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力（精选12篇）
国家竞争力 篇1
一、总体分析
2014年上榜的500家公司总收入达到310584亿美元,与2013年的303049亿美元相比增加2.5%。总资产达到1234768亿美元,同比增加1.6%。员工总数同比增加0.5%,共计6522万人。盈利能力迅速上升,总利润同比提高了27%,达到近2万亿美元。试想世界500强的总利润额相当于2005年我国的GDP总值,可见世界500强的利润额相当巨大。
零售业老大沃尔玛重获“冠军”奖杯。中石化在榜上名次提高一名,取代了埃克森美孚,打破了该公司与沃尔玛和壳牌长期霸主地位的历史。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100家,7家首次跻身世界500强。华为、联想排名大幅度上升,华为由去年的第315位升——至285位,联想由第329位升至286位。
二、按国别分析
世界500强中,美国有128家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中国紧随其后,达到100家,日本57家进入榜单,与中国有较大差距, 和日本相比,中国企业的数量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2014年上榜公司总数达到100家,比2013年增加了5家,新晋企业共有7家,实现了11年的连续增长,在中国上升的同时,而美、日世界500强公司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此消彼长”的趋势愈加明显。
由图2可知,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占比约30%,中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占比约24%,两者占到一半以上。日本占比为13%,其他国家数量较少,占比均在10%以下。总体上,世界500强企业被中美日“三分天下”,中美日占到了近七成。中国占比几乎是日本的两倍,在数量上,中国对日本已经呈现出了压倒性胜利。
在世界500强企业按国家数量统计的前十名排名中,我们发现和世界前十名GDP总量有着某种“不谋而合”。对比很容易就会发现,前三名的排名是一样的,第四名到第六名的国家都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说明反映了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也反映了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中美日三国的GDP总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一个国家的GDP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意大利七国GDP总和。在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上,美国也几乎相当于前十名除中美日其他各国家之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增加的背后是国家GDP的“硬实力”的支撑。国家的GDP总量为有更多实力雄厚的企业走向世界500强奠定了基础,更多走向500强的企业又促进了国家GDP的增加,如此看来,中国的企业发展后劲和国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1995年 , 中国的GDP是7280亿美元, 日本的GDP是52644亿美元,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3.8%,也就是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一成多一点。2000年,中国的GDP增加到11953亿美元,而日本由于发生通货紧缩,GDP下降到46675亿美元, 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6%,也就是说,中国的GDP是日本GDP的1/4左右。2005年,中国的GDP增加到22343亿美元, 而日本的通货紧缩继续发展,GDP进一步下降到45522亿美元,中国的GDP基本占到是日本的一半。2010年,中国的GDP猛增到59847亿美元,而同年日本的GDP为54885亿美元,中国的GDP历史上第一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4年,中国GDP又创新高,达到99255亿美元, 此时的日本GDP总量为61625亿美元,中国约为日本的1.6倍。20年间,中国从日本的1/10到现在的1.6倍,这的确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在2011年世界500强数量超过了日本,根据2011年初公布的2010年经济数据,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GDP年均增长率达10.7%,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9%左右。2011年以后,中国大幅度超过日本,在2014年,是日本的约1.6倍。同期,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是日本的近两倍。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仍然十分稳固,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以及后面将要分析的企业在盈利能力表现出的“质量”等方面,中国和日本仍然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所以,中国仍然需要取长补短, 不能只是骄傲于一些“总量”的历史成绩,人均GDP仍然十分落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在某一年度的所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除以同年的人口的人均值。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约合人民币46531元),高于2013年的6767美元,但仍然落后于很多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4283美元,日本人均GDP约为42325美元,美国人均GDP约为47132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7859美元,日本人均GDP约为36332美元,美国人均GDP约为54597美元。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美日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巨大, 201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日本的1/10,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日本的1/5。
三、按行业分析
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所在行业为原油等能源行业的企业约占38%,在银行、保险等金融业的企业约占26%。这两个行业占到一半以上。可以看出,世界500强企业依然主要集中在金融、能源和汽车制造业三大行业。
商业储蓄行业今年共有55家公司上榜,依然是世界500强公司密度最高的行业;第二大行业是炼油业,共有40家上榜公司。
四、财务角度分析
在上榜的100家中国企业中,中国工商银行继续成中国最赚钱的500强公司,利润达到427亿美元,较去年增长13%。从资产规模来说,它已是全球最大的银行。而沃达丰利润大涨13794.5%至941亿美元,成为今年世界500强利润最高的公司。 房利美和房地美紧随其后,分别为840亿美元和487亿美元,它们也是今年最赚钱的美国500强公司。进入500强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在20%左右的基本集中在银行领域,中石油、中石化年营业额均在4000亿美元以上,是中国进入榜单收入最多的企业, 但利润率较低,分别为4.3%、2%。
来源:吉哲《世界 500 强之路,我们还需努力》 (聚焦)
(一)总体利润率分析
总体来看,世界500强企业,资产和收入小幅上升,利润飙升,同比增长率为27%。位于榜单前三名的国家(美中日)中,美国不仅在收入和资产上最高,利润也是最高的,接近10%,占世界500强公司总数约1/4的美国企业提供了2/5的利润。其他利润率较高的国家,如英国、俄罗斯等,利润率较高,原因在于其世界500强企业大都为石油等能源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不仅在量上有所提高,更在质量上迅速增长。
(二)美国实力超强
美国盈利能力最强,利润占比高达40.83%,中国与其有较大差距,约为其1/3多一点,利润占比16%左右,而日本仅仅为7.09%。世界500强企业几乎一半的利润是由美国创造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而中国更应在提高盈利能力上有所提高。
(三)中国“多而不强”
盈利能力仍然偏低,中国企业数量、平均收入和资产较乐观,企业实际盈利能力的相对偏低,“大而不强”或“多而不强”。 由前面的图表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榜单企业所在行业在能源行业和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集中程度更明显,而如像美国微软、谷歌等这样的实力强的高科技企业极度缺乏,唯一一家中国大陆的高新技术企业“华为”,其8.8%的利润率与利润率20%以上的美国的微软等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亟需增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分布结构不均衡。(1)所有制结构。中国500强企业大部分是中央企业或地方大型国企,在进入500强企业的100家中国企业,有87家为国企,而少的可怜的13家民营企业中,只有6家来自大陆企业,港台企业占到了7家。(2)行业结构。行业结构分布较单一,集中在银行业、石油等能源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新兴产业企业非常稀缺。而国外企业则相当多元化,从能源到零售业均有分布。中国大陆仅有联想一家计算机设备公司。而日本有7家电子电气设备企业,有3家计算机设备公司,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大陆地区技术类和创新类企业的差距和不足。在500强分行业榜单上,一共52个行业,中国企业只集中在一半行业上,在食品、服装、家居、保健、娱乐、 信息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服务业榜单上,中国都交了白卷。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应该向科技化与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
中国今年新有3家银行、1家保险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成为近年来上榜最多的一次。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国泰人寿,分别位列411位、428位、460位和499位。相对金融业来说,中国科技企业仅有联想和华为两家科技公司上榜,只占2%。而全球共有44家科技企业上榜,中国占比为8.8%。苹果等企业的位次均较去年有较大幅度上升。一边是金融业能源行业的欣欣向荣,一边是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的 “死气沉沉”。中国不能只是在乎数量上的“面子”,更要注重提高500强企业的“含金量”,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平衡行业发展。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各行各业都能在世界500强企业与国际名企一决高低。
2.管理能力差。在最能反映管理能力的商业百货行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没有一家商业百货公司进入500强,而美国的沃尔玛在500强中排名第1,英国的特易购排名63、法国的家乐福排名65、德国的麦德隆排名91,都进入了前100强,日本永旺集团排名第148。可见,中国上榜企业在业务运营、内部管理等方面也与成熟发达国家同行存在较大差距。
3.高杠杆率。中国企业的高杠杆率也值得警惕。中国非金融类企业的杠杆倍数为4.42倍,美国仅为2.79倍。这意味着,这些跻身全球财富榜的中国企业负债风险很高。2015年上半年,可谓中国新世纪又一个“牛市”,(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提供的数据, 两市融资余额规模当前约为17300亿元人民币左右,以此计算, A股的杠杆率约为3.3%,这个数字并不可怕,但若只按流通盘计算,这个比例就一下子升至8.3%)8.3%这个数字在全球来看是什么水平?据麦格理银行按流通市值的统计,美国股市的杠杆率为2.5%,日本为0.8%。可见如果A股是个大赌场的话,其中的赌徒们是风险最高的(引自《华尔街见闻》),A股杠杆率已升至全球最高。高杠杆率带来的是巨大的风险。8月24日,全球股市 “哀鸿遍野”,中国上证指数暴跌8.49%,2000多只个股跌停,成为1996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A股暴跌的背后是企业泡沫不断膨大。高杠杆率使得牛市“摇摇欲坠”,只有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内在价值提高,股市才有可能健康发展。
国家竞争力 篇2
单选
1、氢能属于（二次能源）
2、低碳经济之两低是指（节能和高效能、碳捕捉与储存）
3、（政府）是低碳经济的强力推动者和倡导者。
4、低碳经济实质是指（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高利用，实现资源的低碳或无碳开发。
5、（《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人类从根本上、很大程度不可逆转地改变着地球上生物的多
样性，大多数变化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6、《2008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最高限为0.91公顷，当今的生态足迹量
为2.1公顷是国家生态承载力的（2.3）倍。
7、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低碳经济）。
8、2007年6月，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
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9、《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生效。
多选题
1、低碳经济的特征（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
2、从微观上的物质流过程来看，低碳经济包括哪些方面的经济活动（不选：在经济过程的对比环节，要通过化石能源消耗相对于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来控制先对低碳的经济。）
3、属于《哥本哈根协议》内容的是（不选：环境问题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4、以下属于低碳能源的是（全选）
5、世界各国对低碳经济模式的共识是（不选：围绕低碳经济创新与发展新型清洁能源进行相关制度创
新与法制体系建设；开发与利用新型清洁的能源作为重要举措。）
6、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选）
7、中国利用风能发电的规模表述正确的是（不选：中国是2009年世界风能增速最快的国家。）
8、属于气候变化的公约有（全选）
9、下列哪些方面说明“地球不能承受之重”？（全选）
判断题
1、《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2000-2050年间，预计另有10%-20%的草地和林地被转换农业用地。（√）
2、人类活动加快了物种灭绝的速度，通常达到地球历史背景速度的10000倍。（×）
3、美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4、《哥本哈根协议》认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消除贫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5、发展低碳经济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市场动力。（√）
6、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每年煤炭产量与消费占全球40%。（√）
7、通过提高能效和降低碳排放量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
8、在以低碳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新一轮国家竞争力角逐中，谁领先一步，谁将引领世界境界发展潮流，并成为国际市场最大赢家。（√）
9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已实现。（×）
从历史视野看国家竞争力 篇3
中央政府缺乏短期内整合资源的能力，而荷兰则因为金融业的发展称霸世界。其次，整合全球资源至关重要。郑和时代，中国因缺乏全球视野而丧失发展机遇。1992年，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进入最低点，海外资金急于找出路，邓小平同志适时提出加快改革开放，中国引资数额由此快速增长，从而造就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回顾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好几代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思索的、很让人郁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打赢鸦片战争?第二是，像荷兰这样小小的国家为什么曾经主导整个世界?第三是，为什么郑和没有像哥伦布一样让中国称霸?弄清这几个问题，再看一看最近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成功整合全球资源的案例——邓小平如何从全球取势，我们也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影响国家实力
为什么中国没有打赢鸦片战争、甲午战争?
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1820年，也就是清朝的道光年间，中国的GDP曾经5倍于英国、5倍于法国。实际上，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了西欧、美国、俄国和日本的总和，占全世界GDP的比例达1／3之多。但是2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却不幸失利，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
为什么我们有5倍于英国的GDP却没有打败英国?除了清朝政治的腐败、科技的落后等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中央政府缺乏短期内整合资源的能力，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从老百姓手上集中足够的财力、物力进行这场战争。当时，清政府汲取中央财务的方法就是收税，但那时的税收体系效率非常低，据统计，中央政府收一两银子的税，老百姓的负担大约是3两银子。在这样低效率的税收体系下，如果要在短时期里集聚大量的财力，政府一定会盘剥老百姓，一定会对经济的总量产生负面的影响，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就会加重，因此就会产生恶性循环。
而由于当时英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发达，英国政府能够通过发放国债的方法，用很低的成本在很短的时间里集聚大量的财力、物力来和中国进行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中，英国的财力、武力比清朝充沛，枪炮也比清军好，因此他们能够打赢。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870年和1913年，中国的GDP同样也是数倍于日本，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同样失利，同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远远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期，各个国家的国债占整个出口的比例，英国是7．9％，中国仅仅是0，2％。因此，中国当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程度远比西方列强要低，甚至比日本也要低。
金融业落后会挨打，历史上中国有惨痛的教训，而荷兰则因为金融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国称霸的样板。
为什么荷兰曾经称霸世界?
荷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16世纪的时候也不过几百万人口。它的称霸，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一朵花，也就是郁金香。郁金香实际上引发了全世界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
这个故事起源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律师。他在环球旅游中，被当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接见，律师把欧洲的钟表作为礼物送给苏丹，苏丹则把郁金香送给了他。他带着它回国栽种后，这种美丽的花儿不仅引起全国爱好园艺人士的兴趣，也逐渐成了荷兰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投机者随之掀起了炒作热潮。在1635年前后的郁金香热顶峰时，由于供不应求，有些郁金香一株的价格在一个月内由60荷兰盾被炒到了1668荷兰盾，涨了28倍。这个价钱当时可以买一座小城堡，或6头牛、800公斤黄油、300亩良田。
在巨额的利润驱使下，全世界的资本，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贵族都把钱送到阿姆斯特丹炒卖郁金香。由于当地的文化比较容忍，政府的干预比较少，并不是说有一些投机就心惊肉跳，因此，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了一个存放外资的银行，借贷也开始发展起来了，世界上第一座证交所也是在阿坶斯特丹发端，那时，还出现了郁金香的期货交易。
由于荷兰的金融业在郁金香热的刺激下不断发展，因此，荷兰政府的融资能力特别强，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一支世界最强的海军。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17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已经远渡重洋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直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为什么亚洲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冲击?
当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导致一些冲击，但是实际上，那些受到冲击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认识来看，就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把亚洲国家产生经济危机的责任完全推到国际投机者的身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公平的。
看一看1987-1996年世界各国的GDP可以发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亚洲三小虎的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高，仅次于中国，但是，1997—2001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里，三个小虎的增长力下降到1％。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也下降到了4．4％。这里面有国际对冲基金的原因，但是，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的保罗·克鲁曼(PaulKrugman，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对冲基金导致，而是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没有增长。
亚洲国家的生产模式是通过大量地投入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资源、资本的资源和技术的资源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扣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所剩的余额实际上很少。用克鲁曼的说法，就是说，经济增长是靠出汗来的，而不是靠脑力、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新的商业模式来实现，这就体现了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威力。就好比吃饭，第一碗很解饥，第二碗也很有效益，第三碗的效益就明显减低了。生产中实际上有同样的现象，如果保持同一商业模式，随着投入的增加、生产的发展，越增加投入，产出就越少。要避免这种情况，唯一要做的就是发现新的产品、新的市场以及新的商业模式。
因此，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产能力的过度投入导致低回报，包括房地产的投机所造成的利润率的逐渐下降，导致利润最终低于资金成本。当内部结构很脆弱的时候，外因——就是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会导致货币不稳定，引起国外对冲基金的注意，他们才会发起攻击，并且其攻击会生效。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同样面临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是GDP的增长，也不是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企业的利润高，不一定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为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因为某些资源的定价不妥而产生的，因此，利润并不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必须是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人力、技术、资金利用的效率，中国企业有必要在这些方面提升效率。
全球视野有利国家发展
为什么郑和没有像哥伦布一样让中国称霸?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曾经有称霸的经历。中国自商朝以来的3000多年中，一直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到了公元17、18世纪，则是西班牙和荷兰称霸世界。这两个国家得以称霸，主要是因为海军相当强大。
实际上，中国并非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海上力量。早在1405－1433年，郑和就曾经七下西洋，而且，郑和船队把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历史纪录保持了500年之久。他的船队有300艘船舰、2．5万名船员，旗舰的长度是400米，而哥伦布于1492年开始全球探险时，只有3艘船、90名船员，旗舰也只有85米长。据历史记载，公元7世纪(唐朝)，广州就有20万外国侨民，在12世纪(宋朝)，杭州已经有100万人口，而巴黎作为西欧最发达的城市，一直到13世纪人口才达到10万。
那么，郑和为什么没有像西班牙、荷兰的冒险家那样让中国称霸呢?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孔子的一句话，就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虽然当时中国有优势，但是没有全球的视野；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是郑和下西洋要的是世界各国承认明天子的老大地位，因此，他行的不是经济贸易，而是朝贡的贸易，他要的是皇帝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哥伦布航海的目的是要财富，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要通过经济贸易，整合全球的资源，实际上要的是市场的扩张、资源的扩张。由于世界观、视野方面的不同，中国丧失了一个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好机会。
邓小平抓住了什么历史机遇
近代中国也曾丧失过许多机遇，不过，在最近的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很成功的从全球取势、整合资源案例——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后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从而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找来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文卷学习时，手边正好有美国3个月的短期国债利率曲线图(图1)。我发现，邓小平视察南方，正好是1992年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进入最低点的时候，也就是国际资金在找出路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邓小平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要吸引外资。
由于他抓住了海外资金找出路这个机会，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很快从1991年的40亿美元跳到了1992年的111．6亿美元，1993年又跳到了257．6亿美元，然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图2)。过去十几年，中国引进的外资是印度的十几倍，这也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而印度则是5％。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7年就翻一番，而印度是15年才翻一番。
邓小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世界资本市场，我们今后的机会还会非常多。看一下全球利率走势可以发现，虽然2005、2006年全球有一些通胀的迹象，导致美联储在加息，但是，相对于今后10-15年，全球利率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这意味着，今后10-15年的资金成本仍将会比较低，中国仍有许多机会可以利用。
目前，中国的投资需求有很大的缺口没有被满足，与此同时，又存在很多人有钱却没地方投的现象，放在银行里，回报又非常低。如果把中国的各个行业和发达国家对比，可以说，差距最大的是金融业。中国老百姓最苦恼的就是，一方面自己的收入比较低，而把工资辛辛苦苦存起来的话，投资的收益也很低。因此，如果国内有很好的金融产品，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包括一些全球组合型的基金，让老百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散投资组合的话，就能够有相对比较高的回报，降低风险。我想，这样的产品会有很好的市场。
国家竞争力 篇4
关键词：国家竞争力,体育竞争力,评价
竞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小至个人, 大至国家, 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夺取他们所共同需要的资源而展开的较量。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简称WEF) 认为, 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 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保持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1]。结合竞技体育特有的竞争属性和对抗属性的特点, 本文认为国家体育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竞技体育发展中, 其竞争主体 (国家) 在与其他竞争对手 (其他国家) 的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 是为保持自身的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获取更多竞争资源的能力。
作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构成要素, 竞技体育竞争力由外在的竞技实力和内在的竞技潜力构成, 通常是通过参加重大比赛而表现出来的。到目前为止, 关于竞技体育竞争力的评价问题不管是从概念到理论, 还是从原理到方法, 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是, 有关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在国内却不多见。如何从国家的高度以及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竞争力, 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有效、可行的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 不仅是开展科学评价体育竞争力活动的前提, 也是客观认识竞技体育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更是探索提高国家体育竞争力政策措施的主要依据。本文围绕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展开, 旨在对构建的基础理论以及如何构建进行深入研究。
1 国家体育竞争力的评价原则
1.1 科学性原则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是否具有可测性和可行性。竞技体育竞争力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 还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 评价体系的构建要力求规范, 科学选择评价指标, 要便于获得, 易于理解, 利于计算。此外, 评价主体在评价中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 讲求公正性和科学性。
1.2 系统性原则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应是一个完整的、多方面运作的系统, 同时, 它又隶属于社会、自然界以及市场, 如果脱离了社会和市场进行评价, 就会使评价失去公正性, 从而不能准确地反映国家体育竞争力的真实水平。坚持系统性的原则就是在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过程中把财务效益与宏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得到一个整体的结论来反馈决策。只有完整、系统的评价, 才能体现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1.3 可行性原则
对国家体育竞争力进行评价可通过国家举办或参加大型体育赛事来进行。如奥运会作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 对举办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可极大的提高举办国的竞技体育国际地位。可行性原则要求在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过程中要以国家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支出和收益作为标准。在贯彻可行性原则的过程中, 要处理好体育赛事财务效益和国民经济效益的关系:一是财务效益好, 同时国民经济效益也好, 那么, 该赛事的举办是可行的;二是财务效益一般, 而国民经济效益突出,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考虑也认为该赛事是可行的。
1.4 可持续性原则
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和延伸, 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化, 因此, 在制定具体的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时, 要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考虑到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尺度才能得到反映, 因而评价指标的选择要求充分考虑到竞技体育动态变化的特点, 要能较好地描述、刻画与度量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或发展趋势[2]。
1.5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原则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还应该遵循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设立评价标准时, 应该包括可测量的定量指标, 对于一些难以量化、其意义又很重大的指标, 则采用定性指标来描述, 还可以采用定性指标数量化的转变方法, 使定性指标更加具体和客观。
2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内容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科学的评价体系, 是一个关于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场地设备、科技信息等资源合理配置的科学体系。以往对竞技体育的评价都是以“唯运动成绩”或者“唯金牌数”为主要内容, 这些并不能反映出我国竞技体育竞争力的真实水平。因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需要对竞技体育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以适应国际体育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对竞技体育的评价, 应从如何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 发展竞技体育运动产业, 推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 丰富文化娱乐活动, 以及健身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场地设备、科技信息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 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3]。
对国家体育竞争力而言, 我们可以把评价的内容划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显在的国家体育竞争实力, 包括竞技体育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竞技体育产业发展、运动成绩、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健身教育、科研产品开发, 以及运行过程中的产业化水平、管理机制、法规制度建设等;第二是潜在的国家体育竞争能力, 是指国家竞技体育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技实力, 即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后劲。
根据国家体育竞争力的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实施评价。对于涉及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 以及管理机制、法规制度等宏观方面的评价内容可以成立国家级的权威机构来进行评价;对于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发展、以及产业化管理、科研产品、训练基地的布局与建设等中观层次的内容, 可以由国家认定的一些专业评审机构进行评价;而对于具体的运动成绩、健身教育等微观层次可以由专业人员负责进行评价, 具体包括运动队总体运动成绩、运动项目的结构与布局、运动员竞技状态和水平、竞技项目发展的历史及趋势、运动员的竞赛经历、心理素质以及应变能力;体育经费投入;教练员的经验、能力水平;运动队的整体结构和团队精神等方面。
3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方法
竞技体育评价的形式可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两种。直接评价就是直接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全民公投。间接评价是指由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等机构代表社会进行评价。这些权威机构属于一种中介机构组织, 与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之间是委托关系。行政主管部门把对竞技体育的评价工作完全委托给这些机构, 而这些权威机构则按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竞技体育评价标准和内容, 对竞技体育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设施利用的情况等进行评价。但是, 在具体的竞技体育评价过程中, 需要一个第三方监督裁判机构来对这些权威机构进行监督, 以保证竞技体育评价的公正合理[4]。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按照不同的评价主体可以从国家、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来进行。因此评价体系中既要有对国家体育竞争力、团体体育竞争力和运动员体育竞争力的评价, 也要有评价主体 (国家、团体以及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相关管理人员等) 的自我评价, 此外还要有观众的评价, 以此来实现对这些评价主体的监督作用。
具体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和综合评价。其中定量评价包括对运动项目的计时、计程、计分、计量等;定性评价主要包括专家打分, 观众评价等。专家可通过上级部门介绍、推荐和查询专家档案数据库等方式选择。观众评价则需要由评价主体以外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第三方组织来进行;综合评价, 就是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对竞技体育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出全面、科学的评价。对评价结果可采用累积求和, 加权求和, 求和平均, 加权平均等数学方法来量化并进行排名。
在此, 我们可引入模型化的方法来实现对国家体育竞争力的重复评价。这种方法可以使现实中不可逆的、非同时的现象或过程在模型上成为可逆的、可重操作的现象和过程, 因此评价主体能够对不同选择、不同方案的效果或效用进行同时态的、反复的比较和评价, 有利于评价的定量化[5]。
4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程序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流程, 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4.1 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
采用文献调研法对国家竞争力, 竞技体育竞争力, 国家体育竞争力及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等相关主题文献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 了解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采用逻辑分析方法, 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4.2 确定评价内容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首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因而涉及需要评价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人的能力的限制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 评价的过程中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而是应当选取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国家体育竞争力的内容来进行相关的评价。
4.3 确定评价指标及相关标准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和标准应根据已确定的具体评价内容来选取。具体选取时要考虑指标的必要性、可获取性、覆盖率、重复率、稳定性以及协调性等方面来考虑。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指标, 才能对国家体育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 从而进一步构建一个评价体系。
4.4 构建评价模型
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出具体的评价模型, 旨在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
4.5 国家体育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在具备准确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以后, 就可以对国家体育竞争力进行评价。在此过程中, 评价往往只是针对于某个层面或问题, 要注意评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因为综合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给出相关的决策可行与否以及体育赛事举办的成败优劣评价。
由以上的主要程序, 我们可以得到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的程序图: (见图)
5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模型
5.1 提出数学模型
设国家体育竞争力用C表示, Ca为国家体育竞争力, Cb为团体体育竞争力, Cc为个人体育竞争力。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评价模型可用公式C=a×Ca+b×Cb+c×Cc表示 (a、b、c为系数, 且a+b+c=1) , 其中Ca=∑国家层次评价指标×a', Cb=∑团体层次评价指标×b', Cc=∑个人层次评价指标×c' (a'、b'、c'为因子权重, 且a'+b'+c'=1) 。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 评价主体可以根据不同阶段或不同目的进行适当调整。
5.2 因子权重的确定
因子权重是指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指标各因子对整体评价影响的重要性程度。由于国家体育竞争力的各级指标对最终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同, 因此指标因子的权重也应不尽相同。建立评价指标的因子框架之后, 权重的合理确定成为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模型构建的关键。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因子权重可以采用专家法和借鉴法来确定。专家法是集中多位竞技体育与评价专家, 根据国家体育竞争力各因子的属性, 比较其重要性, 确定指标
因子的权重。这些权重应当是综合多位专家意见后的算术平均值。借鉴法是对已有的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案例, 直接借用其因子权重或进行修正后再确定因子权重。
5.3 评价模型优化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 只有不断优化与提高才能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要根据不同的影响因子、时间和环境的需求变化而动态地优化, 确保其实用性与正确性。
6 结束语
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国家中与竞技体育相关联的、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的各类竞技体育的竞争资源整合起来, 加以量化, 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竞技体育竞争力评价系统。建立我国竞技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 对实现我国竞技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完善和规范竞技体育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 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竞技体育竞争策略, 更好的参与世界竞技体育赛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初步勾划出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理论雏形, 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随着国际竞技体育竞争的加剧和竞技体育市场化、事业化的不断发展, 建立和完善国家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
参考文献
[1]张春萍.中国都市体育竞争力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2]陈颇, 殷樱, 夏崇德.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的构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 :69-74.
[3]田英莲, 钟泽.我国竞技体育评价体系的构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9 (4) :5-7.
[4]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成果.我国竞技体育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EB/OL].2009-05-05.http://www.sport.gov.cn/n16/n1152/n2523/n377568/n377613/n377733/1100401.html.
国家竞争优势 篇5
营商环境，指能对企业同其目标顾客进行成功交易产生影响的所有行动者及其力量。营商环境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和经济形势的下行，各地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竞争日益激烈，决定这些资源流向的关键，更在于各地区的营商环境软实力。具体来说，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外部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包括两大部分：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是企业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人口环境。微观环境是指行业环境因素，包括市场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竞争因素。由于微观环境大都是自发形成不可控的因素，而宏观环境是能从政府角度采取措施进行调节的。营商环境对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营商环境的优劣，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营商环境还影响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经营效率。仅从开办企业来说，如果程序繁琐、手续繁多，必然会影响企业运营。深圳在开办企业便利度方面居全国前列，总共需要8个步骤，最快14天能领到营业执照，需要交纳相当于地方人均年收入10.9%的费用。而全球开办企业便利度居首的新西兰开办企业只需要1个步骤、1天时间和相当于地方人均年收入0.4%的费用。可见，与全球领先国家和地区相比，即便是国内的佼佼者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营商环境影响企业投融资活动，表现在：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发育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决策与融资结构法制环境与社会秩序也极大地影响企业投融资活动。劳动力因素的影响。若劳动力供应充裕、成本相对较低、具有较高的劳动技能，将有助于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从事正常营运活动所需的足够劳动力，生产出成本低廉、更富于竞争力的产品。可见，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乃至城市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企业要通过分析、评价和研究所处地区的宏观、微观环境，认清企业所面临的威胁，找到发展的机遇，从而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是关键，要切实改变思想认识不到位、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杜绝重复执法、交叉执行、多头执法等现象，为企业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为增强地区经济竞争力营造良好环境。要切实落实全程无偿代办服务，打造重大审批项目“零障碍快车道”；对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培育其市场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要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栖身产业链底端,虽有向高端迈进的强烈愿望,但或是由于掌握资源有限,或是由于技术储备不足,转型之路走得并不平坦,要营造优良的政策环境,使这些企业在转型升级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要形成强大合力，让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切实落实。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多个主体共同来完成的，其中包括政务环境、财税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等，要形成共识，打破利益藩篱，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努力形成提升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当然，好政策的出台仅仅是优化环境的第一步，利好政策无法及时传达到市场上，或者落实不到位，就会带给企业“没有变化”的印象，我们要给自己上根弦，结合正在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深入企业、群众收集为民便民、服务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拟订总体规划以及路线图和时间表，同时加大宣传，让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可知，构建以公正、开放和效率为导向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成为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一是市场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市场化包括市场要素、市场主体、市场运行规则的市场化等方面，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化营商环境，可以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现阶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打造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要突出市场秩序维护和政府简政放权两个重点，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推动投资审批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二是法治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法治化意味着推进立法、执法、行政行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治化建设。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既与法治政府建设高度契合，为规范的市场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实现与国际化接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阶段，政府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行政化的经济干预政策、领导式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痕迹仍然对营商环境的优化起到了较大的阻碍作用。要突出政府依法办事和保护企业权益的特点，通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等企业权益保护、完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来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三是国际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追求。国际化的核心体现为投资贸易规则的国际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化。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是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化程度成为评价区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要重点推进经贸开放合作和规则接轨，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商事规则制度体系、加快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来建立互利共赢的开放环境。
许健:高房价消弱国家竞争力 篇6
正值股指期货上市一个月,同时A股大幅下挫,《英才》记者专访了任职中国人民银行、曾担任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的许健教授。
《英才》:现在有人担心全球经济或者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你怎么看?
许健:有人担心“二次探底”,主要是担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会拖垮欧洲经济,进而危及世界经济。但我们不能够只看欧洲的情况,它是局部的,对全球经济影响更大的是美国经济。现在看来,美国经济的情况并不太糟,这也就表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中国来讲,也不存在“二次探底”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预计也能超过8%。现在国内经济主要焦点是,物价上涨的幅度超过预期。特别是生活资料物价的超预期上涨会对未来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现在物价上涨已经传导到了一些终端产业,价格上涨的背后是货币信贷投放量过大,这中间的因素又太复杂了。
《英才》:既然有物价上涨的压力,央行为什么还不加息?
许健:原因很多,第一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关联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比如美国现在利率很低,中国利率很高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利差,诱使国外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第二,我国货币贷款利率弹性非常小,因为大量资金流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用于基础建设投资,这些贷款对利率并不敏感。所以货币政策还是以量为主,价为辅,首先控制量,但也可以调利率。如果利率长期不调,形成负利率,使资金使用效率过低,会进一步促成投资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
《英才》:对政府今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怎么看?
许健:现在大家看到的主要是政策抑制投机需求,不让房价涨得过快,但供给调节方面,刚性的需求你还得满足它,且价格不能上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英才》:我们看到房价走势与政策的关联性非常大。
许健:政策的导向对房地产的影响是很大的。一边是用银行贷款买下高价地,再造起房子;另一边则是,大家拿银行贷款按揭去买房子,这种供求关系本质决定了土地有限决定房子供给会有限。
房地产价格是不应该被炒作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地少人多”的国家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失衡,以及通货膨胀因素,必然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出现很大混乱——大量资金都投到了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高科技,但在资源配置中转变为吸收大量资金,其结果是使得我国其它应该发展的方面缺乏资金,特别是在高科技开发方面缺乏资金导致国家的“高、精、尖”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太高,这样变相地消弱了国家的竞争力。
《英才》:房地产市场不应是一个竞争性市场?
许健:对,房地产不可能是一个竞争性市场,而是一个保障性行业的市场。如果说将房地产作为竞争性市场制定政策,那就会出现超级资产泡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将其作为竞争性市场来搞的。
金砖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篇7
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总体实力可观。五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6%。GDP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世界的12.8%。[1]经济数据显示,2000-2008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而在金融危机重挫西方发达国家的2007-2009年,这一比例更上升至45%。进入21世纪,金砖五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见表1。这成为金砖国家影响力及期待值空前提升的重要背景。进入2010年,在中国、印度和南非经济发展势头依然看好的同时,巴西和俄罗斯也迅速重回快速增长轨道。从地缘上讲,金砖国家有着广泛代表性,新兴大国的代表性体现在它们代表了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相当部分人口及多种族性质。
为了推动中国及世界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许多学者对近几年兴起的金砖国家对外贸易的现状、比较及其成因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对策,但研究的深度和精密度仍可进一步提高。南非的加入,使得该经济体更具广泛型,就需要采用更合适的方法,本研究也更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金砖国家手册》。注:(1)“-”表示数据缺省;(2)俄罗斯是2010年1-9月数据。
二、金砖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比较
金砖五国由于地理位置、环境、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不同,使得彼此之间对外贸易发展不均衡。
1、从规模上看,中国对外贸易逐渐与其他四国拉开了差距,南非规模最小。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始终位列五国第一,2009年,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为24466亿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的4.1倍,在五国中遥遥领先。在五国中,南非的对外贸易规模很小,2010年,南非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不到巴西的1/2,与其他三国的差距更大。2009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90.2%,规模同样是五国中最大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贸易有所欠缺,而巴西的服务贸易处于优势地位,占巴西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0.4%。
2、从对外贸易增速上看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增速比较一致,南非、巴西略有逊色。2000-2008年,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5%、22.7%、23.7%,巴西为16.0%,南非仅有14.3%。2009年,受危机影响,五国的对外贸易额都下降,其中,俄罗斯环比下降了32.8%,是五国中波动最大的,南非和巴西均下降了20%左右,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中国也下降了15.8%。可见五国的抗危机能力有待提高。
3、除中国外,其他四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小,且近年来,五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能力是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高技术产品出口强劲增势的推动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亦势不可挡。尤其是“科技兴贸”战略实施以来,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18.58%增长到2005年的30.6%,现已发展成为五国中该比重最大的国家。印度和南非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不高,而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的数据仅为5%左右。俄罗斯的下滑更明显,2000-2005年,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减少了9.08%。2000年时与中国、巴西相当,但2008年的6.52%仅为中国同期数据的1/5。相对而言,巴西的下降幅度缓慢,一直保持在五国中第二的位置。总体而言,金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都在下降,需要加大鼓励自主创新的力度,让科技创新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从竞争优势指数看,五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普遍下降,产业内贸易深化,但印度、南非无法摆脱制成品净进口的现状。目前,对于一国比较优势的经验研究大都借助于竞争优势(TC)指数,它表示一国进出口差额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其公式表示为:TCi=(Xi–Mi)/(Xi+Mi)其中,TCi是该国i产业的竞争优势优势,Xi为该国i产业的出口额,Mi为该国i产业的进口额。TC指数能很直观的看出一国某产业在国际上是否具有相对的竞争力。TC=0时,表明该国该产业进出口相等,贸易竞争力一般,产业内贸易水平可能较高;TC接近1时,表明该国该产业出口远大于进口,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TC接近-1时,表明该国该产业进口远大于出口,国内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该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较弱。[2]这里主要通过制成品的竞争优势指数来比较对外贸易竞争力,见表2。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和《国际统计年鉴2011》计算得出
从表2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表现最突出,不仅由负数转为正数,而且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制成品在货物出口中占的比例是五国中最小的,但其制成品贸易正在由中性优势向强势转变。巴西的竞争优势指数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制成品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部分,在货物出口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强。近年来,中国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制成品的竞争优势指数趋向于0,产业内贸易加强。南非和印度始终摆脱不了制成品的贸易逆差,国内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制成品贸易竞争力较弱。
5、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角度看,美国与欧洲的发达国家是五国的贸易重心,不过,贸易伙伴的选择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香港、欧盟、日本,2010年中国向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21.5%和18.1%。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伙伴对一国经济增长往往有重要影响,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量增加,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地区分布于与中国相似,但由于地缘关系,巴西与南美洲一些国家贸易频繁。俄罗斯也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其主要的贸易伙伴集中在欧洲,还有中国。印度与中东的产油国贸易十分密切,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频繁。南非传统上是西方经济的一部分,与德、美、英、日等国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亚洲已成为南非第二大贸易伙伴,南非与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多领域合作正逐步展开。当然,南非还非常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非洲经济的发展。不过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脆弱,贸易过于频繁可能会拖垮本国经济,所以巴西、南非在这方面应有所注意。
三、提升金砖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1、印度对外贸易政策改革20年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目前印度贸易的增长主要靠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拉动,吸纳劳动力有限,而其制成品一直是逆差,注重技术密集型产品对印度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但相对忽略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现阶段对印度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所以振兴制造业是符合印度贸易根本目的的正确政策选择。[3]
2、20 0 0年以来,俄罗斯外贸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但俄罗斯的外贸模式并未使其具有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20 0 9年金融危机使得俄罗斯遭受沉重打击,特别是贸易方面。要想成为世界贸易强国,俄罗斯必须改变目前的外贸发展模式,确立其国际竞争优势。俄罗斯是个工业化大国,工业基础雄厚、部门齐全,科技潜力很强,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拥有相当的智力资源。但目前俄罗斯过分依赖原材料、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结构,因而俄罗斯必须对当前的外贸发展模式进行相应调整以增强国际竞争优势。[4]
3、作为新加入的成员,南非外贸的总体特征是:外贸增长较快、规模不断扩展;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比较弱小;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仍占重要地位。南非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在促进与非洲国家、发达国家贸易的同时,追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与印度一样,南非的制成品出口能力弱,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小,所以要推进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创新。由于黄金价格下跌和资源减少,南非必须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传统资源型经济的依赖程度,提升产业结构。
4、中国对外贸易与其他四国拉开了差距,保持着优势,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始终位列五国第一,即使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仍在五国中遥遥领先,增长速度亦毫不逊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国家中的发展优势明显,但是发展过程中仍会出现一些不足:贸易结构调整缓慢、发展不稳定、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过低等等。为此,我们必须必须继续实行“科技兴贸”战略,[5]优化产业结构,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创建品牌优势相结合,[6]降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汲取发达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不断寻求对外贸易的新发展。
尽管金砖国家近几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现有世界格局下,金砖国家的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金砖国家要想有突破性发展,应密切注视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动态,汲取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力求在国际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金砖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共同发展。
摘要：2009年6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传统“金砖四国”(BRIC)机制建立。2010年11月,南非申请加入“金砖四国”合作机制。12月,“金砖四国”决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由此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这也使得金砖国家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研究了金砖国家现有的贸易规模,利用贸易增长速度、竞争优势指数等反映五国的对外贸易情况,比较了五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揭示了各国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有关提高贸易竞争力建议。
关键词：金砖国家,贸易竞争力,竞争优势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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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维然.俄罗斯对外贸易实证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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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国家低碳竞争力研究 篇8
“低碳竞争力(Low-carbon Competitiveness)”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第三代环境主义组织和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机构2009年的研究报告[1],将低碳竞争力定义为:未来低碳发展方式下,各国为其人民创造繁荣的能力。当前有关低碳竞争力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 Theory)的碳排放绩效研究,要旨是定量考察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生产率内涵视角来探索提高低碳发展水平的路径;第二类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冲击-反应(DPSIR)”模型的脱钩(Decoupling)指数研究,主要反映碳排放与经济活动二者之间的脱钩关系。第三类是基于三重底线模型(Triple Bottom Line Model)的综合低碳竞争力研究,主要反映在碳排放约束下,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潜力。
Meng和Niu[2]运用LMDI分解法对中国1998-2007年的碳生产率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与产业结构相比,技术创新更能推动碳生产率的提高。Zhou等[3]考察了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域地区交通部门的碳排放绩效,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绩效呈现阶梯状递减的趋势,说明东部地区绩效改善的空间非常有限。Sorrell和Lehtonen[4]分析了1989-2004年英国公路货运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二者为相对脱钩关系,表明英国在公路货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方面,取得了优于其他欧盟国家的发展效果。Wang等[5]考察了1995-2009年江苏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况,结果表明,2003-2005年两变量间为复钩关系,1996-1997年为强脱钩关系,其余时段呈现弱脱钩关系。连玉明[6]基于城市价值的低碳城市概念,将影响低碳城市建设的五个核心要素确定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承载、环境保护、生活质量。选取了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三产比例等共计20个基础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35个大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与实证分析。
上述文献从不同层面审视了区域低碳发展的现状与能力,开拓了本文研究的视野。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前的低碳竞争力研究,尚未突破弱可持续发展思维范式的樊篱,有意无意间夸大了各项资本之间的可替代性,抑或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问题。本文认为,需要以1990年代崛起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低碳竞争力评价模型,一方面强调碳排放空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主张超越增长,从综合福利的视角,强调人人享有共同、平等发展的基本权力。
二、低碳竞争力模型
提高低碳竞争力的关键是在有限的碳排放空间内创造更多的人类福祉,即最大幅度提高碳排放福利绩效(WPCE)。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将生态效率定义为单位自然资本提供服务的效率,它等于以下两项因素的乘积:单位自然资本的人造资本和单位人造资本的服务。循此逻辑,碳排放福利绩效的确切涵义是单位碳排放的经济社会总体福利产出,而且可以将其表示为碳排放经济绩效(EPCE)与经济福利绩效(WPEG)的乘积。鉴于碳排放福利绩效是一个相对效率的概念,单纯用碳排放福利绩效来表征低碳竞争力可能会失之偏颇,例如有些极端贫穷的区域可能拥有较高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如果据此便断言该地区富有低碳竞争力,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此,需要从碳排放福利绩效与福利两个维度综合考察,才能更加客观合理地评价不同区域的低碳竞争力。当然,不能由此就简单地给两个变量赋予相同的权重,毕竟碳排放福利绩效是一种更为本源的低碳竞争力,应该赋予更高的权重,而福利变量的权值应该更低。综合以上考虑,低碳竞争力评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模型中,CE、EG、WB分别表征碳排放、经济增长和福利,LCCI代表低碳竞争力指数。本文拟对G20国家1990-2010年的低碳竞争力进行分析,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福利的测度变量。
三、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G20国家低碳竞争力比较
将所收集的数据代入模型(1),计算得到G20各国的低碳竞争力指数(LCCI)。2010年竞争力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法国、巴西、意大利、阿根廷和墨西哥,它们的LCCI值分别为:1.323、1.292、1.253、1.252和1.230;排名靠后的五个国家为:印度、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及南非,它们的LCCI值分别为:1.070、0.959、0.921、0.872及0.737。总体而言,G20的低碳竞争力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1990年各国LCCI均值为0.989,2010年增至1.119。低碳竞争力提高最快的五个国家为德国、法国、土耳其、墨西哥和意大利,LCCI值增量分别为:0.247、0.224、0.220、0.216、0.201。增量排名靠后的五个国家分别为: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相应的LCCI变化量为:0.088、0.074、0.063、0.041和-0.022。从各国历年低碳竞争力平均水平来看,排名前五的国家为:巴西、法国、阿根廷、日本和意大利,1990-2010年LCCI均值分别为:1.254、1.228、1.190、1.165、1.146;排名靠后的五个国家为:土耳其、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它们的LCCI均值分别为:0.996、0.893、0.888、0.829和0.74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法国无论是在竞争力现状还是在改进力度方面都在G20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发达国家低碳转型的表率。在样本考察期间,法国人均碳排放由6.5吨下降到6.1吨。由于能源资源的贫乏,法国从1960年代起就积极实施能源转换政策,大力发展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目前其85%以上的电力供应依靠核能,因而碳排放量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在总体福利方面,按照联合国发展署的分类,法国已列居于极高人类发展梯队,HDI值由1990年的0.784增至2010年的0.891。在一个相对低的碳排放量上,继续减少碳排放,同时还能够大幅提高福利水平,真正体现了低碳发展所倡导的“低碳性繁荣”理念。另一个值得效仿的国家是巴西,目前巴西的年人均碳排放只有2.46吨,约为世界均值(4.8吨/人)的一半,而福利水平已位居高人类发展水平层级。巴西生态资源禀赋丰裕,环境保护措施得当,公共医疗和教育制度完善,政府决策公开透明,城市规划布局合理,尤其是库里蒂巴的公交系统堪称世界典范。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巴西足球文化的兴隆,将健身、娱乐、社会交往融为一体,对于国民福利的提高也是大有裨益的。G20国家中,低碳发展表现最不理想的国家是南非,1990年南非的人均碳排放就已高达8.4吨,而福利水平相对较低,HDI值为0.621。到2010年,人均碳排放提高至9.6吨,但福利并没有提高。南非缺乏低碳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政局不稳,政府缺乏一以贯之、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
(二)中国低碳竞争力分析
中国1990年、1995年、2010年的LCCI值分别为0.806、0.856和0.921,在G20国家中排名倒数第3;2000年和2005年的LCCI值为0.957和0.923,排名倒数第4。1990-2010年间,中国LCCI增量为0.115,排名第11位。可见中国的低碳竞争力在G20国家中处于劣势。虽然1990-2000年中国的低碳竞争力保持了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00年达到峰值以后竞争力却逐年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2000-2010年中国碳生产率增长乏力———1990-2000年间,碳生产率由504.67元/吨上升到1005.49元/吨,增长将近一倍,相应地,碳排放经济绩效(EPCE)由0.708增加至0.909;而到2010年,碳生产率为1025.47元/吨,EPCE值为0.915,只比2000年略微上升。另一层原因是在整个考察期间,中国的经济福利绩效(WPEG)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1.439降至2010年的1.139。在1990-2000年,碳排放经济绩效的年均增长率为2.53%,经济福利绩效年均下降1.36%,碳排放福利绩效受碳排放经济绩效主导,能够保持增长的态势。而在2000-2010年间,碳排放经济绩效的年均长率只有0.07%,经济福利绩效年均下降0.97%,故而碳排放福利绩效趋于下降。
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低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极为严峻的。碳生产率虽然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目前中国的碳生产率还不到法国的1/4,在G20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略优于南非。经济福利绩效的长期下滑表明,经济增长未能有效地促进民生,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自然灾害频仍,2010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89,尚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而人均碳排放却达到了6.6吨,已超过世界均值。与此同时,中国又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攻坚阶段,要想在短期内进行绝对减排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承受的压力必然与日俱增。可见,中国需要在技术、制度和理念上进行深刻、系统地变革创新,以实现跨越式低碳发展。
技术创新的要义是在能源流的各个环节提高能源生产率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即在能源流的进口环节,用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在能源流的转化环节,建立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电网和智慧通网,提高工业、建筑、交通,以及电力等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流的出口环节,通过开发利用碳捕捉储存技术以及加强森林、水面积等碳汇建设,吸收和固定经济系统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制度创新的要义在于:首先对传统化石能源制定相对较高的价格,对可持续清洁能源制定较低的价格,为能源消费部门或个人进行能源替代提供激励机制;二是要在碳排放空间既定的前提下,使得碳排放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让节能部门和个人通过将节能减排量转换为收益,实现灵活的减排。与此对应,可以借鉴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低碳制度设计———主要有碳税和限量排放交易许可两种机制,分别通过价格和总量控制实现减排目标。
技术上的创新有利于外推型的碳排放控制,制度创新有利于倒逼型的碳排放控制,但这两者都是在既定的理念之下所进行的创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主要缘于人类不恰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想实现真正的低碳发展,必须变革现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变革城市空间布局和治理模式。生产消费模式由产品经济向功能经济转型,城市空间由蔓延向紧凑化发展转型,治理模式由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向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合作治理结构转型。
摘要：构建以福利为导向的低碳竞争力模型,并对G20国家1990-2010年的低碳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法国的低碳竞争力具有静态和动态的双重优势;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的标杆;中国的低碳竞争力在G20国家中处于劣势,未来中国需要在技术、制度和理念上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创新,以实现跨越式的低碳发展。
国家竞争力 篇9
新常态:大数据思维正在成为全球思维新常态, 美国、日本、欧洲纷纷提出大数据战略
当前, 我国经济的发展动力, 正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而大数据技术正是创新驱动的发动机, 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王柏华以大家熟知的阿里金融举例, “在无人工参与的情况下, 3分钟即可发放一笔小额贷款。可以预见,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互联网金融, 将会极大地冲击传统的金融业务。美国的谷歌公司采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 已经跑了56万公里, 并将在5年后上市, 改写的不仅仅是汽车产业的格局, 甚至会改变全球的道路交通格局。”
此外, 王柏华认为大数据技术还能改变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 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全新的途径。他以美国政府耗资20亿美金建成的10万平米云数据中心举例, “这个云数据中心可以承载并同时处理全球全部个人行为数据, 大数据使反恐迈入新的时代。”
同时, 他指出大数据服务本身也是能够创造万亿级产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数据将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大数据战略, 推动大数据的公开、共享和应用。
大数据帝国:中国大数据建设已经在路上, 山东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大数据中心
事实上, 中国的大数据建设已经在路上。2014年十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 在大数据等方面赶超先进, 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贵州、陕西、上海、重庆、南京等省市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大数据发展规划, 广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大数据局。
“中国各个领域的数据都在高速增长, 将很快超过美国, 跃居世界第一。如果中国的大数据战略完成了, 中国将会充分感受到大数据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好处。”王柏华在大会发言中如是说。
在此次发言中, 王柏华着重提到了山东的大数据发展战略。他认为, 山东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山东有良好的信息产业基础条件、众多领域的大数据实践成果和大数据产业联盟和基于智慧城市的云计算基础设施,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 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促进山东经济、民生、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王柏华说。
山东大数据战略:打造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 推动大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
说到山东的大数据建设, 王柏华认为应尽快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数据的价值在于数据之间的关联和关系。目前, 数据分散在政府及民生服务的各个部门, 无法共享。因此, 需要站在全省的高度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 通过政策引导, 提高全省各行业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 通过标准规范的制定, 推动数据的共享和利用。”
王柏华说, 一个成功的大数据战略在于打造出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 要以信息消费需求为引领,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线, 打造以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呈现和应用、数据安全、数据设备和软件等环节组成的大数据产业链,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发展机制, 促进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
王柏华表示, 这需要建设一批示范项目, 推动大数据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全面应用, 重点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地理信息、智慧城市、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等领域, 要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数据特色应用, 培育一批龙头示范企业。
在具体建设上, 王柏华指出大数据建设的前提是政府要同意开放数据。“各级政府积累了诸如人口、交通、环境、气象等大量有价值的社会基础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重复组合、挖掘利用。相比国内, 西方发达国家把政府数据的开放作为倒逼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大数据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据了解, 国内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和青岛等城市率先启动了政府数据开放工作,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王柏华说, 山东各级政府部门应把数据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制定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和数据开放范围, 鼓励企业、研究机构进行大数据分析应用, 对节能降耗、交通疏导、雾霾治理、食品安全、电子商务、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数据服务进行政策、资金支持, 在推动大数据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 推动大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H
国家竞争力 篇10
国家高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已逐渐成为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的主要载体。高新区竞争力成为衡量我国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是区域内部实力和外部贡献力两方面的综合反映。从内部来看, 高新区内部实力由作为高新区内部核心的自主创新力和作为高新区发展基础的基础支撑力组成。从外部来看, 高新区外部实力主要表现在国内社会贡献程度和国际竞争实力上, 如图1所示。
(一) 基础支撑力
基础支撑能力是根据国家高新区各自的经济状况、硬件环境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支撑条件来反映其竞争力, 主要包括园区规模、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产业集群、中介服务和创新氛围七个影响因素。
1、园区规模。园区规模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构成园区要素的集中程度, 包括用地规模、入驻企业数量、科研机构数量等, 可以直观反映园区实力的强弱。一般来说, 用地规模大、资产规模大、入驻企业和机构多、科研人员多等要素集中的国家自主高新区, 更容易吸纳人才和企业, 形成产业集群, 促进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 有利于高新区快速稳步发展。
2、地理区位。国家高新区一般建立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Conceicao (1997) 研究发现, 在大学/科研院所聚集的园区中, 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间合作更为密切, 基础研究易于转化为应用研究, 知识扩散和商业化能力提升更快。
3、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前提, 包括公共生活服务设施、交通条件、通讯网络等[1]。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为高新区内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加速园区经济活动, 增强产业集群和高新区竞争力。
4、政策环境。政府拥有资金和宏观调控能力, 是技术创新政策和环境的创造者。优惠的政策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对高新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5、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高新区发展的显著特征, 是高新区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模式。产业集群不仅能通过空间聚集的成员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获得基于外部经济效应和低交易成本效应的低成本优势, 而且能通过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获取基于技术创新的强劲、持续竞争优势, 从而影响和提升高新区竞争力。
6、中介服务。中介服务是科技与应用、政府与企业、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缺少的服务纽带。从国外高新区的发展来看, 高新技术产业是伴随着各种形式中介组织的发展而发展的。高新区创新参与主体的文化、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差异性往往成为彼此合作的瓶颈, 中介服务能建立创新主体的桥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联系, 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高新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7、创新氛围。创新氛围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 更是高新技术企业和整个高新区获取独特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美国硅谷以“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为核心内容的园区文化形成其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与独特的创新氛围, 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二) 自主创新力
自主创新力是企业通过技术资源积累、创新能力培育和研发活动而形成的长期竞争优势, 是国家高新区竞争力的核心。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要考虑高新区的创新投入, 更要考虑高新区的创新产出, 包括人才投入、R&D投入、技术性收入、技术专利和自主品牌。
1、人才投入。人是高新区的主体, 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高新区取得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高新区汇集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 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 需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 才能使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 拥有核心竞争力。
2、R&D投入。R&D投入是在科学技术领域, 为增加知识总量,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的投入。R&D活动是高新区企业整个科技活动的基础和核心。R&D投入不仅反映了一国或一地区科技实力, 也是提高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3、技术性收入。国家高新区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地, 技术性收入是衡量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力的重要标准, 也是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力的重要体现。一般而言, 技术性收入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工程设计和承包、技术出口、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得收入以及中试产品、新产品产值中技术投入的增值收入。
4、技术专利。技术专利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可独占相关技术市场的专利, 是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知识, 以新知识为基础得到技术专利, 可以实现技术创新, 达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目的。
5、自主品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一五期间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并强调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 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秀企业”。
(三) 社会贡献能力
社会贡献能力反映了国家高新区对所在区域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 是高新区存在价值体现, 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社会就业和公益慈善三方面。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高新区产业对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大小, 包括产业的产值、利润、税收等。经济效益是高新区竞争力的基础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高新区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才能为自主科技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等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2、社会就业。随着高新区产业规模扩大, 入驻园区企业数目的增多, 人才需求量也剧增, 从而能够促进社会就业, 保持社会稳定。因此, 社会就业是衡量国家高新区社会贡献能力的重要标准, 是高新区价值所在。
3、公益慈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高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能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并对高新区的文明、和谐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利于高新区持续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文明和经济全面发展。
(四) 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竞争力是反映国家高新区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赢利率高低的重要指标, 也是国家高新区持续获得盈利能力大小的体现主要由园区开放度和出口创汇两大因素决定。
1、园区开放度。在技术不断进步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 通过营造创新环境、增强招商实效、增加外销份额等手段提高园区开度, 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技术创新源、分散创新风险、强化研发联盟、缩短研发时间和降低研发成本,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 增强高新区国际竞争力。
2、出口创汇。出口创汇是指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产品或商品而获得外汇收入的行为, 也是衡量一国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二、高新区竞争力提升对策
1、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国家高新区的建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建成, 但随着高新区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 产业集群的内部组织特点和资源整合功能成为高新区各要素比较优势整合向竞争优势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 园区开放成为高新区整合和利用内外创新要素的必然。因此, 政府应作为市场作用的有益补充, 进行机制设计和监督, 构造优良的产业发展环境, 大力推行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提升国家竞争力, 以保障高新区竞争力持续稳步提升。
2、建立良好创新氛围。创新氛围是国家高新区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一种无形的软实力。通过政策及制度建立, 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风险投资机构等参与高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 并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构建创新平台, 如公共技术平台、创新资本平台、创业服务平台、创新合作平台等, 使创新主体和相关要素在高新区内高度集聚、交互作用, 同时结合高新区自身优势和所在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 形成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 为高新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努力实施产业专利策略。国家高新区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技术专利是高新区竞争力产生的核心, 自主品牌和技术收入是高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通过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利中介机构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国内外机构、企业在园区创办各种类型的孵化器, 加快专利技术的转化, 积极创建自主品牌, 快速提升高新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方玉梅.高新区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12) :1-3
[2]Conceicao V.Science parks and 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geographical Proximity between the agents asadriving force[J].Technovation, 1997, 17 (9) :491-502
国家竞争力 篇11
[关键词] 国家竞争优势 产业国际竞争力
对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各国差异很大。美国等发达国家有众多的产业在世界领先,而像中国等一些国家则较少。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著名教授M·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较好研究了这一内容，给各国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一、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它们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这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这四大要素是:
1.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即一个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所处的地位。它包括基础要素和高级要素。
基础要素是自然赋予的存在于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等；高级要素则是投资结果形成的通信设施、熟练劳力、科研设施、技术诀窍等。理论提出的高级要素，改变了过去相关经贸理论所阐述的产业竞争优势只在于国家基础要素禀赋的认识，解释了向日本、瑞士等基础要素相对缺乏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
2.需求状况
需求狀况即国内市场对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特点。
理论对此不仅重视探讨了以往经济理论所重视的需求分析，指出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还非常注重对国内市场的需求特点进行分析，指出讲究、挑剔、具有前瞻性的国内买主往往会给国内公司施加压力,使它们在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方面都建立起高标准。这样的产业自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3.相关和辅助产业
即国内是否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货行业和相关产业。
一国优势产业是否具有发达和完善的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关系到优势产业能否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优势。波特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功行业往往是由很多相关行业组成的一个行业“群”，这也是一个行业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基础。
4.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
即公司的创立、组织和管理以及国内的竞争状况。
指出国家行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还取决于一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国内的竞争程度。
上述四种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它们的情况如何直接导致国家行业竞争地位的变化。但除了上述四种因素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变量对国家的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 这就是机遇和政府。波特指出一国要善于抓住科技发展等机遇，并给予优势或潜在优势产业一定的扶持，这也是影响一国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在国家竞争优势创建上的劣势
1.在要素条件方面
我国有初级要素的优势。我国自然资源丰富, 劳动力便宜,但在高级要素方面却比较薄弱。
2.在需求条件方面
我国有市场大,需求增长迅速等优势。主要问题在于由于经济水平较低，法制上比较注重保护生产者等因素的影响,在总体上缺乏讲究的、挑剔的买主,从而未能对企业形成强大的改进、创新压力。
3.在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方面
我国大多数的产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
4.在公司策略、结构、竞争方面
我国企业普遍缺乏长远战略，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由于地方保护,全国尚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
三、相关对策
竞争优势理论是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在微观上是企业的内部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宏观上，是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根据本国范围内可以调配的资源，将局部优势整合为综合竞争优势。对此依据波特理论的相关要素提出以下建议:
1.在要素方面
一方面我国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某些原材料等丰富要素禀赋，提高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政府、企业要重视教育，加大培养力度，改进创新机制，提高在未来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的素质。即在充分利用优势的基础要素的基础上，注重建立高级要素。
2.在需求条件方面
我国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提升消费需求数量，另一方面要宣传、倡导提升消费质量。国家要鼓励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利益;企业要以顾客为中心满足顾客的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3.在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方面
国家、企业要确定我国的优势产业,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相关产业。在区域一体化中,注重围绕目标产业的产业集群进行发展。
4.在公司策略、结构、竞争方面
我国公司应以竞争优势战略发展相关产业。另外国家应鼓励良性竞争，尽力避免垄断的产生，从外部刺激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5.辅助因素:机遇与政府
我国政府、企业要善于搜集信息、抓住机遇，发展科技创造竞争优势。政府要从宏观上加大对我国优势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指导与扶持，引入适度竞争等帮助我国相关产业提升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曾忠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其意义》，《当代财经》，1997年第5期
[2]张毅焦秀红:《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商业研究》,1998年第3期
[3]魏豪田泽:《创造持久的竞争优势——兼论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学报》，2004年第3期
[4]李晓云:《从比较优势认识竞争优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 期
国家竞争力 篇12
一、四个指标体系设计
1.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实力是评价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显性表现, 也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基础组成部分, 对处于发展中的区域经济来说, 经济实力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具体指标如下: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
2.产业集聚竞争力。产业集群是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 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产业集聚竞争力反映整个区域的整体经济水平和对资源的整合利用及协同合作的能力, 其中企业平均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销售利润率是三个最为常见的指标。
3.科技创新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既是创新型科技园区运行绩效内在的决定性因素, 又是创新型科技园区持续竞争力的本质所在。基于数据的易得性, 仅选取R&D 3/4-·N~作为具体指标。R&D 3/4-·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简称R&D) 。是衡量科技活动规模、科技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 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科学发展的能力, 也是反映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经济体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
4.社会贡献竞争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协调对地区经济将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对社会的贡献是对区域经济体所产生效益的最根本的衡量标准, 选取较为代表的两个指标——工业总产值占比和出口创汇占比。
二、科技园区竞争力比较分析
1.经济实力竞争力分析。从总收入的情况来看, 2013年, 苏州工业园区、无锡和长春高新区的总收入都在5000亿元以上, 可以归为第一层次。苏州高新区和长沙高新区的总收入都在3000-5000亿元之间, 可以归为第二层次。而合肥、常州、厦门、郑州、青岛、杭州和大庆高新区的总收入在1000-3000亿元之间, 可以归为第三层次。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 2013年常州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为1801.7亿元, 分别是无锡高新区5287亿元的0.34倍、苏州工业园区5227.2亿元的0.345倍、苏州高新区3547.2亿元的0.507倍。与其它省份的高新区相比, 常州高新区的经济实力与合肥、厦门、郑州高新区的差别不大, 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工业总产值分别是合肥高新区1950.1亿元的0.924倍、厦门高新区1622.14亿元的1.11倍、郑州高新区1500.2亿元的1.2倍。与大庆高新区相比, 常州高新区处于领先地位, 工业总产值是大庆高新区1443.42亿元的1.24倍。
2.产业集聚竞争力分析。产业集聚是立足产业特色、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保障, 只有众多产业导向相同的企业的集结, 才能形成更为紧密的协作和竞争关系, 产业竞争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企业平均产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新区企业的规模化程度, 而企业规模的大小又直接影响到产业集聚度和外溢效应的高低。企业平均产值=工业总产值/企业数。
常州高新区2010—2013年企业平均产值分别为1.33、2.01、2.34和2.57亿元, 四年的平均值为2.045亿元。虽然保持逐年提高的水平, 但整体规模明显偏小。在总共12家高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 仅高出杭州高新区的企业平均产值0.71亿元。与省内的其它三个高新区相比, 无锡、苏州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平均产值分别为3.84、3.58和3.17亿元, 常州高新区也有不小的差距。青岛高新区的企业平均产值7.03亿元是最高的, 排名第一。省外高新区中, 企业平均产值在2亿元以上的还有长春、长沙、郑州和大庆高新区, 企业平均产值分别为2.66、2.16、2.32和2.11亿元。
常州高新区2010—2013年销售利润分别为5.5%、5.2%、6.2%和5.5%, 保持基本稳定的水平, 四年的平均值为5.6%, 即每百元销售收入能带来5.6元的利润, 在总共12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七。与省内的其它三个高新区相比, 无锡、苏州高新区和苏州园区四年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分别为5.7%、4.5%和5.6%, 四个高新区基本处在同一水平。而长春、合肥和杭州高新区四年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分别为8.6%、7.7%和7.2%, 是水平最高的三个开发区。长沙、郑州高新区四年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分别为6.5%和6.0%, 都位于常州高新区之上。大庆、厦门和青岛高新区的销售利润率分别为5.2%、4.8%和4.8%, 都低于常州高新区的水平。
3.科技创新竞争力分析。常州高新区2010—2013年R&D经费投入分别为25.7、20.2、26.9和22.1亿元, 四年平均值为23.7亿元。仅仅高于长春、大庆和厦门三家高新区, 其平均R&D经费投入分别为17.9、15.2和9.2亿元, 在总共12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九。
4.社会贡献竞争力分析。常州高新区2013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之比为21.7%, 在总共12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七。与省内的其它三个高新区相比, 比无锡高新区低0.5个百分比, 比苏州工业园区以及苏州高新区分别要高10.3和12.7个百分点。与省外的其它高新区比较, 长春高新区以47.1%位居第一, 其次是厦门、合肥和长沙高新区, 紧随其后的是大庆高新区, 其工业总产值占比为29.6%, 都位居常州高新区之上。
常州高新区2013年出口创汇占全市出口创汇之比为28.2%, 在总共12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五。与省内的其它三个高新区相比, 比无锡高新区低19.4个百分比, 比苏州工业园区以及苏州高新区分别要高10.7和15.3个百分点。与省外的其它高新区比较, 长春高新区以40.7%低于无锡高新区位居第二, 其次是大庆、厦门高新区分别以35.5%和30.7%位居常州高新区之上。
三、常州市提升产业集聚竞争力的对策
1.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在空间分布上涉及到常州高新区、武进高新区和武进经发区三个载体, 需要创新科技园区的管理体制, 克服比较严重的多头管理问题。2014年, 常州高新区对所属专题园区的管理体制做出了重大变革, 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 即将园区和镇、街道合二为一, 统筹产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应构建三区八园的协同创新环境,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强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创立精简、高效的管理体系, 提高创新系统运转效能, 重点在园区管理体制、区域新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中介服务机制等方面率先突破。
2.发展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要提升综合竞争力, 必须充分发挥八大新兴产业集群优势, 促进新兴产业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 实现新兴产业集群区域化。要建立适应产业集群中金字塔形企业结构的创新促进机制, 分层次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形成大、中、小创新型企业优势互补、共同成长的内生动力。从资本、人才、孵化环境入手, 促成创新创业企业不断新生、繁衍和大幅度增长;集中资源培育创新型高成长企业, 推动其在短期内迅速做大规模;鼓励创新型高技术大公司实施产业领先战略, 参与国际化竞争, 发挥其带头和辐射作用。
3.要大力推进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及吸引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要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机制, 探索发展互助型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等;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租赁融资和创业投资, 探索组建服务自主创新的新型金融组织, 鼓励在各园区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 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园区内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上市后备资源培育机制, 大力推进园区内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上市。
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要设立创新人才发展基金, 吸引研发和创业型领军人才, 重点引进在产业领域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项目带头人。将引进项目与引进人才相结合, 以项目引进带动人才的引进, 对项目带头人主持的研发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 用于项目的研发和成果产业化。
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要进一步加大引进人才力度。为了吸引和聚集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可以在原有政策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补贴力度, 大力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 使园区成为创新人才的聚集地和创业的乐土。
4.营造园区三元螺旋发展的良好环境。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要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加快完善园区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环保及配套物业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在财政投入上对重点支持和保障、优先施工项目进行倾斜。完善各园区与周边地区交通主干道路网的联接, 建立畅通便捷的交通和物流设施。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园区开放共享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网络, 建立开放访问的各种专业性知识库和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