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路径（共11篇）
建构路径 篇1
2012年1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第七条“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第五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明确指出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我国分级医疗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什么是分级医疗体系?如何健全分级医疗体系?不仅是实践上需要探索的问题,也是理论上需要研究的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的基本精神,分级医疗体系是指以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为核心内容的全程化、无缝隙健康管理流程及体系和制度安排。分级医疗体系是建成我国具有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的重要目标[1]。从管理的角度看,分级医疗体系是一个患者有序就医和医生分级诊治的机制,有利于实现“病”和“治”的对称化;从医学的角度看,分级医疗体系是一个全程化、无缝隙维护群众健康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利于实现“防”、“治”和“疗”的流程化;从费用的角度看,无论是全民医疗服务体制,还是全民医疗保险体制,都将分级医疗体系作为控制医疗费用的制度安排,因为其有利于实现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并治化。因此,健全分级医疗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健全分级医疗体系的制度安排及路径选择上,一直存在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分歧和交锋。政府主导路线主要来自卫生行政部门以及主张政府举办医疗服务机构和行政管制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市场主导路线主要来自医疗保险部门及主张政府购买医疗服务和市场治理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观点在“方向”上基本一致,但是在“路径”上大相径庭。到底选择哪条路线建构我国的分级医疗体系,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1对首诊制度的认识分歧
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均主张基层首诊制度,但是两者在首诊机构结构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市场主导路线主张的基层首诊主要指“开放性首诊[2]”,即群众在竞争的多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择“初诊”,多元基层首诊机构为争取群众的“签约”而展开充分竞争。而政府主导路线主张的基层首诊主要指“垄断性首诊[3]”,即群众在固定的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诊”,公立首诊机构接受行政管制制度的激励和规范。其次,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均以全科医生和主动服务定义首诊机构,但是两者在首诊机构性质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政府主导路线认为,政府举办的全额预算组织是基层首诊机构的最优制度安排,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基层首诊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所以其机构必须由政府举办、其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二是广大农村缺乏公私医疗卫生机构竞争供给的环境,民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缺或弱,难以承担对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竞争功能。市场主导路线认为,以个体执业或合伙执业为形式、以民办私营为性质的家庭医生体系是基层首诊机构的最优制度安排,主要理由有四点,一是西方国家包括政府主导型医疗卫生体制国家(英国)均主要采取民办私营为性质的家庭医生首诊制度;二是个体执业的形式和民办私营的性质对承担主动服务的全科医生而言是一种“强激励”的制度安排,所以可以起到“强基层”的预设功效;三是个体执业的形式和民办私营的性质,由于形成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竞争供给格局,所以可以避免公立医疗体制垄断供给格局下全科医生的积极性困境;四是对于个体执业的形式和民办私营的性质有可能导致全科医生的“道德风险”行为,可以通过医疗保险的按人头付费机制予以解决。
2对医疗体系一体化的认识分歧
对于分级医疗体系,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均主张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是两者在对“一体化”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
2.1市场主导路线主张集团化的分级医疗体系[4]。集团化的分级医疗体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产权型的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和契约型的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产权型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的优点是基层和高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一体化,从而有利于防范集团化体系有可能导致医生的诱导需求、患者的过度需求和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无序转诊问题。但是,产权型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由于受到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层级化和属地化管理体制的约束而在深入推行上受到严峻挑战。契约型的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的优点在于基层首诊医疗卫生机构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的“可选择性”,即如果高层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大病治疗服务欠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另选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重结契约”。但是,在农村由于县级医院的垄断性,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的契约型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的健全也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在城市由于市(区)级医院的寡头性,城市社会卫生服务中心与市级或区级医院的契约型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的健全也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
2.2政府主导路线主张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5]。层级化的分级医疗体系,在农村主要指以农村卫生室为基础、以乡镇卫生院为骨干和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在城市主要指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以区级公立医院为骨干和以市级公立医院为龙头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6]。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与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凸显两大显著区别,一是主体的性质不同。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医疗机构主要以特定的公立医疗机构为主,而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医疗机构可以是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也可以是民办医疗机构为主,到底以何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为主,不是由政府领导说了算,而是市场竞争说了算。二是关系的形态不同。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医疗机构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相互分工和协作关系,更是一种单边管理和指导关系。因此,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中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上下级特征的准行政关系,基层医疗机构缺乏对高层医疗机构的选择权利和制衡机制。而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医疗机构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分工协作和利益同盟的关系,而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及命令服从关系,所以基层医疗机构有对高层医疗机构的选择权利和制衡机制。三是关系的形成机制不同。层级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医疗机构的关系由政府决策,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中各个层次医疗机构的关系由市场决策。
3对双向转诊的认识分歧
“小病在社区、大病转医院、康复回社区”是分级医疗的主要流程。其中,双向转诊是分级医疗体系的重要职能。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均主张构建双向转诊制度[7~8],但是两者对双向转诊制度的安排存在较大分歧。
3.1双向转诊的市场主导路线。市场主导路线主张通过医疗保险的付费制度实现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双向转诊,主要办法是对基层医疗机构实行按人头预付制度,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按病种预付制度,对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构成的体系实行按总额预付制度。
3.1.1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按人头付费方式。在预付制度下,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由于“收入线”受到控制,所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只能通过降低“成本线”。在按人头预付制度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了实现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采取三大措施:患者无病时主动性预防、患者小病时积极治疗和患者大病时及时转诊(往上)。可见,医疗保险的按人头付费制度符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能定位,是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有序转诊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3.1.2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按病种付费方式。在按病种预付制度下,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机构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是积极性接诊、主动性治疗、及时性转诊(往下)。因为只有积极性接诊(防止推诿病人),高层医疗卫生机构才能获得医保付费,此为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因为只有主动性治疗(防止诱导需求),高层医疗卫生机构才能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此为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因为只有及时性转诊(防止无序转诊),高层医疗卫生机构才能获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连续转诊,此为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如果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了降低成本而在治疗期将重症患者向下转诊,必然侵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切实利益,那么此类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看似获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再将该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转诊对象。当然,要确保按病种预付制度形成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序转诊,必须具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法人化”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竞争化”机制。因为只有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人化”(自负盈亏),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转诊行为才能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切实利益造成影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才能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转诊行为作出严厉处罚(取消转诊单位资格);因为只有将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竞争化”,高层医疗卫生机构才有可能为了获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连续和大量转诊而积极提高医疗卫生质量、降低医疗卫生费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才有可能在一家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转诊后另选其他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转诊对象。
3.1.3对体系采取按总额付费方式。总额预付方式不仅是防范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升级病种或转换病类的制度安排。在按病种预付制度下,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借助专业优势和信息鸿沟升级病种———将小病界定为大病,以套取高额医疗保险付费;或者转换病种———将常见病和多发病转换为疑难杂症,从而将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回归为按项目付费方式,以套取高额医疗保险付费。由于总额付费方式已经将医疗机构的付费上线锁定,所以医疗机构如果采取升级病种或转换病类的趋利路径,那么必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总额预付方式也是实现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良性双向转诊的制度安排。总额预付制度生效必须具备对应条件: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体系化。集团化分级医疗体系较层级化医疗体系更加适合总额预付方式,产权化分级医疗卫生体系较契约化分级医疗体系更加适合总额预付制度。这是因为总额预付方式的本质就是要让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益一体化”,以防范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合法利益(例如无序性向下转诊),以防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合法利益(例如无序性向上转诊)。而层级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业务一体化”,难以实现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益一体化,因而“不宜”推行医疗保险的总额预付方式。契约化的分级医疗体系,因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开放性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竞争性,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可选择性,所以“不必”推行医疗保险的总额预付方式。换言之,契约化的分级医疗体系仅靠自身机制就可以避免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转诊问题。而在产权化的分级医疗体系中,由于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益一体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会对患者无序“上推”,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也不会对患者无序“下推”。但是由于高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缺乏竞争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缺乏选择性,这极易导致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合力“外推”患者,所以迫切需要医疗保险总额付费制度予以控制。医疗保险总额付费制度主要包括总额预付方式和总额结算机制,总额付费方式本质上一种以成本为中心的激励机制,以人群为支付标准;总额结算机制本质上一种以结果为中心的约束机制,以绩效为支付依据。因此,总额付费方式完全可以防范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性“上下转诊”,总额结算机制完全可以防范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序性“内外推诿”。总之,在总额预付制度下,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益一致,再加上医疗保险的封顶控制和结算制约,体系化的医疗服务机构只有通过合理有序转诊才能实现医疗体系利益最大化。
3.2双向转诊的政府主导路线。政府主导路线主张通过医疗机构的职能化分工、医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和医疗服务的规范化管理,实现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双向转诊。
3.2.1从医疗机构的职能化分工看,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赋予公共卫生、初级诊治和康复保健的功能,即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负责医疗卫生服务的前端(“预”)和后端(“疗”);政府对高层医疗卫生机构赋予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的研究、诊治和咨询功能,即让高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负责医疗卫生服务的中端(“治”)和上端(“研”)。基层和高层的功能定位是推行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的前提。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功能缺陷,在于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都以中端的疾病诊治为中心任务,此功能模式,一方面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诊治功能的越位及疾病防控功能的不到位和康复保健功能的缺位;一方面导致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忙于小病诊治、疏于大病研究、弱于重病治疗;另一方面导致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由分工合作关系转变为业务竞争关系,在竞争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越来越弱、高层医疗卫生机构越来越累。因此,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的错位导致患者的无序就医和医方的无序诊治。
3.2.2从医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看,全科医生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体,专科医生的高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体。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是医疗卫生服务“队伍”中属于不同系列的“兵种”,分工不同但是没有地位差别。全科医生在重病患者的“向上转诊”中发挥“把门”作用,非大病不能往上转诊;专科医生在康复患者的“向下转诊”中承担“把关”责任,非治愈不能往下转诊。在双向转诊过程中,什么病人需要往上转诊,完全由全科医生依据专业知识做出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往下转诊,完全由专科医生依据专业知识做出判断,所以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执业范围和专业水平至关重要。因此,医疗卫生人员的专业化分工是推行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的关键。在全科医生尚未“全”,而专科医生尚未“专”的时候,贸然推行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机制极易导致基层和高层医疗卫生机构陷入新一轮无序诊治,所以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并提升专科医生的服务能力是建构双向转诊体系的当务之急。
3.2.3从医疗服务的规范化管理看,诊疗规程以及围绕诊疗规程设计的管理制度是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体系的保障。分级医疗的前提是疾病的分类、分级以及诊治的分期、分程,简称诊疗规程。诊疗规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可以防范基层的全科医生或高层的专科医生基于知识局限或道德风险而引发的无序诊治,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乱往上转诊”,高层医疗卫生机构“乱往下转诊”。因此,要顺利推行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体系,政府必先借助专家资源制定完整、合理的诊疗规程。当然,分级医疗体系光靠诊疗规程是不够的,还需要配置相关的制度安排。按照政府主导路线的观点,诊疗规程的配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医德教化、物质保障、奖惩制度。医德教化是为了保障不同层级医务人员“不愿”无序诊治,物质条件是为了保障不同层级医务人员“不必”无序诊治,奖惩制度是为了保障不同层级医务人员“不敢”无序诊治。外加上诊疗规程可以保障不同层级医务人员“不能”无序诊治,诊疗规程及配套制度安排就可以保障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的顺利实施。
4主要结论
2012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我国分级医疗体系的健全提供了正确方向和不竭动力,但是通向目标的道路仍需探索。政府主导路线主张通过行政化手段建构分级医疗体系:垄断性首诊制度、层级化医疗体系以及由职能化分工、专业化分类和规范化管理推动的有序转诊格局。市场主导路线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建构分级医疗体系:开放性首诊制度、集团化医疗体系以及由医疗保险的基层按人头预付方式、高层按病种预付方式和体系按总额预付方式推动的有序转诊格局。到底哪种路线更符合中国的实际?笔者有三点建议供参考:
4.1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都是“真经”,只要念经和尚嘴正心诚,任何真经均可以实现“普度众生”的目的,任何路线均可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何种路线,而在于是否将所选择的路线走到底、走彻底。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怕选错路,更怕的是上路后动摇、懈怠和折腾。
4.2由于受到传统中庸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学界、政府和民众往往排斥医改的“极端路线”:或走政府主导路线或走市场主导路线,习惯于“中间路线”:政府主导、市场补充。中间路线看似明智之举:可以实现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优势互补,实则潜伏巨大危机: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相互冲突。例如,人保部力推医疗保险的付费制度改革,遵循的是市场主导路线;卫生部力推基层医疗机构的收支两条线制度,遵循的是政府主导路线。医疗保险的付费制度改革和医疗机构的收支两条线制度不是政府和市场的“手牵手”,而是政府和市场的“手压手”。因此,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取得最终成功,必须选择一条路线,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4.3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尽管不适宜走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综合版”,但是可以探索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权变版”,将政府无形手和市场有形手的“手压手”抓变为“手牵手”。例如,在垄断首诊制度与开放首诊机制,层级化医疗体系与集团化医疗体制难以兼容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由职能化分工、专业化分类和规范化管理推动的有序转诊制度与基层按人头预付费方式、高层按病种预付费方式和体系按总额预付费方式推动的有序转诊格局进行有机组合。这种体制性矛盾下的技术组合,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化解政府主导路线和政府市场路线对分级医疗体制的分歧和矛盾。当然,这种技术性结合应该是在市场主导路线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市场主导路线建构分级医疗体系,根本原因,一是我国已经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体制,而且正在探索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综合改革。二是作为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分级医疗体系的制度安排及建设路径必须以医疗服务需求方(包括患者和医保)的意愿和要求为指挥棒,而不能自作主张或另起炉灶。三是综观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实行全民医疗服务的国家,还是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多以市场主导路线的思维推动分级医疗体系建设[9]:对首诊医疗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革,对转诊的公立医院进行法人化改造,首诊医疗机构和转诊医疗机构在分类付费方式下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因此,我们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建构分级医疗体系。
摘要：分级医疗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建立分级医疗体系的制度安排及建构路径上,一直存在政府主导路线和市场主导路线的分歧和交锋。政府主导路线主张通过行政化手段建构分级医疗体系:垄断性首诊制度、层级化医疗体系以及由职能化分工、专业化分类和规范化管理推动的有序转诊格局。市场主导路线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建构分级医疗体系:开放性首诊机制、集团化医疗体系以及由医疗保险的基层按人头预付方式、高层按病种预付方式和体系按总额预付方式推动的有序转诊格局。通过对两大路线的比较,提出依据市场主导路线建构我国的分级医疗体系的主张。
关键词：政府主导路线,政府主导路线,分级医疗,首诊机制,双向转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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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路径 篇2
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本文通过阐述增设哲学课程，倡导运用研究；开展哲学阅读，开阔哲学视野；躬身教育实践，习惯反思批判等几个方面，在实践中建构个性化的数学教育哲学。
一、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
数学教育哲学，即对数学教育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立德树人下的数学教育，一线数学教师对数学教育哲学关注三大问题：学什么（即数学知识的价值）；怎么学（即怎样去进行数学教育教学）；学得怎样（即对数学教育教学的行为与效果进行理性反思）。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压舱石。中国基础教育已进入“哲学思辩”的新时代。数学教育哲学的精髓已经渗透到数学课程标准和课标教材中去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中国数学经典中的题目时常进入数学高考试题。据报道，新高考还要加重“数学文化”考核比重。11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教学)》，将“数学学科本身、学生数学学习、数学教育教学”等各自的特点进行了综合考虑，巧妙蕴藏了数学教育哲学的精髓。卓越的数学教师必定有自己个人的数学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讲，真正的和有造诣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必然有深厚的哲学素养。李吉林（情景教学）、邱学华（尝试教学）、吴正宪（儿童数学）、徐斌（无痕教育）等等，这些小学数学名家都是自觉学习运用数学教育哲学的典范。他们将各自的数学教育哲学观念内化在各自的教育主张之中，体现了各自的个性和时代特色。
二、教师建构数学教育哲学的路径
数学教师应以阅读内化为基础，以课堂实践运用为平台，建构富有个性的数学教育哲学观。
（一）增设哲学课程，开展课题研究，优化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生态
有什么样的课程，就培训什么样的学生。要培育理性思维，锻造数学教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就要将哲学纳入教师培育的课程体系。建议有三：其一，提升师范生和在职教师的数学教育哲学素养。师范类数学教育要加快数学教育哲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将数学教育哲学素养作为培育合格毕业生的必备要素。南开大学顾沛教授为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数学文化》就为渗透数学教育哲学作出了努力。随着各高校在数学教育哲学课程建设与培育质量的重视，未来我们的数学教师数学哲学素养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目前一线的数学教师，大多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数学教育哲学培育，教育部国培项目、省市师培项目及其地方师培项目，就要把哲学纳入培训课程体系，作为数学教师进修的内容，用行政手段“逼”一线数学教师填补哲学空白。其二，将数学教育哲学作为重要科研课题选项，鼓励一线数学教师在科研实践过程中学习、内化、推广数学教育哲学。目前，数学教育哲学进入科研课题，更多地是从“数学文化”或“数学思想方法”的角度切入的。例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李铁安博士主持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础教育数学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国家级名师宋乃庆教授主持重庆市教育科学重大规划课题“小学数学文化的编写与实践探索”；华东师大汪晓勤教授主持的“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等等。这些课题如同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目前，全国十多个省市参与宋乃庆主持的“数学文化”课题；由汪晓勤教授担纲，上海市“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成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HPM）工作室，从整个上海市招募成员。这种以团队的力量开展实践研究，将会加快数学教育哲学在基础教育课堂上的真正落地。当然，将“数学教育哲学”作为关键词，纳入教育部、各省市重大课题的教育科研项目还需要增加；同时，要为一线教师畅通研究通道，为一线教师创造便利条件。其三，将数学教育哲学纳入评价一节好课的标准，从评价上引导一线教师重视数学哲学的.运用。
(二)开展哲学阅读，开阔哲学视野，夯实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基础
阅读哲学，如同与哲人对话。教师多读教育哲学书籍，尤其多阅读数学教育哲学类书籍，才能逐渐形成明确的教育哲学信仰，奠定个性化的数学教育哲学基础。其一，提供相关书籍，解决有书可读的问题。如学校提供张景中院士的《数学与哲学》；郑毓信的《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哲学》《新数学教育哲学》《小学数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小学数学教学180例》；斯图尔特夏皮罗的《数学哲学：对数学的思考》；曹一鸣的《中国数学教育哲学研究30年》；孙洪安的《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等等，与数学教育哲学相关的书籍。其二，畅通信息渠道，解决养成阅读习惯的问题。有分享的阅读，才会深入与持久；持久才能养成习惯。名师工作室、学校科研部门等，要习惯关注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进程，尤其是关注数学教育哲学提升数学课堂品质的实践案例，并将这些相关学术著述和鲜活的案例提供给一线数学教师。精心组织一线教师交流阅读体会，鼓励一线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尝试运用。一线数学教师要习惯于关注张奠宙、郑毓信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座,从他觉走向自觉,不断夯实数学教育哲学理论基础。
(三)躬身教育实践，习惯自我观照，抓实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关键
高校教务系统管理及建构实施路径 篇3
【关键词】教学管理系统 正方教学管理系统 建构路径 教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1-0002-02
1.教务管理系统的使用现状分析
1.1教务系统使用者的关系
教务管理系统并不是以单一功能模块及功能孤立存在和运行的，其存在以下特点：
（1）操作功能关联。例如：教学计划→教学任务→课表编排→成绩录入→成绩统计→毕业资格审核，前者操作均是后者操作或实现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该操作功能关联是以一定的基础数据维护和操作顺序为基础的。
（2）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关系。在整个教务系统的运行过程中，管理者（系统管理员、教学管理者）、使用者（教学管理者、教学秘书、任课教师、学生）需在教学管理部门搭建的教学规范制度的平台上进行操作。教学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需协调沟通使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通过工作分工、责任化的有效手段，将工作内容整合及分配，达到所需工作目标。
1.2教务系统在教学管理中的优势
1.2.1提高数据查询统计效率
教务管理系统比之原有的教务工作模式，其重要的优势表现在对数据的整合、查询、分析的高效性。原有教务工作一般会呈现出过于独立的工作范畴，部门与部门之间、工作内容之间联动性较差，从而导致系统的统计效率较低。教务系统通过基础数据的建立和日常信息维护的工作，将数据与信息之间进行关联，采用一定的计算方式，将统计结果呈现给使用者，为学校管理层的决策支持提供详尽的数据分析。
1.2.2规范教务管理工作
教务管理系统一般是采用将含有信息数据的表格按一定的关系构成的数据库，各种表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和制约，组成了一个涵盖所有教学运行和教学管理的大型数据库系统。这其中每个操作人员都需用自己的所属身份登录系统，按照既定原则进行操作。
1.2.3强化了院校两级教务管理
传统的高校教务管理是按照校院或者院系二级管理的，各自具有数据信息独立保存的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虽有计算机参与管理及数据储存，但存在数据重复、数据交流错误、功能简单、维护成本高等问题。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发展，信息量的逐渐增加，旧有的单机信息数据储存、管理模式已经落后，并严重阻碍着教务工作的发展。教务管理系统采用数据从服务器集中管理和调用的办法，减少了数据过于分散而导致的信息错误，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同时，这种数据管理模式也为院校两级管理提供了平台。
2.教务系统使用存在的问题
2.1教务系统设计与学校体制不符
大多数学校通过购买成品系统的方式建立的教务管理系统，这其中普遍存在系统本地化问题。教务系统既要促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又要符合学校的自身情况。购买的教务系统的设计是参照一般高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开发的，而每个学校的教务管理模式又不尽相同，这就产生了使用过程中的矛盾或博弈。伴随着教务系统在教学管理中使用的逐步深入，购买成品系统的高校也存在着系统升级维护和拓宽功能领域的需求，往往这种需求不被学校决策者重视。学校领导只重视系统的建立而忽视系统的维护和再开发工作，资金投入、技术支持都无法得以保障，导致教务系统发展停滞不前，阻碍学校教务管理工作的推进。
2.2技术与业务边界
通常教务系统是由学校技术部门人员参照同类院校的标准和使用情况进行引进，并根据系统模块的设置，结合现有使用者的工作分工加以赋予相关功能或开放有关联权限。一旦系统平台搭建成功，技术部门人员便将系统交由教务处进行管理。教务处会在本部门使用者中设立系统管理员，负责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系统管理员或系统研发者，以寻求技术问题解决。系统管理员一般会由学校单纯的技术部门人员，如网络实验中心管理员、计算机教师担任；或者在教学管理部门中选择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使用者担任。教务系统的使用面临着对使用者需具有一定的要求，既了解教务工作的基本原理，又能把握高校教学的规律，熟悉教学管理规定，能根据系统设计原理并结合实际需要的提出系统实现要求，由技术人员遵循业务规律，结合数据库设计和网络安全规范，严格控制操作环节来进行技术支持。教务系统本身就是具有技术性和业务性的特点，如何达到业务与技术的平衡点，融合彼此的优势，是目前教务系统使用的重要难题。
2.3使用者工作习惯
教务管理系统的使用者一般为与教学工作相关人员。这些人员中大多不是出自技术性专业或者日常办公中对技术相关内容接触较少。这其中部分使用者往往会根据系统管理员或使用熟练者的操作方法进行继承操作，而缺少对系统功能和实现效果的研究主动性。并且由于长时间固定工作方式的积累，而存在对固有工作方式的依赖，抵触改变工作方式或加入系统工作内容。这种工作方法在学生人数、信息量较少的条件下，由于工作熟练程度较高，反而能体现出一定的工作效率，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教学管理不断的科学化、制度化、丰富化的背景下，这种脱离或部分脱离系统平台的教学管理工作方法，反而增加工作成本，使得教务事务处理的速度减慢，总体的教务信息筛选，联系和处理问题能力下降。
2.4使用者操作不规范
目前我校系统使用最重要的问题为使用规范化的问题。已应用到我校教学管理系统的部分模块已较为成熟，并给我校教务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如选课、成绩管理模块等，系统使用者使用规范问题较为严重。一旦使用者的前期的基础数据存在录入失误，将会给后期数据统计分析带来严重错误及工作漏洞。例如：教学任务的数据错误将引发教师成绩录入、生评教数据准确性、学生成绩统计、补考统计等一系列数据问题。因此，系统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的规范性操作，将决定教务系统应用的成败，也决定着工作效率是否能够达到提升。
3.教务系统的管理及建构
3.1完善教务系统管理制度
在日常教务管理中，往往出现教务工作制度健全而系统教务制度缺乏的现象，或者照搬日常工作制度而不考虑教务系统的可操作性，就导致教务系统管理定位模糊，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效果。制度是管理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实施保障，它将劳动责任和生产效益有机结合。所以教务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学校各部门的共同搭建与维护，其中涉及的相关人员及其操作规范需有明确而健全的教务管理系统的管理制度把控，例如，教务管理系统数据安全制度、教务处及教学秘书操作权限制度、教务系统网上选课制度、网上生评教制度、成绩管理和成绩修改监督制度等，只有制度规范，管理到位、责任明确才能确保教务管理系统有序运行。教务系统的使用者也需提高系统规范使用意识，自行遵守教学管理部门对系统的规范操作要求，增强风险责任意识，减少盲目性操作。
3.2创新和调整固有工作思路
教学管理者是教务管理系统的信息传递媒介，以数据和工作指令维持信息在不同使用者之间流动，从而完成教务工作。随着教务系统的使用不断深入，一些原有工作内容则不再适用和不符合教务系统设计，这就要求教学管理者调整原有工作流程，打破工作部门界线，开发新的管理模式，实现数据与资源的共享。例如，我校改变了原有自上而下通知、自下而上汇总信息的效率的工作模式，利用教务系统开放授权Web端学生信息查询和修改功能，实现了教学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实时信息交流，在学籍、学生档案、火车票优惠卡购买、考试报名等工作中，工作效率、数据的准确率有明显提高。
3.3优化人员配置，提高系统使用者业务水平
高校对教务工作人员配备、结构组成、工作分工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划分及组合，对技术型人才要有一定的配置，发挥成员优势及特长，搭建合理的教务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结构。对原有使用者要进行定期系统培训，提高使用者系统业务水平，增强其使用系统进行教务工作的现代化办公意识和独立思考问题能力，逐步改变原有工作方法。采用系统模块培训手段，针对工作中某一问题或者某项任务进行专项培训和操作。多组织高校之间教务系统使用的交流、学习活动，借鉴其他高校成熟的操作方法。
3.4坚持系统维护投入，做好系统二次开发
教务管理系统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系统数据冗余，部分查询操作报错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学校需继续坚持对系统稳定性和拓展功能的投入。有研发能力的高校，可对原有系统进行二次开发。目前，无自主研发能力的学校，基本采用购买较为成熟的教务管理系统的模式，但在使用的过程中，无法根据学校自身情况进行使用设计，对自己所提交的个性化需求均需研发公司进行技术支持，这种需求实现过程周期性较长，技术依赖性较大。因此，高校需采用系统引进与二次开发相结合的工作思路，以实现系统使用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需要。
3.5总结使用经验，引入知识管理概念
教务管理系统的使用虽有操作手册、系统配置等说明性的技术知识，但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的经验和操作技巧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解决突发性事件（如迎新现场的故障排查），非规范性的操作实现等，这些对解决我们使用系统中出现的暂时性无解问题，通常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引入知识管理概念，建构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使用者把使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反馈到知识系统内，实现过程分享，形成永不间断的智慧循环。
4.结束语
教务管理系统的出现是在这个时代的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产生的，是为配合目前打造数字化、网络化校园，减少教育教学工作的劳动成本，及时提供充分、科学的决策依据，达到教学有效管理目的的产物。在教务管理系统的建构和管理中，学校的重视和投入是前提，使用者的业务能力是基础，健全的制度和规范化的管理是保障，如何解决和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是教务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高杰欣.解构与建构：高校教务系统管理[J].现代教育技术，2010，（8）.
制度德育的功能与建构路径 篇4
一、制度德育诞生的前提
制度与德育作为两个独立的现象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制度是以规范与约束人的思想行为为目的而产生的,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整合与凝聚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德育指的是培养道德修养,其目的也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与和平。而制度德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概念,最早是在2000年由杜时忠提出的。制度德育,顾名思义就是专指通过制度来培育道德。制度德育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制度促进社会道德;第二,通过制度培育个人道德。制度作为一种低成本高质量的资源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运用,是培育道德的优良途径。另一方面,制度本身又为道德培育提供一个有序的环境[2]。将制度与德育相结合,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制度德育又是如何得以产生的呢?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1. 制度与德育相互依存、存在理论关联
任何概念的产生都存在着一定的理论依据,制度德育也不例外。制度德育产生的理论依据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制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约束人们的行为思想的同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与道德精神,因此用反映思想道德的制度来进行道德的培育活动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途径。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角度分析,制度是人的价值的体现,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德育的本质是促进人思想道德的全面发展,制度与德育是紧密相连的。再次,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道德教育总是在一定制度下进行,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教育活动,德育与制度本身是密不可分的。最后,从人的德行形成规律的角度分析,人的德行是通过他律到自律再到自觉这一过程而形成的,他律是人的德行形成的开始,因此德行应以制度为起点开始培育。以上这些理论阐释充分说明了制度和德育之间“剪不断”的内在联系,为制度德育的建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
2. 制度和德育同根同源、存在共同追求
制度与德育不仅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它们还存在着相同的起源与共同的目标与追求。首先,制度与德育的产生都是源于人类之间无法避免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当这些矛盾与冲突普遍存在时,就需要制度与道德来约束和调和人们的行为,从而减少矛盾与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3]。其次,制度与德育也拥有着共同的目的,即为了社会能和谐发展,人类之间能和平共处。制度与德育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相处的问题,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下去,如果本身没有利益冲突,也就不需要制度与道德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可以自由行动任其发展,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我们需要制度与德育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避免、解决冲突。
3. 制度和德育相互渗透、可以互相支持
制度与道德还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的关系。一方面,制度所约束的行为,都是道德上所不允许的行为,反之,大部分的道德规范最终也都成为了制度准则。虽然不能说道德就是制度、制度就是道德,但二者是唇齿相依,不容分割的。唇亡齿寒,没有制度,德育的效力也就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制度与道德在约束人类的行为上是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的。制度作为一种强制约束,如果没有道德的补充,就会显得不近人情,有可能诱发无法预料的恶性后果,从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难以服众。反之,道德作为一种软约束,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撑,就会失去一种维护秩序的保障,难以律人。
二、制度德育三大主流功能
与其他德育方式相比,制度德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约束性上,因为有了约束,德育的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在良好的德育环境里德育活动的开展、德育教学的实施都将得到保障。概括而言,制度德育主要有以下三大功能。
1. 德育环境优化功能
德育是培养道德的一种教育活动,它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而制度则是德育活动开展的重要环境,它给德育活动提供前提环境,又给德育活动提供基础保障。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引导德育活动向积极地方向发展,而一个差的制度,则会给道德教育增加层层阻碍。所以制度的好坏是影响德育的关键。在一个不合理、不公正、不规范的制度面前,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对这制度进行改善,一般人即使对制度质疑也无法改变什么,所以大家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想方设法地向制度的漏洞靠拢,直到由制度缺陷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及后果时,才会考虑对制度进行修整。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同时也可以让好人做坏事。因此,一个合理、公正、规范的制度可以优化道德教育的环境。对学校德育来说,好的德育制度能够促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2. 德育效用提升功能
德育是一项教育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活动,都是需要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德育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活动中所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等。制度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给德育活动提供基本保障。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经济利益的看重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方面。通过制度的约束可以保障德育所需的财力物力等资源,可以充分调动学校及社会对德育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保障德育的开展。制度同时还能为德育活动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效率。比如合理有效的制度可以保证德育活动的有序进行,减少学校各机构间因管理无序或信息落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
3. 德育实效保障功能
其实,制度与道德的本质都是约束与规范人的行为。制度作为一种强制约束,主要强调的是他律的思想,而道德作为一种软约束强调的是自律的思想。如果一个人拥有极强的自律性,任何制度对他来说都是形同虚设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严格的自律,此时就需要制度来约束个人的不道德的行为。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让人们知道某件事情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制度为德育提供了重要的实效保障。
三、制度德育建构路径的多维考量
1. 核心抓手:尊重学生发展规律,满足学生心理诉求
在制度德育的构建中,传统的方式是学校或社会自行制定规章制度,并强行要求学生去遵循。这样的制度只会让学生产生消极的抵触心理,对学生而言是强行的束缚,只会让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而并没有真正的把制度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当成自愿做的行为修养。对于学生来讲,制度只是他们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比如,部分学生会为了制度中的各种奖励而去完成制度中所要求的行为,或者是为了赢得长辈的夸赞而刻意去做某些事。反之,如果是学生自己参与制定的制度,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去维护制度、遵循制度,从而潜移默化地将制度中的行为规范变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因此,在德育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应尊重学生发展规律,让学生真正理解制度中所要求的行为准则的道德意义。
2. 基本保障:制定考评奖惩制度,落实德育约束细则
传统的道德培育基于两种模式:一是道德标榜,即树立道德模范与榜样;二是要求个人提高道德修养,强调的是个人自主地进行道德培养。这两种模式都在道德培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传统的道德培育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在于过分依赖自律。而如果只依靠人们对道德的自律,是无法约束人们的不道德行为的,只使用道德这个软约束力,是没有任何实效性。对于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利益的驱使会让人们从自律走向不道德。道德教育需要通过制度,将道德规范具体到详细的行为准则中。
3. 力量源泉:鼓励学生参与建构,挖掘德育主体潜力
制度德育的目的是培育学生的道德修养,制度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制度德育本身是教育活动。任何教育活动都应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主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实现自我成长。因此制度德育也应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参与到其中,并发挥其主体的作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多举措提高学生参与热情
首先,制度德育构建中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第一步,就是吸引学生参与的热情。在制度建立之初,让学生充分了解制度对培育学生自身道德修养、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意义和制度对维护学校秩序、保障社会秩序的作用,让学生充分意识到制度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到制度构建中的积极性。在制度建立这一过程中,要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让学生积极讨论制度相关的问题,并通过网络、课堂等方式给学生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最后再认真考虑学生所提出的意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制订制度。
(2)多思路提高学生参与能力
在学生参与的过程中,除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热情之外,为保障良好制度的建立,还应加强学生对制度的认知教育,提高学生认知能力。一方面,让学生在认识到制度重要性的基础上,对制度的特点、要求和流程等各方面有个全面的了解和充分的把握,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具体表现在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等多方面。只有提高了学生的认知与多方面能力,才能在制度的制定中保证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与制度的合理性。
(3)多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实效
在学生参与制度德育构建的过程中,还应注意提高学生参与实效性。首先,不可能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所有的制度制定过程中,因此为了实现制度德育的教育目的,应有效选择具有有能力且代表性的学生参与到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德育制度中。其次,在学生的选择上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并针对不同的制度选举不同类型的学生,以保证制度能真实反映学生需要。最后应让学生选择性参与到制度制定的不同流程中,比如在设立奖惩措施时,学生的参与能够让制度更有针对性,更实用。
(4)持久支持:动员社会基础支持,发挥德育的体制力量
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一个好的制度,要想顺利运行、充分发挥作用、并得到好的成效,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德育制度的成效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社会这个大环境。我国近几十年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道德水平却在不断下降。人们过分关注经济利益,看重功利主义,而忽视道德培育,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诚信,应有的正义感也逐渐消逝。要想德育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从社会的层面上进行改善和调整。因此,我们应该动员社会基础力量,为制度德育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和基础保障。
制度与德育在理论上是紧密相连的,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制度是德育的资源,也为德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制度德育作为一种新的德育理念,能够弥补传统德育的不足,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制度德育仍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让制度在德育中充分发挥作用,如何构建制度德育才能达到优良的成效,除了本文中的几种途径之外,还应继续探究更多的方式。在制度德育的建构中,也应结合环境德育等其他德育模式,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
参考文献
[1]石军.制度德育研究十五年: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
[2]李伟,杨英.“制度育德”的教育学立场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1).
[3]刘天娥.制度: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有力杠杆[J].中国教育学刊,2007(3).
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建构路径 篇5
的确，一个民族仅有经济的发展与振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化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关键部分，文化的繁荣发展、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才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所以只有切实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才能增强，才能切实展示中国的综合国力。
建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步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紧迫任务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面对前苏联、中国、欧洲、日本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可以少用“硬”而多用“软”，运用包括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在内的软实力，作为一种同化行为的权力，来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国际政治文化讨论中的热词。“软实力”概念，其现实实践层面的价值远远高于学术层面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战略防御性质。今天，中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关注，同样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这一考量。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
面对21世纪全球化发展格局，人类需要重新阐释文明的价值，重新定位本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在增强。费孝通先生曾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对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就此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是在基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如何健康发展的自觉。
建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步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紧迫任务。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进程中，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提升，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积极发展。但我们同样看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软硬实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国际国内社会对我国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也有着很多忧虑。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文化贸易和经济活动要遵守国际准则，对外开放的程度大大增加，无论是在国际文化市场，还是在国内文化市场，都面临一个和国外资本同台竞争的问题，如果不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输出有问题，影响力受到限制，而且还会被别人占领本土市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的实践，最重要的是坚守文化之“本”，培育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
基于这种自觉，在文化实践层面，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近10年来，国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这有效促进了中华文明在全球的传播;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所播录的“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中国成语大会”等节目，增强了人们对汉语的自信，有效地宣传了汉字文化;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关于“中高考提高语文分值”的改革方案，注重对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毫无疑问，这些努力对于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战略意义。
的确，增强文化自信，不能坐而论道。文化建设重在“落地”，要和大众百姓的生活相对接，以彰显文化自信的践行性品格。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躬行践履，如孔子就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人文教化单凭理论认识的提高是不够的，要成于内而形于外，人性修养的高低要付诸行动。今天，我们要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觉熔铸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每一个历程，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文化实践来张扬和展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实践，最重要的是坚守文化之“本”，培育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知道“我从哪里来”，即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核心价值系统，是我们面向未来创建新文化的“理由”。我们的文化实践应该凸显我们的文化个性。而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个性”往往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积淀而成的。所以，我更倾向于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提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就是八个字“贵和持中，自强不息”。“贵和持中”强调了我们如何做事，“自强不息”强调了我们如何为人。全球化时代我们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本土化，须知本土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核心价值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守住文化之本，就是要在“现象”的复杂多变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守中华文化的恒常价值。
增强文化自信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实践操作层面，我们需要有效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在宏观层面，要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和世界的发展格局的二元张力中，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树立世界性视野，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既不能一味固守传统，也不能盲目模仿别人，应大力破除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弱势心理和文化防御心理，在比较中自觉吸收世界文明的发展成果，并逐渐找准复兴民族本土文化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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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观层面，要加强我国文化产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的策略设计，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今天中国文艺家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在世界文坛、舞台上自我发声展示的机会也日益增多，所以政府要着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要有植根中国时代生活、贴近中国百姓人生、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具体实践配套举措。综合运用文化外交、文化贸易、政府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国际论坛、汉语教学和企业对外文化投资出口等多种渠道，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夯实我们和世界交流的文化资本，特别是在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去展示我们可以跟各方对话的、可以亮出去的东西，这是最为关键的。
最后，在微观层面，文化自信最终的实践指向是现代人的塑造。我们常说，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人。文化自信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中充满自信，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不断激活自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更为自觉地以不懈努力去砥砺自我、改造现实、实现理想。每个人要自觉将对民族文化的承传上升到文化担当的高度，通过具体的践行把其转化为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
踏踏实实进行文化实践
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文化发展最忌急功近利的，切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我们克服浮躁心态，葆有一颗平常心，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去进行文化实践，以确保文化的真正进步。具体说来：
第一，要注意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一方面，开掘文化生命力不能忽略了文化的根——即民族的传统。只有与传统对接并对传统的自觉认同，文化生命才能找到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文化创造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加自由的思想空间，只有自由思想才有创意，才可能激发更多的创造灵感。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还要注意关注当下百姓民生，真正融入生活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在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中，文化才愈加变得开放、包容，才得以绵延发展。
第二，要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一般是指对本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认知和感情依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自觉地坚守和维护。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提是要善于认同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核心内容及恒久动力恰恰是来自于本民族成员对该民族内在文化精神以及个性的文化认同。只有在民族文化自觉认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形态间才会达成有效的理解与沟通，形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与尊重。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指导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所强调的“天人合一”、“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等思想不但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根基与源泉。今天我们呼唤文化自觉，首当其冲的应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我们要心怀敬畏之心去反思传统文化，重估其人文价值。自觉的文化认同肩负着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反思和对新文化的主动建构的双重历史责任。
第三，培育公民健康人格、提升国民现代人文素养。文化本质是人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目标就是培育公民的健康人格、提升全体国人的人文素养。近代德国宗教改革思想家马丁·路德曾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之所在。
的确，今天的中国在国库殷实、财政收入增长、经济大踏步发展的同时，应切实关注人的发展与进步，着力提升公民的文明素养。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才得以展现，强大的国家形象才得以产生，才会赢得世人的尊重。一个人不能只热衷于物质的占有、沉湎于感官快乐，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超越自我的人，这应当包括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谐的人际关系、庄严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开放的文化视野。在此意义上， 文化中国的价值内涵体现在公民健康人格和人文素养的生成，只有通过全社会的人文教化， 才能使人们步入一个道德、情感和智慧融合一致的生活境界， 进而为文化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构分享型经济模式的路径思考 篇6
▲▲一、坚持公平正义的发展导向, 推进包容性增长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 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各国经济发展史无不证明, 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正义, 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忽略了公平正义, 矛盾就会激化, 社会就会动荡, 经济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国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 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人们生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 各种社会矛盾也进入集中爆发期。在这个发展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把公平正义置于重要位置, 坚持公平正义的发展导向。“包容性增长”就是坚持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模式。
“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 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 两者同等重要。它倡导增长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要消除贫困者权利的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 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 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均能参与经济增长、为之做出贡献、并由此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推进“包容性增长”, 决策者所要做的是努力消除市场失效及不合理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所导致的管治失效和社会排斥。
▲▲二、以经济转型夯实分享经济的基础
当前,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时期, 我国必须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有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才能不断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巩固分享经济的基础。
第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中国拥有13亿人口, 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建立长效机制, 既是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点, 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实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动力之源。
第二,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几年国内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向依靠自主创新转变。自主创新要求加大研发投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改善提升传统制造业、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等。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 使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低端化走向高端化, 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第三,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能够缓解日益尖锐的环境压力和资源矛盾。要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三、有效推进“国富”、“民富”兼容的“两个同步”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国富”与“民富”的提法, 体现了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 “国富”的目标实现了。然而, 只有“国富”转化为“民富”, 才是一个国家公平正义的体现。
第一、要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分配领域, 我们要坚持富民优先的发展战略, 藏富于民, 着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只有民富才能国强。通过建立健全劳动者职业培训制度、严格劳动执法、大力发展职工入股, 实行“劳者有其股等方式, 协调劳资关系, 也从根本上增加劳动者收入。
第二、要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实施阳光收入工程, 规范津贴补贴制度, 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逐步缩小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建立正常的增资机制, 完善工资福利制度。要严厉取缔各种特殊行业非法的灰色收入, 努力形成“橄榄型”社会格局。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加强收入分配调控
(一) 促进公共财政制度建立, 提高财政公共支出水平。
一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逐步增加在调节居民收入方面的支出。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 增加教育培训投入, 提高居民素质和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扶持贫困落后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体制, 确保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 改革税收制度, 建立合理税制
税收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杠杆, 是治理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我国建构分享型收入分配模式需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 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
▲▲五、加快均等化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 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产品和公用设施建设, 还包括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设。这是维护社会和谐安定, 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
(一)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提高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推进政府转型,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关键是转变要转变政府职能, 要将经济建设的管制型管理转到适合市场经济的服务型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等方式, 真正使利益惠及全体公民。
(二) 重点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 要完善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三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四是加快我国慈善事业伐。
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建构 篇7
1 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现状
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指国家为广大居民提供的最基本的、大致相等的体育公共产品与服务,具体包括体育活动场地与设施、体育组织与管理、体育指导与咨询、体育信息供给、身体素质监测等等[2]。建立均等化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在不同阶段享有的基本体育需求与体育权利。虽然我国目前出台了一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措施,但受城乡二元体制、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1.1 公共体育的场地资源短缺且结构不均衡
我国目前的公共体育场地资源主要存在设施总量少、场地利用率低、场地结构不均衡几方面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公共体育场地逾90万个,总面积超过了14亿平方米。只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公共体育场地资源规模相对较大,但要均摊到人头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则仅能达到1.0平方米,可见我国公共体育场地资源仍十分短缺。另一方面,我国绝大部分的体育场地、设施都较为简陋,质量较差。调查资料显示,在所有的公共体育场地中,接近70%都设在校园内,而这些体育场地的对外开放率还不足30%,而即便是对外开放的体育场地,场地的利用率也普遍不高[3]。从体育场地的结构构成来看,接近60%的体育场地都为室外场地,而室内场地的占比还不足40%,可见我国目前体育场地的结构分布明显不合理,这样的体育场地结构难以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也会在一定程度制约多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
1.2 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差距明显
受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远远不及城市地区。一方面,农村现有的公共体育场地较少,调查显示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仅有8%左右分布在乡村,而乡村中的体育场地又集中分布在镇上,村上的体育场地则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普遍都不规范,较少有体育场地、设施能够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此外,在公共体育服务经费投入方面,政府对城市和农村的经费投入也有巨大差距,农村公共体育的经费投入远不及城市,这就直接影响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开展。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对于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需求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满足,城市各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一些体育俱乐部,经常举办一些小规模的体育竞赛,城市居民除了可以进行跳舞、做操、跑步等体育锻炼外,还能够得到一些更高层次的体育服务需求,而农村居民则基本上享受不到这样的公共体育服务。总体来看,在低层次体育需求(如体育场地设施)和高层次体育需求(如体育竞赛、体育俱乐部等)方面,农村居民都明显不及城市居民,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严重不均等。
1.3 不同区域的公共体育服务差距明显
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市在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内容方面都要比西部及中部地区更好。如:东部沿海各省市的体育场地规模、数量及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明显高于西部及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比西部地区更好,东、中、西部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整体呈现出阶梯状。我国东部各省现有的公共体育场地数量有40余万个,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有21万多个和19万多个。在公共体育消费方面,东部各省市的体育消费水平为84元/人,而西部地区则仅为50元/人。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可获得性体育资源、体育可支配消费水平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1.4 公共体育服务的个体差异显著
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还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占据、使用大部分体育资源,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主,也能够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享受一些有偿的公共体育资源,这些人群的体育需求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而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受周围环境及自身经济条件所限,其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基本需求都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层、个体差异。
2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建设路径分析
2.1 完善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投入
要早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目标,各级政府就要充分发挥其职能,设置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制度。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仍存在“重竞技、轻公共”的思想,在体育事业的财政投入方面普遍以竞技体育为中心。为此,各级政府首先应当合理调整在竞技体育及公共体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比例,增加公共体育建设的财政投入,以保障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地开展,从而解决公共体育资源总量短缺的问题。
2.2 加快政策制定,完善监管体系
现阶段,国家已经出台了《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政策法规,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4]。然而,这些政策、法规在推进过程中却常常存在政策落不到实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等问题。为此,对于已制定的政策、法规,在推行过程中还应结合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加以修正、改进,以确保政策法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要狠抓政策的落实工作,完善相关的监管体系,以确保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提供良好的政策与制度保障。
2.3 完善体育需求沟通机制
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是我国体育事业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必须了解居民的体育需求,政府才能提供符合其需要的体育服务。因此,畅通的体育诉求渠道是关键。政府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建立专门的群众体育需求信息接收站点,收集广大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对需求信息加以分析,为群众提供相应的体育服务。从根本上解决过去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所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是群众真正所需,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体育需求。
2.4 健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相关财政制度
财务制度是导致我国目前公共体育服务不均等的根本原因,所以要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就必须对现有的财务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政府应当对公共服务领域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大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要加大财政支持。其次,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建设、财政投入中的责任、义务加以明确,同时完善相关的财政制度。最后,要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加以明确。其中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责任,将工作重点放在调整城乡间、地区间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上,积极调整并落实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再分配制度。地方政府则要承担起辖区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责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财政投入分配加以调整,以缩小辖区内城乡及区域间的公共体育服务差异。
2.5 建立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
我国现阶段的公共体育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这种单一的供给模式具有灵活性差、效率低下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加以改革,将过去单一的供给模式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以居民体育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参与的新型供给模式,政府要简政放权,让更多的社会团体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建设中来,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
摘要：运用调查访谈法,文献资料法等分析了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发现我国目前的体育公共服务存在资源总量短缺、城乡差异大、人均水平低、个体及区域差异显著等非均等化问题。提出了政府要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加快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加大公共体育服务投入、完善体育需求沟通机制等措施,构建起科学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体育需求。
关键词：均等化,体育公共服务,路径
参考文献
[1]刘亮.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基于资源配置的多维度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6(12):5-9.
[2]罗攀.论体育权利与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28(4):428-432.
[3]俞丽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 1,45(7):31-35.
建构路径 篇8
一、学习教育方法，丰富育人经验
很多研究生导师认为指导研究生只需要具有专业上的科研能力就行，其他方面不重要。其实不然，可以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个人学术成就很高的导师却培养不出高水平的学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由普通教师成长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只是表明具备了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研究生教育的行家里手。要想真正成为这一领域的名师，还需要积淀丰厚的教育理论素养。正如一位外国教育家所说：“研究生导师应成为教育工作的艺术家。他的责任就是用良好的方式向学生展示知识和科学的魅力，点燃他们好奇的火花，扩大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让学生的素质自由而和谐的发展。”
（一）了解国家政策
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宏观指导着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与导师个体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也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导师对业务领域很熟悉，但对研究生教育却很陌生，有的甚至已从事研究生培养工作很多年，还对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概念、提法不清楚，不明白什么是专业学位、学术性学位，对其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什么区别更不清楚，缺少对人才培养的整体思考。因此，加强对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关注了解，有助于导师掌握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清楚当前研究生教育领域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实际，能够明确自身培养工作中应该突出的要点、重点，主动思考，加强探索，有利于增强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前瞻性。
（二）熟悉院校制度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顶端，其教育教学工作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各高校在长期人才培养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相关文件都制定了各自的研究生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对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都有明确的工作细则，对规范研究生教学管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这些制度作为导师开展各项培养工作的主要依据，对指导工作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研究生导师应熟悉这些规章制度，清楚研究生培养的流程和每项工作的具体要求，知道每一关键点的工作方式和质量标准，严格按规章制度开展培养工作，有利于增强研究生指导工作的计划性。
（三）掌握教育方法
研究生群体一般具有思想独立、学习能力强、价值多元化等特点，在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中，以往存在的一言堂、权威性的教育思想已不能适应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形势。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必须树立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育理念，积极借鉴总结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根据研究生的身心特点，灵活运用建构主义、对话理论等国外教育理论，积极采用案例式、研讨式等教学法，加强双向交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思想，激发研究生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增强研究生指导工作的成效性[1]。
二、丰富学术素养，提高指导能力
导师与研究生主要是围绕科研形成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此，给予研究生学术上的帮助是导师最主要的职责。常言道：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在这一点上，目前大多数导师的知识储备都比较丰富，但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对前沿问题的预见和把握上还稍有不足，体现在指导工作中缺乏画龙点睛的能力，不能完全发挥航标和舵手的作用。因此，摒弃浮燥，潜心治学，加强对高深问题的探究，努力培养敏锐的“视觉”和“嗅觉”，提高对重大问题的掌控能力，把自己打造成本领域的“大师”，这既是每一位导师应自觉追求的学术目标，也是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前提。
（一）站在学术前沿
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知识的生产、传播、更新的速度非常快。作为一名以生产知识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了解本领域研究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不清楚本学科的发展趋向，就无法保证自己的科研工作具有开拓性、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无法引导学生走向前沿，取得优异成绩。现在许多导师的科研工作图“短、平、快”，重数量，轻质量，成果虽然不少，但含金量低，影响力不大，对个人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研究生导师在科研方向的选择上应树立发展观念，培养战略眼光，瞄准本学科具有生命力、创造力的重大问题开展攻关研究，会让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取得进步。
（二）申请科研课题
科研课题是导师展现个人科研水平的平台，也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载体。导师与研究生在共同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对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框架的整体设计、技术路线的选择、实验数据的分析、疑难问题的研讨等方式教会研究生做科研的思路、方法，让研究生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科研的乐趣，在辛勤耕耘中增长才干。在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许多高校已把导师有无课题列为能否招生的必要条件。申报课题是导师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导师学术素养的重要体现。对本学科领域一些重要课题的申报时间、申报程序应了如指掌，对课题申请书的填写要轻车熟路，对课题内容的思考要萦系在心。对国家一些重大课题，要积极参与申请，以课题申报来促进对问题的思考，以课题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
（三）恪守学术规范
科学研究的过程即是人类探求真善美的过程，又是研究者个人品质在学术上的反映。近几年，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知名学者学术失范现象应令每名研究生导师警醒，深以为戒。在科研工作中一定要严禁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要用一名学者的良知，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共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声誉。坚持倡导原创精神，坚信科研之路不是坦途，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这样取得的成绩货真价实。严格践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引用他人的成果要按学术规范要求加以注释说明，从小处着手，积极培养求真笃行的务实作风，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2]。
三、加强品德修养，塑造人格魅力
一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还要具有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这是能否培养出德智美全面发展的合格高层次人才的关键。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教师的人格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教师的榜样，教师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或奖励制度都不能代表的一种教育力量。”[3]研究生与导师长期相处，耳濡目染，受导师的思想作风、言行举止熏陶较大，加强导师的师德建设，让学生在如沐春风中感爱关爱与期望，是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的最好方式。
（一）倾心教育事业
导师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生培养工作环节多、个性化教育明显，从学生入学制订个人培养计划、课程学习、论文开题到毕业答辩，每一步都离不开导师的引导、指导、教导，这其中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导师真心的付出。特别是在当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科研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现实条件下，研究生导师更应正确处理好教书育人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将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关心研究生的学习、关怀研究生的生活、关爱研究生的成长，努力为其进步搭建平台，切实发挥好导师的职责作用，真正成为“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典型。
（二）构建和谐关系
学术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契合点，感情则是师生之间关系的纽带。古人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是师生关系最完美的体现。由于市场经济对大学校园的侵蚀，导师与研究生已演化为“老板”与“打工仔”，单纯的学术关系沦落为金钱关系，重使用、轻培养的问题日益突出，师生矛盾不断增多。师生关系已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导师方面而言，进一步强化教书育人的服务宗旨，多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适时、适当、适度地给予帮助和指导，无疑是增进师生情感、加强相互理解、构建和谐关系的重要前提[4]。
（三）树立平等意识
随着知识研究专门化、精细化的加深，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特点日益明显，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情况更加普遍。在师生交往中，导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本着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平等地与学生对话交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创新思考。对于学生思考不全面的地方，导师要给予点拨;对于表现突出的学生，特别是对学术研究中学生一些创造性的贡献，导师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扶植和鼓励其不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对于自己知识盲点的地方，也要勇于承认，不要碍于师道，羞于提及。导师要始终把学生既作为学术事业上的薪火相传者，要给予力所能及的指导;又要把其作为科研合作者，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动力，在师生间真挚坦诚的互动中营造自由浓厚的研究氛围，既使学术的严肃性得到彰显，又让导师的人格力量产生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导师作为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在履行指导职责的同时，还应不断地内视自己、修正自己，总结积累经验，完善能力结构，提高指导水平，切实成为研究生科研上的引导者、思想上的促进者、生活上的关爱者，为研究生的全面成长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郭德侠.导师的自我反思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4) .
[2]韩文根.研究生导师学术人格的德育价值及培养途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 (7) .
[3]王荣德.现代教师人格塑造[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4:51.
建构路径 篇9
什么是社会文明?城市如何在社会转型期构建社会文明中发挥作用?社会文明, 广义上是指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精神状态。狭义上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相并列的文明形式。“从内涵来看, 社会文明是社会生活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意识文明、社会生活环境文明和社会管理文明的有机整体。”[2]无论哪种形式的社会文明, 其主体都是人,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文明意识的提高。而城市作为人的存在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现代性聚合体, 除了有效地耦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外, 城市本身成为了一种媒介。“传播的各个面向—————信息传递、公共交往、意义生成等, 都在现代城市的情境中得到彰显”。[3]而作为传播媒介的现代城市成为构建社会文明形式的主要媒介和主体空间。
一、城市传播与社会文明建构的关系及问题
城市传播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城市形象、城市主体、城市活动、城市营销、城市文化、城市管理等的新型交叉学科。社会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识, 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主题。城市作为社会文明建构的重要空间, 其研究范围之广、涉及面之大, 几乎可以包容所有发生在城市的传播现象和以城市作为传播媒介的文本, 在此仅从城市的物质空间、城市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建构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 城市物理空间与社会文明建构
1. 城市物理空间与社会文明建构的关系
城市的物理空间是指城市实体空间以及承载该城市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实体空间又包括公共实体空间和私人实体空间以及公私参半的实体空间, 如博物馆、广场、公园道路等属于公共实体空间;家庭、办公室则属于私人实体空间;住宅小区、学校则属于公私参半的实体空间。在此, 所有的空间形式均指作为媒介传通的空间, 有别于传统大众传播的泛空间化传播。
公共实体空间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之一主要是通过公共空间的内置物象, 典型的公共实体空间———博物馆。人们参观博物馆, 主要通过博物馆的内部设计、外部结构、馆藏物品的展览传递知识信息、传承文明。历史博物馆成为代际间传播文明的重要空间, 目前全国各大历史博物馆均免费开放,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历史文明的重视。历史文明是构成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历史文明的了解和认知, 对于有效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意识功不可没。
其次, 广场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 与博物馆浓厚的的历史文化意蕴不同的是, 广场从最初作为阅兵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中解脱出来, 作为市民自发组织休闲活动的场所, 融入市民的生活, 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 整合了各个层次的民间话语, 成为一种现实空间的新的“公共领域”。广场作为文明形式传播的实体空间更多地依靠来自民间的力量和政治话语的植入。
道路是构成城市命脉的主要连接线, 构成道路生命的不仅仅是道路本身。道路的存在包括路牌、道路障碍物、道路隔离物、路旁植物及其构成道路这一存在体的其它相关物质等。所有这些物质构成的道路文化驱使城市主体必须遵循道路法规和道路设置的社会规劝, 多大程度上或如何遵循道路的文化规劝以及拥有道路归属感无疑取决于城市主体的文明程度, 其主体的文明程度又反过来影响道路文明的建设与规划, 从而影响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建构。
相对于私人和公私参半的实体空间, 公共实体空间是城市内的“大众传播”空间, 其对城市文明的建构功能主要在于公共实体空间便于意识形态的传递和社会文明公约的隐性传播, 其传播效果比小组织形态的家庭、办公室等传播效果更强, 所以在建构社会文明的过程中, 应着重强化公共实体空间的信息传播。
2. 城市物理空间与社会文明建构的问题
城市物理空间对城市居住者人格、文化的塑造首当其冲, 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公共实体空间仅仅作为居住环境的公共配置设施而存在, 公共实体空间物象成为便民的摆设, 而极少发挥沟通文化、传播文明的作用。
城市传播中的大众媒介倾向于吸引注意力的低俗报道, 私人空间和公私参半的实体空间成为大众媒体猎奇的倾向空间, 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震撼人心的血腥场面、毫无含金量的绯闻报道, 成为大众媒介的关照物, 这类报道牵连到报道中所涉及事件发生的城市, 城市无形中成为大众媒体拟态环境下建构的“不文明城市”, 所谓的“不文明城市”形象严重扩大, 影响一城市的文明建构甚至成为社会文明建构的障碍。
(二) 城市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建构
1. 城市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建构的关系
精神文化是相对于物理空间层面的精神领域, 城市文化是无形的在场, 除了物质实体能更好地体现文化要素之外, 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居住者便成为一城市精神文化的镌刻者和携带者。城市精神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构一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体, 无论哪个阶层身份的人只要进入博物馆、或在广场、道路等的物理空间中交流活动, 都是基于寻求本场域共通的文化价值观和共有生活模式的意义建构。
除了城市物理空间对城市居住者文化价值观的模塑外, 城市自有历史文化, 如历史文化遗产, 成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象征,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时期的智慧结晶, 文化申遗、文化遗产的开发等都在传承人类文明, 教化社会大众。另外, 在消费经济时代, 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的功能受到重视。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文化商品化等也影响着文化形式的开发和人们对文化的再认识。
精神文化是社会认同的根本, 城市在内塑自己的精神文化的同时, 也要向外传播, 结合大众媒介等传播形式, 在塑造城市精神文化的同时塑造城市品牌形象, 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增加了城市主体对该城市文化的认同感, 认同感越强, 文明程度越高, 其城市的向心力越强, 越容易对城市外游客形成强大的感召力。
城市异质空间的文化传播形成强大的文化传播网络, 所谓异质空间是指一城市空间中存在其他城市空间的现象, 如在西安建上海生活体验馆。一城市空间在另一城市空间的延伸必然带来文化属性的衍生。社会文明不属于某个城市, 城市之间文化的互通, 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的传播和构建, 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2. 城市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建构的问题
当下几乎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主题战略下都提出了文明城市的口号, 然而口号只是空泛的战略旗帜, 多数城市淹没在城市化发展的浪潮中, 拆迁和重建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 而城市精神文化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城市管理者的文化意识仅仅停留在城市建筑文化方面, 热衷于景观式的建筑群文化, 甚至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被打上了以文化的旗帜卖房子的烙印。文化“永恒价值”的理念没有在城市管理者和民众之间达成共识, 更谈不上官民文化互动共同建构文明城市与文明社会。
在城市越来越成为现代化主体的当今中国, 无论是城市物理空间还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 在社会文明的建构方面, 城市传播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城市传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彰显、城市传播的路径没有得到重视。城市在社会文明建构方面的作用有待业内达成共识, 进一步认识、研究、开发和利用, 充分发挥城市物理空间和文化认同在社会文明建构层面的积极作用。
二、城市传播与社会文明建构的路径选择与对策
认识到城市传播对社会文明构建的关系意义及问题, 其构建路径也不可或缺。
(一) 城市文本的开发
罗兰·巴特认为:“城市是一幅染色体图:文本连绵不绝。”[4]“城市自然环境、城市居民、城市建筑等构成了特别丰富的文本样态, 城市中的一座公园、一道墙等都有可能成为城市文本化表达的一种载具”[5]。一方面, 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文本进行城市宣传, 对文本进行包装, 统一标示, 形成已有文本的认知。对于空间性文本则要遵循空间文本的地域属性, 结合当地的风俗民情, 举办不同规模的比赛、展销会, 联合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举行线上线下的活动联谊, 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商业活动, 在吸引城市居住者参与的同时建构本活动特有的形式, 塑造活动受众的文明意识和文明价值观。
对于记录性文本则指记录城市影像的文本, 为人们提供了解城市变化的信息, 同时大众通过对这类记录性文本的欣赏, 享有了社会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知情权, 对于提高社会大众的知识文化水平颇有用处。
另一方面, 有效开发城市潜在文本, 如对智能城市文本的开发等, 将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发展城市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越发达的城市, 其经济水平越高, 开放程度越强, 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越高。
(二) 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
城市品牌塑造必须凸显城市的特色, 城市特色展现城市文化的独特之处, 除了有利于本城市居民形成文化共同体外, 更多的吸引其它城市的人进行文化的交流和意义的共通。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在把自身塑造成国际大都市的同时, 也给人留下了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印象。吸引大批人才前往, 人才的聚集是文明城市构建中的软件力量和驱动力因素。由此可见, 品牌城市在社会文明建构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名不见经传的其它城市。
在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中, 城市形象宣传片是最常见的品牌塑造方式, 然而千城一面的形象宣传片并没有成为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的最佳方式。对于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需多方联动、共同努力, 挖掘城市特色资源、寻找多种媒介互动的最佳路径。品牌形象越突出、城市影响力越大, 影响力越大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反之,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认同、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 城市事件营销
城市事件营销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指利用城市中发生的大事、要事, 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战略导向和价值链的空间优化、恰当运用城市危机管理为城市塑造品牌形象、巧妙传播城市理念。其二是制造事件, 结合城市特点和城市传播的目的, 举办文化娱乐类活动。活动所在的城市具有隐性的媒介功能, 恰当整合空间要素, 形成城市内外空间要素的互动和城市文化价值链的整合, 将城市不同时空的文本信息进行聚合发散。
在城市作为传播主体的多媒介共存时代, 城市需营造事件来塑造自身形象, 同时通过事件的组织能力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城市居住者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
(四) 城市主题文化扩散的多媒介组合
“城市主题文化就是根据城市特质资源形成的特质文化来构建城市主题空间形态, 并围绕这一主题空间来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的一种文化策略。”
每座城市都有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独特资源, 城市主题文化的形成取决于城市特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区位优势等, 每座城市都应从某一特色资源中提炼出城市的主题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统领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各个方面, 如城市实体空间公共艺术的的规划和设计、城市道路的规划、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城市营销活动的举办等, 形成城市主题文化的大系统、推动城市大发展。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电影制片人居伊·德波称, 媒体以它特有的形式……成为主导的社会生活的现存模式”。[6]信息时代, 媒体的触角已经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利用多媒介组合的隐形的社会控制功能实现城市主题文化的扩散和城市主题文化统领下的城市文明公约传播势在必行。
1. 实体媒介与大众媒介的常规组合
城市主题文化有部分以实物的形式作为承载, 如北京故宫。故宫地处北京的中心位置, 是中国古代建筑、古代文化的代表, 是构成北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主题文化要素之一, 故宫开放参观使得故宫自身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媒介传播北京, 甚至中国的主题文化。同时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 让北京成为世界的北京, 北京的主体建筑所承载的主体文化成为宣传北京的窗口, 也成为北京这座城市品牌的象征。
城市公共空间的雕塑, 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布鲁塞尔“撒尿的小于连”、哥本哈根“海的女儿”等成为一城市的象征, 这些象征物都是故事化的, 大众媒介围绕这些象征物展开的历史文化知识、现实活动的媒介内容报道成为宣传城市文化的常规方式之一。
2. 实体媒介与新媒介的能动组合
城市主题文化的实体媒介承载物部分已经定型并且形成品牌, 多数史诗性较强的物象已很少为年轻人熟知。在城市竞争激烈的当下, 青年人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群, 城市主体要考虑与新媒体的能动组合, 主动寻求与新媒体的合作, 减少与青年人的文化代沟, 吸引和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成为城市主题文化传播的主力或中介。其次, 还未系统形成城市主题文化的城市可以利用新媒体征集意见、设置主题文化问答比赛、主题文化作品参赛等邀请青年人参与主题文化的提炼, 不失为上策。
3. 大众媒介与新媒介的交叉组合
大众媒介在新媒介时代更加需要积极发挥其已有的权威性、可信性, 应对新媒体的挑战需要寻求与新媒体的合作, 形成一种信息的全媒体化。城市主题文化的全媒体化, 需要专业的传播团队, 结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微博、微信、易信等新旧媒体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信息形式的编排和交叉组合, 让城市主题文化的传播效果更加精确、直观。
大众媒介与新媒介的组合让不能到达城市现场参观体验的人们通过不同媒介形式所呈现的不同内容体验了解城市主题文化、了解城市历史和城市发展等。
(五) 文明社会建构的社会动员模式
文明社会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 更不是一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需要动员社会各个阶层行动起来。
“所谓社会动员, 是指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 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 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 引导、发动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7]
社会动员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于统筹信息的发布和成员的行为, 而媒体动员是社会动员的主力。社会动员中, 政府与城市内部实体媒介、城市媒介的合作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渠道。
1. 全社会动员模式
全社会动员是大型的社会动员模式, 亦即是城市危机事件发生, 触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危机事件中, 城市政府的危机管理方式之一。城市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结合城市内物质媒介和大众媒介、新媒介对城市内和城市外民众进行的全社会动员, 如汶川地震发生后, 除了灾难发生市、乡政府积极动员社会大众进行救灾、避害外, 其它城市内纷纷通过横幅、墙体字、社区广播、路牌广告、灯箱广告等形式进行地震知识普及和捐款、捐赠、献血等动员。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媒介也毫不逊色, 电视新闻、广播节目、报纸专栏、网络文本等进行不间断、连续的地震现场事实播报、防震知识普及、救灾力量动员。以期使全社会就某一危机的危害、预防和处理方式达成共识, 形成思想观念的统一, 也就是思想的动员, 思想是行动的支配, 思想的动员才能真正成为动员的力量。
实体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相结合的全社会动员模式大多数发生在突发重大事件等非常态化事件中。实体媒介发挥本城市动员的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则在城际间跨文本动员中发挥主要作用。
全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既体现了政府的组织能力, 也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文明程度越低的社会, 其成员被动员的可能性越小。因此, 全社会动员既是社会文明建构的一种途径, 又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2. 组织化动员模式
“所谓组织化动员则是一种借助于体制内资源, 利用行政命令与组织推动的方式进行的资源动员”, [8]组织传播贯穿组织化动员的全过程。城市的行政单位以一个个相互联系的独立体为组织形式, 在组织中, 传播信息的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式, 不强调信息的反馈, 更不注重受传者的主体性作用, 这种动员必然带有不情愿的情感因素, 限制了社会主体的自发性, 不易形成规模传播。在建构文明城市的动员中, 依附于政府统领的组织动员, 其象征作用大于实践作用。
相较全社会动员, 组织化动员虽是小范围的动员模式, 但同样反映了一组织的文明程度, 组织的文明程度与组织的管理能力、组织的影响力等相辅相成。
3. 自发式社会动员模式
城市大众容易在广场、公园等实体“公共领域”自发形成文化娱乐运动团体, 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 不受组织的约束, 也不易成为大众传播的“靶子”。人与人之间地位平等、传播自由, 自发动员起来参与社会事务, 来自民间的力量与政府行动相互补充。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灾中, 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市民救援队自发组织前往汶川救灾。各大媒体纷纷就这一行为进行了报道, 进一步在鼓励了其他救灾人员的行为的同时诱发其他组织和人员的行动。
作为广场等实体空间的补充, 虚拟空间中微博的自发性、互动性、低门槛性、快捷性为自发式社会动员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虚拟“公共领域”, 异质空间的人们可自发组织, 便于行动, 如驴友团, 即为喜欢旅游的人们利用网络形成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友参与的旅游活动。
自发式社会动员中, 参与者情况各异但大多主动寻求某一价值的认同。因此, 意见领袖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文明行动。
以上三类动员模式并非孤立地存在, 每种动员模式中都有其它模式的因素, 只有三种动员模式适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才能在社会文明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城市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构建文明社会的漫长路途中, 需要以城市为单位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竞争中, 结合城市特色、城市实力塑造城市良好形象, 打造名牌城市;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合力动员探索更加适合城市定位、城市主题文化传播的路径, 为构建文明城市、文明社会、和谐社会添砖添瓦。
三、城市传播与社会文明建构的动向
(一) 沟通城乡传播, 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
城市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 城市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 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 成为城市主体的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不能忽视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城市作为传播媒介和城市中的传播媒介在进行信息宣传的过程中, 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知识沟依然存在, 传播者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积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信息模式。
生活在城市的农民, 是城市化接受的主体之一, 也是城市文明传播的主体之一, 他们作为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往往成为沟通城乡文明传播的重要节点, 因此提高城市农民工的信息素养, 沟通城乡群体, 形成良好的城乡互动传播模式, 需要政府政策管控和城市主体积极配合、需要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市民和农民群体提高自我文明意识, 从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二) 城市传播渠道的超文本化与文明传播
新媒体时代, 媒介网络化和集群化促成了多种多样的媒介文本形式, 城市传播渠道文本也不例外, 基于媒介的城市在信息传播中将有主文本和诸多副文本交叉互动, 文本之间在基于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实现了超文本互动, 也就是文本的空间性发生变异与延展, 文本的交换和错置产生新意义和价值, 文本的空间交换超越了一种文本传播的局限, 信息流动的跨文本化, 城市在超文本网络的建构之下将成为“流城市”。“所谓‘流城市’, 是在实体城市内部要素、虚拟城市内部要素以及由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两者复合同构而成的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增强到一定程度……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内部要素高度复合同构的文本形式。”[9]“流城市”将在未来的城市传播中发挥实体城市和智能城市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模式, 在“流城市”模式下, 不同的空间层次的交叉互动, 构建出不同的城市媒介景观, 媒介在社会文明的建构中, 将在图景式的地理意义与历史意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城市也要致力于拓宽现有渠道文本、开发新渠道文本, 如手机媒体的城市传播文本化拓展等。
四、结语
城市传播与社会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在当下城市化加剧的进程中, 城市的空间特殊性和媒介的普遍性相结合的传播样态将成为构建文明城市、文明市民、文明社会的主流。本文对二者之间关系、路径与对策的论述还不完善, 还需在今后城市化与媒体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探求更加合理的互动方式, 让作为城市的媒介和城市中的媒介成为社会文明建构的主心轴和策动力。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剧, 城市成为多数人生活的空间, 城市构成主体多样化。与此同时,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提高社会文明, 以城市和城市中的媒介作为传播主体样态的城市传播将作为考察社会文明建构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城市传播,城市文本,流城市,社会文明,社会动员
注释
1[1][5][9]王安中，夏一波.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2]于建荣.简论社会文明叶科学社会主义，2008 (3) .
3[3]孙玮.上海再造: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3)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	].孙乃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
4[6]付宝华.城市主题文化与名牌城市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7]甘泉.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叶学术探索，2011 (12) .
建构路径 篇10
关键词：有效教学；理念；新课程
目前我国对有效教学的研究并不算深入，并存在种种问题。因此，研究有效教学的迫切性已经是教育界的共识。教育改革要求教育者转变教学方式和教育目标，让学生从传统教学的桎梏下走出来。为了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育者应该转变固有观念，让自己的教学能力与新课程的需求同步。下面我们就有效教学问题展开分析：
一、有效教学的重要性
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分析，还是实践角度分析，有效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理论角度。教学目的实现的标准就是教学是否有效。教学是一个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支持。由此可知，有效的教学实践活动，必然需要有效的教学理论做支撑。有效的教学理论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西方国家早已出版发行大量和有效教学有关的文献，而我国发表的相关方面的文献极其有限。相比之下，我国在有效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显得相对薄弱。因此，研究有效教学十分重要。
实践角度。在我国课堂教学中出现了大量无效教学现象，使教学实践难以取得成果，教学效率过于低下。无效教学现象的持续，对我国教育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造成无效教学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学者在教学实践中还在使用陈旧教学方法教授新课程。如果教育者的教学实践不能从无效走向有效，那么提高教学效率只能是空谈。因此，研究有效教学十分重要。
二、实现有效教学的因素
2.1教学平易化。在传统教学中，教育者一直持有只重视理论教育而疏于实践的态度。只教导学生学习语言文字，而忽略了语言文字背后的现实意义，导致教学过程枯燥无味，这违背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规律。
教育者不秉持平易化的态度去传授教材上的知识，会让学生脱离现实生活，无法与社会接轨。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教学更强调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现实，朝多样化方向发展。教学越接近学生的自身的经历，越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教学就越有效。反之，教学内容离学生生活越远，教学效果越低，教学方法再先进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如此的教学方式缺少人文关怀，无法让学生体验到实践的乐趣，无法实现有效教学的目的，属于无效教学。因此，教学平易化是实现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2.2师生互动和谐化。在传统教学中，老师机械地将知识灌输给学生，使课堂教学失去活力。在课堂上，教师处于支配地位，学生是被动的。强制性传授知识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教学效率低下。教师忽略了教师应该把自己和学生摆在平等位置的事实，失去了师生良性互动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此种教学属于无效教学。
教学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是需要互动的。如果两者之间没有互动，那么教学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因此，师生和谐交流，互相沟通彼此的心得，增近距离，显得尤为重要。对教师而言，和谐地互动不仅是着简单地向学生传授，更是一种分享；对学生而言，和谐互动不仅是获得书本上的知识，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愉悦体验。因此，师生互动和谐化是实现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2.3学生主动发现知识。某种意义上讲，学生获得知识的方式有被动吸收和主动发现两种。在被动吸收的情况下，学生获得的知识是固定不变的既有理论，没有有经过深入思考就直接吸收了。在主动发现中，学生获得的知识是对疑问进行探索之后得出的，是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发现的。两种获得知识的方式各有其优点，但传统教学过分强调前者，使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知识，只会生搬硬套运用知识。如此教学方式，严重地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法取得教学的效率，不但不利于学生的智慧增长，而且还会起到阻碍作用。由此可见，此种教学属于无效教学。
主动发现说明学生有发自内心的有获取知识的欲望，是学生热爱学习、态度端正的表现；主动发现意味着学生已经知晓学习的意义，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发现自我，发掘自我价值的过程，是一种获得知识后的愉悦体验。因此，学生主动发现知识是实现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有效教学的研究角度
3.1从有效教师的角度进行研究。有效教师，顾名思义，就是能实现有效教学的教师。一个有效教师应该有良好的人格特征。
鼓舞性人格。热情的教师会在讲课的时候点燃学生的激情，给予学生更多的鼓舞，让他们在收获知识之余获得快乐；热心的教师总是给学生如沐春风的感受，他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乐于在学生面前展现自己的个性，愿与学生共同解答疑问；幽默的老师可以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活跃课堂气氛，拉近师生距离，使学生在欢乐中获得知识。
专业性人格。条理清晰的老师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缜密和仔细的品质；方法灵活的教师能在教学中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面前保持冷静，迅速找出应对的策略，也能在教学方法上不拘一格，懂得变通；博学的老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学生提出的问题，给出较为全面的解答，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3.2从有效教学的特征角度进行研究。明确的目标。衡量课堂教学是否有效首先要看教师的教学目标是否明确。教学目标是一个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直接关系着教授知识的走向和学生获取知识的动向。
最佳的教学方案。教师为了实现教学，应该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案，达到让学生在最短时间获取最多知识的目的。
四、实现有效教学的策略
4.1联系生活实际。将生活实例引入课堂所要讲授的知识，使学生对抽象的知识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使学生知道所学的知识有何现实意义，知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如此的教学方式不但可以解开学生心中的疑惑，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2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传统教学中，课堂时间大部分都是老师在不停地讲道理，教学效率并不高。新课程背景下，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去探索，扮演的是领路人的角色。通过引导和启发，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找出问题的答案。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有利于有效教学的实现。
4.3实现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两点：获取了全新的知识和通过学习让自己的存在有新意义。
从学生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尝试从学生的角度分析学习知识之后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有学生认为学习之后有意义，才能被激发起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比如，在课堂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然后让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学生的积极性就会很好地被激发出来，在解决问题之后学生会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意义。
五、总结
新课程背景下，有效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通过对实现有效教学的因素和有效教学的研究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展示出我国有效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为实现有效教学打开了突破口，找出可行策略。
建构路径 篇11
一、对体验的诠释
何谓体验?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中对其都有相应的论述，但是体验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1.体验的本体性。2.体验的亲历性。3.体验的情感性。4.体验的整体性。5.体验的生成性。6.体验的自主性。7.体验的个体性。我在此对体验这样定位：体验是一种存于生命而透视生命意义的身心活动的场域。
在课程文化的建构中，具体到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与课程评价文化四个子系统的建构中，主体体验是不能忽视的，这与课程文化的建构者是活生生的人是分不开的。胡塞尔现象学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其基本精神，现象学的思想态度首先要求严格执行现象学的“暂缓判断”(epoche)，在此基础上通过全体自身的意识活动进行“反思自照”(reflexion)。这些思想是可以借鉴的，特别是“面对事实本身”———课程文化的建构者很多是无视或忽视课程文化建构的种种因素：教师水平、学生情况、教材情况、社会因素等，在课程文化的建构中，建构者必须要主动直面事实本身，譬如，教师的素质水平、学生们的兴趣所在、家长的希望、社会的需求(不是订单教育)。在现实社会中体验该怎样制定，制定什么样的课程目标，如何组织如何选择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是照本宣科还是因人而异，课程实施是侧重于学生个性发展还是共同进步，课程评价是趋于选拔甄别还是指向学生发展。既要从情感中走出，又要归根于情感(人是情感动物)，不能一叶障目，必须整体把握个体和群体教育的基本身心或者是课程文化建构中的活生生的人。当然，这种课程文化的现象学的应用，并不是有的学者认为的现象学的研究———用现象学的方法将研究视为对于某种体验的研究，这种体验侧重于教师和学生对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研究，是涉及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既有对直接经验的感知体会，也有对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全身心的体验悟求。课程文化中的体验是以个性的发展为基点，以群体的发展为平台，以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为走向来诠释课程文化的生命，彰显课程文化的本色和特色，其终极目的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自主性、群体性、个体性等方面，体验生于课程文化中，课程文化以体验为支撑来建构和生成。
需要注意的是体验不同于经验。经验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主要指客观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或形成的知识，它指向的是真理的世界，而体验具有生命本体论的内涵，是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深切的感受和领悟，它以生命为根基，直接指向生命世界和价值世界。它不仅以生命为根基，更以生命为存在场，既能走进“可被实际知觉的主观性”为特点的生活世界，也可深入以“不可知觉的客观性”为特点的科学世界。不仅含有感性认识或直觉思维，也有着理性的分析和认知;融通符号、文字、语言、图像、情境，源于生存实践而又超越生存实践，穿越和贯通具体生活经历的场景，透视生存实践的意义。
具体到课程文化的建构中，课程文化中的活生生的人必须整体进入，去实践生命，去体验生命实践的意义。活生生的人是不同的，所以体验也是允许存在差异的。在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课程实施和评价过程中都是允许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体验存在的，这样才是反映本真的生活。但是课程文化的主流建构者还是在最后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完成课程文化的建构，不是随机的经历其中，不是感官的短暂的感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实践与超越实践的生成。人置身于课程文化中，通过体验课程文化中的诸个环节来从不同角度去建构和生成课程文化，未必要透彻地体验每个环节，但强调体验要彻底。不同的地域以及外来文化(此处文化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课程文化的母系统或整体系统)的影响，也会使不同的课程文化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中。有课程文化的自我建构———适者生存，反映时代精神的存了下来，也有人我建构———活生生的人建构课程文化，而人在自觉的体验中得到了提升和发展，透视了生存实践的意义。这种体验贯穿于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与课程评价文化中，以之为脊，使课程文化的建构浑然一体。
二、“可能”的体验
教育是使个人经验不断改组和改造的过程———杜威的这一关于教育的观点被人们广为接受。他提出了教育就是个人经验的生长，教育的过程就是经验继续不断生长的过程，教育的目的是指导不断生长经验的能力三个进一步分析的子命题，虽然其中存有瑕疵，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经验在教育事实中的地位，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这是我们对经验的最简单的划分。正是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在外界环境影响下，经验不断得到改组和改造，最后达到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实际上课程文化中的建构者较多的是将这种经验实体化、文字化、符号化。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中，主动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建构知识的意义(或知识表征)的过程。在课程文化的建构中，课程文化建构者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在其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东西文字化、符号化、系统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课程实施者是更多地在新旧信息中得到提高，最后，以法定课程为原始载体，转化为师定课程，实现知识的迁移。教育者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知识的建构，学习者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了知识经验的正向迁移，无论哪一方，知识经验都得到了新的组合和改造，他们在教与学的这一身心活动中进行了体验的创造。这种体验是一种人与知识、与文化间的人我建构，也是人自身反思性的提升自我的建构，同时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大背景下，是一个社会各因素的社会建构———体验是建构的体验，建构是体验的建构。当然，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社会背景着眼于文化背景，而这些恰恰就是对体验的课程文化构建路径的可能性的表述。
体验具有本体性、亲历性、情感性、整体性、生成性、自主性及个体性等特性，这使它可以真实地、本真地、自觉地、多样地、发展地凸现出其内在的价值。一切知识经验只有很真实的、很本真的才能让人们觉察其内涵，同时其多样性才能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进而可以整体地呈现在人们的思维视线中，而其独特的领域恰恰正是人们个性存在的内在。体验的诸多特性诠释出对体验作为一种新的课程文化的建构路径进行挖掘是有价值的。
三、体验的对象：课程美
新课程理念下的价值准则包括认识性准则、伦理性准则、美学准则。从实现条件来看，美学准则下的教育要使教育摆脱各种形式的限制，只有当活动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体的生命欲求时，才能实现;只有当一切外在的压抑统统消除，个人真正出乎自身的需要而从事活动时，才能达到审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由现实的主体变为审美的主体，对象变为审美的对象，并且超越现时现地进入自由的审美时空，主体由片面发展的现实个体升华为全面发展的审美个性，现实世界也成为审美个性的对象化(美)。审美个性与美充分同一，失去对立与差异，因而审美成为真正自由的活动，主体获得自由的体验———美感。课程文化作为教育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其建构者———活生生的人即以主体的身份出现。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的方法途径、评价的方式策略以及相应的理论、概念、准则等都力求摆脱各种限制，一切外在的压抑统统消除，活生生的人进入没有对立和差异的审美状态———以教师和学生为例，教师和学生的民主、平等、合作的生活在教育世界中，失去对立与差异(这种差异是人为制造的戴有色眼镜的差异，不包括人格差异和知识差异等)。此时，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组织选择、课程实施的进行、课程评价的开展统一于课程文化的建构这一特殊的审美状态中，活生生的人在其中获得了自由的体验获得了美感。这种美感在课程文化建构中就是课程美。
课程美是一种由教学美引申得出的一种美感，其生存场是课程文化，生存于课程文化的建构始末，是一种和谐的课程文化氛围，体验一以贯之其间。这种美只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课程文化环境中一种理想的美。一定程度上，只有当课程文化建构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这种美感的体验才越来越理想。但是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所体验到的这种课程美只能说是相对意义上的美感，在建构课程文化的过程中，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消除矛盾，使课程文化由缺陷到趋于和谐，由不健全到趋于健全的过程是在不断的体验课程美的。活生生的人通过体验这种课程美达到透视生存实践的意义，完成课程文化的积极建构。
实际上，课程美也是课程文化建构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和谐的健康的原生态的状态。
四、体验应该关注的问题
1. 课程设置的现实化和生活化
在现实设置的课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空中楼阁的东西，山里的孩子无法想像蓝蓝的海的波澜壮阔，可想而知，在抒发感情时的豪情壮怀也是难以信服的。而城里的孩子又怎能理解“粒粒皆辛苦”的那种感受。当然这只是就语文教学中的一点常见现象而发的感慨，而其他设置的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生活与社会等学科都存在很多高蹈凌空的现象。而体验———这一新的学校课程文化建构路径恰恰需要课程设置的现实化、生活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设置是必须时时刻刻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出发，而是着眼于学生的全体，进行的是整体教育。不要远离现实的生活，而去空洞地拔高。
2. 课程的原生态回归
课程的原生态回归是从课程的整体角度着手分析的。新课改下的课程设置仍然没有摆脱知识的影子，是以知识的东西为构成材料的，仍然是流程化、结构化，价值的东西却无法在课程设置中找到身影。价值的东西并不是价值观的灌输，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的灌输。而价值则是挖掘课程自身的主体性、社会性、生成性、审美性等，这些是课程的原生态内涵，而这在当下的课程设置中却还是雾里看花。
3.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始终是教育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新课改的理念是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但事实上，重视学生主体性执行的是重视学生的选择性。学生选择什么?依靠什么去选择?一方面是学生自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教师的引导。但学生的兴趣是千差万别的，同时又是盲目的，犹如没有闸门的水，一倾而下，学生自身的潜能往往被搁浅。这时就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教师在其中执行的是类似于发现教学的工作。学生的体验不是脱离教师的体验，而是在教师参与引导下的体验活动，在教师的帮助引导下，其反思性体验得到质的飞跃。教师不是单纯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师生关系要求的是趋向和谐的师生关系。
4. 正确对待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当前我国实施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三类课程不是三个完全独立的部分, 它们构成了学校课程的有机整体, 拥有共同的培养目标, 实现不同的课程价值, 承担不同的任务, 履行不同的责任, 从不同的方面促进学生的发展。但是, 在很多学校的现实操作中, 国家课程竟然也存在不同的位置。笔者所见到的一个小学在对任课教师绩效赋值的时候, 有这样一段描述:“三、四、五年级语文系数为1.5;数学和一、二年级语文、英语系数为1.4;科技、品德系数为1.3;音、体、美、地方课程、校课、综合实践系数为1.2;班会、体育活动、兴趣小组、自习系数为1.0”, 这里可以体现出学校管理者对各学科的不同认识, 即使同为国家课程的语文、数学、科学、品德与生活 (社会) 。另外, 有些学校仅仅满足于“开足、开齐”课程, 而真正的实际情况如何, 皆取决于最后一张考卷的分数, 而不根据课程的实际性质来判断课程的实施情况。有些学校开了许多校本课程, 美其名曰给学生以更大的自主, 但是学生的精力有限, 教师的数量有限, 一天就那么多课时, 四五十门的课程既累坏了学生, 教师也不会轻松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