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最优（通用12篇）
经济最优 篇1
动态规划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 是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的一种数学方法, 主要用于以时间或地域划分阶段的动态过程的最优化。作为动态规划模型的状态变量有所不同, 它具有无后效性。即是说“某个阶段的状态给定后, 这个阶段以后过程的发展不受这个阶段以前各阶段状态的影响, 当前的状态就是未来过程的初始状态。”因此对实际问题, 必须正确的选择状态变量, 使它所确定的过程具有无后效性。否则, 就不能用来构造问题的动态规划的方法求解。
下面介绍两个例子。
例1 (最短路线问题) :假设有一个交通线路图, 其中圈号表示地址, 连线上的数字表示两地间的距离 (或运费) 从A到J, 试求出一条由A到J使总运费最少的路线 (或称从A到J的最优路线) 。
为方便起见, 首先把交通线路图改成网络图 (其中有几处是将原来的一点分成两个点, 令其间距离为零) , 网络图中共有40条支路, 支路的端点称为节点 (用B1, B2, C1, C2, …表示) , 共25个节点。现将从起点A到节点J的所有节分成若干段。第一段有起点A, 第二段有节点B1, B2;第三段有节点C1, C2, C3, …, 第八段有节点H1, H2, 第九段有终点J。这样货物从A到J的全过程就可分为八段。第一段是货物从起点A (第一段) 运到第二段, 这时要决策运到第二段的节点是B1还是B2…, 最后第八阶段是货物从第八阶段的某个节点运到终点H。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用枚举法, 但这种方法的计算工作量太大。下面介绍一种较简便的解决方法。首先假设最优线路是存在的。下有动态规划的最优化定理:对于给定的初始状态S1策略。
其中P1, n= (P1, k-1, Pk, n) , 是由初始状态S1和子策略P1, k-1确定的第K阶段状态。
设允许策略P*1, n使定理中条件成立, 下证P*1, n是最优策略。
设P1, n=P1, k-1, Pk, nP1, n (S1) 是任一个允许策略, 对极大 (小) 化问题则有
根据假设, 上式右端正是V1, n (S1, P*1, n) , 因此P*1, n是最优策略。
由此根据最优线路这一特性, 我们可以用终点向起点方向逆推的方法, 求出各节点的最优子路线, 最后得到从起点到终点的最优线路, 这就是求最优路线的动态规划方法。
该方法步骤如下:从终点J开始, 依逆向逐段考虑各节点的最优子路线, 并记fk (Sk) 为K段节点到终点J的最少运费 (最短路线) 。
解:初始状态S1=A, 状态转移方程Sk+1=Uk (Sk) , S2有两个可取值B1和B2, S3有3个可取值C1、C2、C3, S4有四个可取值D1、D2、D3、D4, …, S9=J, 显然f9 (J) =0, 最优指标函数是各地到J的最短路程。用K表示阶段变量。
K=8, 有
f8 (H1) =7, f8 (H2) =3并将此数值分别记在H1、H2两点旁边的括号内, 见图3。
K=7时, 有三个节点G1、G2、G3, 显然
对节点G2而言, 它和节点G1、G3不同, 可两种选择到达第8段, 故
这说明G2点应选择走下一条支路G2→H2, 相应的最优子路线为G2→H2→J, 这时可划掉上一条支路G2→H1, 见图3。
K=6有四个节点F1、F2、F3、F4
在这种情况下, 上、下支路均保留, 相应的最优子路线有两条。
同理可求K=5、4、3、2、1各段每个节点到终点J的最小运费的最优子路线。如图3从起点A到终点J的最少运费为27, 而相应的最优路线是A→B1→C2→D2→E2→F2→G2→H2→J。
以上用动态规划的方法解决了最优化路线的简单问题。为推广到一般情况, 把多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的求解, 用递推公式的形式表示出来。建立与问题相应的动态规划模型, 确定过程的分段和历程数, 规定状态变量和决策变量的取法, 给出允许状态集合, 允许决策集合和状态转移方程以及指标函数。
动态线性规划的递推形式
过程段序数K=1, 2, …, n+1, 历程=n
第K段状态变量为Sk、状态集合Ek和决策变量Uk、决策集合Dk (Sk) 给定, 则k+1阶段Sk+1随之而定, Sk+1与Sk, Uk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记作Sk+1=Tk (Sk, Uk) (状态转移方程) , 例1状态转移方程为Sk+1=Uk (Sk) , 指标函数
V1, n (S1, P1, n) 表示初始状态S1采取策略P1, n时全过程的指标函数值。Vk, n (Sk, Pk, n) 表示第K阶段状态为Sk采用策略Pk, n时后部子过程的指标函数值。最优指标函数fk (Sk) 与指标函数Vk, n (Sk, Pk, n) 间的关系为。Pk, n (Sk) 表示以Sk为起始状态的允许子策略集合。
因此, 原多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的求解, 就归结为如下方程的求解:
根据以上分析, 得到基本方程
K=n, n-1, …, 1终端条件为fn+1 (Sn+1) =0
下面用基本方程来解例1。
例1的动态规划基本方程模型如下:
问题是N=8的多段决策过程, K=1, 2, …, 9, 将每段节点自上而下编号。取Sk为第K段的节点。Wk为第k+1段节点;Ek与Dk (Sk) 由图2给出:
状态转移方程Sk+1=Uk
指标函数是第J阶段的运费, 相应的动态规划方程如下:
始端固定S1=A (即S1=1)
终端固定S9=J (即S9=1)
求解步骤如下:
由图2可知E8={1, 2}8
②k=7, f7 (S7) =min{V7 (S7, U7) +f8 (S8) }, S7∈E7, W7∈D7 (S7) 其S8=U7
由图2可知, E7={1, 2, 3}7
以此类推, 整个递推计算法结果见表4。
其中最优值f1 (1) =26, 最优决策为{1, 2, 2, 2, 2, 2, 2, 1}, 相应的最优路线是{1, 1, 2, 2, 2, 2, 2, 2, 1}, 即{A B1C2D2E2F2G2H2J}和前面的图3中所得最优路线完全一致。
例2:用动态规划的逆推解法求解下列非线性规划
解:先划分阶段确定状态变量和状态转移方程, 将非线性规划改写成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 按变量个数划分阶段, 把上述规划看作了阶段过程最优化问题。设状态变量为S1, S2, S3, S4。如果把约束条件看作资源限制, 则Sk表示分配给第K阶段到最后阶段的资源数量, 显然S1=10, 原有变量X1, X2, X3作为决策变量, 状态转移方程为:0=S4=S3-10X3, S3=S2-X2, S2=S1-2X1, 指标函数, 其中v1 (X1) =8X12, v2 (X2) =4X22, v3 (X3) =X33, 基本方程为
其中Dk (Sk) 是从Sk出发的允许决策集合
当K=3时, 有
当K=2时, 有
最大值点X1*=0, 最大值f1 (S1) =4S12=400
再由前向后推。由S1=10, X1*=0, 得到S2-2X1*=10, 由S2=10, X2*=S2=10, 利用状态方程得到问题的最优解是X1*=0, X2*=10, X3*=0, 最优值是f1 (S1) =400。
本例1的指标函数是连加型, 对于连乘型指数函数案例,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不再赘述。
摘要：本文应用动态规划讨论了线性、非线性最优化问题, 并提出了递推方程。
关键词：节点,支路,状态变量,决策变量,指标函数连加法,多阶段决策过程
参考文献
[1]邓乃扬.无约束最优化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洪毅等.经济数学模型[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3]刘庄, 李有道.计算方法 (十四) 第八章最优化方法简介[J].重型机械, 1985 (03) .
经济最优 篇2
最优指标法在评价工业经济效益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介绍最优指标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方法利用河南省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统计资料,详细介绍和讨论了最优指标法的原理和评价过程.结果最优指标法对多变量资料的分析评价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结论最优指标法在经济领域有一定实用价值.
作 者：马菊红 MA Juhong 作者单位：河南焦作大学,河南,焦作,454003刊 名：内蒙古煤炭经济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COAL ECONOMY年，卷(期)：“”(1)分类号：F4关键词：最优指标法 工业企业 经济效益 权重
经济代理人的最优损失控制 篇3
文中结论推广了现有文献中的某些结果.
关键词 期望效用；效用函数；泊松分布；风险厌恶系数
中图分类号 O211.9 文献标识码 A
Optimum Loss Prevention of an Economic Agent
MAO Xiangy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Optimum loss prevention activities were examinedfor an economic agent with utility function of constant absolute risk aversion, facing Poission distribution losses in an insurance market dominated by a monopolist insurer. In particular, the utility function is different from some existing papers. It is shown that the risk aversion coefficient, size oftheloss and productivity of loss prevention affect the optimum loss prevention level.
Key words expect utility function; Poisson distribution; risk aversion coefficient
1 引 言
已经有许多学者将期望效用理论应用于风险厌恶的经济事件讨论中，
对损失的最优控制进行了研究［1-2］.考虑到在实际观察中往往出现复杂的损失.例如,一个经济代理人在一个很长的期间持有财产权，那么他(她)可以遭受到多种可能的损失,如: 工业事故，职业病，车祸等.因此本文主要对一个经济代理人在一个计划周期内，由于承受损失风险而可能带来多种损失的最优损失控制进行讨论.一般经济代理人会选择保险来进行最优损失控制，例如,文献［3-6］就曾经对经济代理人的最优损失控制问题通过引入保险来进行最优损失控制.同其他文献一样，在本文中将损失控制定义为：在一个计划周期内一个经济代理人在纯风险中为降低累计损失的期望值.损失能够通过减少损失频率或减少损失程度而得以控制，通常这两种工具同时使用来控制损失，这两个因素也许是不可分离的，然而防范和减少损失在许多研究中被处理为相互独立的，本文也不例外，且文中主要对防损活动进行讨论.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现有的一些文献中基本上采用的效用函数是
U(x)=1r(1-e-rw).
如文献［4］等.在本文中,根据经济代理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高低将影响收益效用的事实,通过对经济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引进阈值,使风险厌恶系数在不同取值区间对应不同的效用函数.为了论述方便，文中始终假设：
(a)损失数服从泊松分布；
(b)经济代理人有常值绝对的风险厌恶；
(c)一个垄断的承保人控制保险市场.
考虑到在实际中，损失控制通常和保险一起被采用，本文将讨论经济代理人能够承担的最大保险费，以便进一步讨论保险费的使用对最优防损活动的影响.
2 经济代理人的保险费
在本文中，将多种复杂的损失数X复合为服从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即：
P(X=i)=λie-λi!,i=0,1,2,….(1)
其中,λ表示在一个周期内损失数的均值（数学期望），i表示经济代理人遭受的损失数,P表示在一个周期内遭受到的损失数的概率.
另外，所采用的效用函数为
U(w)=-e-rw,如果r＞σ;
1r(1-e-rw),如果0＜r≤σ,（2）
其中,U表示经济代理人的效用；w表示经济代理人经济价值的总和;r＞0表示风险厌恶系数；σ表示风险厌恶系数阈值.式(2)中的效用函数可理解为:经济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在不同的区间(0,σ］和(σ,+∞)取值时，对应的收益效用服从不同的规律，即对应的收益效用函数表达式不同，这与经济代理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等级将影响收益效用的事实是相符的.当σ充分大(σ+∞)时,式（2）可视为文献［4］等中的收益效用函数U(x)=1r(1-e-rw)；当σ＞0充分小(σ0+)时，式(2)可视为文献［7］等中的收益效用函数U(x)=-e-rw.显然,具有式（2）的效用函数的经济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5-7］.
由式(2),经过计算有：
dU(w)dw=re-rw＞0,如果r＞σ;
e-rw＞0,如果0＜r≤σ.
d2U(w)dw2=-r2e-rw＜0,如果r＞σ;
-re-rw＜0,如果0＜r≤σ.
上面的式子说明随着经济代理人经济价值总和的增加，经济代理人的效用是增加的；但是随着经济代理人经济价值总和的增加，经济价值总和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满足效用函数的基本条件.
在经济学中往往假设一个理性的人通常选择损失的控制水平是使得他（她）的效用最大化.注意到在实际中损失控制通常和保险一起被采用，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保险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给定的保险总额，垄断的承保人所支付的与代理人所能够负担的是相等的，因此最大的保险费并不是保险的均衡价格.在市场调整中，假设无论是承保人还是经济代理人所有相关的信息都是对称的.为简单起见，假设提供了完全的保险总额、保险没有绝对免赔额、没有联合保险、也没有道德风险.
注意到，假设经济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因此有U(w)=E(U(w))，即
-e-A+rs=∑+∞i=0(-e-rA+iL)λie-λi!,
如果r＞σ;
1r(1-e-A+rs)=∑+∞i=0［1r(1--e-rA+iL)］λie-λi!
如果0＜r≤σ,(3)
其中,A＞0表示风险决策前的初始财产，s＞0表示最大保险费，L＞0表示损失数.式（3）的右边是经济代理人遭受到损失后的财富效用的期望值，由经济学理论知，由于经济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因此应等于经济代理人的效用.由式（3）可获得经济代理人能够接受的最大保险费为
s=1r(erL-1)＞0,如果r＞σ;
1r(eL-1)＞0,如果0＜r≤σ.(4)
进一步，在式(4)的基础上有
dsdλ=1r(erL-1)＞0,如果r＞σ;
1r(eL-1)＞0,如果0＜r≤σ.
dsdL=λerL＞0,如果r＞σ;
1rλeL＞0,如果0＜r≤σ.
dsdr=λerL(rL-1)+1r2＞0,如果r＞σ;
-1r2λ(eL-1)＜0,如果0＜r≤σ.
由上面的结果有:
结论1
(ⅰ)随着经济代理人损失数的期望的增加，最大保险费用增加；
(ⅱ)随着经济代理人损失数的增加，最大保险费用增加；
(ⅲ)若r＞σ,则随着经济代理人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最大保险费用也增加；若0＜r≤σ,则随着经济代理人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最大保险费用减少.
3 最优防损活动
设一个垄断的承保人提供完全的保险总额的保险给经济代理人，代理人有固定绝对的风险厌恶，损失数服从泊松分布.这些条件下，在一个保险单周期内,若经济代理人将投资资金在防损活动中，设防损支出为y，自然可以假设:在一个周期中，当经济代理人的防损经费增加时，损失数的期望将以渐近的速度减少，即
ddyλ(y)＜0, d2dy2λ(y)＞0.
此时对一个从事于防损的经济代理人的最大保险费s1，可由下式得到
-e-rA+ry+rs1
=∑+∞i=0(-e-rA+ry+riL)λi(y)e-λ(y)i!,
如果r＞σ;
1r(1-e-rA+ry+rs1)
=∑+∞i=0［1r(1--e-rA+ry+riL)］λi(y)e-λ(y)i!
,
如果0＜r≤σ.(5)
利用式（4）和式（5）有
s1(y)=1rλ(y)(erL-1).(6)
在这种情形下,效用最大化的代理人将试图使s1(y)与y之和最小化.设c(y)=y+s1(y),并称c(y)为风险费用.风险费用最小化与效用最大化问题是等价的，因此只需考虑
min{c(y)}=min{y+s1(y)}.(7)
对c(y)求导，并令dc(y)dy=0，有
dc(y)dy=1rr+(erL-1)dλ(y)dy=0.(8)
由式（7）和式（8）式可得
d2c(y)dy2=1r(erL-1)d2λ(y)dy2＞0.(9)
式（8）和式（9）保证了使得c(y)最小的y的存在,即有结论:
结论2 经济代理人的最优防损支出是存在的。4 最优防损活动的比较静态分析
由式（8）可得最优的防损支出y*满足
dλ(y)dyy=y*=r1-erL＜0.(10)
下面,对最优解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对上面得到的最优防损活动，通过计算有
rdλ(y)dy|y=y*=1+erL(rL-1)(1-erL)2＞0,(11)
Ldλ(y)dy|y=y*=r2erL(1-erL)2＞0,
(12)
式（11）说明风险厌恶越大的代理人花费在防损活动中的费用也越多；式（12）意味着随着损失数量的增加，经济代理人的防损经费增加.
假设λ1(y)和λ2(y)分别表示经济代理人的防损工具I和防损工具II损失数的期望， 注意到dλ(y)dy＜0,即随着防损经费的增加，经济代理人的复合损失数的期望减少，
因此,当一个理性的经济代理人可以在不同防损工具间进行选择时，必然会选择复合损失数的期望减少得最快的，
即若dλ1(y)dy＜dλ2(y)dy，经济代理人将选择防损工具I. 从而有更一般的结论：
结论3 若经济代理人采用两种不同的防损工具，设λ1(y)和λ2(y)分别表示防损工具I和防损工具II损失数的期望,如果对任何防损经费y＞0有|dλ1(y)dy|＞|dλ2(y)dy|，则防损工具I比防损工具II是更有效率的.
5 结 语
本文根据经济代理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高低将影响收益效用的事实,通过采用分段的风险厌恶效用函数，对经济代理人具有风险厌恶，复合损失数服从泊松分布、经济代理人通过购买保险规避风险、且保险市场被垄断的承保人控制的经济代理人的最优防损活动进行了讨论.文中得到结论：风险厌恶系数、损失的大小以及防损效率均影响最优防损水平.
风险厌恶的大小对代理人花费在防损活动中的费用影响是不同的，如：当风险厌恶系数在0＜γ≤σ时,风险厌恶越大的代理人花费在防损活动中的费用也越多；而当风险厌恶系数在γ＞σ时，则风险厌恶大的代理人花费在防损活动中的费用反而少.随着损失数量的增加，防损经费也将增加.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采用不同的防损工具，那么防损支出边际期望值的绝对值最大的防损工具是最有效率的.
由于当σ充分大(σ+∞)时,（2）中的函数可视为文献［4］中的收益效用函数,因此本文的结论包含了文献［4］中的结果.从前面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到：本文的讨论对于效用函数
U(w)=1r(1-e-rw),如果r＞σ;
-e-rw,如果0＜r≤σ,(13)
也是完全适用的.注意到分段函数(2)和式(13)关于风险厌恶系数r在阈值σ处是不连续的，事实上，对于一些在阈值σ处关于风险厌恶系数r连续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以类似地进行讨论，如取
U(w)=-e-rw+1+(σ-1)e-σwσ,如果r＞σ;
1r(1-e-rw),如果0＜r≤σ,
另外,类似于本文的方法，也可考虑将风险厌恶系数r的取值区间进行更多的分段，使每个区间段对应不同的收益效用函数.
参考文献
［1］ S Harris.C V Emilio. Ex ante loss control by insurers: Public interest for higher profit［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990 ,4：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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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最优 篇4
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三个进程
(一)金融无关论
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中,他们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化成为货币的变量关系。这便形成的经济学早期的“二分法”。随着之后的经济学不断发展,新一批经济学家的出现对这种认识加以改进,他们将金融中的货币部分视为经济运行的促进剂与催化剂,这是在这种作用之下,使得商品之间的交流变得极其的方便与简单。货币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数量与价格,这是货币因素在短期内表现出来的现象。另一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货币上的变动引起的商品变化只是一种短期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金融当中的货币政策是可以进行人为调整的,因此,这种变动仅仅会使得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而对于商品自身的生产并没有任何的波动。虽然后一批经济学家对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本质认识相比较于前一批经济学家来说更加的贴近真实与本质,一定程度上透过了金融的表象看到了内在,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金融促进论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在他的诸多作品当中都体现了他对金融及经济发展的认识,他认为,正是金融的调整与资金的影响才使得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经过有效的贸易经营可以增加企业的生产业绩,而促进企业产业的最根本方法却是使一些原本并无法发挥作用或仅能发挥一点作用的生产资本被充分开发,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促进效果。随后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与补充,他们认为由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对企业生产活动提供货币资助,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水平与效率。这种认识是对上述“二分法”的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完善与补充,既发挥了“二分法”当中的优点,又对其不足进行了弥补。
(三)金融从属论
所谓的金融从属论,是由经济学家罗宾逊所提出来的,他认为,金融业对于经济的促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虽然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的,但它们之间却是因果关系,正是经济增长的因导致了金融发展的果。他强调金融只是经济的从属物,金融行业的变化只是针对经济增长做出的相应反应,并不具备主动性。他并不承认金融行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便是剑桥学者,琼.罗宾逊的金融从属论。
二、最优金融结构与要素
(一)最优金融结构与要素的基本职能
最优金融结构与要素的基本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便是资金的调动配置以及金融储蓄。由于金融体系需要具备控制风险的能力,最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发展当中的阻碍部分与危险部分,而要发挥这样的功效,就需要对资金进行有效利用。在金融行业中,银行通过贷款的分发将资金借给那些具备较强竞争力与生产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金融体系提供的发展资金进行企业建设与生产活动,产生较大的利润,这样做,既降低了企业发展当中所遇风险的概率及困难程度,由促进了企业的经济发展。
(二)融资者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的关系
融资者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企业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需要看它是否能够利用有效的资源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并且在其企业内部是否可以选择正确的产业结构与先进的技术手段。只有这些要素都被确定,企业才能够提升自身的生产力,提高企业利润,降低所需的成本。例如,在劳动力丰富而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设立大型工厂企业,而在经济发达劳动力却不是很丰富的区域开展高新技术产业。
(三)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适应,金融制度很重要的一点作用便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风险系数,若想要建立最佳的金融结构理论,就需要将这一系列的优点最大程度的放大。使得所建立的产业结构能够按要素进行资金的分配,确保每一个企业都能得到有效的资金进行自身的建设。确保产业体系的正确性与技术选择的先进性。这样,建设的金融体系结构就是最有的金融结构。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行业也在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地推进,其实,所谓的最优金融结构,就是最适合当前社会中各企业发展的结构体系。为了促进我国金融结构的完善,本文通过对最优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经济进步。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结构相适应,金融业也得到了不断的推进,可以说,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而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当中,金融结构并未达到最优水平。因此,本文将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进行初步探讨与理论分析。
关键词：经济发展,金融结构,理论
参考文献
[1]张丽丽.金融结构理论述评[J].经济研究导刊,2010(16).
最优方案问题 篇5
学习目标：
1.学会审题，会找相等关系。
2.学会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方法。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学会审题，会找相等关系，会列方程 难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过程：
1．某种海产品，若直接销售，每吨可获利润1200元；若粗加工后销售，每吨可获利润5000元；若精加工后销售，每吨可获利润7500元．某公司现有这种海产品140吨，该公司的生产能力是：如果进行粗加工，每天可加工16吨；如果进行精加工，每天可加工6吨，但两种加工方式不能同时进行．受各种条件限制，公司必须在15天内将这批海产品全部销售或加工完毕，为此该公司设计了三种方案：
方案一：全部进行粗加工；
方案二：尽可能多地进行精加工，没有来得及进行精加工的直接销售；
方案三：将一部分进行精加工，其余的进行粗加工，并恰好15天完成．
你认为选择哪种方案可获利润最多，为什么？最多可获利润多少元？
2．某校师生春游，如果单独租用50座客车有20人没有座位；如果租用80座客车，可少租1辆，且余20个座位。（1）求该校参加春游的人数？
（2）出租公司租车费用是：租用50座客
车一辆250元，租用
80座客车一辆420元，如果学校只租一种车型，选择哪种车合算。
3.某商店咖啡每盒25元，咖啡杯每个8元，该店制定了两种优惠方案：①买两盒咖啡赠送咖啡杯一个；②按购买总额的90%付款
（1）某公司需要24盒咖啡，咖啡杯（多于12个），当购买多少个咖啡杯时两种优惠方式付款相同？
（2）若该公司需要咖啡10盒，想花306元购买所需物品，采用哪种优惠方式比较划算？
4．某家电商场计划用9万元从生产厂家购5．小刚为书房买灯。现有两种灯可供选进50台电视机．已知该厂家生产3种不同购，其中一种是9瓦的节能灯，售价为49型号的电视机，出厂价分别为A种每台元/盏，另一种是40瓦的白炽灯，售价为1500元，B种每台2100元，C种每台250018元/盏。假设两种灯的照明效果一样，元．
使用寿命都可以达到2800小时。已知小刚（1）若家电商场同时购进两种不同型号家所在地的电价是每千瓦时0.5元。的电视机共50台，用去9万元，请你研究(1).设照明时间是x小时，请用含x的代一下商场的进货方案．
数式分别表示用一盏节能灯和用一盏白（2）若商场销售一台A种电视机可获利炽灯的费用。（费用=灯的售价+电费）150元，销售一台B种电视机可获利200(2).小刚想在这种灯中选购两盏。假定照元，销售一台C种电视机可获利250元，明时间是3000小时，使用寿命都是2800在同时购进两种不同型号的电视机方案小时。请你设计一种费用最低的选灯照明中，为了使销售时获利最多，你选择哪种方案，并说明理由。
方案？
寻找最优解 篇6
基本的逻辑是，有明显需求的领域技术上极难突破，比如延长寿命、治愈癌症、增强学习能力、做一款可以干家务活的机器人、消灭令人烦恼的蚊子、真正能够治疗脱发的药物等。这些有明显需求的领域，无一不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技术能够解决的领域，面临着需求的极不确定性或者千军万马的竞争。
创新的艰巨
有人做了一款灵活高档的学习机，可以装软件、下载、上网等，努力推广了一段时间，发现市场并不接受。许多旁观者说：“老王，你搞错了，应该做非常简单的傻瓜学习机才有市场，你这个东西这么复杂，谁会用啊？”我说：“如果你去卖学习机的地方转转就会改变你的看法。我曾路过一家卖学习机的店铺，桌子上摆着数十款学习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价格低廉的傻瓜型学习机。要是我做学习机，也不敢做这种类型的，因为无法竞争。”
各行各业的现实都差不多，探明需求的要么技术上做不到，要么面临超饱和竞争。技术上能实现的创新，多半无法命中真实需求。
就在近几年，科技概念已经死过许多，所谓概念的灭亡是整条赛道的灭亡，即使你是最鲜艳的那朵花，也必然枯萎。
可穿戴设备是一个炒作了好几年的概念，它被认为是手机之后的一个大产品、大风口。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都有许许多多的公司在做，风险资本也疯狂涌入，几年下来，几乎全军覆灭。即使是有很强大的财力、营销、科研能力，甚至开了一个好头的谷歌眼镜，苹果手表在小火之后，也慢慢无人问津。
O2O这个概念之下，经过了烧钱、疯狂扩张之后，许多细分的行业悉数沉没，剩下的少数公司也是勉强维持生存。
据统计，2015年拿到A轮投资的企业高达846家，到了2016年初几乎都快倒完了。
创新是极为困难，极为纠结的。很多人感慨现在的需求都被满足了，说明以前是多么容易创新。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每个时代的创新都是不容易的。事后活下来的，探明的真实需求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创新都无法命中需求而死亡了。
只要我们和科技界沾点边，打开手机都会经常看到“互联网+”、O2O、工业4.0、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等诸多科技概念。概念的发明、炒作、传播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和规律交织在一起。其中很多都是经不起推敲或者缺乏真实内容的伪概念或者假概念，更有很多根本行不通的概念。
然而，有方向总比没方向好，有概念牵引总比没有概念牵引更容易让人理解，也更容易得到投资。同时有广为人知的概念牵引，也更容易和目标用户沟通。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概念牵引法”创新相当活跃。每个概念背后都有无数的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许许多多的上市公司也通过各种办法往新概念上靠，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从而提振股价。
在中国，这种方法比美国还要流行，而且还有国家在背书、呐喊、火上浇油，股市、资本市场更乐于接受各种新概念给出真实的“估值”和金钱。
然而，这些被创造、包装、炒作出来的概念并不能改变市场真实的需求，如果没有真实的需求，即使概念炒得火热，坚持不了多久，还会偃旗息鼓。
但是，创新绝不限于产品，围绕着如何更有效地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到用户手中，换回金钱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进行创新。例如，乐视买会员送手机和运营商存话费送手机如出一辙。但是，乐视看视频的需求远远弱于运营商的流量和通信需求。从道理上说，这明显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创新，就运营商存话费送手机模式都已经式微。但考虑到手机市场的高度竞争，进入市场极为困难，在销售模式上搞一个小的细分市场也是可行之策。
寻觅最优解
由于金融市场的创新，企业的目标并非是过去很单纯的卖东西——赚钱。甚至，现在想老老实实赚钱的公司已经是少数，估值、上市、圈钱才是主流模式。我们不讨论目的是否“道德”，甚至也不讨论目的是否“正确”。确立好目的，才能寻求创新的最优解。
上市公司花钱购买明显不靠谱的创新如果真的提振了股价，圈到了钱也是正解。正因为商业途径和目的的复杂性，创新的目的再也不像德鲁克时代那么单纯。一位投资经理说，“我并不是很关心某项技术有没有前途，我重点关注有没有人接棒。”很多创新是为了往脸上贴金，也有许多创新可以获得免费报道和传播利益，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为了获得市场的竞争优势。
目的往往决定途径。以经营为目的的企业，往往更注重细分市场的创新方式。以融资、估值、提振市值为目的的企业更青睐于概念牵引型创新。当然，这些创新手段并非相互排斥，各种手段可以灵活运用。本文的梳理和总结可能给非常困难的创新一点亮光。
根据我对很多企业创新实践的观察，总体来说，创新并无固定的套路，创新代价很大，失败率很高，往往是被激烈竞争逼迫的结果。但遵从一些原则有助于减少创新的盲目性。
第一，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商业的任何节点都是激烈竞争、优胜劣汰不断选择出来的，对行业和产品越熟悉，才越有可能有靠谱的创新。假如我们看到某个行业市面充斥着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生产高质量、用好料的产品？从创新的逻辑上看，首先应该认清现实，偷工减料很可能是消费者缺乏支付能力，厂商顶不住价格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可能是消费者不识货，用便宜的材料更有利可图。前些年，中国空调的体积越做越小，用的铁片越来越薄，我觉得这是厂商顶不住价格战的结果。这时，你若贸然用真材实料，市场不接受你的价格，很可能死在创新的路上。
第二，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和第一条看似矛盾，实际上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原则上任何产品的每个商业环节都有改进和优化的空间。在承认现状合理的情况下，虚拟向现实学习，慢慢地就会发现不合理之处，这种发现往往是较为深刻和准确的发现。还以空调为例，这几年空调的价格提高了，用料更实在了，重量也增加了。因为消费者更富裕了，他们愿意为较高的质量支付较高的价格，如果再固守质次价低的策略很可能已经不合时宜，被市场淘汰。
第三，创新动力既有外部竞争满足用户需求的压力，也有内部竞争的动力因素。我们看到科技公司的员工经常加班加点，并不一定是活太多，干不过来。很大程度上是员工内部竞争导致的，员工为了表现得更好，往往主动自愿加班。只要有恰当的业绩考核和回报，公司不用号召创新，员工都会主动创新。大多数事情，有组织、有考核，都会产生创新。比如，让一个组织做市场分析或者竞争分析这样很模糊的事情，因为有考核的压力，过一段时间，员工会拿出像模像样的成果。有时，在激烈的内部竞争环境下，创新压都压不住，根本无需鼓励。一位老板告诉我，每天他的办公室门口都有许多人排队进来汇报，汇报的内容大致上只有两个：第一，让公司如何发财；第二，让老板如何发财。所以，很多时候，创新并不需要去倡导，它是激烈竞争的自然产物。
经济最优 篇7
在国内外理论界, 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基于后顾性的宏观经济模型、前瞻性的经济模型或是混合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Hybrid New-Keynesian Model) ;无论是相机抉择、完全承诺还是固定规则;无论是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双目标还是混合目标, 都对应着不同的最优货币政策方案[1]。然而, 由原有理论模型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难以运用于实践。因为现实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得经济无法按照人们预期的模式来发展。本文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谈一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最优性。
一、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自2002年第三季度开始, 中国经济开始回升, 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出现了月环比正增长, 8月份比上月上涨0.3%, 9月份上涨1.0%;1—9月,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 其中9月份同比下降0.7%。直至2003年第一季度, 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结束了同比幅增长态势, 而呈现出持续正增长态势。2003年第一季度上涨0.5%, 第二季度上涨0.7%, 全年同比上涨1.2%, 标志中国经济运行正式走出了通货紧缩周期, 国民经济运行步入快速发展新轨道。据统计,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分为8.3%、9.5%、9.5%和9.9%。2006年前两季度的GDP增长率超过了10%, 分别达到10.3%和10.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同比增幅多数年份均超过了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 2003年以来同比增幅均在25%以上, 国民经济呈现出产销两旺、持续的高增长态势[4]。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渐突出, 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第一, 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过快, 同比增幅均超过了25%, 经济运行呈现出“高投资、高增长”的“双高”现象, 通货膨胀压力趋于增大。自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投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也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但由此引发“通胀—治理—再通胀—再治理”的经济周期。
第二, 物价水平同比增长增幅冷热不均, 上下游之间物价传导机制不灵活, 经济发展呈现出结构性失衡, 使得中国经济运行既存在通胀之压力, 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潜在的经济紧缩之困扰。
第三, 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 人民币升值市场预期依旧旺盛, 外汇储备逐年快速攀升, 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受到削弱, 国际收支调节和内部经济调控的难度日趋加大[3]。
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必将会影响中国的稳定与安全, 中国经济过热的形势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控制, 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强, 人们对经济产生的恐慌也会越来越剧烈, 那么将来等待的结果恐怕就是经济的大萧条。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健康效果
1. 调控固定资产投资。
从紧的货币政策最直接地将调控固定资产投资, 防止由偏快转向过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7年10月底,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88 953.32亿元, 较2006年同期增长26.9%, 其中新增固定资产达25 897.60亿元, 比2006年同期增长25%。按照这样的趋势, 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目前, 中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依然是银行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 2007年10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长18.47%,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39.42万亿元, 同比增长18.47%, 增幅比上年末高1.53个百分点。同时,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7.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8.02%。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 2008年货币投放将会明显减少, 从而有效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增长从偏快转向过热。 (1)
2. 银行流动性更趋紧。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更大考验。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必然选择, 这将对商业银行内部流动性造成大的影响。在2007年九次提高准备金率以后, 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的内部流动性已经有紧缺迹象, 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必将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更加趋紧, 从而对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3. 物价水平有望回稳。
从紧的货币政策, 对当前和2008年的物价走势影响较大。2007年以来,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根据预测, 受近期食品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影响, 11月份CPI涨幅甚至可能超过6.5%, 再创近十年来的新高, 同时全年的CPI涨幅也可能超过4.4%, 结构性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 2008年货币供应量再不断增加, 那么, 明显通货膨胀可能就难以避免。
4. 房市股市也受影响。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 对于当前略显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2007年, 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 尽管信贷继续严控, 成交量下降, 但房价依然保持在高位。而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6年底2007年初的火暴之后, 近期虽然有所调整, 但市盈率虚高的问题仍在。这两大市场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控制不好, 将给整个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海外的前车之鉴已经提供了警示。
一旦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将减少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量, 从而给这两个市场降降温, 引导市场走上健康之路。
三、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落实策略
1.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原则。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首先必须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包括浮动范围的扩大) 。与此同时, 汇率改革应勇于成为结构调整中矛盾的暴露者、推动者, 而不能为结构调整所困扰。由于汇率改革不能一步到位, 是兼顾结构的调整, 因此, 不要相信汇率的杠杆能自发产生出一个合适的货币供应量。故央行仍需制定一个适合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货币供应和贷款规模的参照系,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予以对冲与调控[2]。
2. 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分析。
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中, 我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否需要提高, 不能用简单的历史数据来分析说, 目前, 我们已经超过了近二十年来13%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水平较高的背景下,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上调空间。当前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提高至14.5%, 旨在回收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 因此与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不矛盾。这与1993年类似比例的存款准备金率作用不同, 当时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是为了进行贷款, 以贯彻产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
需引起关注的是, 大量经对冲后的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 只要具有可流通性特征, 商业银行持有的将是具有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相近而非具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特征的资产[5]。因为商业银行头寸紧张时, 通过交易仍具有增加社会信用的作用。如果交易量大, 届时的数量手段调控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 或此类交易活跃, 推低了市场利率, 对央行的对冲操作力度将产生抵消因素。因此, 央行在今后数量手段品种的选择上, 适当掌控好可流通的对冲工具比例非常重要。
3. 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适用。
关于价格工具的运用, 尤其是利率政策, 我的建议是:
第一, 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关注货币市场对信用扩张的杠杆效应。2007年的货币市场的成交量可能是2006年的一倍, 这对我们的信用扩张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们一定要提高货币市场的利率, 这有助于紧缩银行的信用和紧缩整个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
第二, 坚持正利率方向。中央银行调控的各种变量要充分体现市场的供求, 否则的话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 应进一步提高利率, 通过提高银行之间、金融机构之间借贷成本, 可以缩减信用的杠杆效应, 有效缓解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在利率调控上, 一方面要看到维持居民存款正利率, 是稳定物价预期、稳定市场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 又不能简单套用利率平价理论。
第三, 选择适当的时机, 缩小银行利差, 这可能对股市有一点影响。我们现在的利差是二十年来最高的时候, 不利于提高我们银行长期的竞争力, 特别在外资银行逐步进来竞争的背景之下, 因此, 应当缩小银行的利差。我一再主张我们中央银行要推高货币市场利率, 不要像过去那样担心中美的利差扩大引起热钱的流入, 其实提高利率是有助于抑制热钱进入的, 因为一旦提高利率, 房地产、股票等投资就不会过热, 会减少国际热钱涌入的冲动[6]。因此, 一定要主动把市场利率推高。缩小银行利差也可以为存贷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打下基础。
小结
使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明智之举, 或者可以说是应对当前经济过热的最优的货币政策, 但是他的效果是不是明显, 还要注意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在现实中, 最优货币政策中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 有源于未来事件、未来冲击和扰动, 有源于经济的“真实”运行, 有源于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反应, 有源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 也有源于模型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以原有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并非最优, 与现实经济条件相距甚远。于是, 如何消除“不确定性”自然成为最优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摘要：最优货币政策中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 有源于未来事件、未来冲击和扰动, 有源于经济的“真实”运行, 有源于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反应, 有源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 也有源于模型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以原有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并非最优, 与现实经济条件相距甚远。通过对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分析, 对当前的经济过热的经济背景和中国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研究, 说明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好处以及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并提出如何落实及使其效果达到最优。
关键词：最优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1]卞志村, 管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性视角分析[J].金融研究, 2005, (9) .
[2]谢平, 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 2002, (3) .
[3]王国松.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不宜作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 2001, (8) .
[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季度报告:2002年第一季度—2006年第二季度[EB/OL].http://www.pbc.gov.cn/.
[5]Galindev Ragchaasuren《.On the Effect of Monetary Stabilisation Policy on Long-run Growth》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ssex, Wivenhoe Park, Colchester, Essex, CO49TT, UK.
经济最优 篇8
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把劳动、资本、技术作为主要因素,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一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公共支出规模明显扩大,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不断提高。我国在90年代后,面对不同的经济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财政宏观调控,使经济平稳、迅速发展。可见,政府的干预能够解决自由放任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抵抗经济的衰退,解决失业问题和私人投资的不足,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却面临着经济中资源的错配、社会激励的扭曲和高额的税收负担,进而损害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新疆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家宏观经济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十一五”期间新疆面临着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新疆是个特殊的地域,疆域广阔,财政成本自然就很高。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既要保证正常的运转和必要的支出,又要防止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张而影响经济的增长。因此,确定新疆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于新疆在新时期确定正确的财政支出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稳步增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目前对于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估算的方法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巴罗的政府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即公共服务的边际产出为1,建立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另一种是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关系,构造方程进行估计。
国外研究中,巴罗(1990)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AK”生产函数中,提出了以财政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到了一个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国外采用该方法的主要有Karras(1993)、Hassan Aly and Mark Strazicich(2000)等人。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凹函数进行估计的主要有Armey、Richard K.Vedder and Lowell E.Gallaway(1998)、Primoz Pevcin(2004)、Hristo Mavrov(2007)。他们的研究都基于Armey曲线的分析,然后建立凹函数求解。
马拴友(2000)、马树才、孙长清(2005)分别利用巴罗支出自然效率条件的方法对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进行了测算,最优值分别为26.7%和24%。杨苜、刘淼(2008)、杨友才、赖敏晖(2009)都以Ram的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Hansen的门槛模型,来求解中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段文娟(2007)、娄永苹(2008)利用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凹函数来测算辽宁丹东市和甘肃省的财政支出最优规模。
以上研究都是考察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模型测算财政支出最优规模,这为国内研究财政支出规模提供了方法。然而,目前对省区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巴罗的支出自然效率条件方法,对新疆财政支出最优规模进行了估算。
二、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为:
考虑到财政支出对总产出的影响后,将财政支出纳入到函数中来,将函数形式变为:
对式(2)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形式:
其中,Yt代表产出,Lt代表劳动力投入,Gt代表财政支出,α、β、γ分别代表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和财政支出产出弹性。
根据巴罗(1990)法则,政府消费G为最优时要求MPG=1,这也称为政府规模的自然效率条件。因为提供每一单位公共服务都需要政府使用一单位的资源,即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为1,而其边际收益是MPG=ΔY/ΔG,那么,按照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原则,决定公共部门规模的自然效率条件是MPG=ΔY/ΔG=1。Karras(1996)也在静态框架下证明了这一条件,并且这种结论具有普遍性。如果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大于1,表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如果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小于1,表明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过度。当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等于1时,财政支出最优。
由可知,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当MPG=1时,财政支出规模达到最优,最优支出规模为
2. 数据来源和说明
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一般预算支出和基金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支出是指政府为实现其职能需要,对预算所集中的财政资金有计划的使用过程。在地方政府中,一般预算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反映了政府主要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活动范围。另外,基金预算支出是由财政部门组织的纳入预算管理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交通三项规费收入等安排的各项支出,其占比例较小,而且很多年份的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本文选择一般预算支出来核算新疆地方财政支出。对于资本存量,统计机关没有进行专门统计,国内有些学者,如张军等人对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但结果并不相同,同时,国内研究一般采用代替指标,本文选用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为各年就业人数。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减,各名义变量变成实际值。我们利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由于新疆统计年鉴上没有GDP平减指数,利用司春林、王安宇(2002)的算法,采取如下公式进行换算:
其中,GDPi代表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iindex代表第i年GDP指数,GDP1978代表1978年GDP名义值,GDP1978index代表1978年GDP指数(1978=100)。
模型的样本数据选自1978—2007年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8,新疆50年统计年鉴,中国西部统计年鉴2001。其中,GDP平减指数根据GDP指数计算得出。
3.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对所有的指标取对数,并且所有的数据都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由于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建立回归模型,很容易发生伪回归现象。所以,建模前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都是同阶单整,说明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此时,我们用基于回归残差的E—G(Engle和Granger,1987)两步法协整检验,残差若是平稳序列,则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Eviews5.0分别对平减后的LnGDP序列、LnK序列、LnL序列和LnG序列做单位根(ADF)检验。表2表明,各序列的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二阶差分为平稳序列。也就是说,各序列都是I(2)序列,从理论上来说,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注:用于ADF检验的方程均无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采用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准则,最大阶数为7。
4. 协整回归
已知各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R2=0.993,DW值为0.6,t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比较好。经检验,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在模型中加入MA(1)项,消除了序列相关,且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修正后的方程如下:
5. 残差序列e的检验
我们现在对它的残差进行分析,如果它是平稳的话,就可以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由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给定三种水平下,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此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由方程6可以看出,新疆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45,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323,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为0.174,从而得到新疆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17.4%。
三、结论
从新疆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变动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财政支出相对规模不断减小,在1982年有所回升,然后一直下降到1994年的10.73%,到达最低,然后稳步增长,中间有所回落,又一直攀升到2007年的22.57%。其中,1990年的18.21%和2001年的17.65%最接近最优规模17.4%。1990年以前和2001年之后的新疆财政支出规模都高于最优值。2007年达到22.6%,财政投入过高,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税收的扭曲作用又不断加强,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实证结果显示,新疆大部分年份的财政支出规模都高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因此,在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服务需要的前提下,首先,政府应当削减规模,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其次,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总量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各项支出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后,要适时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确保财政的收入来源,真正起到财政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民间等其他投资,实现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
摘要：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然而财政在支出过程中有个量的把握,即占GDP的比重存在一个最优值。在最优值以内,财政部门为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弥补外部性等,提高财政支出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当财政支出超过这个最优值时,税收的扭曲作用会不断加强,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将财政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模型中,通过实证分析,估算出新疆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最优 篇9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命题, 也是国家和地区着力追求的四大目标之一。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将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地方财政支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以甘肃省为例, 就其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寻求优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科学方法, 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
在西方的经济研究中, 已经有很多人对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亚当·斯密提出了主要适用于自由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支出理论。20世纪30年代, 凯恩斯运用IS-LM模型阐释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Barro巴罗 (1990) 建立了以财政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一个最优度。Landau朗道 (1983) 利用104个国家1960年到1970年数据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 发现人均真实GDP的增长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成负相关。国外的这些理论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 但由于国外学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 采用的研究对象存在差异, 运用的手段方法不尽相同, 进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近庭。
国内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且大多是对两者关系的定性研究, 很少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关于地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少。主要存在以下理论:从财政支出与全国经济增长关系角度出发的主要有:郭庆旺等 (2005) 通过分析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得出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庄子银等通过对公共支出的时间序列和截面分析, 得出了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存在大量调整成本, 使预算内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很小, 甚至为负, 但各省的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财政支出角度研究其与地方经济增一长关系的主要有:王曙光, 金向鑫对黑龙江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论表明黑龙江省地方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且应当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收支的规模的结论。李泽楷通过对广东省1978一2007年历年GDP和财政支出总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广东省GDP和财政支出总量之间有着正向的关系, 并且它们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内学者在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 多以理论分析为主, 模型实证分析比较缺乏。在对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研究也停留在对全国的研究, 针对不同省份的研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相对最有财政支出规模。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以甘肃省省际资料入手进行分析, 从省际层面出发来探讨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甘肃省经济增长情况与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关分析
甘肃省地处祖国西北部,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 工业发展起步晚, 起点低, 经济较东南部省份差距较大, 一方面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有效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省的财政支出规模一直不足, 近年来, 我省加大对财政支出总量投入, 2012年我省财政支出规模总量突破2000亿大关, 另一方面应该把握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过度的财政支出会降低每单位支出的边际收益, 这将对我省的经济有害无益。1994年, 甘肃省财政支出总额仅为72.38亿元, 当年全省生产总值为453.61亿元。2011年, 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达到1791.24亿元, 同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大关, 达到5 0 2 0.3 7亿元, 近年来, 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呈加速增长趋势, 十几年间, 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了2 4.7倍, 同期全省经济总量增长了11倍, 说明了财政支出规模在与经济同向增长的同时, 逐渐呈现膨胀趋势。
从《甘肃省统计年鉴 (1995-2011) 》中有关数据进行计算, 其结果显示, 自1995年以来, 甘肃省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连续多年均大于1, 即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2008年甘肃省的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超过了4, 达到了历史新高 (见图1) 。
再者, 甘肃省相对财政支出规模呈波动上升变动趋势, 年平均规模为2 3.5%, 最小规模为1 2.5 9%, 最大规模36.79%, 由此也可看出近年来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凸显出增长过快的问题。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1. 模型建立
利用Borro的政府支出自然效率条件, 假设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生产。即:
对 (1-1) 两边分别取对数, 得到 (1-2) 式:
其中GDPt代表产出, Kt代表资本存量, Lt代表劳动力人数, G t代表财政支出规模, C代表L n A, α、β、γ分别代表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和财政支出产出弹性。
理论上, 决定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自然效率条件是M P G=1, 即财政支出每增加一元时, 也使产出提高一元, 公共服务的提供量才是最优的。若M P G>1, 则表明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若MPG<1, 则表明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过量。据此, 由以上假设γ为财政支出产出弹性, 对 (1-2) 式两边关于G求偏导, 得 财政支出产出弹性 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M P G, 当M P G=1, 可以决定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设财政支出规模 则财政支出规模为, 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 据此对方程 (1-2) 进行估计, 求出γ, 从而估计出甘肃省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2. 数据处理
为了研究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中国统计年鉴 (1 9 9 5-2 0 1 1) 》, 《甘肃省统计年鉴2011》收集了从1994年到2011年各变量的统计数据, 其中GDP用平减指数对名义GDP进行平减, 剔除了价格因素, 得到了实际GDP。又对各变量的实际值分别取自然对数, 减少由于数据的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 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二) 平稳性检验
要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 就要对所考察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表1显示的结果可知, 原自然对数的检验统计量大于各水平下的临界值, 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不平稳的, 而他们各自的一阶差方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 说明原自然对数是一阶单整序列。据此, 我们判断他们理论上存在协整关系。 (见表1)
(三) 协整检验
已知各变量之间理论上存在协整关系, 我们采用单一方程的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 , t统计量和F统计值都通过检验, 拟合比较好, 但DW值可知, 模型存在自相关, 为了消除这些列自相关, 加入MA (1) 项, DW=1.92784, 消除了序列自相关, 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再对4.3.2式的残差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得, 残差序列所对应的ADF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 即在这个显著性水平下, 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这表明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于是得出, 甘肃省的财政支出弹性为0.2 9 0 7 4 8, 甘肃省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即为27.19%。
(四) Grange检验
对于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关系, 现阶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另一种是瓦格纳定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瓦格纳定律则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工业化发展, 人们的人均收入提高, 人们对国家进行宏观管理服务的活动增加, 人们更加注重社会福利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 即: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规模增加的原因。由这两个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方向有着不同的认识, 因此, 要对这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对甘肃省实际G D P和财政支出规模两个变量进行Grange因果检验, 结果如表3-4-1所示。结果显示, 在最优滞后期为2, 置信度为5%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规模互为Grange原因, 这说明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中互相影响。 (见表3)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
通过对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在对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利用Borro自然效率条件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后, 得到甘肃省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29.07%。甘肃省2012年财政支出占GDP总量的37.05%。这一数据高于财政的最优支出规模, 这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所以, 我省应该控制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的增长也不能完全依赖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来拉动。再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进行了Grange因果检验后发现, 两个变量互为Grange原因, 即:经济的增长拉动了财政支出的增加, 财政支出的增加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
五、优化甘肃省财政支出规模的政策建议
根据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结合甘肃省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规模应适度的原则, 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财政支出是为了满足政府行使各种职能和公共需要, 据此, 政府财政支出应专注于公共商品和服务领域, 控制好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规模要与政府职能变化和公共需要大小的比例相适应。2.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 对财政支出资金进行高效利用, 精简行政机构, 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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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最优 篇10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①存在最优税收率, 它使得整个经济处于平稳最优增长状态, 并且使得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总效用达到最大状态。②政府可以根据最优税率适当地调整税收政策, 当政府制定的税收率高于最优税收率时, 此时适当的提高税收有利于经济政治, 当某一期的值远高于最优税率时, 降低税收更利于经济增长。
1 模型构造及求解
1.1 模型构造
下面构造一个封闭的离散时间宏观动态经济系统模型:
生产函数:
Y=F (K1, K2, L) (1)
其中:Y为国民生产总值, 即Y=GNP
K1为公共部门固定资本存量
K2为企业及个人部门固定资本存量
L为年末从业人口数
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 (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近似描述上试:
Y=AKundefinedKundefinedL1-a-b (2)
设GNP中有T X GNP用于公共事业, T为各种税收总量占GNP的比重 (0
G=e1×TY (3)
其中, e1是比例系数, 它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税收总量中另一部分用于公共投资I1:
I1= (1-e1) ×TY (4)
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扣除税收之后余下 (1-T) Y, 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C:
C=e2× (1-T) Y (5)
另一部分用于企业或个人部门的投资I2:
I2= (1-e2) × (1-T) Y (6)
e2同e1是比例系数, 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公共固定资本存量K1 (t) 的变化由下试描述:
K1 (t-1) =K1 (t) -δK1 (t) +I1 (t) (7)
上式标明, 第t+1年固定资本K1 (t+1) 等于原有固定资本K1 (t) 减去固定资本折旧额δK1 (t) , 再加上固定资本投资I1 (t) , δ为折旧率。
个人或企业固定资本存量K2 (t) 的变化由下试描述:
K2 (t+1) =K2 (t) -δK2 (t) +I2 (t) (8)
(8) 式意义与 (7) 式类似。
由 (4) 和 (7) 可得状态方程:
K1 (t+1) = (1-δ) K1 (t) + (1-e1) ×TY (9)
由 (5) 和 (8) 可得另外一个状态方程:
K2 (t+1) = (1-δ) K2 (t) + (1-e2) × (1-T) Y (10)
假设就业人口按增长率n增长:
L (t) = (1+n) tL (0) (11)
其中, L (0) 为t=0时就业人口数。
式 (1) ～ (11) 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积累的封闭型 (没有考虑国际贸易) 的离散时间宏观总量经济模型。
要探讨最优税收政策, 首先要构造系统的目标。在第t个时间周期, 公共消费G (t) , 个人消费为C (t) 。人均公共消费为G (t) /C (t) , 人均个人消费为C (t) /L (t) , 那么在第t个时间周期效用是人均公共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的函数, 效用函数同样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undefined (12)
本文假设人均公共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对效用函数的权重一样, g=0.5.
社会目标值应是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之间的加权和。若认为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一样重要, 则权重为1, 那么总目标值U为:
undefined (13)
在此模型中, T, e1, e2, 为外生政策变量。求解最优总税率T以及最优比例e1, e2的数学模型为:
undefined
其中, 资本存量K1 (t) 、K2 (t) 为系统状态变量;T, e1, e2, 为外生政策变量, 即系统控制输入变量, 为本文待求变量。
1.2 庞德里亚金极大值原理求解模型
首先构造哈密尔顿函数, 参考 (14) 式得H:
undefined]+λ2 (t+1) [ (1-δ) K2 (t) + (1-e2) × (1-T) Y] (15)
将 (3) 和 (5) G和C代入 (15) 式得:
根据离散时间动态系统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 模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a) 控制输入应满足:undefined
(b) 拉格朗日算子应满足:undefined
(c) 系统满足状态方程:
由上面三个条件可推导出T, e1, e2的三个关系式 (具体推导过程略) :
undefined
由上面三个T, e1, e2关系式, 可得出:
undefined
2 实证分析
2.1 指标解释
Y为国民生产总值, 即Y=GNP (选取1992-2001年20年数据, 来源中经网)
L为年末从业人口数, 具体指一定年龄以上, 有劳动能力, 从事一定社会劳动, 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选取1992-2001年20年数据, 来源中经网)
K1为公共部门固定资本存量, 指公共部门在某一时点上的资本总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得出。
K2为企业及个人、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指企业及个人、部门在某一时点上的资本总量。
2.2 模型OLS估计
模型:Y=AKundefinedKundefinedL1-a-b
设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规模报酬不变。
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 得到回归模型:
lny=lna+alnk1+blnk2+ (1-a-b) L (18)
利用1992～2001年的数据, 国民生产总值Y与年末从业人口数L (来源:中经网) 和折算出的公共部门资本存量K1和个人及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 利用Eviews软件对 (18) 式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估计的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R2=0.998 0 F=269.576 8 DW=1.703 8 T=20 (括号内为t的检验值)
对 (19) 式进行t检验和F检验, 上式通过t检验和F检验。可知年末从业人口数、公共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和企业及个人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说明我们构造的模型成立, 得出的计量结果是有经济意义的。
通过 (19) 式可得出a=0.133 6 b=0.725 6。由 (12) 式本文假设人均公共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对效用函数的权重一样, g=0.5
通过得出的啊a, b, g值求解17式, 得出:T=0.204 0
e1=0.345 1 e2=0.088 4
3 结语
本文证明了存在最优税收率, 它使得整个经济处于平稳最优增长状态, 并且使得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总效用达到最大状态。当税收低于最优税率时, 增加税收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税收高于税收率时, 再增加税收只会阻碍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最优税收率这个邻域时, 经济处于平稳最优增长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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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最优 篇12
生产函数:
其中:Y为国民生产总值, 即Y=GNP;设GNP中有T×GNP用于公共事业, T为各种税收总量占GNP的比重, 即总税率。K1为公共固定资本存量 (如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K2为企业及个人部分固定资本存量;L为就业人口付出的劳动工时。
设式 (1) 的生产函数用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来近似描述:
又, 税收总量TY中一部分用于公共消费G:
其中, e1是比例系数, 即税收用于公共消费的比例, 它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税收总量TY中余下的部分用于公共投资I1:
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税收之后余下 (1-T) Y, 即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 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C:
其中, e2为比例系数, 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 它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个人可支配收入余下的部分用于企业或个人部门的投资I2:
同时, 公共固定资本存量K1 (t) 的变化由下式描述:
上式表明, 第t+1年固定资本K1 (t+1) 等于原有固定资本K1 (t) 减去固定资本折旧额δK1 (t) , 再加上固定资本投资I1, 其中δ为折旧率。
企业或个人固定资本存量K2 (t) 的变化由下式描述:
上式意义与式 (7) 类似。
则从式 (4) 及 (7) 得到系统状态方程:
同样从式 (6) 及 (8) 得到另一个状态方程:
再假设就业人口按增长率n递增, 则:
其中, L (0) 为t=0时就业人口数。
式 (1) ～ (11) 构成一个生产、消费、积累的封闭型 (没有考虑国际贸易) 离散时间宏观总量经济模型。
而要探讨协调发展时的最优税收政策, 就要构造系统的目标, 即效用的最大化。在第t个时间周期, 公共消费为C (t) , 个人消费为C (t) , 人均公共消费为G (t) /L (t) , 人均个人消费为C (t) /L (t) , 那么在第t个时间周期效用是人均公共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的函数, 假设效用函数也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
社会目标值应是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之加权和。为简化起便, 认为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一样重要, 即权重为1。那么总目标值U为:
上述T、e1、e2为外生政策变量。则求解最优总税率T以及最优比例e1、e2的数学模型为:
现在利用离散时间系统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求式 (14) 的极值问题。
首先构造哈密尔顿函数, 注意到式 (3) 及 (5) , 得:
由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可得出本模型极值必要条件为:
(1) 取e1, e2, T使哈密尔顿函数最大。
(2) 拉格朗日算子应满足下式:
(3) 系统还应满足状态方程:
由于在经济协调发展时, 最优值e1、e2、T必在允许的[0, 1]区间内 (最优值若取0或1, 说明现实经济系统存在所谓的瓶颈部门) 。因此在协调发展轨道上第 (1) 条必要条件可写为:
综上, 可以求得:
则, 宏观经济中最优税收比例、公共消费比例和个人消费比例如上T, e1和e2所示。显然, 总税率T, 与a、g成正比, 与b成反比。当a增大时, 即公共固定资本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增大时, 总税率T也应相应提高以增加税收进而扩大公共投资以提高总产出;而当b增大时, 即企业和个人固定资本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增大时, 总税率T却要降低以减少税收进而扩大企业和个人投资以提高总产出。而提高总产出则可以提高公共消费或个人消费, 并使得总效用增加, 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当g增加时, 即人们对公共消费的偏好增加时, 总税率T也应相应提高以增加税收进而扩大公共消费以增加总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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