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化

制度变化（共12篇）

制度变化 篇1

帝陵制度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因,是受社会发展和历史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前人研究秦汉帝陵制度,多从二者的承袭关系入手,笔者将目光更多放在秦汉之际帝陵制度的变化方面,试图通过对秦汉交替之际帝陵制度的具体分析,并结合历史背景,来对当时帝陵变化的表现及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一、规模上的差异

从整个封建帝陵规模上看,秦始皇陵是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花费人力最多的帝陵墓之一。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即位的次年即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当时的丞相李斯为陵墓的设计者,由大将军章邯监工,“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共征集了72万人力,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于80万,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虽然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封土底面积仍达为12万平方米,高度为87米,加上众多的陪葬坑,使得整座陵区总面积多达56.25平方公里。

而西汉帝陵虽然有规模较大者,与始皇陵相比,仍相形见绌。规模最大的汉武帝茂陵,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丈,惟茂陵高14丈,方140丈。”今人测它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与史书记载相差不甚远,但从面积上就无法与始皇陵相比。

刘邦由王到帝身份的变化必定会给帝陵带来影响。刘邦在定陶即帝位之前,他还只是项羽所封的汉王,仍属于王的级别。称帝后,当然方方面面都要体现出与王的级别的不同。而帝陵正是体现皇帝身份的重要标志。帝陵的修建当然应有所参照。而在他之前可以称得上帝的,有三皇五帝,但年代过远,无从效仿。能够效仿的也就秦始皇一人而已。

西汉帝陵显然没有秦陵的奢华与壮观。尽管西汉帝陵秉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理念来建设,但其无论规模与体量都无法与秦始皇陵相比较。史书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海,穿三泉等等奢华的记述,我们在对西汉帝陵的记述中是无法找到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西汉统治者借鉴秦朝灭亡教训的反映。因为史书中对于秦始皇陵墓壮观程度的描写,虽然令人感到其规模的宏大,但更多的会让仍感觉到秦始皇的暴虐。这么的工程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再结合史书记载的二世发70万刑徒修筑骊山陵墓的记载,就更不难看出其用意。这样的记载更多的是含有贬义在里面的,这也正是汉王朝统治者对秦暴政的态度。汉朝是因秦暴政,天下打乱,才有机会夺得天下的,他们当然不会忘记秦暴政的教训,而这种教训是他们时时刻刻要避免的,作为暴政代表的秦始皇陵当然也就不会被他们原封不动的学习了。所以,汉朝尽管要通过营建高大的帝陵来显示其皇权,在营建中学习了秦陵的不少因素,但由于接受秦亡教训的原因,学习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不是完全学习秦陵制度的,否则那就是公开向社会宣称他们要继承秦的暴政。

二、关于陪葬制度的变化

1976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秦陵东侧上焦村附近发现一组陪葬墓群,共17座,这组陪葬墓西距秦陵东外城垣350米。墓为东西向,成南北“一”字形单行排列,间距2至15米。同年10月至次年1月发掘了其中八座。从发掘情况来看,墓葬形制都是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其中斜坡道方圹墓二座,斜坡道方圹室墓六座,葬具均为一棺一掉,一座未见人骨,棺中仅一把铜剑;其余7座墓中的人骨,只有一具骨骼完整,其余六具都身首和肢体分离,当为肢解而死。完整的那一具骨骼的上下颗左右交错,亦似死于非命。七具骨骼为五男二女,平均年龄30岁左右。”另外,这8座墓中均程度不同地葬有金、银、铁、陶、漆器等物品,尤其是刻有“荣禄”和“阴鳗”字样的两枚铜印和一件刻有“少府”二字的银蟾蛤的出土,显示了这些墓主人有着较为高贵的身份。据推断,荣禄可能为始皇之子;阴鳗可能为始皇之女。联系文献记载的秦二世胡亥夺位之后,为剪除异己,曾诛杀大臣及诸公子。“二世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砚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等相关记载,认为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是被二世杀戮的大臣或秦始皇的其他子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虽被杀戮,但仍然被按照高规格的葬制,用棺撑及丰富的随葬品,葬于秦始皇陵园附近。

而在西汉,帝陵陪葬制度自一开始就是一种特赐行为及荣耀的象征,陪葬高祖长陵的多为开国元勋,其后大多为朝廷重(宠)臣、皇亲国戚、殡妃等;武帝时期由于武帝本人的文治武功、开疆拓土,涌现了一大批的良将贤臣陪葬茂陵;到西汉晚期,元帝罢设陵邑及陵庙,对于整个西汉帝陵制度是一次大的改动,这也影响了陪葬制度。而元帝对帝陵制度的改动其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国力的衰弱、外戚势力的膨胀而导致王权的衰落以及咸阳原陵区此时己经变得地域狭小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后四陵的陪葬墓数量及规模明显减少、变小。同时,陪葬帝陵的虽多有朝廷重臣,但其大多的另外一种身份是得势的外戚家族成员。除此之外,史书有确切记载的长陵陪葬者有: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王陵、张耳、纪信、戚夫人、田氏家族、王氏家族等。另外,《长安志》卷十三载:张良墓“与高祖长陵相去五里。”“张良墓在县(指咸阳)东北三十六里。”大概作为西汉开国元勋的留侯张良死后也陪葬长陵。

从上面的对比不难看出,秦的帝陵陪葬的主要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人,而西汉时期陪葬的人更多的则是有功的大臣。这种陪葬人身份上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应和刘邦是一位布衣皇帝有关。刘邦出身低下,全凭手下一大批谋臣良将才登上皇帝宝座,除了给这些功臣给予爵位和俸禄方面的封赏外,恩赐一些特别重要的功臣以陪葬帝陵的资格,同样也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当然,这种变化应该也与当时公墓制度的瓦解有关。我们知道公墓制度的核心是聚族而居。国君和王室贵族及其子孙的墓地,规划严整,按照宗法关系区分尊卑次序,排定墓地。如果按照这种制度,那么皇帝和功臣应该各自和自己的家族成员葬在一起,而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去和别人同葬。公墓制度,反映了统治集团成员在世时的宗法关系。典型的族坟墓制度在战国时期仍然存在,但随着封建王权的膨胀,原先的公墓实际已成为王陵区,只埋葬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关系最亲近的王室血亲,一般的贵族封君、各级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各处发掘的相当于邦墓的战国墓地,墓序排列有一定的次序,显然依照宗法规范,而且往往有身份差别很大的人交错而葬的现象,这说明世卿世禄制度已经破坏,血统亲近的宗亲生前可能地位不同,贫富悬殊,但死后仍由宗法关系维系而族葬一处族坟墓制度是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墓地由国家划分,由国家派遣官员管理,不同宗族、不同身份的人死后按各自应有的规格葬入划定的地域。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由于并非生产资料,而是血亲关系的一种重要体现物,直到西汉时才被分割为私有财产,而且可以自由买卖。这时墓地既然成为私有财产并可买卖,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就完全解体。这就为异姓功臣陪葬帝陵提供了条件,这些异姓功臣只是单独埋入,并非“各以其族”。

三、帝后墓制的变化

西周开始就出现夫妇合葬墓,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夫妇异穴合葬的制度已比较普遍。秦昭襄王与皇后合葬芷阳,华阳太后与秦孝文王合葬寿陵,秦始皇母亲赵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都是异穴合葬。但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内找不见帝后陵。这是什么原因?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秦始皇死的突然,皇后还健在,随即秦王朝又灭亡,因而皇后未能葬在秦陵内。如果是这样,在陵园内应预留帝后陵的位置,而根据现今的考古勘探说明秦陵的布局似乎已经没有帝后陵的位置了。这种情况说明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自认为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基业,所以在帝陵制度上形成了只有他一人独居的形制,以期突出秦始皇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

到了西汉,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汉陵出现了“同茔异穴”的合葬,除过高祖和吕后的长陵园是共用的外,其他的汉陵都是帝、后各有陵园的。西汉帝陵中与秦陵相比,很明显是加上了皇后的陵墓。究其原因,这当与汉高祖刘邦去世后,皇后吕雉大权独揽有关。吕雉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刘邦死后,刘盈继任皇帝,吕雉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吕雉大权独揽后,开始大量提拔吕姓亲族进入政府,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四人为王,打破了刘邦“非刘姓不能封王”的誓言;又命吕产、吕禄为南北二军司令官,掌握了朝庭禁卫军。一时间吕性戚族权倾朝野,西汉王朝大有改朝换代之势。吕雉虽未称帝,但她的权势却和帝王无二。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身后的葬于何处的问题时,她完全有可能将自己和丈夫刘邦葬在一起。尽管吕皇后去世后,刘姓势力又重新掌握了政权,但依然没能将吕皇后的安身之处与刘邦分离开来,更说明了吕雉在当时的影响,研究吕后去世一段历史者不当忽视这一现象。至于之后汉陵帝、后各有陵园的现象,与吕后相比,显然是有等级上的差异,这应该是之后的皇后大多不能与吕后特殊的地位和权势相匹敌所致。

秦汉之际,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帝陵制度的变化应该还有很多,笔者认识有限,仅就这几个方面浅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不足之处,尚请方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王学理.秦汉相承帝同制—秦汉皇帝和汉诸侯王陵园制度的继承与演变[J].考古与文物,2000,6.

[2]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J].文博,1990(05).

[3]尚志儒.秦陵及其陵寝制度浅论[J].文博,1994(06)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制度变化 篇2

2016驾考新规时间表：

20上半年	开展实施，同时启动驾改重大改革事项试点
20	总结试点经验，深入推进改革实施
20	完成改革重点任务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目前，我国驾驶人总数已达3.22亿，每年学车考证超过3000万人。随着汽车快速进入家庭，群众对便捷考证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

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12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刘钊介绍，2016年上半年开展实施，同时启动重点事项的试点，年总结试点经验，深入推进实施，年完成改革的重点任务。

浅谈晚清选官制度的变化 篇3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纵向上可分为原始社会的“选贤任能”的民主制， “世亲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其促进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清承明制，清代的选官制度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选官制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最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清朝统治者入关伊始，就确立了“文治”的国策，十分重视官员的选拔，建立了条规繁多，关系复杂，当以科举最为重要，常科是清代科举最重要且最普遍的科目，分为文科和武科，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清代在学校中推行各种考试制度，逐级，选拔人才，学校的贡生、监生、荫生则是文官的重要来源，也是科举选官的重要辅助形式。此外，荐举也是统治者为了广招贤才而开拓的一条选官途径，清朝把对文武百官的德行、才干、政绩等定期进行考评的制度叫做考课制度，以此作为奖惩、升降、任命官员的依据，也是选官的重要方法。

19世纪上半叶，清朝的封建制度已买入了衰败的末世。庞大冗杂的封建国家机器已经生锈。选官制度也随之开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变革历程。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西方列强的入侵，科举选官的弊端日益显露，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八股取士僵化了人们的思想，但是这种改革还只是部分改良，没有实质性的变革。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式，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京师到地方兴办了30多所培养外语、水师、船舰、兵工、铁路、电报、测绘等人才的新式学校，培养了近代的外交翻译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和师资人才；其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们大都成为中国近代海军、造船等方面的骨干和精英。虽然洋务运动的科举改革离人们的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这张无形之网中撕开了一条裂缝，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做好了铺垫。19世纪末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其改革的主张主要表现在改革吏治、官吏选拔和培养方面。“公车上书”主张停八股、变科举，推行经济六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9日诏令废除朝考及诗赋考试，不得凭楷法取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施“新政”。废八股变科举之议重新提出来了，改革选官制度成了时人共识。包括裁减冗署冗官、恢复经济特科、废止科举选官制度。1905年9月，晚清政府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科举选官制走向了末路。它的废止除对选官制度的变革产生影响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效应，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开创了近代的科学技术事业，形成了一批有一批的掌握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1906年至1911年是晚清选官制度改革频繁进行、反复变动的时期。

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是清王朝在国内社会危机、各种权势集团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挑战下被迫做出的一种那个积极的政治反应，是对清室危亡形势的迫不得已的应战。学习西方正方政治体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是清王朝在世界进步潮流冲击影响下的必经阶段，废止科举制度、实行学堂选官、留学生毕业生选官、士绅参政、选拔军事人才等都是必然举措。但晚清选官制度变革奉行改制不改体，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没有改动，基本是中体西用的模式。晚清选官制度是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为现在的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传统是科举选官制度废止，新式的选官制度形成，清王朝政治系统彻底崩溃，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晚清选官制度的实践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成为了由科举制度往文官制度的桥梁和中介。

晚清选官制度变革是中国选官制度历史长河中的一只浪花，是中国封建王朝内部自上而下进行选官制度改革的情景之一，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场变革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识和现实价值。公开、公平、公正是任一选官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发展进程中逐渐渗透成为主导型的基本原则。在现在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发展、完善选官制度，公开、公平、公正更应该成为始终不渝贯彻的基本原则。其次，选官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根本标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必须始终把选拔质量作为首选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和制度完善，真正把思想素质好、科学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

浅析通信监理制度的发展变化 篇4

关键词：监理,变化

一、建设监理制度的由来

1988年, 我国开始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建设监理制度。建设部在1988年发布《关于开展建立监理制的通知》, 这标志着我国建设监理制度进入了试点阶段。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在这以后, 我国建设监理制度得到了全面推行。

在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 通信监理活跃在通信工程建设的第一线。监理人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为规范通信工程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监理行业取得的发展

经过近三十年的锤炼, 工程监理行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1、建设监理的法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 并逐步得到完善。主要表现在: (1) 明确了监理的市场准入规则。 (2) 形成了完善的工程监理规范。 (3) 建立了监理取费的价格体系。2、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和实力的监理队伍, 创造了一批实施监理的优质工程。3、监理业务逐步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颁布后, 多数监理企业制订了具体实施细则, 并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组织实施监理, 规范化程度高。

三、近几年通信监理制度悄然发生变化

1、《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由强制性标准改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50319—2013) 为国家标准, 自2014年3月1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 50319-2000同时废止。GB/T是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标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面, 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 而自愿采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强制实施建设工程监理规范。除了国家规定必须实施监理的建设工程外, 其它工程是否引入监理将根据市场需要。

2、工程监理服务价格全面放开。

2015年初,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99号) 。该《通知》明确, 在已放开非政府投资及非政府委托的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基础上, 全面放开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工程勘察设计费、招标代理费、工程监理费等5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 并于2015年3月1日起执行。

这意味着, 今后我国建设项目的服务价格将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在通信行业, 通信监理服务一般采用国家指导价格, 实际市场价格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进行降点。在监理服务价格放开后, 监理行业价格竞争会有所加剧。

3、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咨询公司转型。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通信监理企业并不满足于仅仅提供监理专业服务, 而是大力拓展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招投标等咨询业务。这可从监理专业公司名称的变化看出: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改名为XX项目管理股份责任公司。XX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更名为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等。

4、在行业和技术变革下, 监理流程和规范更新周期快。

通信行业变革大。2008年通信行业进行了重组:中国移动与中国铁通合并, 运营TD-SCDMA网络;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C网合并运营CDMA2000;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G网合并运营WCDMA, 三家新运营商同时也获得全业务牌照。据此, 通信监理企业进行了相应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调整.2014年, 国家铁塔公司挂牌运营后, 很多监理公司快速成立了相应的铁塔服务部门, 以提供更好更对口的咨询服务。

通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2G时代到3G时代历经十多年;从3G牌照到4G牌照发放仅间隔五年;4G刚刚建设, 5G概念已然兴起。技术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监理企业和人员学习和掌握最新技术规范。

四、通信监理制度趋势展望

监理的本质是根据建设单位的需求为工程建设提供相应的专业化监督管理服务。基于上述监理行业的变化, 通信监理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1、政府将继续强化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弱化微观经济管理职能。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将继续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2、监理服务价格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工程建设监理可能呈现强者恒强的局面;技术实力较低的监理企业将会打价格战, 但生存空间仍将被压缩。3、监理业务发展的趋势是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工程项目管理, 而不仅仅是提供单一的监理服务。监理业务将逐步由施工向包括咨询、规划、可研、设计、招投标、施工和竣工验收等环节的工程建设全过程渗透。

五、结语

监理为中国建设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监理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及完善。总体而言, 监理行业将更趋向于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蒋丽辉, 浅析建设工程监理的发展趋势,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3年第8期

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 篇5

产生：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要求政治上的地位，而士族在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隋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随着士族和庶族力量对比的变化，原先以门第高低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为此，隋唐统治者让庶族参与政权，扩大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以进一步抑制士族势力，削弱地主割据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采用科举制。隋炀帝大业三年设进士科，一般将其视为科举制产生的标志。发展与变化：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时期，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武则天“策问贡人于洛成殿”标志着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科。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太祖正式确立殿试制度，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分为三级：州府试，礼部试和殿试。同时，宋代科举制度各项立法基本完备。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取的分别为“举人”“贡士”与“进士”。同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采用“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光绪三十一年，迫于兴学校废科举的舆论压力，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

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几乎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五分之三，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辽宁省种植制度的影响 篇6

关键词：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种植制度；温度；积温

中图分类号：S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5）05-0013-03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资料来源

辽宁省28个站点近40 a（1970—2009年）的气温、积温资料。

1.2 研究方法

农业气象界限温度简称界限温度，是指作物生长发育或某种农业活动、物候现象的起始、终止及转折点温度。指标选用刘巽浩和韩湘玲提出的关于中国种植制度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即零级带统一按热量划分。对1970—2009年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种植界限预测2010—2030年气候变暖后，所引起的零级带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种植界限的改变。零级带的指标如表1所示，主要指标为≥0 ℃积温，特指全年稳定通过0 ℃界限温度并≥0 ℃的积温；辅助指标为年极端最低气温和20 ℃终止日。

2 辽宁省温度变化特征

2.1 年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图1为辽宁省1970—2009年历年平均气温时间变化曲线。

由图1可知，近40 a来，辽宁省28个台站年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气温倾向率为0.4 ℃/10 a。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的平均气温分别为7.7 ℃，7.9 ℃，8.7 ℃，8.8 ℃。对上述4个年代平均气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平均气温为7.8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的平均气温为8.75 ℃。后者的平均气温比前者上升近1.0 ℃。因此，将1970—2009年划分两个时期，冷期为1970—1989年，暖期为1990—2009年。冷期内，平均气温最低为7.1 ℃，年份为1985年；平均气温最高为9.0 ℃，年份为1989年，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气温波动较大。暖期内，平均气温最低为8.1 ℃，年份为2005年；平均气温最高为9.5 ℃，年份为2007年，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气温波动较小。

选取康平、西丰、新民、辽阳、新宾、桓仁、绥中、建昌、普兰店、岫岩10个代表性台站，分析辽宁省近40 a平均气温的空间变化特征，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辽宁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在冷期的平均气温分别为8.1 ℃，5.8 ℃，8.5 ℃，8.7 ℃，6.0 ℃，辽宁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及西部地区为温度高值期；辽宁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在暖期的平均气温分别为9.1 ℃，6.6 ℃，9.3 ℃，9.7 ℃，6.9 ℃，温度高值区与冷期相同。辽宁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北部地区的暖期与冷期平均气温差值为0.9 ℃，0.8 ℃，0.8 ℃，0.9 ℃，0.9 ℃，说明在近40 a气候变暖趋势下，辽宁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北部地区的增温幅度大于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2.2 界限温度变化特征

辽宁省1970—2009年历年界限温度时间变化曲线见图2。

由图2可知，近40 a来辽宁省界限温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在气候变暖的趋势下，≥0 ℃积温的持续日数增加，≥0 ℃积温也随着气候变暖而增加。

2.3 未来气候情景预测

采用大气环流模式GISS模式的输出结果，作为2×CO2时辽宁省的可能气候情景，结果见表3。预测在2030年，辽宁省的平均温度将增加3.4 ℃，全省年降水平均增加7.5%。

3 气候变化对辽宁省种植制度的影响

根据≥0 ℃积温范围划分种植制度，一年一熟制≥0 ℃积温小于4 000～4 200 ℃，一年两熟制≥0 ℃积温大于4 000～4 200 ℃，一年三熟制≥0 ℃积温大于5 900～6 100 ℃。

辽宁省现在和未来≥0 ℃积温空间分布分别见图4和图5。

由图4可知，辽宁省≥0 ℃积温空间变化特征为自西南向东北递减，绥中、喀左、朝阳、锦州、大洼、海城、大石桥、熊岳、普兰店、长海≥0 ℃积温在4 000～

4 200 ℃之间，因此一年两熟制北界在绥中—喀左—朝阳—锦州—大洼—海城—长海一线。

由图5可知，未来辽宁省≥ 0℃积温空间变化特征仍为自西南向东北递减，西丰、新宾、草河口、桓仁≥0 ℃积温在4 000～4 200 ℃之间，因此未来一年两熟制北界向东北移至西丰—新宾—草河口—桓仁一线。

4 应对气候变化对辽宁省种植制度影响的对策

4.1 充分调动农业主管部门协调能力

根据未来农作物熟制的可能变化，制定适合新气候条件下的种植制度，提高热量资源的利用率。育种部门应根据未来热量资源、低温冷害、霜期长短、旱涝规律及寒潮天气的变化规律，加大科技投入，培育良种，使农作物品种适应未来的种植制度，提高气候资源利用率。

4.2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绿色农业

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科学施用化肥，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型农药，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采用科学灌溉技术，降低稻田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无公害、绿色产品生产规模，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大力发展农村清洁工程，推进农作物秸秆向肥料、燃料、饲料资源转化，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4.3 调整农业结构

针对未来气候变暖导致辽宁省农业气候带北移的趋势，改进作物、品种布局，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和低温的抗逆品种。在辽西丘陵区重点推广旱作节水农业。辽南部地区积极引进冬小麦、红富士苹果等优良品种。在辽河冲积平原的盐渍土区推广旱作植物，有计划地连片种植水稻。在辽东山区发展中草药、山野菜、食用菌、柞蚕、林蛙等产业，提高经济效益。加强适应气候变暖的农业适用技术研究、试验、示范、推广，力争在抗御逆境、发展设施农业和精准农牧业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参考文献

[1] 郑冰婵.气候变化对中国种植制度影响的研究进展[J].中国农学通报，2012（2）： 308-311.

[2] 杨晓光，刘志娟，陈阜.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可能影响Ⅰ.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北界和粮食产量可能影响的分析[J]，2010（2）：329-336.

[3] 赵锦，杨晓光，刘志娟，等.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可能影响Ⅱ.南方地区气候要素变化特征及对种植制度界限可能影响[J].中国农业科学. 2010（9）：1 860-1 867.

会计制度变化与公司风险承受 篇7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完善, 我国先后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会计制度改革。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会计准则的经济结果, 分析会计制度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 检验会计准则在我国的执行质量。而根据La Porta等 (2000) , 规则与制度是投资者保护的另一种形式, 这些保护投资者的规则与制度不仅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并购法、竞争法, 也包括股权交易准则以及会计披露准则。因此, 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我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实际上也在不断改善。John等 (2008) 研究公司治理与风险承受能力时发现, 当一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改善、法律完善或者市场发展时, 境内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会提升。那么, 随着我国会计制度的不断变化, 我国国内上市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否有明显变化呢?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明确明确会计准则改革与公司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 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考察会计准则对企业风险投资行为的经济效应, 对会计准则改革具有政策意义。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为研究对象, 探讨会计准则变化与公司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每一次会计制度改革, 均明显增加了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1 文献回顾

目前, 关于投资者保护与公司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投资者保护环境越差, 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越差。一方面, 在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的国家里, 公司内部可能会存在具有主导地位的个人或利益集团, 他们可能从企业经营中获得大量的现金流以及个人利益。因此, 为确保自身利益, 他们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会进行更为保守的投资行为。 (Morck, Wolfenzon, and Yeung (2005) , Stulz (2005) ) 另一方面, 在投资者保护环境更差的国家, 一些诸如银行、政府、用人组织会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更大的影响。这些组织也会因考虑自身利益, 影响公司做出更为保守的经营决策。 (Morck and Nakamura (1999) , Tirole (2001) , Roe (2003)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投资者保护与风险承受之间是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首先, 当投资者保护环境改善时, 投资者会逐渐不用担心管理层对公司资产的挪用的情况的发生, 控股股东更可能会增加管理层所享有的自主权, 管理层更可能会采取更为保守的经营方式, 这也意味着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的下降。 (Burkart, Panunzi, and Shleifer (2003) , Shleifer and Vishny (1986) ) 除此之外, 在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的国家, 当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很多也控制着一个"金字塔"集团。这些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倾向于让较低层级的公司承担更多风险, 并将利益输送至更高层级的公司。

同时, 绝大多数相关研究也是基于La Porta等 (2000) 对于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定义, 即当投资者投资公司时, 实际上他们是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的。这些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侵犯的法律法规涵盖了会计信息披露准则。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目前对于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的研究已经涵盖了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很多方面, 但并没有对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改革与公司风险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 目前国内暂时也并未有相关研究探讨国内多次会计制度改革、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与国内上市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对这一论题进行了研究, 以1998年以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为研究背景, 以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析比较了会计准则变化前后的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2 研究设计

(一) 会计制度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会计制度改革, 分别是1993、1998、2001和2006年的会计改革。2006年之前会计制度改革旨在强化运用稳健性, 具体表现为:逐步扩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 尽量避免运用公允价值, 严格限制对经济利得的确认标准等。而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的全面趋同。新会计准则采纳了资产负债观的制定理念, 弱化了稳健性原则的影响, 扩大了公允价值的运用。这两次会计制度改革均对改善我国规范投资者保护环境有巨大影响, 基于此, 本文以2001年、2007年为分割点, 将本文研究期间1998至2013年分成三个区间, 即1998~2000, 2001~2006, 2007~2013。

(二) 风险承受

本文利用公司收益的波动性来测量风险承受指标, 即运营风险更大的公司, 其收益性波动幅度会更大 (John et al., 2008;Zhang, 2009) 。具体而言, 本文通过计算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和当年所有企业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进而计算出每个公司这个指标的标准差。该变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N代表当年公司总数, EBITDA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A则为对应期间总资产。本文将1998年至2013年分成三个区间--1998~2000, 2001~2006, 2007~2013, 并分别计算每年每个公司EBITDA/A与全国平均值的差异, 进而确定在三个区间内, 每个公司该指标的标准差。其中, E已经在1%及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三) 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本文采用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其中, RISK为因变量, 衡量公司风险承受水平;YR1, YR2为区间虚拟变量, 样本区间为1998~2000时, YR1=0, YR2=0;样本区间为2001~2006时, YR1=1, YR2=0;样本区间为2007~2013时, YR1=0, YR2=1。

3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 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13年16年。样本区间分为三个观察期, 观察期1是指1998年至2000年, 观察期2是指2001年至2006年, 观察期3是指2007年至2013年。本文研究对象是A股上市公司, 并提出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得到本文1647个观测值。最后, 我们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了5%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2) 变量定义

注:计量借鉴John等 (2008) , 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取每次会计制度变化的观察期内初始年份的观测值, 即1998年、2001年及2007年。

(3)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4 实证结果

(1) 组间比较分析

通过运用样本数据, 本文对2001年会计制度改革前后及2006年会计制度改革前后的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风险承受的样本均值进行了比较。根据表3结果可知, 在2001年会计制度改革后, 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风险承受并没有明显提升;在2006年会计制度改革后, 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风险承受明显提高。

(2) 回归分析

表4显示了会计准则变化区间虚拟变量与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模型中, 虚拟变量YR1、YR2均在1%水平上显著, 且均显著为正。这说明, 每一次会计制度的改革, 均对公司风险承受能力有明显促进。

6 结论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完善, 我国先后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会计制度改革。与此同时, 我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实际上也在不断改善。本文以以1998年以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为研究背景, 以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会计准则变化与公司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每一次会计制度改革, 均明显提升了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摘要：本文以1998年以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为研究背景, 分析比较了会计准则变化前后的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研究发现, 2001年以及2006年会计制度改革后, 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均有显著提升。这也证明, 在会计准则披露标准变高后, 投资者保护环境变好, 公司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

关键词：会计制度,投资者保护,风险承受

参考文献

[1]毛新述, 戴德明.会计制度变迁与盈余稳健性:一项理论分析[J].会计研究, 2008 (9) :26-32.

[2]毛新述, 戴德明.会计制度改革、盈余稳健性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 2009 (12) :38-46.

新医院会计制度若干变化的探讨 篇8

刚刚施行的非常适合我国公立医院的各方面特征, 对于公立医院的财务成本核算和收支管理, 医生的绩效考核等, 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和以前的制度有很大不同,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院会计核算的基础不同

新制度对会计核算的基础作了明确的界定, 它包括净资产、资产、负债、收入等方面要素, 并采用权责发生制。但在原《医院会计制度》中, 不但使用了权责发生制原则, 还采用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里面的收付实现制, 使这种两种会计核算基础都兼而有之的制度, 成为区别于其它事业单位的一大特点。但这次医疗制度的改革, 不但在会计核算中清楚明白的运用权责发生制原则, 不在运用收付实现制, 这样, 医院的会计核算和企业的会计核算基本相似。

权责发生制原则在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运用以来, 消除了原制度中的收付实现制所出现的缺陷, 使医院能够恰当地使用成本核算, 并对医院各科室及各部门之间实行绩效考核, 从而增强了医院的管理水平, 提高了医生及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力的推动了新医院会计制度的改革。

二、改变方法, 增添“累计折旧科目”

新《医院会计制度》不再使用“固定资金”核算科目, 同时改换了“固定资产”核算办法, 并为切实加强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效果, 而产生的扩建、再建或巨型修缮工程的支出, 应纳入固定资产或相关资产里面;把保养或保护固定资产所运用的费用, 也应纳入固定资产或相关资产中。并以当期支出记下。同时,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又增添了固定资产折旧核算的内容, 根据制度相关内容, 固定资产需报废或折旧的, 应提取折旧。如:固定资产如果是本月购置或增加的, 应从下一个月开始计下提取折旧。对于固定资产已经提取折旧并还在继续使用的, 不再计提折旧。一些比较大的修缮项目, 应由当地财政部门连同各有关部门, 并根据当时实际共同确认。

新医院会计制度还对无形资产核算确立了累计摊销内容, 把无形资产在运用过程中的摊销额计算出来, 正确的体现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使成本费用核算更加清楚、明白。主要表现是:从本月开始纳入的无形资产, 应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分月摊入管理费用。对使用期限规定不明显的或没有规定的, 应根据有关合同或有关部门的申请受益权限摊销。对合同或授权书中都没有规定年限的, 依据十年以上摊销。从新医院会计制度可以看出, 无形资产的摊销和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认定, 逐渐趋向于企业会计制度, 也逐渐变得更加完善、贴近实际。

三、消除“修购基金”内容, 减少净资产虚增

原来的《医院会计制度》规定, 在提取修购费应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借记“医疗支出 (药品支出、管理费用) —修购费”, 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但这看似很严密的过程, 仍然会虚增净资产, 况且在平常的工作中, 也会出现有些固定资产的修购费有少提或多提现象。以至于很难体现出医院的收支和结余的真实情况。更不能正确反映医院财务工作的实际现状, 并且, 由于净资产的虚增, 使资产负债率的真实度变的不准确。新的会计制度彻底改变了会计处理的提取修购基金。增加了累计折旧的相关内容, 因此能真实的反映出固定资产相应应摊销的成本费用以及资产损耗。

四、明确财务报告, 高度重视现金流量表

新制度规定了医院在一定时间的财务管理情况以及在特定会计时间的现金流量、收入费用等财务报告的书面文件, 这和原来的“财务报告”只是由会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有很大区别, 它明确了会计制度的内容, 即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

然而, 医院会计报表由原来的收入支出总表、基金变动情况表、资产负债表等附表, 相应的变成了收入费用明细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支情况表。其中, 里面变化最明显的是现金量表, 它能正确反映医院在某一时间的现金流出、流入的资金流量情况, 全面反映了医院的资金来源和运行情况, 同时对医院资金是否合理使用, 财务状况的运转及医院未来的发展状况等进行实际预测, 进而有目的的调配资金, 合理运营、出资、筹资等方案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医疗管理中, 财务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财务管理很重要的部分是资金管理。只有对资金流量表进行细致分析, 就能很好的看出医院资金的流向, 也更好地为医院决策者, 为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 提供了有力的资金资料, 使医院能够健康、有序、顺利的发展。

近年来, 由于国家对医保范围的扩大, 人们对医疗保险的普遍认可, 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群的增多, 医疗保险后付制的范围越来越广, 因为看病的医保人只是交上自己应付的资金, 而其它很大一部分需由医保中心支付, 这就出现很多应收款, 这笔资金也占了医院总收入的一部分, 很自然的影响了医院资金的尽快周转。如果提高医院资金的使用效率, 加强资金流量管理, 就会改变现状,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清楚明白的为医院管理者提供有力的资金管理数据。

参考文献

[1]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会计制度培训教材[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1

[2]徐筱红, 蒋永乔.对医院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设想.卫生经济研究, 2007;24

[3]财政部, 卫生部.《医院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11

浅析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变化 篇9

秦朝时期, 赋税沉重, 政府强迫农民把收获物的交给政府作赋税, 兵役和徭役更加繁重, 人民不堪重负。

在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下, 西汉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 调整统治政策, 如西汉初年针对秦的暴政, 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又经过文景之治, 将田租先后降为十五税一和二十税一。但农民仍须服徭役和兵役, 并要上交人头税, 即算赋和口赋。

南北朝时期,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 出现大量无主荒地, 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更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北魏政府遂将此种土地收为国有, 并于485年颁布均田令, 将政府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 农民受田分为露田 (后称“口分田”, 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须归还国家) 和桑田 (后称“永业田”, 可世代相传) 两种。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为租调制, 受田农民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租粟、调帛或麻, 并服徭役和兵役。

可见, 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 得以实行的必要前提为国家手中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劳动人口。它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较为安定, 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 北魏政府将土地授予少数民族, 也推动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向农耕经济的转化和封建化的进程, 是推动民族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隋唐政权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 均田制被破坏, 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 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780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它并没有限制土地兼并, 因此唐朝后期阶级矛盾不断尖锐, 导致农民战争发生。

明朝后期, 商品经济发展, 白银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加剧, 自由农民大量佃农化, 国家户籍混乱, 赋税征收发生困难。为增加政府收入, 1581年, 大学士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将田赋、徭役和杂税折合成银两, 分摊于田亩上, 按田亩多少来收税。从此农民的主要负担即为地银和丁银。这种制度沿用了唐朝两税法的以田亩为主的收税标准, 规定田多多收, 田少少收, 无田不收, 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税种的合并, 简化了征税手续, 限制了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盘剥, 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增加政府收入。特别是统一征收白银的收税方式, 使中国的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使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 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制度变化 篇10

一、会计核算制度基础的变化

旧制度规定高校的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 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新制度明确要求高等学校会计核算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可以准确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状况、负债状况、偿债能力、债务风险以及项目运行成本等。

二、会计核算基础的变化

旧制度规定, 建设单位要做好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 按规定设置独立的财务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基本建设财务工作, 并独立设账, 单独核算。新制度规定, 为了增强会计信息的完整性, 要求将基建会计纳入“大账”。高校基建财务与事业财务合并核算后, 报表数据一目了然, 给众多报表使用者提供真实、可靠、有效的财务信息。

三、会计科目的变化

如表1所示。

四、会计科目核算内容变化

一是“基建拨款”科目账务处理变化。旧制度在收到基建拨款时, 账务处理如下:借记“银行存款/限额存款”, 贷记“基建拨款——本年预算拨款等”、“本年自筹资金拨款”、“本年其他拨款等”。下年初建立新账时, 结转基建拨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贷方余额, 账务处理如下:借记“基建拨款——本年预算拨款等”、“本年自筹资金拨款”、“本年其他拨款等”, 贷记“基建拨款——以前年度拨款”。新制度在收到基建拨款时, 账务处理分三种情况: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借记“基建工程”, 贷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年度终了, 根据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数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 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 贷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二是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年度终了, 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的, 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贷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三是其他方式下: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会计期末账务处理:借记“基建拨款——中央基建拨款”、“地主基建拨款等”, 贷记“本期盈余”, 期末结账后, 基建拨款科目无余额。

二是旧制度中关于基建工程完工交付使用并办理交接手续, 通过“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交付使用资产是指建设单位已经完成建造和购置过程, 并经办理验收交接手续而交付生产使用单位的各项资产,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借记“交付使用资产”, 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其他投资等”。凡属预算拨款资金, 因其资金使用无偿性的特点, 决定了资产交付使用后的下一年度资金冲转后, 资金完全退出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可告全部完成, 为反映预算资金的冲转, 在下年初建立新账时, 账务处理如下:借记“基建拨款——以前年度拨款”, 贷记“交付使用资产”。

三是新制度中关于基建工程完工交付使用并办理交接手续, 通过“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账务处理如下:基建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时:借记“固定资产”, 贷记“基建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待摊投资”。交付使用的需安装设备:借记“固定资产”, 贷记“基建工程——设备投资——在安装设备”、“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待摊投资”。交付使用的不需安装设备:借记“固定资产”, 贷记“基建工程——设备投资——不需安装设备”。交付使用的直接购入的现成房屋、无形资产:借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贷记“基建工程——其他投资”。关于高等学校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偿还期限在1年以上 (不含1年) 的基建借款, 其账务处理如下:旧制度规定在收到借款时: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基建投资借款”, 新制度规定在收到借款时: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长期借款——基建借款”。

参考文献

制度变化 篇11

关键词：医院会计制度 医院财务制度 新医改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与《医院财务制度》是按照《会计法》与《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制定并出台的，这两个制度主要针对于我国不同的具备独立核算资格的公立医院，同样也适用于部分非营利性的医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其他制度。

一、新医院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发生变化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与《医院财务制度》的出台与实施可以更系统全面地凸显出公立医院会计核算的特点，可以提高医院财务收支与成本核算的管理水平，并在公立医院逐步推行绩效考核，以规范我国公立医院的会计核算与成本管理。新《医院会计制度》同原来的旧制度两相比较的话，存在着如下差别：首先，新《医院会计制度》对于公立医院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基础给予进一步明确，并指出公立医院的会计核算要素分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五种。原有的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医院以权责发生制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与旧本制度的相关要求开展会计核算。旧的医院会计制度虽也选取权责发生制作为医院进行会计核算的基础，但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收付实现制一直使用，导致医院的会计处理的基础既有权责发生制，又以收付实现制为基准，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医院会计核算产生矛盾。虽然采用收付实现制是强调医院作为事业单位的本质，但却与其它事业单位存在着根本差别。新医院会计制度则强调以权责发生制开展医院的会计核算，使医院与企业采用近乎相同的会计核算基础，以收入与费用进行配比，预防原来的收付实现制带来的会计核算的弊端。

二、以“累计折旧”代替“固定基金”

旧医院会计制度针对固定资产进行相关核算时，除了设定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等会计科目外，其他固定资产所用的科目及其余额和固定基金这一旧的会计科目基本相同；而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则彻底贯彻医院企业化改革，所以新的制度针对固定资产也实施了这样的改革，取消原有的“固定基金”会计科目，新设立了“累计折旧”，与企业核算固定资产相同，以原值与折旧核定固定资产。新医院会计制度增加了专门针对固定资产的相应规定，即固定资产在使用范围内产生的改建、扩建与修缮等其他类的固定资产支出，必须对应记入相应的资产；而为维护这些固定资产而发生的正常使用的修理费等支出，则与企业相同，计入相应的当期支出。

新医院会计制度要求，医院的各类固定资产一定要与企业核算固定资产一样，提取对应的固定资产折旧，即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开始从下一月起计提相应的折旧；而当月减少的各类固定资产则当月照提相应的折旧，但下月不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提完但仍然能够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新医院会计制度针对无形资产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时，也采取了与固定资产核算一样的方法，设置与“累计折旧”近似的“累计摊销”科目，这一科目主要核算无无形资产并计算相应的摊销额，反映无形资产及相应的成本费用。新医院会计制度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都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于企业会计。

三、不再使用“修购基金”科目

原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医院计提修购基金要借“医疗支出——修购费”，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这样的处理方法直接导致虚增医院净资产。在医院实际的会计工作可能会产生针对某一固定资产在计提修购费累计金额会变多或变少，这样就无法准确反映医院医疗与药品两方面的收支结余情况并虚增净资产，违背了稳健性原则。新医院会计制度不再使用、“修购基金”科目开展会计处理，并设置累计折旧用以准确表现固定资产使用时产生的损耗成本及费用。

四、财务报告含义有所变化

新医院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医院产生的财务报告本身是医院在特定的时间期限内的财务变动状况与在同一会计期间的收入、成本、费用及现金流量等变化的规范性书面文件。原来的医院会计制度只是将财务报告视作会计报表及其财务情况的说明文件，所以新旧两种制度善在财务报告的上有了很大不同。新医院会计制度下的财务报告有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及企业财务情况说明书，相应的会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明细表、现金流量表、财政补助收支情况表等等，与企业趋同。

五、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新医院会计制度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对医院财务报告的审计也就主要是对会计报表的审计，通过对医院会计报表的审计正确地反映出医院资产负债信息、资金结构、收入支出，以及现金流入流出等情况。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源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其审计讲究独立性，注册会计师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独立、客观、公正地对医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进行审计，获取充分审计证据，并得出科学的审计结论，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报告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鉴证作用。

六、结语

新《医院会计制度》的颁布是医院会计制度的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在很多的会计处理方法上向企业会计趋近。为更能准确地反映医院经营绩效，正确核算成本费用提供了会计基础。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历史性突破，它拉开了整个医疗行业改革的序幕，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淑霞.浅析新医院会计制度的多重特性[J].会计之友. 2011（22）

[2]徐华.新医院会计制度下的财务工作重点之探析[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06）

制度变化 篇12

一、新旧制度比较

(一) 关于会计目标

旧制度没有提及会计目标, 而新制度第三条指出“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与行政单位财务状况、预算执行情况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行政单位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管理、监督和决策”。

由此可以发现: (1) 新制度明确指出行政单位会计信息使用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政单位自身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 明确行政单位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 提高信息提供者的工作效率, 指出行政单位财务报告为谁服务, 接受谁的监督, 必须提供特定会计使用者需要的信息, 增强财务信息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 会计目标融“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于一体, 与国际政府财务报告目标、企业会计目标趋同。受托责任观要求行政单位要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帮助他们了解行政单位对受托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决策有用观则要求行政单位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他们评价行政单位的运营成果, 帮助其制定出正确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 会计核算基础的对比

旧制度第十七条规定, “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新制度第九条规定, “行政单位会计对资产、负债、净资产的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权责发生制, 对收入、支出的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可见, 新制度采用了双基础模式。

与旧制度相比, 新制度有着飞跃性的进步: (1) 在行政单位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是行政单位会计的传统基础, 适应了我国行政单位的预算会计管理模式, 但是随着行政单位职能的公共服务化, 收付实现制下的财务信息相关性差, 无法全面反映行政单位的受托责任, 信息透明度也不够。权责发生制基础下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了解行政单位主体资产负债状况, 评价行政单位的绩效, 有助于评价行政单位融资及偿债能力, 能够实现行政单位“决策有用”和“受托责任”会计目标的实现。 (2) 实行双会计基础模式。鉴于我国行政单位会计是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有机结合, 采用任何单一的会计基础都无法满足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需要。此次制度改革实现行政单位双基础会计模式, 形成两套会计账户, 将行政单位会计划分为财务会计体系和预算会计体系, 编制两套会计报表, 充分发挥两种会计基础的优势, 共同为行政单位会计目标服务。

(三)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比较

旧制度采用“一般原则”的说法, 提出了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可理解性、资金专用性、重要性八个原则;而新制度采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说法, 提出了可靠性、相关性、全面性、及时性、可比性、可理解性六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可以发现: (1) 新制度删除了资金专用性、重要性, 可比性和一致性合并为可比性, 保留了可靠性、相关性、全面性、及时性、可比性、可理解性, 并对其内涵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和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规定保持一致; (2) 新旧制度中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顺序不同。新制度突出强调会计信息的全面性, 且含义比旧制度更准确, 强调对行政单位各项经济业务进行统一的会计核算, 将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纳入其中就是全面性的重要体现。

(四) 会计核算的比较

1. 资产类会计科目的比较。

(1)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核算的不同。 (1) 固定资产分类不同。旧制度将固定资产分为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新制度将固定资产分为房屋及构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等。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行政单位规模不断扩大, 固定资产需实行明细化管理, 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的分类遵循了《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 (GB/T14885—2010) 的分类标准, 具有通用性和科学性。 (2) 是否计提折旧。旧制度规定对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始终以历史成本计量, 无法体现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新制度规定单位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计提折旧和进行摊销, 有利于资产实际价值的管理, 避免虚增资产。 (3) 后续计量不同。旧制度对固定资产的盘盈, 采用重置成本来增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固定基金;对固定资产的转让、毁损、报废及盘亏, 同时减少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固定基金;有偿转让、变卖固定资产取得的变价收入和清理报废固定资产取得的变价收入, 作为其他收入处理;清理固定资产所发生的费用, 作为当期支出。而新制度将固定资产的出售、调出、报废损毁、盘盈盘亏等统一用“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来核算, 一方面借鉴了2012年修订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做法, 保持了政府会计的通用性;另一方面可以准确清楚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后续价值和处置清理费用, 有利于行政单位的资产管理。

旧制度的资产不包括无形资产。新制度明确指出无形资产属于行政单位的资产核算范围, 而且明确其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够为行政单位提供某种权利的非货币性资产。可见, 新制度的资产核算内容更全面完整, 更能够真实反映行政单位的财务状况。

(2) 新制度吸收了与国库集中收付相关的内容, 增加了“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和“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 规范了行政单位与财政拨款相关的会计核算, 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趋同, 共同构成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3) 其他变化:新制度增加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科目, 在行政单位引入与权责发生制相关的会计核算, 确保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双基础模式的稳健运行。新制度借鉴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做法, 将“现金”科目改为“库存现金”科目, 将“库存材料”科目改为“存货”科目。2012年12月新修订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或者举办经济实体”, 因此新制度删除了和对外投资有关的账户——“有价证券”。

2. 负债类会计科目的比较。

新制度负债类科目增设了“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账款”、“应付政府补贴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和“受托代理负债”等科目, 完善了负债类会计科目体系, 清楚明了地体现了行政单位的各项现实义务。尤其是“应付政府补贴款”, 用来核算负责发放政府补贴的行政单位按照规定应当支付给政府补贴接受人的各种政府补贴款。科目的设置具有行政单位特色, 是行政单位的一项具体义务, 体现了专款专用制度, 有利于行政单位受托责任的履行。

3. 净资产科目的比较。

(1) 新制度适应政府会计的变革, 增设了“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保持了与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科目的一致性, 将财政结余与非财政结余独立核算, 便于单位资金的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分析。

(2) 新制度变“固定基金”科目为“净资产保留”科目。旧制度通过“固定基金”科目核算行政单位因购入、调入、建造、接受捐赠以及盘盈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基金;而新制度用“净资产保留”科目来核算行政单位的各项非现金资产 (除其他应收款外) 在净资产中对应的保留金额。

可以看出: (1) 新制度的“净资产保留”科目是对旧制度中“固定基金”科目的替换。随着行政单位资产确认基础的变化及范围的扩大, “固定基金”科目已经满足不了除固定资产以外的其他长期资产 (如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核算的需要, 而“净资产保留”科目既核算所有非流动资产, 还核算流动资产中的应收及预付款、库存材料及储备物资等非现金资产, 核算内容全面。 (2) 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比较。“净资产保留”科目基本相当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两者核算的内容有一定的重合, 但还存在一定差异:“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除了核算“净资产保留”科目中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占用的资金, 还核算长期投资等占用的资金。这是新制度的一个独特之处, 但可能不利于政府会计的同一性和通用性, 也易造成财务人员在使用和学习上的混乱。

(五) 财务报告体系及财务报表格式的规范

1. 财务报告体系。

旧制度第五十四条规定, “会计报表是反映行政单位财务会计状况和预算执行结果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新制度第三十八条规定, “财务报表是反映行政单位财务状况和预算执行情况等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经费支出明细表, 以及相关附表和报表附注。”

可以看出: (1) 新制度增加了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 它是反映行政单位在某一会计期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结转及结余情况的报表, 便于财政部及主管部门的监管, 保证财政支出的公开化、透明化, 完善了行政单位财务报告体系, 能更好地满足行政单位预算管理及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等多方面的信息需求; (2) 用报表附注代替财务说明书, 与国际会计、企业及事业会计趋同。报表附注是对行政单位会计报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 是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信息含量比财务说明书大, 能够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信息更深入、更全面的需求, 有助于其监督行政单位受托责任的履行和作出准确的财务决策。

2. 财务报表格式。

(1) 旧制度下资产负债表列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个要素, 按照“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的格式编报。新制度下资产负债表只涉及资产、负债、净资产项目, 采用“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平衡公式, 按照资产负债表的定义编制, 与国际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趋同, 确保报表的通用性。 (2) 新制度下资产负债表按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分类列示, 区分资产的变现能力和负债的偿还期限是资产负债表项目设置的科学方法, 有利于行政单位的财务报表分析, 便于信息使用者监督其受托责任。 (3) 旧制度下收入支出总表平行列示收入和支出项目, 不符合收入支出补偿和配比机制。新制度下收入支出表借鉴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做法, 以类似多步式的结构分别核算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 收入的来源和支出的去向简洁清晰, 便于报表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二、启示

1.新制度实现了与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趋同。新制度在会计核算基础、会计科目、财务报表格式等方面借鉴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规范了行政单位会计核算, 夯实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基础。

2.新制度加强了资产管理。2006年7月1日施行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令第35号) 规定需加强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合理配置国有资产, 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保障行政单位履行职能。新制度顺应和落实了这一要求, 加强了资产管理:进一步完善资产的分类和定义, 规范资产的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 将单位资产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 首次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将游离在会计核算之外的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纳入核算范围, 摊销无形资产。

鉴于行政单位性质的特殊性, 新制度的发布实施对财务工作人员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财务人员不但要将会计制度运用于实际工作, 更需要根据会计制度的改革思想规范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工作。行政单位需针对具体会计制度的运用积极组织培训工作, 增强财务人员的规范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 .蒋婷婷, 杨依如.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核算的改进.财会月刊,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