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力量

法治的力量（精选5篇）

法治的力量 篇1

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方式, 大体上不外乎两种, 即法治和人治。经过了一段漫长的人治时期, 在奴隶制度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 西方开始了对法治的思考和探索。

柏拉图在他构筑的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破灭后, 转手寻求次优方案, 开始从崇尚人治向崇尚法治转化。他的这种转化最早体现在其著作《政治家》一书中。“任何公民也不敢做犯法的事情, 如果作了就会被判处死刑或其他极刑。作为第二种最佳的选择, 这是完全正确的好政府, 当你无法建立第一种或我们刚才谈论的政府的时候……”;继而在《法律篇》中, 进一步展开“法治国”的蓝图。在《法律篇》中, 柏拉图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 而在短的时间内, 又没有好的办法把它变为哲学家, 那么法治比人治好, 这时必须重视法的作用。“他不仅把一切人都置于法律之下, 而且也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下, 建立‘法治’国家成为他对人间社会的最高期望”。在该书中, 柏拉图阐述了法律的概念、立法、守法等问题, 这些思想对西方法治道路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式的继承与发展。他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主张实行法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好的法律”, 强调了法律的正义性、普遍性、权威性。在对人治和法治进行比较时, 亚里士多德认为,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 这就有如说, 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当让一个个人来统治, 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理由如下:

第一, “虽最好的人们 (贤良) 也未免有热忱, 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 (灵魂) 便谁都难免有感情。”因而, 法治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兽性的“囚笼”。

第二, 法律是经过众人审慎考虑后制定的, “在许多事例上, 群众比任何一个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众人的智慧总是优于一个人的智慧, 因为“单独一个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 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 同时错断”。另外, 少数人也比众人容易腐败, 这恰如“大泽水多而不朽, 小池水少而易朽”的道理。

第三, 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 比实行人治更有利于城邦的发展。

第四, 实行法治根源于制约权力的需要。“当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 施政专以私利为尚, 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 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暴力的统治, 所有世间的自由人当然全不愿忍受这样的制度”, 因为这种制度缺乏法治的精神。

第五, 实行法治是时代的要求, 在共和制兴起的时代, “谁都承认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概念的精辟论述, 奠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方向。

西塞罗认为人的行为要受到约束, 国家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他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认为全体国民包括执政官在内, 都一律平等。而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正当而合法, 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力的依据。在这两个层面上, 法律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在西塞罗的心中, 法治不仅是他的理想, 也是他的信仰。在他的《法律篇》中勾画了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国家的一切权力都依照法律行使。

古代先贤对法治的探索, 为西方治国道路指明了方向, 最终选择了法治。诚然, 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 我们应该承认法治在兼顾一些价值的时候, 其往往以牺牲另一部分价值为代价, 而且法律自身也有过于僵硬等缺点, 因此, 法治不会是最好的治国方式, 但作为一门实践艺术, 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治理方式”, 一种现实情况下可操作的“代价最小的治理方式”。如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庞德指出:“法律的任务是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 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 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和愿望, 在不能满足一切要求的情况下, 至少尽可能做得好些。”在美国发生的两个案例就能证明这一论断。

一个是原子能泄密案。此案中, 杜鲁门恼羞成怒, 非要找出间谍不可, 在几个嫌疑人中, 先拿“小虾米”卢森堡夫妇开刀, 他们两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罪状, 但最终还是被送上了的电椅。在这个案件中, 他们的律师想力图挽回他们性命的一个理由是:卢森堡夫妇是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被判处死刑的, 这个间谍法上有死刑的规定。而实际上这次法官对卢森堡夫妇判处死刑的理由是他们两个所犯的罪涉及原子弹的秘密问题, 根据1946年美国制定的原子能法的规定, 类似案件最终的处罚也只是20年徒刑。但是当时的法官们用各种苍白无力的理由来拒绝接受律师的这一改判理由, 而且因为九位大法官个人的私怨及情感使这个案子跌荡起伏。最终, 因为法官们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审问卢森堡夫妇和他们个人的臆断, 判处了卢森堡夫妇死刑。后来案件证明, 间谍另有其人, 该夫妇是无辜的。这个案件体现的人治色彩十足, 回避法律、个人臆断导致无辜的生命遭践踏。这是人治的恶果。

另一个是著名的辛普森案件。这一“世纪大审判”历时一年之久, 牵动了上至总统和国会议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心, 仅检方就耗资8051739美元之巨。结果, 因为检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超越“合理的怀疑”而被陪审团一致裁决罪名不能成立, 而且辛普森永远不会因为此事再受刑事追究, 即使发现了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对于此案存在大量的证据证明辛普森有罪, 但是美国司法制度追求正义的要求, “宁可放过一千, 也不错杀一个”。这种僵化的体制, 必然会导致有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使亡者的灵魂得不到安慰, 并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代价, 法治的不足。但这个案件毕竟是“罪疑从赦”的体现, 没有让无辜的人丧命, 相比上面的案例可以说代价相对小。

在已有几个世纪法治传统的国家尚有此种情况出现, 这对于刚刚走上法治的我国来说, 是很好的启发, 如何建设完善的法治, 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摘要：法治的字面意义就是法律之治, 即通过法律治理国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最合理模式。法治最先出现于西方, 先贤们对法治的探索和理论研究对构筑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法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

参考文献

[1]法学教材编辑部《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2]谢鹏程.略论柏拉图晚年法律观的转变[J].法学论坛, 1989 (, 2) .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4]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法治的力量 篇2

1995年，陈辽敏考入杭州建德市法院。，她被调到杭州西湖区法院工作。

起，杭州西湖区法院的案件数量逐年攀升，为了缓解办案压力，实行繁简分流，院里安排陈辽敏到刚成立的立案调解组。“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是她的工作宗旨，调解室是她的“主战场”，审判庭是她的“烽火线”，她带着书记员奋战在调解室、审判庭。五年多的时间里，陈辽敏共办结民商事案件4735件，结案率95.36%，调解撤诉率84.39%，案件平均审理时间21天，所办之案无一超审限、无一当事人缠诉上访，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统一。

“疏导欲其宜，径度有所异。”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陈辽敏把法学、心理学、社会学融入调解，还总结出“统筹调解、分类调解、滚动调解、循序渐进调解、审执兼顾调解”等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以调解艺术展示“柔性司法”，最大程度化解老百姓的心结，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海纳百川，建多元化解纠纷机制

每年办理这么多案件，很累很辛苦，这也引发了陈辽敏的思考：一名法官每年要办理这么多案件，是经济快速发展下的新常态吗?案多人少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她想，必须借势借力才行。

陈辽敏开始尝试通过微博、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招募、组建一支政治素质优秀、业务水平精湛的特邀调解员队伍，在此基础上探索成立了婚姻家庭、知识产权等七个专业化调解团队，积极发挥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优势。这些道德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特邀调解员们以公益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同时还在不断地宣传调解文化，这种探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此外，陈辽敏还以党的十八大代表身份，积极向浙江省委建言献策，提交了《关于浙江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得到了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匠心独运，探索“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让审判插上高科技的“翅膀”，让诉讼借势互联网的“东风”，是陈辽敏心头萦绕不开的命题。

，陈辽敏开始探索“互联网+调解”模式，调处了大量电子商务纠纷。针对数字金融纠纷大量涌现，，她又与浙江大学合作探索电子督促程序的运用。，电子督促程序的试点工作被浙江省委政法委确定为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试点项目。如今电子督促程序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了4.0版的迭代，进一步构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司法运行新模式，努力实现从智能辅助审判到全流程人工智能审判的转型升级，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20，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推动_网上法庭的试点工作，杭州西湖区法院是三家试点法院之一。在线诉讼是一个陈辽敏从未尝试过的领域，这激发了她强烈的探索精神，她积极参与改革创新，与系统开发公司反复研讨、论证，搭建起一个包括起诉、调解、立案、举证、开庭、裁判全流程在线化的诉讼平台，实现了司法手段的又一次创新。，在整合_网上法庭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在杭州成立。

大数据、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法院必须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智能、包容、开放的司法运行新机制。在承接中央政法委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创新项目后，陈辽敏开始分析研究国内法律制度、调解体系、分流渠道、责任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并对域外28个著名的ODR平台和联合国、欧盟、欧美等国ODR机制进行研究，形成了详实的课题报告，开发了集合网上咨询、网上协商、网上评估、网上调解、网上仲裁、网上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的一体化平台，实现了老百姓解决纠纷一次都不用跑。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荣获了第二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创新项目奖，在中央综治办举办的全国创新项目评审中荣获第一名，如今已作为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大工程”之一在全省推广运用。世界ODR领域的顶级专家都对充满中国智慧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表示高度赞赏。

笃行致远，开辟诉源治理新格局

“自己多做一点，让群众少跑一点。”到了杭州中院，陈辽敏把如何积极参与最高院部署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新时代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能力和水平的工作确定为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多元化解是法院积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引进来”参与诉前、诉中调解，如果法官能“走出去”，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参与村社的调解指导、纠纷预防，就能更好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陈辽敏所在的立案一庭主要负责村社“微法庭”工作，按照“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的要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法治教育、调解指导、司法服务等功能延伸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融入到了党委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中。如今杭州市已挂牌建成2114家村社“微法庭”，覆盖率达到了71.7%。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在推动社会治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转变，法院工作如何坚持数字赋能，扎实推进诉源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其中空间无限，大有可为。6月，陈辽敏积极推动杭州高新区试点ODR的升级版“一码解纠纷”工作，为其出谋划策。“一码解纠纷”通过“黄、橙、蓝、红、绿”五色码体现纠纷化解全过程，由先行调解、分流调解、司法调解三个成功率展示调解工作的成效，如今已经全市推广。

在数字化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法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风好正是扬帆时，不自扬鞭自奋蹄。陈辽敏说，这些年来，她的工作主线就有两条，一是为当事人解忧，一是为法官减负，总的目标就是想身体力行地为社会治理贡献绵薄之力。她认为，因为有领导、同事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这些探索和尝试都开了花结了果，组织上也给予不少的荣誉。这既是对她的鼓励，也是对她的鞭策。

法治的力量 篇3

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公众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公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能够顺利实现并取得成效，必须要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需要制度建构和法律保障，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安排了这种制度，才能确立公民、社会和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把公民、社会和政府一切行动落实到法治框架内运行，才能建立起公开、公正、高效、安全和可预期的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管理法治滞后

由于过去我们以政治动员为载体，忽略了法治建设，所以在公共安全管理中，法治相对滞后，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前，国家是政治国家模式，形成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动员”模式，政治国家评判人的标准就是政治身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地政治表现。当时我们管理国家的方式也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公共管理同样是这样。群众也需要积极参与公共管理，这是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以前维护治安大家共同参与，是政治动员的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员优势和政治氛围，靠人民的政治觉悟、政治情势和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觉性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而不需要法律保障。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政治动员，这种强大的政治优势正在减弱，我们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平等参与的阶段。因此，无论政府、社会还是公民，大家都是平等的，平等参与需要制度建构和法治保障。那么，政府的职责是什么？社会的职责是什么？公民的职责是什么？这些都要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因而制度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平等参与要有必要的法律保障。

目前，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不平等。比如，现在有的老百姓寻求花钱保平安，有的参与社会治安是为了利益；政府无奈也只有花钱买线索等。如何保障利益上的需求，需要构建一套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还相对滞后，并没有一整套体系。

第二，以前我们公共安全管理主要是运动治理模式，如“严打”运动、“集中统一行动”“专项治理”运动、“扫黄打非”运动等，“运动治理”模式就是调动一切资源，集中解决一切突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主要是由领导亲自抓，一切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严防死守，强力部门齐抓共管，不惜物力、财力、人力，以确保辖区平安。这样的做法势必导致政府的短期效应，缺乏制度化、常规化的社会管理机制，而强化了运动治理机制，这实际在本质上就是以权代法。我们现在维稳，包括化解矛盾，甚至有的地方领导包案都是“运动治理”的产物。致使社会公共管理的路子越走越窄，而不是越来越宽，甚至越走越偏离法制轨道。进入法治以后必须按照程序来操作，按照法律标准来操作。以前的人治维稳方式没有标准，领导包案没有标准，化解矛盾也没有标准，所以出现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这些都和法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也背离了法律的初衷。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法治国家，一切都必须要以法治方式、法治思维来运作，所以，要从运动治理走向国家治理、社会治理。

第三，当下处于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既有传统的风险存在，又有非传统的风险滋生和蔓延。但我们对非传统的风险安全准备不足，比如说暴恐、毒品犯罪、外来人口的犯罪、食品安全、金融风险等，这些问题以前我们没有遇到过，我们准备不足。其次对传统的风险我们现在处理不好，比如现在犯罪率上升，矛盾突出，城市病，还有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问题都爆发了。现在是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叠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城市化进展的速度太快了，但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并不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还不适应，管理的经验还太少。这是低质量的高速度。比如地铁建设，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地铁全建起来了，硬件虽然有了但软件不适应，硬件优于软件。我们现在的速度太快了，但是速度越快存在的隐患越多。现在上海隐藏的风险隐患还没有爆发，但是肯定有爆发期。现在城市积压和滞留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解决。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给我们带来了法制需求，非传统安全我们没有认识到怎么制订法律？在这些方面法律严重滞后。

第四，我们前30年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立法任务就是市场经济立法，重点是强调市场经济，要保障市场经济。这样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经济是硬指标，公共安全管理是软指标，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无足轻重。当时的重要标准是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立法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而社会立法、社会公共安全立法、社会保障立法、民生的立法，就存在诸多问题，法律的供给明显不足。比如，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强调综合治理，而另一方面又缺乏法律依据。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导致目前城市公共安全法治滞后的主要原因。

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法治化

如何推进社会力量参与解决法治化的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改变社会力量参与无法可依的局面，加快立法。比如现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社会治安的治本之策，长治久安大计。这些年依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稳定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治本政策，是维稳的根本措施，并且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注意现在各地方只有一个条例，国家现在也是1981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那个条例，到现在还没有改。国家这么大的治本策略没有法律对策，现在很多条例也是空的没有办法落实，所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了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没有边界没有要求。“综合治理综合治，不治也没有办法治”，使行之有效的国策难以落实。更可怕的是，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和保障，前几年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搞没了，变为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因为没有法律保障所以随便用，用到最后把我们很好的国策搞坏了。还有，我们现在治安防控体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治安防控体系是公众参与最好的途径，没有立法，法律的效力不强。现在提多元性调解。多元性调解有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包括我们现在探索的医患纠纷问题，这些已经在做了，但是现在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严重滞后。还有我们社会自治的法律现在也没有修改，农村村民自治已经空了，现在空心村怎么自治？自治怎么走？确实法律上需要调整，一方面我们缺失，另一方面我们又严重的滞后，包括我们群防群治的法律严重缺失，因此，第一个措施就是必须要加快立法。

第二，加强地方立法，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特别立法权。现在立法太死，社会发展不平衡，如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社会管理的问题也必然提前暴露出来，急需法律调整。但由于地方立法权力有限，有些必须有上位法依据才能制订，所以有些问题无法可依，难以治理。我建议，应该搞立法的试验田，应该搞立法特区，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比如说上海的城市顽症，黑车、群租、违章搭建等形成了恶性循环，久治不愈，根源在于无法可依，因为地方立法没有权力。我们总是说去找上位法，但是哪有上位法，很多地区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应赋予发达地区特别立法权，解决遗留问题。为什么香港的法律解决好，出了问题就马上立法，不用去找上位法，现在立法制约太严重，一方面讲法治，另外一方面不给你权力，结果无法可治。

第二个重要的是，要把地方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比如说上海现在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群防群治、医患纠纷、实有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监督、特殊人群管理等都有了一套经验、一套做法，这些有必要上升为地方立法。

第三，加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保障方面的法律。现在一方面公众参与力度不够，另外一方面公众参与又缺乏法律保障，同时公众参与经验不足。以前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是被动的组织对等。现在群众主动参与，主动参与必须有法律保障，没有法律保障不行。一是，构建参与主体的法律保障体系，包括见义勇为法律，參与社会治理的义务。俄罗斯法律规定，公民必须有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义务，义务被法律明确了，这就好办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二是，保障参与主体平等自由的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不平等、利益不均衡。三是，要把维稳和维权结合起来，在维权基础上，在保障公民的权利上，在立法上解决。四是，加强公共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和普及，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我们这方面法治宣传还不够，前些年主要普及法律常识，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有欠缺的，现在我们有很多载体，这些载体都可以利用，都是我们公共安全法律宣传重要的载体，怎么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关于公共安全这一块，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以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观念也没有改变。老百姓按这个思路走，就必须要从法律角度上转变这个问题。

（阎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西方法治与法治国的异同 篇4

一、法治的概念

(一) 法治概念的界定

1. 近代法治概念的界定

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 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适应社会需要, 他们继承、改造并发展了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有关法治的思想和精神。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打出“法治”的旗帜, 推动了法治观念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推动了法治理论的制度化和现实化。这一时期, 英国的洛克把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作为法治的目标, 认为国家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权学说, 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法国的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 以此来保障和实现法治。

2. 现代法治概念的界定

现代法治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论, 都主张国家应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中体现法治原则。富勒在论证法的内在道德时, 对法律提出了八项要求, 称为法律的“合法性”原则或法治原则。哈耶克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法治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 法律应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的;第二, 法律必须是正义和平等的;第三, 民主的政府应该是受限制的政府, 即应严格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哈耶克认为, 要保障个人自由, 必须把政府置于法律的束缚之下。

3. 法治概念的权威界定

当今权威的法律辞典中, 对法治的定义如下:《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法治” (Rule of law) 的定义:对立法权的限制;制止行政权滥用的措施;获得法律咨询、帮助和保护的充分与平等的机会;个人和集体权利和自由的适当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看出, 它强调的侧重点不在于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 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 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

二、法治国的概念

(一) 法治国概念的界定

1. 自由法治国时期的法治国概念界定

19世纪初这一概念刚产生的时候是所谓的“自由法治国”时代, 在此时期, 自由法治国是民众要求限制国家行为, 借以维护法律对公民的保护。德国的法治国观念在早期受康德自由主义的影响, 强调确保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形式权力。

2. 形式法治国时期的法治国概念界定

从19世纪中期, 直至20世纪中期, 这段时期是“形式法治国”时代, 此时的法治国被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只是行政司法方面的实践。它要求所有国家机关和人民必须服从由最高立法者制定的法律, 依法办事。这种实证主义的“法治国”思想, 直到二战结束前, 一直统治着大陆法传统, 它排斥了宪政主义, 为纳粹和其他独裁统治者以法治国之名、行使独裁专制之实打开方便之门。这种“法治国”其实奉行的是一种“形式法治”, 它维护的是统治者的权力, 在当时, 这种思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3. 实质法治国时期法治国概念的界定 (真正的法治国概念)

战后伊始, 德国法学界及司法界讨论最为热切的话题即是法治国概念的重建。这其中就以拉德布鲁赫的著名论文《论法律的不法和超法律的法》影响最为巨大, 也由此拉开了法治国概念重建的序幕。他指出法必须包含三项内容:即法的安定性、合目的性及正义。可见, 新的法治国概念是一个包容传统形式法治国的实质法治国概念, 是对法治国的正确的理性的认识。

(二) 法治国概念的权威界定

在德国著名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中法治国的要素被认定为:公布一部法律, 特别是通过三权分立制度来明文限制国家权力的成文宪法;通过基本权利来保证个人的不受侵犯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活动范围;法院为防止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的公权和私权而提供法律保护;法院的独立性;保证法定审判官制和禁止刑法的追溯力;最后是行政机关依法办事原则。

三、法治与法治国的异同比较

现代西方法治和法治国思想的历史都源远流长, 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 二者都是与时俱进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它们有共同之处, 但在诸多层面上又是有差异的。

(一) 共同之处

1. 法治国源于法治

“法治国” (Rechtsstaat) 一词是德语特有的一个词汇, 但塑造法治国的那些理念却仍是植根于整个欧洲的法律文化, 同法治概念密不可分。法治理论经过历史发展已经日渐成熟, 法治思想已经得到实践, 由法治观念转为了现实制度。在法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德国学者通过对法治问题的思考, 在与本国的历史和客观条件结合的基础上, 提出了与英语“法治”一词的德国表述———“法治国”。

2. 法治国是法治的实现方式

法治国源于法治, 因此法治国理念所包含的基本内涵与法治基本相同, 只不过是把法治理念与国家这一实体结合起来。法治与法治国的共同含义包括法律至上、国家权力规范化、人民自由不受国家干涉等等。二者的核心都在于强调政府的权力应受法律的制约, 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总的来说, 法治国就是法治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形式。

3. 法治国是法治在德国的实践形式

“法治国”这一思想曾是主导近代德国宪政运动的国家学说, 德国对法治的实践即是建立了法治国。战后, 在国家权力的可控性上, 一方面强化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另一方面, 正式设立联邦宪法法院, 依据宪法行使唯其所有的宪法审判权。除此之外, 新的法治国概念也重申并加强了诸如行政合法、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等内容。可见, 德国法治国的实践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治的价值理想方面是一致的, 法治国是法治在德国实践的具体形式。

(二) 不同之处

1. 法治主要是一种思想原则体系, 法治国是一种现实的法律规范体系

法治主要是一种思想原则体系, 其实现主要靠司法的解释和引导。这些原则有法律至上原则、正义原则、平等原则、合法性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人类向往的理想价值观念。在英美法治国家, 主要依靠普通法院的解释和引导将这些现实的法治原则运用到具体的判例之中。

法治国主要是一种规则体系, 以控制行政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法体系。法治国的目标首先是针对国家制度的基本构造而提出的, 特别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构造提出的, 法治国家中各种实在规范的目的就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 通过国家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确保法治的实现。

2. 行政法的发达是法治国实现的标志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下完成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拓﹒迈耶在法实证论的背景下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国的概念。此时的法治国就是指处于法律、行政及个人之秩序关系, 偏重于从依法行政的意义来阐明。行政既不能违反法律, 也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干涉个人自由。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 并以此为依据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

法治国主要在于限制国家权力, 通过行政法院、行政机关, 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此来保障人民自由。而限制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国家行政法来规范国家行政行为, 以达到规范国家权力的目的, 所以行政法的发达标志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

3. 法治国是对警察国的否定

警察国其特点表现为, 一方面国家生活受到法律的调整, 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国家权力占据绝对的优势, 后者显然是大有弊病的。因专制国家的行政权限非常广泛, 几乎涉及所有的生活领域, 其中包括私生活领域, 而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其安排, 行政学遂称其为“警察国” (1) 。

警察国与法治国的不同, 在于个人自由的界限:法治国家仅限于保护人民不受不义侵犯, 但是尊重个人自由;但是警察国则以人民福祉为由, 不怕侵犯个人自由, 警察国的政府认为自己是无知人民的监护人, 为了保护人民, 他们有义务纠正人民的错误, 指导人民应该如何去做, 以维持正当的社会秩序, 即使这些作为违反了人民的意愿。法治国继承了警察国家的权力统治, 注入了“法乃是将此权力理性地予以限制”的新观念。

4. 权力的规范化是法治国的关键

法治国走的是一种权力规范化的道路, 而法治走的是权力司法化的道路。可见, 法治国家是理性国家, 且限制国家权力在国家中的影响是法治国的关键任务, 目的在于控制国家权力, 保障人民自由。因此, 要实现法治, 建立法治国家, 关键是实现对权力的控制, 实现权力的规范化行使。

实现权力的规范化, 避免使国家权力过分强大, 在法治国家就必须使国家权力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即国家权力应以功能和性质为标准分配到相应的机构中去, 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互相监督、协调发展。历史一再证明不受规范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四、结论

从法治到法治国意味着从法治的思想原则到法律规范、从应然到实然、从理想到现实、从司法到立法。我国法治要从思想原则走向规范体系, 从价值走向实在规范, 从治国方略走向规则的治理, 从司法模式走向立法或行政法模式。西方法治道路, 为中国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相比而言, 尽管英美法治模式有诸多优点, 但德国法治国的模式也许更契合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摘要：在西方, 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法治”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 到19世纪末期, 最终发展成以判例原则为核心的英美法治模式以及以规则体系为核心的德国法治国模式。从法治到法治国意味着从法治的应然或理想状态到法治的实然或现实状态, 从法治的实质状态到法治的形式状态。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及所处的特殊阶段, 笔者认为, 中国应主要借鉴德国形式法治体系的经验, 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对英美实质法治体系的参考。

关键词：法治,法治国,形式,实质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 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122.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69.

[3][英]洛克.政府论 (下篇) [M].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88.

[4][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44.

[5][德]奥拓·迈耶.德国行政法[M].罗豪才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32.

[6][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990.

[7]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178.

[8]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109.

[9]刘争志, 林恩伟.德国法治国概念源流考略及新探[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10 (6) :65.

法治的力量 篇5

据介绍，“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度法治人物评选及颁奖礼”全面梳理年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领域的重大成果，对优秀法治人物进行表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的法治进程进行特别回顾。

11月22日12时20分，重庆市南川监狱民警刘彦在与歹徒英勇搏斗中不幸受伤，11月23日16时00分，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30岁。刘彦受伤时，南川区上千名素不相识的社会群众自发到医院献血，全力挽救刘彦的生命。刘彦牺牲后，南川区数万群众沿街热泪送行，自发前往灵堂悼念，南川区音乐协会为他谱曲传唱，其英雄事迹感动了一座南川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