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精选3篇）
国语运动 篇1
一百年来, 中国的语言文字体制和语文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的汉语文运动, 这些运动伴随着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不断深入发展, 主要表现为: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台湾光复后国语推广运动、文字改革及普通话推广运动、汉语国际推广等。
一、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 是指源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取得成效的汉语书面语的改革。
白话, 起初是一种文学主张, 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口号;维新派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 废文言”的主张。五四文学革命, 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 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领导等巨大变化, 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的功绩就不同凡响。倡导白话文的重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陈自己就在《新青年》第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 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学。1918年5月, 《新青年》第4卷5号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 同期刊登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 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 使它又成为宣传实践白话文的又一重要阵地[1]。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取得了书面语言的政治地位, 它有利于童蒙和民众学习语文接受基础教育从而使国家富强。从此, 汉语系统开始了现代汉语的阶段。
二、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是推广汉语标准语、弥补交际中方言隔阂、谋求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运动。1902年,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前身) 总教习 (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吴汝纶去日本考察, 见到日本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很有成效, 回国之后, 提出中国也应该推广国语, 中国的国语应以北京话为基准。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 在北平召开“中国读音统一会”, 确定了以“京音为主, 兼顾南北”且具有入声 (注:音节以塞辅音收尾, 北京话入声已消失) 的国音, 这就是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1919年4月, 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 《国音字典》编辑出版, 这是个“折衷南北, 牵合古今”的产物, 实际生活中难以应用, 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其他方言区推行都遇到困难和阻力。1920年,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 爆发了“京国 (京音与国音) 之争”。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文章, 主张“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 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纷纷开会响应, 甚至作出了“不承认国音, 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 “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 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 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 即新国音, 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1928年, “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编辑刊物和图书、编制关于国语之各种统计等[2]。
1932年5月, 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 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之后的国语广播, 都以此为标准。相应地在母语教育方面, 小学语文改用白话文, 国文课改称国语课。应用文和文学作品逐步改用白话。
国语运动确立以北京语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 并使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学术理论和今后国语推广运动和推普运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白话出现了中文半文半白和欧化两种倾向, 又脱离了老百姓语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倡文艺语言大众化, 提出“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这些理论推动了今后许多人的语言实践。这些讨论的主要倡导人是瞿秋白, 他提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 批判半文半白的白话文和直评式的欧化文章”, 并带头开展普通话涵义和建设普通话的讨论[3]。一批语言界、文化界的人士参与了进去, 尤其是有陈望道、黎锦熙等语言学家唱主角。
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在学术研究方面, 比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更大的成果。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起到对“我手写我口”简单化认识的纠偏作用;开始注意到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提出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问题, 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四、台湾国语推广运动
台湾国语推广运动, 指的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 旨在帮助“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的汉语推广运动。“台湾初归祖国, 因受日本人50年的文化压制, 年轻一辈的人, 只知有日语、日文, 而不知有祖国语文;六七十岁的老人, 虽然会说闽南话及用‘孔子白’读书, 但仍多不了解方言与国语的关系。”[4]在这种情势下, 以魏建功先生为首的一群语言学家临“难”受命, 在台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领导推行国语的工作,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对国家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6年3月, 台湾省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同年4月, 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 公布组织规模, 由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 何容担任副主任委员;1947年6月,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改组, 何容任主委。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国音标准汇编》, 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魏建功以其语言文字学家的深厚学养和从事国语运动近20年的丰富经验, 提出了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一是实行台湾话复原, 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二是注重用国音读字, 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三是研究台湾话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四是利用注音符号, 贯通中华文化等。
国语推行委员齐铁恨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 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 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 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 供学国语的人收听, 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 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 学习标准的国音。1948年2月, 台湾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 形成推行国语的全面性行政体系。1948年6月, 台北市设立“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闽台区办事处”, 加强指导闽台地区“国语”推行的工作。并令专委何容负责筹划, 将北平《国语小报》移来台湾, 改名为《国民日报》。经过三年努力, 当时全台湾600万人都说国语。一直到今天, 台湾人的国语水平远高于大陆闽、粤诸省普通话水平。
五、文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运动
新中国的语文运动基本上就是文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运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制定方针与政策、确定标准和任务并大力推广;后一阶段是正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
1. 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又以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1)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普及文化教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1951年6月6日,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 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确定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等现代汉语用字规范, 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定义, 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的现代汉语规范。1958年,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这一时期 (文革中语文工作基本停滞) , 由于上下齐心、全社会重视, 产生不少学术成果, 取得了不少成绩。
(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时期。1985年底,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召开了全国会议, 提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普通话推广方面, 出台了《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汉字规范方面, 对社会用字混乱现象进行标本兼治;宏观管理机制得到了加强, 并着手讨论推广普通话的立法问题。港澳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也开始实施。
2. 第二阶段。
2000年10月31日,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经人大审议通过,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它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经验, 体现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 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 国家通用文字是规范汉字。法律规定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 但是不少地方却开始启动地域方言保护议案, 把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对立起来, 如上海、广东、四川等省份。方言影视、方言广播重新兴起。这是一个引人沉思的问题。
六、汉语的国际推广
“汉语的国际推广”的提出始于2005年,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它是一项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是50多年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扩展、深化和重大战略转移。要在全世界推广汉语, 把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使世界人民认识、了解、认同以至于尊重和吸收中华文明, 最终为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构筑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汉语国际推广的近期目标是在全球办好孔子学院, 现阶段任务和目标是扩大国际汉语教育的影响, 提升汉语的国际应用价值, 吸引更多的世界民众学习汉语, 让学习者能高效率地掌握汉语, 提高用汉语进行交际活动的能力。主要工作还是培训教师 (包括汉语志愿者) 、编写教材杂志读物、开展网络汉语教学、实施汉语水平测试。
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汉语的国际推广, 不仅扩大了汉语、汉字的影响, 也加深了对其本身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 1996.
[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商务印书馆, 1934.
[3]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4]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M].台北:国语日报出版社, 1965.
国语运动 篇2
总裁判长 ：蔣显敬 副总裁判长：丁运田
径赛裁判长：杨风涛 终点主裁判长：任鹏
计时裁判员：周兴隆
梅宏强
李翠英
刘永梅
孙敏
刘园园 终点记录员：李睿
张红
郭少博
终点裁判员：张宁栖
韩伟
李素丽
张曼
张莹莹 司淑萍 起点检录：代坤
王文静（大）发令员：赵祥宇
田赛裁判长：李奎战 跳远主裁判长：李影
成员：史秀娟
梁海萍
袁丽丽
跳高主裁判长：黄可
成员：景康利
李苏
王腾腾
投掷主裁判长：白嘉琪
成员：张世春
罗方玲
国语运动 篇3
1. 国语运动概述
在《国语运动史纲》中，黎锦熙把国语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切音运动时期(清末，1900以前)”、“简字运动时期(1900—1911)”、“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12—1923)”和“国语罗马字与注音字母推进运动时期(1924—)”。国语运动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指用白话作为书面语，而不用古代文言。“国语统一”旨在逐步确立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全国通用的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的召开标志着国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音统一会旨在“审定国音、核定音素和采用字母”。1916年，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的国语研究会成立。在国语研究会的推动下，语文改革运动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语研究会修订了“注音字母”，深化了“国语”音系的研究，促成了“注音字母”的正式颁布。在国语运动的各个时期，涌现出了数十种拼音字母方案，凸显了文字的表音功能，淡化了文字的表意功能。正如吴晓峰所指出的：“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历史是推进汉字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变的历史。”
2. 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的诗学操控
2.1 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语言变体的操控
R.A.赫德森认为语言变体是“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也就是说，语言变体指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英语语言变体包含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汉语语言变体可以大致分为文言和白话。胡适选择的原文本的语言变体均为现代英语。针对同一种英语语言变体，胡适采用了文言和白话这两种不同的汉语语言变体进行诗歌翻译。在上海接受新教育时期(1906—1909)和在美国留学时期(1909—1917)，胡适的诗歌翻译都采用文言;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用白话翻译诗歌。
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采用白话进行诗歌翻译。国语运动确立了具有“声音”特征的白话作为书面语的地位。声音是白话区别于文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吕叔湘认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国语运动“音本位”的原则，推动了白话作为书面语地位的确立。吴晓峰指出：“以‘声音’为核心的国语运动，在面对‘有声’的白话和‘无声’的文言的选择时，……将白话语体推到了文学的中心。”1917年，国语研究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寄明信片申请加入国语研究会。此后，国语运动就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国语运动建立了白话书面语体的中心地位，这一主流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走向了白话。此后，留学归国的胡适尝试用白话翻译诗歌，并于1918年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译自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下例为原诗第一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kye at hame, /And a'the warld to rest are gane/The waes o'my heart fa'in showers/Frae my e'e, /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下了，/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2.2 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节奏的操控
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继而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节奏。五言的节奏为△△-△△△或△△-△△-△，七言的节奏为△△-△△-△△△或△△-△△-△△-△。文言中，短语主要是由单个汉字组成的。因而固定的节奏就意味着每行的字数是固定的。但是在白话中，短语是由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汉字构成的，因此白话语体所主导的白话诗体每一行的字数也是不一样的，五言、七言的格律和对仗必须被打破。在国语运动的操控下，胡适的诗歌翻译采用了新的节奏。
下例为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第九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arena to spin;/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But I'll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 /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哪有心情纺纱?/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他并不会●待差了我。
胡适的译文抛弃了五言和七言的束缚，采用了新的节奏。如上例中所标注，胡适的白话译文中，每行有三个自然的停顿，每顿的字数为二、三、四、五、六不等。诗行中语气自然，每句内部用字和谐。在胡适的译文中，白话的节奏代替了文言的节奏。
2.3 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语音美的操控
国语运动的原则是“音本位”。以“有声”为重要特征的白话语体不反对古诗中“音乐美”的诗学原则，反对的是因袭僵化的音律。“音本位”的国语运动主流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的诗学形态。受主流诗学的操控，胡适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形态。胡适认为“音”就是诗的声调，“音”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自然。胡适进一步指出，要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可以用双声叠韵等古诗词的音节方法来帮助实现音节的和谐。胡适的诗学形态受国语运动主流诗学形态操控，它也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下例为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第二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Young Jamie lo'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But saving a croun he had naething else beside;/To make the croun a pund, young Jamie gaed to sea;/And the crou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元，●别无什么;/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如上例所示，原诗节的第一、第二行押韵，第三、第四行押韵。在胡适的译诗中，第二、第三和第四行的“么”、“活”、“我”押尾韵;“吉”、“家”、“金”双声，“我”、“无”、“为”双声，“要”、“有”、“一”、“银”、“元”、“要”、“银”双声;“他”、“那”、“把”叠韵，“吉”、“时”、“只”、“一”、“子”叠韵;“我”重复出现5次，“他”重复出现4次。双声、叠韵，和重复的交替运用，表明“我”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深地爱着对方。胡适译文的音节自然流畅，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语音朗朗上口，充满了音乐的美感。
3. 结语
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语体的统治地位，该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采用新的节奏。国语运动“音本位”的原则操控着胡适在诗歌翻译中，继承了语音音乐美的传统。作为主导的诗学形态，国语运动操控胡适改写原文，以达到使译文被译入语诗学接受，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被译入语文化读者接受的目的。由此可见，主流诗学形态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诗学操控理论不仅为我们研究胡适的诗歌翻译构建了新的平台，而且为我们研究翻译的其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作为当时主流诗学形态的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语体的书面语地位, 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 并采用新的节奏。国语运动确立了“音本位”的原则, 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承载了诗歌音乐美的传统。
关键词：国语运动,胡适诗歌翻译,诗学操控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3]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4]王东方.“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M].济南:齐鲁书社, 2007.
[5]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6]http://61.187.10.76/hyxcx/wbhd/wbhd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