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共12篇）

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篇1

所谓法治政府, 是指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 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法律规范和制约。即把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 严格依法办事, 防止权力滥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为实现这一目标, 拥有历史知识和历史分寸感, 了解法治政府建设历程, 笔者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起点, 以时间为维度, 将法治政府建设历程进行一下政策上的梳理。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依法行政也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84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 依法办事”。

1993年,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 严格依法办事”, 确立了依法行政原则。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自此依法行政准则基本确立。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政府是法治政府。

1999年, 《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原则, 赋予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 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加速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1999年底,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法治的关键在于治权, 而治权的重点则在于行政权的控制, 鉴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中的关键地位, 出台了《决定》, 试图推动国务院自身及其治下的所有行政机关的法治建设。此后,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开始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行政执法, 强化执法监督, 依法行政的能力有所提高。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同时明确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做到“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要“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推进依法行政”。

2004年3月, 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是具有行政法制建设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 它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 对改善行政管理、推进法制革新、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要求,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即到2014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但《实施纲要》只是在体制、机制、法制和领导干部观念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表述, 而至于法治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符合哪些指标体系才是法治政府, 并未细化。

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 明确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 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2006年5月17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银行在京联合主办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要“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

2006年9月4日, 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府建设, 推进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提高行政效能, 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贯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推进依法行政”;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2008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截至2006年底的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 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2008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指出,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 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紧迫任务。规定了改革行政执法体制,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内容。

2010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 配合《实施纲要》出台的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意见,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再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这份意见从配合《纲要》入手, 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作法, 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发生, 要求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侵权要赔偿”, 以此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众利益, 充分体现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就是“治官”和“治权”。

2012年12月4日,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提出, 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他指出, 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根基在于广大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树立法治思维, 就必须信仰宪法和法律、相信法律,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2012年,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如果没有一个法治政府, 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说, 法治政府建设也是小康社会建成的保障。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内容、一项新要求提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不仅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的速度将要加快, 且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心将从“规范执法”行为转向“规范决策”行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框架下, 超出了国务院在2004年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的立足点, 法治政府建设的地位和政治依据也发生了变化。自此之后, 法治政府建设成为党的号召, 成为治国理政的目标, 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它已经是全党、全国都要做的事情, 而不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情。”

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这四个方面的能力;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继续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输入了一些精神和原则层面的内容, 如公平、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 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价值取向更加清晰。

2013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批示中, 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的主体, 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重申。习近平还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意思是说, 在国家层面上, 通过依法治国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执政党层面上,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依照宪法执政, 介入或影响国家政权, 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依法行政, 到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所以要把依法行政放在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来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这是运用全局思维、战略思维, 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关系以及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一次新的解读。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法治中国”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并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工作方向。它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 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升级版和综合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 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则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和改革内容。

综上,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从“和尚打伞, 无法 (发) 无天……宪法有什么用, 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 (毛泽东语) , 到现在的依法治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老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16字方针到十八大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 再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三位一体;从“2014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新目标;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中国建设;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中国用6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别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用30多年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而且基本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报告

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篇2

一、引论

尊敬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地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标准”，这主要来自我在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助理期间所得到的一些启发。曾经被《南方周末》称之为“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俞可平，他提出：政府要“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并认为这就是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随后，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同志，在《法制日报》的两会特刊中，也提出了政府要“从管理到治理，变善政为善治”的观点。

而我认为，“善治”必须以“法治”为基本前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也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治理”还能称之为“善治”吗？

二、那么，我认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至少有以下三个标准：

第一个是：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它更制约公权力的运行。

举个例子来讲：某政府为全面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体制的改革，强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工程项目，必须以招标的形式来进行。假设，您现在就是该政府的法律顾问，那么，请您思考对这项规定的法律意见？

当时在研讨会上，有人认为：既然法律并没有规定农村集体经济

1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得以招标的形式进行，那么，政府作出这项规定就是合法的。然而，法律顾问的审查意见却是：“该项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建议删除”。

原因是，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为模式：

（1）对于私权利，法律没有规定的即可为；

（2）但是，对于公权力机关作出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或加重其义务的规定，则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否则就是违法的。

因此，我认为，法治政府的建设必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只有其合法性越大，善治的程度才会越高。

第二是：公权力运行的公开性 我认为，真正的法治社会，要求每位公民都有权获得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公权力运行的信息。

例如：从去年8月份开始直到今年4月份，我所驻点的政府就开展了四项公权力运行清理工作，包括：对其行政审批权、自由裁量权、行政职权以及职权的法律依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在其政府的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告，让这些公权力“晒”在阳光下。

因为，只有当公权力的运行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公民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并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公权力运行的透明程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

第三是：公权力运行的责任性

我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地履行，都将导致公权力的运行缺乏责任性。

2举个例子来讲：在我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助理期间，某国有独资公司将其公司章程的修改内容，交给政府领导来审批。

然而，根据《公司法》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该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包括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因此，法律顾问认为该公司章程的修改，无须报政府批准，建议退回。

因为，行政机关如果利用公权力，过度地干预本应属于公司自治的事情，则同样属于公权力运行责任性的缺失。因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性越大，则表明其善治的程度越高。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建议 篇3

关键词：法治；法治建设；法治政府

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深入推进村务公开、建立村规民约制度体系，村村设立民生项目监督委员会，有效保障惠民政策落实，保障村街各项重大事务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夯实乡、镇政府工作。市政府以宪法为根本，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职权，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责，积极办理政协提案，认真采纳、落实政协委员提出的良好意见及积极建议。

二、着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1）设立重大行政事务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权限、事项，向社会公布决策的程序和结果，完善行政决策信息支持系统，注重征求人大、政协和社会群众的意见、建议，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订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可实行开放式决策。

（2）坚持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把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市政府凡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经济发展全局和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力、义务重大事项、采取重大行政措施的文件、重大涉法事项，均应在报请政府常务会议前或作出决定前交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市法制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不得做出决策。

（3）组织好重大决策听证会。凡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推选不同界别和相关利害关系人为代表，科学合理地组织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实行开放式决策听证会。

（4）组织落实好重大决策事项实施情况的评估制度。对直接关系民生和对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通过民意测评、抽样调查、跟踪反馈、评估审查等方式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后，要及时纠正偏差，必要时停止执行。

（5）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和加强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财政资金信息公开、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公共监督信息公开。增强公共权力运行、公共资金使用、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的透明度，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6）严格实施行政问责。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限定问责时效，细化问责程序，提高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有效性、把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建立行政执法准入和退出制度。严格行政执法资格审查，清理行政执法人员队伍，禁止临时工、合同工及其他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对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违规粗暴执法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8）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执法活动。加强对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社会治安等有关民生领域的执法监管，严肃防止执法缺位、越位、错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9）严格行政执法方式。依法规范行政执法规则、遵循公开、亮证、告知、听证、陈述、回避等程序，保证当事人及其它组织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坚持依法行政活动，建立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

（10）健全行政调解机制。认真贯彻《信访条例》，以基层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强化主管负责制和属地负责制，从村街、乡镇、市信访局及所涉主管部门或机关，各负其责，健立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制度，对所属部门管辖的信访案件按程序要及时受理解决，严禁相互推诿，凡应作为而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应给予教育或不同的行政处分。

（11）营造法治环境。加强推进依法行政宣传工作，建设法治政府宣传教育工作，为建设法治政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深入不断地开展全民普法活动，引导广大公民自觉有序的参与依法治村、依法治居、依法治校、依法治企等法治教育活动。加强法治建设、突出“四个对象”的教育即国家公务员、青少年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和城乡居民。努力营造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积极开展法治文化教育建设，引导各类媒体开展多式多样的法治文化传播活动。

提升法治素养建设法治政府 篇4

一、当前基层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特权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特权思想,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眼前利益,规避法律甚至突破法律的界限。个别领导习惯按个人意志、个人喜好办事,忽视法律规定。

二是行政执法不规范。基层执法主要问题有:执法乱作为,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侵犯老百姓权利,粗暴执法、违法办案等现象时有发生;执法不作为,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随意性较大;执法无效,对城市管理顽疾执法有效性不强,惯性地将“执法”等同于“执罚”。这些问题导致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是行政执法不衔接。基层政府还存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及执法机关之间不能有效协调等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执法过程中会涉及各部门之间执法环节的相互衔接,一些部门存在本位主义,就容易发生部门间的相互扯皮推诿,造成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真空”地带。

二、浅析基层依法行政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是基层政府缺乏法治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对推进依法行政重视不够,体现出推进依法行政就是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有唯利是图的倾向。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欠缺。一些领导“官本位”观念突出,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甚至有的领导不懂法、不知法。

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有的法是“残缺法”。有对违法情形的表述,却没有作出处罚和惩戒的规定。有的法是“滞后法”。一些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得不到及时修改、完善。还有部分“冲突法”。即,存在部门法交叉冲突问题。很多行政法规是由部门立法,部门职能色彩较浓,因而造成部门间执法中的各自为政、不衔接。

三是监督考核机制缺乏。当前对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还没有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因此,造成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内驱动力不足,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同时,行政监督制度不落实,领导干部违法行政没有及时问责等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加快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

一是提高法治思维,弘扬法治行政文化。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重点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的能力。通过建构和弘扬法治行政文化,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的法治观念,包括:宪法法律至高无上观念;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天职的观念;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观念等。

二是明晰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科学合理设置政府职能。要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关系,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法定职责明确下来,让基层的领导干部明确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制度化。要科学设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事权,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的事项,全部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三是健全决策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行政管理方式加以改进。坚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按照职权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的要求,所有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要遵循五项基本法定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还必须建立和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同时,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善于采取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四是健全考核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提高基层政府和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关键是要把依法行政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机关和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积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政府权力行使往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此,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建设。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实行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等五项具体政务公开。

摘要：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当前基层政府是依法行政工作的薄弱环节,存在行政决策不透明、行政执法不规范、不衔接等问题。为此,基层政府要强化法治思维,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1]李吉斌.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N].法制日报,2013.

建设法治政府文档 篇5

严格执法应是文明执法的基础，离开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同时文明执法反过来也能促进严格执法的实行，两者相辅相成，也缺一不可。首先文明执法离不开严格执法。所谓严格执法就是要严格按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执行，不偏离，不妥协。执法人员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执法，全面收集与当事人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然后依法作出处罚,做到轻过轻罚，重过重罚，一个行政执法行为，依法无效或者依法应予撤销，则说明执法过程或执法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违法的，那还谈得上什么严格执法。如果因为执法人员在程序等方面本身就出现错误，因而无效或应撤销的执法行为，那么无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如何文明，也不可能实现正意义上的文明执法。正如筑建高楼大厦一样，如果基础不牢固，任凭上面的建筑如何牢固,奢华，也只能是一座危房。所以，在执法过程中要实现文明执法，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程序执行法律，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实现高效率，高质量执法，杜绝无效或引起复议败诉案件的产生.其次，严格执法的实现也有赖于文明执法的落实。如果执法人员语言不文明，说话粗野，业务素质低下，以恐吓训斥的语言攻击对方，就会引起被执法对象和周围群众的强烈不满，就会很容易激化矛盾，发生争执，这样的后果就是直接影响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样一来严格执法也就难以落实。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管理与被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运政执法人员和广大经营业户、车主之间能化矛盾为统一，相互尊重，执法人员态度和蔼，耐心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仅可以化解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使广大经营业户、车主充分认识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造成道路运输安全的社会危害性，来减少冲突，使行政执法工作顺利进行，这样严格执法也就自然容易实现了。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善于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问题。依法行政，首要的问题是行政权力的法定化。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只能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自觉地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这就是江总书记讲的“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在政府行政领域的主要方面，包括政府职责的划分、行使的范围、运行的程序等都要法定化，都要有法可依。

凡是超过法律规定的权力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依法行政是建立法制社会的首要之举。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依法行政可以有效防止“人治”和政府职能的随意化，防止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防止滋生腐败。

依法行政，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要始终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行使，是要我们用它来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腔热情为人民办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也是宪法体现的根本原则。

中国要建设全面的小康，就必须依法行政，同时依法行政也是当今社会解决基层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各类问题的关键。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护干部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必要性：

1、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辽宁省全省农业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公民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公民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中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依法行政相关书籍，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

3、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

4、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5、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

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

6、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5年，国家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财政行政执法行为应规范、程序正当、内容适当”的要求，这是财政部门进一步推进三个文明建设、推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的纲领性文件。因此，通过深入研究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来提高财政依法行政的水平，是我们财政法制工作者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结合实际工作，分析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列举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探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做到文明执法和严格执法的有机结合，正确认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新阶段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的同志认为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是一个矛盾，是相对立的，互不兼容，要做到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就无法实现，反之，要想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其实，这是对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的误解，因为有将严格执法与严厉处罚等同起来，以罚代管，将罚款作为唯一的行政处罚手段，而忽视了其他行政处罚手段，在某些人看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警告等不属于严格执法的范围，不罚款就意味着不是严格执法，因此将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对立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当前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行政机关能否依法正确实施行政执法，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财政部门作为履行国家财政分配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行政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切

实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坚持依法实施财政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化和财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有效推行，财政法制建设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和依法理财的能力日益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和发展对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部门执法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财政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1．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执法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执法主体是执法活动的基础，主体不合法则所有活动皆不合法。各级财政机关是法定执法主体，临时机构、财政机关内设机构和委托行使执法权的部门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财政行政执法活动,而在实践中以“某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时机构）、“某局某处”（内设机构）或“某局某稽查队”（委托机构）名义执法，或者制发规范性文件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财政部门执法队伍素质也有待提高：个别领导对依法行政工作重视不够，财政干部的法律素质及执法水平参差不齐；面临财政职能转变，任务不断增加，部分财政干部跟不上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法行政的要求不能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实际中,老观念、老框框、***惯仍严重影响着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等。

2．执法依据滞后，财政立法水平不高。从我国现行的财政行政执法依据来看，财政法律数量偏少，仅有《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等有限的几部，而财政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偏多，且较杂乱，不统一，甚至有些互相矛盾，变动又比较频繁，一些急需法律调节的重要领域也仍有空白，不仅影响财政管理的质量，而且也影响到财政部门严格执法的效果。

3．有些执法行为还达不到合法、合理、高效的要求。财政行政执法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强制执行等。由于行政执法行为种类较多，故在具体执法活动中反映出的问题也较复杂。主要有：一是执法冲突时有发生。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不论在纵向间，还是在横向间都应当为实现财政管理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与支持。而在现实中执法不协调和冲突已成为一个严重影响行政效能和政府形象的突出问题。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分权体制，不利于财政民主性和法定性的体现，地方财政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财政执法权，使部分财政执法陷入窘境；另一方面是部门间的执法协调问题，即“多头执法”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在财政行政执法中也时有发生，如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监督检查，财政国库管理与人民银行金库管理，财政税政管理与税务税政管理等执法领域，各部门间往往存在职能职责划分不清，权力交叉、模糊，缺乏协调配合。二是执法权责难以统一。财政行政执法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是财政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在实际工作中权责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执法行为偏离法律的轨道，侵害国家、社会和群众的利益。三是执法方式滞后。一些财政机关缺少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执法方式依赖性大，执法方式落后单一，执法效能低，进而造成管理难度大、成本高、不到位等问题。四是执法程序达不到合法、合理的要求。近年来，财政部门在程序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还时有发生，如执法不按照法定流程走，随意增减步骤；不保留反映执法过程的档案，或档案不全；不履行告知程序，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决定书同时下达，剥夺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执法时不出示证件等等。这些问题影响了财政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4．执法监督体制不够科学，有些监督过程还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执法监督体制不合理。对于财政行政执法而言，实行外部监督的包括：党内监督、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等，主体众多，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

应有的独立性，权力不足，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同时各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难以形成监督合力。二是内部执法监督制度不完善。当前最重要的内部执法监督制度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它承担着监督执法过程，保障依法理财的重要功能。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的内容、标准和方式方法存在着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考核评议缺乏经常性；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造成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往往是过错纠正了，但在处理责任人问题上却迟迟没有结果。三是执法监督过程不科学。执法监督责任制与执法实际脱节，没有自觉地把执法责任落实到日常执法工作的监督当中；一些配套制度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处在低水平上，执法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善；有些部门只注重纠正、惩治执法过程出现的问题，忽视执法监督的防范功能，等等。

二、规范和改进财政行政执法的建议

当前财政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先进的法治理念、制度与落后的行政执法观念、体制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培育依法理财理念，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将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监督力度作为建设法治财政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1．认真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积极培育财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理念。财政执法人员是财政执法活动的最终实施者。因此，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进程中，必须十分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高财政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综合素质，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一是大力加强教育培训。通过经常的、制度化的教育培训使各级执法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二是建立依法行政的激励机制。在用人、政绩考核等方面，把考核重点转到严格实施法律、履行法定职责、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方面，以推动财政行政执法工作。

2．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明确了今后十年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其中主体部分强调的就是“深化财政改革”。为此，我们认为，财政部门要深化改革，创新财政体制，一是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考核。二是要完善和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基层财政实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的支出。三是转变财政职能，建设公共财政，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逐步减少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的支出。四是要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继续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五是要积极稳妥地继续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在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同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继续完善消费税、改进个人所得税等。

3．加强财政立法，完善财政行政执法法律依据体系。一是财政立法要与财政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目标，转变立法观念，做到财政立法服务于财政改革。二是妥善处理立法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的关系。财政立法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避免财政立法在制定颁布后很快就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情况。三是坚持局部利益服务整体利益的原则，保证财政立法的统一。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坚持以大局为重、以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重，局部服从整体，避免财政法律法规互相冲突，互相矛盾。

建设法治政府从何处入手 篇6

两起事件虽然一为地方政府所为，一为中央部委所为，但性质是一样的，即都是在滥用政府的权力和法律。搞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之所以进展不大，甚至在某个时候或某个问题上还有回潮，与我们错误地理解法治政府的含义及未能正确处理法治精神与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有关。

从法治的基本含义看，是以法治理，法是社会生活中处理问题的最高原则。因此，法治政府也就是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政府，即“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管理，政府对法律负责”。由此，法治政府强调公民权利本位、政府责任本位，提倡“公民自治”，尊重个人自由，进行“权力制约”，因而，它也是人民民主的政府，做到这些，就能够实现有效治理。

不过，与西方先有法治社会、后有法治政府不同，中国是先提出并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以法治政府来带动法治社会。因而，如果说西方的法治道路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国的法治道路则大体属于“政府推进型”或“政党推进型”。这是中国法治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的“法治政府”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下，适应本土法治资源的政府。

因此，在中国建设法治政府，需要考虑本土资源、本土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即所谓法治的中国化，但这势必与法治精神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文化突出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一向强调为了集体利益和荣誉，可以牺牲也应该牺牲个人利益。如宪法中 “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城市拆迁条例的“公共利益”等规定，就是立法中集体主义的表现。显然，这与法治政府所倡导的“公民自治”，尊重个人自由是有矛盾的。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个矛盾？传统的做法是先集体后个人，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而现代的立法精神，则一般是先保障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再保障集体利益。笔者认为，当“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发生碰撞时，我们还是应该向现代文明、现代立法精神看齐。原因很简单，个人的自由和权益是天赋之权利，是不能被集体利益剥夺的；换言之，在人的基本权益方面，传统价值和本土色彩还是少点为好。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发达国家，法律在涉及公共利益时，一般都用列举法明确列出来，即使宪法也不例外；但中国的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则较为含糊、笼统，导致法律在实施时，需要相关部门制订一个实施细则，从而为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打开方便之门。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中国真正发挥治理作用的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对法律的再解释——即实施细则或者干脆是各部门制订的内部条例、规则和红头文件，它们被政府部门作为执法依据，而正式法律则被束之高阁。

目前的问题是，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只要政府或者官员个人需要，就是公共利益；只要事情披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有些官员就可以胡来，这在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开发商看中了哪块地，他去运作政府，政府说为了公共利益得收购。本来按市场价3万一亩，但政府可能出3000一亩强行收购，然后转手以10万一亩卖给市场，由此引起暴力拆迁和农民的反抗。

那么，个人权益优先是否就可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当然也不是。当两者发生冲突，确实需要个人让渡其权益时就必须让渡，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共建设，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有合理补偿。

另一方面，要限制官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严格依法行政，也涉及所依之“法”为何法的问题。如果政府行政依据的都是各部门制订的内部之“法”，而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那么，这样的依“法”行政就必然把部门和行业利益放在第一位，普通群众的利益则会被忽略甚至损害。就像铁道部刚修订的退票新规一样，维护的是铁路利益而不是普通旅客的权益。

有鉴于此，依法行政的法律应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各级部门制订的各种内部规定不得作为执法依据，这是不得突破的底线。

除了要妥善处理法治政府的本土特色与法治精神的关系外，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政府法制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二是行政执法体制不够完善、程序不够规范，执法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不能很好地实现立法目的；三是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立法化倾向明显；四是包括民间在内，社会普遍法治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缺乏全面的法治理念，没有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等。

上述问题在基层更加突出。县乡两级基层政府主要与百姓打交道，基层事务的繁杂，政绩的需要加上百姓自身的法治素质不高，都会使得一些官员习惯于借助行政权力去开展工作、达成目标，而不愿依法行事，吴忠市的跨区抓捕就是权力滥用的典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要使官员不敢乱用权，谁乱用权，谁就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因此，我们也可把上述几个问题简化成一个问题，即对官员的权力监督问题，法治政府归根到底是要监督和约束政府及其官员过大的权力。目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是政府改革，特别是大力削减政府职责。如果政府权力无边，职责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肯定会导致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权责不对称。这样的政府即使做到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效能低下，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有人想摆个小摊解决生计问题，但如果要盖很多章，跑许多部门才能拿到执照，即使政府部门依法办事，不卡不要，也有可能错过市场机会。把本属于社会和市场的职责还给社会和市场，才能尽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当然，政府也不是越小越好，但像当前这样肯定是不好的。

其次，权力行使必须公开。确保公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有效监督和约束政府。国务院在2007年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执行情况不尽理想。假如政府出台政策，事先不征求公众特别是行政对象的意见，事后也不向社会解释，一般老百姓可能都不知晓该政策的存在，那么如何让他去监督政府、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网络发达，从技术上说，不存在政务公开的难题，关键是要有这种意识。目前国务院的信息公开条例法律位阶还不高，应该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从程序上强制政府的行政要公开。

第三，鼓励公众充分参与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单有公开而排斥民众对立法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则不能很好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合理要求得到满足或不被损害。特别在目前群体分化的情况下，不同群体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和渠道不一，更应保障普通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最后，还须有严格的问责。官员在权力行使中如果破坏法制而得不到相应惩戒和制裁，那么所谓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国家就是一句空话。这方面，需尽快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监督, 从而纠正违法行为并对权益受害方给予补偿救济的法律制度。我国在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方面，还很不完善，应该将立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政治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公民个人或组织的监督与审判机关的司法审查整合在一块，共同构成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

（作者系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篇7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意义

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 两者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从一定程度上讲, 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法治的有效政府, 离开了依法合法运作, 服务型政府必然变成空谈。同样, 法治政府建设也必须以服务型政府为根本目的, 如果脱离了为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服务的宗旨, 法治政府建设就会失去了既定的方向。具体来讲, 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明确职责的必然途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明确职责分工、实行权力制约, 然而在没有法律高权威的限制下, 权力很难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只有从法治层面上, 将政府的职能、权限明晰清楚, 才能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增强公信力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以政府公信力为核心, 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根本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而只有完善的立法、严格的执法,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三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当前, 公正焦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要想让民众感受到切实的公平正义, 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基于以上几点,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必须两手抓、同步抓、融合抓, 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也不可否认, 在法治保障层面, 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规范体系尚不完善

建设服务型政府, 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然而, 从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来看, 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领域:第一, 立法缺失。从国外的政府行为来看, 法律法规体系已经相对完善, 相应的细节、标准都比较健全, 但是, 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 政府治理中许多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例如, 在对政府部门的权力划分方面, 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 部门之间的权力在动态中保持着平衡, 也有许多领域责任不明确、任务不明确, 甚至出现了许多的管理真空、漏洞等。第二, 立法不科学。科学的立法是按照既定的程序, 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实现的, 然而, 从我国立法的程序来看, 民众参与度非常低, 即使存在一些行政行为立法的听证程序, 往往也是走过程, 流于形式, 难以起到真正实质性作用。第三, 法律与政策不衔接。在国家大的法律法规下, 政府出台相应的条例和规章制度, 从而实现法律与政府的完美对接。然而, 实践来看, 法律与政策仍然存在不衔接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经常会突破法律界限, 这显然是与法治政府建设相违背的。

(二) 法律实施环节存在缺陷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 法律实施环节的问题最为突出, 主要体现在:第一, 有法不依。个别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 对于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法律, 就严格执行, 而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法律, 往往束之高阁, 不执行或者变相、打折扣执行。例如, 我国1989年就出台了环境保护法, 2014年又做了修订, 但是,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为了单纯的GDP和财政收入, 往往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管不问, 纵容一些企业违规违法污染环境, 有的甚至甘当保护伞, 这显然是与法治精神严重违背的。第二, 执法不严。在政府行政行为中, 法律领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同样是一个审批事项, 政府以各种理由, 完全可以拒绝批复, 而且理由还非常充分, 也可以毫无问题的通过批复, 只要是领导一句话, 或者有熟人、有关系即可, 在这种背景下, 民众很难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要求, 给服务型政府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第三, 违法不究。对于一些违法违规事件, 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使得政府违法的成本大大降低, 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极大的破坏。例如, 在大部分地区, 对于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 处理的结果很轻, 有的甚至只要改正错误, 就免于处罚, 这就使得领导干部的胆子越来越大, 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终难以收场。

(三) 法律监督领域相对滞后

从监督领域来看, 监督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 然而, 从实践来看, 党内监督、司法监督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行政内部监督的动力不足, 同时, 社会民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途径和载体, 也没有起到较好的效果。因此, 如何打造更好的平台, 建立多元监督体系, 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的对策与建议

服务型政府的几个鲜明特征就是职责清晰、民主参与、高效高质、公正公开、廉洁清正, 这些都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关键是在结合上做文章, 具体建议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将完善立法与职能界定相结合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领域, 应当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的职能任务, 有效解决不作为、乱作为等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第一,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必须作为的内容。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 政府应当在改善国计民生等多个领域, 承担着重要的职能, 包括养老、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保障、救助、扶贫、助残等各个方面。因此, 需要用法律的形式, 全面明确政府的责任, 使得责任法定化, 从而以法律的权威性引导和规范政府行为。第二,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严禁干预的内容。针对政府部门肆意干预、主动寻租等问题, 应当以法律的形式, 限定权力的内容, 可以考虑通过政府权力清单的办法, 将政府可以做的事项, 一一明确出来, 公布于众, 从法律的层面上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并筑牢、扎紧权力的藩篱, 避免出现以权代法、以权谋私等问题。第三,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作为的程度。从实践来看, 政府职能的界定, 主要的问题不是对职能的定性规范不足, 而根本是定量规范不足, 即政府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这给政府违规操作、徇私舞弊创造了条件。因此, 下一步应当以法律的形式, 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 明确行政行为的范围、种类、数量、幅度等内容, 从而提升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二) 坚持将依法决策与民主参与相结合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然而, 从以往我国政府领域有关法律建设来看, 民主参与非常不足, 这导致了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 使得法律失去科学性和权威性, 导致执行力不足。因此,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政府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第一, 完善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任何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 都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包括征求民众意见、专家咨询论证、决策听证、公开公示、修改完善、出台发布等, 这些, 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出来。特别是要以法律的条款明确提出, 涉及民生重大领域的决策, 必须要广泛的群众参与, 对于一些技术性强的公共决策, 需要相应的专家参与, 同时, 对于政府决策的合法性、风险性, 也要建立评估分析机制, 从而保证政府决策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民众的利益 (1) 。第二, 建立政府行为法律顾问制度 (2) 。目前, 在政府内部, 一般都设置了法制办公室这个部门, 主要是为同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但是, 在各个政府部门内部, 缺乏相应的法律工作者和工作机构, 这就可能会使得一些部门出台的决策, 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 建议建立和推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顾问可以是政府部门内聘, 也可以采取与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合作等方式, 从而全面提升政府决策合法合规程度。第三, 建立决策失误负责制。以往, 政府决策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决策失误, 不愿意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有时候由于责任不明确, 也难以追究。因此, 未来需要以法律的形式, 将决策者的决策责任和义务明确出来, 如果出现决策重大失误, 就应当依法启动责任倒查机制, 从而起到较好的法律震慑作用。

(三) 坚持将行政执法与效能提升相结合

服务型政府必然是高效能的政府, 所谓的高效能,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效率高, 立说立行, 速办速决;二是效果好, 社会认可, 群众满意;三是效益高, 以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大的收益。要做到这三点, 需要从法律的层面上予以保障。第一, 要明确政府行政行为的时限。目前, 在部分政府部门, 由于从法律上缺乏相应的时限要求, 使得政府行为久拖不决, 一项行政审批, 有的甚至几个星期、几个月都难以完成, 这就不得不导致一些企业、民众, 通过请客、送礼等多种方式, 走后门、托关系, 这显然给政府形象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 建议从法律的层面出发, 明确界定各项行政行为、执法行为的时限, 从而推动政府效率的全面提升。第二, 要建立行政行为成果检查机制。以往, 政府行政行为、执法行为中, 往往只重视工作部署安排, 不注重结果检查, 特别是在一些环境卫生、环保执法、占道经营、违章建设等领域, 反弹现象非常严重, 政府管一管, 形势就好转一阵, 政府不管了, 立即出现反弹, 甚至更为恶化。因此, 对于政府各项行政行为和执法行为, 都要进行结果检查, 跟踪问效。第三, 要完善行政行为效益评价机制。由于长期粗放式的政府管理模式, 政府行为很少考虑成本问题, 有些行政行为甚至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这实际上是损害了公众纳税人的利益。因此,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对政府行为进行效益的评价, 即核算成本收益,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浪费, 确保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众更需要的领域。

(四) 坚持将法律监督与廉政建设相结合

如果失去了清廉, 那么服务型政府就无从谈起。因此, 必须将法律的监督与政府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第一, 要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多元监督体系。目前, 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都有法律法规界定, 且比较完备和详细。但是, 在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领域, 尽管也有一些法律条款, 然而并不完备。因此, 下一步, 要以法律的形式, 将民众的参与、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权利明确出来, 切实打造一些法律层面的监督平台和监督渠道, 从而实现监督的多元化全覆盖。第二, 要强化技术监督和专业监督。服务型政府监督过程中, 审计监督、离任监督、述职监督等方式尤为重要, 因此, 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所有的领导干部, 在离任之后, 都要进行审计, 并加强动态审计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审计监督, 避免出现问题, 难以及时发现, 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第三, 要推行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 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非常关键, 尽管国家也出台了这方面的规定, 但是, 做的还很不到位, 许多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推行政务公开, 有些地方政府尽管建立了公开网站, 但也是敷衍了事、疲于应付, 许多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这显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强制性推广政务公开。

四、结论

总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拉开了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国的序幕,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法律层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认真剖析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将完善立法与职能界定、依法决策与民主参与、行政执法与效能提升、法律监督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领域, 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才能有效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理政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网, 2014-10-28.

[2]于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笔谈之五, 法治政府的建设与保障机制[J].改革, 2014 (9) .

[3]赵大程.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J].中国司法, 2013 (11) .

[4]宋伟.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J].奋斗, 2013 (11) .

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篇8

法律顾问乃至政府法律顾问,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沿海城市诸如深圳是较早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室、并由市政府聘请政府法律顾问的城市之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一直是我国政府的目标之一。2004年3月,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0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改革目标。近年来, 各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及相关指导文件,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转型服务政府, 政府法律顾问的功能有很大增强, 但总体来看,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的支撑;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比较单一;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上有不足。

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中的问题

(一) 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支撑

1.法律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尚未对各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做出统一的规定,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依靠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及法治素养高低, 一旦地方政府领导弛于政务亦或者是对法律顾问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则法律顾问制度往往形同虚设。除此以外, 一个地区各个单位标准不统一或者是压根就没标准, 造成了地区内部的不同, 不利于依法行政, 更不利于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在落实相关政策过程中, 常常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象, 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往往拉大旗作虎皮, 在文件的起草和规划阶段大张旗鼓, 真正到了落实的阶段却流于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导致了法律顾问制度缺乏支撑。

2.经费支撑不足

经费支撑不足, 致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正常运转。当地政府未把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各项工作诸如法律顾问机构、人员的组建无法完成, 出具法律意见书前所需的谨慎性的调查活动无法进行。现阶段, 政府法律顾问的劳动报酬较低, 有的甚至是无偿劳动, 法律顾问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困难重重。

(二) 法律顾问成员管理评估上有漏洞

1.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单一

政府的法律顾问过于依赖于律师。然而律师自身都有较多的社会业务, 他们不但要参与社会上法律事务, 而且还要应付与政府繁杂的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群体的一员, 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其他的考虑, 这就使得他们顾虑重重, 效果不是很明显。除此以外, 由于财力有限, 政府往往聘用一些知名度不高、业务水平较低的律师, 降低了办事效率。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组建法律顾问制度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政府偏爱选择那些社会形象好、知名度高的律师, 把大量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去办, 视他们为全能全才, 其实这些知名度高的律师不可能包办所有事务, 除此以外聘请知名度高的律师费用较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有漏洞

目前, 在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上, 主要方式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初选, 然后征求有关司法部门意见。如此选聘法律顾问, 缺少竞争机制, 有失公平。这样的评选机制不但不利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法律顾问自身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完善

(一) 积极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014年5月4日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对山东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级政府法制机构,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机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各县 (市、区)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乡 (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省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全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 呼伦贝尔市于2014年在全市下发通知, 率先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截至2014年底, 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共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有550家, 同比增长62.7%。其中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156家, 三级政府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320家, 乡镇 (苏木)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74家。2014年鄂尔多斯市在解决湖水污染问题中, 法律顾问深入现场调研, 了解群众诉求。让群众懂得家乡生存环境的中重要性, 要依法依理解决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架起了政府与牧民对话的桥梁, 误会得以澄清。通过这件事, 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在乌审旗政府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地方政府完全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二) 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不规范, 是导致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在选择顾问成员及选择机制中也有较大不足, 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推荐的方式不利于选拨高水平有素质的律师参与工作, 而且这又为私人关系徇私舞弊提供了方便。因此地方领导干部思想的重视与否是建设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地方法律顾问方面的宣传, 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 使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明白建立和施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必要性。海南省自2005年3月建立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制后明确要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报送省长签发之前, 必须有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附署意见。

制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能范围和相应的权利等, 确保法律顾问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 主要是其监督权的规范保障。如今的情况是在法律顾问的监督权方面,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更别说行政参与权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救济方法了。因此, 应当完善监督行政规范, 要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履行职责的参与权、督促权、评价权, 以及对政府未履行义务的申诉权、补救权和控告权。

(三)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

1.经费保障

《吉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第30条明确规定, 法律顾问“为省政府及其领导决策办理法律事务和提供法律咨询不付酬金”。这种规定对提高律师的积极性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调整政府财政关于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方面的预算, 把法律顾问的活动支出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要对所需费用有一个科学的预算安排, 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上就要对该项款项进行细致规定, 设立法律顾问方面的专项资金。在实行的过程中, 对于法律顾问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 要实行奖励性专项拨款。

在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同时, 政府要依据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 将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费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对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项目, 由政府来制定具体费用标准, 依据国家财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法律顾问的费用要科学管理。严格规范法律顾问人员的出差经费和各种活动报销审批, 防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2.人才保障

政府在对经费方面有了充足的预算之后, 要分批次分情况选聘各层次各领域的律师, 以此来增强法律顾问的规范性。从长远来看, 调整司法行政和法制办的职能, 除了应当畅通执业律师成为政府雇员的通道, 以提高法律顾问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外, 政府还应当积极接受社会的监督, 使有知识有素养的非法律人士参与, 提高法律顾问的透明度及广泛性。

四、结语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固然是责任主体, 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新形势下,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 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它在内涵上有别于政府法制工作者、公职律师和政府律师, 在功能上立足于规范政府立法行为、提升行政决策水平和促进政府严格执法, 在权能上享有决策介入权、决策审查权和参与监督权等。

要努力推进从“法律咨询者”向“法治守护者”的角色转变,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建设, 制定类似于《政府法律顾问管理规定》的法律规范,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统一管理模式。明确职责, 进行体系建设。以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总之, 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法规制度上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琳.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应从深圳走向全国[N].深圳特区报, 2014-11-19.

[2]陈燕.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法学, 2015 (3) (总第123期) .

[3]罗岸伟.建立刚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EB/OL]中国律师网, 2013.

[4]陈春艳, 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N].内蒙古日报, 2015-3-24.

[5]民革上海市委.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上海法治政府建设[N].联合时报, 2014-1-3.

法治环境下的中国政府信用建设 篇9

一、政府与公民的法律关系——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关系

近代西方国家和政府的理念是建立在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依据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 国家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 政府是由国家法律建立的, 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立的国家和政府, 当然是属于人民主权者这个一切权力的最终源泉的。这种政治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含有潜在的含义: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问有着利益冲突, 必须警惕代理人的行为, 必要时可以取消委托一代理关系, 解散和重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此类外部行政法在构建政府信用过程中主要是体现人们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 而体现合理性要求的是内部行政法, 外部行政法与内部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两个同心圆, 外部行政法处理的是行政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 内部行政法处理的是行政行为适当还是不适当的问题。两者相比较, 内部行政法在促进政府信用建设过程中意义较大, 因为在实践的复杂行政背景下, 行政执法者的技术性越强, 对于外部行政法的规避就越强, 外部行政法的规范力就越弱。内部行政法是由行政机关制定规则以阐明法律, 其制定规则指导自身的局限性, 知道何种方案更合适其行政官员。鉴于内部行政法对于防治政府失信具有独特的优势, 所以政府信用建设仅仅依靠外部行政法是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 只有内部行政法与外部行政法同时进行, 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二、西方国家政府信用建设——公民的民主观念是政府信用建设推动力

民主是基于“政府是恶”的理念之上的, 认为其执政过程中, 在公众利益与自我利益冲突时, 不可避免地要自我利益优先, 从而损害公民一方的集体利益, 所以民主理念是抑制执政者私念、防止专制独裁、促进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平衡因素。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到近代自然法学派对民主政府的特别强调, 再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西方国家, 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仁道夫 (Ralf·Dahrendorf) 认为:“显然, 公民社会是一切独裁权力的眼中钉、肉中刺。”“集权的统治者们憎恨公民社会更甚于憎恨其他一切, 公民社会抗拒他们的肆无忌惮、骄横狂妄。”[2]所以,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体的有效根基, 是专制政权的张力因素, “公民社会也许是唯一有效反对专制和集权统治的源泉。”[2]所以说, 西方公民对政府有明显的警惕心理和拒绝盲目服从的政治文化。

西方国家重建政府信用的做法主要有: (1) 公民中心的公共服务。许多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将公民视为消费者或者顾客提出了“公民中心”、“顾客导向”、“顾客至上”等观念, 突出公民是双边关系的中心, 凸显了政府的服务功能在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中的重要性。 (2) 公共服务质量运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改善公众对政府的态度, 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措施是实施标杆管理、质量保证措施以及采用信息科技提升服务质量等。 (3) 道德基础运动。改善公务人员的行为, 树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4) 反腐败行动。“腐败没有国界”, 它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危害, 尤其危险的是腐败背后“公众对坏消息的厌倦和无力感”所造成的政府信任衰落问题。 (5) 扩大公民参与。如果排斥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从结果上来看, 参与也许无法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 但是在参与中可以构建完善民主体制。 (6) 透明与公开。通过政府行政的公开化、透明化, 加强公众对政府及其运作的了解, 从而改变不信任态度。 (7) 放松管制。放松管制的内涵在于释放公共部门蕴藏的能量, 提升政府行动的水平。 (8) 绩效改进措施。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关系是与政府绩效密切相关的, 所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也一直致力于通过改进绩效来重建信任关系, 其主要的做法是建立“绩效导向”制度[3]。从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来看, 政府改革或政府再造运动的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是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官僚制改革的目的在于使政府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4]

三、建立有效反腐机制对于政府信用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

腐败现象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是世界性的, 是政治活动中无法根治的顽疾, 是公民利益与执政者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因此社会公众对于腐败问题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但不是默认腐败现象的蔓延, 腐败要控制在一个度的范围之内, 如果超出了这个度, 公民利益受到不可容忍的程度, 那么政府信用将大大降低, 政府想要挽回信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挽回, 如果一个政府的腐败蔓延成为高层腐败和集团腐败, 对于政府信用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在出现腐败个案的情况下, 公众会认为这是个别的个人现象, 而不会认为是政府的整体问题。所以不能姑息腐败现象的扩大化及深层化, 如果腐败蔓延走向广泛性、高层化、集团化、巨额化, 那么公众对于政府就会完全失望, 对政府的信用彻底丧失。

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官僚制度的改革, 总的趋向从理性官僚制向后官僚制转变, 德国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官僚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 是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是技术至上主义的, 强调形式上的合理性, 强调客观和技术, 排斥人的主观性。理性官僚制职责明晰、结构合理、行为专业、制度严格、客观公正, 因此可以达到科学、公正、高效的理想效果。但这种官僚制也有内在缺陷:墨守成规、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美国公共管理学家B.盖伊·彼得斯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有六个基本的概念或原理: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层级制和规则;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内部管制;平等[1]。这六个原则与理性官僚制度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的时代, 传统官僚制度与后工业化经济———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等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不适应的成分日益明显, 因此, 改革官僚制度就成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进行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理性官僚制是适应大规模复制生产的工业化社会要求而产生的, 需要的首先是循规蹈矩、遵守程序, 与之相应, 官僚制度注重的是程序、规范、控制、效率等;而后官僚制, 或者说对传统官僚主义的突破, 是与新的经济体制形态相适应的, 是公民本位主义的, 价值判断的基点是公民利益, 强调原则之下的灵活、服务原则、双向互动、发挥官员主动性等。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不易仓促采用后官僚制, 在理性官僚制发展完善的情况下, 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再向后官僚体制转变。

四、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与政府信用建设相辅相成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与经济体制的变化相适应的, 改革之前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效果甚微, 无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政府制度的改革趋向于建立“精简、高效、透明”的政府公务员队伍, 仅大的机构改革就有4次, 分别在1982—1983年、1988年、1993—1994年、1998年, 政府职能发生很大转变。但是中国的政府体制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在公共利益目标导向、效率原则、职能权力和结构合理化、政府官员履行职责的程度和自觉性、遵守规范和程序、管理体制的完善等方面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 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

中国的政府信用建设及政治体制发展不完善与历史政治传统有关系, 中国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 封建主义占据了历史发展的大部分阶段, 这种历史文化会影响现代执政者的思维方式, 影响现代政治体制的走向。政府信用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 理性官僚体制在传统的工业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 目前中国并没有完成传统的工业化任务, 只有经济形态向更高形态的经济形态转变时, 官僚体制才能超越理性官僚体制向后官僚体制发展。张康之先生说:“走西方走过的路, 永远也无法打破已经形成的这种‘中心——边缘’模式的结构, 只有去发现中心地带所面临的问题, 并率先解决之, 才能改变既有的格局。易言之, 边缘地带所存在的问题是地域性的、特殊性的问题, 而中心地带所存在的问题则是世界共同的和普遍的问题, 是人类共同的主题。”[5]

摘要：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相应的政治体制并未达到目前的经济发展要求, 在此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的是政府的信用发展迟缓问题, 要促进政府信用建设, 必须要厘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借鉴西方的理性官僚体制及后官僚体制, 建立理性、有效的反腐机制, 逐步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关键词：政府信用,政治委托,反腐败,官僚体制

参考文献

[1][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5.

[2][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40-59.

[3]张成福, 孟庆存.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3) .

[4][美]麦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32.

从负面清单看“法治”政府建设 篇10

2014年7月1日, 上海市政府发布《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14年修订) 》。与2013版相比, 新版负面清单开放度更高, 特别管理措施总数由190条缩减为139条, 减少51条;透明度进一步增加, 无具体限制条件的管理措施由55条缩减为25条, 并明确部分无具体限制条件管理措施的条件。临近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颁布新的负面清单, 既是彰显自贸区在改革探索中取得的突破和成绩, 更是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一个政府与市场权力格局变化、制度环境转变以及政府“法治”理念确立的全新节点。

负面清单是中国推进政府管理改革以及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作的一次尝试。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独特的区域内实验负面清单, 并在机会成熟时向全国推开。一方面, 负面清单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空间, 体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另一方面, 负面清单大幅度收缩政府审批范围, 条款相对清晰, 有助于实质性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减少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空间, 其积极意义和长远影响无需置辩。

固然, 由于上海自贸区的示范效应, 一时之间, 各地政府依旧没有摆脱“政策跟风、宣传政绩”的老套路, 各种“清单”层出不穷, 负面清单成为各地政府之间GDP考核弱化后又一竞赛指标。正如一些学者担忧的:好似“一放就乱”的故事重演, “一刀切”的日子貌似近在眼前。在前景堪忧的招商引资背后, 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刺激民间长期被压抑的逐利之心, 各地投机行为一时也是此起彼伏, 政策隐患的担忧自然随之产生。不过, 与其视之为“乱象”, 不如看做是考验。我国的改革进程之中, 并非都是顺风顺水, 市场需要有序放开, 但微观的管理也是不可或缺。如何在“负面清单”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政府权力维持秩序, 既能够让市场开放的需求和公众需要得到满足, 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市场参与主体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发挥市场作用才是负面清单的长久效应。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对市场主体, 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 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治前提下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就是在权力下放后, 市场在法治背景下的有效运行。这其中会产生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应该转变理念, 不仅仅限于运用权力或是发号施令来管理市场, 而是要转变角色, 运用法律对市场进行适度控制和引导,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协调市场变化, 回应公众需求, 形成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这样国家的权力才会逐步向社会回归, 国家与社会, 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就会有良好合作, 政府和市场之辩最终会指向“还政于民”的初衷。

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篇11

[关键词]县级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性；途径

为加快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全面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指出“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县级政府法治建设的现状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总结，探求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以期待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的尽快实现。

一、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

建设法治政府，县级政府是基础和关键，这是由县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1.县级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在我国的政权体系中，县级政府是基层政府的核心。对上，它通过省、州（市）政府与中央政府联系起来，是政策、法律的重要执行者；对下，它通过乡镇政府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服务者。相对于省、州（市）政府，县级政府的事权更加集中，管理事项更加具体，管理对象更加直接，更加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相对于乡镇一级的政府，县级政府的机构设置更加完整，行政职权更加法定，管理事项更加广泛，也更加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加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不仅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为了加强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国务院于2008年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中对市县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作了明确阐述：“市县两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际工作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具体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由市县政府做出，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大多数发生在基层并需要市县政府处理和化解。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

2.县级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连接国家与人民群众的“桥梁”政府，是体现人民政府形象的“窗口”政府，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终端”政府，是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汇的“焦点”政府，由此可以说，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所在；基层政府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性、机构设置上的相对完整性、利益上的相对独立性、公务员人际关系的地缘性和工作岗位的低层次性，更容易出现行政权力的地方利益化、行政执法的非程序化以及行政监督的形式化等倾向，由此可以说，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难点所在。作为基层政府的核心，县级政府更是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县级法治政府建设成功与否，对我国整个法治政府的建设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途径

1.树立法治理念。县级政府要树立法治理念，真正从思想上明确行政权从何而来、权为谁用、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思想认识问题，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政府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一切权力也都应该源于人民的授权。既然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各级政府就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负责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政府本身不追求利益，应当把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政绩。

增强领导干部的行政法治理念，要通过加强培训，使得领导干部时刻更新法治观念，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通过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知识，不断提高法律意识的底蕴；通过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而宣传本身就是自我法律意识提高的途径。在实践中注重改进工作方式，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严格执法，从而真正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2.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完善行政决策的各项制度，保证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目前在行政决策程序中要大力推进专家咨询制度，地方政府对专家的选择必须考虑不同专家的利益立场，尽可能使受决策影响的利益各方都能获得专家代表，从而通过专业知识的相互制约而获得平衡；行政机关不得干预专家的论证意见，不能向专家提供倾向性的意见；专家在咨询过程中的活动应有相应的纪录，便于公众查阅；尊重专家论证意见的科学性，政府最终决策应当说明理由并公开对专家意见的处理情况。

建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制度，行政决策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阳光政府要求政府的行政决策也应该公开、透明。推行公众参与在“阳光”下操作，不仅地方行政决策过程公开，而且结果也公开。通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使公众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性。

切实开展行政决策的评估制度，各级政府机关应当事前对行政决策的成本、目的、效益、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公众的认可程度及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形成完整的决策后评估报告，载明决策评估的相关信息、对实施中决策做出的调整建议及理由，提前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建立行政决策追踪反馈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信息反馈。地方政府内部应该建立一个吸纳和反馈社会意见的专门组织，及时、准确、广泛的征集和受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对征集到的所有意见和建议，都逐一加以整理归纳、认真分析研究，形成有关意见情况的说明材料。

3.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力的行使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建设法治政府，监督是保障。要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防止行政权力的随意放弃或滥用，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在继续强化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等外部监督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专门监督等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进一步加强，提高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民主程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审查规范性文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到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有的还涉及到与党委的关系，因为有些文件是经党委同意甚至是授意的。这就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对报送备案的规章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严格依法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将规范性文件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加强监督。

三、结语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在我国的整个法治政府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加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建设的目标和途径。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严格监督政府权力，为此应当做到行政合法、行政限权和行政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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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12

一、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一条黄金通道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的实现有着原本的亲缘关系。“廉政”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廉政就是政治上的廉洁清明。现在, 廉政从广义上来说, 就是国家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各项公务活动中, 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 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 秉公尽职, 不以权谋私, 不贪污受贿, 不贪赃枉法, 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法规、制度的总和。廉政的主体是国家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者, 政之本也”。

大卫·休谟明确提出, 共和国的政府应该是“法治政府, 而不是人治政府”[1]。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 受法之约束, 不得越位 (即政府内部越权) 、错位 (即政府外部越权) 、缺位 (即政府不作为) 。法治政府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决然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维护, 在价值取向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护。

由此观之, 廉政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没有廉政作基础, 法治将难以实现。而加强廉政建设, 法治不仅是前提, 也是目标。所以说, 廉政建设是21世纪的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进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建立和推行廉政建设, 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法治国家的一条黄金通道。

二、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

廉政建设由权利制约权力的精神而提起, 它是针对行政机关以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本位主义而提出的, 本身就具有理论价值;与此同时, 廉政建设的推行, 也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廉政建设的理论指导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践必然要求按照一系列的制度行事。

(一) 廉政建设需要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依法治权, 而依法治权必须依法治理行政权。因此,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应包含依法行政, 而且依法行政应成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一方面, 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在权力体制中是极不对称的, 行政机关掌握着国家公权力,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公民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是由自身并不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实现的, 他们依靠的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的。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忽视权力还具有极大的腐蚀性、侵略性、扩张性。因此, 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是一种经常的、不可忽视的现象。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治国方略, 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法治政府要求推行廉政建设, 依法行政, 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的制约。

(二) 廉政建设需要民主行政

廉政建设必然要求民主行政。民主行政以承认和尊重公民的理性能力为前提, 以参与自由的实现为价值取向[2]。民主行政强调公民的参政权, 要求政府必须为公民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开辟广阔的自由空间, 增强公民的决策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 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民主权利、社会权利, 实现人民至上地位和权力源泉的正位和还原。现代民主理论认为, 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 权力的行使要向人民负责, 满足人民的各项权利、受人民监督是民主的合乎逻辑的要求。可见, 民主行政是廉政建设的应有内涵, 民主行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于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问题, 核心是建立公民权利监督、控制政府权力的机制问题。因为民主本身就表明了行政权力从集权走向分解, 公民权利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民主行政是廉政建设的内在精神, 它不仅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以人为本的法治情怀, 而且更考虑程序性的民主操作, 强化廉政层面的制度化建设, 架设和构筑起顺畅通达的民意表达途径, 以完善的制度结构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大化。这也正是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三) 廉政建设需要服务行政

廉政建设内在地蕴含着服务行政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行政是从治民观念转到服务于民的观念上来的一种表现。治民观念是依法行政的拦路虎, 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绊脚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不从治民观念转到服务于民的观念上来, 政府及其官员就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公众之间达成一致, 立法就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 执法就不能达到“执法为民”的要求。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接受监督, 乃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应有内涵。服务行政必然要求行政主体是服务主体。行政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者, 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 拥有一定的权力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只有权力而无责任, 权力就会被滥用。我国《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仅仅明确政府应承担责任还远远不够, 还要加强工作责任落实和监督力度, 强化政府责任与权力的统一, 完善责任追究和监督制度。

综上所述, 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是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而推行廉政建设, 恰恰与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一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廉政建设才构成了迈向法治政府的黄金通道。

三、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现有制度反思:完善的对策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指出:“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使惩治与预防、教育与监督、深化体制改革与完善法律制度有机结合,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针对上述推行廉政建设对于实现法治政府的重要性以及所应具备的内在制度要求, 审视我国目前的廉政建设和法治现状, 不难发现, 在实践中, 主要存在着三个缺位:一是程序规则缺位;二是责任制度缺位;三是体制制约缺位。针对以上三个缺位, 笔者试作以下构思:

(一) 推行廉政建设的关键点——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程序法》

程序, 实际上就是操作规程。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 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行政程序发达与否, 是衡量一国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法治行政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 是否依程序行政是区别“法治行政”和“人治行政”的分水岭。在现代法治建设中, 行政程序对实现法治政府、推行廉政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行政程序本身所具有的可控制行政行为的功能, 决定了行政程序具有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主权的作用。行政程序要求行政主体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理由和要求, 明确告知其程序权利以及程序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 行政程序可以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可行性的监控, 为行政权趋于正当、合理起一种引导性功能。中国素有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传统, 再加上行政程序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导致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已有的一些程序规定也不统一, 更不具体。可见, 程序不完备必然不利于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众所周知, 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最佳方案选择来看, 事先监督显然优越于事后监督, 预防性监督显然优越于追惩性监督, “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已势在必行。

为推行廉政建设, 完善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制度, 实现法治政府, 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可对行政机关设定一些原则, 如便民原则、及时高效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也可建立一些制度, 如听证、信息公开、说明理由等, 这些原则和制度一旦设定, 就成为了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 同时也就成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 湖南省先行试水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定》, 不仅具有开全国之先河的特殊价值, 而且对于推动当地政府依法行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先地方后中央”的做法可为将来国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做出铺垫。

(二) 推行廉政建设的突破点——制定《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如果说《行政程序法》是在事前控制行政权的范围和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方式, 那么《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则是事后对行政权进行制约。领导就是责任, 政府就要服务, 预防和惩治是紧密相连的, 有了健全完美的法律, 才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我国目前法治建设而言, 在实践中尚缺少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 在许多领域, 至今仍然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状况, 如《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多年来仍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因此, 必须加快法制建设, 制定《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以法制建设推进法治进程。

(三) 推行廉政建设的着力点——监督机制化

诚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3]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和扩张性, 必须为权力套上法治的枷锁。廉政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就是廉政监督, 它把监督贯穿于始终。监督机制的健全, 全方位监督体系的形成, 对廉政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 在推行廉政建设过程中, 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还未能得到发挥:一是有关监督的规定还比较原则, 有些监督流于形式, 缺乏具体操作性;二是缺乏外部监督的力度。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廉政监督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完善廉政建设的内控监督机制。

随着行政权的扩大, 行政人员增加, 行政机构膨胀, 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扯皮, 造成人、财、物资源大量浪费, 形成了效率低下的“帕金森定律”。为建设法治政府和高效政府, 必须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组织法。第一, 对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要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以便对行使权力的后果负责;第二, 要单独制定行政机关组织法和编制法, 主要规范行政机关人员的总定员和对编制的管理, 规定行政机关在内部调整人数时, 关于编制的提出、审查、论证和批准的程序, 使机构调整、职权划分和人员编制法律化、规范化。

2. 完善廉政建设的外部监督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 对各级政府而言是当然的监督机关, 但人大的监督方式应有所改革。笔者认为, 人大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在廉政建设方面实施监督:一是人大机构要进一步优化, 增设监察委员会。增设专门监督机构,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实践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工作方针政策来看, 监察委员会是急需设置的。二是人大代表要逐步职业化。按规定, 人大代表应该代表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监督政府, 现在倒形成了前届政府监督后届政府的怪状。所以人大的监督应当是在职龄的制度性安排, 而非卸职、超龄后的“照顾性”安排。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变化十分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型期, 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推动下, 政府正在告别传统的“人治”治理方式, 而逐步向法治政府迈进。而推行廉政建设, 作为转型过程中改革治理方式的突破口, 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条黄金通道。为此, 我们应从实践中总结, 从理论中升华, 以寻找出实现法治政府更加科学的良策。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著.张若衡译.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59.

[2]陈峰.适应现代化行政价值观——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另一侧面分析.公共行政与人事资源, 199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