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共12篇）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1

廉政与法治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 是社会高度发展的标志。法治也称“法的统治”, 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 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 由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而腐败则是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行使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行为。所以, 腐败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结石”, 廉政建设则是消解这一结石的良药。

一、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一条黄金通道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的实现有着原本的亲缘关系。“廉政”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廉政就是政治上的廉洁清明。现在, 廉政从广义上来说, 就是国家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各项公务活动中, 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 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 秉公尽职, 不以权谋私, 不贪污受贿, 不贪赃枉法, 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法规、制度的总和。廉政的主体是国家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者, 政之本也”。

大卫·休谟明确提出, 共和国的政府应该是“法治政府, 而不是人治政府”[1]。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 受法之约束, 不得越位 (即政府内部越权) 、错位 (即政府外部越权) 、缺位 (即政府不作为) 。法治政府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决然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维护, 在价值取向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护。

由此观之, 廉政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没有廉政作基础, 法治将难以实现。而加强廉政建设, 法治不仅是前提, 也是目标。所以说, 廉政建设是21世纪的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进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建立和推行廉政建设, 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法治国家的一条黄金通道。

二、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

廉政建设由权利制约权力的精神而提起, 它是针对行政机关以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本位主义而提出的, 本身就具有理论价值;与此同时, 廉政建设的推行, 也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廉政建设的理论指导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践必然要求按照一系列的制度行事。

(一) 廉政建设需要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依法治权, 而依法治权必须依法治理行政权。因此,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应包含依法行政, 而且依法行政应成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一方面, 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在权力体制中是极不对称的, 行政机关掌握着国家公权力,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公民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是由自身并不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实现的, 他们依靠的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的。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忽视权力还具有极大的腐蚀性、侵略性、扩张性。因此, 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是一种经常的、不可忽视的现象。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治国方略, 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法治政府要求推行廉政建设, 依法行政, 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的制约。

(二) 廉政建设需要民主行政

廉政建设必然要求民主行政。民主行政以承认和尊重公民的理性能力为前提, 以参与自由的实现为价值取向[2]。民主行政强调公民的参政权, 要求政府必须为公民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开辟广阔的自由空间, 增强公民的决策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 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民主权利、社会权利, 实现人民至上地位和权力源泉的正位和还原。现代民主理论认为, 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 权力的行使要向人民负责, 满足人民的各项权利、受人民监督是民主的合乎逻辑的要求。可见, 民主行政是廉政建设的应有内涵, 民主行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于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问题, 核心是建立公民权利监督、控制政府权力的机制问题。因为民主本身就表明了行政权力从集权走向分解, 公民权利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民主行政是廉政建设的内在精神, 它不仅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以人为本的法治情怀, 而且更考虑程序性的民主操作, 强化廉政层面的制度化建设, 架设和构筑起顺畅通达的民意表达途径, 以完善的制度结构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大化。这也正是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三) 廉政建设需要服务行政

廉政建设内在地蕴含着服务行政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行政是从治民观念转到服务于民的观念上来的一种表现。治民观念是依法行政的拦路虎, 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绊脚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不从治民观念转到服务于民的观念上来, 政府及其官员就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公众之间达成一致, 立法就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 执法就不能达到“执法为民”的要求。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接受监督, 乃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应有内涵。服务行政必然要求行政主体是服务主体。行政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者, 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 拥有一定的权力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只有权力而无责任, 权力就会被滥用。我国《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仅仅明确政府应承担责任还远远不够, 还要加强工作责任落实和监督力度, 强化政府责任与权力的统一, 完善责任追究和监督制度。

综上所述, 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是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而推行廉政建设, 恰恰与法治政府的内在制度要求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一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廉政建设才构成了迈向法治政府的黄金通道。

三、廉政建设迈向法治政府的现有制度反思:完善的对策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指出:“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使惩治与预防、教育与监督、深化体制改革与完善法律制度有机结合,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针对上述推行廉政建设对于实现法治政府的重要性以及所应具备的内在制度要求, 审视我国目前的廉政建设和法治现状, 不难发现, 在实践中, 主要存在着三个缺位:一是程序规则缺位;二是责任制度缺位;三是体制制约缺位。针对以上三个缺位, 笔者试作以下构思:

(一) 推行廉政建设的关键点——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程序法》

程序, 实际上就是操作规程。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 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行政程序发达与否, 是衡量一国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法治行政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 是否依程序行政是区别“法治行政”和“人治行政”的分水岭。在现代法治建设中, 行政程序对实现法治政府、推行廉政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行政程序本身所具有的可控制行政行为的功能, 决定了行政程序具有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主权的作用。行政程序要求行政主体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理由和要求, 明确告知其程序权利以及程序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 行政程序可以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可行性的监控, 为行政权趋于正当、合理起一种引导性功能。中国素有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传统, 再加上行政程序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导致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已有的一些程序规定也不统一, 更不具体。可见, 程序不完备必然不利于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众所周知, 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最佳方案选择来看, 事先监督显然优越于事后监督, 预防性监督显然优越于追惩性监督, “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已势在必行。

为推行廉政建设, 完善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制度, 实现法治政府, 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可对行政机关设定一些原则, 如便民原则、及时高效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也可建立一些制度, 如听证、信息公开、说明理由等, 这些原则和制度一旦设定, 就成为了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 同时也就成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 湖南省先行试水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定》, 不仅具有开全国之先河的特殊价值, 而且对于推动当地政府依法行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先地方后中央”的做法可为将来国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做出铺垫。

(二) 推行廉政建设的突破点——制定《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如果说《行政程序法》是在事前控制行政权的范围和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方式, 那么《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则是事后对行政权进行制约。领导就是责任, 政府就要服务, 预防和惩治是紧密相连的, 有了健全完美的法律, 才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我国目前法治建设而言, 在实践中尚缺少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 在许多领域, 至今仍然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状况, 如《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多年来仍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因此, 必须加快法制建设, 制定《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条例》, 以法制建设推进法治进程。

(三) 推行廉政建设的着力点——监督机制化

诚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3]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和扩张性, 必须为权力套上法治的枷锁。廉政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就是廉政监督, 它把监督贯穿于始终。监督机制的健全, 全方位监督体系的形成, 对廉政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 在推行廉政建设过程中, 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还未能得到发挥:一是有关监督的规定还比较原则, 有些监督流于形式, 缺乏具体操作性;二是缺乏外部监督的力度。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廉政监督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完善廉政建设的内控监督机制。

随着行政权的扩大, 行政人员增加, 行政机构膨胀, 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扯皮, 造成人、财、物资源大量浪费, 形成了效率低下的“帕金森定律”。为建设法治政府和高效政府, 必须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组织法。第一, 对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要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以便对行使权力的后果负责;第二, 要单独制定行政机关组织法和编制法, 主要规范行政机关人员的总定员和对编制的管理, 规定行政机关在内部调整人数时, 关于编制的提出、审查、论证和批准的程序, 使机构调整、职权划分和人员编制法律化、规范化。

2. 完善廉政建设的外部监督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 对各级政府而言是当然的监督机关, 但人大的监督方式应有所改革。笔者认为, 人大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在廉政建设方面实施监督:一是人大机构要进一步优化, 增设监察委员会。增设专门监督机构,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实践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工作方针政策来看, 监察委员会是急需设置的。二是人大代表要逐步职业化。按规定, 人大代表应该代表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监督政府, 现在倒形成了前届政府监督后届政府的怪状。所以人大的监督应当是在职龄的制度性安排, 而非卸职、超龄后的“照顾性”安排。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变化十分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型期, 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推动下, 政府正在告别传统的“人治”治理方式, 而逐步向法治政府迈进。而推行廉政建设, 作为转型过程中改革治理方式的突破口, 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条黄金通道。为此, 我们应从实践中总结, 从理论中升华, 以寻找出实现法治政府更加科学的良策。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著.张若衡译.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59.

[2]陈峰.适应现代化行政价值观——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另一侧面分析.公共行政与人事资源, 1997, (6) .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86.158.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2

申论热点汇总，了解申论热点，为申论写作积累素材与符合考试的表达方式。什么是申论?申：申述、申辩、说清楚;论：就是论据、进行论证。申论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加于论证。公务员考试中申论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社会热点和难度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对策。

建设法治政府与全民法治思维

背景链接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发现，一些权力部门责任担当意识不够，有的干部存在选择性作为等问题。2014年7月，国务院曾提及“选择性落实”，并视为“作风不扎实”的表现之一。

深度解析 [权威论述]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习近平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李克强

用立行立改的实际行动提升政府公信力，使各项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造福人民，并为今后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李克强

[法治政府的内涵]

法治政府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为法制政府。

首先，法治政府是阳光政府。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一方面要健全政府职能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观念。

其次，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一是政府权力有限。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因此，政府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才能获得权力和行为的合法性。二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职能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三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客观上也要求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

再次，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诚信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本条件，也是政府得以存在和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诚信原则是政府行使权力、进行行政管理所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具有指导性，而且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领域，同样具有适用性和拘束力。要做到诚实守信，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真实性、善良性、稳定性、透明性。

最后，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应当是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即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是对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从法治角度来看，权力与责任是相联系和相统一的，有权必有责，行使多少权力必须承担多少责任。

[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挑战增多。要解决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必须深化改革，同时也要求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

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方略能否落实。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是统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两翼”。

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主体，法治政府是重点。

[参考对策]

一是树立对法治的信仰，提高全民法治思维。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法治权威，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崇。中国法治的进程应该是褪去神秘的面纱，把法治的方方面面推向人民，让人民了解、参与、监督。把法治的思维带入普通群众心中，让人民体会到法治的过程，真真实实感受到法治带给人民生活的变化。

二是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继续做好普法学法用法守法工作，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常识。创新方式，重点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把庭审搬到高级领导干部的课堂上，让领导干部通过旁听案件，甚至是参与应诉，亲自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

三是健全行政决策制度机制，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要健全行政决策形成机制和程序。依法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和量化标准，并向社会公布;进一步推动参与式行政程序建设，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实施机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完善决策听证制度;建立健全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组织评测等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要健全行政决策后评估和纠错问责机制。完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报告、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与决策效果评估制度，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讨论记录备案制度，建立完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案件。

四是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简政放权、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削减行政权力，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切实划清政府和市场、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削减行政权力，制定权力清单，特别是把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许可权、收费权、决策权逐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受到严格的规范和制约，让人民群众和舆论有效监督，接受司法的监督。

五是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营造良好法制环境。要加强政府信息管理。加强重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准确、依法、依规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受理、答复依申请公开事项，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继续做好法制信息报送工作。进一步健全信息报送工作制度，拓宽信息收集渠道，提高信息质量。要加强依法行政宣传工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党的十八大对依法行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营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良好社会氛围。

六是将法治建设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合理的激励评价制度是动力。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法治，推动中国前行的力量 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依法治国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开头示例]

只有拥有法治思维，才能理解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等价值追求的总和，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而现代法治政府应该是一个人本、服务、有限、责任、诚信、高效的政府。因此，培育法治精神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柱石。

[结尾示例]

严复曾言:“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法治中国不但意味着优良而科学的政体，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秩序和洽切而和谐的人世生活;法治中国必然是良法之治的中国，必然是具有国家德性的中国，也必然是公民崇法信法守法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培育法治精神，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每个公民的期望所在。

申论范文

法治政府引领法治社会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宪法并日益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众把关注的目光对准了法治政府建设这一环。

时下，法治社会建设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这让如何建设法治政府，借此更好地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期待，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内容，也是加速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各级政府理应切实行动起来，不断将法治政府建设引向深入，将日常决策、执行，乃至监督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责相连，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在法律框架内作出决策，提供服务，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

树立法治意识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理，法治意识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树立。作为行政服务的主体，各级行政机关的广大公务员理应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表率。“无规矩不成方圆。”公务员们要从思想入手，不断增强对依法行政的思想认同和理论认同，在不断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力度、及时掌握法律法规精髓的同时，牢固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思想意识，努力做依法履职的先锋，进一步加强依法履责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规则治理的主动性，并将法治意识切实用于指导广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每一项行政服务，确保行政服务的合法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促进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皆由人民赋予，自当服务于民，如果不能通过行政权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辜负。同时，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准确理解法律法规的精神，执法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理当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施，否则就是违法。一旦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就会让原本平等的行政关系变得不平等，也会让广大群众因此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让法律的正确实施变得阻碍重重。故而，行政机关必须始终把握好依法行政这个前提，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让广大群众满意。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3

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本刊为您梳理四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的新鲜提法。

关键词：依宪治国

【公报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解读】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褚宸舸：如能够激活宪法监督，某部法律法规违反宪法，可以通过宪法监督或宪法解释，宣布其全部或部分无效，宪法对立法监督乃至对政治的规范性就可以加强，宪法的生命力就焕发出来了。

关键词：法治政府

【公报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解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公报首次提出了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党践行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的重大抉择，也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实践。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还需要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责任法。

关键词：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公报摘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体制机制的改革，本质上是法律的改革，只有改革与法律同步才能避免冲突。

关键词：扩大地方立法权

【公报摘要】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设区的市全部赋予地方立法的权力，更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立法，赋予地方立法权更有利于其行使权利，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积极的意义。立法权往地方扩大，可以大大加大立法速度和数量。

关键词：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公报摘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解读】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这项制度对反腐败也能发挥作用，比如问题官员落马后，可以进行倒查，这让官员不会再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侥幸心态，选人用人也会更加谨慎。

关键词：独立公正司法

【公报摘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建立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使得任何一个领导干预司法的时候都心有余悸，不能、不敢。

关键词：法治思维

【公报摘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教授马怀德：这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最重要的一项制度。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称职，能否晋升，关键是看他有没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关键词：跨区划法院检察院

【公报摘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解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是触及司法体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解决司法地方化的治本做法。按照司法规律进行重组，各类案件的审判将变得更为独立，极大地促进法院的公正审判。

关键词：法律职业准入制度

【公报摘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立法工作者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并且要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实践经验，优秀的律师和法学专家符合这两项条件，还会丰富立法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促进我国立法更加成熟完善、具有前瞻性。

关键词：深化基层治理

【公报摘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解读】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公报强调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或组织章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很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靠党委政府来包揽一切是难以实现的。让出一部分空间，让基层组织发挥自我管理和约束的功能，这是我国在未来需要大发展的领域。

（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重大任务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研究 篇4

一、充分认清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 从政府功能转换实践看必然性

建国初期, 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需要, 我国坚持全能政府的理念, 设定政府职能并构建政府体系。此时的政府, 主要是依靠行政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政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法治化进程也走入“快车道”, 政府职能也随之发生重要改变, 特别是我国近些年持续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如2004年、2010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在处理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关系, 正确界定政府职能, 严格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上取得突出成绩。然而很大程度上, 全能政府理念仍然在政府管理理念中仍起着支配作用, 政府管理行为在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相冲突, 离“将市长的职能还给市长、将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的目标, 还有较大差距。

(二) 从坚持问题导向看重要性

习主席反复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将工作的主攻方向, 放在解决突出问题上。着力建设法治、服务、责任、清廉政府,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是政府自身建设的永恒主题。十八大以来, 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人民群众的满意率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加强的地方。比如, 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繁杂的问题依然突出, 证明“你妈是你妈”“北漂小伙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等现象屡禁不绝;各级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行政执法不严、不公、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些问题, 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进一步明晰政府功能界定, 缩减权力清单。

(三) 从推进“四个全面”看紧迫性

十八大以来, 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治国理政能力建设, 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四个全面”的必然要求。首先,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攻山头、涉险滩、啃硬骨头形成“新常态”, 必然涉及到利益的深刻调整。政府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 要想破除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 就必须按照依宪施政、依法行政, 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 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法治支撑。其次, 建设法治政府, 在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再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必须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强化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统筹处理好“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关系, 激发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化解社会矛盾, 确保整体推进, 确保在2020年如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二、切实厘清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一) 全面把握法治政府的内涵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要全面把握法治政府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依法办事。执行法律是政府首要职责, 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 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二是制度完善。重点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 加强法规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 确保法规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 谨防单方面体现部门意志, 谨防小范围体现专家意见;还要进一步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三是依法决策。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四是公正执法。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环保、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 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切实做到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干扰、权力意识, 杜绝选择性执法、不公正执法、粗暴执法。五是政务公开。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凡是不涉及国家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都要向社会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切实通过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确保政府提供公正服务。六是监督问责。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突出审计、监察履职, 加强财政、预算、投资审计和各种专项审计, 加强对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的监察和问责, 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责任。

(二) 深刻理解服务型政府的要义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一是要积极服务保障, 防止不管事、不作为。首要的是要给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提供积极的服务和保障。即为市场提供宏观调控服务,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 促进结构优化, 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稳定市场预期,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要坚决简政放权, 防止大包揽、乱作为。服务型政府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淡化自身传统上的投资主体角色, 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 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三是要优化组织结构, 防止杂而乱、多而散。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 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原则, 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各个部门要明确职责、理顺关系, 同时要统筹理顺政府部门与党群机构的关系。根据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 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还包括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对行政区划设置做科学研究、充分论证, 视情探索推进省直管县 (市) 体制改革。

(三) 准确把握二者相互关系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 服务型政府首先必须是法治政府, 它必须依法产生, 决策依法、化解矛盾用法、成事靠法。服务型政府, 核心在于“为民”, 坚持权为民所用, 而行政之要在于“依法”, 因而, 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 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必然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责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时代要求。必须坚持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

三、紧紧扭住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是一个系统工程, 牵涉面广, 联动性强, 必须紧紧扭住关键环节, 坚持以点带面, 全面整体推进。

(一) 要大力简政放权

核心是做到“精简、放权、优化、监管”八个字。一要精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取消各部门、各单位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行政审批服务及管理事项, 公布审批事项目录清单, 该取消的事项一律取消。二要放权。主动向市场放权, 重点围绕放宽市场准入, 实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善于向社会放权, 凡是社会能承担的坚决放给社会。三要优化。简化程序, 优化流程, 彻底解决前置性审批问题。坚决取消部门利用红头文件或其它方式设置的审批前置条件, 坚决杜绝部门擅自提高门槛审批、随意限制审批数量的行为。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充分发挥网络审批和电子监察作用, 积极推行联合审批, 尽力降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进一步压缩审批事项和时限。四要监管。简政绝不是“减政”。要切实担当起宏观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 推进政府治理提质提效。

(二) 要提升公共服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期待获得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一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以人民群众需求最迫切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养老服务、公共体育等服务为重点, 强化增量资源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积极盘活优化存量资源, 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均衡发展, 加快公用设施向农村延伸。二要强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突出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实施“交通同网、城镇同建、产业同兴、环境同治、城乡同筹”, 并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三要强化公共服务机制创新。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 探索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和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缓解政府的供给压力, 提高供给的效率和效益。

(三) 要强化社会治理

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一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化“社会本位”理念, 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政府对社会的传统管理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 加快由被动、刚性管理向主动、柔性服务转变, 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二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降低门槛、放开登记, 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规范,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更好地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抓紧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性意见, 明确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职能目录。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并探索一业多会, 引入竞争机制, 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三要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及时反映和协调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 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 做到早发现、先防范、快处置。

(四) 要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也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行政事务必须坚守的基本底线。一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政府决策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要增强制度意识, 及时完善、严格执行行政决策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社会公示与听证、政府法律顾问、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 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发布、备案和清理工作, 增强规范性文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行政执法机制, 实行重大案件审查机制, 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 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强化对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的定期培训和考核, 严格执法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大力改进执法方式,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三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大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民生事项、重大投资项目、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 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房分配等信息, 要详细公开。拓宽办事公开领域, 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 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 打造阳光政府。

摘要：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认清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紧迫性, 切实厘清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紧紧扭住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全面正确履职尽责,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关键词：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杜明中.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建设[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09.

[2]温国庆.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关系辨析[J].人们论坛, 2014.12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5

县委依法治县办公室：

按照XX要求，现将我单位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县志办法行政能力为目标，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了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定期研究部署，精心组织安排，狠抓了各项任务的落实，做到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股室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制定了年度普法依法行政工作要点，明确了法治建设工作目标任务，确保法治建设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以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xxx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宪法》《民法典》《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法律和规定，将“七五”普法工作列为单位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周密安排，狠抓省州县“七五”普法工作的贯彻落实。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采取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普法宣传教育方式，深入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单位工作人员的学法用法宣传教育，积极营造依法依规办事，繁荣稳定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单位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提升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能力和自觉性。

（三）靠实工作责任。为落实行政依规责任制，我单位对工作人员基本职责、学习培训、宣传教育、工作程序、工作效能、责任落实、过错追究、考核评议、工作规范、时限等做出明确规定。整合内部职能，将法制责任、工作标准、违法责任制度化，实行目标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

我单位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一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思想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工作人员行为还不够规范，依法办事观念还不够强，在工作中忽视程序的情形仍然存在。三是工作人员执法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法治培训教育还需加强。依法行政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五是学法用法意识不够强。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法制政府建设工作的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州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按照《法治政府实施纲要》《甘肃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临夏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精神，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依法行政、真抓实干，重点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即知即改。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自查和整。进一步健全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严格规范各项行政权力的运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办事能力，确保公开、公正、文明、规范依法依规决策。

关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思考 篇6

关键词：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的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对我国法治政府确立的6个层面、24个字的基本标准，使得我国法治政府的内涵更加丰富，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

一、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科学化和权责法定化

政府职能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职能范围很广、权力很大，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今法治条件下，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去干预市场上的事情，要靠市场自身去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情，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解决，所以在当今条件下，我们要求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了明确的界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

要用法治造就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进政府职能法治化建设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当前，我国有关政府职能的组织法规范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组织法对规范政府职权、约束公务员行为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国家公务员法》是一部重要的通过组织法规范政府职权的行为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务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培训、退休以及国家对公务员其他管理等问题，是我国在行政组织制度方面的主要法律规范之一，也是一部适应我国管理行政组织人员重要法律。但我国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的法律规范也有待修改，以更加适应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

权责法定就是政府的所有权力均要用法律明确规定，“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要规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不作为的标准，政府行为的责任。“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行政权力来自于法律的赋予，行政职权法定是法治的基本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是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要求。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行政决策机制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04年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及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都强调行政决策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对于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是提高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行政行为的重要手段。其实在2010年国务院作出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指出，“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强势部门以各种理由不遵守合法性审查程序，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失误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恶劣的，严格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其特点是，政府是法治建设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民众的作用则比较消极被动。改革开放以来，即中国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政府主导的。因此，中国的法治进程也表现出强烈的政府推进型特征，有能力推动社会变革的政府必然是强势政府，即拥有高度决策权和高度治理能力的政府。行政权力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决定、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动行政执法法治化建设

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这一要求强调了行政执法的重要性。针对我国当前执法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公，执法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推进执法法治化建设。“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村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跨部门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这是对当前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海洋渔业、城市管理等领域存在的执法不力、执法暴力问题的回应。当前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应以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为重点，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体制为目标。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当前应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作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针对各类执法行为，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健全行政执法调查取证、告知、听证、集体讨论决定、罚没收入管理、执法争议协调等制度，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制定执法自由裁量行使规则，对执法自由裁量权予以细化、量化和严格规范，并公布执行。

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保障机制，要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必须加强行政执法制度保障建设。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只把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希望寄托于执法队伍建设，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和约束。为了保障执法机关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牢固树立法律至上意识，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还需要加强行政执法制度保障建设，推动行政执法法治化建设。

四、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法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政务信息，增强行政透明度，是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

2006年，我国中央政府的门户网站正式开通，随后全国县级以上政府及所属部门先后建立了门户网站，国务院各部门和单位及省级人民政府也建立了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公民的知情权提供了保障，也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各界从思想、制度、实践、法律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才能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深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使权力行使更加规范有序。加强基层政务公开，使群众享受到更多优质高效的服务。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有利于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发挥。法治政府应当力求做到阳光政府。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政府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如何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的依据、程序、结果都要及时公布，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让公众了解、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使权力。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加快舆论监督的法治建设，建立健全舆论监督引导机制、纠错机制、反馈机制，提高舆论监督的导向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提高通过舆论监督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识和能力，真正做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结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程序规则，有效促进各级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严格履行职责，大力推行行政决策公开，落实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 号）.

[2]温家宝.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N].人民日报，2004.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J].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马怀德.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政府[J].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5]马怀德.法治政府特征及建设途径[N].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6]马凯.忠实执行宪法法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M].中国人大.2011.

[7]江必新等.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提升法治素养建设法治政府 篇7

一、当前基层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特权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特权思想,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眼前利益,规避法律甚至突破法律的界限。个别领导习惯按个人意志、个人喜好办事,忽视法律规定。

二是行政执法不规范。基层执法主要问题有:执法乱作为,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侵犯老百姓权利,粗暴执法、违法办案等现象时有发生;执法不作为,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随意性较大;执法无效,对城市管理顽疾执法有效性不强,惯性地将“执法”等同于“执罚”。这些问题导致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是行政执法不衔接。基层政府还存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及执法机关之间不能有效协调等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执法过程中会涉及各部门之间执法环节的相互衔接,一些部门存在本位主义,就容易发生部门间的相互扯皮推诿,造成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真空”地带。

二、浅析基层依法行政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是基层政府缺乏法治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对推进依法行政重视不够,体现出推进依法行政就是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有唯利是图的倾向。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欠缺。一些领导“官本位”观念突出,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甚至有的领导不懂法、不知法。

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有的法是“残缺法”。有对违法情形的表述,却没有作出处罚和惩戒的规定。有的法是“滞后法”。一些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得不到及时修改、完善。还有部分“冲突法”。即,存在部门法交叉冲突问题。很多行政法规是由部门立法,部门职能色彩较浓,因而造成部门间执法中的各自为政、不衔接。

三是监督考核机制缺乏。当前对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还没有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因此,造成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内驱动力不足,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同时,行政监督制度不落实,领导干部违法行政没有及时问责等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加快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

一是提高法治思维,弘扬法治行政文化。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重点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的能力。通过建构和弘扬法治行政文化,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的法治观念,包括:宪法法律至高无上观念;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天职的观念;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观念等。

二是明晰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科学合理设置政府职能。要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关系,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法定职责明确下来,让基层的领导干部明确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制度化。要科学设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事权,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的事项,全部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三是健全决策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行政管理方式加以改进。坚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按照职权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的要求,所有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要遵循五项基本法定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还必须建立和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同时,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善于采取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四是健全考核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提高基层政府和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关键是要把依法行政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机关和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积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政府权力行使往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此,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建设。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实行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等五项具体政务公开。

摘要：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当前基层政府是依法行政工作的薄弱环节,存在行政决策不透明、行政执法不规范、不衔接等问题。为此,基层政府要强化法治思维,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1]李吉斌.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N].法制日报,2013.

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篇8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依法行政也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84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 依法办事”。

1993年,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 严格依法办事”, 确立了依法行政原则。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自此依法行政准则基本确立。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政府是法治政府。

1999年, 《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原则, 赋予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 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加速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1999年底,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法治的关键在于治权, 而治权的重点则在于行政权的控制, 鉴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中的关键地位, 出台了《决定》, 试图推动国务院自身及其治下的所有行政机关的法治建设。此后,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开始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行政执法, 强化执法监督, 依法行政的能力有所提高。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同时明确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做到“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要“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推进依法行政”。

2004年3月, 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是具有行政法制建设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 它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 对改善行政管理、推进法制革新、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要求,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即到2014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但《实施纲要》只是在体制、机制、法制和领导干部观念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表述, 而至于法治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符合哪些指标体系才是法治政府, 并未细化。

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 明确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 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2006年5月17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银行在京联合主办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要“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

2006年9月4日, 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府建设, 推进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提高行政效能, 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贯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推进依法行政”;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2008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截至2006年底的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 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2008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指出,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 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紧迫任务。规定了改革行政执法体制,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内容。

2010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 配合《实施纲要》出台的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意见,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再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这份意见从配合《纲要》入手, 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作法, 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发生, 要求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侵权要赔偿”, 以此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众利益, 充分体现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就是“治官”和“治权”。

2012年12月4日,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提出, 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他指出, 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根基在于广大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树立法治思维, 就必须信仰宪法和法律、相信法律,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2012年,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如果没有一个法治政府, 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说, 法治政府建设也是小康社会建成的保障。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内容、一项新要求提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不仅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的速度将要加快, 且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心将从“规范执法”行为转向“规范决策”行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框架下, 超出了国务院在2004年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的立足点, 法治政府建设的地位和政治依据也发生了变化。自此之后, 法治政府建设成为党的号召, 成为治国理政的目标, 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它已经是全党、全国都要做的事情, 而不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情。”

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这四个方面的能力;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继续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输入了一些精神和原则层面的内容, 如公平、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 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价值取向更加清晰。

2013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批示中, 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的主体, 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重申。习近平还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意思是说, 在国家层面上, 通过依法治国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执政党层面上,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依照宪法执政, 介入或影响国家政权, 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依法行政, 到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所以要把依法行政放在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来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这是运用全局思维、战略思维, 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关系以及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一次新的解读。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法治中国”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并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工作方向。它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 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升级版和综合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 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则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和改革内容。

综上,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从“和尚打伞, 无法 (发) 无天……宪法有什么用, 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 (毛泽东语) , 到现在的依法治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老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16字方针到十八大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 再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三位一体;从“2014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新目标;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中国建设;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中国用6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别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用30多年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而且基本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从负面清单看“法治”政府建设 篇9

2014年7月1日, 上海市政府发布《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14年修订) 》。与2013版相比, 新版负面清单开放度更高, 特别管理措施总数由190条缩减为139条, 减少51条;透明度进一步增加, 无具体限制条件的管理措施由55条缩减为25条, 并明确部分无具体限制条件管理措施的条件。临近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颁布新的负面清单, 既是彰显自贸区在改革探索中取得的突破和成绩, 更是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一个政府与市场权力格局变化、制度环境转变以及政府“法治”理念确立的全新节点。

负面清单是中国推进政府管理改革以及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作的一次尝试。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独特的区域内实验负面清单, 并在机会成熟时向全国推开。一方面, 负面清单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空间, 体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另一方面, 负面清单大幅度收缩政府审批范围, 条款相对清晰, 有助于实质性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减少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空间, 其积极意义和长远影响无需置辩。

固然, 由于上海自贸区的示范效应, 一时之间, 各地政府依旧没有摆脱“政策跟风、宣传政绩”的老套路, 各种“清单”层出不穷, 负面清单成为各地政府之间GDP考核弱化后又一竞赛指标。正如一些学者担忧的:好似“一放就乱”的故事重演, “一刀切”的日子貌似近在眼前。在前景堪忧的招商引资背后, 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刺激民间长期被压抑的逐利之心, 各地投机行为一时也是此起彼伏, 政策隐患的担忧自然随之产生。不过, 与其视之为“乱象”, 不如看做是考验。我国的改革进程之中, 并非都是顺风顺水, 市场需要有序放开, 但微观的管理也是不可或缺。如何在“负面清单”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政府权力维持秩序, 既能够让市场开放的需求和公众需要得到满足, 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市场参与主体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发挥市场作用才是负面清单的长久效应。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对市场主体, 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 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治前提下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就是在权力下放后, 市场在法治背景下的有效运行。这其中会产生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应该转变理念, 不仅仅限于运用权力或是发号施令来管理市场, 而是要转变角色, 运用法律对市场进行适度控制和引导,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协调市场变化, 回应公众需求, 形成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这样国家的权力才会逐步向社会回归, 国家与社会, 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就会有良好合作, 政府和市场之辩最终会指向“还政于民”的初衷。

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探析 篇10

一、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必要性

(一) 政府依法行政的内在需求

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 这就要求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但现实中, 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出现了种种问题, 根本原因是公权力在行使时, 没有认真审视法律规定。建设法治政府, 离不开律师的专业服务。政府可以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 在行政过程中,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 提供法律意见; 对政府起草或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从法律角度提出修改建议, 以实现依法行政。

( 二) 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

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引导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地涉及政府规章、政策性文件的制定。这些文件的合法性, 是建立良好法治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可以弥补政府在立法中的不足, 减少法律风险, 保证其合法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 三) 解决社会矛盾的内在需要

当今社会, 随着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其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关注和质疑日益增多。其中部分质疑, 最终要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这一过程中, 必须充分发挥律师特长, 建立律师参与政府行政行为的长效机制。

二、律师服务法治政府的作用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 “律师是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益和支撑社会良知、传播平等观念、权利意识、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律师是法治国家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 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推进, 律师必将在法治政府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一) 代理个案化解社会矛盾, 夯实法治政府建设基础

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 使社会产生各种矛盾。纠纷固然可以通过司法解决, 但法院判决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农村、邻里纠纷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法院判决往往治标不治本。化解此类矛盾, 最有效方式是调解。律师通过代理个案, 在调解中寻求合理合法的平衡点, 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律师服务于社会各阶层, 对不同群体间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因而可以利用自己易于取得不同群体信任的优势, 帮助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依法办事, 从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为法治政府建设夯实基础。

( 二) 参与地方立法、政策制定和信访, 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依法行政。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规章以下的地方政策和部门规定、办法大量存在, 且往往政出多门, 时有矛盾。所以, 保证地方法规和政策的可实施性, 是建设法治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律师在参与地方立法、政策制定过程中, 可以为行政机关出谋划策, 使地方政府、人大和行政机关建立“以人为本”的立法和行政运行机制, 巩固以情、理、法相容为原则的行政执法理念, 并摒弃以权压人的陈旧观念, 树立以德服人的权力行使理念, 促使公权力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运行。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消除信访者的“怨气”。这要求律师提高综合素质, 不仅要利用本身职业优势, 更要熟悉行政机关的运行规律和特点。

( 三) 代理刑事案件, 维护人权, 促进社会正义

人权是法治社会的首要权利,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个社会只有尊重和保障人权, 整个社会才有生机与活力。因此, 法治政府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础。律师代理刑事案件, 可以制衡公权、保障人权, 维护法律尊严, 实现司法公正。可以说, 律师的执业过程就是对国家机关执法的监督和制约过程。与法官、检察官不同, 律师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为己任, 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私权”和“人权”的壁垒。律师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及司法公正不可替代的力量。

三、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渠道和方式

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渠道和方式多种多样,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采取不同方法保障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并用建立律师参与政府法律事务的制度, 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政府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使政府决策规范化和法治化。以下是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在服务政府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几种渠道和方式:

( 一) 积极参政议政

我所近十年来, 始终积极参政议政。截止2014 年, 我所共有省、市两级人大代表一人, 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四人, 市党代表一人。我所律师在历届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提案、议案, 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

( 二) 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我所近十年来, 一直担任市、区两级政府的法律顾问, 为市政府重大工程项目、民生工作和大额资金使用, 提供合法性、可行性论证, 协助政府依法行政, 保证政府决策合法性, 充分做好“事前防范”工作。

( 三) 担任专项法律顾问

与为政府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不同, 律师为政府某一机关提供的是专项法律服务。例如我所担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项法律顾问, 仅提供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服务, 通过参与工伤认定、有关工伤的行政诉讼来保证该局依法行政, 达到“事中控制”的效果。

( 四) 起草、审查政府法律文书

各级政府对一些大型基础设施负有投资、建设、管理责任, 这些项目风险巨大, 涉及法律文件众多。律师在政府签订合同过程中, 审查条款是否完备、权利义务是否明确、是否对政府明显不利等, 使这些法律文书更合法、规范。

( 五) 参与信访接待

我所历年来一直参与市政府信访接待, 特别是每周一市长接待, 我所均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在信访接待中, 律师从法律角度为信访者分析利害关系, 打消其过激行为念头; 同时对无理上访、缠访户做好息访工作, 并为符合条件者提供法律援助。这样不仅能分流相当一部分涉法信访, 缓解社会对立情绪, 而且提高信访效率, 减轻了政府接访压力。

( 六) 代理行政诉讼

部分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 不同程度违法、越权行政,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甚至权力寻租, 受贿贪污, 严重破坏依法行政的实施。随着我国法治进程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增强, “民告官”现象屡屡发生。律师代理“民告官”案件, 分析案件事实, 查找胜诉、败诉原因, 出具“案件分析报告”、“法律风险提示书”等, 启发政府法律意识, 对促进依法行政有独特效果。

( 七) 协助政府普法工作开展

为协助政府普法工作, 履行律师社会责任, 我所和20多家中小企业签订法律服务协议, 同时开展免费法律咨询、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法律宣传, 有效协助政府普法工作开展。

最后,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 律师积极参与和做好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其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让我们广大律师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砥砺前行, 开拓创新法律服务模式, 为推进法治政府、法治中国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摘要：发挥律师作用, 不断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建设发展。充分认识律师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为律师法律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不断完善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制度和运行机制, 以提升行政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

关键词：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民主法治,律师服务

参考文献

简政放权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篇11

关键词：简政放权；法治政府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正是我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打造法治政府的生动诠释。简政放权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以来，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2014年、2015年的第一次国务院会议都研究了简政放权。2014年共开了40次常务会议，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实践中，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日渐明晰，法治政府理念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也切身感受到政府行政的明显变化。

简政放权是打造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府履行职能必须依靠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要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无论履行哪一项职能，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当前在简政放权和法治政府建设方面仍然有很多困难和难题需要面对，还存在很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简政放权还存在权力不放或少放的问题，有些权力想放和不想放的问题。二是政府在监管方面的不足之处，也就是权责问题，有些政府的个别部门和人员认为不审批就没有了监管的职责，一些地方和部门监管体制和方式不适应简政放权，对市场主体规模的增长和新业态的发展不适应，总是以人员不足、编制不够、财力不够为理由。三是政府的服务意识方面有待加强，服务内容方面有待充实，服务方式方面有待改善，服务水平方面有待提高。四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观念与体制，需要有待简政放权的促进。

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以规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政府自身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行政管理各方面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要发挥法治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既要重视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固定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取得的成果，引导和推动转变政府职能的下一步工作，又要重视通过修改或废止不合适的现行法律法规为转变政府职能扫除障碍。

摸清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家底并向社会公开，是厘清政府权力边界进而推进改革的基础性工作。经过“三下三上”反复核实，最终确定国务院60个部门正在实施的审批事项为1235项。其中，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有369项。这些事项很多名义上不是行政许可，但实际面向社会和企业，设定随意性大、实施不规范，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原则相违背。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专门印发文件，开展清理工作，堵住违规设置的“偏门”，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

为根除行政许可事项“边减边增”的痼疾，国务院印发了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对新设行政许可的标准、审查程序和监督等作了更为具体严格的规定。今年，国务院还将出台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的指导文件，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严禁变相审批，逐步建立公开透明、便利高效、程序严密、权责一致的行政审批制度。

此次简政放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从部署到落实，严格遵循职权法定、程序合法、公开透明、法制统一的原则，不省步骤、不缺环节，充分发挥了法治对改革的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

改革涉及的每个项目，都经过了深入论证、专家评估、多方协调、国务院审议等慎重研究决策过程。对法律设定的审批事项拟取消和下放的，国务院均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法律的议案；对行政法规设定的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的，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国务院令形式发布；行政法规设定的审批事项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有关法律后，再修改相关行政法规。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3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法律22部，4次一揽子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3部。法治政府建设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篇12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意义

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 两者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从一定程度上讲, 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法治的有效政府, 离开了依法合法运作, 服务型政府必然变成空谈。同样, 法治政府建设也必须以服务型政府为根本目的, 如果脱离了为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服务的宗旨, 法治政府建设就会失去了既定的方向。具体来讲, 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明确职责的必然途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明确职责分工、实行权力制约, 然而在没有法律高权威的限制下, 权力很难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只有从法治层面上, 将政府的职能、权限明晰清楚, 才能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增强公信力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以政府公信力为核心, 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根本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而只有完善的立法、严格的执法,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三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当前, 公正焦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要想让民众感受到切实的公平正义, 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基于以上几点,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必须两手抓、同步抓、融合抓, 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也不可否认, 在法治保障层面, 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规范体系尚不完善

建设服务型政府, 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然而, 从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来看, 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领域:第一, 立法缺失。从国外的政府行为来看, 法律法规体系已经相对完善, 相应的细节、标准都比较健全, 但是, 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 政府治理中许多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例如, 在对政府部门的权力划分方面, 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 部门之间的权力在动态中保持着平衡, 也有许多领域责任不明确、任务不明确, 甚至出现了许多的管理真空、漏洞等。第二, 立法不科学。科学的立法是按照既定的程序, 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实现的, 然而, 从我国立法的程序来看, 民众参与度非常低, 即使存在一些行政行为立法的听证程序, 往往也是走过程, 流于形式, 难以起到真正实质性作用。第三, 法律与政策不衔接。在国家大的法律法规下, 政府出台相应的条例和规章制度, 从而实现法律与政府的完美对接。然而, 实践来看, 法律与政策仍然存在不衔接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经常会突破法律界限, 这显然是与法治政府建设相违背的。

(二) 法律实施环节存在缺陷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 法律实施环节的问题最为突出, 主要体现在:第一, 有法不依。个别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 对于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法律, 就严格执行, 而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法律, 往往束之高阁, 不执行或者变相、打折扣执行。例如, 我国1989年就出台了环境保护法, 2014年又做了修订, 但是,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为了单纯的GDP和财政收入, 往往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管不问, 纵容一些企业违规违法污染环境, 有的甚至甘当保护伞, 这显然是与法治精神严重违背的。第二, 执法不严。在政府行政行为中, 法律领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同样是一个审批事项, 政府以各种理由, 完全可以拒绝批复, 而且理由还非常充分, 也可以毫无问题的通过批复, 只要是领导一句话, 或者有熟人、有关系即可, 在这种背景下, 民众很难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要求, 给服务型政府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第三, 违法不究。对于一些违法违规事件, 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使得政府违法的成本大大降低, 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极大的破坏。例如, 在大部分地区, 对于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 处理的结果很轻, 有的甚至只要改正错误, 就免于处罚, 这就使得领导干部的胆子越来越大, 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终难以收场。

(三) 法律监督领域相对滞后

从监督领域来看, 监督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 然而, 从实践来看, 党内监督、司法监督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行政内部监督的动力不足, 同时, 社会民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途径和载体, 也没有起到较好的效果。因此, 如何打造更好的平台, 建立多元监督体系, 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的对策与建议

服务型政府的几个鲜明特征就是职责清晰、民主参与、高效高质、公正公开、廉洁清正, 这些都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关键是在结合上做文章, 具体建议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将完善立法与职能界定相结合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领域, 应当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的职能任务, 有效解决不作为、乱作为等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第一,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必须作为的内容。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 政府应当在改善国计民生等多个领域, 承担着重要的职能, 包括养老、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保障、救助、扶贫、助残等各个方面。因此, 需要用法律的形式, 全面明确政府的责任, 使得责任法定化, 从而以法律的权威性引导和规范政府行为。第二,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严禁干预的内容。针对政府部门肆意干预、主动寻租等问题, 应当以法律的形式, 限定权力的内容, 可以考虑通过政府权力清单的办法, 将政府可以做的事项, 一一明确出来, 公布于众, 从法律的层面上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并筑牢、扎紧权力的藩篱, 避免出现以权代法、以权谋私等问题。第三,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作为的程度。从实践来看, 政府职能的界定, 主要的问题不是对职能的定性规范不足, 而根本是定量规范不足, 即政府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这给政府违规操作、徇私舞弊创造了条件。因此, 下一步应当以法律的形式, 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 明确行政行为的范围、种类、数量、幅度等内容, 从而提升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二) 坚持将依法决策与民主参与相结合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然而, 从以往我国政府领域有关法律建设来看, 民主参与非常不足, 这导致了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 使得法律失去科学性和权威性, 导致执行力不足。因此,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政府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第一, 完善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任何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 都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包括征求民众意见、专家咨询论证、决策听证、公开公示、修改完善、出台发布等, 这些, 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出来。特别是要以法律的条款明确提出, 涉及民生重大领域的决策, 必须要广泛的群众参与, 对于一些技术性强的公共决策, 需要相应的专家参与, 同时, 对于政府决策的合法性、风险性, 也要建立评估分析机制, 从而保证政府决策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民众的利益 (1) 。第二, 建立政府行为法律顾问制度 (2) 。目前, 在政府内部, 一般都设置了法制办公室这个部门, 主要是为同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但是, 在各个政府部门内部, 缺乏相应的法律工作者和工作机构, 这就可能会使得一些部门出台的决策, 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 建议建立和推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顾问可以是政府部门内聘, 也可以采取与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合作等方式, 从而全面提升政府决策合法合规程度。第三, 建立决策失误负责制。以往, 政府决策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决策失误, 不愿意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有时候由于责任不明确, 也难以追究。因此, 未来需要以法律的形式, 将决策者的决策责任和义务明确出来, 如果出现决策重大失误, 就应当依法启动责任倒查机制, 从而起到较好的法律震慑作用。

(三) 坚持将行政执法与效能提升相结合

服务型政府必然是高效能的政府, 所谓的高效能,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效率高, 立说立行, 速办速决;二是效果好, 社会认可, 群众满意;三是效益高, 以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大的收益。要做到这三点, 需要从法律的层面上予以保障。第一, 要明确政府行政行为的时限。目前, 在部分政府部门, 由于从法律上缺乏相应的时限要求, 使得政府行为久拖不决, 一项行政审批, 有的甚至几个星期、几个月都难以完成, 这就不得不导致一些企业、民众, 通过请客、送礼等多种方式, 走后门、托关系, 这显然给政府形象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 建议从法律的层面出发, 明确界定各项行政行为、执法行为的时限, 从而推动政府效率的全面提升。第二, 要建立行政行为成果检查机制。以往, 政府行政行为、执法行为中, 往往只重视工作部署安排, 不注重结果检查, 特别是在一些环境卫生、环保执法、占道经营、违章建设等领域, 反弹现象非常严重, 政府管一管, 形势就好转一阵, 政府不管了, 立即出现反弹, 甚至更为恶化。因此, 对于政府各项行政行为和执法行为, 都要进行结果检查, 跟踪问效。第三, 要完善行政行为效益评价机制。由于长期粗放式的政府管理模式, 政府行为很少考虑成本问题, 有些行政行为甚至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这实际上是损害了公众纳税人的利益。因此,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 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对政府行为进行效益的评价, 即核算成本收益,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浪费, 确保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众更需要的领域。

(四) 坚持将法律监督与廉政建设相结合

如果失去了清廉, 那么服务型政府就无从谈起。因此, 必须将法律的监督与政府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第一, 要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多元监督体系。目前, 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都有法律法规界定, 且比较完备和详细。但是, 在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领域, 尽管也有一些法律条款, 然而并不完备。因此, 下一步, 要以法律的形式, 将民众的参与、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权利明确出来, 切实打造一些法律层面的监督平台和监督渠道, 从而实现监督的多元化全覆盖。第二, 要强化技术监督和专业监督。服务型政府监督过程中, 审计监督、离任监督、述职监督等方式尤为重要, 因此, 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所有的领导干部, 在离任之后, 都要进行审计, 并加强动态审计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审计监督, 避免出现问题, 难以及时发现, 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第三, 要推行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 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非常关键, 尽管国家也出台了这方面的规定, 但是, 做的还很不到位, 许多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推行政务公开, 有些地方政府尽管建立了公开网站, 但也是敷衍了事、疲于应付, 许多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这显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强制性推广政务公开。

四、结论

总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拉开了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国的序幕,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法律层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认真剖析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将完善立法与职能界定、依法决策与民主参与、行政执法与效能提升、法律监督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领域, 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才能有效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理政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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