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精选9篇）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1

摘要：“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当前我国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弊端, 贯穿于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每个环节。在弱化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三者协调性的条件下, 分析三者的实质对其改进政策实施过程, 提高政策运用能力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政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

虽说“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但很多事情还是证明, 人们的聪明才智可谓无穷无尽, 用之不竭。“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这一现象就是恰如其分的举证。从字面上理解,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反映的是从上至下的政策执行过程。然而, 如果深究其因, 其动因不仅仅来源于行政执行, 而且也藏匿于行政决策和行政监督。

1 行政决策

如果政策使得下级有对策可依, 有空子可钻, 有机可乘, 那么是不是该追根溯源, 思索政策本身的原因?我们不能奢求一项本身就含有缺陷的不科学的政策得到良好的执行, 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 行政决策对于此现象有不可小觑的责任。

1.1 是否稳定

行政决策绝不是灵光一闪、突发奇想的孤立想法。正如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所高度追求的一般, 行政决策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为, 更得保证它相对稳定的状态。“政策的执行重要一点就在于政策主体对政策的认同, 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 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如果上级的政策都朝令夕改, 那么政策执行者认同感降低, 对策自然也油然而生。

另外, 决策没有在新与旧之间, 宏观与微观之间, 主体与具体实施细则之间体现很好的衔接和配套, 也是不稳定的表现。

1.2 是否科学合理

行政决策的原则中, 有一条便是科学预测原则。决策的科学合理性在于决策的现实可操作性, 既要符合客观条件和要求, 也考虑执行中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支持情况。同时, 决策还要能针对客观存在的主要矛盾, 使得决策有现实意义。若制定的政策缺乏现实意义, 没有针对性, 没有根据现实社会反映客观存在的情况, 甚至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缺失实践基础, 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例如“赶英超美”的政策目标, 高得不切实际, 高得令人无限遐想, 尔后的惨痛教训也犹如烙印在心。

1.3 是否公平

行政决策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 一切以人为本。既然如此, 那么均衡地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和价值就尤为关键。忽视和损害任何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都将失败于相应对策的阻碍。

1.4 是否明晰

行政决策的明晰性要求决策能确保被准确清晰地理解, 在职责、权益等方面严格限定, 不容想象曲解的空间。毫无疑问,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对于“经济人”假设的人类来说, 趋利避害是天性, 在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政策中, 选择性理解利于自身利益的倾向来执行, 是为己牟私利, 也是按政策行事。由此可见, 政策本身不明确清晰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重要始作俑者。

2 行政执行

行政执行是落实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 早在开篇笔者就提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从字面上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是从上至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执行是灵活的, 也是复杂的, 其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偏离决策设定的正常轨道。从行政执行的角度理解“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动因, 有助于剖析政令不通的直接症结。

2.1 各环节机制的不完善

行政执行机制的不完善体现在各个环节。首先, 指挥无力, 政出多头, 权责配置机制的不明, 造成各方利益难以均衡, 也纵容繁多林立的各方执行者相互推诿。其次, 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 信息不对称, 使统一指挥没有了基础, 增大了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同时, 缺乏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 偏差得不到及时纠正, 更助长了恣意主观、独断专行的倾向。最后, 行政决策毕竟是深思熟虑、蕴涵深意的, 这注定着行政执行也不可能是独立单一的。于是, 各部门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就需要强大有效的行政协调机制。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 就会降低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效果, 造成各谋其政的局面。

2.2 执行主体的利益偏差和素质能力

本身为人类的我们, 总是很容易理解利益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每当我们探讨许多问题时, 也会很自然地会考虑到利益在其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同样, 思索“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对利益的追求正是政策执行主体的内在驱动力。人们之所以遵守政策, 或违反它, 或演变着执行, 一定在于政策表现出某种利益, 而执行者趋利避害的天性会很自然地将这利益与自身相结合。政策分配的利益总做不到全面均衡、完全“价值中立”, 这不均不等的利益偏差, 使自利、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执行者竭尽所能地想出五花八门的对策, 但方向基本一致, 都是朝着利于自身利益而行。上述的利己思想可以归为天性, 也可定为素质。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 如果没有必备的科学人文素养, 公正高洁的品德, 以及一定的执行能力, 将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

2.3 目标群体

政策的完美执行不光依靠执行主体的态度, 还要看是否满意于目标群体。相对于行政执行主体的认同感, 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更重要, 因为目标群体才是政策实施的土壤, 要是大多数行政主体相对于少数执行者的对抗发生, 那么政策执行的阻力可想而知。通常情况下, 目标群体对政策的顺从程度既与目标团体衡量政策的成本利益有关, 也与政策对目标团体行为调适有关。如果目标群体认为政策于己是有益的, 那么自然就容易接受和支持;如果政策损害了其群体利益, 就会得到抵制与对抗。

2.4 执行的客观条件

对于政策的执行, 除了考虑人的因素, 还有对客观条件的把握。这其中就包括政策基础、财政能力、信息资源、执行文化。政策基础为行政执行创造了前期宣传效应, 营造了便利的思想环境, 助于实际工作的展开。财政能力是政策执行者执行活动中各项经费开支的有力保障。执行经费要做到不奢华, 又不缺乏, 始终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要求。丰富可取的信息资源, 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对于执行机构来讲, 强化了执行观念和意识。缺乏这些客观条件, 都将造成执行失误。

3 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旨在提高行政效能, 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建设, 确保公共利益。监督体制存在缺陷, 势必会为“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滋生提供条件。

3.1 内部监督

“吾日三省吾身”, 作为个体, 我们都很难做到自省和反思, 更何况一个利益相关的行政机构内部。内部监督的效度有限是由于其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同一内部, 同一相关利益群体, 往往不能形成一个公正严密、运行高效的有机监督整体。因此, 监督工作中难免出现无人状况, 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 导致了内部监督机制弱化, 甚至缺失。

3.2 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中法制监督法规不完善, 且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相关权力机关的权威地位没得到体现, 强度和深度都不尽如人意。与此相比, 社会监督更广泛, 也更有成效, 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使监督落到实处。但是, 社会监督的力量毕竟有限, 只能反映普遍正义。除此之外, 外部监督局限于追惩性监督, 做不到预防和过程的控制。

4 政策建议

4.1 思想文化建设, 提高人员素质能力

社会由人构成, 行政由人管理。所有的行政环节都以人为活动主体, 从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引导, 比任何制约机制都有效。优良的整体文化氛围, 正确的价值观, 无私的奉献精神, 始终以人为本, 把人民的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自然避免了因利益而起的各种冲突。无论是属于行政系统哪一层级的人员, 都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能力。严于律己, 恪尽职守, 行政决策主体制定出科学、合理、稳定、公平、明晰的政策, 行政执行主体严格、准确、无误地执行, 行政监督主体公正、公开、严格地监督, 每种角色各尽其职, 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4.2 完善各方面机制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呈现出各方面机制的不完备, 因而, 明确权责配置机制, 加强上下级、同级间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 保证信息反馈机制的良好运行, 以及拥有完备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法制机制, 确保一切有法可依, 依法而行。

4.3 社会公开化

行政政策既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 那么就应该落实公众意志, 听到社会的声音, 强调社会的作用, 真正做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 公众民主自主地参与决策, 主动乐心地接受和支持执行, 并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系统, 杜绝消极的“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状况。

参考文献

[1]祁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政策执行的相关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08 (3) :170.

[2]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2

案例

据《南京晨报》2005年19日报道，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省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11年。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02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西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资料来源：《南京晨报》2005年12月19日）

分析

从上述案例材料中我们看到我国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通过公共政策这门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等行为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而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执行的主体、执行的客体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执行的环境、正确的执行策略和有效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我就自己的理解，主要从执行主体方面谈谈对上述案例中扶贫政策执行难这一现象的认识。

我认为，政策执行主体是影响政策执行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环节。首先，在我国国家行政体系中，绝大部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属于政策执行主体范畴。我国政府是典型的层次结构，庞大的政府系统是由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层级构成的纵横交错的复杂体系，中央的政策精神，经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过滤之后，则会发生政策走形、扭曲现象。而不同的地方政府和不同的部门之间及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可能发生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从而导致政策执行的困难重重。其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任何公共政策的执行活动都要靠各级政府机关与政策执行人员来进行，政策执行机关掌握着实施政策的方法、技术和资源，是联系政策与社会公众（政策目标群体）的桥梁。政策执行人员自身的素质、政策水平、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与政策任务的完成。但此时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二也可能是由于他们软弱无能、效率低下或抵制政策、钻政策的空子而造成政策失误甚至政策夭折。所以，我认为政策主体因素应当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核心因素，所以应该也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在上诉案例中，之所以会出现扶贫款项被扶贫主管人员以各种手段而据为己有，就是因为在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因没有具体实施的相关要求和实施反馈措施，才使得本来就不能胜任的执行人员得以钻空子而获得私利。这里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执行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必须有为人民办实事的态度，有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认识，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作为一个政策执行者应尽的义务。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3

关键词：政策执行；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扶贫政策

中图分类号：D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理论阐述：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博弈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涵

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提出“利益最大化”原理：理性人的趋利避害行动会使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社会收益最大化。这一论断被奥尔森提出质疑，他认为从个人理性的角度是无法推断出集体理性的结果，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中每一个成员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人，导致每个个体都想“搭便车”，尽可能的摄取更多的个人利益。这样的情形下，个人理性越张扬，集体理性越不可能出现，奥尔森把这种情况定义为“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是个人理性无限膨胀的结果，如果不加以规制，会严重影响集体理性的实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若每个个体成员共同出资建设，集体福利便会增加，但是倘若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逃避，他们便可以不出力但仍然享受公共物品给自己带来的便利。这样对于个体来说，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出现“搭便车”行为，由此公共物品的供给短缺等问题显露，最终危害的仍是每个成员的利益。

（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博弈

公共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总是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诚然，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具有不同特色不可一概而论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政府在落实政策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也就是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权力过分集中这一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分权建设渐有成效，地方政府获得了一部分财税权、公共事物管辖权和地方国有企业所有权，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经济人”行为特征日益显现①。出于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集体行动的困境仍然有市场。地方政府的自主理性必然会导致政策施行的非理性后果，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总是尽可能的摄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逃避对自身不利的风险，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博弈，从而出现“公地悲剧”，也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这样的利己主义行为会严重阻碍中央政策的顺利实施，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还可能会在原有社会条件基础上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二、实证分析：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困境和对策分析

（一）我国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困境

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提出了实质意义上的扶贫政策，大致分为了四个阶段②：第一阶段是1978-1985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但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政府开始体制改革来推动扶贫政策；第二阶段是1986-1993年，这一阶段我国全面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成立专门机构，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贫事业的发展；第三阶段是1994-2000年，即扶贫攻坚阶段，随着我国扶贫政策的大力推进，成果显著。至2000年，贫困人口出现向中西部倾斜的倾向，主要集中在西部落后地区和贫困山区，国家“八七”扶贫目标基本实现；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是综合发展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在解决贫困地区居民温饱的同时，改善其生活质量。本文观点认为，从2014年开始，我国扶贫历程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精准扶贫阶段，具体内容稍后阐述。

以集体行动困境为模型进行分析，国家分阶段制定了不同的扶贫计划和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争取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然而，在扶贫政策的推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使得扶贫效果未取得预期成效。在地方政府负责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个体理性使地方政府最大程度来争取地区利益，由此出现了“各地争当贫困县”等现象。地方政府争当贫困县，不仅避免每年的农业税和其他财政负担，还能享受用于全国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家财政拨款。如此“搭便车”的行为造成了集体行动的悲哀。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做法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基金和享受政策优待福利，但是从中央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做法却损害了集体理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最终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二）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的对策分析

集体行动的逻辑表明，大集团中普遍出现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实现。针对这一问题奥尔森提出了一种对全体成员同等对待的“集体性激励”方法。“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③。”积极的激励手段是指通过正面的奖励来诱导个人对集体利益做出贡献，消极的刺激手段是指通过反面的惩罚来对没有或不愿意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个人进行惩处或停止其权利。

在扶贫政策领域，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中央在新时期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方针。“精准扶贫”通俗来说就是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专项扶贫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杜绝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困境，共同努力增加集体利益，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注解：

①宋林霖，彭丰民.横向府际间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的困境——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4，12-13.

②王海燕.我国扶贫历程及其探索.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2，03，5-6.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42.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4

为进一步加强农机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日前,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聘请张孝华等60位农机系统兼职行风监督员。这是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切实加强农机管理部门机关作风和系统行风建设的监督工作,推进机关作风和系统行风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农机部门的贯彻落实,推动全省农机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而采取的新举措。

为做好该项工作,江苏省农机局前期专门发文就聘请行风监督员的条件、权利、名额分配及构成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要求行风监督员认真行使行风监督职权,对全省各级农机部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等进行全面监督,特别是对中央和省级农机购置补各级农机部门为行风监督员行使职权创造条件,虚心听取行风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对行风监督员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不断完善和促进农机化工作。

据了解,首批60名行风监督员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包括:各市、县(市、区)52名,即13个省辖市每市聘请4人;省农机局列名联系企业7名;省农机局直属单位1人。另外这批行风监督员的层次性也很强,包括:各级人大代表9名,各级政协委员11名,各级农口部门纪检监察人员12名,基层农机站或农机专业化合作组织人员8名,农机手3名。

“特岗计划”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篇5

一、“特岗计划”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

1.“特岗计划”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违背了政策文本的规定。“特岗计划”政策是针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的现实差距，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通过招募优秀人才补充师资的一项教师补给政策，给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政策文本中规定的多项优惠条件，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严重走形，甚至根本没有执行。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特岗教师的工资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特岗教师的工资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的专项资金拨付，在具体的发放过程中，经过层层申报和发放的过程，特岗教师的工资得不到按时、足量的发放，拖欠工资现象严重，政策文本中规定的特岗教师应该享有的津贴和其它待遇也只是一纸空文。为特岗教师提供的周转住房及其简陋，缺乏必须的生活用品等等。由于特岗教师基本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原本生活条件安逸，对条件艰苦的农村极为不适应。由于“特岗计划”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偏差，极大地弱化了特岗教师的岗位吸引力，特岗教师主动放弃和毁约的问题频出，聘期只有三年的特岗教师在流动中更加流动，不利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发展。原本抱着一腔热血的有为青年，开始动摇他们的教育理想。

2.“特岗计划”的招聘政策片面追求高学历。为了保证新入职教师的质量，“特岗计划”政策规定“坚持以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充分考察应聘人员从事教育工作的综合素质，严格招聘程序和资格审查，切实把好教师入口关，进一步提高招聘质量”。[1]在逐级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的曲解，招聘对象的学历高低决定招聘质量的高低，在招聘的过程中只是关注知识方面的考核、招聘对象的学历，忽视从事教育工作的综合素质考核。对乡村教师的素质要求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与学历的高低，还包含对乡村社会的亲近与广博的关爱。[2]特岗教师的流动性太强，通过调查发现：只有20.23%的特岗教师愿意扎根农村，为农村的教育事业奉献，这些大学生也基本来自于农村。在特岗教师的招聘中不能把高学历当成招聘的关键，更应该考核其对农村生活适应的能力，热爱农村，愿意长期为农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大学生。在招聘政策中，应该对招聘地的大学生倾斜，争取把生源地的特岗教师安置在他们的家乡或者家乡附近的学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流失。往往是被“特岗计划”政策执行主体忽视的这些隐性因素，形成了影响特岗教师队伍不稳定的主因。

3.“特岗计划”政策配套设施不健全。“特岗计划”政策的目标是“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由于政策配套设施的不完善，特岗教师任职后的学科安排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诸如物理、化学、地理、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专业学科的配套设施不健全，这些科目的开展被搁置，招聘的教师只能安排一些其它的科目，专业不对口，挫伤了特岗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无法解决农村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特岗计划”政策执行需要所有促进农村教育公平的教育政策的有力支撑，需要政策之间的有效整合，发挥教育政策的合力，这样“特岗计划”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国家应该在补充农村教师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学校教学硬件配套设施的供应。

二、“特岗计划”政策执行偏差原因分析

1.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驱使。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是政策执行主体为满足自我利益而进行利益博弈的一大主因。[3]“特岗计划”政策的执行关键掌握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是结合特岗教师的专业能力，而是根据某一学科的缺口来安排特岗教师的任课数目，所教专业不对口，身兼多科的现象普遍。特岗教师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无法施展他们的教育理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鉴于特岗教师留任占用了他们教师编制，走了一批还会再来一批新的特岗教师，这样既不占用他们有限的教师资源，还可以补充一些新的血液，即使是对留下来的特岗教师相当的漠视，缺乏对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长期发展的认识。“特岗计划”政策，是一种流动的教师补充机制，只能暂时缓解农村师资匮乏的问题，十年育人，教书育人应该是一项长期的稳定的工作，流动性越大，与“特岗计划”政策的目标“逐步解决农村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4]的差距就会越大，教师的更换频率逐渐增大，给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带来的新问题就会不断地呈现出来。

2.特岗教师聘任期满后的就业安置政策具有模糊性。特岗教师聘任期满后的就业安置政策为：“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研究制定政策措施，鼓励特岗教师在3年聘期结束后，继续扎根基层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对自愿留在本地学校的，要负责落实工作岗位，将其工资发放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保证其享受当地教师同等待遇。”聘任期满后，特岗教师转为正式教师的确定性有很大的质疑空间。对聘任期满的特岗教师的就业安置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是原则上的鼓励，也是造成特岗教师流失的关键所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方财政赤字，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会以资金紧张等种种托词为由拒绝继续聘用已经聘任期满3年的特岗教师，那么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危机意识影响了他们正常的教学工作。从政策上明确规定聘任期满的特岗教师的就业安置，消除特岗教师的后顾之忧。

三、完善“特岗计划”政策执行的策略建议

1.创新财政政策，保障“特岗计划”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是教育公平发展公共政策的核心与关键。[5]“特岗计划”政策执行的目标是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均衡，由于地区的差异性，贫困地区不能按照政策规定兑现政策承诺，中央和省级设有的专项资金直接拨付给特岗教师，减少繁琐的中间环节，造成不必要的拖欠、克扣等现象。特岗教师不能继续留任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紧张，不能及时发放工资，甚至发不起教师工资，国家应该制定保障特岗教师三年聘期结束的工资政策，而不是直接纳入当地统发范围。由于贫富悬殊，很多贫困地区的财政无法承担这份支出，所以特岗教师3年聘期结束后流失现象严重。创新的财政政策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保障特岗教师的工资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按时、足额发放；确保特岗教师与普通教师同工同酬，津贴、补贴纳入财政预算范围；住房医疗等生活条件得到必要的保障。

2.建立专门的教育政策执行监督机构，纠正执行中的偏差。教育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执行中如果脱离实际或者与政策目标存在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效地监督、反馈能够及时地减少执行偏差。“特岗计划”政策执行之所以发生偏差，某些具体政策落实不能及时、合理的到位，是由于各个执行部门监管执行不到位，建议建立专门的教育政策执行监督机构，对“特岗计划”政策进行全面的监督，以保障“特岗计划”政策的有效执行。及时解决特岗教师的工资拖欠、不按时足量发放等问题，兑现对他们承诺的各项待遇。不能把特岗教师边缘化，甚至漠视特岗教师的合法权益。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6

关键词：工业大客户；窃电方式；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4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一、前言

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向高科技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工业的优化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电力工程的企业发展，对于我国工业电力工程行业来说，在我国的经济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国的电力工程的进步与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的新步伐下，我国工业大客户窃电中，就可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基于工业大客户窃电方式的几点分析

为了更好地打击窃电行为，首先必须对窃电的方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工业大客户来看，其窃电方式虽然与个人用户的窃电方式有一定的不同，但大都是为了达到用电不缴费或少缴费的目的，但是工业大客户窃电的窃电量十分大，这些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就窃电方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欠压窃电；二是欠流窃电；三是无表窃电；四是移相窃电；五是扩差窃电；六是编程器窃电。尤其是编程器窃电属于高科技窃电，能有效改善电度表的峰、平、谷的比例，进而避开高电价时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

三、工业大客户窃电成因的几点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工业大客户窃电方式有了一定的认识，因而为了确保反窃电工作成效的提升，就必须对工业大客户窃电的成因有一定的认识，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工业大客户在用电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管理方面上也比较缓慢。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的职能难以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二是由于我国相应法律相对不够完善，很多工业大客户没有意识到窃电的危害性，加上窃电的隐蔽性和打击力度的欠缺进一步滋生了窃电现象的发生；三是工业大客户在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电费同样是一项主要的成本，通过窃电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四、防窃电的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工业大客户窃电方式及成因有了一定的认识，以下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分别从组织和技术两个方面提出几点反窃电措施[2]。

（一）防止窃电组织的措施

首先，要及时开展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尤其在当前信息化的时代，作为电力企业必须学会利用目前新型的宣传工具，全方位、多视角的宣传安全用电的重要性和窃电的危害，使得广大工业大客户对窃电的危害性、违法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将“电力是商品，用电需缴费”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主动的停止窃电的行为。

其次，应不断加强对工业大客户窃电行为的打击，鉴于打击力度不够导致窃电行为猖獗的现状，作为电力企业应加强与公检法机关的合作，对工业大客户的窃电行为不仅要采取追缴电费的方式，还要加强与公检法和工商机关的合作，在必要时，电力企业应直接切掉窃电企业的电源予以严惩，以更好地维持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此外，电力企业还应加强对电力企业内部人员的教育，对于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必须清理出队伍，最大化的确保电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活力。

最后，在当前新时期背景下，作为供电企业必须引导工业企业要及时充分认识到窃电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危害，并及时培养建立一个高素质具有一定执法权限的专业反窃电行为组织，进行增强工业用电的自我保护能力。始终保持一个高效廉洁、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反窃电行为组织，其主要是为了防止窃电行为威胁到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而提高电力企业的服务水平。

（二）防窃电的方式及技术措施

一是对于以前的防窃电方式主要是采用专用计量柜加铅封的方式。例如：高低压计量柜，电能表箱；都在表盖、接线盒、计量柜门上加入封规定的铅封。这种方式的铅封就比较容易被仿冒，也容易被窃电者打开后进行复原。

二是对于采用防伪、防撬铅封防窃电。这种防窃电方式主要针对普通铅封防伪、防撬的能力差而设计的。在铅封上套上铅封帽，在铅封帽上印有供电企业的字样，标示明显，并有铅封编号，安装时编号和安装人员登记备案，增加了窃电者的仿冒难度。由于铅封帽是与铅封压在一起的，打开铅封必损坏铅封帽，所以打开铅封后很难复原。对证明窃电行为很有利。但不能准确证明窃电时间和窃电量[3]。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目前盗窃点呢的违法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主要是研究工业大客户窃电的原因及方式，并给予相应的对策。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进一步进行及时的控制工业大客户窃电行为，虽然窃电现象会时有出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窃电手段不断高明。因此，本文就对此原因进行相关的防护，并给予工业工作管理部门的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1]李常.居民用户窃电的防范[J].农村电工，2013（05）：23-23.

[2]方绍怀.一起用户窃电检查的分析及总结[J].科技经济市场，2011（07）：19-21.

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因素分析 篇7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 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方案合法化后, 政府执行者通过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 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行为方式, 将政策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际效果, 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因素

(一) 来自政策主体方面的因素

1、成本-收益预期。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 在市场经济中人都是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的,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也就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在互动中的利益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 政府是经济人, 会进行成本-收益预期, 这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尤金·巴达克以博弈论来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 他把政策执行过程视为一种赛局, 在冲突和竞争的情况下, 每一参加者都寻求得到最大的收获, 并且将损失减少到最低。而每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往往取决于各方参加者的“战略选择”。

2、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人, 有自身利益的追求和行为倾向, 难以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一项政策威胁到自身利益, 执行主体就有可能抵制这一政策, 甚至恶意对某项政策进行歪曲、篡改。凡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有用有利的政策则传达、贯彻;凡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无用无利的政策内容则不贯彻、不传达。

3、执行人员的素质欠缺。

由于政策执行者政治素质不高, 对政策认识不够, 无法正确了解政策本质, 难以全面正确地执行政策, 导致执行失误, 使政策走样变形;政策执行主体业务素质欠缺, 消极被动或低效地执行政策, 影响和阻挠了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 政策本身的因素

1、政策缺乏明晰性, 政策方案模糊不清。

导致政策执行主体判断不准确, 在实际执行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相反会导致政策界限不清以及对政策的随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漏洞, 给政策执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给接受政策的目标群体带来认识上的偏差与分歧以至影响社会稳定, 间接地给政策执行造成极为不利的环境和影响, 阻碍政策执行的顺利进行。

2、政策缺乏稳定性与配套性。

政策朝令夕改常常会导致政策互相撞车的现象, 导致政策缺乏稳定性, 使政策体系结构紊乱, 影响政策目标群体的法定权利, 导致政策目标群体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 使政策执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政策朝令夕改还会使政策产生不协调性。

(三) 资源与环境因素

1、政策资源包括财政、人力、信息和权威等。

目前, 我国许多政策难以执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经费的缺乏。人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决定因素, 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保证, 但现实中,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远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 使得政策制定者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使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沟通和控制。权威资源是政策执行的保障。没有权威, 就不可能政令畅通、相互配合, 就无法实现政策目标。

2、政策环境包括目标团体的态度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整合程度。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必然涉及到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 表现为对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调整, 公共政策对象对这项公共政策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从政策中获益的群体就会赞成这项政策;既无获益也无好处的群体对此项政策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对这项政策进行消极抵制, 甚至会采取反对政策的行为。

(四) 体制因素

1、信息沟通机制。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过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 是防止执行偏差的重要条件, 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或沟通渠道受阻, 都将严重影响公共政策执行。

2、监督机制。

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 都有不顾道德规范, 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 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注意行为。”政策监控是政策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 政策监控机制不健全, 表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政策的监督, 政策执行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缺乏必要的赏罚措施。

三、克服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因素对策

(一) 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 扩大政策宣传。

其一, 提高公共政策主体的执行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些基本技能决定了政策执行主体对业务工作的熟练程度、责任心和工作效率, 也决定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政策信息的搜集、筛选、处理和传递能力以及对政策信息的敏感程度。政策执行主体应该通过学习和培训, 熟悉政策执行的活动规则, 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 从而为有效地政策执行奠定基础;其二,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象的政策认同感。政策执行主体应将政策执行对象群体行为所需要调适量降到最小, 以减少人为造成的抵制, 从而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加强政策宣传, 提高政策对象群体的政策认同感, 可以使政策执行者和对象群体认真领会和理解政策目标的具体内容, 为有效的执行政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深入目标对象进行研究, 结合其具体情况设计政策和政策执行策略, 避免由于政策本身缺陷导致目标对象的不顺从或不配合。

(二) 有效利用政策资源, 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

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要设立一定的程序、制度, 甚至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信息沟通和协调。不仅执行者、执行机构之间需要沟通协调, 执行者、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也需要不断地沟通和协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为了确保政策资源的有效获得, 应该注意在对政策执行资源的投入过程中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否则也会因为资源不足导致政策执行目标执行没有结果或者是效果差。

应根据执行反馈和实际情况不断追踪决策, 对执行决策不断调适, 最终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根据系统论的观点, 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又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 即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因素。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 也影响着执行的整个过程。公共政策执行也要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 重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

(三)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其一, 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信息网络和政府上网工程。公共政策执行要求各级执行机构建立信息中枢系统, 强化政策信息网络的运行机制, 加强行政领导;加强信息网络的兼容与沟通, 尽快实现政策信息工程手段的现代化。加强政府上网工程建设, 加快电子政务进程。政府上网增加了群众了解政策信息的渠道, 增强了公共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增加了目标群体与政策执行主体的沟通和反馈机会, 从而便于社会大众、新闻媒体监督政府施政, 实现政务分开, 促进廉政建设,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

其二, 民主参与机制。公民参与执行计划。通过公民参与执行计划的制定, 有利于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关切度, 完善政策执行计划的听证制度、电视电话会议和电子行政制度, 有助于公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充分表达, 可以大大降低公共政策执行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使公共政策执行计划更具可操作性或可行性;公民参与执行监督。我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监督的主要保障机制是行政契约制。行政契约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公共政策执行机关与目标群体的权利和义务, 可以改变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混合角色,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公共政策执行的行政契约主要体现在政府和部门签订的各种目标责任书、政府与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签订的行政合同、公务员制度等;公民参与执行评估。有利于公共政策评估的公开化和有效性, 也有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力度和行为监控力度, 有利于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重大责任问题和执行偏差问题及时披露, 提高政策和法律的权威性。公民参与执行评估主要体现在公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考核制和执行人员的业绩评价的民主投票制。

其三, 监督控制机制。监督机构必须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意识, 认识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使各种政策执行活动广泛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下;要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 制定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政策执行监督的具体形式、程序、手段以及咨询、调查、弹劾、罢免等实施方法, 使权力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要完善社会监督制度。不仅要积极开拓社会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更要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 使社会监督权威化、法制化;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促进政策执行者提高政策素质和政策水平, 控制政策执行方向, 提高执行效率。

摘要：公共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相关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政策执行中, 政策主体方面的因素、政策本身的因素、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以及体制因素是关键的阻碍因素。应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 扩大政策宣传;有效利用政策资源, 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保证公共政策有效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主体,环境,体制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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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菊先.公共政策执行障碍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 2004.7.

[5]唐旭斌, 余二亮.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分析及对策[J].行政与法, 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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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宁国良.论公共政策执行机制问题[J].求索, 2004.6.

[8]张为波, 王莉.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3.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控分析 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失控,执行机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 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政策执行的失控, 即政策执行者在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其效果偏离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产生不良后果的政策失真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时有发生, 而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 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

1.1 政策敷衍。

这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 并未采取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该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严肃的政令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什么具体的政策问题、实现什么政策目标。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会浪费大量的政策资源, 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1.2 政策利用。

公共政策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手中的资源, 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 通过分配“特殊”政策, 从而控制企业行为。政策的分配结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者的意志, 企业却可以通过各种关系与手段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另外, 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的发展, 吸引投资, 进行政策拍卖、政策竞争等, 严重偏离了中央的统一部署, 使公共政策失去原有的严肃性和公共意义。

1.3 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原政策内容的基础上再自行增添了若干个新的内容, 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 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例如, 许多地方性的“土政策”, 就是政策附加的一种表现形式。

1.4 政策照搬。

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执行主体对上级下达的政策机械地照搬照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还容易形成责任推委, 把过错归咎于政策本身。

1.5 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的执行对象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 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 如环境因素、资源的投入度、公共政策的科学化程度等,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但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失控问题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及公私利益的剧烈冲突。具体来讲,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控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原因所导致的:

2.1 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错位

公共政策的本质特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或执行者往往从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出发, 使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带有“自利”的色彩, 由此产生了政策利用、政策歪曲、政策敷衍等一系列问题, 当公共政策不能满足广大目标群体的整体利益时, 就会产生政策抵制, 从而最终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失败, 政府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也违背了其“公共性”的基本原则。

2.2 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不健全

毛泽东曾经指出, 制定和执行政策都要遵循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条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 即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问题, 另一条就是要“群众自愿”。这是指公共政策在满足整体利益需要的同时, 它能否顺利地执行, 还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觉悟。要取得理想的政策效果, 首先必须使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认同该政策, 而这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传播机制。只有做好政策宣传, 才能使人们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义, 积极地配合政策的实施。而目前, 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的传播上, 由于传播渠道不通畅, 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 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歪曲, 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2.3 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缺陷

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往往会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等原因, 消极、被动或低效地执行政策, 甚至影响和阻挠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政策执行者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更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现实中的政策失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不高造成的, 如领导者缺乏理解和把握政策实质的能力, 执行人员的传达失误等等。

3 解决我国公共政策失控问题的主要对策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的失控导致政策失败将会造成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序和混乱。因此, 针对现存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在探析公共政策失控原因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寻解决现存问题的具体对策及方案, 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3.1 加强法律权威, 使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合法化、民主化、公平化

目前, 我国关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 而行为规范体制上的“真空”也滋长了社会上公共政策执行中阳奉阴违、附加性“土政策”等不良现象的流行。实际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有法不依的现象, 与政策执行人员缺乏法律和政策权威意识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树立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是改善现有的状况正确选择。作为政策执行者, 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事, 不能够享有不受法律和政策制约的各种特权。另外, 由于政策的法律规范性, 可以对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施加强调的政策压力, 驱使人们去遵循社会的公共权威, 从而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3.2 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我国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化与提高, 有赖于各个方面的综合改进与配套, 而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执行机制, 是进行其他改革的基本前提。

首先, 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对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它能够处理政策执行机构内部及其与其它组织机构的各种关系, 使之运转协调、工作灵活, 从而为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根本的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 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要强化监督控制。因为政策控制是政策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 只有实行有效的政策监控, 才能防止政策失控以及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对该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因此, 要制定可行的控制标准, 并对照标准检查政策执行行为, 发现偏差, 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和办法, 防止政策执行中失控情况的发生。

再次, 要使目标群体对现有的政策认同、拥护, 还必须改革现有的传播机制。目前,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还很不健全, 如传播渠道少、传播过程干扰多、信息失真率高等。要完善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 就要改革以往高度一元化的信息传播体制, 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 同时还要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 使公共政策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目标群体准确而深刻地了解政策的内涵及意义, 从而进一步转化为积极并自觉的行动, 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3.3 强化我国政治社会化, 大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如前所述,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是防止政策执行失控的重要条件。因此, 还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务员体系, 完善其责任追究机制, 从而保证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高素质, 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只有在制度上真正得到改善, 才能规范和约束政策执行人员的行政行为, 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政策在执行中的失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成福, 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湖北师范学院学报[J].哲学社会科学版, 25 (2) .

[3]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 篇9

关键词：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系统建议

中途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环境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话题。大到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如2011年浙江台州铅污染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铬污染事件、2013年的上海松江死猪事件；小到与我们生活、健康息息相关的事件，如近一段时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严重的雾霾天气。环境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好坏关系到环境问题解决与否。环境政策执行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環境政策在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被“异化”、“弱化”了。早在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副秘书长阿马诺就曾深刻的指出导致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机构执行力度偏软 。 因此，进行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综述

关于我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闫献伟等人在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上就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及未来的价值取向做了相关分析，指出未来我国环境政策的未来价值取向应包括改变可持续发展政策、转变环境政策理念、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从其提出的相关建议中可以看出，其中很多是对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执行方法的借鉴，缺少与本土特点的结合，需要较长的磨合期。魏志荣就我国环境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有健全环境管理机构，改革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加大环境管理资金投入等。学者曾贤刚在对我国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进行分析后提出增加地方政府环保动力，强化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环境管理机构，适时推进大部门制；削弱横向块块关系，增强纵向条条关系等建议。从以上两位学者提出的建议可以看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性与整体性，缺少对其建议对策本身内部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学者黄晗仅从治理尺度、制度结构、激励机制与环境政策执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地方政府与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困境分析。在其分析过程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对策，而且其分析的三者之间缺少整体性与逻辑性。学者肖建华从政府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角度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进行两型社会的建设，指出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要考虑组合化，动态化与“本土化”。其虽然局限于从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角度考虑，但其组合化、动态化与“本土化”的建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现实性、独特性，为本文写作思路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3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分析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以执行，并且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公众响应，以此对某一问题能够起到实际的作用，对问题的解决能够提供实际的方向和对策。而政策的执行就涉及到公共政策执行力这一问题。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为达到政策目标，通过对各种资源的调度、控制和使用，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力。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 。

3.1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组织存在。相关理论指出，政府是由有理性、自私的人组成的，类似于经济学中的理性的“经济人” 。 因此，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执行困难的问题，会考虑执行某项环境政策可能给自身带来利益与损害，只有当执行某项环境政策的收益大于其损失时，地方政府才会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反之，则会以消极的姿态变相执行或者抵制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

3.2地方政府组织结构、信息传输不合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央政府放权让利，我国地方政府开始有了独自的利益考虑 。中央政府只能掌握地方政府的不完全信息，地方政府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信息不对称，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或脱离原来的轨道。都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地改变或者调整。因此，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的执行中有可能利用其在本地区行政实践中的信息垄断地位，偏离或变通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政策执行的“异化”、“走样”与“变形”便不可避免 。

3.3民众参与监督力度不足、考核体系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公众目前没有积极参与到日常生活中的环境管理当中，而且我国现行的相关环保法律中关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规范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存在。由于历史和国情原因，我国目前没有良好的民众参与渠道，且以末端参与为主，属于事发后举报、受害者举报的参与模式。在我国目前普遍流行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几乎是以单纯的GDP为依据，忽视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政府官员为了追求业绩，变现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多数官员唯GDP是从，把GDP作为衡量自身业绩的唯一标准。再加上地方政府“经济人”的特性，以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使得我国环境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

3.4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环保机构都是对政府负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以中央和地方利益为主，而忽视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关环保部门的法律地位和独立行使的职能，使环境管理相关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无法独立开展活动。职责不明，管理重叠，主题虚位都是体制不健全的表现。同时，环境问题具有自己的特性，即地域空间性，如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多为跨行政区域问题。缺乏统一的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考虑更多是基于本地本行政区，并没有全局观念，缺乏与上级部门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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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系统

针对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问题，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梳理与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对策，但是一般停留在宏观的、零散的、缺少互动的层面上，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系统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为此，建议从以下五个层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系统体系进行构建。它们分别是：1、城市和城镇发展全面兼顾层面；2、横向政府和纵向部门的协同合作层面；3、信息公开和机构健全互动层面；4、行政区管理和跨区域管理联合层面；5、执行主体和公众参与提升层面。如图1所示。

4.1城市和城鎮发展全面兼顾层面

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基本建成，城市+城镇形态的城市化格局将在中国基本确立。因此环境政策的执行应充分考虑的中国社会现在及以后的发展趋势。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及执行都应兼顾城市和城镇发展。在去除以往环境政策基本只面向城市的弊端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政策执行难的问题。这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来对城市和城镇的环境政策制定及执行进行管理。

4.2横向政府和纵向部门的协同合作层面

通过对地方政府参与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学者们总结出了地方政府在环境议题上的MPC-IC行为模式。他们认为影响地方政府行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动力（motivation）、权力（power）、能力（capability） 。动力的来源取决于地方政府“经济人”的特性，即执行某项环境政策能否给当地政府和官员带来利益；权力则来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关系，只有中央政府给予环境管理部门足够的权力，地方环境管理部门才有权力采取实质行动；能力是指地方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采取某项行动或与其它政府部门合作执行某项政策，这需要纵向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只有当地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有动力，能够获得足够的权力，拥有一定的能力，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才能得以初步执行。

4.3信息公开和机构健全互动层面

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信息公开层面，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和公众进行一定互动，从而使得执行和监督能够良性运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机构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建立一个职能明确、关系分明、协同合作的环境管理机构。这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将产生直接的引领作用。

4.4行政区管理和跨区域管理联合层面

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部门多以行政区为单位组建而成，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使得单一的行政区环境管理不再适应时代要求。针对一些特殊的地区和环境问题，亟需建立强有力的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通过行政区和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联合治理，改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条件。从而对于突发的跨区域性的环境事件能够给予快速稳妥的应对。

4.5执行主体和公众参与提升层面

归根到底，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需要执行主体的参与，即需要执行人员。针对我国目前环境政

策执行主体素质偏低、专业技术不足等特点，目前需要对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专业技术的训练。充足的、专业的、高素质的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高效执行的一个重要保障。公众不仅要参与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来，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识，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和环境道德，积极监督、批评、检举、控告污染和破环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需要一个完善的执行体系，需要五个层面的协同合作，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执行系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