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精选12篇）
省域经济 篇1
国家及各地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专章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而系统而全面地勾画了海洋事业发展蓝图,标志着中国海洋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国家战略由传统的大陆国家向海路兼备的国家转型,对于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预示着海洋经济有望成为未来国家经济新的增长极。近年来,对于区域海洋经济的研究普遍采用先确定研究领域及评价对象,再选择合适的指标来构建评价体系,最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一定程度优化了空间的布局、管理、效率、安全等理论基础,也为定制沿海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发展重点、评价研究、政策导向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性依据。研究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近海资源类型的研究、综合实力类型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类型的研究三大方面。
一、海洋经济资源类方面的研究
经济资源类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资源承载力和资源综合实力两方面的研究。二者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资源承载力是站在资源储量的角度观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的潜力;而综合实力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去回看发展水平和对资源的利用情况。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董文、张新、池天河完成的省级功能区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以及殷克东、黄娜、王冰完成的文章是对海洋资源综合实力方面进行研究。
董文等人的研究(2011)在承认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限制机制本质,即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带有增长极限的消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过往学者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沉浸于孤立、静止的资源环境属性的指标体系研究,而忽略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无法全面表征资源环境实际承载能力的问题,实际应该反映资源环境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相互适应的程度,增加人类科技的贡献分量列入主要的影响因子。对其后的科技研究做了概念铺垫。研究通过结合省级主体功能区划评价实践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试图对原有的计算方法进行改进讨论,但并未在文章中很明显表现出数据统计的先进性。但在统计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殷克东等人的研究(2011)首先综合考虑海洋资源与资源的产出水平等系统的诸方面,按照目的树的方法设置了一套三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一套较完整的统计指标并结合了数据资料,从而较好地建立了海洋资源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目标层、控制层和变量层,共三个层级。其中以资源综合实力为目标层,下设五个控制层,变量层共有25 个指标。文章的特色在于数据统计方法的选择上比过往学者更加前进了一步,共选用了三种方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统计数据分别进行了测算和排序,最后使用了Kendall法进行了三种测算方法的一致性的检验,以确定定量计算方法上的统一性。在检验合理的情况下,最终得出了省市海洋资源综合实力的排序。
二、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方面的研究
综合实力方面的研究具有阶梯性的递进性,从概念的界定,指标的建设,再到数据的收集,以及到方法的优化和政策建议都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向云波、彭秀芬、张勇的研究比较粗糙,但为之后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武鹏、王镇、周云波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比较完善的一篇研究,但政策建议表述得过于模糊简单。殷克东、李兴东完成的文章构建了关于我国沿海省份狭义的综合实力评价标准,并且是综合实力方面思路最清晰、目的最明确、方法最完善、建议最具体的研究之一。
向云波等人的研究(2010)从区域的角度,从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和空间发展格局三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现状,这部分是从资源的层面分析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品、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四个层面构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层面均下设四个指标,共计16 个。指标的选择考虑到了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的特点。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但是评价体系和前面基于资源层面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缺乏因果联系。没有清晰地解释资源状况如何影响综合实力的现状。仅采用了2006 年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应该采用一定区间段的时间序列,以更全面地评价主体目标。统计方法上仅使用了熵值法,手法过于单一,又是这一研究的一大缺陷。
武鹏等人的研究(2010)使用了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这样类似于海洋综合实力的表述,但实则是同质的。 文章在借鉴前人指标设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从经济生产基础能力、经济产出情况、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科技实力和涉海就业五个部分,共3 级设28 个指标,采用德尔菲法和均值法对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分析方法较前人研究相比更加丰富,但仍较简单。德尔菲法的使用使得专家的人为评价意见在评价中占据更大的比重。优点是使得评价更加贴近事实,打破了纯粹数据统计具有的局限性;缺点是专家自身的素质对结果的影响增大,使得评价结果公信力得到一定怀疑,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或许值得商榷。采用了2000 年和2005 年的数据,数据上显得较单薄。
殷克东等人的研究(2011)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界定为广义的和狭义两部分,而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狭义部分。体系中一级指标下包含海洋经济总量、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三个角度的二级指标,其下又设共设19 个三级评价指标。数据上,选择了2002—2007长达六年的时间序列,使得研究具有较好的说服力。测算方法上也比较多样,综合运用了熵值法等四种方法。这其中使用了数理统计方法,也有人为打分对数理结果进行纠错和微调。Kendall法对四种测评方法的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综合说明了评价方法结果收敛,内涵的统一性。这一研究是在其资源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的另一项研究。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区分之后,综合实力的研究思路变得更加趋于清晰,为之后的研究者奠定了研究基础。
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是在已考虑了资源基础上的综合实力综合评价,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未来研究的最重要方向。冯晓波、赵勇将模型应用于实践,但研究仍然具有数据采集方面的局限性。刘明的研究准确地定义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在指标建设上和数理统计方法上分析得很清楚,是具有指导价值的研究。狄乾斌、韩增林的研究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完善的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
冯晓波等人的研究(2006)在考虑了区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建设。指标体系二级分为分海洋资源利用能力、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为四个部分,并在二级指标之下设16个三级指标。缺点是仅仅使用了一年的数据,不具有说服力。使用了SPSS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测算,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明的研究(2008)整理借鉴了《2003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内涵阐述的有关内容,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义,将其确定为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产业的经济功能、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海洋科技发展水平四个方面。之后还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指标建设工作,在二级指标下设共20 个三级指标。其指标的选择清晰明确,并且易获得,值得今后的研究者借鉴和使用。
狄乾等人的研究(2009)在讨论比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出发,建立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模型,进而具体地建立了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型。指标建设在充分考虑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质度量的数量维、质量维和时间维3 个维度,并将海洋资源环境系统、海洋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系统3个层面设为二级指标,在其之下又设8 个次级指标层,共计28 个评价元素,以此构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实例研究具体详实,具有代表性,有很强的可借鉴价值。
四、总结
近期关于海洋经济的优秀研究具体来说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大类:资源类、综合实力类、可持续发展类。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具有一些相似性思想内核还是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方法上也都具有一致性。也存在着一些可以提高的地方。研究方法上均是较简单的数理统计的方法运用较多,是否可以更加丰富研究的手段值得以后的研究者探究。政策建议上可以更加清晰可行,使得研究可以真实地有助于改善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摘要：对近年来海洋经济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首先将文章分成三大类并作概述,再逐篇文章进行分析,最后进行了总结。文献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分析和比较中得到较佳的研究方法,为以后研究者参与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可以相互映照,为国家和地方探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强的与深度、制定海洋经济政策、贯彻实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评价和调控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动态评估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支撑和辅助决策。
关键词：海洋经济,评价研究,资源
省域经济 篇2
2012年全国31个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四川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吉林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陕西省、黑龙江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江西省、海南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2011年
省域治理与吉林推进 篇3
省治则国安。省域职业教育的治理在国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特别强调，一是“强化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二是“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本地实际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探索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问题”。
与此相关，我们注意到，2014年11月21日，吉林省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省长主持，省委书记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全都参加会议。在会议召开前，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吉林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无论是会议的规格，还是文件的规格，在各省落实全国职教会的行动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发挥省级政府的调控作用上，吉林省具有代表性。
一方面，发挥省级政策的决定功能。政府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把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在上述会议和文件上即提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旨在为吉林省实现“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总目标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方面，从政策上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发挥财政拨款功能。“十二五”以来，吉林省职业教育资金投入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全省职业教育财政支出比2011年增长48%，高于全省其他教育财政支出23.3个百分点；其中省级财政投入比2011年增加3.6亿元，增长72%。“十三五”的投入重点是基础能力、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和教学改革四个方面，着力解决全省职业教育发展短板问题。
提高省域职业教育治理水平，还需要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提高发展的能动性。省级政府在省域职业教育发展中承担着主要责任，特别是随着省级政府统筹权的加大，省域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较强的自主决策权、调控权和管理权。省域职业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省自身的努力。各省职业教育投入水平和办学条件状况与省级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地方政策的创新程度，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资努力程度等密切相关。欣慰于吉林省的最新表态，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总体规划，做到规划上优先安排、投入上优先保障、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
我国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现状及特点 篇4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社会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域不平衡问题。东中西部差距、城乡差距, 已使我国形成“多元立体的不平衡”格局。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 究竟应该坚持“效率”还是“公平”, 学界莫衷一是。国外最早开始研究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Walz, 他将新增长理论和地理模型结合研究区域经济问题。Forslid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C-P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表明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 经济集聚能同时促进富裕和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陆铭、陈钊认为我国经济最终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坚持走大城市战略。张艳、刘亮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 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 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得文、苗建军运用GMM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关系后发现, 区域集聚是导致区域非均衡的重要因素。但对于省域经济空间结构发展模式, 国内学界研究还较少, 本文在定量分析目前空间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以期能够对省域经济空间结构选择有个新的认识。
二、我国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现状
按照表1 的划分依据, 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数据, 经计算得出2013年中国省域经济空间情况, 其中, 河南、山西属于半单核;安徽、江西属于准单核;甘肃、湖北、吉林、陕西、宁夏、云南、四川、新疆、湖南属于单核;广东、黑龙江、浙江、辽宁、贵州属于双核;江苏、山东、广西、河北、内蒙、福建属于多核。
对比2003 年经济空间情况, 我们发现过去十年省域经济空间演变基本符合:从准单核向单核、从单核向双核、从双核向多核, 在结构上由简单向复杂的规律。但也有省份经济空间结构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如半单核的山西;单核的甘肃、湖北、吉林、陕西、宁夏、云南;双核的广东、黑龙江、浙江、辽宁;多核的江苏和山东。值得一提的是, 河南省是唯一一个空间结构逆向演变的省份, 由半双核过渡到了半单核。
三、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特点
一是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类型呈地域集中分布。简单的说, 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多为双核或多核, 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辽宁等省。中西部地区多为 (准) 单核或半单核, 如安徽和江西的准单核, 四川、云南和甘肃的单核。
二是部分省份经济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符。从表1 可知, 西部地区的贵州、内蒙古和广西已经迈入双 (多) 核省份行列, 而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和江西仍然是半 (准) 单核。从当地发展水平来看, 贵州、内蒙古和广西还是应该坚持“增长极”理论, 积极发挥增长极的极化效应, 以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河南、安徽和江西则应该努力过渡到单核模式, 集中资金、投资、政策培育省会城市, 打造省内亮点, 再以此带动全省发展。
三是从省份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空间结构越复杂, 收入越多。从图一, 可以看出2003年和2013年省域经济空间结构情况, 都是随着经济结构升级, 人均收入递增。就2013 年来看, 多核省份人均收入是半单核省份人均收入的1.57倍, 是单核省份的1.36倍。
四是部分省份出现省会城市落寞的现象。一般而言, 省会城市一直是各省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中心, 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单从经济总量上分析, 截至2013年, 已经有河北唐山、辽宁大连、山东青岛、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苏州、福建泉州超过当地的省会城市。省域内新兴起的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甚至超过省会城市, 主要因为资源优势如唐山、鄂尔多斯、包头等;港口优势如青岛、大连、泉州等;一线城市辐射如苏州、无锡和深圳等。
四、经验与启示
一是在经济空间结构选择上, 要结合当地客观实际。我国各省份国土面积、经济发展水平、各城市距离省会城市远近、是否具备港口等特点, 在坚持省会单核发展还是花开两朵问题上, 需要依据省情具体情况决定。
二是对于半 (准) 单核的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西, 应尽快向单核转变;贵州和内蒙古双核发展模式需要慎重。对于以上四省, 需要积极扶持壮大省会城市, 多让省会城市发挥辐射效应, 早日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全省发展格局。对于贵州和内蒙古的双核发展模式, 特别是贵州实行贵阳和遵义同步发展, 从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来看, 贵州省应该继续走单核省会发展模式, 短期内劲儿往一处使, 避免资金投入分散和政策的倾斜, 更有利于贵州的快速发展。
三是要积极支持部分有地域优势的城市发展。对于有资源、港口好、地域优的新兴城市, 省级政府要积极支持其发展, 协调好其与省会城市关系, 确定各自在省域内的发展定位和分工, 避免恶性竞争和产业雷同。
摘要：本文对我国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现状进行研究, 基于单双核省域空间划分理论, 利用2014年统计数据对全国24个省域进行科学划分。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空间结构地域集中分布、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发展迅速等。
关键词：省域,经济空间结构,单双核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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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组织与中国省域旅游规划 篇5
更新时间： 2006-03-31 16:09:04.0 作者： 彭德成 来源： 旅游调研》 阅读次数： 67
自1997年至2003年，世界旅游组织通过中国国家旅游局，采取直接委托或国际招标等方 式，组织国际专家，先后帮助四川。山东、云南、海南、安徽、贵州、黑龙江等七省人民政府编制全 省旅游发展规划，开创了世界旅游组织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新领域，在推动地方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带动了中国旅游规划工作迈向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促进了我国旅游规划队伍建设和规划水平的提高。
一、主要合作项目简况
世界旅游组织参与中国省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始于 1997年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合作，承担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项目。至2003年7月，世界旅游组织先后承担了四川、山东、云南、海南、安徽。贵州、黑龙江等七个省的全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汇总情况见下表：
世界旅游组织参与中国省级旅游规划项目情况（至2003年7月）
序号 规划名称 编制时间 承编单位负责人规划方式 总费用 支付外方经费1 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7.9-1999.1
（18个月）菲律宾亚太规划公司 路德维格·雷德 WTO直接委托外方机构 500万元 35万美元山东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5-2001.1
（21个月）丹麦奥佛加公司 彼得森·艾瑞克 WTO招标，省政府最终选择确定 455万元 33万美元云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9-2001.2
（19个月）菲律宾亚太规划公司 路德维格·雷德 WTO招标，省政府最终选择确定 615万元 38.5万美元海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0.7-2001.12
（18个月）香港森兰郭斯（亚洲）顾问公司 斯图尔特 WTO招标，省政府最终选择确定 500万元 31.9万美元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3-2002.3
（36个月）爱尔兰国际旅游公司 戴斯蒙·希尔 WTO国际招标确定 600万元 36万美元6 安徽省“两山一湖”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1.3-2002.5
（15个月）世界旅游组织 罗德·汉弥尔顿 WTO直接组织专家 400万元 22万美元7 黑龙江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1.4-2003.7
（27个月）世界旅游组织 马可为 世界旅游组织委派专家 700万元 45万美元
其中，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项目开创国内省级旅游规划编制工作的三个先例。第一，它是国内第一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编制的旅游规划，也开创了世界旅游组织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先河。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先生所称道的：贵州项目的成功，将有助于旅游业更多地获得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世界旅游组织将通过与世界银行进一步合作，争取更多的世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发展，帮助其消除贫困，保护遗产。第二，它是国内第一家通过严格规范的国际招标确定规划机构的项目。世界银行贷款的使用，有着一套严格而规范的程序。由于这套程序十分严格，贵州旅游规划项目从开始向全球发出招标信息，到评估来自世界各地的招标方案，经过规划技术方案和财务方案的招标，到最终确定中标者，先后花去了9个月的时间，而阻工作繁重，质量要求很高。通过这个项目，使我国旅游行业全面地掌握了世行项目操作方式，以便于更好地争取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旅游业的支持。第三，它是中国旅游规划专家应邀加入国际专家组的第一个省级旅游规划项目。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组织与中国省级人民政府进行了多次合作，承担全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项目，但均没有中国国内的学者进入国际专家组的队伍中。贵州省旅游规划项目中，经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意，爱尔兰国际旅游发展公司经过慎重考察后，邀请贵州教育学院的社会文化学者张晓松教授加入国际规划专家组，开创了中国国内学者进行国际规划队伍的先例。国内专家在整个规划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国际专家组的高度赞赏和尊重。
二、国际合作编制旅游规划的主要特点
委托世界旅游组织，聘请一流专家、运用前沿理论、遵循国际方法、中外专家结合而编制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更加突出地体现了以下特点。
1.在规划的指导思想上，更加突出地运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当今，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实行切实有效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是任何产业发展必然遵循的基本原则。旅游业的发展，只有在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地提高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控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才能真正步人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世界旅游组织帮助编制的这些旅游发展规划，指导思想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社区广泛参与思想和文化多元并存的思想。在旅游业发展模式上，十分明确地提出要迫切重视自然资源、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提出对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特色建筑、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旅游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始终贯穿为整个规划之中。在这些旅游规划中，对物质形态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但提出了对于水污染、大气污染、视觉影响、水土流失、公共安全、游客管理等管理战略，还提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在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尤其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国际专家通过调查，制定了专门评估标准、分类体系和保护等级，并制定修复计划，使文化遗产在实现旅游潜力的同时，得到更完善的保护。对于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国际专家不仅注重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且十分强调对民间传说、服装服饰、宗教礼仪、建筑文化、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可以说，国际专家以是国际化的标准、全球性的要求来贯彻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在产品设计上，更加突出地体现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目标
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站在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前沿，来审视和评估了国内旅游资源特色，以国际旅游者的需求来设计旅游产品，指导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充分体现了旅游产品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规划原则，以满足国际旅游者的需求为主要目标。首先，国际专家通过对规划区进行时间广泛的调研，全面了解规划区的旅游资源特色，采用前瞻性的方法对规划区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客观评价。如，云南旅游规划编制过程中，外国专家就采用了较先进的德尔菲法和市场测试法来确定旅游全省旅游资源吸引力，把全省的旅游景区景点分为具有吸引国际旅游者的景区景点、具有吸引国内旅游者和部分国际旅游者的景区景点、大量吸引国内旅游者和海外特殊旅游群体的景区景点，并区别不同类型提出景区景点的开发利用方向。在贵州旅游规划中，国际专家们创新了一套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在摸清旅游资源基本情况，正确评估资源开发利用前景的基础上，国际专家通过大量的游客需求市场调研，确定产品开发的方向和内容。例如，在云南省旅游规划中，国际专家从全省500多个旅游景区景点中优选出34个具有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景区景点，专程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我国主要客源市场进行需求调研，根据国际市场反馈意见，进行总体规划和项目设计。在贵州的旅游规划中，国际专家从世界旅游市场需要的角度，重点设计了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等三大前沿性旅游产品。在山东、海南和黑龙江省的旅游规划中，根据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分别设计了滨海旅游、度假旅游和滑雪旅游产品，使这些旅游产品的开发符合国际旅游市场的需要，成为高起点、高质量、高品位的拳头旅游产品。
3.在规划内容上，宏观突出战略性、微观突出操作性、项目突出可行性
世界旅游组织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微观层面的行动计划、项目层面的开发方案。作为省域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在旅游产品开发规划。客源市场营销与开发规划、旅游产业要素配制规划、人力资源开发规划、旅游管理体制与政策构建等宏观层面，这些规划特别强调战略导向，强调宏观指导。例如，在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方面，提出要保持传统建筑风格、适当控制游客增长、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重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规范旅游者行为等原则；在市场营销方面，根据规划区旅游业发展程度和资源特色，提出不同阶段的市场开发目标；在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提出要以国际标准为要求，采用多种方式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全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在旅游业组织管理方面，提出要紧密依靠旅游行业协会、民间资本、境外资本、旅游骨干企业，通过机制创新和体制创新，广泛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发展旅游业，等等。在微观层面，规划特别强调操作性。规划针对发展目标、战略与规划区的区域特征、资源吸引力和文化背景，设计了规划实施的行动计划和行动方案，包括政策与制度保障体系。区域旅游开发方案、专项旅游产品开发方案、重点旅游市场营销方案等。在项目后面，世界旅游组织编制的规划特别注重对旅游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认为旅游发展规划只有通过一系列的重点项目的支撑才能得
以实施。对每一个重点项目或优先发展项目，都特别注重可行性研究，从市场需求评估、主题形象塑造到主要内容设计、土地功能利用、重点营销方案、投资与经济效益评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规划方案。
4.在技术线路上，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方案来安排规划结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国内专家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多是从产业规划的角度来安排规划内容，其技术线路是平面的。即或是从资源评价、市场需求分析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要素配置、效益评估、实施保障体制构建等纵向上来安排规划内容，或是从市场分析。资源与产品、基础设施、生态与环境保护、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影响、投资分析、规划实施等横向来部署规划结构。其特点是规划边界十分清晰，条理性很强，但阅读起来比较费时，需要全面通读规划文本以来才能准确掌握规划的主要内容。而世界旅游组织聘请外国专家编制的旅游规划，是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安排规划结构，其技术线路是立体的。即先设计出旅游业各方面发展的战略，再来设计战略的实施方案，提出行动计划，构建重点项目等支撑性方案。国外专家编制的旅游规划基本上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工作背景与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第二部分规划主体，包括总体目标、市场开发、空间布局、产品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三部分为实施规划主体所采取的规划。管理和行动方案及计划，包括保障体系、区域规划、专项产品规划、重点项目规划、优先项目与近期营销计划，并进行经济效益和投资分析。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方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规划。其优点是层次感强，便于突出重点，有助于掌握规划要点。
三、世界旅游组织参与我国省域旅游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意义
委托世界旅游组织聘请国际专家，引进世界眼光，借鉴先进经验，运用前沿手段，采用中外专家结合的方式，编制省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推动我国旅游业规划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指导地方旅游业发展，带动我国旅游规划市场规范化发展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1.提供了指导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世界旅游组织的帮助指导下，中外方专家的配合下，充分利用国际专家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结合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以资源为基础、市场为导向、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编制了一项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旅游规划，提出了规划区未来15－20年旅游业发展的发展目标、总体政策、长期战略、近期计划和行动方面，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规划既反映了国际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国际旅游规划水平，对规划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份指导性文件和行动纲领。这些旅游规划都通过当地省级人民政府或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确立为全省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具有法定权威性和约束力，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有关方面，切实按照世界旅游组织帮助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推进全省旅游业的发展。
2.引进了国外旅游规划的先进经验和方法
委托世界旅游组织聘请国外专家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是一个学习国外旅游规划先进经
验、方法和技术的良好机会。一个省级旅游规划的编制，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协同工作，才能完成好编制任务。世界旅游组织聘请的国际专家通常工作面广，眼界宽阔，经验丰富，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背景，不仅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规划信息和研究成果，而且带来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编制旅游规划的方法和技术。通过与世界旅游组织及外国专家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可以学习到许多有关旅游规划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了解国际上旅游规划编制工作的思路、方法和程序，进一步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对提高国内旅游规划水平起到了切实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旅游开发方面，要从过去的资源导向方法转变为市场导向方法，按照市场需求设计旅游产品。指导资源开发、规划旅游线路、组织旅游行程；在市场营销方面，变分散的促销模式为统一的促销模式，树立特色鲜明、形象明确、震撼力强的旅游目的地新形象，提高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在市场开拓方面，要注重市场细分，在扩大基础市场的同时，要注重高消费市场的开拓；在旅游区域合作方面，要按照资源、市场和线路的整合程度，加强同周边区域的合作，形成资源共用、客源共享产品共建、市场共立的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在提高旅游经济效益方面，要重视增加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消费支出、减少经济漏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积极鼓励申报世界遗产，发挥遗产效果。
3.进一步提高各方面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增强各方支持力度
委托世界旅游组织编制省级旅游规划，是国际组织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实施的体现。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政府的力量、权威和绩效。可以说，在委托世界旅游组织聘请国际专家编制规划的过程与结果同等重要，工作过程本身构成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省人民政府都至少要举行项目启动、专家评审、成果交接等重要活动，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到会做重要讲话，表明省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决心，阐述省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思路和措施，有效地统一了各有关方面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通过外国专家现场调查、广泛座谈、强化培训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方面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视和支持。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中外专家广泛同各级政府领导，同航空、铁路、公路。水运、口岸、文化、文物、环保、建设、林业、宗教、教育等旅游相关部门，同饭店。餐馆、旅行社、景区景点、旅游商店、旅游院校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同旅游区当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专门的座谈讨论；与交通、民航、铁路部门就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林业、环保、建设部门就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文化、文物、宗教等部门就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规划进行多次研讨；省旅游局规划项目办公室定期以简报形式向有关领导、各部门、各地方通报项目进展情况，等等。从而广泛地宣传了旅游规划工作，传播了旅游发展的信息和思路，促进了上上下下对进一步发展旅游的认识，推动了各部门和各方面对发展旅游的重视和支持。
4.扩大地方旅游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通过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编制国内省级旅游发展规划，得到的不仅仅是先进的发展思路，同等重要的是使一个地方的旅游业能够借助国际权威组织的平台，通过世界旅游组织的各种活动和机会来宣传当地的旅游业；通过聘请国外专家制定规划，借助这些国际知名专家的影响来宣传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形象。目前，世界旅游组织帮助编制的7个省的旅游规划，都已登录在世界旅游组织的官方网站，作为世界旅游组织的工作成果。参与规划编制工作的外国专家，也都十分注重项目合作中各自的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这些项目。通过这一过程，有效地提高了规划区在世界旅游业的知名度，提高了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积极主动、成效更加显著的旅游促销方式。例如，《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就被作为世界旅游组织的重要成果，陈列于世界旅游组织总部。这是规划编制过程积累下来的无形资产，必然会转化为当地旅游发展的市场影响。
5.促进人才的培训，带动了国内的规划队伍走向世界
“从绿道网迈向省域公园体系” 篇6
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广东省共建成绿道10976公里。其中，珠三角地区共建成绿道8909公里，超额完成珠三角绿道网建设的目标任务，省级-城市绿道网络构建起了完整、连续、可达的生态廊道。本次论坛主要研讨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基础设施、国家公园、郊野公园、社区体育公园等绿道进行升级工作的理念和经验，共谋推动绿道升级的长远之计。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章林伟副司长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5年多来广东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道网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寄语广东在绿道建设和绿色发展之路上进一步夯实基础，积极创新，为推动广东乃至全国的绿道发展创出经验，做出新贡献。
广东省人民政府赵坤副秘书长表示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绿色发展，要求广东省各市、各部门要积极行动，通力合作，围绕开展绿道互联互通、生态控制性划定、建设郊野公园、社区体育公园和校园周边绿道等重点工作，全面推进打造绿道“升级版”系列工作，努力丰富绿道内涵，全面提升绿道网的综合服务功能，推动绿道网可持续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深圳市绿道建设优秀范例。
（广东园林编辑部）
省域经济 篇7
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物质载体, 传统的黑色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代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或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已为传统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历经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 经济发展速度持续走低,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激烈, 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人均GDP向经济高速发展大国迈进。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呼之欲出。
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起始于西方国家, 21世纪初引入我国, 在经济责罚、法律层面、区域引导规划、税收等方面国外循环经济已经开展多方面实践, 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 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无论从规划的实施角度, 还是从问题的诊断角度,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能为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宇宙飞船经济观》一书中, “循环经济”概念初露头角, 而后国内诸大建等人对国外生态效率、生态产业园区、静脉产业等理论的总结归纳, 我国的研究已经对循环经济的概念、原则、内涵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介绍说明, 国内研究认为, 清洁生产、生命周期评价、产业共生与产业生态学、生态工业园、零排放和逆生等研究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 提升3R原则为5R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 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 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
在循环经济政策路径研究上, 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①加强政府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主体作用, 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政策监督 (赵云君、文启湘, 2011) ;②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改善原始经济发展弊端 (李兆前、齐建国, 2012) ;③规范建立循环经济评价体系, 为政策决策提供科学指导依据。
循环经济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 缺乏针对特定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通过利用我国31个省份经济社会生态数据, 构建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测评指标, 创新性的评价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并从时空两大角度分析研究我国循环经济地域性、时序性特征, 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科学指导。
3 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3.1 指标体系
科学合理构建指标体系是此次研究的核心, 通过参考各类文献以及专家咨询等途径, 综合认定将产业与社会发展、资源减少投入、资源循环利用、污染减少排放以及资源环境安全等5个方面作为构建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主要考虑如下要求:①3R原则, 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指标体系的核心在于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3R原则, 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大准则。②水平指标和垂直指标相结合原则, 指标体系中既要反应时序发展指标, 又要反映空间状态变化的指标。③相关性原则, 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指标的选取, 需要努力贴近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实践, 结合循环经济理念、原则选取与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水平关联最强的指标。④普遍性与差异性相结合原则, 普遍性与差异性相结合是指针对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影响程度结合不同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⑤数据可得性原则, 选取的数据需要具有市局真实性与可得性。
3.2 数据来源和标准化
为了评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能力, 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5R原则, 遵循上述指标选择五大原则, 我们从产业及社会发展、资源减化量、循环利用、污染减排以及资源与环境安全等方面设置5个二级指标。从上述领域分辨设置若干三级指标, 这三级指标体系构成一个立体的指标体系, 从多维度、多层次全面衡量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
在权重方面,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类指标中各个指标的权重, 而操作指标的权重则用等权的方法赋权。在构建判断矩阵时, 传统的赋值规则容易导致最大权重与最小权重之间差距不合常理的大, 因此, 在同一层次内的两两元素比较, 以重要程度依次定值为1.0、1.3、1.5、1.7、1.9等。使用此赋值规则进行赋值后得到的判断矩阵见表1。
对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类指标权重采用均分的方法分配给各个操作指标, 最后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 见表2。
本次评价涉及31个省会城市, 采用这31个城市在2014年的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提供的数据。
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对于正项指标, 标准化为各指标值除以最大指标值所得比值;对于反项指标, 标准值为最小指标值除以各指标值所得比值;对于适度指标, 区别情况进行处理, 第一步:相对化, 即指标相对值= (指标最小值-指标值) /指标最小值;第二步:标准化, 即指标标准值=指标相对值/最大指标相对值。
4 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的基本情况
4.1 总体情况
2014年, 全国循环经济发展能力为0.198, 最高值为0.439, 最小值为0.105, 最大值/最小值为4.181, 标准差仅为0.076.可见, 我国31 个省会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整体数值不高, 且城市之间差异不明显。从二级指标来看五大方向城市之间的差距均较大, 最大值/最小值均大于5.0, 标准差也基本大于0.1 (表3) 。
4.2 主要特征
中国省域循环经济能力评价中宁夏省、山东省、湖北省、江苏省位居前列, 宁夏资源与环境安全、环境减排程度位居全国第一, 山东省产业及社会发展程度位居全国第一, 省区分布中广东省、云南省、北京市排在后列, 主要因为污染气体排放以及污染水排放比重较高 (表4) 。
4.3 东西部状况
31个样本城市中, 东部城市12 个、中部城市10个、西部城市9个, 从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看, 东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能力并驾齐驱, 优越于中部地区, 从循环经济发展能力二级指标来看, 也基本上呈现东西部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 (表5) 。
但是, 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的地区差异远没有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那么大。2014年, 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1.0倍、0.95倍, 地区差距比较明显。
4.4 不同人口密度对比状况
从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来看, 如表6所示, 人口密度在小于等于0.01万人/km2和0.05~0.1万人/km2的省份, 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最好, 分别为0.21和0.25, 人口密度在0.01~0.05万人/km2和大于0.1万人/km2的省份, 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较差。
从循环经济发展能力二级指标来看, 各二级指标的人口密度特征差异很大, 产业及社会发展指数和循环利用指数与省份人口密度正相关, 人口密度越大, 产业及社会发展指数和循环利用指数越大;资源与环境安全指数与省份人口密度负相关, 人口密度越大, 资源与环境安全指数越小。污染减排指数与资源减化量指数恰恰相反, 在人口密度为0.05~0.1万人/km2, 污染减排指数最低, 相反资源减化量指数横向比较最高。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传统黑色经济发展模式, 片面追求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实现经济的最大化发展, 经济量的盲目追求彻底破坏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平衡, 片面盲目的追求人均GDP的增加致使我国进入十二五规划以来经济增速放缓, 资源生态环境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性因素。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目标成为时下经济发展探讨的热点问题, 绿色GDP强调将资源环境消耗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之中, 通过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 才能真实评价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 从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建议在适当时机在全国实行绿色GDP核算体系, 作为衡量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参考, 在全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全国热潮。
5.2 统筹东西部发展, 安排均衡循环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的布局要统筹点、线、面的协调, 并通过循环经济建设的合理布局, 将循环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点、线、面布局的主要设想如下。
(1) 从点的布局来看, 通过人们衣食住行接触的生产、生活网点设立循环经济模范、宣传点, 不断增强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与自我约束作用, 进而为循环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
(2) 从线来看, 要借助沿海、沿江、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建设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产业带。
(3) 从面来看, 建立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圈、带、面。以经济区、城市带为依托, 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或城镇的建设。
5.3 选择符合各局省域特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全国范围来看, 各省份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水平各异, 东中西部呈现较大的发展差异性, 我们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 主要通过建立清洁生产模式, 科学减排高能生产体系, 在生产、企业领域建立循环有效发展体系。根据地区主导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 同时结合地区工业产业体系特征, 及时进行工业区的优化升级, 建立循环经济产业体系。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收入水平高, 同时对于农产品市场存在多元化需求, 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高效绿色农业发展体系, 建立绿色产业园试验区, 创新绿色农业科技水平。
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 考虑到经济起步较晚, 收入水平偏低, 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资源、环境, 要求大力建设新型能源产业, 诸如绿色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再生能源产业。在工业园区的建设中, 创新发展共生型企业, 加快建立循环农业产业园区, 实现高效利用, 循环排放。
5.4加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的建立, 实现区域产业经济循环发展的终极目标, 例如, 通过征收化工业污染废弃物排放税的方式, 控制化工业生产过程中固体、液体、气体废弃物的过度排放, 从而实现产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对于废弃污染物进行回收, 我们将给予合理的税收优惠, 以实现废弃物循环优化和产品的再回收等等。
5.5 建立废弃物回收的产业化运行机制
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化的回收渠道, 如废纸、塑料、玻璃、钢铁等;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产品必须建立专业化的回收渠道。通过建立类似具有促进利用价值或污染损害大的废弃物回收的制度, 可以实现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标。
5.6 建立资源环境价格体制
完善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必须包括环境资源本身的价格成本以及环境服务价格、人工产品环境价格三个方面, 同时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环境产品价格的特征, 来确定其价格实现的途径。例如对于休闲、旅游、高档商品房等具有享乐性意义产品的环境价格, 可以通过测算生态环境补偿成本、环境质量维护成本, 通过环境补偿税、环境清洁税、环境享用调节征收税。
5.7 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省域经济 篇8
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结果,可以准确把握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现状、变化过程、水平差距及不同省域的优劣所在,也可以为提升省域竞争力的决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因子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3]
因子分析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观测的,通常称之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一)因子分析数学模型
在这里主要描述一下R型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且满足以下条件:1.m≤p;
2. Cov(F,ε)=0即F和ε是不相关的;
3. 即F1…Fm不相关且方差皆为1。
即ε1,ε2,…,εp不相关,且方差各不相同。
(二)因子载荷阵及其估计方法
1. 因子载荷的统计意义。
因子载荷aij的统计意义就表示第i个指标变量和第j个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即表示Xi依赖于Fj的比重。它反映了第i个指标变量在第j个公共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
2. 因子载荷阵的估计方法。
考虑特殊因子以后,协方差阵为:
当∑未知,可用样本协方差阵S去代替,要经过标准化处理,则S与相关阵R相同。
(三)因子旋转
建立因子分析数学模型的目的不仅要找出公共因子以及对变量进行分组,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公共因子的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这时根据因子载荷阵的不唯一性,可对因子载荷阵实行旋转,使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结构简化。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一)数据
利用因子分析对我国31个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分析,本题选取了8个指标作为反映我国31个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分别是:X1:国内生产总值(GDP);X2:居民消费水平(元/人);X3: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4:职工平均工资(元);X5: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X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商品零售价格指数;X8:工业总产值(亿元)。表1是我国2010年31个省市8项指标的原始数据。[4]
(二)数据处理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始化,并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2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对其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表3为检验结果。
KMO检验结果为0.591,适宜做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结果为0.000,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为单位阵。
进而求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从上表看出前3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90.052%,说明前3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具有的信息,因此取前3个特征值,并计算相应的特征向量,得到的前三个主成分如表5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第一主成分中各项指标的系数都较大,且都比较接近,第一主成分反映的原始指标信息比较多,比较平均。在第二主成分中,第四、七项的系数比较大,其他系数相对比较平均。在第三主成分中,只有第六项的系数较大;这样不利于对原始指标进行分组,不利于定义因子。为了能更好的让主成分全面突出的反映原始信息,对因子载荷阵实行方差最大旋转,旋转后的矩阵如下表6所示。
由上式可以看出,经旋转后得到的主成分能更突出、更全面地反映相应的各个指标的信息。最后将八指标按高载荷分成三类,并结合转业知识给出各因子的命名如下表7所示。
在第一因子中,X1、X3、X8三项指标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经济总量因子。
在第二因子中,X2、X4、X5三项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居民消费水平、货物周转量和职工平均工资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消费能力因子。
在第三因子中,X6、X7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价格指数因子。
用同样方法处理2005年和2000年数据,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进而对所得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竞争力排序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采用了1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和208个四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国家统计局的实际结果为:
2010年全国各省市经济竞争力排名:
上游区(1-10位):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
中游区(11-20位):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
下游区(21-31位):海南省、山西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为三甲,主要原因是这三个省的经济总量较大,消费能力较强,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等地区,要么是京畿地区,要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一直较好,消费能力一直较强;中游区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等省份,纵观这些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沿海和京畿地区,消费能力一般;下游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消费能力不足,物价指数相对稳定。
评价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竞争力时,既看到经济总量因素,又考虑消费能力因素和价格因素,同时,还考虑到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概念,既研究它的现在时,又充分考虑它的过去时和将来时。而本文仅用了8项指标,就解释了我国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即经济总量、消费能力和物价因素。说明本文所采用方法的优越性。
(二)省域内部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差异分析[6]
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处于中游区和海南省处于下游区,其他8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上游区,并且排位比较稳定,变化不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就是同样排在上游区的省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除了湖北省处于上游区,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4个省都处在中游区,中部地区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不够稳定。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得分差距较小,这说明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内部的6个省份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反映出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相对变化较大。究其主要原因,受政策和资源影响较大。
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2010年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陕西省和重庆市处于中游区,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西部地区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劣势就不太明显。
东北地区3个省份的竞争力都有增加,与东部地区平均得分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相对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2010年竞争优势得到提升。
(三)时段分析(以2005-2010年为例)
上游区、中游区、下游区在整体上相对稳定,仅有个别省份有排序上的变化,说明经济竞争力是省域居民长期努力地结果,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提升省域经济竞争力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个别省份的变化反映出国家政策和省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影响。
我国经济竞争力受国家政策影响,呈阶段性特点。[7]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由特区到开发区、由沿海到内地的逐级演进。因此,我国省域经济竞争力在沿海和东西部之间有一定差距。国家正在努力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形成以京畿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经济总量较大,消费能力较强经济较发达地区,从东部、中部、向西部辐射。西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与其它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整体上西部地区竞争力有所增加,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其经济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内部来看,同样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处于中游区前列,在全国处于中势地位,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样是处于下游区,由于经济基础和规模方面的差距,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变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9-2010)(2011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军军,周利梅.基于聚类分析视角的我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1).
[3]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罗应婷,杨钰娟.SPSS统计分析-从基础到实践[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6]李建平.“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省域经济 篇9
关键词：因子分析,低碳经济,东部沿海地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一、引言
自“低碳经济”提出以来, 其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均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与此同时, 在全面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 如何构建出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 以综合反映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效率、效果, 及时修正区域低碳经济的战略途径, 是亟待突破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 但近些年来污染越发严重, 所以, 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统计测度和综合评价, 因此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既要遵循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 还要反映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实质。按照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前瞻性的原则[1], 根据《国民经济和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以及国际能源署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 结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 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3个层次:
三、实证分析
根据2013年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福建5省《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环境状况公报》收集到数据, 在进行因子实证分析之前, 对各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 然后运用SAS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可知, 第1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 为41.40%,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依据特征向量>1且因子含义清楚的原则选取公因子。以此原则选取的2个公因子, 方差贡献率累积达到68.90%, 反映了近70%的信息。
其中, 第1主因子主要反映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空气质量优良率、二氧化硫浓度、二氧化氮浓度, 把第1主因子称之为低碳技术和外部环境因子, 用F1表示。第2主因子主要反映人均GDP、第三产业比例、GDP、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称为低碳经济和生活环境因子, 记为F2。
对上述2个公共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分数, 得到省域低碳水平的评价模型:
四、结果分析
从综合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 在东部沿海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排名中, 广东省名列第一, 其次依次为福建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山东省;如果按照低碳技术和外部环境来看, 广东省仍处于第一位, 其次依次为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和山东省;如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来看, 广东省仍处于第一位, 其次依次为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和浙江省。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从总体水平还是低碳技术和外部环境方面或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都排在东部沿海地区5省份的第一名, 是其他4省份学习的榜样。而综合排名第2位的福建省, 低碳技术和外部环境方面排名也处于第2位, 本文认为由于福建省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致使其有个优良的外部环境, 而其低碳技术水平并不处于第2位水平, 福建省若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来看却排名第4位, 可见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还有待改善。综合排名第3位的江苏省和第4位的浙江省得分相差较小, 两个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相近。综合排名最后一位的山东省, 从其自身来看在低碳技术和外部环境方面排名第5名,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方面却排名第2名。因此, 本文认为山东省应把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着重放在提高低碳技术, 制定长期规划,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低碳技术进而逐步改变外部环境, 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于丽英, 冯之浚.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J].中国软科学, 2005, 12 (44) :53.
省域经济 篇10
目前我国在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由于各自的研究对象差异以及其涉及面较广,所以至今也难以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标体系,就其评价对象来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域和城市评价方面。对指标体系的划分,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是以层次分析法把其分成三个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如任福兵(2010)、付加锋(2010)、李晓燕(2010)等[1,2,3],但其指标权重只在准则层和指标层这两层设定,而设有三层指标权重的指标体系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只有冯碧梅(2011)[4]在系统层、状态层和变量层中设定。在指标权重计算方法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是层次分析法(AHP)、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如李晓燕(2010)[5]等;德尔菲法(Delphi),如;还有物质流分析法(MFA),如万宇艳(2009)和张学毅(2010)[6,7]等。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省域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IFAHP)计算出其三层的指标权重,最后以四川省为例评价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以期为省域的低碳经济评价提供参考。
2 省域低碳经济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现有的低碳经济内涵理论,同时参考国际上已有的各种低碳评价指标(如碳强度、碳生产力和碳足迹等)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设定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8],本文构建出适合省域的四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其包括总体层、系统层、控制层和指标层等四层指标层,“层层相扣,收敛归一”。
2.1 四层指标体系的内涵与说明
第一层为总体层,为单一的总评价指标,其衡量一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的总水平,以其得分的高低来评判该省域处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哪个水平态势上。
第二层为系统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性,低碳经济的评价就应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本体系分别设定为经济系统、能源系统、人口系统、技术系统、环境系统和制度系统等六大系统,务求从系统角度来考察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其范围基本涵概低碳经济社会的所有方面。
第三层为控制层,将各系统指标细分为几个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最下层的指标,起到承上接下的作用,本控制层设有11个控制单元(指标)。
第四层为指标层,该层指标为指标体系中最小的功能单位,基本上是各类统计数据的统计量,这里设定了32个这样的指标,其中包括低碳产业标准和高碳产业市场限入政策这两个定性指标。
2.1.1 经济系统。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隶属于经济系统,是体现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部分,用以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潜力。在其下级指标中,城市化率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农业与非农业)的比例;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影响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考量指标,不同产业的构成,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为碳的消费和排放大部分来自产业部门。在其下级指标中,现代服务业GDP比重用以反映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中比例,一般现代服务业GDP比重高的地区,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水平就相对较低;高新技术产业GDP比重指标反映低碳技术的研发条件和基础;环保产业GDP比重指标也能体现该省域碳排放水平,并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环保支持。
(3)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省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在其下级指标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其GDP的比率,值越高说明对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就越大,从而碳排放与碳消费量也就越大。
2.1.2 能源系统。
(1)能耗水平。
能源消耗水平也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能源消耗是最主要的排放源,在碳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根据OECD/IEA的统计数据[9],2008年中国的排放总量为65.5亿吨,其中煤炭使用产生的为54.6亿吨,而石油、天然气使用的碳排放量分别为9.34亿吨和1.55亿吨,可以看出我国主要的排放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以把能耗水平指标纳入本体系中,并用三个下级指标单位GDP综合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来描述。
(2)能源结构。
能源结构反映该省域各种能源的消费情况,一般清洁能源消费比例高的地方其低碳发展水平就较好。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10],目前我国能源一次消费结构中比重最大的是煤炭,占能源总消费的70.4%,石油消费为17.9%,而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只占7.8%。体现各种能源消费比例的能源消费结构指标能很好考量低碳发展水平,故入编本体系中,其下级指标包括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比例和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比例。
2.1.3 人口系统。
人口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社会发展水平。一方面,在整体人口素质高的地方,低碳生活与消费的宣传与教育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一般人口素质高的地方劳动力素质也相对较高,高素质人才密集的地方更可能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条件。这里选取的二级指标为人口数量、大中专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其中人口数量为该省当年的常住人口数量。
2.1.4 技术系统。
技术创新能力反映该省的低碳技术研发水平和潜力。一般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地方,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就越高。这里以专利数、科技研发(R&D)经费占GDP比重和重大科技获奖数三个指标来体现该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专利数指该省当年获得的国家专利数量;R&D经费占GDP比重反映该省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低碳技术的投入水平;而重大科技获奖数指当年该省获得省部级奖数。
2.1.5 环境系统。
(1)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比较直观地反映该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这里设定其下级指标为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碳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碳足迹);其中,单位GDP碳排放量为每万元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用以衡量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均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为该省当年的碳排放总量与该省常住总人数的比。
(2)生态环保水平。
生态环保水平反映该省域环保方面的情况,一般生态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碳汇能力就会更强。这里设定其下级指标为资源回收率、环保事故发生率、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化覆盖率等四个指标;其中,资源回收率指废弃资源再利用占总废弃资源的比率;环保事故发生率指该省当年的重大环保污染事件数占该省现存高污染项目数的比率;城市绿化覆盖率为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率。
2.1.6 制度系统。
(1)低碳政策制度。
从制度上约束碳排放行为,以政策法规来限定碳排放量,政府的低碳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是实行低碳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所以政策制度是制度系统中较重要的控制指标。其中,低碳政策法规完善度指该省政府颁布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数占法规总数的比率;低碳产业标准和高碳产业市场限入政策都为定性指标,评价时需作定量化处理,设定完善(90%)、较完善(70%)、一般(50%)和较差(30%)等四个等级,参考值为完善(90%),实际操作时可通过咨询专家或调查来确定其等级。
(2)公众低碳理念。
公众低碳理念水平的高低反映该省的低碳生活与消费水平,公众低碳理念高的地方,其居民更愿意实行低碳生活与减少高碳消费,由于居民的这种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这与政府的倡导与宣传教育分不开,所以把它纳入制度系统中,并设定其下级指标为环保教育普及率和低碳意识认同度。
2.2 省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确定权重时人为的因素影响很大,需采取科学的评定方法,本文应用主客观相结合法——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IFAHP)分别在系统层、控制层和指标层这三层为各指标赋予权重。
将互反型判断矩阵改为模糊一致性判断矩阵,并把和行归一法或方根法与特征矢量法结合使用,得到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李永等[11],2005)。因为传统的层次分析法(AHP)往往会导致判断矩阵不满足一致性的条件,从而需要检验和修正,计算量较大且计算精度不高,而经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既解决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问题,又解决了解的收敛速度及精度问题,以此求得与实际相符的排序矢量。
(1)应用三标度法构建模糊判断矩阵。
三标度法属互补型标度,度量各指标之间的比较关系,较容易建立判断矩阵。
用三标度法:建立互补型的模糊判断矩阵F=(aij)n×n。
当指标ai>aj,即指标ai优于aj时,判断矩阵元素取aij=1;当指标ai<aj,即指标aj优于ai,取aij=0;当两指标同等重要时取aij=0.5。
(2)将模糊判断矩阵F=(aij)n×n转化为模糊一致判断矩阵Q=(qij)n×n
求模糊判断矩阵F=(aij)n×n的各行和:
计算模糊一致判断矩阵Q=(qij)n×n的元素:
(3)利用“和行归一法”求得指标权重
首先,计算模糊一致判断矩阵Q=(qij)n×n的各行和(不包括对角线元素0.5)以及不含对角线上的所有元素和:
第i行和:
不含对角线上的所有元素和:
其次,用归一法得到第i项指标权重:
本文通过整理专家咨询问卷资料得到系统层、控制层和指标层相应的模糊判断矩阵,再按以上步骤用Excel软件分别计算出各层的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2.3 数据处理与评价标准
2.3.1 无量纲化处理指标数据。
由于指标层中各指标的单位量纲不一样,为了统一比较,需要对指标数据源无量纲化处理,其计算方法如下:正指标:
其中,X为指标的现期值,U为参考值;正指标表示该指标值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负指标则表示负相关关系。
2.3.2 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通过各层指标加权汇总得到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2.3.3 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标准。
参照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省份的数据,并通过咨询专家本文将省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Y的评价标准定为四个等级,如表1所示。
3 四川省低碳经济综合评价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评价的数据主要选自《2010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和根据专家咨询资料计算整理而成,其中参考值大部分参考全国平均水平和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省份与地区的数据,具体见表2。
注:表中参考值“完善”取值90%,一般取50%,较差取30%。
3.2 评价结果与分析
从表2的计算结果可知,2009年四川省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Y=0.53,根据设定的省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水平等级(见表1),其属于“相对高碳水平”发展阶段。
在指标体系的六大系统中,各系统的得分相差不大。其中环境系统得分最高,为0.67分,其控制层指标碳排放和生态环保水平得分接近,分别为0.671分和0.660分。虽然碳排放量和单位GDP碳排放量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人均碳排放量相对较少,而且森林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较高,从而碳汇能力比较强,故得分较其他系统指标高。
经济系统、人口系统和制度系统得分相近,分别为0.54、0.54和0.53,这三系统的得分均处在中等水平。在经济系统中,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只有0.401分,这可能跟四川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对外开放力度不大;低碳产业结构得分为0.532分,说明低碳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在人口系统中,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大中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都比较低,使得四川目前发展低碳经济缺少人力资本支持。在制度系统中,低碳政策制度得分较低,只有0.481分,表明四川发展低碳经济的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大,但公众低碳理念相对较高,为0.663分,这可能跟近年来各种媒体对低碳生活与消费的宣传效果有关。
能源系统和技术系统得分较低,分别为0.42分和0.44分。在能源系统中,能耗水平得分最低,只有0.229分,其中单位GDP综合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均超过参考值,这由于近年来四川经济发展较快,能源需求量大的缘故;在能源结构中,由于四川以煤为主的燃料结构比重大,而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比例小,导致其碳排放量大,故得分较低,只有0.482分。在技术系统中,技术创新能力得分较低,为0.44分,R&D经费占GDP比重也比较低,专利数远小于参考值,反映其低碳技术发展水平不高。
4 政策与建议
4.1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产业是四川经济的主体,而在第二产业中,资源产业所占比重最大。要提高碳经济发展水平,就要加快高碳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四川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为应对四川经济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政府应加大对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的投入力度,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并加以推广使用,如清洁煤技术、太阳能光伏等清洁能源技术;完善企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低碳技术或政企合作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加强与省区间以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如集中研发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
4.2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根据四川能源资源的特点,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长期存在,能源结构的调整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应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有机结合起来,把提高煤炭等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放在优先位置,重视对煤的集约、清洁和高效地使用。同时,也要加大对天然气、生物质能、水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以降低其使用成本,并在高碳产业推广试用,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4.3 加大低碳政策支持力度,树立公众低碳生活与消费理念
政府可通过财政、税收和市场等经济手段和措施,逐步完善低碳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并考虑在适当的区市实行低碳试点区;制定鼓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优惠政策,使低碳产业成为效益高的新兴领域,对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尤其对自行采取减少碳排放措施的企业加大优惠力度。
可通过各种媒体倡导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加大节能减排的宣传力度,调动民众积极参与。如政府可通过电视、广播来曝光排放污染严重的地区和企业,并表彰先进;把低碳的生活理念与方法纳入到中小学课程中,使人们从小就形成低碳生活的高尚道德品质;定期在社区组织低碳生活讲座与社会公益活动,让民众通过通过亲身参与、切身感受低碳生活与消费的重要意义,使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深入民心。
摘要：为科学评价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构建了含有总体层、系统层、控制层和指标层等四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其后三层的指标权重,再以四川省为例评价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显示其处在相对高碳发展阶段,最后给出了提高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省域,低碳经济,评价体系,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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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研究 篇11
关键词 金融发展；碳排放；中国
中图分类号 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8-002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04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世界许多国家达成共识，制定并执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为了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必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减少碳排放，因而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决策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碳减排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试图从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两项指标入手，在P-VAR框架下，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影响过程，为国家实施碳减排的金融支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
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两个方面。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看是否呈倒U型曲线关系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 的讨论尤为激烈，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工作目标是以最小的经济转型成本实现碳减排。
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方式、人口态势、消费模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1-5］，未发现关于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理论上早有论述［6］，Hicks指出金融创新是引发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而非技术创新［7］。金融体系通过克服信息偏在和分散流动性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将资本配置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项目上［8-10］。Frankel和Romer［11］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发达的金融市场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刺激投资接收国的经济增长。Frankel和Rose［12］将金融发展称为在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利于现代环境技术的导管。发达的金融部门可以降低借贷成本，促进在能源效率部门的投资水平，并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借贷成本获得资金，投资有利于环境的项目。另外也有学者［13］认为金融发展会提高工业增长的水平，进而影响地区的碳排放水平。
虽然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并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规律尚不明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多为定性研究［14-16］，尤其缺乏针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有利于制定出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碳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2 变量选取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2.1 金融发展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本文将从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两个维度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深度时，采用了金融相关比率 (FIR)。Goldsmith提出FIR ［17］，并用其衡量经济金融化水平。他将其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 (即国民财富) 之比。尽管之后许多学者提出多种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但是FIR始终是衡量金融发展相对规模的最广泛的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全部金融资产价值定义为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之和，全部实物资产价值以地区生产总值来度量。本文同时选择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率反映地区金融发展的集中度。
2.2 CO2排放量的测算
准确地测算出地区CO2排放量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关键，目前关于如何测算地区CO2排放量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在全国加总的碳排放数据基础上根据省域煤炭消费量占全国总煤炭消费量之比与全国总碳排放量估算而得［18］；二是根据省域第t年三种能源消费量及三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估算得出［19］；三是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 (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气、煤油、燃料油、原油、电力和焦炭)，碳排放量定义为9类能源消费总量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η为权重的加权和［19］；四是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提供的参考方法［20］。本文将采用第四种方法估算地区CO2排放量：
CO2=∑3i=1CO2,j=∑3i=1Ei×NCVi×CEFi
×COFi×(44/12)(1)
式中：CO2代表估算的CO2排放量，i=1,2,3分别代表三种一次能源，E代表它们的消耗量。NCV为200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提供的中国三种一次能源的净发热值，CEF是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 (煤炭为0.99，原油和天然气为1)，44和12分别为CO2和碳的分子量。
3 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3.1 样本选择及平稳性检验
nlc202309031531
由于缺乏西藏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中国除西藏外的29个省区市 (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重庆数据并入四川) 的1979-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 (Y)、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 (P-VAR)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为了保证向量自回归分析的可靠性，本文对地区的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数据序列为非稳定的，意味着存在单位根，将进一步对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并纠正传统单位根检验方法普遍存在的检验效力过低的问题，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五种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我们对各面板数据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各种检验结果均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当对各个面板数据的差分值进行检验时，皆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地区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X2）均为I（1）过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不稳定性，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本文进一步对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3.2 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现有应用研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Kao［21］所提出的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以及Pedroni提出的异质性面板协整检验［22-23］。但McCoskey和Kao［24］以及Westerlund［25-26］通过一系列蒙特卡罗模拟研究发现，相对于面板协整的LM检验方法，不管是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还是Pedroni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检验功效都很低。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性，本文利用Westerlund提出的扩展LM协整检验方法［26］对地区的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三个检验统计量的值分别为0.217、0.386和0.386。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这一检验的支持下，本文进一步构建了面板向量自回归 (P-VAR) 模型。
3.3 P-VAR模型的构建
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 (P-VAR) 技术是面板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结合，即把面板数据模型系统中的所有变量视为内生的，本模型设向量Vit的各个分量分别代表碳排放、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各个分量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金融发展作用于碳排放，碳排放又反过来影响金融发展。基本模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Vi,t=B0+∑kj=1BjVi,t-j+ηi+t+εi,t(2)
式中：Vi,t是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X1,X2}，Y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碳排放量；X1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金融发展深度；X2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金融发展集中度。本文引入固定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在模型中用ηi表示，代表可能遗漏的地区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与其它解释变量是相关的。φi是时间效应，用来解释系统变量里面的趋势特征。εi,t是个被假设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
如果模型中存在因变量的滞后项，即固定效应与因变量相关，那么通常应用的均值差分估计过程由于去除固定效应将会产生有偏的系数估计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利用向前一步均值差分方法，即“Helmert过程”对变量进行转换［27］，去除向前均值，也就是去除每个地区可获得的所有未来观测值的均值。“Helmert过程”保持了转换变量与滞后因变量之间的正交性，这样可以利用滞后因变量做工具变量并利用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3.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的反映，即考察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并同时保持其它变量的冲击为0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使误差项正交，并利用GMM估计出的系数以及它们的方差-协方差矩阵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通过500次Monte Carlo模拟给出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以评价冲击的统计显著性。
在去除了模型中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应用GMM得到参数估计值，表2报告了三变量｛Y，X1，X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滞后期对于变量间的作用大小差别很明显。根据AIC准则，本文确定最佳滞后期为两期。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该变量本身及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图1给出了碳排放量(Y)、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三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6；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即假定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
在VAR模型中，本文采用了经过自由度调整的Cholesky分解方法构造正交矩阵，将同期相关的冲击项转换为同期不相关的冲击项。
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碳排放量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响应。由图1 (a) 可以看出，碳排放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碳排放上有自我激励的性质，说明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对碳排放量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通过灌输低碳思想和理念转变人们高碳的生活方式来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图1 (b) 表示金融发展深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影响。由该图可见，在第一期碳排放就有显著的回应，但从第三期开始响应变成负值，且响应的绝对值逐期增大。这说明区域金融发展深度对区域碳减排作用效果明显，即金融发展深度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效果可以在三期后观察到，因此可以通过经济金融化促进碳减排。图1 (c) 显示，金融发展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该作用在第四期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这表明金融发展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增加碳排放水平。
省域经济 篇12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 并作了大量的研究。Mc Millan, Whalley&Zhu (1989) 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价格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效果进行分析, 得出1978年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对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农业产出增长的75%应归功于联产承包责任制, 25%源于价格改革。Kalirajan (1996) 和Chen (2008) 指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要素投入增长和提高生产率。张淑辉 (2012) 等运用典型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 揭示出山西农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物资消耗和科技进步的共同作用。郭震 (2012) 认为河南省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 而劳动力及土地的贡献率较低。张浩等 (2008) 运用非稳定的分省面板计量方法对1949~2005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有效的农业政策措施能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化肥和农机的使用对产值的贡献度最大;农村经济制度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前提和保证。闫俊强等 (2009) 运用2000~2005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 (西藏除外) 的面板数据, 分析了各要素对广义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结果表明发现技术是当前中国广义农业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 主要表现在依靠良种、化肥、农药、生物技术等来实现。姜劲儒 (2010) 采用中国12个农业大省1978~2004年的省级数据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机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劳动力投入、播种面积、政府农业支出、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都重要地影响了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但农业贷款的影响不显著。张骏逸等 (2014) 基于大别山连片贫困区36个县市2000~2011年数据分析了大别山连片贫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结果认为农业科技进步、农田水利建设、化肥投入等对大别山连片贫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运用eviews7.0软件, 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6个解释变量指标, 利用1988~2012年湖南省14个市州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它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通过模型结果比较找出最优模型及分析影响湖南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 理论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1.1 生产函数理论模型
把湖南农业生产设定为不受约束的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把影响农业增长的因素设定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则自然双对数理论回归模型形式为:
ln Y=β0+β1ln X1+β2ln X2+β3ln X3+β4ln X4+β5ln X5+β6ln X6+ε
式中:Y为狭义农业总产值, X1、X2...X6分别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受灾面积、农业财政支出。β1、β2...β6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
1.2 面板数据理论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一是混合面板模型;二是变截距模型;三是变系数模型。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分别包含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差异在于系数δi是未知确定的常数还是随机变量。其形式如下:
yit=α+βxit+uit混合回归模型
yit=α+δi+βxit+uit, 个体 (截面) 效应变截距模型
其中α表示总体效应, δi表示截面效应, β表示常数斜率, uit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主要考虑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个体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
1.3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agdp:农业总产值 (亿元) 。此处是狭义的农业总产值 (种植业的农业总产值) 。为了消除物价指数的影响, 本文以1990年不变价对各期各市州农业总产值进行调整。1988年张家界市农业总产值, 粮食总产量, 农作物播种面积空缺, 取了后面三年的平均值。1988年至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大庸地级市, 辖慈利、桑植两县和永定、武陵源两区。1994年4月4日, 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仍管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不变。由于张家界从1988年开始才有较全的数据, 因此将样本区间定在1988~2012年。
machinery: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KW)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 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用机械工具的使用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增加农业总产值。因此, 笔者假设农业总产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呈正相关关系。
sown: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hm2) 。198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空缺, 用其前后两年取平均值。此处假设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农业总产值的增加。
staff:农业劳动力人数 (万人) 。农业劳动力人数一般是指包含农、林、牧、渔的广义农业劳动力人数, 本文选取的Y表示狭义的农业总产值, 故而选取的农业劳动力=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也是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农业总产值是一种正的影响。
fertilizer:化肥施用量 (万t) 。化肥施用量2003年及以前均为实物量, 2003年及以后为折纯量。通过换算变成实物量。2006年化肥施用量空缺, 前后两年的数据取平均值;指湖南省每年的化肥纯使用量, 化肥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 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来增加农业总产值, 但是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 化肥施用量对农业总产值有可能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当前农业总产值与化肥施用量之间的关系不确定。
irrigated:有效灌溉面积 (千hm2) 。必要有效灌溉面积是衡量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 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 必然有利于农业总产出的增加。
electricity:农村用电量 (亿KW) 。该指标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2006年农村用电量空缺, 用前后两年的数据取平均值;其中, 田间灌溉、收稻后打稻等生产活动在农村用电量中占了较大的比重。本文假设该指标与农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
以上所有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1989~2013》, 《湖南改革开放30年 (1978~2008) 》。
2 实证分析
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只有当各序列均为平稳时间序列或非平稳性序列为同阶单整序列时, 才可运用OLS进行线性回归。为保证OLS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对所有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 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绝大多数 (个别变量例外) 不拒绝原假设, 为非平稳变量。但对它们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 结果显示, 除了△logirrigated变量在同质单位根检验下不拒绝原假设外, 其余都显著拒绝了原假设。由此可知, 样本中的各个变量均为非平稳的I (1) 过程。
注:数值均为P值;变量前加△表示对变量作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为带截距项和趋势项。
2.2 面板协整检验
为考察各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协整检验 (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 Pedroni检验中, 组内检验Panel v、Panel rho方法和组间检验Group rho方法不拒绝原假设, 即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0的原假设。而组内检验Panel PP、Panel ADF方法和组间检验Group PP、Group ADF方法显著拒绝原假设, 意味着所考察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为了保证协整检验结论的可靠性, 继续采用基于Engle and Granger的Kao检验, 结果也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也就是说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基于Johanson的Fisher面板协整检验, 结果显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此, 可推断出各个时间序列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2.3 面板回归结果与分析
估计面板数据模型, 首先采用混合面板模型形式, 即在横截面上既无个体影响、也无结构变化, 然后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对它们进行F检验。因此, 采用面板OLS回归方法得到表3模型I。由表3模型I可知, 这个方程所拟合度为0.9775, 拟合程度高, 方程能解释被解释变量差异的97.75%。除了劳动力这个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业总值影响显著, 其它五个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DW为0.15, 显得有些偏小。因此可能模型总体上存在序列相关。
接下来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估计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得到表3模型II。由表3模型II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为0.9935, 比混合模型拟合程度高;但是从单个变量来看, 播种面积和劳动力成为不显著的变量, 而且播种面积的符号也有些问题, 极有可能是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引起的;同样DW值为0.49, 有些偏小, 也有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
为在混合模型及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 使用了F检验, 原假设为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 即真实模型为混合模型。通过使用Eviews7.0中冗余固定效应模型似然比功能, 得到结果表4。由表4中最后一列的收尾概率为0.00<0.01知,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混合模型的原假设, 即应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使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得到表3模型III。由表3模型III知, 模型在加权统计量下的拟合度为0.9631, 比固定效应模型小;播种面积和劳动力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而其它四个自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DW为0.46, 模型也存在序列相关性。
因此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前提下进行, 原假设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得到表5。由表5最后一列收尾概率可知拒绝了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因此最优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4的结果可知, 模型存在序列, 因此对模型进行一阶广义差分法修正, 加上AR (1) 项, 估计结果如表3模型IV。由表3模型IV知, 有效灌溉面积与劳动力不显著, 其它四个解释变量及AR (1) 显著, 因此剔除掉这两个不显著的解释, 重新进行回归得到表3模型V。同时, 得到模型V的残差序列图 (见图1) 及有14个残差序列, 且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表6。由残差序列图1及表6的收尾概率<0.05可知, 14个残差序列都为平稳序列, 模型V为最佳模型。在最优模型中, 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对农业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本文所预期的以及现有的研究结论一致, 产出弹性分别是0.089、0.348、0.178和0.076。其中, 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农村用电量的影响最小。所以湖南省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一方面, 通过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农业产出;另一方面, 通过扩大农机总动力、控制化肥施用量、保证农村生产用电量来提高农作物的单产。
播种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土地是财富之母, 所以依靠增加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来增加农业产出是可行的。但是, 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以及近几年来土地撂荒增多, 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耕地, 并须在现有耕地的基础上合理扩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产出弹性为0.348, 说明机械总动力每增加1%, 使农业总产值增长0.348%。湖南省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现代农业要求实现机械化。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的机械化水平还不高, 尤其是一些丘陵地区 (多为丘岗山地和小丘块梯田) , 由于缺乏适宜的农机具, 仍存在传统的耕作方式, 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以及低产出。因此, 政府必须重视农业机械化水平, 加大对农机具购买的补贴, 完善农机装备结构, 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 以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化肥施用量产出弹性为0.178%, 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1%, 农业产出将增加0.178%。化肥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一, 它通过为植物提供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营养元素, 来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达到提高单产的作用。相对化肥, 家肥中的营养元素含量较低且不易于农作物的吸收, 从而不能提高单位产出。而在湖南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 大部分小农经营还是施用家肥, 不能带来高产出。所以要获得农业产出的增加, 只有在耕地上增加化肥的施用量, 但不能超过合理的施用量。
农村用电量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据统计, 在过去的10年里, 湖南省的农村用电量增加了3倍, 农村用电条件日益改善。特别是为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等大功率的农业生产用具正常使用提供了可靠电力保障, 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了农业总产出。
3 结论
从上述分析得出, 在影响整个湖南省各个市州的农业总产出的因素中, 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显著, 农机总动力和化肥使用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强劲的影响力, 农村用电量也在发挥它的重要贡献。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加快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化肥使用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而且可以有效地使农业技术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农村用电量的增加, 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大功率机具的使用,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由此可见, 保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数量和质量, 加大农业科研资金的投入力度, 合理增加并有效使用化肥量以及保障农村用电量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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