 篇11

关键词 女性阅读 阅读史 女性藏书家

分类号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并没有特别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进行推测。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一书，选录自先秦至晚清两千五百余年来名人、学者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例言中写到：“本书把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为开创期；秦汉至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至两宋为成熟期；元明清为高潮期。”而对这一分期，在该书的《引言》中，周振甫却认为先秦和秦可以合为一个时期，作为“中国阅读学的开创和限制时期”；从两汉到魏晋六朝，称为“阅读的复苏和发展期”；唐宋两代为“古代阅读理论的成熟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明清两代称为“阅读的复古和丰富时期”。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古代阅读学”的分期问题，但其与古代阅读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阅读”与“阅读学”相混的[1]。

关于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所见到的也只有鲍盛华非常独特的划分：阅读的“神谕时代”（甲骨文时代）；阅读的“圣人时代”（春秋战国）；阅读的“史官时代”（汉朝）；阅读的“诗人时代”（唐宋）；阅读的“小说家时代”（明清）。作为阅读史研究中一种新的探索，鲍氏总结出明清以前从“神性”阅读主题到“人性”阅读主题的变迁[2]。

但当我们单独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阅读的发展与占主流的男性阅读而言，是相对隐形且滞后的，需要对阅读史的分期或者发展历程的表述作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历史分期叙述的。笔者认为，汉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阅读的萌芽时期；古代女性阅读正式确立开创于汉；唐宋得到发展；明清相对高潮。

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阅读的萌芽阶段

我国古代最初的阅读应该可以推算到对甲骨文的阅读。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从母系社会的高高在上开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贵族妇女在公私两个方面继续受到社会尊重。在对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妇妌等二十多名贵妇先后参加过用作卜辞刻字的龟甲兽骨的收集整治和作为重要文献保管的甲骨文、卜辞归档查阅工作[3]64，笔者认为这应该可以视作最初的女性阅读源头。关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更确定的来源是甲骨刻辞本身。根据对现有的甲骨刻辞的统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198条，其中约有100条是女性所“示”，另98条是男性或性别不定。基本可以说，“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担。关于“示屯”的含义，学术界虽还有细微争议，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与龟甲相关的事务[4]。在殷商王室，无论是收集或验收或整理龟甲兽骨，都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贵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职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初的阅读萌芽的时候，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离文本还是相当近的。当然，由于文献数量的稀少以及意义的重大，当时无论男女，都是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层面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近文献，实现“阅读”。

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本载体形式的变革，这种文献和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陆续登场，私人讲学和私人藏书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士”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阅读也因此进入了“士”人生活。但对女性而言，阅读却并没有因此更好地开端和美好地发展。当时孔子开门办学，弟子三千，却没听说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从此流传千年。随着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牝鸡之晨”“妇无公事”的说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领域话语权之外；统治阶级提出“妇人，伏于人也”“妇人有三从之义”的准则，逐步开始确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制，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读书受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而对女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异与男性，阅读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测应该也有极少数女性在阅读，其读物多半应该是一些儒家的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礼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礼记》中记载较多，尤其是《礼记·内则》篇，专门针对女性礼教罗列许多细则，成为后世层出不穷女教读物的源头。

秦代是我国阅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朝代。禁私学，焚书坑儒，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阅读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阅读也谈不上有进步。

上述情况，大多属于推测的“本体性”的女性阅读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这一时期，却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对女性阅读研究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女性阅读我们姑且称之为萌芽阶段。

2.2 汉代：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确立和开端

汉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从此确立了儒学各个方面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引领着国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可求之于天”的“三纲”，“三纲五常”逐步成形。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时，私学也十分发达，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男性教育更加向大众层次发展[5]，女性教育亦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但通过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阅读逐渐清楚地浮现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对汉代女性阅读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班昭、顺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读物（包括书名和篇名）有《诗》《窈窕》《德象》《女师》《易》《春秋》《楚辞》《周官》《董仲舒书》《论语》《韩诗》等[5-6]。

这一时期，对女性阅读来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现及女教读物的确立，二是女性藏书家的出现。

女性著作的出现反过来印证了女性阅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密切）。据《历代妇女著作考》[7]记载，汉代是最早出现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计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选。其中班昭的《女诫》，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教导妇女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国古代典型女性读物的开端。班昭可以被视为汉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妇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诫》中还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艺也”，第一次将女子之“才”与“德”对立起来。当然，论及汉代女教专著，还不得不提到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列女传》，这部由男性撰写的女性传记，与《女诫》并列开创女教的先河，同时，也正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基调。这一时期虽有女性坚持自主阅读，但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舆论还是比较排斥的。例如，东汉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对她这种破格超常的举动却十分不满，常责怪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6]277

汉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女性藏书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亲蔡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膝下无子，将很多心血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身上，蔡文姬因此博闻强记并才气出众。蔡邕死后，他的藏书曾一度全归蔡文姬所有。这也看出私人藏书的发展为女性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女性阅读已经从宫廷到官宦向下延伸发展。当时社会，女性与藏书的接触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书，基本是与女性无缘的，特别的例子是汉和帝召班昭入宫，让她阅览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的图书，以使她继续完成其父其兄遗留下的《汉书》的编辑工作。女性与家庭藏书的接触虽然比较容易，但也得取决于家庭男性对女性阅读是否积极支持。接触藏书已属不易，能够以藏书家身份出现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只有区区几个女性藏书家。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代女性阅读虽然还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但确切存在，并小有影响。

2.3 唐宋：女性阅读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女才子，还有女性举办学校，进行授课，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请到官学中任教[9]。这样推测，魏晋时期应该是女子教育、女性阅读的一个小亮点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

接下来的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的时期，对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个社会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女性阅读得到较大发展，参与阅读的人员层次从社会高层继续向社会下层扩展，阅读文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唐朝时期，宫廷阅读和女教读物得到极大发展，经武则天亲自动手编写的教科书和读物就有6本之多，长孙太后也亲自作《女则》[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书，如《女论语》《女孝经》都出现在此时，尤其是《女论语》成为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书。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经典之外，女性阅读的书籍类型已经非常丰富，诗歌文学、佛道经典、历史艺术等几乎所有男性阅读的范围都有涉及。并且，随着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开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宫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间女性也不乏热爱阅读者，社会中下层、社会边缘人群也出现了不少才女，如鱼玄机、薛涛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诗歌阅读和创作的极大发达，据统计《全唐诗》录入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作者多达124人，约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学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厉起来。这些对女性的教育和阅读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因为宋代文教发达，书籍流通普遍，为女性阅读也提供了较好的外围条件。宋代的社会舆论也有支持女性阅读的，“宋代士人在墓志书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宋朝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如唐朝一样，非常多元化，同时随着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书籍阅读也占据了女性阅读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过对宋代206例女性阅读者的墓志统计，得出各门类书籍的阅读人数比例，其中佛道经典占据第一位[11]。

说到宋朝女性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个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词人，同时也因为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收藏的缘故，称得上又一个女性藏书家。她的《金石录后记》记述了夫妻俩的读书之乐、藏书之乐和校书之乐，保留了古代中国女性阅读活动的生动细节，非常难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阅读的高潮阶段

元朝统治期间，推行汉化，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并强化着儒家对女性的诸多规矩。这一时期还是有宫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阅读汉文文献。整个社会的教育还是以传授中原文化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阅读的还是比较多。当然，元代阅读状况地域性比较明显，汉族比例大的地方，传统阅读的力量依然强大。此外，对于其他层次的女性阅读，学者陈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极一时，女冠无不识丁者”，道教经典阅读应该是首当其冲，甚至“儒学无女学，道教有女学”[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喜爱的剧作，如《西厢记》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们也是当然的女性阅读者，虽然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微[13]。

明清时期是古代女性阅读的高潮期。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普及率达到新高。明清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称，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和还要多。”[14]女教文献的编篡也达到顶峰，女教书籍的种数很多，如广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书》出现，同时更为通俗或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如《女三字经》《闺范》等也大量刊印，满足了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女子读书越来越普及[15]。

明清时期的女性阅读活动发展到高潮的另外的表现是：阅读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男性对女性读写活动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阅读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带，女性阅读有了小团体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等公开招收女学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读书社团或诗社，女性读写的地点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社会对女性阅读、女才子充满好感，家有数位才女的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将女性之才与女性之德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数量也是空前的，《历代妇女著述考》中著录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够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阅读的女性，这也从另外一面证明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普遍。当然，这些发展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经济发达地带。

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阅读几无限制，什么内容都有，小说、戏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爱，这一时期女子对《牡丹亭》的热爱十分有代表性，从单纯的阅读到阅读的点评，甚至有女性据说因痴读《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清代弹词小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女性所写的《再生缘》《笔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明清却又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并盛行的时代，自宋以来对女性的礼教束缚也达到顶峰，反对女性读书的舆论也大量存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明代天一阁，其创始人——大藏书家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很严格的族规，有一条就是“女子不得上楼”。连楼都不能上，更何况与藏书亲近并阅读？

3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特点

首先，由于阅读目的不同，两性阅读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视经典，女性则有专门的女教读物。此外，男性由于经世致用，读书都是为了出仕，对文学，如诗歌词曲并不是特别重视，而女性阅读，由于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大多出于休闲和爱好而读，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学类读物自然成为她们阅读的重点，诗词、戏曲、小说都深受女性喜爱。

就阅读的场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没有走向社会，相应地女性阅读的场所一般都封闭，有人形象地将女性的阅读形容为“在围墙中阅读”[17]。这种封闭性，使得女性的阅读更多的是依赖父亲、兄长、丈夫等家庭男性，从而缺乏独立性。

再就阅读的发展而言，女性阅读起步迟，发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达到的高潮也远远逊于男性。据统计，19世纪末，30%到45%的中国男性识文断字；而20世纪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国妇女识字，其具体情况视地域而定[18]。同时，女性阅读的发展还随某一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就阅读大环境而言，女性阅读一直在有社会的反对声中发展，而男性阅读任何时代都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此外，在阅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主流阅读的差距更大，特别缺乏关于女性自身阅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述。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毕竟都属于中华阅读文化范畴，放到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之间自然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程焕文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图书在内容变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经重道”“经世重史”“轻器斥技”[19]，基本上我国古代阅读无论男女，阅读的重点都相同，同样地重视经书，同样地重视史书，同样地轻视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 1 ] 曾祥芹.古代阅读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2：前言.

[ 2 ] 鲍盛华.从“神性”到“人性”：明清两代以前的中华阅读史研究纲要[J].图书馆学研究，2011（9）：6-9.

[ 3 ] 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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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930.

[ 6 ]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1，277，291.

[ 7 ]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5.

[ 8 ] 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48.

[ 9 ]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M].武汉： 武汉出版社，1993：64.

[10] 张天健.唐代妇女诗人诗歌总体观照[J].社会科学研究，1991（1）：84-89.

[11] 铁如花.宋代社会的女性阅读：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J].晋阳学刊，2005：75-78.

[12]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 1962：42

[13] 陈高华.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J].济南史学，第五辑： 66-86.

[14]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3.

[15] 鲁军虎，李纯蛟.明清女教读物的普及和社会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6-99.

[16] 叶绍袁.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1.

[17]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281.

[18]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102.

[19] 程焕文.中国图书文化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50-71.

周 英 西华大学图书馆彭州部研究馆员。四川彭州，611930。

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性英雄形象 篇12

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分类

(一) 孕育万物, 造福人类的女娲。

中国上古神话中, 有一位化育万物、造福人类的女神, 这就是女娲。据说天地开辟以后, 大地上虽然有了山川、湖泊、花草鸟兽, 可是还没有人类的踪迹。大母神女娲想创造一种新的生命, 于是她用黄泥捏造了许多男男女女的人。女娲还使男女相配, 叫他们自己生育后代, 一代一代绵延。在神话中女娲不单是创造人类的始祖母, 而且是最早的婚姻之神。

后来宇宙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变动, 半边天空坍塌下来, 露出一个个可怕的黑窟窿, 地上也也出现一道道巨大的裂口, 山林燃起炎炎烈火, 地底喷涌出滔滔洪水, 各种猛兽、恶禽、怪蟒纷纷窜出来危害人类。女娲见人类遭受这样惨烈的灾祸, 就全力补修天地。从此灾难得以平息, 人类得到拯救, 人世间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让人类更愉快地生活, 女娲还造了一种名叫“笙簧”的乐器, 使人们在劳作之余进行娱乐。

(二) 错奔月宫的嫦娥。

嫦娥原是天上的女神, 因为丈夫后羿奉了天帝之命到人间除害灭妖, 她就跟随他来到地上。一天, 后羿求得一包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 不料被蓬蒙看到了。蓬蒙趁后羿狩猎之时, 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 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危急之时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傍晚, 后羿回到家, 侍悲痛欲绝, 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 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 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急忙到后花园里, 摆上香案, 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 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嫦娥也不禁泪流满面, 便有诗云:“嫦娥因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 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 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三) 扑朔迷离的西王母。

西王母在民间又被称为“王母娘娘”, 是一位拥有至高权力、雍容华贵的女神。王母娘娘是传说中的女神。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 后于流传过程中逐渐女性化与优美化, 而成为年老慈祥的女神。相传王母住在昆仑山的瑶池, 园里种有蟠桃, 食之可长生不老。亦称为金母、瑶池金母、西王母。根据古书《山海经》的描写:“西王母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 善啸, 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意思好像是说:西王母的外形“像人”, 长着一条像豹子那样的尾巴, 一口老虎那样的牙齿, 很会用高频率的声音吼叫。满头乱发, 还戴着一顶方形帽子。是上天派来负责传布病毒和各种灾难的神) 。可见外形很恐怖, 而且是位散发灾疫的煞神!他住在“昆仑之丘”的绝顶之上, 有三只叫做“青鸟”的巨型猛禽, 每天替他叼来食物和日用品。但是在《穆天子传》里, 西王母的言行却又像是一位温文儒雅的统治者。当周穆王乘坐由造父驾驭的八骏周游天下, 西巡到了昆仑山区, 他拿出白圭玄壁等玉器去拜见西王母。第二天, 穆王在瑶池宴请西王母, 两人都清唱了一些诗句相互祝福。《汉武帝内传》谓其为容貌绝世的女神, 并赐汉武帝三千年结一次果的蟠桃。道教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定为王母娘娘的诞辰, 并于此日盛会, 俗称蟠桃盛会。

此外, 还有精卫填海、娥皇女英的传说。

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和男性英雄形象的区别

(一) 中国古代神话女英雄的形象留有母系社会的残余, 神话女英雄形象的出现早于男英雄的形象。

司马迁的《史记》将历史最早追溯到五帝时代。五帝的时代已距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非常久远了, 司马迁所依托的资料大都是口口相传的口头历史传说, 其间夹杂着大量历史神话。司马迁将历史追问到黄帝和夏、商、周、秦的始祖时都得到类似的结果, 他们大都有母无父。附宝感雷电而生黄帝,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 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后稷。女修也是吞玄鸟陨卵而生大业。这与母系社会的血亲现实相吻合的, 有母无父。可以看到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度的痕迹。附宝、简狄她们是历史传说层叠出的母系社会的英雄。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女神。女娲 (蛙) , 一种说法是取繁衍之意;另一种说法是初民在与水斗争中出现的英雄。在陕西、甘肃和青海的黄河流域的早期人类生活遗迹中发掘出了许多画有蛙形象的陶器, 从形象逐渐到抽象。有专家认为, 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初民在水中取食, 又受到水的威胁, 希望出现象蛙一样不怕水的英雄。就以女娲为部族首领。与女娲同时出现的还有伏羲 (蜥) , 伏羲最早是女性 (1) , 到汉代才变为男性。

中国一些学者、专家研究认为, 神话色彩浓厚的西王母 (王母娘娘) 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研究昆仑文化的学者李晓伟说:“事实上, 被无数神话光环所笼罩的西王母并非天仙, 而是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女酋长。”一些学者、专家多年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 距今3000至5000多年前, 曾经有过一个牧业国度———西王母国。其疆域包括今天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 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是其最为富庶的中心区域。据考证, 西王母古国当时的“国都”就在青海湖西畔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一带。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张忠孝教授在其署名文章中指出﹕“值得说明的是, 西王母既是一个古老部落国家的称号, 又是古国女王的尊号, 代代相传。”现存古籍证明, 两晋到明清乃至民国, 青海草原地区、昆仑山南北有大量的女王部落存在, 苏毗部落是最有名的一个。

嫦娥奔月的神话是这样一个隐喻:嫦娥之所以要离开她的丈夫, 应该缘于女性王国的消失和不满于男性王国的统治而又无可奈何, 于是自我放逐。她得以离开的工具是不死之药, 她所去的月亮又是死则又育 (缺而又圆) 的“不死月”, 而她所在的月宫中又有一棵“随创随合的“不死桂”。这里的“不死”正是出于对生命的重视与追求, 而对生命的重视与追求又正是这位生命创造者———这位人类伟大母亲的神圣职责。

(二) 在男权社会中, 国古代神话女英雄逐渐柔化, 由壮美向柔美转化。

在母系社会, 女性具有领导权和话语权。反映在最早的神话故事中, 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西王母雄踞昆仑;精卫怒而填海。都是波澜壮阔大的英雄事迹。随着时代的演进, 这些形象随着人们的审美标准发生了改变。女娲又成为婚姻之神、音乐之神。在民间称为“女娲娘娘”, 就成为了慈祥和宽厚的代名词。西王母由虎齿豹尾的煞神变为雍容华贵的女王, 再变为顾盼多情的女神。李商隐诗“瑶池阿母倚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更是描摹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相思故事。

窃药奔月的嫦娥的遭际更能说明神话中女性形象的转变。我们从汉代石刻画像中所见的多是蟾蜍捣药, 而从后来许多诗中得知, 嫦娥确实是被罚在月宫捣药的。这说明, 月宫中的蟾蜍就是嫦娥的化身。蟾蜍是一种其丑无比的动物, 用它比喻嫦娥, 则表示此时人们对她的所为谴责较多。到魏晋时期, 情况开始变化。至唐, 对嫦娥窃药奔月的谴责已基本消除, 代替它的是对其孤寂凄凉处境的同情。嫦娥真正成为美丽的化身, 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那是在宋以后了, 这主要反映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说唱文学、戏曲、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之中, 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古代女英雄与男英雄的形象形成了明显的刚柔对照。

中国神话中的日神是羲, 月神是嫦娥, 羲代表太阳, 代表理性 (如伏羲作八卦) , 代表统治, 代表威严;娥则代表月亮, 代表生命, 代表辅佐, 代表柔美。从结构上讲, 两者正好相反相成, 且明显以日神为尊。然而, 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对男日神羲, 人们是敬而远之, 又时而怨之, 羿射十日、夸父追日以及各种旱灾神话故事即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女月神嫦娥, 人们则表现为深深的崇敬、亲近和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