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参与

赋权参与（精选4篇）

赋权参与 篇1

一、参与式发展介绍

1.参与式发展理论.该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上, 强调在发展项目的制定者、计划者和执行者之间, 形成一种高效平等的“合作关系”的全新社区发展理论范式。参与式发展从理论上讲强调“平等磋商”的过程, 以及对社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赋权, 从而使其在社区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主人翁意识 (Ownership) ”, 这是实现发展干预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2.参与式发展的核心。其核心是赋权, 而赋权的核心则是对发展援助活动全过程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进行再分配, 即增加社区中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对政府和发展援助机构来说, 首先是赋权给社区, 通过充分听取社区的意见放大社区在决策过程中的声音来实现其参与。其次, 赋权给弱势群体的过程是重新唤起他们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的自信, 并重建自尊的过程, 这对构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来说至关重要。

3.参与式发展的重点。分权作为参与的另一面, 也即自上而下对权力进行移交的过程, 是社区发展中的重点策略。若将参与作为一个目标的话, 分权和赋权则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的两个条件。通过分权, 中央和地方政府双方进行角色分工。使中央政府的农业政策围绕着为提高竞争力的农业整体结构改造、农村生活与环境的改善以及福利等方面开展;地区农政则将重点放在能发挥地区特点的事业上。

二、参与式发展的应用

(一) 理论应用

1. 对新农渔村建设运动来说, 首

先从该运动的哲学源流上看, 其无不体现着参与式发展思想。江源道的领导者把改变农渔民消极的思想意识, 根深蒂固的落后意识, 受排挤感及受挫感作为建设运动的根本前提, 同时也是农渔民积极自主地参与新农渔村建设的思想前提。并积极地对目标群体进行教育感化, 改变其消极被动的精神面貌, 重塑目标群体的自信和自尊, 也即参与式发展中对社区和社区中弱势群体的赋权。

2. 在新农渔村建设中, 领导者们从

以事业为中心转换到以人为本, 同样充分体现了参与式的根本原则。在社区发展中, 这类以地区居民的基本需求为基础, 以地区居民的自发参与为前提, 是最普遍的社区发展原理。积极了解人的需求, 充分挖掘人力资源, 从内部出发, 从具有创造性知识基础与参与式发展的经济范畴中, 利用“学习”和“教育”过程促使发展干预的设计规划和实施过程充满“创新”, 例如对乡土知识的开发和运用, 更是极大提高了社区发展工作的有效性。

3. 韩国新农渔村建设运动以“从下面开始, 从内部开始”为根本指导思想。

“新农渔村建设运动是从基层开始的运动, 是一场从内部开始的运动, 也就是说, 它是以‘主体的’和‘自主的’接近方式作为基本哲学的‘分权’概念的运动。从地方和发展社区讲, 分权将有利于促进人们积极参与当地发展事务, 通过集体行动, 清晰表达偏好, 从而影响决策。地方政府和农渔民之间逐渐建立起信任机制, 对社区发展动作起到关键作用。实现乡村发展的目的, 必须依靠两个基石, 即社区农民的积极主动有效的参与和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功能的有效发挥, 其中第二个基石则需要由政府来垒固。

(二) 实践应用

1.“先自律实践, 后评价支援”原则

的体制化, 即先是只限于通过自觉自愿制定某种计划并付诸实践的村庄, 按其效果进行评价, 给予资助。并组成自律主体“推进团”, 由里长主管, 使创收项目班、青年会、妇女会、老人会等所有相关组织无一例外地参与进去一反映全村意见。参与式发展强调目标群体的参与, 而目标群体的参与效率是与目标群体的自我组织能力紧密相连的。因此, 目标群体自治组织的发育, 或当地机构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参与式发展中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核心, 并与社会资本的增加和良好治理的建立紧密相连、高度一致。

2. 选定作为“实践议题”的“推进工作”。

推进团采用自律的方法选出最重要的悬而未决和最紧迫的工作。行政部门通过咨询团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指导, 以帮助他们根据当地的地理与环境条件开展完全特色化、差别化的工作。推行过程中, 居民的共同参与非常重要。当地人的知识和技能被视为积极的潜在因素和力量。参与式发展项目应建立在当地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而当地人所具有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即是典型的当地资源, 这样不仅能避免当地发展单纯地依靠外部援助, 而且还能帮助当地人提高自身能力。

摘要：本文从参与式发展的视角对韩国新农渔村建设运动进行分析。重点讨论赋权、分权以及政府与农渔民的相互信任机制等获得成功的核心策略, 并深入研究其实践方法的有效性, 以期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有所启发。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赋权,分权

参考文献

[1]金振:新农渔村建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1]金振:新农渔村建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2]李小云齐顾波:普通发展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2]李小云齐顾波:普通发展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3]陈建平:从常规式到参与式农村发展中的角色转换问题探析[J].南方论丛, 2006年3月第一期。[3]陈建平:从常规式到参与式农村发展中的角色转换问题探析[J].南方论丛, 2006年3月第一期。

赋权参与 篇2

1推进“股改”,股权到人,在确权确股中保权益

按照归属清晰、权能完整、管理科学、流转顺畅、运营高效的要求,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确保社员对集体资产产权长久化、定量化、股权化享有。

一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以二轮土地承包为基础,在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前提下,采用“确权确股不确值” 的方式,全面收集村集体所有未发包到户的土地、山林等资源性资产信息,并对非地资产等实物性资产进行实地勘察和清点,对往来款项、债权债务、村集体签订的合同协议等进行清查。在查漏补缺、梳理完善基础上,按照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不同类别,分别录入县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全面摸清和掌握村经济合作社家底和经营状况。

二是分类指导,详订章程。在全县统一指导下,以村为单位, 合情合理界定股东、设置股权和股权管理模式,制订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

三是成立新社,股权到人。突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在充分讨论酝酿基础上,分别召开改革动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以及成立大会暨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将村经济合作社改组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时,以户为单位,将村集体资产以户为单位折股量化到人, 发放股权证,推动集体所有从“共同共有”向“按份共有”转变。

2搭建平台,激发潜能,在赋权活权中增收益

确权确股是基础,赋权活权是根本。我县在对农村各类产权确权确股的同时,积极推进以赋权活权为重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通过搭建产权交易流转服务和产权担保平台,有序赋予各类产权继承、流转、抵押担保等权能,逐步扩大流转范围,进一步促进农村各类资产资源合理流动、优化组合和保值增值,让农村各类产权逐步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和流动体系,变“死权”为 “活钱”。

一是赋权强能,释放活力。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对流转面积50亩以上、流转期限10年以上的土地,发放流转土地经营权证,并赋予经营权证担保、抵押等功能。结合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造和宅基地跨社流转试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二是交易流转,保值增值。坚持整合改造与拓展提升并举, 将县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改造提升为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扩大交易品种,推动林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等农村各类产权公开、公正、规范流转交易,促进农村生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优化组合和保值增值。健全产权流转服务县乡联动和内部运行机制,分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和农村承包经营权登记数字化管理系统,并在县城主要干道显眼处设立交易流转信息发布电子显示屏,逐步建立集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着力形成有场所、有评估、有服务、有登记、有监管、有制度的流转交易格局。

三是产权担保,抵押融资。结合丽水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成立产权担保公司,分别与农村信用社、建设银行、村镇银行合作,推动农村土地山林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村各类产权抵押融资,做活农村资产资源,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对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的愿望,为农民创业致富和建设幸福家园提供更强的资金保障。

3配套改革,破除障碍,在保权增权中得利益

一是“户改”跟进,“经社”分离。同步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采取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相分离的方式,着力打通“二元” 户籍隔离墙。经济身份保留在原经济组织,仍为原户籍所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社会身份转入所在社区,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进城落户农民发放社员证,以“一证”保“五权”方式,确保“二元”背景下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和原有涉农权益得到保障。

二是配套改革,明晰权属。在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的同时,根据全市统一部署要求,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林权、水利产权、集体土地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先后出台了《云和县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的意见》《云和县深化农村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10多个政策文件,对农村承包地(林地、耕地、水域)、农村宅基地(房屋)的现状和数量进行了调查摸底,进一步摸清了村集体经济“家底”,明晰了农村各类产权权属,为推进农村资产资源配置市场化,激活生产要素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微营销时代,给消费者“赋权” 篇3

大营销时代的终结与微营销时代的崛起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急需变革的时代,当传统产业还没有做深做透的时候,互联网思维来了;当我们还在研究互联网思维是什么的时候,移动互联网又来了。我们一直处在传统和现代的交锋之中,面临大营销时代的终结和微营销世界的崛起。”

“说到微营销,最具代表性的是苹果和小米。苹果在中国并没有留下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但苹果品牌的成功却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还有果粉为了买手机卖肾的新闻出现。而小米是继苹果之后的‘闯入者’,他高呼着‘我们的时代来了!’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苹果和小米都是依赖社群的微营销成功的典范。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时代是一个小时代,从大到小,不仅代表思维的变革,也代表媒介的变化,同时还代表营销体系的变化。”

“我相信地产的格超越所有的格”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雕爷牛腩,我自己的感觉是,味道暂且不说,整个就餐过程带给人非常强烈的仪式感,在这里,你会感觉到消费的不是牛腩,而是氛围,是‘格’。我们都是在为消费者创造新的格调,地产是不是?我相信地产的格超越所有的格。在今天的地产行业讨论如何升级的时候,生活方式一定是地产营销当中,我们必须要向消费者去讲述的。”

这个小时代是一个产品即内容,内容即广告,品牌即传播的时代

“‘锤子’在西北话里面是骂人的,但5月20日,锤子手机的发布会却吸引了5000人参加。‘全世界做手机的厂商都是笨蛋’、‘我是乔布斯在中国的继承人’罗永浩在微博上的一系列言论为锤子手机带来了巨大的关注,无论锤子手机最终的销量如何,罗永浩都是成功的。这是一个营销的小时代,这个小时代是一个产品即内容,内容即广告,品牌即传播的时代。以前说产品不够可以通过大营销的方式去捕获消费者,今天消费者已经不信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让我们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

“大家交口称赞苹果的饥饿营销具有开创性,我认为,地产行业的摇号、排队才是饥饿营销的始祖。可以说,过去我们地产营销一直处在中国营销行业的前列,今天,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在微小时代去引领营销的变革。”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是强暴消费者,而是给消费者“赋权”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是在强制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里面让消费者接受我们的信息。在移动互联网的空间当中,我们要给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如果不给的话,消费者就会离开你,很有可能会群起而攻之,所以我觉得地产要做移动营销。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的信息流程的变化即AISAS (AttentionInterest-Search-Action-Share)模式,消费者在产生购买需求时的第一个动作是搜索,这个搜索对于地产来说更加重要。有数据显示,用户从发生购买需求到最终达成消费的过程中,要经历13次,搜索的周期变长了,同时还会互相比较,可能还要看楼盘,还要关注更多的信息,然后才可能产生行动,当他行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社群。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更精准的剖析消费者行为,去思考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怎么样满足他们。”

移动互联网营销是与移动的消费者进行关系链接的营销

“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我总结为六化建设。

个性化。比如说谷歌的搜索广告,它会针对不同的时间、地点、场景,显示出同一广告主的不同广告内容。你如果中午时分用笔记本电脑在家里搜索披萨,它给你呈现的结果是某披萨店网上预订多久送达。而如果你是在市区用手机搜索,它显示的则是这个店外带披萨需要多少钱,这就是个性化。以后同一个小区的人,买的是同样小区的房子,但是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移动互联网可以帮助你判别他们有什么不同。

情绪化。我们做饥饿营销调动的是消费者的情绪。杜蕾斯曾推出一款APP,两个手机摩擦一下就会有个婴儿诞生,会像真小孩一样在手机里哭闹,让你体验带孩子的烦恼,关闭程序时会提醒你,这就是没有用杜蕾斯的后果,所以你一定要记得用杜蕾斯。这就是能够调动用户情感的营销。

交互化。要学着用利用移动互联网跟你的消费者进行交流。全球知名的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在户外设计了一块广告大牌,模特胸部的位置被二维码挡住了,用户扫描二维码之后,一个穿着这个品牌内衣的模特就出现在手机屏幕中。就是这样的交互方式会让你觉得这个APP,或者这个公司很有人性化的感觉,成功在用户脑海中植入了品牌的印象。

本地化。我认为地产要跟本地化紧密结合起来,因为每一个人在买一套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地段。怎么跟移动互联网结合?北京朝阳大悦城把会员卡和微信会员卡做了一个结合,其近20万的微信会员和12万实体会员将同时拥有实体会员卡和微信会员卡。所以未来移动互联网和本地生活服务做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即时化。可口可乐做了一个APP,当用户在电视上看可口可乐的广告的时候,只要一摇手机就可以抓到电视上的画面,随后这个APP将会引导用户购买可口可乐的产品,这就是即时化。当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即时的提供各种服务。此外,招商银行的微信银行可以帮助用户即时转账支付,微信后台的工作人员,还能与用户即时沟通,满足用户在某一时刻的需求。

行动化。此前,一些购物网站针对早上6-8点用户还在马桶上刷新闻的时间,推出‘马桶秒杀’的活动,在这个时间段推送‘三折优惠’的信息,让用户在等待的碎片时间里立即秒杀,加速了购物的进程,这种吸引用户立即参与的营销形式就体现了移动营销的行动化。

互联网赋权研究:进程与问题 篇4

媒介沙场群雄逐鹿, 谁与争锋?互联网异军突起, 个中翘楚的地位不容置疑。相应地在媒介理论研究领域, 互联网研究日益繁盛, 其景堪称一片姹紫嫣红, 诸种话题的讨论竞相开花结果。互联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关注, 但在媒介研究花圃枝繁叶茂的环境中, 却显得瘦弱孤单。之所以如是孤寂, 是因为新媒体与赋权的联系尚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西方赋权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 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与赋权联系的相关研究则是在新媒体逐渐流行之后开始的, 现在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正因为是一个新话题, 所以对我国学界对互联网赋权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对互联网赋权的理解存在停留在字面意思基础上理解模糊的问题, 甚至还存有误解, 如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如何能够赋权?应该是天赋人权。所以本文对互联网赋权的概念进行详细阐释。

首先, 何为赋权?赋权 (empowerment) 又译为增权, 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 在不同研究中, 其适用的层面也有所不同。关于赋权的概念界定, 美国学者拉帕波特 (Julian Rappaport) 、齐默曼 (M arc A·Zimmerman) 、帕金斯 (Douglas D·Perkins) 等做出了贡献。齐默曼认为赋权最好理解为一个开放的建构性研究, 这个概念的界定要考虑必要的、特殊的背景。拉帕波特 (Julian Rappaport) 认同康奈尔大学赋权研究小组的赋权界定:一种社区有意识地包括互相尊重、批判性反应、关怀和团体参与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对有价值的资源缺乏平等分享的人们对这些资源获得更多的接近和控制。[1]齐默曼 (Marc A·Zimmerman) 和帕金斯 (Douglas D·Perkins) 谈到, 有的学者把赋权界定为仅仅是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社区中的民主参与取得更多的控制。但他们认为赋权既包括过程, 也包括结果。[2]

依据福柯对权力的讨论, 权力只有通过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探讨, 才有意义。因为权力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的网络而存在。所以, 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赋权。我们认同西方学者 (Barbara A·Israel) 等的观点, 认为作为一个名词, 赋权指的是一种被赋权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作为赋权过程的结果而呈现的。赋权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赋权指的是社会中民众通过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或者提升权力和能力, 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

其次, 阐释互联网赋权的概念。

第一, 互联网赋权, 赋予的是权力, 而不是权利。从这个角度讲, 研究者们提出“互联网赋权”, 或者“互联网增权”, 这两种翻译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 虽然empowerment翻译为“赋权”“增权”都可以, 但增权似乎更容易被人们理解。有研究者质疑:互联网怎么能赋权?是天赋人权。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学界对新媒体赋权研究不充分, 导致对互联网赋权概念的陌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所致。

“天赋人权”中的“权”指的是权利, 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的“权”其实是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 , 源于拉丁文jusnafural, 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 并不是由法律或信仰来赋予的。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的解释是:“人人生而平等, 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 (Wesley Newcomb Hohfeld 1879—1918年) 认为, 权力是指人们可以迫使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行为;权利是指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某法律关系的能力。从这种思路上来区分权力与权利, 还可做如下表述:“权利是一种人格, 是人享有任何东西达到各种满足的一种资格, 是一种可能性。人的权利能否最终体现为实际, 就要看他是具有权力。”[3]天赋人权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在各个国家予以保障, 法律面前, 公民的权利人人平等, 但权力却不同。互联网不能赋予权利, 只能因为技术特征、传播优势有助于公民权利的表达或实现。

第二, 互联网赋权赋予谁权力?西方赋权理论的取向之一为赋权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那些“无权” (powerlessness) 的群体。所以, 西方的赋权研究主要针对企业中的下属, 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力丧失者 (disabled) —也就是我们国内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一统称所涵盖的人群, 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其生存、发展遭遇能力和权力缺失的人群。[4]

如此推论下去, 那么, 互联网赋权的对象就是弱势群体么?此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其一, 这是西方赋权研究中针对具体地区或特定人群的研究,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广泛应用于个体、组织和社区的发展研究。这类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理论上及实际研究中, 赋权的研究对象范围是可以再扩大的, 在西方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研究对象可以推广到国家乃至跨国地区的人群。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 学界将传播作为文化共享的反思, 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批评取向, 这样一来, 传播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传播与文化及社会变革之间关系受到重视, 发展中国家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受到关注, 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推广过程中草根阶层的赋权问题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世界范围本身就很大, 草根阶层的人群组成复杂, 即使和精英阶层相比, 草根阶层在某些方面权力处于劣势或缺失状态中, 但如果用“弱势群体”来概括草根阶层, 明显失之偏颇, 因为不乏草根之外的精英使用互联网而取得更加有利和有力的话语优势, 成为重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一份子。

其二, 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处于流动中的概念, 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参照系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学科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及研究重点也不同。在我国, 2002年两会上朱镕基总理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后, 这个概念得到关注和使用, 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 大体上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头脑中有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 但具体历史情境下, 具体个案中的界定是不同的, 有些研究中弱势群体的界定甚至是模糊的。只不过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弱势群体为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5]

我们认为, 互联网赋权赋予权力的对象是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并有可能通过使用互联网而提升自己权力的人。之所以这样说, 还因为按照保罗·莱文森[6]所指出的, 从媒介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发展来看, 媒介将越来越符合人类小生境, 越来越多的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享受到现在的媒介和未来媒介赋予的权力, 并在其中同步旋转。互联网赋权必然导致弱势群体受益, 人文关怀使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受重视, 但除了弱势群体, 媒体还使其他人的权力受益。从传播技术、媒介发展态势及人类生态看, 未来谈的“未来媒体赋权”亦不是集中在弱势群体这部分人群的, 而是将带动所有人, 带动整个地球旋转。所有人的权力关系将一起旋转、流动。从大趋势看来, 不是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对抗精英阶层, 而是权力结构整体要发生变化, 是人类对抗任何表现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集中权力。比如苏联国家主义的终结就是对抗集中权力使之发生变化的典型, 信息主义和国家主义[7]的运作规则完全不同, 国家主义不符合人类生态, 与信息主义的发展骨肉相联的是媒介, 媒介的发展规律却是符合人类生态的。

综合上述分析, 互联网赋权指的是社会中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并有可能通过使用互联网而提升自己权力的人, 通过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或者提升权力和能力, 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

二、互联网赋权研究现状

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新媒体与赋权研究概况作了整体阐述。丁未教授认为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赋权成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 广泛应用于个体、组织、社区的研究中。具体到新媒体与赋权, 丁未教授对其兴起原因及背景作了阐述, 认为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扩散与应用, 使得传播与发展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和实验场, 新媒体技术在21世纪的第三世界发展主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联合国对新媒体技术与发展议题的重视, 与西方学界对互联网崛起所导致的数码鸿沟现象关注产生共鸣, 而“赋权”一词由于其天然的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与技能的主旨而常与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中与对草根阶层的赋权、消除数码鸿沟、女性发展等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热门术语。

在中国大陆,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网络媒介事件的风起云涌, 互联网赋权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面对互联网引发的同样的社会现象, 大陆研究者们得出的主要是截然不同的结论。无论研究者们最初的关注点是什么, 关于互联网赋权研究者的结论可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给予肯定, 进而是对更大程度的民主进步寄予了厚望。有学者在谈到网络时代如何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时认为:于建嵘教授指出:在网络时代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过程中, 议题设置的目标主要是抗议和赋权。一般来说, 意见领袖先进行抗议, 表达心中的不满, 再进行赋权, 通过网络议题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力。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 有的是结合具体的网络事件分析, 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浩、吴世文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例撰写论文分析新媒体事件中的赋权问题。文中认为, 网络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重要的权力源和影响源。从整个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 网络社群正是借助新媒体事件的解放力量从而实现了自我赋权, 并彰显了自身的影响力;有的是结合具体的传播学理论分析, 如安徽社会科学院焦德武在《网络议程设置与网民自我赋权》中指出, 网络议程设置从本质上看是网民的自我赋权;有研究项目认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控制模式已经改变。具体而言,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极端透明度”, 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彻底颠覆了当今社会“全景监狱”的金字塔控制模式, 代之以围观结构的“共景监狱”模式。“共景监狱”的集体围观图景对社会管理控制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古以来, 社会控制的主动权都是掌握在掌权者手里。而现在, 微博作为最天然的民主推进工具, 成为打破权力平衡的一个有效工具。微博赋予每一个个体以权力, 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交流, 帮助他们不再受到压制。[8]

第二种观点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提出质疑。如有观点认为, 在中国, 其实在网络媒介事件中, 传统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又不可取代。因为在网络媒介事件中, 由于目前门户网站没有采编权, 只有进入传统媒体的消息, 才可能进入门户网站, 事实证明, 网络议题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参与, 很难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有研究者对网络上曾经沸沸扬扬的事件发起深思。认为诸多网络媒体事件的命运都是热闹一阵、喧嚣一时之后都不了了之, 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事件的真相随着时间流逝不再受到关注, 就像是被扔进了时间的黑洞, 无从得知。[9]有学者通过对象征性权力的分析阐释互联网与权力的关系, 指出权力有许多种形式。在制度化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强制权力之外, 约翰·B.汤普森还特别提出一种象征性权力。即“运用象征性形式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 影响他人行为而创造事件的能力, 采用的手段是象征性形式的生产和传播”。[10]与权力的物质载体如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等不同的是, 象征性权力体现的是一种思想权力, 一种观念的权力。象征性权力的载体即媒介产品, 其内涵往往涉及意义的生产。由于这种意义往往又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权力的构成, 因此, 话语也常常被视作一种权力, 并具备建构社会的能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 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此一来, 媒介话语建构和传递的过程也影响并再现了社会权力建构和传递的进程。网络虽然为平民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表情达意的平台, 网络舆论群情涌动, 在某些事件当中甚至左右和改变了决策者的态度, 这些事件被归结为“民意的胜利”。如“周老虎”案的水落石出, 厦门PX事件尘埃落定等。而政府对此的态度也逐渐松动。于是我们看到, 既有汹涌高涨的网民“网络论政”的热情, 又有政府纡尊降贵、“网络问计”的谦恭姿态, 这似乎成为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从其言论开放自由的进步性而言, 数量众多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造和书写。这似乎也回归了象征性权力的本来涵义, 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象征性权力的使用者和创造者。[11]虽然这些学者指出象征性权力媒介化的存在, 但最终认为网络象征性权力所提供的其实只是传播民主的幻象。因为过往的经验也证明, 过于自由放任的“大众民主”或许会在某种狂热的、非理性的感情驱使下成为放诞、专横、偏执和残暴的“乌合之众”, 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的力量感, 在某种情况下, “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勾当” (古斯塔夫·勒庞语)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群众政治有走向独裁的危险。寄望于完全不受约束的“大众民主”, 会从根本上铲除个人自由的基础, 最终可能使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这也是我们看穿传播的民主幻象的一记沉重警钟。[12]

有学者研究的课题不是针对互联网赋权, 但从不同角度切入或涉及了互联网赋权问题。比如从网络传播管制的角度涉及到对互联网与权力及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对中国互联网传播管制的思考与建议” (项目编号:42306108) 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 特别是微博技术有望推动中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民主制度。微博赋予每个作为公众的个体以交流、表达和参与的权力, 而公众参与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获取民意的方法。[13]

互联网技术与赋权研究交集虽然产生了, 并且流行起来, 但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的研究中有以下问题存在:

首先, “赋权”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与流行, 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成熟。西方和中国大陆的新媒体赋权研究都没有自身独立地作为研究领域而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多结合在其他主题的讨论中, 如上文中提到的对传播民主与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讨论。西方的研究往往也不是以新媒体赋权为主题的研究, 研究只是涉及新媒体赋权, 新媒体赋权只是作为理论点或理论背景存在于其他研究之中, 如数码鸿沟、性别研究。如贾丝廷约翰斯通的 (Justine Johnstone) 的《技术赋权:计算机伦理研究的可能路径》讨论涉及数码鸿沟、赋权及计算机伦理等问题;[14]如罗莎琳德基尔的《媒介、赋权及文化性化讨论》探讨了媒介影响与未成年女孩权力之间的关系。[15]

其次, 互联网赋权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中国大陆以内虽然互联网赋权的相关研究有学者关注, 但互联网赋权或者新媒体赋权的专题研究仍然缺乏, 研究总体上处于失声的状态。2013年2月28日点开世界著名全文数据库, 选择社会科学领域, 以new media empowerment为关键词共获3270篇论文, 以The Internet empowerment为关键词共获756篇论文。分别于2013年2月28日和2011年4月7日点击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搜索。2013年2月28日搜索结果为: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题名”为检索项, 以“新媒体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94年—2012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3条文章信息;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全文”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跨库检索,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95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3条文章信息;2011年4月7日点击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题名”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79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0条文章信息;以“全文”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79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2条文章信息, 因为是全文检索, 有互联网赋权内容的其他领域的文章就会被检索到, 其中一篇不属于传播学研究领域, 另一篇《互联网精神交往形态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文中主要分析了互联网作为有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新交往方式的存在。但这篇涉及互联网赋权的文章主要论及的是互联网赋权给女性, 也即互联网上的女性救赎, 计算机网络的去中心、高效率、匿名互动等特性, 将为女性达到“赋予权力” (empower) 的效果起了促进作用。[16]

中国大陆互联网赋权研究本身就不够丰富, 而且, 实证研究缺乏, 论文只是对新媒体技术与赋权进行宽泛的应然式探讨, 多为采用二手资料作泛泛推论的论文。西方赋权研究采用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外, 还有设计问卷调查 (Barbara A.Israel等的赋权研究) 、深度访谈 (M ehra, M erkel等的赋权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法 (Mehra, Merkel等的赋权研究) 、民族志 (Mehra, Merkel等的赋权研究) 等。如美国学者梅赫拉 (Mehra) 和默克尔 (Merkel) 在其关于性少数群体的赋权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取定一定量的样本, 梅赫拉等的研究中取定了57个注册用户两个月内的340封邮件信息, 然后根据几个维度 (例如基本观点和目的) , 对其进行简单的内容分析。[17]

最后, 互联网赋权研究的研究方法不成熟, 关于互联网赋权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正因为缺乏成熟的研究方法, 中国大陆赋权研究才存有两种对立的结论。因为研究者们只能对新媒体技术及赋权进行宽泛的、应然的理论探讨。

关于研究方法, 我们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确立一套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的赋权研究方法是不现实的。例如, 齐默曼 (Marc A·Zimmerman) 认为, 作为开放性的建构领域, 赋权发生在不同背景、人群和发展阶段中, 所以不可能脱其它条件限定只用单一的操作框架就可以充分分析。他提出努力发展一种普遍、全球化的测量方式对于赋权研究而言未必是可行和合适的目标。[18]我们也认为互联网赋权的研究方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套统一的研究标准和测量标准, 所以, 可以根据针对不同赋权发生过程中的个人或者群体, 不同赋权过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确定不同的测量维度对赋权进行自己学科领域和研究目的的研究。

三、结语

虽然, 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 无论是予以肯定或质疑, 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来证明。但是, 正如詹姆·斯凯利所认为的:媒介能够并且应该被用作一种民主的力量。互联网这种媒介与民主关系的话题值得每一位怀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精神的媒介学人深入探讨并作出贡献。互联网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已经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未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互联网的实践使人们的权力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提升, 互联网这种媒介与民主进程的关系, 对政治生态的影响都已作为崭新的话题出现, 互联网赋权研究亦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成为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互联网赋权过程已经展开, 并有可能在社会民主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中, 互联网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刚刚开始彰显。在媒介研究波涛浩瀚的海域中, 互联网自身研究仍需进一步乘风破浪以续华章, 加之权力理论的庞杂, 互联网赋权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 都增加了互联网赋权研究的难度。相反相成, 对知难而进的研究者们而言, 研究难度所在恰是研究机遇所在。因为:不仅互联网赋权自身是一个开放和亟待开花的研究领域, 而且, 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媒介技术平台向人们开放的时代。

摘要：新媒体与赋权联系的研究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流行之后开始, 互联网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已作为崭新的话题出现。但互联网赋权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分析了互联网赋权的概念、研究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认为西方和中国大陆的新媒体赋权研究都没有自身独立地作为研究领域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堪忧, 研究不够丰富且实证研究缺乏;互联网赋权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虽面临诸多问题, 但互联网赋权自身是一个开放和亟待开花的研究领域, 互联网赋权过程已经展开, 互联网赋权研究亦随着互联网的巨大影响成为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