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生物学

肝细胞生物学（共12篇）

肝细胞生物学 篇1

肿瘤免疫起源于20世纪初, 至60年代经Thomas和Burnet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系统整理, 提出了免疫监视 (immunologic surveillance) 学说, 即免疫系统具有识别、杀伤并及时清除体内突变细胞, 防止肿瘤生长的功能。它也是免疫系统最基本的功能之一。若机体不具备免疫监视功能或其功能遭到削弱时, 则肿瘤发病率将会大大提高。关于细胞免疫功能减弱与肿瘤恶化互为恶性因果的关系, 已经在不少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本研究通过比较T淋巴细胞亚群 (CD4、CD8) 、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在3组人群中的存在状态, 来探讨肝细胞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与肿瘤进展程度的关系,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Ⅰ、Ⅱ期肝细胞癌患者17例, 年龄38~72岁, 平均年龄55岁;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20例, 年龄35~65岁, 平均年龄51岁。对照组40例均为良性肿瘤患者, 年龄29~69岁, 平均年龄45岁。以上两组病例均经病理组织学证实。选取同期健康体检50例为正常对照组。肝细胞癌组于化、放疗及手术治疗前采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 而对照组则抽取空腹静脉血2 m L进行检测。

1.2 方法

T淋巴细胞亚群 (CD4、CD8) 、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均采用流式细胞计数仪检测法检测。根据试剂盒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说明书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 各组间数据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NK细胞百分比分别明显低于良性肿瘤患者, 见表1。

注:与良性肿瘤组、正常对照组比较:均★P<0.05, 均★★P<0.01

2.2 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 NK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Ⅰ、Ⅱ期患者 (P<0.05) , 见表2。

注:与Ⅰ、Ⅱ期比较:★P<0.05, ★★P<0.01

3 讨论

机体的抗肿瘤免疫机制以细胞免疫为主, T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群, 包括CD4+T辅助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细胞 (CTL) 两个亚群。其标志主要有以下3种:CD3存在于所有的T细胞中, CD4存在于辅助性T细胞中, CD8存在于CTL中。故以上3种临床上常用于T细胞的鉴定。CD4+T辅助细胞并不能直接识别肿瘤细胞, 只是辅助其他免疫细胞分化和调节免疫应答 (促进和抑制) [1]。CTL则可以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来特异性直接杀伤靶细胞。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是检测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它总体反应机体当前的免疫功能、状态和平衡水平, 并可以辅助诊断某些疾病, 如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恶性肿瘤、血液病、变态反应性疾病等, 对分析其发病机制, 观察疗效及预后有重要意义[2]。本研究中, 肝细胞癌组的CD4、CD8均明显低于良性肿瘤组和正常对照组, 而随着肝癌病程的进展, 上述两指标值也明显降低。且CD4/CD8比值与CD4和CD8的变化趋势一致, 说明T淋巴细胞CD4/CD8比值在反映机体免疫状态方面是可靠和敏感的。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余慧青

近年来, 非特异性抗肿瘤免疫细胞如NK细胞等也日益受到重视。NK细胞介导天然免疫应答, 它不依赖抗体和补体, 既可以通过NK细胞上的Fas L分子与肿瘤细胞上的Fas结合启动肿瘤细胞的凋亡途径, 又可以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来直接杀伤靶细胞。然而, 肿瘤细胞亦可产生前列腺素E2 (PGE2) , 来抑制NK的活性。因此, 多数肿瘤患者NK细胞活性都比较低下[3]。本研究中, 肝细胞癌组的NK细胞数量均要明显少于良性肿瘤组与正常对照组, 且随着肝癌病程进展, NK细胞数量也越少。

综上所述, 在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中, CD4细胞数量明显减少、CD8细胞数量明显增加, 使得CD4/CD8比值显著降低, 同时伴随有NK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说明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处于免疫抑制状态, 不能有效识别和杀伤突变细胞, 形成了肿瘤的生长转移。且随着肿瘤进展, 细胞免疫功能越弱, 进一步引起肿瘤恶化并持续削弱细胞免疫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测定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法对37例肝细胞肝癌患者、40例肝脏良性肿瘤患者和50例正常对照的血样进行检测并作对比分析。结果 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及NK细胞百分比分别明显低于良性肿瘤患者。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及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Ⅰ、Ⅱ期患者 (P<0.05) 。结论 细胞免疫功能的检测对肝细胞癌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了参考,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细胞免疫,检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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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生物学 篇2

【拼音全码】CuGanXiBaoShengChangSuChangRongJiaoNang(FuJin)

【主要成份】促肝细胞生长素(HGF)。

【性状】为硬胶囊剂，内容物为类白色或淡黄色粉末或颗粒，有腥味。

【适应症/功能主治】用于中、重度慢性肝炎的辅助治疗。

【规格型号】50mg*24s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2～3粒，一日三次。三个月为一疗程。

【不良反应】临床研究中未见不良反应。

【禁忌】对促肝细胞生长素肠溶胶囊(福锦)成分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用药期间注意观察肝功能和血清甲胎蛋白(AFP)的改变。

【儿童用药】尚不明确。

【老年患者用药】尚不明确。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尚不明确。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过量】尚不明确。

【药理毒理】HGF是从新鲜乳猪肝脏中提取的带正电荷的小分子量多肽类活性物质，能刺激肝细胞DNA合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对中毒性肝损伤有促进病变肝细胞修复及降低血清丙氨酸基转换酶(ALT)的作用。

【药代动力学】HGF口服后，集中分布于全身多种组织器官，以肝和胃含量高，促肝细胞生长素在体内分布容积较小，为1.4±0.33L，其在人体内前40min衰减较快，基本快慢两时相，α-半衰期为19.7±2.9min，β-半衰期为260±57min，由此提示药物排泄迅速，在体内不易形成积蓄，不会在体内进行再分布。

【贮藏】密封保存。

【包装】50mg*24s/盒。

【有效期】24月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836

【生产企业】杭州华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床研究中未见不良反应。用药期间注意观察肝功能和血清甲胎蛋白(AFP)的改变。对促肝细胞生长素肠溶胶囊(福锦)成分过敏者禁用。

肝细胞生物学 篇3

（1.广东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515041,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肝胆腔镜外科，广东，深圳，518036）

【摘要】HSS具有促进肝癌细胞增生和抑制其分裂增生、引起肝癌细胞凋亡的双向作用。HSS可能与多种化疗药物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有协同作用，并且明显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对化疗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有可能开创一种细胞因子与化疗药物相结合治疗肝癌的极具潜力的新疗法。

【关键词】肝细胞刺激因子；肝癌；凋亡

【中图分类号】R7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2-0016-02

肝脏是生物体内一种具有很强再生能力的器官，从中分离纯化出具有再生刺激功能的物质一直是国内外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特异性的肝细胞生长刺激因子，HGF（血源性）、HSS（肝源性）、ALR（胞源性）在功能机制方面有许多共同和相似之处，又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在临床上，它们既能启动肝损伤后的再生与修复，又能抑制某些肝癌细胞的生长，在肝病治疗药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HSS特异性地促肝细胞生长的活性，参与肝细胞再生的调控等，一直是肝炎治疗、肝细胞调控的研究热点。而HSS对肝癌细胞株的作用各家报道不一，限制了HSS临床应用。本文就HSS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HSS研究概况

1975年LaBrecque从初断乳大鼠和肝部分切除后的再生肝中提取出一种生物活性物质，称为肝细胞刺激因子(HSS)。它能刺激肝细胞有丝分裂，促进肝细胞再生和肝细胞DNA的合成，加速肝脏修复，保护肝细胞的作用。其机制仍不清楚。国内目前临床用的促肝细胞生长素即属于HSS类。HSS至今尚未得到纯化单一的活性物质，其分子结构和DNA序列仍不清楚，但有研究显示是一类分子量约为12～18kD，带强负电荷、微弱疏水的多肽类物质的总和。HSS没有种属特异性，但有器官特异性：HSS在体内对骨髓、脾脏、肾等器官均不作任何反应；在体外，对8种正常的或恶变的非肝脏起源细胞株也没有作用，然而无论体内、外，正常或恶变的肝脏起源的细胞均能对HSS产生较强的反应。HSS可由胎肝、再生肝中提取得到，但成年鼠肝脏提取物则无此物质。体外翻译实验表明，人胎肝细胞的多聚A-mRNA可以引导人HSS的生物合成，表明HSS是人胎肝组织的基因表达产物，而不是酶催化加工的结果。HSS存在乳肝组织或再生肝组织的肝细胞胞浆中，肝细胞膜上有相应的受体，在非肝细胞中未发现HSS。HSS与其他肝再生调控因子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耐热性并仅存在于生长状态的肝脏中。

2HSS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

HSS具有较强的抗损伤能力，可能减轻多种因素(病毒、细菌、化学毒物、缺血再灌注等)引起的肝细胞凋亡的发生^[1]，它能刺激肝细胞DNA合成及肝细胞再生，并对肝细胞具有保护作用。HSS对肝癌细胞的作用各家报道不一。由于体外实验证明HSS对肝癌细胞株DNA合成也有促进作用^[2]，因而HSS能否致癌变及能否应用于肝癌治疗，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李茹冰等研究表明，HSS的某些组份在体外尚可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大多数研究认为低浓度时，对肝癌细胞生长无明显刺激作用，较高浓度则有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生长作用^[3]。吴国庆等实验发现^[4]HSS对正常大鼠肝脏细胞和人肝癌细胞呈促进增生和抑制其分裂增生、引起自溶和死亡的双向作用。研究表明^[5]，HSS对肝细胞生长起双重调控作用，不但能促进肝细胞DNA合成，同时还能抑制肝癌细胞生长，预防黄曲霉素导致的大鼠肝癌前病变。在体外实验，细胞水平证实^[6]，HSS能抑制肝癌细胞活力，但无明显形态学损害的表现。有学者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及流式细胞检测证实^[7]，肝癌细胞活性的降低系HSS和ADR的作用下发生细胞凋亡所致。其他学者通过实验亦得出 HSS对肝癌细胞生长具有抑制作用，且对肝癌细胞的凋亡具有促进作用^[8]。但类似的动物实验尚需进一步证实。可见HSS具有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作用是肯定的。当然，肝的再生增殖、凋亡等的调控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HSS作为一种促肝生长物质是不可能完全独立发挥作用的。HSS单独对肝癌细胞系的凋亡诱导作用很弱，很可能与多种化学药物作为促进剂共同发挥作用。

3HSS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

自发现HSS以来，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HSS对相同起源的正常和恶性肿瘤细胞为何表现出相反的作用，其机制仍不清楚。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学实验室报道^[9]，HSS刺激肝细胞生长的机理可能是诱导细胞EGF受体(EGFR)mRNA的转录水平，上调EGFR的数量，提高EGFR的亲和力和磷酸化程度，促使其内向化。EGFR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其活化后可诱导形成包括Ras在内的细胞信号传导通路，最终导致细胞增殖^[10]。HSS促肝癌细胞生长亦可能通过调节EGFR介导的信号传导通路所为。戴杰等^[2]报道，HSS系通过调节EGFR介导的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促肝癌细胞生长。HSS与肝细胞或肝癌细胞膜表面的EGFR结合，促使EGF与受体内向化，继而活化EGFR，后者则作用于膜内面的p21ras，引发胞内信号传导的瀑布效应。因此，在基因水平HSS刺激EGF受体表达，可能是HSS启动肝细胞再生的关键。

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HSS作用后的肝癌细胞突变型P53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可能是HSS促进肝癌细胞凋亡的原因之一^[8]。HSS对肝癌细胞的生长调节作用与肝癌细胞EGFR/DNA表达密切相关^[11]。HSS诱导肝癌细胞凋亡亦可能是通过作用于细胞膜上的EGFR而发挥其生物效应的。实际上EGF于不同细胞系可分别诱导凋亡及减轻凋亡。HSS与EGFR结合后引起EGFR构象的改变^[12]。HSS进入细胞，产生一系列理化反应，最终在核内启动一些基因的表达，如p53基因的表达，进一步表现出其效应。也有学者认为HSS在促进肝细胞再生的同时，可能同时具有促进细胞分化的作用，而肝癌细胞凋亡的发生可能与这种尚未证实的促分化作用有关^[7]。

4HSS抗化疗性肝损伤的作用

HSS通过增强肝细胞抗氧化能力，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拮抗CTX、CCl4的肝毒性^[13]。HSS能够阻止化学毒物或药物导致的肝细胞膜流动性的降低，能够有效地维持急性肝损伤后线粒体的通透性^[5]，线粒体膜通透性改变可能是细胞死亡的关键性机制，改善肝脏线粒体的呼吸功能，因而阻止细胞死亡。据报道，HSS能促进肝细胞膜的稳定性，增强肝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减轻肝细胞的损伤，提高化疗效果，明显缩小肿瘤病灶，延长生存期，并能减轻化疗引起的呕吐等消化道反应。可见HSS作为一种有效的天然的肝细胞特异性保护剂应用于临床，可望成为化疗性肝损伤有效治疗方法之一。

5小结

肝癌的化疗敏感性较差，全身化疗反应率在20%左右，且肝癌的联合化疗方案并未显示出比单一药物化疗更明显的优势，相反，联合化疗不可避免的具有更高的毒性。研究结果证实多种化疗药物均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诱导细胞凋亡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向。HSS可能与多种化疗药物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有协同作用，并且明显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对化疗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应用于人体可能发挥显著的抗肝癌作用，有可能开创一种细胞因子与化疗药物相结合治疗肝癌的极具潜力的新疗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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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生物学 篇4

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简介

1.1 传统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传统TACE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治疗方法,主要通过导管将具有细胞毒性的抗癌药物同碘油混合制成混合液在供血动脉中有选择性地注入肿瘤内,再使用栓塞剂对肿瘤的动脉进行阻塞[4]。随着导丝及微导管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导管能够更加深入肝动脉,接近肝脏肿瘤,从而提高治疗的安全性。传统TACE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抗肿瘤药物主要包括顺铂、多柔比星、丝裂霉素、表柔比星等,目前尚无发现哪种药物较优[5]。碘油在TACE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包括:X线下显示可见,通过动静脉的交通进入肝脏门静脉形成双栓塞,增强疗效,方便药物的运输,能够对肝脏肿瘤有高选择性,超过80%可进入肿瘤组织。TACE技术中常用栓塞剂包括聚乙烯醇、明胶海绵等,其中明胶海绵具有廉价、可吸收、安全等优点,使用广泛[6]。

1.2 球囊阻塞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在传统TACE的灌注中,动脉的血流可能会出现变慢甚至暂停,肝窦及肝脏门静脉的血可能会反流到肝脏肿瘤内,从而使后面的碘油及抗肿瘤药物不能充分进入到肝脏肿瘤内,甚至进入周围肝实质的动脉内,损害正常肝脏组织[7,8]。球囊阻塞TACE则是通过球囊导管来阻塞肝动脉和肝静脉,改变肝脏血流的动力学,增加灌注的压力,减少动脉的血流,从而使抗肿瘤药物及碘油更加完全集中地进入肿瘤内,减少反流,提高治疗效果[9]。但是灌注时如果压力过高也可能形成侧支循环。球囊阻塞TACE技术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1.3 药物洗脱微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药物洗脱微球TACE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缓慢释放抗癌药物、增加肿瘤组织缺血的强度及时间、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的作用[10]。目前研究表明,与传统TACE对比,药物洗脱微球TACE在客观反应率、完全反应率、安全性、肝脏功能、疾病控制、恶心、发热、疼痛等不良反应发生发面具有较大优势,但在癌症进展时间及生存期方面,两种方法比较无明显差异[11,12]。从目前现有研究来看,虽然药物洗脱微球TACE技术与传统TACE技术在患者总生存期、病情进展等方面无明显改善,但是药物洗脱微球TACE的治疗次数少于传统TACE[13],具体的临床疗效对比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目前这种方法在我国还未广泛应用,主要与医疗保险、价格等因素有关,是否应该在中国推广使用需要更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2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优势、适应证

TACE治疗肝细胞癌患者具有较大优势,在患者肝脏肿瘤的供血细胞内注入抗肿瘤的药物,能够将肝癌细胞暴露于较高浓度的药物环境中,同时又能减少药物带来的全身性的毒副作用,栓塞剂可以栓塞肿瘤的微血管,减少因为血流冲刷从而带走抗肿瘤药物降低浓度,减少药物从肿瘤组织中流失,延长药物的治疗作用[14]。栓塞肿瘤组织的供血动脉能够引起肿瘤组织缺血,肿瘤组织内高浓度的药物同缺血共同作用最终导致肿瘤组织的坏死。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碘油注入肿瘤组织后能够大大增强肿瘤的坏死[15]。

TACE的主要适应证:(1)巨型肝癌患者行手术切除前,先通过TACE治疗可以缩小肿瘤的大小,提高二次手术的成功率。(2)原发性或转移性肝细胞癌及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的小肝癌。(3)肝脏肾脏功能无严重的损害并且无严重腹水及黄疸的患者。(4)肝细胞癌手术切除不彻底,复发或者其他疗法治疗失败的患者。(5)肝细胞癌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后40 d左右需行TACE治疗,清除掉残留于肝脏组织内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率。(6)随着TACE技术的进步,之前认为的TACE治疗禁忌证已不再是绝对禁忌证,如胆道阻塞,可先对胆道进行引流降低患者胆内的压力及胆红素的水平,改善患者肝功能后再行TACE,在TACE治疗时辅以抗生素治疗;患有肝脏门静脉或肝动脉或肝静脉的动静脉瘘患者,可根据瘘口闭塞状况,若闭塞较好可行TACE,闭塞状况不佳则不能行TACE;对于伴有肝脏门静脉左支或者门静脉2级分支癌栓患者,如肝脏功能在Child B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TACE治疗;对于伴有门静脉右支或主干癌栓,但未发生完全阻塞或者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侧支循环,如肝功能Child B级以上且无严重肝硬化的患者可采取TACE治疗,治疗时应进行超选择插管,并适量减少抗癌药物和栓塞剂的使用[16]。

3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联合治疗

3.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

RFA治疗是临床上目前最常用的物理消融方式,主要原理是由电子发生器发射射频电流,通过电极针对肿瘤周围组织产生热凝固性的变性坏死;主要适用于肝脏肿瘤直径<3 cm,全部由肝脏实质包围,不在肝门区,位于患者的肝包膜下面2 cm甚至更深,远离肝脏的大血管和胆管[17]。TACE和RFA联合治疗肝细胞癌,TACE可以阻断肝脏肿瘤的血流供应,在RFA治疗时射频电流的热能不容易随着血流流失,一定程度上消除热沉降效应,提高了肿瘤的局部温度,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已有研究报道TACE联合RFA治疗肝细胞癌效果在患者生存期和生存率方面明显高于单纯TACE治疗[18]。

3.2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

肝细胞癌是血管较为丰富的肿瘤,多数肝细胞癌患者均可见血管出现异常增生,癌细胞中发现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过度表达,新生血管能够给肿瘤组织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使肿瘤能够迅速生长[19]。减少肿瘤组织的血流供应,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研究发现,缺乏新生血管供血的情况下,肝脏肿瘤将处于2~3 mm大小的状态[19]。TACE治疗肝细胞癌容易发生转移和复发,主要是侧支循环的建立。而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主要抑制新生血管,不对现存血管产生作用,主要的药物包括血管抑素、反应停、TNP2470、内皮抑素、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等[20]。TACE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使用能够产生较好的临床疗效,已有研究发现,两者联合治疗肝细胞癌的1年生存率和甲胎蛋白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单纯的TACE治疗[20]。目前TACE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技术还未成熟,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3.3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经皮无水乙醇注射治疗

PEI治疗主要通过向肿瘤组织内注入无水乙醇,使肿瘤细胞发生脱水、蛋白质发生变性坏死,具有简单、费用低、安全等优点,主要针对肿瘤直径≤3 cm的小肝癌。主要缺点包括:大多需要进行多次注射治疗,肝功能容易受到损伤;在治疗过程中难以控制无水乙醇的流向,较易损伤正常的肝脏组织;对于较大的肝脏肿瘤,无水乙醇不易渗透,肿瘤细胞灭活效果不佳[21,22]。TACE联合PEI治疗肝癌可以形成互补,TACE治疗能够阻断肝癌组织的血流供应,使肿瘤组织缺血坏死,肿瘤组织内的纤维隔出现崩解,促进无水乙醇的扩散,扩大治疗范围;TACE能够使肿瘤组织内的血流运行不畅,无水乙醇不容易被带走,增强了无水乙醇对肿瘤组织的杀伤力,并且可以减少对正常肝脏组织的损伤。有研究发现,TACE联合PEI治疗肝癌1年生存率为96.9%,2年生存率为71.9%,3年生存率为37.5%,明显高于单纯采用TACE治疗[23]。

3.4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基因治疗

随着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基因治疗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根据目前研究发现,把重组人的P53腺病毒基因通过介入方式导入进肿瘤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发现用重组人的P53腺病毒基因联合TACE来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24]。此方法目前仍处于动物研究的阶段,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3.5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放疗

随着放疗技术和设备的进步,放疗在肝脏的治疗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三维立体的适形放疗是应用广泛的放疗技术,在尽可能保护肝脏正常组织的情况下,杀死肝脏肿瘤细胞。三维立体的适形放疗联合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1)首先进行TACE治疗,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放疗的肿瘤负荷,提高肿瘤组织放射的治疗剂量;(2)放疗可以治疗TACE难以到达的肿瘤周边的癌组织、门静脉的癌栓等;(3)TACE治疗结束后碘油会高选择性地潴留在肿瘤组织内,使放疗时对肿瘤组织的定位更加精准,从而减少放疗对正常组织的损伤;(4)TACE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抗癌药物对放疗具有增敏的作用,能够提高肿瘤组织对放疗的敏感性[25]。

4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效果的影像学评估

4.1 计算机断层扫描CT

CT平扫加增强是评估肝细胞癌TACE治疗效果的最普遍的方法,能够简单直观地显示碘油分布状况和抗癌药物沉积情况。但是碘油的沉积状况不是判断肝癌治疗效果的唯一标准,碘油沉积良好的区域肿瘤组织不一定全部坏死,碘油缺失的区域肿瘤不一定残留或者复发。CT灌注成像能够通过测定肝脏组织内的灌注量反映肝脏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既能显示肝脏的形态学方面的变化也能反映其生理功能的变化[26]。CT灌注成像主要通过对特定层面进行动态的扫描来获得该层面的时间-密度曲线,基于该曲线,利用相应的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出灌注的参数,主要包括肝血容量、平均通过时间、肝血流量等。CT灌注成像不仅能够精确地评价肿瘤的大小,还能定量地评估肿瘤血流动力学情况。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灌注参数的变化与肝癌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相关性,因此应用CT灌注成像可以判断TACE治疗后肝脏癌组织的活性,对于判定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4.2 超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直接测量肝脏、肿瘤组织及周边组织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并且碘油沉积不会影响其观测结果,但是对于小肿瘤,尤其是低流速肿瘤血管存在一定局限性。超声造影是今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评价组织灌注和微循环的新兴技术,通过病灶局部的血流供应特点来反映病变情况,可以对TACE治疗肝细胞癌效果进行评估并且为后续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但是超声也存在一些目前尚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超声探头的扫查平面较为局限,不能够全面掌握病灶周围以及相邻病灶的情况;当病灶部位血流较少时,容易出现漏诊;超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与操作者的能力及经验密切相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让超声在肝癌TACE治疗评估的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4.3 核磁共振成像

核磁共振成像(MRI)近年来成像方法、采集速度、扫描序列及图像质量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使MRI在肝脏肿瘤的诊断及疗效评估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在某些方面弥补CT检查的不足,更加全面有效地评估肝细胞癌治疗的效果,特别是对碘油出现不均匀沉积的患者。大面积残存的肿瘤组织,MRI检查在增强的早期出现明显的强化,呈现出高信号,而出血、凝固性坏死及纤维化的组织则不会出现明显强化。MRI主要包括:(1)动态增强扫描:对于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能够发现早期的残余病灶,对于预测患者的残余肿瘤具有较高的敏感性。(2)弥散加权成像:通过表观弥散系数即ADC反映组织的细微结构,可以为TACE治疗后的肝癌患者的治疗及随访提供重要信息。(3)磁共振波谱:是一种检测器官和组织代谢物成分的无创检查,对于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早期疗效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27,28]。

4.4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C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是反映患者病变分子、基因及代谢状态的设备。PET-CT是将PET和CT两者整合到一个仪器上,患者通过检查可以同时得到PET的人体代谢的图像和CT的解剖的图像,能够在反映生物相关代谢信息的同时准确定位解剖位置,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疾病。PET-CT对肝癌患者具有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断的重要价值,能够让肝癌患者更早地治疗疾病,提高疗效。TACE治疗肝癌的患者预后主要与患者病灶中碘油的沉淀过程相关,PET-CT能够在分子水平通过癌症细胞葡萄糖代谢的增加情况来评估其代谢活性,确定肝细胞癌的病灶残留、复发及转移情况,进一步地指导治疗。

5 小结

对于无法进行肝脏切除术或肝移植手术的肝癌患者,目前介入治疗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局部治疗方案,其中以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应用最为广泛。TACE主要包括传统TACE、球囊阻塞TACE、药物洗脱微球TACE。其中,传统TACE是应用最普遍、技术最成熟的;球囊阻塞TACE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药物洗脱微球TACE技术尚未完全成熟,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优势和适应证,只有严格遵守TACE治疗的适应证,才能更好地应用TACE。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分析,可以考虑采用联合治疗,如TACE联合RFA治疗、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联合PEI治疗、联合基因治疗、联合放疗等,联合治疗可以克服单个治疗的缺点,达到互补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的疗效评估主要包括CT、超声、核磁共振成像和PET-CT。综合来说,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仍有很多问题亟需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肝细胞癌是一种发病率高的恶性肿瘤。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治疗肝细胞癌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简述了TACE主要包括传统TACE、球囊阻塞TACE、药物洗脱微球TACE。介绍了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相应的适应证,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分析,可以考虑采用联合治疗,克服单个治疗的缺点,达到互补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回顾了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的疗效评估,主要包括CT、超声、核磁共振成像和PET-CT。分析表明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临床问题。

肝细胞生物学 篇5

大鼠再生肝8种细胞的基因转录谱预示BE115434和X76129参与凝血反应

为了解新基因BE115434和X761299与大鼠再生肝的凝血反应相关性,按张丽君[1]等方法分离大鼠再生肝8种细胞、检测它们的基因表达变化,分析新基因的.序列同源性、共表达关系及参与的生理活动.结果表明,X76129与纤溶酶原激活酶基因plaur同源和共表达,BE115434与纤维蛋白活化因子抑制蛋白serpind1同源和共表达.它们的表达变化预示X76129和BE115434参与大鼠再生肝的凝血反应.

作 者：高静 常翠芳 徐存拴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南科学  ISTIC英文刊名：HENAN SCIENCES 年，卷(期)： 28(4) 分类号：Q418 关键词：大鼠肝再生   Rat Genome 230 2.0芯片   基因表达谱分析   凝血反应  

肝细胞生物学 篇6

患者，男性，33岁，主诉：发作性心慌、出汗、手抖1年余，加重伴意识模糊8个月

2010年9月起，患者在劳累或饥饿时偶尔会出现心慌、出汗、手抖，进食后上述症状消失，未予重视，2011年2月始，上述症状加重，发作频率较前有明显增加，好发于晨起未用餐时，如不能及时进食，会出现意识模糊。2011年9月26日，就诊于当地医院，测空腹血糖1.54mmol/L，空腹C肽10.6ng/mL，空腹胰岛素170.10uIU/mL。腹部超声示：肝内见多个低回声结节，较大者2.1cm×2.2cm，边界清，周边见血流信号；胰头与左肝之间见3.9cm×3.5cm低回声结节，周边见血流信号。考虑：（1）肝多发实性占位（2）胰腺和左肝之间实性占位，不除外胰腺占位。腹部CT平扫+增强检查示：肝内多发大小不一低密度灶，增强扫描部分强化明显，可见少许环状强化，轻度强化。胰腺体部局限隆起，增强扫描见大小约2.7cm×1.9cm明显强化区，CT值100～115HU。考虑：（1）胰腺体部占位病变，胰岛素瘤？恶性占位？（2）肝内多发占位，转移可能性大。为进一步确诊于2011年10月20日来我院就诊，入院时测空腹血糖：1.54mmol/L（正常值3.90～6.11mmol/L）。空腹C肽：10.61ng/mL（正常值1.10～4.40）。空腹胰岛素：170.10uIU/mL（正常值1.90～ 23.00uIU/mL），糖化血红蛋白：4.7%（正常值4.0～6.5%）。10月21日、24日、26日三次测胰岛素释放指数分别为：1.86、10.47和3.85。超聲检查示：肝脏大小形态尚可，肝内可见多发偏低回声结节，大者约3.0cmx2.4cm，边界清楚。余肝实质回声均匀，门静脉主干不宽，肝内外胆管不扩张。胰腺轮廓显示不清，其周围区可见数个低回声肿块，大者约4.2cmx3.7cm，边界清楚。考虑：（1）肝内多发偏低回声结节，建议超声造影检查；（2）胰腺周围多发低回声肿块，结合患者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胰腺磁共振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检查示：胰体尾部少血供病变伴胰头区和门腔间隙多发肿大淋巴结、肝内多发结节，考虑：恶性肿瘤，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伴肝转移、淋巴结转移可能性大。肝脏超声造影检查示：常规超声检查肝内可见多发偏低回声结节，部分结节周边可见低回声晕，注入超声造影剂“六氟化硫微泡”2.4ml后，上述结节于动脉期均呈高增强，大者位于右前叶，大小约3.5cmx2.5cm，门脉期后上述结节内造影剂缓慢廓清，至延迟期时均呈低增强。考虑转移Ca可能性大，胰腺超声造影检查示：常规超声检查于胰体部似可见一偏低回声结节，大小约1.7cmx1.4cm，注入超声造影剂"六氟化硫微泡"2.0ml后，该结节呈持续高增强，大小约1.9cmx1.4cm，主胰管未见明显增宽。胰腺体部富血供结节，结合病史，考虑胰岛素瘤可能性大。胰腺血管造影检查示：（1）肝左、右动脉供血区可见多发结节状造影剂染色，符合转移瘤。 （2）胰-十二指肠动脉供血区（胰头区）可见多发团状肿瘤染色。病理初步报告：低分化癌。诊断为：恶性胰岛细胞瘤多发肝转移。

2 讨论

绝大多数胰岛细胞瘤为单发的良性病变，恶性胰岛细胞瘤大约占10%。恶性胰岛细胞瘤主要包括恶性胰岛素瘤和恶性无功能胰岛细胞瘤，大多单发，位于胰腺体尾部，肝转移最常见，形态学检查不能确定其良恶性。恶性胰岛细胞瘤的诊断，主要是根据同时或异时出现的转移灶来确定。恶性胰岛细胞瘤转移最多的部位为肝脏，超声、CT、MRI、血管造影等检查有助于诊断。对无功能性恶性胰岛细胞瘤形态学上的诊断，尚缺乏统一标准。它虽然具有恶性肿瘤的一般形态特点，如体积较大，出血坏死，瘤细胞异型性，核分裂象较多，局部浸润或侵犯血管及神经周围淋巴间隙等， 吴志勇认为所有这些标准不足以作为恶性的绝对诊断指标，仅可作为诊断恶性的参考，或诊断为/可疑恶性；最终定性只有肿瘤转移，常常是局部淋巴结和肝脏首先受累，才是诊断恶性胰岛细胞瘤唯一可靠的标准[1]，但何山认为若把有无转移作为判断唯一标准，将延误部分潜在恶性肿瘤患者的彻底治疗，故应将肿瘤细胞异型性，肿瘤细胞侵犯被膜、血管、神经及周围淋巴间隙等，纳入诊断恶性的标准[2]。在治疗上，王颖倩等认为恶性胰岛细胞瘤的治疗首选手术治疗，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可有效缓解低血糖及梗阻症状，合理的超声引导介入微创治疗，结合全身化疗，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3]。总之，恶性胰岛细胞瘤主要表现为低血糖症状或肿瘤压迫所致的各种梗阻症状 ；术前应用多种影像学方法定位，其中由于 DSA 无创、简便且检出率较高的特点，目前应用广泛 ；治疗上采取以手术为主，联合化疗栓塞、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全身化疗、药物等综合治疗，有利于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吴志勇，曹 晖，赵意平等，无功能性胰岛细胞瘤[J].肝胆胰外科杂志，1996，8（1）：23-27.

[2] 何山，关泉林，文天夫，等，恶性胰岛细胞瘤14例诊治分析[J].四川肿瘤防治 ，

2005，02.

肝细胞生物学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年4月至2012年3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特需一科住院治疗的HCC肝切除术后发生腹水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5例。纳入标准： (1) 术中诊断为HCC并行肝切除术，术后第3天超声检查发现有腹腔积液。 (2) 肝硬化的诊断标准需符合2000年9月由西安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分会肝病学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3) 治疗期间使用相同利尿剂，且剂量不变。排除标准：肝性脑病不能配合者；曾有外敷皮硝过敏者；治疗期间利尿剂种类或剂量发生变化者。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手术方式、术前肝功能Child评分等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表1）。研究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及注意事项

1.2.1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保肝利尿治疗及常规护理。治疗组另加皮硝外敷腹部及相应护理。取500g皮硝，装入40cm×30cm长方形棉布袋（此布袋已获实用新型专利），直接平置于患者腹部，每次敷4h，每日2次，间隔2h，共应用6d。每日均观察皮硝外敷治疗后患者的症状、腹围（cm）、B超检查盆腔积液的最大值（cm）及左上腹部空肠壁厚度（mm）。

1.2.2 观察指标

(1) 疗效评定标准。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临床治愈为腹腔积液及全身症状缓解或消失，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好转为腹腔积液及其他症状明显好转，实验检查有改善；未愈为腹腔积液未见减轻，其他症状及肝功能无改善或恶化[2]。 (2) 腹围差值=治疗前腹围-治疗后腹围。 (3) 盆腔积液差值=治疗前盆腔积液最大值-治疗后盆腔积液最大值。 (4) 空肠壁厚度差值=治疗前空肠壁厚度-治疗后空肠壁厚度。 (5) 两组术后肝功能指标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大便次数。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及显效率分别为94.3%、6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2.9%、3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098, P<0.05) 。见表2。

注：Z=-2.098, P=0.036<0.05

2.2 两组临床指标

治疗组腹围、盆腔积液和空肠壁厚度差值分别为 (4.2±1.9) cm、（2.6±1.2) cm、（1.6±1.0) mm；对照组分别为（3.2±1.8) cm、（1.9±1.1) cm、（1.1±0.8) mm。两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2.3 两组肝功能及排便结果

两组术后肝功能指标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术后排便次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3.1 皮硝腹部外敷治疗腹水依据充分

HCC患者腹水形成机制比较复杂，低白蛋白血症和门静脉压增高是主要原因，其他可能的原因还有肝淋巴回流障碍，肾脏血液动力学改变，肝性肾小球硬化症，肝源性肾小管酸中毒等[3]。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有限制水、钠的摄入补充白蛋白和利尿等，至今尚未见局部外用药物治疗腹水的报道。皮硝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含水硫酸钠，包含有1个分子硫酸钠和10个分子结晶水。曾报道[4,4,5]用于治疗便秘、肠内异常发酵、阻塞性黄疸及慢性胆囊炎、破伤风、高血压脑病、肾性高血压危象、心绞痛、急性重症胰腺炎等疾病，具有泻热通便，润燥软坚，消炎去肿的功效，本研究探讨了皮硝外敷腹部治疗HCC肝叶切除后腹水的临床价值，其临床效果令人满意，证实了皮硝可降低胃肠道水肿，并具有较强的消炎去肿、促进肠蠕动与气体排出的作用，消除腹胀，增加肠道粘膜抵抗力，缓解胃肠静脉瘀血，减轻毛细血管渗出，抑制肠道菌群和内毒素移位，减少内毒素血症发生，改善肝功能，从根本上促进腹水的消退[6]。

3.2 皮硝治疗的护理要点

皮硝外敷治疗时，采用合理有效的护理方法也是提高疗效及耐受性的重要环节。敷药期间需进行良好的心理护理，此方法起效比较慢，而患者对其期望值比较高，外敷腹部可吸出许多的水分，体外布袋潮湿和药物结晶皆为正常现象，应提前向患者宣教，使其免于过分担扰。每次操作前需耐心解释，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皮硝外敷时，一般患者取平卧位，若腹胀明显、气促时应取半卧位。使用的皮硝袋为高支棉布料制成，易吸水透气，且对皮肤无刺激。使用时皮硝袋需紧贴皮肤，充分固定，不易滑脱。注意药物的厚薄均匀，平置于腹部皮硝外敷平均厚度1cm左右为宜，太薄药力不够且疗效差，太厚则有压迫感可增加患者的不舒适感[7]。腹腔积液患者腹部膨隆，皮肤绷紧发亮变薄，容易擦伤引起感染，故嘱患者着宽松棉质的内衣。皮硝外敷后，吸出渗液及皮硝氧化，产生结晶，衣、裤、床单位污染后及时更换。每次使用前注意皮肤有无破损，使用后及时用清水擦拭干净皮肤，密切观察并记录其腹部皮肤有无红肿、瘙痒、灼热、皮疹等，并做相应的对症处理；但本研究治疗组无1例发生上述并发症，可能与我们加强局部清洁皮肤护理有关。每次使用前后，测量腹围、记录每日体重、尿量，询问有何不适主诉及症状改善情况，观察有无其他并发症发生。皮硝为中药，价格便宜，使用方便，本研究患者用后未发现任何不适，对缓解HCC患者肝切除术后腹水有显著治疗作用。

摘要：目的 探讨皮硝外敷治疗肝细胞癌 (HCC) 肝切除术后腹水的临床价值。方法 将HCC肝切除术后出现腹水的患者70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5例, 在常规保肝利尿治疗的基础上, 治疗组另加皮硝外敷腹部, 日间每次敷4h, 每日2次, 间隔2h, 共6d。观察患者临床症状、腹围、肝功能, B超检查盆腔积液和空肠壁厚度。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及显效率分别为94.3%、60.0%, 高于对照组的82.9%、34.3% (P<0.05) 。治疗组腹围、盆腔积液和空肠壁厚度差值分别为 (4.2±1.9) cm、 (2.6±1.2) cm、 (1.6±1.0) mm;而对照组分别为 (3.2±1.8) cm、 (1.9±1.1) cm、 (1.1±0.8) mm。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肝功能和排便次数无差异。结论 皮硝外敷腹部能有效促进HCC肝切除术后腹水消退, 方法简便, 疗效显著。

关键词：皮硝,肝细胞癌,肝切除,腹水,护理

参考文献

[1]杨甲梅.肝细胞癌合并肝硬化的处理[J].腹部外科, 2011, 24 (6) :329-330.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5.

[3]沈云, 杜宏波, 李晓玲, 等.肝硬化相关并发症——亚太肝病学会 (APASL) 第20届肝病年会[J].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10, 37 (6) :432-433.

[4]邹胜智, 刁攀娅.皮硝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J].重庆医学, 2010, 39 (22) :3119-3120.

[4]任贻军, 张宏琳.皮硝的临床应用进展[J].中国中医急症, 2009, 18 (12) :2048-2049.

[5]白姣姣, 贺佩青, 沈茜, 等.腹部皮硝外敷袋的设计与应用[J].护理学杂志, 2009, 24 (12) :59.

[6]杜惠玲, 王国珍, 王转国.芒硝外敷治疗肝硬化腹腔积液患者的疗效观察[J].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2, 29 (1) :10-11.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 篇8

1 材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12例肝内胆管细胞癌, 男9例, 女3例。年龄30～70岁, 平均50岁。病程2个月～2年, 平均13个月。主要症状: 右上腹痛6例、胸背痛2例、食欲不振、消瘦3例, 黄疸5例和畏寒发热2例。其中有胆囊或胆道结石史6例, 体检发现2例。实验室检查, 10例AFP阴性和2例稍高。12例中手术治疗9例 (包括肝叶切除、剖腹探查) , 3例行肝穿刺活检, 全部病例均经病理证实。

1.2 CT检查

本组12例均作全肝CT平扫加增强扫描, 层厚10mm, 层间距7mm, 螺距1:1.5。禁食4～6小时, 检查前20min口服饮用水500～1000ml。增强扫描使用高压注射器经肘前静脉注入非离子造影剂碘海醇100ml, 注射速度2.5ml/s。动脉期延迟25s扫描, 静脉期延迟70s扫描, 10例在增强扫描后180s行延迟薄层扫描。CT机为荷兰飞利浦螺旋CT AURAS。

2 结果

2.1 CT表现

平扫: 全部病灶以低密度为主, 与正常肝组织界限不清, CT值12～59Hu。增强扫描: 病灶边缘轻中度环状增强4例、轻度片状增强2例、中度结节状强化2例和线状及网格样增强2例。延迟扫描: 早期边缘增强, 延迟内部增强逐渐明显, 呈不均匀分隔状或片状6例;早期边缘无增强, 而呈延迟增强2例;早期网格样增强, 延迟片状明显增强2例。肿块远端胆管扩张8例、合并胆管结石4例、肝叶萎缩6例、病灶局部肝轮廓凹陷5例、门脉受压移位4例、肝硬化3例、腹腔淋巴结肿大5例和腹水2例。

2.2 手术病理结果

手术切除5例, 肿块大、灰白、质硬, 其中3例肝表面凹凸不平, 肝叶萎缩变硬2例。手术探查4例, 因病灶广泛转移未行切除。3例为穿刺活检证实。镜下见癌细胞呈腺样排列, 细胞呈柱状或立方状, 间质为大量纤维结缔组织。

3 讨论

3.1 临床与病理

肝内胆管细胞癌单中心, 孤立结节居多, 质地较硬, 切面常有硬化表现, 有时合并胆管结石及胆管脓肿。组织学上主要由肿瘤细胞、纤维组织、凝固性坏死和粘蛋白构成。镜下表现常为未分化或分化很差的腺癌, 可分泌黏液。在肿瘤外周主要由大量肿瘤细胞构成, 中心区主要由纤维组织构成。成活的肿瘤细胞是产生早期增强的病理基础, 纤维组织是产生肿瘤延迟增强的病理基础。肿瘤常沿胆管壁浸润生长, 造成胆管腔狭窄、闭塞, 病灶邻近胆管出现扩张。肿瘤较少侵犯肝内血管, 血行转移较少, 淋巴道转移多见, 手术切除率较高。由于ICC早期缺乏特异的临床表现, 常合并局部侵犯和转移, 大多数患者生存时间较短, 一般数月至一年内。因此,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ICC患者生存率的关键[2]。

3.2 CT表现

根据肿瘤的大体形态ICC分为三型。 (1) :肿块型 (图1, 2) 肿块位于肝实质内, 圆形, 一般有清楚的边界; (2) 管周浸润型 (图3) :病灶沿着胆管弥散浸润, 有时侵及血管鞘周围结缔组织, 甚至肝实质内; (3) 管内生长型 (图4) :病灶在胆管内, 呈乳头状或结节状, 有时合并胆管内肿瘤栓子[3]。肿块型平扫表现为边缘不整无包膜的低密度肿块, 有时低密度区内可见条状、片状更低密度区或点状高密度区, 病灶内低密度区与肿块内坏死囊变有关, 高密度影与胆管结石、钙化瘤内出血有关。肿块周围胆管扩张, 肝被膜回缩, 局部肝脏萎缩。本组5例由于瘤内纤维组织丰富, 肿瘤呈侵润型生长, 富含纤维间质, 造成肝包膜回缩。肝萎缩可能与胆管阻塞引起胆汁淤滞, 导致胆汁性肝硬化有关。本组6例有胆道结石手术史, 2例此次CT检查仍可见胆管结石, 说明胆管细胞癌发生与胆管结石有密切关系。增强扫描, 早期肿瘤周边轻中度增强, 增强带厚薄不一, 之后逐渐向心性延迟增强, 甚至部分肿瘤仅在延迟扫描才发现。本组2例, 早期增强不明显, 延迟期呈高于周围肝实质显著增强。早期肿瘤周边增强是由于周边部分血供丰富, 存在大量的恶性肿瘤细胞, 向心性延迟增强是肿瘤中心部分存在丰富纤维组织, 造影剂在肿瘤纤维组织内缓慢弥漫、较长时间滞留所致[4]。管壁浸润型表现管壁增厚及管腔狭窄, 肿瘤纵向生长, 可不形成明显肿块, 增强扫描本组4例均出现线样或网格状增强, 较具特征性。本组2例腔内生长型表现为扩张胆管腔内软组织结节, 注射造影剂后结节有增强。

图1 CT增强显示左肝外叶肿块, 边缘明显增强。图2肝左叶外侧殷肿块延迟增强, 其远侧胆管扩张

3.3 鉴别诊断

肝内胆管细胞癌应与肝癌、低血供肝转移瘤、胆管炎伴脓肿形成等相鉴别。

3.3.1 肝癌

一般质地较软, 病灶中央可出血、坏死、囊变, 周围肝包膜常表现外凸, 很少合并胆管扩张, 常伴门脉癌栓。肝内胆管细胞癌, 质地较硬, 常合并胆管结石及胆管扩张, 周围肝包膜常内陷, 易包绕门脉血管, 不直接侵犯至管腔内。增强扫描, 典型肝癌呈“快进快出”型, 肿块周围胆管扩张少见。肝癌AFP常呈阳性, 常伴肝硬化, 胆管细胞癌AFP常为阴性, 常无肝硬化表现。ICC较HCC更易肝门淋巴结转移, HCC更易侵犯肝静脉系统。肿瘤周围楔状增强在ICC中较常见, 本组有5例见楔状增强征象, 文献认为是门脉阻塞后动脉血流代偿增加结果[5]。

3.3.2 低血供肝转移瘤

尤其源于胃肠道的腺癌, CT表现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相似, 鉴别需依赖病史。胆管细胞癌瘤体较大, 常合并胆管扩张。转移瘤轮廓光整, 中央常见更低密度区, 增强后表现“牛眼征”, 没有向心性增强改变, 多数为多发病灶。

3.3.3 胆管炎伴脓肿形成

本组有2例临床有发热表现, 病理结果也发现汇管区有慢性炎症, 因此仅靠临床难以鉴别。回顾分析, 本组增强与脓肿有所不同, 脓肿多呈环形增强, 环周有低密度水肿带, 其内无增强区边缘较光整, CT表现“靶征”, 脓肿内出现气体有助于诊断。如发现胆管壁局限性增厚, 扩张胆管内有结节状或乳头状软组织肿块, 应高度怀疑ICC。

摘要：目的:探讨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表现, 提高其诊断与鉴别诊断水平。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12经手术、活检证实的肝内胆管细胞癌CT表现。结果:12例中, 肿块型7例、管周浸润型3例和管内生长型2例。CT平扫:全部病灶以低密度为主。增强扫描:病灶边缘轻中度环状增强4例、轻度片状增强2例、中度结节状增强2例和线状及网格样增强2例。延迟扫描:早期边缘增强, 延迟内部增强逐渐明显, 呈不均匀分隔状或片状6例;早期边缘无增强, 而呈延迟增强2例;早期网格样增强, 延迟片状明显增强2例。结论:肝内胆管细胞癌CT增强扫描有一定的表现特征, 结合其他CT征象和临床综合分析, 可与肝内其他疾病相鉴别。

关键词：肝脏,胆管细胞癌,C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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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ukukura Y, Hamanoue M, Fujiyoshi F, et al.Cholangiocellular carci-noma of the liver:CT and MR findings.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Tomography, 2001, 24 (5) :809

[3] Lim JH.Cholangiocarcinoma:morphologic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growth pattern and imaging findings.AJR, 2003, 181 (3) :819

[4] Lee JW, Han JK, Kim TK, et al.CT Features of Intraductal intrahepaticcholangiocarcinoma.AJR, 2000, 175 (5) :721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8例中男性17例, 女性11例, 年龄37~73岁, 平均55岁。上腹部疼痛不适19例, 发热7例, 黄疸6例, 触及上腹部包块12例。11例曾作肝内胆管取石术, 7例有2次以上手术史, 最多者6次。结石病病史1~30年不等, 平均7年。全部病例甲胎蛋白 (AFP) 均为阴性, 转氨酶升高6例。

1.2 CT扫描方法:13例采用Somatom plus4型螺旋CT机扫描, 15例采用GE prospeed II型螺旋CT机扫描。28例均行CT平扫, 其中7例因胆管结石未行CT增强扫描, 其余病例均行CT增强扫描。经肘前静脉团注, 速率为3.0 ml/s, 造影剂300 mg/ml欧乃派克100 ml, X线准直宽10 mm, 螺距比1∶1。其中动脉期从注药后25 s开始扫描, 门静脉期为65 s, 11例在扫描结束后延迟在病灶最大层面重复扫描, 观察病灶及肝实质密度变化。

2 结果

28例CT平扫均表现为低密度灶, 病变内或周围可见胆管扩张16例。其中病灶位于肝左叶19例, 右叶9例。肿瘤直径4~13 cm不等, 17例病灶呈分叶状, 8例呈类圆形。21例边缘模糊, 7例边界较清, 瘤内CT值9~32 Hu, 瘤周CT值40~54 Hu。11例低密度病灶内隐约可见条索状或分支状更低密度影。局部肝轮廓膨隆9例;局部肝叶萎缩, 肝包膜回缩征15例。病灶内出现点状及斑片状钙化7例, 合并肝内胆管结石7例, 其中5例为多发, 肝硬化1例。增强CT扫描显示病灶呈不均匀强化, 但密度低于周围肝组织, 6例病灶内可见大片状、低密度无强化区, 但周边部分呈薄层强化带, 3例似牛眼征。11例延迟扫描, 7例出现延迟强化, 密度高于周围肝组织。在无强化区发现与强化区相连的索条状或线状强化影6例。19例病灶内见条索状、分支状水样密度胆管扩张。11例有肝内胆管结石手术者可见肝内胆管局部扩张、狭窄、僵硬及管壁增厚等反复感染征象。肝门区、胰头区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2例。

3 讨论

肝内胆管细胞癌CT平扫表现为大小不一的分叶状或类圆形低密度区, 密度不均匀, 边缘模糊或欠清楚, 这些征象对提供诊断依据帮助不大。本组15例出现病灶同侧肝叶萎缩, 肝包膜内陷回缩改变, 这是由于肿瘤浸润生长, 胆管梗阻引起门静脉血流转向并导致肝细胞代谢呈负氮平衡, 肝细胞萎缩, 致肝叶萎缩, 且肿瘤位于肝脏边缘而出现的牵拉回缩内凹现象[2]或局限性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肝萎缩所致。

本组常规CT团注增强扫描21例, 病灶均为不均匀轻度强化, 密度低于周围肝组织, 与文献[3]报道相同。延迟扫描部分病灶可见延迟强化区, 其特点是增强扫描时, 肿瘤强化的密度高于周围正常的肝组织, 但一般不会填充整个病灶, 且持续较长时间。文献[4]报道59%~80%的肝内胆管细胞癌出现延迟强化现象, 病理证实延迟强化区即纤维组织丰富区, 由于造影剂在纤维组织间质与血管之间弥散缓慢, 再从纤维间质经血管清除也慢, 这样就出现了肝内胆管细胞癌产生延迟强化。而肝细胞癌则不同, 增强扫描早期病灶即可明显强化, 表现为密度高于正常肝组织, 而随后强化迅速消失, 表现为密度低于周围正常肝组织。肝海绵状血管瘤虽然也可出现延迟强化, 但增强早期低密度瘤灶的边缘出现高于正常肝的结节状强化, 逐渐向中央扩展, 最后填充整个病灶。由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相对肝细胞癌及血管瘤是一种少见血管性肿瘤, 病灶中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 3例似牛眼征, 经病理证实中心为坏死病灶。坏死区内含癌组织的纤维间质带形成了CT影像病理基础。本组13例出现瘤周胆管扩张, 9例病灶内出现胆管扩张, CT表现为索条状、分支状水样密度影, 这种征象在其他肝肿瘤CT表现文献中未见描述。因此, 本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征象, 这些扩张的胆管是由于肿瘤阻塞、包埋胆管或原有胆管疾病所致[3]。

肝内胆管结石并发肝内胆管癌的发生率远远超过肝内胆管细胞癌, 因而有人认为肝内胆管结石是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病因之一, 但缺乏病理学上有力的证据。文献报道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细胞癌发生率为2.36%~10.00%[5,6]。由于肝内胆管结石的存在, 对胆管上皮形成长期慢性刺激, 致使胆管上皮不典型增生而癌变[5,6]。Hakamada等[7]报道在取尽结石但胆道扩张、胆道感染仍长期存在下胆管癌发生率仍然较多, 约为7.3%。因此, 本研究推测肝内胆管结石并发肝内胆管细胞癌是结石、胆汁淤积、细菌感染综合作用的结果。

摘要：目的 探讨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对28例经手术或穿刺活体组织检查经病理证实为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CT表现进行分析。结果 28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30个病灶CT平扫均为低密度, 病变区或其周围见胆管扩张, 其中15例见肝包膜回缩征, 11例为肝内胆管结石术后。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边缘环形增强9例。门静脉期11例中央网格样增强。延迟期8例呈向心性增强, 密度略高于正常肝实质。结论 肝内胆管细胞癌CT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 有利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

关键词：胆管, 肝内,胆管肿瘤,体层摄影术, X线计算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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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生物学 篇10

我们现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对人肺癌细胞系95D增殖和侵袭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旨在进一步了解HGF在肺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 并为肺癌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系和主要试剂

人肺癌95D细胞系购于中国科学院细胞库;rh HGF购于R&D Systems公司;Transwell趋化小室 (孔径8.0μm) 购于Costar公司;基质胶Matrigel购于BD Biosciences公司;PRMI-1640培养基、胎牛血清和胰蛋白酶为Gibco公司产品。MTT液和二甲基亚砜 (DMSO) 购于Sigma公司。引物由Invitrogene公司合成。RNA裂解液购于Gibco公司;Taq DNA聚合酶、逆转录试剂盒、d NTP均购于Takara公司。

1.2 细胞培养

人肺癌细胞系95D生长于含10%胎牛血清的RMPI-1640培养基中, 内加100 U/m L青霉素、100μg/m L链霉素, 置于37℃、5%CO2、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 2~3 d传代一次。细胞呈贴壁生长。

1.3 细胞增殖测定实验

采用MTT法, 取对数生长期的95D细胞, 调整悬液浓度为1×105/m L, 每孔200μL接种于无菌的96孔培养板。实验组分别加入10、30、50μg/L的rh HGF, 对照组不加药, 另设空白对照孔。每组设3个平行孔。继续培养, 48 h后加入MTT (5 g/L) 20μL, 放置孵箱内4 h后弃上清加入150μL的二甲基亚砜 (DMSO) , 震荡15 min, 用全自动酶标仪检测490 nm处的吸光光度值。以rh HGF量为横坐标, 相对增殖细胞数为纵坐标绘制细胞增殖曲线。

1.4 过河实验

生长旺盛的95D细胞以0.25%胰酶消化、培养液洗涤终止消化后, 用含10%胎牛血清培养液配制1×106/m L的95D细胞悬液, 按每孔2 m L加人6孔板, 37℃、5%CO2培养24 h, 使细胞贴壁。吸弃孔中液体, PBS液冲洗1遍;用10μL枪头在孔中划一直线后, 用PBS液再冲洗2次;加入含不同浓度 (10, 30, 50μg/L) rh HGF的含10%小牛血清培养液 (2 m L/孔) , 以等量无药培养液为对照, 37℃、5%CO2继续培养每2 h观察1次, 直至划痕被细胞填满。同样的实验重复3次。

1.5 侵袭实验

在24孔细胞培养板放入Transwell小室, 将10.4mg/m L的Matrigel胶用4℃培养液稀释 (1∶3) , 在上室的聚碳酸酯膜上加入稀释后的Matrigel 60 ul, 置于37℃30 min使Matrigel聚合成凝胶。制备单细胞悬液, 在上室中每室加入4×105个细胞 (200μL) , 下室中加入500μL含20%FBS的细胞培养液;每实验组设3个复孔, 37℃、5%CO2恒温培养24 h后, 用棉签擦去基质胶和上层膜面细胞, 穿过基底膜的细胞黏附于膜下层, 无水乙醇固定30 min, 结晶紫染色5min, 用蘸水棉签擦净上室, 手术刀片小心裁下膜, 以附有细胞的一面贴附于载玻片, 膜干燥后滴加中性树胶封片镜检。200倍光镜下计数穿膜细胞, 每膜计算5个视野, 取均值。实验重复3次。

1.6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 CR)

分别收集rh HGF处理48 h后的细胞及对照组, Trizol一步法提取细胞总RNA, 取1μg总RNA用AMV逆转录酶进行逆转录, PCR扩增MMP-9, 同时扩增β-actin作为内参照。检测MMP-9的上游引物序列:5'-TCG AAC TTT GAC AGC GAC AAG AA-3', 下游5'-TCA GGG CGA GGA CCA TAG AGG-3', 产物长度为246 bp。β-actin上游序列5'-GAT TGC CTC AGG ACA TTT CTG-3', 下游:5'-GAT TGC TCA GGA CAT TTC TG-3', 产物长度为690 bp。PCR引物由invitrogen公司合成。循环条件:预变性94℃3 min, 变性94℃40 s, 退火51.2℃1 min, 延伸72℃1 min。循环35次;72℃延伸5 min。PCR产物经2%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 紫外灯下观察并拍照。存入成像分析系统 (SYNGENE, 美国) , 进行半定量分析。

1.7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3.0统计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当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浓度rh HGF对肺癌95D细胞的增殖作用

随着浓度增加, 增殖作用逐渐增强, 呈剂量效应关系, 见图1。

2.2 rh HGF对肺癌95D细胞迁移运动能力的影响

经rh HGF处理后各组细胞过河时间明显缩短。对照组过河时间为 (41.0±0.58) h, 10μg/L组 (29.6±1.45) h, 30μg/L组 (28.3±0.88) h, 50μg/L组 (23.7±0.88) h。结果表明rh HGF可明显增强95D细胞迁移运动能力,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 。

2.3 rh HGF对肺癌95D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 经rh HGF处理后各组细胞侵袭能力明显增强,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 。见图2。

2.4 rh HGF对肺癌95D细胞MMP-9表达的影响

MMP-9表达随rh HGF浓度的增加而增强, 并依次测定其灰度值与对照组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3。

3 讨论

众所周知, 侵袭转移是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大约90%的恶性肿瘤患者死于肿瘤转移[2]。转移的发生过程中细胞间粘连的改变, 运动侵袭性的获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3,4]。研究表明, HGF能刺激多种类型细胞分化、增殖、运动、迁移及形态发生, 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子, 许多肿瘤常可测得HGF的过度表达[5]。ROYAL[6]等对MDCK上皮细胞的研究发现, HGF可以影响上皮细胞与间质细胞的相互作用, 导致上皮细胞的分离和扩散, 这在肿瘤的侵袭转移过程中极为重要。有些肿瘤还可通过自分泌途径, 同时表达HGF及其受体c-Met, 促进肿瘤的生长[7]。本研究应用不同浓度的rh HGF, 对促进95D细胞系的增殖、生长及增强侵袭力的作用及机理进行了实验探讨。研究表明, rh HGF对95D细胞增殖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 随浓度升高其作用增强, 呈剂量效应关系;并且rh HGF能增强95D细胞运动及侵袭能力。rh HGF对肺癌95D细胞的生长增殖及侵袭能力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肿瘤细胞的基底膜和细胞外基质 (ECM) 是肿瘤的天然组织学屏障, 其降解是肿瘤侵袭转移的关键环节。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是一组锌离子依赖性蛋白水解酶家族, 其中MMP-9是ECM降解和重构的主要直接作用者, 与肿瘤侵袭和转移关系尤为密切[8]。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 随着rh HGF浓度的增加MMP-9 m RNA表达量也增加, 提示HGF可以上调MMP-9活性, 可使肿瘤细胞破坏周围基底膜能力增强而容易形成转移。进一步表明, HGF可能通过诱导MMP-9的表达来促进肺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能力。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HGF对肺癌细胞的生长、侵袭及转移有重要促进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诱导MMP-9表达增加有关, 同时干预这两个因素, 能为肺癌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目的探讨人类重组肝细胞生长因子 (rhHGF) 对人肺癌95D细胞系侵袭、增殖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应用细胞培养技术培养95D细胞, 分别用10, 30, 50μg/L不同浓度rhHGF作用95D细胞48h, 以MTT法检测rhHGF对95D细胞增殖的影响;以过河实验、Transwell方法及RT-PCR方法检测rhHGF对95D细胞的运动侵袭能力和对MMP-9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rhHGF可明显增加95D细胞的增殖和生长, 且随浓度提高作用增强, 呈剂量效应关系。过河实验、Transwell方法显示rhHGF能增强95D细胞的体外侵袭和运动能力, 随浓度提高, 过河时间缩短, 细胞侵袭力增加 (P<0.05) ;RT-PCR测定显示rhHGF作用48h后, 95D细胞中MMP-9基因表达上升。结论rhHGF可促进人肺癌95D细胞的生长和增加其体外侵袭能力, 其机制与直接增加95D细胞迁移运动, 及MMP-9表达增加有关。

关键词：肺癌,肝细胞生长因子,增殖,侵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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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生物学 篇11

【关键词】肝细胞损伤；酒精性；葛根素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湘教通[2013]36号/432）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是一种由于长期大量饮酒导致肝脏功能和结构出现异常所导致的肝脏疾病。ALD不经治疗最终会走向不可逆的肝纤维化。酒精在人体内主要经肝脏代谢，通过酒精脱氢酶和过氧化氢酶氧化为乙醛，对肝细胞有明显的毒性作用，可使肝细胞代谢紊乱，导致肝细胞变性和坏死，可引起轻症酒精性肝病（alcohol minimal lesion，AML）、脂肪肝

（alcoholic fatty liver，AFL）、酒精性肝炎（alcoholic hePtatis，AH）、肝纤维化（alcoholic hePatic fibrosis，AF）、肝硬化（alco-holic

cirrhosis，AC）和肝细胞癌（hePato cellular carci-noma，HCC）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细胞损伤可表现为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γ一谷氨酰转肽酶（GGT）、总胆红素（TBil）、凝血酶原时间（PT）、平均红细胞容积（MCV）等指标变化，其中AST、AL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血清透明质酸（HA）、III型前胶原（PCIII）、层黏连蛋白（LN）等与酒精性肝损伤关系较为密切。

一、葛根药理成分

葛根的主要成分为异黄酮类、葛根苷类、三帖皂苷类、生物碱及其他化合物4类，葛根苷类和异黄酮类为其有效成分。葛根苷类系二氢查尔酮的衍生物，与葛根保肝作用有一定关系]。而异黄酮类因其调节血压；提高SOD活性，降低

MDA活性；改善循环、调节纤溶系统；解酒[9]等作用，广泛用于辅助治疗心脑血管病，酒精性肝病等疾病的治疗。

二、保肝药理研究

1.改善转氨酶活性作用

AST、ALT评价肝细胞损伤的敏感指标，其升高反应肝细胞受损情况。田维毅[给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葛根散水煎剂组（高、中、低20，10，5 g/kg）以0.2ml葛根散水煎剂灌胃（正常、模型对照组代以等体积蒸馏水）30min后，模型对照组和各给药组以56%白酒15mL/kg灌胃（正常对照组代以等体积蒸馏水），每天1次，连续10d后，测得正常对照、模型对照、葛根散组高、中、低剂量组ALT、AST（U/L）分别为：64.71±7.98、78.11±11.36；207.07±12.86、162.35±16.20；91.19±10.22、91.61±12.06；104±14.05、101.34±11.92；140.52±14.91、153.61±14.22（p<0.01）。王思为将雄性小鼠分为正常对照组、酒精性肝损伤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和葛根复合胶囊（CCPL）低、中、高剂量组，适应性喂养7d后，阳性对照组按800mg/kg灌胃给予护肝片水混悬液；葛根复合胶囊组分别按100，300，500mg/kg灌胃给予葛根复合胶囊水溶液（10mL/kg），其余（除空白对照组）各组小鼠在给药后1h，50%酒精12mL/kg灌胃；6周后测定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 CCPL低、中、高剂量组ALT、AST（U/L）分别为：41.60±9.57、94.50±19.24；65.30±13.52、140.70±26.35；49.58±8.37、112.53±19.68；60.20±11.95、128.50±27.12；57.80±10.87、121.10±24.68；50.60±10.13、109.60±21.99（p<0.01）。综上可见葛根素可一定程度改善转氨酶活性，但其保肝效果与剂量呈相关性。

2.抗氧化护肝作用

研究表明，当机体受到内外环境刺激时，可不断产生对机体有一定影响的自由基如O-2、过氧化氢（H2O2）等，为保护机体免受损伤，机体自身可产生如SOD、GSH-Px等抗氧化物质，一定程度上对抗自由基。而葛根素可逆转SOD、GSH的降低，增加氧自由基的清除，从而起到保肝的作用。冯琴以酒精造模全程8周，葛根素灌胃干预5周，测得对照组、酒精模型组、葛根素组SOD（U/mg prot）分别为：133±11；99±12；127±6（p<0.05），发现葛根组的肝组织SOD活性显著高于模型组并接近正常水平，表明葛根素逆转SOD降低，对抗自由基保护肝细胞。王思为]以采用灌胃50%酒精（12mL/kg）的方式建立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以不同剂量（100，300，500mg/kg）葛根复合胶囊（CCPL）灌胃6周后，测得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CCPL低、中、高剂量组GSH-Px（U/mg prot）分别为：65.2±10.60；43.80±6.89；55.92±9.76；47.10±9.35；51.30±9.22；56.70±10.80。表明葛根素可以定程度上逆转GSH降低，对抗自由基氧化作用，从而保护肝细胞。

3.抗纤维化护肝作用

肝纤维化（AF）是酒精性肝损伤后期最常见的病变，而血清HA、PCⅢ及LN能反映AF的程度。葛根素可一定程度上对抗肝纤维化，延缓肝损伤病情进展。曲智威以正常对照组：玉米油组（玉米油+50%葡萄糖20ml/kg.d）、模型组（玉米油+40%乙醇8g/kg.d），持续造模16周，引起慢性肝损伤，葛根素组（40%乙醇

8g/kg.d+10mg/kg.d葛根素）腹腔注射16周后，测得型组、葛根素组，对照组的血清HA、PCIII、LN分别为167.6±16.6、190.5±11.1、92.7±11.2；91.6±10.9、16.7±12.9、78.5±9.2；46.9±10.8、85.3±10.2、38.9±8（P<0.05）。可以看出葛根素能降低肝硬化血清HA、PCⅢ及LN水平，延缓肝细胞纤维化，保护肝细胞。

小结

综上，葛根素通过改善转氨酶活性、对抗自由基氧化损伤，抗纤维化一定程度上保护肝细胞已被广大学者所证实。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改善。1、葛根素的护肝作用与剂量有一定的相关性，治疗剂量范围仍不确定。2、葛根素长期治疗肝损伤的案例较少，其作用效果仍有待证实。3、葛根素对于晚期肝损伤的治疗效果的报道较少，其效果仍有待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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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永强（1992-），男，湖南省郴州市人，长沙医学院本科在读。

肝细胞生物学 篇12

近期国内外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经体内外诱导可定向分化为肝细胞样细胞，而且易于分离、培养、扩增，易于外源基因的导入和表达，在体外长期培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多向分化的潜能，遗传背景相当稳定有望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一种新型种子细胞[4]。下面就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肝细胞转化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1 形态及生物学特征

1987年Friedenstein等首先发现骨髓单个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分化为成骨细胞、成软骨细胞、脂肪细胞和成肌细胞，而且这些细胞经过20-30个培养周期仍能保持其多向分化潜能。由于骨髓中的这种多能细胞能够分化为多种中胚层来源的间质细胞，故称之为间充质干细胞（MSCs）。

MSCs在形态上类似成纤维细胞样，核浆比大，核染色质细，核仁明显，平行排列或旋涡样生长。骨髓MSCs无特异性表面标志，在培养时贴壁附着后较一致的表达SH2、SH3、CD29、CD44、CD71、CD90、CD106、CD120a、CD124等多种表面蛋白[5]，但不表达造血细胞表面标志，如CD14、CD34、CD45、CD3、CD4、CD8等，也不表达与人白细胞抗原 (HLA) 识别有关的共刺激分子B71、B72及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Ⅱ类分子如HLA-DR。但是至今没有找到MSCs特异性抗原标记，所以目前鉴定MSCs主要依赖其形态水平及功能特征。

MSCs的分裂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称分裂，形成两个相同的MSCs细胞。另一种是非对称方式，一个子细胞保持亲代的特征，仍作为干细胞保留下来，另一个子细胞不可逆的分化成为功能专一的分化细胞。MSCs通过不对称分裂一方面实现增殖与分化，另一方面维持自身干细胞数量的稳定。在正常生物体内，绝大多数MSCs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只有在某些信号的诱导下，其分化潜能才被激发出来，经过多个细胞分裂周期，最终分化成为某种分化细胞。MSCs在体外具有很强增殖能力，可以在体外大量扩增和长期培养，并且可以长时间保持其未分化状态。不同来源的MSCs具有不同的生物学性质。Peister等[6]的研究显示不同品系小鼠来源的骨髓MSCs具有不同的增殖能力、免疫表型和分化能力。Javazon等[7]的研究显示大鼠骨髓MSCs比人骨髓MSCs具有更强的增殖能力，而且这两群细胞具有不同的细胞表型。

2 体外分离、纯化、培养

目前，骨髓MSCs的分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贴壁法：主要根据骨髓MSCs的贴壁生长特性，通过换液将其与不贴壁的造血系细胞分离，再利用单核细胞、MSCs、成纤维细胞等贴壁细胞在培养板上粘附性, 控制酶的浓度和消化时间纯化MSCs，该方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对细胞损伤小，分离到的细胞分化潜能较好，是目前分离MSCs的主要方法； (2) 密度梯度离心法：主要根据骨髓中细胞成分的比重不同，分离提取骨髓单个核细胞进行贴壁培养。普遍采用Ficoll或Percoll分离液来实现细胞间的分离。但是不同密度的分离液对MSCs的纯度影响极大。这种方法分离培养的MSCs大小均匀，纯度较高，也被广泛采用； (3) 细胞表面分子标记分选法：主要是根据骨髓MSCs的细胞表面分子特征来分离。一般采用流式细胞仪、免疫磁珠或免疫沉积法进行分选。但由于目前仍未找到骨髓MSCs特异性的细胞表面标记，因而骨髓细胞体外培养较难获得纯的MSCc，且分离步骤复杂，该法较少采用。

3 体外实验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MSCs可以在体外分化为神经细胞、成骨细胞、造血细胞、肌细胞、表皮细胞、腱细胞、脂肪细胞、肝细胞等。目前，研究者在向肝细胞分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目前, 对于MSCs在体外进行肝细胞定向诱导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在培养基中添加诱导MSCs的HGF等细胞因子或某种药物; (2) 在培养基中添加肝患者血清等物质; (3) 与肝细胞共同培养; (4) 通过目的基因的转染。其中在培养液中加入细胞生长因子来诱导干细胞分化最为常用，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改变细胞的生长的环境来诱导干细胞分化，将干细胞诱导成目的细胞。将骨髓干细胞诱导分化为肝细胞，可以解决肝细胞的来源问题，将为治疗各种肝病提供可能。

在肝再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很多，如：HGF, EGF, TGF2，白介素26, TNF2，胰岛素，去甲肾上腺素等[8,9]。HGF主要在肝脏kuffer细胞与肝窦内皮细胞中产生，一定浓度（1mg/ml）对肝细胞有促进有丝分裂作用，是正常肝细胞最强的促有丝分裂剂。HGF是作用于肝脏发育及肝再生的过程中最基本的细胞因子，其受体c-met表达的多种细胞的有丝分裂及塑型都具有刺激作用。并且在胚肝发育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HGF的作用贯穿于整个肝脏的发生、发展及肝再生的过程，因此HGF是体外诱导骨髓干细胞向肝细胞方向分化的关键性细胞因子。

日本学者Oh等[10]早在2000年通过RT-PCR技术检测发现新鲜分离的大鼠骨髓细胞中存在表达AFP和C-met的细胞，因此他们在体外对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细胞进研究。经不同浓度的HGF体外诱导培养，他们检测到表达ALB、AFP、C-met和GAPDH mRNA肝细胞样细胞。因此认为骨髓中可能包含表达AFP的肝脏祖细胞，可被HGF诱导分化为肝细胞。但是这群细胞仅表达的是部分肝细胞的标记物，因此只能说为肝细胞样细胞。后来进一步对诱导体系进行改进，加入FGF4和EGF作为诱导因子，在试验过程中发现了肝细胞形态样细胞的出现，而且在RNA水平检测到成熟肝细胞标记物的表达[11]，从结果看，表达成熟肝细胞标记物的那类细胞可以认为是肝细胞。Schwartz等[12]从人、大鼠、小鼠的骨髓中分离出间充质干细胞的一个亚群CD44-、CD45-、HLA-Ⅰ-、HLA-Ⅱ-和c-kit-，在培养体系中加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4) 、HGF等生长因子进行诱导后可分化为具有肝细胞的功能特征的上皮样细胞，可检测到AFP、ALB、CK-18等肝细胞标志物，并能合成糖原、尿素，还具有肝细胞的超微结构。

4 体内实验研究

早在1999年，Peterson等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骨髓源性肝干细胞修复肝脏的论文，在研究中为证实肝系细胞和骨髓的相关性，他们通过大鼠雌雄授受法骨髓移植及将DPPIV+的骨髓细胞移植到DPPIV-小鼠体内，证实了肝卵圆细胞的骨髓源性。其后一系列研究证实MSCs可以在体内分化为肝细胞，来修复受损伤的肝脏。2001年Avital等[13]用免疫磁珠分离法从人和大鼠的骨髓中分离出一种Thy-1+/β2-m-的干细胞，这些细胞同时表达肝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如ALB、AFP、CK-18等，体内移植实验证实这些细胞整合入肝板，具有肝细胞的超微结构，而且还具有肝细胞的部分合成和代谢功能，能分化为成熟肝细胞。因此Thy-1+/β2-m-细胞可能是肝祖细胞，研究者命名为骨髓源性肝干细胞BDHSCs。近年，Terai等[14]建立CCL4诱导的小鼠肝硬化模型，然后从尾静脉注入1×105个经绿色荧光蛋白标记的骨髓细胞，1 d后GFP阳性标记细胞的骨髓细胞定植在肝小叶门脉周围，4w后肝脏中有25%的细胞是GFP阳性标记细胞，而无肝硬化的对照组中却没有GFP阳性的细胞出现。骨髓细胞移植组的血清ALB明显高于非细胞移植组。实验结果提示，体内环境和肝脏本身微环境是促进骨髓细胞向肝细胞转化的关键因素。Yamamoto等[15]在Terai实验的基础上，以孕11.5 d鼠胎肝作为抗原，获得一种单克隆抗体anti-Liv8，以此作为分选骨髓干细胞的标志，利用单克隆抗体anti-Liv8从GFP转基因大鼠骨髓中分选出anti-Liv8阴性细胞，并经尾静脉移植入持续性肝损伤的小鼠模型体内，4w后发现多数移植细胞分布于门静脉周围的肝实质内，同时表达Liv2和ALB。Liv8-negative细胞增殖并分化为肝样细胞的数量明显多于Liv8-positive细胞，后者同时表达CD45，而CD45是HSCs的重要标志。在受体血清ALB水平方面，Liv8-negative细胞移植组也显著高于Liv8-positive细胞移植组，由此得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MSCs更有可能分化为肝细胞。实验结果也提示，在肝脏损伤的情况下，骨髓干细胞可横向分化为肝细胞来更好地修复损伤的肝脏。以上实验为MSCs移植治疗肝损伤提供很好的思路。

5 存在问题与展望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中胚层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即可塑性，在不同培养条件下、不同的微环境可以使骨髓干细胞向不同的组织分化，因此可以作为多种器官细胞的种子细胞。BMSCs诱导为肝细胞在临床再生医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的使用价值。骨髓MSCs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并易于体外基因操作，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基因治疗靶细胞，已经在基因治疗领域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实际应用中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培养体系，使MSCs数量扩增的同时保持其多向分化潜能；其次，MSCs作为基因治疗靶细胞所带来的安全性问题也需谨慎对待，已有报道植入的MSCs具有致瘤性[16,17]。Rubio[17]的实验结果显示，尽管转基因的MSCs通过体外实验发现在6至8w内可以安全有效表达，但是在长期的体外实验中有可能会发生自发性的突变（4-5个月）。此外，进行转基因时有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两大类，前者的安全性更需要提防，而后者的转导效率偏低，未能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如何考虑病毒安全性及转基因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插入突变，从而带来比既往基因治疗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值得认真研究对待的重要问题。最后，如何实现MSCs携带的外源基因在目的组织可调控的表达，体现外源基因表达的时间、空间特异性是此类治疗手段得以推向临床应用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最初的干细胞治疗主要是胚胎干细胞, 但由于胚胎干细胞具有免疫排斥, 可形成畸胎瘤, 伦理方面有争议并且目前认为成人的心脏和胰腺几乎没有干细胞等问题限制了其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多向分化潜能揭示人类组织工程的细胞来源不一定是胚胎干细胞，由于它可以来自自体，避免了伦理问题的困扰，避免了组织相容性的限制，更适用于临床的细胞移植。研究证实微环境在细胞的转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微环境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诱导影响及转化机制，对于BMSC分化为有功能的组织细胞有着深远的影响。未来的某一天可能通过对BMSC的研究深入，能够使其发育成一个完整的器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于组织的再生和构建有深远的意义。研究表明，MSCs是作为基因治疗的更理想的靶细胞。MSCs作为靶细胞具有以下诸多优势： (1) MSCs取自骨髓，来源充足，取材相对较容易； (2) MSCs体外分离培养操作简便，细胞数通过培养可获得大量扩增，且具有体外长期培养的遗传稳定性和可移植性； (3) MSCs免疫原性低，移植引起的排斥反应相对较轻； (4) 作为靶细胞，MSCs易于外源基因的表达，而且所携带的外源基因表达受所处微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组织特异性。这些优势使MSCs在基因治疗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Campagnoil C, Roberts IA, Kumar S, et al.Identific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progenitor cells in human first-trimester fetal blood, liver and bone-marrow[J].Blood, 2001, 98:2396-2402.

[2]M.Kassem, M.Kristiansen and B.M.Abdallah, Mesenchymal stem cells:cell biology and potential use in therapy[J].Basic Clin.Pharma-col.Toxicol.95 (2004) , pp.209-214.

[3]S.Sethe, A.Scutt and A.Stolzing, Aging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J].Ageing Res.Rev.5 (2006) , pp.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