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形态论文

故事形态论文（共7篇）

故事形态论文 篇1

1 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

普洛普的代表作品是《故事形态学》, 他采用归纳结构法, 按照公式推导的原则, 解析了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 发现了无论故事如何千变万化, 但都有着相似的特点:每个故事变换的仅是其中的角色, 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目的和功能。

普洛普在通过详细研究后发现, 在故事研究方面, 学术界存在着几大问题:第一, 文献资料非常少, 且多空泛的谈论;第二, 故事分类混乱, 没能从根本上认识故事的结构;第三, 描述故事时, 没有准确理解故事的本质。谢维洛夫斯基提出“母题是故事最原初叙事单位”, 在这里, 谢维洛夫斯基把母题扩充为情节。普洛普否认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谢维洛夫斯基关于母题和情节的学说只具有一般性原则, 其举例所引用的母题都可以再次分解。

2《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角色行动

《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被小三”的文佳佳, 因怀孕而到美国待产, 其地点就选在了西雅图。她在机场遇到了去接她的Frank, 两人从初见时的争吵到慢慢了解, 最后相知相爱。本文依据故事的功能项, 把故事划为五个行动圈。

第一, 对头的行动圈, 它包括加害行为, 作战等。在这个故事中, 对头是男友的原配妻子, 文佳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小三, 被原配知道后, 男友抛弃了她, 同时也切断了她所有的经济来源, 文佳佳在美国人生地不熟, 且英文不好, 被茱莉搞恶作剧式送入了警察局。第二, 提供者的行动圈, 它包括转交事物, 将事物提供给主人公。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 提供者是月子中心的房东黄太太。主人公文佳佳从她那里获得了住所, 并且通过她结识了Frank。

第三, 相助者的行动圈, 它包括主人公的空间移动, 缺失或消除灾难, 解答难题, 解救等。在这个故事中, 相助者是Frank和茱莉。故事一开始, 主人公文佳佳就遇到了来接她, 但迟到了的Frank。圣诞节她被男朋友抛弃, 独自来到Frank的住处, 与Frank聊天, 得知了Frank已与国内的老婆离婚, 独自一人在美国带着女儿, 同时, 他还失去了原本的医生职业, 在月子中心当司机。在美国, 文佳佳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男友老钟因诈骗被捕入狱, 文佳佳的资金来源被切断, 她开始自力更生。Frank在生活上照顾她, 为她提供了很多机会。并且, Frank也向主人公文佳佳提出请求。普洛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归纳为“主人公的灾难或缺失被告知, 向主人公提出请求或发出命令, 派遣他或允许他出发。”紧接着, Frank又提醒主人公文佳佳:“在警察局不要乱说话, 想说什么要通过我的翻译。”文佳佳按照他说的做了, 果然转危为安。

3 普洛普故事形态学所运用的不足之处

纵观全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有4类角色:主人公——文佳佳;相助者——Frank、月子中心的黄太、周逸、陈悦、茱莉;提供者——黄太;对头——老钟、老钟原配妻子、金钱;要找的人物——Frank。

普洛普说, 缺失可以通过中介人物被意识到, 他们使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缺失某种东西, 从而引发寻找的想法。影片揭示了文佳佳“小三”的身份, 同时也道出老钟是诈骗者。陈悦不仅使文佳佳意识到她缺少照顾她的男人, 并促使她寻找“命中注定”的人, 从这个层面看, 陈悦也是文佳佳的“相助者”, 因为她帮助文佳佳逐渐接受了Frank, 这使陈悦完成了相助者的功能——消除灾难或缺失。

还有, 茱莉这一角色也很难确定好坏, 她让文佳佳带她去纽约, 又“陷害”文佳佳拐带儿童, 让她被扣押。从这一角度说, 茱莉是加害者。而她又鼓励父亲Frank去追求文佳佳, 撮合他们俩在一起。从这一角度说, 茱莉可以说是相助者。所以, 角色的功能项之间没有明确的界定, 普洛普总结出来现有的功能项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角色, 具体故事角色也要具体归纳分析, 按照行动划分的功能项可以套入大多数角色, 但也不可以一概而论。

摘要：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弗·雅·普洛普, 通过研究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的典型故事, 发现了神奇故事在结构上的同一性特征, 指出了故事的核心是角色的“功能”, 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运用普洛普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 以此论证普洛普理论在新时期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普洛普,北京遇上西雅图,故事形态学,功能

参考文献

[1]怀宇.普洛普及其以后的叙事结构研究[J].当代电影, 1990 (1) .

[2]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M].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 1989.

故事形态论文 篇2

一、从物质基础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看, 物质 (经济) 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构成物质基础的决定性要素是生产力, 而代表社会生产力水平革命性变革的第一标志, 则是社会生产工具的重大革命与普遍运用。同样, 在军事学领域, 战争形态的嬗变也必然是以武器装备的重大革新及实践运用为标志。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推动社会生产工具进步的科学技术, 必然会通过向军事领域的渗透, 从而推动该社会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例如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不仅为农耕和渔猎生产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同时, 也决定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装备, 必然从石制兵器向青铜兵器、铁制兵器发展。如果从相反的角度研究, 促进武器装备飞跃式发展的相关技术发明, 最终也一定能够拓展到相应民用领域, 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 互联网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其发端均以发展军队武器装备为目的, 但最后都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了社会经济生产领域,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极大发展。

社会生产工具与军队武器装备, 分别作为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各自物质基础中的关键要素, 二者之间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相互促进、交融发展的趋势, 在一种社会形态或战争形态上层建筑许可的框架内, 二者均以“量变”的模式进行发展, 但无论是决定社会形态演变的生产力, 还是决定战争形态发展的战斗力, 其一旦完成“量的积累”, 都必然要冲破制约其发展的上层建筑, 最终发生“质变”。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已经很清楚地阐明, 当现有的生产关系无法再容纳因为生产工具进步而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时, 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便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当第一性的物质基础冲破旧有的上层建筑, 社会形态便发生“质变”, 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同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标志着战斗力水平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量变”阶段早晚也会完成, 作为战争形态的物质基础, 战斗力的发展同样也会受到旧有的军事思想、体制编制、作战方式等军队上层建筑的制约, 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正是这对矛盾, 成为驱动军事革命的原动力, 从而强制推动战争形态发生质变。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即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因此, 社会生产工具与武器装备之间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辩证关系, 是决定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辩证关系中的物质基础, 同时, 由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 也是决定着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嬗变的第一性要素。

二、从表现形式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事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但从本质上来说, 表现形式总是对实质内容的反映。因此, 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必然由其本质属性———物质基础的表现形式所决定, 而物质基础的表现形式总是以其形成的方式为代表。因此, 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即为该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同样, 战争形态最直观也是其最本质的表现形式, 则是该社会军队在战争实践中所采用的主要作战方式。

一个社会和地区的主要社会生产方式, 往往会受到地理、气候、科技水平以及阶级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看, 自然条件是影响并形成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例如, 在大江、大河以及湖泊密集流域的民族, 比较容易发展出农耕社会;在海岬、岛屿密集地区的民族, 则更容易进入“手工业—商业”社会;在气候条件不利、土地条件贫瘠地区的民族, 往往只能停留在游牧社会。随着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不断发展, 大部分社会的生产方式虽然都趋向于复合, 但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 总有一种生产方式占据着该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地位。

一支军队所能够采用的作战方式, 并不取决于军事思想家或军事统帅们个人的主观愿望, 而是取决于这支军队的物质基础。军队的物质基础, 则取决于该军队所属社会的经济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成员结构。因此, 如果将社会主要生产方式与军队主要作战方式, 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纵向变迁上的研究以及同一历史时期横向比较上的分析, 我们就能够透视出社会生产方式与军队作战方式之间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

从“马镫”这一生产工具及作战工具对人类历史中的推动作用的研究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 制约并决定了该社会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 马镫的出现, 在整个农业生产社会中, 引起了先进生产方式 (农耕) 与落后的生产方式 (游牧) 在军队战斗力水平上的倒挂。当人类社会进行工业时代之后, 社会生产方式与军队作战方式的先进性不再“倒挂”, 而是重新统一了起来, 从后续的战争形态与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来看, 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这一规律可以继续得到证明。例如, 在前工业时代, 航海技术、海外贸易与海军力量, 成为决定一国国力和军力的决定性因素, “手工业—商业”社会迅速压倒了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进入工业时代, 一国的机械化工业水平和机械化军队, 开始主宰战场的胜负, 新兴的、工业生产能力强大的国家 (如德国、美国) , 又压倒了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 (英国、西班牙) ;后工业时代, 信息化水平以及精确制导武器, 成为决定机械化军队战斗力水平高低的要素, 谁都不能否认, 在当今世界, 谁占据了信息制高点, 谁就能取得社会生产和军队作战的优势。

三、从上层建筑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而这里的上层建筑, 就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思想关系及其制度表现”。同样,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方法, 运用到军事学领域, 那么, 构建于战斗力基础之上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其军队制度表现, 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军队上层建筑”。从社会上层建筑与军队上层建筑的内容和含义上分析, 军队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各种要素, 如军事思想、军事哲学、军队意识形态以及军队体制编制等等, 本身就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从属部分。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 决定某次军事革命物质基础的科技或者科技群的发明创造, 并不能立即推动战争形态的演进, 例如, 在火药发明数百年后, 人类战争形态才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火药时代。而且, 相比较社会形态的转变与成熟, 战争形态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决定这种滞后性的主要原因, 除了军事领域本身过分依赖实践经验而呈现出的相对保守性外, 还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 无论是社会还是军队, 其上层建筑的成熟和完善, 本身必然滞后于物质基础的发展;第二, 军队上层建筑的发展程度, 受到社会上层建筑发展的深刻影响。

以工业革命与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形成为例。早在19世纪初, 欧洲大陆便率先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征程,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发生飞跃式发展的同时, 许多对于战争形态演进具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发明、各项技术也陆续问世。如:1807年, 第一艘蒸汽动力船航行成功;1833年, 电动发报机问世;1876年, 电话发明;1885年第一艘海军潜艇建成;1887年, 汽车问世;1903年, 飞机试飞等等。毫不夸张地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机械化战争形态的物质准备便已完成。然而战争形态从火药战争时代向机械化时代的跨越, 却比这些技术和发明的问世, 晚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而且, 即使是二战末期, 当飞机、坦克、航母等大量机械化装备被运用于战争实践之后, 也仅有德、美、苏等少数几个军事强国的军事指挥员和理论家, 能够真正理解和运用机械化战争的理论, 建设符合机械化战争特点的合成军队。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二战中, 那些能够建立机械化军队、熟练运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国家, 无一例外的都是当时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国民生产总值中, 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和金融业产值;同时, 从事工业生产的国民比重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国民比重。这样的工业国家, 不仅在物质基础上为本国军队提供了机械化战争所必需的武器装备和充分的优质兵源。更重要的是, 在工业国家中, 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 能够更容易地从大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细化分工、流水作业以及协调运转的生产模式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思考机械化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 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 并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指导下, 建立起一支适应战争特点的合成军队;而这些国家军队的中下级军官, 也能够从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经验中、从工厂的生产模式中, 思考机械化战争中战役、战术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汲取领导和组织机械化军队的经验;即使是机械化军队中的普通士兵, 也因为入伍前的大工业生产实践, 而比农业国的士兵更容易学会操作机械化装备, 理解和运用战术层面上的分工与协同。因此, 从机械化战争形态演变以及机械化军队建设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认识到, 一支军队要适应战争形态的演进, 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的进步, 还必须包括由军事思想、价值观念以及体制编制所构成的军队上层建筑, 而这样的军队, 也只能存在和发展于实现工业化改造的国家。

摘要：主要创新在于运用唯物主义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借鉴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科学地研究社会形态中所包含的物质基础、表现形式以及上层建筑等各方面要素, 并分析这些要素与战争形态中相对应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以及军队上层建筑等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和深刻的影响。

故事形态论文 篇3

城市形态设计以整座城市或城市区域作为设计对象，与建筑设计内容相比，城市形态设计涉及更广的领域范围。建筑设计有其完整的过程和方法，因此在实施中可以准确地执行设计者的意图。在城市形态设计中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设计内容与程序。这样，城市形态设计才能具体有效地被贯彻执行。

德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对城市形态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对历史文化名城和传统城镇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经济效益对历史城镇形态的保护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经济实力的增长使许多城市有能力对其历史地区进行保护，他们看到了城镇历史形态的价值，从而积极进行城市形态的保护与设计工作。那么学习和借鉴德国城市形态设计的方法，对于我们当前的城市形态保护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2. 定义与层面

2.1 定义

城市(形态)设计，用德国城市规划专家M.Trieb教授的话来说是“对环境质量有意识地规定。”这种环境质量包括看不见和看得见的影响环境的因素，如功能，活动意义以及功能的外在形式。城市形态设计是城市规划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形态设计是对物质环境的研究、设计、规范和控制，关注城市形态与人的行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关系。城市形态设计表现了人们对城市的非物质的要求。”(1)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形态设计是满足人对生活环境高品质的追求，它与城市的经济，技术，生态和交通等方面密不可分。在当前，经济发展使人们对城市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城市形态设计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

城市形态设计的目的是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因此城市形态设计是一种社会实践，应具有可操性，使城市形态发展目标层层落实到具体操作实践中。在德国，从联邦到州建筑法，从区域规划法到城市建设法都对城市形态设计做了直接或间接的说明与要求。

2.2 层面与发展目标

德国城市形态设计从总到细涉及了五个设计层面，分别是城市发展计划、用地计划、框架计划、详细规划和设计指导细则。在城市发展计划中，城市形态设计的任务包括城市形象发展目标以及城市形态设计目标。在用地计划中，主要确定城市意象的5要素：路径、区域、边界、节点和标志物，它关系到今后城市环境的质量和空间的趣味性，另外城市高度体量在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定了。框架计划是用地计划与建筑详细性规划的一个中间环节，它确定了建筑的高度发展和城市空间塑造，作为“空间方案”，建筑轮廓边界及空间总体关系都是考虑分析的对象。在详细规划中，建筑的规划设计被确定，城市形态在此最后形成。设计指导细则对地方建筑设计提出指导建议或做出详细规定。(图1)

在城市发展中，好的城市形象对城市的经济，文化起到促进作用，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对每个城镇来说，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城市形象的发展目标。在政策上，加强对城市环境的重视，在执行中，层层落实城市形象发展目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都考虑到城市形象这一因素，服从于城市总体形态规划，从而实现城市形态规划，进而实现城市形态发展目标。城市形态发展目标可以用一般性目标和特殊性目标区分。一般性目标是对所有城镇都适用的，反应了人的基本的审美和心理需要。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特征决定了人的不同需要，通过城市设计方法可以满足人对环境与形态的要求：如对交流、活力、多样性、识别性等等，简单来说最重要的可以概括为：方向识别、兴奋感、个性和美感。这几点都是一般性目标。特殊性目标是每个城镇根据其自身环境，历史文化特点确定的目标。每个城镇的城市形态设计目标都应包含一般性和特殊性目标。

3．用地规划与城市形态分析

在用地规划中，不同的功能区块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建筑体量与空间形态，如中心区、工业区、居住区、混合区、绿地公园会具有不同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形式外观、空间尺度与组织、景观特征等。城市用地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总体形态与特征，因此在这里就必须对未来城市的形态进行通盘考虑。

在用地规划中，道路系统的设计对于城市交通和人的定向与识别起重要作用，有层次，个性突出，整体性强的道路网可以加强城市形态的总体印象。城市商业区、中心区、老城区、居住区等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传统街区肌理的保护以及发展混合功能区可以增加城市个性与活力，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且节约交通。

在城市用地规划中必须确定城市高度体量发展规划，在确定高度规划时，应调查高层建筑对城市天际线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以及对人的方向识别，视线景观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在历史城市发展高层建筑，更要注意高度体量对历史城市肌理与结构，空间环境和视觉景观的影响，严格控制高度体量。

德国在用地规划中所要考虑的城市形态的任务有：

1.在确定用地的性质，位置和范围时要考虑“区域”“路径”和“边界”这几个城市形态要素，这是人认知和感受城市的元素。

2.一般用地只是确定了建设用地和用地密度，而对高度没有具体要求，这样城市天际线的发展就被忽略了。

3.在大尺度的用地规划中，对城市形态的说明很粗略，这就要求在城市交通网络与城市区域结构规划中确定城市公共空间的框架雏形。

从德国的规划实践中，可以看到在用地规划中，制定一个“城市形态发展的总体规划”可以有效地控制城市形态发展，在这个形态规划中，城市道路、区域、边界、节点和标志以及高度体量应统一进行规划，确定城市形态发展目标、指导思想和具体规定。例如，对道路层次、截面和空间的规定和说明等。

在进行每一步城市形态规划时，有必要对城市形态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些经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地形分析、空间形体分析、空间序列分析、形态分析、城市形象分析等。在例如地形分析中，可以对自然景观、地形地势、植被、高度、坡度等得出结论。在空间形体分析中，可以对空间塑造元素，也就是围合的、断开的、开放的建筑体以及自由建筑空间类型、街道小品、铺地等作出说明。在城市形态分析中，城市的视觉集中区、控制点，对比特殊区域环境得出结果。在城市印象中，城市印象元素——路径、区域、边界、节点、标志等是分析对象。在上述分析中，往往要结合城市其他问题综合分析，如环境交通等等，这样才会得出城市形态发展的全面的分析基础。(图2)

4. 实例

4.1 法兰克福

在德国，虽然人们对于高层建筑对城市形态和环境的影响有一定认识并肯定了高层发展规划的重要作用，但除了在几个历史特征特别突出的城市，如慕尼黑、吕贝克、纽贝格等以外，在其他多数城市，人们只是从技术方面如保证航空安全、军事设施安全、广播路线畅通等来限制高层建筑。

由于对用地功能安排缺乏深入的考虑，或是对私人和市场经济开发压力的趋从，城市高层发展容易陷于无序状态，法兰克福西区曾是高层次的居住区，由于金融业的冲击，银行、保险和写字楼等高层建筑先后建成，拆除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所以城市发展，特别在用地上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形态特征，以及高层建筑对土地、环境、交通带来的影响。可以说，用地规划决定了城市形态。法兰克福建设部长汉斯·珂德里安在1972年的德国城市建设与城乡规划学术会议上指出：“所有在用地规划之后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那些根本的错误人们已无能为力。这些错误是由规划者在制定用地规划时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造成的。”(2)(图3,4)

4.2 慕尼黑

在慕尼黑的城市发展计划中，城市形态发展目标落实在总体规划、用地规划以及详细规划中，并且相互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在现状分析与形态目标之间确定工作范围与任务。

慕尼黑城市形态发展方向有以下两点：

——对能充分体现城市个性的自然与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

——对居住环境与质量的保证与改善。

通过环境的改善，使居民对其生活的城市产生依赖感与信任感，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具体来说，对建筑与空间的原始性的保护，可以加强城市的历史氛围，同时注重建筑与空间的多样性、塑造标志性建筑、以及对步行街和广场的保护等。(图5、6)

通过上述目标手段，可以看到慕尼黑市对提高城市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所做的努力，城市环境的改善，使那些住在郊区中高收入的人，重新对城市产生了兴趣，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多元与平衡发展。可以看出城市形态和环境设计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有利手段，对于促进城市繁荣、城乡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5．结语

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的德国城市发展中，人们很少考虑城市形态的意义。虽然联邦建筑法规要求规划对地方环境形态予以重视，但是城市建设主要是从技术功能角度出发的。其结果是在经济、技术要求的综合作用下，城市形态基本上已确定。城市形态作为发展的结果，最后进入到人们的视线，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混乱的无序的城市形态对人的精神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城市今后发展的不利影响。

德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在经济与城市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城市历史(建筑、生态环境、物质与人文)和地方特色的破坏在我国是十分严重的(图7)，城市发展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在城市建设中，重视传统城市形态的保护，在旧城中进行保护性改造更新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建设与城市形态保护不是矛盾的，而是互利互惠的。优美和谐、有着历史传统风貌和高质量生活空间的城市是更具发展潜力的。德国在1970年代以后，对城市环境、城市保护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以塑造有特色、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和有序完整的城市形态，并在法律法规上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因此，在技术功能的基础上，更多地从环境形态，历史人文社会等方面进行城市规划与城市形态设计，可以促进城市持续和谐的发展。

摘要：本文介绍了德国城市形态设计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层次,通过实例分析了城市形态设计对城市发展的正面负面影响,指出了城市形态规划与城市和谐发展的互利关系,强调了城市形态设计的重要性。

关键词：城市形态设计,德国,城市规划

参考文献

[1].Michael Trieb:Stadtgestaltung Theorie und Praxis,Duesseldorf,1974

[2].Michael Trieb/Antero Markelin:Stadtbild in der Planungspraxis,Stuttgart,1976

[3].Gerhard Curdes:Stadtstruktur und Stadtgestaltung,Stuttgart,1997

[4].魏薇,秦洛峰:德国弗雷德里希市的城市形态设计;华中建筑(二级);总期号102;3页-5页;

[5].秦洛峰,魏薇,黄俊:法兰克福高层建筑发展规划;华中建筑(二级);总期号94;99页-100页;

故事形态论文 篇4

一、方法论基础:概念分析法

现代英语经历了从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辅音→音素字母文字→希腊元音→音素字母文字→拉丁文字→现代英语的转变。Storkwell&Minkova认为英语最古老的词汇多为表达自然现象、植物、动物、亲属关系的名词, 表达人类基本活动的动词及表示重要属性的形容词、数词和代词等原生词。原生词往往是形式最简单的词汇, 如英语sun, man指“日”“人”。要想了解西方人是如何用字母符号来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的, 首先, 我们要通过手写体字母的变化来认识、描述、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手写字母, 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抽象出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 表达事物特性。其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西方文化是分析文化, 其分析文化的特征, 就隐含在英语单词的定义 (definitions of the words) 中。英英词典中单词的定义都是用分析性的语言描述性客观事物的。根据自英英词典中单词的定义, 同时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英语单词所表述的具体事物, 采用由特殊到一般, 由具体到抽象的思辨方式。如walk (definition1:to move forward by putting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展示给我们的是完整的运动图景:头伴随两条腿依次往前迈步时, 忽高忽低的运动状态抽象为字母W;身体的非承担walk任务但也运动的其他部分抽象为小写手字母a;伸直用力蹬脚在地的那条腿抽象为l;打弯准备迈出下一步的那一条腿则抽象为k。

二、驳论例举

英语单纯符号仅有十分微弱的文字理据性。英语系统由于文字要素地位的缺失, 呈现出音义关系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 从这一角度看,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无疑是适用的。英语理据性极低的单纯词和借词 (二者有很大的交叉部分) 数量庞大, 地位重要 (如基本概念和核心概念多由单纯词表达) ;而具有较高形态理据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在词汇系统的重要性相对次要 (较多使用频率较低的专业词汇) ;故而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性较低。

赵宏所言之错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局限性是一样的。单纯词符号和合成词符号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符号。只是单纯词符号的相似性尚没有被人们完全认知。不同民族在观察自身及客观世界时, 就同一观察对象所使用的记录符号不相同, 这才是语言符号任意性, 而非在同一语言社团任意选择符号来描述所指的。黄远振教授认为:从构词角度来看英语中简单词多数是无理据的隐性词, 如go, make, take, tree, way等。这些词汇数量不大, 但它们都是核心词, 而且一旦与其他语素构成派生词或与其他词构成复合词, 就变得有形态理据。此话值得商榷。请注意所例举的tree, way。TREE (tree) 的外形就象一棵树, 所以有 (树) 一词。大写R代表圆形树冠, EE代表树枝, tree也表示了一棵树由破土 (t) 而出的小苗r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W是似波浪状无限延伸的路的图形, A是所指, Y是状态。在教授bus (巴士) , jacket (夹克衫) , T-shir (T恤衫) 等时, 可以从语音理据入手。通过英汉词语的读音对照, 启发学生发现这些词语之间的近音特征。目前象似性研究基本限于句法平面, 对于揭示单纯符号的理据, 象似说就往往束手无策。

依我之见, 从bus到巴士, jacket到夹克衫, 到T恤衫不是语音理据。T-shirt是文字理据, Bus形态理据, jacket拉链衫是形态、声音理据。黄教授依据汉英近音的词即得出英语词汇语音理据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大多数的研究者只是人云亦云, 自己没能真正理解字母符号与所指的联系。

三、结论:英语字母形态相似是形态理据的根据

抛弃借用现代化手段———机器打造出的生硬的没有生命力的印刷体字母, 通过手写体字母心随“物”动的变化来描述、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简单的线条勾勒抽象出事物形态、运动、发展变化规律, 表达事物特性, 即形态相似, 是形态理据的基础。形态理据指的是构成词汇的字母、词素和词汇语义之间有一种可观察到的直接联系,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某些字母因脱胎于象形文字, 早期临摹形状的意义得以保留, 因而可以发现形和义之间的关系;形态象似性的另外一种和构词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象似性有两种:一种是与客体象似, 是客体的复制或者是客体的标志和象征, 另一种是新的语言符号与原有的语言符号象似即词语有理据性。

参考文献

[1].张高明, 《英语字母不仅表音而且表意》[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赵宏,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3].黄远振, 《词的理据理论与词汇教学》[J], 《山东外语教学》, 2003

故事形态论文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10年1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接受全子宫切除术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年龄36-42岁,平均年龄(39.3±2.1)岁;其中子宫肌瘤35例,子宫腺肌症17例;手术方式为经阴道全宫切除术(10例)和经腹部全子宫切除术(42例),术中均保留双侧附件;记为该组选取对象为观察组;同时选取40例患有宫颈炎、阴道炎、外阴炎但未作手术者作为对照组,本组选取对象均未绝经;年龄36-43岁,平均年龄(39.5±2.2)岁;两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两组患者在年龄等一般资料上对比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对象

①排除宫颈癌患者;②排除子宫内膜癌患者;③排除术前及术后服用大量激素类药物;④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脏器疾病患者;⑤排除存在重症肺部或呼吸道疾病患者;⑥排除盆腔内存在肿块、存在家族性卵巢早衰病史患者;⑦排除不配合本院调查就不愿接受随访患者。

1.3 方法

观察组52例选取对象在行子宫切除术前,均给予常规经阴道镜检查或经宫颈细胞学检查或宫颈活检查,排除宫颈癌患;对于阴道存在不规则流血患者,行诊断性刮宫,排除子宫内膜癌。观察组52例患者依据自身病症及手术指征,行经阴道全宫切除术或经腹部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同时分别于术前、术后半年、术后1年接受内分泌水平检测及阴道彩超检查;对照组患者同样在上述三个时间段给予免费内分泌水平检测和阴道彩超检查。两组在接受随访1年内,均叮嘱其未经过本院允许,不得擅自使用激素药物,均按时复查。

1.4 观察指标的测定

1.4.1 性激素的测定

①仪器:全自动Eleesyslolo型电化学发光分析仪(瑞士罗氏公司生产),配套试剂;②方法:应用化学发光法于术前、术后半年、术后1年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血清中E2、FSH、LH含量水平进行检测,均于晨时取血,静置30min后,离心1500r/min,持续8min,去血清,对对其中E2、FSH、LH含量水平进行检测。

1.4.2 阴道长度、阴道壁厚度测定

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年阴道长度及阴道壁厚度进行检测,探头频率设定为7.5MHz;测定前,叮嘱患者排空膀胱,取患者膀胱截石位,叮嘱患者放松,将阴道维持在自然形态,以免因膀胱压迫导致阴道变形;术前经阴道超声扫描时,将探头置于阴道后穹隆处,用食指标记阴道探头和引导口后壁接触点,待阴道探头抽出后,测算顶端至接触点之间的距离,该长度记为术前时阴道长度;术后测量阴道长度时,将探头置于阴道残端处,测量方法同上。在测量阴道壁厚度时,同样将阴道探头缓缓在阴道中推进,直至阴道中断,采取纵切面测量阴道探头上方阴道壁厚度。

观察和记录两组患者随访1年间,发生月经量稀少、稀发或周期延长等月经异常情况的人数。

1.5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进行处理,(±s)表示,t检验;(%)表示,χ2检验;对比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卵巢功能变化

两组患者术前E2、FSH、LH三项性激素检测指标水平对比差异并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术后半年两组间上述性激素检测水平指标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在在术后1年后两组间性激素检测水平指标对比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52例患者在术前、术后半年及术后1年发生月经不规律的人数分别为0例、15例和23例,所占比例依次为0%、28.85%和44.23%;对照组40例患者在以上三个时间段出现月经不规律的人数分别为0例、4例和8例,所占比例依次为0%、10.0%和20.0%,两组间术前月经不规律对比无明显差异,但在术后半年和术后1年时月经不规律发生情况对比上有明显差异,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下表1。

2.2 阴道形态变化

对照组40例患者阴道无明显变化,观察组52例患者,1年后观察组阴道长度较术前缩短1-1.2cm,阴道壁厚度变薄。

3 讨论

子宫全切除术作为妇科较为常见的一种手术,其主要应用子宫病变引发的多种病症,如子宫肌瘤等病症,尤其是子宫或附件的恶性肿瘤,该类病症应用子宫全切术治疗有着其他术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子宫全切术对治疗因子宫病变有着明显的疗效,但该术式同样会患者的生殖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创伤;子宫通过血管、内分泌、神经等方式与其他器官紧密相连,而在实施该术式后,必然会对女性的其他功能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1]。

郝素青等人研究分析表明,采取子宫全切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在术后会对患者卵巢功能造成损伤,导致患者内分泌功能下降[2];而侯锐等人研究同样也表明了切除子宫后,患者的卵巢功能会受到影响[3]解剖学角度上,卵巢位于子宫底的后外侧,与盆腔侧壁相接,同时其动脉主干常位于卵巢门外的骨盆漏斗韧带内,同时卵巢的供血与子宫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切除子宫后,会对卵巢的正常供血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卵巢合成和分泌的雌性激素主要作用于子宫,子宫一旦切除,必然会对雌性激素的分泌造成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对观察组52例患者行子宫全切术治疗后,该组患者E2、FSH、LH三项性激素检测指标水平明显异常,这说明卵巢的内分泌功能出现异常,同时该组患者阴道长度缩短,阴道壁变薄,这都说明行全子宫切除术后,对患者患者卵巢功能及阴道形态产生影响,因而临床上应把握该手术指征,慎重使用。

摘要：目的 观察和分析子宫全切术对卵巢形态功能及阴道形态的影响,为临床手术治疗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于2010年1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接受全子宫切除术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记为观察组;同时选取40例未作手术者作为对照组,分别于术前、术后半年、术后1年对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进行监测,观察卵巢功能,同时记录术前及术后最后一次随访阴道长度及厚度变化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E2(雌二醇)、FSH(促卵泡激素)、LH(黄体生成素)监测水平对比并无明显差异(P>0.05),在术后半年、1年上述三项激素含量水平监测对比有明显差异(P<0.05);术后半年、1年时观察组52例患者月经不规律发生率明显较对照组高,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年后观察组阴道长度较术前缩短,阴道壁厚度变薄。结论 对妇科疾病患者行子宫全切术治疗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患者内分泌功能会下降,雌性激素分泌量下降,会对卵巢内分泌功能造成影响,同时阴道长度会缩短,阴道壁厚度也会变薄,临床上行该手术时,应严格掌握手术指征。

关键词：子宫全切术,卵巢功能,阴道形态,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吉红,谭海平.经阴道与经腹腔镜行卵巢囊肿剥除术临床对比分析[J].中外医疗,2011,30(10):45-46.

[2]郝素青,贾玉玲.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全切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J].河南外科学杂志,2012,18(1):64-65.

故事形态论文 篇6

(一) 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演变

“意识形态”的英文是“Ideology”, 源于希腊语中的观念 (idea) 和学问 (logos) , 原意指观念的学问。在学术界、实际生活应用中,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英国政治理论学者大卫·麦克里兰说过:“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 这个词在19世纪初期由法国人最先采用, 虽没有非常确定的证据表明是谁先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但大部分人认为法国学者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最早提及了这个概念。在特拉西德观点中,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科学或观念学”, 实际上就是理念而形成的结果。

作为一个现实性和敏感性极强的理论话题, 意识形态问题既可归为哲学范畴, 也可算在政治学范畴, 还能融为社会学范畴。公元18世纪前的欧洲, 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完全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使得人类意识完全丧失了应具的功能。无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或现在, 还是与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相对比, 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 即当今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有的意识形态正在新生, 而有的已然走向消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说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纵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种种研究, 不难发现, 虽然不同阶段对于这个概念的解读不同, 研究立场及其位置服务对象不尽相同, 但仔细观察, 其中仍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诠释此概念的一些近现代的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民众所共有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 能够指导、约束被统治阶级全体成员的思想行为, 实现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正如美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一个人所共有的信仰系统, 它既可以是行为的动因, 也可以被用来为行为辩护, 它一般表明正式的价值, 并包括构成原因的信仰。它解释事情如何发生, 它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批评、驱动力、解释或允许暗含在集体中行动。它显示在一个共同体所持有的符号和信念中, 并被公开表达出来。意识形态同时是哲学、科学、宗教和想象。”还有英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时间因素与理论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 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总体上来说持一种否定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对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了否定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意识形态在今天已不单单支持于某个抽象的理论或概念, 且已逐步上升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既可能在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对国家主权的稳固造成影响, 还会对政治安全等造成一定影响。

(二) 意识形态的特征解析

从本质来看, 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一种价值观, 意识形态与普通个体对社会生活的切实直接感受和追求具有共同性, 是对不同利益关系间的价值判断的具体反映。简单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需要通过理论论证和逻辑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本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和根本功能。而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就是意识形态的特征, 即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可能会反映出一定的阶级利益等具有特殊性的问题, 在形式上又会表达为具有普遍性的体现共同利益。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 而是源于社会的客观存在。就如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首先,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作为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观念系统, 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属性。先进的阶级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反动落后的阶级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和阻滞社会发展。[1]其次, 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 意识形态并非是纯粹的与现实无关且空洞的东西。它是有指向性的, 且总是指向现实, 可是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就像是无形的、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空气一样, 弥漫在社会之中, 无论处于什么背景之下, 其存在都是为了维护或是批判现有的政治制度。最后, 意识形态具有综合性。意识形态是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综合性理论思想。意识形态是大量的社会科学 (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宗教等) 的具体表现形式, 涉及并涵盖大量多样的知识学说, 且作为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存在。最后,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并非人脑中固有的概念, 而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三) 意识形态的功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样的影响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若将其按功能作用的不同来分, 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汇贯通的三大功能;若按照理论实践来分, 又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功能。若从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看, 又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 价值导向功能。意识形态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 与社会经济、政治有直接联系, 具有阶级性, 体现了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目的是给社会民众树立一种相对合理客观的价值, 并对一些社会集团、阶级有绝对性的价值定位和行为产生导向作用, 通过对民众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进行高度整合, 进而起到政治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导向作用。简言之, 意识形态会为社会民众指出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一定程度上使民众拥有共同的追求和信仰, 并且防止民众思想行为偏离公认的规范, 使民众建立起认同感和自豪感, 使民众热爱现有的社会制度, 达到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巩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目的。

第二, 激励动员功能。意识形态在激励和动员社会民众进行异己意识形态的反对和抵制斗争中, 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从而构建起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这项功能需要依靠占据了绝对话语权的政治精英们来将其实现。而政治阶级应当努力使意识形态朝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靠拢。这项功能尤其是在社会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更能发挥重要作用, 甚至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会大于一些法律规定。

第三, 约束控制功能。意识形态虽具有相对独立性, 但也有依赖性。换言之, 作为受制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它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而存在。其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 并切实为现实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 这就是意识形态存在的最基本功能。正如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所认为的, 约束功能是确保意识形态克服“搭便车”现象的有效手段, 能更好地规范社会关系, 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同时, 通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 能够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 实现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

第四, 合法辩护功能。意识形态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 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概念, 因而, 国家必然涉及政党问题。诚然, 意识形态中的一项功能就是为政党的存在而存在, 包括为执政党行为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辩护。

第五, 批判评价功能。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维护知识而存在, 也就是说,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系统思想体系, 在行使其合法性功能时, 为确保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巩固上取得足够的共识, 势必要采取批判和诋毁等一切可能方式对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抨击和批判, 据以排出异己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干扰, 使自身的意识形态得以进一步的树立和巩固。

二、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势分析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看, 我国目前已经历了从意识形态的强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向逐步正视意识再到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转变, 标志着我国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视程度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里强调的仅是主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主体思想问题 (即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而对于国家而言, 一个国家的真正意识形态其实并不仅限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可否认, “文革”结束前, 我国国内 (包括党内) 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导致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乱象层出, 而前面提到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从当前所处的阶段性特征看, 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围绕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 我国正致力于在新的起点和征程中进行伟大的斗争。基于此背景, 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国际形势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大的调整和变革。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受到质疑, 新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博弈逐渐拓展开来, 这使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经济政治舞台, 而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中国科技、文化等水平逐渐提高, 中国向世界大舞台中心的阔步迈进, 使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促使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和全方面客观介绍中国的发展机遇等。但西方政治制度与我国有所不同, 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等的挑战。辅之, 西方文化潮流对我国社会问题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国内外舆论的相互作用, 使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成为各方的聚焦。

(二) 国内形势

38年来, 中国共产党正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了经济上的有效变革, 我国才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 我国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结构复杂化等新问题。而协调好这些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并非朝夕之事, 加之民众价值观念及价值导向所出现的系列新变化, 更是让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而复杂。如何正确引导世界各国文化形态和思潮对民众的影响, 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已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 我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更多考验已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可以说, 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执政规律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对许多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和互联网及移动终端日益普及的今天,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媒体重塑和舆论生态的新格局正亟待重构。

三、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及其重要性

(一) 文化政治生活方面

当前国内正处于社会多元、多样和多变的大背景下, 抓好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引导民众正视社会思想文化, 促使民众热爱并更加坚定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多元文化中寻求主导, 在多样生活中寻求共识, 在全社会中营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氛围已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争议、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为我国新时期开展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当然, 不可忽视的是, 我国民众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 崇尚的价值观更多的是源自于传统。所以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将其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有效融合, 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我国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 经济生活方面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的。罗尔斯在《正文论》中认为, 相对于民众仅靠自身努力实现其独立生存所能过上的生活而言, 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过上较之更好的生活。因而意识形态就应当与现有的制度结构相合并去向民众加以证明, 并且使民众相信某一制度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 从而让他们遵循具有合理性的制度的规则, 进一步达到民众都会去自觉维护现行社会稳定的效果。如前所述, 意识形态由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因而本质上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的阶级或利益集团, 并将为其成员所共有。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建立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意识形态和社会中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直接挂钩, 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于社会民众的教育引导起着重要作用。民众是否能认同且较好地融入现行的经济体制与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休戚相关。从理论上讲, 社会个体的不同需求会导致价值观的不同差异, 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利益冲突, 从而带来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对经济建设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 现实经济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价值稳定性显得十分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进一步增强社会民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坚定信心, 促进国家长期战略规划和奋斗目标更加深入人心, 并通过有效的教育和说服方式激励社会民众愿意主动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作出积极贡献。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认为, 作为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所决定的行为价值观, 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机制, 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处境, 从而使其决策过程更加明了简单, 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发生。因而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营造和建立。

综上所述,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背景之下, 意识形态建设无论在文化政治方面、经济生活方面或是思想教育方面, 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 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积极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 方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思想意识保障。

摘要：意识形态建设是现实性强、敏感度高的理论问题。从本质特征看, 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激励动员、约束控制、合法辩护和批判评价等核心功能。近几十年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从容地迈向世界大舞台, 与此同时, 国内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关注度的日益提高,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因此, 基于意识形态功能视角, 系统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功能,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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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莉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化反思[J].前沿, 2010 (07)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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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罗尔斯 (美) .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2-3.

[6]闫骁晶.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及现实意义[D].吉林大学, 2011.

东北林蛙的形态 篇7

1 东北林蛙的形态

林蛙体长 (不包括后肢) 一般40~78mm, 平均63mm, 雌性略大于雄性。头部形状变宽, 头宽略大于头长, 吻端钝圆而略尖, 鼓膜明显, 口为其捕食器官, 口裂宽阔。头部有三对感觉器官:眼、鼻和耳。眼位于头背部两侧, 有上、下眼睑及瞬膜, 保护眼球;鼻孔位于吻与眼之间, 一般具鼻瓣, 可随时关闭, 以控制气体进出, 鼓膜 (耳) 位于眼后方, 圆形, 能传导声波而产生听觉。

林蛙的颈部不明显, 鼓膜之后至泄殖腔孔为其躯干部, 短而宽。皮肤较光滑, 背部及体侧有分散的小疣粒排列不规则, 有的个体在肩部的疣粒排列成“八”字形。背侧褶不平直, 在鼓膜上方斜向外侧, 身体末端偏背侧有一泄殖腔孔。生活时, 体背多为灰褐色或土黄色, 散有黄色及红色小点, 鼓膜处有三角形黑斑, 体侧近跨部暗黄绿色, 四肢背面有棕黑色横纹, 股内侧黄绿色, 股外侧肉红色。雌腹面一般为红棕色, 有时在咽胸部散有深色斑点, 雄性大多腹面为灰白色。

前肢粗短, 主要起支撑身体前部、协助捕食及游泳时平衡身体的作用。前肢四指, 后肢发达, 五趾, 趾间有蹼, 起水中游泳和陆地上跳跃的作用。

2 林蛙的雌雄差异

2.1 林蛙的雌雄差异

东北林蛙在一龄阶段是从感官上无法鉴别雌雄的。到二龄后达到15g以上, 可以从一些外部特征上加以区分。雌性体长在50~78mm, 雌性的前肢较细弱;雄蛙雄性为4l~66mm, 雄性的前肢粗壮。雌性一般为红棕色或黄白色, 体侧与股部偶为黄绿色, 雌性的背部颜色多为浅色。雄性腹面大多为灰白色, 雄性的背部颜色多为深色。雌性无婚垫。雄性林蛙的前肢第一指基部隆起, 为灰色的瘤状物, 是受睾丸激素的影响由表皮组织角质化而形成的。雌性无雄性线。雄性腹部的腹斜肌与腹直肌间的结缔组织, 呈宽带状, 白色或粉红色。雌性无此结构。野生雌性林蛙3年性成熟, 即第3年性成熟。雄性一般2年即可性成熟。雌性无声囊。雄性林蛙在下颌的皮肤与肌肉之间具有一对咽侧下内声囊 (位于咽部两侧) , 可扩大鸣叫声波的传送范围。

2.2 林蛙早期性别鉴定方法

邓秋香介绍一种林蛙早期性别鉴定方法。将林蛙腹面朝上, 左手用镊子夹其上肢腋下, 右手用解剖剪从其胸部剪一“十”字形刀口, 深度以剪开表皮即可.然后分别向上、向下将其皮肤“脱”下 (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的标本效果好) , 其腹部脏器暴露在外。用解剖针或眼科镊子轻轻剥离其它无关脏器, 在脊柱两边可见明显的两条接近白色的肾脏及肾上腺体, 在其偏上部 (端) , 若有黄色椭圆形精巢即为雄性, 否则为雌性。

林蛙蝌蚪期最早最佳的鉴别时间以在其尾部被吸收变形之前效果最为明显。

雄性林蛙早期生殖系统发育中, 两侧精巢的发育是不同步的, 一般左侧精巢先发育出来。

雄性林蛙早期精巢发育过程中, 颜色是变化的, 其顺序是:深红—浅红—枯黄—浅黄—金黄。若以尾部尚未变形 (缩短) 时鉴定其雄雌, 则此时精巢颜色是浅黄色或金黄色, 即成体精巢的颜色。

3 东北林蛙与黑龙江林蛙的比较

东北林蛙 (Rana dybowskii) 体大而粗壮, 皮肤较光滑, 疣粒较少;体色雌性腹面棕黄色, 雄性腹面灰白色;后肢胫跗关节超过眼或吻端;雄性有一对咽侧下内声囊。蝌蚪唇齿式I:3~3/III:1~1l或I:2~2/III:1~1。皮肤较光滑, 疣粒较少。体色雌性腹面黄绿色或棕黄色, 雄性腹面灰白色。后肢胫跗关节超过眼或吻端, 雄性有一对咽侧下内声囊, 生境多生活于山地、丘陵。

分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俄罗斯 (远东地区) 、蒙古 (东北部) 、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