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精选9篇）

三公消费 篇1

“三公消费”指的是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用公款来支付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开支的情况, 大致包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旅游。古代衙门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下面就借用现在的概念, 说一下古代官吏的公款消费情况。

公款吃喝

交际应酬是官吏的重要工作之一。唐代衙门里有人升官了, 照例要办“烧尾宴”, 既是祝贺同僚进步, 也有欢送他去新的岗位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官府有了专门的宴会吃喝款项, 官员们可以动用公款来埋单。 官员聚会、迎新送旧、招待宾客、法定节假等, 官吏们都有正当的理由大吃大喝。 在可称读书人天堂的宋朝, 宋宁宗时又特许衙门每个月都可以报销一次没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长此以往, 后世的官吏越来越大胆, 都学会巧立名目吃喝了, 比如查检仓库要吃一顿, 出郊劝农要吃一顿, 商议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公筵”。 公款吃喝的报销手续很简便, 也没有人核实。吃喝可不是简单的工作餐, 更不是粗茶淡饭。古代官衙门口或者附近, 必定有酒楼、 饭庄, 有的还是当地的顶级设施。 明清时期, 公款吃喝风达到高潮。

公车使用

“公车”在古代特指政府的车辆。人们用“公车”来指代有资格乘坐政府车辆的官吏和读书人。西汉景帝时期, 朝廷对车辆使用制定了详细的规定, 商贾不许乘马车, 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除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外, 区分等级的标志主要是, 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 官品600石以上至1000石的官员可以将左漆成红色, 2000石以上的可以将左右都漆成红色。宋室南渡后, 由于南方少马, 以及临安城道路多用砖石铺地不便骑马等缘故, 轿子开始普及, 逐渐代替了马车、驴车, 成为公车的主要形式。轿子的规格主要体现在轿夫的数量和轿子的颜色、顶部装饰上。清朝对公车的规定如下:第一, 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 不许坐轿, 满族人只有同时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马”三个条件, 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第二, 汉族文官可以乘轿, 三品以上京官可乘四抬大轿, 出京可乘八抬, 四品以下可乘二抬轿子, 出京可乘四抬;第三, 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大轿, 主簿以上可以乘坐四抬轿子, 典史及以下只能乘马;第四, 钦差大臣巡视地方, 原来级别三品以上的可乘八抬大轿, 四品以下的只能乘坐四抬轿子。很快, 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被突破。到乾隆时, 连满人军官乘轿都成了普遍现象。朝廷对违规使用轿子的情况也下诏训斥。但只有三令五申, 没有动真格的动作。不用说, 车辆、轿子基本上都要官府埋单。

福利分房

古代京官的住房要自己解决。因为首都人多地少, 朝廷无力解决数以万计的在京官吏们的住房问题, 最多就给他们提供办公宿舍, 聊解一时之需。 不过地方官的住房都是由政府解决的, 地方官工作和生活都在衙门里。 以县衙门来论, 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人都免费住在衙门里, 类似于现在的机关大院。衙门里房间众多, 足够官员们将三妻六妾都安顿下来。 此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除地方官的后顾之忧, 同时也为了方便工作。 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封疆大吏临阵脱逃, 也为了杜绝走后门现象, 规定总督、巡抚衙门不许有后门, 就是想把地方高官及其家眷限制在衙门内。 所以辛亥革命时, 那些畏难脱逃的总督巡抚们就只好临时凿穿后墙逃亡了。 与现代的福利分房不同的是, 古代官员对内衙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一旦任满或者罢官就要卷铺盖走人。 地方官的住宅一般用围墙或门廊和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俗称 “内衙”或“私宅”等。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

公费医疗

古代各级衙门都有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有太医院, 州府一级有医学院, 县里有专门的医官。各级医疗机构既是医药行政机构, 又是医学教育机构, 还是公开营业的医院。太医院的业务水平自然是最高, 还承担为地方培养医生的职责。 州府医院及以上的医生一般都是太医院毕业的学生。 虽然各级医疗机构都对外营业, 但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照顾平级官吏及其家眷、 官学师生身上了。也就是说, 他们承担了体制内人物的卫生保健重担。 比如县级医官要负责县官和差役们的身体保健; 太医院的太医们除了照顾宫廷人物的身体外, 还要为京城官员、朝廷命妇等人出诊。医疗可是一个“无底洞”。对于官员, 医官们都尽心竭力。因为他们的存在, 必须依附同级的政府权力。

三公消费 篇2

引导文：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三公消费自查报告。供参考!

三公消费自查报告一：

根据市纪委《关于开展“三公”经费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我局对XX年至XX年2季度公务接待费、外出学习培训参观考察费用、公车购置及运行费进行了自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搞好“三公”工作，我局成立了以书记、局长李立安为组长、副局长彭胜辉为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三公”经费管控工作领导小组，今年年初重新下发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和《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实行会审联签制度，从制度对全局支持进行规范，确保“三公”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强化工作落实，严控“三公”经费

1、会议及公务接待费用

我局XX年会议及接待费用预算为万元，XX年会议及接待费用预算为万元。我局XX年会议及接待费用为万元，XX年会议及接待费用为万元，XX年16月会议及接待费用支出万元。

我局对公务接待费用实行会审联签制度。接待安排先由需接待部门的经办人员向领导请示，由办公室统一安排，报销时必须由经办人员、会审联签小组会签，经分管领导审批后，财务股核报。经调查，我局不存在公款大吃大喝及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情况，支出偏高的原因：按上级要求，我局开展了多次公路专项整治行动，上级检查多，部门联系公务接待较多;路政巡查加班餐费等共同导致。

2、外出学习培训参观考察情况

XX年外出学习培训11次共96人花费49011元，XX年外出学习培训14次共36人花费21361元，XX年16月外出学习培训1次共1人花费1300元。除XX年自行组织退休老同志考察学习、党员学习以外，其余都为参加省、市组织的学习培训，无国(境)外学习事项，且呈逐年递减趋势。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用

我局XX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预算为6万元，XX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预算为3万元。我局XX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为万元，XX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为万元，XX年16月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为万元，其中，XX年5月，因路政大队XX年由省局统一配置的猎豹皮卡车使用年限过长，使用频率高(已行驶31万多公里)，车辆状况极差，已无法正常运行，经市局同意，我局购置大众上海大众朗逸汽车1辆，价值万元，严格按照控购手续，经市财政局控购办同意购买。支出比例偏高的原因一是我局属于公路管养部门，需长期对公路沿线进行巡查和执法，造成使用费用偏高;二是车辆因使用年限长、频率高，车辆状况较差，造成修理费用偏高。

我局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实行单列记账，定点维修、定点加油、统一保险和统一报废更新制度。经查，我局在自查自纠阶段如实登记上报公务车辆情况;节假日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封存备案制度;不存在超标准配备公车或豪华装饰公务用车行为;不存在公车入私户行为。

三、积极完善监管，共建长效机制

根据自查结果，我局对严格“三公”支出管理，提出了八项强化措施。

一是提高工作效能。增强行政成本意识，努力提高执行力，超前谋划，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是加强对会议经费的管理。控制会议时间、会议规模，尽量利用机关会议室，能够简化会议形式的一定要简化。

三是加强对考察及差旅费的管理。控制出市、县参加会议、考察的人数，不安排没有实际意义的公务考察活动。出差之前提前填写出差申请单，作为报销时的依据。

四是加强对公务车辆的管理。规范和控制公务用车修理、用油等行为，修理前报机务股并填写修理审批单，并到定点机构进行修理;节假日和不使用时车辆一律停放到机关院内。

五是加强用水用电管理。对空调、照明、用水等进行统一管理，提倡节约用水用电。

六是控制公务接待费用。严格按照“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中的审批程序进行接待，严格控制接待标准。

七是规范大宗购置及办公用品管理。大宗商品购置一律按政府采购规定实施，办公用品采购实行定点采购，需要办公用品的股室填写办公用品采购单，经分管领导批准后，统一由办公室进行采购。

八是规范财务管理。公务费用支出实行计划管理，规范批报手续，实行“一支笔”审批和财务公开制度。

三公消费自查报告二：

按照《**市贯彻实施细则》以及《**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中列明的各项要求，对“三项费用”的使用状况进行逐项自查，现将具体状况汇报如下：

一、全面预算管理，实现过程控制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超预算或者无预算支出，因特殊需要确需追加的，需经集团财务总监、集团总经理、集团董事长批准后方能支付。透过预算执行管理办法的完善，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有效的预防月底、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的发生。

二、严格“三项费用”支出报销审核

1、国(境)内差旅费由XX年19月国(境)内差旅费实际支出39，341。00元，XX年19月实际支出47，611。20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1%;XX年全年实际支出较XX年减少63%。三公经费自查报告范文各类报告我公司国内差旅严格按照先审批、后出差的报批程序，国内差旅人员乘坐交通工具、住宿等费用公司有明确的报销标准并严格执行。

2、因公临时出国(境)费XX年至今我公司没有出国(境)事项发生，此项费用不存在。

3、公务接待费XX年19月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36，257。00元，XX年19月实际支出990。00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7%;XX年全年实际支出较XX年减少95%。我公司建立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公务活动结束后，接待部门需如实填写招待申请审批单，经相关负责人审签后，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之一并理解审计。招待申请审批单资料包括我公司陪同人员、被接待人员的单位、接待事由、时间、费用等资料。

4、公务用车费用XX年19月公务用车费用实际支出90，380。38元，XX年19月实际支出68，837。06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4%;XX年全年实际支出较XX年减少11%。我公司公务用车由综合管理部集中管理、统筹安排、统一调度，且不存在超标准配备公车或豪华装饰公务用车行为;不存在公车入私户行为。

遏制“三公”消费的思考 篇3

一、 我国“三公”消费的现状

我国“三公”消费在一片控制声中仍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要公开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要求地方政府也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可是占财政拨款一半以上的政府项目预算中，所包含的“三公消费”数据却难以统计，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三公经费”2006年为9000亿元，2010年突破了1.2万亿元。政府各部门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预算，以维持较高的“三公”消费。一些地方不论出国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没有必要，把公费出国当做公款旅游。公务用车不断追求高档，无视配备标准，公车私用屡见不鲜。公务接待讲排场，浪费严重。

庞大的消费抬高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运行的效益，极大的浪费了社会资源，造成投入人民群众亟待解决的民生领域的资金比较短缺。不当“三公”消费助长了一些官员的特权思想、成为公共权力腐败的重要渠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不当“三公”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行政开支决策缺少公众监督，相关运行信息不透明。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三公”消费有着严格的禁令、明确的约束。《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对“三公”消费做出了明确规定，各地也有诸如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公车私用、严格公费出国（境）等方面的措施和规范，可谓禁令不少、准则很严，但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仍然陶醉在异域的游玩中，安乐于豪车中，沉醉在美酒佳肴中，公费出国、超标准超范围配用公车、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蔓延着。为什么会如此，说到底，还是没有将温家宝总理所提出的“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不尽如人意,普遍存在公民知道或容易知道的就公开，公民不知道或不容易知道的就不公开的现象。目前，政府部门的文件、公开栏、媒体、网站所提供的信息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知情需求。

（二）体制内监督机制不到位，法律监督机制缺乏。当前政府官员的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较低，容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难以形成规范管理、监督管理和严格管理的体制与机制，上级太远，鞭长莫及；同级职能部门监督，因为人事、组织关系在上级领导的掌控之中，因此信心不足，监督太软；至于下级平日服从领导，更是妄谈监督了。

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缺乏对利用特权、变相“三公”消费的法律定性及相关的惩处的法律规范，致使一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只要不偷不拿，吃吃喝喝没什么，更有甚者，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外出考察学习，那也是公务，当然不能花自己的钱，至于是真考察还是假考察、真学习还是假学习，无人问责。凡此种种，一切花公家的、一切用公家的，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结果某些领导干部在“三公”消费上违规违纪，得不到应有的问责和处理。

（三）公共资源的责任主体未能落实到人，行政成本考核未能纳入政绩考核范畴。目前对领导干部升迁考核主要以上级考核为主，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廉，而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行政成本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现行政绩考核最大缺陷是上级领导主要以政绩考核为主，淡化了节约行政资源的努力。“三公”消费的监督考核尚未正式纳入领导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致使一些领导干部肆意妄为，随意挥霍公款，“三公”消费年年控、年年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勤俭节约意识缺失是表面原因，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官员问责制度落实。长期以来对工作人员的提拔使用及考核都没有节约这一条款，缺少尊重纳税人的意识，而比阔之风的盛行更使很多官员无视百姓疾苦，肆意浪费。另外，有的机关鼓励把当年的经费尽量花掉来向财政追要新的资金，加上责任追究制度不能有效实行，浪费之风愈演愈烈。

三、遏制“三公”消费的对策

（一）公开“三公”消费的预算和决算，接受社会监督。如果没有详尽的信息公开，监督就无从谈起。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将政府信息公开细化，范围扩大，对公众利益联系度高的民生问题（如就业、社保、医改、教育、住房等）和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府行政成本问题（如“三公”消费）要详尽，并设立公开信息解释答疑机制，使信息便于公众理解，便于群众和媒体的监督。

（二）完善制度和相关法律，严惩不当“三公”消费。过去治理“三公”消费之所以效果不大，一大因素是惩处环节不到位。对各部门的“三公”消费有个合理的定额，增幅核准合理的比例，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约束行政运行费用，设立“浪费罪”、“腐败罪”，规范“三公”消费行为。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按规定公开的单位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借“三公”消费行腐败之实的，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严厉问责。根据其行为性质及其情节，社会影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程序处理，促使党政领导干部树立起廉洁从政，克己奉公的职业精神。“三公”消费入刑，应该更能践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和法治进步。

（三）将控制“三公”消费的问责主体落实到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行政成本考核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把行政支出成本作为行政主体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将行政支出成本考核结果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升降、奖惩紧密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三公”消费行政支出，遏止浪费和腐败现象，降低行政成本。

（四）倡导廉政文化，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意识形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而是要进一步改进经济质量，改善国民生活质量，财政资金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一定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对精神状态和凝聚力，对国民的素质及其能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现在人们已普遍使用"文化力"的概念，意在强调文化也是一种力量。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代替“官本位”，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全社会形成公私分明，廉荣贪耻的廉政文化意识形态。我们要倡导廉政文化，铸就反腐倡廉的意识盾牌，杜绝骄奢淫逸，一门心思图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积蓄力量，促使国富民强。

浅议“三公经费”消费的治理 篇4

一、“三公经费”消费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 公费出国旅游问题

虽然名目张胆的出国旅游通过近几年的治理已经有所收敛, 但是还存在一些单位假借学习、培训、开会等名义出国旅游, 并且伪造国外邀请函、会议通知等来应付审计检查或群众监督, 有些只需要出国两三天的工作行程被列入了二十天左右, 像这种打着学习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的现象仍然不胜枚举。

(二) 公车消费问题突出

当前大多数部门单位购置车辆一直沿用按计划经济时代定编定标准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 很多公车配备不在仅仅是为了工作的需要, 一些单位领导为了显示身份和地位、摆阔气, 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超编超标准购车, 造成了公务用车违规超编、超标准配置车辆的现象严重。其次, 每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至少在6万元以上, 全国党政机关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上千亿元之多, 较高的维护费用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三) 公务接待费用超标, 公款吃喝现象严重

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了搭建的大到工作交往、小到私事开绿灯的平台。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 各大宾馆、饭店大吃大喝, 消费金额也让人瞠目结舌, 有单位业务待费月均消费百万元。另外接待也存在公私不分的现象, 而且吃喝名目多, 五花八门, 有的请同事、同乡吃, 还有的请孩子的老师吃, 甚至亲戚家人也要吃, 公款招待俨然成了领导的一种福利、特权。有些不合理不合规支出也可以用餐票来报销。

二、我国三公经费消费治理的现状

(一) 三公经费公开缺乏主动性

首先, 一些公示单位存在自愿性披露动机不足。许多单位存在不够主动的情况, 他们往往受自身利益驱动, 自愿性披露较弱, 推三阻四或者找各种借口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形式重于实质”, 对公众缺乏坦诚的态度与透明的行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选择沉默应对, 不愿向公众主动披露公众关注的财务信息, 即使被动地向公众公开, 也会出现隐形处理、数字游戏, 不愿披露更多的信息。大多数行政单位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是以服务大众、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前提, 广大的纳税人有权利了解和质疑这些财务信息。同时,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制和标准, 有关部门对公示三公经费的基础工作准备不足, 缺乏对公示单位的规制约束和问责, 也使三公经费公开得不到正确的贯彻和落实。

(二) 三公经费公开缺乏实效性

1、评价标准缺失。

三公经费公开后, 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对各部门公布的最终绝对数字进行评价、监督和认定, 没有明确、详细的评价标准, 也没有对媒体的质疑进行全角度的“微直播”答疑, 公众也就不能清晰、明了的判定该部门经费支出是否与本部门履行职责的关联度、实际取得的成效及相关工作的优劣, 因此也就很难判定这些经费的支出究竟是否合理。

2、信息反馈体系不完善。

多数部门基本上对于三公经费公开后公众的质疑声未予回应, 公众反馈信息的收集和受理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政府部门到公众再到政府部门的信息循环机制尚未形成, 公众无法真正参与到三公经费的监督中, 三公经费公开的实效也就无法达到。

(三) 三公经费公开缺乏规范性

三公经费公开不细化, 各个部门三公经费报表格式、公开内容、公开事项细节未能统一标准。三公经费公示反映了国家层面对该项公示工作的重视, 要提高三公经费公示的信息质量, 公示单位理应严格按实归集, 明确清晰。有的部门公开数据比较详尽, 开销去向较为明确, 但还有些部门由于有关部门基础工作准备不足, 公示中要求不具体不规范, 对公布的三公经费支出和数据, 既缺乏具体内容, 也没有详细的解释说明, 只是简单的列出公费出国、公务用车、公务接待三项费用的数字, 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因此, 如果三公经费公开格式的不规范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社会评价和社会监督工作也就很难开展。

三、完善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对策

(一) 促进政府观念转变

政府履行的权力来自公众, 政府是公众的代理人, 政务信息的知情权是公众所享有的, 政府官员要认识到公开包括财政信息在内的政府信息是法定义务, 改变公开政务信息是对公众恩赐的观念。

(二) 加强对已公开三公经费的审查

应加强各级人大财政预算专门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外, 针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 应鼓励相关民间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检查三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对三公经费报告的信息质量进行考核。在审查的过程中, 通过关注公示单位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 并对不同部门不同年度的三公经费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对发现三公经费支出的问题, 要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分析报告, 将其记入诚信档案, 探讨对其治理、改进的对策, 督促有公示信息缺陷的单位进行整改。

(三) 推进三公经费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首先, 政府公示的信息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和服务性, 三公经费公开的规范化应至少应满足细化性、科学性等要求。要细化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的标准, 三公经费的公开应当解释每一笔花销的用途和数额。当公示单位和部门不主动披露和提供政府规定公示的信息甚至不作为, 单凭道德的力量不能使公示单位和部门提供政府规定公示的信息时, 就要通过制度层面加以约束。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或修改现行法律建立起公示三公经费的制度和规范的框架, 使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化、规范化, 从而避免政府部门敷衍了事。其次, 要加强三公经费信息披露的承诺制度。并由公示单位负责人及报表编制人签名盖章, 并附有单位管理当局声明的承诺文件, 对公示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四) 建立三公经费公开问责制度

三公经费公示制度实行监督问责关键还在于监督和问责及整改。只有对三公经费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才能保障公示单位按规定的要求和期限及范围进行公示。首先, 明确相关负责人, 各部门财务主管为确保公开真实性和及时性的直接责任人。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为确保公开真实性和及时性的第一责任人。其次, 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建立三公经费公开制度的长效机制, 三公经费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如果不依法定要求和规定期限、规定范围等公布的, 不仅要对相应部门、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问责, 而且要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三是严格追究造假、隐形处理政府信息的行为, 对拒绝公开预决算信息, 公开虚假的信息同样要对相关部门严格启动责任追究。

(五)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1、

要让公众敢监督, 建立健全民主监督的保障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实施制度;并让公众的监督发挥实效, 建立健全民主监督的追究问责制度。只有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才能确保民主监督正常有效的运行, 促使监督方和被监督方都有章可循, 按章办事。

2、拓宽三公经费公布的载体。

增设三公经费全国工作小组, 并拓宽政务公开的覆盖面, 使三公经费公布的载体延伸至报纸、网络,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并处理三公经费真实数字和相关投诉等问题。

3、要重视民主监督的协同。

民主监督要真正发挥其最大功效需要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等形式的协同, 通过有机结合, 形成覆盖广、多层面、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使民主监督的渠道更加畅通, 从而全面发挥民主监督的整体效应。

(六)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需要制定统一的政务信息公开法, 特别是完善政府重大决策内容和过程的公开制度、预算决算的公开制度等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制度, 并建立人民法院对政务信息公开行为的司法审查和监督制度, 促进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取得全面和持久的成效。

摘要：在公众的关注与推动之下, 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在两年内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并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三公经费”真正的完全公开透明, 既便于老百姓的监督, 又有利于公务人员的自律, 可以说它是中国建立公共财政、完善人民民主的一大步。笔者结合当前自己日常工作, 针对单位“三公经费”的治理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三公经费,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刘新成.“三公经费”公开怎么服众[J].北京观察.2011 (8)

浅议官员“三公”消费 篇5

“三公”是指：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财政部日前就“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向各地财政机关下发通知征求意见。《通知》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通知》对各地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做出统一要求，要求规范各级财政机关向同级人大送审的财政预算决算报表

以及部门预算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同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和决算报表以及预算执行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公开地方财政预算信息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长久呼声，今天终于看到了相关部门的实质性动作，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虽然只是一小步，但也足以让人兴奋一阵子。

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的“三公消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备受社会各界诟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一个大众认可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在20年中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元。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来源：好范文 http:///）行的一次讲座中亦提到：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去年全国公车出行花了3000亿，吃饭招待耗资3700亿。2006年，31个省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三公”消费加起来肯定超过七千个亿！

就以七千个亿为例，可以做多少事情？假如一个重症病患所需治疗费为二十万，这七千个亿可以救治三百多万人（可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因没钱看病而死）；假如一个大学生每年需要花费两万元，那这七千个亿可以让三千多万大学生免费上学；这七千个亿分到9亿农民身上，每个农民就接近800元，就能够让农民养老无忧，就能够消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乡二元社会，就能够实现公民的人人平等；这七千个亿还足够中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人们之所以对“三公消费”引起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官员们用之不当。以出国为例，广东的谭日贵等人为期14天的所谓“招商考察”，没有半点与招商、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竟是乘坐豪华观光轮、选购南非钻石、欣赏肚皮舞等。“三公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重区”，源于领导的一支笔报销，源于“内部机密，不宜公开”，最终才导致含糊不清和行政朦胧的“三公消费”成了合情合理的“腐败”，成为个别人中饱私囊的取款机。

对于这种局面，客观讲，党和政府一直是反对的，也曾想方设法予以控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喊着压缩的同时却在猛烈增长。何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是光有好的想法而没有过硬措施或者说措施不力，所以才导致实现公务支出减少的目标只能是黄粱梦。要想美梦成真，就必须动大手术。长疼不如短疼：比如彻底取消公款接待制度，只允许公安等特殊单位保留公车，其它单位的公车一律去消。取消公车后，对乘坐公共汽车的，实行奖励；对乘坐出租车的，实行实报实销。进一步，对于随意“消费”的官员按“贪污”论处，若如此，“三公消费”的顽疾还会不能割除吗？！

三公消费真能拉动内需吗 篇6

他转载的那条微博是原载于《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头2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比去年12月的15.2%增速大降2个百分点。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今年头两个月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了23.6%、21.2%的2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的担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指出，像集团消费，实际上就是公款。限额以上企业可以理解为高档餐饮店。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判研经济形势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市场需求不足，有专家对此表示：“考虑到消费形势不好，整个经济搞不好可能要重新走回到过去加大投资的老路上去。这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如果加大投资，经济回到8%以上，可能会引发新的高通胀，那时降低通胀将是重要的问题。”

逻辑推导漏洞百出

这条新闻的观点虽然有点隐晦，但还是难逃网民的火眼金睛，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人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推导：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导致三公消费大幅缩水，进而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会迫使政府重回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进而可能会引发更高的通胀潮，因此从“经济学专业角度看”，结论就是为了避免新一轮通胀潮，中央应该放松对三公消费的限制，这样中国经济才能顺利渡过难关。

这样的逻辑推导乍看起来有点道理，但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讽刺道：“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要拉动内需，原来这内需指的就是三公消费啊！原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神话是由三公消费拉动的啊！国民通过交税给三公消费提供弹药，进而由三公消费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原来这就是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啊！”

事实上，稍微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开放经济体的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NX）+政府支出（G）所组成的。一般所说的“内需”主要指的是民间消费，政府的消费行为一般被归为政府支出。之所以这样分类是因为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身份十分独特，虽然政府本身不在经济活动中创造财富，却需要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取财源，用以维系社会运作及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它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从世界范围看，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并没有政府支出，更何况在庞大的政府支出中，其支出主体理应是用在科技、教育、医疗、交通、农业、文化、国防、外交等造福全体国民的项目上，而三公经费所隶属的“行政管理费”理应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更何况，三公消费，尤其是公款吃喝，根本就不是维系政府日常运转的必需开支。然而到了这个逻辑推导中，公款吃喝这个无论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生活中都微不足道的支出项目，却成了可以决定中国内需市场兴衰，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重大因素，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荒唐的谬论吗？

掩盖零和博弈本质

更荒唐的地方在于，就算三公消费真能拉动内需，可为什么就一定得是国家公务员来消费这笔钱呢？为什么不能把这笔三公消费预算以减税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普通百姓，让普通百姓“有钱花”，从而提升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呢？又或者把这笔钱投入民众所关心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基础民生保障项目上，让老百姓不但“有钱花”，而且还“敢花钱”。因为从税收原理上说，税收的目的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合理分配；而绝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让官员拿纳税人的钱去吃喝玩乐。百姓的财富和政府的财富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官员公款吃喝的钱少了，百姓可以用以自费吃喝的钱自然就多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之所以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政府拥有过多的财务资源，是因为普通百姓花的是自己的钱，因此会尽可能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买来的商品都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无数个理性经济人组成的市场才会最有效率。然而政府在花钱时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性经济人，因为政府官员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钱往往就花得没效率，普通百姓花1万元能买到的东西，政府可能要花两三万元才能采购到，在财政支出不透明和监管乏力的环境下，甚至经常会出现铺张浪费甚至贪污受贿的情况。正是由于政府花钱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如果真要论拉动内需的效果，重新允许公务员大手大脚地公款吃喝还不如把钱转移给普通百姓吃喝，这样会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拉动起来的内需会更有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公款吃喝行为和扩大民间消费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么做，不仅不会影响扩大消费，反而有利于形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退一步说，基于法律和行政流程上的限制，就算限制公款吃喝省下来的钱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立刻返还到百姓手中，但多出来的财政盈余也会迫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之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比如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产品等，这样的投入一样是在消费，一样可以拉动内需，只不过消费的对象和方式改变了。

公款吃喝让高档消费畸形变异

相比这个荒唐的逻辑推导，更荒唐的事实是：我国的公款吃喝的确对高档餐饮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说明我国政府消费的结构不甚合理。从世界范围看，政府行政管理开支都只占政府支出的极小比例，但在我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却有相当大比例用在了三公支出上，其中尤以高档餐饮、高档烟酒、高档茶叶等商品居多。

这种推动经济的消费结构显然已经畸形变异，亟待改正。有人说，如今失去了公款吃喝的支撑，许多高档餐厅、高级宾馆、高档娱乐场所的生意都大幅滑坡，今后难免会造成一批餐厅酒店倒闭歇业，进而造成员工失业。但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的表象。如果节省下来的三公经费能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百姓手中，假以时日，百姓真正需要和能够接受的餐饮、酒店和娱乐产业就会更加蓬勃发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GDP。相反，假如被消费滑坡的表象所吓倒，进而放松了对三公消费的限制，企图依靠三公消费重振经济，结果只会让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无异于饮鸩止渴，在死胡同里越走越深，延误改革时机！

建立长效治理制度势在必行

但是想要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光靠中央的三令五申和集中整治显然不够。如今整治方才过了3个多月，就有人忍不住急于为三公消费正名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真正要长效治理，关键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每年三公消费的预决算都晒出来，还不能语焉不详地随便晒晒，要晒到足够细、足够小。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全球各地俯拾皆是。比如在俄罗斯要公款请客，吃饭前要填写一张详细的清单，具体说明请客吃饭的时间、地点、人数、费用和原因等，而且这份清单需经三个领导批准，吃饭时必须自己先垫付饭钱，然后凭详细写明酒菜品种、数量、价格的发票才能去报销，从填申请单到最后拿到报销款，可能要好几个月。如此一来，权力真正被关进制度“牢笼”中，自然不会有人再会想方设法为三公消费“正名”了。

相关链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主要内容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三公消费 篇7

一、“三位一体”问责机制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

(一) “三位一体”问责机制的基本内涵

建立“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就是将“三公消费”的制度约束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内外问责惩处机制有机结合, 明确问责对象, 整合问责内容, 统一工作流程, 协同组织实施, 对“三公消费”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异常现象或问题, 对相关责任人实行问责, 督促相关责任人主动说明情况、改正错误直至追究责任的工作机制。实行“三位一体”问责制, 要坚持实事求是、权责一致, 有错必究、过罚相当, 警示为主、惩教结合的原则, 采取问责的方式, 充分发挥行政监察 (纪律检查) 、执法监督、社会监督三方面的合力, 重点解决握有实权的党政官员在“三公消费”领域遵章守纪方面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促进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各方面素质能力的不断提升。

(二) 建立“三位一体”问责机制的价值取向

第一, 建立“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是树立清廉政府、责任政府形象的必然要求。节俭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抑制公务消费腐败,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正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三公”消费从表面上看是在践踏纳税人的利益, 但从深层次看更是滋生腐败的基础。正如温总理所说的, 当前, 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 经济社会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 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再加上腐败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 产生叠加效应, 就可能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 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切实提高责任意识, 加大落实力度, 提升工作绩效, 形成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错必究、有责必问的工作机制。

第二, 建立“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是加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教育管理、健全监督网络体系的有效途径。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特殊性质,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三公消费”的执法、行政、廉政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 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往往伴随着其他方面问题的发生。因此, 制度约束机制、公开透明机制、问责惩处机制这3个方面也是相互关联的, 它们是构成“三公消费”惩防体系的3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将这3个方面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 充分发挥5方面的合力, 形成完整的监督链条,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三公消费”各类问题的发生。单纯地从某一个方面去解决问题往往是片面的, 而且会造成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事倍功半。

第三, 建立“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是促进依法行政、防范官员职业风险的现实需要。“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对于进一步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风险意识、有效防范腐败隐患, 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三位一体”问责机制建构的路径

(一) 深化“三公消费”法理研究, 明确“三公消费”权利属性

从本质上来说, “三公消费”是一种行政行为, 既是行政权力, 又是行政权利。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 “三公消费”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对于有关因公出国 (境) 、公务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招待等公务活动开支如何决定, 有控制的权利。行政法上的“三公消费”权所关注的主要是保护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对外交往活动的自由, 通过赋予拥有公权力的单位或个人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其公务活动开支决定的自由权而对其加以保护。这些决定主要包括公款接待、公车购置及运行、公款出国 (境) 等等。从侵权行为法来看, “三公消费”权是指将公务活动开支与个人的私利相分离的一种状态, 因此, 侵权行为法所关注的是将个人财产与公共财产分离, 避免个人对公共财产的非法接触。“三公消费”作为一种在党政机关各个部门的一项普遍存在的权利, 不仅在公法、私法和社会法领域以不同规范形式表现出来, 而且在公民民主生活社会生活领域中以道德规范或要求的形式不断显现。要深刻揭示“三公消费”的权利本质、法律特征, 特别是要将“三公消费”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的价值选择进行理论探讨, 尤其是从法理学的高度将法律关切人的尊严与公共利益的保护二者协调起来, 为“三公消费”权的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 完善财政预算法律制度, 建立简单明白的公开透明机制

要有效遏制过高的“三公消费”必须完善财政预算制度, 避免疲软预算成为“三公消费”的大漏斗。笔者认为, “三公消费”腐败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要堵住“三公消费”黑洞, 政府部门不仅要公开“三公消费”预算项目, 还要健全监督体系, 向公众征求对于相关预算项目的意见, 尽量做到科学合理,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财政支出透明化不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需要, 也是政府部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尽的义务。我们都知道, 数字越粗, 就越容易掩盖问题;数字越细, 就越便于老百姓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近些年“三公经费”公开的实际情况来看, 严格规定必须公开的项目、格式、内容以及细化“三公经费”的解释说明, 使公开有一个固有统一的模式或口径, 形成制度化的约束, 是保证公开质量的根本所在[3]。新华网网友梁江涛认为, 要打破三公消费公开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 需要用统一规范的制度来制约与倒逼。其一, 要通过制度统一细化“三公支出”公开的具体内容, 防止“七个和尚八本账”。不仅要按照现有规定对部分重点支出的公开细化到“项”级科目, 而且要严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笼统化、模糊化“三公支出”, 能列入相关细目的必须列入, 不得化实为虚、“化零为整”;更要防范个别部门利用假发票把“三公支出”转移到其他预算项目里“避人耳目”。其二, 要通过制度规范“三公支出”的公开模式、说明语言等, 做到“通俗易懂”。如果公开的账目如天书一般, 公众看不懂, 就形同“空开”, 失去接受监督的意义。其三, 要通过制度明确规定“三公支出”的公布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 既要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 更要遏制故意拖延、拒不公布的行为。不管哪个部门, 只要未按时公布“三公支出”, 都必须公开向公众做出解释并道歉[4]。

地方要比照中央公开“三公”经费, 财政公开越细越好, 越通俗易懂越好, 如果这个要求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实, 财政公开将大步迈入高质量时代, 这是老百姓愿意看到的。但需要提醒的是, 地方上的“三公”经费公开往往牵涉到诸多既得利益者, 在“法不责众”的心态下, 他们也许会或明或暗地抵制中央公开“三公”经费的要求。不要忘了, 已施行了三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遭到了个别地方政府部门的软抵制, 公开的信息老百姓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信息就是不公开。“三公”经费公开不仅是财政公开的重要组成部门, 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一环, 如果这个点突破得好, 财政公开乃至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都会有很大提升[5]。

(三) 健全“三公消费”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内外上下联动的问责惩处机制

第一, 完善“三公消费”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三公消费”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追究责任的制度, 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规范、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法规作支撑, “三公消费”问责制在实践中就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首先, 在梳理现有法律、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 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三公消费”问责法》, 确保有法可依。在该法中, 要对问责对象、问责事由、追究责任方式, 特别是对异体问责主体的问责权等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对我国现有的关于“三公消费”问责比较笼统、抽象的条文, 作出统一、具体和明确的界定。其次, 完善“三公消费”问责程序, 增强可操作性。尽快制定一整套统一实施、规范明确、便于操作的问责程序。问责的程序需要经过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决定、复议、申诉等几个互相衔接的阶段。具体应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问责的救济程序等。同时对质询、弹劾、罢免等方面的程序要求和引咎辞职以及辞职后重新任命等程序, 也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以达到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沿着法制的轨道进行, 防止陷入人治的误区。此外, 应制定《行政监督法》、《新闻法》等, 强化体制外监督, 保障公民监督权, 实现舆论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逐步建立健全异体“三公消费”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 创新“三公消费”问责体系, 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首先, 发挥人大监督与问责功能, 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 党要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 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二要完善人大进行问责的监督权力体系, 对已有的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作详细的规定, 增强可操作性。如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在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期间, 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质询案, 而没有规定对这些部门负责人的质询权, 这一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发挥人大问责制的作用。三要完善人大进行问责的程序性规定。对启动程序要明确规定质询和调查的方式、步骤和时限, 如对听证程序要允许公开听证, 允许公众参与, 详细规定罢免和辞职程序, 并保证被问责官员的申辩权。其次, 加强公众问责制度建设。一是要加强媒体问责。保障新闻媒体的问责权, 要通过制定专门的新闻舆论监督法保障新闻媒体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使其能够客观公正、不受干扰地行使相关权利。二是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是公民请求对于行政机关各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制度。公民作为社会监督主体应该有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诉讼, 鉴于公民本身的弱势地位, 公益诉讼亟待建设。三是要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政府可以通过在某些领域设立举报和奖励制度, 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鼓励人民群众参与行政问责。

第三, 规范“三公消费”问责客体的范围, 实现问责指向的主体明晰。首先, 完善职位分类制度, 创新“三公消费”问责方法, 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与目标, 克服传统政府中的人浮于事、出事无人负责的现象, 实现权、责、能的统一, 强化国家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可以通过对任务绩效标准统一规定、资源的适当组织与控制、监督以及报告体系的完善等手段将责任管理方法应用于强化公务员工作的责任。其次, 全力消除部门权力边界模糊, 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 划清有责与无责的界限, 从而在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过程中, 让问责主体清楚地知道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责任应当追究到哪一级别政府。例如, 在处理行政首长负责制与集体决策民主集中制交叉导致的职责不清, 关键在于设立这两种权力的合理边界和范围, 明确规定哪些事务是属于独占性的权力范畴, 哪些决策事项属于共享性的权力范畴, 更好地避免自由裁量者角色与集体成员决策之间的冲突[6]。再次, 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 拓展“三公消费”问责主客体关系平衡。对于公民—政府关系的平衡而言, 关键在于以公民的政治权利为基础, 拓宽公民参与的途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监督机制、评议机制、信访机制、检举机制、控告机制、公益诉讼机制等;对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关系的平衡而言, 关键在于强化和落实各项监督机制, 具体包括调查机制、质询机制、罢免机制等机制的完善;对于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关系的平衡而言, 关键在于形成科学的授权与赋责机制, 做到权责一致、权随责走;对行政机关—行政人员和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关系的平衡而言, 其关键在于健全岗位绩效评估机制。

(四) 借鉴域外监管经验, 从严执法

一方面要大胆借鉴域外监管经验。常言道,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在发达国家, 对公务消费的监督, 媒体、公众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无所不在的媒体几乎是拿着放大镜在挑公务人员, 特别是高级公务人员公务消费方面的“毛病”, 而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被公众举报, 往往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相应的法律与行政制裁。在日本, 从1994年起, 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 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 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检查政府是如何用纳税人的钱的。他们对政府行为展开密切监控, 时常向政府提意见, 要求公开各项具体开支。在密切监督之下, 政府官员在公务活动中自然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 不敢进行违规消费[7]。

另一方面, 执法必须动真格,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对违规消费者, 应当采取不是“诫勉谈话”, 而是行政警告甚至立即责令“下课”或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办法予以惩戒。

摘要：提升政务信用, 控制“三公经费”, 解决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三公顽疾”, 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事关党的事业前途命运。建构“三位一体”问责机制, 一是深化“三公消费”权的法理研究;二是完善财政预算法律制度, 建立清晰的公开透明机制;三是建立内外上下联动的问责惩处机制;四是借鉴域外监管经验, 从严执法。

关键词：“三公经费”,“三位一体”问责机制,法治化构想

参考文献

[1]王琳.三公账本成躲猫猫, 媒体建议问责不公开部门[N].检察日报, 2011-07-27.

[2]点睛.期待公开之后的问责[N].人民日报, 2012-03-10.

[3]叶璐丹.追问“三公消费”必须回归问责机制[N].南方日报, 2012-04-20.

[4]陈伟.三公消费披露迟缓难以交代[N].经济参考报, 2011-07-11.

[5]赵勇.“三公”经费公开有赖严格问责[N].新民晚报, 2011-05-07.

[6]叶先宝, 薛琳.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J].科学社会主义, 2011, (4) .

三公消费 篇8

当然,抑制“三公消费”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于酒店行业而言,如何在此政策背景下,进行经营战略调整,重新寻求市场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调整市场定位

对于酒店餐饮行业而言,国家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带来整体性的压力。中低端的酒店餐饮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只有那些以高端的政务、商务消费群体为目标市场的高端酒店餐饮企业才面临着压力与挑战。

当然,挑战与机遇是一体两面的,挑战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机遇的来临。因此,对于高端酒店而言,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如何调整酒店的经营战略,关键在于面对以及认清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并依此进行重新定位。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在酒店餐饮行业当中,经济型酒店以及社会餐饮强势地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尤其是在反腐倡廉的政策环境下,大众化定位的酒店及餐饮企业更是强势回归。受到政策冲击的高端酒店应该在认清市场发展动向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身的市场目标以及市场定位,考虑由高端市场定位回归中低市场定位,并积极融入市场竞争中,全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高端酒店自身可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高端客源市场以及配套的高端服务设施,因此一味盲目地下降酒店自身格局也并非合适。虽然“三公消费”的限制政策会削弱政务及商务的高端消费水平,但是需要认清的是:(1)政务消费仍是必要的,只是会趋向理性规范化消费;(2)中高端的商务消费虽然也会有所受制,但是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对于高级商务白领而言,高端的酒店餐饮服务是其成功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高端商务白领的消费力强,消费带动力强,因此高端客源市场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高端酒店一方面要以积极拓宽市场为首要目的,适当地降低格局,以迎合大众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地保留自身的高端资源,以满足中高端商务消费群体的需求,毕竟这是普通大众化定位的酒店一时所无法抗争的领域。

二、拓宽营销渠道

基于以上重新定位的目标市场,充分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抓住客源市场,亦是酒店经营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只有保证充足的客源市场和稳定的消费群体,才能真正维系酒店的持续经营。因此,为了抢占消费市场,酒店的市场营销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对于中高端商务客源而言,基于其长期频繁的商务消费需求,酒店可以推出会员、贵宾VIP消费优惠等营销活动,以刺激和推动中高端商务客户的再次消费。

其次,由于酒店市场定位的重新调整,“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定位”要求酒店必须基于大众消费特性进行营销。酒店消费大众分布于全国乃是世界各地,且形色各异、个体差异性较大。另外,他们的消费水平处于中低档程度,对于酒店产品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往往只需要在外出旅游或商务出行期间,有个价格适中、环境舒适、起居方便、服务周到的场所便可。因此,基于以上消费特性及要求,酒店应当借助网络信息平台,采用网络电子营销手段,将酒店实体经营与电子商务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营销推广,以尽可能地面向以及吸引各地的潜在消费者;推出各种价格战略营销手段,利用各种节假日开展“价格让利”的营销活动, 以吸引中低消费水平的潜在大众客源进行消费等等。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与普通大众化的小型酒店餐饮企业相比,高端酒店餐饮还拥有配套的会议场所和娱乐场地。因此,现在有很多婚宴、大型聚会或者商务会议等都会选择在酒店举办。因此,对于酒店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场地优势,吸引和把握有场地需求的大众客源。酒店应该一改以往被动式的营销态度,积极把握客源,争取酒店周边潜在的团体消费单位,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推出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价格、场地、娱乐等配套服务。总而言之“,得渠道者得天下”[2],酒店应该积极优化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方能占有市场,获得企业效益。

三、提升产品质量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即使占有大份额的市场,拥有宽广的营销渠道,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作为实力支撑,那么这个企业终将在强大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优质的产品才是企业发展的硬实力。对于酒店而言,优质的酒店硬件设施和酒店服务才是酒店战略化经营的后盾支撑力。

首先,由于酒店服务面向的是形色各异的大众,因此,客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便要求酒店具备人性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

酒店应该积极整合并且构建各种资源,推出个性化产品服务。比如:为旅游休闲的普通大众客户提供简单方便、舒适周到的客房服务,机场接送机服务,相关旅游信息服务等;为商务人士提供系列配套的商务会议服务等;为举办婚宴的客户提供婚宴策划服务;为单位团体聚会客户提供聚会活动策划服务等。

其次,由于中高端市场强势回归中低端市场的发展趋势, 使得中低端的大众市场竞争较之以往而言更加激烈。为了使自身从大势所趋的酒店餐饮行业中脱颖而出,不得不构建并且发展自身的特色品牌,以区别于众多竞争对手。至于酒店的品牌特色,不仅应该结合自身的地理区域、企业文化,而且应该结合大众的心理特征、喜好口味等因素来进行构建。当然,如果酒店想要在本行业中拥有一个更加长远宽广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拥有足够深远的战略目光,高瞻远瞩,洞察预测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

四、小结

限制三公消费还需制度建设 篇9

要更高更快的GDP还是要更健康的生存环境？有人可能会选前者，但老百姓肯定会选后者；要更高更快的GDP还是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有人可能会选前者，但老百姓肯定会选后者；要更高更快的GDP还是要更廉洁透明有所约束的政府？有人可能会选前者，但老百姓还是会选后者。

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最大的问题已不是做大蛋糕，而是分好蛋糕。这其中，不但要分好不同收入阶层民众之间的蛋糕，更要处理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蛋糕分配关系。近年来，三公消费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一百个文件也管不住一张嘴。十八大后，中央痛下决心，在限制三公消费上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成效，但眼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加倍努力，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度化、长期化。其中尤以详细公开三公经费最为关键和紧迫，因为直到今天，民众只知三公经费惊人，却不知具体金额。不管是前些年流传的“9000亿”的说法，还是数万亿的传言，均无法得到官方的证实或证伪。因此，只有先公开数据接受民众监督，才能让公款吃喝受到约束，从而实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

而面对当前低迷的内需市场，更需要政府一边通过减税让利于企业和民众，同时将公款吃喝节约下来的经费投入到民生领域，让老百姓真正有钱花，敢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