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共8篇）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篇1

普通话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语言, 语文教学应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 这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方言是由于地域分割而产生的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就汉语方言来说,它与普通话是有一定差异的。那么,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否使用地域方言呢?本文主要谈谈这一问题。

一.是否可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师语言具有规范性、针对性、启发性、鼓励性和审美性等特性,其中的“规范性”就是指用语规范,要符合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 明确一致的标准。作为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途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自觉使用普通话。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教学语言不能适当使用地域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同时规定“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其中的情形 (四)是“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使用地域方言是可行的,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有无必要

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地域方言作为教学语言有无必要呢?根据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近30年来的体会,我认为很有必要。

首先,有利于传承地域历史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地域方言反映了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因而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国家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方便全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并没有消灭地域 方言的目的 。因而,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地域方言,对保护地域方言和传承地域文化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其次,有助于增添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学生们对自己的母语都比较熟悉,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引入地域方言作为教学语言,会让学生有一种 亲切熟悉的 感觉,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生动幽默是取得良好课堂效果的法宝之一,应体现在语言丰富、表达灵活、激发 热情、活跃 课堂、深刻智慧,促使学生在笑声中领悟教师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知识。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合理引入方言进入教 学活动 ,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找到语文学习的乐趣。比如讲授话剧《雷雨》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尝试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用家乡方言来进行演出,同学们通过与普通话一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也有助于加深他们对课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理解,教学效果比单一使用普通话进行教授要显著得多。当然,教学语言不能只是为生动而生动,为幽默而幽默。如果脱离了教学内容和实际需要,一味地取笑逗乐,只会给学生以 粗俗轻薄 之感。

再次,有助于语文知识的讲授,特别是有助于解释一些音韵现象。有些古诗词现在用普通话读起来似乎没有押上韵,学生理解不了用韵情况。这是因为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字的韵母部分由古至今读音发生了改变。例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 月花。”这首诗一、二、四句押韵,在讲解时很多同学不理解“斜”为何与“家”“花”押韵。我指导他们用洞口方言读,洞口方言里“斜”读qiá, 同学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这是古音改变的结果。

三.如何使用

一是要联 系内容、 合理安排。什 么内容适合引入 地域方言,教师在讲授之 前要进行 判断,认真分析引入方言教学的效果如何。一般来讲,话剧最适合引入方言,小说、演讲词次之,诗歌、散文要根据不同地域方言具体对待,其他文体不适宜引入方言。古诗词一般不适宜引入方言,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用洞口方言来朗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就别有 一番风味 ,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很容易打开课堂教学气氛 ,师生在开怀一 笑之后,很容易就能进入诗歌里那种离愁别绪的氛围。此外,时间安排要合理,使用频率要适度。不能为了活跃课堂 气氛 ,本末倒置,过度依赖方言来展开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方言作为教学语言只是一种辅助形式,普通话始终是主要的教学语言,这一点不容忽略。事实上,过度使用方言来教学很容易使学生对教学形式失去兴趣,也不利于语文知识的掌握。

二是要形 式多样、 讲求实效。我们所说的教学主要指课堂教学,但不限于课堂教学。如何引入地域方言来进行教学,每个教师可以根据各地方言的面貌,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合理安排,选取合理的形式来展开。可以是教师用方言诵读,也可以是学生扮演课文人物用方言对话;可以在课堂上安排一定的时间来进行,也可以利用学生课外活动来展开,比如方言版的话剧、小品演出或诗歌 诵读。总之 一句话,要讲实效,这个实效就是要有利于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注意两点

第一、不忘国策。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的一 项重要的语言 政策。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前沿阵地,每一位教师都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模范。普通话必须成为教师的职业语言。如果一位教师只会用方言土语教学,那么,即使他妙语连珠,也算不得规范化的语言。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引入方言来教学 只是一种辅助 手段,不能因此而影响了学生的普通话学习和掌握。实际上,聪明的教师会在引入方言进行教学的同时,引导学生主动把家乡方言与普通话进行比较,让他们去领悟家乡方言与 普通话之间在 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异同,从而为学生更好地掌握普通话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因地制宜。地域方言语音与普通话差距过大的地域,不宜引入地域方言来开展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活动。这些地方的学生因受 地域方言的 影响,普通话掌握的熟练度和准确度普遍较低,如果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还要引入地域方言来进行教学,将很不利于这些孩子普通话的学习和掌握。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初衷,也绝不是我们所乐意看到的现象。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篇2

水田乡苗坝小学——陶磊

［摘要］ 汉语拼音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工具，普通话是人的第二副“面孔”，对学习拼音干扰最大的是不正确的方言发音。

［关键词］ 方言 汉语拼音 教学

汉语拼音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帮助学生识字、阅读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面试和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作用明显，普通话已成为人的第二副“面孔”。但是，普通话的学习往往受到一些方言发音习惯的制约。

一、声母

鼻音n和边音l。威信方言(以下简称方言)中，基本上没有念n的习惯，n和l都念成l。所以顺理成章地“那”就读成了“蜡”。教学中可以用字来加以区别读音。例如:啦拉辣喇（la）和那拿哪纳娜（na）等。

nà

là

二、单韵母

e和u。过去的教师把e念成ei，现在很多人已经改过来了，小问题不多说。u（w）的音难住了很多西南人，大家都习惯性的门牙咬住下唇发音，这是不对的。必须告诉学生发u（w）的音是牙齿和下唇不能“打架”。

三、复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

威信人发ie（ye）üe(yue)eng ing 的音有困难。ie错念

为i，üe变成了ü，于是“写字”就成了“洗字”，“月亮”成了“玉亮”。方言很少有后鼻音的习惯，所以eng ing的教学除了老师教之外还可要借助范读录音教学，让学生多体验多感受。

四、声调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清楚第二声和第三声的区别，总把第三声念成第二声。本人发现“光明磊落”这个成语恰好就是一，二，三，四声，借助它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区别声调了。

guāngmínglěiluò

五、少数民族发音习惯

威信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彝族和苗族，他们说汉语时都有自己的特点。苗族同胞习惯把ian念为in，yuan读作yun。他们经常“新买因”再买“两云琴”一包的“银吧”（先买烟再买两元钱一包的盐巴）。

水田河底的彝族同胞不读ang，他们只念an。“姓杨”在他们说来，就变成了“姓严”，“张”变成了“詹”。这些问题在教学时都要有针对性的纠正。

实际教学中，如果学生没把正确读音错念方言，教师大可不必去引导区分，这样会给学生另外一个读音，反而会使他们糊涂和混淆。假如学生真弄错了，教师必须马上区别指正，一旦学生“熟练”了错误的读音，想要更正，太难„„。

方言：不可忽视的语文教学资源 篇3

首先，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借助一定的汉语方言知识。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例，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方言色彩很浓，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他也是被中小学教材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方言词语，正确理解这些词语对于把握文章句义、理解文章思想能起关键作用。在鲁迅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看客”一词，但在不同的文章中，“看客”的意义并不一样。《社戏》中“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这里的“看客”是单纯的“观众”的意思，这是吴语绍兴话的一个方言词，感情色彩是中性的。《〈呐喊〉自序》中“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里的“看客”虽也可以视为观众，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众，而是中国旧社会民众中的一类人物群像，他们对革命者、对其他被压迫者持观望态度，视先驱的流血牺牲为毫无意义的表演。可以说这时的“看客”承载了鲁迅赋予的新意义，而新意义的产生则建立在原来的“观众”的意义之上，反映了鲁迅对国民的愚昧落后和麻木软弱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又如《风波》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这里的“添”被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为一个动词性词语——“添饭”的意思。其实，这里的“添”是绍兴话中的一个副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再”，但和普通话中的“再”用于谓语中心动词前面不同，“添”都是放在句末，“要添”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再要”，这是绍兴、金华、温州等地吴语语法的特点。可见，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要想对文句有正确的理解、对作品有深刻的体会，需要掌握一定的汉语方言知识。

其次，汉语课程尤其是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需要借助一定的汉语方言知识。大致来说，汉语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由于时代的更迭、语言的发展，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很多内容感到陌生，尤其是对一些较古的词汇，理解起来难度较大。其实，很多较古的词汇现象保留在很多南方方言中，如古代汉语表示炊具的“鼎”和“镬”在现代汉语北方话中已经不再使用，但闽语中至今仍说“鼎”，吴语中仍说“镬”。又如“走”在古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这一意义在现代汉语北方话中只保留在“奔走相告”“走马观花”“飞禽走兽”“飞沙走石”等一些固定用语中。但是“走”表示“跑”的意义至今仍然保留在粤语中，“你不要到处跑”在粤语中说成“你唔好周围走”。在客家话、粤语和闽语中，区分雌雄的语素往往置于表示动物名称词的后面，如“鸡公”（公鸡）、“猫嫲”（母猫）、“牛牯”（公牛），这一点同古代汉语也是相同的。此外，汉语方言中也保留着很多较古的语法现象，如粤语中少数表示时间先后或表示数量和次数多少的副词，常常置于谓语中心动词之后，如“我行先，你慢慢来”（我先走，你慢慢走），“食多一碗饭添”（再多吃一碗饭）；比较句多采用“A+形容词+过+B”的格式，如“猫大过老鼠”（猫比老鼠大），“广州繁华过武汉”（广州比武汉繁华）等。

最后，方音的纠正、普通话的教学也需要借助于适当的汉语方言知识。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标准语。作为标准语，普通话高于方言，对方言起着示范作用，规定方言的发展方向；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具体存在形式总是各方言，所有地区的汉语总是体现为汉语方言，普通话可以说是一种人为制定并推行的、具有全民通用性和权威性的特殊方言，它基于方言又高于方言。汉语各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具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因此，研究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有利于纠正各方言区人的方音，使之更好地掌握纯正的普通话。以黑龙江方言为例，在声母方面，北京音中的合口呼零声母字，黑龙江人大都读成v声母，如把“碗（wǎn）”读作“vǎn”，北京音中的开口呼零声母字，黑龙江很多地区读成n声母，如把“爱（ài）”读作“nài”，北京音中的r声母字，黑龙江多数地区读成齐齿呼零声母或撮口呼零声母，如把“人（rén）”读成“yín”，把“入（rù）”读成“yù”，舌尖前音z、c、s和舌尖后音zh、ch、sh在黑龙江的很多地方也混而不分；韵母方面，北京音中的单元音韵母o和声母b、p、m、f相拼时，黑龙江方音都读成展唇的e，黑龙江语音中的复韵母ɑi、uɑi、ɑo、iɑo都比北京语音的动程窄，而这几个复韵母的韵腹ɑ都比北京语音舌位略高；声调方面，黑龙江方言的调值绝对音高较低，音域较之北京音要窄，有一部分字的调类和普通话不同，上声字明显多于普通话。黑龙江人在纠正方音、学习普通话时，要明确普通话的语音规范，把握黑龙江方言声韵调和普通话的差别及对应关系，做大量有针对性的训练，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普通话水平。除此之外，黑龙江方言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方言词汇和与普通话细微的语法差异。在教学普通话时，要提醒学生注意甄别自己的方言词汇和语法成分，让学生在参加普通话等级水平测试时采用纯正的普通话词汇和语法成分，不要采用方言词汇和语法手段。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知识对文学课程、汉语课程和普通话的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方言材料，结合实际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普通话虽然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标准语，但现代汉语各方言更是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宝库。珍视、保存和保护汉语方言资源，任重而道远。

粤方言下的语文教学 篇4

粤方言, 俗称广州话, 分布在广东省、广西省的东南部和香港、澳门。汉语中有七大方言, 其中粤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有较大的区别, 这样, 造成一定的语言障碍。影响人际交往, 甚至影响到粤方言区的语文教学。

语音方面, 粤方言的声母只有z, c, s, 没有zh, ch, sh, 结果把“诗人”读作“私人”, “是”读作“四”, 平舌音与翘舌音分辨不清, 另外, zh, ch, sh容易读成j, q, x把“老丈”读成“老将”, “知道”读成“鸡道”, “抽水”读成“秋水”, “少数”读成“小数”, “你去洗一洗”说成“你去死一死”, 笑话百出。粤语普通话混为一谈, “你的鞋子”说成“你的孩子”, 让人摸不着头脑。

语序方面, 粤语口语语序与普通话语序有些区别。如“你先走”说成“你走先”, “先等等”说成“等等先”。

语汇方面, 常使用一些不规范字词:“开始佢对我都几好噶, 几日后, 就变晒样”, 这句话要猜读, 才能明白, 又如:“仲有, 更离谱架系”, 生造字词, 使人满头雾水。

在这种浓厚的粤方言语境下, 学生要想提高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确实有困难。首先, 教师对普通话的推广及普及重视不足, 淡漠有余, 甚至有排斥现象, 以老大自居, 认为自己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最富裕的地区, 以说“粤语为荣, 以讲普通话为耻”的意识很普遍, 把普通话说成是“捞话”、“外省话”、“北佬话”, 极端狭隘的乡土意识严重阻碍普通话的推广。使用粤语上语文课的教师大有人在, 教师用粤语朗读课文, 读得津津有味, 摇头晃脑, 沾沾自喜, 殊不知, 各地的粤语语音又各有不同, 广州与香港有区别, 佛山与茂名又有不同, 如此不统一, 又如何教学生辨音认字呢?只能是误人子弟罢了。

其次, 官方媒介推广普通话的措施有限。只要在珠三角, 打开电视, 充斥耳边的广州方言的新闻、电视剧、谈话节目铺天盖地, 而普通话的节目寥寥无几, 且收视率较低, 政府媒体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时要起引导、表率作用。同时各种传播工具应大张旗鼓的使用普通话, 营造在公共场所说普通话的良好风尚。同时, 应在香港、澳门强力推行普通话教学, 真正影响阻碍珠三角地区普通话教学的根据地在香港, 经济的发展影响到普通话的推广, 当然, 这是长久之计。

提高粤方言区学生的语文水平, 教师要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地使用普通话教学, 坚持用普通话朗读课文, 力求字正腔圆, 抑扬顿挫, 读出气势, 读出气概, 读出普通话的音韵美、和谐美, 理所当然, 也要求学生用普通话朗读课文, 大声朗读, 发音准确, 语气连贯, 流畅自然, 或铿锵有力, 或柔和委婉, 朗朗上口, 发之于声, 潜之于心, 形之笔端, 长此以往, 学生语感增强, 遣词造句符合语法规范, 行文结构, 自然严谨。

方言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妙用 篇5

一、用方言朗读古诗词——别有韵味

课本中有不少古诗词，如果用普通话朗读，我们会发现有的诗上下句平仄不相对，且句末不押韵。现在学生对诗歌的平仄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押不押韵还是一读便知，押韵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有少数古诗词用普通话朗读简直难以押韵，那是因为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诗歌的形成源远流长，诗人的作品显然要受到方言的影响，因此在诗歌教学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方言朗读，常常会“柳暗花明”，读得更有味道。

最初给我启发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敕勒歌》，前四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最后这个“野”只有用方言读成“yǎ”才能和“阴山下”的“下”押韵。

之后在平时的诗歌教学中，我就开始做个有心人，和学生一起探讨，将一些普通话读不押韵的诗句，试着用方言读一读，还真的有不少收获。

比如说《过故人庄》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因为句末押的是“ɑ”韵，所以为了押韵，“青山郭外斜”的“斜”应读成“xiá”，或者用我们这边的方言读成“qiá”也可以。类似的这个字还出现在学生熟悉的这几首诗中：《山行》中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这些诗句中的“斜”只有用方言读才押韵，才能读出古代诗歌的韵味。

为求合于韵律，可从方言中探寻读音的字还有很多，除“斜”字外，另一个比较常见的是“回”字。“回”在某些诗中作为韵脚时，应读成“huái”，而不读“huí”。如：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晏殊的《浣溪沙》：“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其中的“回”只有用方言读才押韵。

此外，还有一首诗也比较典型，八年级语文下册《古代咏鸟诗三首》中的《迎燕》，颔联“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韵脚“遮”，如果按普通话应读“zhē”，但首联“咫尺春三月，寻常百姓家”，韵脚“家”（jiā）；颈联与尾联的韵脚分别为“花”（huā）、“华”（huá），“遮”字按普通话读显然是不押韵的。因此，教学这首诗时，应向学生讲清楚：《迎燕》中的“遮”应按江淮方言读“zhā”，这样全诗一韵到底，读起来才顺畅。

如果继续探究下去，我想肯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与收获，朗读古诗词时偶尔穿插一下方言，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有时还能让我们找回古人吟诗的感觉。

二、用方言解读文言文——通俗易懂

对于初中生来讲，文言文的学习始终是个难点，文言中一些生僻的词语，尤其是一些实词，离学生生活太远，直译过来学生难以理解。如果此时我们利用方言加以解释，就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词义，而且还能带给学生因为讲“自己话”而产生的亲切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

比如我在教学《以虫治虫》时，许多学生对“子方虫”是什么样的虫，根本没有概念，生活中有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教参上翻译时也是直译过来。通过文中的相关描写，我发现此“子方虫”就是我们方言中常说的“土土狗儿”，夏秋之时，泥土地上，墙角落里，经常可以看到，灯光一闪，爬得飞快。当我告诉学生“子方虫”就是我们方言中的“土土狗儿”时，学生恍然大悟：“哦，知道了，原来就是这种虫子呀。”再比如说教学《鱼我所欲也》时，其中的“一箪食，一豆羹”中的“豆”字，按注释上理解，是盛食物的器皿，但是这种器皿是大的还是小的，是碗状还是钵状的呢？总是想象不出它的样子。后来我跟学生提起家中常用的一种大碗，方言叫“斗碗”，“斗”和“豆”音还差不多，所以它的大小、形状应该跟“斗碗”比较类似，而不能像少数同学错误地理解为像豆一样很小的器皿。还有《陈涉世家》中“置人所罾鱼腹中”，这个“罾”字注释为“用网补”，我就想到我们方言中一种捕鱼的工具叫“罾子”，显然这里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这么跟学生一解说，就很容易理解了。再比如《愚公移山》中的“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箕畚”就是我们常说的“畚斗儿”，这样的解说，真是通俗易懂。

三、用方言赏读古白话——妙趣横生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朗读的形式多种多样，对于一些情节性较强，角色之间的对话比较多，且人物语言能够体现人物性格特点的文章，很适合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如果偶尔试一试让学生用方言分角色朗读，学生往往会情绪高涨，纷纷参与，力求有机会在同学面前露一手。

记得我在教《范进中举》时，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学生用普通话朗读，感觉总是读不出味道来，范进中举之前的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只是表现为声音低了一点；胡屠户的冷言嘲讽似乎也不够力度，就像听一泼妇骂街，满口都是书面语，感觉不到她的泼辣劲。就在这时，一学生用方言嚷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切！”满是嘲讽的意味，尤其是他加上去的书上没有的这个“切”，更是妙不可言，极尽嘲讽、鄙夷之意。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提升道：“同学们，下面我们不妨就用方言来读一读这几段文字，而且读的时候，可以适当地添字漏字，允许自己适度发挥，只要能突显人物的性格即可。”学生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一个个用方言读开了，读到趣处自己便会哈哈大笑，顿时教室里热闹起来了。“好了，谁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之前扭扭捏捏的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我！”的争夺声，以及一个个几乎伸到我面前的小手。被指名读的同学刚读了几句，教室里便空前地沸腾起来，一个个笑得七倒八歪，尤其是胡屠户骂范进为“现世宝”“尖嘴猴腮”“不要失了你的时了”“撒泡尿自己照照”等词句，口语色彩比较浓，学生用方言表达，真的是惟妙惟肖，将胡屠户的庸俗势利、凶暴粗鄙、尖酸刻薄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连范进的那句最难表现的“噫！好了！我中了！”学生用方言一说，并适当处理：将“噫”读成“啊”，“好了，我中了！”再适当重复，将范进的喜极而疯、似傻若狂的丑态也都逼真地重现出来。直到下课以后，许多学生还意犹未尽，继续在用方言朗读胡屠户那几句经典骂语，直到把瘾过足。

在之后的教学中，我又有几次作过这样的尝试，如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古代白话文时，都曾试过此种方法，只要找准适合的课文，屡试不爽。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均非常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篇6

一 广播电视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广播电视部门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宣传媒体,一直积极配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无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还是对新时期确定的“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都起到了有力的宣传和示范作用。可以这样说,广播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演员使用普通话的能力是我国推普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展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作为声像媒体,成为继文学读物、报纸等传统纸质媒体之后的非常重要、体现推广普通话工作成效的宣传示范媒体。广播电视语言对推广普通话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的法律、法规为广播电视节目使用普通话播音提供政策保障。

建国之初,我国政府就意识到广播是促进推广普通话的一个重要途径。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应该同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作,举办普通话讲座。各方言区域的广播站,在它们的日常播音节目中,必须适当地包括用普通话播音的节目,以便帮助当地的听众逐步地听懂普通话和学习说普通话。”庞井君,2011:39)。经济、电子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广大听众、观众对广播电视的期望值也不断增长,2011年1月光明日报网进行“语言现象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71%的网友认为普通话推广方式要用普通话授课,15.9%的网友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办普通话推广活动,此外,13.1%的网友认为应该严格规范媒体所用语言,使用标准的普通话。(王莉、董洁,2011)

3.听懂普通话的受众群体不断增加。

法令约束、媒体推广示范非常重要,但如果受众听不懂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就远远不能达到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经济发展带动交通发展,人们的异地交流日益频繁,需要普通话作为交际载体。经济发展也带动了教育发展,2008年12月2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同志在《教育部2009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归结起来可以用‘两个跨越’‘一个突破’‘一个重大步伐’和‘一个确立’来概括。‘两个跨越’,一个是实现了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7年全国义务教育人口普及率达到99%,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一个是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2007年毛入学率达到23 %,在校学生超过2700万,居世界第一,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一个突破’,就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了大规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能力。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达到1100万人,在校生超过3000万,分别占据了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郭克宏,2008)。又如,杭州西湖明珠电视台用杭州话播报的新闻节目《阿六头说新闻》,不仅具有很高的收视率,还赢得了2004年“全国百家电视栏目”的荣誉。

也有用方言播报我国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的新闻节目。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三套节目每天以闽南话、粤语、客家话三种方言共播出9个半小时,其中第五、六套节目主要是对台湾地区播出,第七套节目是对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播出,这三套节目承担的任务和服务地区比较特殊。

地方台用方言播报国际民生的新闻,往往不能受到本地听众、观众的欢迎,原因在于本地听众、观众认为本地区的方言不具备播报国际民生的词汇与语法,国计民生、外地新闻还是用普通话播报能够被广泛接受。李宇明,2010)。

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方言节目播报时段”和“电视剧方言使用量及其被接受群体”这两个评价尺度,通过它们来观察、评价方言节目对推广普通话、保护方言资源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统计分析不同时间段方言节目听众的数量、年龄及受教育层次,统计电视剧方言使用量及其接受群体,能够看出该节目的质量程度,预测方言的发展趋势及对普通话的影响程度。

三 广播电视使用方言的原因

语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语言自身的变化及其具体使用情况体现了语言使用的选择规律。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我们生活的选择,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选择,是信息化的选择,是我们国家的选择,是中华民族的选择,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权利,更是语言文字工作规律的一种选择。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使用语言情况就是很好的佐证。现实生活中,多方言的现象正反映了语言文化的多样化,我国一些广播电视节目方言热的产生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1.高收视率带动广告收益。

由于方言节目在当地的高收视率带来高额的广告收益,为了迎合受众,一些地方广电部门对开办、播放方言节目审批不严;一些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未经上报相关广电部门批准,自行播出方言节目;⑧方言节目制片人、主持人个人文化素养、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一些方言节目形式内容低俗。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提升节目的质量,不仅不会带来方言节目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受众群体对方言节目的反感,带来方言节目的萎缩,甚至消失。

2.文化审美需求的多样化,促使人们选择语言多样化。

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文化审美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语言作为国家文化的代表之一,对其多样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我们应该从科学的语言观着眼,正视普通话和方言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使用问题,解决主体性和多样性的问题。方言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保护,要搜集整理,但是它也有一个逐渐衰减的过程,这是历史的规律。方言节目也会呈现一个曲折发展的轨迹,只要方言节目能够正确反映文化需求的发展,只要通俗的方言节目质量不低俗、不媚俗,它就会存在下去。

3.乡音亲切。

方言代表了一个地域的文化认同,浓郁的乡土气息是普通话不能取代的。好的方言节目、好的方言电视剧能够促进、带动文化的发展,也更能产生文化认同感,特别是对身处异地的外乡人、漂泊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更有一种家乡的亲切感。

4.相关部门审批措施不尽合理。

目前广播电视系统尚未建立合理的审批措施,一般搞一刀切的政策。具有对外宣传任务的地区、广播台、电视台可以多播出方言节目,内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方言节目相对较少。应根据语言发展规律和主体工作需要,科学系统地修订完善相关审批规定。

5.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电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目前我国语言生活的现状,广播电台、电视台一般不应再增加方言频道和节目,方言地区应视当地普通话推广情况,有计划地增加普通话播音的频道和节目。而前些年一些广播电视节目使用方言播音所引起的方言热现象,也反映出我们对该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法的知晓度还不高。

四 正确处理广播电视语言使用中的问题

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广播电视作为宣传媒体具有宣传语言规范、促进语言规范、发展语言规范的示范作用;方言是我国宝贵的语言资源,在方言日益萎缩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做好保护工作,方言节目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地保护了方言的存在,也促进了方言的发展。

1.科学制定播音用语管理规定。

制定相关规定时,应该广泛征求、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多部委联合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文件。但目前还缺乏对方言节目的具体审批管理、对方言节目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资格认定等的可操作的指导性的法规文件。因此,在制定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广播电视节目播音用语的管理规定时,应该既考虑普通话与方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又要预测未来的发展态势,更要把语言使用问题放到传播规律中去考虑。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使用普通话与方言的矛盾。

2.政策审批区别对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

广电系统相关部门审批方言节目时,既要考虑方言节目所处的具体地区,也要考虑具体节目类型;既要考虑节目使用的方言在该方言地区是不是权威方言,也要考虑方言节目的接受群体。如审批省、市、县三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方言节目的数量,应综合考虑制作方言节目的能力、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用方言是否为该方言区的权威方言等因素,其数量应该呈递减趋势。在审批方言节目类型时,应考虑受众对方言节目表现形式的接受程度,减少新闻类方言节目的数量,适当放宽综艺类节目的数量。

3.加强监管机制,建立评价体系。

在进行大量实地调研、田野调查、掌握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通过有力监管,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通过合理评价体系,科学评价节目质量,科学安排好普通话节目与方言节目的播出时段。如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广播电台方言节目的播放时段,除避开传统的6∶00-7∶00外,还应避开上下班交通高峰时间段。

4.注重播音用语的贴近性和导向性。

广播电视是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媒体行业,它的节目播音用语以听觉语言为主,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体、新兴电子媒体的文字语言,因此,广播电视播音用语最主要的目的是能让受众听懂。“通俗易懂”的听觉语言要时刻保持语言与受众的贴近性,时刻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服务于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于社会语言生活。要把握好雅俗共赏的尺度。

5.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的形式、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大多数节目从原来仅仅是背稿、播稿的形式逐渐发展成以口语对话为主的形式,心情放松的节目主持人往往出现很多口误,加之本人专业素养等问题,就会影响规范语言的传播。⑨

我国广播电视播音用语的使用,应该遵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即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公民普通话能力的提高;满足多方需求,合理使用方言,坚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中,应坚持普通话作为基本播音用语的地位,方言播音作为必要补充。要依法依规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播音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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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篇7

当前有关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青少年一代的方言能力问题。通常认为年轻一代的语言再生产是语言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Baker,2006),其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语言态度更是一种语言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李宇明、戴红亮,2008)。当今社会普遍意识到青少年的方言能力不及上一代人,引发了人们对方言前途命运的担忧,即使是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强势方言的上海话也不例外(张日培,2014)。至于如何认识当前青少年的方言能力,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方言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青少年使用方言的能力是良好的,方言并没有衰亡,只是在变化中(游汝杰,2006;蒋冰冰,2006),也有不少学者对青少年方言能力颇感忧虑(钱乃荣,2011;汪平,2006)。要真正掌握青少年的方言能力发展状况,需要我们多调查分析,从中获得正确客观的认识。

上海话是长三角地区的传统强势方言,近年来上海社会各界不断发出“保护上海话”的呼吁和诉求,该话题在上海语言生活中不断升温,其中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是关注的重点(张日培,2014)。现有涉及上海市青少年方言使用和能力的规模较大的调查有:2000年前后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组织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之后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发布了2000年前后上海市学生群体的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状况数据。蒋冰冰(2006)、孙晓先等(2007)以2005年“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的数据为基础,对两代生于且长于上海的8661名大中小学生的语言行为、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研究发现,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已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双语双方言现象,学生对待上海话的态度是肯定的,使用上海话的能力是良好的,学生的上海话能力和使用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因此认为上海话是在演变中,而不是在衰亡中。2007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对上海城区部分初中、高中和大学生的语言习得、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等进行问卷调查,对其中243名三代以内都是上海人的土著学生分析发现,土著学生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比例最高的仍是上海话,但普通话也开始应用于家庭内部,普通话是上海土著学生在公共交际时的首选用语,该文基于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认为上海话的地位日渐式微,呈现出明显萎缩的趋势(焦成名,2009)。

此外,各地针对大中小学生语言使用状况的大多数调查,都发现了青少年语言使用的年龄差异,即年龄越小普通话使用越多,年龄越大方言使用越多(王立,2008;俞玮奇,2012)。这究竟是真实的语言变化过程,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的只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年龄级差”现象,需要历时调查的比较才能准确回答。

由于缺乏历时数据比较的条件,已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语言使用的共时差异来预测语言的变化发展态势,因此选择不同的调查对象和不同的分析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前上海市青少年的方言使用、能力及态度是怎样的,呈现何种特点?是否发生了如前文所述的变化?上海话究竟是在演变中,还是愈发式微萎缩?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上海市中小学生开展实地调查,希望通过历时的比较来发现青少年方言使用和能力的变化发展态势。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设计参考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所采用的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以及个人信息等情况。先后调查了上海市除远郊区以外的黄浦、静安、徐汇、闸北、虹口、杨浦、长宁、普陀、闵行和浦东10个区的38所中小学,每个区至少调查小学、初中和高中各1所。整个调查于2015年初基本完成,调查历时一年多,共回收问卷5722份,其中有效问卷5370份,有效率93.8%。为了与已有调查进行比较,我们抽取其中在上海出生且父母均为上海人的2515名学生,占所有有效问卷的46.8%,其中小学生759人,初中生776人,高中生980人;女生占53.1%,男生占46.9%。以下会将调查所获数据与2000年前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下简称“2000年调查”)中的上海学生数据、2005年“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以下简称“2005年调查”)里的中小学生数据以及2007年上海大学文学院课题组对上海本地学生的调查(以下简称“2007年调查”)数据加以比较分析。

三上海市青少年方言使用与能力的状况及其变化

(一)最先习得语言与优势语言的变化

关于上海本地学生最先习得的语言情况,我们采用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相同的问题:“你小时候最先会说的是哪种话?”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7.3%的上海本地学生表示自己小时候最先会说的是普通话,33.6%的表示最先会说的是上海话,17%的表示同时会说普通话和上海话。如果算上兼用的情况,普通话是第一语言的本地学生共占总人数的64.3%,上海话是第一语言的本地学生共占50.6%。

根据2000年调查,当时上海市15~29岁年龄段人群小时候最先会说方言的人数比例高达92.73%,小时候最先会说普通话的比例只有14.48%。可以推测,当时的上海本地学生绝大多数第一语言是上海话,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比例很低。

2007年调查发现,44.4%的上海土著学生在家中首先习得了上海话,居第二位的是上海话和普通话同时习得,比例为30.5%,仅以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占17.3%。如果按2000年调查的算法(算上兼用的情况),2007年小时候最先会说上海话的学生比例下降到74.9%,最先会说普通话的学生比例上升到47.8%。

如今上海本地学生最先习得语言为普通话的比例又从8年前的47.8%上升到64.3%,在语言习得顺序上已处于明显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家长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普通话能力,青少年一代习得普通话的年龄已大幅提前。青少年习得普通话能力的第一渠道不再仅限于学校,更多的是从小在家中就习得了普通话。另一方面,上海本地学生中,将上海话作为最先习得语言的比例从15年前的90%以上到2007年的约75%,再到如今只有50%左右。

关于上海本地学生的优势语言,我们的问题是:“在日常交谈中,你哪种话说得最流利?”本次调查有83.8%的上海本地学生回答是普通话,只有11.1%的回答是上海话。普通话已成为当前大多数本地学生最为流利的语言,这也与64.3%的学生第一语言是普通话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50.6%的本地学生第一语言是上海话,但只有11.1%的学生说上海话最为流利。这也说明,除了家庭环境因素以外,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其语言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2007年调查发现,只有28.9%的土著学生认为上海话是自己说得最流利的语言,70.2%的上海土著学生认为普通话是自己最流利的语言。相比2007年,本次调查中上海话最为流利的情况要比8年前更差。

综合比较15年来的几次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话已逐渐成为大多数上海本地青少年的优势语言,本地方言的传统第一语言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二)上海话能力的变化

关于上海本地学生的上海话能力,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只有28.1%的学生表示能准确流利地使用上海话,45.4%的学生表示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或有些词不会表达,13.3%的学生表示基本能用上海话交谈但不太熟练,13.2%的学生表示不太会说上海话。能用上海话与人交谈的本地学生占总样本的86.8%,能熟练使用或准确流利使用上海话的本地学生占总样本的73.5%。尽管上海话在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习得中不占明显优势,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仍在逐步习得上海话。

总体来看,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并不强,真正认为自己能准确流利使用上海话的学生只有28.1%,大多数学生表示自己上海话的语音不准确或词汇不会表达,甚至是说得不太熟练。青少年一代的方言能力质量堪忧。

2000年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学生群体能用方言与人交谈的比例高达97.63%。2005年调查显示,共有94.6%的中小学生能用上海话与人交谈,其中54.3%的自评能“流利、准确”使用上海话,40.3%的“会说上海话,但不够准确”。与2005年相比,如今认为自己能准确流利使用上海话的学生比例下降了26.2%,会说上海话的学生比例下降了7.8%。运用卡方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说明当前学生的上海话能力与2005年相比有了显著的下降。可以说,近15年来上海市本地青少年的方言能力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

(三)家庭领域语言使用习惯的变化

家庭是语言使用的重要场所,也是语言习得的重要渠道。本次调查发现(见表2),上海本地学生在家里对父亲、母亲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分别为55.4%和56.1%,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分别为39.2%和38.7%,普通话和上海话都常说的比例为4.4%。本地学生对祖父母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为59.1%,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为35.6%。即使是在家庭这个高度私人化的场域,现今半数以上的学生最常使用的语言也是普通话。

而2000年调查结果则显示,高达87.91%的上海学生在家最常说的是汉语方言,只有17.22%的上海学生在家最常说普通话。2005年调查显示,约45%的本地中小学生在家对父母说上海话,约35%的在家说普通话和上海话,只有18%左右的在家对父母说普通话。2007年调查结果显示,约有70%的上海土著学生在家最常说上海话,约28%的在家最常说普通话。

注:仅列“普通话”“上海话”及“普通话和上海话”三项,其他选项限于篇幅未列出,下同。

通过15年的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市青少年在家庭领域中常说普通话的情况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前后的17.22%逐步上升到如今的约60%,常说上海话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从2000年前后的87.91%下降到如今的45%以下。

本次调查还发现(见表3),青少年在家里使用上海话的比例同样存在明显的年龄段差异,小学生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约为30%,初中生的约为39%,高中生的约为46%,不同年龄段间的上升幅度在10%左右。这一结果与2005年调查结果近似,当年的调查发现,小学生在家庭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约为37%,初中生约为45%,高中生达到55%,上升幅度也在10%左右。

(四)公共领域和学校领域语言使用习惯的变化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在公共场合,普通话成为大多数上海本地中小学生最常用的语言。在集贸市场有69.2%的学生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最常说上海话的只有26.9%。在商场、银行和电信部门最常说普通话的分别达到86.9%和89.9%,最常说上海话的分别只有10.7%和7.9%。场合越正式,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就越高,使用上海话的比例就越低。2000年调查的数据显示,上海市学生群体在集贸市场上最常说普通话的只有44.44%,最常说方言的高达78.63%。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本地中小学生在购物交际时主要说普通话的约占48%,说普通话和上海话的约占30%,主要说上海话的占20%左右。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土著学生在商场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高达74.1%,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仅为20.2%。近15年来,上海本地青少年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习惯也已经发生显著的改变,从15年前在公共场合习惯使用方言,逐步变化为习惯使用普通话。

在学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学生在课后与同学、老师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分别高达94.6%和96.9%,最常说上海话的分别只有3.1%和2.1%,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同样多的也只有2.2%和1%。而2005年的调查发现,当时分别约有28%和19%的中小学生与同学、老师主要是说上海话,约有36%(与同学)和46%(与老师)主要是说普通话,约有34%(与同学)和33%(与老师)是常说普通话和上海话。近10年来,普通话在学校生活中的使用率同样在迅速上升,目前普通话在校园生活中的使用已占绝对优势。

四影响上海青少年方言能力的个体因素

与2000年、2005年和200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当今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尤其是其方言能力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对于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往研究主要是归结于学校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其实除了学校和社会因素以外,在同样的宏观社会环境下,青少年之间的方言能力仍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本文试图从微观的个体层面来探究造成方言能力个体差异的社会语言因素,以期发现造成青少年一代方言能力减退的原因。

注:*p<0.05,**p<0.01,***p<0.001。模型拟合总体显著性为0.000。第一语言、在家对母亲最常说、母亲在家最常说、与同学最常说、在市场最常说5个变量的参照水平均为“非上海话”。

在数据处理中,上海话能力状况是一组有序分类型变量,且反应变量个数大于2,因此采用序次逻辑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根据问卷中的上海话能力水平指标,将反应变量依次设定为0、1、2、3,分别代表“不太会说”“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能熟练交谈但有些音不准或词不会说”“能准确流利使用”。至于哪些个体因素在影响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我们主要从青少年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习惯、第一语言习得情况、年龄以及家长的家庭语言选择(即家庭语言环境)等角度展开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4),可以发现青少年的语言态度对其上海话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有显著影响的语言态度变量有上海话的有用程度、普通话的有用程度和社会影响程度,其他语言态度变量没有显著性影响。青少年所认知的上海话的有用程度与其上海话能力呈显著的正向关系,青少年越认为上海话有用,通常其越注重提高自身上海话能力。另一方面,青少年越认可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容易忽视培养自身上海话能力。但从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来看,普通话态度的影响力远远弱于上海话态度的影响力。

考察语言使用习惯变量的影响,由表4可知,青少年在家庭和公共场合中常说上海话对其上海话能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长在家庭里的语言使用习惯也对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家长在家对孩子常说上海话,营造上海话的家庭语言环境,有助于显著提升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其家长,在家越常说上海话,青少年掌握上海话的能力就越强。

模型同样显示,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习得情况对其今后的方言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首先学说上海话的青少年,其方言能力要显著高于那些首先学说普通话的青少年。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还显示青少年的年龄对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显著性差异,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显著性的提高。

综合来看,青少年的语言使用习惯、第一语言习得情况、对上海话价值的认识、对普通话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以及家长的家庭语言使用都对学生的上海话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其中青少年的家庭语言使用习惯和第一语言习得情况的影响力要明显高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力。

五讨论与分析

(一)近15年来青少年方言使用与能力的发展态势

通过比较近15年来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市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变化历程,从大多数人从小首先学会方言逐步转变为大多数人从小首先学说普通话,从方言为优势语言逐步转变成普通话为优势语言,从在家庭和公共场合主要使用方言逐步转变为主要使用普通话,每一代青少年的方言能力都在不断地下降。

尽管现在有86.8%的上海本地学生表示会说上海话,且大多数本地青少年基本上具备了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双言能力,但这种双言能力实质上是不均衡的。调查显示,有83.8%的学生表示普通话是自己最流利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青少年最为熟练的交际语言乃至思考的内部语言;而上海话则主要用于表达日常生活用语。即使在73.5%的能熟练使用上海话的学生中,超过六成的学生表示不少方言词汇不会说或语音不准确。方言词汇在青少年身上明显流失,不少有文化含量的词汇都要用普通话来代替,能用方言表达的事物和情感越来越少,在方言表达中夹杂普通话也成为常见的现象。青少年一代的实际方言能力水平并不高。

上海本地青少年自身不均衡的双言能力,也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与上海话并存共用的双言生活形态。调查显示,在公共场所(如集贸市场),本地学生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约44%上升到现今的约70%;在学校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现如今达到95%上下;在家庭环境中,本地青少年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从2000年前后的17.22%上升到现今的约55%,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从87.91%下降到约40%。毫无疑问,在本地青少年的双言生活中,普通话的使用将更占主导性。当前上海本地青少年以普通话为主体的双言生活已经大致确立。

近15年来,上海话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是否正在发生萎缩?这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2005年调查曾发现,“上海市学生在家庭中用上海话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步上升,且幅度较大”,小学生在家庭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约为37%,初中生约为45%,高中生达到55%,大学生达到70%,不同年龄段之间递增幅度在10%左右(蒋冰冰,2006;孙晓先等,2007)。这也成为“上海话是正在演变中,而不是衰亡中”论断的重要论据之一(游汝杰,2006;蒋冰冰,2006)。

本次调查同样发现(见表3),上海本地青少年在家庭中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小学生在家最常说上海话的比例约为30%,初中生的比例约为39%,高中生的比例约为46%。随着年龄段的提高,学生使用上海话的比例上升幅度在10%左右。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尽管本地青少年在家庭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其上海话能力并没有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见表4),也就是说,高中生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强于小学生和初中生。上海本地青少年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上海话能力并不会简单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提高。

以往对青少年语言使用状况变化的认识,大多是根据同一时期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差异来预测语言的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研究结论大多认为青少年方言使用的年龄差异是一种年龄级差现象,即随着年龄增长,其方言使用率会明显增加,最终会接近上一代人的使用水平,年轻一代方言使用的衰退并非是真实的变化。但本文通过与近15年来调查结果的历时比较,发现上海本地青少年的语言使用习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方言能力确实是在明显地下降。青少年一代的方言能力减退现象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变化。

(二)造成方言能力变化的微观影响因素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宏观社会因素视为造成青少年方言使用减少和方言能力减退的原因。但在同等的宏观社会语言环境下,数据分析显示,本地青少年之间的方言使用和能力仍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促使我们将视线聚焦到影响微观个体的层面上,从微观个体的语言环境、语言习惯、语言态度等方面来解释造成青少年方言能力差异的原因。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家庭语言使用习惯与环境、第一语言习得情况以及语言态度等都是影响青少年方言使用率和方言能力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家长在家中常说方言,或青少年从小就说方言并对方言持积极的态度,这些因素都会促使青少年在今后成长过程中具备较好的方言能力。至于那些家庭语言环境以普通话为主的,且从小就主要是说普通话的青少年,其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率都较低。这也表明,造成青少年方言能力减退的原因,除了学校教育、媒体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微观层面的家庭作用和语言观念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正如著名语言规划学家费什曼(Fishman 1997)所强调的,“在家里使用该语言最终要比在社会机构中使用该语言更为重要”,“濒危语言之所以称为濒危语言,是因为缺乏非正式的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非正式的日常生活支撑,而不是因为学校里不再教授这些语言”。伦纳德在分析美国土著家庭父母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家庭重新使用祖裔语言的案例中也发现,尽可能地说祖裔语言的家庭语言政策要比任何部落语言政策和规划都更为有效(转引自托尔夫森,2014)。因此,要保持方言的活力,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家长在家庭领域中对孩子多说方言,培养对方言的正确观念,这才是更为有效的途径。

(三)重视家庭语言规划,培养掌握多语多言能力的青少年

当前青少年的方言情况,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的“濒危”,毕竟有86.8%的本地青少年依然会说上海话,但年轻一代的实际方言能力并不容乐观,与近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青少年的方言能力有明显的下降,目前自报能准确流利使用上海话的学生比例已不到30%。青少年一代的方言能力与上一代人的现实差距,无疑会进一步引发本地民众的方言焦虑,乃至对普通话推广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所亟需的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改变人们传统的“单语单言”意识,转向珍视语言资源,积极培养多语多言能力(李宇明,2014)。在双语双言已成为社会语言生活的主流情况下,在积极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同时,注意保护方言的使用空间和权利,特别要重视家庭语言规划的作用,鼓励家长有意识地创造一个长期的多言环境,充分把握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培养孩子的多语多言能力,营造普通话和方言并存共用的和谐多语生活。

六结语

本文调查分析2515名上海本地学生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将其与近15年来相关调查数据进行了历时比较,结果发现上海青少年的优势语言和语言使用习惯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方言能力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青少年的方言使用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略有提高,但其方言能力并没有显著的年龄变化。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习得状况、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态度以及家庭语言环境是影响其方言能力的重要因素。

语文教师使用方言教学 篇8

一、恰当利用方言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古汉语语音现象

学生学习文言文时，第一步应该扫清字词障碍，而字音就成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文言文中有些字又比较生僻，学生容易对文言文望而却步。而语音演变具有不平衡性，它只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起作用。因此，一种语音演变往往在有的方言中发生，在另一些方言中不发生。而那些没有发生演变的发言语音就可以用来帮助学生理解古汉语中的一些语音现象。

如在《鸿门宴》中“……项王曰：‘赐之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彘”字，学生在学习时容易搞错它的发音，我告诉学生在宝鸡一带“猪”读作“豸”zhì，这样，学生对“彘”字的读音印象就深刻了。

为了引发学生的兴趣，我再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古典诗词读起来似乎并不押韵，这是因为时代变化了，语言发展了，语音起了变化，某些字在现代汉语中的韵母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然不能押韵了。而这些音可能还存留在方言里，如：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本诗中的韵脚“斜”“家”“花”三个字从现代汉语读音来看不押韵，而在陕西渭南大部分地区以及客家话梅县话等南方方言中“斜”读xiá。例如：“墙上的画贴成斜斜（xiáxiá）子了。”学生觉得很有意思，这才恍然大悟。

二、恰当利用方言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文言文词义

古汉语中的一些词义学生不太容易理解，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借助方言，有些词义就会迎刃而解。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的词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词义范围的变化、感情色彩和词义轻重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多困难。

1.借助方言可以理解文言文词义范围的变化现象

词义范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容易忽视词义的变化，用现代汉语去解释一些古词词义，如果借助方言中留存的一些古词词义，学生会很容易理解词义的变化。

如：《孔雀东南飞》：“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这里的“床”已经不是现代所说的床，它已经发生了词义的转移，是“长凳子”。我告诉学生陕西合阳方言中把“长条的坐榻”叫“床”，把小凳子叫“床床”。这样，学生对这里的“床”就能很好地理解了。

2.借助方言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言文词义感情色彩和轻重的变化

文言文中的一些词的感情色彩和轻重在现代汉语中发生了变化，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用现代汉语去推测它在文言文中的色彩或轻重，这就给学生学习文言文带来很多问题，适时恰当借助方言可以帮助学生轻松理解这种变化。

如在教学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时，课文中有“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同时也有“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学生问这里的“饥”与“饿”是否可以互换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古汉语角度讲，“饥”和“饿”是同义词，但是二者存在意义轻重上的差别。“饥”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饿，“饿”是因长久吃不上饭，饿得很严重，已经是一种病理现象。为了使学生对这两个词理解深刻，我借用今天关中方言里这两个词义来区别这两个词。我告诉学生，在今天关中方言里，老一辈人话里的“饥”保留了古代这一意义，肚子饿了，关中人说“肚子饥咧”，如“还不收工，肚子都饥咧。”只有非常饿时才用“饿”，而且一般还要加上程度副词修饰，如“饿很”“饿太太”，意为非常饿。所以，这里“饿莩”不能说成“饥莩”，因为“饥”程度太浅，而“饥”也不能换成程度深的“饿”。

三、恰当利用方言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文言文语法

文言文语法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很枯燥，在教学中必须借助一些方法使文言文语法学习生动起来，学生的学习效率才会提高，而方言中就留存有一些文言语法现象，恰当借用方言中的一些语法来解释文言文语法，能使学生觉得文言文语法原来如此生动，教学效果自然会很好。

如在教学《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文中有一句“恐惧殊甚”，这里的“殊”“甚”都是“非常”的意思，放于形容词“恐惧”后，这种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吃力。为了便于学生理解，我告诉学生关于方言程度副词的使用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不同，一般大多是在形容词或副词后加程度副词“很”“太”或“很很”“太太”，如“害怕很”“多太太”等，这种语法结构正好与这里的“恐惧殊甚”结构相同。

总之，只要我们善于把握，勤于发掘，方言可以在古汉语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也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