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规模论文

债务规模论文（精选8篇）

债务规模论文 篇1

一、引言

财政可持续性重点关注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就是指在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 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如果政府无法偿还债务, 则存在引发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问题。如果某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借债, 当其主权债务无法偿还时就会引发主权债务违约, 并逐步升级为主权信用危机而迅速扩散蔓延。目前, 整个欧元区正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 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 债务危机也濒临引爆。国家债务问题也由此成为后危机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 引起了广泛关注。

Bulter (1985) 首先提出了财政可持续的概念, 他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Hamilton and Flavin (1986) 利用美国战后的数据提出了检验公共借贷的实证分析框架, 他们得出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债务具有平稳性。Mendoza and Oviedo (2006) 得出了在政府维持可接受范围内的开支和支付债务利息条件下的最大债务水平。

近年来, 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 周茂荣、骆传朋 (2006) 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的财政收支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财政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可持续的, 同时也提出应该注意到当前我国累积债务高速增长的这种趋势;杨宇、沈坤荣 (2010) 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 运用协整检验方法, 在考虑了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和铸币税的情况下评估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 研究表明仅仅依靠税收收入不足以保证可持续性, 考虑非税收入后呈弱可持续性, 进一步考虑了铸币税后呈强可持续性。顾宁 (2011) 通过对我国地方债务的特征和传导路径进行分析, 指出债务风险不但会在地方层面积聚, 还会沿着财政链条纵向传导至中央政府, 沿着金融链条横向传导至金融体系, 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提出有必要遵循调节总量———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二、债务可持续性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存在经济周期, 需要国家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来调节和引导经济,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需要主动运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扩大社会经济总量, 进而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使用扩张性政策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果, 比如高通货膨胀、高赤字等, 从而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早在1923年Keynes就指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 国家财政将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因此, 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时, 应当尽量避免由此产生的累积效果, 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起步的较晚, 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通过发债的方式进行融资, 由于缺乏国债管理方面的经验, 发展中国家对债券市场的监管还不完善, 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20世纪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俄罗斯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 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不断增加, 从而使得国家债务风险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过高, 会导致国家的信用系统遭受严重损失, 引起金融风险的恶性循环。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主权债务风险过高的评价。图1给出的2011年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在60%以上, 其中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以上。 (图1)

三、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分析

对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一些指标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债务风险水平较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些指标只能提供一些参考作用, 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 如欧元区在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高达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 因此有必要将债务负担率与基本盈余率联系起来考察政府偿付能力, 通过债务可持续性检验以获得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可靠结论。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 如果在一定的预算盈余和公共债务路径下政府保持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1、非庞奇博弈条件。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假设利率为常数r, 那么在连续的时间里, 债务的累积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1) 式中, B (t) 表示债务, S (t) 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的基本盈余, 当存在基本赤字时, S (t) 用负数表示。解这个微分方程, 可以得到时间t的债务水平:

其中, B (0) 表示在时间t=0时的债务水平。在方程 (2) 的两边同时乘以e-rt, 可得:

政府的偿债能力要求初始债务应该至多等于基本盈余的贴现值, 即:

其中, E为期望。方程 (4) 是借贷的现值约束条件, 当满足这个条件时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此, 在保持偿债能力的前提下, 为满足方程 (3) , 且B (t) 不为零, 则必须有:

方程 (5) 通常被称为非庞奇博弈条件, 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还清所有债务。Hamilton and Flavin (1986) 用该方程作为一系列单位根检验的起点以建立服从该方程的债务存量给定时间序列。

2、债务有界理论。

Bohn (1998) 提出如果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成正相关关系, 那么该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为此时如果公共债务增加, 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其基本盈余, 这就意味着最初债务占GDP的比的上升已经获得补偿, 最终债务占GDP的比仍然有界。Alfred Greiner, Uwe Ko¨llery, Willi Semmlerz (2007) 在Bohn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假设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有如下的关系:

其中, α、β为常数, β称为反馈系数;T (t) 、G (t) 、Y (t) 、B (t) 分别为税收收入、政府支出、GDP和公共债务。由这个假设可以得到:

其中, r为利率, g为经济增长率, b (t) =B (t) , C1=b (0) -α, 且假设b (0) >0Y (t) r-g-β严格成立。则由 (7) 式可知, 为使债务占GDP的比有界, 需满足r-g-β<0, 可以分成以下两种情况:

(1) β>0时, 若r>g, 则必须满足r-g<β

(2) β<0时, 则必须有r-β

3、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现有的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研究的起点是对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检验, 如果财政路径能够满足这一约束, 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基于方程 (6) , 公共债务的微分方程可写为:

由上述方程可解得:

其中,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要求政府债务的贴现值收敛于0, 即为使政府预算约束成立, 也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β>0时, 则须满足r>g或α=0

(2) β<0时, 则须满足r>g且C2=0

如果利率大于GDP增长率, 则该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否则是动态无效的。由以上分析可知, 只要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即r>g, β>0可以保证债务的现值收敛于0, 但只是其充分条件。而在动态非有效的经济中, 即r0也不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 除非α=0。

四、我国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1、我国经济有效性检验。Zilcha (1991) 提出经济动态有效的充要条件是:

所以, 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等价于判断利率的均值与经济增长率均值的大小。基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本文选用两种利率指标:一年期存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与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 表1给出了1981~2011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两种利率的均值都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均值, 因此我国的经济为动态无效。 (表1)

2、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检验。

通常把债务负担率对基本盈余的影响用财政反应函数来表示, 它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债务余额所做出的财政收支上的调整, 以更好地应对债务风险。在判断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之后, 根据前述方法, 我们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方程式 (1) 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财政反应函数, 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 (样本区间1981~2011年) :

其中, ifl、efl是通过H-P滤波方法, 分别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进行趋势分解得到的波动部分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 代表临时性财政收支冲击, s表示不包括债务付息支出的中央财政基本盈余, b表示债务负担率。由于b是非平稳序列, s、ivar和evar都是平稳序列, 为了保证财政反应函数的OLS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采用ADF检验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为在5%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过程,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合理的。

由估计结果可知, 财政反应函数的反馈系数为0.06。由于我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正的反馈系数能够满足债务有界理论, 但不能满足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条件, 因此我国债务不一定是可持续的。但是陈建奇 (2006) 证明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 如果初始债务与GDP比率不超过可持续债务与GDP比率上限, 不会破坏债务的可持续性, 由此可见我国的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

另外, 反馈系数为正, 并且与现有文献对很多其他国家的估计结果相比偏高, 说明我国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 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摘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考察我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通过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国债规模是可持续的, 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 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关键词：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1]Buiter, 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 1985.1.

[2]Hamilt on, James D.and Marjorie Flavin.Onthe Limitati on of Govern-ment Borrowing:A Frame work for Em-pirical Test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176.

[3]周茂荣, 骆传朋.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实证研究——基于1952～2006年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11.

[4]杨宇, 沈坤荣.中国财政可持续性与政府最优融资策略——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C].2010年 (第十届) 中国制度经济学论文集.

债务规模论文 篇2

全球债务规模超164万亿美元，IMF为全球过度举债敲响警钟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全球164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超过了10年前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从而给全球过度举债敲响了警钟。IMF表示，私营和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削减债务水平，以提高全球经济的韧性，并提供形势恶化时的更大应对能力。据《金融时报》报道，IMF日前在华盛顿春季会议上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支持需求的财政刺激不再是优先事项。”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Vitor Gaspar)对美国提出特别批评，称美国是唯一不打算削减债务的发达国家，减税举措使公共债务居高不下。IMF敦促政策制定者停止“在经济活动已开始加快的情况下提供不必要的刺激”，并呼吁美国“重新调整”其财政政策，增加税收以开始减少其债务。全球债务规模目前是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两倍以上，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5%，较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高出12个百分点。在这164万亿美元债务中，有一半是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中国的.举债规模从2001年的1.7万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的25.5万亿美元，占过去10年私营部门债务增加的四分之三。IMF担心，私营部门“突然去杠杆化的过程”可能引发又一场金融危机，因为借款人同时紧缩开支。鉴于全球经济强劲扩张，IMF建议各国停止使用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应该努力削减公共部门的债务负担，以使各国在下一次衰退来临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债务问题并不局限于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的举债水平也在不断攀升，目前已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的水平。（来源：FT中文网）

债务规模论文 篇3

关键词：自由现金流 债务规模 工商企业

问题的提出

债务规模的增长同时蕴涵着债务风险的增长，因此，对企业最大债务规模进行测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由于工商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一定量的筹资活动，因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债务的累积程度是否有可能损害长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说，债务的过度累积以及因此造成债务偿还困难和债权人坏账等现象，就可能会打击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工商企业的总体信心，从而影响企业乃至行业在长期中继续融资的能力，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市场主体长期持续发展的潜力。

只有在金融机构（或者债券购买者）确信，向企业提供信贷（或者购买企业债券）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小的时候，它们才会向企业提供资金。因此，在长期中，企业能够持续的取得债务资金的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能够及时地去清偿债务。

显然，如果企业的债务规模超过其最大债务规模——当正常经营获得的现金流不足，转而需要变卖资产偿还债务时的负债规模，则企业的偿债能力将急剧下降。因此，对最大债务规模的测算能帮助我们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清偿债务的能力。

最大债务规模的理论依据

按照现代财务理论，债务规模与投资的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过高的债务规模常常带来较高的投资风险。如果风险超过一定限度，投资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就会拒绝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对最大债务规模的分析主要关注债务规模与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

为了分析债务规模与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现代财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分析方法：第一种是关于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分析；第二种是关于企业信用风险和偿债能力的分析。

（一）最优资本结构理论

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股东权益 （或者权益性资本）和负债。两种资金来源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前者大多是以同时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为目的的；后者可以取得固定的利息回报，即使企业的经营没有取得满意的利润，它也必须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偿还债权人的利息和本金。

对公司主体来说，两种融资方式各有优缺点。使用权益性资本可以增大企业资本金，在现代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约束下，无疑可加强公司抗风险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过多的股权融资会稀释原公司股东的控制权，有时也会摊薄其收益水平。

债务融资的好处是：对利息的支付在税前环节，相对股权融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由于利息率是合同约定的，所以只要公司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借款的利息率，公司使用债务融资便可获得一种杠杆效益。但正是由于债务本息固定支付的硬约束性质，才产生了债务融资的财务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债务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就会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因此，企业必须平衡使用债务所造成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平衡的结果就是选择一个最优的债务规模，这就是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主要用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的分析，所以它并不能直接用来分析工商企业的最大债务规模。

（二）信用风险理论

严格地说，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是信用风险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不同，信用风险分析理论主要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债务问题，或者说，它所考察的主要是债权人将资金提供给债务人使用的风险程度。

在投资收益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债权人认为让渡资金（银行贷款给客户，或者投资人购买企业所发行的债券）的风险比较大，它就可能拒绝向借款者提供资金。

一般来说，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分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考察企业风险的来源，包括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管理状况、财务状况、产品市场状况及发展前景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进行考察；第二阶段，根据企业在各个方面的风险特征为这些方面分别评分；最后第三阶段，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模型将各个方面的评分加总起来，即得到企业风险程度的最终评分结果。

风险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工商企业的最大债务规模问题。这是因为，无论企业向银行借贷，还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只有当其经营风险符合要求时才能够吸引潜在的资金提供者。

根据上面的说明，为了使用该理论，我们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确定能够反映（体现）企业风险来源的指标；第二，根据对这些指标的选择构造信用风险模型，该模型应该能够反映企业经营成本和收益性质与其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第三，根据所构造的模型来测算能够用于具体实践过程的数据指标。

最大债务规模的指标和模型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产生的、在满足了再投资需要之后剩余的现金流量，这部分现金流量是在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供分配给企业资本供应者的最大现金额。

企业的负债规模一旦超过本研究定义的最大债务规模，企业通过正常经营获取的自由现金流已经无法满足偿债需求，其发展前景将不被金融机构看好，进而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迫于无奈，企业只能通过变卖资产等杀鸡取卵的方式暂时渡过难关，如果经营状况不能及时扭转，这种情况将演变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企业经营的彻底失败。

因此，自由现金流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研究企业的最大债务规模要基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状况，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以企业在融资期间的自由现金流作为测定企业系统经济强度的标准，来定量分析债务风险。

（一）模型中的变量

企业自由现金流的数学模型需要准确地反映出企业各有关风险变量之间的系统输出值的影响。这些变量包括经营收入（包括主营和其他业务收入、销售折扣等）、经营成本（包括人工、原材料、能源等）、流动资金需求量与周转时间、公司所得税与其它收税（如资源税、营业税、进出口税、退税等）、融资成本（包括汇率、利率、金融租赁成本等）、不可预见因素及费用等。

（二）模型构建

自由现金流量模型的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自由现金流模型的结构

建立了自由现金流模型之后，第一步工作是进行净现值的分析；如果分析结果是满意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在自由现金流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融资结构模型。在满足投资者的最低风险收益要求以及满足投资者和贷款银行双方对相应风险的要求，通过一系列债务资金的假设条件，确定企业最大的债务承受能力和投资者可以得到的投资收益率。

能否通过调整自由现金流模型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能够被借贷双方接受的模型输出结果的过程，也就是验证预期的融资结构基本可行性的过程。

表1 各家评级机构自由现金流公式导出过程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本文所采纳

调整科目调整科目调整科目调整科目

净收益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净利润

+折旧和摊销+折旧和摊销-营业支出+利息支出

+递延税金+递延税款+折旧与摊销+折旧与摊销

+少数股权+其他非现金项目+长期租金=经营活动现金总流量（FFO）

+投资的现金红利=运营资金（FFO）=营业性EBITDAR-营运资本增加

+临时性费用（偶生费用）+/-非现金流动资产的减少（增加）-已支付利息（扣除已收到利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

-非现金产权收益+/-非现金流动负债的增加（减少）-已支付税负-股利支出

-偶生收益（临时收益）=运营现金流量（CFO）+来自关系企业的股息=留存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总额（gross cash flow）-资本支出-长期租金-资本支出

-优先股和普通股红利=自由现金流量（FCF）+/-其他调整项目=自由现金流量（FCF）

=留存现金流（ratained cash flow） =营业性资金流量（FFO）

-流动资金变动 +/-营运资金

-资本支出 =营业性现金流量（CFO）

=自由现金流量 +/-非营业性现金流量

-资本支出

-已支付股息

=自由现金流量（FCF）

本文所采纳的自由现金流中“利息支出”未被提出，即自由现金流包括“利息支出”，这是因为从债务人角度，自由现金流应包含“利息支出”的部分；同时，与穆迪一样，我们这里自由现金流剔除了“股利支出”，这是由于债权人无权参与股利分配决策，用于股利分配的现金支出不属于自由现金流。这样剔除了股利支出的、包含了利息支出的自由现金流是可以用来偿还债务本息的现金。

（三）自由现金流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确定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的假设条件必须遵循现实、合理并且相对保守的原则，必须考虑到所有风险因素对自由现金流的影响。在建立了自由现金流模型的基础方案之后，需要建立相应的最差方案（假设的最差条件下）和最佳方案（假设的最好条件下）并进行比较，之后进行模型变量的敏感性分析，获取在各种可能条件下的自由现金流状况及债务承受能力的一系列数据。

根据对每一个变量所作的敏感性分析，可以估计出该变量的变化对自由现金流所造成的风险程度。如果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企业自由现金流影响较小，说明这一变量是不敏感的，即风险是不大的；反之，某一变量的变化对企业自由现金流影响较大，说明该变量敏感性强，即风险较大。

对于工商企业整体来说，营业收入、折旧与摊销、成本费用等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都很强，但是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部分风险因素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也是不同的，如折旧与摊销对贸易型企业与制造型企业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程度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别。

（四）最大债务规模的判断

根据敏感性测试，我们从工商企业整体情况出发，尝试选取了债务覆盖率、利息保障倍数和资产负债率三项指标作为判断企业最大债务规模的指标，而在具体企业最大债务规模的测算研究中，可以根据其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灵活选取指标。

1.债务覆盖率（DCRt）

企业的债务覆盖率是判断企业违约风险的基本评价指标。债务覆盖率是指企业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自由现金流与债务偿还责任的比值。

DCRt= FCFt /（RPt+IEt）

式中，FCFt 表示t年企业自由现金流；RPt 表示t年到期债务本金；IEt表示t年应付利息。

2.利息保障倍数（ICRt）

利息保障倍数指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率。它是衡量企业支付负债利息能力的指标。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相比，倍数越大，说明企业支付利息费用的能力越强。因此，债权人要分析利息保障倍数指标，以此来衡量债权的安全程度。

ICRt =EBITt/IEt

式中，EBITt表示t年息税前利润。

3.资产负债率（DRt）

资产负债率是指总债务/总资产。

DRt=TDt/ TAt

式中，TDt表示t年总债务；TAt表示t年总资产。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三项指标建立如下数学模型：假设债务覆盖率不小于α，利息保障倍数不小于β，资产负债率不大于γ。

MAX TDt

s.t. DCRt=FCFt /（RPt+IEt）≥α

ICRt =EBITt/IEt≥β

DRt=TDt/TAt≤γ

例如，要测算出一个化工企业的最大债务规模，我们根据行业特征，可以给定α=1.3、β=1.7、γ=60%，根据上述条件便能得出在特定条件下的企业最大债务规模。

本研究的优点在于对自由现金流的分析相对清晰，但是在指标的选取上缺乏有力的理论依据，上述使用指标是否为最优选以及哪些指标组合构成最优选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参考文献：

[1] 石伟、蒋国瑞：《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模型研究》，载《财会通讯》，2009（3）：63-66。

[2] 陈德泉：《高速公路项目融资债务偿还能力现金流分析》，载《交通企业管理》，1999（3）：34-36。

[3] 满海珍：《企业负债规模研究》，载《企业问题探讨》，2009（14）：62-64。

[4] 冯建军：《企业负债的动态优化模型与评估》，载《江汉论坛》，2005（4）：22-24。

[5] 石伟、蒋国瑞：《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模型研究》，载《财会通讯》，2009（3）：63-66。

作者单位：吕向东 大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

汪剑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乡村债务规模及风险评估问题初探 篇4

一、乡村债务规模及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

我们认为, 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 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分析和判断。

1.从定性的角度来看

一个地区乡村债务规模是否适度, 可以在分析一些非财务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初步判断。

(1) 考虑宏观政治经济环境。

在目前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在短期内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条件下, 乡村为了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一时之需, 在其它的融资手段短缺的情况下, 适度地举借一些必要的债务是合情合理的, 也是迫不得已的。

(2) 考虑地区经济状况和竞争地位。

一般来说, 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其天然的政治经济地理及人文优势, 客观地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因此, 具备各方面优势条件的地区, 由于其充足和良好的发展后劲, 即使目前债务规模相对较大, 未来也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债务风险。

(3) 考虑负债的目的和管理者的素质。

一个地区的干部和管理者的素质是决定债务风险状况重要因素之一。就一个基层政府和组织来说, 研究债务风险, 要看其举债的目的是为了搞形象工程捞取政绩还是为群众办实事。目的不同, 结果会大不一样。这一点同企业负债的道理是相通的。就一个企业来说, 是否具有产生足够现金流量以偿还债务的能力, 既取决于管理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也取决于管理者能否善于抓住市场机遇, 利用负债手段“借鸡生蛋”扩大再生产。

此外, 还要看一个地区或组织是否制定有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是否为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而采取了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这也是评估债务是否具有风险的重要参考依据。总的来说, 举债只要是真正用于为群众办实事, 有助于促进当地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 而又不会带来过大的偿还风险就应该说是基本合适的。

2.从定量的角度来说

一个地区乡村债务规模是否适度, 有必要借助于一些债务风险指标来判断。在目前尚未探索出科学的乡村债务风险评估的完整指标体系的情况下, 可以参考一些学者提出的有关国债风险分析的一些指标, 并予以适当的补充和修正来进行初步分析。

二、乡村债务规模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从近年来有关学者对乡村债务适度规模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所采用的指标来看, 运用较为广泛的指标主要是:债务依存度、债务率、偿债率 (这三个指标是衡量国债风险的常用指标) 、农民人均负债额、个人债务负担率。我们认为, 单纯依靠这些指标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乡村债务问题的不同侧面, 也不能真正对一个地区乡村债务规模的合理性及债务风险的大小做出全面的衡量。这是因为, 以往人们所运用的指标以及标准的界定过于侧重与国债风险分析指标的相匹配。事实上, 尽管乡村债务的运行机理与国债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无论是从两者产生的原因还是从其偿还的渠道和方式来看都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 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及风险大小的衡量指标和标准应与国债有所不同。鉴于此, 我们不仅对过去人们常用的衡量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的指标的内涵进行了适当的修正, 而且还引入和补充了资产负债率、赤字率、债权债务比率、债务负担倍数等新的指标。这样将更有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修正后的具体指标含义及标准如下:

1.债务依存度

该指标是指乡村当年债务收入 (新增额) 占财政 (财务) 支出总量的比重, 反映乡村财政 (财务) 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 表明乡村财政 (财务) 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 将对未来乡村财政 (财务) 的平衡构成潜在的威胁。考虑到乡村财政来源渠道的单一性和财政支出的刚性, 我们认为, 目前该指标一般应控制在10%左右。

2.债务负担倍数

该指标是指乡村债务余额 (累计额) 占当年财政 (财务) 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用于从动态上反映当前财政 (财务) 所承担的债务偿还压力。比例越高, 说明目前的债务偿还压力越大。考虑到目前乡村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们认为, 该指标一般应控制在6左右。

3.债务偿还率

该指标是指乡村当年实际偿还的各种债务 (本息) 占当年债务余额 (累计额) 的比重。该指标是对国债指标体系中的偿债率指标的修正。指标比率越高, 说明偿还债务能力越强。我们认为,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对乡村债务来说, 该指标一般应该超过5%。

4.资产负债倍率

该指标是指乡村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用于从财务的角度静态地衡量乡村偿债能力的大小。比例越高, 说明乡村的现有的债务风险越高。我们认为, 从目前我国乡村的实际出发, 该指标的数值一般不能超过1.5倍 (该指标不同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1倍, 已属于严重的资不抵债, 可以破产, 而乡村政府和组织是不能破产的) 。

5.农民人均负债额

该指标是指乡村债务总额与全部农业人口的比率。用于反映一定时期内乡级或村级债务余额折合的农民人均额。人均负债额越高, 说明乡村债务风险越高, 偿债压力越大。我们认为, 对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 该指标的比例最好能控制在300元左右。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其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后劲和良好的持续性, 该指标的数值可以适当增加。

6.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

该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者村级人均债务余额相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该指标是对农民人均负债额指标的完善和补充。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越高, 说明乡村债务风险越高, 偿债压力越大。有学者提出, 乡村两级的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不宜超过10% (牛竹梅, 2002) 。我们根据有关调研数据推算后认为, 该指标的比例目前可以控制在15%左右。

7.财政赤字率

对政府债务来说, 该指标是指年度财政赤字与年度GDP的比值。国际公认警戒线为不高于3%。对乡村债务来说, 可以用乡村财政赤字占年度财政收入的比重来作为衡量乡村债务风险大小与否的参考指标。显然, 对乡村债务来说, 该指标的比例最好为0或者在0以下。

8.债权债务比率

该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村债务总额与债权总额的比率。乡村的债权债务比率越高, 说明乡村债务风险越高, 偿债压力越大。考虑到现实中乡村债权回收的难度一般都比较大, 我们认为, 这一指标无论高低, 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参考指标。但一般来说, 该指标不应超过10倍。

通过以上单项指标及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分析, 可以为初步判断乡村债务的规模适度与否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三、乡村债务规模和风险评估的实证分析

2008年, 我们曾对部分省市80余个乡镇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但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 一些乡镇要么不能充分提供相关资料, 要么提供的资料不够真实可靠。通过比较分析, 为了便于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及时地补充和修订有关资料, 我们最终还是确定并随机选取了河南的20个乡镇数据作为有效样本 (按照相关乡镇要求, 资料中不能披露乡镇的名称) 。下面, 我们就以这20个乡镇 (本级) 截至2007年12月31日的有关数据资料为例, 对样本乡镇债务的规模和风险状况进行初步的评估和分析。根据调研资料对样本乡镇的相关指标计算, 可以看出 (见表1) 。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调研资料整理。

1.债务依存度

除了新县苏*乡 (38.89%) 、尉氏县大*乡 (107.2%) 和洛宁县*水乡 (37.5%) 3个大乡镇较高以外, 其余绝大多数乡镇的债务依存度均在5%左右, 未超过10%。显然, 单纯从这一点来看, 大多数被调查乡镇2005年当年新增负债的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乡村债务的严密监控和强化管理下, 多数乡镇随意举借债务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不仅如此, 一些乡镇还积极采取措施, 偿还了部分旧债, 减少了债务总量。在样本中, 共有7个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偿还和减少了债务总量, 占到了全部样本乡镇的35%。其中, 南召县城*乡当年偿还的债务数额达200万元。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债务依存度情况如图1所示。

2.债务负担情况

2005年, 20个乡镇中有2个乡镇即新蔡县孙*乡 (22.1) 、罗山县东*乡 (21.6) 的债务负担倍数均在20以上, 占到了全部样本乡镇的10%;有4个乡镇即遂平县*庄乡 (17.19) 、台前县*坝乡 (14.48) 、尉氏县大*乡 (10.83) 、新县苏*乡 (10.48) 的债务负担倍数均在10-20倍之间, 占到全部样本乡镇的20%;有2个乡镇即南召县城*乡 (7.52) 、襄城县库*乡 (6.85) 的债务负担倍数在6-10倍之间, 占全部样本乡镇的10%。其余12个即60%的乡镇的债务负担倍数均6倍以下。从样本乡镇的这一项指标值来看, 的确有少数乡镇目前的债务负担相当沉重, 如前述的新蔡县孙*乡 (22.1) 、罗山县东*乡 (21.6) 、遂平县*庄乡 (17.19) 等。特别是罗山县东*乡, 当年财政收入仅有45万元, 而累计债务已有972万元, 债务负担倍数达到了21.6倍。但仍有60%的乡镇其债务负担倍数在6倍以下, 负担相对较轻。如果这些乡镇

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发展生产, 努力增加财政收入, 坚决避免以后再过度负担新的不良债务, 未来偿还现有债务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债务负担情况如图2所示。

3.债务偿还情况

2005年, 20个样本乡中有10个乡镇的债务偿还率为0, 占全部样本乡镇的50%。即使在偿还了部分债务的乡镇中, 除少数乡镇如新县*店乡 (债务偿还率为16.9%) 、南召县城*乡 (债务偿还率为8.1%) 以外, 其余乡镇的债务偿还率也普遍较低, 均未超过5%。这一现象说明, 绝大多数乡镇由于财力有限等原因, 目前已经无力偿还过去的旧账。如果国家不出台相关的化债政策和措施, 在当前的形势尤其是税费改革的大背景下, 寄希望于短期内全部化解乡村债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不少人认为目前乡村债务难以化解的观点。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债务偿还情况如图3所示。

4.资产负债情况

2005年, 样本乡中有7个乡镇由于没有提供有关资料而无法计算资产负债率。从能够获取相关资料的13个乡镇情况来看, 最高的是洛宁县*水乡, 资产负债率为7.55倍;其次是新蔡县砖*乡, 资产负债率为6.99倍;其三是洛宁县*族乡和新蔡县孙*乡,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97和5.81倍。在13个乡镇中, 只有4个乡镇的资产负债率没有超过100%。就能够计算该指标的乡镇情况来看, 毫无疑问, 如果从财务的角度来说, 有将近七成 (70%) 的乡镇已经资不抵债, 处于破产的边缘。但就乡镇政府这一特殊“组织”来说, 衡量其债务风险并不能单纯从财务角度来分析。这首先是因为许多地方对于乡镇一级的资产从未进行过认真全面的清查和评估, 一些数据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的资产负债状况;其次, 按照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 乡镇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一般是不作为资产核算的;其三, 我们调查了解的数据是各乡镇财政部门自行上报的, 由于会计核算及其它多种方面的原因, 都很难保证所谓其账面资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 我们还必须综合其它方面的情况从整体上来考虑其债务风险。截至2005年, 部分样本乡镇资产负债率情况如图4所示。

5.农民人均负债额情况

2005年, 20个样本乡中, 农民人均负债额超过800元的有2个乡镇, 分别是南召县城*乡 (945.6元) 和新县苏*乡 (828.3元) , 占全部乡镇的10%, 而这两个乡镇正分别处于豫西南南阳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豫南信阳的革命老区。这印证了此前一些学者认为的越是穷的地方乡村负债越多的观点。农民人均负债额在400至800元的有5个乡镇, 占全部乡镇的25%。农民人均负债额在200元至400元的有7个乡镇, 占全部乡镇的35%。农民人均负债额在200元以下的有6个乡镇, 占全部乡镇的30%。从总体情况来看, 有超过65%的乡镇, 农民人均负债额在350元以下。这说明, 就大多数乡镇来看, 尽管债务总额的绝对数量都相对较大, 但从农民人均负债额 (全部乡镇的农民人均负债额为342.5元) 的情况来说, 多数乡镇的债务风险仍然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内。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农民人均负债情况如图5所示。

6.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情况

农民人均负债额只是从绝对值这一侧面反映了乡镇债务规模的大小, 要更全面地衡量农民人均债务负担和乡镇债务风险的大小, 还需要同当地农民的实际纯收入相比。这需要进一步地计算和分析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指标。就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情况来说, 2005年, 在20个样本乡中, 除了比较特殊的南召县城*乡农民债务负担率高达67.5%以外, 其余乡镇中, 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在20%至40%的乡镇有5个, 占全部乡镇的25%;农民债务负担率在20%以下的乡镇有14个, 占全部乡镇的70%。其中, 还有8个乡镇 (占全部样本乡镇的40%) 的农民债务负担率在10%以下。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了, 目前除极少数乡镇 (如南召县城*乡) 债务风险较大以外, 大多数乡镇并不象某些学者所说的“债务风险已经使乡镇处于崩溃的边缘”。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情况如图6所示。

7.乡镇财政收支的平衡状况

按照有关规定, 乡镇政府一级的财政预算及决算都应该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只有这样, 才能有利于乡镇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 如果过去大多数乡镇做到了这一点, 今天也不可能有乡村债务这一棘手的问题了, 即使个别乡镇使有一定数量的债务, 化解起来也不会过于困难。乡村债务问题之所以在目前如此突出, 正是与前些年许多乡镇不顾本地经济实力 (财政收入) 、盲目借贷导致支出失控有很大关系的。尽管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下, 乡镇负债运行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但从20个样本乡的情况来看, 2005年, 除了两个乡镇即洛宁县*族乡 (赤字率+42.6%) 和登封市**乡 (赤字率+26.5%) 财政有结余, 另有7个乡镇财政收支持平外, 其它的11乡镇的财政收支基本上都有赤字, 仍然是不平衡的。其中, 赤字率超过-100%的有5个乡镇, 占全部样本乡镇的25%。个别乡镇如新蔡县孙*乡的财政赤字率高达-318.5%, 而罗山县东*乡的财政赤字率也高达-273.3%。毫无疑问, 对于这类乡镇来说, 如果这种状况得以持续, 未来乡村债务的化解就会是一句空话。因此, 为了给未来乡村债务的化解打下基础和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今后各地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监督和管理, 严防乡镇财政赤字运行。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财政收支平衡情况如图7所示。

8.债权债务比率情况

2005年, 20个样本乡中, 债权债务比率除了洛宁县*水乡 (264.1倍) 、襄城县库*乡 (57.52倍) 、台前县*坝乡 (41.9倍) 、罗山县东*乡 (24.3倍) 较高以外, 其它乡镇的债权债务比率均在10倍以下。但是, 如前所述, 考虑到现实中乡村债权回收的难度比较大, 我们认为, 这一指标无论高低, 只能作为衡量乡村债务风险高低的一个辅助性参考指标。截至2005年, 样本乡镇债权债务比率情况如图8所示。

我们认为, 尽管以上列示的20个样本乡镇数量有限, 但由于是从随机选取的80余个样本乡镇中进行二次筛选出来的, 其各项指标仍然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反映出目前我国尤其是中部地区乡镇债务的一些不同特征。因此, 根据上述资料, 我们可以采取综合评分法对这些乡镇的债务规模和风险状况作进一步地分析和评价。假设以上每项指标对乡镇债务风险大小的影响程度分为3个等级, 在每个等级中, 每增加1分风险得1分。每项指标对债务风险的影响最高为3分, 综合评分的结果如表3所示。

如果我们假设得7分以上者债务风险为高 (债务规模过度) ;得4-6分者债务风险为中 (债务规模基本适度) ;得1-3分者债务风险为低或基本无风险 (债务规模比较适度) 。则20个样本乡镇中, 债务风险高的乡镇有7个, 占全部乡镇的35%, 它们分别是:洛宁县*水乡 (11) 、新蔡县孙*乡 (10) 、罗山县东*乡 (10) 、尉氏县大*乡 (9) 、台前县*坝乡 (9) 、新县苏*乡 (8) 、南召县城*乡 (7) ;债务风险为中等的乡镇有5个, 占全部乡镇的25%, 它们分别是:遂平县*庄乡 (6) 、洛宁县*族乡 (5) 、襄城县库*乡 (4) 、新蔡县砖*乡 (4) 、新县卡*乡 (4) ;债务风险较低或基本无风险的乡镇有8个, 占全部乡镇的40%, 它们分别是:南召县*门乡 (3) 、南阳卧龙区*乡 (2) 、郏县广天乡 (2) 、确山县*沟乡 (2) 、襄城县*庄乡 (2) 、新县*店乡 (1) 、商水县*岗乡 (1) 、登封市**乡 (1) 。

根据以上资料的分析, 就样本乡镇债务的规模和风险情况,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

从总体来看, 大部分 (65%左右) 乡镇债务的规模并不十分过度 (或者说基本适度) , 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局部来看, 少部分 (35%左右) 乡镇债务的规模出现了相对过度的状况, 债务风险相对较高。

以上, 我们简要地说明了乡镇债务的风险及其适度规模的评估问题。对于村级债务, 由于其形成原因更为复杂, 来源渠道更多, 再加上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 且难以获取比较真实准确的数据资料, 要想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判断其规模是否适度是十分困难的。在此, 我们不再作过多的探究。

摘要：对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及风险大小进行科学评估, 可以为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进行债务管理和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论述了乡村债务规模及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同时, 还结合调查资料对部分地区乡镇存量债务的规模及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

债务规模论文 篇5

根据审计署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 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 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 增长12.94%。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8437.10亿元, 占47.9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负债9079.02亿元, 占23.6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0959.69亿元, 占28.48%。

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

近年来,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一直在上升, 且增速一直在20%以上, 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甚至超过了60%。虽然在2010年回落到20%以下, 但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看,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都是过大的。

2005年至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28262.86亿元、35701.64亿元、45098.31亿元、55687.4亿元、90169.03亿元和107174.91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呈现上升的状态, 且在2009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速最快, 由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足3万亿到超过10万亿仅仅用了5年时间。

如表所示, 2005年至2008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分别为15.28%、16.50%、16.97%和17.73%, 2009年和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则达到26.45%和26.71%。而债务负担率的国际公认标准是20%,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已超过国际公认标准。同样, 2005年至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依次为106.31%、112.25%、108.12%、107.84%、147.42%和146.91%, 均超过了公认的100%的标准。

单位: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的原因

地方政府负债数额过大且债务管理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划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收入的同时, 却没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 导致财权不断上移, 而事权却不断下移。

从财权方面看, 地方税收大多是税源分散和收入不稳定的税种, 而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则作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加之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行, 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再次被缩小。虽然辅之以转移支付制度, 但如今的转移支付效率较低且不规范, 因此无法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从事权方面看, 各级地方政府在向上集中资金的同时, 仍要承担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支出, 地方政府支出比重要远高于其收入比重。例如2012年, 地方财政收入为61077亿元,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2.11%;而地方财政支出为106947亿元,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5.07%。

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 使得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地方政府事权的需求, 驱使地方政府以举债的方式扩大收入, 从而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

四、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对策

(一) 合理划分事权范围

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 许多发达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因此, 我国也应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 避免各级政府在事权上的缺位或越位等。

根据公共产品受益范围, 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首先, 由全国居民享用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 如国防、外教等;此外, 调节地区间和居民间收入分配的支出也应由中央政府负担。其次, 由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 如地区性交通、基础教育、消防等。再次, 具有跨地区“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 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别承担, 如垮地区的铁路、江河治理、高等教育等。

此外, 公共产品的提供应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可以由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 由市场提供;市场提供有困难的公共产品, 由政府帮助市场提供或市场与政府共同合作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 应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多样化, 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还可以减轻各级政府的事权压力。

(二) 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按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 在确定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同时, 根据事权范围给予相应的财权。

首先, 建立地方主体税种。根据税种的属性, 将各地区间分布均匀的、税基流动性小的且税收收入较多且稳定的税种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根据以上原则可以考虑以财产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 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地方主体税种不仅可以增加地方税收收入、为地方政府支出提供收入支持, 还可以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其次, 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分享比例。如今的税收划分比重偏重于中央政府, 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是75%:25%;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都是60%:40%。显然, 地方政府的税收分享比例较低, 可以适当降低中央政府在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的分享比例, 相应提高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 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事权需要。最近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和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收到较大影响, 这些都为提高在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地方政府分享的比例提供了理由。

再次, 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在保证中央政府税收主导地位的同时, 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 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征部分新税种、确定税率等, 不仅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也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自主性, 从而增加地方的税收收入。

(三)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相对减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对地方实行了转移支付制度, 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向地方转移财政资金。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转移支付的力度还不够, 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较明显。针对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 建立转移支付相关法律。如今我国还没有相关的转移支付法律, 这使得转移支付的随意性较强、不规范, 还会出现寻租等问题。因此, 应在参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 建立转移支付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转移支付的程序、资金分配的方式和方法等, 并逐步形成稳定的转移支付制度框架。

其次, 加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由于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 使得越是富裕的地区转移支付越多, 不利于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因此, 应在坚持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下, 加大对地方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 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将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 减轻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同时, 改进一般转移支付规模的计算方法。用“因素法”取代“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 科学、准确的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均GDP、人口教育状况、农业产值等因素, 使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能得以真正实现。

摘要：近些年,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不断上升, 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究其原因, 主要是地方财政以举债的方式扩大收入,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转移支付效率较低且不规范。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 应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 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以化解债务风险,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债务,债务规模,问题与对策

参考文献

[1]谢启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探析[J].税收经济研究, 2012 (6)

债务规模论文 篇6

一、文献回顾

1. 国外文献综述

罗伯特·希金斯最先提出了基于财务管理视角的财务可持续增长观, 特别强调了对财务状况进行可持续增长研究的意义所在, 同时从财务的角度对财务可持续增长率进行了定义——财务资源不耗尽的基础上企业销售增长的最大比率。其可持续增长模型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即是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率。明确指明了“不增加新股”, 即不采用股权融资的前提下, 企业发展所能到达的最大值。

詹姆斯·C·范霍恩认为可持续增长率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状况确定了模型中各个指标的目标值, 进而确定了销售收入能达到的增长极限。

范霍恩与希金斯的最大区别就是强调可持续增长率是实际值而非目标值。希金斯的定义没有这种限定, 认为可持续增长率同其他财务比率一样, 既可以按目标值计算, 也可以按事后的实际值计算。可持续增长模型的提出, 为增长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2. 国内文献综述

徐沛 (2004) [1]利用企业财务计划模型计算企业不同融资约束下的预计增长率, 与实际增长率对比发现我国半数以上的企业预计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 由此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企业经营增长之间关系不大, 利用股权融资效率低下的结论。

施军 (2009) [2]认为, 可持续增长的思想要求企业管理决策人员事先预计并且加以解决当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不一致时所导致的经营、财务问题。当实际增长率低于可持续增长率时应减少债务, 以剩余资金清偿债务, 减轻资金成本带来的压力, 增加企业利润。

李淑云 (2011) [3]对最新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和经营绩效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 公司规模和成长性与经营绩效正相关, 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无明显相关性。

梁晓娟 (2013) [4]运用可持续增长理论, 对2005-2011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销售收入和融资增量进行回归分析, 证明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增长, 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来平衡收入增长与财务资源时, 内源融资是首选, 其次是债权融资。继流动负债融资之后, 应选择长期负债来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 而不是过多的依靠股权融资。

以上文献研究表明, 负债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企业经营收入的增长且效果明显, 但是, 负债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可持续增长管理强调企业的增长应该是增长速度与财务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 任何企业都不能盲目地追随市场, 应控制销售收入和负债的不合理增长。

二、可持续增长率与融资规模的关系研究

1. 可持续增长模型的选择

可持续增长模型主要有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希金斯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和范霍恩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其中, 范霍恩的模型包括稳态均衡模型和动态非均衡模型。希金斯的模型的推导起点是股东权益增长率, 其计算可持续增长率所依据的股东权益是期初股东权益, 而范霍恩稳态均衡模型则是以销售额增长率为推导起点, 计算可持续增长率所依据的股东权益是期末股东权益。而范霍恩的动态非均衡模型, 尽管突破了不发行新股的假设, 但由于新股发行并不是经常发生, 使得模型只能应用于特定的期间 (发行新股的当期) 而不具备长期的指导意义。尽管二者的推导起点和模型的形式不同, 但其思路和逻辑却是一致的, 即资产的增加必须等于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增加 (资金的运用等于资金的来源) , 均是基于会计口径的可持续增长模型,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增长的实质和途径。

两个模型经过转化后, 可以发现实际上二者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公式是一致的, 即:

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笔者在写本文之前, 曾到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考察过, 了解房地产公司在债务融资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存在的问题, 因此, 本文以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目的, 即分析资产负债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我们将可持续增长模型中的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留存收益率确定为不变量来重点分析资产负债率和销售增长率。

此外, 本文选取了2015年综合实力排名前十的1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以及与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同在贵州省的中天城投近5年的财务数据作为对比研究样本, 研究数据来源于新浪网提供的各上市公司各年年度财务报表和《中国统计年鉴》, 可持续增长率用excel计算得出。

3. 指标选取

本文针对可持续增长模型选取了销售净利率、权益乘数、总资产周转率、留存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作为变量指标。

4. 模型数据计算分析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搜集的2008-2012年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计算得出房地产行业的与上述变量有关的平均值, 结合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的相关指标, 分析该公司为了赶上行业平均水平, 维持较合适的可持续增长率而应该保持多少资产负债率。

(1) 确定不变量的数值

销售净利率—10.00% (公司规定的目标值;基于集团公司各年的经营指标确定, 但各地域差异不同, 净利率会有所不同)

总资产周转率—19.63% (行业平均值;由《中国统计年鉴网》2008年~2012年房地产行业数据计算而来)

留存收益率—100.00% (公司未上市, 税后净利润除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外, 剩余净利润不进行股利分配)

(2) 资产负债率与可持续增长率关系分析

为了清楚直观地反映资产负债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关系, 笔者进行了如下测算, 见表1:

根据对资产负债率不同区间的数据测算发现, 资产负债率和可持续增长率在一定范围内呈正比。资产负债率达到98.04%时, 可持续增长率变为负值, 说明资产负债率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可持续增长率不增反降至负值。但是可持续增长率的最高峰28042.86%这个比值是极其不合理的增长率, 因此需要确定合理的可持续增长率, 进而测算合理的资产负债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网》2008年-2012年房地产行业数据, 计算出行业平均可持续增长率—11.08%。

因此, 得出结论, 为保持可持续增长率11.08%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资产负债率维持在80.32%左右是较合适的。

(3) 2015年中国十大房地产企业债务融资情况

笔者对中国十大房地产企业2009~2013近五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结果, 中国排名前十的房地产中, 中海地产和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较低, 均为百分之六十几;恒大地产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较高, 达到82.41%;其余七家企业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左右。此外, 这十家房地产企业近五年的资产负债率都保持较稳定水平, 而中天城投和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波动较大且偏高。

三、结论

本文的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也采用了具体的财务数据对可持续增长率进行测算, 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即企业为了增加销售增长率, 充分运用财务杠杆, 应该适当地增加负债, 在股权融资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债务融资是一个有效地途径。当然, 并不是举债越多越好,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本成本高、资金回笼慢的特殊行业。为了让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增长与负债增长之间维持一个较合理的函数关系, 实现销售与债务的平衡, 企业应该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 把融资规模合理化, 即尽量让企业维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 使其可持续增长率与行业水平接近并保持一致, 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 针对房地产企业存在的融资问题, 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1. 加快资金回笼

加快资金回笼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客户按揭贷款的实时跟踪。针对于签完合同后, 办理按揭贷款有困难和问题的客户, 公司应及时的与客户、银行沟通, 了解迟迟未办理贷款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尽最大可能帮助其完成贷款资料的准备, 保证银行及时放款。二是高度重视监管资金核拨工作。监管资金核拨不力, 将不利于房开企业资金快速回笼, 工程进度受到严重影响;反过来, 由于资金不足, 影响后期工程款的支付, 加大了融资的困难。通过增快核拨频率、利用领导间关系资源、反复与房管局沟通、加快施工进度等手段, 实现监管与核拨使用的良性循环, 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融资负担。

2. 重视决策管理, 保证销售速度和融资规模相匹配

房地产企业管理层在制定经营决策时, 应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以销定产, 以销定债, 严格控制资产负债率, 使其处于可控区间, 保证了融资结构的高弹性, 避免形成过高的融资规模, 造成资源的大量闲置。

3. 寻求多元化融资渠道

对于尚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来说, 销售回款和银行贷款是其主要的融资途径, 当市场环境不景气时, 房地产销售受到影响, 这必然给企业造成过大的还贷压力, 严重了会导致房地产资金链断裂。为降低我国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 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房地产企业应该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不断创新融资渠道和工具, 分散企业融资风险。针对无法通过股权融资的房地产企业而言, 本文就融资的改进和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上市融资。房地产企业上市以后, 可以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 降低资本成本, 效率高。再者, 上市以后企业知名度提高,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进而带动其销售, 间接给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加快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举措对于银行而言, 有利于降低其融资成本, 增大筹资机会, 提升资本充足率和使用效率, 扩展其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 可以帮助企业突破融资瓶颈, 扫清无法在资本市场使用股权直接融资的障碍。但是, 在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同时, 应加大监督力度, 规避其带来的风险。

三是积极发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是一种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汇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 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管理, 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信托基金。从本质上看, 其属于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方式。它具有收入稳定、流动性高、投资透明以及专业化管理等特点, 可以激励和督促经营者用心运作资产, 以达到投资者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促进房地产企业之间的重组与并购, 使行业规模化和资源配置合理化。此外, 利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进行融资, 建立稳定的资金供给机制, 能够有效保证房地产行业的长期投资需求, 同时, 也能保证政府的利益, 并能有效地规范整个房地产行业。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建立和发展高效、透明、完善的房地产信托产品二级市场, 加强对其监管, 增加资金投资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徐沛.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 2004, (3) :4-10.

[2]施军.可持续增长率在企业中的运用[J].财会月刊:会计版 (上) , 2009, (9) :72.

[3]李淑云.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西南大学, 2011.

债务规模论文 篇7

1 村级债务适度规模的涵义与特征

1.1 村级债务适度规模的涵义

村级债务适度规模是指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下, 农村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何谓合理的数量界限?本人认为:村级债务规模的合理数量界限应是农村举债的一个合理的数量范围或区间而不是一个具体数, 即村级债务适度规模是指村级债务资金筹集的最高数量界限范围内的举债数量。最高数量界限是指村级债务规模的最高数量, 超过这一界限就是农村过度负债, 就易造成村级债务危机。村级债务规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历年农村累积债务余额;二是当年乡村债务总额。历年累积债务余额, 即农村通过举债筹集资金以来历年举债额之和扣除已偿还金额之后的数额, 它表明农村尚未还本付息的债务额。当年村级债务总额是指某一财政年度, 农村举债筹资总额。村级债务适度规模既是在现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农村累积债务余额适度, 也是农村当年债务总额适度。

以国债为借鉴, 借用牛竹梅教授设计的适合中国乡村实际的债务适度规模指标体系和指标值, 在现阶段中国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财力不足、清偿能力弱的情况下, 其债务依存度应限制在15%, 偿债率应限制在8%, 债务负担率以低于30%为宜, 农民人均偿债率以2%为最高限, 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以低于10%为宜的指标值。

1.2 村级债务适度规模的特征

适度的村级债务规模是农村举债的警戒线, 逾越或不适度都会降低举债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村级债务适度规模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规模效益性。即在一定的村级债务规模下村级债务筹资可得到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村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资金需求总是带有“量”的特征, 也就决定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债务资金的需求量。若村级债务规模过小, 一方面使农村闲置的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也不能充分发挥债务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若村级债务规模过大, 一方面会造成资金浪费, 降低村级债务资金的利用效益, 另一方面会造成村级债务负担过重, 超出其偿债能力形成村级债务危机。”见图1。

按一般原理, 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成正比, 与债务负担成反比关系。当“偿债能力>债务负担”时, 表明乡村债务负担尚未达到负担的极限, 还有利用乡村债务的潜力;当“偿债能力<债务负担”时, 则说明乡村无力承担其债务。因此, 只有当“偿债能力=债务负担”时, 才达到了乡村适度债务规模, 既可充分发挥债务筹资方式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又可避免资金浪费。

二是成本适中性。成本是指取得债务资金所付出的代价。乡村债务资金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即债务资金取得成本和使用成本:间接成本即乡村债务对经济的负效应。一般来说, 乡村债务规模越小, 其成本越小:债务规模越大, 其成本越大。但乡村债务成本与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是线性的, 不同的债务规模其边际成本是不相等的。当乡村债务边际成本大于乡村债务边际收益时, 乡村债务规模越大, 损失越多;只有当乡村债务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 由此确定的乡村债务规模才是最适度的。

2 海游镇调查区域的收入、支出、债务状况

三门县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 西枕天台山、北接宁波、南邻台州市区。县域面积1510km2, 下辖10镇4乡, 总人口40万。海游镇为城关镇, 由5个社区和49个村组成, 截至2007年底总户数22700户, 总人口84354人, 经济总产值和人口数均居全县各乡镇之首。

2.1 债务余额情况

据对海游镇14个村的调查, 其中2个没有债务3个债务不到1万元的村后, 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凡是负债高的往往是因基建公用设施而形成的, 而负债低的除了历史上的前任拖欠外就是收入不够抵消管理费支出而形成的。对另外9个村的债务情况如下:

2.2 各收入支出情况

这里的收入的指经营收入或发包收入、补助收入和土地征用款等其他收入;支出仅包括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 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和基建支出。各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水果市场、青蟹市场、副食品市场、停车场、菜市场等场地租金收入、房产租金收入、建材市场、土地承包款收入、水库及塘出租收入等。

3 村级债务适度规模衡量的指标体系

参照适度国债规模指标, 衡量村级组织债务适度的指标, 主要包括:债务依存度、债务偿债率、债务负担率、农民个人负担率。

3.1 债务依存度

村级债务依存度反映了当年乡村支出中有多少是依靠举债来实现的。对于不同的乡村举债主体来说, 乡村债务依存度计算是不一样的。国际上一般将20%定为债务依存度的安全线。

村级组织债务依存度=当年村级组织债务收入额/当年村级组织支出总和村级组织债务总额包括村级组织通过举债筹集的所有资金, 既包括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筹集的债务资金。也包括从其他单位、部门以及民间组织筹集的债务资金。村级组织债务依存度反映了村级组织支出对债务的依存程度。村级组织债务依存度越高, 反映了村级组织支出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越大, 村级组织自有财力相对薄;反之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越小, 村级组织自有财力相对较强。

总支出包括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和基建支出。根据表3、表4提供的数据, 因各个年度的债务收入很不均衡, 故视4年为一个时间周期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如表5, 基本上远远低于20%的安全线, 其中平均每年举债极限=4年村级组织支出总和*20%/4。

3.2 偿债率

偿债率是指乡村在一定时期偿付债务本息额在乡村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即当年的乡村居民总收入中有多少用于乡村债务的还本付息。这一指标既反映了乡村债务清偿能力, 也反映了乡村居民总收入偿债后可任意配置资金的比例。国际上一般将10%定为偿债率的警戒线。

村级组织偿债率, 是指村级组织在一定时期偿付债务本息额在村级组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指标反映了村级组织债务的清偿能力。偿债率高, 反映了村级组织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比例大, 村级组织可用于新公共产品提供和行使其职能的支出比例小;反之, 支出比例大。

村级组织债务偿债率=当年村级组织债务还本付息额/当年村级组织收入总和

从目前农村发展现状来看, 村级组织收入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征地款, 即乡镇部门或企业占用村里耕地向村级组织缴纳的征地款项。 (2) 承包费, 即农民承包果园、房屋、村办企业或小水利设施等村集体资产所缴纳的承包费。 (3) 集体经济创业收入, 如利用村集体用地建设各种专业市场, 收取市场的摊位费等。这样的村级组织在支付干部工资、办公经费外有剩余, 还向农民提供统一生产服务, 相对债务较轻。象城东村所占有的各种市场诸如菜市场、副食品市场、青蟹市场等专业市场最多, 每年光收取的摊位费就有400～500万元, 村集体有了这么可观的收入, 积余的资金为村里兴办了很多的公益事业;而新港村的集体收入主要靠偏隅城关一角的房租收入每年才3～4万元, 而工资、办公费等管理费支出均在4万元以上, 村级组织出现负债难以避免。

根据表2、表3合计, 得出各年村级组织收入总和 (表6) , 结合表1, 因各年收入很不均衡故取加权平均数, 以2008年为例, 计算结果如表7, 基本上低于10%的警戒线, 其中平均每年偿还债务极限=各年村级组织平均收入*10%。

3.3 村级债务负担率

村级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乡村债务余额相对于乡村国内生产总值 (即农业增加值) 的比例, 即衡量乡村债务余额相当于乡村经济总量的比例。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债务总量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乡村债务负担率越高, 说明乡村通过债务筹集给乡村发展注入的资金越多, 同时, 也说明了乡村偿债负担重。不同的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债务承受力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债务承受能力越强。国际上一般认为政府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5%, 但经济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可略高些, 政府债务负担率可达60%。

村级债务负担率=村级债务余额/村级国内生产总值

因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没取到各村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在这暂且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 作为债务负担率的参考, 根据表1、表2, 以5年的债务余额和4年收入加权平均数为例, 计算出表8, 这个债务偿债率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要比村国内生产总值小, 所以实际的债务负担率会降低些, 极限债务余额会相应地提高。

3.4村级债务人均债务率

村级债务人均负债率是指一定时期村级债务余额相对于村总人口数的值, 相当于该村的债务平均分摊到本村民的数额。因此, 这一指标反

映了农民收入中必须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绝对额的大小, 该数值越大, 理论上农民债务负担越重, 村级债务对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影响就越大。但在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后, 农业“两税”附加也随之取消, 除难以操作的“一事一议”之外, 国家也不允许村级组织收取任何摊派开展公共服务, 也就是说村级的债务由村级组织负担, 农民不为村级组织所发生的债务买单。

村级债务人均债务率=村级债务余额/村人口总数

从上表来看, 丹峰村与城东村的人均债务率最高, 但如果结合表2该二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来看, 丹峰村年平均6600多元/人、城东村年平均7900多元/人的集体经济收入足以抵补该人均债务, 所以村级组织债务偿债压力不一定是债务余额最高的就最重, 往往要结合该村的集体收入。

综上所述, 海游镇各村的债务规模总体在指标要求的适度范围内, 局部村如善岙杨村与善岙蒋村过度负债。城北村表页上来看的债务偿债率和负担率都非常高, 如果该村从2006年起就把西区建设指挥部的500万元入账为征地款收入, 则二个指标均在合理界线内;城东村债务偿债率稍超出警戒线, 本人认为该村有巨额的集体收入和雄厚的村公积金后盾, 还有很强的债务承受力, 截止2010年底该村存款余额达1000多万之巨, 而且2010年的债务余额远远低于极限债务余额, 存在着严重的资金闲置问题。善岙杨村与善岙蒋村债务率超高, 原因是连续几年进行修路、造村前大桥等公共设施造成的, 一旦目前这些项目竣工完毕而不上马新的项目, 这两个村依靠其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偿还其债务不是很大的问题。新港村较务实, 其集体经济收入少, 村公共设施也搞得少, 基本上做到“量入为出”财务原则。

4 村级债务规模的控制建议

4.1 村级债务余额增长率不能大于农村经济增长率

村级债务最终需要偿还, 将成为村级组织的一种负担。因此, 必须控制村级债务规模, 将债务规模控制在农村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债务规模是否适度, 农村经济是否能承受债务带来的负担, 关键取决于村级债务规模的增长率与其经济增长率二者之间的比较。如果村级债务余额的增长与其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 或者村级经济增长快于其债务余额的增长, 那么, 村级债务余额不足以对其经济构成威胁;否则, 如果村级债务余额增长速度快于其经济的增长速度, 村级债务余额必对其经济构成威胁。因此, 村级债务要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村级债务余额增长率不能大于农村经济增长率。

4.2 村级债务实际利率不能大于村集体经济增长率

我国乡村债务的利率一般都在国家银行贷款年利率6%之上, 民间融资年利率在12%之上。如果农村债务的利率超过了农村经济的增长率, 农村债务的利息支出难以通过经济增长找到足够的财源, 也就是说, 农村经济发展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具体到每个农村也是如此, 要将债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每个村债务实际利率不能高于其经济增长率。

4.3 村级债务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近年来, 随着康居工程、道路硬化工程、三通工程、农村卫生、健身设施的推行, 每个项目县里实行阶段验收差额比例补助, 完成的工程建设项目项目越多, 村里享受的财政补助越多, 村民就充分享受到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乐趣。但县财政并不是全部补助, 而且是阶段性验收后才能领取到补助, 在验收之前都是要靠村级组织自自筹建设资金的, 借款的特点为向个人借款和拖欠材料商、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向个人借款是要付利息的, 民间利息至少在12%以上, 所以某个村一旦有基础设施建设, 导致债务迅速增长。因此, 必须要控制各村债务规模, 切合本村实际的建设基础设施, 切勿超越本身财力地大兴土木。

参考文献

[1]牛竹梅, 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 2002.

[2]吴昊, 我国国债适度规模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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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规模论文 篇8

关键词：净利润,综合收益,债务契约,增量信息

一、引言

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财会[2009]8号) 首次引入了“综合收益”概念, 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信息被要求披露于利润表中, 列示于每股收益之后。在此之前企业持有的已确认未实现损益一直被作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披露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综合收益的披露要求表明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 显示出财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 (Coase, 1937) , 会计信息为诸如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提供了现实依据。饶艳超、胡奕明 (2005) 的研究结果显示, 债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与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紧密相关。《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09—2011年, 贷款分别占社会融资总量的83.39%、71.33%和77.94%, 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融资的首选途径。而综合收益同时包含了企业在经常项目中已实现的收益和从非经常项目中取得的按会计准则规定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收益。与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核算范围更广, 改善了净利润决策有用性不足的缺陷。但综合收益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收益来源, 在衡量企业收益状况时, 其能否为银行决策提供信息增量, 将影响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本文从契约观的视角出发, 选取201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验证了综合收益与银行债务契约的相关性及其增量信息作用。本文的贡献首先在于填补了当前对综合收益契约有用性实证研究的空白;研究综合收益披露之后是否加强了会计信息的“信号”作用, 是否影响了利益相关方的决策, 评价当前综合收益信息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有利于针对现有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综合收益的披露与列报提出建设性意见, 从而为全面引进综合收益提供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 综合收益与决策有用观 葛家澍 (2007) 指出财务会计是为满足使用者预期目标而设计的一个人造系统。随着会计环境的变迁, 财务会计目标经历了由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谢获宝、刘波罗 (2010) 进而指出综合收益列报格式的变化是为了迎合会计目标在动态环境中内涵的变化, 为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综合收益信息突破了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 克服了传统收益信息的缺陷, 不仅是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的产物, 也是收益观念从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的体现。综合收益包括两部分内容:净利润, 即已确认已实现的收入、费用和利得、损失;其他综合收益, 即已确认未实现的持有收益, 具体包含可供出售市场证券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调整、外币折算调整、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等 (陈健, 2013) 。因此, 与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 能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收益状况。吴艳琴 (2010) 认为与传统业绩指标相比, 综合收益更具相关性、及时性和预测能力, 更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决策。从公司治理方面而言, 已有研究显示, 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操纵非经常项目的利得和损失来进行盈余管理 (叶建芳等, 2013) 。因此, 在利润表中确认与非经常项目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有利于银行识别管理层通过操纵其他综合收益中包含的持有收益的实现时间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 改变信贷决策。基于此, 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对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有很大作用, 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的签订具有指导意义。但综观国内外文献, 决策有用观下的综合收益所具有的信息含量在实际中是否有助于债务契约的签订, 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Jones和Smith (2011) 研究指出, 虽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价值相关性和预测性, 但其持续性较差, 信息含量具有阶段性。Barton, Hansen和Pownall (2010) 也证明其他综合收益潜在的平滑性和不可持续性使综合收益业绩指标在债务契约中并未得到最大利用。贺宏 (2012) 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强了综合收益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而管理层更偏好可控制的业绩, 综合收益在契约有用性上的作用被降低。总的来讲, 其他综合收益的利润平滑性、未实现性和不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综合收益信息对银行债务契约的有用性。

(二) 综合收益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 契约理论阐明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 利用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 降低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达到企业与市场相互并存的资源配置模式 (Coase, 1937) 。而财务会计的目标便是提供信息使有限的资源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有效配置。相对于股东来讲,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债权人的信息劣势更为明显, 在利益分配上承担更大风险。因此, 内部信息的不可获得性使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中更加依赖于可获得的已披露的会计信息, 并以此评估企业的资金需求和违约风险, 从而调整贷款决策, 实现信贷资源的最优配置。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企业盈利水平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异, 对信贷规模和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方向也没有一致定论。但已有研究 (廖秀梅, 2007;孙铮等, 2006;Minnis, 2011;陆正飞等, 2008) 均表明盈利能力显著影响了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饶艳超、胡奕明 (2005) 以问卷形式对我国银行信贷中会计信息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利润总额是银行关注程度最高的三种会计信息之一。经济后果观认为, 会计政策变更会通过改变企业财务会计指标而影响公司价值, 最终对经济资源在契约主体之间的分配产生影响 (Scott, 2006) 。与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在银行债务契约中是否有信息增量, 学术界观点各异。贺宏 (2012) 认为其他综合收益代表在未来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收益, 相对于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净利润而言更具有前瞻性, 也更具有债务契约有用性。但Biddle和Choi (2006) 指出净利润在契约签订上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Bamber et al (2010) 研究了管理层动机与综合收益披露位置的关系, 结果表明相对于单一的净利润披露, 综合收益的披露会提高债权人对企业收益不稳定性和高风险的认知, 降低企业贷款获得率。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一种体现, 在单独披露于利润表之后, 是否纳入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中, 作为银行债务契约签订的一项重要考察指标, 需要依赖于实际数据的支持。因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1、假设2:

H1: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确定有信息增量

H2: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确定没有信息增量

一方面, 与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包含了曾被视作“肮脏盈余”的来源于非核心业务活动的已确认未实现收益, 该增量收益信息将更有利于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 从而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 考虑到综合收益的可靠性、波动性、稳健性以及银行非理性行为的存在, 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难免囿于以往经验, 以传统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济状况, 忽略新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信贷决策的有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竞争性假设3、假设4:

H3:在银行债务契约中,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具有信息增量

H4:在银行债务契约中,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不具有信息增量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析上一年度的综合收益信息对本年度企业新增贷款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 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剔除了数据有缺失的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公司;剔除了被划归为ST类的公司;剔除净利润与综合收益相同的公司, 即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为零的公司;为消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对变量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处理。经过筛选, 最后得到1514个公司年样本, 其中2010年382个, 2011年588个, 2012年544个。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数据处理采用了Stata 11软件。

(三) 变量定义 (1) 新增贷款规模。本文用公司期初和期末长短期贷款的差额来衡量新增贷款数额, 其中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短期借款。为消除量纲的影响, 将差额除以期初总资产, 由此得到被解释变量新增贷款规模LOAN。该指标大于零表示公司在该年获得了新的银行贷款。 (2)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指标。由于不同行业的资产报酬率 (ROA) 可比性较差, 本文利用净资产报酬率 (ROE) 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 以方便不同行业和企业间盈利的横向比较。利润表中将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分别列示, 为比较综合收益的增量信息作用, 本文将三者分别除以净资产总额, 从而得到三个解释变量ROE、OCIOE和CIOE。 (3) 控制变量。银行在衡量新增贷款时, 除了考虑盈利能力之外, 也会综合考虑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会计信息。参考陆正飞、祝继高和孙便霞 (2008) 及孙铮、李增泉和王景斌 (2006) [12]在衡量会计信息对债务契约影响时的研究, 本文主要选取了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公司规模、增长速度、经营现金流量、筹资现金流需求、审计意见、股权性质、行业及年份作为影响信贷规模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如表 (1) 。

(四) 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的增量信息作用:

根据提出的假设, 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模型 (2) 中系数是否显著异于0,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拟合优度是否高于模型 (3) 。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显著。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对有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 所选取的样本公司在新一年新增银行贷款率约为4.3%, 增幅不大。从整体上看, 2009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对公司业绩有正面影响, 因而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均值大于净资产收益率, 但差别不大,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收益仍来自于传统的已实现损益。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标准差略大于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 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的引入相应增加了收益指标的波动性, 进一步证明引入综合收益会影响盈余信息质量。CASH的均值达到0.6, 说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仍然存在明显的筹资需求。

(二)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显示见表 (3) 。净利润和综合收益越高的企业, 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其他综合收益与银行贷款呈正相关, 说明银行可能考虑到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收益储存”效应, 但这一相关性并不显著;公司规模越大、增长速度越快、资产负债率越高和筹资需求越大的公司, 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多的企业, 自有资金越多, 通过外部融资的动机相对较小, 因为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

(三) 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前文所涉及的模型对综合收益的信息增量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本文使用VIF值来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 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的VIF值均低于3, 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进而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1)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契约信息增量检验。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 (1) 、 (2) 、 (3) 均通过了F检验, 且表现出高度显著, 说明三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表中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1%的置信水平) , 说明综合收益和净利润所代表的盈利能力信息对于银行贷款规模都有解释能力。企业盈利状况越好, 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虽然其他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并不显著异于0。这说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并不具有明显的信息增量。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源于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组成结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占了很大比重。管理层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 可能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润蓄水池”的作用, 在收益下滑时出售该金融资产来提高盈余 (叶建芳等, 2009) 。此外, 毛志宏等 (2011) 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进行归纳时也发现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非常混乱。因此, 银行考虑到隐藏在其他综合收益背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并未给予其他综合收益较大的关注度。从而, 其他综合收益并未对银行贷款决策提供增量信息。上述结论否定了假设1, 假设2成立。其他变量的系数与Pearson相关系数基本一致。企业增长速度 (GROWTH) 越快, 筹资需求越大 (CASH) , 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资产负债率 (LEV) 越高, 权益性资本越少, 外部融资需求越大, 因此该指标与新增贷款规模正相关。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FCF) 越多的企业, 为减少融资成本, 利用自有资金维持发展的动机越大, 越少向银行借款, 因此该指标与新增贷款规模负相关。这与陆正飞等 (2008) 的研究结果一致。 (2)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对银行债务契约的相对信息增量检验。为进一步研究综合收益的信息增量作用, 本文将三种列报格式的收益信息对新增银行债务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 即综合收益总额形式 (模型 (1) ) 、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分列形式 (模型 (2) ) 、净利润总额形式 (模型 (3) )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并没有显著差异, 综合收益总额模型的拟合优度为8.85%, 其次是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形式, 为9.35%, 净利润形式的拟合优度相对最高, 为9.37%。这说明相对于净利润形式而言, 综合收益总额形式、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形式并没有为银行信贷决策提供增量信息。银行在确定企业贷款规模时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净利润指标, 对综合收益的关注严重不足。检验结果表明, 假设3未得到证实, 假设4成立。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对因变量进行了修改, 使用总资产报酬率 (ROA) 、其他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 (OCIOA) 和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 (CIOA) 作为解释变量,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 重复如前文所述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其他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异于0, 说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并不存在信息增量。三种列报形式的收益信息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在银行债务契约中, 综合收益相比净利润而言信息增量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五、结论

(一)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综合收益和净利润的信息含量, 研究了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的增量信息作用。检验结果首先表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 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增量。原因在于其他综合收益中包含的是未实现利得和损失, 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盈余管理的方式, 且在披露上仍较混乱。其次, 在银行债务契约中,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并不具有信息增量。虽然净利润和综合收益信息与银行信贷规模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比较可知综合收益总额形式、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分列形式对银行信贷规模的解释能力均没有显著优于净利润, 说明银行在决定企业能否取得贷款时仍依赖于传统的盈利能力指标。本文的研究结论充分说明了银行对综合收益信息的关注不足问题, 尤其对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关注度严重不足。于2007年9月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修订版明显提高了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详细程度。因此, 本文建议进一步推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 加大综合收益的披露程度, 编制企业收益表, 同时披露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的详细组成信息, 或编制单独的综合收益表, 将各项未实现收益信息清晰列示, 以提升银行对企业全面收益的关注, 帮助其做出最明智的决策。此外, 银行应该将其他综合收益纳入衡量企业盈利水平的指标体系之内, 在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和行为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企业的全面收益, 以更好地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