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生存研究（精选8篇）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 篇1
摘要：公共体育课程改革已成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我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可行资源和公体课学生兴趣爱好的调查与分析,明确问题,从而为我校公共体育开设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提供合理建议。
关键词：野外生存训练,公体课,可行性
1 野外生存训练的特点与目标
1.1 特点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项目,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途径多样、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环境挑战性等特点。使学生在陶冶情操、挑战自我之余,培养其机智、果敢、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目标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江、河、湖、海、沙滩、田野、森林、山地、草原等条件,开发野外生存方面的教学与训练。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以(模拟)野外生活为主要形式,以教学实践为主要手段,使学生从中获取基本知识,形成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创新进取的精神,从而达到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标。
2 国内高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现状
2.1 国家政策的推进
自教育部的国家级课题《拓展高校体育课题,促进学生身心发展——高校中开展野外生存训练的实验研究》立项以来,我国高校多次组织进行了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实践活动。期间在2004年黑龙江帽儿山成功地组织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共同训练活动,在各高校和社会界都产生了良好效应。
2.2 部分高校的反映
当前全国有超过100所高校已开设或者准备开设户外运动、野外生存、岛屿生存、沙漠生存等一系列运动,广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据有关学者对多所高校的调查,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在体育选项或选修课中,排名列前。网上选课时,清华大学数十项体育选修课,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点击率排列前几名;上海交大、华东师大、中国地质大学等多所高校同样点击率高涨,甚至浙江工商大学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只能采取对报名学生加试3 000m(男)和2 000m(女)跑的办法,择优录取。
有关专家调查显示,通过一年的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对比,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心肺功能显著提高,其中女生各项指标均高于男生,但没有性别差异的意义。经过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教学,同学们更加积极主动参加体育锻炼,体质的增强使大学生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因而在适应学习中适应社会、完善自我,为大学生养成终生体育锻炼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我校学生对野外训练课程的兴趣表现
本人在贵州民族大学工作多年以来,细心观察我校公体课学生的体育课参与情况,并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体育课参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经过统计调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压力过大,期待回归自然、愉悦身心,对野外训练课程这一话题感兴趣,而且参与动机较强,本人就这个问题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表1看出:从72.2%的人喜欢体育运动来讲,当代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健身意识,已认识到体育运动的价值所在,或者是他们大都能在体育运动中寻求到快乐,这一点是开设任何一项体育课程所必要的前提。
由表2得知:只有32.0%的人了解野外训练课程,说明我校学生健身新概念缺乏,自2002年教育部就已经提出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课题《拓展高校体育课题,促进学生身心发展——高校中开展野外生存训练的实验研究》,而且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已经开展或正筹备开展这一体育课程,所以我校应弥补教学前期的不足,更应向学生提供这项健身平台。
表3可知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还以传统的篮球运动和健美操运动作为的体育选修课项目,这一点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是否是教学形式上的单一问题或者是当代大学生体育运动兴趣的转向,开展新兴体育教学活动势在必得。
表4不难看出:在谈到我校现行公体课的感受时,只有29.2%的人认为课的内容丰富,身心得到满足,其他则都认为教学形式单一,甚至是不想上,这恰好与同学们健身意识强相反,丰富当前教学形式是当务之急。
通过表5我们了解到当代大学生想从体育课上得到的主要是愉悦身心,其次是锻炼身体,反映出他们的心理需要调节,这也符合了野外训练课程的健身价值特点。
由表6可知当在教学形式的问题上时,55.7%的人愿意回归自然,磨练意志,这也是开设野外训练课程的重要前提。
由表7我们看出在安全意识问题上,只有1个人认为自己的安全意识差,说明同学们已建立了稳固的安全意识,这也是在开展野外训练运动上的重要保证。
通过表8我们得知有88.4%的人认为我校有必要开设野外训练课程,证实了同学们及其的想回归自然、愉悦身心,对野外训练课程这一话题感兴趣,而且参与动机强的观点。
4 我校开展野外课程训练课程的优势条件
4.1 地理位置优势
贵州民族大学坐落于大山之巅、地处温暖湿润气候的云贵高原地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四周喀斯特地貌尤其富饶,这些是开展野外拓展当中登山行走、攀岩速降、徒步露营等项目的优势资源。在学校周围都可以开展野外训练运动,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另外,我校地处贵阳市郊,比邻贵州大学城,交通便利,远离闹区,在开展野外训练项目的同时,可以加强和其他学校的交流,以至取长补短。
4.2 人文历史优势
贵州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贵阳地区是军事经济齐具繁华的古代夜郎国的后裔,带有浓重的古代军事神秘色彩,在古代军队娱乐、生活传承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在开展这些教学活动的时候融入野外训练课程,打破了传统的学校封闭式教学,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流传稀有的民族体育项目。
另外,贵州民族大学在校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熟悉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并且从小与山、河打交道,懂得一般的自救自护知识,在我校开展这项运动的途中,他们可以对其它热爱这项运动的同学起到帮扶的体育教学效果,这也是我校开展这一项目的优势。
4.3 教师资源优势
我校有众多体育教师在业余爱好当中已具备了大量的知识与经验,并且学校在二、三本以及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田径专选班当中成功地开展了多次野外训练团队项目,得到了学生的好评,提高了学生在体育专业课方面的兴趣。学生参加后深受锻炼,拓展了思维,增强了体质。
5 我校开展野外训练课程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5.1 我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影响因素
首先,野外生存活动在学校开展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如场地、安全保护、训练伤防治,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安全性,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就容易诱发意想不到的危险。野外生存训练的组织具有一定的难度,其组织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整个活动的成败,组织一次野外生存训练活动,必须要明确野外活动的目的和任务,以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其次,我校现有的公体课教师队伍当中,并没有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野外生存的经验必定有限,即使是在体育大学开展过的野外训练课中,都参合着其他专业人员的指导,老师还缺乏部分专业的野外训练运动知识。
再次,野外生存的安全保护不同于在校园里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学校里的体育活动人员比较容易控制,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环境也比较好掌握,而野外生存的不可预见的危险因素很多,外界环境也很难预料,很多潜在的危险不能很好的预警,因此安全保护很困难,加之人员不容易控制,这更增加了野外生存活动的安全保护难度。
另外,野外训练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当丰富,学生选择时需要有经验的教师引导,而且当代大学生在应试教育的紧迫下,开展该项目的时间上也是一个难题。
5.2 我校开展野外训练课程的对策
体育课程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如人力资源、体育设施资源、课外校外体育资源,以及自然资源都可以充分利用和开发。在选择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教学内容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要克服组织难度,首先是要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和专业人才,同时要多方面结合实践经验教训。我校体育教师队伍当中有关于这方面的基础,且对于该项目有不少实践方面的研究,只要给予条件进行专业培训学习,就能克服在组织学生开展这项活动的难度。
其次,引进和培养一些专业教师队伍,目前我国也有这方面的专业培训机构,通过教师的直接学习指导会增强该项目开展的可行性。同时在我校师资队伍中部分老师已具有一定层次的研究与经验,只要稍加专业培训即可成为重要的指导人才。
再次,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教育,在开展这门课程之前多作关于这方面的安全教育研讨会。同时增大部分对该项目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努力把该项目打造成我校的精品课程,从而扩大我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力。
6 结论
综上所述,我校公共体育开展野外生存训练有丰富的可行资源,其中包括学生兴趣方面的爱好、国家政策方面的推进、我校地理位置优势、教师资源的优势等,都是我校在开设这项新兴体育项目的优势资源。只是在相关的环节上阻碍了这门课程在我校的广泛开展,但是我校也有能力克服这方面的影响因素,说明在我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操作具有可行性。
当前研究高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文献集中在对高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介绍、国内外开展的比较研究、我国高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理论性探讨、关于我国高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效果的实践论述几个方面。研究我校开展野外生存训练课程的可行性,不仅为我校公共体育切实开展这门新兴科目作参考和帮助,也是为以后拓展我校体育课程作参考。
参考文献
[1]李长毅.高校开展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思考[J].沈阳教育大学学报,2007.
[2]郭荣娟,司钦如.野外生存训练对大学生深信健康的影响[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3]姜丽.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
[4]姜丽,白莉.我国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大学体育学刊,2006.
立足民族生存的历史重构 篇2
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采用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方式试图使小说在一种心理冲击中带给人以历史还原感与真实感。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他对一些细节性的局部现实事件作了适当的改写与虚构，但是这种改写与虚构却不是对于历史的随意歪曲与戏说，而是为了最大效果地将1942年河南大灾荒带给三千万人的生存苦难这一主体历史呈示出来，其间蕴含着强烈的历史重构意识，一种立足民族生存、与官修正史截然对立的民间历史重构意识。
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对于刘震云小说的忠实不在于人物与故事情节，事实上二者在编剧时都作了大幅改动，把本来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基本上与报告文学无二的小说改变成了以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主演）一家、瞎鹿（冯远征主演）一家与蒋介石（陈道明主演）政府体系为主要聚焦点的荧幕故事，这无疑是为了加剧图像优于文字所具有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冯小刚在电影中对刘震云小说的再加工与刘震云在小说中对1942年一些细节性的局部历史事件的改写与虚构在内质上却是一致的：就历史事实而言，都是为了更具震撼效应地将1942年河南大灾荒带给三千万人的生存苦难呈示出来；就历史理念而言，都是为了凸显出立足民族生存、与官修正史截然对立的民间历史重构意识。
刘震云与冯小刚用文字与图像对于1942年的历史重构深层拷问的正是民族生存的思想问题。此时的1942年河南大灾荒就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我们民族尘封已久的心灵事件。而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1942年正是为了拂去民族心灵上层层累积的使人模糊的历史灰尘，将民族真实的生存情状活生生地呈示出来，让这一心灵事件辐射出它本应有的历史精神效应。
当刘震云与冯小刚以民间的眼光透视历史，站在多数人生存的角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时，这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生存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生存的历史就呈现在白修德与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拍摄的“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的照片上。为了还原这段“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的历史，刘震云以采访当事人与搜集过去的报道、资料来说明，冯小刚则聚焦于逃荒之旅来再现，二者相得益彰，点面结合，共构出一部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史，一部与宋美龄访美风姿翩翩、仪态万方截然不同的民间历史。
首先，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共构出一部灾难深重的民族生存史。灾难深重到什么程度？就范围而言，其严重性莫过于大面积的逃荒。刘震云在小说中借白修德《探索历史》一书描写了当时灾民扒火车被轧死、轧残、沿途血迹斑班的逃荒情景。冯小刚在电影场景中花钱最多的地方也是这绵延无尽的逃荒长龙。逃荒的场景越是宏大，灾难就越是深重。而这种时刻与死亡相伴的逃荒其典型性绝不仅仅局限于三千万河南人，更不仅仅局限于1942年。单就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闯关东”的社会习俗就足见逃荒是作为中国人生存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如同闯关东一样被广泛接受的另一逃荒习俗，还有远溯汉代、兴于明朝至清末的“下南洋”。只是闯关东以山东人为最，下南洋以福建、广东人居多。与“闯关东”、“下南洋”构成中国人逃荒史中三足鼎立的另一社会习俗还有“走西口”。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事实上，“闯关东”绝不仅仅局限于山东人，“下南洋”绝不仅仅局限于福建、广东人，“走西口”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山西、陕西人。从逃荒的地域方位看，“闯关东”辐射东北，“下南洋”辐射东南，“走西口”辐射西北。也就是说，逃荒是中国人整体性生存的历史存在，它已经积淀为中国人生存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中国人生存的符号（社会习俗）。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审视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便会真实地浮出水面，才不会淹没于诸多壮伟的历史符号之中。
其次，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围绕上述逃荒共构出一部冲决人性底线的民族生存史。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与导演的冯小刚当然知道仅仅有宏大场面的渲染与烘托是不够的，焦点必须是个体与细节。冯小刚用冯远征主演的瞎鹿与女儿的对话这一细节回答了逃荒最原始的内涵，而这一内涵正是对真实生存状态的原初提炼。当女儿铃铛问“爹，啥叫逃荒呀”的时候，瞎鹿顺口回答：“不愿意饿死，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逃荒就是人回到最原初的本能生存状态，一切都是为了“吃”，这个“吃”就是寻点吃的，就是不饿死就行。吃，当然是人生存的第一要务。当瞎鹿对神父安西满（张涵予主演）说“逃荒一个月了，家里大人小孩已经十天水米没打牙了，每天都是吃柴火”的时候，当电影镜头再现出灾民将树皮、树枝、木头捣碎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见人是在何种情况下求生的，这时人的生存完完全全返回到动物，再谈“尊严”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情了。一切都围绕“吃”展开，都围绕活命展开。当人的生存核心全部集注于“吃”的时候，人性便变得如此粗糙，连流泪都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人性底线被彻底冲决莫过于卖人、人吃人、狗吃人。活下去的过程就是人性被一层一层剥落的过程，直到人的生存彻底返回兽性，那便是人开始吃人，而且是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甚至是比虎还毒的自食其子。倘若回溯历史这却不是文学家与艺术家的猎奇而是这种生存图景原本就绵延于民族生存的历史之中，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于此就是要把这一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民族生存史的面目更加醒目震撼地凸现出来，因为它被另一种历史遮蔽得太久、太深。
再次，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在展示逃荒惨状、人性冲决的同时又进一步共构出一部拷问为政者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的民族生存史。虽然从史料看对于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国民党政府也做了一定的救灾工作，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与中国历史上很多灾难相同的内在原因。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政府体系，塑造官员群像正是为了揭示这一点。刘震云在小说中借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道出了1942年河南人之灾的实质也是人祸，即“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苛政是民族生存的另一种形态。在猛于虎的苛政之下，在中国人的生存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比鲜明的生存图景，早在中国历史最繁盛的唐代杜甫就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作了最简洁直观的揭示。1942年也不例外，一边是三千万人踏上死亡之旅的逃荒，吃的是树叶、野草、树皮、树枝直至吃人，而另一边则是刘震云与冯小刚反复再现的政府官员的吃。正如刘震云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中国的政府官员绝不会因为灾民们在吃野草、树叶、树皮、树枝乃至去吃人，而会像美国记者白修德那样“不忍心吃下去”，“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对此，冯小刚在电影中将李雪健主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置身于摆放着精美菜肴的饭桌前，而他口中说出的却是“没想到一场旱灾，给河南拉下这么大饥荒”。就像中国政府官员的言与行一样，中国人的生存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这种强烈反差的情景之中。上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体系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在“只有甩包袱（灾民），才能顾大局”与“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的电影台词中得到了最集中的揭示。中国人的生存在“大局”面前是脆弱的。服从大局是中国为政者执政实践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当要牺牲民众的时候，当要榨取民脂民膏的时候，“大局”便是最好的遮羞布。世界上真有比千千万万老百姓生存更为重要的“大局”吗？那么，和饿死三百万人相比，摆在委员长面前的这种“大局”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大局”、“大问题”刘震云在小说中也同样作了详细地叙述，概括起来有“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对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归根结底，“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陈道明显然了悟这其中的真意，因此面对白修德所说的人吃人、狗吃人的事，他准确地将导演、编剧的意图内敛于中国政治家特有的举止与语调，恰到火候地以平静的微笑练达舒徐地说出委员长的台词：“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鲁迅向来提倡“正面文章反看法”，因为民族生存的真实形态往往从反面才能看得到。
最后，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又在诸多拷问面前更深层共构出一部启蒙国民性的民族生存史。三千万逃荒的河南人在切肤之痛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终于明白“在危险苦难时刻，国家、民族、领袖、主义，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三千万河南人“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刘震云在小说中展示了这一两难抉择的心理过程。1942年的历史再次证明铁一般的真理：抛弃人民的政府，也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抛弃人民的政府是靠不住的，那么上帝呢？当电影中憨直的神父安西满目睹逃荒路上人一个一个死去，在祈求上帝时等到的却是一颗炸弹的时候，他的信仰彻底崩溃了，那声绝望的“如果斗不过魔鬼，那信他还有什么用”的仰天喊叫便是最后的答案。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哪怕我们去抢。在只知道逃荒，甚至易妻而食、易子而食与揭竿而起之间，刘震云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沾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此时，我们再来看冯小刚在电影中聚焦大户被抢的场景的时候，才会领会其中的国民性启蒙意味。“揭竿而起”实则是自我对于命运的把握，不是逃，不是乞，更不是“在亲人间相互残食”，不必将希望寄托于抛弃人民的政府，不必苟活于侵略者的蹂躏之下，不必祈求于虚无的上帝，我们的命运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活不下去，那就“揭竿而起”，将原本是我们自己种出的粮食抢回来，将原本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抢回来。与其苟活于世，甚至苟活而不得，不如“揭竿而起”，活出一口气，活出一个真正的人。
刘震云与冯小刚以文字与图像真实勇敢地返回1942年，重构出一部绵延于历史时空的苦难的民族生存史、冲决人性底线的民族生存史、拷问为政者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的民族生存史、启蒙国民性的民族生存史。我们借助二人的文字与图像重温这一民族生存史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的民族生存在历史之镜的反照中更好地走向现代。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 篇3
关键词：《永生羊》,民族仪式,细节
电影《永生羊》通过哈萨克族少年哈力的回忆视角讲述了哈萨克人民对待爱情、亲情的质朴热烈的情感, 描绘了草原民族与自然相处融合的生活场景, 满足了观者对一个游牧民族所有的好奇与想象。如贾晔、王炜所谈到, 《永生羊》完成了一次画面和文化优良的结合, 是新疆题材电影中一部创作成功并有所创新的影片。本文就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片进行解读与分析。
一、少数民族传统仪式的文化深意
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最大的不同也即最神秘的一点就是他们拥有外族人领悟不到的信仰, 他们用独有的礼祭仪式践行自己的信仰。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融合, 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礼仪、风俗、技艺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趋同化让一些少数民族的精粹文化不断消失。电影《永生羊》就像是哈萨克少年哈力的记忆拼凑, 导演试图通过找回哈力的个人记忆, 来铭记整个哈萨克族的民族记忆。
电影《永生羊》中多次出现羊的献祭仪式, 从开片岩石上神秘画幅展现的男人、女人、献祭的羊, 到哈力成人仪式上叔叔凯尔泰斯祭杀的羊, 再到路遇冻死的羊群, 凯尔泰斯再次实行的祭杀, 直至片尾长大成年后的哈力为奶奶莎拉的死而亲手祭杀的羊, 可以说对羊的这种献祭仪式贯穿影片始终。导演用这种明显又意味深长的情节设计告诉观众哈萨克人的生存哲学, 即他们对人与自然生命关系的解读。人们为了不挨饿所以宰杀了羊, 但却以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为宰杀的羊超度、缅怀, 这形式化的礼祭看似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悖论, 可是其中不正蕴含着哈萨克人对自然万物的敬仰敬畏之心么?在这种献祭的践行中羊得到永生, 宰杀羊的行为得到原谅。羊的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生的方式, 就像哈萨克民歌中唱的那样——“唱着歌来, 唱着歌去”。而这种献祭仪式的传承不单单是习俗的保存, 更是哈萨克族人千百年来面对自然的一种生存之道。
影片中除了羊的献祭这一少数民族传统仪式之外, 少年哈力的成人礼也是影片别具深意的一笔。全片以哈力的视角展开叙述, 哈力少年时就目睹邻居乌库芭拉的美丽, 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见证了乌库芭拉和叔叔的邂逅, 后来乌库芭拉选择和情人私奔逃婚, 然而命运多舛, 乌库芭拉成为了自己的婶婶, 最终又因难舍孩子而离去。遥想当年乌库芭拉出席了哈力的成人礼, 倒更像是乌库芭拉的命运见证了哈力的成长, 这是一种漫长时间垒砌下的见证。而哈力在对乌库芭拉命运的旁观中也不断收获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 看似简单的剪小辫、戴帽子的成人礼, 更像是对乌库芭拉命运给哈力带去的启迪意义的隐喻, 也更是哈萨克人对生生不息的草原精神的继承与守望。
二、细节的节制与张力
影片《永生羊》的整体基调含蓄而平静, 无论是乌库芭拉与花骑阿勒泰热情如火的一见钟情, 还是遭受族人排挤非难时的坚强隐忍, 亦或是改嫁凯斯泰尔后平淡的生活, 无一不流露出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性格, 即千百年来游牧民族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而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一种平静而又包容的性格。 而这种含蓄的民族性格并不是死水式的波澜不惊, 在影片中, 导演采取一种诗意的讲述方式, 简单的对白、沉默的男女主人公等多处细节的刻画都展现了哈萨克族人节制与张力并存的民族性格特征。
乌库芭拉与凯斯泰尔二人初相识时, 是在一场哈萨克族的民俗活动中。姑娘在马背上追逐并用皮鞭抽打男子手背, 如若心仪就轻轻抽打。凯斯泰尔手背深深的伤痕说明了乌库芭拉无意于他, 可是凯斯泰尔却被她吸引, 他将对乌库芭拉的那份感情深埋于心底, 寄托于那个为乌库芭拉做的马鞍中, 即便侄子哈力一语戳破他的单相思, 他也依旧默默不语, 埋头做着马鞍, 这份感情的真挚为后来二人的相遇埋下了伏笔。导演对乌库芭拉改嫁于凯斯泰尔的新婚之夜的刻画, 充满了隐忍的节制。哈力总是好奇叔叔婶婶在帐幔里的动静, 而导演却出人意料地设置成二人含着眼泪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种情感上的压抑与节制恰恰充满了张力, 他们二人彼此内心最深处的委屈与创伤在这一刻决堤。婚后的日子, 两人的爱情像潺潺流水, 平缓、不张扬, 导演只用了几个细节设置就形象地展示给了观众。两人在田间劳作, 一人收割、一人捆绑, 默无一言却又心心相通;在树林中, 凯斯泰尔抱乌库芭拉上马, 两人依偎骑马;做饭时, 乌库芭拉微笑着递给凯斯泰尔水壶, 他们娴熟默契的动作在无言中向观众诉说了相濡以沫的爱情。当乌库芭拉决意离开的时候, 凯斯泰尔虽然痛苦, 但依旧为她准备着一切, 栓好的白马、精心制作的马鞍都是导演不动声色的细节设置。第一次相遇时乌库芭拉骑的就是白马, 马鞍也是第一次相遇时许下的承诺, 如今的最终离别, 这些具有隐喻意义的事物一一出现, 看似巧合, 实则用心。细节的铺垫抓住了观众最细微处的感知神经, 增强了观众的感受度。
此外, 影片中对音乐这一细节的运用也独具新意。在以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 大多数还停留在单纯地用语言、情节来讲述故事这一层面。而《永生羊》中就多次运用音乐来代替大量的对白, 以音乐来表述感情。当乌库芭拉在毡房中无法见到意中人时, 她用冬不拉琴声传递情感;当她决意离开时, 也是用冬不拉琴委婉地告诉凯斯泰尔她的意图。这种诗化的表达方式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浪漫气息, 细节的设置使得影片在原生态的叙事层面上与表意表象层面遥相呼应。
《永生羊》作为一部描述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片, 展现了哈萨克族的生活习俗以及生命哲学, 让观者对这个陌生民族那幽微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独到的生存哲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参考文献
民族日化:美丽行业夹缝中求生存 篇4
那么，民族日化行业一轮又一轮的收购狂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有着“美丽行业”之称的日化行业如何在夹缝中实现品牌突围?
外资并购，本土品牌的成长之殇
在后WTO时代，中国日化行业市场的“诱人蛋糕”对跨国公司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并购，他们获得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权后，往往通过雪藏、错位、透支等方式将本土企业收作“囊中之物”，最终使民族品牌消散于无形。”北京日化协会秘书长刘静安一语道出了外资并购民族日化品牌背后的玄机。
诚然，中国日化行业三十年来，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甚至曾在某些细分领域超越过外资日化企业，但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日化行业的格局开始悄然改变。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8日报道称：就在2003年12月法国欧莱雅收购小护士后不久，欧莱雅就曾高调宣布要推出新一代全新小护士与卡尼尔护肤系列产品，并表示要把小护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护肤品牌。但几年后，市面上已几乎看不到小护士的广告，专柜也陆续被撤。而欧莱雅中国总裁盖保罗则坚称：“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个品牌。”
加入WTO后，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大宝、丝宝等一大批民族日化品牌。以大宝为例，1990年大宝推出了SOD蜜系列产品，市场份额一度高达15.76％，并曾连续8年获得全国化妆品市场产销量第一名。然而入世之后，大宝“天天见”的日子渐渐远去。
2008年，时任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协会秘书长的陈少军曾说：“客观上讲，大宝近几年的发展趋于停滞不前，销售业绩始终在七八亿元左右徘徊。”而刘静安也表示：“2003年，大宝在护肤品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为18％左右，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但到了2005年，大宝在国内化妆品700亿元的市场份额中却仅占到1％。”这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大宝终将难逃被外资企业收购的命运。
事实上，在强生收购大宝以前，业内人士就已经开始对大宝的未来表示担心。对此，强生方面在收购当日表示，将保留并发展大宝品牌。但大宝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不仅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反而重写了小护士的没落命运。
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常轶智认为，目前日化市场的竞争格局是外资品牌占据一线市场，本土日化品牌主要在二、三、四线市场生存。一般情况下，外资品牌收购本土品牌主要是看中本土日化品牌的营销渠道，为的是加快其自有产品进入二、三、四线市场的速度，而并不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本土品牌。
“最近，外资频繁并购本土化妆品品牌，一方面说明被收购的本土化妆品品牌发展势头较好，在营销渠道的构建方面比较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资日化品牌正逐渐从一线市场向二、三、四线市场渗透。这意味着，被收购的本土品牌将面临被雪藏的可能，而其他没有被收购的日化品牌的市场份额则会随着外资品牌迅速进入二、三、四线市场而进一步缩小。因此，外资品牌的强势进入，无疑成了本土品牌的成长之殇。由此我认为，未来本土日化品牌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还需要在企业战略规划、产品质量安全、品牌建设、销售渠道、服务体系以及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多下功夫。”常轶智进一步解读。
品牌霸权，“差异化”终端费拉开实力差距
业内专家指出，大型连锁卖场利用渠道优势，向供货商收取高额入场费，已是众人皆知的业内潜规则。而据相关信息显示，大型卖场收取费用的对象并不包括所有供应商，一些国际知名品牌是排除在收费对象之外的。以日化行业为例，由于行业中宝洁、联合利华等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所以在进场时是免费的，陈列时同样免费拥有最好、最宽的陈列位置，但民族日化品牌受到的待遇则截然相反，不但进场要收取高额的进场费和条码费，同时还必须向卖场交纳费用才能得到次要的陈列位置，诸多的民族日化品牌只有集中于狭窄的货架空间以创造和争取与每一个消费者接触的机会。
在激烈的卖场陈列之争中，外资品牌免费获得了垄断性的优势资源，本土日化品牌即使付出高昂的费用也得不到与外资相应的陈列或支持。当卖场越来越依靠向供应商收费盈利时，则意味着本土日化品牌占用最少的资源却向卖场提供了最主要盈利来源的不公平交易模式，而突出资源投入与收益成反比的尖锐矛盾也将日益凸显。
而从另一个角度，由于日化行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外资品牌一般处于中高端的价格领域，本土品牌则一般处于中低端的价格领域，渠道费用的巨大差异使得外资品牌享受着高额利润，而本土品牌则在费用的重压之下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如果没有这种差异化的渠道费用，那么本土日化企业的发展将会更快，本土品牌也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中去，同时，也一定可以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成本进一步降低。”某日化企业销售总监坦言道。
既然品牌优势在渠道中如此重要，那么日化品牌为什么不能在品牌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呢?
业内亦有专家认为，日化行业对于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通过广告传播，而广大消费者也往往信赖于广告中传达的品牌认知。就拿宝洁在2004年后连续三年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广告“标王”的案例来说，宝洁每年在中国市场上广告投放额就高达1亿美元。此外，除了在央视投放广告外，宝洁在地方电视台的广告投放力度也相当惊人。如此巨额的广告投放量，使得让本土日化品牌望尘莫及的大部分利润空间在渠道上被压缩殆尽。
外资日化品牌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几乎垄断了国内日化品市场的话语权，在消费者心中自然也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消费者在持续的广告轰炸之下，最终减少了对本土日化品牌的接受度，由此导致的品牌优势积累差距也将逐步扩大。
在另外一方面，外资的品牌霸权也依然可见。由于本土日化中小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日化行业所需的固定资产要求也不高，因此本土日化企业在资金方面难以得到国家的金融支持，这严重制约了本土日化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对时机的把握。再加上本土日化企业在发展过程和行政监管中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最终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了“本土品牌不如外资品牌信任度好”的刻板印象。这在2010年曾轰动一时的霸王“二恶烷”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
据了解，“二恶烷”起源于国内消费
者对霸王产品相关含量的质疑，虽然短短几天之后的检测显示，包括外资品牌的洗发水中同样含有该成份，国家相关部门也及时澄清了洗发水所含的二恶烷对消费者本身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种质疑却被普遍贴上了霸王或本土日化的标签。同时，此种质疑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迅速放大，使霸王及相关的本土日化品牌受到了较大的市场冲击……后据霸王官网的公告显示，霸王2010年度曾因该事件的影响而陷入亏损。
突破迷局，自主创新与品牌意识并举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每年人均日化产品消费在100元左右，在日化行业发展的30年时间中，平均增速为20％，此数字远远超过了GDP增速。由此，业内人士估计，中国日化行业的发展速度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快，日化行业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朝阳产业。但由于历史和行业发展的原因，我国日化产业在科技创新和品牌策略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民族日化企业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更要树立品牌意识。
在自主创新上，正略钧策管理咨询顾问闫强表示，“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日化企业，大多本土日化品牌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大部分民族品牌因此选择了另辟蹊径，以求在传统中药配方的日化用品领域找到市场突破口。
从产品理念创新来看，与祖国传统医学相结合是近几年来日化产品的发展趋势。比如中草药养护功用一直在国内深得人心，中药作为中国的传统精粹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而正是凭着中草药配方，民族品牌在市场中开拓了一片蓝海。如今日化用品市场呈现出了中药配方、化学配方和其他配方产品三足鼎立的格局。
据了解，云南白药习二膏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就成功打破了外资品牌佳洁士、高露洁、黑人等的垄断地位，占据了牙膏市场第5名的位置；上海家化旗下的时尚中草药个人护理品牌——佰草集更是走出国门，成功打入全球高档化妆品零售商丝芙兰的销售网络。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草药日化市场的份额已远远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民族品牌凭着中草药概念正在迅速崛起。
然而，中草药概念巨大的市场号召力也引来了外资品牌的纷纷跟进。宝洁旗下的佳洁士草本系列牙膏的成功，就与其草本概念的市场运作紧密相关；而佳洁士汉草萃牙膏则更让人浮想联翩。据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透露，其上海研发中心将开辟一整层楼以专门从事中草药产品的研发工作。
民族品牌好不容易凭着中草药配方占据了市场的一席之地，却在外资品牌冲击下举步维艰。对此，著名营销与品牌导师杨松霖认为，要突破外资品牌“围剿”本土品牌的格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汉方产品。目前，本土化妆品的关键原料和核心成份主要是由国外的专业厂家提供，本土企业鲜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因此，中国日化行业欲跳出这个“紧箍咒”，务必另辟蹊径开发新型产品，那样就不会受制于人。我认为，汉方产品是国内本土日化企业的最好选择，因为中草药的独特性能是任何化学物质所不能比拟的，再辅之现代科技元素，相信中西结合的汉方日化产品远比单一的化学日用品要好得多，且中草药具有天然、绿色的优势，这正好吻合了当前世界追求节能环保的时代潮流。
其次，吸收民间智慧，研发一流产品。由于民族日用品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绝对不可能像财大气粗的外资企业一样投入巨额资金搞产品研发，因此，可以开辟捷径，大量吸收民间智慧。据了解，民间有不少“土方”在美容方面都是很灵验的，尤其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那里蕴藏着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璞玉”，有待长着慧眼的“玉匠”去拾取。
再次，透析消费心理，把市场调研做到位。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民族日化品牌的“死穴”，很多企业家都没有认识到对消费者心理研究的重要性。我认为，做足市场调研，益处良多：一是调研能准确锁定目标市场区域内的意见领袖和重度消费者，从而摸清消费者的心理取向；二是专业人士通过心理访谈和心理测试等方式的深入沟通，可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内心渴望，进而作出精准的品牌规划。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 篇5
统观“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在叙事主题的迭次变化中, 从剧作冲突和情节的展开中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三种基本叙事策略:第一, 用“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从而教育和启迪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在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更深层次上是阶级的差异, 在民族异同之上还有更高的阶级异同。汉族的阶级剥削和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与汉族的被剥削阶级和少数民族的被剥削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关系。第二, 用“国家意识”和“民族大家庭观念”替代“少数民族意识”, 强调党所领导的各民族共同的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可以争取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 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三, 在尊重少数民族信仰自由的前提下, 用“先进”与“落后”的分界线来消解许多根植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宗教文化、神话传说、巫术民俗的统治地位, 用以汉文化特色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教育少数民族人民反对封建迷信, 从而使这一题材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主题相联系。三种叙事策略的灵活运用, 成功的实现了政治话语命题向艺术形态的顺利转换。
“用‘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叙事策略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分析”和“阶级归类”的手法, 是整个“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许多影片通常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来消解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界限, 用“阶级归类”的方法来构建影片人物角色群体的“基本二元对立”。少数民族群众和主要由汉族构成的边防军 (或工作组) 构成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潜藏的敌特分子和敌人 (主要是汉族) 则构成影片的反面角色群体。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和边防军 (或工作组) 的共同对敌斗争来获得影片的叙事动力, 在叙事进程中建构和强化少数民族的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如在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中, 以黛乌 (于洋饰) 、蓝蒡 (孙景璐饰) 、噶瓦 (仲星火饰) 为代表的苗族和哈尼族群众与以汉族的区委书记 (冯奇饰) 、张连长 (吴漾饰) 为代表的边防军构成了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以李三 (梁山饰) 、特务司令 (方伯饰) 为代表的敌特分子构成了影片的反面形象群体。影片围绕境外国民党残匪军对边寨的“袭扰”与边防军民的机智巧妙的“反袭扰”斗争展开叙事, 敌我斗争成为推动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样, 在《神秘的旅伴》中, 彝族的小黎英 (王晓棠饰) 、朱林生 (刘增庆饰) 、瑶族的盘大妈 (许蓝饰) 与汉族的指导员 (黄世光饰) 、中队长 (徐连凯饰) 等构成了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魏福 (李颉饰) 、萧五 (田烈饰) 、神甫 (克里木江饰) 等敌特分子构成了影片的反面形象群体, 敌人偷运武器入境与我边防战士对之进行的侦查斗争成为推动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来源。同样相似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设置在《芦笙恋歌》、《两个巡逻兵》、《锡城的故事》中都有相似的体现。在这类影片叙事中, 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被淡化处理了, 阶级归类和阶级认同得到了强化。采用这种叙事策略的影片其政治含义是直观而单一的:汉族的工作组、边防军或党组织与少数民族群众是同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 汉族的剥削阶级是大家共同的阶级斗争对象, 汉族的边防军和工作组是少数民族新生活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由于少数民族政策特有的复杂性和政策性要求, 单纯的“阶级分析”策略所构成的基本“二元对立结构”尚不能准确有效地表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因为当时党和中央政府在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时, 尚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来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因此, “一个受蒙蔽而最终经过教育达到觉悟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成为影片故事情节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剧作元素。这种转变不是人物性格的转变, 而是思想观念及政治抉择的转变。在《边寨烽火》《勐垅沙》《摩雅傣》《景颇姑娘》4部影片中就体现了这一叙事策略的运用。《勐垅沙》堪称这一叙事策略的代表性作品。首先影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消解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界限, 用阶级归类的方法确立了影片剧作的基本二元对立结构:即勐垅沙的傣族头人布亢和美蒋特务刀爱玲同属反面形象, 解放军工作组与傣族同胞梅恩、帕曼则是正面形象。而开始受人挑拨与解放军作对, 后来被解放军的行为所感动而醒悟过来的猎人勒亨则是“处于转变中的形象”。头人布亢 (刘恒德饰) 在影片剧作的前半部分中阻止傣族群众接近工作组, 关押帅恩, 抬高粮价, 成为叙事中的反面形象。当他被刀爱玲所劫持而被解放军所解救时, 布亢这一人物便有了“醒悟”与“转变”的契机。影片的情节便成为“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表述。影片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同属傣族的梅恩和勒亨与头人布亢分属不同的阶级, 刀爱玲虽是傣族, 却是代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美蒋特务;汉族的解放军工作组才是真正给傣族人民带来幸福的解放者。此外, 《边寨烽火》中的多隆、《摩雅傣》中的傣族头人帕沙, 《景颇姑娘》中黛诺的情人勒丁等皆是这种为体现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特意设计的人物角色, 成为影片表意系统中的固定符码。
尽管在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 神话、传说以及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巫术、礼仪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文化统治地位, 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相抵牾, 或与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背道而驰, 因此, 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用以汉文化特色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教育少数民族人民反对封建迷信。从而使这一题材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主题相联系”也就成为“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又一常用的叙事策略。影片《摩雅傣》便是此类叙事策略的典型代表。影片中解放前傣族妇女米汗因被诬为“琵琶鬼”而被驱逐离乡, 后来被当众活活烧死。解放后, 其女儿依来汗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 (傣语中“摩雅”意为“医生”) 。通过米汗和伊莱汉母女两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不同的人生境遇来揭示傣族传统文化中“琵琶鬼迷信”的愚昧落后和对傣族妇女的残害。同时, 影片中还展现了僾尼族人把“双胞胎”视为“鬼胎”的传统习俗, 把生双胞胎的妇女驱逐离乡并把双胞胎杀死等传统习俗, 以此来教育傣族人民 (甚至整个少数民族人民) 应当摈弃传统巫术习俗的束缚, 现代的医疗技术才是真正能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医疗问题之所在。此外, 在《边寨烽火》“山寨议事”一场戏中, 当梅普山官召集景颇山寨的山民商议修建水库时, 恰逢一群乌鸦飞过山寨, 按景颇族的传统习俗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因此修建水库之事便被随之取消, 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看来显得愚昧而可笑;《景颇姑娘》中“开荒种田”一场戏,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景颇族原始而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这些情节的设置除了增添影片的奇观效果之外, 其隐含的教育意义在于:少数民族人民应当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 破除传统巫术迷信的束缚, 主动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时代进步的主题中来。
作为“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唯一的喜剧电影, 《五朵金花》不像其他影片那样承载着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 反而通过其轻松的喜剧风格而在叙事策略上显得别具一格。与其他影片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得叙事动力不同, 《五朵金花》则是“以误会造成的戏剧张力来获得影片的叙事动力。”“误会常常是因为巧合造成的, 但在设计巧合时, 如果稍有疏漏, 就会弄巧成拙。《五朵金花》在这方面可谓精心、细微, 既使误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层层递进, 又合情合理, 无暇可击。”
上述几种叙事策略分别与不同的叙事主题相联系, 构成了“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几种基本叙事类型。这几种类型的影片, 作为党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策略所演换成的基本文化视点, 成功地阐释和表达了党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起到了电影在当时所特有的作为党的政治宣传武器和工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梨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 (1949-1959)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2]胡菊彬著:《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 (1949-1976)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1月第1版。
[3]李显杰著:《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4]申致远、魏春桥:《“悲惨”的<阿诗玛>》, 《大众电影》, 2005.2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 篇6
一、民族音乐对于武侠电影感染力的提升作用
电影配乐和其他形式的音乐不同, 它不仅仅需要作为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还要和影像有机融合起来, 提升电影艺术性。而民族音乐的运用, 可为武侠电影的气氛、环境等方面营造出特定基调, 增强电影画面感染力, 与视觉冲击。例如运用民族音乐配乐的《黄飞鸿》、《卧虎藏龙》、《十面埋伏》等均获得过世界各大电影音乐奖项, 是民族音乐的配乐运用的典范, 通过配乐的渲染, 使影片在艺术层面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
《黄飞鸿》中运用的“男儿当自强”, 脱胎于古典民族音乐《将军令》, 音乐主要表现出将军升帐时的那种威严肃穆, 以及出征战斗时的激烈氛围, 此曲不管是旋律还是歌词, 都给人一种激昂的感觉。欣赏影片的观众, 无不被音乐气势所感染, 感受到中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又如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 使得武侠电影再次受到世界瞩目, 影片中的武打设计、剧情、对白、音乐均引人入胜。如同水墨画版的场景与民族音乐时而委婉时而激昂的搭配, 使人们在恬静似画的风景中陶醉的同时, 感受到剧情进展的紧凑, 在乐器选上, 以富含东方意蕴的笛、萧、古筝、二胡等为主, 使整部片子散发着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 这也是本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民族音乐对于武侠电影中人物情感的烘托作用
我国民族音乐的独特气质, 往往可以对武侠电影中的人物起到良好的烘托作用。例如在《卧虎藏龙》中, 就大量通过民族音乐的运用, 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情感 :李慕白不幸身中毒箭, 危在旦夕, 这时音乐渐渐响起, 呼应了武林宗师凄凉凋零的最终悲惨遭遇。《卧虎藏龙》主要歌颂的是疾恶如仇、重情重义的侠义情怀, 因此民族音乐的作用也就是为了凸显影片中人物的这些性格。我国的民族音乐以幽婉深邃见长, 而又不乏激昂的旋律, 有着自己鲜明的审美特质。在《十面埋伏》中, 小妹舞蹈的配乐源自汉代《佳人曲》, 曼妙的音乐, 配合小妹的舞蹈身姿及唱词, 将其外在到内在气质都彰显出来, 特别是其中的“北方有佳人”, 透露出小妹的独立和高洁气质。当小妹为爱情舍弃生命时, 细腻、温婉的琵琶声响起, 哀伤的音乐中透着绵绵无尽的回味, 也寓意着小妹无尽的感情和遗憾。在片尾处, 小妹死后, 佳人曲又再次奏起, 由此可见, 佳人曲和小妹形象自始至终都是相互映衬的。
三.武侠电影配乐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武术源远流长, 武打电影也就因此成为我国电影业的一个重要名片, 国外对于中国电影大多是从武侠电影开始的[3]。从1971年邵氏影视出品的第一部向海外发行的武侠电影《天下第一拳》开始, 我国武侠片就赢得了海外其他国家的广泛喜爱, 影片中炫目的打斗、紧张的剧情、唯美的风景以及充满东方风韵的配乐等, 均让世人惊艳。而《卧虎藏龙》的成功, 更是使世界再一次掀起中国武侠的热潮。《卧》中的配乐不再仅使用西洋交响乐, 而是大量运用本民族音乐, 尝试中西合璧的方式[4], 将民族特色音乐和影视充分结合, 这种大胆尝试, 也赢得了界内一致好评, 中西音乐融合的方式, 已成为我国武侠电影的主要配乐形式。通过民族音乐和影视的有机搭配, 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通过音画的立体角度展示出来 , 同时也是武侠电影配乐的必然发展趋势。
结束语:
我国武侠电影在激烈的打斗与紧张的剧情中, 重视细节的表现。而电影艺术必须要有与之相配的电影音乐, 来提升艺术内涵。我国民族音乐意境深远, 幽婉中不乏激昂, 与武侠电影的表达诉求不谋而合。一部《卧虎藏龙》使世界再次瞩目来自东方的武侠电影, 其中民族音乐的运用, 不但更好地提升了电影内涵, 对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 也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民族音乐不仅能在细节上烘托人物, 营造氛围, 还能彰显电影的民族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相信将民族音乐灵活运用在武侠电影中, 势必会使影片的艺术魅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摘要：武侠电影是我国重要的电影类型, 如同西方魔幻片、美国西部片一样, 武侠电影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民族符号。而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武侠电影相似, 均有着鲜明的民族性, 两者相辅相成, 可使武侠电影凭借民族元素, 更完美地诠释电影主题, 提升艺术魅力。本文以武侠电影配乐作为切入点, 对其中民族音乐的应用展开较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武侠电影,电影配乐,民族音乐,应用
参考文献
[1]曾维.从容游走于“民族化”与“国际化”之间——谭盾电影音乐现代性试析[J].电影文学, 2011, (17) :120.
[2]卞镜茹.论中国武侠电影的审美内涵与商业价值取向[J].艺术教育, 2011, (2) :157.
[3]康雅秋.影片《东邪西毒》的电影配乐分析[J].电影文学, 2010, (23) :150.
我国民族品牌的生存与发展之思考 篇7
一、我国民族品牌的生存现状
1. 较低的国内民众信任度导致有品牌无市场
强势品牌的塑造不是少数人、少数企业的事情, 它与整个民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民众对于品牌的认可首先来自于对质量的认可。在我国的民族品牌中的小品牌, 由于市场的竞争和压力导致其为了尽快收回成本, 只重视销售数量严重忽视产品质量, 或者很快从市场消失, 或者只能生存于低端的消费市场;而大品牌虽然前期对于质量的把关已经使其在国内外都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及媒体的频频曝光都能明显的看到, 这些做大做强的民族品牌对于国内市场的产品已经开始放松要求, 同时售后服务严重滞后。整个民族产品的公信力逐年下降。
2. 品牌所应体现的核心价值观有所偏差
品牌核心价值是对消费者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满足, 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消费者对具体产品的需求是容易变化的, 当他们发现自己缺少什么就会想要什么, 因此品牌定位也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并进行调整。然而国内不少企业没有给自己的品牌一个科学的核心价值定位, 进而导致品牌内涵的频繁变化, 违反品牌资产积累的恒定原则。得不到消费者肯定的品牌定位必然是失败的, 但仅仅考虑消费者的需要而背离品牌核心价值的品牌定位将会导致整个品牌体系的崩溃。
3.“世界加工厂”的现实地位是民族品牌发展的障碍
由于缺乏自主品牌, 中国企业的产品卖不出价格, 长期处于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没有较高的增值盈利能力。随着原材料、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以及东南亚、中欧、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国原有的制造成本优势将被削弱, 制造业势必急剧萎缩, 规模巨大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 获取微不足道的加工费。2006年《财富》杂志统计, 如果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依据计算这些国家的世界级企业的个数, 中国仅有15家, 而且没有一个能进入全球最具影响力品牌。
民族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 品牌的魅力最终要通过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来体现, 企业生产经营本身, 就是品牌建设。另一方面, 由于品牌建设涉及到社会文化传统、消费者购买习惯、市场竞争环境以及社会传媒配合等诸多方面, 因此, 品牌建设必须在社会、企业、有关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的通力合作下, 才能取得成效。
二、我国民族品牌发展战略构想
1. 把握好建立品牌阶段的时间契机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由谋求资源优势、商品优势转变为谋求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品牌优势, 而技术、人才的优势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品牌优势上。竞争的结构已由限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转向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多向竞争。这种竞争环境是建立民族品牌的有利时机, 我国企业首先应运用本土企业的有利条件, 努力创建出国内名牌, 与洋品牌相抗争, 维护民族产业的发展。只有站稳脚跟后, 才能出得去, 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开展国际化经营, 并且一定要通过过硬的民族品牌摘掉中国产品就是廉价品的帽子。
2. 高度重视品牌质量和售后服务
优秀品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能提供更高的可依靠的质量。世界上的知名品牌如奔驰、索尼、西门子等无不体现着高质量。许多顾客青睐名牌, 甚至不惜以高价购买主要就是由于名牌所体现的质量优势。中国海尔因为始终重视质量而在市场中占据相当的地位, 但与国际知名品牌比较还相差甚远。松下的空调机首先以品牌质量得到认可为前提, 同时提供了人性化的售后服务, 每年根据使用空调的时间主动的打电话给客户询问并定期上门检测。而大多数国内企业经常是客户有问题多次求告甚至必须要媒体介入才能解决。没有高品质, 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牌, 甚至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失败。没有人性化的售后同样不能使品牌永葆青春。做好质量才能让国民在使用国货的同时形成使用民族品牌的优越感。建立对民族品牌的信心, 才能改变社会消费大众扭曲的崇洋消费情结。
目前全球针对生态恶化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日渐提高。树立民族品牌, 企业还应参与国内的环境和绿色产品、有机食品等认证, 一方面在国内树立绿色企业形象, 另一方面也为获得国际认证做准备。
3. 围绕核心价值培育民族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就是产品在实际使用价值之外给予消费者的一种印象、感觉和附加价值, 比如归属感、身份感等。在建设品牌文化之前, 首先要搞清楚企业品牌所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什么?它主张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产品研发观、产品观、市场观和服务观等等?当然, 首要是确定自己的品牌的核心价值要反映什么样的内容, 即就是消费者对品牌的第一直观感受。人们需要不同个性的品牌。诺基亚 (手机) 在“科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引导下, 开发适合不同个性要求的产品, 因此始终站在品牌市场的前端。
我们很多民族品牌重在模仿, 尤其是汽车产业。车型模仿的像模像样, 质量问题令人堪忧的同时, 高喊出的“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的口号没有任何力度。“年轻时有辆哈雷摩托, 年老时有辆凯迪拉克轿车”, 是很多美国人终生的梦想。我们不能只停留的模仿阶段,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的梦。
4. 政府应为民族品牌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我们也希望每天照着镜子说:“要想皮肤好, 早晚用大宝”。这个物美价廉的民族品牌在支撑民族梦的多年后收归美国强生囊中。人数众多的中国年轻人还是不喜欢喝“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民族品牌如同得了软骨病, 艰难成长却最终要被圈养起来。在民族品牌面联国际并购的困境中, 政府的职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极其完备的国家, 就保护本土品牌而言, 对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 此法历经70多年, 不但从没有过实质性修改, 反而美国国会还要定期对其追加一些特别规定;对外有著名的“301条款”, 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我国新的《反垄断法》让我们看到了阻挡国际并购进程的希望, 同时笔者认为, 政府各个相关职能部门都应适时调整工作, 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民族品牌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对于大量中国企业在未来的研发建设, 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 甚至资金支持,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商业品牌价值追赶上发达国家。社会传媒也必须承担起建设民族品牌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品牌战略的成熟, 未来的市场必将是名牌的天下。已加入WTO的中国企业将参入更广泛的国际竞争, 中国的市场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 民族品牌必须以质量为基础改变中国产品的世界形象。
摘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极为重视品牌的战略发展环境。我国所扶持的具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在开放性经济环境中却要面临可能被国际并购的风险。笔者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及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 表明我国应对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
关键词：民族品牌,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陈志:中国民营企业品牌战略[J].当代经理人 (中旬刊) , 2006, (21)
[2]木梓:以品牌战略推动企业发展[J].信息网络, 2007, (3)
[3]刘红霞:我国企业品牌战略问题研究[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7, (1)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 篇8
从文化产生的环境生态考察，可分为原生生态与再生生态。原生生态是民族文化最初直接生长发育的环境，此时，文化对自然生态的依赖较突出，它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成并与其逐渐磨合适应之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格局，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而自然也处处显露出人化痕迹。再生文化生态是文化发展论形态上的原住民民族文化的再发展，是某种原住民民族文化形成后受外来文化影响，或受环境变迁影响，并使原住民民族文化产生逐渐变化的状态。在此文化生态中，自然环境的影响因素大大减淡，科技文化的影响重重加深，是如今对原住民民族文化传承影响最大的文化生态因素。
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来强势文化冲击后，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当今全球的同质文化对原住民异质文化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状态：
第一种，渐危状态。某些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界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发生了缓慢、逐渐、循序的改变，这种变化形式叫做渐危。处于渐危境地的原住民民族文化是在与外来持续的交流中，逐渐改变其文化，产生渐变效应。那些外来的新的文化因素可能会取代原初文化的模式，使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也可能在混合过程中与原住民本土文化结合。渐危的原住民民族文化的变化范围，主要集中在物化形态和语言层次上。如原住民的住所迁移以及常用语言的关键词被逐渐替代。
居所状况是决定原著民文化是否渐危的标志之一。住所，首先取决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原住民族群的住所主要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但原住民迁徙以后，随着迁入地自然环境的改变，以及当地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住所逐渐发生变化，住所具有定居化的特征。许多国家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生态移民的大部分对象是原住民群体。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原住民都直接仰赖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种资源作为生存的唯一依据。但是除此之外，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义、历史、传说、宗教、祭仪等部落文化、族群认同与凝聚力的来源。离开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树木、作物、花草、溪流、山岳等这些孕育原住民民族文化的自然环境泉源，原住民便失去了与大自然界连结为一体的凭据，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继续成为原住民了。西雅图酋长语重心长的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最好写照。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拥有比字面意义更深刻的内涵。但这种简单的要求在目前这个交易关系制约下的现代社会里却几乎无法实现，甚至连死后埋在家乡的土地上都成问题。
把土地当交易品的做法对许多原住民来说至今仍然象工业化大生产和高科技那样陌生。如非洲南部的丛林居民或泰国北部的克伦族都是如此。主宰着他们的是同一种悲剧性命运。他们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濒危民族。这两个民族的生存空间遭到掠夺，在泰国是由于木材工业，在南部非洲是因为开采钻石。我国西部地区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到重要地位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移民的大多数不是迁入大中城市，就是定居在一些小城镇周围，这当然有利于民族人口的城镇化，但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进城后，领地的丧失使他们难以产生归属感，住所的变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生活习惯、语言使用、信仰传统等。
语言是区别不同文化的最佳标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原住民的语言大多根植于具体的地域。如有些动植物的“土名”描述了该物种的生态关系及其他信息。如果这种语言消失，这些知识可能会随之消失。世界上语言的种类就像物种一样正在迅速地减少。世界上原有的1 5万种语言将有90%面临消失的危机，特别是大洋洲、亚洲、非洲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文化对多样性的损失与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认为：使语言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减少的原因很相似。许多物种在它们的生境迅速变化时，适应得不够快。与此相似，由于社会的快速变化以及当地居民们感到传统语言不能传递现代的需要和信息使许多传统语言消失了。另外，像外来的物种可能驱除许多本地的物种一样，从外面引进的重要语言会使人们放弃他们的语言传统。
原住民语言正发生着变化，有的语言与其他民族语言结合形成新的语言，有的则随着民族的融合而消失。很多原住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放弃固有语言和文化，加入到世界化的潮流中。如我国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支，一般通用汉语。解放前有少部分人学过满文、日文和俄文。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人从传统和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闯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频繁的交际联系，在某些条件的制约下，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习惯受到一定的冲击，会说标准的鄂伦春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生活在鄂伦春族地区的鄂伦春族老人和猎民会讲流利的、标准的鄂伦春语，而年青的一代鄂伦春人从幼年到成年，受到的教育都是采用汉语传授，即使回到家中也很少使用本民族语言交谈，目前绝大多数鄂伦春族少年儿童都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主要使用汉语和达斡尔语。鄂伦春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鄂伦春语言的保留和继承非常困难，如果不采取措施，鄂伦春语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绝。
第二种，受危状态。原住民民族文化有其自身完整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在遇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必然会产生抵抗现象。这种情况下原住民民族文化所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不一。我们把原住民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局部发生质变的现象，称为受危。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原住民的生活习俗以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的改变。
风俗习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风俗习惯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原住民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生活习俗各有千秋，但是随着大量异质文化的涌入，对原有的生活习俗施加了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多是外来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进而引起当地居民缺乏理性的模仿式追求。一般讲，这种示范效应首先会反映在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上，如民族建筑、服饰、饮食文化以及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等。文化遗产保护者斯德哈特在描述卡纳塔克邦的库勃人的文化变化时写道：“除了模仿印度教价值观之外，他们也通过电影受西方的商品价值观的影响。许多青年人不会部落歌曲，但却热衷于埃纳德语的电影歌曲……他们也还使用草药，但现代医药已经侵袭很深，因为严重的疾病可以到政府医院救治……
在我国，西北的一些地区在开发旅游的初期，居民多按原有的风俗习惯把旅游者当亲人和客人对待，食宿均不收费。后来旅游的影响和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意识，居民便通过开设家庭旅馆和饭店、出租马匹等方式从中获取经济收益，其原有的习俗及行为规范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而在一些民族旅游村内，民族文化的行为形态则完全是按照游客需求设计的，这不仅违背了民族旅游村设置的初衷，也扭曲了固有的民族文化，使行为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发生了断裂，失去内涵而无法延续，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精髓在代际间的传承。事实上，民族的制度文化多由一定的集团或群体利用民族信仰、舆论力量甚至是强制手段制定并予以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制度形态不断地弱化，越来越缺乏普遍的约束性。
第三种，濒危状态。有的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来文化冲击的过程中迅速解体，其文化结构的各个层次都发生根本变化，基本处于灭绝前的状态，这就是所谓原住民民族文化处于濒危状态。如17世纪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对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的印地安人在宗教、语言、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实行强制性的控制。
判断原住民民族文化濒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精神形态层次上的变化。原住民一般信仰原始宗教，崇拜自然万物，现在，由于全球文化的影响，其本身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原住民民族文化都面临濒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