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体制（精选12篇）
服务体制 篇1
在世界贸易快速增长、货物贸易的发展已不能满足需求之际,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攀升,但是,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较晚,基础较差,从而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为了弥补我国服务贸易的不足,提高其贸易竞争力,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的促进体制变得非常重要。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延伸,效益也在不断增加。据WTO统计,我国服务贸易额已经从1982年的55.3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70亿美元(按当年价)。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也已经超过了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开放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共计160个小类中的100个。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56家;服务业领域在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09年服务业(含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达385亿美元,占吸收外资总额的43%,比2004年的比重提高近1倍。
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源于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整个贸易局势的发展不相匹配,存在着很多需要弥补的缺陷,表现较为显著的就是滞后性。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实力不容忽视,但与服务贸易高度发达的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还存有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步晚且管理滞后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是我国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发展战略,且服务贸易的规模也是近几年来才得以扩大的,然而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早在二战后就已着手并大力发展。同时,我国在服务贸易的管理方面基本上采取垂直的管理方式,直接由商务主管部门和各级直属部门负责管理,很难真正地深入到企业内部,且容易造成分工不明确,政策不落实。此外,由于管理落后造成对服务业统计的不规范,对服务业的定义、统计范畴,以及划分标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际惯例不一致等,都是阻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规模小且基础较差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且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就已超过了我国货物贸易,但依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吸纳就业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吸纳就业人员26603万人,仅占三次产业全部就业人数比例的34.1%。这一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坚实基础,服务业如果严重滞后必然会对服务贸易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服务贸易作为我国出口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开发。
(三)总体水平较低,出口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支柱就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领域,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等传统服务也占有一部分市场。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服务行业,在我国还是薄弱环节,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四)发展速度较快导致国内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几年来我国已先后颁布了《对外贸易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广告法》等一系列关于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虽然国家已制定出这些法规,但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这些法律法规相对比较抽象,缺乏操作性,且针对外国对于我国服务贸易的歧视性壁垒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这必然会使我国企业利益受损。因而在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方面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完善。
(五)服务贸易行业人才匮乏
从整体来看,在服务贸易的交易过程中,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对于服务提供者的要求尤为严格。而我国在服务行业人员的教育与科技方面的投入相对较低,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直接削弱了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构建我国服务贸易促进体制的必要性
(一)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政策制度的必要
商务部是我国服务贸易主要的协调和管理部门,然而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相对广泛,因而仅靠一个商务部门,难免会造成管理分散,服务行业之间各部门的职责模糊,服务业各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明确等管理上的缺陷。而且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于国际服务贸易之间的政策差异,也会导致地方在执行有关商务部门政策的偏差。另外,在统计方面也不规范,在行业的划分标准方面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服务贸易促进体制来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再者,我国政府在服务贸易的政策管理中,对教育、开发、研究的指导和投入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力度不够。对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最主要的还是要依赖于相关产业的支持,我国在这方面仍然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我国有能力增强科研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措施。
(二)适应当今国际市场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的必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变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力发展,各国政府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宽,企业和个人对于服务贸易的需求也在增加,这促使国际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根据WTO《世界贸易报告2010》的公布数据,2005—2009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7%,同期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增速远高于货物贸易。同时,新型服务产业不断涌现,例如金融、保险、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它们的发展远远快于传统项目的服务贸易。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实物生产部门转移到服务生产部门中去,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内容越来越丰富。由于新兴服务业的兴起,使贸易结构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与调整,一直占据着世界服务贸易额60%左右的传统服务部门(如运输、旅游等)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而新兴的服务部门(如通讯、保险、金融等)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上升。
自从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加入WTO后,作为其重要成员,我国不但可以更大程度地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服务贸易的最大程度的优惠与便利,而且可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因而只有合理地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促进体制,使与之相关的金融、外汇、财政、税务、商务管理和服务产业发展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为我国各类服务企业提供有力支持,才能将我国加入WTO以后所获得的各项优惠及有利条件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完善政府管理职能的必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各国政府为了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占据重要一席,通过行使各种政府职能,例如宏观调控等政策手段,不断地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实际上更多的是履行经济促进的职能。这是由于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由国家宏观经济部门,如财政、税收与货币等部门制定的,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一旦制定便很少会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改,而相应的市场管理则更多地需要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执行与监督,政府经济部门特别是有关地方政府经济部门更多时候则是为其提供一些相应的公共服务。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经济职能也在加速转变,在2005年初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提出,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但要我国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经济管理部门更多、更全面地延伸到企业中去,还要制定促进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发展的政策,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管理。因而我国的商务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也应当将工作的重点更多投放到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和服务的商务促进服务中。
三、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相关行业协会的发展
行业协会在整个服务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行业协会是服务贸易企业间和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可以解决企业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其二,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加强和宣传服务贸易的品牌形象,进而提升行业的整体形象。因此,应当按照现行的市场机制和准则,加快培育出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从而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连接作用。对于那些已经建立的行业协会,应当按照现行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制定并实施符合职业道德准则,推行行业诚信建设且完善行业管理约束机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此同时,不能只着手于国内的建设,还应当与国外服务贸易管理协会紧密联系,深入行业调查,及时了解到国际市场上服务贸易的动态与走向,参与相关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研究。积极为国内服务贸易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紧密联系企业与政府,推动行业发展,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帮助企业更好地步入国际市场。
(二)培养优秀的人才
由于我国新兴服务业的不断涌现,新兴服务贸易的人才相对稀缺。因此,我国应加强对发展服务贸易所需的、各层次的、以及相应管理部门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大力培养和发展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专业型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修养等,培养出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人才。同时,还要适当地组织培训,让其熟悉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以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此外,企业自身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创新能力,提高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国内高校也应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三)促进市场化机制的运作
服务贸易促进体制的有效运营要以市场化为基础。为了更好地促进市场化机制,在促进服务体制的规划和资金方面主要由国家政府服务贸易管理部门负责,而运营操作方面则主要交由地方商务机构管理执行。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向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例如信息咨询、市场调查、技术调查等服务项目。第二,向企业提供商业化服务,或者政府不提供,但在项目完成后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评定。第三,建立合理的评估方式,以便于评估各类贸易促进服务。
(四)建立核心服务贸易中心管理体制
由于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相对广泛,且管理模式一般由商务主管部门和直属地方部门直接管理,使得这种模式难免会因为管理多头、交叉、力量分散等促使各部门之间难以相互配合,以至于不能有效地发挥协调和管理优势。因而,这种管理模式必须转变,加强制度的建设,健全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即由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的管理、统计以及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等措施的管理工作,并负责协调各服务贸易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对发生问题的服务贸易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式,使服务贸易的管理更加有效。同时,还应建立一些健全的服务行业组织协会,发挥其对服务市场的调节作用。
(五)完善现有服务贸易促进机构
各地方商务部门的职能是大力开展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促进活动,提供贸易促进服务。商务部贸易发展局,发挥在境内外举办一些全国性服务贸易类发展活动及服务贸易类相关信息的发布职能。中国贸促会及其分支机构及其地方分会、行业分会,应充分发挥其海外影响力,积极配合商务部门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
(六)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立法
由于服务业涉及范围广泛,例如运输业、交通业、保险业、教育等部门,涉及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同时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而还存在着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不但要大力发展我国服务业并推动进出口,还要对我国一些新兴服务业给与相应的保护。在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和WTO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只有将健全的贸易立法、合理的机构设置、配套的管理体制、有效的市场机制、优秀的人才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建立符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促进体制。这一体制不但可以促使我国服务贸易正常有序地进行,也可以促使我国商务部主管部门及其地方政府部门合理有效地制定有关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只有各部门之间协调统一、相互完善和促进,才能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并促使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也只有在国际市场中占据到重要地位,才能真正地扩大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争取更大的利益,打造出属于我国的服务贸易品牌。当然我国服务贸易还应利用有力的促进体制,在完善现有服务贸易产品的同时,不断创新产品,提高服务产业的整体水品,保持服务贸易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具有坚实的基础,我国的服务贸易才能真正地走向繁荣和蓬勃。
摘要：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起步晚且管理滞后,规模小且基础较差,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较低,出口结构不合理,发展速度较快导致国内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贸易行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完善我国服务贸易促进体制应促进相关行业协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促进市场化机制的运作,建立核心服务贸易中心管理体制,完善现有服务贸易促进机构及服务贸易相关立法。
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促进,贸易体制
参考文献
[1]郑吉昌,夏晴.服务业、服务贸易与区域竞争力[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1.
[2]余九华,曹鹏飞.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08(12):24-26.
[3]沈丹阳.商务促进[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17.
[4]刘绍坚.服务贸易在中国的发展[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47.
服务体制 篇2
根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X年工作要点》(和《X年市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及责任分解的通知》要求，市政务服务中心承担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政务公开方面)和创新服务方式，在公共服务窗口探索建立全时段工作制(政务服务方面)两项改革任务，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全市为民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和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重点工作。
今年以来，中心结合实际，对承担的改革任务和改革重点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X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承担的改革任务落实情况
X、高度重视改革工作。X月下旬，接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X年工作要点后，中心及时召开党组改革专题会议，明确以中心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分别牵头主抓改革的具体任务，相关科室具体负责改革事项的落实、协调和推进的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根据进度安排，X月在充分调研和总结实践的基础上起草了《X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规定》(代拟稿);X月中旬，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府信息公开网、OA系统上广泛征求社会公众和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X月上旬，报市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于X月X日，通过市政府第X次常务会议审议;X月X
日，印发至各单位。《X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规定》(六政办〔X〕X号)的出台，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提高社会认同度，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在公共服务窗口探索建立全时段工作制。根据进度安排，上半年在车驾管分中心试行，下半年在各分中心推广。X年X月，率先在车驾管分中心试行“弹性错时工作制”，即原有工作时制不变的基础上推行相关业务在法定节假日服务，竭力打造“爱民、亲民、便民、利民”的服务型窗口。今年X月，召开各分中心季度工作部署会，听取各分中心在电话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的情况汇报，要求各分中心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充分调研了解和科学分析服务对象特点和需求，研究制定错时、延时和预约服务工作方案。海事分中心除在业务大厅内开展日常业务外，还经常开展延时服务、延伸服务，将服务平台延伸至大厅之外，做到窗口前移、上门服务。自今年
X月X日起，公积金分中心将全面开展延时服务，在正常的工作日外，每周六(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X：X-X:X，缴存职工可通过电话预约到公积金业务大厅办理提取、贷款等业务，各县区缴存职工也可到公积金分中心县区管理部办理相应业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在职职工上班时间与办事时间重合的矛盾。不动产分中心的登记和交易业务涉及契税，因国库在双休日不开放，故无法办理相关业务，暂时未落实“弹性错时工作制”，但相关建议已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中心各窗口也根据业务情况开展了延时服务。
X、严格督查任务落实。在两项改革任务部署启动后，中心根据“三察三单”要求，倒排时间节点，按季度督查任务落实。在出台《X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规定》过程中，及时跟踪文件运转情况。车驾管分中心实行“弹性措施工作制”后，窗口单位办证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升，车驾管分中心今年以来在“弹性措施工作制”期间，共办理业务X笔，其中机动车业务X笔，驾驶人业务X笔。同时，按照市要求，及时上报任务进度和取得的成效。
X、统筹协调工作推进。根据党组改革专题会议安排，一是将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列入X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目标任务中，要求尚未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规则的地方和部门要于
X年X月前制定并公开，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做到依法、规范、有序。截至目前，各县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正在逐步出台。二是要求公积金、海事、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在X月底前出台开展延时服务活动实施方案，明确适用范围、服务项目、服务时间等内容，把改革任务抓实抓细，协同推进。
(二)承担的改革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X、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中央、省、市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生根，配合市编办等部门做好审批事项承接、取消、下放和调整工作，及时更新项目数据，优化审批流程，根据市政府权力清单公布最新结果，实行应进皆进，目前累计进驻窗口项目X项，其中行政审批X项、其它类X项。配合工商质监部门，巩固企业注册登记“一照一码”、推动“多证合一”改革，目前已实现了X证合一。配合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协同处理“证照分离”“先照后证”商事制度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发挥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功能，对各类建设项目实行“统一受理、联合审批、一表收费”，严格标准，优化流程，提高审批效能，截止到X月底，累计办理联合审批项目X余件。二是基本形成“X+X”清单制度体系。按照中央、省、市放管服改革要求，不断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开展对市本级权力清单的成果运用，梳理、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资料，做到“行政审批进清单，清单之外无审批”。为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投资审批项目提速、群众办事方便的目标，全面启用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不断提高平台运用的成熟度。配合市编办开展公共服务清单和中介服务清单的梳理工作，抽调工作人员专职审核公共服务事项指南
X项，基本形成“X+X”清单制度体系，让放管服改革成果更多更广惠及办事企业和群众。三是推行窗口办事“最多跑一次”。经过充分调研商讨，出台窗口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到X年底，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事“最多跑一次、多次是例外”;X年上半年，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标。中心全面梳理公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实现成熟一批、公布一批，目前已公布第一批事项动态清单，共X项。窗口办事“最多跑一次”已从X月份开始正式实施，并已初见成效。
X、推动全市为民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全面部署安排。去年X月底，提请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为民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构建标准统一、覆盖城乡、上下联动、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为民服务体系”总体目标和健全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政务服务机构和场所、逐步实现各类政务服务平台的连接和融合的总体思路。今年
X月，召开全市政务公开政务服务会议，明确全年的工作重点、工作思路及目标任务。二是加强督查考核。在广泛征求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出台《X年县(区)级政务服务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文件，将为民服务体系的组织建设纳入政务服务考核之中，指导和推动全市政务服务建设。X月底，我中心精心组织，联合市委、政府两办督察室，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对各县区为民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督查，形成通报反馈县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推进工作落实。指导县区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为民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按月收集汇总四县四区为民服务体系推进情况。目前，各县区均已成立工作推进领导组，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方案。近期准备召开现场会，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
X、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一是实现政务大厅全新升级。我市政务大厅升级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硬件方面，办事大厅从一层增加到两层，工作台位从原先的X个增加到X个;在国税地税、车辆购置税、工商质监和人社养老医保等业务量大的窗口新增排队叫号系统，优化办事秩序，健全服务功能。软件方面，在服务内容上有了新扩展，增加了X个公共企事业窗口开展便民服务，原有的行政批窗口也增加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内容，人社局养老、医保、基金征缴、工伤保险等窗口也整体进驻大厅。目前，有窗口工作人员近
X人。二是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根据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最新结果，及时对进驻窗口项目进行调整，按照取消、保留、调整、下放等方式进行项目更新，确保市本级保留的X项行政审批项目全部进驻窗口，实行“一站式”办理模式。督促协调各进驻单位行政审批事项进驻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所有承诺项目一律通过平台办理，全程电子监管。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审批系统，初步实现了网上大厅与实体大厅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统一。三是注重窗口效能管理。巩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成果，严格窗口首席代表、限时办结、服务承诺、首问责任、联合审批、领导值班、大厅巡查、朝九晚五、首席代表及分中心定期例会等各项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促进窗口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坚持审批“绿色通道”、重大项目跟踪帮办等制度，发挥综合服务窗口功能，实现“窗口围着群众转，单位围着窗口转”。加强对窗口办件督促，严格“六件办理”“六制管理”等制度，限时、规范办结受理事项。修订窗口季度考评方案，进一步细化日常管理指标，将季度考核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
X、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是全面启用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进驻中心窗口全面启用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进行项目办理，积极运用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清理成果，健全和完善政务大厅审批服务功能，力求实现“行政审批进清单，清单之外无审批”。截至目前，X项行政审批项目全部进驻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进行项目办理，全程电子监管，入驻率达X%，实现了部门行政审批项目“进得去、办得了”。二是配合推动智慧政务建设。积极配合市电子政务办起草《X市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暨建设智慧政务总体实施方案》，目前该文件已印发。为贯彻落实省政府统一部署，中心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省中心学习对接“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提出智慧大厅建设需求，并选派一名业务人员到电子政务办集中办公，全力参与配合工作开展，在年终前全面完成省政府工作部署。
二、X年工作安排
(一)政务公开方面
深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目前已提请市政府办出台《X市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X年将深入推进工作开展，完成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任务，探索出基层“公开事项清单化、公开内容标准化、公开流程规范化、公开服务便捷化、公开工作制度化”的路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效提升政务公开水平，以公开促落实、促服务、促改革、促廉洁，全面发挥公开在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方面的作用。
(二)政务服务方面
服务体制 篇3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措施；细致解析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40-01
一、前言
自从我国实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过后，各项科技项目得以引进，其间涉及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流程等，都得到极为精细化的革新调整，共同为日后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兴盛，奠定和谐的适应基础。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此类贸易结构全然革新，但是运输、旅游项目比重骤减，而通讯、广告、保险等管理服务贸易则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知识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数据处理、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发展速率最为快速，几乎赶超国际限定指标之上。单纯拿2012年为例，涉及外贸进出额总值已经达到4743亿美元，相比上一年增长30%以上，赢取了改革开放后期总体数值和增长幅度的两类新高成就。
二、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综合化发展趋势的科学界定
有关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其具体衍生于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主体规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外工程承包和国际旅游业中，得以有机拓展。特别是经过各项科研项目、外资，以及货物的进出口发展等背景影响，对外服务贸易增长比例便逐年跨越性增长。虽然这样，现有的服务业紧紧达到GDP的3成，始终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行业结构沉浸在落后境遇之中，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务关注意识极高，使得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难以衍生集聚。因此，为了适当发挥既有工程建设、航空运输等服务机构潜质，政府就不得不借助国际服务贸易舞台进行经济效益竞争获取，至此自身企业平台就业提供空间，才会足够宽阔。需要加以强调的是，我国现有服务行业落后隐患，可以说和传统经济体系架构有着直接性关联，加上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的过度施压，想要在短时间内，令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达到社会化、专业化规范要求，几乎是不现实的。
三、 目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规范法律和政策体系遗留诸多弊端的客观研究
在我国经济立法过程中，涉及服务贸易立法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甚至在某类领域中表现出空白状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法实施过后，国际服务贸易事务才算正式地被列入到经济立法项目之中，这是我国主动完成与国际型贸易组织原则衔接任务的象征，至此便尽心竭力地进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相抵触的法规内容自行清理，并且先后颁布《民用航空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重要性服务贸易法规内容，直接覆盖到物流、旅游、建筑等项目之中。客观来讲，上述法规内容的确令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业务得到有机拓展，特别是对于开放、有序竞争的服务贸易体系构筑，产生高效指导功效。透过效力等级差异角度界定，我国在主动地进行服务贸易法律调整过程中具体经历了四类工序流程：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服务贸易类法律条文（《对外贸易法》）、国务院制定的多元化行政法规内容（《涉外广告代理条例》）、各个委员会实施的行政规章（《国际船舶代理管理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条例（云南省《涉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
但是经过世界性贸易组织相关性统计资料对比校验，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涉猎的异质化服务机构中，几乎包含150个服务项目，始终是无章可循。归结来讲，虽然说现阶段我国旅游业、劳务输出、卫星发射等领域都得到较快发展，可还是无法尽快形成和全新服务贸易法律体制相互协调的指导体系。
四、 改革开放过后我国全新样式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建立措施解析
为了进一步迎合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诉求，政府部门必须快速构筑起一类与国际服务贸易紧密相关的监督管理法律体系，将以往漏洞填补完全，借此适应国际全新经济发展形势。有关细致化策略内容具体如下所示：
第一，系统化制定与实施全新样式的国际服务贸易法规，适时地针对以往和GATS规则相互冲突的内容加以修缮，有机强化领导法律编纂行为的权威特性，将一切冲突隐患顺势扼杀在摇篮之中，最终令国际服务贸易内部各类机理要素，发挥出高度统一的交互式协调引导功效。
第二，竭尽全力地贯彻新时代服务贸易自由化经营管理指标，使得我国以往法规内部遗留不公正迹象的体制内容，得以快速遏制。包括“超国民待遇”等现象，都必须联合GATs规则和我国基础性国情，进行国民待遇体制重新规范设定。
第三，适当地强化国际服务贸易法律、政策措施执行的透明度，必要情况下搭建起灵活样式的信息咨询平台，确保上述流程中的一切重要信息，都会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得到公开。
总的来说，就是想方设法快速搭建起一类主动迎合WTO、GATS规范准则，且以《外贸法》为支撑媒介的透明化管制体系架构。毕竟完成此类使命不是一朝一夕的，首要任务便是搭建起一类合理形态的指导体系，在此基础上加以不断修缮，同时加大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开放力度，使得作出承诺的任何成员，都能够合理、公正地实施对外服务贸易中较为适用的措施。也就是说，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过后，将一切抽象行政行为快速转接到司法审查职务范畴之中，将是国际实践和我国对外改革开放过后的必然趋势。
五、结语
依照以上内容论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深，涉及自身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已经借由以往人为治理保护色彩，向透明、合理、公正的法治化管理模式过渡扭转。为了避免以往诸多不良弊端的重复衍生，需要相关监督管理主体，不断吸纳最新知识内容和技术手段，进行现阶段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科学鉴定和有机改良，借此为我国在今后国际经济竞争领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做足充分的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1]李迎波.国际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制度之构建[D].西南大学，2011.
[2]陈彬.中国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与管理体系的完善：一个比较法的研究[J].经济法论丛，2011，18（01）：77-83.
[3]孙琪.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J].财贸经济，2015，22（07）：123-136.
[4]吕延方.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驱动因素——基于2003—2013年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管理，2015，23（07）：181-190.
服务体制 篇4
一、农机服务产业的形成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家庭经营的制度优势得到了空前释放, 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国营、集体的拖拉机站、农机队等服务机构逐渐消失, 为适应家庭经营体制, 国家曾采取农业机械“小型化”的方略, 提倡“耕者有其机”, 但很快出现了土地板结、配置低效率、投资低水平重复, 机械化水平难以提升等问题。而一些农机户, 却在市场经济机制的诱导下, 在与小农家庭经营体制的分工专业化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服务邻里乡亲, 到利用南北方小麦成熟期的时间差, 进行跨省区机械化作业, 增加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的年作业时间, 大大提高了大型机械的投入产出率和农业生产率, 小麦收获期由7~10天减少到2~3天, 所需人工也由12人工/亩减少到1.2~1.5人工/亩。
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风险的增加, 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为本质功能的合作社、协会、服务公司等各种农机服务合作组织也得到迅猛发展, 有效推动了大型农业机械与小农户经营体制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产业化服务、合作化组织、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到2012年, 山东省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已由1994年的4千多台增加到14万台, 年跨区收入约41亿元, 平均每台机械季节收入2.92万元。全省农机专业户达72万个, 农机合作社由2008年的150个发展到6000多个, 在工商部门注册的4313个。
二、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与机制
农机服务产业尤其是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户, 在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的过程中, 既是至关重要的中坚力量, 又是不可或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其功能与作用是基础性、关键性和建设性的。
(一) 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 通过与小农户经营主体分工, 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服务产业经营主体。
即72万个农机专业户, 6000多个农机服务合作社, 集中了全省90%以上的大型农业技术装备, 百万多位懂技术、会经营的中青年新型农民, 以“服务+农户”的形式, 以跨区作业服务、订单服务、委托服务等市场化运营模式, 程度不同地整合了70%以上农户的粮食生产机械化和部分土地的规模经营, 成为实际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
2. 以农机专业户为基础,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中小型农业种植大户或现代家庭农场。
据调查, 2008年全省经营100亩耕地以上的农机专业户就已有1164个, 近年来, 政策引导扶持力度加大, 发展速度会更加迅猛。
3. 以农机服务合作社为基础,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现代化合作农场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2012年底, 全省已有近600个农机服务合作社流转经营土地, 面积达136万亩。如果政策扶持得力, 市场环境优化, 人才、资金满足需求, 会出现突破性进展。
4. 农机服务+农业合作社。
在农机服务产业支撑下, 近年来, 出现了不少以经营管理服务为主的粮食生产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如宁阳、章丘等地, 由粮食供销商和村两委牵头成立的粮食生产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因为不需要大型技术资本的投入, 使得这类合作社起步和发展变得比较容易一些。
(二) 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机制
1. 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和土地产权归属的前提下, 通过技术服务整合小农户, 形成了现代农业规模经济的利益诱导机制。由于分工、专业化、产业化, 使农机技术服务能力和服务规模成为农机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主要途径, 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利益诱导机制, 会快速形成以农机服务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由于农机与农业的分工, 使得农机专业化服务适用于所有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农业经营体, 并且, 在整个经济环境和农机服务产业发育比较成熟时, 可通过“明确产权、模糊地界”和土地使用权委托经营, 或有偿转让等方法, 形成“多数人作地主, 少数人种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使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国策与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能够并行不悖, 彻底改变多数人种地的被动局面。
2. 在不受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形成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诱导机制。由于分工、专业化, 使农机服务产业得以脱离土地经营规模的约束, 形成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大型农业机械、现代农业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形成农机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和服务能力与农机服务经营者的收益直接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 因此,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追求农机服务的高技术含量、优质高效的服务能力、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和由此而带来的超额利润, 便会成为农机经营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从而形成农业技术进步的自我激励机制和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机制。
3. 形成了延长技术服务产业链和农业产业链的利益驱动机制。经营主体不断挖掘资本技术潜力, 向服务的产前、产后领域延伸, 向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领域和机械化服务延伸, 甚至向农业的产品加工领域延伸。如邹平县九户农机服务合作社, 率先引进马铃薯播种、打药、杀秧、收获机械, 提供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服务;购进4台灭茬播种机, 提供能减少虫害的先进技术服务。日照茂宽合作社不仅把生资供应等产前服务纳入到合作社来, 还准备开展粮食烘干和初加工。如果政策引导得好, 这些合作社应当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农业产业一体化的重要组织载体。
4. 优化了各种管理交易机制, 减少了政府、部门及龙头企业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由于农机服务组织对技术进步存在内在的利益驱动机制, 因此, 政府及技术推广部门在政策引导和推广新技术方面, 比直接面对小农户要容易得多, 近年来, 许多现代农业节本增效技术示范工程项目、良种繁育项目等, 都直接放在了农机服务合作社,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 由于农机服务经营者是以机械化技术装备为手段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 因此, 在什么地区、用什么种子, 施什么肥料、施多少肥料, 在什么时间施什么农药、施多少农药, 什么时间收获和怎样收获 (如有些产品要严格防止品种混杂) 等等, 都可以按标准要求得以实施和掌握, 可为粮企和龙头企业提供标准化生产的大批量的优质农产品, 减少其与农户的交易成本。前述的九户农机服务合作社, 前不久刚与国营粮库签订合同, 把合作社全托管的土地收获的成批优质小麦, 直接送入其新上马的粮食烘干塔, 而后, 以高出普通小麦的价格收购, 农民可直接去粮库取钱。形成了经济社会效益良性增长的循环机制。
(三) 完善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1. 按市场机制做实了农业生产技术服务, 为各种层次、各种水平的村集体提供其需要的生产服务。解除了村集体自备农业机械装备的后顾之忧, 村委会只要一纸合同, 就可以把村民种地的事, 托付给农机服务合作社。
2. 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效益, 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社会福利的提高, 提供经济支撑。章丘市辛寨镇为民农机服务合作社, 通过为本镇7个村的粮食合作社的4000多亩流转的耕地, 提供“全托管”式服务, 取得了规模效益, 达到了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三方共赢的结果:农民由每年责任田交集体200~300元/亩, 变为净收入1000元/亩年;合作社以600元/亩年的价格, 得到了4000亩流转土地的经营权, 村集体得到了比原来多两倍多的承包金, 年收入60万元, 可为农民提供其它社会福利性服务。
3. 直接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促进作用。农机专业合作社不仅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还能够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保障。潍坊市近几年稳步开展农机服务进农村小区的工作, 目前已经在投入运转的773个小区中进入1/4。其中, 诸城市在40个中心农村小区中设立了农机服务窗口, 基本覆盖了204个农村小区的农机服务范围。这将有效解决农民进新居后出现的种地难, 粮食、农机具存放难、沼气使用难等一系列难题, 全方位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三、创新的重大贡献
这种农民主创, 市场与政策引导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 以农机服务主体+ (大中小) 农户、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经营模式, 以“明确产权, 模糊地界, 多数人做地主, 少数人种田”的社会化、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为主要标志的新体制、新机制。既保持了家庭经营的制度优势, 又合理配置了生产要素;既坚守了公平, 又获得了效率;既不改变基本的土地产权结构, 又能够通过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产业化、合作化的制度载体, 整合小农经济, 以近乎于零的制度变迁成本, 形成了实际上的、并且可以打破社区界限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经济体制, 为进一步深入的土地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制度基础。
(一) 创新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1. 改变了传统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
家庭经营可以是小农生产经营方式的, 也可以是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农机服务组织既能以技术资源整合小农经济, 形成实际上的区域农业规模经济, 又能够促进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 形成专业化、现代化家庭农场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工、专业化使得农业机械化生产经营独立于农业经营体, 摆脱了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羁绊, 要素配置优化, 生产效益明显高于小农户经营, 因此, 目前至少在商品粮基地和大面积抛荒土地的地区, 可逐渐通过合同、契约、价格浮动等手段, 在不改变土地产权的情况下, 实现连片种植, 甚至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中介 (如土地“银行”等) 、大户、或以股份合作等方式, 形成以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为技术支撑的土地委托经营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农业规模经营体。届时,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将逐渐被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所取代。
2. 改变了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
农机专业化服务, 不仅实现了现代化机械工程技术对人畜力和水土肥药的有效替代, 还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对农户自耕自种小生产方式的替代, 许多地方, 农户只需要签订一个契约或协议, 甚至只需一个电话, 就能够得到优质、快捷、经济、高效的机械化生产服务。
3. 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使“耕者有其机”转变为“能者有其机”, 使村村、户户“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低水平重复的配置方式, 转变为按市场利益机制配置要素, 按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配置要素。而且, 由于这种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所引发的组织与制度的创新, 会使这种优化配置由机械 (资本技术) 、劳动者、土地资源等要素, 快速波及到生物、化学技术、水资源、工商资本、金融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以上提到的日照的茂宽, 郯城的育新、恒丰, 邹平的九户等农机服务合作社, 已经初步做到了这一点, 土地“全托管”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市场也早已出现了带肥、带种、带水、代烘干、代卖粮、代加工等服务项目。
(二) 创新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增长方式
农机专业化服务的实施, 不仅将改变农户只能在小规模土地上, 靠生物、化学技术和劳动密集 (还有机械的低效投入) , 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 单纯追求土地产出率的增长方式, 还能够跨越西方发达国家单纯依靠土地、装备等生产要素量的扩张获取规模效益的粗放经营阶段, 直接进入靠市场优化配置要素, 靠分工、专业化、产业化、社会化等体制机制创新, 获得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合理机制带来的集约化规模经济效益增长的内涵增长方式。
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与小农户相比, 不仅有能力迅速吸纳现代农业生产的新技术, 而且, 利益驱动机制将不断推动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使被动缓慢靠经验传递的技术应用方式, 转变为主动快捷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应用方式。这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 还能够明显降低国家技术推广部门的推广成本、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成本, 等等。
农机专业化服务所产生的机群优化配置的可能性, 以及优化配置与利益最大化一致的利益驱动机制, 构成了对服务经营者不断增加资本技术投入的利益诱导, 在资本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学会通过合作或股份合作、集资、联保贷款等方式, 联合投资, 有偿使用资金, 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农户不会再把勒紧腰带省下的钱买小拖拉机、小农具了, 大多数村集体也在逐渐甩掉沉重的包袱, 不搞福利性投资, 他们已经和正在成为农机服务产业的投资者、利润和服务的分享者。同时, 因为这种服务产业主体的发育成长, 会使国家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资金投入目标明确, 规模相对集中, 效率大幅度提高。
(三) 为农民无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制度保障
1. 土地产权归属不变, 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就不会改变。
而且由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实现, 农民用于土地的低水平重复投资会大大减少, 生产成本甚至因出租土地而变为零, 来自土地的收入会不断增加, 这些都为农民无风险的有序转移, 提供了持久的技术制度保证。近几年, 山东农民土地承包费金额从400、600、800元/亩一路飚升至1000元/亩, 郯城惠丰农机合作社今年与农民签订10年承租的合同, 约定付现金按1000元/亩, 付实物按300斤小麦和450斤稻谷, 5年不变, 第六年按实物当时的市场价格调整现金额。
2. 农民的有限资金会更多地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经营领域和城镇建设。
从而加快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 增加就业, 增加收入, 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
3. 农机服务产业发展本身, 也可为农民提供可观的就业机会。
除了农机服务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够使山东72万个农机作业专业户, 60%以上的收入来自为农户提供农机技术服务以外, 还可以拉动制造业, 带动起维修、安全保险、中介服务等相关服务产业。
服务体制 篇5
领相关同志深入18个医疗机构进行了调研。认为促进基本医疗健康服务逐步均等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比较符合需求的基本医疗健康保健服务，要以深化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为突破；要立足于强化医疗机构内涵建设和医疗服务结构调整；要以加大医疗资源整合力度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为重点；要建立以市区为中心紧密联系的全市医疗运行支撑体系。采取标本兼顾，点面兼顾，强弱兼顾，项目带动和整体推进的科学发展方式，从实际出发，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医疗体制基本情况
**市地处**中部，辖五县区，半山半川，面积２.0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8万，其中回族人口65.6万,占比50.20%。现在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811所(个),开设床位2945张,医务人员3921人。市区有医疗卫生单位16个，医务人员1314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疗技术人员1.31人，高级职称107人，中级职称276人，初级职称653人，另有乡村医生110人。
**市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建立了以市级医疗服务为区域中心，以县（市、区）级医疗服务为重心，以乡镇医疗服务为基础，以村级医疗服务为基本，以多种形式的民营医疗服务为补充的网络体系，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形成了市中心、县重心、乡枢纽、村网底和民补充的医疗服务体制机制。通过近几年国家下达项目和自身发展，硬件建设相应满足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条件。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学历教育和医学继续教育以及技能培训不断加强；但是，医疗体系建设层次还不高，发展还十分不平衡、不协调，体制一般公式化，机制常规形式化，山区缺编缺医看病难、川区超编缺钱看病贵的难题仍然存在。
二、医疗体制机制运行上存在僵化问题
一是医疗人才管理体制不顺，人才管理机制不活。人才体制障碍制约人才引进；人才管理机制不活制约人才合理流动；人才身份严重挫伤了引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常观念上把招聘人才定格为编外临时人员，编外引进人才在医院基本上无保障，待遇低，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少。同时，医疗机构追求短期利益，有些院长无长远观念，导致医疗人才断层，学科带头人匮乏，高层资深人才少，呈现后继无人的局面，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是医疗服务管理体制不顺，宏观调控能力不强。医疗服务的重点中心作用不突出，分片建设和分段管理难免浪费有效卫生资源，除卫生行政干预外，医疗服务市不管县，县不管乡，乡不管村的问题比较突出，上级医疗机构帮助指导下级医疗机构的职能根本不能发挥。由于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医疗服务体系分段管理，法人负责管理绝对化，上下级医疗服务机构缺少沟通，上不管下，下不听上，医疗服务体系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出现基层医疗技术水平提升缓慢，上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经验不足，导致双向转诊制度不能落实，该转不转，跨级住院，发生小病大治、凡病住院和重病小治、大病小治、延误治病有效期的问题。这样长此下去，医疗机构发展更加不平衡不协调，弱的更弱，难的更难，差的更差。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制约医疗体系功能作用发挥不好的问题越来越普遍。
三是医疗服务人事分配体制不顺，绩效调节机制滞后。目前，绝大部分医疗机构都在执行人事档案工资标准，绩效考核基本上是花架子，特别是全额工资医疗机构执行人事档案工资成为定式，工资分配不考虑岗位性质、责任、工作量、技术和风险等要素，没有按岗定酬，按绩取酬，执行人事档案工资不考虑向高技术、高责任、高风险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没有建立形式多样，公开透明的分配激励机制。养懒励勤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反之，有些医疗机构工资与收入挂钩，其结果：一是医疗服务成本过大；二是过度医疗还比较普遍；三是不注重医疗安全；四是医疗质量管理不到位。少数医疗服务人员窥避绩效分配制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医疗服务体制机制不顺，只是形式上缺陷，更主要的还是不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尤其是领导没有用创新的手段抓医疗服务工作，工作缺乏大胆创新、敢于负责、勇担风险的精神，不能把政策贯彻执行与实际结合起来，表现为死搬教条，办法不多，思路不广，究起原因：坚持实事求是不够，缺乏超常的胆识，解放思想不够，缺乏创新勇气。
三、对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的建议
服务体制 篇6
一、关于职能科学
（一）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通过前一个时期的改革实践，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着重把握好四点：第一、态度要坚决，就是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稳、准、狠”的要求抓好落实；第二、措施要得力，取消、下放、转移审批事项，重点是取消；第三、改革要配套，特别是对部门同一类行政审批事项要同步进行；第四、改革要见实效，要让社会和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改革的成果。
（二）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为重点，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
主要是抓好以下几点：（1）改善宏观调控。一是尽量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慎用行政手段。二是临时措施、应急措施不要常态化。三是宽严相济，注重灵活性、针对性，不搞“一刀切”。（2）严格市场监管。要按照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求，科学合理界定监管范围，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监管效能，确保监管到位。特别是放宽企业注册登记条件，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推进综合执法，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问题。规范执法行为，深化执法监管，防止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扰民问题。（3）创新社会管理。要从依靠政府管理转向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从重管理、轻服务转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切实发挥好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 （4）强化公共服务。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促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和方式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的转变。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三）以明确和划分权责为重点，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
把必要的集中与适当的分散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立统分适当、权责一致、运转协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权责关系。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强化宏观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市场统一，促进区域协调的发展。地方政府应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服务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凡是下放地方政府能够负责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应放手让下级去做，以提高行政效率；凡是下级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主要是那些跨区域和外部性强的事项，就需要由上级政府负责，以获得全局效益。
二、关于结构优化
（一）以大部门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组织结构优化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稳步推进大部制仍然是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坚持职能有机统一，主要是将那些业务相近、职能重复的机构进行整合；二是坚持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制约相协调，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搞“超级部”；三是坚持以有效履行职能为前提，防止运行中顾此失彼，影响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四是坚持综合管理与专业分工相结合，完善部门间协作配合机制，防止相互分割，形不成合力；五是坚持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成熟先行，防止矛盾集中，欲速不达。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机构调整必须围绕职能科学、促进职能转变来进行。
（二）实行以总量控制与动态调整相结合为重点的编制结构优化
合理的人员编制和配置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重要部分，核心是坚持精干、效能原则，妥善处理好严格控制和满足需要的关系。要坚持“严控总量、盘活存量、增减平衡、分级负责”的思路，不该增的编制坚决不增，该减的坚决减下来。要全面推行“实名制”，实现对人员编制情况的动态监测，建立编制、组织人事和财政等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动机制。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特别是对那些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等，应大力推行政府花钱办事不养人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制度化的动态管理机制，特别是对那些明显人浮于事、长期空编甚至“吃空饷”的单位，要坚决把编制和相应的经费减下来，用到该用的方面去，以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整体效益。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等要求，打造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新型关系，提升各级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高整体行政效能。强化中央宏观政策、预警预测、法规标准制定等方面的职责，加大向地方政府下放具体管理权限的力度。要着力构建符合区域特点和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
三、关于廉洁高效
（一）推进政务公开
要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大力拓展公开的领域和内容、突出公开的重点，特别是对那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市场监管、公共服务领域，如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环保、公共交通等，以及政府行政收费、公务消费、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等财政管理领域的事项，要通过多种形式让人民群众简便易行地获取政府信息，能与政府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并参与到政府的管理当中来。
（二）推行绩效评估
要把握好目标设计。关键是注重绩效评估体系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合理确定评估内容和指标。既要重视经济指标，更要重视社会指标、人文指标、环境指标；既要关注城市发展，更要重视农村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利益，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
要形成政府内部考核与社会评价的良性互动。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应当接受多元评估主体的评价，建立健全多层次开放式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通过内部考核与社会评价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多元开放、信息畅通、权威高效的优势。
要有效运用绩效评估结果，健全责任追究和表彰奖励机制。要建立健全绩效管理与表彰奖励和行政问责相结合的机制，通过评估结果的有效运用，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坚持依法行政
政府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坚持依法行政关键是：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提高制度质量；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完善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决策制度；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法规有效执行；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构建 篇7
为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需要政府和银行等部门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保增长、保稳定、促就业”的战略高度, 在体制、机制上采取新举措, 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现状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备受关注。为战胜金融危机, 国家出台积极的货币政策, 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贷款井喷现象。然而很多数据显示, 中小企业未收益贷款井喷, 甚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以建设银行一季报为例:2009年前两个月, 建设银行新增贷款50%投向了基础设施, 20%投向了制造业, 15%投向了住房抵押和房地产开发贷款, 其余15%为小企业、涉农贷款和信用卡。交通银行季报也显示, 信贷主要投向电力、交通、能源行业。为此, 国家工信部上半年派出5路人马, 分赴东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部湘鄂、西部川陕等地, 就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当前运行状况、经营及融资难等问题密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 我们可大致勾勒出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基本状况:1.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目前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 即中小企业内源融资比重过高, 外源融资比重过低;2.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 但银行主要提供的是流动资金及固定资产更新资金, 很少提供长期信贷, 直接融资比例则更小;3.亲友借贷、职工内部集资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民间信用体系建设的差异, 非正规金融在江浙、中西部地区发育程度差异极大;4.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不仅权益资金的来源极为有限, 而且很难获得长期债务的支持;5.资产规模是决定企业能否获得银行借贷及长期债务资金的决定性因素。
从现状分析可以看出, “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严重“瓶颈”之一。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中小企业自身与金融体系特点相冲突的一般因素与源自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特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一般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自我约束力差;财务管理制度薄弱, 透明度较差;经营方式粗放, 重视规模扩张, 轻风险控制;信用程度低, 经营风险大, 诚信意识缺乏, 授信违约率偏高等。
第二, 银行方面的原因。1.银行多年来习惯了对大、中型企业贷款业务, 习惯了沿袭的贷款审批流程, 不愿意轻易改变;2.大企业贷款占现行经营利润比重太大, 以至于整个管理层不得不倚重;3.银行业一直受到政策照顾, 人民银行对贷款利率底线有限定, 使得大企业对贷款利率的议价能力被限制, 充分地保障了银行的收益, 使银行对大企业贷款乐此不疲;4.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和收益心有疑虑, 担心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收益不足。
第三, 经济体制原因。1.政府主导下投资体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最重要的原因。目前, 我国尚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投资还是以政府为主导。为缓解此次金融危机, 刺激经济发展, 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这种体制必然刺激银行抢占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 银行会认为政府是铁打的, 不会关停并转, 而且政府的财力连续多年以每年10%速度递增, 有的增速达到20%。在此情况下把钱贷给政府和大企业, 在政治上没有风险, 经营风险也要小得多。因此, 投资型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生了“挤出效应”, 直接导致了银行“垒大户”现象, 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2.金融服务体制单一, 缺乏直接的融资渠道。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服务于大型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 中小企业很难获得上市机会。不过, 近期开闸的创业板市场将会给中小企业带来一定转机。3.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不够, 缺乏配套的专门为其提供服务的优惠政策。如财税优惠政策,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4.国有商业银行集权式经营模式和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的缺乏, 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相对缺失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的不足, 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构建
笔者认为:要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必须坚持两点, 一是观念创新, 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遇到困难不是小事, 是关系到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大事情, 要从“保增长、保稳定、促就业”的大局出发, 站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呵护中小企业发展, 与中小企业同呼吸、共患难, 帮助中小企业共渡时艰。二是体制创新, 给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在贷款政策上予以倾斜。下面结合浙江省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的实践, 笔者谈几点建议:
(一) 政策创新, 发挥公共财政扶持效应, 加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引领
浙江省政府一直重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2006年颁布了《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这是浙江第一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颁布施行对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提供了政策创新和法制保障。随后, 《浙江省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实行办法》、《浙江省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办法》相继出台, 充分发挥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扶持效应, 很好地调动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支持的积极性。其中, 对小企业贷款实行风险补偿是浙江在全国的首创。文件对小企业的标准、风险补偿资金来源、补偿范围和标准以及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创造了一个新的浙江模式---政府出面为银行向小企业放贷的风险适度“埋单”的“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模式。政府通过“适度补助”的方式, 与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为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非常明显, 以“工农”两家银行为例, 原先对小企业贷款管理非常严格, 根据信用评级办法, 小企业很难获得授信和贷款。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实施后, 试点银行在政策上将小企业列为特殊支持对象, 并从实际出发, 适当放宽了对小企业贷款的一些要求, 降低了小企业的贷款准入门槛, 着重根据经营效益等标准来考察是否作为优质客户, 从而使小企业享受到了大企业的贷款待遇, 使这两家银行无论是中小企业授信总户数、小企业贷款总量和增量, 还是小企业贷款质量都有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 在2009年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国务院决定把政府援手贷款风险补偿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在全国推广。会议“鼓励各地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对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浙江银监局作为省内主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部门, 也加强了对辖区内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引领。具体做法是:第一, 把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开展情况与机构和业务的市场准入挂钩。对中小企业贷款工作机制健全、运作良好、市场拓展力度较大、贷款增长较快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其分支机构的设立、新业务的开办, 监管部门在审批上积极给予支持。第二, 加强大额授信集中度的监管力度。对授信集中度超过监管标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督促其调整, 限期压缩至监管标准。第三, 将中小企业贷款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监管评级、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评价。对中小企业贷款组织推动有力、业绩突出的机构和个人予以表彰宣传。
(二) 机构创新, 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
2008年9月, 浙江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这是浙江省首个小额贷款公司。截至目前, 浙江已经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44家, 注册资本金共计61亿元, 累计发放贷款91亿元, 成为中小企业新的“输血”通道。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特点是“短小快”:贷款期限短、额度小、办理速度快。客户办理贷款最快只要几小时, 最慢也只需几天, 比银行动辄上月的审批程序要快得多。这说明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还是切合市场需求, 有生命力的。
(三) 组织创新, 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组织架构, 增强专业性和保障性
各银行业机构加快了内部机构重组, 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 建立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和营销队伍, 提高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以华夏银行为例, 2009年5月27日, 华夏银行总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 按照战略事业部模式建立, 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授信服务的专营机构, 实行独立的信贷计划、独立的财务资源配置, 独立的信贷评审体系。8月, 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就在杭州分行和绍兴分行设立了2家中小企业信贷地区分部, 极大地提升了该行在浙江省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水平。
(四) 机制创新, 增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近年来加快了机制建设步伐。第一, 努力增强风险定价能力, 通过科学定价, 既要有效覆盖风险, 又要尽可能减轻小企业的利息负担。第二, 改造小企业授信流程, 建立一套区别于大中型企业、适合于小企业特点的授信管理体系, 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和各银行特点, 制定小企业的授信准入标准、小企业授信评级制度、小企业授信调查制度和小企业授信退出标准, 制定适应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高效的授信审批制度。第三, 改革内部核算体制, 建立小企业授信的分账核算、单独考核体系。第四,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适应各银行实际的小企业营销发展导向的奖惩制度, 激发小企业授信管理、营销人员的积极性。第五, 强化小企业营销队伍的培训力度, 加强同业间小企业资信情况的共享, 增强整体风险防控能力。第六, 完善贷款违约信息通报机制, 不仅强化各银行系统内部的违约信息通报机制, 而且也加强了同业间的沟通协作, 在本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定期通报违约客户信息, 实现信息共享, 共同防范风险, 改善信用环境。以农行为例, 始终把简化流程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来抓, 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一是简化信用等级评定, 专门制订《财务信息不健全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办法》, 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定标准, 简化了评定程序和内容。二是简化业务审批流程。三是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通过系列创新,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提高了融资效率, 更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律性差、时效性强的要求。
(五) 产品创新, 探索开展新型信贷产品和中小企业开发性贷款融资服务
近年来,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整合与创新, 针对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设计和推出了与之相配套的若干信贷产品, 如小型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循环贷款、整贷零偿贷款等。此外,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积极与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合作, 探索开展了中小企业开发性融资平台建设, 使中小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开发项目。
(六) 担保创新, 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2007年浙江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鼓励多渠道筹措担保资金, 多元化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积极发展政策性担保、商业性担保和互助性担保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 探索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再担保机构。鼓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依法通过多种渠道增资扩股或资产重组, 进一步增强担保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鼓励在继续做好以企业房产、土地等为主的传统担保的同时, 积极探索其他不动产、动产以及债权、特许收费权、工业产权等方面的担保新品种, 努力挖掘各种合法有效的担保资源。鼓励中小企业以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动产, 以商标、专利、技术成果等权利, 以应收账款、保单、出口退税、经营权等担保物开展抵押或质押。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政策扶持, 包括风险补偿、税收减免等。
(七) 渠道创新,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
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 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改变中小企业传统的间接融资单一渠道模式, 让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制创新是浙江省经济结构的必然要求, 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要坚持与时俱进,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和完善。特别是将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好的实践、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推广, 进一步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炜.小企业未收益贷款井喷[N].中国经济时报, 2009-10.
[2]邹靓.工信部兵分五路调研中小企业融资状况[N].上海证券报, 2009-2.
服务体制 篇8
一、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因
改革开放前, 我国的经济是在政府的行政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而公共管理也是与行政手段挂钩的,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的显著特征是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府包办一切, 从而导致了臃肿的行政机构, 过高的行政成本。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公共管理体制一直没有单独独立出来, 只是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要适应中国社会快速的现代化发展, 就必须进行更广阔的行政体制改革, 或者说更大范围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下面分析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
1、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经济越发展, 就越能暴露出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和改革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的开放, 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 无不需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中国就政治层面的改革进行了六次, 逐步经历了由计划管理到行政审批, 再到服务型政府的过程。
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遵循的是“摸着石子过河”的原则, 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我国正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调动广大人民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服务型政府的深化改革, 可以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的利润;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 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的发展速度, 这个发展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更高效地运作予以配合。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效运作需要将很多可以由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从行政体制中剥离出来, 转交给更具有效率的企业来运作,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任务下达、日常检查和项目考核等工作。这些公共事务执行的过程可以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反馈, 以使公共管理部门提供的服务更加高效。
2、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与参政需求的提高。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阶层,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产生了更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层面的选举法, 可以让各个社会力量的公共意见表达和公共利益谋求渠道化和程序化。而多数人参政需求的初衷, 则是为了改善他们生活的周边环境, 使生活更加美好。现在许多城市的宣传语“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就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呼声的一个积极的响应。例如, 王敏在《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中提出, 政府要与非营利性组织一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新模式。
为了回应更多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参政热情, 我们可以在保持核心政治制度稳定基础上, 对行政体制进行更大范围的改革, 以整合社会分散的力量, 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贡献。而可以借助公共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渠道, 来囊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两大项目, 调动人民参加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改善人民生活的环境, 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节约政府的行政成本。例如, 汪玉凯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思考与展望》中提出, 扩大非营利性组织的影响, 减少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干预。
3、技术变革与公共管理的相互作用。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为公共管理的高效率和民主化创造了新的技术条件, 也形成了比较大的环境压力。信息化是政府制度变革的有力武器, 同时,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的前期普及, 对政府的服务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简化审批流程和服务水平的“线损”来看,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和构建也是十分必要的。
以互联网发展为例,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了解世界的便捷工具, 也增加了人们对政府政务公开、公共信息了解的需求。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足不出户看世界了, 更要追求随时随地地了解公共知识和公共服务, 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便捷。而服务型的政府, 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工具来实时的了解民情民意, 了解社会需求, 提供更加适合老百姓的服务产品。这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时代进步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所包含的内容
1、政府职能主导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 政府的主要职能有:计划、组织、协调、监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计划职能, 主要是对经济目标的规划、社会目标的制定, 经济政策的决议等。是各项宏观工作的前提条件。组织职能主要是对自身组织和人员的组织和调动, 对各种物力、财力的控制, 有效实现整体计划的达成。协调功能是对各部门和人员的协调, 解决内部工作矛盾, 保证各机构的正常运行。监控功能包括法律的实施和各种管理过程的监督。各个职能的有效达成, 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其显著的特征是各个部门组成的庞大的国家机构。传统的政府职能侧重于计划和管理, 公共事务的服务也是在管理的基础之上实行的, 无法实现公益服务的效率最大化。
2、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居民生活服务的部门、企业及其设施都是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主要包括自来水生产供应系统、公共交通系统、电气热供应系统、卫生保健系统、文化教育系统、邮电通讯系统等;还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供应的石油、金融、保险、电力等百姓必须共享性和社会性的必需品。这些部门的特点是:外在性、公益性、必须行、共享性、无形性。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加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多, 社会人是通过自己的付出来换取社会的回报, 因此仅仅由政府来承担高成本的公益事业或由企业来承担低收入的服务都是不合理的, 更需要政府引导下的公共事业社会化, 通过各种途径吸引社会资源的进入, 减低社会成本, 提高社会产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构建以公共管理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
1、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服务型政府, 是在现代行政体制改革下,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服务社会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 就是为社会服务, 用行政学语言表述, 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 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 并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以公正执法为标志, 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是现代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
2、服务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体现。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核心是在公共财政和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导向上, 要真正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 关心弱势群体。把钱投到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失业和培训、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来。这些决定着人心向背, 决定着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要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建立服务型政府, 就是要把这些民生和社会必须产品方面作为公共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基本方向。例如, 寇凤超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与策略》中, 提出,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履行政府职能, 减少行政层级, 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职责的基本领域, 是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满足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 包括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平等竞争的条件, 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 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也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腾飞的必要条件。
3、大部门下的服务型政府。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改革, 从原则设想到具体实现迈出了关键性一步。2008年国务院部门简化为27个, 大刀阔斧地对职能部门之间的重复职能进行合并重组, 放宽管理范围, 提高协调能力。
合并政府职能相近的部门, 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是建立高效型政府的必然步骤。韦子平在《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中提到, 要深化公共管理体制, 必须深化政府职能和部门。
地方政府的大部门改革, 则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郑州市大部门制度改革为例, 2009年开始的郑州市大部门改革, 撤销合并机构10个, 新组建部门8个, 更名6个, 调整后市政府工作部门41个。新闻出版执法、文管执法、扫黄打非执法等过去多个部门职能重复交叉的问题,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被消除, 如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和市新闻出版局, 统一整合成立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现在流行的各个地方政府的办事服务大厅, 对企业和个人办理业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是我国政府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高效办公模式的典型案例, 也是政治服务经济的显著表现。
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是政府观念的转变, 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是适应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下的国际接轨。
大部门制度改革, 正是从制度上给服务型政府一个有力的支持。这也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例如, 华建敏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 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托, 深化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 就是与中国的时代发展同步。
四、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下的和谐型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和谐型社会主义, 是当前政府和人民所共同期待的事情。
(一) 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应关注的问题
1、以人为本的原则。公共管理的核心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必须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原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管理部门的根本宗旨。在公共管理服务领域, 引进的非营利性组织以及营利性企业都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主要的理念, 其次才是成本和利润。
3、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并兼顾效率。“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我国的公共管理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受益的公共管理, 这是构建“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公共服务企业必须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坚持社会公平, 以提供有责任感的公共产品。例如, 范文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价值选择》中提出, 要建立公平性政府, 强调公平理念, 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效率和公平是公共管理中必须平衡的两个工具。
(二) 推动民生工程, 优化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保障是民生工程的安全网, 对推动民生建设, 缩小贫富差距, 优化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大的意义。近年, 民生工程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城市低保水平提高、城市养老金的提高等, 都是中央对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重要表现。而农村的“村村通公路”、饮用水工程等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民生工程, 更带动了相关经济产业。
相信随着公共管理服务的提高, 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创建和谐型社会, 全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摘要：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的管理手段也由行政命令为主转变为以市场引导为主、以宏观调控为辅。在新世纪,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与和谐型社会的目标, 着力发展中国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政府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和谐型社会,体制改革,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姜国俊.公共管理改革的中国经验:动力学分析[J].兰州学刊, 2006.11.
[2]王敏.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J].肇庆学院学报, 2001.4.
[3]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思考与展望[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报, 2009.2.
[4]寇凤超.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与策略[J].湖南行政学院报 (双月刊) , 2009.4.
[5]韦子平.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J].经济研究导刊, 2009.7.
[6]华建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报, 2006.3.
服务体制 篇9
关键词：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何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效率，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机制来与之相适应，以便有效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一直是各国政府致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当前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一项课题。
一、财政体制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财政体制是在特定的行政体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规定、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其基本功能是为各级政府行使政府职能提供财力支持、调节地区行政能力差异和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策需要。
财政体制通常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安排、政府间收入归属的确定以及政府间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安排等三方面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各自从不同侧面，对财力均等化产生影响。
（一）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
由政府间事权划分决定的支出责任划分不仅是财政体制的基本要素，而且是确定财政体制的逻辑起点。
关于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方面的著名理论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茨提出的财政分权理论。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就政府公共服务分工而言，通常大多数公共服务应由最能取得收益、最贴近公众的地方政府来提供。理由是：1.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够提供更适合本地居民偏好的服务;2.地方政府在地理上更接近公民，更有利于公民参与服务决策;3.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大，更有利于公共服务创新，促进政府间竞争。
从当代分权改革实践看，许多国家通过权力下放，将公共服务的责任、决策权、财权等管理权限，从中央下放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地方决策易受特殊利益阶层左右、地区间服务差距拉大等问题。
另外，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曾经提出了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划分应遵循的三个重要原则：即受益原则、行动原则和技术原则。其基本含义分别是：应根据公共服务受益对象的特定区域范围、公共服务的实施在行动和规划上的层次要求，以及公共支出项目的技术高低要求等三方面内容来确定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应划归哪一级政府。
从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对均等化的影响考虑，如果一项公共服务项目直接由中央提供，均等化程度会相对高一些，但由于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完全体现各地居民的消费偏好，其有效性会有所降低。而由于地方政府在行政序列中的特殊位置，更了解辖区内民众的共同需求，同时，信息收集、反馈、处理所需时间较短，成本较低，民众对行政的监督更直接。更多的支出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符合支出效率原则。因此，凡是地方政府能有效行使的职能，都应由地方政府承办。
（二）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
由财政体制决定的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是确定政府分配关系及调节政府间利益的基本形式，也是政府间的初次财政分配。其更多地是侧重于政府间纵向财力分配关系的处理，但也不排除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力分布。
对于政府间的收入划分方法，理论界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财政经济学家塞利格曼的收入划分三原则和迪尤的收入划分两原则。
塞利格曼三原则要求税权的划分应根据效率原则、适应原则和恰当原则进行。效率原则是指哪级政府征税效率高，就由该级政府征税。适应原则是指以税基大小为划分标准，税基大的归中央，小的归地方。恰当原则是指以税收负担公平为划分标准，如为公平目标而设的税，归中央征收。
迪尤两原则是指效率原则和经济利益原则。前者与塞利格曼的观点相同;后者则以增加经济利益为标准，即应以归属何级政府更为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减少经济收益为标准。
另外，我国学者杨志勇提出了依据受益原则划分收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能单凭税种自身特征确定其归属, 应将税种与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地位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即依据受益原则划分税权, 以保证地方支出所需税收主要由地方政府征收。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所有实行多级财政体制的国家都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收入权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个层级政府的税收范围，从而为多级财政体制的运行和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但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的合理与否也将成为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安排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在既定的职能、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的框架下一国政府间进行财政资金转移的相关制度安排。通常，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根据行政设置级次在政府间上下垂直的拨款关系，而且专指上级对下级的拨款。非垂直关系的政府之间和同级政府之间也存在转移支付。
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及实行的必要性，不同国家的学者专家有许多不同的论述和看法，但总体上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这也是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实践中所采用的依据和标准：
1. 矫正财政纵向不平衡。
由于地方政府要承担较多的支出责任，而收入主体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必要支出的财力缺口(纵向财力分配的不均衡)就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弥补。中央或较高级次政府有责任弥补地方或基层政府的收入缺口，保证地方或基层政府具有执行其基本职能、提供最低的公共服务水平所需要的财力要求。
2. 矫正财政横向不平衡。
财政横向不平衡(指同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规模方面存在差异)的存在和加剧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和社会共同进步，需要通过财力转移支付这种再分配手段来缩小或者消除。
3. 补偿地区利益外溢。
如果地区利益外溢(指一个地区提供的公共服务“溢出”至毗邻地区并使这些地区一些未承担过费用的居民受益)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出现利益外溢地区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出现地区封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于这类跨地区的利益溢出问题，需要由中央或较高级次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加以补偿或调节。
4. 实现政府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如为了解决跨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投入不足，中央政府需要以部分财力或者贷款予以支持。中央政府还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来达到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实现民族平等待遇等特殊的社会目标。
虽然各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民无论身居何处都能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但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而一般来说，各国都存在财力的纵向和横向差异，因此，大部分国家选择均衡政府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作为具体目标，并假定在有效的财政责任机制下，这种均衡将使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加拿大和德国选择均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英国选择均衡政府间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选择均衡地区间标准财政收入能力与标准财政支出需求的差异。
与这些国家选择均衡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同，美国则更注重均衡公共服务项目的差异，其均衡制度主要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致力于实现个人享受某些公共服务项目的均衡。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及均等化的涵义
关于公共服务的定义，萨缪尔森的界定最为经典，即认为那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为公共服务。一般认为，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展;公共服务还包括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如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发布公共信息等。
由于受市场发育程度、技术手段和政府财力、管理在内的政府自身能力等综合因素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类别的公共服务和各类公共服务的所有项目全面实施均等化，而是需要在均等化推进过程中区分出轻重缓急，选择某些处于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公共服务项目加以保障。因此，需要通过均等化方式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于一般公共服务而言，是在政府的诸多公共事务中与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密切相关的，由政府财力切实加以保障和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从范围看，其应该是公共服务清单中最基础和核心的部分。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等基本国情，以及国际上关于不把均等化目标复杂化的经验，在本课题中，我们把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重点划定为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安居等在内的基本民生性服务，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等公益基础性服务以及生态环境安全、国防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和药品消费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三个方面。这些都是体现公民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与其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当然，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发生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的特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体制制度的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从国际经验和操作性看，不同的国家对于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界定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加拿大把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作为联邦政府财政均等化的主要项目。印度尼西亚把初等教育和公路设施列为政府财政均等化的内容。在联合国的文件中，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清洁水、卫生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南非把基本教育和初级医疗定义为基本社会服务，同时也讨论了饮用水、卫生设施、营养、社会福利和公共工作项目，把它们部分地作为基本社会服务。
在各国的实践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也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最明显的制约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提供的财政资源;同时，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历史性差异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等，都会对特定历史阶段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能达到的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均等化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不同于绝对均等和平均主义, 而是既允许存在合理差距, 又使各区域需求对象满意的一种相对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是强调“底线均等”，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和可行性的特点。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可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定义为：由政府提供的、直接关系公民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在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群体间的大致均等。
三、财政体制改革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对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财政体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下通过分析和梳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完善财政体制”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完善财政体制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分析了财政能力均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关于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界定和管理模式的理论，有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主要是以政治———行政两分思想和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组织理论为基础。强调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公共行政管理的目的是做到经济和效率的理念。然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塑造的政府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屡遭挫折：按照官僚制组织起来的政府部门效率低下，行政人员墨守成规;政府履行决策的行政裁量权不断扩大，政府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公共服务质量低劣，缺乏创新精神。
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要生产或提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摒弃官僚制，改变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公共管理应由重视“效率”转而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
“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更进一步，为政府管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即强调要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提出公共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要以公民为核心，了解其需求和利益，主张政府的职能作用在于协调各方面关系，回应公民的利益与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保证社会良好运行。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 适合于现代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从我国目前的改革实践看，由于政府转型的滞后，造成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而这也正是目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和内涵也就是通过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强化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所在。而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做大政府财政蛋糕，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条件。对地方政府来说，实现其基本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就是根据辖区内居民的公共需求偏好，决定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构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制度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财政作为践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职能决定于政府职能。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模式和政府职能定位不同，决定了财政职能的内容和特点不同。
对于转型国家，要实现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这一目标，首要的就是在政府职能合理界定的前提下，确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当前在我国，随着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也相应要求实现财政职能由生产投入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而公共服务型财政职能正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就是以公民利益、公民权利为本，以为公民服务作为其职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看政府收入的来源和途径，更要看政府支出都用在哪些地方，是否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而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其本质和特征就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财政分配活动。可以说，实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是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的重要目标。这也是履行财政分配职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因此，公共财政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公共财政正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在财政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也就必然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财政体制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财政体制是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和重要手段
财政体制作为构成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基本内容，由于具有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作用，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工具和制度保障。
在政府可供选择的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措施中，除财政体制外，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和行政区划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均等化效果。如实施一定的财政政策，在公共工程建设支出投向以及区位安排上加以斟酌处理，也能够对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积极效应。另外，通过行政区划的变更，将一些财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划归毗邻的发达地区管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快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但是斟酌处理的财政政策毕竟是一种短期操作，而行政区划也不能随意更改。因此，这两种措施都不会成为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稳定而又可以被广泛运用的制度安排。
财政体制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而各级政府承担的作用和方式则由特定时期的财政体制来规定。其次，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在筹集资金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支出的有效性原则决定了地方政府应承担较多的社会公共事务。由于政府财政能力的状况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作为调节政府间财力分配制度的财政体制，其基本目标就是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确保地方政府能有效行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
正因如此，现阶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通过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加强公共财政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各级财政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确保更多的财政资金能投向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
（四）财政能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基层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均等化, 但同时也还需要其他配套条件的支持
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均等化程度，将直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地区财力差距过大，不仅会导致地区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同时也会使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致使资源配置低效，贫富程度悬殊，社会矛盾加剧。
通过完善财政体制保障各地政府具备大致相当的财政能力，实现财政能力的均等化，这是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财政能力的均等化来保障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会变成“纸上谈兵”。
但是必须把财政能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别开来，因为仅仅靠“财政能力均等化”并不能必然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应该看到，财政体制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是有限的，即便各地财力相当，如果没有制度保证他们将钱优先花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也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只是一个旨在实现人人对基本公共服务可及的财政工具，其目标是地区性的，不针对个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还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如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实行问责制，对支出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和管理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财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同时，其他配套改革也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王军主编.中外专家谈地区均衡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组编.财政工作研究与探索[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7.
服务体制 篇10
关键词：急救医疗体系,日本
1 日本急救医疗体系的发展
1963年的日本《消防法》, 明确规定, 急救病人的运送由消防机构负责。1964年厚生省发布《确定急救医院的条令》, 规定了急救医院及诊疗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建立了急救医疗设施申报告示制度, 日本的急救医疗体系从此起步, 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急救医疗计划。同年厚生省设立急救医疗恳谈会, 并提出了《急救医疗对策》。1977年提出针对不同程度的急病、意外伤害等建立三级急救医疗服务网。1986年消防法修改后, 将急病患者也纳入急救车义务搬运对象。经过这一系列的变革, 日本的急救医疗体系已基本形成, 主要包括:急救医疗系统、急救运送系统以及急救情报系统[1,2]。
2 日本急救医疗体系内容
2.1 急救医疗系统
日本急救医疗系统主要由三部分医疗机构组成, 即初级、二级以及三级急救医疗机构[3]。这是日本厚生省在1977年, 对全国急救医疗体制进行全面整顿时划分的。目前, 初级急救医疗机构有节假日、夜间疾患中心和在宅值班医生制度两种形式。主要收治相对较轻的急诊病人。二级急救医疗机构是经政府正式批准的急诊定点医院, 主要有医院群轮班制方式和共同利用性医院两种形式, 主要收治需短期住院的急诊病人。三级急救医疗机构也称救命救急中心, 数量相对较少。可随时接收二级或初级急救医疗机构转送的严重急诊病人, 是确保急、危、重病人诊疗的高级急救医疗机关。同时也是临床研修医师、住院医师、护士等进修和急救医学科研的机构。
2.2 急救运送系统
日本急救运送系统包括急救运输工具和急救专业人员。急救运送工具包括不同等级层次的急救车、医护救护车、直升飞机等运输工具。急救专业人员包括急救队员、救命救急士、急救护士、急救医师。其中急救队员由消防队员组成。他们承担着搬运急救病人的任务。救急救命士是指经厚生劳动大臣允许, 以在医生的指示下实施救急救命处置为职业的人。救急救命士制度是日本急救系统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它的诞生弥补了日本急救模式中院前救护较为薄弱的缺陷, 增强了院前急救的能力, 大大提升了日本的急救成功率。
2.3 急救情报系统
急救情报系统包括急救医疗情报中心和中毒情报中心。急救医疗情报中心24小时进行急救情报的收集和提供。中毒情报中心随时回答一般国民和医疗机关的咨询, 收集、整理和提供化学物质、动物、植物等所致急性中毒的诊断治疗的情报。
2.4 日本急救系统的运作过程
日本急救系统的运作过程具体如下:消防急救中心接到119急救电话后, 立刻派出离患者最近的救护车, 使急救队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 急救队员在初步询问及检查病人后, 必须立刻与消防急救中心联系, 报告病情, 并进行现场急救, 由消防急救中心与离现场最近的、能够处理该病情的急诊医院联系, 确定搬送医院。医院值班医师接到电话后, 做好抢救准备, 现场抢救及运送过程中, 医疗救治的咨询工作是由消防急救中心的值班医师、救命救急士负责。日本的这种急救系统为国家拨款, 国民可免费使用。
3 日本的急救医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日本的急救医疗体系经过40余年的建设发展已形成相当规模, 覆盖全国。医疗设施 (尤其是救命救急中心) 、救急搬运工具及通讯网络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但近年来, 日本多次发生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病人死亡的事件, 显示日本急救医疗系统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革。
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2008年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2007年由救护车送入医院的急救患者被医疗机构拒诊3次以上的事例在全国共发生24089起。最多的一起发生在千叶, 被拒42次。拒诊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圈。
造成医院拒诊的原因很多, 日本消防厅分析发现, 部分拒诊的医院可能认为“医疗机构数量众多, 即使自己拒诊, 别的医院也会接受”, 而众多的医院解释拒诊的主要理由是“已有手术, 医生腾不出手”、“病床已满”、“处置困难”、“没有专门科室”等。儿童被拒诊最普遍的理由是“没有专门科室”, 孕妇和重症患者则是“处置困难”。但也有近20%医院的拒诊理由不明。
事实上医院拒诊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日本具备普通急救条件的“二级”医院数量骤减, 近两年来有235家二级”医院取消了急症业务, 许多病人不得不被送往“三级”医院, 而这类医院数量较少, 通常主要负责救治高危患者, 有限的人力、物力显然无法满足大量急救需求, 从而导致拒诊现象的大量出现。
另外据日本专家分析, 造成日本医院拒诊急症患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医生数量的严重不足, 被国家认定的专门抢救医师只有1600多人, 担负抢救急救等责任的综合医院, 主要骨干医生基本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另外, 近年来日本政府, 特别是地方行政机构不断消减医疗费用, 这使急救医疗、妇产科医院和儿科等呈现出日益萎缩的趋势, 内外科, 脑外科等能够应对急症病人的医生也逐渐减少。
综上所述, 目前日本急救医疗体制正在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第一, 急救医疗设施负担过大。由于急患数不断增加, 加上二级医疗设施逐年减少, 导致急救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第二, 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主要是专业急救医师的不足, 精力和体力的双重压力加上急救医疗诉讼件数增多, 使许多急救医生逐渐失去工作热情, 有不少医生转行到勤务时间短的科室工作, 甚至有些人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导致从事急救的专门医生人数严重不足, 矛盾突出。这也是日本急救医疗体系如今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参考文献
[1]尹林.关于日本急救医疗的考察报告[J].中国急救医学, 1999;8 (1) :52～54.
[2]田素斋, 高荣花.日本急救医疗体制介绍[J].护理学杂志, 2002;17 (4) :317～318.
服务体制 篇11
一、卫生法统领医疗卫生事业
1984年，加拿大通过了《加拿大卫生法》（Canada Health Act）。这是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基石，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享受全民免费医疗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加拿大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统一标准。加拿大的医疗卫生制度以公费医疗为主，即由政府出资、由私营医院医生提供医护服务。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在全国10个省和3个领地实行一整套相互挂钩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它是由公众（政府）出资，由私人经营；从普通税收中拨款建立；统一由省级政府进行管理，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加拿大所有公民和永居者；所有加拿大的居民不分种族、病史、收入、生活水平，都统一享受相同的医疗服务。）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中的各部分都必须符合《加拿大卫生法》规定的5项标准：
一是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公共性，各省的医疗系统必须由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管理并接受审计。因此，各省区政府卫生部门便成为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管理单位；
二是医疗保健项目的全面性：体系必须包含全部的医疗服务，包括综合医院、家庭医生、牙医等；
三是覆盖人群的普适性：全体居民（包括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持有特定的居留身份的非永久性居民等）都有享受此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权利，并都能享有相应的医疗服务，必须被给予公平注册医疗体系的权力；
四是医疗卫生系统使用的无障碍性：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对公民就医有影响的因素，任何公民都不会因种族、经济、身体健康或地域等原因，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受到制约，搬至其他省份的居民必须被目标省份医疗体系所保障，旅游至其他省份的居民享有随时使用急诊的权利；
五是系统使用权的通用性。鉴于国家体制的联邦性，各省区拥有各自系统的管理权，但要求各省区的保障体系是通用的，各省的医疗保障项目应包括省内居民临时在其他省就医所获得的卫生保健服务，各省的医疗体系必须提供可便捷使用的终端，这些家庭医生、手术大夫、牙医必须被给予合理的报酬。
二、分层管理体系及相关标准
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就诊服务体系和医疗卫生监管体系，就诊服务包括三级体系：第一级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守门人”，也是居民直接联系对象，是病人进入医院或专科门诊的控制点，主要由全科/家庭医生及其诊所组成，绝大部分是个体经营，具备很高的自由度，薪水与其名下注册居民的数量和工作量直接挂钩，居民可自由选择自己的家庭医生，本类其他从业者还包括牙医、护士、药剂师；第二级是二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全面深入的医疗服务，也是家庭医疗服务的协助或直接提供者；第三级是专业/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这级拥有向其他研究机构、专科医生或医院推荐病人的权利，其中许多专科医生也是个体经营，并可以在医院挂职和接受病人预约。
加拿大医疗卫生监管体系也实行分层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加拿大医疗卫生监管体系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联邦政府对各省、地区执行《加拿大卫生法》情况及保健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联邦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责是制定一套全国性医疗卫生原则或标准（即《加拿大卫生法》），并通过加拿大医疗转账基金（CHT）向各省医疗卫生事业提供资金。那些经济欠发达省份还可通过平衡拨款从联邦政府获得医疗卫生经费。另外，加拿大的育空、西北和努纳武特3个地区，还可通过地区特殊资金（TFF）从联邦政府获得支持，协助其向区内居民提供包括卫生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此外，联邦政府还要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各项职责，包括为几类特殊民众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如：退伍军人、在居留地生活的加拿大原住民和因纽特人、现役军人、联邦监狱的在押人员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等。
第二个层次是各省政府对省内医院及其他有关卫生机构保健经费使用效益及卫生服务质量的监管。根据加拿大宪法，医疗保健工作主要由省、地区政府管辖。各省、地区除了与联邦政府一起资助医疗保健工作外，主要负责管理和实施本省或地区的各项医疗保健工作，包括：医院、私人医生和专科医生提供的各种医护服务及专科辅助性医疗服务（占省或地区医疗总开支的63%）。
有些省与地区政府还负责提供不在卫生法范围内的补充医疗服务（如处方药品、家庭护理、医学仪器和设备等），但是，所占医疗总开支的比例相对不大（如药物开支仅占省或地区医疗总开支的8%左右）。
市政府主要是有选择性地对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地面急救车提供资助与服务，拥有并管理老人之家。关于地面急救车服务，由市政府与省、地区政府各提供50%资助。
第三个层次是医院对医生服务质量的监管。加拿大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考评和监测体系，对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进行评价。医生就业证书由医师协会负责发放，医生获得从业证书后，就可从事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医师协会具有认证、教育调查、纪律处分、处理与患者的关系等多项功能。各省护士必须在其所在省份的护士协会进行注册，护士协会依据护士工种的分类制定职业标准。护士协会与雇主、教育机构和政府合作，确保护士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加拿大还有一套完善的医疗卫生行业服务信用评估体系和医院经费使用效益评估体系，并由第三方（非营利性组织、研究机构等）对医院进行衡量和排名。
三、几点启示
观察加拿大医疗卫生体制及标准体系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订国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大法。借鉴加拿大经验，我们有必要尽快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法》，对医疗卫生的性质、体制、机制、要求等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予以法制化。
二是构建覆盖全国涵盖农村的公立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看，其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我国为最大限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关键的措施之一就是要优先建立公办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中高级医疗服务体系。
三是管办分离、分级分层监管。政府的职能是在保障社会公平性方面提供服务、监督和管理，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从“办医院”真正转向“管医院”，不能直接经营管理医疗单位，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
四是整合全社会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最后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医疗卫生服务标准与质量管理体系。
服务体制 篇12
1.1 资金投入不足, 制约着推广力度
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0%, 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 但我国不足0.2%。经费不足, 使推广过程中应有的环节不力、甚至断裂, 致使力度不大、数量不足。
1.2 新技术的需求缺乏, 影响推广质量
首先, 农民素质制约了高新技术的接纳能力。其次, 由于推广机制, 农户对推广的技术的投入和预期收益比较难以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 对可替代的新技术选择反应迟钝。
1.3 技术选择机制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农户生产需求
以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为主要目标的现行的农技扩散机制面对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大的结构调整、农户生产与经营行为不断改变的改变农业, 自然不能同农户的生产需求相适应。
1.4 推广队伍积极性不高, 影响推广效率
在现行农技推广制度下, 农技推广及开发的速度, 效果, 服务质量, 最后效益不能和推广主体的付出挂钩, 对农技进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1.5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农技推广缺乏有效的渠道
我国农业经营存在分散性的特点:农业涉及2亿多个农户, 使得技术推广成本高, 导致技术与产业的割裂。
2 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对策
2.1 推进农技推广的制度创新
一是确立农民对技术需求的主体地位, 提高农民采纳农业新技术的自愿性。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的农业推广部门应该及时地把市场需求的正确信息、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民, 让农民自己选择, 引导千家万户自愿采纳农业新技术。
二是解决农业推广体系中激励机制的缺位问题, 广泛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 进行推广机制的创新, 大力调动农民、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市场激励机制的缺乏, 计划经济色彩, 许多推广工作也就难免流于形式。解决推广主体的激励问题势在必行, 如:技术承包、有偿服务、可订立“超产提成、减产赔偿”合同;通过股份制创办科技示范园区, 展示名优品种、高效生产模式, 带动农民跟进。
2.2 推进推广组织创新,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技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创新推广体系, 发挥政府农技推广队伍的骨干作用。由政府建立一支履行公益职能的农技推广队伍, 把服务领域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 由单项向综合服务延伸,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参与并促进产业化经营。政府的农技推广等可委托为农服务组织进行, 站所可以改制或精简后划归为农服务组织管理。实行“一站两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管理运行机制。
二是鼓励企业、农民等参与农技推广, 大力培育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农技服务组织,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技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广主体多元化, 科教单位面向农村, 农业企业开展技术推广, 农民技术协会、种养大户也成为农技推广服务领域的重要力量。
三是把技术推广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密切结合起来, 降低农技推广成本, 提高推广效率。形成“技术推广站———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户”的推广模式, 保证成员在技术获取过程中费用较低、各成员在选择决策中的主体作用和技术的适用性;其次, 接纳高新技术的能力更高。
2.3 加强政府对农技推广的保障和支持
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工程, 能否发挥更大更好作用, 除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外, 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配合、政策措施、资金支持必不可少。
一是加强财政支持力度,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农技推广专项基金, 并使之逐步制度化地递增。增加对农科、教育、推广领域的资金投入。
二是加强农民教育和技术培训, 把教育、研究、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农民教育是农业科技扩散的基础, 农村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高。同时, 要抓好农民技术培训方式创新。改变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需要通过事实进行演示, 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他们才容易接受,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亟待加强。
三是加强推广人员的技术培训。基层推广人员长期工作在农业一线, 直接为“三农”服务, 让他们不断更新知识, 提高素质, 适应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