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行为（精选10篇）
政治参与行为 篇1
一、引言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和分析, 以期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思考。
二、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发展、经济平等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具体有两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代表个人这一微观层面, 而组织渠道则代表群体这一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个人流动渠道)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人通过提高职业地位的方式进行流动, 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地位提高又促使其政治功效感、政治义务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 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中观层面 (组织渠道) 的路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富悬殊加大, 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已无法单纯靠自己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对阶层、社区、邻里等群体认同感增强, 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也增强了其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 于是他们成立并涉入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去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
1. 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
(1)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扩大是同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同步提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能够适应其发展, 因此, 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复杂要求社会要为每个个体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环境以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后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最终在社会规范内各取所需。第二, 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群体意识的凸显。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 社会中产生很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与威胁他们的对立群体及新生群体不断产生各种冲突,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 群体内部会产生极强的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会以和平的方式诉诸政治活动以解决群体间的矛盾。第三, 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加入到大量新生的行业组织和社团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并走向成熟, 家庭、宗教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而代替它的是大量以共同的职业目标、利益取向、兴趣爱好等为基础的行会、商业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而这些组织会鼓励其成员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第四,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影响政治参与水平。经济现代化导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提高, 整个社会群体的平均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程度职业地位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 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 整个社会的平均参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高。
(2) 社会经济平等促进政治参与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但是其投票率有时却低于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这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类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平等的不同感受。当人们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存在, 并有发挥角色作用的机会时, 人们会积极通过政治这个渠道向政府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去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体现自己在经济平等社会的价值。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从政府角度来说, 经济的平等,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进行, 还可以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意识, 增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 从而最终使政府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 社会经济越平等的国家,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3)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是指具备了有效的官僚制和政党的统治体制。如果政治的制度化没有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将是无秩序的, 其最终将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亨廷顿也曾指出, 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伴随着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在政治制度未做好准备的前提下, 为了顺应现代的民主潮流, 政府实施超越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民主参与模式, 国家将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影响社会稳定。当然, 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跟不上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 将会导致社会的僵化, 使政治体制缺乏活力。因此, 政治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2. 基于中观层面的群体分析
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是处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个人。因此, 应从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来分析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因素。
从个体扮演的群体成员角色这一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 作为某个组织成员的个体往往会比单个个体涉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具体来说, 阶层意识、社区意识、邻里意识和行业角色意识等群体意识都会对涉入组织和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者的政治参与, 更多的依靠其群体成员角色来实现。组织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群体形式。公民一旦加入组织, 尤其是政治组织, 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政治敏感度增加, 此外, 组织会给成员灌输群体意识, 增强其组织认同感, 使其成员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中, 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又反之会增强公众的政治功效感和义务感, 从而促进公众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 笔者预测, 公众积极涉入组织, 尤其是与政府意见趋于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 (如共产党) , 将有利于公民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 同时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涉入其他组织, 由于其对公民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不大, 则会同时促进制度和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参与成正比, 与社会流动机会成反比。[1]
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今, 一直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户籍制度减少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农民和市民被分割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 并各自接受着因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导致的差别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侧面上反映了农民公民权利的缺失, 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与市民相比, 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大, 使农民产生严重的社会挫折感, 加之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城乡间的横向流动, 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又降低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纵向流动机会,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尤为强烈, 参与行为更加激烈。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制度化途径来向政治施压。可见,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动机更直接、具体, 意愿更强烈, 方式更极端, 行为更迫切。
3. 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分析
(1) 受教育水平影响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高, 二者呈正的相互关系。但已有研究发现,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投票活动同教育程度呈负的相互关系。其理由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政治怀有一种疏远的感觉, 可见政治参与存在国别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高, [2]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正在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国内民主氛围日渐活跃, 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组织发展模式僵化, 无法激发公民的群体意识和提高其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较高, 获得的政治功效感较低, 于是产生部分流于形式的选举投票行为。对于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学历者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政治疏远感”。因此, 作为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预测我国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由反比向正比过渡, 总体上应呈微弱的反比关系。
(2) 职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
职业地位和政治参与的正向相关性已经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改革开放后, 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城乡、农工等旧的身份系列。因此, 现在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为人们创造出为越来越多在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就业的机会, 人们的职业地位随之提高。而“来自各种研究的大多数证据表明, 高地位往往伴随着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 具有政治功效感的人远比其他人更可能参与政治。”[3]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增强, 对政治参与结果的预期更加积极, 于是就会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会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对政治系统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强烈的政治功效感导致其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引起的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造就了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因此, 笔者预测, 在中国, 较之低职业地位的群体, 职业地位高的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而非制度政治参与可能性较低。
(3) 个人心理因素影响政治参与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因素外, 学者们还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评价、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他的参与行为。”[4]
蒲岛郁夫在研究日本的政治参与时提出了“政治介入”一词, 他认为“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示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政治介入程度高的人会更加踊跃地投票、积极参加其它政治活动。”[5]并把政治介入用五个具体的指标去测量: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有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笔者预测, 拥有政治义务感、政治功效感的公民, 不论是制度还是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其发生可能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政治信任感则会在促进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同时, 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中国基层民主3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不仅填充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的真空, 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让村民和市民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前台, 他们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普通民众的使命, 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中亮丽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学界也赋予了中国基层民主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其不仅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民众民主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课堂, 更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但是在基层民主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 仍然需要科学、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不足和问题, 才能更好地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 如何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 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政治理论家面前的现实命题,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摘要：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 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杨玉生,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3]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6.
[4]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01.
[5]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解莉莉, 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67.
政治参与行为 篇2
关键词 全校参与 欺凌行为 校园安全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South Africa "Whole School" Mode to Prevent
Campus Bullying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School Safety Framework Workbook
HU Yan， ZHU D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o address bullying in schools， South Africa published a workbook， taking the whole-school approach to addressing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paper introduces and interprets the whole-school approach， inspires China to address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maintain school safety.
Key words the whole-school approach； bullying； school safety
1 南非 “全校参与”模式①的基本框架
1.1 “全校参与”模式的实施主体构成与职责
（1）校长。从整体上看，校长在该模式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宏观的把握方向，统筹学校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保障各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转。
（2）行政管理人员。参与制定学校政策。行政管理人员要定期邀请家长来商讨学校的学生行为规范和反欺凌行为政策；通过致家长书，向家长宣传学校安全工作的最新进展；动员家长与学生一起讨论学校的安全行为规范和政策，共同签署这些文件。
（3）学校安全委员会。制定学校安全计划。学校安全委员会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行为规范和政策；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校园安全管理；制定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解决措施；在情况发生时，第一时间集结人力干预处理。
定期组织家长见面会。见面会的时间最好是家长下班以后或者周末，主要讨论学生的近期状况、学校的政策和其它事宜。当需要家长协助解决问题时，安全委员会要安排家访或校访。
（4）教师。制定“门口安全公约”。教师要把班级安全规范贴在教室的门上或门外，方便学生每次走进或走出教室时看到。
记录班级日常情况。教师要及时了解班上学生的动态，通过记日记来捕捉容易忽略的细节，做好欺凌行为的防范工作，监控事件发生的前后过程。
开放办公时间。学生更倾向于在没有同龄人在场时向教师报告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欺凌行为。教师要设定开放的办公时间，学生可以单独向教师诉说目击的或经历的欺凌事件。
经常给家长打电话或写信。教师要及时向家长汇报学生在行为表现上的改进和学习成绩的进步。
（5）家长。熟悉学校的政策，与学校保持联系。家长要多关注学校的学生行为规范和反欺凌行为政策，经常与学校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经常与孩子讨论欺凌行为。家长要教育孩子如何识别欺凌行为，懂得分辨自己或身边的同学是否被欺负。
树立文明行为的榜样。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家长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机智和美德更能赢得赞赏。
（6）学生。及时汇报。学生不仅不应该欺负他人，还应该明辨是非，干预阻止欺凌行为，并勇于向成人举报。
拒绝欺凌行为。学生要认识到欺凌行为的危害，懂得用智慧和美德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在课堂内外积极学习欺凌行为的应对策略，妥善解决欺凌行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1.2 “全校参与”模式的实施程序
第一步：全面定义欺凌行为，确保定义涵盖了欺凌行为的不同类型。第二步：评估现状。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从而了解学校里欺凌行为的现状。这项评估应该重点研究有谁参与，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为什么发生，后果怎样。也可以运用访谈、高发区域绘图和教师评分等方法来全面了解学校里欺凌行为的现状。第三步：建立或者巩固校园安全体系，协调组织各项活动。学校安全委员会以宣传教育欺凌行为为主题定期组织活动。在学生中成立顾问小组，探讨防范欺凌行为的措施，学校在设计反欺凌行为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可以充分吸收这些学生的想法。第四步：制定条例和政策。学校领导、教师、后勤人员、学生代表委员会和全体学生，应当与学校安全委员会一起制定欺凌行为的管理条例。学校的政策和行为规范都应该传达反欺凌行为的信息，指出各方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责任。第五步：宣传并实施这些条例和政策。政策经批准后应该正式向所有学生、教师和家长公布，确保各方成员了解政策的内容。政策的实施需要所有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的不断支持和努力。第六步：组织反欺凌行为的连续训练。对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任课教师、非任课教师和其他员工进行制止和干预欺凌行为的训练，提高应对欺凌行为的能力。第七步：加强对欺凌行为高发区域的监管。欺凌行为多数发生在成人不在场的地方。安排成人在高发区域，例如走廊、厕所、操场角落，进行巡查，高年级的学生经过训练后也可以参与监管这些区域。第八步：正确地处理欺凌行为。欺凌行为发生时，在场的教职工都应该进行快速有效的干预，制止欺凌行为。受过训练的员工应当分别与被欺负者和欺负行为实施者谈话，了解发生的状况，确定事发原因。处理欺凌行为时还应当联系双方父母，一起解决问题。第九步：利用课堂时间做好欺凌行为的预防工作。课堂教学和讨论应该教授学生如何应对欺凌问题。学校的课程应当传达反欺凌行为的主题思想和信息，转变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知，使学生认识到欺负他人是不对的，当其他学生被欺负或者孤立时，要勇于伸出援手。第十步：监管和评价。定期的审阅和修订政策及干预措施，保证政策和干预措施对学校和学生的适用性。与设计政策和干预措施一样，审阅和修订环节也要由学校全体成员共同参与。
2 南非“全校参与”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2.1 家校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就我国而言，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学校的安全管理规定，定期与家长联系和沟通，使家长了解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举措；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的工作，学习学校的安全行为规范和反欺凌政策，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见面会，给予反馈和意见。学校和家长通力合作，创造有利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校园环境。②
2.2 把安全教育融入现有课程，进行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
我国中小学要加大安全教育的宣传力度，把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起到实效，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方面努力创新，力争把安全教育寓于学校生活的每一时段，贯穿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要深入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提高学校安全防护能力与水平，通过校园网、主题班会、学生社团活动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③
2.3 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制定校园安全条例和政策
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要逐步完善视频监控设施、安装电子门禁、校车GPS，建设学校安全管理信息平台，提高安全技防水平。各中小学应建立24小时门卫和巡查制度，建立校外人员进入校园登记制度、验证制度。学校还要针对欺凌行为制定系统的条例和政策，巩固安全防范制度。④
注释
① SCHOOL SAFETY FRAMEWORK： ADDRESSING BULLYING IN SCHOOLS [EB/OL].http：//www.education. gov .za / Programmes / Safetyin Education / tabid / 1048 / Default.aspx.
② 孙晔.国外校园安全措施及启示[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5）：118-120.
政治参与行为 篇3
一、使用与满足理论解释社交网络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关于社交网络的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实证研究, 鉴于移动互联网创新的潜力有助于民主话语和参与, 这一领域显然是需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较于其他媒体源而言, 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出发点, 社交网络中政治参与的青少年用户各自使用媒体的动机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大众来说, 新闻和信息消费的一般模式已经实现, 用户经常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和感兴趣的新闻和信息。
互联网用户的动机都不是单一的, 用户个人可以寻求信息、商品、服务、娱乐、表达意见或只是保持与朋友和熟人的联系, 这些动机不是互斥的, 但对最近的社交网站用户行为研究表明, 他们中的大多数通常希望被接纳, 并与他人保持联系。
在移动互联高速发展的这十年中, 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从宽泛的大型组织转移到围绕个人的人际网络, 大多数用户不再与陌生人讨论特定主题, 相反他们大多数时候的网络活动对象只是相熟的人, 他们倾向于选择朋友提供的消息和新闻, 并积极参与其中, 对其他类新闻和陌生人的观点并不主动获取。
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看, 新闻消费和政治参与都不是驱动大多数社交网络青少年用户使用的动机。与传统媒体的使用情况一样, 那些使用互联网寻求政治信息的用户很可能已经是有丰富见识并且参与过大量政治活动的人, 然而用户在社交网站中寻找满足感是使用时的首要作用, 政治参与充其量只是辅助性的兴趣。
假设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中成为奥巴马或其他政要的朋友, 那就一定能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知识、兴趣和参与吗?以奥巴马为例, 在他的官方社交网络平台中, 所发布的信息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力要远大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 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人物结成网络关注关系, 这会提升青少年政治新闻的参与度。
另外, 社交网络中信息内容的设置也发挥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作用, 这些信息是基于娱乐的内容设置但又包含少量的政治信息, 它们的主干内容是生活化、社会化的内容, 但人物设置通常为政治人物,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软新闻, 他们具有爆点和吸引力的标题或内容, 吸引了青少年的注意力, 进而使他们了解政治人物, 虽然这种了解是非常片面的, 但至少激发了他们政治参与的兴趣, 有助于那些本来不倾向于政治参与的青少年, 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推进了民主的进程。对于青少年而言, 通过传统媒体关注传统新闻又称硬新闻, 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成本, 而软新闻提供了更高层面的娱乐内容, 并且满足了他们的使用预期, 这种新闻与娱乐的结合, 有助于对政治关心程度不高的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政治世界。
软新闻的习惯性接受者会人为地夸大他们对政治的了解程度, 作为美国的非主流媒体, 它的政治效应远小于新闻效应, 但可以激发青少年对政治的兴趣。互联网搜索引擎调查显示, 社交网络使用过程中或结束时, 利用搜索引擎查询政治相关信息的数量呈正相关增加。
二、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理论解释社交网络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意见领袖理论最早在20 世纪40 年代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 在1940 年美国大选运动期间, 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极弱, 当时约8%的人由于竞选运动改变了投票的意向, 但促使他们改变的主要是身边的朋友、团体、社团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只是技术的进步, 意见领袖通过新的手段即社交网络, 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社交网络的传播模式可以解释政治信息的分布过程。大量的行为决策表明, 决策者尤其是青少年选民, 通常是由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决定他们的行为:一是希望做出理智的决定;二是希望这项决定只需要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由于第二个目标, 意见领袖在他们的决策行为中很自然就出现了, 而且在第一个首要目标的促使下, 他们必须强烈地依附所选定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否成为主导的关键, 是这些选民是否盲目追随领导人或者他们是否考虑别人的意见, 如果选民只是机械地受到影响并做出轻率的决定,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社交网络将会是民主进程的阻碍。虽然认为更多的信息和意见对于政治讨论争取民主具有明显的好处, 但是事实上, 青少年受到的那些政治信息丰富人的影响, 只不过是他们只了解那些人而已, 这些性质上聚合型的意见有助于青少年选民做出更多相似的选择, 对于那些几乎不关心政治的青少年, 有助于民主工作的进程。即使作为选民个人, 他可能不称职, 但这意味着通过社交网络可以帮助政治信息少的青少年选民形成一个群体聚合, 使他们做出统一的政治决策。
两级传播理论是解释非正式社交网络行为的关键, 例如营销界很普遍的现象——邻居之间经常推荐产品, 并且取得成功。实证研究表明, 人际关系影响力在关系交往中作用巨大, 假定意见领袖了解创新产品、候选人和政策, 并把附加于自身观点的理论传递给社交网络的用户, 当意见领袖越来越倾向于信仰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时, 用户会越来越倾向于追寻他们的意见, 意见领袖影响程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与用户交流。生动地提出意见比平淡地提出意见, 更容易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意见领袖也是主观的, 因为只要他们在某一个领域占有大量信息即可。意见领袖可能实际上对自己所赞同的事物了解并不全面, 但是社交网络用户相信他们的观点, 导致他们的意见更具影响力。无论青少年选民是否真正独立地从多个意见和多种信息中做出选择, 但通过意见领袖他们确实在表面上形成了高政治参与度和支持率, 并形成了一致度较高的投票结果。
社交网络中的政治讨论, 并非存在完美无偏见的信息交流, 其中经常充斥着大量的偏见和主观信息。青少年用户以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为主, 所以经常充斥着争议和分歧, 但是社交网络的选举投票, 尤其是在网络成员之间劝说下, 由意见领袖占主导作用的表决结果相似性很强, 特别是在意见领袖正面或者潜在的影响下, 这种一致性更加强烈。假定影响政治讨论的因素有五个方面, 分别是教育、沟通、程序、平等和参与感, 但在意见领袖的影响下, 这些方面的作用被削弱。
摘要：社交网络在青少年中的广泛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参与政治活动, 本文通过使用与满足理论和两级传播理论, 分析社交网络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关键词：社交网络,政治参与,使用与满足理论,两级传播理论
参考文献
[1]Clara Shih.张小伟译.社交网络时代:SNS引发商务与社会变革[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2]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政治参与行为 篇4
关键词：农村父亲；亲职；参与意愿；参与行为；育儿体验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072-05
自1970年代起，国外家庭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父亲角色及父亲参与育儿工作的重要性，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反观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指出父亲参与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探讨父亲对家庭教育的不可或缺性，但关于中国父亲对自己的亲职角色执何种态度?他们究竟承担了多少抚育工作?在育儿过程中有何体验?至今尚未见有经验研究报告。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指村貌、硬件设施、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观念的改变、家庭的和谐、减少亲子间代沟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父亲参与不但促进子女的身心发展和自身的成长与完善，也影响妻子的情绪、心理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更是家庭是否和谐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家庭结构、居住模式与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转变，不少农村父亲已日渐领悟亲历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不希望自己在子女教养参与的边缘化，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和成效卓著。探讨农村父亲亲职参与的历史变迁。描述男性在抚育过程中的经验与感受，有助于全面评价男性的家庭贡献，并提升父亲参与的积极性和质量，继而促进和谐家庭的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一、研究回顾
父亲角色、职责随时代和文化变迁而有所侧重。社会对父亲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期待随文化价值、家庭生活和性别角色的衍变而变化。在传统性别分工下，父亲只要负担起养家的工具性角色即被认同(Lamb，2000)。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转变、母亲就业增加及其对家务如何分配的冲击以及文化观念的改变，父亲的角色由供养者转变为养育者角色，即一个“好父亲”除了为孩子与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保障，还要是孩子的照顾者、朋友和角色榜样(Lamb，2000)。
大量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抚育性，和母亲一样参与了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尤其是母亲外出工作时，父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参见Halle，1999)。美国自1960年代来的多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均显示，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参与水平有较大提高(Yeung et al.，2001)。跨文化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如澳大利亚、英国、瑞典和以色列等，均有报告说父亲比早先时候更多地参与育儿工作(参见Parke，2000)。不过，虽然1960年代以来的调查数据显示父亲参与的水平有提高的趋势，但与母亲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Yeung et al.，2001)。而且父亲在参与亲职时，更多地是与孩子互动或是陪伴孩子，而清洗、准备，喂养膳食等身体照顾工作和为孩子规划养育、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则仍是母亲的职责(McBride & Mills，1993；Pleck，1997)。
国外研究还显示，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和情绪发展有良好影响(参见王从桂，2000)，并在孩子的性别角色意识、道德发展及社会能力与心理调适的发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 ＆ Barnett，1986；McBride，1990；lamb，1997)。为人父亲的经验对父亲本人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参与育儿工作可以使男性发展其关怀特性，体验到情绪成长与表达的快乐(Hawkins et al.，1995)。积极参与育儿工作的父亲，往往具有更为幸福的婚姻和更为成功的事业(参见Parke，2000)。
国内社会学界尚无父亲参与的专题经验研究，但一些家务分工研究中设有照料孩子和辅导子女功课的调查项目。研究结果显示，就中国整体而言，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照料孩子都主要由妻子承担，而在辅导子女功课上丈夫承担的稍多于妻子，尤其是在农村家庭。与全国相比，上海男性在照料孩子和辅导功课上的参与率都稍高，但也呈现出辅导子女功课多于照料孩子(沙吉才，1995；徐安琪，2004)。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自2006年11月完成的“父亲抚育调查课题”中289个郊县家庭的夫妻配对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了上海市9个区18个街道36个居委会892个家庭的夫妻为被访对象。289对郊县夫妻中，丈夫的平均年龄为40.85岁，妻子为39.45岁；夫妻平均生育子女1.13个，87.2％的夫妻只生育1个孩子，最小孩子中男孩的比例为50.9％；丈夫平均受教育9.54年，妻子为8.63年；结婚时丈夫非农就业比例为65.1％，妻子是56.4％；丈夫的年平均收入为23360元，妻子为12096元。
三、研究结果
(一)参与意愿
父亲的参与意愿一般是指父亲对育儿的态度。对于两性的家庭角色一直存在着“母职天赋”的理论，认为女性天生具有较佳的照顾能力，是父亲难以替代的，因而阻碍了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与投入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上海郊县男女仍然持有“母职天赋”的观念，对于“男人抚育孩子的能力比女人差”的说法，有53.3％的调查对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态度，F检验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女性更多地持这种观点(见表1)。
按照文化脉络理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塑就的性别角色态度是家庭分工的主要预测变量，妻子性别角色态度越传统，丈夫的家事参与率越低，而丈夫的性别角色态度越呈现非传统倾向，参与也越多(Hiller，1984；Rexroat and Shehan，1987)。尽管多数被访认为男性抚育孩子的能力逊于妻子，但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却是不太赞同。在回答是否认同“父亲的主要职责是赚钱养家，抚育孩子由母亲承担更适合”的说法时，只有近1/3的调查对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态度。不过，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的角色观念较为传统或保守，更多地认同父亲的工作角色(见表1)。
(二)父亲参与的现状
Pleck(1997)发现，近二十年来美国父亲在直接的照顾、休闲或游戏上以及与孩子接近的频率上有增加。但仍不及母亲的一半。台湾研究学者也指出，现代台湾父亲仍属于选择性父职角色，父亲们大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以方便的时间或频率来参与亲职。在社会对男性工作成就期望的压力之下，多数父亲仍然为了工作或自动或不知不觉地在孩子成长中缺席。
本研究的调查资料显示，上海郊县父亲的参与具有如下特征：
1．准父亲阶段的积极投入
为人父亲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从妻子怀孕就开始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夫妇角度看怀孕，而不是把它看作单单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一个事件，并认识到父亲在母亲怀孕期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向父亲身份过渡期间，父亲不仅为妻子提供安慰和情感支持，许多人还会通过阅读书籍和与在为人父母方面有经验的向导交往来了解抚育孩子的知识和技巧，或是对于孩子出生后预期增加的经济负担作出反应，有的父亲甚至会参与妻子分娩的过程(参见Parke，2000)。统计结果报告，上海郊县男性对于自己的准父亲角色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责任心，除了“参加孕产保健、辅导课程”仅占1/3(以往此类辅导课程不普及)外，无论在改善妻子的营养，保健(如为妻子购买营养品、做她想吃的食物等)、承担家务、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以及陪妻子做产前检查，看病等方面，他们经常参与或做得较多的郡高达2/3以上。
从年龄差异看，年轻父亲除了在主动承担家务方面比年长父亲要少外，在其余方面的参与率都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父亲。年轻父亲在家务方面承担较少与中国特色的亲属网络尤其是双方父母的支持有关。
2．育儿参与水平总体较高
无论是对子女的日常照顾还是行为教导，或是关怀陪伴，无论是在婴幼儿期还是在学龄期，无论是丈夫的自述还是妻子的评价，上海郊县父亲的育儿参与率总体较高。如在婴儿期“给孩子准备膳食，喂食”、“半夜起来照顾孩子”做得较多或很多的分别占47.2％和43.5％，在学龄期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照顾做得较多或很多的也占42.7％；即使是“换尿布，尿片”、“给孩子洗澡”这样的在传统上被界定为“女人的活”也占33.6％和39.4％。
统计结果同时显示，郊县父亲在孩子智力和规范教育、分享活动和情绪支持等方面的参与也不逊色。他们在孩子婴儿期就主动与之谈话或聊天、对孩子良好习惯/行为的示范和培养以及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方面做得较多或很多的都达六到七成，教孩子数数/识字、讲故事和一起做游戏/户外活动做得较多或很多的也在三到四成。
3．父亲对孩子的学业发展投入更多
尽管今日的父亲在育儿参与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也没有数据表明双亲家庭存在父亲缺席的性别不平衡现象，母亲对此的评价也较高。然而，在夫妻之间进行比较时我们还是发现了育儿工作的性别差异。前面的分析显示父亲在孩子婴幼儿期准备膳食、给孩子洗澡、半夜起来照顾孩子和学龄期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有较高的参与水平，但如果与母亲相比，母亲仍然是孩子身体照顾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表2的数据显示，在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上，以妻子为主的比例高达65.5％，而以丈夫为主则不足一成。
表2的结果还显示，父亲对孩子的智力和学业发展方面的参与明显要高于母亲，在与老师联系，参加家长会、为子女择校，升学想办法，作辅导等责任性行为上，以丈夫为主的比例远高于妻子。
国外关于育儿参与类型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也存在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父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为“互动活动”形式，如玩耍或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日常照顾则仍是母亲的职责范围(Robinson ＆ Godbey，1997；McBride ＆ Mills，1993)。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指出，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亲职方面形成不同的社会性别差异(Thomson ＆ Walker，1991)。
4.年轻父亲更注重与孩子的互动
Lamb等(1987)根据已有研究，归纳出父亲参与的三个层面：(1)“投入/互动型”，即通过抚育和共同活动对孩子直接进行接触；(2)“易近性/易得性”，指的是父亲并未与孩子直接互动，而是在一旁待命，随时可参与抚育工作；(3)“责任型”，是指父亲对孩子的幸福负责，觉察孩子的社会、情绪、认知、身体的需要并逐步满足这些需求等。
由于第二种参与层面较难测量，而且与第一、第三种类型有交叉、重叠，所以，我们主要测量另两种参与类型。分析结果显示了不同年代父亲参与育儿的不同取向：不同年代的父亲在承担孩子照顾教导职责方面各有所侧重，除了在带孩子看病、参加家长会以及与老师交流联系方面的参与没有显著差别外，年长父亲更注重对孩子的规范教育，而在生活照料、接送上学和辅导作业等日常例行工作方面，年轻父亲的承担程度要高于年长父亲(表3)。中国一直有“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父亲在孩子的教养方面一直都有较高的参与度，不过接送孩子上下学和辅导作业只是在近年来才新增为父母的职责，因此，年轻父亲的参与度要高。郊县的医疗机构离家较远且工作时间弹性大，故郊县父亲带孩子看病方面一直做得很多。
在互动交流方面更能体现不同年代父亲育儿的取向差异，不论是陪同外出游玩、满足孩子需求，还是沟通交流、情绪支持以及亲近行为方面，年轻父亲都比年长父亲参与更多，年轻父亲更注重与孩子的互动和分享。这或许反映了整个社会育儿观念的改变，以往人们关注的是孩子的身体需求，父母的职责是让孩子吃好穿暖健康成长，随着对儿童发展理解的深入，人们认为父母满足孩子的情绪、关怀、陪伴和亲近需求对孩子的成长同样重要，这也促进了父亲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
三、育儿体验
众多研究都指出，父亲参与育儿除了付出时间和辛劳外，还可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收获，促进他们的自身发展。父亲可从参与过程中更了解自己，体验为人父的喜悦，以及丰富、完整的人生；在与孩子的交流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收获，能使自己变年轻、给自己带来创造的乐趣和成就感，父职实践使自己更有爱心、更成熟，并增强责任心；同时还可扩展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本(Umberson & Cove，1989；Gallagher & Gerstel，2001；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育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父亲的双重负担(20％持肯定回答)，限制了自己的闲暇时间(13.4％)和社会交往(10.2％)，但述说影响了自己工作的比重不高(约占6％)，后悔自己当初生了孩子的更是少见(占2.5％)。因此，在回顾履行父职过程中的积极体验时，多数父亲作了肯定回答，其中体验“为人父亲的喜悦和自豪”的达76.8％，感受“孩子很需要/依赖自己的自我价值”的为61.1％，“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进步都令我兴奋/骄傲”有74.7％，“和孩子一起游戏，活动很开心，使自己变年轻”的占71.2％，“孩子带给我幸福感”更高达87％。
不仅如此，大多数父亲还首肯参与抚育的过程对自身的成长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和激励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表4的8个侧面有较大或很大积极促进作用的分别在70％-80％之间，其中认为自己“变得更富有爱心”、“责任感增强”和“更加成熟、自信”的比重为最高，而高学历父亲在孩子抚育过程中新学了许多知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和得到
成长的概率更高些。
父亲积极参与育儿不仅促进的自身的成长与完善，对夫妻关系以及妻子的生活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妻子认为丈夫是一个好父亲时，夫妻关系很融洽，妻子的总体生活幸福感也很高。
国外大量研究还指出，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养育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正面影响(McBride & Rane，1998；Amato & Rivera，1999)，在孩子的性别角色、道德规范、成就与智力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Barnett，1986；McBride，1990)。囿于篇幅关系，在此就不加以描述。
四、结论与讨论
对上海郊县男性亲职参与意愿、行为和育儿体验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有类似之处。首先在参与意愿上，男性的抚育能力仍受到质疑，尤其是女性持有更多的怀疑态度。家庭系统理论认为，母亲的态度决定着父亲如何参与孩子的抚育，母亲扮演“守门人”的角色，父亲的参与程度与妻子对丈夫的育儿能力所持的观念相关，凡认为丈夫能胜任育儿工作的母亲，可能会促进丈夫的参与(转引自Parke，2000)。
其次，在实际参与水平上，自五十年代起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以来，双职工家庭成为中国城市主流家庭形态。尽管上海郊县以往以农村人口居多，但受市区经济辐射和近年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郊县人口非农就业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郊县家庭也属于双职工家庭。妻子外出就业促进了丈夫分担育儿工作，即使是性别角色观更为传统的上海郊县父亲的育儿参与总体水平较高，他们不仅分担孩子的教养责任，对以往多由母亲承担的常规性的生活照料工作也有很高的参与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国外的研究结果，尽管父亲在育儿参与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孩子成长的哪个阶段，日常照顾以妻子为主的概率都显著高于以丈夫为主的养育模式。
第三，郊县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和分享，诸如沟通交流、情绪支持和行为引导等方面的参与水平有待提高。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孩子的满意度并非取决于与父亲一起吃饭或看电影等所花费的时间，而在于父亲如何与孩子互动：当父亲更多地提供支持鼓励、与孩子一起探讨解决难题等时，孩子有较高的满足感(Young，Miller，Norton & Hill，1995)。郊县父亲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学业教导等方面有积极的投入，但在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情绪支持等方面则较少重视。因此，我们除了要发展多维度、多元化的父职概念，还要鼓励和倡导父亲更多地融入孩子的生活，提升父职参与的质量。父亲不仅是孩子的经济提供者、照顾者和保护者，更应成为孩子的倾听者、引导者和支持者，既是孩子的老师和角色榜样，又是他们的玩伴和朋友。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连接和平衡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具有独到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尽管一般而言父亲承担的抚育工作要少于母亲，但许多父亲已日渐领悟亲历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和成效卓著。他们的角色变迁和个人体验应当得到承认和鼓励。社会还要提供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提升父亲参与的积极性。让父亲乐于参与家庭角色、实践父职，以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个人和两性的全面和平衡发展。
政治参与行为 篇5
一、研究方法1.研究对
1.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整体抽样的方法, 对全国各省市地区的1086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回收问卷6660份, 剔除无效问卷293份, 收获有效问卷6367份, 其中男生2940人, 女生3427人, 有效回收率达到95.6%。此次调查的样本中男生2940人, 占到总数的46.2%, 女生3427人, 初中生2623名, 高中生3744名, 有效回收率达到95.6%。
2.研究工具
在参考了孔企平“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问卷”的整体框架和进行课堂观察的基础上, 编制了“中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过程学生参与的问卷”, 通过两次试测, 删除无效项目和修改项目叙述后, 44道题目区分度介于0.307~0.578, 保持了较好的区分度。本问卷信度采用了常用的a系数, 检验结果如下:行为参与信度a系数是0.771, 认知参与信度a系数是0.677, 情感参与信度a系数是0.739, 三份问卷的a系数介于0.6~0.8左右, 问卷大致良好可行。问卷效度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 行为参与的KMO检验系数为0.691, Bartlett球体检验的系数为0.000, 认知参与的KMO检验系数为0.546, Bartlett球体检验的系数为0.000, 情感参与的KMO检验系数为0.528, Bartlett球体检验的系数为0.000, 检验结果显示, 这三份问卷时具备结构效度。
3.数据处理
数据由SPSS17.0统一录入处理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参与涉及学生行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三方面的参与。在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的参与行为表现为课堂的专心和对合作任务的钻研, 会运用到浅层次策略、深层次策略、依赖策略来完成合作任务, 伴随着焦虑感、成就感、乐趣感、厌倦感等不同的情感体验。
(一) 认知参与和行为参与的相关性
1.认知行为和行为参与的整体相关性
在观察中学得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参与的情况时, 我们能直观地看到学生的种种行为参与, 而对于深层次的认知参与, 我们不能通过观察的方式获悉, 那么,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的种种外显行为表现与内隐的认知参与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表1的统计结果看出,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的相关系数为0.086**, 这说明, 小组合作过程中, 学生的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不紧密的相关关系表明,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积极的行为参与不代表积极的认知参与, 积极的认知参与不一定伴随积极的外显行为。
2.认知参与和行为参与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整体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那么, 两个维度下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和整体一样, 还是存在其他紧密的联系。具体结果如下:
(1) 行为参与的各变量和认知参与的各变量存在相关关系;
(2) 浅层次策略和专心、钻研两个变量存在不显著的相关关系, 深层次策略和专心、钻研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关系指数分别为0.573** 和0.570**, 依赖策略和专心、钻研变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依据以上对分析结果的描述, 这表明在中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深层次策略的运用, 反映出其专心和钻研的参与程度很高, 相反, 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依赖同学和老师, 那么学生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够专心, 钻研不深入。
*p<0.05;**p<0.01
(二) 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相关性
1.情感参与和行为参与的整体相关性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的参与外显的表现成各种行为, 其内在的心理和情感活动不容易被发现。那么, 在合作的过程中, 学生的行为参与是否与内在的情感参与相吻合, 他们二者的关系如何, 从表3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相关系数为-0.082**, 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 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内在心理感受或投入与外在的行为表现是不一致的。
*p<0.05;**p<0.01
2.情感参与和行为参与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上述结果中, 我们知道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是不一致的, 那么它们之间各变量的关系是如何的, 具体结果如下:
(1) 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各变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2) 专心和钻研变量与积极的情感体验, 乐趣感和成功感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消极的情感体验厌倦感、焦虑感和专心、钻研两个变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依据数据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学生的行为参与和积极的情感体验成显著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学生专心参与合作, 积极钻研合作任务, 可以反映出他们获得乐趣感和成功感, 而在其专心和钻研投入不够时, 就容易厌倦和变得焦虑, 获得消极的情感体验。
*p<0.05;**p<0.01
(三) 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的相关性
1.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的整体相关性
外显的行为参与和同属内隐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都存在着不显著的关系, 那么, 同属心理投入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关系如何, 它们是否无相关, 或者关系错综复杂, 根据表5表明, 在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成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相关系数为0.629**, 这个结果表明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的高程度认知参与是伴随着很强的情感体验的, 合作学习的完成, 必然是高程度的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同样也验证了其他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结果。
*p<0.05;**p<0.01
2.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在中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的高程度认知参与是伴随着很强的情感体验的, 那么它们维度下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 结果如下:
(1) 认知参与各变量和情感参与各变量存在着相关关系;
(2) 情感参与中乐趣感变量同认知参与的三个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中同深层次策略和依赖策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焦虑感同浅层次和依赖两种策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成功感与深层次策略显著正相关, 与依赖成显著负相关, 厌倦感同浅层次策略、 依赖成显著的正相关, 同深层次策略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以上结果表明, 当合作学习时, 运用浅层次策略, 学生容易产生焦虑感和厌倦感, 当运用深层次策略时, 乐趣感和成功感最强, 情感体验呈现积极性, 当学生开始依赖老师和同学时, 同样能产生乐趣感, 但也伴随着焦虑, 不会产生成功感。深层次策略的运用可以降低厌倦感。
*p<0.05;**p<0.01
通过上述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得出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关系密切, 行为参与和心理参与关系并不密切这一结论。这一结论解释了为什么教师观察到的合作课堂是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气氛热烈, 但往往合作的效果不好这一现象。所以, 在合作学习课堂学生参与的反馈中, 教师不能只将了解的目光集中在行为参与上, 而是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情况, 在合作教学中, 做到“知”和“情”的统一, 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选取初一至高三六个年级的6367名学生为样本, 考察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行为参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发现: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学生的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学生的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调查, 得出以下结论:学生的行为参与和心理参与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心理参与内部的关系, 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是显著正相关的。
关键词：合作学习,行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相关性
参考文献
[1]孔企平.数学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参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刘玉静, 高艳.合作学习教学策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篇6
随着营销的不断发展, 顾客参与也渐渐成为一种生产和传递产品或服务的方式, 顾客正被鼓励承担更多、更积极的角色。顾客参与影响服务产出的效率, 这在理论界已达成共识, 但是将顾客参与作为提升公司营销能力的手段却是一个新的话题。特别是在服务营销中, 顾客参与对于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影响以及顾客参与以服务质量为中介变量对行为意向的间接影响仍没有一个定论。根据Bit ner (1997) 关于顾客参与程度高低的研究, 美发业有着中等的顾客参与程度。为了实现更好的服务效果, 美发业需要顾客投入, 但是顾客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仍没有定论。特别是在实践中, 美发业的顾客需求具有多样性, 只有顾客参与到服务过程中, 才能使得服务需求的信息得以交换, 进而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同时, 美发业的竞争异常激烈, 只有把握顾客这一服务核心, 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因此, 本研究以美发业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实证研究, 并探讨国外顾客参与理论对于我国服务业的适用性。
二、相关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顾客参与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并从要素角度和服务角度对顾客参与进行定义。Silpaki t&Fi sk (1985) 用顾客在精神、智力上, 体力上及情绪上的努力与投入来描述顾客参与行为。我国学者范秀成, 张彤宇 (2004) 也认为顾客参与指顾客在服务过程中的智力、实体和情感投入。Kelley Donnelly&Skinner (1990) 的研究中提到由于在许多服务中顾客需要参与到一定的程度以确保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进行, 因此顾客参与可以用获取服务相关信息或发挥努力的形式来描述。而Kellogg Youngdahl&Bowen (1997) 认为顾客参与是以购买行为为特征, 包括事前准备、关系建立、信息交换和干涉。
顾客参与是一个多维度变量,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顾客参与的维度进行划分, Silpkat i&Fiks (1985) 在定义中明确把顾客参与划分为精神、智力上, 体力上及情绪上的努力与投入。我国学者汪涛、望海军 (2008) 任务顾客参与由消费频率、信息提供和合作生产组成。
Hubber t (1995) 根据服务体验的不同, 将顾客参与程度分成低度参与、中等水平的参与和高水平的参与, 在各种水平下, 顾客参与的有效性会影响到服务的质量和顾客满意度。Bi t er et al. (1997) 的研究有着相似的认识, 即不同的服务场景对顾客参与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很多学者从行业角度对顾客参与的程度进行了描述。在不同的行业中, 顾客参与的程度不同。
以往学者关于顾客参与的研究获得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关于顾客参与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概念水平, 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多;第二, 研究中大多将顾客参与作为一个单一维度, 主要探讨顾客参与程度高低的影响。将顾客参与作为一个多维度概念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第三, 国外关于顾客参与的研究相对较多, 已经广泛分布于银行业、法律行业、金融业等等,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主要是针对餐饮业和家装业, 针对具体行业的研究存在很大的空白。本研究将弥补以上研究的空白, 研究顾客参与的不同维度对顾客行为意向的影响。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顾客参与是服务营销的重大课题, 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营销手段。随着对顾客参与的研究已逐渐转向顾客角度, 探讨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的影响已成为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和消费同步性等特点, 顾客必须参与到服务的传递过程中, 并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
根据Hubert (1995) 对于顾客参与程度的划分, 美发业的顾客参与水平较高。面对美发业高顾客转换率这一制约其长期发展的突出问题, 顾客参与能否作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 用以提高美发业服务质量、进而增强顾客的重购行为和正面口碑宣传, 仍然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文献综述表明,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为顾客参与可以提高服务质量, 并最终导致重购行为和正面口碑宣传的意愿。例如Cermak, File&Prince (1994) 针对需要专门服务的顾客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论是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重购行为呈正相关。Ennew和Binks (1999) 证明顾客参与对于服务质量有直接影响, 而通过服务质量对再购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并且顾客参与的不同维度 (信息分享、责任行为、人际互动) 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其中人际互动具有显著影响力。国内学者易英 (2006) 针对家装业进行实证研究, 结论是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产生影响, 但顾客参与的不同维度影响的服务质量对象不同。
虽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及顾客重购行为、正面口碑宣传有正面影响, 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不同结论。 (Lloyd, 2003) 用旅游和电话银行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呈负相关。同时, 国内外学者对顾客参与和行为意愿的直接相关和通过服务质量的间接相关也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 由于不同服务行业顾客参与形式不同, 同时顾客参与的影响因素也不同, 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行为意向的关系不确定。因此, 本研究将以美发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研究顾客参与不同维度对服务质量和顾客行为意向的影响, 进而得出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参考文献中对于顾客参与、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关系的归纳总结, 结合美发业的实际情况及美发业从业人员的建议, 本研究构架出研究美发业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影响的关系模型。本模型由三个部分组成, 包括初始变量 (顾客参与) 、中介变量 (服务质量) 和结果变量 (行为意向) , 各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如图1所示。
1. 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
服务经历中的参与可能是减少顾客损失的方法 (Silpakit&Fi sk, 1985) 。当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精神成本、时间成本和情绪成本后, 顾客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分享可以实现利益的双赢。人际互动中, 顾客可以和服务提供者进行沟通, 也缩小了顾客期望与实际的差距, 并且顾客关系的建立, 能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加强顾客对于可靠性的感知 (易英, 2006) 。从以上角度分析, 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有正向影响。但是要求顾客以提供信息、付出精力的方式参与到服务传递中, 意味着服务质量会被这些信息和精力影响 (Kelley et al., 1990) , 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有负向影响 (Llyod, 2003) 。因此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之间, 正相关和负相关并存。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显示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顾客参与服务中所表现出来的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会对服务质量产生正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 结合学者研究并参考美发业从业人员、顾客的意见, 本研究提出和验证如下研究假设:
H1-1:顾客信息分享对服务质量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H1-2:顾客责任行为对服务质量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H1-3:顾客人际互动对服务质量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2. 顾客参与和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是从事某特定行为的自发性计划的强度 (Harr i son, 1997) , 主要体现在顾客的重购行为和口碑推荐。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且人际互动维度在其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同时也存在通过服务质量、顾客满意所起到的间接影响 (易英, 2006) 。但是, 也有部分学者有认为, 顾客参与将影响顾客重购行为和口碑, 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影响服务质量再影响到行为意向的 (File et al., 1992) 。
综上所述, 顾客参与和行为意向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增强顾客的重购行为和口碑推荐, 但两者的作用方式仍没有一致的结论。本研究将探讨顾客参与对于行为意向的影响方式, 特别是研究顾客参与的不同维度对于行为意向的影响。结合美发行业的访谈结果, 本研究对于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和验证如下研究假设:
H2-1:顾客信息分享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H2-2:顾客责任行为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H2-3:顾客人际互动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3. 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
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对顾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汪纯孝、温碧燕和姜彩芬, 2001) 。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质量对顾客的重购行为和口碑推荐只有间接的影响 (韩小芸和汪纯孝, 2003) 。
综上所述, 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增强顾客的重购行为和口碑推荐, 但两者的作用方式仍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 为了研究顾客参与是否以服务质量为中介变量影响行为意向, 本研究提出和验证如下研究假设:
H3:服务质量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四、研究方法
1. 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整体调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选择湖南大学的学生进行预调研;第二部分是选择湖南大学学生、山西金融职业学院教师及少量网上样本进行正式调研。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320份, 收回问卷301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224份, 有效回收率为70.0%。
2. 问卷指标测量
本文主要是研究美发业中的顾客参与、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 因此, 本研究根据其普遍含义与美发业的具体实际对各变量的定义和维度进行界定, 并根据前人研究文献以及对美发业从业人员和顾客的访谈制定各量表, 以对各变量进行测量。
本研究参考Ennew&Binks (1999) 的研究, 将顾客参与的维度划分为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并通过与美发业从业人员和顾客的沟通, 从实践上证明这种划分方式对于实际情况具有较好的解释分析能力。本研究对顾客参与的测量语句参考了Bet t encourt (1997) 、Ennew&Binks (1999) 、Claycomb et al. (2001) 以及曹丽娟 (2007) 的研究[15], 以7级Li ker t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进行测量。对顾客参与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比例达到66.25%, 对其信度分析的Cr onbach’sа系数为0.835。
本研究参考Parasuraman, Zeit haml&Berry (1988) 的研究成果, 将服务质量的五个维度定义为: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本研究对服务质量的测量语句参考Par asur aman, Zei t haml&Ber r y (1988) 修正后的SERVQUAL量表, 以7级Likert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进行测量。对关系质量进行其信度分析, Cronbach’sа系数为0.928。
本研究根据Boulding et al. (1997) 的研究成果, 以重购行为和口碑宣传两个维度来行为意向进行衡量。但是在数据处理时, 将两个维度合并视为行为意向。对其进行信度分析的Cr onbach’sа系数为0.872。
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数据的计算处理
本研究采用LISREL8.8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因为LISREL8.80也接受相关系数矩阵, 所以本文采用SPSS13.0计算出相关矩阵, 然后输入LISREL8.80软件。最终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注:IS表示信息分享RB表示责任行为, PT表示人际互动, SQ表示服务质量, BI表示行为意向。IS1-IS4, RB1-RB3, Q1-SQ5, BI1-BI3分别表示其不同维度。
图2整体模型分析结果
2. 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价
(1) 基本拟合标准
本研究各个研究变量的因子载荷在0.54-0.86之间, 且基本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没有负的测量误差, 这表明模型完全符合基本拟合标准。
(2) 整体模型拟合度
本研究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189.014 (p=0.00192) ;df=125;χ2/df=1.512112;RMSEA=0.0435;GFI=0.919;AGFI=0.889;PGFI=0.672;NFI=0.971;NNFI=0.989;PNFI=0.793;CFI=0.991;IFI=0.991, 多数拟合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说明假定模型的结构是合理的。
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根据模型路径分析 (如图3所示) 与假设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 对估计系数和对假设进行的检验做出说明。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组假设, 服务质量受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的影响, 其中信息分享的影响不显著, 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的影响显著。人际互动的影响最大, 责任行为的影响次之, 信息分享的影响最小。这一结论与易英 (2006) 一致, 即顾客参与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且人际互动维度在其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第二组假设, 行为意向受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的影响, 其中信息分享和人际互动的影响不显著, 责任行为的影响显著。人际互动的影响最大, 责任行为的影响次之, 信息分享的影响最小;第三组假设, 服务质量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显著。
以上结果说明:顾客参与通过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直接影响服务质量, 通过责任行为直接影响行为意向, 通过人际互动间接影响服务质量。本研究从结合心理学和营销学进行解释。首先, 根据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在顾客与服务提供者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之后, 顾客可能因此对服务标准和服务后结果产生更高的期望, 并对服务提供者的承诺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服务结果产生后, 如果顾客认为服务提供者未按标准提供服务、或者未将服务绩效与承诺相匹配, 顾客感知的下降将导致顾客差距的扩大, 即较低的服务质量感知。根据服务感知对于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 低的服务质量感知将导致低的重购行为和口碑传播。其次, 根据消费者模糊认知能力, 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了解有限, 其价值判断未必准确。同时, 消费者的偏好不一定稳定, 会受到与产品本身无关因素的影响, 从而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取舍。顾客参与服务的过程中, 由于服务行业性质的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 顾客对于服务质量的认知能力有限, 同时, 在沟通效果的约束下, 顾客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不能完全而充分地交流。顾客在信息分享的过程中, 一方面对于自身的偏好和需求可能存在模糊认知, 另一方面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可能存在模糊认知, 进而对服务质量和行为意向造成不确定的影响。
因此, 由于行业性质和参与程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分享维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其具体的影响方式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七、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 证实了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之间的正向直接关系是显著存在的。顾客在服务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投入了精神资源、时间资源、情绪资源, 并且与组织之间进行合作, 将提高顾客对于服务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的质量评价。因此, 加强顾客参与可以提升顾客对于服务质量的感受和评价。
本研究还从顾客参与的不同维度出发, 研究得出不同维度对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的显著性不同, 其中顾客参与的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维度对服务质量有显著正向关系, 而人际互动维度 (0.52) 比责任行为 (0.24) 产生更大影响。顾客参与中责任行为对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人际互动以服务质量为中介变量对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而顾客参与信息分享维度与服务质量、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关系。
根据以上结论, 可以通过分析得出顾客参与三个维度的不同作用:第一, 信息分享维度属于保健因素。顾客需求的适度表达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顾客的要求超出了服务能力或水平之外, 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第二, 人际互动维度属于低程度的激励因素。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 将促使顾客获得较高水平的服务质量感知, 但是是否能促成顾客的重购行为和口碑宣传, 仍取决于服务质量感知的结果。第三, 责任行为属于高程度的激励因素。让顾客自觉成为服务的一部分, 并且在服务过程中承担责任, 一方面, 顾客更容易接受服务后的结果, 另一方面, 顾客与服务提供者建立了比人际互动更为坚固的情感纽带, 对于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行为意向都有更大程度的影响。
企业管理中顾客参与行为研究 篇7
与此同时, 企业的产品特色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购买要求, 一家企业只有彰显自身产品的与众不同,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这要求企业必须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参与到消费活动中来。
所以, 以下问题急需解决。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参与能否影响消费者选择行为?若有影响, 又是怎么影响消费者选择行为的?企业又是怎么利用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参来影响消费者选择行为的?
对顾客价值理论进行探索讨论的文献浩如烟海, 但大多集中于对价值概念、顾客价值的驱动因素、顾客价值的评价等方面的明晰理清, 而将企业管理视角放在顾客参与方面来探讨如何提升顾客感知价值是极少的。
1 顾客参与
1.1 顾客参与含义
关于顾客参与的定义,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不过最早都是通过辨析顾客参与和其它相关概念来进行研究。1985年Fisk和Slipakit指出顾客接触其实是个在特定情境下的概念, 通常在交易系统中真实存在, 而他们将顾客参与定义为消费者努力和介入的程度 (包括脑力和体力方面) 。Cermak、File和Prince (1994) 指出, 顾客参与指的是与服务传递相关的行为, 与服务规范和服务传递有联系, 是顾客的个人活动, 顾客投入为单个的关联或商品对消费者而言的重要性, 是一种消费者的状态或态度。elley、Donnelly&Skinner (1990) 对四个具体的实际例子进行了研究, 得出:某些服务交易必须以顾客提供一定的信息或付出努力才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顾客参与即顾客在生产某一固定产品或服务过程中, 付出的脑力、体力及精神、情绪上的资源投入的活动。
1.2 顾客参与的维度
从顾客参与的界定可知, 顾客参与是一个多维的变量, 理论研究界也是以多种不同的维度进行划分的。
Silpkati和Fiks (1985) 认为消费者参与有三个维度的内容:智力、体力、情感三个方面的付出与投入。
Kellogg、Youngdahl和Bowen (1997) 研究认为顾客参与的过程经过建立关系、准备、交换信息、进行干涉四个阶段。
Bettencourt (1997) 认为三个维度组成顾客参与:合作活动、忠诚度和共享信息。
Ennew和Binks (1999) 提出顾客参与的三个维度:信息共享、人际互动以及责任行为。
耿先锋 (2008) 对杭州的医疗服务行业进行调查研究, 也认为三个方面构成顾客参与:人际沟通互动、责任的行为和对信息的搜索。
景奉杰和彭艳君 (2008) 制作了包括人际互动、合作行为、事前准备以及信息交流在内的客户参与的量表。
2 企业管理中顾客参与研究
Jonna (2001) 在其研究中指出不仅生产者, 其实消费者也在积极对商务的品牌进行创造, 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也在创造品牌活动中出了一份力, 而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受到消费者参与的影响, 消费者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选择和改变又受到品牌忠诚的影响, 比如顾客的重复访问、较低的顾客流失率等。
陈荣秋、刘文波 (2009) 把研究背景锁定为建材装饰业, 通过对消费者参与、消费者满意以及消费者感知价值水平的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消费者参与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成本、对工作的认知都对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有正向的相关性, 且相关性是显著的, 同时, 这两个因素对消费者的满意度也有正向的相关性影响。
此外, 某些研究并没有对消费者参与的定义直接提出, 但其本质依然是顾客参与, 如范晓屏 (2007) 指出线上的互动程度对消费者的网购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线上互动其实也是消费者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 消费者参与的管理研究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研究之处, 但是众所周知, 对于企业营销来说, 关注顾客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 研究顾客的参与对顾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3 顾客感知价值、顾客参与以及行为意向的相关研究
3.1 顾客感知价值和行为意向的关系
Zeithaml指出, 质量高难以直接促使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执行, 中介变量——顾客的感知价值, 才是左右消费者行为间的相关因素。
William Jen et al. (2007) 对台北市的巴士上的消费者的顾客感知价值进行调查, 发现顾客的感知价值对消费者的再购买意向有直接的作用。
Couchen Wu、San-san Hsing研究感知的利得利失时, 认为顾客的感知价值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有影响。在利用结构方程上, 构建了一个感知的利失对顾客的感知价值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并最终作用到顾客是否购买的意向上的模型。
Haemoonoh (2000) 的研究中得出, 顾客的感知价值、顾客的满意度两个因素都会对顾客的再购买意图产生影响, 其中消费者的价值借助于顾客的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 才作用到顾客的行为上。
赵晓煜、曹忠鹏 (2010) 研究时选取的背景是休闲餐厅 (享乐型消费) , 结果说明, 影响行为的意向最为显著的是感知的服务价值, 且他在情绪的反应与行为的意向间的关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中介性。
贾艳青 (2008) 在调查研究饭店服务时, 指出消费者在享受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参与程度与其消费行为是正向的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信息提供的正向影响。饭店服务中的信息分享越到位, 人际关系调节得越好, 那么消费者服务的质量也就相应的越优质。
对上述学者的研究总结可知, 专家们主要研究顾客的感知价值与顾客的行为意向间的关系, 对两者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都有大量深刻研究。
3.2 顾客参与和行为意向的关系
Kelley&Davis (1994) 指出在俱乐部的会员制前提下, 因为消费者的参与程度高, 则大幅度增加了其再一次光顾此俱乐部的概率。结果表明, 在服务的传导中, 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和消费者的参与程度高都会出现组织承诺。
Cermak et al. (1994) 提出消费者参与这一环节对消费者的再购行为有促进作用, 减少其转换卖家的概率。
LV.Casalo et al. (2010) 利用TPB、TAM和社会识别理论, 调查研究了在线的旅游社区, 调查结果表明, 消费者的行为倾向显著地受到了消费者参与意向的影响, 并认为在在线的旅游社区中, 消费者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感知价值。
贾艳青 (2008) 指出消费者在享受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参与程度与其消费行为是正向的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信息提供的正向影响。饭店服务中的信息分享越到位, 人际关系调节得越好, 那么消费者服务的质量也就相应的越优质。
娄雪燕 (2010) 调查的是电信行业中的拆机业务, 来研究消费者参与、服务的质量与消费者行为倾向间的关系。调查表明, 消费者的参与对其行为的倾向有着显著的作用, 产生正作用的因素是消费者参与过程中得到的“信息的分享”以及“人际间的互动”, 产生负作用的因素是“付出的努力成本”。
3.3 顾客参与和顾客感知价值的关系
顾客在参与服务的过程中, 无意地就和服务的供给者进行了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首先, 服务的供应者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掌握消费者对服务的期望值, 从而更有方向性地提高服务质量;其次, 消费者参与过程中, 也接收到了来自供应商方的信息, 消费者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实现其对产品或服务合理的期望。
最后, 消费者的参与最终也会对消费者的心理情绪产生积极影响。消费者, 作为理性经济人, 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对不确定性也是躲避的。File等 (1992a) 觉得消费者的参与过程会使风险减少。Dabholkar (1996) 也认同, 即使在缺乏金钱或其他的激励动机的情况下, 趋利避害的天性会促进消费者参加到服务中。
Lapierre研究加拿大的IT产业中的服务部门时, 得出对于信息通讯娱乐ICE服务方面的部门而言, 消费者定制是影响顾客感知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范秀成和张彤宇 (2004) 认为服务型企业的绩效直接和间接影响着消费者参与。直接影响指把消费者也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考虑到企业的服务生产中, 对一个企业的效率有直接性的影响;间接的影响则是在消费者参与到服务的过程中, 通过顾客的感知服务的质量和成本这一中介变量, 最终作用到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上, 影响其购买的行为。
张庆伟 (2007) 对消费者的参与和消费者的感知价值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价值的生产和转移构成了生产活动的两个环节, 而价值的交换和感知则是生活活动的两个环节。消费者在参与生产或生活的活动过程中花费的时间、精力, 即是一种感知的利失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 这些活动也会让消费者得到感知利得, 如知识的获得、减少货币支出等。
刘文波、陈荣秋 (2009) 研究了消费者的参与程度与消费者的感知价值的关系, 并提出消费者的参与能在7个角度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价值, 分别是: (1) 消费者的参与会把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高, 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得到加强; (2) 消费者的参与对减小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的风险感知有促进作用; (3) 减少获取产品付出的成本, 降低消费者的感知利失; (4) 把体验价值直接带给消费者; (5) 加强了消费者与企业间的关系; (6) 将学习价值带给了企业; (7) 消费者参与还产生了消费者的心理利益价值。
对以上的文献进行总结, 本文得出, 专家学者们都肯定了消费者参与对消费者行为倾向有一定的作用, 部分学者持有两者间直接关系的观点, 而部分学者则持有两者间的作用要借助中间变量如感知的价值等来发挥。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参与的研究, 分析和总结了顾客参与、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行为选择的相关概念、关系和实证研究等, 提出了企业管理中顾客参与、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选择行为的关系, 根据研究分析的结论对营销方式提出一系列可行性的建议, 是本文的重点。
本文为顾客感知价值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便利, 有利于对顾客参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全面顾客参与理论 (TCP) 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还需要对很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讨论和研究。顾客感知价值的提升是否能通过顾客参与, 消费者满意度是否能通过顾客参与增强, 从而使得顾客行为意向趋于更好, 继而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构建?这都是本文需要探讨研究的方面。顾客参与和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满意和顾客行为意向之间关系的探讨将会随着本文的研究而进一步丰富, 全面顾客参与理论也会进一步丰富。
本文通过对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参与如何影响顾客的行为意向进行探究, 对消费者感知对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通过对市场的购买行为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 对商业行为中的顾客价值内涵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其研究结论有利于发现企业营销中存在的弊端, 对企业的利润实现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某种程度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Amdt, Johan.Role of Product-Related Conversations in the Diffusion of a New Product[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67 (4) .
[2]Bateson, J.E.G.Self-service consumer:an exploratory study[J].Journal of Retailing, 1985, 61 (3) .
政治参与行为 篇8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天水市两区(秦州区、麦积区)五县(甘谷、武山、清水、张川、秦安)的武术练习者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查阅了与本文有关的地方史以及相关的武术史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在天水市两区五县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12份,有效问卷694份,回收率80.63%。
1.2.3 访谈法
对当地的著名武术家进行了访谈。借祭祀“伏羲大典”时,天水武术家会集表演的机会,对当地的武术发展史以及目前的现状进行了访谈。为本文的撰写奠定了充实的信息。
2 结果分析
2.1 甘肃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基本情况
2.1.1 天水武术的流派及地域分布
2.1.1. 1 四门拳派
(1)东门派:这一门派中公开教习流传的套路有十八路,其中拳术十路:二十八宿拳、巴三拳、直隶洪拳、小花拳、关东拳、关西拳、小金刚拳、醉拳、八虎拳、桑门拳。器械套路有八路:五手棍、盘龙棍、醉棍、浑元刀、单刀、关刀、六合枪、流星铁锤。
(2)军营派:主要套路有:达摩拳、抹手排子、小金刚拳、醉拳、八宿拳。器械套路有:四门棍、老汉看田棍、八郎送饭棍、五郎条子棍、白猿棍、醉棍、五排棍架、单刀排子、董平双抢、流星捶、六合枪、大关刀。
(3)甘谷豹子坪派:主要以鞭杆为主,甘谷鞭杆主要套路有:黑虎鞭、换手鞭、白虎鞭、扭丝鞭。
(4)“泉边”门派:这一门派公开教习流传的套路有二十二路,其中拳术有:白虎拳、关东拳、燕青拳、醉拳、猴拳。器械有:进山棍、出山棍、醉棍、八仙棍、八虎棍、达摩棍、四门棍、猴棍、流星锤、单刀、双刀、十三探海杆子、六合枪、关刀、五虎刀、武松刀。
(5)三新阳派:所练套路有:太子红拳、护膝捶、四睹墙母子拳、燕青拳。器械有:鹞子搜林棍、二十八宿硬劈柴棍、黑虎鞭杆、缠海鞭杆、一梢棍、子胥鞭、武松刀、八门刀、少林九环刀、棍钻连枷、对打棍。
2.1.1. 2 高家派-秦安壳子棍
高家派是以棍术即壳子棍为主而自成一系的一个流派。流传秦安已有250多年历史,以其独特的棍法和形式在陇原大地上独树一支。
2.1.1. 3 八门拳派
八门拳派是流行于天水以至全省各地传统武术中的主要流派之一。八门拳内容丰富,有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八门拳分为徒手拳、器械类和对练类套路,共计86套路。八门拳派的创立,其理论根据来源于伏羲氏创先天八卦图与诸葛亮之八阵图。八门拳的徒手套路有:炮拳、撕拳、八门通臂拳、九环子、七星捶、登州捶、八门金捶、燕青单拳、八虎单拳、八锦单拳、醉单拳、兴拳、五行跳拳、九梨拳、轻捶、九滚十八跌、分手八快、子母莲拳、长林登州跑捶、关西母子、春秋拳、周家小母子、金刚拳、七势连拳、山西母子、忙亡失色、八三拳、护膝捶、八步转、梅花拳、八门九锁拳、八门奇势连环拳、七十连拳排子等。器械套路有:炮棍、八虎棍、八普棍、十步条子、琵琶条子、八路条子、进山棍、出山棍、鲁达醉棍、五虎疯魔、六门棍、四堵墙棍、梅花条子、黄龙条子、八普条子、五首棍、七十二路花枪、高家枪、画眉抢、神抢、金抢、六合抢、抢山、四手枪、鲁侯抢、混元抢、关刀、天罡刀、定宋刀、五侯刀、梅花刀、武松刀、八卦刀、重阳剑、三剑、三合剑、川龙鞭杆、金家鞭、子婿鞭、六进鞭、黄金锏、龙风双钩、寿星拐、流星捶。对练套路有:对势单拳、六路手、行步九环拳、行步拳、刀对抢、棍破棍、棍破抢[1]。
2.1.2 参与武术活动的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分析,参与武术活动者,主要以家族和受徒为主。在武术活动中,男性占89.7%,女性占10.3%。从年龄分布看:6-10岁、16-20岁、21-25岁、50-70岁年龄者参与率较高。从职业看,农、学、工是参与武术活动的主体。从发展趋势看,退休职工参与武术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从年龄和职业可以看出,6-10岁的小学生,主要是在父母的要求下通过假期和双休日进行武术班的培训,20岁左右的练习者,大部分是为了参加体育高考而从事武术练习,退休人员主要是以增进健康而进行武术练习。
2.2 甘肃天水参与武术活动群众的价值趋向
2.2.1 参与武术活动群众的目的
对涉及参加武术活动原因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天水参加武术活动群众的主要目的是健身(70%)、娱乐(60.12%)、与朋友、同事交流(57.3%)和调节情绪(47.6%)、提高武术技艺(11.2%)。从调查结果分析,目的和武术的健身功能相一致。同时体现出,人们通过武术活动能够获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收益。但是,从武术参加者的年龄看,中青年参与武术活动者较少,从调查和访谈中可知,除了有认识上的原因外,中年人所承受的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很大,从而没有时间去从事武术锻炼。相反,老年人从事武术练习者逐年上升。
2.2.2 参加武术活动的原因
调查显示,家族式和门派式的习武者能够较自觉的从事武术锻炼。另外的参加练习者,主要是受朋友的影响、本地区开展和媒体的宣传武术的影响。就天水老年人而言,同事、朋友的影响成为促进老年人参加武术活动的首要因素。究其原因,老年人的余暇时间充裕,其次,健身、娱乐和调节情绪是主要原因。另外,太极养生类的健身特点,对老年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2.3 甘肃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行为特征
2.3.1 政府行为占主导,自发行为参与率低
调查显示,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形式中,参与政府组织的占56.7%;参加体育协会组织的占32.1%;参与单位形式的占29.6%;个人参加的占27%;其他形式的占7.6%。调查可知,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武术活动对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若是政府指令下的武术活动,各部门、各行业都纷纷响应,一旦结束后,有可能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在农村,传统武术表演多出现在庙会、春节等民间文艺演出中。可以说,在基层各级人民政府、区域单位对地方武术的发展有极强的导向和示范作用,这一现象反映政府行为在继承、挖掘、和推广民族传统武术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自发参与武术活动率低可以看出,当地群众武术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2.3.2 活动场所的选择
天水市农村大部分地区,练习者一般是以传统武术套路为主。这些传统拳术、器械对练习场地要求不高,因此比较受村民的喜爱。一般选择的场所是在自家院子、河堤边等。在城市,练习者一般是以健身价值较高的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套路为主。在社区体育还没有形成规模前,一般是由于地缘关系以及相同的爱好而自发地形成练习群体。一般是早晨,主要聚集在居住地附近的广场、河堤边、公园等场所,练习群体以老年人为主。
2.3.3 节日生活的点缀
调查显示,民族节日、喜庆节日是武术参加人数最多的时间。在节日里,武术是以比赛和表演的形式推出的。在比赛前要通过层层选拔,最后筛选出一些水平较高的选手在节日期间进行比赛表演。因此,通过这种形式将会带动当地传统武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6月,在“伏羲大典”祭祀中,同时举行了全国农民武术比赛。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和行业体协的42支代表队的9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和武术表演人员参加了这次武术比赛。比赛设拳术、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与此同时,大会组委会还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武术名家、世界冠军、天水武术运动员代表约70人参加各流派、各拳种的传统武术表演。其中世界武术冠军20人,全国农民武术名家30人,天水武术运动员代表20人。这次大赛,展示了新时期全国亿万农民,特别是天水农民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伏羲武术文化,对推动农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2.3.4 武术活动的消费情况
武术活动的消费是指购买体育运动服、体育器材、观赏比赛盛会的门票。通过统计可知,50元以下占21.1%;51-100元占38.9%;101-150元占21.3%;151-300元占18.7%。从消费不难看出,家庭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50-150元。这一消费现象与地方经济基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将是促进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
3 制约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主要因素
3.1 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人们的参与意识还待提高的欠发达地区,政府的重视程度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而言,天水政府对武术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大规模的武术比赛举行的很少,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武术仅仅是一个节日的点缀,对武术的功能的认识以及开发不够。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对地方武术传统文化的继承、挖掘和推广。这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地方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意义。
3.2 经济条件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天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制约,90年代以来,天水经济与周边地市相比较,发展速度放慢,尤其是后劲不足的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经济的发展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因此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加快天水经济发展的步伐。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人们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来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提高健康水平。
3.3 体教结合忽视了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播
冯骥才先生指出:“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核心”。学校作为传播文化知识、技能和培养合格人才的主要场所。但是在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天水,基础教育中很难看到武术文化的传播。
4 对策与建议
1.克服滞后的理论研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武术也不例外。如何透过其复杂的表象,找出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建立起一套科学严谨的理论导向,是每个武术理论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武术与其他产业一样,在经济建设中,人们往往强调了直接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却忽视了理论建设,无论是管理方法、技术方法、教学方法还是竞赛方法等等的研究,都明显滞后于武术发展的要求。
2.重视武术精神文化的挖掘。
要想武术成为代表民族文化精髓的项目国际化发展,就应该把它真正的作为民族文化、依托民族精神的文化,在国内形成武术的文化体系,形成伴随中国人终身体育教育不可或缺的民族体育支柱。日本的柔道、剑道、空手道,韩国和朝鲜的跆拳道,这些民族体育都是国家用来发展全民素质、焕发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强国强种的重要教育手段,在大、中、小学各级各类体育教育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有完善的政策和后勤辅助支持。中国武术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底蕴相对应更厚重一些,这种教育观念、发展理念的汲取,对于中国武术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民族精神的振奋和凝聚具有深远的意义。
3.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和政策指导。
甘肃天水传统武术的有序、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有所导向。各级政府要加强地方大中小学的武术教学力度,重视武术教师的专业成长。在政策上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加大对群众体育资金的投入力度,依托学校、武术协会、文化站、民间等组织,以点带面逐步渗透到各个群体。把传统武术的继承、挖掘、整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有计划、有步骤的筹建一些传统武术比赛、武术理论研究、和武术教学交流的平台。使地方传统武术文化真正为地方精神文化的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智忠.天水武术[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2]王岗,王铁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3]芦平生.西北少数民族群众传统体育活动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8):13-16.
[4]扬爱明.甘肃省天水市农村传统武术发展思考[J].武术科学,2007,(1).
[5]芦平生.西北少数民族群众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行为特征[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34-37.
[6]张凤云.中国古代武术文化[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
政治参与行为 篇9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
麦克卢汉曾预言: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日渐缩小的“地球村” [1]。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型通信形式——网络,以迅猛的发展速度把这一比喻变成了公认的事实。而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以其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政治领域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网络政治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而网络政治参与在以网络为大背景的社会环境下,逐渐成为公民参政的主要途径,并对政治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不断发展。
一、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及构成
(一)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2]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3]。
(二)政治文化的构成
政治文化主要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四个层次构成[4]。其中,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深层和理性
部分,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相互作用并在人的认知系统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观念取向;政治意识形态则是特定政治系统试图获取其社会成员认同和支持的权威阐释系统。
二、政治文化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系统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为,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人群其政治行为有相当大的差异[5]。
中国政治文化从整体上可划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两部分。
第一,传统政治文化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臣民文化,臣民文化又称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也是威权主义制度。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社会成员把自己看成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员,政府作为最高权威的存在,具有民意基础。民众的政治角色主要是顺应国家,公共权力的最大特征就是绝对的、自由的。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民众只能作为决策的执行者顺应政治权威的安排,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务实、德政、“和合文化”等内容总是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人们长期在“三纲五常”、纲常伦理思想的影响下,习惯地把政治理解为管理别人,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6]因此,人们被动服从的意识要远远大于积极参与的意识,另外,在长期的臣民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比较突出,政治表达欲不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政治沟通能力较弱,公民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对政治的参与度热情不高。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指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起直至今天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产物,这种结合的最终成果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必须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信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与意识形态的颠覆”。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全球化传播极大的冲击了主流政治文化,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大多数仍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下,但不可否认的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各种政治文化、政治观点、政治情感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分化加剧;同时从公民个体来看,个体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情感淡泊、政治价值观摇摆、政治信仰不坚定等因素也都存在。
在这种环境下,带来了网络政治参与动机的复杂性以及参与的非理性。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政治文化认识多元化,主流政治文化遭分化
网络政治参与建立了一种政府与公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模式,网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及时地参与政治信息的讨论,甚至可以直接在网络中发布政治信息,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部分特权得到瓦解,原来通过政府强制手段营造的主流政治文化氛围也得到削弱,网络传播中,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传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的具体倾向如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出现了分化,网络中各种政治文化碰撞、融合,加快了主流政治文化的分化,使主流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再次,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渗透,不断冲击着主流政治文化。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借助于网络散播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导致有些公民个体政治认知混乱,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主流政治文化原有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得以继承的机制受到影响。如2008年的藏独分子事件中,CNN故意扭曲事实,打着舆论公平的旗帜诋毁他国,充分说明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挑衅。
第二,网络政治参与与现实政治文化的脱节
随着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个体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以网络为中介进行的,而网络的虚拟化特征,使政治参与去除了许多社会属性,网上的政治参与通常不必考虑现实政治的世俗和利害关系,很多在网络交往行为中形成的政治观念往往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例如,对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主义,以抽象的理论至上,忽视受政治生态环境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等。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不断强化,个体对现实政治活动的日渐减少,很可能造成个体对现实政治文化的怀疑和动摇,偏离主流政治文化,从而最终导致个体政治认知的混乱。
三、同我国政治文化相结合,引导政治文化与网络政治参与和谐发展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和较为灵活的参与手段,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主流政治文化。如何使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新鲜事物的发展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发展相协调,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弘扬主流政治文化,为公民政治心理的形成营造良好的氛围,减少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非理性参与
符合主流的政治心理有利于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冷静成熟地看待现实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现象,从而减少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情绪影响以及非理性判断等。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这一宣传阵地的重要性,大力弘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等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主动占据网络主阵地,使主流政治文化占据有利的网络空间,建立稳定有力的主流政治文化宣传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对人们认知的混淆,帮助人们建立对本民族及本国家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正确认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意识。此外,还要积极主动利用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先进的政治文化,增加公民个体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网民具有了主流政治心理,才能在海量的政治信息面前保持较高的分辨获取能力,不被外来因素影响。
(二)注重政治实践,强化主流政治思想的形成,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政治思想是一种显性的政治文化,它仰赖于人们丰富而深刻的政治经验和体验、广博的社会政治知识和严密的政治思维能力。尽管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开放性、直接性等特点,但网络空间毕竟区别于现实世界,网络虚拟行为只能算是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的延伸,而不能取代现实的政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网络世界中依然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要注意在实践中学习政治知识,锻炼政治技能,积累政治经验,加深对政治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做出具体有效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三)加大政府信息公開的透明度,促进公民主动形成主流政治价值观,引导网络政治参与健康发展
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对待政治系统、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活动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特定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取决于该时代人们普遍的政治心理以及政治思想状况。政治价值观决定着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角色等的衡量尺度和行为选择[7]。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增强公民与政府间的舆论沟通,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公民的政治情感。如在这次震惊世界的汶川地震中,中国政府舆论宣传反应迅速、密度强大,以及信息披露公开,被国际舆论广泛赞扬和好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集中动员起全国人民的力量来抗击这场灾难,很多公民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表达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积极响应,体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爱国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迸发;同时,公民通过举行的各式各样的祈福活动、募捐活动、做义工等行动来响应政府号召,这些行为也是人们政治价值观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政府通过这样透明化的表达方式,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心和和对政府决策、政府形象的强烈拥护。
[参考文献]
[1]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二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
[2]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第一版[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7. 26.
[3] 吉泓冰.论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J].唯实,2007,(02).
[4]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5] 李春.网络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兴起:条件、形态与前景[D].上海: 复旦大学,2005.
[6]孙中山选集下[M].人民出版社,1956.661.
[7]政治学概论(孙关宏)》笔记之第九章“政治文化”http://blog.163.com/lclwsj/blog/static/100969331200921132033712/.
[作者简介]赵自然(1984—),女,河南安阳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张劲松,男,硕士生导师、宣传部部长,职称:教授,工作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研究方向:政治学、行政学。
政治参与行为 篇10
一、网络影视碎片化传播受众参与心理
(一) 受众求新的心理
微视频是以新媒体为主要播放平台的, 依靠手机、电脑、微博、微信等流媒体进行传播, “流媒体又叫流式媒体, 是用一个视频传送服务器把影视节目当成数据包发出, 传送到网络上, 它是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方式, 而非一种新的媒体。”随着这种便携“移动式”的娱乐方式的出现, 这些移动设备以及无线网络的高度覆盖率满足了受众对新事物的追求, 人们不愿意做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人, 网络“碎片化”的便捷性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
网络时代中的影视受众, 为了让自己不成为“局外人”, 跟上时代的脚步, 其迫切地需要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信息动态。网络传播的速度是其它任何媒介都无法比拟的, 互联网开创了一个这样前所未有的开放化的环境, 人们渴望第一时间得到新的内容, 新的信息, 希望自己能在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二) 受众求快求全的心理
网络影视“碎片化”的方式与电影、电视连续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一般在几分钟的短时间内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来, 有时甚至还能够反映社会问题, 给人以乐趣或者启迪。现代高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精神上享受的追求也在随之提高, 然而高品质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时间碎片化”作用的加强, 使受众在心理上也需要得到一种与之相符的“碎片化”的影视, 网络影视碎片化的出现担当着这个时代传播的重任, 它以短小精悍但表述完整的剧情情节取胜, 作为一种被“碎片化”了的视频, 它极大地满足了受众所需的畅快体验, 这种形式的网络影视更易被“碎片化”的受众进行传播, 因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满足了受众求全和求快的心理。
(三) 受众的自主表达心理
网络传播的无限制性改变了受众的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让受众也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微视频首要播出平台多是自媒体, 受众在观看的同时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看法, 还可以转发分享至好友平台与朋友实现全方位的互动。受众还可以利用自媒体的便捷性, 将自己感兴趣的微视频或者自己拍摄的微视频传至个人客户端与他人分享, 对同一个微视频产生文化认同的群体还可以将微视频二次传播, 建立交流论坛表达自己对微视频的看法, 产生一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将会成为微视频发展的推动力。
二、网络影视碎片化传播受众参与方式
(一) 人际传播
自媒体的便携性和移动性, 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地选择观看, 并且被“碎片化”了的影视更能满足高效率的生活方式。自媒体的出现把受众也带入了一个自主化传播的时代, 影视“碎片化”正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产物。网络摆脱了空间的限制, 扩展了受众间个人信息的交流, 人际传播的性质得到了强化。
新媒体的“低门槛”使越来越多的网民拥有了自己的“个人门户”, 这个“个人门户”可以构建自己的社会平台也就是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每个人获得信息都是从网络关系中, 也就是说自媒体平台上的大众传播也需要依赖于人际传播来实现。例如, 在浏览微博时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短片, 只需按下转发或者评论按钮就能参与到自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去, 或者还可以@自己微博上的好友与好友一起分享;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将自己观看到的视频发送给好友, 而对方或许正在看电视、做家务、看书等, 都可以在接收到你的信息后, 轻轻一点进入你所分享的网页观看, 当你分享的东西被对方认可以后, 他同样可以再次通过自己的“个人门户”分享到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以个人为中心, 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信息的传播, 各种信息碎片在“个人门户”中实现人际传播。
(二) 自主传播
自媒体的易操作性让网络传播者信息的发布变得非常容易, 任何一个受众通过简单的手指操作就可以在操作的瞬间变成一个信息的传播者, 根据自己的想法, 传播者极具个人观点的内容。受众在观看过程中更愿意参与其中并成为制作者的一员, 并且在传播过程中集合了个人的意愿和看法, 受众更乐于把带有个人参与制作的视频放到分享平台上进行传播, 这样更好的实现了受众的自主传播。
例如, 奇艺网曾推出过片段分享功能的通道, 为用户提供了自己动手对电影解剖的“工具套装”。通过这个简单的功能, 可以让热爱影视作品的用户, 根据自己的喜爱将所观看到的大片、热播网络剧中挑选出自己认为最喜爱最具有分享价值的画面或者片段, 然后通过屏幕下方的分享链接按钮, 将自己截取的片段分享到微博、微信当中的好友圈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工具, 广大用户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 用户在欣赏片子时, 可以将自己喜欢的偶像的经典造型截取进行加工制作, 然后上传到粉丝圈中;一部电影中有时会出现各种穿帮镜头, 一些影迷在观看时, 可以把这些穿帮镜头进行二次剪辑组合成为一个新的恶搞视频上传到网上供受众欣赏;这些被“碎片化”的内容都会被用户整合后在微博、微信、论坛等一些自媒体平台上加以传播, 用户与网络传播间的互动也由此开启。
用户不但可以对已有的视频节目进行加工传播, 同时还可以自拍视频, 上传语音照片也成为新的传播形式。新浪微博就增添了手机发视频的功能, 它不再局限于原本140个文字框内, 最大的亮点就是手机可以拍摄后即刻上传到微博上去, 让受众真正享受到“随手 (下转第44页) 拍”的乐趣。不再只是用静态的照片配以单纯的文字描述来展现自己的感受, 可以将所有开心的、不开心的, 还有想要与人分享的事都可以通过拍成小视频的模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分享到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微博开启了用户自主传播的新形式, 用户不再是守着电脑观看着永远也放不完的电视连续剧, 微博的一键分享以碎片化视频化的形式记录了更加真实的碎片化生活, 开启了视频传播碎片化的分享新时代。
(三) 等待传播
原来的影视受众通常都是聚集在一个公众的观影空间,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观看同一部影片, 这种时间、地点性的限制使他们具备了群体性和共享性的特征。而网络的出现带来了个人的私人空间, 网络影视受众多选择用个人的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等一些私有的电子设备观看影视作品, 它打破了原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使观影行为在无限的虚拟空间中完成, 用户更乐于通过在网络虚拟的环境中释放自己的感情。用户可以在家打开电脑、手机、ipad等搜寻自己感兴趣的“碎片化”影视, 可以在个人化的空间中欣赏, 正好满足一些不愿将真实情感暴露在现实中的受众。
在一些公共场合的LED屏幕下经常会播放一些“碎片化”的影视片段, 可以供休息区的人观看, 一些时候路过的人群也会被这些片段吸引, 停下来驻足观看;他们在接受“碎片化”影视的同时也是在传播着这种播出方式。自媒体的个人性就体现着用户的主要需求, 用户希望可以在家中、在汽车上、在等公交时还有在吃饭时,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是用户觉得需要就可以随时掏出移动设备搜寻自己感兴趣的碎片化视频, 点开就可以观看, 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 用户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感兴趣的碎片化影视进行观看。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碎片化环境越来越明显, 被“碎片化”了的受众将成为新媒体争夺的资源, 受众参与自媒体传播的时代会快速的走进我们。新媒体的互动性使传统媒体的传播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受众的参与也为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 并且也为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法宝.影视受众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250.
[2]刘昊.碎片化语境下的网络传播策略[J].网络传播, 2012-05 (80)
[3]赵冬梅.2013.从池大雅作品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画的特征[J].安徽文学, 2013年第10期
[4]赵冬梅.2013.日本气象厅 (JMA) 百年沿革[J].黑龙江史志, 201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