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通用8篇）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1

摘要：文章主要运用图表的形式来分析《VOGUE》进入中国市场后对中国时尚类期刊市场的冲击及影响,通过从本土化战略的角度调研分析《VOGUE》杂志成功开辟中国市场的案例,借鉴此成功案例来进一步说明国内时尚杂志在应对国外众多时尚期刊的竞争压力下如何生存与更好的发展。以此来分析中国时尚期刊如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秩序,在面对现有的客观环境下何去何从。

关键词：时尚杂志,《VOGUE》,本土化,受众细分,品牌战略

2005年8月,康泰纳仕(Conde Nest)集团旗下的女性时尚刊物《VOGUE》终于在中国市场高调亮相了。在此之前,许多国外知名期刊杂志早已进入中国市场,并且成绩了得。《VOGUE》脚步是不是慢了?在南方都市报对《VOGUE》中文版编务总监张宇采访时问到:“为何选择这个时候进军中国市场?”张宇:“这个时候进入中国,不晚不早。如果太早,中国还完全对品牌没有认识,完全没有形成高端消费、高端品位的群体,我们进来没有意义;太晚了则可能丧失市场,现在正好。”

自上世纪末,中国期刊市场的发展潜力被这些国际期刊集团视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掀起了在中国期刊市场的“淘金之旅”热潮。在此过程中,他们也成为传播国际流行消费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如何融入中国社会,长久的在中国期刊市场占有主导地位这是所有期刊所必需面对的问题,也是《VOGUE》现在核心的问题。

一、《VOGUE》中国大陆市场发展概况

1.《VOGUE》的简介

《VOGUE》诞生于1892年的纽约,初期以小周刊的方式出版,推行一定数量的固定专栏及独家时尚新闻。在1909年美国康泰纳仕出版社取得了《VOGUE》的经营权,并将它扩展成全球性的时尚杂志,内容涉及时装、美容、健康、娱乐和艺术等各个方面,成为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杂志。

美国康泰纳仕集团旗下刊物众多,如《GQ》、《名利场》、《纽约客》等都是顶级杂志。《VOGUE》作为康泰纳仕集团的旗舰刊物,迄今为止已在16个国家出版发行,继美国版之后,又推出了英国版(1916年)和法国版(1921年),随后又推出了澳大亚版(1959年)、意大利版(1965年)、德国版(1979年)和日本版(1999年)等15个版本,第16个版本于2005年8月在中国创刊,名为《Vogue服饰与美容》(这里简称《VOGUE》)发行至今深受中国时尚人士喜爱。

2.《VOGUE》目前在大陆市场的状况

《VOGUE》美国版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时尚杂志,是国际时尚大牌的广告必投杂志。英、法和意大利版也都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中国的《VOGUE》不走高端路线,贴近的是现代时装杂志的主流市场。

那么《VOGUE》在中国时尚杂志业的状况如何?下面是笔者整理的全国十大主要城市2005年~2008年《VOGUE》与其他时尚类杂志的市场零售调查分析图表。(数据来源:世纪华文国际传媒)。

从表1可以看出《VOGUE》虽然入市较晚,仅4个月的销量就可占到市场份额的4.36%,这对中国市场的其它时尚刊物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但中国的期刊市场主要还是由《瑞丽》三本系列杂志主导,在时尚类杂志中总占43.93%的市场份额。表2中显示《VOGUE》从2006年开始,销量一直在走下坡路,本次销量再次出现低谷,而且竞争排名已下滑到第八名。

二、《VOGUE》进入大陆市场的影响因素

1.《VOGUE》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

2005年8月,康泰纳仕的旗舰刊物《VOGUE》经过两年的准备,通过与人民画报社版权合作的形式出版了《VOGUE服饰与美容》,而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非常明显,图片质量明显提高,内容和编辑排版精良。另外,《VOGUE》品牌己有的优势吸引了市场。然而,它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产物,与其他消费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直接代表和表达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特性。当它进入一个新兴市场时,中国为了自身的文化安全往往在很多方面采取限制性措施。所以《VOGUE》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遇到了许多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2. 相关影响因素

(1)影响《VOGUE》主观因素

中国政府对于外资进入文化产品市场也有许多制约。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外商目前还不能在华投资设立期刊出版机构,海外期刊进口只能通过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6家单位经营。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只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期刊的分销、广告印刷等领域。

①对合作方式的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与国外合办在国内发行的期刊,须有“有符合宪法规定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宗旨;有确定的主办单位和明确的专业范围和编辑方针;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

②对内容的规定。“中文版”和“版权合作”是海外期刊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的两种方式。《VOGUE》属于版权合作的经营方式,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在这些杂志引用外刊资料比重方面有硬性规定,如时尚类杂志控制在50%以内。

③对期刊运作团队的规定。根据有关规定,期刊社社长、总编辑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是主管、主办单位的在编人员。

④对品牌使用的规定。涉外版权合作期刊,未经批准,不得把海外出版机构或杂志名称印在封面上刊出;经批准刊出的,英文或其他外文字号必须明显小于中文期刊名称。

⑤对经营方式的规定。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不允许投资期刊本身,只能投资期刊的分销、广告、印刷等领域,国际期刊集团在华只能管理自己的版权,而在股权上还存在一定的限制。

(2)中国市场的客观因素

相对于政府在政策和监管方式上的明确规定,本土文化对《VOGUE》进入中国市场也存在客观的制约因素,《VOGUE》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往往会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抵触,本土化能够减缓本土文化对国际品牌的排斥情绪。

因此,《VOGUE》在坚持其原有品质前提下,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成为它能够在中国市场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16个国家版本的《VOGUE》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原因是它要融入一个全新的市场,仅仅服从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它还要实行杂志本身的本土化,如杂志涉及的内容题材上的本土化、模特的本土化、使用语言及文字的本土化、推荐商品的本土化等,所以本土化是征服市场门槛的重要工具。

三、《VOGUE》在大陆市场本土化的启示

1.《VOGUE》本土化后的得与失

上述相关规定可看出,《VOGUE》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流失了品牌最原本的某些风格和其背景文化。

本土化为《VOGUE》带来很多利益,并有助于吸引新的读者对象。在面对新的读者群时,需要充分考虑新读者对内容产品消费的价值取向。有针对性的适合本土读者的内容,能够保证国际品牌对于本土读者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读者的增加,发刊量上升多少直接影响着杂志在广告上所获得利润的多少。本土化还吸引了中国许多知名品牌的加入。

本土化还有助于《VOGUE》克服经营方式不同带来的问题和对成本的控制。《VOGUE》本土化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降低运作成本,首先是通过本土化降低人力资本成本。其次本土人才对于理解本土市场、梳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本土化策略还可以使它获得较低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

2.《VOGUE》带给中国本土时尚期刊的启示

(1)中国本土时尚杂志发展概况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时装杂志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此前,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和1890年创刊于上海的《飞影阁画报》是中国最早含有时尚信息的杂志。1915年创刊的《女子世界》,尝试性地设立了一些服饰方面的内容,之后的《美人世界》、《紫罗兰》、画报等,也刊载介绍服饰时尚及评论性的文章。

(2)中国本土杂志如何应对挑战

人们都看中了国内时尚杂志这块“蛋糕”,几年时间内,形形色色的时尚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不停的冒出来,无处不在,它们抽芽,长出象征希望和繁荣的嫩叶——在短暂的时间内绽放出鲜艳的花朵——然后,变成死寂的秋霜,以账单和债务的形式走向死亡……这就是上百份时尚杂志的命运。我们只有借鉴国外时尚杂志成功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开辟自己的道路。

国内多数时尚杂志为了追求更多的读者群,增大发行量,对杂志的受众没有进行细分,杂志内容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单纯地为了追求“庞大的形式”而忽视自身内容定位、趣味标准的建设。再加之编辑力量的不足,资源渠道的狭窄,许多国内期刊出现了只是换个标题,内容几乎不变,信息的相互拷贝现象,运用大量的图片而无实质内容,原创作品过少等这些现象,也可以说是国内时尚杂志的问题之所在。

分析《VOGUE》成功的办刊经验我总结了一些本土杂志在应对国外期刊对市场占领上的一些策略。首先时尚杂志应走品牌化路线,就国内而言,时尚杂志如今还是一个弱势群体,走品牌化道路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资金与经验的累积。其次提高自身杂志的办刊质量是时尚杂志品牌战略的激励要素。时尚杂志应朝着受众细分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在杂志设计与销售方面应更注重人性化的服务。

四、结语

国外期刊在实行本土化的途径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得与失。《VOGUE》在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成功的本土化实现为它带来了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利益。它把握住本土化的尺度,实现本土化的同时还保留部分其品牌原本的风格,这样即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又满足了中国人对新鲜口味的追求。

通过对《VOGUE》的分析,我们找到中国本土时尚期刊在应对国外期刊的冲击时的应对策略,确保中国本土时尚期刊在市场所占有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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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界媒体实验室:http://media.icxo.com

[16]VOGUE时尚网:http://www.vogue.com.cn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2

[摘 要] 志愿者事业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事业，中国的志愿者事业更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构建本土化的志愿精神及文化，不仅是实现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促进中国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从中西志愿精神及文化发展路径的差异、构建本土精神及文化的关键问题以及它给中国青年精神文化教育的重要启示等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宏观问题。

[关键词] 志愿精神及文化 全球化 本土化 精神文化教育

一、中西文化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差异背景下志愿精神及文化的发展路径对比

现代志愿行动及其相关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和外延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尽管“慈善”的概念早在西汉时期便有出现，且与志愿、公益相关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中绵延了数千年，但由于古代社会中专制国家组织早熟、国家制度控制严密、民间公共生活长期以来并不活跃等原因，志愿服务并没有随时间的积淀而真正发展起来。直至1840年前后，在外部刺激和内部要求的双重推动下，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坎坷道路，西方式的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得以东渐，中国社会才慢慢开始了志愿服务事业的新一次发展。

当代中国要在社会中大力提倡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志愿公益事业的发展，就必须提供开展志愿服务的各种保障，推动志愿者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立健全，尤其亟需建构和培育适合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需在中国的环境中发育成长，就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理念实现某种层面的对接，利用本土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模式，努力实现原有观念的本土化。

以上想法的提出，源于笔者对志愿者管理实践的思考，也来自于赴美交流培训实践后的心得。需要指出的是，“本土化”并非仅仅止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地域进行调查研究，而是要真正领悟到本土社会生活世界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异域文化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以指导实践。因此，本文首先从西方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路径来参照和探讨建构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

“志愿”和“公益”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志愿服务便是指以“志愿”精神从事“公益”事业的行为。这将志愿服务事业与国家机构（非“志愿”而“公益”）和私营企业（“志愿”而非“公益”）的行为方式区别开来。19世纪，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大局已定，志愿服务被当成了一种社会实践的先行者，开始代替国家来探索实现公益的有效途径。西方的志愿公益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以国家有效运转、市场有效运行为前提来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的可能缺陷的功能。它是在已成现实的公民社会内部产生与发展的，而并不需要为实现公民社会而奋斗。

反观中国，如前所述，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压制，并没有发展起有体制规范、影响深远的本土志愿精神及文化。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中国的志愿行动才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企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成为所谓后发展国家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透视出中西志愿精神及文化的最大区别。在西方，现代志愿行动是作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的结果而产生的，无需承担建立公民社会的责任。而在中国，志愿行动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使命，它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确立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外来文化冲击导致人文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见，中西社会的发展路径和阶段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志愿服务事业发展道路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了中西志愿精神及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的志愿公益部门产生于公民社会内部，因此其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核也就理所当然包含了公民社会的精神特质，即参与意识、自主精神、自由意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平等、信任、互惠的道德意识。志愿服务事业则是社会成员发展个性道德、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精神诉求。而在后面支撑此种精神的则是西方国家的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福利国家体系。所以，西方的志愿行动在社会动员、组织协调、资金支持、活动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后发展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据资料统计，1999年，美国56%的18 岁以上成年人参加过志愿工作；2000年，44%的26 岁以上的成年人参加过志愿工作，参加工作的全日制雇员人数超过900万，工值2 390 亿美元。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如下：公共部门43%、私人部门47%、私人捐赠10%，私人部门超过公共部门的资金投入。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捐款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2.2%。

二、建构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必须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笔者曾赴美参加志愿服务的交流培训，期间参加了在西雅图举行的全美志愿者年会，切身感受到美国人组织这样规格的大会，一方面轻松活泼，一方面严谨有序，既有轻松的主题曲演唱和集体互动，也有相当学术化和规范化的主题研讨与交流，而国内这样的组织形式却不为多见。如何做到每场大会的高效、活泼、参与、互动，看起来似乎是个形式的问题，但深思下去，便是个体制和观念问题。

志愿者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大力的物质政策支持保障，而且需要法律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从根本上来讲，更需要文化土壤的培育和精神理念的建构，需要一个从器物到制度进而到理念的全方位的建设过程。尤其是文化理念的本土化问题，更是值得我们慎之又慎地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能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培养志愿者，而不可能把青年人都拉到国外去或用西方的公民精神和社区传统以及基督教文化来培养自己的志愿者。所以，如何开发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已有的与志愿精神可以对话和对接的资源，将其现代化并实现可操作化，用以培养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志愿者，进而推动中国化的志愿精神及文化的建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 中国志愿行动的发展必须融入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当中

如果没有志愿公益部门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它不能如西方社会般将志愿服务作为现代化进程基本完成后的改良措施；而应该被看成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在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转型关键时期的今天，用一种高尚、先进的价值观念来引导民众以保持整个社会稳定的心理状态，对于经济迅猛发展、多元文化融合的现代中国是必不可少的，而志愿服务恰恰是最适合的角色扮演者。另外，政府不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管理的趋势，由此需要大量关心民众、支持政府、志愿团体和部门承担起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投入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因此，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不是短暂的流行时尚，而是长期的文化、精神的培育和再造过程，是通过管理、培训和教育等手段实现的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2. 中国志愿精神和文化的建构需要以中国社会的精神特质和传统文化理念为落脚点，寻找一条易于为中国社会民众所接受和传播的道路

从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看，越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越有利于个人道德的发挥，越能维护公民的个性尊严与人格独立，就越有利于他们参与公共生活。据李普塞特援引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当年有82%的美国公民至少为一个（平均为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过义务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65%、英国53%、法国39%、日本与意大利并列七国之末，都只有36%。公民意识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几千年来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族本位和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制约下，中国本土社会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本位一直处于被压制而萎缩的状态，即使鸦片战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中国文化，即使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以西方制度为蓝图的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尝试，亦不能使公民意识自觉产生于中国民众之中，而更多的仍是外生型的灌输和引导。如果此时在缺乏公民意识成长土壤的中国社会，仅以西方经验来发展志愿服务，必定会造成志愿服务理念与民众认知构成脱节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仁爱为本”、佛教“普渡众生”、宗法社会社群互助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雷锋精神，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处处体现出志愿精神和公益理念。因此，在封建专制体制已经消亡、家族本位逐渐弱化、西方现代化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结合中华民族的人格特质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扬弃西方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经验，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志愿精神及文化，是一项紧迫而又任重道远的工作。

3. 中国志愿行动必须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全民道德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制度建设的现状，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志愿服务发展道路

以中外对“志愿服务”理解的差异为例，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志愿服务是非营利服务。如西欧和日本的志愿组织规定，志愿服务为非营利服务，志愿者可以要求、接受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基本食宿和最低生活费用。他们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志愿服务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法国明确指出：“非营利是志愿活动的根本精神。”而在我国，志愿服务多为义务性质，志愿者无偿的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服务经费基本不从服务对象方获得。再加上政府资助有限、企业赞助较少等原因，使得我国志愿服务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义务服务”带来了经费问题，而“非营利服务”能较好地解决这一掣肘因素，当今中国仍只能沿用义务服务的观念。因为发达国家拥有一整套运行良好的国家福利制度，所有国民都能享受生活最低保障。志愿服务的目的是改善受服务者的生活质量，而并非满足受服务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受服务者有能力负担志愿者的基本开支。在中国，受服务者大多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民众缺乏支付能力、企业捐助意识淡薄的情况下，现阶段中国志愿行动的来源只能是政府资助和志愿组织自筹，这与西方志愿行动的发展道路是迥然不同的。

三、志愿精神及文化的本土化发展给青年精神文化教育及志愿者行动带来的几点启示

目前，中国志愿者群体主要由青年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组成。青年志愿者行动因其规模之大、活动之丰富而被当下理论界认为是中国目前志愿服务事业的主要力量。

1. 中国志愿者事业归根结底是一项实践、教育的事业

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社会发展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个人本质发展的历史。从“经济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转变，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观念的重大进步。而志愿服务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都是一种基于个人慈善与博爱的行为，是一种着眼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振兴的活动形态，是贯穿在青年的思维与言行中，以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等为内容的人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也正是“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一种“智能的积累遗传”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尤其在中国现阶段，志愿行动的发展承载着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责任，更使其兼具了教育功能。而所谓实践，则是就志愿服务的活动形式而言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理念的书面传承，更是一种基于人类本性中“利他”行为、在助人实践中收获的一种内心满足和心灵感悟，是需要基于中国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进行开放性探讨的重要课题。所以，志愿者工作根本上是一个实践中的教育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运动”。而采取何种有效的教育体系、教育方法，使志愿服务观念与民众原有的知识接受模式融为一体，则是我们要花大力气去设计和思考的问题。

2. 中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应用力于青年志愿者事业的发展

从青年发展社会学视角看，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承前启后、充满活力、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代群，青年的发展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采取的是一种赶超战略，即在未有适合现代志愿精神生长的土壤中，强行推动其发展。因此，中国不能如西方社会般让志愿精神自觉于公民社会意识之中，而应采取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去引导社会群体以接受并消化志愿精神和文化。如此看来，只有青年和青年文化的特性能与志愿文化的本土化过程中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因此，将青年志愿者事业作为整个志愿服务事业的突破口，既是作用于今日青年群体本身的有益举措，更是寄希望于明日社会民众的战略步骤。

3.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必须在共青团的支持和引导下开展工作

中国青年志愿行动的发展很少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进行，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民众公民意识较为薄弱、社会捐赠匮乏、激励制度尚不完善，而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志愿服务事业，则只能由国家主导；第二个原因则是，由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传统的长期影响所致。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青年志愿服务事业一直按照“党政支持、共青团承办、社会化运作”的思路开展，这对促进资源整合，加快志愿服务发展步伐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共青团作为青年组织，有着联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优势，并注重从青年成长的特点出发，开展各种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活动，同时具有完善的组织动员体系和规章制度，易于促进青年志愿者事业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现阶段青年志愿行动必须坚持团的领导。自1993年共青团中央大规模倡导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作为共青团工作新生长点的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便是明证。

四、结 语

我们不能把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看成一场短期的运动，而应该上升到深植于社会文化深处的教育、培训和管理甚至变革社会人心的一场革命。从这个基点出发，青年志愿者事业的长远发展应该从根本上挖掘其本土化内涵和与本土化特点相适应的运作模式，进行长期规划。具体讲，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基于中国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实现志愿者行动的管理模式从运动型向制度型转变，志愿者的组织动员方式从命令运动型向自愿与调配相结合型转变，志愿者事业的发展趋势从短期功利型向长期事业发展型转变，是影响青年志愿者行动实现“中国特色”、促进本质性、跨越性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正是志愿精神及文化本土化问题必然的题中之义，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关键课题，而绝非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形而上清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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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3

1 我国工业工程概念及其内涵

中国工业工程是一门将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学科, 其英文缩写是CIE。中国工业工程在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使企业生产的更加安全、有序。中国工业工程将多种专业有机的结合, 对人员、物资、设备等生产要素进行分析, 并对评测系统予以改进, 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 其能将研究成果广泛的应用于企业其他生产部门, 是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中国工业工程在内容方面涵盖了美国、日本对工业工程的定义, 并且中国工业工程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在具体应用中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广泛性。中国工业工程建立是为了帮助我国更多的企业通过这套体系对企业进行创新、发展, 从而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增强其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工业工程能力, 帮助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1]。

2 工业工程本土化中文化和模式

中国工业工程在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企业的运营模式在不断摸索中得到的成果, 是自然学科和工业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企业在社会发展中受到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 其通过外界环境因素逐渐渗透到企业内部, 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不断的进行渗透, 思维和行为媒介传播至企业内部。企业的管理技术决定了企业发展的目标, 其组织形式、过程控制办法等影响着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输出能力。所以, 企业的文化内涵可以从管理技术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看出, 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企业在行业、区域、阶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不能建立一个适合所以企业的管理模式,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个性化的模式存在。所谓的个性化模式是根据企业自身经营的实际情况、企业员工、技术等能够正确的反应企业工业工程策略和方法的成果。例如:采用何种技术和产品实际的生产流程等。因此, 企业的个性管理模式是企业工业工程和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工业工程包括良好的思维、正确的流程、合理的方法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以及员工的行为规范等[2]。

3 能力导向策略实践选择

我国企业在实际的生产中存在工业工程能力继续改进以及信息化技术需要加强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企业需要清晰的认识到工业工程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使企业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更加集成。

对于资源、技术、资金相对优越的企业而言, 可以采用系统的工业工程技术将推动企业由集成能力向精益能力方面发展, 使企业在人员配置、信息传输、资金流动等方面形成更具价值的流程, 对于这类企业采用的是IE与IT相结合的策略。

而对于资金较为充足、生产过程中自动化能力不足或者生产流程过于简单的企业, 需要改进其生产流程使其更加精益生产, 并且辅助以相应的信息系统例如:ERP等, 会使企业生产更加完善取得更好的产值, 因此这类企业是先采用IE, 而后在实施IT的办法[3]。

对于一些自动化程度较低并且生产环节较多的密集型企业而言, 在产品加工过程中会出现极大的浪费情况, 因此需要科学、合理的对产品生产流程予以改善, 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过程管理, 降低浪费发生的概率。基于企业的实际情况, 并不适合过快的实行信息化, 而应该在基础工业方面进行加强, 当生产能力提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再予以相应的信息化管理。目前, 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属于此类, 因此在对其进行信息化系统开发时需要坚持实用性和适用性原则, 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文化特点有选择性的利用工业技术, 将工业工程技术应用到实处,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 结语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压力, 因此需要本土工业工程对其进行帮助。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工业工程概念及其内涵, 进而分析工业工程本土化中文化和模式, 最后能力导向策略实践选择。本土化工业工程在实践中仍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因此我国企业在今后的应用中需要不断改进, 使企业发展得更好。

参考文献

[1]齐二石, 刘洪伟.我国工业工程本土化研究与应用实践分析[J].管理学报, 2010, 11 (25) :1717-1724.

[2]齐二石, 霍艳芳, 刘亮.21世纪我国工业工程发展及其应用的战略思考[J].管理学报, 2014, 01 (12) :103-106.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4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是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是世界各国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引进FDI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已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统计, 2011年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 712家, 同比增长1.1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 160.11亿美元, 同比增长9.72%。亚洲十国/地区 (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 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2 302家, 同比增长1.11%,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 005.17亿美元, 同比增长13.99%。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 497家, 同比下降5.01%,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9.95亿美元, 同比下降26.07%。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 743家, 同比增长3.26%,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3.48亿美元, 同比下降3.65%。

2001年度世界投资报告“Promoting Linkages”中认为,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 东道国追求的不仅仅是投资的数量, 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其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愿望, 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东道国的国内企业之间建立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 (industry linkage)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 (Hirschman) 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1958年赫希曼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 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 并认为:对资本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应该首先选择发展那些关联度强的产业, 特别是后向关联度较强的最终产业, 以此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并提出了依后向联系水平确定主导产业的赫希曼基准 (Hirschman Criteria) 。他认为产业关联度应成为选择和确定主导产业的一个基本准则, 即必须选择能对东道国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强的产业, 或者说具有较强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旁侧关联的产业。就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而言, 后向关联是指跨国子公司从东道国的当地供应商获得产品 (或服务) ;前向关联是指跨国子公司向东道国的当地批发商或最终顾客提供产品 (或服务) ;水平关联是指跨国子公司与有竞争行为的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FDI与本土产业的关联效应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通过技术的自愿与非自愿外溢, 促进了东道国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另外, FDI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主要表现在关联就业上, 对东道国提供的直接就业机会随着FDI对东道国投资的增加而增加。据《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估计, 每个直接就业会带动1～2个关联就业, 可见其就业总量要比直接就业数量多。从产业角度看, FDI可以调整东道国产业的市场结构。跨国公司的进入改变了东道国一些关联产业的供需关系, 从而使其市场结构发生改变。FDI进入东道国某一产业后, 会加剧该产业市场的竞争程度, 而一个产业的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对其他产业提升和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 如FDI进入上游产业, 会引起上游产业的竞争, 但竞争会促使企业降低成本、加大技术投入、改善生产模式, 进而降低产品价格, 下游的企业因享受较低的投入品价格而增加了利润水平。若FDI进入下游产业, 则会改变当地投入品的供需关系, 产生的后向垂直关联效应可以调整上游产业的市场结构, 提升当地供应商的竞争力。对东道国产业的关联效应还表现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小岛清理论表明FDI向东道国传递和转移先进生产函数, 经由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 从而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中国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 跨国公司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供应商在建立垂直关联的过程中, 在东道国当地形成了中间投入品市场;减少了投入品的运输次数, 节约了运输成本;迅速满足终端产品的需求改变;劳动力资源的共享和技术“溢出”。以上种种行为都是在东道国形成地区产业群的必要条件。所以跨国公司产生的关联效应还表现在东道国地区产业群的建立及成长方面。

二、江苏省制造业FDI与本土产业关联现状

提高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效应, 由三个因素主要决定:第一, 该项目在给定期间内要吸引的FDI投入量;第二, 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前向、后向关联度;第三, 投资项目的国产化。

江苏省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凭着良好的投资环境, 成功吸引了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01—2010年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年平均增长率为30.36%,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为40.39%。按照外资投向的一般规律, 其首选目标在于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投资回收快、投资利润高的行业。江苏省制造业在较长时期内拥有巨大的本土市场及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等比较优势, 因此, FDI的大部分都流向制造业部门。至2010年底, 制造业合同外资金额达到3 884 629万美元, 占全省总计的68.35%;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 846 859万美元, 占全省总计的64.81%。所以FDI投入量可以满足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效应的要求。

根据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对江苏沿江开发区的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情况展开的一次调查, 发现60%的外资企业在当地都有两家以上的配套企业, 而本土配套企业数仅占配套企业总数的46.7%。这意味着该地区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建立起产业关联的大约只有28%。江苏一直是中国吸引FDI的第二大省份, 其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建立产业关联的发展程度在全国也应处于领先地位, 江苏省的情况尚且如此, 全国的情况可见并不理想。学者研究发现, FDI不是通过其资本的表面特性, 而是通过其是否与本土产业建立关联来影响国民收入的。所以促进产业关联才能最大可能地利用FDI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 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 外资企业是通过垂直关联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 其中后向关联才是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 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帮助本土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 提供技术援助、信息支持, 加强管理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供应商产品的质量, 以保证自身产品更具竞争力。下面就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计算出FDI的后向关联指标从定量的角度把握FDI与中国产业后向关联的现状。

后向关联反映的是在外资企业最终产品中采购某行业本土中间品的比率, 实际上是一种在产业层面上的本土采购率。根据UNCTD (2001) 的定义设定为

其中, aij是直耗系数, 来自于200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 表示第i行业向第j行业提供的产品占第i行业总产出的比重, 即第j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中来自于购买第i行业的产品占第i行业总产出的比重。FOj、TOj表示j行业三资企业总产值以及行业总产值。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

从指标可以看出后向关联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外资企业在某个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 二是该特定行业的与其他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以下将从这两点综合加以分析。首先考虑外资企业在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 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总产值占行业总产值 (如表1所示) , 从三资企业市场份额排序来看,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居于前三, 其市场份额均超过50%, 表明外资在这些行业已经有很深的介入, 参与程度很高。而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纺织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其市场份额不足25%。其他行业则市场份额则分布在25%～60%这个区间。通过对行业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三资企业市场份额较高的行业往往是中国开放度较高, 而技术水平含量也较高的新兴行业。在这些行业中FDI面对较低的准入门槛, 凭借母公司的技术优势, 大举进入, 占领市场, 特别是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行业, 可以发现21世纪中国进入WTO后, 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相比新兴行业而言, 一些传统的垄断行业FDI则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热情, 这也和中国的产业政策相关, 对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些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行业, 由于外资很难取得自然资源的勘探权、开采权, 所以外资在这些行业难以和“中”字头的国有企业竞争, 一些具有国家主权背景的企业航母如中石油、中石化、中铝成为市场的主宰。对于传统的非垄断行业如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 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凭借各自优势呈现出分庭抗礼的格局, 这种态势的形成也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次, 从投入产出角度考虑, 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产业上的关联程度远低于内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程度。这种情况很大部分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当地成分偏低, 外商投资企业还没有将本地企业作为重要的采购市场, 本地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产业关联上还不够紧密。一方面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型为主体, 总体上还处于利用国内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作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内本地企业的配套能力还不能适应国际生产体系的要求, 在产品质量和技术要求上, 特别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配件的生产上存在差距。加速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引进的关键环节, 其核心就是模仿、消化、吸收、创新, 技术引进国的国产化水平决定了该国技术知识的增长速度和该国利用知识能力的增长速度, 进而对技术输入国的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因此, 国产化是产业关联的晴雨表, 产业关联现状可由国产化体现, 国产化是缩小国际技术差距的有效途径, 低关联度决定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项目的国产化程度普遍较低。

三、促进FDI与本土产业的关联的政策建议

综合前文的分析, 我们建议中国引资思路是:第一, 一如既往坚持招商引资战略, 但在引资过程中, 注重对外资的正确评价, 不能只讲数量, 更要注重质量, 因为一方面外资推动了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第二, 鼓励外资进入一些产业链较长, 关联度较大的行业, 并积极培育FDI的本土聚集, 对FDI的本土采购加以政策保障。这样有利于发挥FDI后向关联效应。第三, 由于中国自主R&D实力有限, 这样不仅使得自主技术进步缓慢, 也极大的限制了FDI后向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因此, 加强自主研发投入, 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 在充分理解国际政策规则、贸易条件前提下,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达到鼓励后向关联的建立和深化的最终目的。这些用于协调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关系的经济政策应当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可以看做是东道国的企业发展促进政策与外资政策的“交集”。

从企业角度讲, 与外商投资企业建立配套体系, 可以有效地放大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 加快本土产业的升级。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 外商投资企业群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同时本土企业的制造能力和规模也迅速扩大, 为建立外商投资企业配套的生产体系, 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配套生产, 可以有效地建立后向产业联系。国内很多成功的本土企业都是通过建立配套生产起步, 通过一项产品的“专、精、尖”的生产, 嵌入国际产业链而发展壮大起来。与外资企业建立配套体系, 可以有效地放大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加快本土产业的升级。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就是建立在当地企业在公共贸易发展中迅速形成配套供应能力的基础上的。另外, 在一体化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中, 涉及大量的中间产品、技术、资金、服务及无形资产的流动, 所以战略性的技术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与外商投资企业产业关联的较高层次。战略性技术合作, 是战略联盟的核心内容, 目的是通过一个或多个企业的联合, 为实现在产业技术发展的共同目标, 通过产权或非产权的企业合作协议形成的企业联合体。战略性技术合作已经成为企业在产业高端技术领域控制产业发展, 并通过这种合作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模式, 很多企业借助战略性技术合作得到长足发展。跨国公司是创新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和技术发明的领头羊, 在经济自由化背景下, 为了保持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其公司已经存在的科技创新能力, 利用不同国家的研究、开发成本的差异, 获得区位经济和R&D的规模经济效益。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与跨国公司进行战略性合作, 可以获得新知识, 并分享R&D成果, 将其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相融合, 以达到战略升华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这种合作为东道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也为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带来了契机。

摘要：江苏省是中国重要的FDI聚集地之一, 但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 目前FDI与本土产业关联度较弱, 我们通过该路经来获得产业关联效应十分有限, 而外资扩散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渠道是它们与当地企业之间形成的后向关联。以江苏省制造业各部门为研究对象, 从后向关联的角度分析了FDI与本土产业的关联现状, 并从提高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效应的三个主要因素分析了其原因, 最后从政府及企业的角度提出了促进FDI与本土产业的关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产业关联,技术溢出,江苏省,制造业

参考文献

[1]易会文, 钱学锋, 刘建明.FDI与中国产业关联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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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文光, 梁丽红.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产业关联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 2004, (11) .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5

对于“中国风”这个词语的探究应该最早追溯到“中国风”形成的源头。“中国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被称为“Chinoiserie”,只是作为从属于欧洲Rococo风格的一支,这种“中国风”代表着欧洲人对于当时古代中国艺术以及风土人情的美好想象,其中包涵了很大成分的欧洲传统的审美情趣。关于当时“中国风”内涵的解释,在大量现有的文献和专著中都有详尽的介绍。历史走到20世纪,时尚王国的翘楚迪奥公司多次以“中国风”为主题推出了几个系列的设计,虽然其中运用的中国元素也掺杂了其他民族的元素,比如日本,但依然获得热烈反应与大范围的模仿:高开衩的旗袍配上黑色丝袜和十多厘米高的厚底凉鞋;或者中国黄绿色的军装改造配上大面积的褶皱丝绸与网纱,这样强烈的对比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表述着他们对于“中国风格”的认识,相对于古老欧洲的“中国风”,政治等时代性的元素成为更新的成分。这种被西化的中国风格,一次次刺激着全球时装设计界的感官,但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与我们自己口口声声想要表达的“中国风”必然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我们的本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与西方认识范畴的不同。所以以中国本土设计师的视角来设计运用“中国风”的话,应该有一个有别于西方的鲜明面貌,它才符合中国人的集体认识和历史情感。

“中国风”顾名思义,什么可以代表中国,或者反映中国?作为炎黄子孙,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生长环境,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面貌都有一个抽象的认识,它不仅仅是雄健浑厚的书法、淡泊隽逸的山水画,也不仅仅是鲜艳热闹的大花轿,“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的龙纹。从博大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如何提炼和升华出服饰设计的灵魂呢?服饰是文明的符号,是文化的外在表现。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①中提到“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他在书中将文化从起源开始划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农耕文化。前两者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游牧和商业文化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这样的分析,无疑在理论上为我们本土设计师准备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与框架。作为农耕文明大国,我们的文化更进一步体现在以统治者阶层为领导的整个民族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上,从国家历制的建立、到服制的制定无处不贯彻始终。农耕文明中细究到最基本最直接的制约就是我们用来制作服装的纺织技术和剪裁方法。织布机与劳动者操作互动的半径几乎决定了自古以来布匹的幅宽,而在以体力生产活动为主导的社会,对于劳动产品极度的珍惜和充分的利用,充分地表现在从平民到贵族的服装裁剪方式都是平面式的,从而避免了立体裁剪可能带来的浪费。平面裁剪的方式水到渠成地挑选了对称形式作为我们最初的审美这也暗合了自然界随处可见的对称美形式,更与天地阴阳二元平衡的理论相呼应。据《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田耕作,称为“藉田”;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从皇家到普通民众,“‘勤俭之意’质朴而隽永②”,顺应自然体现在古代服饰中,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不言而喻。尽管物质财富积累到后来,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和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服饰生产当中,各种昂贵稀世的华服层出不穷,但是与自然相应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的主流历史中从来没有被放弃过。

但是“中国风”不仅仅是如此,它还有升华的灵魂。这里借用一下佛教的理论“戒能生定,定久生慧”,如果说“中国风”的载体飘缈难定的话,长期安定规律的农业生产造就了中国人的智慧。当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物质收获与民众长期的安定生活“静定”累积到一定临界点的时候,文化艺术这颗种子就开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蓬勃生长。表现在服装上最早就是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禅衣素纱”,团起来可以攥在手心里,重量只有50克,如果单单只是从实用的角度,是很难以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何要做、如何可以做到如此薄如蝉翼的“素纱”?再如纺织业达到鼎盛时期的唐朝,女人们的着装多是上窄衣下长裙的形式,服装质料中最为推崇的是丝织品,不仅仅是因为丝织品纺织的难度,更是由于丝织品的质感:轻柔,飘逸,通透,丝织品以蛋白质为主的成分较于其他面料特别亲肤,再加上它本身特有的含蓄柔和的光泽,特别符合古代中国人所推崇的温和、谦卑而又坚韧的中庸之道。所以对于丝绸的追捧从唐朝国境线一直延伸到了遥远欧洲的罗马贵族阶层。飘逸的丝绸不仅仅萦绕在华彩的唐王国,它从开始出现一直到今天的中国都受到人们的青睐。也许“轻灵淡逸”才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原因。历朝历代各种服制规定的繁文缛节,各个民族文化的交融混杂交根盘错、皇族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三大阶层对于审美的具体差异只会让人对于中国风格的形式更加摸不着方向,可是唯一不会让人混淆和遗忘的是几千年以来以儒学经典为主流教育的国人所传承的文化精神与气质。从传统的人物山水画作品与欧洲的油画雕塑作品作比较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艺术作品更注重于人物内在的自我完善、对于精神自在最大化的追求,而几乎忽视了对于人体本身曲线与力量的审美。敦煌莫高窟里面的佛像、与飞天,承载着历代王朝对于天宫的想象,对于宇宙和生命的种种猜测与描绘。“独鹤与飞”的志向与梦想从来没有被淡忘过。

因此,作为服饰设计的“中国风”绝对不是将某个皇朝的服饰形式搬来抄去,不是将青花瓷上的某种花型纹样复制放大挂在胸前;或者取某个古建筑的飞檐斗拱顶在头上;更不是将旗袍改造成迷你裙的长度来与时代接轨。“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的《沉着》与《豪放》这两首诗将几千年来中国的魂魄描绘得淋漓尽致。恬淡而又深沉,豪迈而又空灵,这一股精魂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与中国血源最近的日韩都难以企及的。奢华娇逸与它无缘。

就本土设计师的角度而言,中国风与中国人文精神是不可分割的,撇开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中国风设计犹如失去引线的风筝,天南地北不知会飘散到何处,本土设计师模仿西方的中国风设计犹如赶走自己的孩子,让他到对面去认亲,结果人家看着奇怪,而我们的处境更为可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文化多样性、独特性显得尤为重要,从事服饰设计与教育,应当在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特个性与尊严的基础上来创新突破。

注释

1[1]《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版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6

在本文的以下章节中, 笔者将波特的五力模型引入对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的竞争力现状进行分析, 并尝试探讨其竞争力培育的发展策略。

一、分析工具——波特五力模型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 (Michaele·Porter) 认为: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首要和根本因素是产业的吸引力。竞争战略一定是源于对决定产业吸引力的竞争规律的深刻理解。任何产业, 无论是国内的或国际的, 无论是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 竞争规律都将体现在五种竞争作用力当中:新的竞争对手的入侵、替代品的威胁、客户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 (1)

图片来源: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 华夏出版社, 第4页

1、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其实是作为买方的企业与作为供方的生产要素供应商之间博弈的结果。一般来说, 决定供方力量的因素包括:买方改变供应商所需承担的转移成本、可供买方选择的替代品市场投入现状、供方的产业集中程度、买方购买的批量大小和总金额等等。

2、客户的议价能力

决定客户议价力量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作为买方的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以及客户掌握的议价杠杆。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取决于产品差异性、质量、品牌忠诚度、客户购买决策的动机、购买总量等。而议价杠杆取决于客户相对于企业的集中程度、客户掌握的信息量, 客户可供选择的替代品市场投入现状以及客户转移成本。

3、新的竞争对手入侵

新进入者对市场中现有企业所构成的威胁程度取决于市场入侵壁垒。入侵壁垒包括该市场中现有企业所达到的规模经济、拥有的产品专卖权、技术优势、对分销渠道的占有和控制、政府提供的保护性政策等方面, 也包括新入侵者进入市场所需面临的资金门槛、承担的经营风险。

4、替代品的威胁

如客户能通过使用其他的产品或服务达到预期的效果或目的而不需要购买企业的提供产品或服务, 那么, 替代品就对企业的竞争力构成了威胁。一般而言, 决定替代品威胁程度的因素包括替代品的相对价格表现, 客户使用替代品的转移成本、客户对替代品的使用倾向等。

5、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

企业的盈利力受制于现有市场中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实力。另外, 整个产业的增长性、所生产产品的附加价值以及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是否具有多样性、市场退出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产业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强度。

二、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竞争力的现状分析

迈克尔·波特指出:决定产业盈利能力的五种竞争力的综合作用随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随产业的发展而变化。同时, 在任何特别的产业中, 并非所有五种作用力都同等重要, 因素是否重要依据结构不同而不同。每一个产业都是独特的, 都有其独特的结构。 (2)

笔者认为, 对于目前的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而言, 供应方主要指提供媒介时段或版面的媒体机构;买方主要指具有广告策划、投放需求的广告主;潜在的市场入侵者包括跨国媒介购买公司和广告公司;替代品主要指从事非广告营销传播活动的机构以及介入广告运作某个环节的专业公司;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则主要在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之间展开。

1、在强媒体、弱公司的媒介代理现状下媒介型广告公司议价话语权的缺失

从广告代理制的发展历史来看, 欧美广告公司与媒体的关系最初是处于推销媒介资源的依附地位, 然后逐渐脱离媒体成为媒介掮客, 并最终走向完全独立的专门化代理。这种转变的过程是市场运作和自身发展的产物, 先后经历了上百年时间。在这期间, 出现过欧美广告公司利用行业联盟 (如全美广告协会4A) 向媒体施压维护15%媒介代理费制的现象。另外, 伴随着欧美广告代理制框架内进一步专业化分工而诞生的媒介购买公司通过将媒介投放予以集中形成大宗购买, 不仅增强了对媒介的议价能力, 也使专业广告公司摆脱了与媒体在价格折扣上议价的纠缠而更加专注于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在我国, 媒介长期以来在国家扮演的特殊作用使得其能获得充分的资源优势, 同时不需要依赖于市场得以成长壮大。然而,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兴起的现代广告业起步较晚, 广告公司长期停留在高度分散与高度弱小的经营状态下。广告公司在与媒介的博弈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强媒体、弱公司的不平衡对话关系在湖南表现得尤为明显。湖南近年来电视媒体的高度发达已使其跃居为中部地区的传媒大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湖南本土广告公司的整体水平并没有获得质的提升, 具有相对经营规模的专业广告公司主要表现为依附于湖南强势电视媒体生存的媒介型广告公司。这类公司的典型特征是凭借同媒体的密切关系获得一定的资源, 从交易差价中获取利润维持生存。这种粗放经营下的单极盈利模式对媒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一旦与媒体的关系破裂, 失去原有的某个媒介时段或版面,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空间就面临被压缩的危险。我国近年来推行的媒体集团化使媒体产业的集中化趋势显著提高, 零散经营的媒介型广告公司不但不能形成行业联盟对媒体进行集体施压, 反倒是为了争夺具有稀缺性的媒介资源彼此之间恶性竞争严重。如此一来, 在形成相对垄断趋势的媒介资源市场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卖方市场格局。在强媒体、弱公司的媒介代理现状下, 媒介型广告公司在与媒体议价时普遍存在话语权缺失的现象。

2、专业服务能力不足, 客户代理局限于低层面议价

广告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接受广告主的委托实施广告活动, 基本前提是广告公司具备专业代理优势, 使得广告主委托第三方代理广告业务成为最佳选择。即委托广告公司代理广告业务要比广告主自己完成广告业务花费更低的成本, 收到更好的效率。广告公司的专业代理优势体现在:对消费者或市场具有更深微的洞察分析能力, 具备更高效的计划执行力, 更能保持独立和客观的看法, 并为广告主提供科学的营销方案和品牌规划等方面服务。

1994年国家《关于加快广告业发展的规划纲要》将广告业界定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可见, 专业广告公司的专业服务能力离不开优秀专业人才队伍的支撑和长期广告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但现实情况却是本土广告公司普遍遭遇到人才瓶颈。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更是湖南本土广告公司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某一行业是否具有人才吸引力一般取决于能否为人才提供丰厚的薪金报酬、良好的工作环境及可预期的发展前景。作为经济发展并不突出的中部省份之一, 湖南和东部沿海诸省相比, 无论是在提供给人才的薪资水平还是成长机会都不具备吸引力优势。再加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导致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湖南广告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不突出。湖南高校不少与广告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时, 常常将跨国广告公司、大型企业、媒体作为首选, 其次是沿海发达城市的本土公司, 最后才会考虑湖南本土的广告公司。如此一来, 湖南本土广告业得到的人才供给尤其是“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在缺乏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供智力支撑的情况下, 专业服务能力往往难以得到客户认可。

另一方面,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长期以来存在着将媒介资源交易视为最直接核心盈利手段的经营意识, “重媒介、轻策划”的现象普遍存在。市场调研、文案撰写、创意设计、策略咨询等不参与直接盈利的业务流程环节价值被边缘化, 甚至成为一种回馈广告主购买媒介资源而附赠的服务。更为严重的现象是, 媒介型公司为了将自己手中媒介资源推销给广告主, 在策划或创意过程中, 有意识地对自己手中买下的媒介资源带有推销倾向性, 结果是专业策划沦为媒介资源推销的包装。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的专业服务能力也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退化。

如此一来,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经常沦为以媒介购买、投放为主的执行公司, 其专业客户代理服务难以成为让媒介资源增值的一种高端附加价值, 与广告主之间的议价往往也只能围绕着低层次媒介资源价格折扣进行, 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展开。

3、跨国广告公司、媒介购买公司全面渗透构成潜在的竞争威胁

加入WTO以来, 跨国广告公司与本土广告公司的竞争一直是广告学界、业界讨论的焦点。由于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跨国广告公司还会通过寻找本土公司合作或并购, 实现其本土化扩张, 但不争的事实是由政府保护形成的市场入侵壁垒正逐渐消失, 跨国广告公司也已经加大了在中国本土市场跑马圈地的力度。

尤其是近年来, 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也将使得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可以预期的是中部地区的广告市场将迎来稳定快速的增长。跨国广告公司在逐利的动机下从沿海向中部市场进军应该是很正常的事, 湖南是中部地区传媒大省, 也将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当下, 作为中坚力量的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无论是在资金规模、人才团队、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的, 依靠自身的竞争力水平很难形成足够的市场入侵壁垒, 尽管中国内陆市场的纵深性会给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的成长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跨国广告公司作为潜在的市场入侵者所构成压迫和威胁是不能忽视的。

另一个潜在的市场入侵者是跨国媒介购买公司。作为欧美广告代理制的产物, 跨国媒介购买公司多数是大型广告传播集团内部媒介购买业务合并的结果, 媒介购买公司首先承担集团内各广告公司的客户的媒介投放业务, 然后逐渐走向独立经营, 自主开发客户。目前, 由于国家工商管理局下发了停止核准登记媒介购买企业的通知, 跨国媒介购买公司没有独立牌照, 在我国本土市场只能以挂靠广告公司或媒体的形式开展业务。 (3) 这种政府提供的保护性政策对其全面进驻我国市场形成了暂时的入侵壁垒。但不可忽视的是, 跨国媒介购买公司掌握着巨大的媒体投放需求、拥有强大的资金储备、专业服务能力。从长远来看, 其一旦在我国本土市场浮出水面并开始向内陆市场大举扩张, 势必对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的生存价值构成威胁, 甚至对媒体安全也构成威胁。

4、现有产业竞争者之间低端恶性竞争严重

湖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湖南本土广告产业的膨胀提供了条件, 急剧扩大的广告市场需求和可观的利润催生了一大批广告公司。再加上广告经营的前期固定成本投入较低、行业准入政策宽松、退出壁垒较低, 广告服务本身又具有多样化和定制化特点, 使得湖南本土广告公司在过去的几年数量上一直保持着增长之势。

但是, 湖南本土广告公司规模小、经营零散化、资质偏低的现状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小型广告公司雇用三五个员工、依靠一块户外广告牌或从事单一的平面设计业务就能赚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利润。这种“作坊式”的微型公司在市场夹缝中维系着生存, 依靠自身利润积累发展极为缓慢, 也几乎不具备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即使是具有相对经营规模优势和发展潜质的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 其竞争力优势也都集中在与媒体、政府的关系上。具体业务运作过程中, 仍然以低端性的媒介资源买卖为主要赢利模式, 功能趋同化严重。而且这种低端业务市场的竞争存在走向恶化的趋势, 追逐短期利益利用恶性压价、违规操作、贱卖媒介资源等手段争夺客户的现象普遍存在,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竞争格局如得以长久维持, 最终将使产业现有竞争者的盈利水平普遍趋于微利化。而另一个方面, 高端业务市场的开发却严重不足, 湖南媒介性广告公司在专业化的市场调研、效果监测、品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多元经营缺乏、服务附加价值低的现状。可以说, 湖南广告产业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特点表现为低端业务市场竞争过于激烈、高端业务市场开发不足。

5、整合营销传播盛行与产业链专业分化使核心竞争力面临替代性威胁

当下是以整合营销传播塑造品牌的时代, 依靠单一的某种媒介资源已不能满足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塑造品牌的需求。广告主需要的往往是整合性的市场推动力, 并辅之以公共关系、事件营销等在内多种营销传播工具从多个层面与消费者沟通互动。这就对广告公司的资源整合力、策略执行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多数依附某一家湖南强势的电视、报刊媒体单位起家, 在对品牌的综合服务能力上本身就有先天的发育不足, 即使是在媒介投放方面, 也缺乏较强的跨媒体运作能力。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下, 媒介受众不断被碎片化, 传统媒介竞争持续加剧、新媒体使受众分流、非广告营销传播手段日益丰富。同质性媒体竞争带来的彼此替代效应, 传统媒介传播价值走向“青铜化”以及“硬广告”难以与市场深度沟通的缺陷, 都使原本为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所把握的单一媒介资源优势不断被消解、替代。

其次, 广告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广告公司能提供给广告主的服务范围包括:市场调研、广告策划、创意设计、品牌维护、媒体发布等诸多方面。因此, 一个完整的广告服务市场可能被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市场竞争领域, 各种类型调研公司、活动策划公司、设计工作室也就可以在广告运作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专业化、深入化, 从而谋求生存。这样, 习惯于依赖媒介资源优势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湖南媒介型公司就有可能面临部分业务被产业内部其他专业公司替代, 利润遭到分割的可能。而对于广告主来说, 将一个完整的广告业务分拆为零碎的环节交予不同的公司, 也将致使整个广告活动缺乏统筹规划、操作成本上升, 最终结果也对广告主不利。

三、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发展策略建议

1、以提升人才竞争力为基础, 实现从媒介代理向专业服务代理过渡

现阶段, 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能以现有的媒介资源优势为依托赢得一席之地, 实现初步积累, 但其核心竞争能力最终应回归到作为专业代理公司的策略服务能力上。要完成从媒介掮客向专业服务代理商的角色转变, 当务之急是增强公司的人才竞争力优势。

相对中西部其他省份, 湖南广告业界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能依托湖南高校广告教育界作为发展人才储备的基础。湖南高等教育界的广告学科尽管出现时间不长, 但已初具规模, 近年来教学、科研能力不断提高。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一批国家重点高校都已设立了广告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点, 为学界、业界输送优秀的专业人才。笔者认为,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可加强与高校建立合作机制, 甚至主动参与到高校广告教育中。通过创办实习基地、广告大赛等多种形式的互动不仅能使学生接触业界、增强实践技能, 广告公司能也从中为业界实践获得理论支持、发掘人才。这种合作与互动应该是促进学界、业界“双赢发展”的。

此外, 湖南本土的媒介型广告公司应争取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待遇、成长机会、发展空间, 从而吸引高质量的生力军加入自己的团队。在录用人才时, 还应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以往出现的弊病是对人才的要求重视与实际业务直接相关的动手操作能力, 而忽视人才长远的发展潜力。对公司员工也缺乏投入性的人才培训机制以及合理的人才提拔体制, 这也间接导致了员工忠诚度低、流动性大, 人才流失严重这一制约公司发展的顽症。因此,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应当克服短视心理, 从打造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完善自身人才管理入手,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实现从媒介掮客到专业服务代理商的转型。

2、实现多元化融资渠道, 提升资金竞争力优势

资金竞争力不足长期以来都是制约湖南本土广告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瓶颈, 也将是面临与跨国广告公司相抗衡时的致命缺陷。湖南本土广告企业一般是靠自身的积蓄作为发展资金来源, 但放眼世界广告业, 资本运作在国际广告集团的成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广告公司大多背靠国际广告传播集团或是具备独立上市融资能力, 其近年来在我国市场以控股、并购等手段实现的迅速本土化扩张, 正是得益于母公司雄厚的资本注入或是上市融资渠道获得的资本作为支撑。拥有充裕的资本储备, 即使在对我国市场渗透过程中遭遇短期挫折和市场风险, 也能调整蓄势, 转危为安, 并始终保持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力。

湖南广告产业要实现质的飞跃, 也离不开资本竞争力的助推。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应学习借鉴跨国广告机构在资本运作上的经验, 通过积极争取上市的方式融资或是从企业、媒体引入资本实现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都是具有可能性的选择。尤其是以湖南广电为代表的湖南媒体产业, 在走向市场化、集团化的过程中也在探寻多元化经营之路。湖南媒体产业相对成熟发达, 如果能尝试选择一部分具有发展潜质的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 以控股、收购等形式为其注入资本, 就既能从广告公司的业务经营中获取投资回报, 也能够改变目前赢利来源相对单一的局面, 减少经营风险。而广告公司不仅能够成为媒体集团新的赢利增长点, 也可从背靠资本雄厚的母公司, 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资本支撑。在跨国媒介购买公司对我国广告市场虎视眈眈的今天, 这种媒介与广告公司共生的发展之路, 对于维护媒介安全, 促进本土广告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3、通过整合产业链, 提升集团化竞争优势

具有相对规模优势的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应意识到通过产业内部整合实现集团化运作是有效提升湖南广告业竞争力的可行之道。湖南广告产业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期, 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 一些从事专业化工作的小型广告公司向着作业精细化、深入化的方向迈进, 力求依靠某一专长优势取胜, 以小博大, 但要彻底改变湖南广告业“小、散、弱”的现状、就有必要以大公司为核心整合产业链, 形成综合竞争实力。

笔者认为, 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这种整合:一种是具有实力的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采用兼并、控股的形式将具有专业竞争优势小型公司纳入自己的麾下, 提升或是拓展自己具有以往所不具备的业务竞争力, 使目前以媒介购买为中心的服务向市场调研、品牌管理等综合服务方向转移;另一种方式是媒介型广告公司通过将部分业务外包的形式, 和小型专业公司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充分利用到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这两种方式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都是共享资源、优势互补。整合的前提必然是能够提高经营效率, 在互利共赢中显示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不能是一味地追求规模、强调做大。

市场环境在日益复杂化, 广告业竞争也在日趋激烈化, 但可以预见的是规模经营和集团竞争将会是未来湖南本土广告业发展的主流。

4、力争介入上游产业链参与媒体经营

湖南媒体产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变革之中, 这种变革也应该能为广告产业带来机遇。有人将以往的媒体产业称作内容产业, 它的核心产品是内容的生产, 但事实上以内容为核心的媒介经营正在朝相关产品、延伸产品转移。从产业链的方式看, 我们可以理解为媒体产业价值链向深度、广度两个方向延伸, 媒介经营围绕某内容产品 (如某电视栏目) 从创意、策划、制作、发行到受众调研、市场推广、广告时段销售及衍生产品的开发, 其需求将涉及一系列具有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集合, 从而使一系列对媒介产业内容起增殖作用的互相关联的经济体发生联系。 (4)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以往扮演的是媒介广告资源销售渠道的角色, 并不参与到核心的媒介经营当中。而在现阶段, 则应当充分把握媒介产业发展的“拐点”, 力争介入上游产业链, 参与到媒介经营中去。媒介型广告公司可从手中把握的现有媒介资源入手, 通过创新广告形式、配合线下活动策划、受众调研等手段实现现有媒介资源价值的放大。也可利用自己熟悉媒介受众、广告主心理的优势, 协助媒介进行节目策划、栏目品牌推广等媒介经营活动。除了竞争激烈传统媒体外, 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还应拓展经营视野, 近两年来红网传媒等一批湖南新兴媒体机构的悄然崛起尤其应成为关注的焦点。新兴媒体机构在引入市场初期往往需要有媒介型广告公司这样的渠道客户配合打开市场, 这也将成为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介入媒体经营的重要机遇。

总之, 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应使自身的角色定位从媒介产品价值的实现者转移为媒介产品价值创造的参与者、增值者, 并能在媒介——广告公司——广告主这条价值链的链接点上实现深度价值挖掘。

5、立足本土中小企业, 把握“中部崛起战略”机遇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相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宏观政策支持下, 湖南正成为无数中小企业飞速崛起的热土。笔者认为, 湖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将为湖南本土广告产业的腾飞奠定重要的基石, 而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所要做的正是把握这样的机遇。

现阶段, 尽管湖南本土中小企业大多停留在规模小、资金少、开放性低的经营层面,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将诞生未来的大企业、大品牌。企业的强盛离不开品牌的打造, 更离不开大力度的营销传播推广。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 湖南媒介本土型广告公司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专注于对某些客户或某一行业长期服务, 集中对市场研究分析, 积累相关领域的经验, 强化自己在该领域的地位, 使之成为一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如果一旦成为某一行业或特定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伙伴, 将会在竞争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定位和综合竞争力的升级, 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推动力要素, 为本土中小企业的开疆拓土助一臂之力。

摘要：湖南本土媒介型广告公司是现阶段乃至将来湖南广告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然近年来此类公司普遍遭遇发展瓶颈和经营困局。本文以波特的五力模型为分析工具, 引入对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的竞争力现状的分析, 尝试提出其竞争力培育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湖南,媒介型广告公司,五力模型,市场竞争力,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张金海、廖秉宜:《广告代理制的历史检视与重新解读》, 《广告大观理论版》, 2007年2月

[2]、刘传红:《广告产业过度进入的原因和对策》, 《商业现代化》, 2006年11月 (上旬刊) 总第484期

[3]、喻国明:《中国传媒产业面临的三种转型》,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4]、陈刚、单丽晶、阮珂、周冰、王力:《对中国广告代理制目前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思考》, 《广告大观理论版》, 2006年1月

[5]、陈刚:《制约本土广告公司发展的两个瓶颈》, 《广告大观综合版》, 2005年10月

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篇7

在贸易一体化与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深化为产品内分工[1],跨国公司在全球内寻找资源,产业链呈现全球生产 “片段化”,我国原有的自我服务式的产业链被打破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频繁的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国际贸易助长了我国贸易增长的假象[2,3]。过去10 年里,我国贸易一直呈现快速增长,其中加工贸易占比在2004—2012 之间平均达43% ,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增长,让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提高警惕。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4]、张小蒂和孙景蔚[5]、Koopman等[6]及文东伟[7]均认为,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中转移了大量国外价值,孟猛[8]进一步与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其他国家创造的增加值相比,发现我国国内贡献值占最终产品价值的比重较小,我国企业仍处于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我国借助成本、资源优势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加工、装配环节,试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低端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一定提高,例如工艺流程方面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但设计研发等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显著[9]。反而随着跨国公司与国际品牌厂商通过提高授权费用、压低代工产品出口价格,在技术引进和市场需求两端的挤压下渐渐陷入 “代工困境”[10]。我国输出的是低端产品,且通过价值链下游的经销商进入国外市场,对国外市场没有全面的消费者信息和完整的销售渠道,从而出现了 “市场隔层”问题[11]。可见产品内分工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切入点,却阻碍了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如何突破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内利益分配的现状,提高我国的高端技术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探索。

技术创新既是一种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包括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人们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过多地聚焦于技术供给,而忽略了市场需求。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我国更多的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忽略了从市场需求侧拉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对本土需求的重视不够。随着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增强,近年来发达国家提出技术保护和领先战略的 “梯子理论”[9],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维持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因此,要通过技术引进的供给侧策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变得尤为困难。同时,随着我国人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需求市场成为各国都想争取的 “肥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也关注我国潜在的市场。在这种大背景及趋势下,我国更应该注重市场需求,率先抢占本土市场,培育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本文从市场需求规模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来研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本土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一条可行路径,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依据。

2 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技术创新能力的动力源是供给侧技术推动还是需求侧拉动,或者说哪一侧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初的研究[12]主要将技术创新聚焦在对技术知识的可获得性、技术的变革、技术引进等技术供给方面。渐渐的人们[13]意识到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Utterback[14]的实证研究表明,60% ~ 80% 的重要创新都是在需求的拉动下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折衷观点应运而生,C. Freeman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技术可行性和市场迫切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小珣[15]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统一到R. Nelson的以预期利润为导向的 “需求—成本”分析框架中,并通过F. Scherer的 “最优时间创新模型”的分析,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归纳为以预期利润为导向。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二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大小的实证研究却没有一致结论。王俊[16]建立模型并实证检验发现新奇产品需求规模有助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不能确切的得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孙晓华和李传杰[17]实证研究得出市场需求规模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而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如不同行业技术创新对技术供给和需求规模的要求会有所差别,创新能力的衡量准确性不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的要求也会有所差别的。而且上述研究运用到的理论要么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综述性的文字逻辑推导而出,要么是基于静态的数学推导而出,没能结合在技术创新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依赖关系构建更加符合现实行为、决策的动态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动态演化博弈理论,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进行模拟,动态的分析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鉴于高技术行业较一般行业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对于确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相对容易且准确,因此本文就高技术行业进行相关研究。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技术引进、FDI等可以被认为是从技术供给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策略,同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市场需求既包括本土需求也包括国外需求。Porter[18]早在1990 年就在其钻石模型中指出本土的预期型需求可能催生产业的国家竞争力,而市场规模具有强化竞争力的效果,当产业科技发生重大变革,快速的内需增长更显其重要性。范红忠[19]通过分析认为市场需求规模对Porter四要素均有决定性的影响,市场规模越大,技术创新效率越高。Schmitz[20]、刘志彪等[9]、张杰[21]等发现通过吸收外来投资发展当地配套高技术产业,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 GVC) ,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被 “俘获”现象,很难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突破。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研究本土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不少,但其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波特的钻石模型展开,没有进行严格的论证,且没有详细叙述其作用过程。本文根据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研究结果,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波特钻石模型,进一步探究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突破低端价值链锁定的困境,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框架。

3 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演化博弈分析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是具备了一定市场需求的技术供给过程。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比不购买更有利,不仅满足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且获得通过与未消费该产品的同类消费者比较而带来的优势。技术供给指的是现有产品有市场,企业不仅会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在同行业内将处于领先地位。可见,在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创新产品提供者和创新产品消费者之间在策略选择上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二者博弈的结果决定了技术创新实现的程度。在博弈的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均具有有限理性,需要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博弈,根据博弈对手和同类博弈方的决策不断地学习、调整自己的策略,最后达到演化稳定的策略。

创新产品的生产者可以选择 “生产”或 “不生产”创新产品,消费者也可以选择 “消费”或 “不消费”创新产品,于是形成收益矩阵图( 见图1) 。

对上述的收益矩阵作如下假设:

( 1) 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做出决策,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做出决策;

( 2) 单个博弈者采用纯策略,且在生产者群体中选择 “生产”比例为x,选择 “不生产” 的比例为1 - x,消费者群体中选择 “消费” 的比例为y,选择 “不消费”的比例为1 - y,且0 < x,y < 1;

( 3) 技术创新可使得引进者的生产成本下降△C,或者使得产品功能升级从而价格上升△P;

( 4) 高技术产品供给者由于创新产品或技术而获得收益P,需要研发支出RD,获得政府研发补贴k·RD,利率优惠i · RD ( 假设所有的研发费用都是来自银行借款) ;

( 5) 下游消费者若不引进,由于其给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负面影响而需支付社会成本SC。

达到演化策略均衡的过程即为某特定策略被选择的比例的动态变化过程。达到演化稳定策略的学习和调整规则取决于( 1) 当前群体中采用该策略的比例; ( 2) 选择该策略的个体所获得收益超过该博弈方群体平均利益的幅度[22]。通过计算得到高技术产品供给者选择 “供给”的比例和下游消费者选择 “需求”的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

并且x和y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在以x和y为坐标轴的平面上,给定初始状态,就可以绘制出x和y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即相轨迹,得到复制动态演化的相轨迹图( 见图2) 。

由相轨迹图可得,当x大于0 时,y是递增的;而当y小于C /P时,x趋于0,当y大于C /P时,x趋于1。唯一的子博弈完美策略对( x,y)= ( 1,1) 是一个严格纳什均衡,而且是渐进稳定的。其经济含义,从纵轴看来,无论生产者选择 “生产”的比例为多少,消费者选择 “消费”的比例一直保持上升; 从横轴看来,在消费者选择 “消费”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前,生产创新产品的企业不能维持下去,当消费者选择 “消费” 的比例超过一定值时,选择生产创新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多,此时市场需求不只是其报酬的来源地,更是促使其进行持续创新的动力。可见,虽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技术创新,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创新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创新产品的消费比例却存在临界值。可见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市场需求规模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实现具有决定作用。

产业链是由各个生产环节的主体与其上下游企业不断地进行需求与供给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将市场需求规模和技术供给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关系引入到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中,这种关系就在产业链上进行传递: 如果某一环节的经济主体由于其下游需求突破一定临界值,使得其供给创新产品有利可图,那么就会增加对创新产品的供给; 在其增加创新产品供给的同时也是对其上游企业发出需求的信号,其需求突破临界值,就会促进上游企业也增加创新产品的生产。以此类推,在整个产业链上,当满足各环节需求越过临界点的条件,在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的共同作用下,技术创新就跃上正常的轨道,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因此,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我国产业链的关系如图3 所示。

同一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要素稀缺度不同,导致增加值不同,利润分配也有差别,对整个产业链的主导作用就不同。当然如果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国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链环节交叉进行,整体上处于对等位置,实现资源在全球的综合、有效配置,参与各方均能够各自受益、各国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

( 1) 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会进一步拉大参与各方的差距。目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较落后,处于价值链低端,表现为 “高进口、高出口”,进口国外高技术产品,出口低技术产品。只有对高端商品的需求才能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对低端商品的需求不仅不会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会使厂商生产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23]。因此,国外对我国低端商品的需求无法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且容易使得国内厂商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生产劣质商品; 同时我国对高端商品的需求却拉动了外国技术创新能力。

( 2) 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我国的中低端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但是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变得困难了。对高端创新产品的需求,在没有本土需求的情况下首先吸引外国需求是不可能的,而且外国需求较本土需求具有不稳定性,本土需求对培育高技术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本土需求特征及变化对于厂商而言更易于掌握,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端地位的跨国企业,最初也是利用本国的需求发展壮大起来的。Poter对日本的产业分析认为其大部分的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因此,在现阶段,要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占据产业链高端,依靠外国需求必然是行不通的,特别对高端创新品的需求,挖掘本土需求才是突破口。

综上所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参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就无法获取经济发展的起飞动力,本土潜在需求规模再大也无法借力,但是一旦参与进去就会面临陷入产业链枷锁的可能。面对两难境地,本文认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间取得平衡,这个平衡点就是构建服务于本国的产业链,将产业链各环节的本土需求规模保持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之外则根据资源有效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这样还可以增强产业链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弹性,因为长期过分依赖全球产业链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当整体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在短时间内无法重新形成,易陷入发展困境,而将本土需求保持在临界点就会在外界发生剧变时,系统自动生成自我保护机制从而维持技术创新过程。

4 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用了2003—2010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除西藏外的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4. 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由于专利数申请过程中的程序繁多和有效专利数的滞后性,且无论是专利申请数还是有效专利数基数小、波动性较大,本文选用专利申请数和有效专利数的均值( 下称为专利数) 来衡量因变量技术创新能力PATENT; 将创新产品销售收入NPS及其平方项NPS2 将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研发投入R&D、市场化指数MI和FDI。

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分别相应变量对专利数的影响系数,μit为随机影响因素。价值变量均用相应的指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其中R&D投入通过R&D支出价格指数调整:

R&D支出价格指数= λ1* 消费价格指数+ λ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λ1、λ2根据各地区R&D支出中劳务费和仪器设备费用占比重确定[24]。

4. 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F检验p值为0. 0009,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 0000,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注:*p<0.1,**p<0.05,***p<0.01

OLS回归( 如模型( 1) ) 结果显示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数存在二次关系,呈U型,专利数在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开始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研发投入与专利数呈正相关,随着研发投入增加专利数增加。

模型( 4) 与模型( 5) 比较发现新产品销售( NPS) 与专利数的一次关系不明显,且呈现负相关; 新产品销售( NPS) 与专利数的二次关系显著,呈U型。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存在临界值。

综合理论部分推导结果、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市场需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4 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土需求和国外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本文将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分,分别用新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LPS和出口额EXP表示国内国外需求,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得出无论是本土需求市场还是国外需求市场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都存在规模临界点,但是显著性有所下降; 进一步根据模型估计系数大致计算新产品国内需求规模和国外市场需求规模的临界点,结合样本数据发现大于临界点的样本数分别为3 个和28 个。模型( 8) 进一步将LPS和EXP的一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回归,发现新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和专利数呈显著性水平为1% 的负相关,而新产品出口额与专利数呈不显著的正相关。

虽然通过估计系数计算的临界值不准确,但是由于二者相差较多,可以初步断定国内市场需求规模临界点较外国需求规模临界点大。根据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我国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额占比从2007 年开始已经超过50% ,可见国外市场需求规模临界点小,出口额度大,超过规模临界点的样本数多,但是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还是不确定; 本土需求规模临界点较大,占比较小,超过临界点的样本个数少,目前与专利数成负相关,因此目前我国创新产品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还处于达到规模临界点前的试探、博弈阶段,临界点的突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搜集的样本数据发现本土需求规模超过临界点的3 个样本是广东和江苏的部分年份,出口额超过其相应临界点的28个样本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福建的部分年份,同时结合专利数的统计描述( 广东和江苏的专利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进一步验证本土需求超过规模临界点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显著影响及出口额超过规模临界点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不确定性。

从图5 可知北京、福建、山东、上海、四川等地,虽然国内销售收入和出口有所变化,但是二者变化趋势不确定且都在低水平阶段徘徊; 而江苏、广州的国外需求和本土需求曲线均表明本土需求上升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外需求开始快速上升并且超过本土需求规模成为新产品市场的需求主体,本土需求作为国外需求上行的支撑点,促进市场需求的突破式增长,从而使得广东省、江苏省的专利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通过回归分析,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从实证角度验证理论部分推导的相关假说,即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国外需求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不确定性,在创新初期没有本土需求的引导通常吸引不到外国需求,当本土需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外国需求以本国需求为支撑点快速增长,甚至超过本国需求,拉动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5 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了演化博弈理论方法分析了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市场需求和供给比较而言,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一个临界点,只有跃过这个临界点,创新才能持续,而供给则是创新的基础,始终与创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将这种供给需求关系引入到全球产业链,产业链每一环节的需求规模都满足临界值的要求,产业链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在产业链环节全球配置背景下,不同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支配地位不同,因此对于多个领域均处于全球产业链环节劣势的国家而言,要想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构建为本国产业发展服务的产业链条,从而突破产业链枷锁实现产业升级。但是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市场需求包括本土需求和国外需求,本土需求较国外需求更具有稳定性,增强产业链的反应弹性,在外界发生巨大变化时能够保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对冲基金分析及其本土化的展望 篇8

一、对冲基金运作模式

对冲基金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冲基金的组织形式, 另一方面是对冲基金的投资手法。

(一) 对冲基金的组织形式

普遍意义的对冲基金是指仅对富有投资者开放, 并在激励机制作用下, 主要投资于大量金融工具的私人有限合伙投资体, 它具有以下共同特点:基金资本私募化、采用有限合伙人制以及高比率的利润分配制度。

1. 私募性

私募性使对冲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可灵活、独立地运用各种投资技巧, 如抛空、高杠杆、集中持仓以及不受限制地投资各类工具, 同时, 私募性还使得对冲基金规避了法律对公募基金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 可以有效地规避监管。因此, 对冲基金能够获得比共同基金更为高额的投资回报。

2. 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规定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制企业的债务, 只需要以其投入合伙制企业的资本为限负责, 而不需要像普通合伙人一样对债务负无限责任。即有限合伙制使投资者将风险集中在普通合伙人身上, 有效地规避自身风险。同时, 基金管理人作为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 往往自己的身家都投入到对冲基金之中, 因此, 该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委托代理矛盾。

3. 高红利

高比率的分红充分激发了基金经理的才能和创造力, 使对冲基金经理把精力放在如何让对冲基金取得绝对高额回报上, 而不像共同基金经理一样, 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扩大资产规模以收取更多的基金管理费。

以上的组织特点, 使得对冲基金成为具有独特投资策略的优势投资工具。

(二) 对冲基金的投资手法

1. 杠杆

杠杆是指投资者通过借贷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增加头寸。对冲基金在股票借贷市场、固定收益回购市场上以及期权、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创造杠杆效应。

(1) 股票市场上的杠杆效应

对冲基金在股票市场上利用股票借贷市场和保证金交易两种方式产生杠杆。

在股票借贷市场上利用抵押循环贷款, 对冲基金可将所持头寸出售给贷款人, 并约定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支付一定的利息买回该头寸 (该操作本质上是抵押贷款) , 与此同时, 基金利用出售股票获得的现金再次构建头寸, 并且再次将头寸出售给贷款人, 如此反复, 能将杠杆扩大至数倍甚至数十倍。例如, 一只对冲基金拥有的一只价值1 050 000美元的股票, 并且该基金希望以5%的年利率借入1 000 000美元, 为期一周。假设贷款者要求的抵押担保比例是105%, 那么该基金可以1 000 000美元将股票卖给贷款人, 并在一周以后用1 000972美元买回 (1 000 000+1 000 000×5%/360×7=1 000 972) 。随后, 该基金将用出售股票获得的现金再次购买1 000 000美元的股票, 并且再次出售给贷款者以套取现金, 如此往复, 即可以利用最初的100万构建2 000万的头寸, 即构建20∶1的杠杆比率。

利用保证金交易时, 对冲基金同样可以放大交易杠杆, 例如, 一对冲基金想购买价值1 000 000美元的股票, 在保证金比率10%的情况下, 它只需要缴纳100 000美元的保证金, 就能购买到1 000 000美元的股票, 即构建了10∶1的杠杆比率。

(2) 固定收益回购市场上的杠杆效应

在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上, 对冲基金可利用回购, 即类似于股票借贷市场抵押循环贷款的方式, 放大财务杠杆, 只不过卖出的标的物是固定收益证券而非股票。例如, 假设一只对冲基金拥有价值1 050 000美元的政府债券, 并且该基金希望以5%的年利率借入1 000 000美元, 为期一周。假设贷款者要求的抵押担保比例是105%, 那么该基金可以1 000 000美元将债券卖给贷款人, 并在一周以后用1 000 972美元买回 (1000 000+1 000 000×5%/360×7=1 000 972) 。同时, 它可用出售债券获得的现金再次购买1 000 000的债券, 并且再次出售给贷款者以套取现金, 依次循环, 即可以利用最初的100万构建2 000万的头寸, 即构建20∶1的杠杆比率。

(3) 期权、期货运作产生的杠杆效应

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同样能够放大杠杆, 例如, 如果某公司股票的现价为100元, 估计月底可升值至120元。传统的做法是投资该公司股票, 付出100元, 等待股价上涨后获利20元。如果用期权, 假设每股看涨期权的价格为5元, 如果月底该公司的股价升至120元, 每股帐面可赚20元, 减去权证费用所付出的5元, 净赚15元 (未算手续费) , 即利润与成本的比率为300%, 如果当初用100元去作期权投资, 这时赚的就不是20元, 而是300元了。

2. 对冲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建立第二个头寸来抵消第一个头寸的风险, 同时, 利用两个头寸之间的价差变化获利。例如, 一只对冲基金有10 000元的资金, 在牛市中, 基金经理利用财务杠杆买入30 000元的“好”股票, 同时, 卖空30 000元的“差”股票, 这样他构建了一个总额为60 000元的头寸。在上涨的市场中, 由于持有精心挑选的好股票的多头头寸所获的利润远大于卖空的损失, 因此, 经过对冲后对冲基金能获得净利润。本例中, 如果买入的股票一周后上涨为35 000元, 而卖空的股票只上涨到32 000元, 通过对冲操作该对冲基金获利3 000元 (35 000—32 000) , 则资本收益率为30%。相反, 在一个下跌的市场中, 由于好股票的多头头寸的下降损失小于精心挑选的股票卖空的盈利, 因此, 对冲后对冲基金通常情况下仍能获得净利润, 本例中如果一周后买入的股票下跌为27 000, 而卖空的股票下跌为25 000, 则基金盈利2 000元。从理论上来讲, 对冲交易方式能够带来巨额的收益, 但有, 时会出现从对冲中所获得的利润不能抵消持有净多头的风险,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就会导致对冲基金亏损, 但是其亏损幅度将远远小于市场下降的幅度。

二、对冲基金在我国的现状和本土化的展望

作为一种优越的投资工具, 对冲基金业绩表现往往优于共同基金, 尤其在收益率、收益-风险比等方面, 对冲基金更是远优于共同基金和权益市场。正是由于其优异的表现,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对冲基金得到巨大的发展, 其资本在2000年至今增长了一倍以上, 规模扩张至1.1万亿美元, 占世界基金总量的1/7。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管制和对冲工具的缺乏, 相较于国际市场对冲基金的发展, 目前, 对冲基金在国内金融市场几乎是一个空白, 具体表现在国内没有一家对冲基金注册成立, 国际对冲基金进入的额度非常有限。不过, 结合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趋势, 对冲基金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一) 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将给国际对冲基金带来机会

随着WTO金融全面开放的承诺到期, 中国金融市场向全世界展示了它无尽的魅力。2005年,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快速推进, 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股权分置、资本充足监管的实施、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等接踵而至, 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 QFII额度的增加, 这一系列变化使对冲基金发展成为可能。

(二) 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将为对冲基金的操作提供可能

对冲基金的投资运作必须要利用做空机制、期货、期权、股指、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根据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 证券交易可以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 证券公司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 可以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这一系列规定为做空机制的推出完善了配套制度。而2006年9月8日中金所的挂牌成立, 将为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的全面开花提供可能。

(三) 国内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大成为培育对冲基金成长的土壤

私募基金是通过非公开宣传、私下向特定少数投资人募集资金形成的集合投资单位,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首届《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显示, 中国目前地下金融的规模高达8000亿元, 其中, 私募基金的规模占到90%左右, 也就是说, 私募基金的份额达到了7 000亿左右, 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将为对冲基金准备巨额的投资资本。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本土对冲基金的出现符合时代发展规律, 对其进行正确引导, 规范其经营, 将有助于发挥我国私募资本在金融服务市场中的作用, 并有利于我国金融产品的丰富, 拓宽本土资金投资渠道。为了迎接本土对冲基金业的井喷, 监管当局应加强自身监管水平, 完善相关法制建设, 尽快将私募基金合法化、公开化;同时, 我国还应当解决基金实践单位与学术机构割裂的问题, 尽早培育出有实力的本土对冲基金人才。

摘要：20世纪90年代, 对冲基金在英镑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获取了巨额的投机利润, 同时, 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致使各国都视之如洪水猛兽, 避之唯恐不及。然而, 对冲基金真是我们心目中的邪恶资本吗?通过对对冲基金的发展历程和内部运作进行分析, 以此揭示对冲基金作为一种经营灵活、富于创新的有限合伙基金组织的真面目, 并且指出对冲基金中国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