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社会（精选12篇）

社会 篇1

0 引 言

企业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多数经济与社会资源掌握在各类企业手中,大量人群工作于企业中并赖以谋生,企业的影响已远不仅限于其经济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均产生相当程度的控制与影响。但是近年来,各类企业由于忽视社会责任导致的负面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民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已到了刻不容缓地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深入与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以引导企业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主要发展路径进行梳理,从而可以更好把握研究趋向,这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企业社会责任:争议与发展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SR1)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公众对大公司的出现以及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反思。伴随着大公司的出现以及大公司在经济和社会中权力的加大,公众要求大公司在获得这种社会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而两权分离和管理专业化所带来的管理者资本主义,也促使相当部分人反思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2];这两方面因素促进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

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却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与反对,是在与传统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观点的对抗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危险的,是对自由经济的根本颠覆(Friedman,1962)[3],因为它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者们则声称并不排斥企业的获利行为,而是提出用“利润最优化”(Profit Optimization)来取代利润最大化,公司管理者在努力赚取足够利润来满足股东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社会目标,以最大化公司总福利(Sheikh,1996)[4]。在这种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的状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理论依托,更多表现为道德维度。

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仍然取得了许多成果。早期的学术研究努力希望构建较为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但是客观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仍就像一把“大伞”(Valor,2005)[5],装进了各类思想、概念、技术与争论,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可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仍然被学者们批评为“含糊不清”(沈洪涛、沈艺峰,2007)[1]。

2 企业社会回应:管理维度上的反思

2.1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长期被人诟病,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再只是停留在概念和争论上,而必须转化为关乎企业生存的实实在在问题。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CSR2)、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等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新概念相继被提出,学者们希望用这些新概念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搁置价值观探讨,克服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上的模糊性与规范性缺点,使研究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与操作性(Mitnick,1995)[6],这也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道德维度转向更具操作性与实践性的管理维度。

其中,企业社会回应概念强调的是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Frederick,1994)[7],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和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Wood,1991)[8]。阿克曼(Ackerman,1973)[9]、阿克曼和鲍尔(Ackerman & Bauer,1976)[10]是最早提出并深入描述企业社会回应概念的学者,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做了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是动机而非结果,是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而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做什么”的问题,不应只考虑“该做什么”。他们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同时包括以下五个因素:一、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公司战略;二、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管理过程;三、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创新性的业绩表现衡量方法;四、企业社会回应是应对不同时间公众预期变化的新技术和新管理技能;五、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制度化的决策方式。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转移到企业满足社会需求与社会预期(Ackerman & Bauer,1976)[10]、应对社会压力(Frederick,1994)[7]]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Wartick & Cochran,1985)[11],体现的是管理维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2.2 关于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不同观点

(1)第一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替代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与塞西(Sethi,1979)[12]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与社会领域研究的“第二阶段”,可以替代充满争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对企业社会回应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他明确将企业社会回应定义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这个定义得到了广泛接受。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回应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组织上的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管理公司与各类社会团体间关系的能力;另一个是制度上的宏观层面,指的是每个进行社会回应的企业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计。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认为,比起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更为切实可行,为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平台,也更符合企业及其管理者实践的需要,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理念与伦理概念转变为行为导向的管理概念,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将企业社会责任简称为CSR1,而企业社会回应则简称为CSR2。

塞西(Sethi,1979)[12]则将企业社会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企业社会义务阶段、企业社会责任阶段与企业社会回应阶段,企业社会回应是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的阶段。塞西(Sethi,1979)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而与企业社会回应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预防性的,企业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回应必须在物质、经济与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环境评估在企业社会回应中非常重要。

总之,无论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的CSR1与CSR2,还是塞西(Sethi,1979)的三阶段论,都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新的阶段性概念。

(2)第二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补充

另外一批著名学者则并不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而是认为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等并列、相互补充的。

卡罗尔(Carroll,1979)[13]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只是企业在社会领域中管理性反应的一个行动阶段,代表的是企业社会表现中与企业社会责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该方面仅与企业对社会反应的管理过程有关,并不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概念。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则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是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方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两者都应包括进来成为企业社会参与面的单独方向。他们认为,用企业社会回应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将会弱化对企业伦理的重视;企业社会回应只是短期或中期的决策,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长期的决策;企业社会责任看重的是终极结果,而企业社会回应注重的是过程方法,企业社会回应并不意味着企业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

伍德(Wood,1991)[14]则指出,企业社会回应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与企业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提供的是企业行动的方向,是“如何做”的构成部分,应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性概念的补充。在伍德(Wood,1991)的界定中,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并行成为企业社会回应的三大支柱。

应该说,一段时期以来,企业社会回应一度成为与企业社会责任并驾齐驱、相互竞争的概念,但由于其重点毕竟只是在企业及其管理者反应过程方面,过于强调了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压力的实用性方法,而忽视了企业与社会间互动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规范性基础,因而最终并未能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

3 企业社会表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联结点

3.1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理论观点

企业社会表现是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出现的又一新概念,其在某种程度上兼容并蓄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概念。

卡罗尔(Carroll,1979)[13]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概念模型”成为企业社会表现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框架模型,也是最经典的模型。卡罗尔(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管理与企业社会回应是三个不同的重要维度,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空间。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被卡罗尔(Carroll,1979)分解为四个成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是社会问题管理,包括消费者、环境、种族歧视、产品安全、职业安全与股东问题等,不过卡罗尔(Carroll,1979)承认由于社会问题日新月异,且不同公司与行业也各不相同,因此该维度难以详尽界定;第三个维度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从反应、防守、适应到预防的连续过程。卡罗尔(Carroll,1979)的三维模型提供了一个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到企业社会表现的过渡桥梁,其影响力是深远的,之后学者们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概念模型多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该模型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不易于研究的操作化,理论模型也并没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是建立在卡罗尔(Carroll, 1979)三维概念模型基础上的,包括原则、过程与政策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原则维度即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过程维度即企业社会回应,包括反应、防守、适应与预防四种类型;第三个政策维度即社会问题管理,这里与卡罗尔(Carroll,1979)的模型不同,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认为社会问题管理是企业社会回应的直接扩展,是社会问题发现与有效社会回应的连接点,因此包括确认问题、分析问题与回应问题,这样该模型便成为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伍德(Wood,1991)[14,15]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扩展和修正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 1985)的三维模型。伍德(Wood, 1991)认为,企业社会表现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及与企业社会关系有关的可观察到的结果的总和,它包括三个层面: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与社会责任结果。对于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伍德(Wood, 1991)并没按照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来划分,而是划分为制度层次、组织层次与个人层次,以区分社会对所有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的预期、社会对企业作为一个特定个体的所作所为的预期以及社会对企业内表演道德角色的管理者等人的预期;第二维度是社会回应过程,伍德(Wood, 1991)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模型的第三维度社会问题管理合并到该维度,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包含了三大支柱: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第三维度是指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社会方案与社会政策的结果。伍德(Wood, 1991)认为,无论第一维度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还是第二维度企业社会回应的过程,都是难以被观察和测量的,只有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公开评估的,正是由于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结果的独立存在,使得企业社会表现变得容易观察与测量,这样就使模型更具有操作性。

总之,企业社会表现模型被认为是重新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间断裂的联系(Wood, 1991)[14]。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各方理论相互独立和暗中相互竞争(Wood,1991)[14],导致难以形成共识;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企业社会表现的研究中,因此尚不存在一个得到一致公认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表现框架。

3.2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测量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还必须从实证上得到验证,必须在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之间锻造一个结合点(Swanson, 1999)[16]。伍德(Wood,1991)将其企业社会表现模型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独立出来,认为只有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三个维度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测量的,“企业社会表现一词非常清楚地指(企业)行为的结果”[8],可以用以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表现。伍德(Wood,1991)的观点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实证研究打开了通路,企业社会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的操作性定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就有了存在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定义的可能性,其意义非常重要。

艾格伦斯和高得(Igalens & Gond,2005)[17]总结了五种把“企业社会表现”概念进行操作化的方法:基于年报内容分析的测量、基于污染指数的测量、基于问卷调查的知觉测量、基于声誉指标的测量与基于专业机构数据库的测量。在西方众多企业社会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测评工具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克拉克森(Clarkson,1995)的RDAP量表[18]、霍普金斯(Hopkins,1997)的SRE量表[19]、美国KLD公司开发的KLD指数以及《财富》声誉指数等。西方研究者们在测量工具的开发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些测量工具有个共同点,即都是多维测量的,但也应该看到,大部分实证研究中的测量工具采用的是非学术领域开发的测评体系,测量工具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问题。

中国研究者们近年来也试图开发能够适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测量工具,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国内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所开发的量表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量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量表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量表等,但从本质上来看,与西方企业社会表现属于同一范畴。

4 结 语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发展起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与道德维度的争论上,而应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加强相关研究的操作性与实践性,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管理维度上。观察相关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直到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的提出与发展,正是切合这样的发展趋向,研究者们应该顺应这样的趋向,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更深入的层面。

社会 篇2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

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安定。

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篇3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儿，学生就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充满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成人的自由选择，但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諦，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2007年3月，“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收回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达上千只，但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100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收回”。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了调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日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收回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却只是每年无数公司“收回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收回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己发出的“收回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结果。比如一种玩具手机，收回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10多个食品的收回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收回令中说：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收回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是极大的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收回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社会 篇4

林文回顾了迄今国内外有关大学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成果, 梳理了学术发展的脉络, 并厘出了该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其特点是研究集中在美国, 主要运用统计法,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二阶段为二战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此一领域研究的成熟期, 表现为研究数量增加, 集中研究欧美国家的情况;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 其特点是, 研究范围从欧美主要国家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具有世界性, 但研究范式上无重大突破。林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已有成果的认识和理解。

李文、陈文、杨文和张文, 在性质上是对林文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李文讨论了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以公学和牛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精英教育体系在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作用, 认为这种精英教育体系并没有为工业化培养技术人才, 工业化也没有对精英教育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 这就在事实上保持了传统文化和绅士风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延续, 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有其积极意义。陈文同样将研究视野放在近代英国的社会和大学关系上, 与李文不同的是, 它从伊丽莎白时期一个普通的社会阶层——约曼农 (yeomanry) ——从辉煌到消亡的历史线索中, 考察了大学教育在其变迁中的重要价值, 从而展示了一副底层群众为改变命运而积极争取大学教育机会的壮阔图景, 令人不禁掩卷深思。如果说在英国大学的近现代史上, 我们看到的只是社会而不是政府的作为 (或者说有但很少) , 那么地处大洋彼岸的美国联邦给我们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杨文集中笔力, 深入剖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在二战后是如何通过大学生资助来干预美国大学的发展, 从而在实际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流动, 推动了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发展。在文章最后, 作者还探讨了美国政府的大学政策对我国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尽管英美教育体系存有差异, 但相比较于法国, 两者的相似性会更多一些。张文以对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经典作品《国家精英》的深入解读, 不仅向我们细致地展示了布氏笔下的法国大学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通过历史例证的阐释, 透析了法国大学与社会权力各形式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微妙联系, 以及所谓的阶层复制与权力再生产的模式。

尽管叶文和吴文被放在了本文的最后才予以介绍, 但笔者想说的是, 它们不是最不重要的, 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它们被放在了该书的最前面, 这或许表明了张、王二位主编对中国教育史同行们的高度尊重。叶文以1840-1922年的中国近代大学为分析对象, 从接受大学教育者的出身和就业两个方面, 考察了近代大学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流动功能不彰的成因、后果与影响, 并据此反思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自身特性;该文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吴文考察的是近代大学的又一主体即教师, 这是它与叶文最为明显的区别。吴民祥博士在此文中, 详细追溯了导致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频繁流动的原因、流动的程式与后果。尽管吴文对原因的分析很见功力, 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把大学教师的流动分为自由流动和压力流动两种程式, 并坚持认为从后果来看, 由教师主动选择的自由流动有利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而由政治干预、教育经费短缺、战争压迫等因素所引发的压力流动, 由于干扰了大学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从而对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社会 篇5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让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各种积极因素得到充分调动；就是要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确保社会的稳定团结；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社会。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还要求实行法治。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的无序化与无序状态。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手段是民主法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和最终利益的社会，才具有最深刻的群众基础。只有在人民支持和参与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民主是和谐社会得以长期维持与维护的根本保证，是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手段和途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获得及时解决的社会。在法治社会，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严格地遵守法制，社会矛盾和冲突就可以最大幅度地降低或者减少，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法治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减少矛盾，而且还在于可以有效地解决矛盾，使已经产生的纷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从减少矛盾和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就是达成和维系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与路径。

胡锦涛同志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让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民主法治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需要民主法治的支持，需要以民主法治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社会 篇6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研究；中国社会学使命

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背景来看，国际经济格局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朝着不断优化的方向发展，思想指导逐渐成为系统化的理论观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特点更加深入的研究社会学理论，明确中国社会学使命，才能够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这同时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所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篇文章主要结合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现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社会学使命进行分析，简述对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够对我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1.“中国理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思想脉络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均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现着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内容，能够看出国家与社会的紧密关联，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未来社会的创新道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依据“中国经验”的成长能够清晰可见，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在展开“中国经验”的新形势。历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断进步，中国的长远发展历史下逐渐融合了众多思想，使之成为与国家发展融合一体、全面整合的政治思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丰富并不断升华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2.“中国经验”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管理越发彰显出全面化、实际化的特点，并具有浓厚的中国社会特点，独特性较强。“中国经验”指导下，“国家——社会”的关系逐渐融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逐渐展现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社会配置等问题为“中国经验”带来了新的难题，只有不断结合社会的发展，更新和改革“中国经验”，才能够满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求[2-3]。

3.“自觉”时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中国当前已经逐渐进入了以“自觉”为特点的新时代，“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等彰显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持续的自觉与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研究学者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论”思想，这可以视为“中国成为自己”的价值和理念基础之一。在“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逐渐丰富而凝练的过程当中，我国各个地区的基层组织以及地方部门也在不断通过实践进行积极探索，寻找更多的可行路线，为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的管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与中国社会学使命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基于传统，超越传统；总结经验，创新实践，真正满足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做好中国社会学使命。

1.立足现实，提炼现实

不贴合实际的理论可以说是大而空的理论，理论的建立需要在众多实践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实际，通过大量的实践而证实。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以及社会特点，立足于现实。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了“四个必须更加自觉”的实践要求，强调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时间要求，根据当前时代发展的特点、人民的生活情况、人民的实际需求等等，丰富社会学研究理论，明确自身的社会学使命，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更多的指导意义。

2.基于传统，超越传统

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思想十分丰富，这也是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资源，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能够奠定良好的基础。“求治去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传统的社会理论思想中便较为注重社会的治理，这与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思想不谋而合，充分表明了我國传统社会理论学研究的价值，“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任务。

其次，中国传统理论指导思想“顺道”、“天下至理”等理论思想更是注重客观规律，在满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注重公理至上。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学使命的研究也需要基于传统，并超越传统，不断加强创新研究。

3.总结经验，创新实践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味的排斥或者蒙蔽双眼只会让社会难以发展或者存在退步的问题，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在当前的时代发展环境下，我们需要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学习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并结合“中国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不足之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经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为中国社会各项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构建完善的“国家——社会”共同发展模式。

三、结语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对于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坚持党和国家的理论指导思想，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基于传统，超越传统；总结经验，创新实践，真正满足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做好中国社会学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旺而共同努力，更好、更快的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杨敏.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7（9）：143-145.

[2]奂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5）：105-109.

[3]钟涨宝，韦宏耀，尤鑫.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发展——“2013年农村社会学论坛”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41）：165-167.

[4]郑杭生，童潇.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2，25（21）：172-176.

[5]黄家亮.“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基于郑杭生“社会调查系列丛书”的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2，15（21）：109-112.

风险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吗? 篇7

同时, 在《风险社会》这本贝克的代表作中, 我们也随处可见这样的论述:“风险社会确实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地位不是阶级地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等级模式逐渐被颠覆”…… (贝克, 200 3) 风险社会将真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吗?笔者从贝克自己在书中关于“风险与阶级”的相关论述入手, 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得出相反的观点:风险社会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首先, 从一个社会内部的角度看, 阶级、阶层模式将继续在风险社会中延续下去, 而且相对于传统阶级社会, 又有新的变化产生。

第一, 贝克认为虽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为了面包的斗争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 情况有所缓和, “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但是, “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 或早或晚……‘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 (贝克, 2003) 因此,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从贝克自己的言语中得出这样的观点: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重叠, 风险按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一方面, 风险与财富相反, 不是聚集在上层, 而是聚集在下层。“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另一方面, 上层阶级可以通过财富和权力规避风险, “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 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或许也是不平等分配的”。 (贝克, 2003) 有充分资金保障的对付风险的方法, 使原来的社会不平等在一个新的层级上得到了巩固。

第二, 不同阶级所面对的风险在种类上也存在差异。风险可以分为“普遍性风险”和“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包括了生态风险 (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 , 也包括了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风险;这些风险, 全社会各阶级或多或少都要承担,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社会对风险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 风险知识的不断积累, 出现了特殊性的风险, 这些风险只波及某些阶级;比如在技术风险上, 下层阶级面临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上层阶级则完全上;在社会风险中, 各阶级都面临吸毒风险, 但是艾滋病的风险只有在下层阶级中才发生。普遍性风险往往也能够转化为特殊性风险:当已经发生的普遍性风险被认知和确定后, 多数社会阶层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规避, 但仍有一些阶层“未深刻感知”或者“无能为力”, 使这些风险成为少数阶层无法长久规避的特殊性风险。 (程启军, 2007) 因此, 正是特殊性风险的存在, 使得一个社会中各阶级的边界更为清晰起来。

第三, 转嫁、定义风险的权力成为风险社会中新的稀缺性资源;此种资源在阶级间的分配, 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不平等。马克思认为, 阶级的产生有两个条件: (1) 基于性别、天赋原因的自然分工被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所代替。“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现实。” (马克思, 1995) (2) 对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 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差别。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成为可能;财富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稀缺性资源。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引申:稀缺性资源就是被定义为有价并使人产生企望的物品, 阶级社会 (或者社会分层体系) 就是在劳动分工的各个职位或职业间对这些物品进行分配的规则, 以及将个人和职业连接起来并因此产生对稀缺性资源不平等控制的社会流动机制。 (格伦斯基, 2005) 贝克认为, 在风险社会中, 风险的定义具有多样性, “在这里产生着过量的风险, 它们有时是相对化的, 有时是互补的, 有时又是对抗着的……一种危险的产品可能通过夸大其他产品的风险来为自身做辩护”。 (贝克, 2003) 风险的定义是带有多元论性质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对风险进行定义来保护自己, 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只要他们掌握此种权力的话;这就是一个为了最有利的风险界定而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的社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可以运用定义风险的权力将边缘群体的亚文化定义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化风险, 而这种所谓的“文化风险”在边缘群体看来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种利益的表达。因此, 下层阶级就往往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风险高危区”, 大量的风险聚集在社会底层, 而风险定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就是根本原因。此外, 定义风险的权力, 还能为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阶级带来巨额财富。如前所述, 风险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不仅仅能被 (广告或类似的东西) 唤起, 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 简言之:被操纵。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 进而是市场, 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 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 它们可以随意解释, 随意地设计, 并且可以无限再生。” (贝克, 2003) 风险社会中, 生产和消费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原来预定的、具有可操纵性的需求作为商品的参照点, 现在被能够自我生产的风险代替;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 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手中握有风险定义权力的阶级, 能够利风险赚取财富, 而财富的积累, 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的分化。

第四, 风险社会造成了新的阶级对立。在工业社会中, 掌握着话语权的一般都是掌握着经济权的上层阶级;在风险社会中, 话语权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风险定义权。依阶级而定的风险分配规律不仅巩固了原本因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而产生的阶级对立;而且, 上层阶级通过定义风险的权力将风险转嫁给下层阶级, 或通过风险积累财富, 进一步加深了阶级对立。风险受害阶级、风险得益阶级与原本的上层、下层阶级间相重叠。饱受风险折磨的下层阶级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时转变为自在的阶级, 在原本工业社会中下层阶级要求“平等”的需求型团结中, 增加了风险社会中要求“安全”的焦虑促动型团结;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对抗风险得益阶级的压迫。

第五, 以上四点论述是针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对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情况就更简单了, 他们是彻彻底底的传统阶级社会。正如贝克所言, 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进行运转的。在第三世界国家, 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仍旧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财富生产的逻辑获得压倒性胜利, 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大肆发展, 在增长财富的光环笼罩下合法地进行着, 而忽略了副作用。因此, 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也仍旧占据当地社会历史的前台, 社会各阶级间因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产生对立。

其次, 从社会外部的角度看, 风险社会造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广义上讲, 全球风险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上层阶级, 第三世界国家是下层阶级。“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聚在在临近烟囱的地方, 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旁边。” (贝克, 2003) 正如前文所述, 物质的贫困和对危险的忽视重叠发生在第三世界中, 危险的工业从发达国家转入落后国家。一方面, 高风险的行业意味着从物质需求中得到解放, 比如农药的使用, 使“食物产量增长了30%, 在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达到了40%”。 (贝克, 2003) 粮食的增产, 能够使第三世界建立自己的粮食储备, 获得对发达国家的独立性;指出风险的人被淹死在反对饥饿, 争取独立的口号中。另一方面, 将高风险行业转入第三世界, 能使投资方降低风险处理的成本。工厂方面明知安全条例无法施行, 却仍然详细地制定出来;然后把事故责任推卸给低文化水平的劳动力, 推卸给他们的无知, 使自己保持清白;而且第三世界混乱的司法体系使得投资方有空可钻, 不但能人为地缩小事故的后果, 还能将生产过程从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压低生产成本, 为所欲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 1995) 如果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诞生, 导致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不平等, 那么风险社会的到来, 使得国际间在原先的不平等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平等:“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 (贝克, 2003) 阶级矛盾在风险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中扩大, 阶级矛盾不仅表现为一个社会的内部状况, 而且还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劳动冲突。

贝克的《风险社会》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但是他也误解了当代社会的本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物不可能消失;因此风险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但是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 (1) 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平等互为条件, 相互巩固; (2) 风险得益阶级利用风险定义权转嫁、规避风险, 并增加财富; (3) 风险得益阶级压迫风险受害阶级, 产生新的阶级对立; (4) 新的国际不平等产生, 第三世界国家成为高风险工业的主要受害者。

摘要：近年来, 由于各种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 使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风险”一时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乌尔里希.贝克独特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随之“流行”起来, 成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思潮, 几乎成为“显学”。笔者通过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风险与阶级”的相关论述, 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提出自己的观点:风险社会仍将是一个阶级社会, 是一个有异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 阶级的历史不会在此终结。

关键词：贝克,风险社会,阶级社会

参考文献

[1]、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2]、程启军.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J].学习与实践, 2007, (10)

[3]、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社会 篇8

进入21世纪以来, 党和国家确定了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 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 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00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详细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及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等。至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作为一项庄严而紧迫的任务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也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方向和奋斗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 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 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推动我国向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一步步迈进。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

那么, 和谐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从“和谐”二字的造型上有人做通俗的理解, 就是人人有饭吃, 人人能说话。当然, 这只是最表层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和”被看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 “谐”是所追求的一种融洽、协调的状态, 它应该是“和”产生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和谐社会的描述,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 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 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共中央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 胡锦涛同志出席研讨会时, 首度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状况, 以及当前的具体国情,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和谐社会就是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社会, 大的方面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这是任何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因

为什么我党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 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和奋斗的最终目标呢?传统学术观点认为, 一个社会的运行状态非治即乱、非乱即治, 但现代社会学研究表明, 社会运行在治与乱之间, 还有一种中间状态。社会运行和发展有三种状态或类型, 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来看, 我们经历过建国初期短暂的、初步的良性运行, 那时党风优良、政治清明, 社会风气正, 人民思想觉悟高, 只是当时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 经济落后, 综合国力弱。也有过“十年动乱”时期全面的恶性运行, 但是大部分时间处在中性运行中。也就是说, 在社会运行过程中, 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障碍和不协调因素, 社会发展还不很平衡。尤其是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以来, 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增多, 各种新旧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虽然这些障碍和不协调因素一直被有效地加以控制和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新旧矛盾一齐恶化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内部来看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 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一部分社会成员诚信缺失, 道德素质下滑, 信仰虚无, 意识形态危机的问题严重;还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 有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甚至用非理性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有序、安全稳定地运行和发展。同时, 外部压力也很大, 敌对势力和少数国家一直以来都未放弃对我国的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和军事挑衅。所以, 我们必须要看到我国还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是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 经济体制深刻改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结构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 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 同时也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 目前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 机遇与挑战同在, 动力和压力共生。这样, 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中间状态都有可能朝着两个极端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处在中性运行中, 如果听任这些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社会就有滑向恶性运行的危险。如果这些问题能逐步地很好的加以解决, 社会就会由中性运行逐渐进入到良性运行中。也就是说, 控制好这些社会运行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 就能构建和谐社会。同时, 和谐社会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总体上不能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 正是表明了资本主义只能在微观上而不能在宏观上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个具体表现, 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经济危机时期是它的恶性运行时期。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而导致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 表明资本主义总是会周期性地处在恶性运行中。所以, 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根本上全面进入和谐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是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 它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一致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但是, 这只是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而不是现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但是和谐社会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 我们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科学发展, 继续坚定不移改革开放,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上下一致, 齐心协力, 一定能够把我国构建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篇9

作为受到世界社会科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国化的社会转型, 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同的是, 中国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转型路径, 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科学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需要结合过去与现在进行分析, 将问题放置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层面上。强调关注转型社会过程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有学者指出, 研究社会转型最常使用的范式是私有化、世俗化、市场化和民主化, 而中国喜欢将转型视角用来进行研究。然而, 我国社会转型研究却很少有人对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接触学习的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 把美国心理学体系看作普世化良药, 并没有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符合国情的问题, 对概念进行提炼, 对理论进行拓展等。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之外。莫斯科学者维奇曾指出, 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和理论内容是结合自身紧急的社会问题存在的, 并没有真正在实证的研究以及理论的构建方面取得进展。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取得的成绩除了在方法技术上, 还有就是被当作科学探索对象的社会化心理学语言。所以, 如果我们抱着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心情查看美国的文献, 只是抽象化地解决美国的问题, 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科学领域研究中, 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真实环境。

对社会心理研究较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总是乐于将研究停留在群体或个体的层面, 缺乏对宏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奥尔波特曾指出, 社会心理学试图对他人如何从情景暗示、实际情况、想象情景等方面对个体行为、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进行解释。也有学者指出, 个体心理学包含了在整体意义上和本质上的群体心理学。莫斯科学者维奇认为, 大多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否定了存在的社会心理学, 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的相加, 应当排除社会放置在行为中的想法。他用社会科学囊括社会化心理学, 但大多数研究者却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表现的行为来研究, 并将其视为行为科学。阿布拉姆斯和豪格曾提出, 形成社会化心理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 还原主义者将个体心理视为社会心理。由此, 对于转型社会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现状着手。

二、社会学与个体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起源之初就存在整体和个体两种社会学, 前者是对于社会整体的关注, 后者是对于社会个体的关注。马克思、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社会的运行规则、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性质方面进行研究;米德、韦伯、帕累托等人对社会集体中行动的差别、社会成员、社会运行规则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双重范式”的转变之路导致两种社会学的行动产生, 一种主要强调态度、动机和意图的心理理论社会;一种主要强调符号、惯例、规范和价值的文化理论社会。利用行动文化面对社会群体、行动群体等形塑、改变和建构联系进行理解并能解释。由于这样综合文化的性质很难进行明了解释, 用语言和经验难于表达清楚, 因此常被称作社会化的厌倦、不适应、情绪、气候、乐观主义等。

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社会与人情景交互过程。20世纪90年代, 爱德华·罗斯和威廉·麦独孤相继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丛书, 奠定了社会学心理学基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社会心理对所属的政治制度的制约作用等。同时, 不同的地域风俗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 反映在法律、政治体制等许多方面。思想家爱尔维修以教育、社会政治与道德为角度研究民族精神和性格, 反映社会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致性, 以此研究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是永远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化变迁而改变。19世纪中叶, 哲学家黑格尔首次系统地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范畴研究了社会心理, 他认为整个自然、精神的世界具有动态性, 并试图揭示运动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从哲学体系中探索社会心理,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看做是内容十分丰富的两个层面, 把社会心理看做历史的、有机的整体结构, 从多个层面系统地研究社会心理。墨菲曾指出, 社会心理学一边是强调个人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一边是强调团体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梳理时, 启发了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和解释, 利于继续研究和继承社会心态。威廉曾说, 在人类的聚合和互动过程中会产生群体心智, 而这有别于个体心智, 是真实意义上存在的。塔德则认为, 在社会中的模仿和发明是由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这样的观点在现在学者看来是在传播和扩散社会心态, 它的实质就是模仿。现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勒温提出, 社会心理学必须建立在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上, 而拒绝缺乏根据的研究。而对于中国来说, 社会公共治理程度、贫富差距、体制乏力等现象不容小觑。针对诸多社会性问题, 许多学者也分别从政治体制改善、公众幸福感、满意度提升, 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调和以及群体、民族关系提升, 危机处理预警机制以及社会矛盾和网络集群行为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提出要将社会心理问题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同时, 加大社会心理学研究力度, 从实际操作和应用角度实施关注社会心理学, 尤其是当前的社会普遍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不排斥诠释方法和实证论的手段上, 而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范式需要不断探索、研究, 对于当下的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才有意义。

四、关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结构

社会心理稳定性的特点分为四个结构, 包括变动性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的社会心态、超稳定的社会心态和稳定的社会心态。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心态, 既能够出现明显、快速的变动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 比如, 在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和态度等评价性和情境性的内容之中;也可以沉淀在某个稳定的时间段之内, 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内容, 如社会的信任和稳定等;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则是变化非常地缓慢, 比较稳定的阶段。社会性格是社会心理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影响社会心理的这四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影响的, 从开始到现在展现的是逐步内化了的过程。

五、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心理优化建议

1. 完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完善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是成熟的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特征, 在社会转型期间尤为重要。社会转型期, 个人在经历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心理调适失败, 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现象。如果缺乏必要的心理疏导干预, 容易引发个体无限放大消极情绪, 并且寻找极端释放手段的行为。例如,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性行为。政府是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的关键角色。组织有效的心理治疗和疏导机构, 建立预警机制, 系统地制定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抑制社会心理问题的发生。

2. 合理、公平的资源分配

社会心理问题多由公平感的满意度缺失产生。这其中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引起的不公平感, 需加强法制建设, 维护公民正当的合法权益, 高效、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价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兼顾劳动力结构, 合理布局、增加就业岗位。同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现资源合理利用, 逐步弱化不公平感, 从实际角度控制消极情绪的产生。

3. 加强文化思想意识建设, 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文化思想意识的统一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通过舆论宣传建立核心思想价值, 强化理想信念, 可以有效地强化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开展易实施的教育课程, 加强对病态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 心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人们认知过程的重新构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基于实践基础得出的, 要有理性的依据作为支撑。通过有效的宣传, 可以加强科学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导向性和凝聚性作用, 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人的行为,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意识。最终, 从情感上形成凝聚力。

六、结论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人们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 社会转型也就变得势在必行。在大量的关于转型社会资料研究面前, 却极少有人提到转型社会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本文阐述了社会心理研究的范式及其所具备的特征, 对有作为的学科著作进行分析, 强化了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宏观的社会心理研究是在群体论消失20多年后产生的, 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表征理论, 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表现等, 得到一些启示。对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研究, 必须从实际面临的现代问题进行解释, 需要从社会着手, 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改变的, 是放置在社会的转型中, 是这个时代情况的反映, 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影响起到了促进作用。怎样建立良好的社会心理, 维持社会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发展, 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4 (01) :104-124+244.

[2]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J].社会学研究, 2014 (04) :1-23+242.

[3]郑海祥.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调适作用[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01) :17-19.

[4]刘慧君, 李树茁.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心理福利与社会支持[J].公共管理学报, 2012 (02) :42-51+124.

[5]爱尔维修.精神论[M].莫斯科: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 1938.

[6]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63.

[7]Lewin K.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Westport, CN:Greenwood Press, 1975.

[8]范和生, 唐惠敏.论转型期中国社会心理的重构[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01) :66-73.

社会 篇10

随着社会大众日常需求的不断增长, 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各项保障的日趋完善, 社会工作已经走过破冰阶段, 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 各项社会政策也根据相关社会工作需要逐步出台并随时代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在我国是处于年轻的研究领域, 因此, 笔者认为, 二者的基本概念和关系的研究对我国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 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陈良瑾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 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门的职业。社会工作专业意义的引入改善了社会福利从业者的行为和态度, 同时也使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 根本地提升了人们的福祉和改善了社会福利的品质。

所谓社会政策, 就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 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安全, 改善社会环境, 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公民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风险。狭义的社会政策范围包括劳动苦力工人、生活水平较低的贫民生活;广义的社会政策包括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政策、就业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以及相关宗教政策等等。我国的社会政策采用广义的概念。

二、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关系

随着时代进步, 社会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联系日趋直接和紧密, 尤其是伴随国家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 在服务贫穷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而社会服务走向专业化。社会工作与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了更直接和多层面的联系:

第一, 有组织的社会服务一般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等为从事服务活动的基础, 即是在政府的社会政策框架内进行的。

第二, 政府贯彻执行的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也是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

第三, 社会政策的“检验者”“实施者”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为政策对象提供最具体、最直接的服务活动, 社会工作过程也是社会福利政策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桥梁。社会工作的一端与社会政策相连, 另一端则与服务对象互动, 因此, 社会政策的可操作性, 会在具体的福利传输过程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 社会工作的效果反作用社会政策, 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政策不断改进完善的力量。各权力机关 (政府等相关部门) 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 期望通过有效的实施来满足社会的需求。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社会政策在短期内主要需要依靠社会工作去实现。

三、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关系在我国的现状

当前,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的社会工作领域, 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依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社会工作日趋本土化, 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在这种体制之下, 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基本上依靠行政的形式来体现, 政策、政治和社会工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社会工作在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 从当前国际发展水平并结合我国国情考虑, 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工作要更好地发展和有效地发挥作用, 需更注重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内外联系。

从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况上来看, 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系统。因此, 政府在推进社会政策的同时也加快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此同时, 研究社会政策时应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可借鉴的相关国际经验, 不断探讨适合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只有社会工作完善地不断发展, 相应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真正达到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二者融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表明了我国政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视。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充分理解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二者的概念和关系, 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政策有重要作用。

四、结语

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 是因为现代的社会问题凸显并增多, 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的正确引导, 单一地进行社会工作必定是事倍功半的效果。相应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社会难以保持和谐稳定。可见, 把握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二者的基本概念和关系, 对研究我国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M].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5) .[1]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M].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5) .

[2]陈墀成, 黄河.社会工作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2]陈墀成, 黄河.社会工作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人属社会,社会属人 篇11

关键词：社会与人；人权；自由；国家

文章旨在阐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应当呈现的正确关系，唤起社会中个人意识的觉醒，提出一些有助于个人意识觉醒的想法。希望社会与个人能够发展在一个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轨道之中。

一、公民意识、公民权利

纵观中国历史，封建帝制一直统治了两千多年，随之产生的儒家文化讲究“入世”，讲究“秩序”和“礼”。在动荡的春秋战国，孔子因“礼崩乐坏”而号召大家“克己复礼”，回复周朝的统治格局。这就说明了“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正因为此，各朝各代的帝王一向自认为“天子”，所以——“君上民下”的思想一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薄弱，只要能吃饱饭、穿暖衣，就不会反抗。也不会思考统治者的管理原则和方法——而联系到今天就是所谓的“公民意识”的缺失。

中国人真正开始有对“公民意识”的思考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①。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心中再也不认可“皇帝”和“君主专制”；反过来，他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此追溯，我们发现，中国的民主进程开始得早，过程却愈加坎坷。

公民意识被唤醒了，接下来就是公民权利。

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颁布了。这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在总纲里就表明了中华民国的立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②。除此之外，《临时约法》中还有的第二章就以“人民”为题，列举了中华民国公民所有的权利、自由和义务。其实践意义在于在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以法治国的先河。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其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论是民国动荡，还是共和兴起，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再也没有被忽视，专制主义的势力则在不断衰退。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体现。

二、这是个需要社会自觉的时代

历史发展到今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已经不能够被时代接受，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而国家只是总执行。真正的能够形成力量的是公民组成的社会。

中国处在转型期。在经济上要求从粗放到精细，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但是中国的转型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的公民力量应当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回顾新中国刚成立的那段日子，因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文化程度又有限，加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兴，国家便“处于主导”，主导了很多社会建设方面的事物。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人民有意识、有觉悟、有能力。现在——该是人民真正的担负起建设社会的的责任的时候了。这就是熊培云在书中所述的“由于过去社会一直被压抑或者没收的状态，社会首先必须寻到并赎回自己应有的边界。而开放社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有义务，承认公民个体的价值优先于国家的价值，而公民能够遵照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政治或权力设定的纽带来缔结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值。”③

也就是说，公民和国家之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叫“社会”的东西。国家不过是个暂时“总执行”，真正的领导力量来源于社会。

社会是自发的、自觉的、自然的。在当下，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社会解放”。

正如熊培云书中所述“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摆脱“奉旨思考”的桎梏，社会渐渐解放的表征”。④中国的政府依旧高高在上，社会则依然处于决策的底层。社会得不到解放，社会力量得不到解放。我们现在需要抉择的不是“左倾”还是“右倾”，我们需要正视“谁为上”的问题——是國家？还是社会？

三、国家需要找准角色定位

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⑤在他看来，威胁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的危险之一是国家权力的国度放大。这是一种“越俎代庖”式的行为。它消磨了社会力量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将人类社会的前进脚步，禁锢在国家控制的步伐之下。这使得人类文明发展的自发性“威力”大大降低。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维持和滋养着人类命运的正式这种自发性。

熊培云认为“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国家并不是目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经济不够发达，物质需求尚不富足，精神文明架构有待完善的阶段，人类需要“国家”这个工具来主导发展的全部所需，协调各方各面。然而，这个工具终有一天应当消失在“文明巨人”面前。虽然，现在还不够那个高度，但文明的发展依旧向前。那些“奉行国家至上”的人，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全权”，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就像汶川地震时，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几乎是瞬间被唤醒了，很多救援物资和救援行动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这就是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这就是国家力量的一种转型。

一个国家不可能靠一个人、一群人来改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那么我现在想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一个国家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寻求“隐退”，还权于公民，还权于社会。让公民真正做自己的主导。

四、公民、社会、国家

在《重新发现社会》里面看到“市场政治”，就是强调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我想现阶段，这样的过渡是合适而平稳的。在可控的前提之下，寻求公民、社会和国家（政府）的一种动态的平衡，让三者慢慢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和职能。切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急功近利。

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也是在如今“社会失德”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要求。国家、政府和社会绝不是三位一体的混沌之物，而公民自己则应当成为日后自我发展、集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我是时间的尺度”。不要将自我的发掘和控制局限在空间的尺度之下；而要放眼未来，一时间为尺度，见证一个时代。

最后，我想用熊培云的话来概括总结我的感受“所有真正关注中国命运者，理应回到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中来”。

注释：

①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7。

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二条。

③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1-5-1，第105页。

④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1-5-1，第11页。

⑤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1930。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社会 篇12

1、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在没有人性的工作条件下滥用年轻女工而被社会曝光后,引起了公众极大反响。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该'公司为了挽救其社会形象,出台全球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也称公司守则),随后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集团如耐克、沃尔玛、迪斯尼公司等也纷纷效仿,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广泛兴起。

周三多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在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是指企业要遵守有关法律,经济上的义务是指企业要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还承担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为: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和细胞,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积极合理的承担了其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才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成功。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

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一种描绘,是古今中外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党的十六大报告是我党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是我党第一次完整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将促进企业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企业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必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企业合理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的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不是真空的,它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它除了是一个“经济人”,更是一个“社会人”。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社会环境与企业的关系:社会环境是水,企业是船。水面风平浪静,才有利于企业这条船的航行;有了企业这条船才能更加显示出社会环境的生机与活力;社会环境是企业生长发展的重要条件,离开社会环境的水,企业这条船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环境下,企业能更好的进行生产开发、广告宣传、售后服务等;并且企业通过严格的自律,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向市场提供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各种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并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正确的法制导向

和谐社会倡导民主法制,相关法律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将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正确的法制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部法律在世界企业发展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首先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从法律角度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其次这部法律是从法律上强制性规定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部法律。在相关法律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下,企业损害其他企业、消费者等的利益,损害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等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必然不会为短期的经济利益所驱使,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里,企业的社会责任会不断的增强,进而有助于企业加速自觉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速度。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对企业而言,盈利是每一个企业的共同目标。但在如何盈利上却有正当与不正当、欺骗消费者与诚信经营、污染环境与不污染环境等不同的情况,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根木原因就在于企业的价值导向不同。如2004年2月到3月,川化公司违规技改并试生产,将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直接排入沱江,导致沱江流域严重污染。内江、资阳等沿江城市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沱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需5年时间才能恢复事故前水平。最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都是由于企业的价值导向出现了问题,它们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获取,而忽视了对社会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万通地产集团响应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打造的绿色社区标准指标体系,不仅充分展现了万通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其投身公益活动积极性,而且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万通地产的品牌竞争力。

现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又富于秩序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调动一切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活力,发挥一切资源的作用。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都是来自于社会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必须发挥其他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利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合理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利人而且利己,不仅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还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辉.“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潜在影响——对SA8000标准的思考[J].理论探讨,2004(6)

[2]周三多.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国英.利益驱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实施与困惑[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5).

[4]刘新民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互利共赢——对新公司法第五条的探析[J].陵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