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传统

史诗传统（共5篇）

史诗传统 篇1

在2010年的国产大片中, 《孔子》无疑是引人注目的, 强势的资金投入, 极具实力的女导演执导, 国际明星加盟以及强大的宣传势头……更为抢眼的是它是首部把中国的“圣人先哲”孔子搬上银幕的史诗大片。历史片如何在表现历史题材时做到尊重历史并重新诠释历史, 还原人物并重新塑造人物, 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境界, 是当今影视剧创作中探讨的重点问题。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媒, 无论从其内部规律还是外部需求看, 它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娱乐审美的需求, 而更应该彰显具有灵魂价值的思想, 传达出更多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值得肯定的是胡玫的史诗片《孔子》让观众体会到了这一点。《孔子》是一部充满了悲壮与激情、道德与寄托的古装史诗巨片, 它以一种历史的厚重和严肃再现了历史人物特有的沧桑和智慧, 展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 孔子自壮年到老年的半世经历, 这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一个空前的挑战和考验。

孔子与史诗电影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表明人们以当代史的眼光来认知和重构历史, 即以“当代”的视角, 站在“当代”去看历史, 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这印证了导演胡玫的观点:“我一直提倡用现代人眼光看历史。没有现代感去做历史剧, 是不可能成功的。”[1]这也正是《孔子》所蕴涵的历史价值所在:在厚重深沉的弦乐中, 孔子向我们走来, 带着他的仁爱礼说, 带着他的强国富民之梦, 做官、讲学、传道, 在皇家大殿上独战群儒, 在书香门第内与弟子谈笑风生;参与君臣对话, 亲临惨烈沙场, 他周游列国、辗转南北, 奔波求索于各国间, 在硝烟弥漫、断壁残垣里, 在一次次的围困、饥饿、战争中, 他渴望着、策划着、祈盼着, 始终满怀匡扶家国“礼”遍华夏的夙愿……电影《孔子》在历史素材中汲取灵感和诗情, 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待史实和历史人物, 做到了源于历史、忠于历史, 又不为历史所拘囿, 达到史诗大片的水准。

从文学理念的角度讲, 史诗是讲述民间英雄或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或事迹的长篇叙事诗。关于什么是史诗电影, 评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 如果从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 那史诗电影创作的核心是在真实历史的前提下, 反映人性的深度与社会的广度, 关注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时代的关联, 体现创作者的认知, 引发观众的共鸣。“它的中心是艺术家对人的个人命运以及个人同人民的关系的理解、对历史过程的实质的深刻认识。”[2]从这个意义上讲, 史诗电影是艺术创造主体与历史精神的遇合, 如果离开对历史精神的把握而拘泥于某些就事说事的历史表象的追溯, 则是对历史影像的一种简单消费, 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其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无不渴望创造自己的史诗剧, 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 艺术家的史诗创造, 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在美学精神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自觉体现。孔子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人物, 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 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 熔铸成我们民族的灵魂, 不是史诗片不足展现其精神内核。导演敢于跨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领域, 探求史诗作品的美学境界, 其挑战精神值得肯定与尊重。比如美国史诗电影, 其发展历程既形象地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历程, 又勾勒出美国关于“英雄”的梦想史, 在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故事中构建并传承了美国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从电影之初的《党同伐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到后来的《十诫》、《阿拉伯的劳伦斯》、《斯巴达克斯》, 再到近期的《辛德勒的名单》、《勇敢的心》、《美国往事》、《指环王》、《阿凡达》等, 无论是表现伟大的人物, 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大多数史诗电影都需以时代变迁为主要背景, 也就是说战争始终是史诗电影的典型环境, 在典型环境中再现典型人物———“英雄”。电影《孔子》则以春秋笔法来表达战争, 表现出简洁而微言大义、委婉而暗含褒贬的叙事特征。电影中重现了春秋时期的四场战争:夹谷会盟、武子台平叛、堕三都之役和齐鲁大战。通过战火纷争的乱世再现孔子当时的生存环境。无论是金戈铁马血战百尺高台, 还是沸油烈火吞噬万马千军, 都与战火频频的“春秋无义战”相辅相成, 更凸显了孔子礼学的迫切性, 也更细腻地展现了孔子时代波澜壮阔的生活层面, 赋予他性格和命运复杂多样的含义, 更好地折射出历史的厚重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年代, 其自身蕴涵着无比丰厚且神采飞扬的史诗式的历史内容。有学者曾称:“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 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 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3]虽说有其夸张成分, 但对于表现孔子和其思想而言, 再宏伟叙事的史诗电影都不过分。通过史诗电影形式向国人和世界推广孔子、传播孔子思想, 传达出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文化精神, 正是这部电影的精髓所在。

孔子与春秋大梦

在历史的文本中, 孔子的形象一直是模糊而矛盾的:他时而是被封建统治者厚饰的、神化的、高不可及的“至圣”, 时而又是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的、被唾弃的、背负着一身罪状的“孔老二”;时而他是弟子眼中被赋予无穷力量的睿智老师, 时而他是百姓眼里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迂夫子……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孔子, 当千千万万个“自己的孔子形象”被电影中的“孔子”所取代时, 观众感叹那个为了家国“复礼”、为了“拯救秩序”而不断奔走、呐喊、求索的孔子, 同时, 又不得不惊叹电影的视觉冲击力。电影以影像符号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孔子形象, 随着情节的步步深入, 他便一点点地定格在观众心里。如孔子返乡途中正遇鲁国遭受齐国的欺凌, 长镜头里是冰雪覆盖大地, 一片苍茫的冰天雪地犹如混沌初开的华夏大地, 期待着春天的降临, 此时一个大特写展现孔子严峻的面孔上深邃而复杂的眼神, 透过被弟子包围伟岸身躯的背后, 人们渐渐看到了光明……特有的视听语言为影片打造出流畅自然、华美大气的特质, 如奔涌的黄河由远古的高原倾泻而来, 将人们带入遥远的春秋时代:在动荡不安、争战连连、危机四伏的远古乱世, 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 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怀着他的春秋大梦———“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他以“仁”释“礼”, 带着他的梦想做官讲学……2500年前的一位圣人, 2500年后的一部电影, 诠释出一个凡人孔子的人生历程。

电影展现了孔子51岁到73岁的人生。首先, 表现其人生阅历, 还原一个东奔西走, 到处投靠, 寄人篱下, 希望被人赏识的“落魄”的孔子。他51岁才出任中都宰, 因出色的才能被鲁定公提拔为大司寇, 在齐鲁会盟中不费一兵一卒赢回被齐国抢夺的三城, 任代理国相后果断采取了堕三都之措, 引发佞臣谋反, 不得不半途而废。后又被迫离开鲁国, 带着弟子到国外寻找出路, 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周游列国的旅程, 历经“子见南子”、“陈蔡之厄”及各类民生疾苦, 在痛失弟子后, 于68岁时回到鲁国, 韦编三绝, 73岁去世。其次, 电影想再现孔子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孔子虽生不逢时, 挫折连连, 但他以“未知生, 焉知死”的探索精神, 坦然面对各类险境, 始终保持着君子风范。如在“陈蔡之厄”中, 被人围困在半道绝粮多日, 在外人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 但他依然吟诗弹琴;当弟子把唯一的一碗马肉汤给他喝时, 他坚决要与众弟子一人一口分享。孔子是看透世界一切物象的人, 但他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始终坚守君子气节, 有担当、知进退、明事理, 保持着自信和尊严;怀抱着深远的理想及拯救天下、拯救苍生的愿望,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乱世, 传播儒家礼学。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执著, 源于他的春秋大梦。

孔子与文化输出

作为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 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如果说《孔子》的主创者, 是以一种罕见的历史大手笔, 实现了对历史内容的巨大开掘和概括的话, 那孔子形象则表达出无限的人性光辉。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有七情六欲, 有军事谋略, 会武功, 懂感情, 以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 颠覆了人们对“孔夫子”的臆想, 表现出身处乱世和逆境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 他所倡导的“仁和礼”的两大要素是医治社会病症的良方, 更是从古至今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以及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法则。“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首2500年, 去汲取孔子的智慧。”[4]这也许正是《孔子》的文化价值所在。“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 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 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 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 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5]在电影的多重属性得以充分认同的同时, 电影的传播有了全新的定位。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 电影一直是各民族文化输出的主力军, 也是以往中国式大片一直努力的方向。张艺谋、陈凯歌就借助“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东方镜像”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而之前李小龙、成龙、李连杰、杨紫琼等动作明星主演的武侠影片长期受到外国人士的追捧。“近几年, 我们的动作明星出现了断层, 而外国人也看厌了我们的刀光剑影, 《孔子》的出现恰到好处地缓解了西方观众的审美疲劳。可以大胆地说, 中国电影人在银幕上不会再一直飞来飞去了, 华语电影想在海外站住脚, 一定要走文化输出的路线。”[6]

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的中国电影文化传播, 应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文化资本”, 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孔子》塑造了一个满怀着“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 希望建立“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孔子形象, 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文化诉求也正是当下电影传播应遵守的理念, 也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提供了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导演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为内核, 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 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 加上影片努力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 追求精美的视觉效果, 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 虽说在表现人物、把握节奏等方面存在不足, 但它从“当代历史”的角度凸显史诗电影的价值, 在顺应国情的同时又顺应时代的要求, 在继承与超越中, 向历史最深处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 让他作为一个“凡人”而非“至圣”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 体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具有鲜明的跨文化传播特质, 可以说, 《孔子》是中国电影的一次新尝试, 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摘要：在继承与超越中, 史诗片《孔子》再现了一个充满仁爱精神, 有着七情六欲, 有着春秋大梦的真实孔子, 表现出身处乱世和逆境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 体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具有鲜明的跨文化传播特质, 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关键词：孔子,史诗电影,影视价值,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孟静, 胡玫.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拍历史剧[N].三联生活周刊, 2006 (3) .[1]孟静, 胡玫.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拍历史剧[N].三联生活周刊, 2006 (3) .

[2]朱敏, 刘金星.好莱坞史诗电影批判分析[J].学术期刊, 2007 (4) .[2]朱敏, 刘金星.好莱坞史诗电影批判分析[J].学术期刊, 2007 (4) .

[3]张立文.“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3]张立文.“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4]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J].《走向世界》, 1989 (5) .[4]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J].《走向世界》, 1989 (5) .

[5]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J].当代电影, 2004 (6) .[5]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J].当代电影, 2004 (6) .

[6]王轶斐.《孔子》美国受青睐走文化输出路线制胜[N].每日新报, 2008-11-17 (12) .[6]王轶斐.《孔子》美国受青睐走文化输出路线制胜[N].每日新报, 2008-11-17 (12) .

壮族布洛陀史诗演述及其信仰传统 篇2

在壮族民间采风，若你足够心细，会发现歌手们在用一种特殊的文字记录歌词，而民间麽教祭师——“布麽”也用它抄写经文。这种文字，貌似汉字，有些像是日文，但无法用汉语阅读，更无法按日语理解。它是壮族独特的民间文字——古壮字，又称“方块壮字”、“土俗字”，系以壮族思维为基础，依据壮语的发音规律，借用汉语偏旁部首组合拼接而成。举“搿”字为例，其取汉字“田”之意，以“那”表音，壮语意思是“稻田”。壮族古老的布洛陀史诗，就是以民间宗教麽教经典的形式，被历代布麽誊写于形形色色的纸张之上，活跃在壮族民间，俗称为“布洛陀经诗”。

布洛陀与布洛陀经诗

“布洛陀”是壮语读音的汉字写法，也曾写作“保洛陀”、“保罗陀”、“布洛朵”、“布罗陀”等。在当代壮族民众心中，布洛陀是个手持拐杖、银发白须、慈眉善目的男性长者，他是壮族民间最高的神祗，是壮族的创世神、祖先神、智慧神、道德神和宗教神，。

参考诸多相关文献及学者意见，“布洛陀”主要包含以下七种历史文化寓意：(1)鸟部落的首领；(2)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祖公(首领)；(3)孤儿(布麽)的祖公；(4)通晓法术、善于施法的祖公(首领)；(5)洛陀山上的首领(老人)；(6)山谷中的首领(老人)；(7)一棵绿色的神树。

布洛陀是百越西瓯、骆越族群文化的结晶，和鸟图腾部落有一定的关系。布洛陀经诗里写到天下12个种族，26个部族，其中就包括了鸟部落。这个部落将鸟视为图腾，以鸟的羽毛为神物，其民插羽毛、戴羽冠、穿羽衣，扮作鸟的样子，以求得到鸟图腾的认同。《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有云：禹“南至交趾，丹栗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根据分布地点推断，这个羽民之国即古代骆越部，与西瓯部齐名，是百越的本支，实为祖部落或母部落。《山海经》里所说的“羽民”和“羽民之国”，大概就包括这一支系的壮族先民。

经诗里的布洛陀形象已经进化，不再像他的兄弟雷王那样，生就一对闪着绿光、灯笼般的眼睛，背脊上长有一双能在天空飞翔的翅膀，下面接着鸡的双脚。布洛陀更多的带有壮族先民氏族部落首领的生动印记。壮族先民不断加工和丰富布洛陀形象，把集体的智慧都附集到布洛陀身上，使其成为凝聚群体知识和经验的“箭垛式”人物，体现了民众对于早期社会实践的肯定和自豪之情。

“布洛陀经诗”是以布洛陀为主角的叙事。壮族民间麽教的神职人员奉之为箴言，在各种法事仪式中演唱。经壮学权威梁庭望先生总结，其内容可概括为布洛陀的四大类活动：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排忧解难。经诗和流传在民间的布洛陀神话内容相似，但更为丰富系统，都反映了早期人类想象中宇宙产生、万物起源、人类来源的图景。

1.开天辟地 世界一片混沌，天地像磐石一般紧紧贴在一起，布洛陀派出两只蜾蜂和两只拱屎虫不停地啃啊啃，磐石裂开，一片上升为天，一片下降为地。于是，天上形成彩云住着雷王，地下住着图额(水神)，凡人住在地上，由布洛陀掌管。布洛陀又与众神造高山河谷、田峒山川、太阳、月亮、星星、年月与昼夜。

2.创造万物 世界形成以后，布洛陀带领众神展开了造万物的伟大工程。包括：造人、造火、寻水、造雷雨、造皇帝土司、造文字历书、造麽经与禳解仪规、造稻谷、造牛、造猪、造鸡鸭鱼、造干栏粮仓及田地、鱼网、果树等，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如：

(1)造人。造人即为人类起源部分。古时候，洪水淹天下，只剩下伏羲兄妹。兄妹做夫妻，妹怀孕生下来的人仔像磨刀石，被丢弃野外。后来在布洛陀的指点下，兄妹杀牛祭祖宗，敬父母，人仔才有头有手，变成千人百人，各起姓氏。

(2)造火。先前未造火，人们像水獭一样吃生鱼，像老虎一样吃生肉。人们祈问布洛陀，才懂得造火的方法。砍木为节破成两块板，夹艾花在当中，两板上下拖拉摩擦，便冒出火星。第一颗火星被萤火虫拿去，往上成为雷火；第二颗火星被草蜈蚣拿去，往下成了“额”火；第三颗火星飞过膝盖，赶快用艾花捂着，拿竹筒来吹燃，便造成了火。

(3)寻水。古时候天下遭遇三年大旱，田峒里连野菜也不长，三年槽臼无米舂，鱼死在干涸的水车沟里，媳妇去河边渴死，家婆渴死在家里。人们祈问于布洛陀。经过他的指点，众人在三江口汇合处找到一颗大野芋，挖下7丈深的井，终于见水冒出，河里有水流，恢复了正常生活。

(4)寻稻谷。以前的谷粒像柚子一般大，谷穗像马尾一般长，用禾剪割不了，用扁担挑不动，人们无以为生。一场大雨引发洪灾，洪水滔天，淹没了天下所有的平地，只有郎老、敖山等大山未被淹没，天下所有的稻谷都堆积到这些地方。90天后，洪水消退。村老寨老们派鸟和老鼠去运回稻谷。稻谷成熟，谷粒仍像柚子一样大，人们用木槌来捶，用舂米杵来擂，谷粒裂开，变成稗谷、小米、糯谷、粳谷、籼谷等谷种。

(5)造牛。古时候没有牛，人亲自拉耙拖犁。造物神“用杨乌木做大腿，用酸枣果做乳头，用紫檀木做牛骨，用野蕉叶做牛肠，用鹅卵石做牛肝，用红泥做牛肉，用马蜂巢做牛肚，用鹅卵石做牛蹄，用刀尖做牛角，用枫树叶做牛舌，用树叶做牛耳，用苏木做血”，造出了牛模型，放到土坑壅埋，9日后长成活牛。布洛陀、麽渌甲指点人们用麻绳穿牛鼻，把牛牵回饲养，为人们耕田犁地。

3.安排秩序、排忧解难 布洛陀不光指导壮族先民造就了多姿多彩的物质世界，还精心地安排早期人类社会内部、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以长者身份维护社会秩序、调节各种矛盾。

(1)理顺人类社会内部关系。布洛陀经诗通过父子、婆媳、母女、兄弟之间争吵而引发各种天灾人祸说明社会细胞——家庭关系的重要。比如，“汉王与祖王”讲述了兄弟相争的故事。汉王父亲娶后母，后母带来祖王，从此汉王被欺负受虐待。分家时，祖王抢去汉王财产，两兄弟结怨仇。布洛陀让汉王登梯上天，管理天上。汉王与祖王斗法。汉王造七月太阳火辣辣，八月稻谷变灰黑，九月稻谷掉落地，造疾病源源不断，祖王没办法解决，才醒悟兄弟结怨招致了灾祸，于是请乌鸦上天去喊，请鹞鹰上天去求，答应退还汉王名分，退还塘田祖屋财产。最后布洛陀化解兄弟冤家。

家庭矛盾要让布麽来化解，布麽斩妖除怪，家庭才能其乐融融，经诗也借此强调了晚辈孝敬长辈、子女赡养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长者疼爱幼者等家庭和睦的重要规定。在“吝葬母”诗中，吝去山坡放牛，见母牛生仔前滚后翻很辛苦，吝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

水牛生仔没什么，母亲生吝苦难更多。吝母去世后，众人提着酸醋、带着簸箕拥进吝家想吃人肉。吝祷问布洛陀，用水牛肉代替母亲肉分给众人。该诗既解释了丧葬习俗的来源，又定下了孝敬父母、举办丧葬祭祀的种种仪规。

(2)安排世界。为了维护正常的人类社会，布洛陀周到地安排整个世界，协调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布洛陀带领众人推高天、撑下地，使人间更为开阔，天界、人界、地界不相互干扰。射日情节是经诗里人与自然斗争的一大胜利。史诗里说，从前天上有12个太阳同时普照大地，布洛陀和麽渌甲要郎先’制弓箭射杀太阳。郎先用苦竹树木做成箭、用别木树做成弓来射太阳，“瞄准第一次，射去七个成摞，瞄准第二次，射去四个成串”，两次射下了11个太阳，人们连忙哀求郎先，留下一个太阳晒稻谷、温暖人间。

(3)排忧解难。在制定下社会生活基本法则的同时，布洛陀就已经为护佑人民的生产生活做出了努力。在人们遇到各种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布洛陀更是以洞悉一切的长者身份伸出援助之手，指点迷津、化解冤祸，使生活复现宁静有序。

布麽与麽教仪式

麽教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是在越巫基础上受道教影响发展起来的准宗教。它虽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理论体系，没有完善严密的宗教组织，亦没有独尊的神祗，但以布洛陀为主神，有其大体的教规与仪礼，有较为固定的宗教神职人员布麽，有相对固定的法事仪式，有布洛陀经诗作为麽教经典。

布麽是经诗的演唱者、整理者、加工者、保存者，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布洛陀经诗至今仍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广西田阳县是已搜集到的布洛陀手抄本分布最密的地区之一，当地布麽人数众多，活动也较为频繁。据玉凤乡巴庙屯布麽罗汉朝的统计，光是玉风乡的华彰村、玉凤村、巴庙村、能带村四个地方就有25个布麽，他们能够吟唱布洛陀经诗，主持赎魂和消灾去难等仪式。

布麽在壮族社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从事法事活动，吟唱布洛陀经诗时，一开始就请出布洛陀这位主神。他们或说巫教为布洛陀所创，或自述自己的法术学自布洛陀，是他的正宗传人。只有请出布洛陀降临神位、进行护佑，才能达成法事目的。如《麽请布洛陀》中唱道：“这家乱如麻，请祖公来一起理顺，这家乱如箩，请祖公来一起梳理，这家又出事，让祖公一起来扶持，今晚多亏祖公帮盘算……我在小神位站立，祖公在大神位站立，我在对面前面，祖公在角落后面，漏掉一些句子祖公代讲，少了一些句子祖公补充，漏掉一些句子别责怪。”这样，布麽成为布洛陀的代言人，具有了沟通人与神鬼的特殊本领，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从而受到人们的尊崇。

同时，壮族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布麽虽然带着神秘光环，享有很高声望，但他们并不光靠做法事谋生。布麽平时和普通民众一样，下地干活，娶妻生子。他们与政界从不往来，在经济政治上也少有特殊地位。只有做麽的时候，他们才带上法器、披上神衣，吟唱布洛陀经诗作为通神途径，以期达到麽事活动想象中的实用目的。如田阳县玉凤镇一带活跃着的壮族布麽，他们主要从事五谷六畜的赎魂活动和解冤等仪式。其中，玉凤镇华彰村就有11名布麽，每个屯有1到4名不等。2005年4月20日，我们采访了巴令屯的罗汉如(71岁)、罗汉良(67岁)、巴造屯的罗汉朝(58岁)以及巴桃屯的零恩正(63岁)四位布麽，地点是玉凤镇华彰村罗汉如家。他们穿着普通，收藏有从事道场和麽事活动的法器，做麽时只有一面直径10厘米左右的小铜锣。麽事活动在主家邀请下算好吉日预约前往，去之前必须知晓或占卜出作怪的殃祸，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施行巫术。他们不能拒绝主家的邀请，也不得要求报酬，主家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给上红包。因此，他们并不以麽事活动求财。我们采访的几名布麽都认为，麽事活动是自己的任务和职责，赚钱倒在其次。

优秀的歌手也是布麽的后备力量。以黄达佳(1941年生)为例，他家系七代布麽，小时候他就跟着父亲到处从事麽事活动、唱山歌，经常帮其父抄写麽教经典和山歌歌词。长大后，他出入各种歌唱场合与人对歌、赛歌，潜心学习不同曲调的山歌，成为田阳一带闻名的歌王。1997年，他受戒成为布麽，法号黄玄補。关于布洛陀造人造万物的情节，他可以用唐皇调、山歌调、经书调、喃调等多种调子进行演唱，每次演唱观者云集，听者如痴如醉。

祭师和歌手发挥个人才智，在演唱和记录布洛陀经诗的过程中，为经诗的整理加工做出了突出贡献。布洛陀经诗从古朴、简短的短歌发展成鸿篇巨制，其中凝聚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努力。今天我们看到的众多布洛陀经诗抄本，是历代壮族祭师、巫师和歌手，在初期零散的祭词、咒语、远古歌谣、神话和传说基础上，通过拼接、合并、加工创作而逐渐形成并传承下来的。这些人的工作使经诗的语言更加纯熟，内容更系统、完整，包含的社会内容更加丰富。历代祭师、巫师在各种宗教活动中演唱经诗，保存和延续了布洛陀神话。

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吟唱布洛陀经诗最频繁、最典型的还是在各种各样的麽教法事活动中。在广西田阳县敢壮山，每年都有祭祀布洛陀的大型活动，包括春祭和秋祭。春祭从农历二月十九开始，首先把布洛陀和麽渌甲接上山入座，从二月十九一直烧香祭供到三月初七，并举行开歌仪式。活动到三月初九结束，历时20天。届时，田阳方圆数十里的村屯民众，以及周边县市德保、田林、百色、田东、平果、隆安、巴马、凤山、凌云等地的布麽、歌师、歌手和民众都来祭祀。活动期间，民众上香火祭供，香火从敢壮山山脚下沿着登山道路不间断地延伸到山上的姆娘岩和布洛陀圣殿，在壮族地区，这种绵延数百里的香火奇观为敢壮山所独有。各地布麽在祭台上献上供品，包括灯、香、茶、烟、酒、糖、果、饼、蜡烛、纸衣服、纸裤、纸鞋等，每供一物都有一段唱词。秋祭布洛陀活动带有还愿的性质，感谢布洛陀赐福和保佑，时间在农历十月初十。春祭和秋祭都由布麽来主持仪式，燃香恭请布洛陀等诸神降临，献上供品后，喃诵布洛陀造天地万物的经诗。

祭祀布洛陀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并不局限于敢壮山，例如，红水河上游的大化、东兰等县祭祀布洛陀的“杀牛祭祖宗”仪式，直至20世纪50年代都颇为盛行。这个祭仪一般是两到三年举行一次，具体定在除夕之夜，规模范围是整个村寨或同姓宗族，有的大户人家则年年举办。凡是举办这一祭祀仪式的，都要请当地最有名望的布麽主持，念唱布洛陀经诗，赞颂始祖布洛陀的功绩。云南省文山的马关、西畴、富宁等壮族地区，民间至今也流传有不少祭祀布洛陀的活动。如马关县仁和镇阿峨新寨东南面有布洛陀山，山顶上有四棵古椎栗树，其中有一棵树干胸径超过1米、树高约20米的栗树被称为“美洛陀”，即布洛陀神树，当地村民每年都要到山上举行祭祀神树的活动。 布麽在各种麽信仰仪式上念诵布洛陀经诗，其主要功能有二：祈求福祉和禳解冤怪。相应地，在不同规模、目的的仪式上，喃唱的经文也不同，文本与仪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较为明确。

布麽祈求福祉的法事主要分为两种场合：大型的村祭仪式(亦称“扫寨”)和小规模的祈福仪式。大型的村祭仪式上，布麽祭祀布洛陀与众神，喃唱部分布洛陀经诗，庆祝五谷丰登、生活富足，清扫村寨的晦气。小规模的祈福仪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以稻禾、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对象，有明显的针对性。如哪家水稻长势不好，则请布麽择吉时到田间举行简单的仪式，并诵唱经诗“造万物”中的“赎谷魂”篇章。届时，布麽祭神并喃诵经诗，中途到田间剪取一穗稻谷带回，以示将谷魂收回。如哪家耕牛屡屡生病、死亡，则请布麽到牛栏举行简单仪式，并诵唱经诗“造万物”中的“赎牛魂”篇章。其余的“赎猪魂”、“赎鸡鸭鹅魂”、“赎鱼魂”等，皆依此理。按照壮族民间信仰，举行仪式、喃诵经诗后，这些动植物的魂将被布麽收回，它们也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继续生长、发育了。以此类推，经诗文本与仪式之间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在禳解冤怪的仪式上，布麽通过吟唱布洛陀经诗，与神鬼交流，理顺人、神、鬼三界之内以及之间的关系，禳解冤怪。这一部分经诗主要包括“麽汉王祖王”、“吝葬母”、“解父子冤”、“解婆媳冤”、“解妯娌冤”等，分别化解兄弟之怨、殇死之结、父子之结、婆媳之结、妯娌之隙等，理顺生者与死者的人际关系、人神关系，铲除各种冤怪，解开诸多冤结，平息事端，求得安宁。

史诗传统 篇3

一、《贝奥武甫》作为早期史诗之一般特征

史诗作为人类文学体式发源最早的一个品种, 一般认为应具有这样的特征:“为伟大严肃主题的长篇叙事诗, 诗体崇高庄严, 叙一部落民族或种族之命运系于一英雄或者半神半人之一身”[1], 另外通常一致地将史诗分为“早期史诗” (primary epics) 和“文学史诗” (literary epics) 两类。《贝奥武甫》属第一类代表。

1. 成书过程

关于几部早期史诗的成书, 虽然至今无定论, 但都大体同意早期史诗均经历了长期口头流传, 然后逐渐被缀合, 最终由一位诗人写定手抄流传这样一个过程。冯象先生曾列举史诗来源四说:部族歌谣说, 成长说, 演唱式说, 天才之创。[2]

《贝奥武甫》之成书较符合成长说并最后经一天才诗人之笔改定的模式。即先有一异教的“原史说”, 后经人不断增益改写, 涂上基督教色彩, 最后由一位精通日耳曼人传说文化的基督徒诗人写定。此人富于虔诚的理想主义和贵族精神, 所以在史诗中染上了巨大的干预时代的悲观色调。另有主张认为《贝奥武甫》原初应是一位诗人独力之作。[3]

2. 主题

早期史诗多涉神魔或半人半神, 或超人之非凡英雄事迹。其中如死亡之恐惧, 对财富荣誉的追逐, 建功业之雄心壮志, 以及对力量的赞颂均构成了早期史诗的主题。并被后期英雄史诗及文人创作史诗所继承发展。

生与死, 战争与和平, 群体与个人, 善与恶这样一些人类生命历程的永远主题, 也是来自文学作品里的永恒话题在《贝奥武甫》中有了一个集中的展现。首篇引子“麦束之子”希尔德枕麦穗拥黄金来复暮年回归大海令人对于生命之灿烂与如焰花之寂寞怅然有感;贝奥武甫之赴丹麦出怪, 一面自然有报恩之题旨, 但更主要则是体现为一个光荣的武士对于自身荣誉的珍视, 舍身出怪, 亦使其在追逐个人功名与兼济世道苍生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

3. 风格

庄严, 华丽, 隐晦, 迷离, 多比喻, 多省略, 既简练又复杂, 既含蓄又强烈。无论早期史诗还是文学史诗都无一例外地风格上呈现出这样的统一特征, 但是每部史诗在达成这些风格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则各有特色。[4]

二、《贝奥武甫》自身之特点

除去作为早期史诗所具的一般性特征之外, 无论与《伊利亚特》《奥德赛》《吉尔伽美什》这几部早期史诗相比, 或是与其它几部中古欧洲史诗如《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出征记》相比较, 产生于不列颠的《贝奥武甫》明显具有为其它史诗不可重复的一些特征, 兹从主题, 文化色彩及修辞特色分叙之。

1. 史诗框架, 童话母题

在英雄出世至英雄暮年这样一个宏大叙事框架内部, 以三战妖魔为主线, 环套着两个民间童话的母题:贝奥武甫战胜格婪代及其妖母属于降妖型;贝奥武甫晚年杀吐火毒龙则是开洞取宝型的故事演变而来。整个史诗则是英国人之先祖盎格鲁·撒克逊人借助流行之民间童话母题, 参之以历史, 敷演出一个非现实的亦真 (巨细的细节描写) 亦幻魔的故事, 创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民族英雄形象。此一点, 亦使《贝奥武甫》区别于其他基于一定的历史事迹而成的史诗类型。

2. 异教与基督教一神教色彩并陈

在几部早期史诗里《贝奥武甫》反映出的基督教色彩与一神教色彩并陈, 是较特殊的一个例子。现在基本一致认为《贝奥武甫》之最后手订成书是出自一个基督徒诗人, 这部史诗可以指向基督教传统, 尤其与《旧约》有关。如除了多次提及“上帝, 天父, 造物主, 异教徒”这样一些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指称外, 一些诗行直接袭用圣经事典, 比如叙葛婪代之身世:

造物主惩戒他那一族

该隐的苗裔

亚伯的凶手

亲弟弟的屠夫, 被上帝远远逐出了人群。 (诗行107-110) [5]

为的是该隐对弟弟举起屠刀

杀害了同父的骨肉

从此, 他远远离开了人的欢乐

出没于茫茫荒野。他生下一族

十恶不赦的魔鬼, 葛婪代即其中一员 (1260-1265) [6]

另外如贝奥武甫所获葛婪代母亲所持剑柄上铭刻大洪水事。其它还如一些与基督教圣教相关之数字:贝奥武甫赴丹麦之前挑选勇士一十四人 (合圣数七) 加上本人为十五人 (十五为五之三倍, 五为神圣圆满之数) ;贝奥武甫战吐火毒龙携十三人, 十三为不祥之数, 又耶稣为其第十三门徒犹大出卖。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基督教痕迹, 整部史诗无论从内部隐含结构还是个别细节都难脱前基督教 (Pre-Christian) 时期遗存之异教色彩。诸如对于贝奥武甫, 罗瑟伽的赞美已溢出接近一种神灵膜拜;贝奥武甫死而举行火葬显然是异教习俗, 引子中“麦束之子”希尔德海葬亦近北欧维京人习俗。史诗中这种基督教与异教色彩杂陈的现象, 部分学者认为是由于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诗人部分地尊重六世纪前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异教徒之历史实情, 从而在自己的宗教倾向于历史真实之间作的一个妥协处理。[7]

3. 修辞之特色

(1) 套喻 (kenning) 之大量使用

据统计, 《贝奥武甫》中总计有一千余个套喻, 占总词汇量三分之一强。[8]这种大量的独特的比喻语言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史诗的表现力, 使这部公元后史诗显出一种原初质朴的美感。如以“鲸鱼之路” (whale's path) “天鹅路” (swanroad) “海鸟的浴池” (sea bird's baths) 等指代大海;以“天烛” (sky's candle) “上天的珠玉” (heaven's jewel) “上帝的明灯” (bright signal of God) 指代太阳;以“战地之光” (battle light) 指代剑;以“光荣使者” (glory's wielder) “裁判者” (judge of deeds) 、“天庭守护者” (protector of heaven) 指代上帝;以“财富的赐予者” (giver of treasure) “金环的赐主” (giver of rings) “天地间至尊者” (great under the skies) 指代国王;而对魔怪葛婪代, 则在不同情景下用“邪怪” (Evil doer) “罪恶滋育者” (fosterer of crimes) “异族的精灵” (alien spirit) “夜魔” (walker in darkness) “人类公敌” (enemy of mankind) 等一连串生动的喻词指代。

(2) 委婉语及克制陈述

委婉语及克制陈述 (understatement) 的大量使用也是《贝奥武甫》修辞之一大特色。如把战斗称“刀枪游戏” (swordplay) , 将死亡称“睡眠”, “离开生命的筵席” (leaving life's feast) “躲开人的院落” (turning away from the courts of men) “选择上帝的光明” (choosing God’s light) 等。这类修辞的使用, 可能部分的原因是与古代史诗多由吟游诗人在各种会筵场合说唱, 大量委婉语和克制的陈述语的使用既是为了照顾公开场合的礼仪之要求, 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口头传播现场的幽默气氛。从史诗塑造英雄形象的角度来说则非常刻切地刻画出英雄视死如归的气概。

(3) 对衬

史诗第一部分写贝奥武甫青年, 第二部分写暮年是为结构对衬。主要情节虚构的童话性质与插曲之史料形成虚实对衬。武士贝奥武甫与狂妄的辩士翁弗思 (Unferth) , 国王贝奥武甫与暴君海勒摩德之对衬等等。这种对衬一是使结构均停庄严, 人物之对衬深化了人物的塑造, 突出了史诗贬恶扬善的主题。

(4) 插曲

在主要故事线索之外, 《贝奥武甫》中还出现了七段支离主线的插曲。这在现存史诗中虽非孤例, 的确是比较独特。这些插曲起到了衬托主要故事, 营造英雄生长社会环境的重大叙事功能。同时这也是《贝奥武甫》曾经历早期口传的证据之一。

4. 女性之地位

妇女在这部叙事史诗中突显较之其他史诗不寻常的地位。如薇瑟欧 (Welthow) 往往在宴会上祝酒致辞甚至可以托付儿子的佑护重任。而贤慧的皇后则在夫君死后可以有权将帝位让与任何人。此一点与早期及其他晚出诸史诗将妇女置于传统家庭美德承载者的既定位置或者作为男性的对立着、被观看者的立场殊异。

三、“伟大传统”中的《贝奥武甫》

一般都认可《贝奥武甫》为英国语言文学开山之作, 乃中古欧洲之伟大史诗。但《贝奥武甫》在英国或扩大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伟大传统”中的位置则十分暧昧。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这是伴随着英国文学成为学院里的学科而出现的一个发明。自18世纪以来, 随着英帝国的扩张, 从文化上定义“英国性” (Englishness) , 成为了帝国的文化工程, 试图“提供能使一个动荡的阶级社会得借以融为一体的社会‘粘合剂’” (Eagleton1996) [9]。在阿诺德 (M.Arnold) 、利维斯 (F.R.Leavis) 等人构想的文学版图里, 从乔叟、莎士比亚延伸至劳伦斯的长长清单里并不包括更早期的《贝奥武甫》等宝贵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这些文学遗迹显然还无法与古希腊罗马先贤们的作品相比。同样, 在艾略特的“传统”也未必认可这些古代文献对帝国国民的教养有多少价值。[10]

同属早期史诗的荷马史诗可作为一个参照。荷马史诗作为希腊罗马文化之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荷马之于整个西方文学犹如《诗经》之于中国文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物, 原因就是这些作品的血肉骨架在后世文学中不断得到生发, 融合。而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则看不到《贝奥武甫》有类似的影响力。如鲁宾斯坦博士 (Annette T.Rubinstein) 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其副题即是“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 更多的英国文学史则是从乔叟讲起。一般认为乔叟才是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真正开端。文学史中提到《贝奥武甫》多是作为不列颠文学遗迹之一成品陈列, 鲜及其影响。就近而言, 英国文学史中后期史诗巨著《仙后》《失乐园》均看不出《贝奥武甫》的影响。更多是“两希”的影响。

一直到20世纪, 随着英国文学作为学科的不断深化推进, 《贝奥武甫》逐渐被纳入英国文学的版图, 现代译本不断涌现, 减少了古英语的语言阻隔, 使得更广范围的读者有可能接触到这部史诗。尤其是到20世纪90年代两位重要诗人斯考特﹒毛根 (Scot Edwin Morgan) 和爱尔兰诗人希摩斯﹒希尼 (Seamus Heaney) 同时将《贝奥武甫》用现代英诗译出, 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极大阅读兴趣。特别是希尼的译本成为了行销英语世界的畅销书, 并收入《诺顿英国文学选》。至于融入传统, 成为文学生产的资源, 也是在20世纪有了具体的成果。比如乔伊斯在其《尤利西斯》 (Ulysses) 中模仿《贝奥武甫》的语言片断, 另外托尔金 (J.R.R.Tolkien) 之《指环王》 (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创作在形象典故多有所袭用。关于古代史诗在当代的复兴, 可以作为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文化之怀旧表征之一端做观察。而道森 (E.Talbot Donaldson) 则以为史诗实在是在“诉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力以及曾经先民们如何应对暴力的勇气。”[11]

摘要：作为古英语文学之最高成就的代表, 《贝奥武甫》是最早用欧洲地方语言写成的英雄史诗;除去作为早期史诗所具的一般性特征之外, 无论与其它早期史诗相比, 或是与其它几部中古欧洲史诗相比较, 从主题、文化色彩及修辞特色而论, 《贝奥武甫》明显具有不可重复的一些特征。但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 《贝奥武甫》却是一个孤立事件, 并未有机地融入其中。

关键词：史诗,贝奥武甫,中古文学,伟大传统

参考文献

[1]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52-153.

[2]冯象译注.贝奥武甫[M].北京:三联书店, 1992:197.

[3]Ian Ousby edit.The Cambridge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M].CUP, 1988:84.

[4]李赋宁.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J].外国文学, 1998, (6) :66-70.

[5]冯象译注.贝奥武甫[M].北京:三联书店, 1992:6.

[6]同上, 66

[7]Sarah N.Lawall.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M].W.W.Norton&Company, 1999:23.

[8]Ronald Carter, John McRae.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M].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1998:11.

[9]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6:21.

[10]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2-11.

史诗传统 篇4

黑格尔曾提出“中国无史诗论”,在他的《美学 • 第三卷》中,他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种大障碍。”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同样存在着史诗,虽然不似《荷马史诗》那样鸿篇巨制,但是《诗经》中的一部分篇目也同样反映出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史诗性质。《大雅 • 生民》记述周始祖后稷是母亲姜媛踩着上帝的脚印而生,这似乎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虽然有着离奇的身世,但后稷勇于实践,自强自立的本性更显示了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周民族史诗的另外几首,则是侧重男权社会下城邦、国家的发展和逐步富强。 而其中对战争的描写仅仅是从军备整齐的角度以及声势浩大的迁徙过程,没有对战争进行正面、血腥的描写。

而提到西方史诗,大多数人会马上想起《荷马史诗》, 它以其浩荡的气势,冗长的篇幅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但更让文学家们惊叹的是其中叙事的完整性和对战争描写的精细。 《荷马史诗 • 伊利亚特》用诗性的语言再现了特洛伊战争的情节,也刻画出了英雄阿基琉斯的生动形象。最打动人的就是其中比喻性的语言“像一缕升空的薄雾,女神轻盈地踏上灰蓝色的大海”,“一团悲愤的乌云”,“对母亲说道,用长了翅膀的话语”,“如烟的记忆,笼罩在他俩的心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被赋予了情绪,让你深切体会到感情的真实与自然。而在特洛伊人神混战的宏大场面中,更能反映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过程中战争的残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更突显了荷马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崇高、豪迈的人本主义精神。

对于东西方史诗中战争的比较,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他们或是注重内容或是从形式的角度展开,很少深入分析其文化精神的差异。与历史记载不同,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在中西方史诗中所体现的战争,具有不同的什么风格: 东方大气的仁和壮美和西方旷达的勇武崇高。《诗经 • 大雅》 中的五首史诗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充分体现周代宗法制的盛行。虽然没有《荷马史诗》那么长篇巨制,但依旧有着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其时间跨度长,周民族延续态势的兴旺,周文王、周武王治世之强盛,都满足刘勰所言之“体制宏伟”。

首先表现在战争的目的上,中华民族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满足保家卫国的需求,而西方国家则是为了领土扩张。就像《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战争起因的描述,看似是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联军为夺回斯巴达王之妻海伦的正义之战, 实际上却只是以此为借口,为夺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宝。其次从对战争的主观意愿上来看,东方反对不义之战,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西方则对战争有着无限的向往, 以此来成全他们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追求。在《诗经 • 大雅》 中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以及文王、武王为开疆扩土和对民族繁衍所做的努力,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延续和弘扬。

另外,壮美和崇高都是对史诗宏大事件的叙事,不论是周民族始祖的诞生,周文王及周民族宗系的建立,还是特洛伊战争宏大背景下英雄性格的刻画,都是他们叙事的表现手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指出,诗歌本质是模仿,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于是情节和性格就成了《诗学》论述的中心。《伊利亚特》不但精致模仿了特洛伊战争,而且模仿了战争中伟大的英雄,这都是《诗学》模仿理论的体现。 而《诗经 • 大雅》的五首周民族史诗在表现方式上,更接近于再现,或者说是注重结果的呈现,在《绵》中“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的安稳生活,是诗人更侧重的歌颂内容。

东方史诗即便是在对战争的描述中也会不自觉的散发一种和谐的韵味,带着它历史的厚重感在远古的河流中缓慢前行,伴随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演绎着生命的文明。

摘要：东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单从史诗中对战争性质以及场面的描写就具有明显的不同,《诗经?大雅》中的五首周民族史诗侧重于写东方仁义之师,注重以和为贵的兴邦之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则通过对战争场面厮杀的描述来突显英雄的勇武和气概。在二者的对比中,不管是体式还是内容,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你不仅会感慨于东方古韵的含蓄美,也会惊赞那西方英雄的勇武格斗精神。

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 篇5

三大英雄史诗中, 最为大家熟悉的可能当属《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传》是一直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史诗。故事讲述的是很久很久以前, 天灾人祸遍及藏区, 妖魔横行, 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萨尔降临人间。凭借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诸天神的保护, 降妖伏魔、锄强扶弱, 给人间带来幸福与安宁的故事。《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以说唱的形式描写和反映了藏族古代部落的历史。它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 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背景广阔, 气势恢宏, 艺术技巧高超, 代表了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 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对这部史诗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至今, 《格萨尔王传》已有120多部, 100多万诗行, 2000多万字, 其规模之宏大无与伦比。在数量上, 《格萨尔王传》比世界五大著名的史诗的总和还要多, 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据了解,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格萨尔王传》将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北部的特克斯等县, 主要聚居着勤劳勇敢的柯尔克孜族人民, 他们世代过着以游牧为主, 兼事农耕的经济生活。《玛纳斯》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诗。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著名英雄和首领, 是力量、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英雄玛纳斯及其7代子孙前仆后继, 为统一分散的柯尔克孜诸部落, 为争取自由和幸福, 率领柯尔克孜人民与外来侵略者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玛纳斯》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玛纳斯》最初产生于9至10世纪, 后来在流传过程中, 经过柯尔克孜天才歌手们世世代代的琢磨, 溶进了全民族的智慧, 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浓烈的民族特色。像所有的史诗一样, 《玛纳斯》也以征战为主要内容, 史诗中描写了大大小小几十场征战, 塑造了许多悲剧英雄, 描写了众多惊心动魄的悲剧事件, 因此, 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全诗从丰厚的柯尔克孜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 包含了柯尔克孜古老的神话、各类传说、习俗歌谣以及大量的民间叙事诗与民间谚语等, 展现了柯尔克孜人民生活的巨幅画卷, 是认识柯尔克孜民族的百科全书。在柯尔克孜文学史上, 《玛纳斯》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对于后世柯尔克孜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蒙古族的口头文学英雄史诗《江格尔》, 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它热情讴歌了以圣主江格尔为首的6000又12位勇士, 为保卫以阿尔泰圣山为中心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 同来犯的形形色色凶残恶魔进行的斗争, 也赞美着英雄们的爱情、友谊和欢宴。虽然它的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 但它以巨大的概括力生动反映了蒙古族部落战争时代的社会历史, 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现实生活、思想愿望和崇高理想, 是一部不朽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英雄史诗。

《江格尔》从产生到定型都是通过口头传播而得以流传, 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千锤百炼, 内容不断丰富, 篇章日益扩展, 最终发展成为长达60余章、10多万诗行的宏篇巨帙。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