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本土资源（精选5篇）
法治的本土资源 篇1
中国当代法治理论发展之本土资源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影响, 在对比当代主要影响中国法治的四大理论的基础之上, 对比本土资源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同时在本土资源主要内容的基础之上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法治的意义, 同时在其对中国法治的走向的作用。
一、对苏力“本土资源”的基本认识
目前中国法学主要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 正因“范式”的影响却又不是中国法学走向的正确导向, 使得中国相继产生了四大法学理论。“范式”主要完整以西方法律作为模版甚不加以思考、编辑直接引入中国, 作为中国法学发展主要参照。然而“本土资源”却颠覆了“范式”, 它主要以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习惯和中国文化本土传统, 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来构建中国法制。并且“本土资源”构建中国法学方式恰好与“现代范式”构建中国法学方式相反, “本土资源”主张建构一个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法治。利用本国家的传统文化、民间习惯、以及民间的处事规则来促使中国法学的发展, 其反对完全依靠西方法律制度并且必须从中国的本土出发才能最有效的、最节约成本的构建中国法学, 并且依靠“本土资源”的特色来建设“本土法制”从而完成中国法制的建设。
二、“权力本位论”对比苏力“本土资源”的讨论
“权利本位”主张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既人权,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它是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探讨点, 集中讨论权利和义务本位的问题来促进中国法制发展。而“本土资源”是在中国传统习惯、文化、生活规则中来构建中国法制, 与“权利本位”相比较而言, 其突出了“本土资源”的使用并且更多的是关注“本土法制”, 在用“本土资源”构建中国法制的同时也不排除西方有利于中国法制的一面;“权利本位”虽然没有大量仿照或者炮制西方现代化的法制, 但其以探讨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来构建中国的法制与“本土资源”刚好相反, “本土资源”重点强调以本土文化、本土生活规则和传统惯例作为法制起点, 笔者认为苏力所谓的本土文化包括传统的义务限制、身份限制和专制束缚, 不把权力与义务作为引导中国法制发展的核心。“权利本位”不能独立地构筑中国法学与中国法制的体系, 那么它应当怎样处理好与实证、规范分析以及社会分析两方面的关系呢。这对于我国法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大而艰巨的问题, 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本人认为“权利本位”不可一枝独秀的引导中国法治与法制的发展。相反的“本土资源”不仅强调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的文化, 苏力老师强调要建立在批评、法制的政府推进模式的基础之上建构中国法制现代化走的是本土资源模式之路。
三、“法条主义”对比苏力“本土资源”的讨论
在现代法制社会司法实践中, 法条主义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来从事司法活动、要依赖法条中的法律标准和尺度来进行社会活动。正如法制发展的时间性、实践性, “法条主义”本身被施加贬义性, 但其对世界各国的法制进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主导法律的制定的立法活动已是屡见不鲜、引导人民运用法律来规范行为, 并且作为司法活动强有力的标准。“法条主义”指导着各国法制制定的立法活动, 相比“本土资源”的传统型构建法制的理论来说, “法条主义”却是开放型的、稳定型。“本土资源”开辟中国法制建设新理念, 特别其中的本土文化对中国法治进步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笔者认为其实质性的作用并未有力表现出来, 相比较而言“法条主义”的实践性证明了其对世界法制构建、乃至法治的普及贡献度更加大, 而在中国更是体现了笔者的观点。相比之下“本土资源”在强调政府推进模式的情况下也并未摒弃世界各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四、“法律文化论”对比苏力“本土资源”的讨论
“法律文化论”对法制构建起促进作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心理定势和行为模式等进行了剖析, 慢慢在法学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派别, 它是基于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以及学术背景产生, 因此“法律文化论”与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是分不开的。“法律文化论”是从特定的背景出发, 是更深层次的挖掘法律的底蕴, 且“法律文化论”从历史社会学的法律制度和法制精神、类型学的法律内核的核心范畴和法律现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出发, 深层次且涉及更多理论性, 背景性探讨来促进中国法制的建设。虽然“本土资源”在某些方面与“法律文化论”相似, 例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 以及在这以文化中积累起来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法律观”。然而却大相径庭, “法律文化论”的研究并不排除借鉴西方的研究, 笔者并不是完全肯定的说中国“法律文化论”的研究完全是借鉴西方的, 虽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但从效率上来说借鉴西方对“法律文化论”的研究来研究中国自己的“法律文化论”来促进中国法制建设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通过中西对比可以更好的补足中国“法律文化论”研究的不足。然而“本土资源”也有不排除西方优秀理论的意思, 在中国的大环境下, 政府推进模式的情况下, 或许结合西方的理论和“本土资源”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比较而言更有利于中国法学的发展。
五、对几大法学理论综述
综上所述, 首先中国法制本土资源化与政府的推进必须放在共同的平台上。其次中国本土资源化与政府推进模式需要提前的思想准备, 有长期的发酵过程。然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 很多学者及法学家们只看到了本土资源理论, 没有分析法治本土资源的缺陷, 使得本土资源无法再深入论证。本土资源停留在合法性与正当性, 没有论证其可行性, 也就是说其停留在理论上, 没有任何实践的可能。这或许是决策部门在实际运作中无法采纳的重要原因, 仅仅看到起本资源的主张, 没有完全否认“变法”模式的意思。笔者认为, 本土资源并非排斥“变法”模式和自己“一枝独秀”, 而是两者兼并, 相互促进与融合。并非“本土资源”是谬论、是落后的、是消极派, 甚至说成保守主义, 笔者认为“本土资源”是客观性的社会进步的产物, 它不一定能正确引导中国法学的发展, 并不一定要对中国法学有很大贡献, 或者帮助节约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成本, 但是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人物并不是历史决定者, 应该是历史发展的促进者”, 同样的道理, 对于中国法学, 孤立的法学理论也不是中国法学发展的决定者, 笔者认为真正影响着中国法学的发展的是各大法学理论的相互研究、相互评价、相互批判, 只要中国法学处于这种循环中, 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才稳定, 对于这样一个理论基础强大的法制国家来说, 普法教育根基才稳固, 法治社会实现才全面, 所以“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 我们应该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不否定某个理论的价值性, 并且应该充分研究每个理论对于中国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续) ——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J].政法论坛, 2005.
[2]顾培东.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J].中国法学, 2009.
[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下) ——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J].政法论坛, 2005.
[4]张天舒.儒家法律价值观及其文化背景的分析[D].安徽大学, 2004.
法治的本土资源 篇2
李江涛
朱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以说是我生平阅读的第一本法学专著。书中，朱苏力教授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提出了更多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我很多沉思。
在这本书正文之前，朱苏力教授有一篇《什么是你的贡献》的自序，对于法治，甚至对于法律，我作为一个一只脚还没踏入进去的毛头小子，自然不敢妄言自己有什么样的贡献，仅仅可以说自己的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多都是这本书带给我的。
1.关于本土资源对法治的影响。其实这是这本书所围绕的核心，也是带给我最大冲击之处。她第一次让我明白了，法律不仅仅是一把剑或者一面盾，她也是一件衣服，一条腰带。我知道本土因素对法律有影响，但不知道影响力如此之大，我知道法律与其他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制力，但没想过人们对预期性的要求如此之高。
书中举了《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以及“破产法的难以推进”“证劵制度的顺利实施”四个相反例子，剖析了在复杂人情关系等本土资源在法律的影响。中国人民并不厌讼，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远亲不如近邻”，如果因为诉讼，这个原告可能再也得不到小集体成员的接纳，也再也恢复不了当初那样和谐的境况。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不要必然忽略对制度的有效运行起决定作用的那种非正式的规则，复杂的本土资源所交织形成的“民间法”，她是经过千百年反复博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比成文法更为有效，更为有威慑力。这种“民间法”在一定意义上才是中国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可以促进中国法治道路上各种法律体系更加融合。
书中还列举了一个“强奸私了”的案子。这个案子及朱苏力教授所做的解析都带给我一个启迪，凡是存在即是合理。成文法在程序正义过程中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正义和可接受性。但因为“私了”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而这些不仅仅是妥协的条件也是合作的基础。这也让我对所谓的“法律规避”有了一定的新的见解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本土”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独特地位、力量和功能。
2.什么叫做法律？作为一个21世纪的法律系的研究生，我所受的法学教育（在朱苏力教授眼中，可能还不能称为法学）仅仅体现她的工具价值，而不能体现她的独立价值。我们好像习惯了接受了“固有的”“完全正确”的标准答案。没有人去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貌似我们因为学习法律而天然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感，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有这种“敬畏感”不好，而是这种“敬畏感”不利于我们今后的执业和法学的发展。回归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太过于执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其实，法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她受政治、经济、国情各种因素所影响。书中反复出现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当的观念和人民的行为方式，而这些都会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在法律的方方面面。在这本书中，朱苏力教授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去阐述了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从“询问制”到“抗辩制”的制度转变，看似更为公平，其实诉讼成本悄然从法院向当事人转变，当然这个可能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但是无疑增加了当事人举证的责任和成本。
中国经济活动或者说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一个多方反复博弈和厮杀的过程和结果。没有经济支撑的法律是不长久的法律，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活动也必然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朱苏力教授在书中提到的韦伯的“形势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向我们强调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因性，很多事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说到底，所谓法律的“形势理性”其实就是一种磨合和转变，一种从部分“民间法”向“制定法”转变，他们多方面影响和改造我们的社会法律文化，间接地然而更深刻地促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3.司法改革的思考。在这部分刚开始，朱苏力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有的时候一些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很多判决结果依然很深入人心，千古流传。其实，司法独立仅仅是判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一部分因素，判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是“多因”的产物，这个是和特定的环境和因素有关系。
书中举了个某省早些年向企业派驻税务员，原想便于执法，但是往往结果造成了企业偷税漏税等现象，后来将税务员召回，才遏制了相关情况的出现。同时司法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司法常常有“近则不逊远则怨”的尴尬境地，不过“有距离感”确实可以造成一种威严，这种威严有利于法律的实施。
“司法不应受舆论所影响”。怎么理解？如果单纯将舆论代表老百姓的呼声，而司法受百姓的呼声影响是为民所想，听民之声的话，那么特别容易进入一种误区，这种误区在于一方面将舆论声音将百姓的诉求没有原则不加区别的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忽略了司法的独立性。如果仅仅计较“舆论”或者“百姓之声”特别容易造成“外行引导内行”，也特别容易将法律评价代替为政治评价或舆论评价。
4.关于法学生的未来。书中，朱苏力教授颇有见地的提出了“学科交叉”，为了法学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也对未来做了一定的预判。在现如今或者不久的未来，大学科融合已经有人在做也是必然趋势，综合素质也必须体现在这一代法学生身上。正如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法律不大可能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但是从书中来看，在朱苏力教授眼中，法学生的职业依然局限在就业上，法学生的授课依然仅仅局限在法律的工具价值上。当然我们不能去用今天的成果去否定一个二十多年前的专著，但不可否认这个也是中国法学教育培养不出“大家”的一个原因吧。在中国一方面是“政法”，中国人民喜欢局限地将法律单纯作为政治的延伸，国内也没有培养大家的氛围和体制，另一方面或许在于当前法律人的专和独。
最后用一段话来结个尾吧，莫言在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其实引申而言，在中国从法律向法学的转变也许需要更多的“没有用处”，也许需要更多的“没有用处的人”。
李江涛
浅谈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本土化认识 篇3
我国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一个案件往往首先依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来判断评析，而大部分人判断的主观依据就是“同情弱者”，以此作为衡量个案正义的主要标准，这不能够说是一种诟病，但的确在一定情形下影响了判断的客观性，在保护了“弱者”的前提之下，就有可能会削弱甚至会侵犯另一方的权利，而有时弱者并非完全等同于公平正义，单纯的保护弱者往往就不能保证正义的实现，有悖于法律的平等公平等本质含义，也不符合法治的时代要求。这就凸显出了权利的相对性的实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权利的冲突。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毫无边界的，拥有权利也并非掌握的绝对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已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者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预，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利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此即有限的自由。法官在判决中可能会保护一方的权利，从而不可避免的就会侵犯或放弃另一方的权利，比如甲故意伤害了乙，法官判决甲有期徒刑7年，法官保护了乙的生命健康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甲的人身自由权。这就说明了权利的相对性，而这也正是为了保护权利的正确行使，因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或扩大自由。因此就需要在事务中判定案件中存在何种权利，保护哪种权利，保护谁的权利，如何进行保护和救济。这应该也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司法者或者说法官在进行裁判前，对于案件中所涉及的权利肯定会有一个权衡，这种权衡不仅依赖于制定法中所固有的规定，同时也依赖于案件事实中所涉及的“真相”，从而对于权利权衡作出自己的权利配置方案，而这种配置方案也应尽可能无限接近于公平正义的判断标准，接近为大众所接受的内心评判，即具有事实上说服力，也是预测性与正当性相统一的体现。
现有法律虽然不能完美的解决一切纠纷，但应尽可能追求法律与情理的一致，尤其是在老百姓所认为的“正义”与法律所判决的“正义”有偏颇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正义只有一个，它约束整个人类社会，并且是建立在一个应用与支配和禁止的正当的理性的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无论人们是否了解那个法，无论何地曾用书面形式记载与否，它都是正义的。我们所需探索的，正是要使这种不一致尽可能地缩小或者更加吻合，这种制度的供给，是使人们更容易的找到一种诉求途径来获得为他们所认可的判决，而这种制度供给的完善离不开人们生活积淀中所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我们也称之为民间法。
说到制定法和民间法，很有必要提到“法律规避”。这里说的法律规避是广义上的法律规避，包括法官在选择适用法条时也会存在的权衡可能也是法律规避的一种。当事人之间的有意或者无意为之的“法律规避”，给了我们思考民间法与制定法之间的渊源和关系的理由。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的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该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因为，运用制定法的最终目的也是定纷止争，如果仅仅依靠制定法所作出的判决不能为大众所接受，那么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定纷止争的目的也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应给予民间法以充分的重视，赋予其在我国法律渊源中合适恰当的地位认识。在私人领域，尤其是农村，隐性的存在着一种生活规则，这些规则自发形成于广大群众的内心认知，在解决民间纠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基于定止纷争的目的，应尊重这些生活规则的作用，但各地地域差别、生活习惯差异较大，法律不能完尽的囊括所有的规则，也就不能完全地去排除一切的仅仅使用现有法律，尤其是在民商领域。其实现阶段的法律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民间法的作用，比如现在更倾向于调解，还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运用交易习惯等等。在以制定法为指导的前提下，更多的运用习惯惯例等，使案件更易为当事人接受，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执行的阻力。
想要法学研究本土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不能被学科间硬性划分所限制，用开放性的思维来思考法学问题，比方说可以适当研究儒家道家思想，唐律疏义，也可以从文学角度来分析，我国古代判例不仅文学造诣深厚，而且其所蕴含的法律价值相当值得借鉴，是我们当代法学研究不可偏废的历史资源。本土化使法学研究更加接近中国化，适应中国的国情，减少西方法律文化的笼统化移植。这样在法治进程中，本土资源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就是法律职业队伍的建设。我们一直在强调司法独立，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可能还不能真正完全做到司法独立，因为司法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或多或少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这是很难甚至是不能回避的。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司法公开的要求及民主权利意识的提升，公众众对于一些曝光的案件相当的关注，对司法人员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就像药家鑫案和李天一案。他们身份的特殊引起了公众对司法是否公平、能否真正做到公平的深刻怀疑，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基础方向。似乎，司法工作者不这样判决就会让老百姓感觉于理不公，是庇护。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具有跨越性的深远意义，其中一项改革提了很多年，也受到法律界的极大关注，就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司法独立。有代表和相关专家提议将法院的财政独立于地方，这样，才能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使司法工作者更能公平公正地不受地方压力来进行司法判决，也有人提出对于司法工作者工资待遇要区别高于普通公务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承担着一定风险，这样也符合高薪养廉、司法独立的价值倾向。其实，司法工作的正常顺利进行和开展，是关系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方面。司法工作中体现和暴露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法治建设中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法治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本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全面运用对于法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局限于西方移植的法律，而更应该关注中国国内法治现状和相关国情，甚至于其他学科，再或者是古代相关规定，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整理，去思考。从而能够使现代法治建设更具中国特色，更符合中国国情。黑格尔说：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其实法律的真理不仅依靠立法者，执法者，而更加依靠大众的力量。将所有的力量汇集在一起，离我们的法治蓝图也就不远了。（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3]汪习根，刘澄。论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选择[J]。中州学刊，2001年5期。
[4]王亚明。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探讨[J]。引进与咨询，2006年。
[5]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法治的本土资源 篇4
关键词：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
读了临沂大学李同胜教授等撰写的《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沂蒙山区为例》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8) 一书, 感受很深。书中对乡村教育的剖析深入透彻, 针砭时弊;对乡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探索深刻具体, 切中实际;对乡村本土资源类型的研究思路清晰, 科学全面;对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策略探讨深入具体, 可学可用。我通过读书中的基础篇, 更新了教育观念, 从操作篇里学到了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具体方法, 从模式篇里我认识到了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规律。
本书充分吸收了来自乡村学校一线的课程改革经验, 紧密结合现代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 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升华, 对相关理论进行面向实践的拓展与延伸, 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我校作为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的实践学校, 我作为一个探究实验的实践者, 更深切地感受到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的巨大价值和重要作用。
一、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
正如书中所述:“挖掘利用乡村社区特有的课程资源, 促进乡村学校课程实施质量的提高, 不是权宜之计, 更不是突发奇想, 而是有坚实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基础, 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符合教育规律, 特别是乡村儿童成长规律。厘清这些理论基础, 可以提高我们重视本土课程资源的主体自觉性, 明确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思路, 指导我们更好地探索乡村学校特色化课程资源的利用模式和利用规律。”[1]从美国教育家杜威 (Dewey) 主张的“教育即生活”, 到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从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乡村教育实践, 到20世纪“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 等等, 都是我们做好乡村学校本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根基。这些真知灼见, 是经过无数的教育家历经艰苦卓绝的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获得的, 在沂蒙山区乃至我校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实践中再次得到证实, 孩子们在自己的亲身实践的体验中, 收获了幸福, 得到了快乐, 也获得了成长。
其实,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了教育实践中“死读书、读死书”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活书”呢, 陶行知先生说:“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是活书, 树木是活书, 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 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 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 便都是活的书。”[2]用今天的话说, 现实生活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产生活实践都是活书, 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课程资源。乡村孩子生活在庄稼、蔬菜、大树和野花、小草等丰富的植被世界里, 行走在山石、小河、树林和广阔的田野之间, 与山羊、水牛、小兔、小狗为伴, 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他们走向科学世界的起点;他们在祖辈的神话传说中走进梦乡, 在浓郁的风土人情、乡村礼仪和人际交往中长大, 在土地庙、观音寺、家族祠堂中感受神秘与庄严, 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都是他们走向社会、认识社会的开始;他们跟随父辈田间劳作, 帮助妈妈料理生活, 与同伴一起在游戏中模仿成人生活, 这些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是他们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感性材料。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利用、善于挖掘, 就会发现乡村社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 它们都能进入学校、进入课程、进入课堂, 成为乡村孩子成长的丰富营养。
二、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我校地处沂蒙山腹地孟良崮下, 乡村孩子尽管不乏自卑、自闭, 但他们从小在玩石子、和泥巴、弄树枝、捡树叶中长大, 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时, 他们的自信就会受到激发, 他们的特长就会得到彰显, 他们的个性也能得以张扬。我们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载体, 把课堂搬到大山里, 引导孩子们把生活当作课堂, 把兴趣变成特长。我们领着学生们翻山越岭寻找奇石, 挖掘树根, 捡拾落叶;组织他们集体为奇石命名, 创作根艺, 制作树叶画;引导他们利用泥巴制作小泥塑, 进行美术创作, 等等。
孩子们在广阔的乡村田野里快乐的学习, 快乐的成长, 同时发现生活中的美, 欣赏生活中的美, 继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如我们利用石头树叶做教具,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从小进行党史、国史教育,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刘婷婷同学发现了一块像女人小脚的石头, 就给石头起了个名字———老奶奶的小脚, 我们借机让孩子们探究封建社会歧视、残害妇女的历史, 让他们感受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尹传奇同学发现了一块酷似中国版图的石头, 如获珍宝, 就给石头起了个名字———中华石, 我们抓住契机, 在各班召开了“祖国在我心中”主题班会, 激发了孩子们爱我中华、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热情。其“中华石”以及由这块石头引发的动人故事, 和学生的感悟体验文章, 都给学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三、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可以运用到乡村学校教书育人的方方面面
乡村本土课程资源以乡土文化为核心, 是乡村儿童耳熟能详的现实经验。从教育的实际出发, 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 因地制宜地挖掘利用本土教育资源, 可以融入到乡村学校人才培养的每一个层面, 促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乡村学校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通过激活儿童的感性经验和现实基础, 可以促进学科课程的本土化实施;通过学习方式的活动化和学习空间的开放化, 可以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社区化建设;通过本土文化等课程, 可以促进乡村学校校本课程的个性化建设;通过本土文化的融入和凸显, 可以促进乡村学校校园文化的特色化建设。”[1]乡村学校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沂蒙山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 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优势、乡风民情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和红色资源优势。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利用本土资源丰富学生的语文素养, 走进抽象的数学王国, 创设英语学习的现实情境, 打破科学与生活的层层壁垒, 实现滋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乡村学校的课程实践只有与乡土文化相结合, 才会贴近乡村学生, 亲近乡村学生, 才能与乡村学生的生命融为一体, 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获得生机与活力。
我们指导孩子们利用科学课上学到的制作方法, 采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标本, 按美术课上学到的知识, 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 拼凑出精美的图案, 制作出数以千计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卡, 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成功和喜悦, 还可以将形态各异的标本卡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客人。
我们还组织孩子们开展了“捏泥塑, 巧制作”活动, 制作了大量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为充分展示孩子们的创新成果, 学校分别创建了“孟良崮奇石、根艺、标本、泥塑”展室。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观看了作品后, 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纷纷为展室题字。
四、乡村本土课程资源的运用形式是灵活多样的
书中提出了“立足课程要素回归本土资源的实践模式”和“立足本土资源挖掘课程价值的实践模式”两个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基本模式, 具体阐明了乡村学校发挥本土课程资源育人价值的途径。针对本土资源的性质、特点和表现形式, 可以挖掘其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技能、拓展知识视野的科学价值;也可以挖掘其帮助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形成过程, 掌握思考的规律与策略的方法论价值;还可以挖掘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实现的情意性价值。
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来源于生活, 又根植于乡土文化的土壤, 如我校创办的“柳笛”文学社和《柳笛》手抄报, 利用废旧挂历的背面, 自己到皇上寺、孟良崮等实地采访, 于撰稿、编辑、排版、美工于一体, 创办出成千上万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校报校刊, 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兴趣, 先后登载学生习作5000余篇, 其中有200多篇被《中华少年》等十几家报刊发表, 有20多篇征文分别获全国、省、市一等奖, 并于2014年在全国校园媒体评选中获全国校报校刊一等奖。
这些来自于乡土, 来源于生活的鲜活实例, 成为乡土特色课程资源的宝贵素材, 在不经意间培养了孩子们的兴趣特长, 拓展了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综合素质。寓能力培养于实践活动之中, 在创新体验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感悟升华中实现自我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总之, 本书依托沂蒙山区的红色资源优势、文化传统优势、乡风民情特色和自然资源优势,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乡土课程资源的内容构成、乡村教育内涵的挖掘、利用模式的探讨等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本书无论在理论的引领, 还是价值的追求, 无论是对学生健康的成长、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还是乡村学校的特色化建设, 乃至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文明建设, 都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掩卷沉思, 本书事例鲜活, 分析理性, 旁征博引, 道出了来自乡土的本真东西,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使人容易接受。乡村学校固然有其短板, 但也有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 只要带着发现的眼光, 创新性的开发和利用, 以创新体验教育为载体, 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教育能量, 塑造出更多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同胜, 等.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沂蒙山区为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43.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篇5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市中院研究室 何肖琬
“什么是你的贡献？”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向法学界提出了这一哈姆雷特式的诘问，相信每一个有学术良知的法学家都会在这个问提上作长久而凝重的停留，拷问自己的学术贡献。
那么，苏力自己对法学界的贡献是什么？他从美国留学归来，给我们带回什么法律理念？笔者认为，苏力的价值在于，他没有一味地强调法律移植的重要性，相反，他在法学界强烈主张法律移植，引入西方法治文化的呼声之下，以社会实证分析的视角，独树一帜地提出“本土资源说”，主张挖掘本国“民间法”的法治资源，建构本土化的法律体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苏力的理论明显是受了德国历史法学派萨维尼、梅因以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促使法学界重新反思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并认识到“民间法”的存在及其潜在意义、“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我们对于照搬外来法律，失去民族特色的危险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警觉和认识。一种非主流法治思想的出现，产生了法治“国际化”及“本土化”两种思潮的交锋、碰撞，也对促进中国法理学的多元化和法学的争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对于目前幼稚、不成熟、缺乏争鸣的法学界而言极 为可贵。
更重要的是，苏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进路：语境论，提示我们从“当下语境”的视角中理解法律制度与社会。对于当前过于热衷“宏大叙事”、思想进路过于单一化的法理学界，苏力的视角显得另辟蹊径，别具特色（尽管笔者未必同意他诸如“本土资源”、“送法下乡”等论著中的具体观点，也不能同意他在运用吉尔兹的哲学理论对中国本土案例进行剖析时的简单套用）。从方法论层面而言，就是小切口，深分析，对文本与现实事件进行再阐释。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他对古代包办婚姻所展开的社会—制度学分析（参见《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以及对延安“黄碟案”的法理学梳理，分析之深入细致，论述之鞭辟入里，实乃法理学思辨模式的经典范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抑或是在逻辑推演上，都极为出色，几乎可以算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革新。
但不得不指出，苏力作为一个中国法学家，他捕捉问题的意识，他发掘社会事件蕴含的法学要素的角度，他的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过程，都是如此地与众不同——既远离了他的法理学同伴们，也远离了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和目标——现代化的演进以及法治化的构建，甚至，在法律基本知识的把握上，苏力还存在着缺陷乃至硬伤。可以说，尽管苏力声名显赫，但他充满个性和个人色彩的法理学却是边缘化的，并非当今法理学的主流和中心。在法律至上等法治理念尚未树立的今天，高举解构法治旗帜的后现代学说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毕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更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是建构性的自由主 义，而非解构性的后现代思潮，解决前现代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远远高于反思和质疑现代化正当性的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