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课程

二战后美国课程（精选8篇）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1

摘要：分析了二战后美国课程改革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二战后美国课程,改革,危机

二战后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课程改革主要有年代末年代初的学科结构运动, 年代的回到基础运动, 以及年代以来的标准改革运动。试图以一种较为宏观和整体的视角来深入对这几次改革的研究, 着重探讨这几次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国课程改革的一些整体特征。

任何课程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效率和恰当性, 而这取决于教育的外部因素 (如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 和内部因素 (制度内自身的活力) 两个方面。[1]美国的课程改革也是如此。

1 二战后美国历次课程改革评述

1.1 社会效率与进步主义的之争

可以说, 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教育, 是社会效率和进步主义针锋相对, 此消彼长的时期。1911年, 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科学管理的原理》一书出版以后, 效率取向不仅在经济领域盛行, 并迅速波及社会其他领域, 从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效率运动。在课程领域, 富兰克林·博比特于1918年出版的《课程》、1924年出版的《怎样编制课程》, 查特斯与1923年出版的《课程编制》等著作, 无不反映了课程领域受泰罗主义的影响。

而以杜威、帕克、克伯屈等人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运动旗帜鲜明的提出“通过科学的研究他的智力、身体、精神和社会特征的需要, 使个体最自由、最充分地发展”[2], 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1919年进步教育促进协会成立, 1938年该会会员人数居全美各协会之首, 表明以儿童发展为己任的进步主义运动以深入人心。

1.2 以科学保卫国防

在旧金山会议上由于政治地理方面的对抗不仅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冷战, 也引发了两国间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年秋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事件, 使得美国人对国家的强大产生了怀疑, 甚至还产生了“脆弱的美国”这样的想法。1957年, 康茨发表《苏联教育的挑战》一文, 提出整个苏维埃教育反映了教育是进行政治控制并建立完全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无所不包的工具这一信念, 号召美国以教育对抗教育, 响应挑战。[3]在这之后, 美国彻底进行以科学卫国防的课程改革。1958年9月2日, 《国防教育法》获得通过, 为课程开发设立联邦基金, 重点资助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改革。

1.3 回到基础的课程改革

20世纪7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兴起让美国主流文化感受到了一种被侵蚀、被剥削的“危机感”。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此后的两次世界性的石油价格猛涨, 引起国内经济衰退, 劳动力过剩, 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人们对学校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该运动当然缺乏理论基础, 而且似乎在没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着。”[4]回到基础”强调的是基本技能和基本训练, 专注于三Rs, 即阅读、写作和算术。

1.4 追求统一标准, 统一优异的课程改革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时代, 这种危机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社会影响, 如日本的汽车生产效率高于美国等, 也来自于内部, 即对教育的失望。“以往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在教育上、在读写能力上并在经济成就上超过他们的家长。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超过、不等于、甚至达不到他们的家长的教育技能, 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5]1985年到1989年, 民间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推出了《美国2061计划》;1991年, 白宫签发《2000年的美国———一种教育战略》;1994年, 克林顿总统签发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2001年, 布什政府公布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的教育蓝图;2002年, 作为对“9·11”恐怖事件的回应, 美国联邦教育部颁布了《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

2 改革的背景

2.1 文化上的“危机”意识

危机-教育改革的思想在美国文化中十分根深蒂固, 美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危机意识, 他们不能忍受落后, 不能忍受一点点所谓的“威胁”或是“危机”。例如, 别国军事力量比自己强, 科技比自己先进, 经济比自己发达。这种危机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也不是单纯由简单的政治口号推动的, 而是由美国借以迅速崛起的方法所铸就的一种民族品质和思维框架。

2.2 经济危机

改革的背景之一就是遭遇到了经济危机———即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全球经济领先地位受到了威胁。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经济发展培养必需的人才-一支训练有素和具有较高适应能力的劳动力,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 “才能具备适应结构性变迁的能力, 也才能抓住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在很多情况下, 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对教育和人力资源所受到的经济待遇进行或许是严重的再检验”。[6]

2.3 政治危机

隐藏在教育、学校、课程背后的这种政治实力比较, 首先源于教育及课程的一般特性, 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教育控制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控制, 课程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教育、课程与政治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对于纯粹教育、纯粹课程的追求都只能是一种枉然。例如, 在20世纪下半期, 人们显然开始把教育看作是各个社会中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关键。

3 历史总结

尽管每一次改革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不尽相同, 但相同的是, 每一次课程改革都发生在对前一次改革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之上。

上述的这些所谓危机最终都会落实到学校头上, 关于危机的争论最终会引发对学校的批评, 而对学校的批评又最终会引发改革。这种批评, 不仅有理论分析, 更有数据支持主要体现为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可行性数据。如《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所列出的由种种数据得出的结论:

1 0 年前对学生成绩所作的国际比较显示出,

在19种学业测验中, 美国学生从未得过第一或第二名, 并且, 与其它工业化国家比较, 7次是最后一名;

中学生在大多数标准化测验中的平均成绩, 现在低于26年前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时的水平;

这不仅仅是因为学校是一个承载批评的好场所, 更因为教育所具有的批评贮藏功能和安抚作用。对学校课程的改革, 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从而减轻政府及其行政机构所负载的批评。久而久之, 这种对于学校的批评, 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根据William L.Walker的总结,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 学校每五年就会被要求改变其课程方向, 学校及其课程, 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都会受到不断的挑剔、指责和攻击。”[7]

参考文献

[1]王学风.新加坡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

[2]Saylor, G, Alexander, W., &Lewis, A.Currilum plan-ning for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p241.

[3]Counts, G.The challenge of Soviet education.New York:McGraw-Hill.1957.

[4]瞿葆奎.马骥雄选编.回到基础学科及其意义, 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484.

[5]瞿葆奎, 马骥雄.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593.

[6]Benjamin Levin著, 项贤明等译.从启动到成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3.

[7]William L.Walker, Education's New Move-ment——Privatism, Education Leadership, March1978.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2

一、经济战略演变简介：

二战以来，美国外贸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贸易阶段、调整阶段和多元化阶段。外贸政策的持续转变，实质上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客观事实。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要防止“被”全球化。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来化解外贸纠纷。

二、政治战略演变过程详解：

从冷战到冷战后，美国的霸权野心还不断膨胀，从遏止共产主义发展到在全球大力扩展民主与自由市场，从充当西方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志。

霸权战略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历史上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美国特色。

（一、）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撑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维持联盟体系与在势力范围内施展霸权的方式别具特色，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形成一个包围对手的网络。

（二）、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为自己的霸权扩张披上道义合法的外衣是几乎所有霸权国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国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维护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其动员国内社会力量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号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凭借各项实力的巨大优势，以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问题挫折的反衬之下，美国所极力推广的价值原则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与制度成为规范国际社会的原则框架。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道义的旗号与标准从具有防范意味的反苏反共转变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进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广所谓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其所谓的价值标准开道。

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道义目标与道学面具绝非不计工本，现实利益与实力的算计始终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进民主”作为旗帜的同时，美国并不放弃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仍以国家的现实利益

并将“双重标准”作为调和道义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霸权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共同要求。冷战后，如何实现“促进民主”和守护现实国家利益的统一，再次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在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但受制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消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⑴杜鲁门政府(1945－1953)的“遏制”战略

遏制战略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表明美苏已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立和对抗，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并建立北约，还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⑵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军事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⑶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的“和平战略”

“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军事战略上，实行“灵活反应战略”。

⑷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的“尼克松主义”

所谓“尼克松主义”是指在美国实力地位严重削弱，国际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尼克松主义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

尼克松主义的内容有：①把建立同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②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③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④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它是在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的不利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全球霸权。⑸卡特政府(1977－1981)的“世界秩序战略”。

卡特政府初期延续尼克松主义，上台后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① 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关系。②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推进关系正常化，谋求建立抗苏的战略合作关系。③ 把缓和东西方

权外交。

⑹里根政府(1981－1989)“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里根主义”）面对美国的内外交困，里根提出了“重振国威”、“扩军抗苏”的口号。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在经济上拖垮苏联。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并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此外，努力恢复对西方的领导，以实现反苏的总战略。这些都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

⑺老布什政府(1989－1993)的全球战略

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意图实现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第二，提出建立欧洲新格局，实质是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第三，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实质是要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⑻克林顿政府(1993－2001)的“参与和扩展”战略

这个战略有“一个目标”、“三个支柱”。“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巩固和扩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即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此，要防止潜在的战略对手和新的超级大国，重点遏制有那些有潜力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所谓“三个支柱”，是指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人权。其内容是：①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②突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大力推行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力图在全球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③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应付新的安全挑战。A.第一任期间

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国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B.第二任期间

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立超级大国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

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

⑼小布什政府（2001年1月至今）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战略 小布什上台后，采取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谋求建立美国霸权地位。②强调军事优先，注重培植美国的军事实力。③注重美国本土安全。④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⑤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⑥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意在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塑造中东地区新格局，影响国际政治。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对“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从以上各个时期的变化不难看出，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是政策中的一条主线，核心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逐步接近于称霸意图。就目前来看，中、俄的崛起，日本和西欧的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依然是美国称霸世界难以逾越的阻碍。美国为突破障碍，采取了发挥其军事上的优势，控制全球战略要地；拉拢部分资本主义强国；利诱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压制其潜在对手等措施。

三、文化战略演变过程：

美国的经济、军事强势不仅将其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政府将对外文化宣传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3

关键词：教师教育思想 “学科-知识理性” 解制主义

一、二战后美国教师教育思想的流派划分和研究基础

通过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分析可见，国内外学者多运用价值取向的概念对教师教育思想进行归类研究，据此，他们将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划分成“学术取向”、“专业取向”、“社会取向”这三大体系。由字面分析，学术取向指那些关乎教师的事业应具有学术性；专业取向指应以专业化的视角看待教师发展；社会取向指关乎教师的事业应具有社会性。通过对历史的客观观察可以发现三个取向的复杂关系：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思想流派既重视教师专业知识的学术性，又重视教师所需学科知识的学术性，而两者所占比例的轻重决定其思想流派的归属。而在教师的专业化进程中，为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表明教师教育思想专业发展的过程同样也关注教师教育和教育本身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教师教育思想流派划分不应以价值取向的概念为标准，这样在分析思想流派的过程中容易形成认知、逻辑的混乱。价值取向主要以个人认知和行动为逻辑起点，它是判断、评价事物并形成稳定的人格内涵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所以一个人的认知和实践随着时间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可能会使其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从价值取向支配下的认识和实践形成的那个逻辑角度去观察历史进程中的思想流变，则容易忽略历史的情境性和过程性。与价值取向和逻辑推演相比，“理性”则更加完善，它本身包含了价值取向以及价值取向支配下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因此，本文试图从认知逻辑的演进过程来理性地归类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以“教师任教学科知识的学术性”为逻辑出发点，来回答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师观和教师教育理念，以推动教师教育改革。第二，“专业—实践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以“教师专业化”为其认知逻辑的出发点，强调教师职业的专业性，既包括机械化的“技术理性”的认知逻辑，也包含实践取向的“反思实践”的认知逻辑。第三，“社会—价值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以“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为认知起点，强调教师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教师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二战后美国“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的演进

1.回归学科学术本真：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初创

（1）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1893-1978）教师教育思想分析

在科南特的学术成长历程中，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其影响颇深。在研究教育改革问题时，柯南特倾向于感觉现实主义的经验方法。而这其中往往渗透着他对现实社会效能的关照，对教育民主的诉求，对自由竞争的向往。其思想形成的动力及原因与他所经历的社会的急剧变革不无关系。年少时所经历的美国西进运动，将激情与奋斗的火苗深深地植在科南特心中，而他的成长又恰处在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风靡美国的时代。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中就表现出这样的融合。他赞同教育即经验改造，认同课堂活动应以学生兴趣为中心，但他更重视人类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在“美国的民主理想”实现过程中的工具性作用。故此，科南特虽然赞成进步主义的观点，但他本人却是美国20世界50-60年代要素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

受要素主义思潮影响，科南特认为，传统的教育历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政治学、教学原理等教育专业课程，虽能为未来教师提供与课程相应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却是肤浅、间接而又死板的，它们不能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所谓的“教育科学”并不是科学。他说“谈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教育科学，不如谈论跟教师劳动有关的学术性科目。换言之，我要讨论的将是学术性科目——可以称之为各门教育科学或教育学科——而不是一门教育科学或教育学科”[1]。可见，科南特将教育视为依赖于其他学术学科的应用领域，这样，教师也就无专业性可谈。

（2）美国“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的特点——源于对贝斯特、科尔纳和科南特教师教育思想的比较分析

贝斯特（Arthur E.Bestor）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认为心智训练是教育的基本责任，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教师教育的具体要求：把未来教师培养成学科专家、教师学习以基础学科知识为主、把教师培养当成综合大学共同的事务等。科尔纳（J.D.Koerner）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莱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的资助下，他对美国的教师教育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1963年，在其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科尔纳出版了《美国教师教育的失误》（The Miseducation of American Teachers）。书中，科尔纳既对教育学科知识的学术性进行否定，又对美国当时教师教育项目的学科知识、学术水平低下进行批评，还指出教授专业知识教员的学术水平更是令人担忧。同时，他也提到了要把未来教师培养成学科专家的理念。

通过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三位著名的“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专家思想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当时美国“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是在对美国基础教育智性水平低下的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不同视角下具有不同的内容，相异的视角与内容间却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学术性与实践性。

①学术性

“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学术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对教育专业课程肤浅、死板、无深度且没意义的批评，对教育教授并非专业出身的批评。诚如贝斯特说“教授教育哲学课程的人并非哲学专业出身，而仅仅修习过其前任教师所开设的教育哲学课。哲学思想对教育问题所具有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思考已经被凝结成为教育教条代代相传，教课的人对教育哲学没有思考只剩下解释”[2]。而科尔纳也同样指出“师范毕业生的真正的专业表现与教师教育专业培训项目之间不相匹配，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个或某类教学专业培训具有说服力”[3]。无论是贝斯特的教师教育课程整合思想，还是科尔纳的教员联合聘请（joint faculty appointment）思想，都是为了确保教育课程能呈现出具有发展性的高学术水平。endprint

第二，把未来教师培养成学科专家的诉求。无论是贝斯特，还是科尔纳，每一位“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支持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良师必为学者。

②实践性

支持“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的研究者所论及的“实践性”其内涵是再生的，而非复制、再现的。即教学活动中的实践不应该仅仅是教育者本人在践行他曾经所受的“专业”训练，因为这种践行是重复行为，它是学徒式的帮带方式便可完成的，这种践行理念下的课堂仅仅是教育者曾接受的技能系统化与熟练化的训练场。真正的实践应该是践行其任教科目的内容。对实践性的这种理解是教学“常识”与“专业”之争的结果。因此，“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同时也承认学者必为良师。

2.走向解制：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在结构功能主义教师教育思想与反思实践教师教育思想的引领下，教师职业的专业性构建更具理性，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成为教师职业专业性构建的核心内容。为了构建与之相应的教师专业知识体系，这时的教师教育研究者把教师教育理念与实践分解成目标、理念、课程、教师观、知识观、方法、评价体系等不同的结构加以讨论。同时，在教师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对教师专业知识属性的认识，使得教师教育研究者将实践性知识引入到知识构建的过程中，为此，研究者们致力于将零散、无序、无体系的实践性知识系统化，使之成为理论化的“模式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然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范畴中构建教师专业化的专业-实践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依然存在，这种专业化教师教育给教师发展带来种种制度性的约束。针对此，“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者更深刻地认识到教师学科知识学术性的重要，尝试通过对“学科-知识理性”的解释与实践来解除这种制度性约束。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赫斯把这一尝试和过程称为常识性变革，因为在这一变革中，教学依然被假设为是一种常识。解制者通过回答合格教师的标准、谁来培养教师和怎样培养教师这三个主要问题来阐明立场。与二战后的前30年中“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者相比，这场解制变革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综合大学的学术性教授变成了联邦、州的教育机构，专业教师教育研究机构，或一些教育实践家。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后对“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的呼声更强烈，这一思想也更具实践效果。

（1）什么是合格教师的标准：学科知识的多少以及掌握程度

美国记者克莱默（R？Kramer）在《教育学院的荒唐》（Education School Follies）一书中倡导精英式的教师教育思想，这是因他对美国各个类型与层次的学校的课堂观察而得以建构的。克莱默认为当时的教师培训机构只注重培养教育技工，而忽视了情感体验，这是因为人们忽视了技能最初产生的基础以及最后运用的恰当的内在动力正是情感体验，而当时的学生仅仅被当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潜在力量。她认为大多数学校的这种做法扭曲了教育传递知识的目的，而对未来教师应如何掌握教学方法的培养也用错了地方。当时美国教师教育的这种“社会-价值理性”遭到了严重的批评，克莱默的精英式教师教育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学校因此被构建为情感的共同体，而不再仅仅是学习的共同体[4]。故此，未来教师应具有同情、理解贫苦儿童以及少数民族儿童的素养，也应具有将这种素养传递给其他未来学生的方法和能力。其精英式的教师教育思想要求培养的是具有丰富学术涵养的学科专家，故此，所教的学科知识的多少以及掌握程度就成为判断合格教师或精英教师的标准。然而，对学科知识的肯定必然使克莱默忽略教育这一职业的专业性，这从她对全国教师能力考试（National Proficiency Examination）的批判中可见一斑。她认为这种考试不但对教师的有效教学徒劳无用，而且还阻碍了许多学术性的大学毕业生走向教师的岗位，因为考试规定了大量且浪费时间的教育学课程的学习，然而这些学术性学士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

可见，对于什么是合格教师的标准，解制取向的教师教育思想更强调教师的学科专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知识转化能力，而教师的专业性则一直没有被他们所漠视。

（2）谁来培养合格教师：综合性大学或当地学区

“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是在提高教师学科知识水平的认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此，从这一思想的内涵来看，该思想自然地表现出对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培养教师的霸权地位的否定。而从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种否定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当时正在进行基础教育改革，要求提高学生学业质量，但是教育学院所培养的教师学科学术水平过低，不能满足改革的要求。二是许多州教育部门的教师资格认证过多强化教育学课程的学习，而不少立志于从事教师事业的学术性大学毕业生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兴趣学习教育学课程，就因此而放弃了教师资格认证。关于谁来培养合格教师，解制派提出，应该让综合大学共同培养，而学术性和文理学院的培养应当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或者在中小学校根据所在地区的文化特点，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由当地学区进行培养。

（3）怎样培养合格教师：废除教育学院培养教师的实践——选择性路径（alterative route）

70年代，美国出现了短暂的教师过剩，80年代学龄人数的增加，又出现了教师供不应求的局面。198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3个州缺少数学教师、33个州严重缺少科学教师、45个州缺物理教师。怎样才能既比较好地解决教师供不应求的问题与又妥善解决教师学科知识学术水平低的问题呢。解制派认为应该废除教育学院培养教师的实践——选择性路径（alterative route）。他们认为合格教师具备优秀的学科知识即可，而教学技能的培养，经过一段时间学徒式的跟班观察、体验、联系即可获得。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主张经过有效的技术培训，将学术性学院的毕业生打造成为上岗教师。这种培养方式不同于那种仅仅依靠教育学院来培养和认证未来教师的霸权路径，它短时而又高效，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的选择性教师培养路径。endprint

选择性路径的培训模式可以分为：派遣模式、私立培养模式、社区培养模式等。其中派遣模式内涵是为年轻人提供培训，鼓励他们到贫困山区任教。联邦政府2002年10月出资100万美元资助的“为美国而教”计划即属于这种模式。选择性路径的培训主体并非是教育学院，而是私立培训机构、地方学区、社区学校、具有某种合作关系的中学与大学等。

二战后，为了应对战后学龄人口激增所带来的教师短缺问题，美国教师资格认证部门曾为近10万教师颁发紧急教师资格证书（emergency credentials），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当时美国培养教师的主流模式——教育学院培养。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具有反对教育学院培养教师霸权声音的选择性教师培养路径表现出生猛发展的趋势。美国联邦政府高层为应对学业优异取向的基础教育改革颁布了“新教师计划”、“为美国而教计划”等，这些计划的颁布体现了对选择性路径的赞同。然而这种路径培养的教师是否能适应未来时代的要求，是否能成为真正的良师，尚需继续观察、研究。正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赛克斯（Sykes）指出，优秀的个性品质并不能决定能形成一名好教师，好教师的形成是一系列严格的专业训练、实践、考核以及继续教育的过程。

三、评价与展望

20世纪50-70年代“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认为教师角色定位的重点在教师任教学科的学术性上。仅以教育哲学为例：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哲学家科南特与教育哲学家布劳迪展开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辩论。科南特认为，“今日的教育哲学基础正在塌陷，因为它是建立在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的沙滩上”，“我已说过，未来的教师最好向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学习哲学。再加一门教育哲学课程也是可以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5]科南特对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等教育专业课程的存在嗤之以鼻，他并不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科学。面对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对教育的质疑，布劳迪则为教育哲学辩护。他指出，“科南特们”犯了非常严重的“战略性和理论性错误”。从战略上来说，那些有声望的哲学家根本就“不愿意”涉足教育哲学领域；从理论上来说，他指出，那种认为一般哲学可以取代教育哲学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对教育哲学乃至教育的无知。

科南特们所代表的学科学术性的主张和布劳迪们所代表的教学专业性的主张在整个20世纪50-70年代间，究竟哪个占据主要地位呢？或许通过石中英教授2002年6月发表于《比较教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能够找见其端倪。文章指出，由于科南特当时正在领导着美国的师范教育改革运动，所以他的这些观点对美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和发展非常不利：一些人（如M.Black）开始附和他的观点；一些州开始将教育哲学从教师资格证书课程中删除；从事教育哲学教学和研究以及攻读教育哲学学位的人数不断减少……[5]由此可见，属于“学科-知识理性”教师教育思想流派的科南特的言论对美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巨大影响，这说明与其他两种思想流派相比，这一时期“学科-知识理性”的教师教育思想明显占据了重要地位，且影响巨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因受前一时期提高教师学科知识的学术性呼声的影响，美国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学科知识课程的比重和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又由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美国教师教育事业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倾向。这样解制主义教师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它旨在解除教师发展的种种制度性束缚，聘任能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教师，建立教师优异薪酬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将学校管理权由地方学区转移到由学校自身而建立起来的特许学校上。这是解制主义教师教育思想应用于新时期美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值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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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美】科南特.科南特教育论著选.陈友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2] Bestor，Arthur，Educational Wastelands，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second edition，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3：104.

[3] Koerner，James D.，The Miseducation of American Teachers，Boston：Houghton Miffllin，1963.

[4] Kramer，Rita.，ED School Follies：The Miseducation of Americas Teachers，New York，the Free Press，A division of Macmillan，Inc.：Toronto，Maxwell Macmillan Canada，1991.

[5] 石中英.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2002（6）.

[作者：王坤（1986-），河南确山人，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教师。]

浅论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文化的吸纳 篇4

一、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本文化的研究

在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后, 以本尼迪特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开始了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历来有吸纳各移民来源地文化的传统, 加之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最大的敌人, 对日本展开全方面的研究、对其社会文化进行深刻剖析成为了美国从政界到学界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本尼迪特虽然本人从未到过日本 (这也是她的著作《菊与刀》最让后世诟病的地方) , 但她在书中对日本自公元7世纪仿造中国唐朝建立封建制度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依托各种史料对明治时代至昭和前期日本人的社会与民族性格提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所以其著作不失为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文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对日军事占领开始之后, 不仅仅美国的学者们对日本开启了全方位的研究, 作为在日美国人的最大一员, 驻日美军通过他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 也对日本的民族与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日本的见解, 麦克阿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便前往日本, 日本天皇裕仁随后不久“屈尊”前往驻日美军司令部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 对这次会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对天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日本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社会对日本文化的吸纳

1951年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48个战胜国与日本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虽然这一条约未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但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与美国的全面和解, 两国结束了自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的对立与冲突。两国文化交流也开启了新纪元, 日裔美国人在战后便结束了被美国社会排斥的局面, 《旧金山和约》签署后, 日本人更是开始了移民美国的新高潮。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英国著名音乐组合“披头士”的主唱之一, 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1933年出生于日本, 1969年与约翰•列侬结婚, 随后两人在美国长期定居, 作为和约翰•列侬一样的出色音乐人的小野洋子改变了以往美国人对日本人形象的刻板印象。在2世纪中后期, 还有更多的日本人移民美国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有的甚至参与政治。第一位日裔议员, 第一位日裔内阁成员相继诞生。这些越来越多的日裔美国人将日本的文化也注入了美利坚文明的血液中。

进入20世纪, 日本文化更多在美国的各种文化因子中得到展现。2003年, 电影《最后的武士》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美国内战中的军人在日本的传奇经历, 电影中对日本武士文化进行了极力的表现与推崇。2005年, 在中国饱受争议的电影《艺伎回忆录》上映。2006年, 电影《硫磺岛家书》上映。这些接连出现的与日本文化相关的美国电影的出现, 便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文化吸纳的突出表现。

随着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影响力的逐渐增加, 美国文化被更多注入了相当多的日本文化的因素。进入21世纪, 美国与这些日裔美国人的祖居地日本也保持了非常良好的政治与军事同盟关系。但在美国文化的日本因素蓬勃发展的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这背后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日本本土, 对美国过去二战中对日本作战的历史, 相当多的日本人持批评态度。许多顽固的日本右翼分子也对美国二战中痛击过日本的历史深感耻辱并怀恨在心。在美国研究日本文化的同时, 日本也在对曾经战胜过自己的美国进行剖析, 双方的在暗处对对方都有所提防。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今美日已在不少国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不知日后美日两国的关系能否像过去那样和睦相处。

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2][美]杰弗里·佩雷特著.胡刚等译.《麦克阿瑟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3]程永明.《裕仁天皇传》[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5

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 美国百老汇舞台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剧作家, 他们分别是田纳西 ·威廉斯、阿瑟 ?密勒和威廉·英奇。威廉斯的剧作主要有《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蜥蜴之夜》等, 它们都描写了传统的南方文明在工业化时代所遭遇的窘境。社会与政治等现实问题始终是密勒剧作的主要议题, 密勒最为优秀的剧作有《推销员之死》与《严峻的考验》, 以撼动人心的情节构思、严谨的与生动传神的场景设计以及针砭时弊的批评手段, 揭露出了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现实矛盾以及日益突出的文化冲突。英奇的创作成就具有更多的感伤主义的成分与人工雕琢的痕迹, 他的剧作《野餐》、《公共汽车站》等剧描写了美国中西部小镇民众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

20世纪60-70年代百老汇舞台的剧作家尼尔·西蒙与爱德华 · 阿尔比表现尤为抢眼。他们以两种不同的戏剧思潮走向屹立在美国剧坛, 但在主题上却殊途同归, 从不同的层面表达了现代人在社会大潮的冲击下的孤独感, 深刻的剖析了现代家庭里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与难以直接表达的情感诉说。西蒙是都市中产阶级中继承美国通俗喜剧传统的代表, 更是表达生活情绪的艺术天才, 他创作了大量的戏剧, 是在舞台上座率极高的喜剧佳作。“20世纪下半叶, 各类后学理论相继成熟并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在后学诸多的文学流派中, 荒诞派戏剧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派别, 具有后学文学的共有属性。”爱德华·阿尔比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 他是第一个把荒诞派戏剧带到美国的剧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国优秀剧作大多来自百老汇以外的戏剧舞台, 代表人物有萨姆· 谢泼德、兰福德 ·威尔逊、戴维·梅米特等剧作家。谢泼德的剧作有着内在的力量, 剧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 观众能够感受到剧中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暴力的挤压, 它来自外界环境的威胁、恐吓, 更来自内心的恐惧、追求与欲望。威尔逊的剧作具有一种诗意的真实, 它们很少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戏剧张力。有些批评家把他的风格誉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他善于在作品中探索人的爱憎、妒忌、贪婪、暴虐等不同的感情, 并刻画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堕落。而梅米特在对当代美国民众的精神空虚的描写时使用华丽的语言, 尽管他擅长现实主义的抒情话语而非神秘语调, 但是, 梅米特也使用简洁而世俗的都市方言。

美国的学术界称“替补”或“替换”戏剧为新兴戏剧, 有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外百老汇”, 50年代末的“外外百老汇”以及与此相关而出现的反主流传统戏剧思潮的实验戏剧、探索戏剧、荒诞戏剧以及族裔戏剧 (如黑人戏剧) 、性别戏剧 (如女性主义戏剧) 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剧坛首次出现了反传统的戏剧思潮, 主要是以针对戏剧表现形态以及戏剧表演而衍生出来的。在这个思潮的推动下, 外百老汇新剧出现了结构重构现象, 在主题创作、表现方法、戏剧风格、叙述形式等诸方面都有所表现。“它们最典型的特征是在戏剧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变形、凸现、延伸与处理, 衍变出来的“新剧”往往是多种艺术形式的杂交混合体, 如‘舞蹈戏剧’、‘形体戏剧’、‘纪实戏剧’、‘超现实戏剧’、‘模仿戏剧’、‘环境戏剧’、‘结构主义戏剧’、‘后结构主义戏剧’、‘解构主义戏剧’、‘游击戏剧’以及‘新杂耍戏剧’等。”在这类“新剧”的推动下, 传统的剧院建筑与框式舞台或者被迫废弃或者进行适应性变化。

美国黑人戏剧是当代戏剧群落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在20世纪50年代, 是黑人戏剧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时期。这时, 由于黑人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以及他们不断的抗议与示威, 黑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有所改善。这一时期重要的黑人戏剧作家与作品有威廉 ·布兰奇的《威利的奖章》、洛兰·汉丝贝丽的《日光下的葡萄干》、洛夫顿· 米切尔的《大河彼岸》等。

女性主义戏剧是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的直接产物, 在70年代以后进入繁盛时期。她们通过戏剧宣传提高妇女自我解放的意识, 也通过戏剧来认识自我。她们把妇女作为生活的中心, 力图用新的手法与形式创作妇女自己的文化, 并号召妇女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中心, 号召妇女认清自己的价值。以普利策戏剧奖而言, 80年代连续授予贝丝·亨利、玛莎 · 诺曼、温迪 · 瓦萨斯坦三位女性剧作家, 表明了女性戏剧家在美国剧坛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 女性主义戏剧仍在积极发展与拓步, 它的文学实践与批评理论对美国其他文艺领域与形式的书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少数族裔女性剧作家而言, “边缘”是她们始终难以摆脱的生活处境, “边缘”也是她们生活的真正属性, 这也正体现了她们真实的创作姿态和话语空间位置。因此, 女性剧作家通过书写表达了反叛男权主流和颠覆文化霸权中心的意图。

“美国戏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不再完全依赖百老汇专业舞台, 纽约与外省的非赢利剧院在全国的戏剧娱乐消费市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个现象是本世纪美国戏剧生态变迁的最典型、最重要的结果。”然而, 在90年代, 美国戏剧陷入困境, 但这些困难又是整个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中的表象之一。

当代美国戏剧史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 它是在不断发展的, 并始终在继承传统与创新的过程中积极的书写戏剧的典范。美国戏剧拥有自我批判、自我创新的胆识与魄力, 能积极地吸收新思潮、新的书写形式、新的描写与刻画方法, 它的描写贴近社会现实、表现人生的艺术个性, 这也都使它具备了能够在21世纪再续辉煌的优秀潜质。

摘要：美国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 它的戏剧也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然而, 200多年来却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充满才华与进取精神的剧作家。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美国剧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戏剧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美国戏剧,发展与现状,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

参考文献

[1]王军.西方后学语境下的美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分析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J].戏剧文学, 2007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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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6

关键词：文化适应,美国犹太文学,主题演变

1 跨文化适应与文化策略

什么是文化适应, Redfield, Linton和Herskovits (1936) 指出:“由个体所组成, 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文化适应是一个心理过程, 这个过程对相接处的两种文化群体都有影响, 就程度而言, 客体文化群体要比主体文化群体所受的影响更为深刻。文化适应是一个相对的、程度上的改变, 文化差异不会因文化适应而完全消失。造成文化差异的最根本原因是核心价值观, 它规定着某一文化内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价值观和道德。即使作为客体文化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也不会完全同化于主流文化, 仍将保留其核心价值观, 这是绝对的、永恒的。

2 文化的不适应阶段—犹太传统和身份的维护

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心路历程是一个由不适应到部分的适应再到适应的文化调适过程。二战后, 大量犹太移民涌入美国, 他们身处美国社会, 面对各种文化冲突内心充满困惑和痛苦。反犹势力和野蛮的同化政策让犹太移民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这更让犹太移民从心理上疏离美国社会, 选择格托的生活方式, 与美国社会隔离开来。长期流散的历史让犹太人特别注重对家庭的守护, 多以大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犹太法典规定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 因此保持维护犹太宗教和文化体现在犹太移民生活和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马拉默德、辛格和索尔·贝娄作为老一辈的移民其作品大多聚焦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 集中反应这一时期犹太人的命运和精神状况。

《晃来晃去的人》 (1944) 主人公约瑟夫关于童年的记忆、脑海中反复出现的母亲形象, 以及祖父的照片均代表着犹太民族的宗教传统、文化习俗在他内心的影响力。约瑟夫有名无姓, 意味着家族的缺失;尚未取得国籍, 代表着不被美国社会承认。不管从社会还是历史来看, 他都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隐喻出犹太人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社会不堪历史重负, 遭遇身份危机的状态。《奥吉·马奇历险记》 (1953) 和《雨王汉德森》 (1959) 则是通过主人公流浪探险的故事来表现犹太青年在美国社会的精神流浪。

作为波兰犹太移民, 辛格关注更多的是本民族的历史, 他希望青年一代勿忘传统, 始终保持犹太民族的品性。《卢布林的魔术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故乡——波兰的卢布林。《莫斯卡特一家》 (1950) 讲的是一个家族从兴盛到解体的故事, 警醒犹太人忘记身份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马拉默德以忧伤的语调讲述美国犹太社区小人物的故事。《店员》 (1957) 中莫里斯一生勤劳, 积德行善, 连养家糊口都难;女儿海伦梦想着读大学, 现实中却只能从事卑微的秘书工作;渴望爱情, 反成了男人情欲的牺牲品。他们忍受着生活中的失败和困苦, 却拥有对上帝最虔诚的灵魂, 暗合了犹太民族受难的命运和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感。这种犹太品性的价值在店员弗兰克身上得到了实现, 把一个反犹的抢劫犯、一个受情欲支配的强奸犯感召为一个勇于奉献, 跨越世俗的圣人, 至此关于犹太人为世人受难的主题丰满生动。作者通过弗兰克的转变也点明了犹太文化关于身份的概念是开放性的。犹太法典规定了犹太人的日常行为, 它不仅是犹太人的信仰, 也成为犹太文化的标识。只要遵循犹太法典, 他便成为了一个犹太人。在马拉默德的笔下, “人人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由此连接起来, 彼此交融。

3 文化的部分适应阶段—走入美国社会

格托不是文化绝缘体, 不能排除在社会历史发展之外。主流社会的丰富多彩吸引客体文化群体对主流文化的向往和融合。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经历若干年多元文化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取代了传统封闭式的经济形式。美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方式不免渗透进格托内的生活。二战后老一代的犹太移民逐渐衰亡, 年幼时跟随家庭移居美国的孩童以及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多已长大成人, 他们走出了格托生活, 加入到美国社会中去。面对文化冲击, 由上一代的不适应发展到青年一代部分的适应。美国犹太作家的目光追随年轻人, 他们的作品由描写传统犹太家庭生活转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去, 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

传统的犹太思想阻碍了犹太移民融入美国社会, 必然遭到背弃, 然而年轻的一代, 内心仍要承受巨大的文化惯性带来的压力。他们反抗来自父辈、家庭、和传统的束缚, 极力摆脱犹太身份, 尽量变得更加美国化, 然而美国社会却始终认为他们是犹太人, “我到底是谁?”身份的迷失让他们陷入困扰和迷惘。

菲利普罗斯是继马拉默德、辛格、贝娄之后的新生犹太作家, 与这些经历过移民迁徙的前辈不同, 他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犹太聚居区。作为新一代的犹太移民, 罗斯作品的主题也与老一辈的犹太作家大不相同。他在作品中肯定犹太青年的反抗精神, 批判犹太格托内陈腐落后的生活, 讽刺了老一辈犹太移民的虚伪、愚昧。他使美国犹太文学呈现了新的气象, 表现了犹太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渐进的交融, 成为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再见, 哥伦布》 (1959) 是罗斯的成名作, 照例也描绘了犹太人的生活细节, 但是穿着犹太传统服装, 带着小黑帽, 整天祷告, 学习法典的景象不再是犹太人生活的全部。一部分犹太人因为经营有道已经过上了美国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靠厨房水槽生意发家致富的帕丁金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打高尔夫球, 参加网球课程, 成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主人公尼尔远远地望着这家的院子, 各种体育用品一应俱全:马鞍、篮球、棒球、棒球手套等等, 这是尼尔眼中的天堂。这些细节展示了丰富的美国文化因素已经融入了格托内的生活中。那些富起来的犹太人还要将家搬离格托, 像美国的中产阶级那样, 搬到具有田园生活气息的郊外去, 传统的格拖开始分化。

在《波特诺伊的怨诉》 (1969) 中, 波特诺伊表面上遵循犹太教规, 服从父母, 暗地里却做出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这是罗斯对整个犹太格托的讽刺。波特诺伊试图走出家庭, 去追求自由的美国式生活, 却发现无论他走到哪, 代表犹太传统的母亲无处不在, 她乔装打扮成现实中的老师、法官, 牢牢地管制他, 让他透不过气来。犹太传统和美国主流文化夹击之下波特诺伊无法消解内心压力以致心理变态。罗斯的讽刺实际上是一种救赎, 呼吁社会关注青年一代犹太人的成长, 给予他们人文的关怀。

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 (1979) 中, 雅夏出生在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犹太家庭, 长大后成为颇有名气的魔术师。然而他不去教堂做礼拜, 不穿犹太传统服装, 怀疑自己的信仰, 公然背弃犹太身份。表面上对犹太法典和传统的悖逆不代表雅夏的内心不受犹太价值体系的约束。在经历了情人自杀, 偷盗未遂, 私奔不成的种种顿挫后, 雅夏回到家乡把自己关进小黑屋里忏悔,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让他始终做一个犹太人的遗言。于是他的信仰开始慢慢复苏, 他开始意识到只要偏离上帝一步, 就会陷入深渊之中, 受到上帝的责罚。雅夏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个犹太人, 和其他犹太人一样的犹太人”。自此雅夏回归了犹太人的身份, 内心得以安宁。雅夏的回归不是简单地做回犹太人, 而是经过与现实角力之后达成的相对平衡之势。雅夏离开犹太家庭出去闯荡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他与生活在单纯格拖内的父辈是不同的, 他的回归是一种升华, 有吸收有保持。雅夏虽然已成为著名的魔术师, 老板却因为他的犹太身份而克扣他的演出费。辛格笔下新一代犹太人已有机会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努力、奋斗, 然而他们在异族的世界里仍然受到排挤和不公平待遇。

4 文化的适应阶段—融入美国社会

犹太民族长久以来的流亡生涯造就了他们非凡的适应能力, 而且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因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犹太移民在经历了痛苦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后, 能够较好地整合犹太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国社会的双重价值体系, 逐渐调整观念和行为方式, 迅速崛起于美国社会, 更多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参与到了主流社会中,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可以说美国犹太移民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的美国人。美国人先后用大熔炉和色拉盘来比喻其多元文化构成。熔炉有牺牲一方而融为一体的意味, 而色拉盘生动地表现了美国的社会构成, 每一种成分都平等的, 改变其中一个成分, 色拉的味道就会随之改变, 因此色拉盘就像美国社会各文化群体相互独立, 相互依存。可见, 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日趋包容。美国犹太作家的关注点由民族自身逐渐转向整个美国社会及人类社会, 其作品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演变是历史变迁的结果,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一伙》 (1971) 揭示了美国在越战中所犯的罪行, 《美国牧歌》 (1997) 说的是一名成功的犹太企业家美国梦的破碎。犹太人塞莫尔利沃夫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热爱美国, 能够与非犹太人和美国主流社会相处融洽, 然而他的女儿在与非犹太人的关系中则成为一名激进的炸弹客, 最终毁了一家人。作者揭示了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主题。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1951) 讲述的是一个中学生霍尔顿的故事, 一个反英雄形象, 一个恶劣的学生。他因讨厌学校而逃到纽约城里。在纽约城游荡两个昼夜, 目睹了成人世界里种种虚伪、丑陋, 霍尔顿决定逃离这里去西部寻找一个纯真的世界, 憧憬在那里为成千上万的孩子做一个守护者。塞林格通过孩子的眼睛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丑, 更呈现出青少年的纯真善良, 以及他们内心情感和现实的激烈碰撞后产生的苦痛和彷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霍尔顿从学校逃往纽约城, 又要从纽约城逃往西部, 这一系列的逃亡隐性地体现了犹太民族流亡历史的宿命主题。

约瑟夫·海勒通常以社会历史重大事件为题材, 把生活以漫画的形式呈现出来。《第二十二条军规》 (1961) 是根据他参加二战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海勒一贯以黑色幽默来演绎人们无论做什么都将成为规则制度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其中军官与士兵, 纪律与服从是对犹太文化中上帝与子民、父与子关系的演化。

金斯伯格是“垮掉的一代”的领袖人物, 他的代表作《嚎叫》 (1955) 反映了美国青年颓废的生活, 抨击了美国社会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垮掉”意在呼唤社会来救助青年一代内心的危机。阿瑟米勒的作品《都是我儿子》 (1947) , 《推销员之死》 (1949) , 《萨勒姆的女巫》 (1953) , 主题均与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苦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关, 既有明显的美国社会文化特征又有为犹太移民在宗教信仰等价值体系上的不自由而控诉的犹太性主题。

5 结论

随着犹太移民文化适应程度的改善和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日渐包容, 美国犹太文学主题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 由保持犹太民族身份, 维护犹太传统逐渐变为关注犹太人尤其青年人的精神世界, 继而演变为以犹太人的视角反映社会问题和全人类疾苦的主题。其间犹太性的逐渐淡化体现了美国犹太移民成功解决生存危机、精神危机、融入美国社会、共同应对普世问题与矛盾的过程。犹太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整合了美国文化与民族传统, 达成了二者的平衡, 揭示了文化适应的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1]Trimble J E.Introduction:social change and acculturation.In:k Chun, P B Organista, G Marin (Eds.) .Acculturation:ad-vanc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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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洪一.“父与子”:文化母题与文学主题—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主题模式[J].外国文学评论, 1992 (3) .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7

一、自觉担负领导责任, 重建战后世界信息自由

20世纪上半叶, 尤其是受两次世界大战特殊局势影响, 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新闻出版的控制, 这种情形对信息在国家之间的自由流通十分不利。二战临近结束时, 新闻界普遍担心政府会 (在战后) 延续此类措施, 从而损害媒体长期以来享有的独立地位和表达自由。因此, 有必要在战后的和平条约中, 为全世界确立出版自由的原则, 以一个不受政府干扰的、自由发表和传送信息的新闻界来促进人们的相互了解, 避免未来的战争。

1943年4月, 美联社总经理肯特·库珀在纽约市的沃尔多夫——阿丝托利亚舞厅向全美上千名新闻记者发出号召, 鼓励他们投身于为全世界的人民争取真正的出版自由权利的运动中去。同年夏天,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主席、堪萨斯市《星报》主编罗伊·罗伯特宣布, 本协会将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

罗伯特的表态得到了积极响应。在协会的《新闻简报》上, 成员们纷纷表态:路易斯维尔市《信使报》主编詹姆斯·S·波普声称, “既然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之一是出版自由——也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自由地交换新闻和评论, 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人反对由本协会来领导这场运动”;宾厄姆顿市《新闻报》主编弗雷德·W·斯坦则表示, “我们会全力支持。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享有出版自由的话, 会对避免未来的战争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样能促进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

为了更好地协调行动,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在1946年成立了三人世界信息自由委员会, 负责相关工作。而且协会还积极游说国会, 争取立法部门的支持。1944年, 新一任美国报业主编协会主席、《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行人约翰·S·奈特致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信中声称, “我们坚信, 出版自由对于维护民主制度至关重要。必须保证所有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代表——无论其来自本土还是来自国外——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只有信息自由流通, 才能避免战争, 赢得长久和平。”因此, 在战后重建世界的国际协定中, 理应包括确保出版和获取信息自由的条款。

奈特的游说没有落空。1944年9月21日, 国会两院通过联合决议, 支持传播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新闻收集和通过任何方式不受来源、传播手段和经费等因素的阻碍平等地交流新闻的权利。而且应该以国际条约的形式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犯和限制。罗斯福总统也表示, 将采取积极行动响应新闻界的号召。后来, 联合国的决议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果然包含了相关内容。1949年,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资助的国际新闻协会成立, 国际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2]

二、组建专门委员会, 推进信息加密政策改革

然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政府机密和信息管制却达到了空前的强度。杜鲁门执政后相继签署系列总统行政命令, 将以往只在战时应用于国防机构的信息政策延伸到所有联邦行政机构, 建立“绝密、机密、秘密和限于内部传阅”四级加密体系, 垄断了国防和外交情报。结果, “比起安全加密法规的内容, 它的管理方式危害更大。那些手握加密大权的人民总是怀着强烈的过度保密的动机。一旦掌权, 官员们很快发现, 要想不遭到批评, 最好的办法不是避免使用加密权, 而是尽可能地在文件上加盖‘机密’大印。”行政官员任意处置政府信息, 真假参半的泄密情报和谣言充斥媒体, 公众深受其害。[3]

这种情形自然引起了美国报业主编协会的强烈关注。下设的信息自由委员会成立后, 首任主席是《芝加哥每日新闻》主编巴兹尔·L·沃尔特斯。在他的带领下, 委员会自40年代末起逐渐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国内的“新闻和信息自由”问题。正如沃斯特所言, “本委员会在国内和国际领域的职责同样重要。……作为新闻界人士, 我们有责任充当美国公众的眼睛, 并保证所有人民公仆行为的永久公开。”

1950年, 詹姆斯·波普接替沃尔特斯出任信息自由委员会主席, 该机构逐渐成了媒体抗争信息压制和争取出版自由的大本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波普委员会发现, “尚未公开的最大的当代新闻, 莫过于政府官员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特权。流行于华盛顿的指导方针是, 允许任何信息在未经审查或加工之前泄露出去都非明智之举”。推进信息加密政策改革、废除第10290号行政命令已成为当务之急, 波普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联邦层面, 委员会对命令条文的模糊和宽泛提出了质疑, 并希望获得利用司法部、农业部、失业救济署、商务部等机构的文件来撰写新闻报道的机会和权利。[4]

在其感召下, 越来越多的新闻界人士加入了抗议政府新闻和信息管制政策的行列。1951年9月30日,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和全美报业协会发起召开了名为“政府侵犯信息自由”的讨论会, 参会者包括42位来自美国各大报纸、广播电台以及杂志的主编和管理人员, 其后发表的宣言指出, “目前, 政府官员们开始秘密处理公务, 或者加上‘军事机密’的标签来隐藏与国家安全无关的公共记录和新闻。通过这种方式, 政府能成功地限制人民的知情权, 并强迫报纸完全服从自己的命令。……可见, 除非能从公职人员那里自由获取有关政府的所有真实情报, 否则美国人民的信息自由乃至其他的民主权利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新闻界应通过“不懈地发掘、报道和公布重要新闻, 客观并鲜明地解释这些新闻的含义”来担负起捍卫人民自由的伟大职责。[5]

1952年4月23日, 正在华盛顿举行第66届年会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通过决议, 谴责政府部门愈演愈烈的信息“审查”趋势, 第10290号行政命令更是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开幕式上, 协会主席、《克利夫兰新闻》发行人查尔斯·F·麦卡希尔提醒人们, 上述行政命令“在美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民用信息审查制度, 是对出版自由的致命打击。结果, “美国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着危机。如果人民什么都不了解, 他们又如何能够合理地操作所谓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政府?唤醒公众警惕这种‘民用’信息审查制度的巨大危害, 已经成为了新闻界目前最迫切的任务。”[6]

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主编协会、弗吉尼亚报业协会和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等其他专业新闻团体的积极回应。他们纷纷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信息自由委员会, 并表示一旦总统大选结束, 就将把游说新政府废除第10290号行政命令作为工作的重点。

11月12日, 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在波士顿召开年会。开幕式上, 信息自由委员会主席拉塞尔·威金斯向协会全体成员汇报了委员会的工作进程。威金斯指出, 在争取信息自由的战斗中, 协会和其他新闻界成员都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针对第10290号行政命令的战斗也是如此。而且, 这场战斗绝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取得完全胜利。协会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只要人民的知情权受到挫折和挑战, 战场就会出现, 战斗就应打响。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 媒体开始持续施压。1953年4月16日,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在华盛顿召开年会。在闭幕式上, 波普代表信息自由委员会对过去一年抗争政府新闻审查取得的胜利和遭遇的挫折进行了总结, 并再次要求新政府行动起来, 修改或废除第10290号行政命令。会后, 威金斯接替波普担任美国报业编辑协会的信息自由委员会主席, 继续领导斗争。最终,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1月6日签署第10501号行政命令, 规定撤销部分加密等级, 削减握有加密权的政府机构, 信息加密政策的改革暂时告一段落。[5]

三、利用霍纳曼事件, 推动立法程序

在关注信息加密政策的同时, 新闻界发现, 政府封锁消息和实行“新闻审查”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了。一方面, 行政机构纷纷增设专门的公关部门召集新闻发布会, 阻隔行政长官与媒体正面交锋;另一方面, 艾森豪威尔在废除“限于内部传阅”加密等级后, 却于1954年11月在商务部下成立战略情报处, 协同工商界一起“防止某些未加密的战略情报流入外国势力的手中”。最终, 战略情报处和新闻界在1955年发生了激烈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霍纳曼事件”。

事件的起因, 是战略情报处长官R·卡尔·霍纳曼在1月2日给新闻界行业报纸《主编与发行人》的一封信。在信中, 霍纳曼声称, 根据可靠情报, 在发表的报刊文章中, 经常包含着有关国防技术最新进展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往往被敌对势力获得, 并据此对付美国的科学研究, 应该限制这部分信息的公开。因此, 霍纳曼要求报刊编辑在编发文章时应该权衡利弊, 展开自愿性的新闻审查。尽量撤下那些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未曾加密, 公布又可能对美国国防造成威胁的”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信息, 以确保一部分的“战略性情报”的安全。

信件公布后, 在新闻界引来颇多非议。美国报业主编协会信息自由委员会率先发难:由于没有人明确界定“战略性情报”的范围, 政府官员极有可能以此为借口, 拒绝公开很多并未加密的、人民有权利知道的公共信息。而且, 战略情报处的成立并没有经过任何国会法令的批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恐惧的时代, 它完全有可能限制所有在其‘规定’中列举的信息的公开。更何况, 战略情报处的行为并不像宣传得那样冠冕堂皇。只要和它有密切的关系, 某些报纸就能得到不少其他记者根本无缘接触的敏感信息, 并在自己的刊物上公布。所谓的自愿性审查根本就难以实现, 政府部门实质上掌握了新闻审查的权力。刻意的隐瞒, 再加上有选择的泄露, 是对报纸出版自由和人民知情权利的严重亵渎和伤害!委员会主席威金斯质问道, “我们都知道宪法对事先约束的禁止不仅让报纸获益, 更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信息的需求。然而, 宪法[只明确]禁止国会立法限制出版自由。但当行政机构实施事先约束时,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7]

对于威金斯委员会的表态, 霍纳曼并不以为然。在2月15日写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 霍纳曼甚至认定, 新闻界的激烈反应不过是威金斯及其领导的委员会发起的一场“阴谋”:“很显然, 在这伙人眼里, 任何形式要求报业主编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保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政府建议都不啻是一种‘新闻审查’”。5月, 霍纳曼被任命为公共事务助理国防部长, 专门负责审查国防部即将公布的信息。随即, 霍纳曼向所有的军队指挥官印发了一份“战略性情报衡量标准”。标准规定, 如果即将提供给媒体的新闻稿中包含有“危及国家安全和对国防部没有用”的内容, 必须马上删除。[8]

霍纳曼在五角大楼推行的信息政策震惊了美国社会。4月20日, 在向美国报业主编协会理事会递交的年度活动报告中, 威金斯委员会指出, 国防部的行动已经抹杀了公众无权获得的机密信息和从未加密过或已经正式解密的技术性资料之间的差别。媒体、人民和政府官员都非常迷惑, 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哪些技术性信息可以公布。而且, 如果严格执行国防部的标准, 即禁止公开所有可能有助于敌人的信息的话, 恐怕连一般的地图都得销毁。这样, 公众将无法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 更不用奢谈获得有关其政府活动的真实信息, 从而履行其判断政府是否合格的公共职责了。[9]

威金斯委员会的报告得到了各大媒体和专业团体的支持。《时代周刊》发表社论说, 自从威尔逊部长宣布自五角大楼发出的新闻必须是“积极的和富于建设性的”以来, 新闻界就陷入了焦虑之中。他们非常担心, 政府官员会以“不具有建设性意义”为借口拒绝公开某些暴露他们错误和失职行为的消息。[10]在10月举行的全国报纸活动周上, 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主席、《费城公报》副总裁理查德·W·斯洛克姆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闻的压制, 号召公众行动起来, 为实现自己的知情权而奋斗。[5]

霍纳曼事件更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政府信息政策的强烈关注。1955年8月28日,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布, 将委托《纽约时报》驻外记者阿伦·雷蒙特对联邦政府的新闻政策展开全面调查。11月3日, 雷蒙特递交了报告。报告认为, 自杜鲁门政府以来, 日益发展的行政机密已经严重到了“阻碍媒体和国会履行监督其职责, 并进而威胁公众民权”的程度。“六年间, 应对不同的新闻审查,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信息自由委员会已经向许多联邦行政机构提出了抗议, 并由此而产生了大量的新闻故事。通过这种方式, 积累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资料。而且, 其领导人还发表了不少博学多识的公共讲演,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注意。”然而, 新闻界的力量毕竟稍显单薄, “到目前为止, 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形势表明, 只有国会采取行动, 才能根本扭转局势。

雷蒙特的建议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呼声, 也跟新闻界的想法不谋而合。以此为契机, 威金斯在广播电视新闻部主任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 吁请国会就政府的新闻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 以促进更大意义上的信息自由。最终, “……美国报业主编协会信息自由委员会最大的成就, 就是成功地引起了国会的注意”。众院政府工作委员会在6月9日成立专门的小组委员会, 调查政府的信息压制政策, 知情权运动进入了立法阶段。

二战后美国课程 篇8

一、互利的艺术策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艺术批评与工作室手工艺形成互利的艺术联盟, 这既是二十世纪美国艺术发展急需扩展版图的需要, 也是手工艺由传统工艺美术向现代艺术领域推进的要求。

一方面, 二战后, 美国继取得世界经济霸权后也要争取美国艺术独立, 并取代法国的艺术中心地位。美国艺术评论家希望美国艺术彻底摆脱欧洲传统绘画的影响而独立, 因此以彼得·沃库斯的“抽象表现主义陶艺”为代表的工作室手工艺受到分外的青睐, 也与此有所关联。

另一方面, 工作室手工艺要由传统工艺美术向主流艺术发展也需要艺术批评的舆论和理论支持。二战后, 手工艺既凭借自身优势获得发展的契机, 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传统工艺观念在现代化大机器生产面前显得虚弱乏力, 手工艺向主流艺术发展势在必行, 而如何实现传统手工艺的转型并为主流艺术文化所接纳, 成为工作室手工艺运动亟待解决的问题。

彼得·沃库斯于20世纪五十年代发起的“奥蒂斯陶泥革命”对现代陶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并初步形成了其陶艺创作的抽线表现主义风格。他强调创作过程中原始的内心冲动和自由、即兴发挥的重要性, 认为不规则、不对称, 甚至瑕疪、开裂等都是可以接受的, 抽象性、雕塑性、观念性取代功能性, 陶瓷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活力。

对先锋艺术的表达, 总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1957年《陶瓷月刊》 (Ceramic Monthly) 的一封读者来信, 批评沃库斯的作品是“工艺粗糙的破砖烂瓦”。洛杉矶艺术圈对沃库斯的努力也表示出蔑视, 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艺术家将陶艺弃之如敝屣, 传统手工艺人则因这里没有功能性的东西而愤恨, 这让沃库斯领导的陶艺运动陷入尴尬境地。

然而, 许多思想前卫的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却高度评价了沃库斯的实验和探索。1961年, 美国手工艺理事会机关刊物《手工地平线》 (Craft Horizons) 的编辑罗斯·斯利夫卡 (Rose Slivka) , 在《新陶瓷的出现》 (The New Ceramic Presence) 一文中介绍了沃库斯的作品, 并强调这些抽象性的陶瓷艺术作品冲破了传统的禁锢, 代表了新而合理的美学追求。沃库斯在工作室陶艺中的探索也得到了著名艺术评论家“哈罗德·罗森伯格 (Harold rosenberg) 的首肯, 并形成了‘抽象表现主义陶艺’这样的专有名词”。艺术评论家约翰·科普兰斯 (John Coplans) 则将沃库斯所取得的成就视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最具独创性的方面”。

艺术批评家将沃库斯的抽象表现主义陶艺视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延伸, 而抽象表现主义则是当时“反传统绘画”的代表。为进一步摆脱传统绘画的影响, 艺术批评家极力支持非架上绘画和艺术创作“自由”, 他们将视野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疆域——工作室手工艺、装置艺术等艺术领域中来。现代艺术需要开疆拓土, 艺术批评则担负了消解欧洲艺术, 构建现代艺术的使命。因此, 艺术批评对以彼得·沃库斯为代表的工作室手工艺的支持, 是构建现代艺术, 拓宽艺术领域的需要, 同时, 以工作室陶艺为先锋的工作室手工艺运动急需艺术批评的舆论和理论支持以获得新的发展。这是艺术发展中互利的艺术策略。

二、艺术策略的影响

艺术批评对工作室手工艺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艺术批评促使工作室手工艺的创作媒介得到了重新的认知——陶土、玻璃、纤维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 而非仅是传统手工艺的材料。罗森伯格认为, 手工艺代表了现代艺术的思想和精髓, 所用的材料只是艺术表达的媒介。同时, 在艺术批评理论与舆论的支持下, 以彼得·沃库斯为代表的工作室手工艺家们坚定的进行实验与探索, 工作室手工艺逐渐为主流艺术文化所接受。

在艺术评论的影响下, 沃库斯创作了大量颠覆传统的陶艺作品, 这些作品颠覆了对工艺、材料、形式的传统理解和认知。他对待形式的态度和观点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将陶器简单的视为容器, 而更多的将其视为欣赏性的艺术作品。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同, 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沃库斯的探索、奥蒂斯的变化以及工作室手工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受艺术评论的影响, 沃库斯的作品在各大展览中的频频获奖, 一些艺术博物馆、收藏家和画廊也对沃库斯的作品青睐有加。

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是较早收藏沃库斯陶艺作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20世纪四十年代, 其最早展出的现代陶艺家的作品就是沃库斯的《散步的女人》 (Walking Woman) 。自1954年到六十年代初, 沃库斯共举行了九次个人展览, 展览的高潮出现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的展览中, 这场展览因为参观人数众多而只准许博物馆的会员进行参观。其后, 他的作品在日本、欧洲等多个著名的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展出。

受艺术批评对创作媒介的重新定义和诠释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手工艺领域中, 而衍生出来的的创作理念和创新的潜流也促进着工作室手工艺的发展。在工作室玻璃、纤维、木工艺等工艺门类中, 手工艺人创作了近乎于现代雕塑风格的、毫无实用功能的艺术作品, 欣赏性和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增多。传统手工艺“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观念已经不能再束缚前卫手工艺人的创作了, 手工艺作品的抽象性、雕塑性、观念性取代功能性, 工作室手工艺人开始向艺术家转型, 纯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一变革为手工艺向主流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艺术批评在工作室手工艺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催化剂和助推力的角色。

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中, 艺术批评给工作室手工艺以理论和舆论支持, 而工作室手工艺向现代艺术的发展, 也促使现代艺术朝着更加广阔、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三、结语

本文以彼得·沃库斯为例, 通过分析艺术批评与彼得·沃库斯创作的关系, 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揭示了艺术批评与工作室手工艺的艺术策略关系, 探讨影响工作室手工艺和当代艺术发展的推动力。

虽然艺术批评对彼得·沃库斯的支持并不能全面的反映艺术批评与工作室手工艺的艺术策略关系, 但窥一斑而知全豹, 艺术评论在工作室手工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不仅促进了人们对手工艺创作媒介的重新认知, 也推动着工作室手工艺

梵高艺术人生的宗教性

姜宏伟葛红刚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摘要:艺术家梵高的人生和艺术具有浓郁的宗教性, 本文从梵高的艺术选择、绘画语言、表现形式、审美观照、精神超越性等方面揭示梵高艺术人生的宗教性特点。

关键字:梵高;艺术;宗教

文森特·梵·高被认为是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 一个极端个性的现代艺术家的代表。他对人类充满天真的热情和深沉的爱, 对自然神秘力量充满无限探索的精神和勇气, 同时更是一个对绘画艺术充满宗教般迷狂的信仰者。

一、宗教性的艺术——安身立命的选择

梵高的艺术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和使命感, 这和他早期所受的家庭影响是不无关系的。梵高的母亲是一个业余画家, 父亲是一位牧师, 还有三个和家庭往来密切, 从事艺术交易的叔父。因此, 童年的梵高所受的启蒙教育就具有艺术和宗教的双重因子。在叔父的画店里当店员的日子里, 让梵高对绘画艺术有了初步的接触。古比尔美术公司1的经历似乎是他职业生涯的契机, 但内心沸腾的热情和对人类深沉的爱却让梵高对宗教产生了狂热的兴趣。在比利时传教活动的失败才真正成为梵高艺术生涯的起点。离开教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彷徨和迷茫一直萦绕着孤独、无助的梵高, 这种境遇让画家对现实产生了怀疑, 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不确定感。前者让他在面对现实时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解释动机, 后者却让梵高彻底否定了珍惜自身存在的可能, 从拿起画笔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梵高绘画的情感表现性和宗教使命感谈到他的创作时, 梵高是如此说道:“为了它, 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 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梵高早期的一些素描也充满了对生活苦难者的悲悯和同情2。

二、表现与象征—人化的宇宙

梵高选择绘画作为自身生存的依托, 他对艺术的定义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因此, 现实中风景自然地蕴含着艺术家自身的精神性含义, 是艺术家自身情感的有效注释, 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呼声和无助精神的呐喊。他把面对自然时所产生种种心灵悸动:郁闷、暴躁、焦灼、热情、兴奋、激动等在作品中用扭曲的线条和主观的色彩表现出来。他眼中的自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然: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人的性灵、情感。同时, 它也映化着人的心灵特质, 它与人融为一体而为人代言, 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瞬间显现。

梵高眼中的宇宙也是一种神性的宇宙, 具有鲜明的自身性格。在这样的宇宙场中, 存在的一切都在进行着戏剧化的生存斗争, 每个存在背后都有更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义, 似乎有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在不断地创造出这浩浩汤汤的生命之流。梵高特有的对世界的观察能力和敏感的知觉力让他感受到每一存在表现出来的伟大象征意义, 在艺术家进行审美的瞬间以幻象的方式向他展开永恒性的真实。就如英国诗人勃拉克所云:“一花一天

由传统工艺美术的范畴向主流艺术文化发展, 而工作室手工艺的现代化演化也拓宽了艺术发展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 艺术批评作为重要的舆论和理论力量与工作室手工艺的艺术策略关系是不可忽视的。

国, 一沙一世界”。也如歌德所说:“一切消失者, 只是一象征”。因此, 除了对人类那种激情的爱, 梵高对人像的刻画更具有时间的意义, 就是去表现时间长河中留下来的独特象征。

三、色彩和线条—艺术语言的宗教性表达

由于对深层不可知的力量和自然背后神秘存在的感知, 现实就成了竖在艺术家的敏锐感觉通往绘画真理之间一道牢不可摧的障碍, 强烈的探知欲求和不可逾越的铁壁之间的强烈矛盾, 促使天真的梵高的绘画作品产生了巨大的人格张力和震撼人心画面形式。尽管从画面上看, 梵高表现也是他眼中的自然, 但在他独特的审美观照下和“万物有灵”的认识引导下, 画面的造型和色彩都呈现出极端个性化的特征, 就如他自己所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 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 梵高对于色彩的认识也有着极其虔诚的宗教心理, 他相信色彩就能实现一切, 对自然的人化表现也来自色彩自身的创造。

梵高的绘画采用了色彩并置的表现手法, 作品中的色彩在对比演进中达到一种令人惊奇的高度和谐, 体现出他强烈的真实情感。这样, 艺术家面前的自然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 诞生了奇异的色彩交响乐。梵高喜欢用未经调和的纯色, 在他看来, 纯色是放光的, 尤其是金黄色, 它的光芒让他陶醉。如同巴洛克雕塑大师贝尔尼尼的作品《圣德列萨祭坛》中圣女德列萨中了小爱神的金箭后产生的幸福和痛苦相交织的宗教迷狂状态一样, 梵高不厌其烦地用发光的黄颜色表现星夜、向日葵、麦田、太阳…。这种颜色超越了认知对象的属性, 具有独立的语言表达功能和象征性, 它有力地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在《星夜》中, 宇宙中的星星在“最后的审判中”爆发着、旋转着……浓郁欲滴的黄色和明澈深邃的蓝色在对比中运动着、联系着、分解着、综合着……使观者的神经也处于高度的紧张中。在给提奥3的信中, 他还说:“我想画上半打的向日葵来装饰我的画室, 让纯净的或调和的铬黄, 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上, 在各种程度的蓝色底子上, 从最浓的委罗奈斯的蓝色到最高级的蓝色, 闪闪发光;我要让这些画配上最精致的涂成橙黄色的画框。就像哥特式教堂里的彩绘玻璃一样。”

画有向日葵的画面平衡而又和谐、色彩即兴演绎着深层精神的冲突, 也使得梵高敏感的神经紧张到无以复加的、即刻爆发的状态。而象征太阳的向日葵, 却散发着令人心弦震荡的金黄色,

参考文献

[1]白明.世界现代陶艺概览[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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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熙旸.冲出“围城”——后工业化社会中手工艺的处境与出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2007.

[4]郅敏.抽象表现主义对美国现代陶艺的影响[D]:[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2004.

[5]栾凯.工作室手工艺运动的助推器——美国手工艺理事会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2010.

[6]河清.艺术的阴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Garth Clark.American Ceramics——1876to the Present[M].London:Booth-Clibborn,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