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

自由知识（共10篇）

自由知识 篇1

0 引言

信息自由是人类在信息活动领域所追求、所践行、所享有的自由[1]。信息自由是人权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民主观念的核心[2]。本文讨论的不是信息自由与民主之间的问题,而是其对知识管理与知识自由以及对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信息自由的实现程度除了受信息载体状况、人为障碍(制度限制或防火墙阻止)影响外,还与主体的信息素养密切相关。二战以来成功转型的新兴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南非等)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了信息自由对一国(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知识管理,从狭义角度是知识管理者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而展开的知识获取、传递、共享以及利用和创新等一系列活动。但从广义角度,它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以及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3]。知识管理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一是因为知识本身对发展的意义,更在于知识管理本身包含的创新的内容(创新是地区或组织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内容)。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发展,影响信息流转的障碍被逐步扫除,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信息自由度也越来越高,知识管理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意义表现得越来越深刻。

一个地区之所以欠发达,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解释,但这些理论解释或多或少存在缺陷。在信息社会的今天,随着世界越来越平坦[4],能抓住信息自由的机遇,重视和不断提升知识管理的有效性,并适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反,加强信息封锁,实施闭关锁国,并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因此,信息自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后发赶超、弯道超车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信息自由不一定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它只是提升知识管理效用的重要前提,只有有效的知识管理才能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后发赶超。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除了要解决好个体进步问题外,更要解决好该地区企业、学校以及政府等重要组织的知识管理问题。

1 政府的知识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最重要的知识管理部门,它拥有其他组织所不能或无法拥有的知识优势。它的知识管理能力、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组织知识管理的有效性。知识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它贯穿于政府各项工作的始终,并以广、散、乱的特点分布在不同政府职能部门或派出机构中。在信息高度自由的今天,欠发达地区政府应特别重视其知识管理,为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与效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畅通连接政府内外的各种信息渠道,整合各种知识资源,建立健全一个开源、有用的知识网络系统;其次,加强构建学习型政府,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学习意识,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与水平;再次,健全制度机制,鼓励政府内外人员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挖掘政府内部知识,整合政府外部知识,促进政府与社会知识管理的无隙对接;最后,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为手段,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综合应用经济、法律、技术与行政等手段,激励人们开展知识的共享与创新,促进国内知识管理与国际知识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地区知识管理与世界的同步。

2 学校的知识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它作为知识工厂,不仅是知识的创造源和人才培养库,也是经济的增长源与文化知识的传播源[5]。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各种信息流动更加畅通与自由,作为学校核心资源的知识,其神秘光环逐渐褪色。要提升学校自身的竞争力,扩展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增强其对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力度,学校必须要紧紧抓住信息自由这一战略机遇,改革传统的知识运作模式,构造新的知识管理模式。首先,学校应采取一些措施,动员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地共享出其知识,构筑一个系统的知识集群库,并绘制知识地图;其次,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积极搭建一个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与要素有机互动的知识管理平台;再次,改革传统的知识管理体制机制,构建扁平化的知识管理组织结构,优化知识创新机制,鼓励学校利益相关者积极开展知识的共享与创新,激活知识;最后,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加强推进校政企的深度合作,促进知识成果的转移与转化。

3 企业的知识管理

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主体,它们的运营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在于它能较为准确地捕捉到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并在加工处理后整合为有用的知识,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超越资本、劳动力,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源要素。谁占有了知识,并持续地创新和加以利用,谁就会拥有持续的竞争优势。虽然当前信息高度自由,但欠发达地区企业的知识管理与发达地区差距仍非常明显。因此,加强欠发达地区企业知识管理,不仅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能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首先,企业应加强培育员工的信息素养,提升他们的知识管理能力;其次,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整合其内外的知识资源,建立一个精练、有效、有机互动的知识集群库;再次,努力构建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环境;最后,改革传统的知识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公共关系模式,促进企业内外各主体、要素的无隙对接,实现员工在知识的学习、传播、共享与创新方面的无障碍交流与共享。

摘要：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欠发达地区若能抓住信息自由这一战略机遇,提升政府、学校、企业等组织的知识管理有效性,并适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那么实现该地区后发赶超、弯道超车将会迎来一个良好的战略时机。

关键词：知识管理,信息自由,欠发达地区

参考文献

[1]毕红秋.信息自由:图书馆价值的核心概念[J].图书馆论坛,2005(4):12-14.

[2]托比·曼德尔.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邱均平,段宇锋.论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J].图书情报工作,2000(4):11-14.

[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5]郁义鸿.知识组织与传统组织的知识化[J].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138-142.

自由知识 篇2

作者：常德荣

学校：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初级中学

创建时间：2014-07-26 11:49

浏览数：49

质量评价结果：优秀

 指导教师 李贵菊 优秀 2014-07-26 20:58

分析透彻到位，能从别人的讲解中发现好的东西为已所用。聪明的人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补已短处。

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翱翔

作者：常德荣

学校：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初级中学

创建时间：2014-07-26 11:49

浏览数：49

质量评价结果：优秀

 指导教师 李贵菊 优秀 2014-07-26 20:58

分析透彻到位，能从别人的讲解中发现好的东西为已所用。聪明的人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补已短处。

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翱翔

----学习《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有感

仔细研读了苏霞老师的教学设计，有很多感触和困惑。昨天又研究了有关于《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的课题，令我感触颇深，在这节课中自始至终承载的是学生自主或合作“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本节课感触颇深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画”出学生兴趣，“画”出学生思维，“画”出定理本质

此课通过让学生经历“画平行线”“说出画法”等活动让学生说出画法，说清画法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问题，提高了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关于平行线判定定理的探索是本节课的重点，难点在于学生不容易想到，直线的定理却与角有关系，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常常引领探索，如“两条线平行吗？你来量一下这两个角的度数，思考当角怎么样时两直线平行？”诸如此类的设计在教学中应用非常广。看似学生有动手有发现，但老师的铺垫已经限制了学生思维，因为答案只有一个，何谈探索。而这个设计却非常精辟，首先“画”体现了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没有任何提示引导的“画”，发散了学生思维。其次，在画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发现了直线位置关系与特殊角的关系，自主发现了问题本质。

2、学生想“动”，学生能“动”，学生乐“动”

营造民主平等的和谐教学氛围，使学生“敢”动，构建开放、合作的教学过程，使学生“能”动，创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乐”动，加强学习方法指导，使学生“会”动，实行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使学生“全”动，例如：在“直线平行的条件”的新授课中，教师讲完平行线的三种判定方法后，可安排如下例题。如图１，在四边形ABCD中，知道∠B=60°∠C=120°，AB与CD平行吗？AD与BC平行吗？

前半道题学生很快就能答出来，但对于后半道题，学生个人较难准确的说出正确的答案，于是这时教师就可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来得出答案，但教师要考虑到小组合作学习有时也会出现错误的答案。如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后可能会有如下情景：

学生甲：ＡＤ∥BC,因为∠B=∠D，所以∠C+∠D=180°，,根据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这时教师可以向全班同学征求意见，这位同学的说理是否正确．在无人提出反对意见时，教师可做适当的提示。

师看得出来同学们都动过脑筋了，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甲同学在回答时用到了这样一个条件∠B=∠D，那么∠B与∠D是否一定相等呢？

当教师提出问题后，有的同学恍然大悟，但可能也有部分同学仍然执迷不悟，这时教师可以画出图2给予说明。

再次是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师生“联”动，教师在课堂上必须研究“讲”的策略，既要做到：画龙点睛地讲、启发性地讲、点拨性地讲，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又要做到：凡是学生自己能看懂的，不教：凡是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教，凡是学生能探索出结论的，不教：凡是学生自己能做的活儿，不做。只在“导”上和“点拨”上下功夫，点到接近学生认知的“最近发展区”即止。教师确实起到是带路人，带领学生进入全新的学习场景 教师是导演，指导学生实践的全过程。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师生“联动”，学生得到的不仅是知识充实，更是能力的强化，教师得到的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快乐，更是教学素质的提高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团体进行评比，比进步的大小，每个小组进步最大者为优胜小组。这样便于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取得共同进步。

3.“展”现学生合作，“展”现多种方法，“展”现学生自信

老师要给学生自我发挥的空间，老师经常在一节课中实行满堂灌，而不给学生小组合作的机会，为了避免这样，老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去讨论，然后在每个小组中找一名代表去阐述或上台展示。这一节课，学生的表现就会成为课堂的主旋律，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探索问题的实质，每当学生自己通过探讨找到问题，通过小组合作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感到很自豪，也会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苏老师的教学设计和专家组的研讨，让我对整个环节的把握思路更清晰。专家组老师们的坦诚直言，也让我对今年的研讨充满期待。总之，通过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懂得了课不只有满堂灌，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自主学习，亦或是通过小组讨论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现代课堂需要的一种上课方式，合作教学激“活”了课堂，让课堂“动”起来，让学生敢“说”，会“说”，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翱翔！提升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使他们感觉到学数学不再是那么的枯燥，何乐而不为呢！

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翱翔

----学习《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有感

仔细研读了苏霞老师的教学设计，有很多感触和困惑。昨天又研究了有关于《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的课题，令我感触颇深，在这节课中自始至终承载的是学生自主或合作“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本节课感触颇深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画”出学生兴趣，“画”出学生思维，“画”出定理本质

此课通过让学生经历“画平行线”“说出画法”等活动让学生说出画法，说清画法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问题，提高了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关于平行线判定定理的探索是本节课的重点，难点在于学生不容易想到，直线的定理却与角有关系，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常常引领探索，如“两条线平行吗？你来量一下这两个角的度数，思考当角怎么样时两直线平行？”诸如此类的设计在教学中应用非常广。看似学生有动手有发现，但老师的铺垫已经限制了学生思维，因为答案只有一个，何谈探索。而这个设计却非常精辟，首先“画”体现了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没有任何提示引导的“画”，发散了学生思维。其次，在画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发现了直线位置关系与特殊角的关系，自主发现了问题本质。

2、学生想“动”，学生能“动”，学生乐“动”

营造民主平等的和谐教学氛围，使学生“敢”动，构建开放、合作的教学过程，使学生“能”动，创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乐”动，加强学习方法指导，使学生“会”动，实行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使学生“全”动，例如：在“直线平行的条件”的新授课中，教师讲完平行线的三种判定方法后，可安排如下例题。如图１，在四边形ABCD中，知道∠B=60°∠C=120°，AB与CD平行吗？AD与BC平行吗？

前半道题学生很快就能答出来，但对于后半道题，学生个人较难准确的说出正确的答案，于是这时教师就可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来得出答案，但教师要考虑到小组合作学习有时也会出现错误的答案。如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后可能会有如下情景：

学生甲：ＡＤ∥BC,因为∠B=∠D，所以∠C+∠D=180°，,根据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这时教师可以向全班同学征求意见，这位同学的说理是否正确．在无人提出反对意见时，教师可做适当的提示。

师看得出来同学们都动过脑筋了，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甲同学在回答时用到了这样一个条件∠B=∠D，那么∠B与∠D是否一定相等呢？

当教师提出问题后，有的同学恍然大悟，但可能也有部分同学仍然执迷不悟，这时教师可以画出图2给予说明。

再次是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师生“联”动，教师在课堂上必须研究“讲”的策略，既要做到：画龙点睛地讲、启发性地讲、点拨性地讲，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又要做到：凡是学生自己能看懂的，不教：凡是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教，凡是学生能探索出结论的，不教：凡是学生自己能做的活儿，不做。只在“导”上和“点拨”上下功夫，点到接近学生认知的“最近发展区”即止。教师确实起到是带路人，带领学生进入全新的学习场景 教师是导演，指导学生实践的全过程。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师生“联动”，学生得到的不仅是知识充实，更是能力的强化，教师得到的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快乐，更是教学素质的提高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团体进行评比，比进步的大小，每个小组进步最大者为优胜小组。这样便于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取得共同进步。

3.“展”现学生合作，“展”现多种方法，“展”现学生自信

老师要给学生自我发挥的空间，老师经常在一节课中实行满堂灌，而不给学生小组合作的机会，为了避免这样，老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去讨论，然后在每个小组中找一名代表去阐述或上台展示。这一节课，学生的表现就会成为课堂的主旋律，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探索问题的实质，每当学生自己通过探讨找到问题，通过小组合作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感到很自豪，也会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位左翼自由知识分子的人生 篇3

100年前，王福时出生于东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卓然在东北沦陷时期是张学良将军的文职首席幕僚。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张学良为名义校长，王卓然是实际负责的代校长；他主持由张学良出资办的刊物《东方快报》和《外交月报》。身为教育家、出版家的父亲那浓郁的爱国思想，对少年王福时影响很大。

17岁时，王福时只身前往南京，在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学习，后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费孝通、吴文藻(冰心的丈夫)等同学，受教于吴景超、潘光旦及陈达等留美归来的教授。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和普罗文学，阅读法捷耶夫的《铁流》及《莫斯科新闻》等书刊。“那时候既受左的，也受民主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对我说。

“前西行漫记”

1936年西安事变时，王福时在北京中南海(当时是像北海一样对平民开放的公园)里，秘密编辑发行一个油印小报《公理报》，把从电台接到的西安电讯在小报上刊登，向世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以打破新闻封锁。这年秋天，埃德加·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王福时是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将他从陕北带回的大部分会谈记录以及自己写的长篇报道交给了王福时。王福时一看，觉得这些材料太宝贵了——当时的国统区乃至国外，对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地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他决心把这些材料编印成书，这一想法得到斯诺夫妇的支持。

王福时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几位青年友人一起翻译、编辑斯诺的文稿，又搜集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韩蔚尔对四川红区的报道，以及廉臣(陈云的化名)的长征亲历见闻记等相关材料。为出版这本书，他和朋友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紧迫感，极大的速度”，并得到东方快报印刷厂的支持。1937年4月，一本叫做《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简称《印象记》)的书，以上海丁丑社的名义秘密出版发行。

此书一问世便迅速传遍我国大江南北，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在给王福时的信中，斯诺的夫人海伦高度评价《印象记》的及时出版，说它“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警醒起来”，促使千百万人不辞艰难险阻，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跋涉到延安参加抗战。据译者之一的李放回忆，他于1937年从天津去广州，沿途看到好几种《印象记》的不同版本，均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印象记》出版6个月后，即1938年1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才正式出版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4月，该书由胡愈之等人翻译，以复社名义出版发行，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印象记》中收有后来《西行漫记》的部分章节，同时收进斯诺对毛泽东的6次访谈的全部记录、斯诺对西安事变的分析和西北访问的长篇报告等，并配以34幅照片和长征路线图、红军歌曲等。斯诺拍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在《印象记》里首次披露的。毛泽东与斯诺所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即是《论持久战》一书的原型。

1937年4月，王福时作为翻译，陪斯诺的夫人去延安。海伦一到西安的招待所便被监视起来，她趁着夜色爬出窗户跳出墙外，由人接应方才脱险，来到云阳镇与王福时和陈翰伯会合。到了云阳，海伦就穿上红军军装，戴上红星帽。他们受到彭德怀的盛宴接待，王福时还和彭德怀打了一场乒乓球。

在延安，海伦·斯诺、王福时和陈翰伯对毛泽东做了四五个小时的采访长谈，直至深夜，作陪的有黄华和黄敬。王福时将带去的一柳条包《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面送给毛泽东，毛非常高兴。王福时将海伦与毛泽东的访谈记录带回北平，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用王爱华(王福时的笔名)名义，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刊载。这篇文章与《印象记》，是西安事变后记录报道中共活动及言论的重要历史文献。

《西行漫记》是一本在国内外影响大而久远的书。作为它的雏形，《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时只印了5000册，而且是地下发行，因而鲜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后，《印象记》一直没有机会重新出版，直到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才重新整理再版了《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

“内外文化供应社”

王福时热情地向外界介绍共产党苏区的情况，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对当时的思想状况，他本人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1937年5月我在延安的街道上行走，也可能是外来的青年中唯一穿便服未带红星帽徽的，我始终不属于那时代青年人的主流。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保留个人一些主见。我被人们称为同路人，革命的同情者。我出钱出力有时甚至可以冒一些风险，但我的作为仍是带着罗曼蒂克的色彩。

他以一个记者和文化人的身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他随东北抗日英雄赵洪文国——“赵老太太”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还主编了《关于赵老太太》一书，宣传抗日游击战。同年，他在香港主办了“内外文化供应社”及《北方通讯》。《北方通讯》是东北救亡总会支持下的抗日秘密刊物，向香港和武汉等地发行，报道敌后抗日活动和沦陷区动态。“内外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时期中国唯一的进口书刊及信息的机构，将各国的书刊，包括上海影印的英文科技书、工具书及国外畅销书大量地从香港经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辗转运往重庆。后来越南被日军占领，王福时就让夫人项蕴华在缅甸仰光做中转站，保持陪都重庆与世界的书刊交流通道不致中断。同时，王福时还发展了“剪报”服务，从英、美、日各种杂志上剪下来文章，航空邮到重庆和延安。这是战时一种独创的新闻管道，当时的中央社、新华日报、塔斯社和延安的媒体，都采用过王福时按各自的剪辑范围分门别类寄去的剪报。

“内外文化供应社”在把国外的信息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化。王福时曾搜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近200种，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展览，本想转美展出，后因日军占领香港而未成。

1942年，因与中共交往频繁，王福时被国民党军统盯上。为躲避军统迫害，在《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帮助下，王福时以《大公报》驻外记者身份去了印度。

在印度，王福时继续为战时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而忘我工作。他经“驼峰空中走廊”，恢复了“内外文化供应社”的通道，向昆明、重庆等地运送外国书刊；并在加尔各答开设门市，向当地驻印中国远征军及华侨出售中国书刊，向国外提供中国大后方的出版物。为打通印缅陆上运输通道，他冒着危险去过远征军的印缅前线，去过廖耀湘新六军的驻地和训练营。

在印度，王福时还担任当地唯一中文

报纸《印度日报》的编辑，和金克木、李缄三、石宝瑚同事。他在报上署名撰文，评论时事，反对内战，在华人中产生一定影响。

1946年，王福时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冯玉祥、李德全发起的反内战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宣传中国东北地区的内战危机，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他受香港国新社之托，印刷、发行英文的《远东通讯》

“诤友”

1950年9月，王福时怀着一片赤子之心，携全家9口万里回到北京，并被任命为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实际主持出版发行处和外文印刷厂的日常工作。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局，王福时转到当时书刊进出口的部门——中国国际书店，并先后担任出口部和进口部副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王福时心情舒畅，一心想报效祖国。他自觉地做共产党的“诤友”。诤友，即“能直言规劝的朋友”。6年间，他写了上百条意见书、建议信，自己找人帮忙抄写，寄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国际书店领导、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市政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公园管理机构，建议的内容涉及统一战线、开拓侨汇资源、发展旅游业、各图书馆增设科普橱窗、加强城市管理、公园增设大型儿童游戏机械等。这些意见书、建议信，许多有“回音”，有的被采纳，报纸上也刊登过一些。

关于当“诤友”，他本人多次夫子自道：“我们父子两代，在政治上，只能说是一种中间偏左的爱国主义者，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共的同情者，但又不是随声附和作为应声虫的那种民主人士。所以我在回国后，参加国家建设做一个普通一兵，但公开声明求同存异，自不量力愿作一名诤友。”“我受民主政治及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时常发出一些与当时正统相异的声音。1951年7月1日党的生日时，我在新闻局壁报上，以‘愿作党的诤友’为标题表示我的政治态度是与党求同存异，我在那种一边倒的政治气氛下，明确表示这种政治立场是不大符合当时的潮流的。”

他“罗曼蒂克”的性格，决定他从没想过追赶潮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与共产党在其执政前后都只是同路人及同盟者，所谓合而不流。”可以想见，如果他不是将自己定位于“诤友”、同路人、同盟者，而是在共产党执政后能及时入党，成为“自己人”，以他的资历，一定可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但他只甘愿做一名“普通一兵”，一名兢兢业业的文化工作者。

他多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希望新中国能有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不致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文化孤岛。但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这个窗口很小很小，王福时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图使这个窗口大些，再大些。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王福时十分振奋。他作为国际书店的代表与曾昭抡、钱伟长等科学家座谈，讨论有关进口科学书刊如何与教育及科学相配合的问题，会上提出了进口欧美先进技术书籍的必要性。王福时建议，应搞个国际书刊展。该建议被采纳，国际书刊展筹备组成立，王福时是负责人之一。他们经多方努力，收集了三万多种外国书刊、文献，于1957年8月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展出。

而正当新中国第一届国际书刊展举办之时，王福时成了“右派”。

“桥”与“墙”

1957年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开展整风运动，王福时非常兴奋。他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鸣放”中去。8月，他以“司徒言”为笔名，在《文艺报》第8期发表文章《在推动“鸣”和“放”、在促进文化交流工作中，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英文及各种文字的书太少，“因此在读者的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一个卖俄文的书店。”文中说：“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教师对久已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指出：“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好像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可以说，这篇文章准确地道出了当时唯一的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国际书店“筑墙”的状况。

当时《文艺报》的轮值主编是萧乾。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并采用文中一句话“是桥还是墙?”作为标题。“反右”时，这篇文章成了大毒草，王福时和萧乾一起遭了灭顶之灾。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对王福时点名批判，说他“一贯坚持的资本主义经营路线”，要“使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图书在我国自由泛滥”。单位大会小会对他进行批斗，说他“崇美，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他的上百封建言信也成了罪名，被说成是“不识相”，是“回国投机”。这令他非常难过和愤怒：想当年刚回国工作时，为了减轻新中国的负担，他主动放弃领取3年的工资，而今却成了“不识相”，这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

王福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到黑龙江虎林县、北大荒完达山林场劳改。在完达山，他有时连续伐木24小时，一日三餐吃不饱，全身浮肿。有的人在那里饿死、病死了。1959年他被调回北京，撤销一切职务，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国际书店调研室任一名普通翻译，直到1969年下放河南汲县五七干校。

“文革”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是，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亲人。大儿子王复光在插队务农的农场被武斗的人打死；父亲王卓然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狱中病重，出狱后不久于1975年去世。

1979年，王福时与全国50万“右派”一起，得到彻底平反。1957年到1979年，正值他人生的壮年，是最应施展才华的时期，但大部分时间却被白白荒废，留下莫大的遗憾。但他不气馁，是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68岁的王福时接受严明复、刘尊棋之邀，担任了大百科图书馆馆长。

当初因为坚持文化开放领罪，如今的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继续为文化开放而工作。他多方与国外发展交流，广泛收集图书资料。百废待兴的中国缺少资金，他与各国大百科出版社及图书馆互换信息，以交换书刊的方式，不使用外汇就得到大量书刊资料，为初创的中国大百科事业尽了力，也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余热。

1957年，他努力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拆“墙”架“桥”，因此获罪22年；晚年，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初的梦想，为祖国通向文化繁荣之桥添砖加瓦。对自己的百年人生，他这样总结：“我用自己的一生参加了中华民族驱除外寇，富国强民，追求民主的伟大变革，我也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这百年间的苦难与奋起，直至我75岁高龄才离休安度晚年。”

离休后，他与老伴去国外的孩子家共享天伦。近百岁时，叶落归根，回到自己无比热爱、为之复兴崛起奋斗了一辈子的祖国。

(本文写好未刊之际，传来王福时先生因病于2011年7月2日去世的消息，享年100岁。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世纪老人。)

自由知识 篇4

Nancy Olivieri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血液遗传病方面的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 她和制药商奥贝泰克 (Apotex) 公司签订合同, 在卫生与安全委员会指导下在依赖输血的地中海贫血患者身上测试去铁酮与铁离子的螯合作用。Apotex公司拥有去铁酮药物的专利, 并对Olivieri的研究进行资助。在实验过程中, Olivieri发现了去铁酮药物的两个危险:一是经长期使用, 该药会失去疗效;二是该药将导致肝脏纤维化。不顾Apotex公司的威胁, Olivieri将她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于是Apotex公司撤销了对多伦多大学有关该药物实验的资助, 并威胁对Olivieri提起诉讼, 指控其违反保密协议。而此时公司正就向多伦多大学及其教学医院捐赠3000万加元进行谈判。Olivieri也被多伦多大学撤去了在多伦多不健康儿童医院血液研究项目中的职务。

随后, 就该事件结论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报告被提出来。一个是由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完成的, 它认为医院和多伦多大学并没有从事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指责了Olivier的行为。另一个是由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完成的, 它认为Olivieri不承担责任。该报告总结说:Apotex公司以起诉来威胁Olivieri不将事实公之于众的行为, 侵犯了她作为一个学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该报告认为, Olivieri把她发现的有关危险情形告知患者和其他科研人士, 正是履行了她的道德义务。[1]

Olivieri事件在宏观上凸显了现代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映出很多问题:现有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 (本案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与学术自由 (本案中的科研自由) 是否存在冲突?在学术资本商业化过程中, 高校科研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学术科研自由?现代大学应如何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性, 担当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大学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自中世纪产生以来, 大学就存在着对知识的拥有和利用问题。中世纪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是知识贮存、保护和传播文化的“象牙塔”, 其功能是通过学术研究以增进知识, 通过人才培养以传播知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属于“智力公共财富” (intellectual commons) , 供世人免费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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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这一时期, 大学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主要是以“可发表性” (publishability) 来定义的, 科学论文作为对知识的“贡献”投给出版物在期刊上出现, 标志着科学共同体对它的“接受”, 同时成为公有知识的一部分。[2]这种情况下, 大学的科研成果一般不适用于保密或专利化, 通常要求以作品的形式公开发表。

1810年, 德国的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 倡导“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办学理念。18世纪末期, 在英国爆发以蒸气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 把科学推向前进。19世纪中叶, 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学实验室在德国的吉森大学成立, 科技开始被带进大学。后来, 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理念被留德的美国学者带回美国。19世纪后期, 在美国, 当大学的学者获得少量资金购买研究材料和雇请学生进行研究的时候, 研究活动超越了个体事业的范围, 成为大学的使命与特征时, 第一次学术革命悄然发生。大学开始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 发展科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大学通过将国家资助产生的研发成果向产业界转移, 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市场机制在大学科研资源配置与创新导向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 还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把知识转变为经济活动, 第二次大学革命发生了。第二次大学革命是在大学研究商业化功能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核心活动是:将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产品, 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使得大学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这种情形以美国最为典型。

二战以前, 美国大学虽然已经拥有了许多科研成果。但是大学并不愿意申请专利和许可。因为大学害怕申请专利会阻止知识的进步和扩散, 或者至少在外人看来, 会阻止知识进步和扩散。而这与大学作为创造扩散知识的机构的宗旨不符, 也有违于大学对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承诺。战后, 美国许多大学都采取了“不参与”政策, 禁止以机构的名义申请专利, 但允许教员以个人名义申请和保留专利。[3]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开始在产业界发起了大量的行动计划将高校与产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大学研究激发地区经济的发展。比如, 创建大学科技园, 支持“企业孵化器”和“种子资本”基金, 以及其他联系大学和产业创新的“桥梁机构”。[4]然而, 联邦政府资助下的高校研究虽然产生出许多科研成果, 但是成果转化率却很低。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 意味着是公共财产, 纳税人都可以用。如果一个企业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促进了一项研究, 其他企业会马上合法使用, 这样企业就不肯介入大学的研究过程。

1980年, 美国国会通过拜杜 (Bayh-Dole) 法案 (又名《贝耶一多尔法案》) , 成为事情发生转机的标志性事件。该法案统一了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 允许高校拥有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转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这一法案改变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归属问题, 被誉为促进“大学技术转让的大宪章”。[5]亨利埃茨科威兹形象地描述了拜杜法案在高校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正如1862年的《莫瑞尔法案》扩展和形式化了起始于19世纪的农业创新系统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为大学技术转移起了类似的调解作用。如同《莫瑞尔法案》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间接地资助了大学, 奖励给它们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实质上相当于赠地, 只是这次在赠知识产权。”[6]

由于知识产权在高校科技创新中作用的凸显, 市场的力量开始向高等教育中渗透, 高校即便是获得了一定的自治, 但是却难以摆脱市场的束缚, 高校必须主动地面向未来应对市场的冲击。西方许多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向创业型大学或创新型大学的转变。在公立高校, 当学术知识可以成为为私人获取利益的知识产权时, 学术资本主义就开始形成了。1997年, Slaughter和Leslie在《学术资本化》一文中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学术资本主义也称大学资本主义, 是指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是公立大学) 与专业学界有争取外部资金的市场或类市场 (market-like) 的行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它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7]

三、大学社会责任的困境: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冲突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知识产权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私权。但是, 基于大学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传统, 大学学术信息交流呼唤学术成果的共享, 而学术成果共享的可复制性、无损耗性等特点, 要求信息资源无偿或低成本使用, 这都和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产生了价值上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 大学在高新技术的可专利化研究领域越来越远离基础科学, 权利人基于知识产权对知识财产的不当控制或过度谋利很可能对大学教育科研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基础和环境造成破坏。

Olivieri事件的实质是科学研究自由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私权性之间的冲突。科学研究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内容, 它是科学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享有的选题、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是科学创造的先决条件, 离开了科学研究自由, 也就没有了科学的创造性, 大学的科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科研自由中包含了信息获取权 (信息获取自由) 和信息表达权 (信息表达自由) 两方面的内涵。信息获取权要求科研人员应该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 能够有足够的渠道获取必要的课题研究信息。信息发表权允许科研人员将其结果对外发表, 科研成果的发表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和传播, 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进入社会公有知识领域, 从而完成整个知识的生产过程。然而, 科学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对象的知识产品。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品如果恰好是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 那么这种冲突就产生了。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主体对知识产品的垄断权, 该垄断权为私人所控制和掌握, 这会阻隔对知识产品信息的获取和表达。

这种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前, 高校的功能已从单纯的教学、科研机构变成了一个兼俱社会服务性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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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高校担负起社会经济发动引擎的角色, 大学进行科研活动的非赢利与赢利性质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大学, ‘商业/非商业’尺度的应用一开始就令人气馁……这一尺度即使在今天也缺乏正当性。一方面, 学术机构日益将他们的研究市场化, 这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目的。与此同时, 生物技术产业正比以前执行着更多的基础研究的任务, 其活动最终具有一种商业目的。事实上, 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8]大学现在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活动, 努力从其核心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中获取收入, 大学成为直接接入市场追求利益的产业主体, 那么其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吗?

现今, “大学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 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 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各种责任。”[9]在产学合作的学术资本的转移过程中, 高校的社会制度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很突出地反映在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之上。例如, 科技成果完成后, 高校教师急于发表论文来评奖和评职称, 而企业则要求保密或申请专利。当产业逻辑控制了社会制度逻辑抑或学术制度逻辑的时候, 大学如何协调这种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常常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像Olivieri事件显示的情况那样, Olivieri与Apotex公司签订有项目研究协议, 如果按照约定以及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 Olivieri在没有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对外披露研究内容的, 但是, 科研创新的结果必须为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服务, 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由于实验的药物将导致受实验者身体的健康, 或者会侵害未来公众的身体健康, 从科研自由 (包含相对应的科研伦理责任) 的角度看, Olivieri基于信息表达自由权有权利将研究情况公之于众。但显然这与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相冲突。

四、重塑“象牙塔”:现代大学社会责任承担的价值重构

德里克博克将大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和非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促进大学教育机会均等与种族平等、发挥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等, 非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大学的政治立场 (如发布政治声明、股东决议、政治游说) 、大学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如大学对免税的回报、联合抵制和强制处理股权) 等。[10]现实生活中, 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社会责任和非学术社会责任的平衡方面, 还存在于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知识产权保护与大学科研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的就是在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科技服务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应当对当前的大学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进行重塑。

(一) 坚持大学自治、政府适度介入和社会问责相结合

学术资本主义描述的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处境。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市场”的理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领域, 以达到“节源增效”的目的。伯顿克拉

克曾提出一个广为引用的“高等教育的协调三角”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的模式:国家权威 (代表社会集体意志) 、学术寡头 (资深教授组成) 和市场 (个别消费者的意愿) 之间相互影响, 此消彼长。[11]对学术资本市场化给现代大学社会责任带来的种种困境, 坚持大学自治和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的理念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干预, 实行独立办学。只有实行大学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免受外界干扰, 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但是,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摆脱政府的控制。大学自治只能在现有的大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下才能存在。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因此, 应当坚持政府的适度管制和社会问责。政府的管理是矫正“市场失灵”的有效公共政策工具。而大学社会问责是政府、其他公共组织和公民的有效参与对大学各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质询与回应的过程。社会问责意味着大学在履行服务社会的功能的过程中, 要负责任地展示绩效, 包括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正确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 以实现其预设的目的。[12]在充分给予大学自治, 政府对大学的发展方向进行适度的宏观管理与指导, 辅之以社会问责机制,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消除市场对大学功利化的负面影响。

(二) 强调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大学学术自由的存在最终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不仅仅是科研自由, 包括教学自由在内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的一种基本权利, 也是大学履行社会学术责任的核心体现。在大学中知识是有尊严的, 不应该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控制和诱惑, 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本身就应该是大学学术责任的一部分。唐纳德肯尼迪认为“自由和责任, 权利和义务, 它们是交易的关系。”也就是说,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是互为补充和对应的关系, 他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 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一种对称与均衡的关系。[13]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应当强调承担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不能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而不履行学术责任。

随着全球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冲击以及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学术商业化的浪潮中涌现出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开放存取 (open access) 、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 、创作共用 (creative commons) 等信息资源共享的运动, 以对抗学术资本主义团体。例如, 从1998年兴起的“自由扩散科学成果运动”到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再到2003年《柏林宣言》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 无不昭示着大学教育革新经由“经济理性主义” (economic rationalism) 转向合作管理主义 (corporate managerialism) 。在这种商业化与去商业化的交合中, 知识产权保护与学术自由 (学术资源共享) 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面临这种冲突时, 要时刻不忘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这一理念。

(三) 协调大学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关系

2003年, 日本政府在其《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其利用的推进计划》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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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若知识产权保护走向极端, 将与现代社会中公平与自由竞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价值发生矛盾。因此,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 我们应当注重这些基本价值, 并寻求这些价值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的平衡。”[14]由于不存在着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 它要受一定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但是, 如果权利配置会导致一方主体显著不公平, 则应当调整权利配置使双方的利益能够均衡。所以, 面对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政府和高校应当采取合理的制度去进行利益平衡, 以保障高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科研自由, 从而保障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顺利进行。

米尔恩 (A.J.M.Milne) 在论及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即价值考量和选择要视保留哪一种权利对社会共同体更为重要, 以及放弃某一种权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行使某一种权利所达到的积极效果。[15]从公平主义哲学的角度讲, 利益衡量应当坚持一条原则, 即社会正义原则。根据社会正义原则,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两项冲突权利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利——其中一项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另一项为非基本权利 (主要为民事权利) 时,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优位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基本权利配置, 但是倘若这种非基本权利涉及到更大的公共利益, 或者两项冲突权利同属基本权利或同属非基本权利, 则应根据具体情况从社会利益本位原则、公平限制原则、平衡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这是利益衡量原则的一个基本判定规则。

自由知识 篇5

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我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支重要力量。做好这一领域统战工作，有利于团结、调动广大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四个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有利于实施人才资源开发战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凝聚智慧和力量。

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它主要包括：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的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员；自由撰稿人、自由文化人、独立策划人、各类经纪人、个体医生等自雇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中介型、非公企业型、自雇职业型。

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也是复杂的。首先，这些人具有很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如竞争意识，自主意识，拼博意识，效益意识，风险意识等。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铁饭碗的依附性相应减少，加之他们大多比较年轻，有知识、有文化、有一技之长，思想上存留的“传统”烙印少，行为上来自行政的干预少。这就使他们可以自由决断自己的事业，而为了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强调竞争，讲究效益。他们的风险意识、市场意识和创新意识更是与生俱来。面对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他们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强．更渴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其次，这些人由于来自于不同领域和不同的单位，分别在各自特定环境中，其群体构成日趋复杂，观念心态、行为方式以及自我价值实现方式日趋多样，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往往更强调自我，张扬个性，思想观念比校超前。更容易接受平等、自由、竞争、效益这样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也容易使他们的心态趋向多样性，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也明显地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最后，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心，关心政治，关注政策的变化，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普遍希望党和国家加大有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的力度，为他们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他们普遍有一种需要各级组织予以关心并希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现实中较高的经济收入与较少的政治参与形成较大反差，使有些人感觉国家政治生活离自己较远，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一些人在经济实力增强以后，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注意寻找反映自身愿望要求、维护自身利益、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政治渠道。

较之于其他的社会群体，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也有其自身的行为特点，表现在：一是高知识阶层。很多具有高级职称，大学学历，学有专长，专业知识丰富，有的成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前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流动性强。

由于其自主性和竞争性以及自身素质决定了他们呈较强的流动性，总的是趋向于能更好发挥自己价值，创业环境好经济收入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人际关系融洽宽松的地方。其目的是为了追逐自身价值实现的最优化。三是特别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价值能否实现，关注自己的业务能力能否得到提高，关注自己单位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是立于不败之地，虽然关注时事与政策，但对国情民情的关注相对较弱，对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关注较少，对团结和协作精神不注重发挥。四是趋利性。成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首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他们在平时的业务活动中利益是首先的标准，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性将会日益规范。

为做好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我县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工作，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掌握情况。

要摸清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数量及分布，根据该群体“自由”和流动的特点，加强与所在单位、所辖社区及所属社团的沟通，切实把人员摸准，把人头摸清，把去向弄明白，经常性、动态性地掌握他们的总体情况。要摸清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及规律，通过深入调研及对比分析，弄清这一特殊群体在个人成长历程中的大体轨迹，社会认同及自我评介的角色定位，政治诉求、政治态度及政治参与的主要参数等，掌握其整体面貌及发展趋势。

二、搭建平台。

要发挥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组织，增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政治素质，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延伸统战部门的工作手臂，更加有效地团结和凝聚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要建立社会中介组织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审计师协会、评估师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中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要建立跨部门、跨行业工作网络，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支持配合、各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全面覆盖各类各层面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网络体系，有效延伸统战工作触角。

三、完善机制。

要完善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的工作机制，建立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加强与各有关方面的联系，形成工作合力。要完善统战部门与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联系机制，通过多种手段或联系方式，及时通报交换信息。要完善日常工作机制，包括重点联系人员的退出机制、考察调研机制、宣传表彰机制、学习培训机制、信息采集机制、扶危济困机制等。

四、扩大联谊。

要结合形势需要和工作实际，发挥不同行业的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业务专长，开展富有特色的活动。要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考察活动，寓思想教育于活动中，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掌握政策，激发爱国情怀。组织他们开展事关国计民生课题调研活动，了解神情民意，反映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要组织他们开展义务讲学、捐资助学、科技下乡、法律服务等活动，促进社会和谐。要通过组织联谊活动，帮助他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将个人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把智力资源辐射到多个领域。

五、选拔培养。

要及早将他们纳入视野，注意发现和培养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建立和完善“自由择业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形成自由择业代表人士的考核评比机制，为代表性人物脱颖而出提供参考依据。要通过各类智力密集型社团协会推荐方式，发现和物色一定数量的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纳入无党派代表人士数据库。要通过培训提高素质，将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纳入人才培养规划，通过理论培训、实践锻炼、表彰奖励等，引导他们争当优秀中国物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对优秀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给予必要的政治安排，鼓励支持他们改造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自由知识 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服务业；南沙自贸区

一、分析框架

（一）发展优势（Strength）

1.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服务内容日益丰富。

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设施日渐完善，有利于共享产业内的各种资源，有助于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公益化和商业化的健康发展。我国已打造了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建成1个国家专利数据中心和47个地方专利信息服务网点、21个专利产业化试点基地、42家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67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75家专利工作交流站，开通了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热线。再者，服务内容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扩大服务领域，为行业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2.知识产权代理、信息、咨询、质押融资等服务快速发展。

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各行业分工链上的，各服务在产业链上分工协调，协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功能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代理、信息、转化应用、质押融资、维权援助等内容，行业内中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投融资机构、预警服务机构、评估机构等企业快速发展，大力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深入发展。

（二）发展劣势（Weakness）

1.规模小、体系不完善，缺乏国际竞争力

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业总体规模还较小，缺乏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法人主体；就整体来说，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很多领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或完整的产业链，以知识产权信息链为例，政府为地方专利信息网点提供的主要是整块的数据信息，在信息挖掘和利用方面还不系统和深入，各地方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因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不够、专业服务人员不足、提供深层次服务的能力有限等问题，没有形成有效、长效的集成共享机制，使得产业无法进入高速发展道路，缺乏国际竞争力。

2.服务层次低、服务形式单一、服务能力弱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现状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业务以代企业申请专利、商标等相对单一的服务内容为主，高水平、高层次的服务比较少。由于服务内容单一，进入门槛低，中介机构一哄而上，为争夺市场，竞相采取低价策略。低价竞争，一方面会造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另一方面服务机构为了保本盈利，只好降低服务档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3.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高端人才不集聚

知识产权服务业对人才具有高度依赖性，核心人力资本的培育是实现知识产权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前阻碍知识产权人才涌现的因素除了历史原因，主要表现在人才机制、人才结构和师资力量三个方面，三方面的欠缺、结构完善的不足都亟需加强。

（三）机会分析（Opportunity）

1.充分的政策支持

随着南沙自贸区的建立以及《方案》的进一步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业将被进一步落实。另外由于在自贸区内政府相应职能的改变，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都会导致在自贸区内对于一些相关政策能够更好的实施。如广州市知识产权相关机构在2012年下发的《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相信会在自贸区内得到更好的执行。

2.巨大的市场潜力

南沙自贸区的建立减少了国内关税壁垒以及进出口贸易摩擦，相对地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在《方案》中提出的要加快建立总部经济以及新型贸易业态，这些都为知识产权服务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

3.人才的集聚效应

自贸区的建立，必然能为自贸区，为广州以及中国带来更大的红利与机遇。这都会吸引更多的国外知识产权服务领域的人才进驻自贸区，为知识产权服务业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

（四）威胁分析（Threats）

1.国内外竞争加剧

自贸区的建立，放开了门槛，国外成熟的知识产权服务业的相关企业进驻南沙自贸区，国外企业拥有完善的硬件设施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会对国内企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竞争态势。

2.开放程度的提高导致不可预测风险增加

自贸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开放程度提高，但我国尚缺乏相关经验，面对风险较难做出准确预测。

3.自然资源的稀缺导致商务成本的上升[5]

上海是一个自然资源稀缺的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土地、能源等资源的约束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日益明显。土地资源稀缺导致的高房价对高素质人才具有挤出效应，土地价格高涨导致写字楼高租金、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集中表现在商务成本的大幅上升。

二、结论

1.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业法律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根据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完善的法律规范是产业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机制。当前，立法滞后仍然是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需要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经验，根据国内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另外，要不断深化南沙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为知识产权服务业建立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

2.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推动知识产权资源集聚

当前国内知识产权服务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尤以高端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短缺现象严重，成为该产业发展的又一瓶颈，为此迫切需要加快行业人才建设。重点培养从事知识产权代理、评估、交易、咨询、诉讼和专利检索等实务工作的专业人才；加快培养懂专业、懂外语、懂法律、熟悉国际规则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尽快形成一支数量足、素质高、结构合理、能与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3.大力发展市场化、品牌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构建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平台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使其品牌优势和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建议在南沙自由贸易区试行期间制定有利于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融资、财税等扶持政策，重点培育一批服务规范、诚实守信、专业化程度较高、有发展潜力的知识产权服务骨干机构、企业，鼓励和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4.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预警和争端解决机制

自由知识 篇7

1 图书馆中知识自由的特点

1.1 合法性

知识自由具有全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行为标准, 是人类在知识领域的进步, 具有历史文化合法性的特征。图书馆只有同等地对待每一位来图书馆获取知识的读者, 由读者接受并传播知识, 才可以起到教化个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目的。从哲学角度看, 知识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主社会赋予读者“普遍均等, 惠及全民”的权利。

1.2 合理性

将知识自由运用到图书馆中, 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只有将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 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最终将知识自由以人为本, 提高以个性为主体的价值理念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中, 才能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 真正实现知识自由在图书馆中的内在价值。知识自由于21世纪初传入我国, 因其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特点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界所认同并接纳。知识自由的传入, 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和理念导向。

1.3 科学性

在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的《图书馆服务宣言》中, 蕴含了“读者权利”“平等服务”等理念, 由此, 知识自由这一现代图书馆理念逐渐成为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2010-02-27, 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 知识使人自由, 追求自由是每个人向往的最大的目标之一, 而知识则是人类追求自由不可缺少的催化剂, 人类社会随着知识的发展而演进, 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催化功能。

蒋永福先生说:“所谓知识自由, 是指知识的自由生产、自由传播 (或称自由交流) 、自由接受和自由管理的状态, 或者说, 知识在公平开放的环境下, 无限制或最少限制地生产、传播、接受和管理的过程和状态。”袁庆乐先生认为, 知识自由是指“每个人都有无限制地寻求和接收所有观点之信息的权利, 包括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接受他人意见的自由”。

2 图书馆服务与知识自由

图书馆服务是实现知识自由的基本途径, 图书馆服务的内容是向读者普遍、均等、无差别地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同时, 图书馆的职责就是维护读者的知识自由, 使读者在图书馆享受平等获取知识的权利。可以通过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来突出和落实知识自由理念, 具体表现为: (1) 平等对待图书馆的读者。不论学历和职称, 都享有同等的借阅册数和期限, 对书库要求也不做限制。 (2) 规章制度中不可出现诸如“禁止”“不准”“不许”等字眼, 把读者当作被约束的对象。 (3) 不能在工作中态度傲慢, 言语激烈。

在图书馆中实现知识自由, 应切实保障读者的权益, 同时为自己提供有利平台, 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1) 资源平等。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地开放资源, 为读者提供各项服务, 各类人员的信息资料和选择方式应平等;根据各类人员的需要提供各种服务, 服务工作中应坚持方便、快捷、平等、科学, 创新、满意等原则。 (2) 资源公开。图书馆应尽可能地开放更多的资源, 包括对各类规章制度、服务流程、信息检索的完善和馆藏资源的公开。总之, 应将有关的资源及时向读者公布。 (3) 尊重读者资源隐私权。

图书馆服务是从图书馆的角度论证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知识的过程中应该做的事情。社会主义哲学认为, 信息的来源是信息社会中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图书馆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读者关乎信息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人文功利主义认为, 图书馆是知识的天堂、教育的工具, 而教育是当今社会每个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所以图书馆服务也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平等权利。个人主义认为, 平等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利是维护人类思想自由的基本条件。

对不同的知识、信息需求进行深层次细分, 以用户满意为标准开展服务, 既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也能使馆藏信息资源更好地被利用。图书馆咨询服务台应由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负责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 一方面可以为读者使用馆藏资源提供有效的指导, 另一方面, 如果读者在搜索文献时遇到困难, 咨询馆员可以迅速、准确地帮助读者获取其所需的信息资料。

3 知识自由的意义

知识自由作为读者的基本权利,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 人们争取知识自由权利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与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阅读限制的斗争, 并随着人类民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深入。恩格斯说过,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 可以说, 人类争取知识自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部斗争史。张靖、吴顺明认为, 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自由是知识自由在图书馆领域的具体化, 或者说, 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自由是实现知识自由的保障。李国新先生指出, 图书馆自由不是追求图书馆自身的特殊自由, 图书馆权利不是追求图书馆自身的特权, 它的终极目标在于保障国民的认知自由。因此, 知识的自由是图书馆文化的进步,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知识的自由生产、自由传播和自由利用中,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知识的自由获取, 通过阅读图书馆的馆藏图书, 可以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 丰富读者的知识。图书馆服务中对读者的平等对待, 将直接影响图书馆中知识自由的实现程度, 因此, 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 图书馆员也应该探寻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用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环境和丰富的馆藏资源吸引读者, 使图书馆的文化知识得以传播。

知识自由强调读者获取知识和读者传播知识的完全自由, 在现代社会, 尤其在注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们对图书馆是否应该承担起社会知识信息的过滤器, 只向读者提供被社会主流认同的、真实可靠的知识信息和代替读者判断“最好的图书”提出了质疑。因此, 图书馆在意识形态上要保持中立, 参考读者意愿, 依据知识自由理念定位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4 结束语

自由知识 篇8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况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属中国自由贸易区范畴。上海自由贸易区是根据我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我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特定的区域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地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免收或优惠过路费(关税)。与国内外大多数传统自由贸易区不同的是,传统自由贸易区是多个国家一起共同制定经济、贸易运行的规则;而上海自由贸易的方式是某一国在这一区域内,自己制定经济、贸易运行的规则。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总面积为28.78 km2,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作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的范围包括以下方面:版权及相关权、商标、地域标识、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包括商业秘密等7种知识产权),规定了最低保护要求;并涉及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问题,规定和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程序,有条件地将不同类型的成员加以区别对待。该协定的宗旨是促进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范围内更充分、有效的保护,以使权利人能够从其创造发明中获益,受到激励,继续在创造发明方面的努力;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与阻碍,确保知识产权协定的实施及程序不对合法贸易构成壁垒。

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来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是促进各成员国经济贸易良性发展、减少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应当成为上海自由贸易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当前知识产权协议的知识产权规范、发展趋势

3.1 欧盟近年来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知识产权在贸易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欧盟贸易间的关系由消极性的防御转变到富有进攻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开始成为欧盟各国贸易协定的必备条款。欧盟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规范,不同时期的欧盟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多元、范式殊异,从早期仅具宣示性意义的条款跨越到具有硬性约束力的详细实体规范,从软性协调模式转换为全面的

TRIPS—plus范式,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核心、抽象到具体、宽松到严苛、温和到激进的演变过程。欧盟贸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转型的动因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竞争环境的变化,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经济信息化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贸易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决定国家间竞争实力的标杆。二是新兴产业的诉求,如移动通信技术技术标准、网络通信技术标准的制定,需要多国、多个企业参与,新兴产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三是维护欧洲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需要,最早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源于欧洲,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法律的制定,因此欧盟将会加快知识产权保护转型,通过更有力的法律体系维护欧盟知识产权的主导地位。

3.2 美国近年来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结构的变化,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成为美国技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分为4类:由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工业产权、商标、版权和商业性特许经营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持续增长,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在2012年达到1 618.5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15.1%,其中出口额为1 218.1亿美元,进口额为400.4亿美元。和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一直为顺差。2012年,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顺差为817.7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顺差的42.8%,其绝对规模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因此,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将继续贯彻美国贸易协定这一富于侵略性并固定划一的知识产权条款,来保持美国强势的知识产权贸易输出地位。

3.3 我国近年来与自由贸易区方面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方面的成果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各缔约方之间关于建立涵盖货物贸易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应包括基于WTO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现行规则和其他规则,以便促进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充分的保护。最终“各缔约方同意合作应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现如今,中国已与东盟各国建立了基本法律保护框架。

虽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的基本法律保护框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但是强制力和约束性存在不足,东盟各国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参差不齐,短时间内还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实施。

4 上海自由贸易区未来知识产权贸易协定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未来知识产权贸易协定有以下2个发展趋势。

4.1《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李克强总理曾表态,构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要打破“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目的在于打破束缚生产力的制约因素,释放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潜力。上海自由贸易区中的关税、利率对于企业而言将是利好的,但就知识产权而言,如果大批中外企业进入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侵权、盗版、假冒的发生概率将会增加,而且作为贸易的增值部分知识产权亦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这会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不仅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应当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其标准和保护力度应当更为严格。

4.2 中国政府将积极参与知识产权规则、机制的制定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几乎没有一个是由我国主导的,我国参与制定知识产权规则的机会不多,话语权较少。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而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WTO的框架还是不够的,如果要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吸引到上海自由贸易区,一是需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如美国的“337条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之类的法律。因此,比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上海自由贸易区受到这些国际协定的影响更大,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更国际化。借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对参与多边、双边的知识产权规则制定,对于释放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潜能、保护创新性强的国内外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时间和空间,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是极其有利的。二是要完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以专利、商标、版权为例,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程序相当繁琐,而且又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确权、评估、判定等一系列复杂而又冗长的环节,如此知识产权分散执法现状很难做到对创新型企业的有效保护。因此,应积极制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等机制,才能对上海自由贸易区内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例如,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为改变知识产权分散执法现状,上海市自由贸易区将在全国首先尝试版权、商标、专利3种知识产权类型统一执法模式,并设立专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取代传统的专利授权、商标注册、版权登记等行政机关,统一实施行政执法权”。由于专利、商标、版权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只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做到统一、快速执法,探索建立积极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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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静,朱雷忠.欧盟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规范:演变、动因与趋势[J].商业研究,2013(7),165-171.

[3]潘远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的保护[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5-9.

[4]吴汉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J].法学研究,2005(3).

自由知识 篇9

一、“人权派”对国家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政治制度上先决的问题自然是对国家(State)的态度。”[2]“人权派”对目前的国家是什么态度呢?罗隆基认为,首先,国家是一种工具,即“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其次,“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基于此,罗隆基指出国家的功用就是保护国民权利;在于培养与发展;国家要供给人民一种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环境。[2]所以人权派站在这种“国家观”的立场上,必然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根本否认国民党有“训政”的必要。

与此同时,胡适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客观”地对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进行观察后,得出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认识。胡适认为,造成当时中国落后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原因并不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不是军阀,[4]甚至也不包括帝国主义;中国社会中只存在“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认为只有打倒这“五个大仇敌”,才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那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地呢?胡适认为,所谓“革命的路和演进的道路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政治上所谓的“革命”也都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其区别仅仅在于“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同时,他也讽刺那些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国革命唯一方法的人,指责他们只是“用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其结果只能造成“兵化为匪,匪化为兵,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既使所谓“有主义的革命”,胡适也认为那“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而已。因此,他反对走“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道路,主张采用“自觉改革”来代替“盲动”的革命,即通过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5]

二、“人权派”的国家观

“人权派”站在自己对国家和社会革命道路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反对独裁政治,主张专家政治,即专家治国。“人权派”根本否认国民党有“训政”的必要,他们认为国民党采用“党在国上”的独裁制度是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实际上是“‘建国’上南辕北辙的方法。”[2]所以他们主张依靠“平民政治”与“专家政治”来建国、治国。作为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政府,罗隆基认为它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由人民委托的治权,二是有专家知识的行政。”因此,要把国家建立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的代表必须包含三点:一是“议员一定要用普通选举制产生”;二是“在选举上选民有绝对的集会结社思想言论的自由,换言之,打消党外无党的限制,各政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选举”;三是“制定选举违法舞弊法,限制武力,金钱,及其他非法手段,干涉选举”。[2]

“人权派”认为中国目前政治上的紊乱状况,大部分的罪孽是在行政上。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存有“两种恶势力”:一是“武人政治”,二是“分赃政治(Spoil System)。”[8]要纠正社会上的这两种弊病,解决当时政府的最大危机———“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9]在20世纪的行政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时候,20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也就是说,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没有专家政治,什么样的主义,都谈不上。”[8]胡适也认为“今后必须尊重专家,宴请专家去顾问政治,解决难题;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不配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11]罗隆基更是详细列出了“专家政治”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条件,主要包括:采取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采科学的分级及订薪制;订定官吏违法舞弊法;订定官吏的退职养老制等;吏治制度与教育制度联合进行。[2]总之,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建国”问题,“人权派”认为最紧要的是实行“专家政治”。通过“专家政治”,消极的方面,可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8]行政机关有了专家人才,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大部分就能解决,因而“国家的兴旺发展不成问题了”。

其次,“人权派”主张民主政治应与法治相结合。为了尽快在“重武不重法”的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罗隆基主张应立刻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为“没有宪法,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没有根据。但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包括各行各业、各党各派、各地方的代表,也应包括相当数量的专家代表,只有在这样的国民大会中,制定出的宪法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胡适也指出:我们“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14]因为在“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能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而且,“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训练的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15]因此,“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也就是说,“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的。”[16]然而在目前“训政”体制下,事实上并非如此。“人权派”认为,有权力有地位的独裁者仍是“法治”上的重要障碍;执政者并不是守法的模范,因而处理事情也不可能依据法律、尊重法律。当然,对于国民党通过所谓国民会议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这种事实上是“主权在党”而不是“主权在民”的《约法草案》只能是“母亲骗孩子的把戏!”[17]因为《约法》中明确规定了“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18]这明明就是“党治之下,完完全全剥夺人民的主权”,而《约法草案》上却还明文规定着“主权在民”,而不敢光明磊落地承认“主权在党”原则。以法治的观点来看,“人权派”指出,“主权不能委托给人”这一原则,就在于“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17]

三、对“人权派”及其国家观的评价

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是近代自由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显然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在这一现实面前,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退缩,其中尤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为代表的“人权派”高举“人权”旗帜,向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发起了挑战。他们列举国民党摧残压迫人权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党在国上”的独裁制度;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一主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但是,作为以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权派”,他们怀抱欧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脱离当时的中国国情考虑问题,因此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他们的国家观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人权派”不能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否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权派”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真正敌人既不是国际帝国主义,也不是国内封建势力,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而“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5]所以中国当时真正敌人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此种对中国社会性质地论断,在梁漱溟看来,真可谓“轻率大胆,真堪惊诧!”[21]梁漱溟指出,事实上是“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是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帝国主义都扼死了我们产业开发的出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21]因此,“人权派”看不到当时中国的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了,因此也就不知道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才能解决;而对于当时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封建势力也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否定。“人权派”这种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的中国,要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首先解决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问题和反封建主义的社会民主问题。否则,任何再好听的口号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被当时的时代主题所吞没。

其次,“人权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不明白“革命”的真意,因此对于当时国家的改造,他们认为只能走改良之路。“人权派”都不满意当时中国的现状,也都反对那种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但是,在其“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后,他们主张改造社会的观点“始终是以革命附属于渐进的改革”,即“以渐进的改革去注释革命”。[23]胡适认为,“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地加上了一鞭”,即“加上人功的督促”。[24]从方法上说也是这样,“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宣传与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人的主张,或由立法,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这是和平的人功促进。”所以,“武装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5]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在当时的中国用和平的方法是不能根本废除旧制度的。而且胡适也曾经指出,历史已经指明了“每一次的前进,总不免同时引起了不少的反动势力。”[26]既然如此,不用暴力打倒反动势力,怎么能有前进的可能呢?所以连同情胡适的梁漱溟也不得不对其说道:“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27]乃是事实所必需。没有革命就没有进化,革命中含有进步的变化,所谓进步的变化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变化,这才是革命的真义。

自由知识 篇10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倾向

国际上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已有300多年历史, 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 并成立了有关的国际机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一种法律保障工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今天, 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快于对有形资产的投资, 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 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 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更高的产出”。基于这些, 知识产权也随之在世界范围不断升值, 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并制定了要定期达到的国际同意保护标准。知识产权的国际趋势是:“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力度相对提高。

二、法律一体化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里的争论

(一) 经济一体化带来法律一体化

不得不承认, 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势。对于法律全球化, 吉林大学教授张文显认为: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法律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法律的“非国家化” (denationalization) 、法律的“标本化”或“标准化” (modelization) 、法律的“趋同化”、法律的“一体化”或法律的“世界化”。全球法律一体化就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在趋同化的作用下逐渐相互整合, 最终形成世界性统一法律的过程。

从制度层面分析, 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相伴随必然的是法律规则的趋同化。规则作为一种资源与效益的调节器在一方面造就一种稳定的、国际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秩序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法环境在传统上所固有的软法与弱法的形象。

(二) 法律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反思

规则的借鉴与移植也导致了技术性的壁垒, 或者说相对先进法则与本土资源不衔接的现象。同时, 体现西方法律文明的规则趋同化也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权:

1、多极化发展, 不仅是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要求。

其自身特点也决定了, 国家法律的法律和制度也要保持相当水平的独特性, 国际间的法律多极化也应当得到支持和理解。一方面, 根据地域和传统, 在充分考虑国际交流和经济流通的前提下, 变通制定适合自己群体和受众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 多样化的国内法之间有较大的空间以便相互交流借鉴, 并由此促进各自体系的发展。

2、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不允许。

从全球来看,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而利用法律制度来保护国内经济可以看做是这一地区人们的基本要求和自然权利。

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

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成立, 开启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崭新时代。在这个阶段内, 多边体系不断发展, 一方面不断缔结新的国际条约, 新增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修订已有条约, 更新保护规范, 国际公约适用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我国1980-1999年, 陆续加入了13个主要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协定。

从《巴黎公约》缔结到WIPO的成立, 再到WTO成立,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趋于系统化、全面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不仅在范围上不断扩大, 而且在执行力度上有所加强。最初只是一些双边协定, 对其他国家没有法律约束力, 后来的多边协定也只局限于少数国家, 对协定外国家也没有约束力。当WIPO成立后, 成员国不断增加, 并有了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协调管理各方利益, 利用其权威制裁违反约定的成员国, 使执法力度得到加强。但是, WIPO毕竟无法有效地对抗主权国家, 当一国出于利益考虑不守约定时, WIPO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制裁力量对其采取有效措施, 尤其是对于非成员国毫无办法。发达国家对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满, 除了对“侵权”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进行单边谈判外, 还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 在制度内合法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在筹备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发达国家利用一揽子计划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 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纳入WTO的框架中, 这就使得贸易制裁成为对违反知识产权协议的国家的合法而有力的惩罚手段, 从而增加了执法力度。

四、知识经济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不足

知识产权的一整套制度成形于19世纪, 而现在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社会现实下,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

(一) 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已不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新的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半导体芯片、自动化技术、国际互联网信息、网络域名、卫星传播、海洋技术、环境技术等接连出现, 给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带来新的问题。这些新技术应不应该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怎样保护?都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有的技术本身在伦理道德上还存在着问题, 对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更复杂了。有的技术还涉及到专利法和著作权法或者商标法相结合的问题。对这些知识产权我们应该如何保护, 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 现今知识产权保护的期限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为薄弱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更新速度相当快, 这不仅带来了技术总量的迅速扩大, 知识的传播速度也明显加快, 而且还带来了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有专家测算, 技术每年的淘汰率是20%, 这意味着技术的生命周期只有5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者戈登·摩尔曾在1965年提出一条“莫尔法则”, 即每18个月微处理机的能力翻一番, 但其价格却保持不变, 这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并且我们看到的现实更加咄咄逼人, 近些年微处理器的技术含量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18个月”已经不能完全说明这一发展速度了。由此观之, 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保护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 并且应考虑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况。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侵犯知识产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侵权, 因为其运用了高科技, 所以侵权的成本低、规模大、利润高, 所以侵权者敢于铤而走险。虽然整个国际社会都在严厉产权主体日益增多, 但在法律上的保护尚未跟上, 比如网络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目前的立法是无法全面对其进行保护和救济的。

(三)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尚未真正国际化

从19世纪80年代至今, 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缔结了20多个条约, 然而, 其调整的力度却不可高估。目前在知识产权上发挥根本作用的仍是各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法。考察现行的条约, 我们会发现, 他们几乎都是以承认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差异为基础的, 国民待遇原则是其立法的基石。但现在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存在着较大差异, 提供的保护标准也相差甚远, 虽然各条约规定了一些“最低标准”, 但并没有改变它对国民待遇的依附地位。正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庞大但作用有限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五.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两点建议

(一) 逐步扩展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1999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关于国际因特网域名问题的最终研究报告, 对全球域名系统的整体性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2000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 着手探索有别于现代知识产权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除此之外, 在有关人权、文化、贸易、粮农、土著权利、劳工标准、可持续发展、土地、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国际论坛中, 世界各国际机构都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还不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应作出进一步努力, 尽力解决新兴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

(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