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之道

中国经营之道（精选12篇）

中国经营之道 篇1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持续增长, 全球化日益深入, 西方跨国企业不断涌入中国。宜家作为家居零售的代表, 自1998年落户上海至今, 其家居产品广受消费者喜爱。虽然也曾经因东西方文化差异而“水土不服”, 可如今占据近四成的市场份额。是怎样的经营之道使宜家获得了现在的成绩?让我们透过这本自古以来就被奉为“众经之首”、“帝王之书”的《周易》,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 来了解和认识宜家在中国的经营之道与发展历程。

“天人合一, 顺天应人”的和谐之道。

“天人合一, 顺天应人”强调的是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联, 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观察处理问题时, 要从客观事物的整体联系出发, 从其内在矛盾着眼, 特别是以寻求事物间的和谐统一为旨趣, 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 从而获得最佳管理效益。

1998年宜家初登中国。论“天时”, 正是中国房地产新兴的萌芽阶段, 助推了宜家作为家居行业佼佼者夺取市场的先机。论“地利”,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龙头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准和较强的市场接受能力, 加之上海人独有的小资情调, 都为宜家的试水之作带来优势。可面对天时和地利, 宜家最初几年却“叫好不叫座”。连年车水马龙的门市景象却换来极低的销售业绩。由于宜家在中国市场定位的错误, 使得目标消费群对宜家敬而远之。缺少了“人和”使得宜家的发展举步维艰。但随着2005年宜家逐渐将采购重心转移至中国, 生产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为宜家创造了更多的价格空间。如今, 不断喊着降价口号的宜家正逐渐吸引着更多消费者。面对日益增长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 宜家正逐步计划向二、三线城市发展。日益凝聚的人气, 加上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 让我们对宜家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生生之谓易”的权变智慧。

“生生之谓易”讲求的是变易, 即运动变化。成就事业需要有权变, 不断的创新, 变化才能获得成功。它要求管理者树立变易观, 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把管理视为动态过程, 充分认识系统内各种联系, 牢牢掌握弹性原则、联系原则、创新原则。

宣传方面, 宜家另辟蹊径的推出了炫丽的产品目录。它在突出整体效果的同时也不乏产品的单独介绍, 同时着重特价商品的促销宣传。宜家的产品目录以地铁免费赠阅和会员每月邮寄的方式推广, 无形中为宜家构筑起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宜家同时秉承持续不断创新的家具营销观念, 将少数人才能享用得起的奢侈品改造成大众能接受的产品。通过其特有的大批量订购, 平板式运输方式, 和由顾客自己组装产品实现了顾客让渡成本的降低和顾客让渡价值的提高。

近期, 宜家更是大胆投身商业地产自购物业。在看好中国的市场同时寻求持久的发展, 也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追求更高盈利。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的中和原则。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是说在讲求“变易”的同时还要把握中和原则, 注重整体的和谐。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保持平衡有序, 协调有度。

不同于其他零售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趋势, 宜家一直以来缓慢的市场拓展策略备受争议。进入中国十多年以来, 宜家家居的门店数不到十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沃尔玛和家乐福几年前就过百的门店数。宜家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拓展的规划, 只是对新开门店之谨慎, 与店址选择的高要求有莫大关联。和那些盲目拓展门店网络, 力求获得供应链成本优势的零售企业不同, 宜家看重的是每个门店的成长能力。扩张不仅只是版图上布点的增加, 保持住市场才是终极目标。正是这稳健的作风, 使得金融危机来临时宜家未受到过多负面影响。

当然, 宜家并非止而不前。随着中国经济率先获得复苏, 在对中国市场谨慎而缓慢的探索后, 宜家瞄准了中国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宜家不再满足单纯的家居零售商身份, 北京和无锡的购物中心发展意味着宜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处世之道。

《周易》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 挖掘人的德性。为了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管理者应具有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修养。需要锤炼出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 还需要培养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宜家的创始人坎普拉正是带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将平等的理念灌输到服务和企业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顾客为导向, 倡导平等主义的宜家文化。宜家不仅对不同国家的雇员平等对待, 同时主动提高员工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广泛性, 主张多样化的结构能够产生更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氛围, 加强雇员基础。

宽敞舒逸的购物环境也从侧面反应出宜家的人文情怀。个人实用的产品设计、自给自足的购物方式, 整体展示的陈列方式, 都透露出宜家所营造的轻松, 温馨, 愉悦的购物氛围。

小结

《周易》它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 凝聚着中华文化在漫长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 是一部既原始又涵盖现代预测学与决策管理哲学的专著。透过周易, 我们在宜家身上看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功与不足。当西方管理理念和东方文化发生交集时, 宜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周易对现代企业管理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只有秉承和融合古人深厚积淀的文化思想和现代管理理念于一体, 企业才能生生不息的长久发展。

摘要：《周易》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和哲理的研究宇宙万物、自然与社会变易的科学专著。本文运用《周易》的相关理念, 综述了宜家家居在中国发展的历程。通过东方古老哲学思想验证宜家家居在华营销和管理模式的优劣, 进而获知突破行业瓶颈, 稳固并开拓市场, 获得成功的秘诀。

关键词：周易,宜家,中国经营之道

中国经营之道 篇2

2、长时间讲话口干舌燥，头痛、耳根后部疼痛

3、经常声带发炎，声音过尖过细。

4、肢体语言简单，与人沟通时语速或慢或快。

5、讲话语调无情感互动，不懂如何发声与呼吸，声音粗糙，不能吸引人。

言为心声，声为心音，魅力之声，先声夺人!

领 导------要的是不容质疑的声音!

演 员------要的是有魅力的声音!

演讲者------要的是有煽动力的声音!

销售员------需要打动人的声音!

接线员------不能没有重甜美的声音!

单身汉------渴望吸引人的声音!

★ 麦当劳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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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可乐成功之道

★ 小米成功之道

★ 中国好声音评委的评语

★ 三星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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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利营销策略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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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经营者经营环境趋于改善 篇3

经济走势明显升温民间投资迅速增长

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经营环境趋于改善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3192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今年上半年虽然遭受“非典”袭击，我国投资、出口需求仍呈强劲增长态势，消费需求 不足现象有所缓解，宏观经济继续运行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并呈现扩张的迹象；同时，企 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生产与销售同步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略有提高，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企业投资意愿增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经济走势预期乐观。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经营者认为，与去年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政府办事效率不断提高，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外部环境趋于改善；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

调查结果同时表明，当前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尚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就业结构问 题突出，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垄断性行业改革亟待突破等。企 业经营者希望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等手段，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 环境。

今年以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上发生了第二次海湾 战争、石油价格波动和美元持续贬值等事件；从国内来看，今年是党的十六大及第十届全国 人大召开后新一届政府施政的第一年，另外上半年遭受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的袭击。在此 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为了解企业经营者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及对未来 发展的预期，了解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看法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2003年8月至10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03·中国企业 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

本次调查是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第11次全国性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

与前10次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以企业法人代表为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工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上述 行业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9.4％、7.8％、5.7％、11％、3.8％和2.6％。从企业 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占5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23.1％和22.9％。从企业规模看，大、中 、小型企业分别占21.2％、50.2％和28.6％。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分别占26.1％和73.9％；有限责任公司占33.7％，股份有限公司占15.2％，集体企业 占5.5％、私营企业占6.3％，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8.3％，股份合作企业占4.5％。 从企业盈亏状况看，盈利企业占63.1％，亏损企业占21.1％，持平企业占15.8％。

中国汽车“破茧”之道 篇4

2013年2月1日起, 北京实施京Ⅴ排放标准, 7月1日起, 全国实施国Ⅳ排放标准, 合资品牌的车这一关基本都过了, 但自主品牌的不少车型却在这一关口前被难住了。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关键零部件技术没有掌握在我们手中。

中国自主汽车企业如果能尽快掌握并及时升级发动机燃油电喷、高压共轨、自动变速器等核心技术, 那么我们就能够满足国Ⅳ、国Ⅴ排放标准的需要, 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分一杯羹, 就能够大大推动整车的出口。中国汽车“破茧”之道, 即在于此。

中国人经商之道 篇5

然而，“死店活人开，买卖各不同”，“张郎有钱不会使，李郎会使没有钱”。尽管中国商人很早就意识到经营商业要有雄厚的资金投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但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把商业资本运作同知识和智慧的投入结合起来，认为商业经营实际上是一种筹谋斗智的过程，叫做“无财斗力，有财斗智”， “怀致富之奇谋，窝持筹之胜算”。苟子提出“商以察尽财”，司马迁发展为“从奇谋异胜中得来”，到明清更是被人们总结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 “道”就是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的规律，“大道之行，利在其中”，它在中国商人心目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经营商业要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获利动机。中国商人从来不掩饰他们经商求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利，谁愿早起”，无论坐贾行商都是为了图一个“利”，“寄迹尘市，日为锱铢”，“奔走江湖，希觅微利”。因此做商人就必须精于计算，“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厘”，“五雀六燕，铢两相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这些格言虽然充满锱铢必较的商业气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商人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要求这个“利”必须来得正当，手段必须合理，要符合“义”的规范，靠正当的手段发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此就必须讲求“诚”和“信”。“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平则人易客，信则公道著”，“生意全凭公道导，货真价实莫欺人”，“人生在世信为先，心口如何有两般;买卖只求安份利，经营休争哄人钱”。这样做了就是走正道，就是诚商正贾，就能够取得“有道财恒足，乘时货自腾”，“上以济人，下以利己”的经营效果。否则，靠坑蒙拐骗，缺斤少两，以假充好，欺行霸市来获利，虽能获得短期效益，却不能支持长久，此为诚商正贾所不齿。

熟探市价，逆料行情

要营谋逆意，财源茂盛，还需要懂得商业经营的规律和掌握经营技巧。中国商人做生意很讲究“知市”，叫做“熟探市价，逆料行情”，这便包括市场调查，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等一系列商业营销活动。自商祖白圭提出“乐观时变”以来，中国商人就把市场调查和预测看做是商家谋利的首要前提，强调做生意要“耳观六路话，眼观八方客”，“买卖走三家，不问是行家”，多方捕捉信息，根据市场“进退盈缩，与时变化”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组织营销，叫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利伸缩”，同时，了解市场，顺应市场，并不是被动地跟着市场的感觉走，要在风云激荡，祸福旦夕的市场变化中取得经营主动，还需要“善取予”，形成超前意识，预测市场的变化，中国商人把它概括为“逢快莫赶，逢滞莫懒”，“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因而注重预测是中国商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三天不预测，买卖不归行”，“按人做饭量体做衣，望标行盘预测经商”，“涨跌先知，称为惯手，壅通预识，可谓智人”。而要做市场预测，就要“商贵三通”：

一是通季节 就商言商是一种商业近视症，市场是需求的总和，季节不同，需求有别。“冬至年画到，小暑卖镰刀”，“歉年车马铺，丰年纸陈行”。做生意就要知天文地理，晓风土人情，要根据季节变化提前组织营销，“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冬则资衣，夏则资裘”。

二是通生产 对整个生产形式了如指掌，掌握供给，以利销售。“柴贵荒年到，米贵熟年来”，“凶年过后，必有熟穣”，依据“待乏”原则，低价购进，高价售出，赚取中间利润。

三是通市情逆料行情变化，“行情在市上，人声在世上”，“市场行情，朝更夕改”，“早卖鲜，午卖焉，阴晴热冷变价天”，熟悉了行情涨落，价格变动，就会依照价格反弹，取得营销主动。“贵极则反贱，贱极则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方能在商业经营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实现“宝肆宏开，财源不涸;陶朱奇顿，指日可待”的期盼。

货不停留利自生

对于商业资本营运，商谚中也有很成熟的经验。譬如，资本周转，由于旧时商人在封建政府“困商”政策束缚下发展不畅，多以中小商为主，他们的资本存量有限， “店业甚微，辛资菲薄”，便更加讲求加快周转，少花钱，多办事，“小本经营，全在运转爽快”，“货不停留利自生”，“多做生意少占本，一年多打几个滚”。为此，就必须在“趋时”“贵速”上做文章，做生意讲究一个“快”字，“勤进快销，生意活套”，“嘴快揽买主，手快出生意”，“有钱不买冷背债货，有钱不置半年闲”，“季节商品一溜烟，抓头去尾补中间”。而且讲究廉价招徕，以加快商品销售，完成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不语自来”，中国商人很懂得廉价招客，薄利多销的奥窍：

一是货不二价，从量取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身不择行，口不二价”，“少市不期客，畅市不抬价”，“一字两头平，戥星不亏人”。

二是少赚不贪，让利招客。“厚利非吾利，轻财是吾财”，“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守己不贪终是稳，始终公平势必兴”，“三分毛利吃饱饭，七分毛利饿死人”。

商事即人事

对商品流通来说，商品交易是物质载体，人际融通才是其本质。因此，中国商人历来注意人际关系，主张经商必须了解人，研究。“出卖风云雷电，不如天地人和”，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这包括“知客”和“律己”两个方面。

“知客”是说要处理好商人与商人，商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商业经营需要联结产销，沟通买卖，因此在处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时，要注意知人善任，讲信修睦。对此，中国商谚有许多经验之谈。“红面知羞终不负，低头忍辱乃必诓”，"老商宿客言语必切，稚童刍子性急不常”，“隔面讲盘终有弊，当场唱价终无欺”，“终日肆筵防有意，不时作戏岂无因”，“开店愼本自然久，诚实赊求遵信还”。在处理与顾客的关系时更讲究迎合需要，微笑服务，视顾客如衣食父母。谚曰：“入门三相”，善为商者必能察言观色，“看客下面，量体裁衣”，“提刀割肉，起眼看人”，“因客制宜，货随其愿”。并注意笑脸迎客，优质服务，“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人无笑脸莫开店，会打圆场自落台”，“买卖不成仁义在，留下好感待回头”。通过这些人际公关活动，就能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处处人情感，下雨好借伞”，“好店三年不换客，好客三年不换店”，“笑口常开，生意常来”，形成“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良性营销局面。

“律己”是说要加强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洞悉时务，潜心向学，名以清修，俭以守成，以此作为生意兴旺发达的保证。

抑奢崇俭，去华存朴。这是中国商人念念不忘的商业道德。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打击下，商人发财不易，赚钱艰难，为商者“不辞晓夜，登山渡水，所需微利，皆由惊恐辛苦而来”，“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弃妻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碌，披星戴月时奔忙”。他们经商致富后，往往自奉节俭(俭约)，淡泊自守，重视节俭，养成抑奢存朴的品质，并留下许多警世醒迷的商谚：“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俭可成事，奢可败家”，“饥寒生于大厦，饱暖多在草莽”， “不俭不怜，徒负披星戴月;能生能导，岂妨沐雨航洋”。这些话充满了商业兴衰转化的辩证法，表现了中国商人的传统美德。

乘时习艺，注重教育是中国商人期盼事业长兴不衰的警世切要。中国商人多因家贫失学奋发经商，或是为养家糊口而去儒就贾，他们经营发家后深知商海即心海，店堂即学堂，在“少有斗智”的商业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非要有知识和心智不可。因此，有远见卓识的商人莫不关注自身修养和后代的教育，“量质掠业，乘时习艺”。许多商谚本身就是商人写的经商教科书，如《商贾一览醒迷》，《生意世事初阶》等，并把“训导子孙，耕读为本”作为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他们留下的格言是“千间房子万倾地，就怕没有好子弟”，“家有黄金使斗量，不如送儿上学堂”，“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勤与俭”。这些商谚反映了旧时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希翼后世从儒的心路和对商品经济即是知识经济的人生感悟，读之不乏教益。

穷通不惊，世事洞达，是中国商人的处世要领。商场即是战场，贫富皆为无常。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东家已贫，西家乃富”。面对福祸不定，贫富转瞬的市场，中国商人仍能保持一种处变不惊，稳定达观的心态，“事由天定，道在人为”，“成败由天，造化由命，觅利长短，原非一定”。生意兴隆时要不骄不躁，防患于未然，“艺乘旺时恐衰，财骏发时防败”，“争先忧者不忧，患预防者不患”;买卖乖戾时要不气不馁，期盼春风化雨，枯木逢春，“困者未必常逆，胜者岂能常泰”，“一辈子三贫三富不到头”。这些商谚很能反映中国商人知乎天命，顺乎自然，对市场经济下富贵穷通的风云际会乐观向上的心怀。

中国企业“突围”之道 篇6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的“第五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及投资洽谈会”于2008年12月18日－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KLCC)成功举行。本次展会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创造了规模最大化，更凸显了专业化、精细化和展览相关活动的丰富化。

作为五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本届展会推出了更多有益于展商的亮点活动，中国企业在此届展会中也焕发出更多新的活力。

实现规模、创新最大化

此届展会在规模最大化的创造上实现了参展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来自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孟加拉和中国台湾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203家企业参与到展会中。在这些参展企业中，有110家参展企业来自中国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吉林、新疆、河北、湖北、广西、安徽等20个省(市、自治区)。

本届展会的展品更加集中和更加符合市场需要，展会改变往届展会的展区概念，将机械电子、建材、家居用品、食品和饮料等四大类展品以单独展览的形式出现，放弃往届展会综合展的模式，使展会开始向专业展的方向转型。

中马两国领导鼎立支持

本次展会得到了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刘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拿督刘伟强副部长、中国对外贸易主任王俊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高文宽等中马各届嘉宾共300多人出席了展会开幕式并参观视察了展会现场。展会期间，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印尼等国家有关行业商会、协会热情参与到其中。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刘健在开幕式发言中讲到，此届展会的召开，不仅再次为马来西亚以及东盟各国提供一个“面对面”直接选购商品、洽谈投资的平台，而且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推动两国政府、企业加强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举措。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王俊文在开幕式中也讲到，本届展会的召开，对开创两国经贸合作开启新的局面。

高水平研讨会助推展会

在努力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及东盟国际企业寻找新市场和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服务的同时，为开拓视野，汇集有用的市场和行业信息，在本届展会期间，同期举办了三场研讨会：即东盟市场和投资介绍会、品牌创立和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马来西亚和中国中小企业合作研讨会。每场研讨会，展会都邀请了行业内专家和主管该事项的有关政府官员出席和发表演讲，并邀请了中国和马来西亚有合作兴趣的企业与会。通过研讨会、展会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了一个信息交换和合作交流的平台，为两国中小企业更好地开拓了发展市场，创造了更多商机。

展会服务精细化

今年组委会在各个层面的服务更加精细化，除了给展商提供周到的宣传服务外，在食宿、交通服务中更加周到细致。

本届展会对参展商和展品的宣传较往年提早进行，展会提前将参展企业的简介、产品介绍(含产品图片)和联系办法等在展会的官方网站上进行了展示刊登，采购商登陆展会官方网站即可预览到参展企业的资料、产品介绍、产品图片等。采购商根据组委会提供的资料预先与对口的参展商提前进行了配对商谈。

本届展会还在2008年春秋两届广交会期间，向亚洲地区及世界各国专业采购商及参展企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本届展会的世界知名度，让更多的买家提前了解到本届展会。通过有效的邀请和宣传工作，本届展会吸引了更多的专业买家到会参观和采购。

中国展商各有所获、各有所望

在前四届展会中累计共有802家来自中国以及东盟各国的企业参加展出，每届展会都取得了很好的展出效果，在今年的展会现场，本刊记者采访了众多来自中国各个省市的组展单位及参展商，他们在本届展会中都得到了一定的收获，但同时也给予了展会更多的希望。

永州翊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李侃：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经营出口品牌起升机械、混凝土机械、筑养路机械等建设机械设备。这是我们第一次马来西亚参加展会，我们在国内只参加“广交会”，在国外，因为是主营出口，所以，像德国、中东、印度、俄罗斯等展会，我们都参加。在湖南省的机电出口方面，我们是排在前五位的。

此次参展，也有部分代理商来洽谈意向，我们会加强后面的联络，看看实际的效果决定是否再次参加马来西亚展。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销售部东南亚区总经理郭建立：

作为专业的汽车生产企业，我们在国内参加如广州车展、东盟博览会、北京车展、上海车展等，也参加俄罗斯车展、南非车展、迪拜车展，不久前刚参加了越南胡志明市的车展。

这一次来参加马来西亚车展，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合作单位，其中展出的一个右驾车皮卡车就是专门为合作单位订做的。我们还带来了另外两个品牌的车。这一次参展，主要是了解马来西亚市场情况。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有无壁垒，长城汽车有无更好的市场开拓前景。

余姚市泛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陈杰英：

我们主要是生产卫浴产品为主，产品很全，范围小，有针对性，因为产品对路，价格上也十分有优势，这次共有近十家有意向的客户，在谈价格，并有采购的意向，也有新加坡的客户，希望可以下单，斯里兰卡的客人也十分关注我们的产品。作为一个全系列的产品生产厂家，我们也在挑客人，挑代理，希望可以找到最好的代理。

東方实业集团河北东方绿树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潘艳君：

这是我们自去年连续两届参加展会，第一次效果不错，也是整个展场展位最热闹的。去年我们在展会上就找到了代理商。

这次参展一是帮代理商做些产品推销，二是扩大影响力，巩固当地的市场。我们也参加泰国、日本的展会，但是马来西亚是最好的。好的经销商不用太多，只要能力强，有实力，渠道畅通，一个就够做开马来西亚市场。

这次主办单位做的不错，吃住行都很便利，服务也很好，现场可以上网，还有咖啡提供，非常方便。

杭州浙大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郑婷：

作为第二次参加马来西亚展的企业，我们是在前年第一次参加马来西亚展的。每次来都有意向的采购客户。

我们来参展不是为了找代理客户，主要是寻找采购商，因为我们的产品很独特，不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也只针对客户的需要定制产品。另一个，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合作单位，来参加也是为了提高一下知名度。

茶叶是绿色产品，也经过穆斯林的哈拉认证，客户中有华人，也

有马来人。这次带来的50多箱都卖完了，如果带再多点也能够卖完。

龙富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根龙：

2004年我们参加了第一届马来西亚展，这是第二次参展，这儿的环境比第一次好多了，服务也要好多了。

我们主要的产品是按摩脚盆。还有按摩棒、空气净化设备等，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东南来的韩国、中东也有，现在南非也有客户。

此次参展产品都卖完了，有一个意向做我们总代理的客户。希望下次参展能有更多的专业客人。

浙江圣光电器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坚刚：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马来西亚展，每年都参加广交会，企业从1995年创立，现在有500多人，年产值达到1亿元左右，主要生产蔬菜加工机械，铲平99％外销，这次来参展的展品都卖完了，可能是产品不太对口，目前沒有找到代理商。

余姚易美园艺设备有限公司罗杰：

我们主要的产品是生产别墅花园的喷灌、洗淋设备，以前的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国家为主。因为产品主要面对高端消费市场，产品全部是外销，除广交会外，从不参加国内的展会。

此次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马来西亚展会，展品在第一天就被预订一空。遗憾的是这次参展中还没有接到订单。

湖南大舜皇生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现：

我们生产的药物保健品，刺儿草其叶子有独特的甜味，有一种保健功能，还可以治疗预防糖尿病。我从1998年发现第一株开始，到今天在湖南培育了10多万株。

此次来马来西亚也是寻找更多的合作者，我们从2004年参加广交会，东盟博览会，引起了许多商家的重视，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合作单位，这次来参展，展品早就抢订一空，来的目的主要是寻找代理与合资合作，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市场与影响力，此次参展已经10多家企业感兴趣来申请代理。

湖南省商务厅湛洋经理：

在马来西亚举办展会，帮助外贸企业寻找市场是比较好的方式。我们从2005参加代理招展以来，这是我第二次参与此展会的组织工作。

从展会的效果来看，有一部分的参展企业找到了代理商，还有一部分企业找到了马来西亚的客户。看到更多的是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消费品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明年我们将有针对性的组织企业前来，比如湖南的陶瓷就可以考虑来参加。如果主办方可以象广交会一样从更广泛的范围组织到更多的买家前来，那就更好了。

余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锦尧：

连续五届我们都组团参加，一年比一年强，规格在提升，档次在提高，主办单位的服务也很好，也十分热情。领导也十分重视。感觉就是外商的引进有所欠缺，是不是下届可以招到更多的东盟商家来展会合作洽谈。

明辨笃行，追求收益最大化

中国进出口商品马来西亚展览会及投资洽谈会(以下简称马展)在马来西亚举办五年来，作为中国参与报道的主要媒体，我们有更深的感受，如何清楚定位马展，是参展企业在出国前一定要认真考虑的。这对于参展企业在参展中能够有的放矢，达到最佳满意效果的前提与保障。

首先，马来西亚作为东盟最大的市场，辐射南亚和中东地区，但由于马来西亚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自身发展的局限，中国企业在前往马来西亚参展的过程中，应该系统的了解、分析市场，确保自己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当地的文化特色，以便追求利益最大化。比如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其食品的展出与进出口对于清真的要求就十分的严格。

其次，马来西亚有限的内需市场和国际化的局限性，企业在决定参加马来西亚展出时，应该有清晰定位意识。马来西亚虽然拥有东盟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比起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依然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展会刚举办五届，对于国际订单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更应该注重以展促销，以促销来提高收益，促销可以活跃展览气氛，吸引更多观众，在促进展览品的销售过程中也可以获取大批订单，以价廉物美的印象，博取广大观众和购买商对中国商品的良好印象。同时，通过现场促销，也可以实地了解该产品在当地的消费情况。也可以更多的跟观众面对面的交谈，了解消费需求。

第三，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中国企业在参加马来西亚展会之前，应该深入的了解该国文化和相关展会展品在入关与进入当地市场的一些禁忌。

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篇7

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近现代经验与教训, 更要总结和发扬我国自古以来创行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悠久传统经验, 认真吸取长期过于抑制和一度中断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 坚持中国特色, 不断开拓创新。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进程中, 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问题, 始终是事关全局与长远的核心战略问题, 也应是财政部门最关心的根本问题, 至今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总结和研究。

国家及其政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 作为上层建筑,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的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 而政府的特征是和经济社会微观管理相分离的公共管理。而政府理财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和核心。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 国家及其政府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 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仍然是其特征, 总体上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 但是也不能不顾及人民大众的利益。当代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及其政府的特征应该是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 完全是为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 从而政府及其公务员理应成为社会的公仆。中国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 从整体上大致划分为利益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大职能。这是政府机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抵触的利益”所必需的。基于中国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构建于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和自然 (产品) 经济占主体地位、商品 (市场) 经济占次要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上, 政府的这四大职能虽然客观存在, 自行运作, 但长期以来缺乏明确法定和条理化。社会历史是有传承性的, 当代国家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大职能, 与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有逐步形成和完善之势。这使后者成为有源之水, 并能从中可资借鉴、继承、发扬、变革和创新。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以政府理财为基础和核心, 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方向, 必然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而倒行逆施, 必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甚至使之遭遇挫折和危机。这是历史一再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就是政府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理财理论与政策、实践与效果、经验与教训、共性与特色等一系列理财行政运行轨迹, 也确实有举世率先探索、精深博大的政府理财学问和经典。从政府理财理论上来看, 例如远在西周时, 周公摄政明确以“勤政裕民”为宗旨;春秋齐相管仲主持政府理财更是以“富民强国”、“富国强兵”为宗旨,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明朝礼部左侍郎刘定之指出:“不观《禹贡》, 不知理财为圣君之急务;不读《周官》 (即《周礼》) , 不知理财为圣相之首事。国用视之为盈缩, 民命倚之为惨舒, 而可不知乎?”古人都知道理财是政府的“首事”和“急务”, 事关国之大局, 民之命运。宋朝名臣王安石曰:“政事所以理财, 理财乃所谓义也。”理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王安石关于政府理财的涵义, 包括国家财政以及组织管理国民财富的生产和“调均”其分配与流通, 内容相当广泛。北宋学者李觏在其著作《周礼致太平论》中曰:“治国之实, 必本于财用。”“是故圣贤之君, 经济之士, 必先富其国焉。”明臣礼部尚书丘浚在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中也认为, “财生于天, 产于地, 成于人。”“盖财用国之常经, 不可一日无者。”“聚财之张本”, “聚财”首先要“生财”。“古者藏富于民, 民财既理, 则人君用度无不足”, “是故善富者, 必先理民之财, 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 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 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 则难乎其民。”“宰相之杰”明代清廉能臣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改革, 主要是治国必以事理、时势为依据, 改革必须“法王后”, 坚持求实、宜时、安民的基本原则;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以“厚农资商”和“厚商利农”为政府理财的理论基础, 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使嘉靖朝从衰败一度走向振兴。清朝前期的大学者黄宗羲抱着总结明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 为未来盛世提供借鉴的愿望和目的, 写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他对明亡教训的总结, 事实上是对上下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总清算。其中《田制》三篇有两篇是谈田赋问题的, 主要是说, 随着赋税制度的一次次变革, 人民的税负越来越沉重, 以至“积累莫返之害”;其原因是:正赋之外的摊派有增无减, 越来越繁多, 贪腐形成“费大于税”的结果, 国运衰败, 终至灭亡。对此, 学术界称之为黄宗羲规律。

从文献史料记载来看, 商品、货币、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 在我国萌芽、兴起、存在和发展, 已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了。中国古代, 历代政府前期一般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理财注重休养生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吏治廉明、合理规划、正确决策, 实行比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财经政策, 特别是以改革开放、自我调节和科技进步为三大支柱,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从萌芽、兴起到大发展, 取得了越来越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里, 市场经济几度蓬勃发展, 如汉、唐、宋、元、明、清等几个盛世之际, 不仅农业产品经济有了新发展, 而且农工商市场经济也得到大发展, 乃至都市万商云集, 商品琳琅满目;开放, 交流, 陆路与海运外贸远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代政府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重视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决策和管理经验也非常丰富。但是, 历代政府到了后期, 统治者把富民强国的宗旨扔至脑后, 贪欲膨胀, 掠夺成性, 税赋沉重, 劳役苛繁, 极尽奢侈享乐之能事, 而且导致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吏治腐败, 社会动乱, 不顾人民利益, 忽视国家振兴, 实行很不利于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政府理财政策, 危害三大支柱, 压抑和破坏社会生产力, 以致经济社会陷入危机, 民族矛盾突出, 阶级矛盾尖锐化, 农民起义, 改朝换代。历代政府后期理财失范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再警示了后世。这种周期性更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危害极大, 已成国人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人民民主集中制, 改革弊端, 完善制度, 防止腐败, 科学发展, 有可能以小波动代替大波动, 破解周期更替律, 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发展的关系。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 政府理财起着合理规划、制定规则、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等宏观主导性作用, 而人民大众和市场经济起着计划投资、合法经营、发展增值、初次分配和微观管理等微观基础性作用, 二者不可偏废或缺。我国历代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了其运行的客观规律。中国历史文献对此有大量的记载, 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对此已有比较科学的论述和阐明。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正确认识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需要牢记富民强国的宗旨, 正确对待和处理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理财, 既不能高度集权, 事无巨细, 全部统管, 使市场经济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也不能高度分权, 一切都撒手不管, 权利放开, 放任市场自流, 民间自由从事, 大搞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成为投机者与掠夺者的“天堂”, 使市场经济无序运行, 陷入无政府状态, 甚至遭遇重重危机。现实当中, 也不能把市场经济当成西方“舶来品”, 引进的“经济模式”, 而数典忘祖, 以为只有西方国家才有市场经济及其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政府的理财什么都是正确的、典型的, 而仰人鼻息。其实, 非也。我国市场经济的萌芽、兴起与发展, 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甚至远远早于一些西方国家, 不仅实践经验丰富, 经历曲折, 教训也极其深刻。我国既然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 也就必然有对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 不仅创立早于西方2000多年, 而且对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规划、贸易、货币、价格、市场、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调控和管理等一系列市场经济问题, 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和阐述, 不少见解独到, 相当远见卓识。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出发, 从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 在政府理财决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逐步形成的, 是政府理财的产物, 是政府理财决策的需要, 是直接为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决策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服务的。理论不断转化为决策, 决策不断转化为实践, 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历代盛世就是最好的佐证。

国际金融机构中国之道 篇8

◎P18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要与金融改革齐头并进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衡

◎P24外资银行在中国

◎P28进一步促进在华外资银行科学发展

◎P30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

——访中国银行业协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白瑞明

◎P34外资银行共舞中国金融市场

◎P40外资银行的掘金逻辑

◎P43从“二八法则”到“下乡建行”外资行中国战略之变

◎P45国际金融公司支招私营部门大发展

——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 副总裁兼司库华敬东的访谈录

《中国经营报》内容及传播分析 篇9

>读者构成

经过20多年的开拓, 《中国经营报》首创自办发行与邮发相结合的发行模式, 依托北京, 辐射全国 (总覆盖240余个城市) , 其中在二线城市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目前已经与国航、上航、海航合作, 走航空发行路线。每期平均发行量达68万份, 覆盖的读者总量约220万人。

《中国经营报》目前的读者对象有68万经销商, 100多万高档消费人群, 以及60万具有投资或再投资意愿的渠道型读者, 他们都是消费能力旺盛的社会中坚阶层, 具有很高的话语权、决策权, 广泛活跃在中国的各个经济区域。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经营报》是众多跨国公司职员和企业经理人获取经济类资讯的首选渠道之一。如图一所示, 《中国经营报》的读者在比例分布上, 呈现三个基本群落, 最大的读者群是企业读者 (多数为管理层人士) 。

>版块及栏目

目前, 改版后的《中国经营报》版块及栏目构成如图二所示, 其结构更清晰, 内容更实用。

1996年创办的“与老板对话”是《中国经营报》最长寿的一个栏目, 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 已发展成为该报的金字招牌。该栏目以采访知名企业家 (行业或者区域里的前三位) 为主要形式, 话题不仅涉及企业老板的战略和战术, 还包括读者感兴趣的八卦新闻、老板的个人经历及其企业的来龙去脉。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和窥探欲, 挖掘企业老板幕后的故事, 是该栏目基业长青的密钥。

“新营销”栏目的报道多为对最新的营销动态、实战案例、企业热点事件, 是读者学习了解竞争对手的重要资讯平台。例如, 五一前期, 抵制家乐福成为社会和行业关注的焦点, 该栏目在第一时间就该事件对终端销售的影响程度做了调查比较, 满足读者胃口的同时, 又警示行业。

“第1招商”是《中国经营报》于2005年开辟的创业、投资版块, 它以“每周掉在手中的机会”为口号, 不断搜索营销专家、项目方、投资方的最新投资渠道。其内容根据社会趋势, 灵活多变, 大多以案例形式展示各行各业的赚钱机会。由于非常具有实用价值, 一直保留至今。

>内容风格

《中国经营报》致力于在深度报道和新闻背景上做文章, 追求热点、焦点, 讲究分析和观点。它以商业实务和市场动态的把握见长, 在报道内容上侧重政策法规阐释、热点行业动态和经营战略与战术分析, 从相对微观的新闻视角入手, 以小博大, 深刻、全面的同时追求精彩、生动。

或直切主题、或巧设悬念, 新颖而富有冲击力的标题是《中国经营报》的又一大卖点。如完成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的访谈后, 《市值时代的中国力量》栏目以《张近东定义“美苏之战”:持久战、消耗战》作为标题, 阐释苏宁与国美两大家电巨头的竞争态势。

不做负面报道, 要做敏感报道, 是《中国经营报》一贯坚持的原则。随着时势的发展, 新闻栏目日渐朝社会化、通俗化方向发展, 主张以写故事的手法来写经济新闻, 在让读者易懂的前提下做到精深。

>传播分析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了解了《中国经营报》的栏目特色与采编风格后,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传播机会。

转变思维, 参与媒体栏目建设。通过强强联合, 参与媒体栏目建设, 是大牌企业与报纸媒体、读者共赢的通路。今年初, 一汽奥迪与《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两大强势媒体合作, 以“‘新时代领袖’前瞻思维系列访谈”冠名, 参与到相应的人物栏目报道中。如今《中国经营报》A4版的《市值时代的中国力量》已经陆续推出了马云、王石、安世豪 (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等商界领袖的深度报道。

抓住媒体特色, 提高内容匹配度。一方面是记者在四处寻找报道素材, 一方面是企业在为寻找物美价廉的传播机会而烦恼。公关人员要注意观察总结媒体的栏目特色, 提高传播内容与其栏目主题的匹配度, 传播机会就会大大提高。

“新营销”和“第1招商”不限制行业和企业的规模, 是《中国经营报》中最容易操作的栏目版块, 只要企业有相关亮点, 就可以与其进行合作。公关人员可以根据客户的案例特性, 将其巧妙融入其栏目中。随着电子商务的盛行, “第1招商”几乎每期都推出B2B、B2C、C2C等电子商务的最新动态和营销案例, 这对中小型电子商务企业尤其是网商一族而言, 是一个绝佳的传播平台。

另外, 《中国经营报》的奥运栏目就非常适合体育产品类客户以及与奥运有关的企业进行传播。如中国国际旅行社于2月底推出的《奥运圣火观礼游》, 巧打奥运火炬擦边球, 就是非常具有新闻价值的营销事件, 放在《中国经营报》的奥运栏目十分吻合。

不同的板块有不同的特征, 汽车、IT、医疗等各个行业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关键是要注意传播内容与栏目的匹配度。这就要求公关人员要对《中国经营报》的特性进行分析研究, 总结各个栏目的特色与定位。

保持日常沟通, 了解媒体最新需求。记者、编辑最头疼的就是选题, 公关人员要经常主动与报社记者、编辑沟通, 从交流中了解他们的最新需求。一般而言, 他们还是很乐意接受咨询与线索提供的。万事开头难, 只要为他们提供过两三次有价值的素材后, 与记者的关系很容易维持并牢固下去。

特别是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公关人员可以借助自己的前瞻性经验和较高的灵敏度主动出击。《中国经营报》针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焦点事件推出专题, 灵活度比较高, 非常适合企业的隐性传播。例如, 北京车展期间, 各大媒体记者争相寻找车展期间的亮点新闻, 公关人员可以主动邀请记者采访客户高层, 传播客户在车展前后的营销动态。又如, 汶川地震等社会重大事件, 《中国经营报》开辟了《汶川大地震特别报道》版块, 公关人员可以主动向记者提供企业的爱心资助动态, 突出企业的责任感。《腾讯集结旗下产品全线赈灾》、《践诺“企业公民”腾讯身先士卒》的整版报道恐怕离不开腾讯与该栏目的主动沟通。

总之, 公关人员要主动与报社的记者沟通, 了解他们的需求, 每一期的选题, 主动为他们提供线索, 参与到媒体内容建设中去, 从而与媒体建立牢固关系。

中国金融业经营模式探析 篇10

一、我国金融经营制度的演变及原因

(一) 我国金融经营制度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证券市场出现以前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间接融资一直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务在国家金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极少甚至是空白。八十年代中期证券市场出现以后, 最先由银行承担了证券中介业务, 各专业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成为证券业务发展的主力军, 同时财政部门、保险部门也纷纷涉足兼营证券业务,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主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于一身, 所以在九五年以前中国金融业实际上是混业经营。

我国在九三年底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明确了“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的政策向导。在九五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 从法律上确定了“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业务范围。在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 从法律上确定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九九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颁布实施,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金融实行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及信托法构筑了中国金融分业经营的法律基础, 在监管体系上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监管职能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构成了金融分业经营的监管体系。

(二) 我国现行金融制度的形成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 实行分业经营制度的国家大都是在强化金融管制, 防范金融风险时所采取的选择。中国正处在长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在金融市场发育与制度建设及监管体系还十分不健全的情况下, 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是目前经济条件下的现实选择。

1. 风险方面来考虑。

我国自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的国民收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民收入大量向个人倾斜, 城乡居民储蓄成为国家收入支配的最大资金来源, 客观上要求建立由国家控制居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 便于迅速集中个人储蓄资源并有效的加以支配, 从维护宏观经济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出发, 客观上需要建立相对封闭, 严格管制, 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资源支配体系, 这样对内可实现国家宏观政策意图, 对外可规避国际金融风险。从金融机构的经营来说, 银行传统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资产负债业务, 作为负债业务来源的储蓄存款中的活期存款是短期资金, 难以长期运用, 而借入款的数量及期限受到金融市场的左右, 因此, 银行业第一要考虑的是资产安全与流动。当银行混业兼营证券业务时, 受利益的驱动, 将大量短期储蓄资金投放于证券市场, 不仅损害了储户的利益, 而且人为的放大虚拟信用, 导致证券市场暴涨, 造成虚假繁荣, 给投资者错误的供需信息。当证券市场泡沫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银行又无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时, 证券市场就会出现崩盘.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并造成社会信用链条的断裂, 破坏银行的正常信贷关系, 引发金融动荡, 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及社会稳定。从现实情况来看,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才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 还很不成熟, 二级市场年换手率及振幅为世界股市之最, 显示投机气氛很浓, 整体市场风险很大。在分业经营制度全面实施以前, 银行、证券、保险互相兼营, 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及保险资金违规进入股市, 整个金融体系蕴含极大的风险。因此, 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 整顿金融秩序, 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事实证明, 中国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我国金融严格分业经营监管、提前主动化解金融风险是分不开的。

2. 从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能力与经营不足来考虑。

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经营相比,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效运作还时间不长, 不仅经验不足,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认识还不够, 而且制度架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还难以应对金融全面混业经营所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的监管。

3. 金融法规体系建设落后于金融发展。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阶段,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法规建设缺乏足够的经验, 西方金融法规又在很大程度上不适于中国国情。因此, 我国金融立法一直滞后于金融发展速度。尽管以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为代表的金融框架基本形成, 并且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 但是这些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司法效率低, 影响了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 都约束了中国金融防范风险能力的提高。

4. 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能力差。

中国金融机构有的向市场转变和规模扩张实践还不是很长, 加之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内控制度不完善, 自我风险控制能力差, 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 往往违规运作, 加大了金融风险。

二、当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虽然中国严格实行了金融分业经营, 可是在分业经营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务多元化一体化将给中国分业制度带来重大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来, 全球经济一体化愈演愈烈,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跨国投资急剧增加, 资本流动更加频繁, 全球统一市场正在形成。金融自由化波涛汹涌, 自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国家间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正式认可, 国家间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市场及西方国家金融混业经营制度必然对中国金融现行分业经营制度带来强烈冲击。

(二) 网络经济将超国界运行冲破国家壁垒, 冲击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

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 人们的生产、贸易、消费和其他社会活动将发生划时代的变化。网络经济将使国别概念淡化, 具有很强的全球化和超国界的特点。即使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 网上信息流和贸易流仍将有效冲破国家壁垒, 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 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求等将对中国金融现行分业经营制度提出严重的挑战。

(三) 世界金融发展格局的变化将直接冲击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

当今世界企业筹资渠道多样化及越来越依靠资本市场直接筹资, 使银行传统的存贷款、间接融资业务比重越来越小, 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成为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 混业经营证券、保险、信托及其他衍生化金融业务将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方向。中国金融业如不及早行动, 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就会在未来开放市场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四) 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抑制了市场资金供给来源, 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行分业经营制度下, 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开放对象有限, 另一方面, 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导致管理部门多层次的“寻租”行为, 使上市公司成为各利益集团争夺妥协的焦点, 不仅降低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 而且增加了发行企业及券商的发行成本与稳定性支出。

(五) 现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规模集中及国际竞争力, 传统金融企业向现代化金融企业转化

在现行分业经营制度下, 对银行业务经营的严格限制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高, 长此以往, 国内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将越来越下降。同样, 对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及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 不仅加剧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且使证券、保险行业素质及竞争力急剧下降。

(六) 现行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在分业经营制度下

由于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被限制, 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 由此影响到证券机构的市场运作行为及策略, 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三、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是一个渐进和必然的过程

(一) 目前仍然应该坚持分业经营

各国的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都是顺应世界潮流的, 我国也不例外, 否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就会与之不协调。但是, 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现在适不适合进入混业经营。通过前面对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的现实选择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国由于防范金融风险、提高与完善金融监管的制度与能力、建设金融法规和完善金融机构建设等方面的需要来考虑, 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有混业经营的能力与条件。因此, 目前我国仍然应该坚持分业经营作为我国金融经营制度。只有把分业经营建设好、建设完善, 从根本上把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解决好, 并积极创造好条件, 我们国家才可以有条件与世界接轨, 实行混业经营。如果现在还未将分业经营搞好, 就匆匆忙忙搞混业, 那么后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缺陷与漏洞百出, 就有点“大跃进”的味道,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根基打牢靠了, 高楼就容易建了。所以现在实行分业经营不可马虎, 也不可急于求成, 只有逐步的走才是现在应该认真去做的。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正是现在的关键所在。

(二) 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混业经营

中国现在应该好好借鉴一下西方分业经营时的经验, 在坚持分业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积极创造条件为将来顺应世界潮流, 实行混业经营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加快银行体系改革。

逐步将政策性银行全部置换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职能。其后, 对国有商业银行按经济功能、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重组, 改组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国家持股, 居控股地位。允许金融并购, 逐步实现规模集中和资源优化配置。商业银行内部要逐步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和风险控制自我约束机制。通过宏观政策引导, 财税政策扶持等推动商业银行开展金融服务品种及金融工具创新。

2.加快金融企业上市。

利用资本市场推动金融企业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张, 提前做好金融市场开放的应对准备。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上市, 其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在完成重组优化后上市, 并通过资本市场推动上市银行之间及非上市银行间的收购兼并。同时, 也应推动证券企业和保险企业上市, 并推动上市证券企业之间及其与非上市证券企业间、上市保险企业之间及其与非上市保险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要大力发展、依法规范、全面提高上市和非上市金融企业的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3. 逐步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市场。

首先, 应在国内开放, 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之间互相兼营对方业务, 推动上市企业银行、证券、保险企业之间互相兼并收购, 与非上市银行、证券、保险企业间相互兼并重组, 以实现规模集中、业务多元化及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其次, 在金融企业资本规模扩大、效益与企业界素质及竞争力提高的前提下, 有步骤地继续向外开放市场。

4. 推进及完成国有企业改革。

全面提高企业素质, 提高认识度及更新观念, 建立正真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本市场发展, 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组上市及兼并、收购, 实现行业的规模集中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经营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 这是全面提高金融业务素质的前提。

5. 采取积极稳步推进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中包括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 建立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企业之间的货币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己联合出台有关政策, 允许证券商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所持有的证券向银行抵押融资。除此之外, 可考虑建立专门的专业中介机构, 从货币市场融出资金到资本市场, 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能够方便的联系起来, 达到资金的高效运作, 同时也为开放两个市场做好准备。

6. 加快金融法规体系的建设。

应根据金融发展及开放的要求, 及时制定新的金融法律、法规, 要对已经制定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 要考虑未来混业经营, 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及国际金融法律法规的标准, 具有超前性及未来与国际惯例接轨。逐步建成完整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金融企业界要依法经营, 管理部门要依法监管, 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 提高金融司法的效率。

7. 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机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因此, 行之有效、管理完善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机构是金融业合理运行的前提条件, 所以在监督建设方面应充分考虑到未来金融混业经营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要求, 及我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客观需求出发, 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方法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高监管水平。

8.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 “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经济”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与之不可分离。因此, 信息产业显得很重要, 而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 所以, 我们应在不断学习高科技的同时, 大力开发自己的技术, 并将其与金融业结合, 实现高效运作, 与世界同步。

9. 培养高素质人才。

无论是政府金融政策的制定, 还是金融企业的经营与监督管理, 或技术的运用, 都与高素质人才息息相关。因此, 要通过自己培养、派出到世界各地银行及各大金融中心培训等方式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国内金融业务、熟悉电脑网络、会管理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还有是应该对现有的金融工作者以压力, 迫使他们不断的学习, 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及工作能力。

1 0. 调整政府职能。

创新中国的破题之道 篇11

中国向一个创新型经济的转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中，因此要求两阶段之间的政策关注点有所变化（这两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而不具备严格的意义）。

在第一阶段（2011～2020年），中国将继续主要从进口技术及改进创新中获益，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这个阶段应该强调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包括放宽中小企业市场准入以增强竞争，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劳动力质量，鼓励企业进行应用型研究，加强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阶段，政策重点是要继续推动并最终实现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变，将带有计划特征的国家创新体系转向一个开放、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创新体系。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进大学改革，提高科技人才素质，通过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弥补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薄弱环节。

在第二阶段（2021～2030年），中国的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原创性的发明创新，这类创新不但要依靠尖端的基础性研究——如国家支持的有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产生新思想，还要依靠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充满活力的跨国企业充分利用这些新思想。这些企业是所在行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致力于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与外国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为了成为领先者，中国企业必须像它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一样，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连续性，且有所重合，差异之处在于重点不同。下面所列举和讨论的政策中，有几项应该尽快实施，因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是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政府应该起领导作用。在第二阶段，创新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产业领域的微观架构，这也是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能促进投资的宏观稳定性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国家的科技和创新政策需要城市发展政策作为补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在推动先进理念产生、挖掘现有通用技术潜力以帮助发展新绿色经济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深化改革，

完善竞争性市场

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是生产率稳步提高的前提，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基本条件。这需要放开产品市场，让支柱行业的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开展竞争，公平和高效地执行有关鼓励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也需要通过完善政策进一步加强竞争，增强要素流动性。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放开了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和竞争。即使在某些“战略”或“支柱”行业（例如航空和电信），20世纪90年代对在位企业的拆分和公司化改革也产生了额外的竞争压力。近来，废除外国投资者税收优惠的措施促进了内外资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进口产品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压力。通过体制改革、增加风险资本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来延续这一趋势，是打造创新型经济的关键。这将深化民营领域改革，促进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成长，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并为进一步改革开辟道路）。国内市场统一将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并协调公共机构（包括大学）的研发活动，从而减少没有规模效应的重复研究及其带来的资源浪费。这意味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竞争力受到鼓励，急需的区域（或地方）产业和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升。

有效竞争和统一市场与化石燃料的合理定价（征收碳税以反映其外部性）密不可分。确定石油、电力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价格，制定产品国家标准（包括环境标准和鼓励提高能效的标准）并通过对标准的强制执行使企业产生技术升级压力，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效。加强工业化扩展体系建设，为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实验室、质量技术、检测和认证设备，将有助于小企业达到这些标准。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挪威的TEFT体系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在日本，TAMA协会帮助协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使用政府提供的实验室设备及检测仪器，还帮助企业获得产品认证、创立网页进行广告宣传等。

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发现和使用新方法创造更多财富。无论是美国这类创新领先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等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都占据核心地位。大多数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应用型研究和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受雇于企业和政府，而非高等学府。如果企业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宽松且有助于实现奇思妙想的工作环境，那么创新活动将欣欣向荣（Shapin 2010）。但正如Mani（2010）所指出的，“尽管中国企业创新在规模和速度上有很大提升，但由于各种历史和体制原因，企业创新能力和效率仍然不足。”Mani用一种粗略的方法评估企业进行本地技术开发能力，即用企业内部研发费用和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费用相除得到创新力比率。在1991～2002年间，中国的平均创新比率最初还不到1，到2002年也只有1.5。

政府可以建立一些研究开发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不同地区企业创新提供支持。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研发平台和商业服务机构，如工程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但许多机构缺乏市场导向，潜在学员无法紧密参与课程设计和培训，并缺少资金和有经验的培训者。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使这类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并积极响应民营企业需求十分重要。但中国也有一些好的范例可供推广。图1展示了上海公共研发机构平台的例子，该平台可以提供广泛的商业和延伸服务。这些服务覆盖了从科技信息共享到技术检测和技术转移服务的创新开发全过程，从而为企业和管理层提供了支持。

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和最近的人才回流，增强了中国企业管理经验和研发能力，提高了大学教学能力，但人才缺口仍然很大。为了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和政府都需要加大人力资源投入，特别是要提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从而使创新文化深入人心。很多拥有全球抱负的中国企业高级经理人，缺乏正规管理教育，大多不能熟练地掌握英语。他们更注重依靠正式的关系网来收集信息，根据直觉和本能进行决策。结果，企业层面的研究和创新战略因此受到影响，不能系统地将公司相关部门纳入创新活动中。这些企业也几乎没有努力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以评估创新结果、提供决策支持，在与外国公司的互动中——包括国外出差——则会派出层次较低的员工。如果在企业管理和公司文化建设方面没有长足进步，中国要实现以较快速度吸收先进技术并从技术追赶转向建立稳定创新体系这一期望，将面临很大困难。

推动建设全国性研究开发网络

中央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研究网络，推动国内各地间人才流动。在刚刚出现比较优势的领域中，形成了一些以传播最新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为目的的研究团体，应该鼓励内陆城市的企业参与其中，从而降低内陆城市的封闭程度。在美国和日本政府都资助支持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开发联合体，这类联合体也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帮助中国在包括内陆城市在内的许多地方产生更多的“全球挑战者”。成功的区域创新体系与高校密切相关，后者开展上游研究并产生创意，各类小企业通常能够在风险资本家和投资者的指导下积极引领新技术，而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型企业能够继续完善、扩大和提高这些技术，并转化为商业成果向市场推广。前沿领域（特别是绿色技术）研究的成本和复杂性非常之高，即使是最大规模的公司在开发复杂的新产品或技术时，也希望与在这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其他公司或大学进行合作。通过与沿海城市更为先进的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内陆地区的企业可以充分挖掘其研究潜力、提高技术能力。除了联合研究，如果能动员国内外企业将研发中心而不是生产基地放在内陆城市，也将对提高内陆城市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大有裨益，成都和西安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这还取决于区域的创新发展政策。这种政策能够提供激励，并建立符合当地需求的机构。内陆的研究型城市将从产业聚集中获益并在相关领域获得卓越地位，但这有赖于政府根据不同产业特征采取不同措施——要知道，像生物技术产业集群这类研究型产业所需要的政策，与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或白色家电所需要政策截然不同。

提高大学质量，培养高端人才

目前，中国大学每年培养出数百万毕业生以满足知识经济的需求，2010年包括5万多名博士生在内的63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但由于大学教育质量不高，很多人难以找到工作。不过这也许只是暂时现象。造成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低下的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招生人数迅速扩张导致教学资源紧张；博士教育时间太短（3年）；很多博士生导师缺乏足够资质和教学技能，他们往往倾向于灌输式讲课而不是鼓励学生进行更多讨论和课堂参与；大学体系没有能力实行质量控制以及淘汰不合格的学位候选人。同时，用工单位却苦于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经理人短缺。这种低技能人才饱和与高技能人才匮乏并存的局面，加大了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或向价值链高端爬升的技能升级难度。

尽管高等教育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教育质量仍然是主要问题。中国大学需要进行破坏性创新以改进教学方法，从而以可接受的成本对更大范围内的学生因材施教。但必须认识到，仅靠技术手段的简单改进难以奏效。大学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如在治理、教学方式、课程设计、人员招聘、薪酬水平、专业和研究方向设置等方面，或者能在全国范围内与其他高校开展竞争和合作；或者能对传统的课堂式教学训练加以改进，辅以在线信息技术（特别是当前视频连接的进步使视频研讨会成为现实）和新教学方法。如果具备了上述条件，那么大学将愿意做出改变，从而实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高校应从中国最优秀的毕业生中招聘员工，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从事教师以外的职业。高校应该因材施教，对课程、教学指导和研究方向进行设计和调整，从而能够向不同的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服务，传授专业技术和软技能（沟通、团队合作、报告和商业计划书的编写）以及需求最迫切的行业技术。也许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鼓励创造性和主动性，这是技术成熟后的中国转向原始创新阶段时所迫切需要的。

通过利用IT技术，并获得领先企业的专业技术和资源，大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激励学生完成必修课，控制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在很多发达国家造成了对学校的伤害），并帮助高校获得实现目标所需的基础设施。中国排名领先的学校必须有动员资金和激励教职工的能力，以维持跨学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教学，并建立专业化、师资良好的研究机构。教师质量和国际化构成将影响到产学研合作的深度与成果。

高校对创新的一项重要贡献便是通过基础研究提出重大发现和产生原创性想法。大学还会培育出创业者和有专业技能的研究人员，这些人能够将创新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政府和高校能共同增强民营部门的活力和创新性。

加强职业教育

“十二五”规划所设想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主要取决于技术人员数量提高，他们能充实企业的各岗位，而这将有赖于专业技术持续供给和升级。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和职业培训学校能够将大量专业技能传授给员工，使员工能随着产业复杂度提升完成更多技术上要求更高的任务（从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维修复杂设备到提供大量其他技术投入和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通常缺乏掌握这种技术的员工，并很难负担此类内部培训。因此，通过公私合作确保和补充技术力量，对建设一个智慧型城市而言至关重要——它能够减少市场失败，促进工业活动达到理想形态，并减少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设立多层次职业咨询机构以及针对企业成长的需要增加职业教育培训，将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能力并减少就业歧视。在最具创新性和产业活力的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士和芬兰有1/4到一半的中国学生会选择接受职业和技术教育而进入产业领域发展，而不是选择接受通才式大学教育。中国应在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平衡体系。

建立开放式创新体系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在不断增加，这应该得到鼓励和扶持，因为这将会从如下几个方面带来巨大的潜在外溢效应：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提高那些被视为未来科技中心的中国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地区产业升级。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支持跨国公司这种做法，并且要在互信、互利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和联盟，这将极大地促进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性的创新体系的产生。中国巨大市场规模与较好增长前景意味着许多跨国公司将把它们的经营重点转向中国，因此技术的溢出效应将有可能增加。在此背景下，学习美国和欧洲（虽然他们都在经历改革的阵痛）的经验，建立有效的专利系统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将加快中国创新能力成长。虽然中国政府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Gwynne认为，“即使持有合法中国专利的公司在捍卫自己权利时也面临问题，因为保护范围过于狭窄……在执行层面，直到（最近）才形成对侵权的有力打击”。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庭拥有专职法官，负责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这种法律发展趋势正在改变着社会。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步：2008年，为了支持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和保护，中国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将其知识产权被其他国内企业侵犯的案件诉诸法庭，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会越来越强，保护效果也会越来越好。不仅如此，中国政府最近在采供政策上放宽了针对跨国公司的一些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限制，这无疑将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研究开发中心。中国政府同时应该鼓励和支持本土跨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研究开发活动，加入全球研发网络。

加强基础研究，

为创新提供持续支持

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在寻求扩大大学和研究所里基础研究比例，并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以便提高全国科研能力。他们很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成功：承诺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并保证注资的连续性，宏观政策环境的有效支持，以及系统地项目评估等。美国政府早期在支持农业领域的研究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支持了知识创造和美国农业发展。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在促进生命科学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因为它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大量资金的稳定提供者，而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是提供给高校的基础研究者。这些资金赞助了无数研发项目，培训了数万博士生，支持了众多博士后研究项目，创造了专业的新高度，从而使得美国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者。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和芬兰创新基金（SITRA）的作用同样如此。为使政府资助的研究产生的溢出效应和开发某些技术的竞争达到最佳效果，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使这种研究的成果被广为人知、广泛应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子技术研发成果被私人公司广泛共享分享给私人公司，帮助许多公司加快发展并成为创新力量的一部分。为了在未来最大限度地从研发支出中获得收益，国内宏观经济和商业环境的支撑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即使中国政府能够在2020年将研发支出提高到GDP总量的2.2%，如果没有相关政策配合，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十分有限。Comin（2004）估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研发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也只有0.3～0.5个百分点。高研发投入对增长的有限作用也可以从瑞典、芬兰和日本的经验中得出。因此，将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将是中国增长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良好的研究体系与严格的研究项目评价和研究成果鉴定程序密不可分

这是一项有难度但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如Lane（2009，第1274页）所发现的，“科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非线性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产生复杂多样的结果，并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滞……创新是非线性的，因为创意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学术界需要在这方面采取措施，特别是提高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道德，制定针对剽窃的严厉惩罚措施，以及加强评审程序的独立性和质量。但是政府也要提供一些准则，用不同的方法促进高风险研究，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开拓者和新创新者奖，能源署的ARPA-E计划等，这将有助于实现新的突破。应当对此类研究项目转化为分支学科的潜力进行评估。此外，在中国，对研发的管理和评估需要政府机构进行大量工作，并提出建设性战略。

中国的创新能力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形成了诸多政策。放眼未来，政府对于创新的关注将有增无减，决策节奏只会加快，而经济成就将更多地取决于政策干预的质量和实效性。如果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被证明是一种可靠的参照，那么这些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政策将包含税收、财政、金融和监管等工具。

发展支持创新创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对风险资本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更多风险资本供给。至少是在沿海地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公立和民营风险资本发展。虽然内陆城市也存在着一些公立风险资本，但针对寻求扩张的小型民营企业的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依然非常稀少。除此之外，风险投资人的专业程度和经验不足，风险投资提供方与融资方之间的信任度也仍然相当低。因此，需要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和天使基金发展。首先，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应该更多地投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帮助企业在高风险阶段发展。其次，银行贷款可以作为部分融资替代方式。尽管这类借贷远非银行之所长，但从英国和美国的经验看，由当地银行对本地企业提供有限规模的风险资金，并由此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关系网，是企业家、天使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企业的自有资源相互补充，这类方式可以获得成功。而在中国，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不足，特别对于风险较高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互联网泡沫和其他泡沫凸显了由于风险资本过剩导致的非理性繁荣下的浪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那些拥有复杂金融系统的国家，房地产领域的巨额投资（占中国2010年GDP的12%）都表明，资本供给并非阻碍创新的主要因素，风险投资供给的紧缺更多地来自于投资者对前景不明确的技术产品所持的应有怀疑。在解决风险资金来源的同时，还要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目前，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通道比较窄，上市速度慢，影响风险资本的投入。

更好的利用需求侧政策工具

需求侧政策工具包括政府采购、为设备和服务制定标准等。与遏制影响市场竞争和阻碍高技术外商投资的寻租行为、打击保护主义等做法结合在一起，这一工具将刺激创新需求的产生。管理政府采购在中国属于比较新的政策领域。第一个全国性政府采购指导方针公布于1999年，全国人大于2002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尽管在此方面经验甚少，但是政府通过采购支持创新的决心十分明确。采购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开竞争。在中国，采购领域的一些潜在风险需要得到特别重视，并体现在相关政策中：（1）政府采购工具容易变成保护本国和本地产品不受国际和全国竞争风险的工具。（2）政府成为本国供应商所能提供产品的被动接收方。而不是以购买者的身份对复杂技术产品提出要求。

通过政府制定标准可以增加对创新的需求。标准制定是政府和其他实体对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在产品性能、安全、能耗和环境影响方面。如果要通过标准制定产生更多的创新需求，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把制定标准的精力集中于产品改进上，而不是用标准设定来保护或帮助国有或地方工业。（2）逐步提高标准要求，甚至在一些领域可以将欧美标准作为技术起点，着力寻求提高产品性能。（3）使行业领先者以更有效的方式、更多地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4）使政府从主要的标准制定者，转化为一个能尽快促进产业达成共识的推动者。

中国小额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篇12

从世界范围来看, 低收入人群一般得不到商业保险公司或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关注和覆盖。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难以了解低收入人群, 特别是那些地处边远的农村人口的保险需求。同时, 由于保险营销和理赔成本较高等方面的原因, 传统商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往往令低收入群体难以接受。基于此, 低收入群体的保险需求在现实中往往被忽视。但是低收入人群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其他人群是类似的。对于他们来说, 微小的风险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2007年, 中西部农村81%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4 000元, 不足3 000元的占到了69%。45%的人最担心家庭成员遭受意外事故55.2%的农民没有购买保险是因为价格高, 12.4%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产品。小额保险是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险服务的一类保险。它是一种成本、期限、承包范围和供应机制等方面适用于低收入人群的风险分担性产品。

(一) 小额保险的含义

对于小额保险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 国际上关于小额保险的权威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 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 小额保险是依照公认的保险惯例来运营的, 是由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险。二是根据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 (CGAP) 的界定, 小额保险主要是面向低收入人群, 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小额保费, 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从小额保险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小额保险主要包含两大要素:

1. 符合基本的保险原理。

小额保险同传统的保险一样, 也遵循大数法则等保险原理, 通过收集的保费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 从而转嫁和分散低收入人群的风险。

2. 符合低收入人群。

小额保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承保风险主要是危及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意外等风险, 能够适应低收入人群的风险特征和需求, 长期以来, 低收入人群一直被商业保险机构所忽略, 被排除在商业保险之外。小额保险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二) 小额保险的特征

小额保险产生于传统保险之后, 是传统保险的衍生物, 它必然具有传统保险的一些特征, 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 将风险进行集中管理, 运用分散风险方法, 使承保人获得保障, 通过定期收取保费、达到规定的标准给付保险金的形式办理。由于发展小额保险的宗旨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规避某些特定风险。因此, 与传统保险相比小额保险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1. 价格低廉。

小额保险服务低收入人群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收取较低的保费。保险赔偿和支付的水平较低, 仅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标准。与传统保险相比, 价格低廉是小额保险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2. 针对特定风险。

与传统风险相比, 小额保险更关注保障型业务。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危及农民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寿命、意外等风险。小额保险将保险标的定位于低收入人群发生概率较高的风险, 而且是一旦发生将会给予低收入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风险。

3. 产品简单易懂。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 他们保险意识淡薄, 让他们了解并去购买一个条款复杂的保险产品, 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他们只需要知道, 需要多少钱, 怎样付钱, 能够让他们得到何种保障。因此, 小额保险产品的简单易懂性符合低收入人群的要求。

4. 流程相对简单。

流程简单既是由小额保险客户群的特征决定, 也是开办小额保险的保险机构降低成本的需要。保险公司简化展业, 承保, 收费和理赔过程, 使小额保险易于销售, 易于管理, 同时可以提升运营效率, 减少公司费用成本和稳性成本, 从而最终降低保费。

二、国际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

据CGAP统计, 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二十余种小额保险产品, 累计受众已经超过亿人次, 成为继小额信贷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表1列举了部分在目标客户选择、承保风险、保险产品展业运作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小额保险项目。

现阶段世界上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南亚的一些国家, 如印度、孟加拉国等。但是, 从上表中看小额保险的推行并无固定的模式, 不同类型机构的经营模式及小额保险产品种类或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 合作—代理模式

在合作—代理模式中, 合作伙伴通常是指保险机构, 代理人与合作伙伴之间并没有股权联系, 双方只是按照合约建立拓展小额保险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模式中, 保险机构借鉴微型金融机构联保贷款的运作机制, 主要通过小组保单的形式为众多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例如:加纳的CARE和印度的ASA。

在合作—代理模式下, 保险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限于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客户提供基本的、与代理人的主营业务相关的小额保险产品。例如:贷款信用保险和人寿保险。而对于一些相对复杂的、对低收入市场有着强烈需求的保险产品实行该种合作模式的机构并不多。如:健康保险、储蓄寿险。

(二) 独立经营模式

采用独立经营模式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微型金融机构和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1. 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

现阶段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是一些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实力较强、拥有客户数量较多的机构。其经营特点, 一是为客户提供的小额保险通常与具体的存款或贷款业务挂钩, 是一种附带提供的金融服务。二是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具有强制性。例如, 孟加拉乡村银行。

2. 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主要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单一的保险服务, 具体的小额保险产品包括健康保险、人寿保险记忆意外伤害保险等。对小额保险机构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 客户可自愿选择购买, 不具有强制性。

由于各地区的差异小额保险的两种经营模式适应于不同的情况, 但是, 二者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 (如表2所示) :

三、中国小额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 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 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与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阶段及制度环境的不同密切相关。目前, 中国小额保险刚处于起步阶段, 很多制度还不健全, 小额保险经营模式如何选择至关重要, 其模式的选择应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

首先, 在开发小额保险的初期, 可采用合作—代理模式。在中国, 不仅小额保险发展滞后, 而且小额信贷也发展缓慢, 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对称, 大部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仍然没能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由于微型金融发展的整体滞后, 中国目前尚缺乏像孟加拉乡村银行或印度的SEWA银行那样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较大的微型金融机构, 也没有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实行独立经营模式在现阶段并不适宜。

其次, 小额保险应当而且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多方参与、共赢的事业。鉴于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群体的脆弱性, 单凭微型金融机构或专营小额保险机构自身的努力, 小额保险很难获得较快发展。小额保险半商业化和半公益性的特征决定了小额保险不论实行何种经营模式, 都有必要建立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主流商业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赠者等广泛参与的小额保险合作伙伴关系 (如表3) 。以促进小额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组织机构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 多方参与小额保险合作关系, 可以多方互补, 共同促进小额保险的发展, 达到多方共赢。客户可以获得适度的保障以防止现有水平的恶化。政府可以通过小额保险补充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险体系。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这项业务培养潜在的客户, 扩大市场影响。

资料来源:Jim Roth, Michael J, Mclord and Dominic Liber.“The Landscape of Microinsurance in the world’s 100 Poorest Countries”。

四、中国开展小额保险的经验借鉴

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100多个最穷的国家的低收入人群中, 只有约3%的低收入人口参加了正式的小额保险。在中国, 小额保险的概念刚刚引入, 小额保险的运作方式, 盈利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 中国小额保险以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 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 加大小额保险的宣传力度。

现阶段小额保险发展缓慢一定程度上与穷人的保险意识薄弱有关, 应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险知识教育, 增进他们对小额保险的理解。首先, 政府应该提升对小额保险的认识。大力发展小额保险不仅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还为推动小额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 要改变保险公司对小额保险的认识。让保险公司摒弃旧的观念, 加大发展小额保险的各项投入。

2. 提供保费补贴, 促进小额保险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小额保险的发展。运用税收杠杆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有关保险销售渠道重视发展小额保险。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的产品, 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财政专项补贴或税收优惠。比如:减免小额保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例如, 菲律宾政府通过税收减免了特定小额保险项目上的营业税, 而且降低了农村保险营销人员的税负很好地促进了小额保险网络的拓展。政府的适度支持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投保的积极性、降低开展小额保险业务的相关机构的经营成本。

(二) 加强产品开发与创新

从需求群体看,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对小额保险的需求存在着两大特殊性:一方面, 小额保险需求的差异性很大,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 各个地域可能遭受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各不相同, 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这就为产品的设计造成了较大的难度。因此, 我们应当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发展小额保险, 加强小额保险产品创新。另一方面, 小额保险是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业务, 这决定了该产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很高, 客户对价格相当敏感, 一个较小的价格变动将会导致相当多的客户决定是否购买保险。因此, 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应根据当地收入层次的划分情况以风险保障型产品为主开发适应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小额保险产品。

(三) 规范小额保险市场制度

小额保险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保险市场。小额保险客户大都缺乏保险意识和保险知识, 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而对于保险人来说, 一方面, 要加快理赔速度, 巩固小额保险市场, 又要控制较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 还要面对较高的教育成本和经营成本。因此, 在大力推进小额保险市场发展的过程中, 要制定严格的小额保险市场制度。比如:小额保险的准入要求、市场管理制度、偿付能力的要求、独立的小额保险产品和服务能力的要求等。以规范小额保险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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