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

中国观察（精选12篇）

中国观察 篇1

一、工业地产的基础知识

1、工业地产的概念。工业地产是指工业类土地使用性质的所有毛地、熟地, 以及该类土地上的建筑物和附属物。其中, 包括工业制造厂房、物流仓库及工业研发楼宇和港口。工业用地是住宅、商服和综合类用地外的第四种性质用地。

2、工业地产发展背景

(1) 产业分工不断细化——呼吁专门从事生产场所的开发与经营主体的产生。

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细化, 早期的生产厂家自建自用厂房模式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生产要求, 其效率低、投资大、选址不当的现象, 导致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业集群效益低, 上下游产业在地域上的分离, 也大大增加了半成品或成品的流通成本, 不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因此, 需要一种专门从事生产场所开发和经营的主体的出现来统筹各种要素的组合, 使得效益最大化。

(2) 工业地产的市场需求驱动——全球产业战略转移和升级。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入高潮, 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变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不仅包括为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产业升级的要求,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加工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也包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环节的全球战略调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经接受来自香港、日、韩以及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3) 外国开发商的大量进入促使国内工业地产商队伍的不断壮大。

近年来, 外国工业地产开发商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他们除了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还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理念, 他们的进入对中国工业地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促进了中国工业地产的快速发展, 同时工业地产的进入门槛较商业地产低, 引起了国内工业地产商的极大兴趣, 纷纷投身于这一行业, 使得这个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二、工业地产的特性

1、大投资。

工业地产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工业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实力要求较高, 这样才能保证前期开发区所需的资金投入。工业地产资金占用周期较长, 前期投入范围从十几亿到几十亿, 这一特点限制了资金不足的中小开发企业的进入。工业地产的投资规模, 招商、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投入也相当高, 而投资回收期则有的长达十几年, 资金实力稍有不足, 就会出现资金断链的情况。因此, 工业地产的运作需要有一定实力的投资开发商参与。

2、快速启动。

基础设施建设是园区快速启动、形成雏形的基础。在投资者对投资地进行考察时, 基础设施通常是最先引起注意的因素。只有过硬的基础设施, 才能达到吸引优秀项目/企业的入驻。供水、供电、通讯、道路、环保、治安等方面有力的保障, 是投资者入驻项目得以如期开工的必要条件, 自然也是其关注的重点。

3、提供增值服务。

目前, 制约我国大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人气不足”、“商气不旺”。针对这种情况, 开发区应主动发展那些适合二三产联动的产业,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生产、生活配套及专业服务领域, 同时加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和体育等行业的发展。

4、追求长期稳定回报。

根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理解, 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工业地产, 由于投资金额巨大, 属于重大商业举措, 投资行为一旦发生, 通常需要考虑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营。因此, 投资者考察并评价一个开发区, 从视野上, 应考察整个投资环境;从纵深上, 需要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进行全面的评价,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短期的投资回报。因此, 工业地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开发商追求投资回报的稳定性与长期性, 而不是追求短期内的投资收益。工业地产的长期回报是建立在开发商大规模资金投入、提供附加服务的基础上的, 因此对于工业地产的投资商来讲, 投资工业地产除了考虑地理因素, 更多的是考虑政策因素和回报率。

工业地产的投资回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业内人士认为, 从市场需求的强度来看, 目前国内工业地产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保守估计在8%以上, 好的项目能达到9%, 甚至高达17%左右。如果仅从标准化厂房的投资建设来看, 工业用地的年限是50年, 以现时建标准厂房来计算, 年回报率大约在12%~16%, 回报率较高。

三、工业地产与传统的住宅地产、商业地产的区别

1、利润获取方式不同。

住宅地产主要依靠建设完毕后销售回笼资金;商业地产的模式比较灵活, 有多种组合方式, 例如租赁与出售多种组合, 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工业地产的利润获取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与制造商合作开发赚取适当的利润, 是工业地产开发的较初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另一种是开发商自建, 然后进行出租或销售, 运营商则以其专业的素质和优质服务赚取租金收入和管理费;其中, 中、小型生产商多选择以租赁方式付出租金, 而出售多以定向建设为主, 即根据购买企业的特定需求建造工业厂房。

2、发展背景不同。

住宅地产是城市化发展下的一个产物, 与城市人口规模、市政配套建设和城市化速度有紧密的联系;商业地产的发展与所处区域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商业发展有影响。而工业地产受到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 土地政策和生产要素成本影响的程度更大。

3、对开发商的运营管理实力要求不同。

工业地产的开发商除了要有良好运营土地和资金的实力外, 还要具备更加专业、复杂的后期运营管理能力, 这种管理能力不仅是局限在物业管理上, 更多的是强调配和制造商进行生产所具备的专业化技能。成功的开发商还应该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包括拥有广泛的企业资源和先进的运营理念。

4、投资风险较大。

工业地产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 风险防范体系还未成熟, 并且国内开发商普遍经验不足, 所以投资风险较传统项目而言风险较大。

5、工业地产的拿地成本相对较低。

工业地产成本远远少于商业地产, 据统计, 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只有商业用地的1/4, 而实际出让价格, 工业用地只有同类地段商业用地的1/5到1/10, 甚至更低。虽然工业用地市场开始执行“招拍挂”, 同时竞争加大, 地价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但是地块多在郊区, 吸引力有限, 因此涨幅不会很大。

四、工业地产开发模式

根据国内外工业地产开发建设的经验, 工业地产开发常见的四种模式, 即工业园区开发模式、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工业地产商模式和综合运作模式。

1、工业园区开发模式。

工业园区开模式是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最常使用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 同样也是我国目前工业地产市场的主要载体。其主要特性表现为:此类工业地产开发都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进行, 通过创造相关产业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条件营造园区与其他工业地产项目所具备的独特优势, 然后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等方式引进符合相关条件的工业发展项目。

2、主体企业引导模式。

主体企业引导模式, 一般是指在某个产业领域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的企业, 为实现企业自身更好的发展与获取更大的利益价值, 通过获取大量的工业土地, 以营建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在自身企业入驻且占主导的前提下, 借助企业在产业中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通过土地出让、项目租售等方式引进其他同类企业的聚集, 实现整个产业链的打造及完善。当然, 很多时候, 此类主体企业为所在地政府的引导与支撑, 从而进行相应的工业地产开发。

如上海金山的上海石化工业园区, 其即为在上海石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做大做强石化企业, 同时进行相关行业延伸及细化, 进而达到整个产业链的完善与发展, 为实现整个金山“大石化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3、工业地产商模式。

工业地产商模式是指房地产投资开发企业在工业园区内或其他地方获取工业土地项目, 再进行项目的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厂房、仓库、研发等房产项目的营建, 然后以租赁、转让或合资、合作经营的方式进行项目相关设施的经营、管理, 最后获取合利的地产开发利润。

例如, 普洛斯在取得土地之后, 进行一级开发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级项目以仓储设施为主, 采用租赁方式销售, 客户对象包括制造商、零售商和物流公司等等。之后, 派出专业团队进行二级项目的物业管理和客户维护工作。普洛斯称之为“物流房地产”。

4、综合运作模式。

综合运作模式是指对上述工业园区开发模式、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和工业地产商模式进行混合运用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由于工业地产项目一般具有较大的建设规模和涉及经营范围较广的特点, 既要求在土地、税收等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也需要在投资方面能跟上开发建设的步伐, 还要求具备工业项目的经营运作能力的保证。因此, 单纯采用一种开发模式, 往往很难达到使工业项目建设能顺利推进的目的, 必须对工业园区开发模式、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工业地产商模式等进行综合使用。

中国观察 篇2

中国建材品牌实力品牌的唯一出路在于做大、做稳、做强。国内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前10名的橱柜品牌排名分别是：第一梯队-O、H、KB、JP、FT、YH、OULI;第二梯队-我乐、月兔、百V、雅迪尔、(N)。(国外品牌国内销售额排名为：柏丽(A)、威乃达(B)、拉丘娜(C)、Siematic(D)、Snaidero(C)、阿尔诺(E)、科勒(F))从现在看国内的最有希望成为中高端品牌的第一梯队各个品牌都在多方面存在不小的问题：

O的优势在于相对产业集群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这是受到O工厂所在地广东的恩泽和他抓住机会快速发展经销商所获得的先发优势。但是他的经销商终端营销能力较差(中国建材网络经销商的普遍问题)，是由于O所设计的产品毛利结构具有竞争力，造成他的经销商较容易成活;但是，如同富家子弟一样，他的经销商多数比较浮夸，用一个词语形容就是――“做不稳”，属于利益导向型，如果行业的平均毛利大幅度下降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经销商会疯狂造假(现在就在很多区域非常明显)。O的营销模式是明显的过度包装型，忽悠的成分比较大，属于守株待兔型的商业模式，是小品牌成长的典型做法和模式。而其他不断在强化这个模式，只会在这个路上越走越远，由于O总部领导人的个性，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只是看到了5年后的辉煌，盲目的投入做市场和所谓品牌，没有看到5年后内外交患的血拼，没有准备体量巨大后的各个基础的加强，所以在这几年内，其体系内的管理和营销不会有太大改善，后期的发展不会太健康，

H是国内最大的家电企业，其家电专卖店网络伸展到国内5、6级市场，全国的家电经销商超过5000家，300平米以上的店面超过1000家，是非常有实力的品牌企业。H厨房在这样的商业平台和品牌下，获得了飞快的发展。但是由于H集团的内部运作机制对建材行业国内发展阶段的不支持，导致H厨房做到一定程度，发展比较艰难。特别是成本和营销，以及经销商运营平台方面的欠缺，导致他迟迟无法获得更快速增长的机会。无法超过O，现在H的销售额和量都是O的一半。而且还非常吃力。H欠缺的是品牌战略企划、精确的区域营销战略企划，H不缺少人才和资源。但是随着内部的不断整合和转型，优秀的人才无法在其内部长期保留并作出贡献，后期的失血性人才缺失必然出现。

H厨房是品牌橱柜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品牌，也是最有潜力的一个品牌。至少我这么认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H厨房的领导人必须有“宁可在正确的路上跌倒，也不在错误的路上奔跑”的胆识，并且集团对于该PL的领导有足够的信任。但是，从内部来看，集团的张总对于厨房的期望和当时的设计估计是定位在中高端的工程上，没有期望对散单有多大的期望，毕竟他老人家也知道橱柜开在青岛不像电器在青岛经营很多年一样有产业供应链规模优势。另外，即便是在中高端工程上有所作为，也要工厂、研发、供应链都支持，从现在其内部的资源来看，不是很支持。要把H厨房做好，必须是从上而下的彻底的战略企划，很多本质的东西要改变才可以，需要动大手术。即便是有一天突然有了这样规划，我想，H集团也会发现，在高端方面的资源和平台、人才欠缺太多，收购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集团的文化暂时无法达到。

毕竟在全球的竞争环境更加恶劣的前提下，H集团还是想集中在白电上能够创出些名堂，家居这个行业再大动已经失去先发优势，风险很大。如果这种情况不彻底改善，最终H厨房的结果就是给H集团配套，与集团的工程和电气配套销售，错过最后的家居建材行业发展的黄金。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H――做不强。

还有一个是KB。这个品牌就暂时不过多的提及，用一句话来形容KB――做不大。而其我认为蔡老板也是坚持“表象不大”这个特点的。但是，KB是国内唯一一个成功的正在从橱柜的红海市场转型到蓝海市场的品牌。

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观察 篇3

商文明研究的独特见解

商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她是一个典型的青铜文明，也在于她是世界几个最早的文明区的代表之一。商文明研究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

经过众多造诣精深的学者数十年的苦心研究，学术界已经对商文明形成了一些主要的认识。固然很难概括这些互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认识，但商文明研究的题目却是清楚的。它们包括：国家形态、王位继承法、亲族制度、阶级、神话、艺术、宗教、青铜工艺和社会经济、疆域和方国，等等。后面几个题目，张光直先生放在三代文明中一齐考察，这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前面的一些题目——用我们习惯的讲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诸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是分开讨论的。张光直先生对商文明研究的独特见解，就是用他所谓的“乙丁制”研究贯通了商文明上层建筑的诸方面，从而构筑起一种从整体上认识商文明各项制度的基本框架。

如果说论证乙丁制所运用的古文献和甲骨文是艰涩难懂的，认识乙丁制的钥匙——天干，却是稍懂古史的人都知道的。从上甲微到帝辛三十七个商王都以天干为名。天干之名是商王死后得到的，用为该王的庙号，这是一般的说法。这些天干的含义，历来的讨论分别认为是排行、卜选(死后以卜选定)、生日、死日等等。张光直先生认为，这类讨论的共同点，就是都把庙号的选定归为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这些庙号的天干序数也应该没有规律才对。但经过排比之后的结果竟然是：

一、甲——癸十个天干在三十七个商王名中出现不一，其中以乙、甲和丁为多；

二、如果把乙、甲等天干归为A组，丁、辛等天干归为B组，那么这两组在商王世系表上呈现出隔代出现的规律，即A—B—A—B……。

通过这个极重要的发现，再加上一系列的考订，使张光直先生提出了对殷商王制的根本见解：乙丁制。它可以简要地表述为：商王族中与王位有关的人可以列入天干群；十个天干群可以分为两组，两组分别以乙甲和丁为核心；王族内婚，原则是两组之间隔代通婚，即当政王娶同组女子，当政王之子娶异组之女；殷商王位继承法为舅传甥，这可以保持两组王族轮流执政。

乙丁制的见解决不止是对商王族的亲族制度和王位继承法的解释，因为接下去的论述与其说是在论证乙丁制，不如说是在用乙丁制疏理商文明研究中已经摊开的各种现象，比如：过去由董作宾发现的卜辞中的“新派”和“旧派”；安阳小屯王室宫殿基址的东西两列；殷墟西北冈商王陵墓区十三座王陵的东西两组；由瑞典高本汉初步划分的殷商铜器装饰美术的两派；等等。

张光直先生由此对商文明的进一步发挥是：乙丁制，即殷商王族的二分制证明了商王世系中存在着昭穆制——尽管文献和历代学者大都以为昭穆制是周人的制度——商人的昭穆制和周人的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与乙丁制类似的现象在夏代王系中也不是无迹可寻；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殷人观念的二元现象以及中国古代一般的二元概念有相当的联系；二分制是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和近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现象；等等。

对乙丁制的研讨，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商王庙号新考》、《殷礼中的二分现象》、《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王制》(均见《中国青铜时代》)等论文中。后来，作者在他的研究专著《商文明》(英文，一九八○年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再次论述了乙丁制。这表明，经过二十年的探讨，作者对殷商王室的二分制愈加坚信了。

殷商二分制研究在海外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极少数就某项具，体材料对二分制予以认定或怀疑的作品外，国内学术界至少目前仍对张光直先生以二分制为核心的商文明研究保持缄默。这大约出自如下原因：第一，殷商二分制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研究历史、研究卜辞的方法不同。提出问题、运用材料和推导论点的方式都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甚至，学者们所受的训练也不一样。第二，信息不灵，国内学者并非能够及时了解张光直先生的主要观点——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三联书店和文物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这两本论集。第三，由于二分制研究涉及商代整个上层建筑，对于国内以精深见长的学者来说，组织一场全面的论争需要准备——这一点大约与第一点相关。但是，只要想到殷商二分制一旦成立的意义，对殷商二分制的讨论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而且，这场讨论与其说是在讨论殷商二分制的可靠，毋宁说是在论证殷商二分制研究方法的可靠，这是进行讨论的更深一层意义。

三代文明的整体观察

夏商周三代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国史学乐道的话题。“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三代文明是夏商周的直接承袭——这是文献给人们造成的一种观念。张光直先生一九七八年成文的《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就是对这种观念的否定。

作者从地理分布、考古学文化特征、青铜工艺等方面对三代文明进行比较后指出：“三代考古所指的文明进展方式是‘平行并进式’，……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个国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同上，47页)。尽管“同时”一词似乎还应该加以明确——或许是指某段时间的同时而不是指自生到灭的同时——这段文字的意见还是明了的，也是国内考古界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实际上，就在张光直先生进行这番讨论的时候，国内学者也就此进行了方式稍有区别的讨论。夏鼐先生在对夏文化下界说时提出了夏朝时期夏族的考古文化的说法。邹衡先生则根据考古资料的分析更加明确地指出夏、商、周三族的文化各有源头。把夏商周视为三个族，那么夏商周三代不过是这三个族分别掌握统治其它族的国家机器而已。很明显，张光直先生和国内学者关于三代文明相互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接近的。出现这些讨论的原因，他在这篇文章开头的一段话实际上已经讲到了：“随着最近十余年来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对三代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捩阶段，……我们已经可以辨认出若干三代研究的新方向了”(同上，27页)。

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时，张光直先生运用了美国社会进化学说的一些术语，如游团(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states)等等加入讨论。显然，作者的意图是要由此探寻三代国家形成方式的更广泛的意义。不过这些术语不足以取代国内使用的相关术语。作者讨论三代国家形成的结论也是国内读者大多比较习惯的。

《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同上，57—58页)实际上讨论的是郑州商文化来源的问题。作者认为，郑州商文化属于商代中期阶段，而商代早期应该在郑州之东。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加明确地说：“我相信，(商代)最初的一段将会在河南、山东、安徽交会处一带有所发现”(同上，48页)。值得解说的第一点是：关于郑州商文化的年代，学术界除了有主张商代中期的观点之外，还有主张商代早期的(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如河南偃师商城)似乎支持的是后者。如果郑州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那么它的来源就是先商文化了；第二，郑州商文化的来源主要有东方说、北方说和西方说，近年的考古发现至少没有对东方说支持更多；第三，支持作者商文化源于东方的证据主要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与商文化某些因素的接近，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夏文化的来源之一(邹衡，同上)，从考古年代学讲，后者应该更为合理。

总之，寻求郑州商文化之源确实是解决夏商考古文化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所有夏商考古专家意见冲突的热点。

三代文明的综合考察是张光直先生有关研究中与国内学者的讨论最接近的内容。在这个题目下他的见解，尤其是关于三代考古的见解只能算一家之言，因而也最容易受到国内考古界的评判。不过，海外考古学者甚至台湾学者中，能够在水平很高的三代考古学讨论中成为一家的，也只有张光直先生一人。这对于他来说却是值得称道的。

神话、青铜艺术和商周宗教观念的疏理

二十五年前，张光直先生推出了一篇题为《商周神话之分类》(《中国青铜时代》)的文章。如果知道二十年代由“古史辩派”掀起的关于古史神话讨论的人，肯定会对这位作者重新讨论神话问题产生特殊的兴趣。按照我们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大约可以这样表述：大多数内容早于商代的神话是殷周时代形成的，因此这些神话首先是研究殷周的史料；对这些神话按内容的不同加以分类，再以这些神话出现的时代对各类神话加以疏理，可以得出殷周神话的演变脉络；由于神话在当时社会中不仅被视为真实的，而且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规范和淘汰，殷周神话的演变可以反映从商代到东周社会观念的一种变化。

这大约代表了作者对神话的总的态度。文章中更多的笔墨却是在讨论纷乱繁芜的神话的分类。我们不妨列出作者的主要结论：

一、商周神话可以分为自然神话、神仙世界神话以及神界与人界分离的神话、天灾与救世神话、英雄世系神话；

二、商周神话的最主要演变是：商代神话中人界与神界是和协自然的；西周时人界与天界开始分开；东周时两个世界完全分开，神话中出现了英雄世系、人神之争等内容。

固然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对待中国古籍中神话的观点，但仅此还很难理解这位考古学者写作本文的实际意义，甚至可能会以为，这篇文章大约是西方人类学热衷于讨论神话问题的一个例子。神话分类对考古研究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考古学研究对于神话分类的意义，是在作者第二年发表的《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物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一文中显露出来的。二十年后，作者的《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均见《中国青铜时代》)一文，可以说是对神话、青铜艺术和人神观念的进一步论证。这说明，作者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是相当自信的。

作者讨论了从商代到东周青铜器美术风格的演变。如果说这个时期的神话演变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话，商周青铜器的年代却经过了众多学者的长期钻研，他们对铜器年代的认识是相当精确的。作者在讨论青铜艺术时提到的动物纹样的那些变化，都是学术界公认的。

张光直先生指出了动物在神话和青铜艺术中的重要性。当然，动物在神话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在商周青铜艺术中也是最主要的纹饰主题。那么，动物在神话和青铜艺术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商周神话的演变和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变化又能说明什么呢？作者回答的大意是：在商代人界和神界和协的观念中，动物被视为沟通人界和神界的使者，因此有了商代和西周初年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繁缛；随着西周以后人界与神界的逐渐分离，动物对人的作用逐渐下降，这就导致了青铜器动物纹样的退化；东周时期人界和神界完全分离，神话动物被归入神界，人和动物的关系成为一种敌对关系，铜器纹样中这时出现的狩猎纹也就是这种关系的揭露。

与这种解说相辅相承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代，上帝似乎就是商王的祖先，这种观念反映了商王族对各方国的统治；西周时出现的“天”即上帝，人王只是天子，“天命”只授与有“德”的人。这种观念适应了周取代商，周天子统一人界的要求；东周时上帝的观念是遥远的，神话中出现更多的是对祖先功德的标榜，这些观念是天下争雄局面的反映。

应该承认，即使是对神话、青铜艺术和宗教观念陌生的人，也可以通过张光直先生的论述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清楚的认识。不过，只要想到这个认识所牵涉到的众多的学科——中国思想史、艺术史、上古史和神话学，只要想到这每个学科讨论先秦问题时曾经出现过的波澜，对这个认识的表态就应该是一件特别慎重的事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作者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传统考古学进行研究时运用的断代方法。在用年代学把神话、青铜艺术和王权政治的变化做一番疏理后，宗教观的变迁也就释然了。

这个题目研究的钥匙是动物。作者把动物当做沟通人界和神界的媒介。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国语》中关于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故事。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世界性的萨满教研究的启发。张光直先生在这方面的继续发挥，正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世界性

如果说前三个主题——商文明、三代考古以及三代宗教艺术是张光直先生二十五年来苦心研讨的题目和最主要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问题，则代表了他新近的研究和思考。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讲学期间，他第一次阐述了自己这方面的见解。这次讲学的主要内容，由文物出版社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为名印行。

什么是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能看到的法则，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有什么启示？张光直先生在北大哲学楼的讲演就是这样开头的。

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以各种方式记载的文献资料都是详尽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这些特征放入全世界几个延续最长的文明区中观察，就会发现它的上述明显优势；如果再把这个优势与目前全世界已经流行的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做比较，我们却会发现；这些理论建立时，对这个明显的优势谈不上充分地运用，甚至谈不上有所运用，最多只能是有所提及。这不能说不令人遗憾。

在张光直先生看来，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新颖的启示或有所开创，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们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由中国古史观察建立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讲演者在第一讲里论述了他对这个题目进行的探索。由于这个探索是全新的，我们不妨在此做最简略的介绍。

张光直先生认为，概括中国古代文明的方式有多种，但就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性来说，萨满式(Shamanistic)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萨满式的世界观，就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进行不同层次沟通的是巫觋。这种世界观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成分。这样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特征的意义在于：其一，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性的；其二，在萨满式文化中巫觋宗教集团具有很大力量。后者导致了古代中国以宗教、政治手段，而不以技术或贸易手段占有社会财富。

这样，在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中国文明产生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关系变化的结果。文明社会产生后，野蛮时代的若干其它因素——非金属生产工具、残存氏族制度的城市、宗教等等仍在延续。这种多方面的连续性，是中国古代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的最重要的特征。

随后张光直先生谈到了成为世界之谜的玛雅文化。他认为，玛雅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文明是由同一祖先的后代分别创造的。而两、三万年前印地安人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带到美洲的文化内容中一定有巫术和萨满文化。因此他把这整个文化背景——亚洲的、美洲的、埃及的以及其它的文明——叫做“玛雅一中国文明连续体”。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张光直先生把两河流域视为例外。他认为：苏末文明的产生是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自然环境实现的。这个突破性的文明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源泉。在这个进程中，技术、贸易是占有社会财富的主要途径，文明的演进伴随着技术的突破。

这样即可以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社会的演进方式归为两种：

野蛮／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文明

＼西方式的〔突破性的〕／

通过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出，世界文明的演进和西方文明的演进是有区别的。而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西方文明史。

张光直先生认为：世界式的代表是中国。根据中国上古史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法则，可以在全世界有更大的适用性。

很明显，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史的世界性的探讨已经上升到历史观的探讨了。如果我们把四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的理论称为“革命论”，不妨把张光直先生的这一提法称为“连续论”——尽管从历史观高度说“连续论”还很不完备，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作者已有的论述中窥见端倪了。“连续论”几乎可以视为对中国学术界基本观点的挑战。不能否认“连续论”是新颖的，但更多的人或许会对这一系列从萨满教到历史观的论证表示怀疑。既然涉及到历史观，可以因此加入讨论的学科就不止历史学了。不过在历史学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把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归于萨满式文化还是不好理解的。即使只说宗教，也不好说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是中国古代宗教的特征；中国奴隶社会产生时发生的一系列突变：城市、文字、国家等的出现，青铜工艺的技术革命等等，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考古界讨论古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意见。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史中的优势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都是明显的。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性的研究至少是对中国学者从事这个题目研究的启示或推动。而这个题目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走向世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应该提到的是，张光直先生在以后跟笔者的讨论中曾经谈到：在中国当前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惯性应该有充分的估计。这是与这个题目相关但更为要紧的意见。

西方考古方法论的介绍与运用

张光直先生在这两本论集中还介绍了考古分类学(《考古专题六讲》)、聚落形态考古学(同前，以及《中国青铜时代》107—121页)。其中，聚落形态考古是最近几十年美国考古学中流行的方法。它包含了社会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思想或因素。聚落形态考古的要旨在于把考古研究的对象从考察“物”转向考察“人”。这个转变反映了世界考古学思维的大变动。

实际上，张光直先生的两本论集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起点——或称解题的钥匙——的简单明了，论证过程中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研究结论涉及面的广泛，使我们感到作者治学的眼界是开阔的。

张光直先生早年就学于中国考古学创始人李济、董作宾等门下，近年来又与国内一批著名的考古学者有密切的学术交流，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自然深厚。他又长年在美国进行研究，不仅对美国人类学中最主要的学派，如博厄斯(F.Boas)的历史主义、怀特(L.White)的新进化论、宾弗(L.Binford)的新考古学了如指掌，对欧洲人类学界的领袖人物，如英国功能学派的马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法国结构主义的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人的学说也是熟知的。这两本论集对作者这方面的知识也有所反映。譬如，在殷商二分制的研究中，除了作者直接利用了布朗的研究成果外，我们还可以从中捕捉到马凌诺夫斯基关于两合组织内婚制的见解的痕迹，看到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峙”的影子。

由于站在整个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之上，又对中国的历史、考古有深刻的了解，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就以贯通中西见长，既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也给国内读者留下全新的印象。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1.45元；

中国农机行业竞争观察 篇4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农机市场迅猛发展, 实力农机生产企业迅速崛起,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竞争格局。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涌入, 通过建立生产基地、设立代表处或者代理商销售产品等方式, 布局中国市场;国内企业也竭尽所能, 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但激烈竞争的结果, 国内高端市场依然牢牢控制在外企手中, 国内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本土农机企业该如何突出重围?

本文从国际、国内企业竞争较为激烈、市场国际化趋势较明显的黑龙江市场着手, 对农机行业竞争格局进行分析, 并提出本土农机企业突围的各种途径, 供业界参考借鉴。

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篇5

2014-12-17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提出他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以下是演讲实录。我是一名经济学者，目前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今天又有幸成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有三个原因让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本我担任主编的杂志，叫做《教育》。这本杂志的编委都是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他们同我一样，都不是教育学专家，但都在国内外受过教育，并都是曾在海外担任过教学和科研工作，目前回国工作的资深学者，对中外教育有直观的亲身体会。《教育》杂志于2012年10月创刊，是一本月刊，至今共出版了23期，有网络版和少量纸版赠阅。杂志刊登的多是通俗易懂的短文，包括转载已经发表的文章。以往各期的主题有：“学前教育决定中国未来”、“网络时代下的教育”、“教育之基—培养真正的人”、“未来的文盲是不会自学的人”、“家庭教育重于泰山”、“高校去行政化探寻”、“批判性思维”、“创业教育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人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等。

中国对外汉语教师观察记 篇6

毕业后，与班级QQ群里那群抱怨睡眠不足的同学相比，米妮1周有5天的日子都能睡到自然醒。她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工作日，但每天都可以在起床后慢悠悠地整理房间、细心化妆，甚至有时还能自己买菜做饭，接着上班，上班时间不长，但精神需要高度集中，往往半天就能累到不想说话——这样的作息时间正缘于米妮是广州一家对外汉语培训机构的普通老师。在外人眼里，这样的生活看上去舒坦无比；一些朋友甚至希望能让米妮介绍入行，可真正了解到这一行的难处时，所有人都望而却步了。

米妮的工作时间几乎难以固定，同样，她的收入也难以固定。这一行常常让她想起历史书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机工”：每天清晨在街道上等待雇主，这一天的收入才有着落，如果没有活可以干，那么收入为零。与之不同的是，米妮的收入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这个月无课可上，米妮什么也得不到。

回到她从高中毕业的2005年，对外汉语教育在中国高校里还是一个新鲜词。高考结束后，米妮才知道中国有一些高校开设了这样一门专业，她很感兴趣，但因为填报志愿的失误，她和一些拥有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院校失之交臂。米妮最后考取的是湖南一家大学的中文学院，当时的中文学院下设的专业很少，一是传统的师范专业，二是俗称“万金油”的文秘专业。

米妮还记得，在2005年夏天军训的时候，炙热的田径场上，院系的主任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郑重地宣布中文学院即将开设“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站在人群中的米妮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觉得，自己要重选这个专业，因为她觉得这个专业仿佛就是为自己而设立的。而她们班上有70%的人也和她一样作出了这个选择，于是中文学院把这个班直接划为了对外汉语教育班。然而这就是一场尴尬的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米妮的班级是除外语专业外整个学校英语最好的，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的通过率极高；另一方面，中文学院也对这个专业倾注了许多心血。当得知外语学院有一位老师有过去印度尼西亚孔子学院工作的经历时，中文学院甚至把他借调过来为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生上课。而在和前来留学的外国游学团交流的时候，校方首先想到的不是外语系学生，而是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学生。

米妮印象最深的一次“教学比武”，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同学和英语教育专业的同学同时对外国游学团介绍中国菜的名字，结果，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们记住的几乎都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翻译的菜名，因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往往仗着对语法的精准把握，选择从字面上翻译，但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是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翻译的，不生疏也不拗口。

经米妮介绍，本刊记者采访到她的大学同学，现湘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兼职教师尹馨。尹馨现在是该校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正是对外汉语。

和米妮一样，当尹馨谈到自己的专业时，语气里就会不经意地透露出尴尬。在湘潭大学，不仅自己所在的文学与新闻学院下设了对外汉语专业，相邻的外语学院也设立了对外汉语专业。更尴尬的是，她发现，从本科时候起，中文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就和外语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有点相互不认同的感觉，有时甚至会互相看不起：中文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觉得外语专业的根本不了解汉语，不清楚汉语的起源、特点，而外语专业的老师觉得中文专业的外语水平不够，不能清楚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教学理念。

哪张资格证才是王牌？

2009年夏天毕业，当考上湘潭大学研究生的尹馨正在欢度暑假时，本科应届毕业生米妮搭上了去北京的长途火车。

离开大学的时候，和米妮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师告诉她，学校有去孔子学院的推荐名额，但工作地点是菲律宾，希望成绩优异的米妮能够报个名。然而，米妮谢绝了老师的好意，因为她不想去东南亚国家。她去北京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对外汉语教育的资格证。

更早以前，米妮就从老师的口中得知，有一张名叫“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证件，是从事这一行必要的证书，当时由直属于教育部下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简称“国家汉办”，即后来的“孔子学院总部”)组织考试，但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停止了对外汉语教育的考试与资格证书颁发。

但很多培训机构没有停止相关的活动，毕竟这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利益。于是有许多机构组织了类似的考试，请来各大学院的老师对学员进行辅导，并在受训后颁发证书。

在这些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培训机构里，米妮选择了一个名叫“中国语言资源应用与开发中心”的机构，因为这家机构的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和考核标准在2008年12月通过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的专家评审，其聘请的许多专家都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与以前国家汉办的教育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上课的时候，米妮的班级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国家汉办内部的管理制度杂乱无序，并致使海外孔子学院发展停滞不前，许多外国人甚至并没有在孔子学院学到他们想学的东西，这也是汉语教育机构在海外山头林立的一大原因。

在获得证书后，米妮开始南下，去了上海，住在一个亲戚家，不停往一些培训学校投简历，但很少得到回应。全国有不少考取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地方，尽管北京考来的证书号称最具权威，但在上海似乎也不算太受欢迎。

米妮曾经去过一家小的培训机构面试，是在郊外小区的居民楼里，她站在楼下，看着窄窄的楼道，不想往上走。那是2009年的秋天，对外汉语教育在中国刚起步，还在缓慢行走。

与此同时，尹馨开始了在湘潭大学的学习。她是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第一届对外汉语方向的学生，进去以后，发现课程设置不够成熟，很多时候要靠自学。更多的课程则是社会语言学、词汇学、语用学、修辞学、理论语言学各个方向，这和普通的语言学研究生的课程相差无二。

一切基于“客户至上”

米妮在广州面试的第一家培训学校在机场路，那里聚居的韩国人很多。不过当老板开出30元的时薪时，她顿时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同时体现在这些培训机构的称呼里，他们常常把“老师和学生”称为“老师和客户”，教育的利益化在这些针对外籍有钱人开办的培训机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米妮对韩语仅仅停留在略懂的程度，而对方也告诉她，大多数韩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停留在连说带指画上。想到这些，米妮只好放弃了这份工作。那时候，广州的对外汉语教育培训机构还没有现在这样遍地开花，应届毕业生要面对的，则是杂乱无序的就业环境。她的许多同学，正是在那时难以忍受，最终走上了别的职业道路。

对于刚入行的米妮而言，最麻烦的事情莫过于被安排到别人家上课，因为各国风俗的不同，她常常遭遇尴尬。米妮曾经去过一户印度人家上课，对方家中的老人问米妮是否要喝一点奶茶，为了和客户拉近距离，米妮点头，结果对方立即把自己手中的杯子凑到了米妮的嘴边。米妮最远的一次上课地点在广州增城的碧桂园凤凰城，从广州市中心天河北出发，上路即堵，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天彻底黑下来才到达目的地，客户是一个独居的美国男人，这堂课上得米妮心惊肉跳，生怕遭遇不测。第二天向校方提出要求，不愿意再独自前往。

而就和每个热衷于“法庭上见”的美国人相似，客户也立即作出反应：要求校方重罚老师。最终，米妮这趟课白上了，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而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米妮的许多同事甚至花了半天的时光在路上奔波，只为了给家在东莞的客户上两小时的课。

米妮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的一位学生报了60个小时的课，但每周只上一次课，每次只愿意上1个小时，而且选在星期天的中午，这让米妮差不多在一年里都无法和亲戚朋友在周末外出游玩。但这些在培训机构的上司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米妮所属的培训公司在广州颇有影响力，企业文化是“客户至上”，因此，他们从来不会顾及老师的感受：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兼职，工作都是按时薪来计算，也不用为这群庞大的队伍购买保险金或者公积金，而且即使他们走了，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人，因为开办对外汉语教育的高校越来越多，而随着大学生扩招，绝无老师断流的风险。

在这样的培训公司，同事和同事之间的联系几乎都靠QQ，偶有的大批培训和教育研讨，也几乎都是分批进行的。在这里工作的，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有外贸跟单员，有外语老师，而即便是客户总监，也无法把老师的姓名和样貌联系起来，即便是有谁久不发声，也不会有人过问。换而言之，培训机构更像是一个提供单一兼职的中介，这也是对外汉语教育在国内的普遍现状。其中最尴尬的莫过于像米妮那样，本是对外汉语教育出身的专业人士，却一毕业做的就是兼职，无所谓正业副业的区别，更无所谓什么才是工作日和周末。

对外汉语教师的未来

这样日子久了，压力就慢慢地展露出来。米妮最初的压力来自于家人。

她的父母对这样的工作难以满意，最初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就像中小学的老师那样，能够按时作息，甚至有寒暑假的安排，但当他们得知女儿为了配合客户的时间，甚至连午饭晚餐都难以按时吃的时候，连连催促女儿换一个工作。

所以在2011年米妮短暂地放下手中的“兼职”工作去一家外企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她就感觉到了不适。因为一毕业就开始教学，她对企业办公的那一套规矩几乎完全是陌生的，都得重新开始学习，而朝九晚五附带加班的日子，对于平时工作时间短暂的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有的时候，她甚至难以习惯团队工作，因为在以前的培训机构里，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学都是独行侠。于是，工作了半年以后，米妮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工作，她发现自己对对外汉语教育是真正的热爱，可有时候这种热爱成为了一种依赖。

在外企和普通的培训机构之外，对外汉语教师可以参加过双语学校的教师考试，也能参加过孔子学院的外派选拔，如果学历足够，能参加一些高等院校的讲师选拔。

不过随着大批相关专业学生的毕业，国内对外汉语教育的入行门槛也水涨船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即将结束研究生学业的尹馨也将开始找工作。她透露，在她的母校，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留校学历标准已经从“硕士”变成了“博士”，而且是有一定科研成果的博士。

而在此之前，尹馨的老师们一致认为对外汉语没有什么理论深度，所以并不建议这个专业的学生再继续读对外汉语的博士，一些人开始转攻其他的语言学，因为对外汉语归根就底还是汉语教育，其本源还是汉语。

尹馨没有想过出国，她和米妮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一致：其实外国人要真正学好汉语，还是来中国的好，因为这是大环境的氛围注定的。如她们所料，来中国学汉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而从事对外汉语的人和机构也将越来越多。为了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米妮的一些同事开始学习琴棋书画、烹饪、剪纸等“国粹”，而另一些同事则开始外出自立门户：他们深深感受到做对外汉语教师的为难以及不安定，甚至曾经为自己遭遇的尴尬而破口大骂。但他们开办的培训机构，无论是用人机制还是规章制度，依然和他们的东家如出一辙：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还将越来越多，然而如何走上良性运作的道路，依然尚待观察。

据国家汉办估计，到2013年底，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到1.5亿人。在国家汉办工作人员眼中，国内对于代表国家形象应邀去国外孔子学院任教的教师要求，对于多数本科毕业生来说，有些要求几乎难以达到：例如这些学生很难拥有高校的教师证；即便短期志愿者，到一些生活和教学条件好的国家、地区还能走马上任，如果遇上条件较不好的，一些人立即打上了退堂鼓。

另外，志愿者还有一个回国再就业的问题，在民营培训机构之外相关毕业生若想找到对口工作只有两个去处：一是少数几所有留学生的中学；二是知名外企的汉语培训部门。总之，就业岗位量很少，所以多数毕业生只好改行。

要知道，早在2011年9月开学以前，国内就有200多所大学增设了对外汉语系或相关专业，而在10年前这样的高校只有4所，由此带来的巨大变化，令社会环境短时间难以承受，因此国内对外汉语教育的成长之痛几乎不可避免了。而为了消化数量庞大的专业毕业生，只能求助于民间的力量了。而与此同时，早在2010年，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总裁俞敏洪就提出过关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建议。

北京语言大学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认为，汉语是中华文化，是增强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但其推广仅靠国家拨款显然是不够的，应将教师培训、就业和教材研发与国际市场接轨。此外，尽管国家汉办作为非营利国家事业单位目前依靠的是固定拨款，但事实上，它也可以探索用盈利模式来支持对外汉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推动其步入良性循环。

而作为对外汉语教育专业人士，尽管在国内依然鲜有安稳感，但几乎不用质疑的是，前路曲折却充满光明：全球真正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有4万名左右，而目前市场的需求是近100万名教师。一位上海的对外汉语教师在互联网上发帖感概：“想投身于汉语事业的人，请看清现状，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一行，比起别的普通行业，确实每小时的收入会高一点，但是，永远会在‘稳定’与‘不稳定’、‘自由’与‘不自由’中起伏，就像海上的一叶小舟，风里来，雨里去，有勇气，能坚持，才能看到无限风光。”

（应被访者要求，米妮、尹馨为化名）

链 接

快问快答：

Q：在哪里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A：“汉办”的汉语教师能力资格证停考已经很久了，现在的资格证书一般是各个国内国际民间机构自发的，详情可以咨询各个机构的网站。

Q：在国内从事这一行业必须要有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吗？

A：不一定。有证不一定能顺利通过培训机构的入职考试，而且每个培训机构的入职考试难度并不一样；同样，如果想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光靠证书是没有用的。

Q：对外汉语教师的收入究竟如何？

A：也要视情况而定，一般每小时的收入介于人民币30~80元之间。为了抢夺市场，一些培训机构会把课时价格压低。大型机构一般收学生的费用可以达到200元/小时以上，而老师的待遇却也只有50元/小时左右。

Q：英语不好可以考取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吗？

A：尽管英语是最好的通行证，但英语不好也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可以掌握一些小语种，比如日语、韩语。最关键的还是汉语的专业知识要过硬，尤其是现代汉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Q：对外汉语教师的空缺大吗？

A：全球真正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有4万名左右，而目前市场的需求是近100万名教师。美国亚洲协会预估，2015年将有75万名高中生学习中文。全世界目前已在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日本有近200万人在学习汉语，韩国学习的人数超过了100万，泰国、印尼学习汉语的流行度已经超过日语。

Q：哪些经过认证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值得考取？

A：1.PAT项目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对参加PAT岗位能力提升培训的学员通过考核后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2.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证书——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进修学院是国内第一个国际汉语教师培训单位，现已发展成国内外规模最大、课程最成熟、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汉语教师培训基地。

3.国际注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国际认证协会（IPA）根据国际上对汉语教师的极大需求的状况而推出的资格认证。该证书目前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全面认可。

Q：考取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一般流程是怎样？

A：选择报考的资格证类型——报名缴费——填写资料、提交材料——参与考试——取得证书。

Q：报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一般需要哪些材料？

A：填写《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报名表》一份，并粘贴本人近期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报名时还须出示学历证书原件），在校大学生大二（含）以上学生证复印件（报名时还须出示学生证原件）；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报名时还须出示身份证件原件）；免考外语者，需交相关证书的复印件（报名时还须出示证书原件）；另交近期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三张。

名词解释：HSK

HSK是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嘴里最常说的三个字母：其实是汉语水平考试（hàn yǔ shuǐ píng kǎo shì）的缩写。 汉语水平考试（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访的对外汉语教师均表示，日本人和韩国人对这项考试情有独钟，一方面因为一些日企、韩企将汉语水平和在华人员的工作能力挂钩；另一方面则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非常强烈。

其他小语种就业前景小贴士

日语：最受企业认可

理由：每年报名人数高达20万，考试成绩已成为企业招聘时衡量日语水平的重要依据。

目前在中国，日语已成为除英语外学习人数最多的语言。日语作为小语种类的实力派，其受关注度及市场认可度都比较高。

从就业角度来看，良好的日语口语能力可使职场人士在日企如鱼得水，晋升空间大大增加。日语等级能力考试由于是官方组织的考试，权威性认可度都相对较高，加之近年来的改革更为人性化，所以，历年来此项考试的证书都是职场中最为认可的证书。同时，日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商务日语能力考试(BJT)证书、J.TEST等证书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因此，白领人士在选择此类培训课程时，多会以获取证书提高职场竞争力为目的。培训市场涌现出很多为白领量身打造的日语网络课程，即节省了时间又方便了学习。

法语：最富有人气

理由：法语时髦、浪漫，因为其用法的严谨，联合国将其定为第一书写语言。

近年来，法语的发展态势十分迅猛，我国的法语学习群体也在持续增大。法语考试中的TEF和TCF两大考试国内认可度较高，报考人数最多，法国企业招聘海外员工也往往会用此作为参考。法语网络课堂近年来也是越炒越热，不少学生和工作人士反映：网络课程很方便而且效果很不错。

德语：最有学习价值

理由：学员中以提高德语水平的中高层人士居多。

选择进修德语的多为企业的中高层人士。一般是为了在职业生涯获得更好的发展或者是在德企工作交流方便。目前德语等级考试中最为常见的是全球统一的德福考试（TDN）以及DSH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应试者将得到由德福考试院签发的不同等级证书。而DSH是德国大学对于入学者的德语水平的一个标准性的考试。

西班牙语：最佳新秀

理由：西班牙语作为世界六大通用语言之一，上升势头迅猛。

西班牙语受关注度也在普遍升高。而目前学习西班牙语言的人群虽然基数不大，但上升势头迅猛，主要由于西班牙语属世界六大通用语言之一。很多国家都说西班牙语，包括阿根廷、墨西哥等。即便是在美国，如果你仅凭英语未必能从东海岸一直走到西海岸，而西班牙语却能。

当下中国综艺电影的艺术属性观察 篇7

1 主体性——拍故事与讲故事

综艺电影由于基本移植了综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所能呈现出来的原创人的主体意识其实并非十分强烈。虽然综艺节目在编创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台本写作,但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综艺电影由于与综艺节目的关联性,所以更强调的是环节的框架式设置而非情节设置,同时强调的是节目的故事性而非故事的叙事性。综艺电影是拍故事,传统电影是讲故事。在综艺电影当中,人是可选定的,但人物的塑造并非原创人所能完全把控的。虽然不排除有后期剪辑所带来的人物塑造效果,但更多的是嘉宾自身行为累积而显现出的人物性格特征。人物只是在设计的环境和环节中进行有自主意识的活动,而不是故事当中被设定的人物。具体会发生的事件也只能做一个简单的预估和设计,嘉宾参与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事件发生导向的不确定性。但传统电影中,也许考究的原创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人为设计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这些要素都是严格按照剧本进行设置,允许有局部微小的调整,但主要部分基本是不能随意发挥的。由此可见,传统电影当中原创人的掌控力度是远远大于综艺电影的,即综艺电影的“主体性”远远大于传统电影。

2 形象性——众星百态与众星捧“月”

一般来说,电影中的人物的存在绝对不仅仅只是生命体的存在,人物的语言、行为、命运轨迹都一定与最终要表达的主题有一定的联系。简单来说,人物为主题情感而存在。由于综艺电影拥有综艺节目的基本结构与内容,自然也少不了一些“真人秀”的因素掺杂其中。嘉宾的真性情的表现和人物之间的冲突是观众所要看的。综艺电影也因综艺节目的原因,诉求在于娱乐观众,满足观众的需求。捕捉嘉宾的有趣行为和语言以及嘉宾之间互动所带来的娱乐效果则成为综艺电影的主要内容。形象的存在也就是综艺电影追求的形象的意义了。没有对于事先设计好的人物形象要求,明星嘉宾只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当中的游戏和互动环节即可。反观传统电影,人物形象的形成是塑造而非呈现。即使是本色出演,也逃不开“演”的成分。而演员的表演也不是随性的,剧情中人物的塑造也一定为了主题而服务。总而言之,综艺电影由于移植属性的存在,娱乐诉求是第一位的,综艺电影的主题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综艺电影的拍摄初衷就是为了娱乐观众与传播欢乐。综艺电影呈现的是嘉宾在其中的“众生相”,而传统电影人物的存在即为了完整深刻地诠释主题。

3 审美性——展现与表达

一般来说,电影的主题与内容是不可割裂的两个部分。内容是主题的支撑,主题是内容的升华。综艺电影更加侧重于内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是综艺电影的重点。综艺电影的明星光辉也促使观众更多的是看看自己喜欢的明星究竟干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爸爸去哪儿》的导演谢涤葵说他想要表达的是爱,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更像是诡辩之词。到底综艺电影要表达什么?其实没人在乎!就像从来没人看综艺节目会思考到底表达了什么情感,综艺电影也不会仅仅由于播放媒介的改变而改变了观众的观看心理。所以,我们看到的综艺电影更像是一顿美式快餐,更多是为了填饱肚子,甚至连味道都尝不出来。例如,《爸爸去哪儿》大电影,无非是爸爸和孩子接到游戏任务和完成游戏任务的过程,内容都是细枝末节式的记录,这和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也有着许多区别。综艺拍摄的方式是记录式的,所以综艺电影更多的是展现,这也体现了其内容大于主题,甚至于覆盖主题的弊端。而传统电影,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希望通过事件的发展以及人物的轨迹来表达创作者的某种观念。展现的侧重造成了表达的忽略,最终导致了综艺电影艺术性的欠缺。

4 结语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综艺电影的出现是电影艺术形态多元化的趋势使然。但如果电影的界定仅仅是以传播媒介为基准,未免亵渎了电影艺术的严肃性。电影艺术功能的多元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走势,但照搬电视艺术形态却是不行的。综艺电影要生存下去还需要更多保持电影本体性,艺术的创新不应是跳脱艺术本身的创新。

摘要：《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综艺大电影在新春贺岁档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但由于其制作方式的问题遭到了众多非议。照搬综艺节目形态、短周期、高收益等都是被业内谴责为缺乏电影创作的诚意。本文试图从艺术的基本属性的角度,通过与传统电影相比较的方法来剖析和挖掘中国综艺电影的特征。

行业观察:中国动画为何没吸引力 篇8

一、行业背景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就发布了《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 明确指出要使影视动画产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2006年, 国家把动漫作为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杭州举行的全国影视动画工作会议上, 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先生做了题为《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共同促进我国动画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讲话。2008年以来, 国家广电总局针对国产原创动画产业方面所发布的最为重要的政策, 当属2月14日发出的《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分别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国产动画的发展,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动漫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光是国产动画专项发展资金对扶持项目发放的款额就有8000万, 其他类款项就不说了, 而且每年大量培养动漫人才, 可是最后却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在动画行业, 国产动画跟国外动画相比还处于劣势, 市场份额始终竞争不过日本及欧美其他国家。而在2010年, 我国动画年产22万分钟, 从此领跑全世界。到2011年, 全力刹车的情况下产量仍然有26万之多, 远远甩开当年位居第二的日本。

二、行业的短板

国产动画的不温不火, 着实叫人担心, 也让国人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是这不能说国产动画没有进步, 也不能说这么多年没有优秀的动漫产生。纵观全局, 我们不妨试着分析一下其中的缘由。

首先,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随着科技的进步, 观众的审美水平在提高, 眼光越来越高, 口味也越来越挑。经典动画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不易动摇, 如果制作方向还与经典动画的方向一致, 超越经典那还影响不大, 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只会落得抄袭或者是复制的骂名。所以国产动画还是要注重创新, 技术的革新、剧本的创意都直接影响着国产动画的质量。就拿最近比较火的《超能陆战队》来说, 不得不说它是成功的。迪士尼动画从三年半之前就在筹备这部动画, 在剧本上他们可是下了不少工夫, 大白 (baymax) 这个角色的塑造可谓深得人心。从外形来看, 洁白无瑕, 圆润可爱;从性格来看, 呆萌单纯, 善良可爱。所以这个角色形象能俘获观众的心。另外, 还有他们的技术部门专门为《超能陆战队》研发新技术, 光是新软件就开发了五十多种。早在皮克斯的约翰拉塞特时期就总结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艺术挑战科技, 科技启发艺术。这句话正好印证了《超能陆战队》的成功。

从动画本身来说, 国产动画制作周期很短、成本低。而梦工厂制作一部《疯狂原始人》需要八年之久, 更早时期的《功夫熊猫》, 构思和制作就花了五年时间。《玩具总动员3》《超能陆战队》等动画制作周期都在三年以上。仅配音这个环节, 每句话都要录十几个以上不同版本, 语气和声调都不同, 经过反复比较来左出取舍, 而且还根据配音人员的面部表情来调整动画角色的表情。一切都要求尽善尽美。皮克斯公司从1995年创办到2014年为止, 一共制作16部长片动画, 短片24部。跟国外动画公司相比, 国产动画制作周期太短。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同样一部7分钟左右的电视级别动画片, 外包片可能需要1个多月才能完成, 但是国产片的速度是以星期为单位而且不止1部。国产动画剧情也是硬伤, 故事内容很粗糙简单, 拉低了国产动画的水平。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 大多数国产动画制作者都羡慕国外3D动画细腻的画面、高精度的模型、流畅的动作, 好像外国动画的成功都是因为这些成熟的技术。优秀画面确实是很重要。中国的动画制作人员应该在剧本故事和角色上多下工夫, 深化故事内容, 然后才是画面。所以培养专业的动画编剧, 用心去创作好故事和好的角色设计, 有了这些以后再去谈画面会更有意义。

第二, 放慢动画的制作周期, 给予充足的前期准备时间, 耐心的认真的创作。借鉴美国迪士尼、梦工厂、皮克斯和日本吉卜力等优秀动画制作团队的经营模式, 一家公司多个项目同时进行, 作品交替不断地问世, 令动画创作团队时刻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激情。

第三,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 都需要创新。开发新技术, 利用技术的革新来推动动画的产业发展, 是动画的卖点。《超能陆战队》的新技术Hyperion就是这部动画的一大亮点, 这款耗时两年打造的渲染工具使光影效果更接近自然, 在视觉上较之前上升了一个档次。内容是动画的灵魂所在。内容题材要新颖, 要足够吸引观众。大到角色设计、场景选择, 小到背景音乐和配音等环节都不能马虎。

国产动画只是发展稍微缓慢, 若能克服瓶颈期, 摆脱困境, 定能走向世界。

摘要：近年来, 国产动画深受国人诟病。新兴朝阳产业发展面临很多问题, 国外动画飞速发展, 国产动画举步维艰。这其中缘由何在, 该如何提升动产动画的质量和吸引力, 努力跟上国外的动画水平, 创造出更多的不朽之作?

后市场观察之中国特色的再制造 篇9

近年来,再制造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后市场最火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工程机械主机厂还是代理商,抑或是零配件供应商,在关注工程机械再制造,并跃跃欲试准备实践再制造,仿佛再制造是一个巨大的金矿,真有点蜂拥而上的势头。这也真算得上中国特色了,但现实又会是什么样?

从再制造这个业务本身的发展来看,它起源于成熟市场,而通常的标准是再制造的产品要达到或高于新品的质量标准,先不论这个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其传达的信息,是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因此,区分并管理再制造、翻新和大修这几种后市场业务模式时,每一位工程机械后市场的从业人员都需要有深刻的认识。

再制造在中国是一项新业务,可能推动该业务的一系列主要因素也恰恰是再制造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因。从这个角度来讲可将再制造分为3种类型。

其一,市场导向型的再制造

这种类型的再制造业务是由市场推动,市场有客户,从而产生刚性的市场需求。但就目前在中国从事再制造的厂家来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客户还不会为再制造买单,至少不会有大批量的客户为此买单。在中国市场和客户群体中,价格仍然是第一要素,不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很难吸引客户,同时,企业还要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否则再制造很难开展。目前,中国的客户对高质量的大修和翻新还未能完全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于再制造的接纳程度可想而知。而目前再制造领域有一定业绩的厂家,无一不是具有特定的客户群体,如军用,或有特定行业应用的客户,如船舶航运的动力系统等,除此之外,大部分厂家仍都处在“概念销售”阶段,距离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二,技术和生产导向型的再制造

再制造是一种相对具有较高复杂性的业务,其技术研究领域和生产领域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新的技术挑战。这更容易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关注技术研究和生产组织层面(包括大家所关心的逆向物流等)的问题。比如,强调长时间的技术投入和需要形成多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等。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现有的生产厂家在投入大量资金后,发现很难实现盈利,所再制造的产品大部分只能用于索赔等非真正客户需求层面。此外,对到底生产什么,是核心部件还是其他部件,仍处于探索阶段,更多的仅停留在根据自己的能力生产产品,或是采用“以产定销”,而不是“以销定产”的模式,这是在中国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算是“中国特色”。

其三,政策导向型的再制造

再制造对环境和资源的再利用毋庸置疑是国家推动工程机械行业再制造发展的出发点。与之相配套的是国家在土地使用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亦在研究下一步的支持政策,这也是大家投入再制造的一个主要动因。但我认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再制造形成市场化产业并提高工程机械行业的运行效率。基于这个角度,对于每一个从事再制造的企业或者计划从事再制造的企业来讲,是否可以快速形成客户群体,才是企业在申请国家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通常,这类政策也有附加条件,容易导致超出市场发展水平的产能及投入,这点想必一定不是大家所期待的。

中国观察 篇10

在中国, 音乐从历史传统的形态与内容中, 进入到了21世纪。音乐的生命特征正悄然地、迅速地发生改变。而当下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又赋予了音乐新颖多姿的时代特色, 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音乐的传播开疆扩土, 音乐由此获得了又一次的生长爆发期。

在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 (音乐的现实表演、音乐的唱片传播、音乐的广播电视传播等) 的基础上, 音乐的网络传播方式已经势如破竹地叠加进来。网络媒介的出现, 再一次体现出了媒介对音乐文化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今天, 网络传播成为了当代音乐文化传播的主要形态之一, 网络音乐文化成为了当代社会音乐生活的主体内容之一。

由于音乐网络传播的“自来水效应”, (1) 音乐似乎失去了它固有的神秘感、偶像感、亲切感和情感属性, 音乐随手可得, 音乐信手拈来。音乐,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大众娱乐俱乐部里, 人们都可以随便地撕裂它、扭曲它、嘲弄它、调戏它和侮辱它。当人们沉浸在“江南Style”的疯狂中时, 极端的音乐商业化追求确实是成功了。但是, 它反映了一个明显的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音乐审美观念已经彻底变了, 人们的音乐审美需求已经彻底变了, 音乐美的尺度已经彻底变了, 为此, 音乐生命的生态环境已经彻底变了。在网络媒介的制约下, 在今天的音乐受众群中, 有一个最庞大的、支配性的子群体, 它们左右着音乐文化的产业走向、审美走向、道德伦理走向, 而这一系列的“走向”, 又在制造出、生产出更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些受众群体的不断衍生, 有可能强化这把“双刃剑”对中国社会精神构架的负面作用。

一、音乐网络传播内容现状

在经济的发展中, 人们的价值观在悄然发生变化。在电影、电视、广播、音像制品、通俗读物、流行期刊等大众消费文化的强烈支撑下的网络音乐传播, 已经进入了极端的唯“我”主义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领域。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外化的“包装”, 对主体人格、精神价值的亵渎和为功利目的的屈从与媚俗。人的音乐价值观已经变化了, 大众的审美精神价值消解了。如果说, 当代德国学者彼得·维克 (Peter Wicke) 在《摇滚乐的美学与社会学思考》 (1) 一书中说摇滚乐“摇翻了贝多芬”的话, 那么, 在音乐的网络传播时代里, 网络音乐“自来水”正无情地冲刷着当代年轻人心中由前辈们口传心授给予他们的东西, 正无情地动摇着当代年轻人立足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社会、拥抱社会的基石。

在当代音乐文化创作与传播现象中, 数量庞大的网络音乐“作品”, 如同茫茫原野之野草, 覆盖广袤, 繁衍神速。尽管在网络中, 已诞生出了一部分优秀的、通俗的大众音乐文化作品,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为社会肌体输送着病态的负能量。

(一) 网络音乐中的“恶搞”现象

“恶搞”是网络流行的文化现象, “恶搞”一词源自日语“くそ”, 发音为KUSO, 是日语中一个用于发泄情绪的口头语, 意思是“可恶”、“该死”、“糟透了”。在日本的游戏界, “KUSO”最早演变为“恶搞”的代名词。有关“恶搞”的定义, 人们是这样认识的:“以青年为主的亚文化群体, 以社会流通的文化文本或社会热点事件作为素材, 运用现代的传媒技术手段, 以拼接、戏仿、改编等手法使其产生娱乐、狂欢、反讽、夸张、错位、荒诞等效果, 对 (原事件) 所代表的符号颠覆性解构以及文本意义重新建构的行为” (2) 。有的定义侧重于“恶搞”的后现代特征:“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下, 主要由青年亚文化群体参与, 以博人一笑为主要目的, 在符号学领域运作的,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 (具有高度合法性的知识、秩序, 民间的诙谐文化, 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虚拟符号) , 采用后现代常用之戏仿、碎片化、拼贴、颠倒、并置、夸张等技巧, 生产出大众自己新的、非常理的、滑稽的意义, 并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介迅速广泛地传播, 来寻求一种社会认同, 这种认同脱离或对抗着规训者所喜欢的认同。” (3)

网络音乐恶搞现象决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 其背后透露着音乐文化创作与社会人文思想的密切联系。不少人认为音乐恶搞反映的是一种后现代人文思维, 音乐恶搞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反叛, 即通过音乐来反讽社会、颠覆经典、戏说历史。而网络无疑为这种反讽、颠覆、戏说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网络恶搞音乐中大部分都是恶搞歌曲, 因为借助歌词的表意性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和态度。恶搞歌曲常用的手法是将原作改词翻唱, 从而表达出与原作完全不同的含义。恶搞者往往只关注歌词是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是否符合恶搞的目的, 几乎不去考虑歌词与音乐旋律的契合性, 也不在乎音乐的艺术感和意境等。这种方式与文学类的恶搞相似, 只是借助了音乐旋律和节奏韵律。

为了获得受众的共鸣, 恶搞者常常选取社会热点事件作为素材, 如《我爸是李刚》 (官二代事件) 、《芙蓉姐夫》 (芙蓉姐姐事件) 、《我不想说我是只鸡》 (禽流感事件) 等等;有的恶搞音乐作品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或讽刺反映了当下的社会观念, 如《等咱有钱了》、《我赚钱了》讽刺了当下社会的财富观, 《大龄女文艺青年之歌》、《剩男之歌》反映了大龄男女的婚恋观;还有的恶搞歌曲是以大众较为熟识的经典文化为素材, 如《白骨精写给孙悟空的信》、《法海, 你不懂爱》等等。这几类素材都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能够获得较为广泛的共鸣。值得一提的是, 校园恶搞是恶搞文化中的主力军, 因而产生了许多校园文化为素材的恶搞歌曲, 如《大学生自习室》、《食堂破》、《大学生心声》、《求职真的需要勇气》等等。

从反讽、戏仿甚至娱乐幽默精神来看恶搞音乐作品, 可以说它们代表着当下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观念, 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反映社会状况。它们是当代音乐生态的组成部分之一, 它们构成并影响着整体的音乐生态环境。

(二) 网络音乐中的“民俗”、“媚俗”与“恶俗”现象

网络音乐中的“俗”, 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民俗文化趣味的流行;

第二是情爱歌曲的流行;

第三是音乐内容的粗鄙化。

这三个层面分别对应“民俗”“媚俗”“恶俗”三种含义。但是, 这三种现象并不是界限分明的, 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 并呈现出向下沉沦的低俗化审美趋势, 即有民俗、通俗向低俗、媚俗、恶俗发展的趋势。

第一种, 是网络音乐中的“民歌风”现象。在网络流行的歌曲中, 民歌元素已蔚然成风, 《我从草原来》、《套马杆》、《月亮之上》、《坐上火车去拉萨》、《火辣辣的情歌》, 这些歌曲将民族特色的曲调融于通俗歌曲之中, 使人听起来有着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同时, 简单规整的节奏使这些歌曲获得了最普遍的受众接受。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出发点, 通过各种手段将民歌元素与流行时尚相结合, 在音乐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博出一条康庄大道, 并由此引领了网络歌曲新风尚。此中, 有一批清新、明快并富于时代特色的歌曲。然而, 追求“民歌风”成了市场卖座的法宝, 以致不少质量不高、曲调雷同的歌曲充斥网络, 形成“民歌风后遗症”。当前网络歌曲对民歌元素的过度开发和不加选择的滥用倾向导致了风格、手法的平庸。

第二种, 网络情爱歌曲占支配性的数量。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来看, 音乐一向以艺术的高雅为追求, 即便是爱情歌曲, 也都以唯美内敛为标准。当年邓丽君的歌曲均遵照这一美学标准。但是今天网络情爱歌曲成了网络传播的主流, 其中很多歌曲的情爱内容早已超过了当年港台爱情歌曲的内容尺度、审美尺度。在相关音乐网站, 此类歌曲占据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资源空间, 像《冲动的惩罚》、《情人》、《爱情买卖》、《香水有毒》、《伤不起》这类内容裸露的城市情爱怨曲颇为流行。还有一些歌曲为了吸引眼球, 歌名就极为艳俗, 如《郎的诱惑》、《老公我爱你》、《舌尖上的爱情》、《一个人的夜太孤单》、《疯狂爱爱爱》等等, 这些歌曲以情爱内容为卖点, 把都市男女的情感不加修饰地写入歌词, 并配上简单易唱的旋律, 以求获得更高的点击率和人气。另外, 一些冲击爱情伦理的歌也流传于网络, 如《小三泪》、《小三》、《小三前传》等“小三”系列, 以及《爱上一个离婚的女人》、《爱情神马价》、《屌丝情歌》、《西门庆的眼泪》、《贱女人坏男人》等等。

今天, 中国的音乐网络世界, 被各种痴歌怨曲所包围、被低俗的情爱内容所淹没, 这些歌曲打的是音乐的旗号, 卖的却是低俗的情爱内容。如果这类歌曲大行其道, 音乐世界的精神净土就会被玷污, 人们将再也无法获得美的情操, 也无法真正体会爱情的美妙, 音乐美的本质也将被毁灭殆尽。

第三种是网络音乐的粗鄙化倾向。网络传播的“低门槛”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音乐作品”, 同时, 网络的虚拟性又使得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受规制, 因此粗鄙的音乐内容弥散于网络空间。网络的“低门槛”和把关人机制的弱化, 使得一些内容粗糙甚至恶俗的音乐作品有了生存空间, 这些作品多是独立于音乐制作公司和音乐市场之外的个人喜好之作。具体表现为粗口说唱和恶搞音乐, 粗口说唱是网上流行的一种音乐亚文化, 包括各种语言的粗口, 有英文的 (例如痞子阿姆的说唱粗口) 也有中文的, 还有各个地方的方言粗口, 例如《青岛老巴子》、《武汉粗口说唱》、《东北粗口二人转》等等, 这些作品常常是一种搞笑或泄愤的形态,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流行却也获得不少亚文化青年群体的亲睐。上述的“恶搞”音乐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包含了粗鄙化的内容, 例如《江南style》恶搞字幕版、《酒干瓶卖我》 (《酒干倘卖无》翻唱恶搞) 、《单身情歌》 (改词翻唱恶搞) 、《网络辣妹》 (原创恶搞) 、《沧海一声笑之黑社会》等等, 这类歌曲的歌词粗暴淫秽, 将人性之丑陋展露无遗。

这类歌曲在网络上有着相当高的网络点击率, 以致这类歌曲生产层出不穷、争先恐后地“卖俗”, 这类音乐的“俗文化”现象, 反映的是人性的低俗、粗俗和恶俗, 颠覆了音乐的美感, 也为人道伦理所不容。

二、产生以上音乐网络现象的原因:各利益方追名夺利

在音乐文化的极端娱乐主义观中产生的网络现象, 对网民, 这是一种最廉价的享受;对网站和网络运营商, 这是大面积地播撒社会娱乐和享受的最可观的经济回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 在后工业社会里, “追求放纵在一种自由主义文化中已获得了合法地位, 而且被那些文化商人用来推广他们所标榜的‘时髦’生活方式 (音乐行业中就是这样) 。”“浪费的冲动代替了禁欲苦行, 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淹没了天职。” (1) 阿多诺认为, 文化工业选择了流行音乐, 表面上是迎合大众的“口味”, 其实这种“口味”是文化工业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经济利益则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幕后推手。在看似自由平等的网络社会, 某些音乐公司和传媒公司是伺机牟利的隐形人。他们时刻关注着音乐的流行动向, 推动着一个又一个的音乐时尚风潮, 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网络营销神话,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利益的驱动。此外, 高额的回报和成名的诱惑使得许多网络音乐的创作者不惜以另类低俗的音乐哗众取宠, 利益成为了音乐创作的核心动机。从网络音乐的传播现象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利益与网络音乐审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利益驱使——音乐审美追风赶潮

如果说某种音乐风格的走红是偶然事件的话, 接踵而来的同质化音乐风潮的形成, 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唱片公司或音乐公司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将已走红的歌手迅速签约到自己门下, 并趁势推出专辑。

唱片公司或音乐公司签约草根歌手, 除了看重歌手们自身的能力外, 最重要的是这些歌手已经积攒的人气。在网络传播中, 人气就意味着点击率, 而点击率则意味着收益。

网络歌手从草根到“星”的蜕变, 音乐公司是强有力的幕后推手, 而这一切无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因为成本较低且风格的延续性是点击率的保障, 网络音乐公司往往不会在创新上下工夫, 而是将歌手风格化定位, 力求穷尽歌手及其音乐作品的经济价值。至于以后的发展不予考虑, 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新人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网络歌手们红过就消失了, 其本人和音乐作品都缺乏可持续发展力的原因之一。

(二) 利益驱使——专业音乐人及音乐公司的哗众取宠

2010最红的歌曲当属《忐忑》了, 此曲由某歌手演唱, 在网络上推出后即被网友们封为“神曲”, 此曲激烈而快速的“唱词”与表演者夸张的、无中生有的、莫名其妙的表情被网友们竞相模仿、恶搞, 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通过此曲, 沉寂多年的某歌手携其丈夫走入人们的视野, 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2012年, 此歌手再次出击, 推出《法海, 你不懂爱》。此曲一出, 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各界质疑道义底线。如果说《忐忑》的走红是无意之举的话, 则《法海, 你不懂爱》却是有意而为之;如果说之前的《忐忑》是通过网友们的模仿、恶搞而走红的话, 而《法海, 你不懂爱》则是自我恶搞以求哗众取宠。

为什么受过一定的专业音乐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功底的演唱者也要加入恶搞音乐的创作队伍呢?可能名利的驱使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 不少恶搞或低俗音乐的创作者也算是专业人士, 但是急于成名的心态和获取利益的欲望, 让他们选择了哗众取宠, 放弃了音乐创作的责任感。

低俗网络音乐的创作并不完全是个人的自发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 音乐公司参与其中, 尤其是某些规模较小的音乐公司, 趣味低俗、质量低廉的网络歌曲几乎成了积攒点击率的吸金石。例如《伤不起》、《爱情买卖》、《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贪就一个字》、《麻将进行曲》、《我没有钱我不要脸》、《小三》等等均是由音乐公司在网络上发行的。利益至上的观念使得这些音乐公司忘记了维护音乐环境的责任, 违背了音乐传播的道义, 制造了破坏网络音乐生态环境的文化垃圾。

(三) 利益驱使——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时尚

消费社会的逻辑是将一切卷入消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利益是核心动力, 传媒是引导者。网络空间中对“人”的主体权利的强调与消费社会对“人的需求”的夸大不谋而合, 于是网络空间中音乐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 音乐作品是供人享受的“消费品”。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需求”的门槛必须降低, “需求”的范围应该无限放大。于是, 音乐之于“人的需求”不再是有着距离感的审美需求, 休闲和娱乐成为众生狂欢的理由。而在休闲和娱乐氛围中的音乐创作, 已经脱离了文化的自觉与批判意识, 成为了消费社会庞大系统中的生产工序。

传媒在消费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宣扬消费观念、制造消费时尚是其主要手段。当代人的心理特征是张扬个性、拒绝平庸。于是, 传媒打出了个性而自我的口号:“我要我的音乐”。为了避免时尚的平庸化, 音乐风格的变换让人自顾不暇, 一会儿是说唱, 一会儿是无词歌, 一会儿是欧美摇滚, 一会儿是民族风。为了突出新意, 混搭和拼凑是常见类型, 今天推古典流行, 明天推恶搞视频。为了增加时尚的影响力, 重口味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 作品的好坏不重要, 关键是要有话题、要有关注度。为了把握时尚的号召力, 传媒密切关注着人们的消费心理, 并以此通过时尚激发需求、制造需求。

网络中传媒力量的强大在于开启了“自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传媒的角色, 都可以成为“个体媒介”。个体传播影响力与人气直接相关, 人气颇高的明星们因此具备了指导时尚的能力。歌曲《忐忑》最初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后来经由网络被网友们发现, 并在某些明星们的推荐和模仿下获得了轰动效应。无独有偶, 《江南Style》在发行之初也不是那么火爆, 后来美国黑人歌手提潘通过Twitter提及这首歌曲并附上视频链接, 随后又被罗比·威廉姆斯、布兰妮·斯皮尔斯、凯蒂·佩里、汤姆·克鲁斯等一众明星分享给粉丝, 在明星传媒的推动下, 这首歌曲席卷了世界并引领了“骑马舞”时尚。

由上述传播现象可以看出, 网络音乐的流行风尚与传播链条的各个利益方有着紧密的联系。与网络音乐的消费属性一致的是, 网络音乐的审美是利益驱动下的“被制造、被引导”的审美, 在看似自由平等的网络传播的光环下, 隐藏的是各利益方追名夺利的心机。

三、相关音乐在网络媒介上的社会评价

在CNKI学术期刊网上, 搜索“网络音乐”这个关键词, 得到的文章数目是:2000年有2篇, 2001年3篇, 2002年2篇, 2005年8篇, 2006年6篇, 2007年23篇;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已进行的三届音乐传播论坛中, 涉及到网络音乐传播的文章不下百篇;其他发表的对于网络音乐关注的论文、评论、话题等更是数不胜数。由此看来, 随着网络媒体下的音乐传播普及, 网络音乐传播的发展已得到了专业音乐工作者的逐步重视。人们已在研究网络音乐, 思考音乐的网络传播。然而, 这些思考、评论和研究很少涉及网络音乐传播的审美、道德伦理观的批评和批判。前几年, 我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文艺“反三俗”的号召, 音乐界的学者们也发表了相关的倡议书, 但由于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虚拟性, 对音乐环境的净化任重而道远, 网络音乐传播继续呈现出向下沉沦的低俗化审美趋势, 继续呈现出由通俗向低俗、媚俗、恶俗发展的趋势。

(一) 关于《法海, 你不懂爱》的批评现象

《法海, 你不懂爱》歌词

法海,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 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自由自在, 一生难得真诚的爱。/你想遵循你的道理, 你不愿意听我们说:法海你不懂爱, 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 雷峰塔会掉下来。/我们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你说, 我们不能一起吧, 但你不了解我。/一千年, 我不停地改变, 想努力地做好人, 我在人间找到我的爱。/许仙, 许仙, 我的爱人。//法海你不懂爱, 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 雷峰塔会掉下来。/我们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啊, 为什么, 为什么爱情, 总是那么难获得。/请你放我, 给我自由, 不要分手, 请让我们在一起。

由于歌曲所指的“法海”, 是佛教禅宗祖师级的领袖法海禅师, 这种直接针对宗教领袖的娱乐风潮, 引起了佛界的高度关切。2013年1月18日, 凤凰佛教发表了明贤法师的署名文章《一位僧人眼中的〈法海, 你不懂爱〉》之后, 又陆续发布了明贤法师的《还“法海”清白不是小题大做》。上海佛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金易明的《向“娱乐无底线”说“不”》、《龚琳娜戏谑佛教跌破娱乐“道义”底线》等文章。文章发布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数百万网友参与了评论。支持方认为, 广大网友的呼声是值得珍惜的民意, 佛教界的诉求合情合理。反对方认为, 佛教界这是小题大做, 反应过激。学佛之人不好好念经修行, 反而干涉文艺创作, 这是六根不净的表现。 (1)

然而, 绝大多数网友在明贤法师的署名文章之后的跟帖留言中, 表现出他们的审美判断, 表达出一种社会中潜在的文化正气:

●网友ytc612说:

……不知老锣面对自己的祖先和宗教领袖马丁·路德, 是否也能拿出如同《法海你不懂爱》这样的“探索”精神和“娱乐而已、不必认真”的度量呢?如果那样, 也许早就可以在德国混下去了。龚说“就是逗人一乐”, 为什么拿别人来逗人一乐, 可否尝试拿她自家爹妈“逗人一乐”, 或让别人拿她爹妈“逗人一乐”?德国的文化性格素来严谨, 对待上帝与祖先的慎重较中国人尤有过之。然而就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老锣, 在自己的国家里未见如此放肆, 却跑到中国来大肆戏谑与调侃中国的佛教祖师。如果老锣真的编出一个马丁的情色段子, 真不知广大德国民众将会作何反应!!!在家温良恭俭让, 出国放肆张狂, 且其放肆张狂程度比之中国人,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丑陋的姿态和心态!这样的“外乡心态”, 难道便是拜德国文化所赐的吗?

●网友“森林吉祥物”说:

……管好手中的遥控器, 用好手中的决定权——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播放戏谑佛教祖师形象与神圣性的无底线娱乐节目, 以《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等歌曲严重毁谩佛教, 请佛弟子维护三宝尊严, 管好手中的遥控器, 拒绝收视上述电视台节目, 拒绝订阅刊载宣扬那两首歌曲文章的报刊杂志……

●网友“释广有”说:

对佛教的诬蔑、歪曲是目下社会道德沦丧至极端的反映。强烈支持明贤法师。

●网友yl119说:

龚这人就是拿无知当荣耀的人。哎, 无法形容。

●网友“璀璨星空下的读书人”说:

希望这次事件能够成为演艺界的一个反思的机会, 抑制一下愈演愈烈的娱乐势头, 多产生一些严肃的艺术工作者, 做出优秀有内涵的作品;也希望一些对宗教文化比较熟悉的文化工作者行动起来, 多做一些普及工作, 让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多一些了解宗教、尊重宗教的意识, 让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睦相处。

●网友“葫芦娃之火娃”说:

……中国文化并不缺乏灵动和活泼, 但绝非将肆意妄为误读为幽默!

●网友“乐山也乐水”说:

我们不愿一笑而过, 不愿以不辨是非的“宽容”去助长邪恶蔓延。 (1)

以上网友表现出的文化正气是令人鼓舞的。

由此可见, 伦理意识的缺乏和涣散是当下网络音乐审美低俗化现状形成的主因。一部分音乐人, 一部分音乐传播“守门人”为了经济利益, 成为当下网络音乐审美低俗化、恶俗化的推波助澜者。

(二) 碎片化的评论体现两种审美倾向

国家艺术科学基金项目【音乐的网络传播研究】课题组在曾遂今教授的带领下曾于2012年进行了一项网络音乐审美现状的调查问卷活动。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娱乐和休闲是人们上网欣赏音乐的主要目的, 在“你上网欣赏音乐常常出于哪些目的?”一问题中, 选择“休闲娱乐、了解资讯”和“减压放松、舒缓情绪”的占80%。在另外一问题中, 认为恶搞歌曲“好玩, 挺有意思的”高达69.61%。既然娱乐、放松、休闲等快感体验成为了审美的目的和评价标准, 那么, 音乐艺术的深度精神力量就被浅薄化了。人们已经沉浸在对快感体验的盲目追逐之中, 已经无暇思索音乐审美的实质, 也无意体会音乐美的深层力量了。

在【一听音乐网】上搜索《法海, 你不懂爱》, 有两种倾向的碎片化评论:

赞方倾向——

●网友IP 220.164.133.*说:“很不错”;

●网友“挡箭牌”说:“鼓掌, 赞!赞!”

●网友IP 182.33.116.*说:“好听”;

●网友IP 49.83.232.*说:“好听。非常喜欢, 集音乐和表演于一体。老外更可爱了”;

否方倾向——

●网友IP 125.47.175.*说:“听着, 太痛苦”;

●网友“73742K”说:“难道中国人就这么好糊弄, 中国人的钱好圈啊?”

●网友IP 114.228.110.*说:“神听不懂, 鬼听不懂, 人更听不懂!神啊!鬼啊人啊”;

●网友IP 113.239.65.*说:“难听死了, 这叫歌吗?”;

以上碎片化评论帖子共90条, 赞扬此歌者, 15条;反对此歌者, 75条。赞成者只占20%, 而反对者占80%。

近年来国内热门的网络音乐论坛, 是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信息空间, 是自由表达他们音乐思想的地方。在“清风音乐论坛”华语流行板块中, 我们得到如下的数据统计:

在对主题帖做出回复的72个回帖中, 有16人次对此首歌曲明确表示认同, 并称之为“神曲”, 其中有的认为这首歌曲旋律流畅, 歌词体现了现实生活, 有的被这首歌曲在媒体上表现出的流行性所影响, 从而产生无意识跟从;有45人次对这首歌明确表示否定, 认为这首歌曲极其低俗;还有11人次回复内容倾向性不够明显。7714次的点击率表示这个主题帖以及帖中所包含的以歌曲《爱情买卖》为中心的音乐信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回帖已超过半数占到了62.5%, 有些无意义回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 但也隐晦流露出对歌曲的排斥倾向。其中“68楼”一位网友的回复, 理性地表达出了众多听众对这首歌曲的意见:

……说啥好呢, 文化快餐, 就像那些洋快餐一样, 都知道是垃圾食品, 可人们还是趋之若鹜, 虽然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 但是, 不说也罢。总之一句话, 未必说大众喜欢的, 就是好东西, 特别是当文化, 有意识的去迎合大众的时候, 这个题目有些大, 也有些扯远了, 姑且就让他萝卜青菜下去吧。 (1)

(三) 我们的观点

从以上网络观察, 我们看到, 当前的影视媒体音乐“恶俗”现象与网络音乐“恶俗”现象, 互为因果、相互支撑, 形成社会音乐价值导向、审美导向的颠倒。

在以上网络音乐评论的资料中, 我们注意到了两个倾向:

其一, 网友只言片语的碎片化评论, 一方面反映了现当代社会中部分人们审美意识的淡薄, 以及对低俗欲望的放纵。另一方面, 也能看出在当代所谓“娱乐社会”中, 也有一部分潜在的、被压抑的审美正气和文化正气。

其二, 在《法海, 你不懂爱》的传播现象中, 社会已针对这种颠覆性的“恶俗”, 尽可能地表达了充分的批评、抨击意见。包括佛教文化界的知识精英和一般音乐受众。但是, 唯独少见音乐界的理论家、评论家和相关的知识精英们站出来说话、分析、批评。

而只有音乐界的理论家、评论家和相关的知识精英们参与深入、独到的评论宣传, 另一部分具有审美正气和文化正气的音乐受众才能有精神支持、才能有底气和文化的自信心。

然而, 这些音乐界的理论家、评论家和相关的知识精英, 在今天的文化生态环境中, 似乎已经没有说话的平台和底气。

四、认识与思考

今天, 音乐商品价值在当代的增值和艺术传播引来的个人财富积累, 特别是在音乐网络传播中“点击率”对货币的转换效应, 使好多的人做着一夜致富, 一夜成名的梦。他们利用着“网络信道”传播中极端的时空反差现象, 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刮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草根”之风。在这种风气的推波助澜下, 被传播的音乐, 道德观念的伦丧、流氓话语的风行、艺术思想的幼稚、艺术品质的低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面对这种现实, 一批专业音乐人、专业的音乐传播“守门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文化领域中, 盲目地、极端化地追求经济利润, 就必然造成文化生态的破坏。

一个国家或民族, 文化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严峻的、灾难性的。

(一) 历史的启发

德国, 作为古典音乐大国和强国, 在人类音乐文化史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 罗曼·罗兰认为19世纪末德国的社会音乐生活是“杂乱”、“过剩”, 并已形成“灾难”。而罗曼·罗兰的“音乐淹没了音乐家, 节日紧接着节日”所面对的历史事实是:

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 频繁的商业音乐表演, 使一些音乐表演者成为了市场音乐表演服务活动的中心人物、新闻人物、大众人物, 音乐商人们的“造星”活动, 又沉重打击了大多数作曲家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名声。各种低劣的音乐表演泛滥成灾。当时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为此感到极大的愤怒。瓦格纳抨击音乐唱奏者的技术对音乐作品的烂用和误读。瓦格纳在当时德国的《音乐评论报》上发文指出, “特别是在演唱事业方面, 我们所注意到的滥用, 已经建立起一个危害社会的帝国了。” (2) 瓦格纳在当时就认为, 社会音乐中的各种乱象, 已经在“危害社会”了。

也许, 罗曼·罗兰就是针对类似这样一些恶性音乐现象, 提出了“音乐的德国决心在音乐洪水泛滥中淹死”的警示。而罗曼·罗兰发表这个言论的时间, 是在1923年之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刻地认识到音乐的社会功能, 并把音乐的教育作用放到相当突出的地位。《孝经·广要道》引述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孔子在这里认为的“乐”, 是对社会传输正能量的“乐”。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反儒的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 《非乐》、《三辩》及其它论篇中, 其中心思想结论是“为乐非也”, 即否定音乐。墨子认为, 统治者拼命亏夺民财作乐享受, 不理朝政, 而民不聊生, 盗寇嚣张, 所以他要反对统治者的音乐活动。他也认为,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 久丧伪哀以谩亲……” (《非儒下第三十九》) , 这更具体地说明音乐恶性循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厌其繁地设置各种礼节和音乐来硬塞于社会和惑乱人心, 用长久的丧期和虚伪的哀痛来欺骗自己的亲人。因此, 笔者认为, 墨子言论中道出了一条他并未讲出的社会真理:歌舞升平的外部现象并不能等同于太平盛事、民心归顺和国富民强。而墨子面对的繁饰礼乐之后, 是统治者的腐败堕落、社会浮泛、国力虚竭的本质。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专论音乐的《乐论》, 在其它论篇如《富国》、《礼论》、《性恶》中, 也兼论其音乐思想。他的“修宪命, 审诗商, 禁淫声, 以时顺修……太师之事也”论述, 代表他的观点:制定宪章法令, 审查诗篇乐章, 禁绝淫声, 根据时代的变化加以修定、进行改革。论中所谓的“禁淫声”, 就是在正视了音乐的流行现象以后, 人为地抑制某类音乐的流行。这是社会权威——太师的工作、职责。

文化生态环境、音乐生态环境真的就是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直接相关联吗?但是,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为什么历代君主和相关的文人、思想家总是要把“乐”和政风、民风、国家的发展前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中, 总有“女乐妖孽、礼崩乐坏、国之将亡”、周幽王为得褒姒嫣然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亡的各种记载与传说?

这也许是我们在音乐的人文社会研究中、音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所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而今天, 我们的某些媒体 (广播影视媒体、网络媒体) , 还在继续有意识、无意识地制造、生产这个社会基础、扩大这个社会基础。

(二) 面对现实, 我们应当怎么做

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 我们应当制定、完善相关的网络音乐文化策略。网络音乐文化策略的制定, 不应该仅仅针对问题本身, 而是应该理清大众需求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从人和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 寻求音乐文化发展的最佳途径, 同时还必须兼顾文化传播的公平和正义。

网络技术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网络不但改变着文化的传播方式, 还改变着文化的交流方式。网络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 人们在文化资源的索取和传递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因而网络被视为文化自由和精神解放的象征。就音乐文化而言, 网络技术开拓了音乐传播的空间, 突破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 使世界范围类的音乐交流成为可能。对于人们来说, 网络意味着可以在音乐创作中充分展示自我, 可以自由、独立地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 也可以随心所好地欣赏和传播音乐, 还可以平等地拥有音乐评论的话语权。这一切无论是对音乐文化本身还是对人们来说都是十分珍贵且意义非凡的, 尤其对于经历过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束缚和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来说, 网络是一个充分享受自由的地方, 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精神王国。因此, 任何对于网络音乐文化活动的限制都会遭遇以自由为名义的挑战。

当我们制定相关的文化规则时, 既要尊重广大受众的审美自由, 又要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履行契约。对于人们的情绪化甚至娱乐化的音乐欣赏观念, 我们需要分层对待, 既要尊重大众的感性需求, 又要引导高雅的审美时尚。以下几种途径也许可以尝试:

第一, 将网络中的音乐资源进行分层梳理, 让每一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公平的生存空间, 并且方便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

第二, 尊重音乐创作的自由, 但也强调音乐创作的自律。可以建议创作者们在上传音乐作品时填写创作心态或创作目的, 将创作者的真实想法以音乐标签的形式传达给受众, 这样可以使受众更加清楚自己的审美状态, 比如, 娱乐性的音乐作品如果附上相关的音乐标签, 人们在欣赏时就可以明确自己的娱乐心态, 而不会将娱乐经验与审美经验混为一谈,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大众建立音乐欣赏观念及评价的分层系统。

第三, 加大优秀作品的宣传力度, 对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作品可以配上相关的介绍, 以拉近受众与作品的审美距离。

第四, 设立网络音乐原创基金, 形成优秀音乐作品创作的激励机制, 帮助有才华的音乐人实现真正的音乐理想。

第五, 举办“网络音乐节”之类的活动, 可以借鉴成功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 提高受众的参与程度。

“网络音乐节”举办的初衷, 是为了选拔优秀的音乐作品, 然而由于专业人士与大众审美的差距, 使获奖的结果可能出现两难局面。如果完全从专业角度来评判可能会使音乐节成为精英文化圈的“小众”行为;如果完全按照大众审美的评价来进行评判可能又会出现审美价值的偏差。比如, 在已经举办的网络音乐节的获奖作品中, 《香水有毒》、《我爱人民币》等都赫然在列。因此, 网络音乐节的评选需要在专业眼光和人气中找到平衡点。例如, 在投票的方式上, 可以设置为受众在听赏完作品之后才能投票, 而不单是根据作品的熟识度投票, 并且提醒大众是以美的体验去感受作品。另外还要呼吁具有较高审美能力的受众积极参与投票, 使票选结果真正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等等。总之网络音乐活动的策划应当建立在充分的受众调研基础上, 确保大众是以真实的审美体验参与活动, 重视活动过程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 而不是为了某个评判结果。

既然音乐具有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的效用, 优秀的音乐作品就能够且应当参与网络伦理环境的建设。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将音乐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但是仍然可以借助优秀音乐作品之“美”感化人心。音乐作品中的人本因素值得重视, 赞叹自然、歌唱人生、表达美好情感的音乐作品以人本需要为动机, 必然能够受到大众的喜爱, 像《春暖花开》、《风吹麦浪》、《烟花易冷》等优秀作品的流行是有力证明。另一方面, 绝大部分人都有正确的伦理观念, 只是出于娱乐的心态而被低俗音乐作品裹挟了, 当面对触犯伦理底线的音乐内容时, 大众也会有自己的伦理判断。但是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往往处于沉默的螺旋状态, 这就需要赋有音乐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精英果断参与音乐评论, 引导大众的审美判断。然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的音乐人士往往封闭在自己的文化圈内, 不太愿意参与大众音乐的评判, 这也使得精英们所倡导的高雅文化在网络传播中越来越边缘化。

为此,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网络音乐传播的伦理环境。

第一, 加强网络伦理建设, 倡导积极健康的伦理观。

第二, 鼓励创作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优秀音乐作品。通过音乐作品中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的“美”的塑造, 唤起大众积极的审美态度, 树立正确的音乐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观。

第三, 培养音乐创作者的道德自律。音乐创作者在音乐网站等网络公共平台上发表音乐作品需要遵守社会道德公约, 或许可以在提交作品之前签署一个道德协议之类的文件。

第四, 鼓励具有道德责任感的文化精英参与大众音乐评论, 倡导积极健康的音乐审美风尚。

音乐网站是网络音乐的传播平台, 是音乐作品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机构, 在网络音乐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政府部门对网络音乐的管理主要是对经营性音乐网站的监管, 包括音乐网站的运营资格审查和网站上提供的音乐作品的内容审查。从音乐网站自身的发展来看, 除了遵守国家法规, 加强行业自律, 还应当在网站建设上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我们认为, 音乐网站的核心是服务, 优质的服务是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 也是收益的保证, 因此提升音乐服务品质是音乐网站的生存之道。

第一, 优质的服务首先来自于准确的市场定位。针对特定的受众, 音乐网站需要为其量身定做服务方案。例如, 针对专业素养较高的音乐爱好者, 可以设计专业类的音乐网站, 如古典音乐网、民族音乐网等等, 在其中还必须对各种类型的音乐进行科学划分, 方便受众获取音乐资源。针对流行音乐爱好者, 音乐网站的设计应当兼顾世界流行音乐的全面性, 也要对流行音乐的种类进行合理划分, 而不是一味地采用排行榜的模式。目前的音乐网站大多是以流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古典音乐网、钢琴音乐网、民乐音乐网等专业门类的音乐网站比例较小, 音乐资源也不够丰富。音乐网站的同质化形成了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造成了网络资源的浪费, 不但无法满足受众多方面的需求, 还不利于网络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事实上, 如果音乐网站能够针对特定的受众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 并做到专业化服务, 不论何种类型的网站都可以拥有固定的受众群, 从而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二, 优质的服务还需要专业的管理方案。音乐作品的分类管理是音乐网站通用的内容管理模式。然而, 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 目前许多音乐网站的音乐门类设置不够科学, 音乐作品的归置也欠准确, 不利于网站的科学管理, 也为用户搜索音乐资源带来了不便。

第三, 优质的服务还体现在丰富且高品质的音乐资源上。目前许多网站的音乐资源鱼龙混杂, 有的音乐作品音质不佳, 有的无法播放, 对于经典的器乐或交响乐作品也缺少演奏版本的标注。用户不愿意为下载音乐买单也有部分原因是音乐资源品质不高, 如果想要开启付费模式, 音乐资源的建设是关键。

第四, 优质的服务还体现在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上, 这是音乐网站的发展趋势。不少音乐网站设置了音乐推送功能, 网站可以根据用户的音乐选择行为预测用户的音乐兴趣, 并推荐相似类型的音乐。也有的音乐网站是以社交为主的, 如豆瓣音乐, 虾米音乐等等。音乐网站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分享音乐的平台, 用户可以评价音乐作品, 也可以交流音乐观念, 还可以分享自己的音乐资源。还有的音乐网站是将音乐作品和流行资讯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追星一族来说, 这类网站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人性化的服务模式是音乐网站获得用户亲睐的法宝, 网站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到用户体验, 像古典音乐网、民族音乐网等专业门类的音乐网站, 可以为每首乐曲附上相关的信息, 包括演奏版本、乐曲风格流派、创作背景等等, 以此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音乐, 也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用户群。

结束语

音乐, 从它诞生之日起, 逐渐突显出它是一门神奇而博大精深的艺术、一门亲切和谐而与时俱进的艺术。它永远在为我们人类的发展生存、同舟共济、休养生息而谱写与歌唱。历史以来, 从民间到宫廷、从市井到庙堂、从旷野到都市、从蒙昧无知到文明清醒、从太平盛世到风雨同舟, 音乐拥抱着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时间和空间。因为人的交际和互动, 离不开情感, 而这些情感用音乐来表达就会显得更入木三分和沦肌浃髓。但是,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音乐商品化进程的加剧, 随着音乐传播时空反差的张扬, 音乐中的非人格化、非人性化、非社会化的成分在繁衍、在扩张, 已经形成一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此刻, 当你打开窗户, 听到大街上商家们为招揽顾客而拼命播放音乐时, 当你看到电视屏幕上各种各样的音乐赛事铺天盖地时, 当你看到网络中各种离奇古怪的音乐作品时, 你会为音乐的存在而疑惑、而烦恼。这是“音乐垃圾”给你带来的不愉快, 并非音乐的过错。这是音乐当代传播时空反向效应的后果, 这是盲目、极端地追求音乐商品价值的后果, 一部分人为此推波助澜的后果。

我们应当高度关注马克思的这句话, 并深入理解内涵的警示意义。

2014年4月8日

注释

11见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关于“音乐复制”的论述,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49页, 以及曾遂今《音乐网络传播与当代人的音乐观》, 载《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21 [德]彼得·维克著《摇滚乐的美学与社会学思考》, 郭政伦译, 台湾扬智公司2000年版。

32 段绪冬《“恶搞音乐”的分类与特点探析》, 载《音乐传播》2012年第2期。

43 林晨《当代中国“恶搞”现象的文化解读》,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51[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赵一凡等译, 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96页。

61引自《法海事件始末》, 资料来源于“凤凰网”, 2013年3月7日。http://fo.ifeng.com/special/wendaotj1/xinuezs/detail_2013_03/07/22841972_0.shtml

71以上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论坛”, 2014年4月5日。http://comment.ifeng.com

81见“清风音乐论坛”。http://bbs.breezecn.com/read.php?tid=351094&fpage=0&toread=&page=6

91[法]罗曼·罗兰著《我们时代的音乐家》, 彼得格勒, 1923年版。转引自СохорА.Н., “Социологияимузыкльнаякультура” (《社会学与音乐文化》) , Вопросысоциологиииэстетикимузыки (《社会学和音乐美学问题》) , Ленинград, 1980, с.33-34.

102[德]瓦格纳《名家技巧》 (Du metier de viotuose) , 原载《音乐评论报》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转引自[法]阿达利著《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宋素凤、翁桂堂译, 1996年台湾版。

从宜家“乱象”观察中国社会 篇11

在推行体验营销模式的家具展示厅里，沙发区内小情侣卿卿我我旁若无人；有的一家大小占领整个沙发，饮料和食物摆在桌上，把展示客厅当自家开派对。在床褥区就更不用说了，男男女女各挑一张大床躺下，大概是昨晚没睡好。

时隔两年“故地”重游，视觉震撼已没那么大。一切其实很简单，只要谨记千万不要买展示商品就好，因为实在是有太多陌生的屁股坐过，太多双脚踩过，太多不认识的身体躺过。走到餐厅用餐，看到一个“告顾客书”放在显眼处，想起最近在网上看到的免费咖啡诱发中老年人相亲活动的报道。以“书”的内容判断，可以想象那个相亲场面确实让宜家“hold”不住了。

不管是“免费咖啡福利”还是“体验营销模式”，这些在国外原本很一般的营运模式为何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前者引来相亲交友团，后者招来睡觉团。

宜家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国人灵巧变通的文化，有免费咖啡就交友，有床就睡，有沙发就坐，中国人善于变通的个性将人与环境的和谐性推向极致。不必理会距离文明有多远，更不必理会所谓文明的眼光，自我保护和生存才重要。

因为可以变通，所以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会变味。在空调社会中长大的人可能从小被教育得思想单纯直白，以为所有事情只有一種处理方式，面对花样很多的真实世界时只能以茫然失措和千百个“为什么”来质问无法理解的现象：为什么有人可以在商场的床上肆无忌惮地睡觉、搜刮奶精和白糖、卷走太多的厕所纸、占位喝免费咖啡……

中国观察 篇12

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经验和在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换学习经验, 比较了两所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方面的部分内容。这两所学校在各自地区的传播学领域都比较有代表性, 在新媒体领域的教学改革也具有系统的体现, 希望能借此展现两岸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上的不同特点。

一、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

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科优势以人文社科为主, 在台湾地区的高校中比较有代表性。面对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热潮的兴起, 台湾政治大学也进行了相应的新媒体课程教育改革, 并体现出了一定的特色。

(一) 新媒体教育改革从硕士延伸到本科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改革采取“学程”制, 在本科阶段有“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研究生阶段为“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09年, 台湾政治大学 (以下简称政大) 传播学院与理学院合作成立“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11年又在本科阶段开设“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由此政大的新媒体教学改革连贯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侧重的是对于新媒体基础通识层次的教育, 到硕士阶段则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 这样类似阶梯状的培养模式能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始接触新媒体, 学习基本的新媒体素养, 到了研究生阶段能够继续对新媒体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研究和应用。

这样的课程延伸贯穿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新媒体课程改革, 更具系统化和全面性, 能够及时跟上新媒体的发展步调。但是, 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学程”在形式上又不是一体化的承接, 只能说在课程内容上有着进阶性的特点, 但是在生源上又不一定是连贯的承接。也就是说本科阶段的学生修读了“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后不一定会继续到研究生阶段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研究生并不一定在本科阶段修读过“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对于前者的情况, 可能会使得学生对于新媒体的了解研究不够深入不够专业, 但是学生能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新媒体的基础内容和大致应用;而对于后者的情况, 研究生可能会缺乏在本科阶段的内容设计和基础技能训练, 在研究新媒体时缺乏创新的基础。不过, 总体来说,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开设新媒体课程是政治大学系统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

(二) 课程细分, 主题特色突出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设置中, 总体上可以分为内容类和技术类, 简单来说就是有着内容端和应用端的区分。具体来说大部分课程也有着明确的主题特色, 比如动画制作、游戏设计、文案、程序设计等,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

1. 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本科阶段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的课程配置中,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 其中基础群修课程有“内容与设计”和“科技”两个主题。内容与设计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数位叙事》、《动画设计》、《新媒体作品赏析》、《游戏企划与设计》、《互动装置设计》、《新媒体创意转化》、《产品企划与专案管理》等;而科技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网路与通讯科技应用》、《进阶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行动平台应用程序开发》、《3D游戏程序设计》、《电脑动画》以及《数位出版》等。可以看出两个主题有着较明显的区分, 前者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内容创造力, 可以说是创造“传播的内容”、设计“传播的方式”, 例如动画内容、游戏企划、互动设计等, 更加偏向内容端的创造。而后者则侧重程序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培养学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这样不同主题的课程分配能够帮助学生更合理的规划选修的内容, 既能学习后台技术开发应用, 也能学习内容的制作,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让学生的新媒体水平更加系统更加专业, 当然也更具竞争力。

从下面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核心必修课程偏理论一些, 从整体上推动学生认识理解新媒体的特点, 同时培养文学素养和设计思维并强化叙事能力, 除此之外, 甚至开设了《美学概论》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提升作品的美感。也就是说, 核心必修课程更偏重培养一种整体上的创造能力和艺术感的提升, 但是新媒体的学习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 所以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的合理搭配是比较科学的课程学习方法。

2.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显得更加系统全面, 从一般的理论学习到基本的传播元素比如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 然后将这些理论和基本元素应用到具体的内容经营和技术操作中去, 可以说既在基础性必修课程中考虑到了新媒体学习的全面性, 又在一些选修课程中表现出了个性化的特色。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尤其是选修课程体现出传播学院与理学院相结合的特色, 对于数位技术的学习比较突出。

(三) 普及度高, 面向全校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并不仅仅针对一个学院 (通常是传播学院) , 而是面对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开设。也就是说不管学生是什么专业的, 都可以提交相关的材料申请加入数位学程。这样一来, 新媒体教学改革就成了面向全校的教育改革项目, 能够扩大教育面, 有兴趣的学生不需要受到专业限制便可参与新媒体的系统性学习, 不仅可以集思广益, 还可以将新媒体的学习与各自的专业相结合,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并培养第二专长。但是, 另一方面, 新媒体教学改革接收到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在整合授课方面可能不同专业的学生接受理解的水平不同, 甚至有的专业还不能较好地与新媒体相融合。而且, 数位学程的招收人数也是有限制的, 比如“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在2013年度的招收人数只有60人, 人数相对较少再加上专业背景各异也会出现难以协调的情况。

另外,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融合传播学院与理学院 (信息科学) 的学程, 实现了跨领域结合。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与传播学院本身具备相对厚实的研究与教学基础, 加上人文艺术、社会、心理、智财、营销、创新与创造力等相关科系的支援, 结合传播与信息科技,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提供了发展数位叙事、互动研究、新媒介科技创新的环境。在课程设置方面, 此学程的两大核心为“数位叙事与娱乐科技、新媒介与互动设计”。从而可以看出,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和学士学位学程有着一贯的相似性, 数位内容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 互动设计则是当前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色。

(四) 搭建实践平台, 提供课外实习

虽然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改革并不直接隶属于传播学院, 但是各个专业的学生中属传播学院的学生参与较多。另外, 传播学院本身还设有五个实习单位———数位平台 (摄影、设计) 、影音实验室 (拍电影) 、政大之声 (广播) 、传院剧场 (剧团) 、Living Lab (互动内容) 等。这些实习单位融合了新媒体的应用, 给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学生可以自主设计内容和形式来展现自己的作品, 不论多么奇怪的想法都可以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怡君说“这些看似都是传统或存在已久的媒介形式, 且主要也不是专门研究新媒体, 但我想多少都会有接触, 尤其是Living Lab”, 这些实习单位也融入了很多新媒体的互动内容。

(五) 自主性强, 内容偏重影视艺术

台湾政治大学和一些行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产学合作关系, 很多社会单位都会积极提供条件支持学生的社会实习工作。总体看来, 有很多的学生会参与电视台的实习工作, 日常的学校活动中也会有很多的舞台艺术表现, 传播学院的小剧场就是学生们进行影视表演的重要舞台。从前面的课程内容也可以看出比较偏重视觉化的叙事内容呈现, 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艺”。

另外, 通过新媒体的课程改革与艺术表达相结合, 让学生自主发挥创造, 并且有机会展览自己的作品, 自主性很强。比如, 参加数位学程的学生按照不同的主题每年举办数位作品展, 学校会给学生提供专门的场所和物资,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去制作相应的作品呈现出来, 内容和形式完全由学生自主设计主持, 展览会期间还会穿插学生的特长表演, 院系老师和校长也会收到学生的邀请函并到场参观。可以看出, 学校和老师对于学生的自主创造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和鼓励。

(六) 专门的咨询委员会

台湾政治大学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数位内容学程都有专门的咨询委员会为新媒体课程改革提供咨询建议, 这样有助于学校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更加专业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求, 但是由于咨询委员会更多的是社会单位的负责人, 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偏重于商业需求而使得高校新媒体学习的学术特色有所减弱。

关于本科与硕士数位学程的咨询委员会组成, 政大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来自西基计算机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政治大学、数位教育研究所数位内容中心等单位的领导人员及教授等。“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校外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是来自远流出版公司、台湾清华大学、国际交流基金会、数位内容产业推动办公室等单位的领导人员或教授等。

二、中国人民大学跨媒体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也体现出了独有的特色, 在北京地区甚至大陆各大高校的新闻学院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借鉴性, 但目前来看仍处于发展阶段, 因此在未来需要紧跟时代要求并不断进行改进。

(一) 独立于一般课程的模式创新

除了在一般模式的课程中增加有关新媒体内容的总体性教学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科的新闻学院开设了必修课程《跨媒体传播实验I—IV》, 但是这一课程又有别于一般的必修课程模式, 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从一般课程中脱离出来, 从而实现了课程模式上的创新。

《跨媒体传播实验》的课程时间一般为每周三的中午12:00到13:30或者是晚上的6:00到7:30, 但并不是每周都要上课, 也不是仅仅由一个老师负责, 而是按照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由不同老师带领的工作坊自主灵活安排上课时间。《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从大二年级开始进行, 一共持续四个学期, 前三个学期是由学生在指导老师或学生骨干的带领下进行作品制作, 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大三下学期, 学生通过整合前三个阶段的学习成果来提交自己的跨媒体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跨媒体传播实验I-IV》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而是从基本技术学习开始步步推进, 基本上是按照“技术学习—教师工作坊—教师工作坊—接力杯比赛”的流程进行的。跨媒体课程实行“骨干———小骨头”制, “骨干”一般是三年级的优秀跨媒体学生, 他们协助老师带领二年级学生进行课程学习, 那么“小骨头”就是刚进入跨媒体课程的二年级学生了。到了三年级, 部分“小骨头”们也会成长为骨干再带领下一级的学生, 这样一级一级以接力棒的形式将跨媒体教育延续下去。

这种与一般课程相分离的模式给跨媒体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具有较大灵活性、创造性的空间, 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可以按照实际需求安排上课时间和形式, 老师也可以自己制定作品制作和考核的方式, 在实施上比较具有弹性。

(二) 小而精的工作坊形式

大二下学期的跨媒体课程开始由不同老师带领开设各具特色的工作坊,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工作坊报名。比如2011级新闻学院在大二下学期主要的工作坊有“新闻周报”、“口述历史”、“新闻评论”、“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新闻图表”、“广告”等七个工作坊。在大三上学期的工作坊主要有“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坊”、“多媒体阅读版面设计”、“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多媒体报道”、“微信传播”、“新闻报道”、“网络社区营建”等, 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老师开设新的工作坊, 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之前没有参加过的工作坊。每个工作坊由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负责, 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另外, 因为跨媒体传播实验课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基础课程, 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参加。

另外针对跨媒体实验课程, 老师和骨干们还提出并建设了“矮马”项目, “矮马”在人人网、微博等互动平台上都开设了各种小站, 并且由骨干们组织不同主题的工作坊, 比如矮马文摘、搞笑组、游戏组等, “小骨头”们报名到自己感兴趣的小组之后, 在骨干们的要求和指导下分别负责收集不同主题类型的材料、制作不同类型的作品, 由骨干们整理之后上传到各个互动平台的矮马账号中, 提供网络浏览与分享, 并且按照网络上的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来评判作品的成绩。

不管是工作坊还是独创的“矮马”项目, 都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是一种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习方法, 这样一种有针对性的小组合作模式有助于节省时间精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也有助于提升作品的专业水平。但是另一方面, 这样范围比较狭窄的工作坊毕竟仅仅针对一个小的主题, 学生的自主发挥可能会受到限制, 学习到的新媒体实际应用技能也比较有限。

(三) 针对性的比赛设置

新闻学院本科生大三下学期的《跨媒体传播实验》可以说是对前面三个学期跨媒体学习成果的总结, 最后一个学期不再是报名参加工作坊, 而是制作自己的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最后的参赛作品就是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主题表现能力的综合检验。

关于“接力杯”比赛的作品, 要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络交互等元素, 最终作品文件类型要适于在网络平台发布。参赛作品的主题一般分为“新闻组”和“非新闻组”, 从往届提交的作品类别来看, “非新闻组”的作品数量要多于“新闻组”作品, 因此按照数量比例来评审后, “非新闻组”获奖的作品数量也要多于“新闻组”。如果不考虑学生是否是因为作品的难易程度而选择非新闻组,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 学生的跨媒体学习成果不被局限在新闻领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主题,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作品的评审方式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 大赛中所有项目组的最终作品将呈现在大赛专设的网站上, 全部团队的作品提交至网络平台后, 将开放网络投票和评论, 力求做到公开、透明、公正, 这种互动性较强的评审方式也展现了新媒体应用的特色。作品评审一般要经过初选入围和决赛终审环节, 虽然每一年的参评人会发生变化, 但是大致的评审机制没有太大变化。一般来说, 在初选阶段由新闻学院每个专业各三名老师对本专业作品打分, 三个分数之和较高的作品入围;终审环节的评审包括校内学院领导老师和校外业界专业媒体人士, 有时也会有高年级的学生代表。[2]在第一届接力杯比赛中, 媒体人士、教师和学生的投票权重为4:4:2, 单票计分时, 去掉最高和最低的5票, 分数按顺序排列得出最后名次;在第三届的终审环节中, 评审团队综合考量各参赛作品的选题内容和呈现形式, 分别对新闻类入围作品和非新闻类入围作品进行评分与排序, 不同排序对应不同得分, 累加所有得分数, 得出的顺序即最终的排名。

另外, 比赛还可能视情况分设“创意”、“设计”、“采写”、“流媒体作品”等若干单项奖, 在鼓励同学跨媒体创新的同时, 对单项媒体技能突出的学生也给予相应的奖励。除此之外, 对接力杯比赛的获奖者还会颁发荣誉证书, 并可以给予相应的科研或学术加分, 这些都调动了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四) 特设专家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顺应新媒体兴起的趋势针对新闻学院本科阶段开始进行课程调整, 并且特别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跨媒体专家委员会”, 这是大陆传媒专业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应对跨媒体、媒体融合等新兴领域、由业界权威机构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首批受聘的20位委员由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中国国家地理等机构的新媒体主管组成, 特设的专家委员会为学校的新媒体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同时方便了学校跨媒体教学的咨询并为学生搭建了多样化的实习渠道。

(五) 技术入门

新闻学院大二上学期跨媒体课程开始的内容主要是由老师选拔的骨干们分组带领“小骨头”们学习一些主要软件的使用, 比如Photoshop、Premiere、Audition等。一般是由三个骨干来带领二三十个“小骨头”, 自主安排课程学习的时间和地点。上课形式一般是先由骨干们带领“小骨头”们一步一步学习使用方法, 然后“小骨头”们自主练习, 骨干们进行修正指导。其实在大一大二的课程中就有了《新闻传播技术基础》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等课程作为必修课来教授各类软件的使用包括flash、网页制作等, 这些技术软件的学习使用都是后面的很多跨媒体作品制作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

也就是说, 整个《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的开端是先带领学生们学习基本的技术, 而这些软件的技术应用是后面制作跨媒体作品的基本技能,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课程实施步骤, 不过软件应用的学习也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不断熟练, 再加上现代科技环境下各类应用软件更新速度很快, 所以对于技术方面的学习是应该贯穿在整个新媒体学习过程中的。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还会不断深化并且继续改进, 让高校教育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培育出适应于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三、人大与政大新媒体课程改革之对比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从历史发展到学科体系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两所学校都有政治学科的背景, 都是以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教学体系。人大和政大的新闻系都是本校的优质学科, 有着长足的发展历史和教育成果积淀, 都是在本地区具有先锋性领导性先行性的院系, 对于本地区各个高校的新闻系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两所高校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中新媒体兴起的浪潮, 基本上都是在2009年前后做出了顺应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 努力培养更加先进的专业化人才以达到新潮流下的人才需求标准, 但是在新媒体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上又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 课程开设范围不同

从课程开设范围上来说, 中国人民大学直接具体针对本科阶段的新闻学院开展跨媒体传播实验课, 而且一般来说新闻学院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在其他学院并没有这样专门的明确的新媒体课程, 但是在一些与现代数位技术联系较强的学院也会顺应新媒体趋势在日常课程教学中融入新的元素, 比如在艺术学院就有很多数位化新媒体技术的应用。

台湾政治大学实行的是“学程”制度, 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有类似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学程, 而且这类学程是面向全校的, 不仅针对传播学院。另外, 学程的招收人数有一定的限制,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报名申请后需要通过选拔才能修读。

(二) 课程内容偏重不同

在课程内容方面, 两个学校的偏重点也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因为人民大学的新媒体传播实验针对的是新闻学院, 所以在实施上会偏重新闻传播与新媒体的结合, 新闻内容的线上传播经营比较多, 比如说网络社区的营建、微信客户端的开发运营、微博账号的经营等, 而且对于这些互动内容的经营管理也会有专门的课程来讲授。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学程比较偏重影视艺术的制作包括动画叙事等,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文艺, 动手实践性很强, 并不一定是针对新闻报道进行, 各种专业背景都可以融入进去。

(三) 课程实施形式不同

在课程形式方面, 两个学校都有新媒体课程上的新变化, 但是具体实施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别。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是以做项目的形式来实现的, 比如前面提到了各类工作坊, 每个工作坊的成员基本上是边学边做, 一个学生在一个学期只需要选择一个工作坊, 到学期末按照最终的作品结合平时的表现得到最后的成绩。《跨媒体传播实验》虽然是出现在学生课表中的必修课程, 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并不是一般的上课模式, 而是由不同工作坊的老师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和作品制作方式, 不同工作坊的学生虽然说是上的同一门课, 但是上课的内容、时间、地点等都各不相同, 但这些工作坊都是《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之内的项目。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采取“学程”制, 更像一个供全校学生申请的课程包, 有系统的明确的课程安排, 对于核心必修课程每个参加学程的同学都要修读。简单来说, 政大的数位学程是按照上课模式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然后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应用所学。

当然, 两所学校新媒体教学特色的差别也并不只局限于课程设置, 在学生日常学习中也有体现,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开始实习时会有很多人参与到网站的运营编辑,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很常见的是到电视台, 比如台湾电视台、台湾中国电视台、台湾中华电视台等台湾“老三台”以及其他电视台等。而且台湾的“产学合作”特色比较明显, 社会业界单位与学生社会实践联系较紧密, 前者绝大部分会积极支持学生的实习活动。

四、结语

总之, 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都是对于新媒体发展潮流的应对, 是推动数位时代教育发展的必要举措。不过在各自的实施中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比如人大的跨媒体课程较为具体、小众, 而政大的数位学程较为广泛, 学生比较自主, 有比较充足的资源支持来表现自己的创意。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人大可以逐步扩大新媒体教学改革的招生范围, 给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 努力改善教学资源和条件, 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我发挥和创造的平台。政大可以平衡一下新媒体内容在数位学程中的比例, 更具体地进行新媒体教学课程配置等。

对于我们常说的新媒体, 台湾更多的说法是数位化, 其实数位化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在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 各类数字化新媒体崛起, 互动环节更加突出。新媒体的发展对于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都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 对于当前高校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很多学校跟随时代潮流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 而且新媒体在高校教育改革中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专门的课程配置, 新媒体的影响也渗透在日常的教学环境中。

新媒体虽然在近几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 但也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在实际校园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掌握新媒体的潮流。政大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怡君说, 对她来说新媒体感觉就是Facebook、Plurk、APP之类的, 但是“我对这类的东西蛮不喜欢的, 我们这边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流行Facebook, 但我几乎不用。上了大学不得不用, 因为很多功课或报告都会在上面讨论, 我一直觉得每天上Facebook让自己的生活大半时间被占用了”。尽管如此, 我们在校园里在大街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拿着智能手机的人, 现在的我们与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普遍的依赖于社交网站或APP等。在台湾应用比较多的就是Facebook、Line、Skype等, 在大陆比较常用的就是人人网、微博、微信、QQ等。而且很多一般性课程的交流作业等也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新媒体的应用, 新媒体已经渗透到了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很难独立于新媒体潮流之外。而各大高校教育中面对新媒体潮流所做出的教学课程改革也将会继续深入下去, 更好的运用新媒体的优势, 培养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1[1]详见台湾政治大学网页:http://dct.cs.nccu.edu.tw/cours es_1.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