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共9篇）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1
姜大源先生认为, 应然是按常理应当是或理应是的状态, 实然是指事实或实际存在的状态。职业教育的应然是对职业教育的理性判断和价值期待, 实然是指其实存状态与经验表达。职业教育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 而是一种价值认识。就是说对于它的回答不应是一个“S是P”简单的事实命题, 而是“S应该是P”的价值命题。
当下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或言说, 过于实然化、功利化、低端化, 达不到应然的哲学高度。诚然, 实然的表达也是需要的, 实然的追求更是不能丢, 它是职业教育务实和根本的东西。但过于务实、一味实然, 就会在“埋头拉车”中, 失去方向感;就会因导向定位过低, 纠结于实际操作的经验层面;就会在过于追逐实然东西的惯性中迷失, 失却对职业教育应然理想的追求和把握。比如,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吗?这样的定位太低, 功利性也太强, 窄化和矮化了职业教育, 无益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高职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吗?这也只说对了职业性、技能性实然的一半, 而对高等性、人文性、发展性应然的另一半却全然丢弃。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应然的方向和选择, 但人们看重它的理由也只是资金、设备、实习等实然的利益, 并没有上升到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高度来认识。这些表达、追问和实践, 暴露了当下职业教育的实然化倾向, 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应追求应然与实然的有机统一。它不能抛却形而上的东西, 应然与实然之间必须保持应有的平衡和张力。尤其是在实然倾向突出的背景下, 更应强调应然的价值选择与表达。因为应然的诉求能够提供一种“仰望星空”的理想追求的标高, 一种价值导向和定位, 一种方向把持与指引。同时, 还能提升人的视野和境界, 好比登山, 能够获得一种高远的视界, 一览众山小;观海, 能获得一种邈远的境界, 视野无极限。职业教育只有获得这种形而上的势能, 才能实现视野的敞亮、本质的彰显、意义的澄明, 才能驱策职业教育行之久远。
什么是职业教育的应然诉求和表达, 我们认为是整合。整合是将职业教育的事物、现象、要素等统整组合, 使之形成合目的的价值整体的归并融合过程。整合是职业教育应然的哲学表达。
一、整合是职业教育本质规律的彰显
职业教育是整合教育, 整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这一命题并不是在表达一种实然的存在, 而是表达一种应然的期待和诉求。因为作为整合的职业教育这一应然的本质, 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实践上, 职业教育的许多办学行为也是离散的、非整合态的, 与职业教育整合的本质相背离的。因而职业教育需要理性的哲学思考, 把握职业教育整合的应然本质, 并以这一本质观为指导, 统一办学思想和行为, 规范和引领职业教育的实然发展。
二、整合是职业教育各种实然诉求的融合
整合虽是职业教育形而上的应然本质, 但与实然的实践密不可分, 它为人们的实践提供了抽象的行为模式, 体现了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和融合。如“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就是教育与实然的服务职能和就业的目标的整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整合, 既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追求, 也是实然的实践;再如职业教育教师实践能力普遍不足的实然状况, 也要求进行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应然整合。这种融合的意义在于, 使职业教育在整合的应然框架内运行, 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应然的发展目标与实然的不懈追求完美结合, 构成了相互作用的永恒张力和动力。
三、整合是处置职业教育各种关系的方法论
哲学是研究事物联结与关系的学问, 整合就是在思维和实践中处置事物关系的一种哲学方法论。方法是分层级的:有经验层面实然的做法、理性层面的方法以及哲学层面应然的方法论。对职业教育来说, 整合是外延极广、包容极大的顶层的方法论, 它扎根于经验的做法, 超越了具体方法, 具有了总方法和宏方法的性质, 成为普遍适用方法论工具。它是职业教育背后起终极支配作用的核心范式和根本之道。
四、整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趋势
对职业教育来说, 已然的东西是实然的, 未然而意欲要实现或理应要实现的是应然的。整合就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趋势和走向。趋势的确立需符合规律性、发展性、目的性、需要性的规范。整合符合跨界的职业教育的本质, 表征着职业教育的根本规律;整合符合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要求, 代表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整合合乎职业教育“发展性、复合性、创新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 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产出;整合顺应了职业教育理念、价值、目标、资源、课程、师资等全方位的需要, 将把职业教育带向值得期待的辉煌未来。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2
应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说明以揭示“安乐死”法律化后的局面。
【关键词】安乐死；价值分析；医学伦理；生命权
【中图分类号1 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1007—9297(2004)03—
0189—06
analyses on legal principle of euthanasia—dilemma between realism and idealism．chen bin ．law schoo1 ．whuhan uni—
versity，43007
2【abstract】from jurisprudence，the article analyses systematically value of euthanasia，consequencely，the conclusion on
euthanasia should be justified was induced．furthermore，the article indicates situation by explaining related legal relations．
【key words】 euthanasia；analysis of value；medical ethics；right of living
一、安乐死与生命权的再认识①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在法理上的价值不是孤立的，而是表现为“一个人所持的或一个
团体所赞同的一组价值”②形成的价值体系。这是下文
讨论的基点。那么，生命权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什么
位置?或者说，对生命权的认识会不会直接影响法律观
念的变迁?
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出发，法学的最终决定因素
是物质生活条件，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但是，在讨论这
个问题时，我们总是侧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的作用。当然，此处的人是具有生物意义与
社会意义双重属性的人。
在医学伦理法制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道
德人权向法制人权的转化。在这个领域，也仅仅在这个
领域，可以说，医疗法制是基于人的权利。
人权经历了一、二、三代人权观，而生存权始终是人
权的核心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强调了生存权
与发展权。我国《宪法》第37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身体自由权利中
首推生命权，它是公民(乃至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我国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第一就
是要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可见，生命权是人权的核心。
同样，在医学的价值范畴中也居于优先的地位。安乐死的一切法理价值实际上都是基于生命权而衍生的。所
以，我们应该首先分析生命权。
1．生命权是指公民有在社会上作一个社会成员，作
为国家的一名公民而生存的权利。这是法学上对生命
权的认识。而在医学伦理学上生命的定义是：生命是自
觉和理性的存在，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③
① 从医疗手段区分，安乐死可以分为被动安乐死(消极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积极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根据垂死患者或其家属要求，停止无望救
治，“听任死亡”。国内外不少医院实际上早已实施；主动安乐死是采用“无痛致死术”迅速完成死亡，又称“仁慈助死”。
② 【美]普拉诺等编著、胡杰译《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7页
③ 何兆雄等：《医学伦理学概论》，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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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则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意义的人，其意义应该体
现在个体生命对个人、他人、社会乃至人类的意义上)从
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享有的权利。当一个人丧
失社会意义而只剩下生物学生命时，这个人已经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人”，这也是安乐死的社会基础所在。
2．随着科技的进步，生死之间的界线问题凸现出
来。一方面，传统的“死亡标准”对于“脑死”患者生命权的判断已经不符合社会意义。① 另一方面，传统的生命
权定义也受到挑战。恩格斯曾经说：“生就意味着死”。
生命中是和它的必然结果—— 死亡相关联起来而被思
考的。生的权利本身就包括了对死亡的选择。“优生”
观念在立法上的确定表明生是可以控制的，② 而捐献
遗体，甚至自杀也说明了人对自己生命、身体是有一定
决定权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生命权不属于
“自我决
定权”，不过对生命权的限制是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因为
个人主观的生命同时具有社会共同秩序的性质。⑧
3．生命权应该同人格尊严结合加以认识。人的生
命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而且具有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人享有的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命。我国《宪法》
就明确规定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这也是
公民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的延伸和扩展。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生命的价值。生命价值是指
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价值的核心。只有处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中，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才会有价值。其基本特征
是：(1)具有二重性，即既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
是这些财富的享受者；(2)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人的劳动
创造性．只有经过劳动创造，生命价值才从可能转为现
实；(3)人可以自身创造生命价值；(4)不同个体的生命
价值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对生命价值的传统认识集中体现为生命神圣论。
古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医乃仁术”、“一心赴救”等
都是以维护人的生命为准则，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甚至
是犯罪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l卷(第3期)
诚然，“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
次”。但是，人的生物学生命并不等于人的生命(这是一
个社会意义上的概念)。运用政治、法律、经济、道德等
手段对生命进行社会控制是一种时代发展的要求。而
且，人类创造了理性(伦理)文化，创造了种种道德原则
和规范，却不可以沦为道德的奴隶。只有当人意识到自
己在道德中的主体地位，并真正获得这种地位，才能真
正成为道德的主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安乐死的价值核心在于
维护人的生命权，这同样体现了在时代发展背景下生命
权内涵的变迁和相应对法律、医学伦理的影响。这种影
响就是对生命权的追求与内心信念有时可能超越现实
法律的界限与体系。
二、生命权与平等、自由
从人权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生命权是与自由权和
平等权紧密相连的。对于个体而言，生命权是个体享有
自由权与平等权的基础，而自由与平等正是生命权在社
会意义上的体现和保障。
(一)自由
自由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由于死亡
选择权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缺乏立法观念的支持，我们
所说的自由只能从伦理与社会的角度出发。
应该说，自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使自然界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了‘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而且，“仅仅
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④人的自由在于满足人的自身需要。一旦我们认识到生命权利的双
向选择，那么，对死亡的选择有必然成为特定人群的自
身需要。这种自身需要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后，便产生了
新内涵的自由权。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内在的必然性
就是自由。”④
(二)平等
从一般意义上讲，平等意味着从某一标准看来是相
① 1951年美国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词典给死亡下定义为“血液循环完全停止，呼吸、脉搏停止”。我国《辞海》也把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
但是，这种死亡标准在实践中屡次遭到例外。在西南非洲卡拉哈里干燥的沙漠中，布须曼人把心脏停止跳动的死人埋在浅墓中，但多次发现这种
“死人”从墓中爬出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已经可以使一些大脑受到不可逆损害的病人维持心跳和呼吸，这对传统的死
亡概念提出了挑战。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对死亡的定义和标准提出了新的概念，把死亡定义为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脑死”。who于1968年建立的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规定的死亡标准为：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没有反射和肌肉活力；停止自主呼
吸；动脉压陡降和脑电图平直。1983年，美国医学会、律师协会、统一州法律督察全面会议以及美国医学和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伦理学问题总统
委员会建议美国各州采纳以下条款：“一个人或(1)循环和呼吸功能不可逆转停止或(2)整个脑，包括脑干一切功能不可逆停止就是死人。死亡的标准必须符合公认的医学标准。”这个意见实际上是让两个死亡定义标准并存。在国际上，自美国于1982年颁布《脑死亡法》后，已经有90多个
国家颁布了脑死亡法。目前，我国尚无脑死亡法。
② 《婚姻法》中关于结婚禁止条件的规定就反映了“优生”的观念。
③ 韩大元：《宪法学要关注生命权》，载于《检察日报)2002／11／5／
3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⑤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5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l卷(第3期)
同的人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
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平等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类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了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 可见，马克思肯定了人类本质的统一，并提示
了平等观念的本质—— 人对人同等对待的社会关系。
具体到医疗领域，平等观念的深入，在当今的市场
经济社会中，最明显的是医疗行为模式从家长主导型向
社会契约服务型转变。一旦我们认识到病人对死亡的自由选择权，医生也就无权决定病人对痛苦的承受，而
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更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这种新型的平
等关系。
三、生存质量与社会价值— — 安乐死的效益论
效益最基本的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
最大的产量，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
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更大的效果，也即是经济学家
常说的“价值最大化”或“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
用资源”。效益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以价值得以极大
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本是法的宗旨之一。这是法与
经济之间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的具体体现。
效益，或“利益”，同样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列宁深刻的指出：“正是‘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②
在医学伦理的领域中，安乐死的效益最大集中体现在生
存质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上。
生存质量可以用于描述性、评价性和规范性陈述
上。在描述性陈述中，指生命中的某种质、特征和性质，以描述病人的现在和未来的身心状态；用于评价性陈述
是指生命的质量含义如何，并意味着该不该维护或结束
这种生命；用于规范性陈述即生命质量的高低提示着我们该不该容忍无价值的生命。
应该说，生命是神圣的，是不可放弃与替代的，但
是，医疗资源并不是无限的。who总干事特派代表陈
洁教授在第二届中美21世纪医学论坛上指出，未来卫
生发展的6大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效率，充分利用医疗资
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整
合医疗资源。④在这种矛盾中，生存质量就突出起来，并
产生了生命价值论，即具有更高质量的生命个体对于支
持生命的资源有更大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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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得以发展，并体现在以下
方面。
1．对于死者家属在精力、财力、情感上的解脱。尽
管家属对家庭成员负有照料的义务，但为一个无意义的生命消耗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责任。
2．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约有各类残疾人5 264万人，有残疾人的家庭在调
查中有66 888户，约占被调查总数的78．1％。④可见，我国人群生存质量很低。对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必然要
进行合理分配。社会有义务分配相应的资源去救治孤
独、残疾和年老体弱者，但对于那些救治无望、毫无意义的生命耗费重资，作无效的救治，显然是一种无故的浪
费，是毫无价值的付出。
3．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安乐死的病人可以为
那些必须完成实施器官移植术方能得救的病人奉献可
移植的新鲜器官。在一个临床案例中，美国加州的一位
死亡的男人身上取出心、肺(左、右各一)、肝和胰脏等
5种内脏器官共7件，分别移植给洛杉矶附近的6位重病
人，手术全部成功。⑤一个不可挽救的生命的器官救治
了数位可能挽救是生命，这不能不成为死者的奉献，同
时也促使了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垂死病人，安
乐死同样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违背生命价值原
则。
四、安乐死的秩序论
首先，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围绕安乐死产生的相
应关系。当疾病处于可以救治的范围，疾病与治疗是医
疗领域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医生在治
疗中即使暂时增加病人的痛苦也是可行的。但是，当疾
病已经不可能受到控制时，治疗与病人的痛苦之间的冲
突便上升到主要矛盾。此时，设法解决病人的痛苦才是
真正的人道主义。
当然，选择的权力属于病人。对于不可逆转的昏迷
病人(例如脑死亡的病人)由病人法定代理人替其做出
安乐死的判断也是合理的。
但是，说明了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并不表示可以解
决矛盾，哲学是思想的科学，而要转化为实践，还需要一
种机制。
不仅如此，安乐死作为医学伦理的概念，当它的内
涵不能用道德的手段来进行控制，必将发展成为一种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8页。
《列宁全集》，第18卷，第82页。
《健康报》，2002／10／29
钱信忠主编：《现代医院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4月，第1731页
《大众健康》，199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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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并时刻影响与之相关的医患各方的抉择。从法
与道德的关系看，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心理基础和重
要标准；另一方面，道德观念、原则、信条不断转化为法
律规定。关键是我们应该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待这种转
化趋势。当一种事物的发展已经超越其固有的模式，它的内在价值必然要求另一种模式加以容纳。例如对“脑
死亡”的争执，就有学者认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伦理之
辩，而且应该从科学意义上让人们接受这一概念。① 对
于安乐死观念的普及，同样极具启示意义。
我们谈到的“秩序”是指“社会秩序”，它表示在社会
中存在着一定社会的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规律性和连续性。当道德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观念秩序时，是不具有规范性的，而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倾向的表示。因此，人们因其所处的立场不同，必然对
其内在价值产生认识的趋同与实践上的分歧。秩序的要求也就应运而生。
但是，习惯性秩序的约束力和指导力是混乱与模糊的，一种权力对秩序的重定位就产生了法制。因为秩序
作为一种法律价值，以其要求对法律产生影响。当人们
对秩序进行追求时，必然会导致法律的产生。②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安乐死的内在价值决定
了它走向合法化的必然。
当然，这只是一种必然而非现实。现实中，安乐死的法律缺位对医务人员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不对
病人进行安乐死有悖人道；另一方面，又不能仅仅根据
医学伦理自行决定对病人进行安乐死。否则，根据我国
《刑法》有关规定，当事人将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安乐死立法应该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应该明确规定安乐死的法律地位，公民实行
安乐死的权利和义务、施行安乐死的法律程序等等。
此外，还应建立专门的社会管理程序。最好能设立
专职机构，而不是由临床医生直接负责。这个机构应以
病人及其家属的安乐死要求和临床诊断资料为根据，以
安乐死法律和关于安乐死的道德标准为准绳，确定是否
实行安乐死，何时施行安乐死，并且设置专职安乐师，以
执行安乐死。
总之，安乐死绝不应限于医学，它必须完成从道德
现象向法律规范和社会管理体系的转变。
五、安乐死实然化的困境
以上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安乐死合法化中应然性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l卷(第3期)的分析。应该说，安乐死合法化是其价值在逻辑上的必
然。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乃至各国法律都不必然承认安
乐死的实然化。
(一)学者的争论
对于安乐死，学者一向存在争议，又可分为赞成派
和反对派。
反对派认为：(1)生命是神圣的，生的权利是一个人
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医生无权决定；(2)医生的诊断
和预后估计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病人的不治率可能于
概率之外，而且，绝症是相对的，医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
使绝症不绝，安乐死可能使病人错过三个机会，即病人
病情可以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治疗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疗的机
会；(3)病人的自愿往往难以确定；(4)容易导致“滑坡”
现象，即自愿安乐死— — 非自愿安乐死—— 滥用安乐
死。
赞成派则认为：(1)生命的神圣不仅表现在人有生的权利，也同时表现在人有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2)对
于死亡已经不可避免而又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病人，活
着是不人道的；(3)对于病人的心愿可以由等待期去判
断与确定；(4)要强调生命的质量和价值。“活死”(1iv．
ing death)是对生命的滥用保护；(5)所谓“滑坡”理论实
质上是僵化论，只要通过立法和建立严格的管理程序，就可以有效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二)西方国家的争执
安乐死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律盲点，各国法律规定不
一，刑法理论对此意见也不统一。传统观念上，安乐死
是与医生责任相冲突的。被认为是医学权威的希波克
拉底誓言就禁止医生实施安乐死。美国国内曾经对安
乐死展开过激烈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其国
内关于安乐死纷争激烈。③ 赞同的民间组织以“去世工
作间”为代表，反对的民间组织以“生命权利”组织为代
表。而在法律上，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
《晚期病人权利法》，不仅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而
且也使得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安乐
死合法化的地区。但是，在199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
德领导的联邦议会推翻了这项法案，安乐死在澳大利亚
重新成为非法行为。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
一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④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
① 张天蔚：《脑死亡：科学之争还是伦理之辩》，载于《北京青年报》，2002／10／28。
② 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l8页。
③ 《健康报》，2002／12／17／5。
④ 2002年4月10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案，从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3期)
期间纳粹曾经利用安乐死名义杀害异族和残废人，以至
安乐死一度臭名昭著。荷兰医生当时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尊重而拒绝和纳粹分子合作杀害健康的、渴望活下去的犹太人。如今，他们认为：“正是同样的精
神使他们用安乐死帮助不愿活下去的垂死病人。”这隐
约反映了安乐死观念的变化。例如，美国大多数州立法
规定，如果医生按病人的“活遗嘱”行事，① 他们就不会
被起诉。最近一些西方国家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有
68％的公民，英国有76％ 的公民支持与赞同安乐死。
这至少反映了安乐死内在价值是得到公认的，并且已经
存在向立法转化的趋势。
(三)我国的规定
我国目前对安乐死是持否定态度的。有学者就认
为“安乐死在本质上是一种受医嘱杀人的行为”。② 还
有学者认为：“救死扶伤是公民的道义责任，是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
对生命垂危、痛不欲生的患者，应尽量给予医务上的治疗和精神上的安慰，以减轻其痛苦。人为地提前结
束患者生命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和法律规
范，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即使被害人同意，也不能
排除这种杀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③
(请注意，该学者此处使用的是词汇是“杀人行为”。)
也就是说，对安乐死定为故意杀人罪，只是在量刑
上“可以从宽处罚”或“根据具体的情况免除或减轻处
罚。”
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安乐死实际上是既不赞同
也不反对。我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发生在1986年。由
于其母已经处于肝硬化晚期且无法治愈，当事人王明成想让其母夏素文的主管医生蒲连升要求对其母实施安
乐死。1986年6月29日，蒲连升给夏素文100毫克冬
眠灵，由值班护士作了注射。夏素文在6月29日凌晨
5时死去。其后，汉中市(现汗台区)公安局对此案立案
侦查，于同年9月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王明成逮捕，并于1988年2日向汉中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
1990年3月15日至17日公开审理了此案。一审开庭
审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汉中市人民法院、汉
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逐级递交了
审理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收到报告后于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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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批复陕西省高院：“你院请示的蒲连升、王明成故
意杀人一案，经高法讨论认为：‘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
待立法解释，就本案的具体情节，不提‘安乐死’问题，可
以依照刑法第10条的规定，对蒲、王的行为不作犯罪处
理。”其后，1991年4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
判决，宣告蒲、王无罪，但其行为是违法行为。1992年
3月25日，汉中地区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迄今为止，我国对安乐死问题仍然避而不谈。
(四)无奈的矛盾
从秩序的角度出发，我国法律为安乐死确认的秩序
就是“禁止安乐死”。尽管这是出于保护病人利益的目的，并且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是与安乐
死内在的法理价值相冲突的。然而，这是一种无奈的矛
盾。
1．对于病人来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表示
着病人自主原则的确立，但是，病人享有的自主权仍然
受到诸多限制。所谓自主权，其实就是在法律与社会道
德限度内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自由的人最少
自由”的观点，强调自由人受理性和道德责任的影响。
西塞罗也说：“我们是法的奴隶，正因为为了我们可以自
由。”④ 卢梭更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⑨ 而
秩序正是防止自由滥用的安全阀。尽管扩大自由权是
时代必然，现实中却出现了二者的矛盾并直接影响和制
约了病人的自主权利。
2．对于医生，承受义务的同时也应享受权利。然
而，一方面，随着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型，医生的权力受
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又必须在人道主义的自责中无所适从。英国
法学家哈特曾说：“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
合”，“第一类规则设定义务第二类规则授予权力。”⑥
在本文所论述的范畴中，公权力不恰当地规定医生的权
利义务并造成了与职业道德的脱节。
3．对于国家而言，也同样陷入了维护局部社会质量
与造成整个社会利益流失的矛盾。
一方面，出于局部稳定的利益要求，国家对一定的社会要求做出了暂时而狭隘的规定。另一方面，这种
“活遗嘱”(1iving—wil1)是指人在神志健全状态下写下的书面文件，说明在身患绝症病危情况下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是否救治。
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
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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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既造成了社会利益的丧失，又对生命价值这一基
本权利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实质上是陷入了更大范围的混乱，便产生了可以“优生”不可以“优死”的笑话。
而所有的这些混乱、冲突、矛盾形式上就表现为对
安乐死的否定性评价。更深层次上，是前文所述及的权
利本位观念的缺乏。当然，这种缺乏现象是有其存在根
源的。事实上，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往往有滞后的趋
势，因为法规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
分析安乐死立法实际障碍，首先是医学标准的不确
定。因为对什么人可以实行安乐死，这是安乐死走向法
律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安乐死的性质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安乐死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类：晚期恶性肿瘤失去治愈机会者；重要生命脏器严重
衰竭并不可逆者；因各种疾病或伤残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本
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等，经长期治疗不可能恢复正常
者；先天性智力完全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并不可能恢
复正常者。
以上仅仅是医学专家的归纳，缺乏权威发布。而
且，具体的安乐死判断标准更制约安乐死立法。以有严
重缺陷新生儿为例，缺陷的程度标准如何界定?我国学
者曾经提出对无脑儿、重度脑积水、严重内脏缺损的新
生儿不予治疗的主张。而美国医学界则有3条标准：不
能活过婴儿期，已经处于濒死状态；生活于不可救治的疼痛中，直接治疗或长期治疗都不可能缓解；不具有最
低限度的人类经验，对别人的照料在感情认知上没有反
映能力。众说纷纭，难以统一。
“无规矩不成方圆”。安乐死立法，在目前，现实性
不大，这不仅体现在医学标准的分歧上，同样也体现在法律规范的不同认识上。
赞同安乐死的法律学者提出的条件大致有：
1)病人只能是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即因疾病死亡
已经不可避免。所谓绝症，是指经现代医疗诊断证明，是当前医疗手段尚无法治愈的疾病。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l卷(第3期)
2)病人须处于无法忍受的精神、肉体的痛苦中。
3)必须有病患者本人的真诚嘱托和承诺，其他人都
不能代替患者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但为了切实保障病患
者的自主权，可以用遗嘱的方法记载病人的要求，并指
定一个或多个代理人为其临终问题做出决定。
4)必须由医生按照法定程序，并以为解除病人的痛
苦为目的和采用伦理上被认为是适当的方法进行。
然而，这些条件也存在严重缺陷：
一般而言，对于生命质量的判断者，有3种标准：1)
由主体自己决定，即由主体判定自身的身心、社会和精
神状态如何，某些病人拒绝治疗，往往就与这种判定有
关；2)代理人判定，由受委托人或代表来对无行为能力的人的生命质量做出判定；3)第三方判定，即家属、医生
做出判定。这种判定可影响主体，有可影响无行为能力
者的代表。但是，如前所述，医学标准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并导致了无法确定前列条件中的“痛苦”和本人的“真诚嘱托”。
正因为如此，荷兰法律为医生实施安乐死作了相当
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一是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
自愿接受安乐死，并且要病人多次提出相关请求；二是
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
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是被认为是难以忍
受的；三是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
独立的意见；四是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
报告等等。
根本上，安乐死反映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积极的人
生观与消极的人生观之间、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对
抗和矛盾，是文明的发展向人类提出的难题。我们可
以认识到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也确有实际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完成安乐死从医学伦理向医疗法制的转变。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安乐死跨越障碍，从应然走向实然是一种必然。②
应然与实然 篇3
关键词：大学章程；法律性质；应然研究；实然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14-0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二五规划有关高校改革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即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因此，教育部规定，各高等院校于2015年12月底必须完成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这一亡羊补牢的措施表明，高校的民主管理将逐步取代行政化管理，高校自治管理将逐步取代授权管理，从而达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然而，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关键是我国大学章程能否发挥实际效用。如何才能保障大学章程发挥实际效用？明确其法律性质是其发挥效用的前提。目前，学界对大学章程的属性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我国大学章程属于软法”，比如陈立鹏、杨阳（2015）、湛中乐、赵玄（2015）、龙龙、钟惠英（2015）等；一种是“我国大学章程属于硬法”，比如杨向卫等；一种是“我国大学章程是一种在现实的办学环境下解决内外部管理中某些突出问题的政策文件”，比如别敦荣等。以上学者的探讨都是基于将大学章程作为实然状态中的一种法律工具，然而，大学章程作为我国实现高校管理两个转变的载体，就不单要遵循法律自身的规律，同时还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因此，对我国大学章程法律性质的研究既要着眼它的实然状态，更要注重其应然状态。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其的制定和实施。
一、大学章程制定的中国语境
关于章程的含义，唐代赵璘在《因话录·徵》中曰：“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清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廉俸》中曰：“倘有玩忽章程，贻误政事、狥情受贿，越理取财，一经讦发，从严查办。”鲁迅在《书信集·致郑振铎》中曰：“倘亦预约，希将章程见示。”由此可见，章程是指制度、法规或程式、规定等。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章程是书面写定的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百度百科对章程的解释相类似，章程是组织、社团经特定的程序制定的关于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法规文书，是一种根本性的规章制度[1]。上述解释说明了章程对于一个组织、团体的重要性。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院校设立时必须制定章程。但是，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是在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其设立之初完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各校没有制定自己的章程，高校的组织和运行完全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直到1999年《高等教育法》的实施，高校经过国家授权取得部分自主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推进高等学校有特色、高水平发展。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推进高等学校有特色、高水平发展？大学章程成为各高校特色办学的载体。我国高校的大学章程就是在这一使命要求下制定的。然而，高校多年的行政化管理，已经形成固化的模式，积重难返。教育部从上向下的推进各高校的大学章程的制定，其目的在于推进各高校确立自己的办学特色，然后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集中优势资源，逐步将各校的特色稳定下来，从而提升整个高校的质量。因此，大学章程制定的目的是要明确宣告本校的办学特色，同时还要通过这个章程保障这一特色能够顺利进行，不因政府部门意志的干扰而改变，不因为校长等领导人的更换而发生改变。这才是大学章程制定的本质目的。只有基于这个认识来探讨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才具有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经历一个过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我国对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的认识也将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即通过教育部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到各高等院校自觉地完善章程并发挥其作用。目前大学章程的制定源于教育部门或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是外部动力。然而，大学章程制定的目的是摆脱外部力量的干扰自觉运行，使各高校按照所制定的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即“依章治校”。这一过程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章程要能对抗外部力量的干扰，即行政权力的干扰；二是章程要能对抗内部力量的干扰。就前者而言，正如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2]这一至理名言道出了行政权力易于扩张的本质。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管理不会自动停止，甚至还会扩大管理的范围或力度。那么大学章程抵抗行政权力干扰的力量来自哪里？就后者而言，大学依据章程制定打造办学特色，势必涉及专业的调整、学校资金的配置、教师利益的分配，不同专业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阻碍章程的顺利实施。那么章程对抗内部干扰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以上两个方面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章程本身的效力。章程能否获得国家强制力而得以实施，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这就是当下我国已经制定的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与章程应当具有的法律性质之间的矛盾。
二、软法与硬法兼容的二重属性——现行的大学章程
由于各高校的大学章程都是在教育部的推动下，遵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1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的，并经由相应部门核准生效。因此，笔者认为，弄清目前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的关键在于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大学章程的核准两个方面。关于大学章程的制定，包括制定的形式和制定的内容。从形式上看，现行大学章程属于软法。首先，章程的制定必须是民主协商的结果。依据“暂行办法”的第16到第20条的规定，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必须广泛听取政府有关部门、学校内部组织、师生员工的意见，充分反映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以及教职员工、学生的要求与意愿，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其次，从章程的文本内容上讲，章程不能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章程由各高校自行制定，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不属于“硬法”范畴。以上三点符合软法的形式要求。从实质条件来看，大学章程不具备软法的本质特征。其一，软法是制定主体协商一致的结果，而我国章程制定缺乏民主协商的制度。尽管“暂行办法”规定，章程起草者应当包括党政领导和其他各方代表，然而，并不能保证参与起草的教职员工代表发表真实意见。因为我国大学是政府主办的，大学的主要领导人都由政府任命，大学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教职员工的聘用、考核等都由学校领导决定。另外校方聘请的其他代表的本质是校领导聘请的代表，具有主观性上的从属性，若接受学校报酬，就更难以保障其中立性。因此，这样制定的章程实际上变成了学校领导者的意志，而不是民主协商的共识。其二，软法规范大多是原则性的规范，对具体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不涉及具体行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涉及具体行为的执行。但是我国大学章程的内容涉及学校管理的具体事项，涉及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切身利益。例如《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章程应当明确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规则，确定内部收入分配原则，招聘、管理和使用人才等。以上规定都是对具体事务的规定，而且会影响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从实质条件来看，大学章程不属于软法。
大学章程的核准、实施并不是完全高校的内部事物，因为依据《暂行办法》第23条的规定，地方高校的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其中本科以上高等学校的章程核准后，应当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章程由教育部核准；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章程，经主管部门同意，报教育部核准。由此可知，它不是一个普通组织（团体）制定的规范本组织（团体）的规则。章程的内容需经过相应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备案，然后还需向全社会公开。这是否说明章程获得了法律效力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弄清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行为性质。很显然，教育部门的核准行为是行政行为，依据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则，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一经形成，在原则上即应推定为合法，在未经法定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撤销或宣布为无效之前，任何人不得否定其效力。这意味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产生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法律效力。因此教育部门的核准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其核准的章程获得了法律效力，即获得了依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效力。从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大学是“硬法”。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具有两面性，即形式上的“软法性”和本质上的“硬法性”。这样的尴尬身份使得现实中的大学章程徒具其表。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我国目前的大学章程几乎是千篇一律，并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当然，并不能就此否定大学章程的价值，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必须经历一个主体对客体的发现和认知过程。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大学章程目前的状况，还必须注重研究大学章程应当具有的法律属性，即它的应然状态，以便为章程的完善提供指导作用。
三、从软法走向“硬法”——大学章程的正确定位
依据《教育规划纲要》和《建议》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高校应向特色化和优质化方向发展。各个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实际，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打造自身特色。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特色化和优质化更需要时间的积淀。这就要求作为记载大学发展方向的大学章程具有权威性，获得“硬法”效力。即章程一经制定，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因为校长和主管部门领导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只有这样，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形成各校的特色。
我国目前的大学章程是在教育部的强力敦促下完成的，基本上是千人一面，没有各自的特色，根本原因在于章程缺乏法律效力，这意味着章程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首先，从高校管理层来说，我国高校目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和校长在校内拥有绝对的行政管理权，章程功能之一就是实行对高校的民主管理，这意味着对党委和校长权力的限制。而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和向恶性，权力不会自动管制自己，因此，各校党委和校长也不会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由其组织起草的大学章程成为应付教育部检查的一种形式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来看，我国大学基本上由政府主办，政府对学校有高度的管理权。大学章程另一个功能是强化高校的自主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法》已经明确授权各高校享有七个方面的自治权，其目的要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实现政校分开。对此，政府显然不愿意较真。因此，在大学章程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要实现高校的两个转变，只能是一句空话。
纵观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的完全自治到现代适当接受政府干预的自主管理，大学基本上是通过教皇训令、皇帝敕令、大学特许状、大学法令等维护自身自主权的。尽管以上法令涉及的内容各有不同，但从法律上保障了师生或学校的权益，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因此，我国大学要实现民主管理和自主管理，就必须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否则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促进高校特色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王春业.论我国公立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实现路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08）.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义务教育择校: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4
“实然”通常用来表示事物本来的真实状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而“应然”指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价值期待,是一个主体性概念。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其发展必然受到现实中诸如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教育的实然发展被理解为:教育受现实诸客观因素制约而表现出明显的现实状况,同时教育又是以人为对象的,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人自身的完善。基于此,教育的应然追求被理解为:教育因人的生成性、开放性以及未完成性而表现出鲜明的终极关怀,在理想——可能层面上流变的寻求历程。
在教育的实然发展中,教育以实体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既涵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涵盖正在发生的事实;它既指向静态的结构体系,也指向动态的活动过程。而在教育的应然追求中,教育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可能内在地蕴含在某些教育思想之中,也可能外在地表现在某些教育活动、教育制度之中。教育的实然发展首先表现为教育事实,同时也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而教育的应然追求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一定必然变成事实或立即变成事实。
二、择校的应然状态
择校即学校的选择制度。从发达国家择校的发展来看,择校的应然状态应当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即在保证广大受教育者能够满足基本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而选择不同学校教育的制度。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最早起源于人们不满于当时公共教育发展的质量、效益和规模,因此,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到20世纪九十年代,学校选择制度,尤其是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2—2007年美国教育战略规划》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增加教育的灵活性以及地方机构的权利,为学生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更多选择,这一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总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教育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学费券、家庭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发展都已初具规模。美国实施学校选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不同特质和能力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种族背景如何,都要运用特别的教育资源与方法来满足其教育需求,从而获得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临教审提出了“教育自由化”、“个性重视的原则”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教育要重视个性发展,教育内容要多样化等。基于此,2000年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开始试行学校选择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政策的实行打破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单一模式,促进公立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激发教师教学的创造性。同时,在尊重个性教育的主导思想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实现“多元尺度”的教育公平。但是,择校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公立学校之间一般是不允许择校的,学生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或私塾。
从美国和日本的学校选择制度可以看出,择校制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公平思想,强调的是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教育权利,保证家长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来选择最符合需要的学校,强调的是以多元化的服务尽力去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发展和成长。但它并不强求让每个人的教育权利都得到绝对平等地实现,更没有要求让每个人最终获得同等的教育服务。
三、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的实然状况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制度与美国、日本学校选择制度产生的背景不同:我国的择校是在教育发展不均衡,而人们又对优质教育需求强烈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长期以来,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将教育经费均衡地分配给各个学校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各地在发展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这部分学校予以重点支持,并在招生过程中实行严格的优先选拔政策。在国家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两极分化严重、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许多家长采取各种手段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区域外学校就读,择校现象便应然而生。但是,择校这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而且正常的现象,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悖于择校初衷的问题,强烈地冲击着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实现。
1. 择校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办学条件越好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多,而办学条件越落后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少。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缴纳高额的择校费,让其就读于所谓的“重点中学”,此外,一些普通学校的尖子生也纷纷流入“重点学校”。
2.“以权择校”、
“以钱择校”等行为违背了择校的初衷,即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能力进行,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和谐。那种建立在社会阶层、家长收入等基础上,而非以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为依据的择校机制,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容易引发乱收费问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为了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便利的教育资源,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有违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本意的问题,背离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要求。
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入学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就近入学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可见,我国是以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来对学生的生源地进行严格界定。政府按照学校计划内的学生数量进行教育拨款,我国现在还不能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直接化归个人,因此学生只能通过迁移户口、缴纳高额择校费以及凭借较高的考试成绩等手段来达到择校的目的。于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激化了社会成员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情绪。
四、择校——由实然走向应然
应然状态的择校是建立在教育资源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学生、家长需要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而进行的。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实然状况却与之相反,是建立在学生家长的地位以及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及教学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公立学校占主体的情况下,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这种“畸形”的择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择校问题从实然走向应然状态,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对于私立、
民办学校,政府应当在政策、教师招聘、招生等方面予以鼓励,使之获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教育地位、同等的教师待遇。事实证明,大力发展私立、民办学校,有利于充分利用民间社会资本来弥补当前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私立、民办学校可以运用市场机制运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争取以其质量、办学特色来吸引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
2. 对于公立学校,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学校招生制度和办学体制改革力度,均衡教育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数量,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将每所学校都办成好学校,并办出自身的特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中学的办学优势和效益,凡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行九年一贯制,以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以满足一些家长为子女择校的要求,使学校和公民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观和就业观。鼓励一些学校在实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实施各类特色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国家应对薄弱学校实行优先发展的政策,要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可以把各地区落实年度审核制度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办学条件纳入对同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工作实绩考核,在各种地区性评价中,应当把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作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评估的主要指标,使地区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安排等手段,为普通学校搭建发展平台,向薄弱学校提供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其自主发展。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实现通观全局,统筹规划。首先,以市为单位对所辖区域内学校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再决定计划方案;其次,要科学地制定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中小学的布局结构调整要和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变迁的趋势综合起来考虑。在通盘考虑后,确定要新建的学校地址,要保留、合并、扩建、撤销哪些学校。要撤销那些办学条件不合格、教育质量差、办学效益低的学校,并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标准化的新学校。对那些保留下来并要合并周围一些小学校的学校,要适当扩大其规模,争取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3)切实落实政府应承担的投入责任,建立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善择校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首要,要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缓解供需矛盾,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此外,“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设置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规范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用法律规范中小学生均经费标准和办学条件标准,规范学校办学条件;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对教师管理实行由县市逐步过渡到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统一配置,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化。
(4)加强对择校收费行为的管理,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强化政策的权威性,健全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的责任制,对择校乱收费的相关责任人要问责处理,要控制择校生的比例,采取学校收费“公示制”,严格处理高收费“乱收费的行为”,实行“统一收费制”。学校收费应由财政部门统一操作,家长将钱统一交到指定的银行或相关部门,统一开具发票。要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扩大监督面,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深入做好每一环节的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实行教学招生收费的“阳光工程”,将招生办法、招生名额、择校生比例及最低分数、收费办法和标准以及录取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使教育收费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的乱收费要及时检查、处理。
摘要：文章从应然、实然的概念入手,分析义务教育择校行为的应然与实然情况,指出择校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我国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不是由于择校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学校的性质及选择学生的标准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择校问题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应然,实然,义务教育择校,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生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丁立群.哲学实践与终极关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合理性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07 (10):39.
[5]罗海燕.从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择校现象中探析教育公平[J].教育探索,2005(9):39.
[6]郭燕销.择校:一种阶层分析视角的阐释[J].教育导刊,2007, (4).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5
【关 键 词】预设与生成；应然性；实然性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1-0008-03
新课程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开始关注成长中学生的整个生命，来让我们的课堂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新课程所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课程观，强调课程是预设与生成的统一，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将生成性目标与预设性目标视为并列关系，并认为“生成”仅仅体现在课堂情境之中。实际上，教学目标只可预设而并不能随机生成，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才能达到教学的最高境界。
一、实然状态下的“预设”与“生成”——兼容并包，以偏概全，以假乱真
（一）“预设”与“生成”是两种不同的教学目标
将预设性目标与生成性目标相提并论，是当前很多教师常见的一种错误。美国学者艾斯纳认为，课程计划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目标，即教学型目标和表现性目标。教学型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现成的文化，通常是从既有文化成果引进的又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进行讲述。表现性目标更多的是追求学生反应的多元性，它关注的是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上首创性的反应形式，而不是事先规定的结果。基于有关教育专家对教学目标的个性解读，导致有些研究者误认为课程目标也应分为预设性目标与生成性目标。前者强调教师在课前对教学目的、任务和过程有清晰、理性的思考和安排，将教学当做一项操作性任务，如有几个教学目标，每个教学环节需要几分钟，突破重点难点要设置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需要几个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不出来，应如何引导使之答出正确答案等等。这种教学与新课程有着极大的差距，禁锢了学生的思维，过分强调课本知识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使得本该充满活力的课堂变成了教师进行知识灌输的工厂。后者则强调生成极端的排他性，生成性教学是在一定目标和内容下对教学的创造与完善，不是师生互动的任意滑动，不是远离文本的过度拓展，不是教学过程的随行铺开。课堂教学的生成是有基本的背景与前提条件的，是围绕有价值的主题和线索并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舒展开来的。[1]它游离于预设之外的生成，是无用的假生成。
（二）“生成”仅体现于课堂之上
众所周知，课堂是教学的“主战场”，大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学生们都是围着教师转，这种过于重视机械的教学反而会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所以，在进行课程改革时，人们也往往从课堂入手来思考如何进行“生成”，比如《科学预设巧借生成构建精彩课堂》、关注具体的教学过程等，应该承认，从“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的视角入手较容易分析生成教学的成因和方法，进而出现了“生成教学引领课堂精彩”，“课堂因生成而美丽”的言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生成性教学限制于课堂之中，就人为地缩小了其作用的范围，把生成的功能削弱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布莫（Boomer）曾指出：课程是在师生对话中生成的，课程内容方案的制定以及实施都是由师生通过协商合作而共同完成的，同时课程所蕴涵的价值、意义、精神也通过师生的相互理解而得以生成。这就是说，生成教学不仅仅存在于课堂之上，而且应该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教学评价，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来达成其功效。只有将生成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的始终，才能使师生间因互动而产生的无法预估的成果得以进行。
（三）“假生成”
传统课堂将泰勒模式发挥到了极致，它以预设目标和达成任务实现教学价值，而对教学过程所要实现的价值并不关注。新课程改革则以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将一切目标中心模式解除，从而容易产生师生对话互动繁多实则去个体主体性的假象。表面上课堂是互动生成的，它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积极参加讨论，课堂氛围热烈和谐，实际上教师是掌控一切对话和控制学生的思维，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提出的问题最后都转向“一般认为”的答案。由此可以得出，师生间的对话实际上是完全存在于学生生活经验之外的，教师虽然让学生给出自己的回答，最后却用“一般认为”传递出预设知识，引导学生说出预设答案。教师将学生当成“生成”的工具，借学生之口，让学生跟着自己的思路不断攀爬为学生准备好的梯子。这种“生成”是假生成，是教师用自己的经验把书本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生成知识。
二、应然状态下的预设与生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预设”与“生成”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就对立而言，课前太过细致的预设容易导致文本“框架化”，使本该动态生成的教学变成了机械死板的“复制粘贴”。就统一而言，预设与生成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预设的生成是假生成、伪生成，而没有生成的预设又往往是在做无用功。生成是构成预设目标的具体形式，“生成”的每一步都是按照预设的一个个分目标来实现的，即将预设这个总目标分为不同的分目标时，“生成”就是为实现“预设”这个大目标而达成的分目标而努力。如果在教学中插入一个所谓的“生成”目标，则没有预设做支撑，就是假生成。因此，预设和生成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基本范畴，他们的对立统一推动着教学活动的波浪式前进。
三、由实然迈向应然——梦想照进现实
“生成”并不是盲目的和被动的，它需要有理论的支撑和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并且要在如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上下足功夫。
（一）“问题教学”方式是“预设”和“生成”有效实施的操作平台
问题教学模式由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提出。杜威曾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针对当时过分重视知识、忽视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态度的做法提出了以“活动课程”和以“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主张儿童“在做中学”。这种教学方法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根据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来设置问题情境，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困惑和探索研究的欲望。根据杜威的这种问题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前做好对课程目标设置的基础之上，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适时引导，引发学生进行积极思考，让学生自己能够发现问题，并思考问题解决的途径，激发学生通过探究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欲望。因此，这种问题教学法可以说是生成的雏形，为课堂教学的开放、互动和创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立体剪裁”方显“生成”本色
在这里，“平面剪裁”比喻的是传统的课堂资源应对方式，即预设性教学。教师依据教学计划来确保学生获取静态信息，已达到教学目标的顺利实施。这就如同裁缝用软尺采集顾客身上为数不多的数据点来为她们量体裁衣。“平面剪裁”有利于突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组织和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获得，但是由于其本身内在的局限，这种课堂形态已经不适合当前学校的教育生态环境。
“立体剪裁”是新型的课堂生成资源应对方式，是教师在处理学生的提问、质疑、回答等课堂生成资源时，以国家教育目的、教学计划预设的教学目标和步骤以及课堂教学的具体情境为标准，用追问、反问等高认知水平的反馈形式引导课堂生成资源，以使教学过程在预设与生成的相互规定中不断推进。它如同服装设计领域的立体剪裁。课堂资源的“立体剪裁”就是让教学过程浮现立体的效果，展现课堂的生机活力，使教学目标在具体情境中创生，从而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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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时点拨，创造意外的“生成”
学生在进行思考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者走弯路。这时，教师首先要做的不是否认学生的错误，或者将正确答案告知学生，教师应该承认学生回答中合理的地方，并试图了解学生错误的根源，从而找到将学生引入正确轨道的途径，学生的错误思路反映了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或者知识上出现的障碍，教师完全可以将此作为开发学生潜能的有效途径，使学生在认识上得到质的飞跃，这就是意外的“生成”。这种效果不是仅靠预设就能预测的，是在师生互动中创造出来的，更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预设与生成给教师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就本人而言，从理论上看，预设和生成都是必不可少的。课程目标必定会有一个总的要求，这个基本要求是每个学生都应该能够达到的最低标准，当然，课程目标也应该有个性化的选择，针对不同的个体。这就是新课改的理念所在：实现传统的“圈养式”课程向现行“游牧式”课程的转型，体现建构性、生成性与多元性的课程特质，体现预设与生成的实践智慧。在生成下，课程没有了具体可供实施的目标，要求教师和学生将课程当做“事件”来解读，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很多课程失去了本来目标的意义。萨特说：“学生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学的精彩源于“预设”的“生成”，源于教师循循善诱的引导。只有将“预设”与“生成”达到实然与应然的完美结合，才能让学生在师生交往中收获知识和精彩。
注释：
[1]朱文辉.让生成性教学迈入纵深——基于“伪生成”和“乱生成”的批判[J].教育科学研究,2010(8):27-29.
参考文献：
[1]顾鑫盈.从预设式教学到动态生成式教学[J].天津教育,2004(2):8-10.
[2]李祎,涂荣豹.“生成性教学”理念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3]刘忠伟.生成性教学中“真”与“假”的关键：基于生活经验[J].现代教育论丛,2011(1):30-33.
[4]辛朋涛.生成与预设的关系：误解与澄清[J].上海教育科研,2010.5:73-76.
[5]杨友红.精彩的预设，美丽的生成[J].新课程研究,2008(12):5-7.
[6]汪明春.预设与生成——关于课程目标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7]汪明春.课程目标：在预设的基础上生成——杜威教育目的观的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11(4):122.
[8]王俊.教学中的“虚假生成”[J].当代教育科学,2009(14):35-36.
[9]王加强,范国睿.如何处理课堂教学的生成资源[N].中国教育报,2008-3-21.
[10]朱文辉.让生成性教学迈入纵深——基于“伪生成”和“乱生成”的批判[J].教育科学研究,2010(8):27-29.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6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 更要先行一步, 力争3年内, 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2004年初,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 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2004年8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再次说明:“适宜的专业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双语课课程比例≥10%”才能评为A等。基于上述原因, 从2001年开始, 各地高校陆续开始了双语教学改革, 双语课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双语教学也是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结合法学专业的专业特征以及国际法的学科特点, 选取《国际法》这门专业必修课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原因和意义在于:
其一, 国际法课程的内在逻辑需求及国际关系实践对国际法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国际法课程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与国内法不同, 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宣言决议等。《国际法》这门课程以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为研究对象, 具有鲜明的国际性、时代性、涉及内容的广泛性等特点。同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国际关系得以快速发展, 国际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些特点使《国际法》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具有必然性, 自然成为了法学专业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不二选择。
其二, 该课程的英文资料很丰富, 外文图书、网络资源较丰富, 是法学专业所有课程中最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课程。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均用英文起草而成, 国际法院的判决也主要是英文资料。
其三, 国际法这门课程比较其它课程而言, 总体来说不太难, 司法考试对知识点的考查也主要集中在识记这一层次, 要求不高;该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等条文及其体现的法律制度。
其四, 结合地地道道的英文国际法律文件来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国际法规则的真实含义和解决国际法领域的问题;通过最流行、最标准的英语讲述国际法, 有利于学生掌握用英语表达国际法内容的正确方法。
其五, 通过双语教学, 可以巩固、复习《大学英语》中的普通词汇、句型, 可以拓展学习其中许多普通词汇的含义与用法 (如save作连词,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可以巩固、复习专业英语 (法律英语) 词汇、句型。
二、《国际法》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与实践模型
(一) 教学内容的定位
国际法是“动态法” (living law) , 它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国际关系的发展使得传统国际法中许多规则发生了变化。因此, 本课程的教学力求做到:
首先, 密切关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授课内容充分反映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法规则的最新变化, 充分吸收国际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观点, 如: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道法以及国家豁免等问题。
其次, 讲授内容和范围方面有重点、有要点, 而不追求面面俱到, 不局限于某一本固定教材。国际法的法律问题往往因各自的目的和立场的差异而变得纷繁复杂。本课程不追求面面俱到地详细讲授国际法的所有问题, 而是采取有保有压的方法, 在讲授内容和范围的取舍方面, 选取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规则起重要作用的事件, 如:2003年美伊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中日东海划界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等。
再次, 充分结合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 如2009年12月29日因我国对英国毒贩阿克毛执行死刑而引发的中英外交纠纷并与2010年4月中国对4名日本毒贩执行死刑一事进行对比, 2010年中国八名海地维和警察牺牲而引发的国际补偿问题, 2010年日本逮捕我国船长而引发的中日外交纷争,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
总之, 力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1) 通过内容国际化的双语课程教学, 使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先进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了解当今国际法实践的最新动态。
(2) 突出国际法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务, 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
(二)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定位
首先, 本课程交替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教学,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大量使用英语课堂用语, 在讲课中, 要使用一些承上启下的标志性话语 (discourse markers) , 将讲课的各个部分串连起来, 提醒学生各内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这些话语的使用, 将有助于学生抓住教师讲授的内容, 同时也创设了浓郁的英语语言学习氛围, 为学生提供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较多的练习机会,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活跃课堂气氛, 运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法, 启迪学生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增强双语教学效果。
其次, 充分注重通过案例来解析国际法原理和规则。法学的学习, 需要现实生活实践的支撑。毕竟作为规则体系, 只有与实际生活需要相联系, 落实到法律规制对象的具体行为中, 才能达到对公平、正义和秩序目标的追求, 国际法学也不例外。对于国际法学来说, 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 原因在于, 国际法的很多规则都是抽象与模糊的, 而且缺乏像国内法一样的法律解释机关和解释体系, 因此, 只有从具体案例中体会规则的具体含义。针对法学教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 在每一章节中, 根据其内容选取一些中英文国际法典型案例, 通过对案情的介绍和解析来引发该章节中需要思考的国际法问题, 使学生置于国际法理论思考和实践的研究环境之中。
(三) 具体教学改革与实践
1. 教学方法方面
国际法双语教学要适应培养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人才的需要, 就必须处理好中文和英文在授课中的关系或所占比例问题, 国际法双语教学中的英文不是解决公共外语问题, 而是解决专业外语问题。开展双语教学必须贴近学生的英语水平, 必须考虑到一个实际问题, 即既要增加内容, 又要尽量避免因此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所以, 该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使用简单的英语就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某一专业知识点时就坚决避免使用复杂的英文语句, 力求简洁明快、流畅通达。同时, 该课程使用英文授课的总量尽量控制在65%-85%之间。为确保英文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所引用的英文资料一般来源于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
2. 教学手段方面
第一, 教学设施的有效利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电脑投影仪及电动幕布等设备, 教师可以进行PPT展播、影视播放等, 既方便了课堂教学, 节约了时间, 也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其中PPT课件只展现英语部分, 对对应的汉语翻译不以课件的方式出现, 而采用教师口头讲述, 其中一些疑难的汉语翻译适当板书于黑板上, 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教师不进行翻译或讲解, 而改为学生回答。这样既可增强教学的生动性, 避免教学过程中形式上的呆板, 又可避免学生在看PPT英文课件时因同时看到了对应的汉语翻译而养成懒惰、不动脑筋的不良习惯。同时, 注意提高课件的美观性和多媒体特色, 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 建立网络课堂, 作为辅助教学手段。目前该课程的网络课堂已经基本建成, 上传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案例库以及部分电子课件与教案等课程资料, 添加了相关网站 (如联合国网站、国际法院网站等) 的链接和辅助阅读资料, 开通了互动平台、在线答疑系统, 以后还将增加练习题库、授课录像, 重点建设互动平台, 进一步完善、丰富网络课堂, 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最后, 为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降低学习难度, 将一些常见的专业词汇以及专有名词汇编成词汇手册, 印发给每位学生, 供他们课前预习或课后查阅, 以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宋纪萍.国际法专业本科双语教学问题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7) .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7
关键词：价值教育,理想困境,中小学教育
当代教育观念正在由知识教育转向文化教育。这种转变的核心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价值观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合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让青少年的成长更加健康。学校教育活动是具有价值导向性的, 中小学学校教育一定要重视价值教育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一些基本问题, 如:价值教育究竟何为?中小学到底应该怎样来实施价值教育?在实际实施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1 价值教育的概念界定
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掀起了一种新的价值教育浪潮, 注重通过教育来传达社会导向, 并且更加关注教育的价值属性, 这次浪潮促使国际价值教育思潮勃然兴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泰勒的《价值教育在欧洲:1993年26国的比较调查概况》这一研究报告, 它准确地描述了欧洲各国价值教育的情况, 又为国际价值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由此可见, 价值教育在西方早已开始实施, 并且是西方诸国应对现代性价值危机挑战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思想。当前, 我国教育学术界对价值教育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尚未取得一个共识的标准。本文认同石中英教授的观点, 即把价值教育作为“完整教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认为“价值教育”不是有关如何增加物品或社会服务“有用性”的教育, 而是有关人们如何行为才是“正当的”、“对的”、“好的”或“高尚的”教育, 是有关人们行为正当性原则的教育, 因而也是有关培养正直的、真正的、有良好品格的人的教育。 (1) 如其所言, 价值教育真正关注的不应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与技能获得, 不应是日常课程中所包含的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等, 而是学生“价值观念和价值态度的形成、价值理性的提升、价值信念的建立以及基于正确价值原则的生活方式的形成”。 (2)
2 价值教育的应然理想
教育本应是一种唤醒。然而在知识性教育, 特别是强调科学知识的环境下, 教育逐步沦为传递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手段, 只为塑造“知识人”服务, 其价值之根由此断裂。价值教育, 正是对这种知性教育观的矫正, 其根本目的在于丰盈人性、健全人格、重寻人生意义、增进幸福生活。在这个方面, 加拿大著名教育学者克里夫·贝克的价值教育理论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让我们看到了价值教育的理想形态。
贝克认为, 教育是为了生活的目的, 不仅是要学习“何以为生”的本领, 还要学习“为何而生”的能力。“因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幸福, 因为教育即生活的准备, 也因为教育在目前也越来越多占据着青年人的生活, 所以学校的目的应该囊括更为广泛的人类所关注的事物, 它们应该反映普遍生活的重要方面”。 (3) 以人类的基本价值以及其他具体价值构成的价值系统, 无论何种形式, 只要能提升人类幸福感, 有益于人类过上美好生活, 都应当在教育中得以呈现。这也是我们当代价值教育的追求。学校教育应该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相关技能, 使其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为人们提供启示和信心, 使其在遭遇困境的情况也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赋予人们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洞见, 使其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到追求本身的乐趣。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体现着价值教育的应然理想。 (4)
在我国, 石中英教授对于价值教育理论建设方面颇有建树, 提出了今天我国的价值教育应该肩负起如下的使命:“传承人类的基本价值;弘扬社会的主流价值;整合优秀的传统价值;注重职业价值观的养成;提升人们的价值理性” (5) 也是为价值教育理应达到的高度给予了界定。
3 价值教育的实然困境
(1) 在理论建设上, 研究的根基尚浅, 内涵过于宽泛。价值教育因其自身有独特的目的与内涵, 因而是不同于道德教育的。而当前现状却是, 中小学价值教育常常会被诸如人格教育、公民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所替代, 这与价值教育的研究根基浅, 内涵宽泛, 不易获得统一的认定有关。为了促进青少年合理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 以促进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较好的落实价值教育, 就必须从理论上深入挖掘, 明确价值教育的内涵与特点。而这个方面我们的理论建设还有待提高和深化。
(2) 在认知侧重上, 过于重视价值认知, 较少价值体验。价值教育在当今的教育教学中, 主要承袭了以认知为主导的模式。价值教育被认为可以像知识一样通过讲解传授, 通过记诵、练习等方式来达到教学目的, 而忽略了形成价值观需要一个从认同到内化的特殊心理过程。体验式的价值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深入理解价值的内涵和坚守价值的意义。如果只是把各种价值观浮光掠影地呈现或者生搬硬套地讲述, 那么看上去是完成了教学任务, 实现了价值教育, 但实际上, 却违背价值教育的内在精神, 容易培养出信仰不坚定、表里不一的学生。
(3) 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流于浅显, 忽视规律。喊教育口号, 空搞形式主义, 这种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容易造成中小学价值教育的“不知所云和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云和不知所措”很容易造成简单化处理。究其根源, 还是因为教师忽略了价值信仰确立的特殊规律, 忽视了价值教育要遵从“长周期、小步子”的原则。价值教育如果想达到预期的效果, 应该如古诗中“细雨湿衣看不见, 鲜花落地听无声”一样, 于悄无声息中, 影响学生的价值养成与价值选择。新时代对于价值教育的理解与呼唤, 要求我们应该把价值教育融于各学科的具体教学之中, 让价值教育渗入到师生课堂活动的细节和学校文化生活的点滴中, 让价值教育由强硬的灌输变成无声的渗透。 (6)
在当代教育实践中, 价值教育会不断被强化。中小学价值教育可以广泛学习和借鉴国际教育界的经验, 整合全球优秀的价值教育观念, 改进革新价值教育的教学形式, 找准价值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应然的呈现形态, 使价值教育内涵不断深入、理论不断坚实、课堂不断充实, 以促进我国中小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创价能力的养成。
注释
1石中英.关于当前我国中小学价值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人民教育, 2010 (8) .
2石中英.价值教育的时代使命[J].中国民族教育, 2009 (1) .
3克里夫·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M].戚万学, 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
4艾诗根.价值教育与美好生活——克里夫·贝尔的价值教育理论及其教育意义[J].外国教育研究, 2012 (4) .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8
应然法和实然法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 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理性探索。由此, 作为调整人类利益关系的法律, 也可以作出“法律应当如何”与“法律实际如何”的区分。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 而民间法则主要指“这样一种知识系统, 它生于民间, 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 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人情、礼俗、家法、习惯等。也就是说, 民间法是处于国家法之外的调整乡土中国秩序的自发流传的传统规则体系。”从应然———实然的角度着手, 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民间法和国家法在同一个社会生态中的运作图景。
法律的应然性是指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着眼于法律规范之所以具有效力的合理性基础, 是要回答“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这一问题, 在这方面, 自然法学派曾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 他们认为在人类的思想认识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客观性场域, 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都体现了对客观性价值世界的不断认知和无限接近, 所以法律的效力来自于效力明定的“公理体系”, 不论这种“公理体系”被阐释为正义、道德还是神意、人性, 法律都应当体现人类的基本道德和正义, 不断体现和保护人类的主体需求。因此, “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从法律术语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 它包含有公正、正确地进行选择的意思。”
法律的实然性是指法律效力的现实性, 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强调法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实际作用。“徒法不足以自行”, 由于种种原因, 任何法律规范在制定出台之后, 都不可能当然被所有规范义务人自觉自愿地遵循。“由文字和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自动运行, 而要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通过各种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来实施法律规范, 推动其运行。”为此, 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的效力不能从外在价值秩序中获得, 而只能从它自身构成的秩序来观察和了解, 即“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 是一种行为过程和理念的综合模式, 它帮助恢复、维持和创造社会秩序。”
一般而言, 我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可以归纳为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基本特征 (费孝通语) 。社群的组织结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通过稳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在社群内部形成稳定的差序人际关系格局, 礼治则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 经过世代教化, 使社群成员形成主动服从于传统的习惯, 并历经千年而不变, 不断进行着自身的再复制, 进而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近年来, 随着西方法律思想和体系在国家制度层面取得了强势话语权, 在乡村社会形成了家族法规、村规民俗等民间法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共同发挥作用的局面。但二者不再是相通的、一体的, 国家法不再以民间法为来源和依托, 民间法也不再是国家法的具体化, 礼治传统和宗法文化无法为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法治观念提供任何滋养。与此同时, 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国家法在乡村层面往往成为虚置的社会规则。既然国家成文法律不足以独自规制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 需要各种非正式规范提供民间救济, 那么国家法与民间法就有可能基于价值偏好的不同而导致规制方法的背离, 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期或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时, 表现的尤为明显。中国近现代的法治进程, 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印证。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 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当前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在外力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与建构, 而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则是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道德知识”。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 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变迁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过程中, 显性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对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进行重塑, 而民间法律规范在看似被动回应的同时, 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隐性的反作用力。
毫无疑问, 在这一过程中, 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法将居于主导地位。然而, 一旦国家法在乡村社会中缺乏属于自身的支撑点, 法律的应然效力就无法实现。而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民间法, 依托于特定权力网络的运作, 在共同体内部以自身方式调节着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在乡村社会的实然场景中, 国家法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规避, 民间法却以发散的、迂回曲折的方式展现着规制效力。可以遇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乡村社会都会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多重规制格局。
在当代中国, 任何企图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多元社会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国家法在法律服务和司法救济方面存在者对乡村社会的严重供给不足, 习惯法的存在, 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内一定成员的法律需求, 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时空基础, “这些规则尽管从来没有被设计过, 但保留它对每个人都有利。”在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 动员现有的民间资源以推进法治进程, 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不同预设基础上的多元价值冲突, 通过理性谋求共识, 形成包容他者的社会共同体。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甚至会贯穿中国法治进程的始终, 但其基础性环节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法生存空间的培育
“民间法”是长期生活场景中积淀和流传下来的规范, 是自发生成的秩序地维护者, 其作用范围内法律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 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国家法若试图借助法治的名义强行对乡村秩序进行重建, 将是非常困难的。同时, 民间法在国家法缺失的领域内, 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救济作用, 特别是针对一些标的额较小的邻里纠纷, 民间法的解决成本明显经济的多, 这也是我国独有的民间调节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 国家法必须扩展自身视野, 更多地回应社会的需求, 正视民间法的影响和作用, 保持与民间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容, 不应进行强制性的替代或约束, 而要尊重社区生活中应有的价值预期, 通过程序规范促成社群内部的民主规制, 以期维护一种多元主义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动态平衡。
2.树立国家法的价值导向作用, 明确民间法存在的合理限度
从终极意义上讲, 民间法和国家法都是人类的理性要求和选择, 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等永恒目标的自然结果。但由于所生活的场域和社会结构的限制, 民间法的正义概念渗透了人情伦理的因素, 是一种“人情正义”, 与国家法所倡导的理性正义、逻辑正义有很大的不同。与国家法在民族国家疆界内的统一性和普世性相比, 民间法具有更加鲜明的地方特色, 注重私人交往的“私德”, 而忽略对公共事务的“公德”, 易于在小的区域内形成秩序, 而难以在一个大的区域内形成秩序, 这显然不适合法治中国的理念培育。因此, 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模式中只能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 充分保障国家法的权威, 优先注重国家法的完善、发展;在尊重民间法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注重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导向作用, 以促使民间法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普适性。
3.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相互渗透中实现良性互动
法治秩序的形成注定会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 民间法与国家法将在这一过程中反复博弈, 相互渗透, 并最终实现双方的协调与融合。国家成文法典对民间习惯规范的合理吸收, 自古有之、中外皆然。我国的法治进程一直伴随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法律移植, 因此充分认识民间法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 民间法的这种渗透, 是在承认国家法价值导向前提下的民间救济, 绝不是纯粹的民间逻辑的演绎, 更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复古运动。同时, “现代社会的习惯或民间法已完全不可能保持其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那种所谓‘原生状态’, 它必定是同国家法的互动过程中, 不断地重新塑造着自己。”这种重塑, 即是民间法对时代变迁的被动反应, 也不乏对国家权威的主动适应。与传统的民间法相比, 现代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已经极大地向国家法靠拢, 在立法技术上, 大多以国家成文法为参考, 条文较系统规范, 体现出形式理性的倾向;在内容上, 也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保持一致, 在自治的过程中体现了更多的自为和自觉。
摘要：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 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 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 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 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 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关键词：乡村治理,民间法,国家法,调适,嵌合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69-71.
[2]刘黎明.契约、神裁、打赌——中国民间习惯法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2.
[3]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 1994.126-128.
[4]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 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 1994.43.
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9
一、 问题的提出
英国诗人罗雅德·吉卜林说过:东方是东方, 西方是西方, 两方永不聚。但是一个世纪后, 两方相聚了, 且进行着相当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可见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国民根本性的差异, 而是主要来自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方面。[3] 本文所指为广义文化, 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实质内容指文明, 即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4]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推进, 两大文明在碰撞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对方的长处, 由此逐渐呈现出相互取长补短的交融趋势。而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 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5] 学习西方语言必须建立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 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 才能真正掌握与运用这门语言。
英语教科书所呈现的内容应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 让学生立足于丰富的文化背景去学习语言, 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不能被理解为文化之间的相互替代, 也不能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的彼此混合, 而应当被理解为文化视界的拓展, 即为不同文化通过各自的视界拓展而形成的共同视界。[6] 然而现行的英语教科书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理念。在教科书中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渗透以及中国文化彰显上都不够;有些方面完全是中国文化, 相应的西方文化几乎空白;有些方面完全是西方文化, 对应的中国文化完全没有。本文以新课程人教版小学阶段 (3～6) 年级英语教科书[7] 为研究个案, 主要分析英语教科书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与现行英语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不足的表现, 致力于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
二、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分析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是指现行的英语教科书应该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状态, 可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教科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以及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上的相关指标三个方面加以佐证。从而应用这些佐证对照现行教科书以发现其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的不足。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其中文化意识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四个方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首次明确把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列入英语教学之中。这说明了在英语学习时对西方文化学习的重视。随着对文化与外语教学关系的深入研究, “大写C文化”与“小写c文化”均成了学习、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学的有价值的背景知识。前者指目标语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和目标语国家的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就;而后者则是指目标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也被称为“行为文化”。[8] 外语教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外语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 文化内容应该成为外语教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跨文化交际至少涉及两种文化, 如中国人使用英语与英国人交流、英国人使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等。在交际中, 双方必定会把自己的母语文化带进来, 若想双方的交际顺利, 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 否则交际就可能中断。[8] 这说明除掌握语言的基本技能外, 还需要了解目标语所承载的文化。教材与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其中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是导入和学习英语国家文化内容的重要途径。因此落实到教科书上也必须设置相应的西方文化, 使语言的学习建立在文化学习的基础之上, 以达到语言学习综合运用与交际的目的。
2.英语教科书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处理
英语教学中, 学习者年龄小, 也缺少生活实践经验与口语交流的机会[9], 而外语教科书是学习他国语言的主要媒介, 也是了解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科书应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英语课程标准》提到,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拓展视野,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形成健康的人生观”[10];外语教学“在起始阶段应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 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11] 以上描述表明基础教育阶段小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还没有最终形成, 还缺乏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因此教材的编排如果一味倡导西方文化, 忽视中国文化的同步对照, 就会使这些对中国文化还未建立起清晰价值观的学生困惑, 甚至迷失方向。因此在这个阶段应该培养学生能够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我国文化的理解, 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的同时, 还要培养学生的祖国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8] 因此外语教材应立足于他国的文化背景, 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 通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对等出现, 让学生在了解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同时加深对自己母语文化的理解。而不能孤立置于一方的角度, 断章取义地选取相关内容, 从而影响学生完整世界观的形成。
3.英语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上的相关指标
在《英语课程标准》的目标总体描述中, 与小学教育相关的一、二级目标中提到“对英语学习中接触的外国文化习俗感兴趣”、“乐于了解异国文化、习俗”。在文化意识目标描述中提到与小学教育相关的二级目标见下表[10] :
三、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然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个案是人教版小学阶段 (3～6) 年级教科书。人教版是全国发行使用地区广泛的教材, 是影响重大的全国性教材。这套教科书有其特色和其他版本不可比拟的优点, 但作为出版时间不长的实验性教科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教科书的前言部分提到本套教材的八个特点, 其中之一就是:“注重中外文化的双向式交流, 使学生通过学习培养未来跨文化所需要的能力。” 这是教材在中西文化交融上想达成的目标。下面运用前面说到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的具体内容来对个案教材进行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然性分析, 以确定教材是否达到预定目标, 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1.单一的种族与民族类别
立足于世界范畴, 这里说到的种族与民族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种族又称做人种, 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11], 涉及不同国别, 如教科书中出现的美国人、加拿大人等;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主要指一个国家内部所涉及的民族, 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目前共有56个民族。
教材基本没有涉及民族这个话题, 出现的中国人若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指汉族, 而中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 对其他民族的忽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种族方面, 教材中出现的人物除了黄皮肤、黑头发外, 仅有黑皮肤与红头发的变化, 至于人物其他的体质特征没有显示出区别, 如黑人的厚嘴唇、宽鼻子并未加以描绘。既然想呈现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国际社会, 就应该包括说英语国家所涉及的主要种族, 而且从绘画或是图片上充分体现出来, 让孩子们对不同种族的人形成鲜明的印象。人种的类别是根据人类的生物体质和遗传的性状而加以区别的, 如肤色、体型、头型、眼色、发型、鼻状、血型以及性格和潜力等。世界有三大主要人种 (黑、白、黄) , 且不同人种外貌上有明显的区分。如白色人种的体质特征是瘦长、鬈发、高鼻、蓝眼。黄色人种体质特征是中等身材、头发黑而直、面扁。黑色人种体质特征是黑肤、发鬈而曲、宽鼻、厚唇。[13]通过体质特征的刻画给孩子们留下不同国度人们的清晰印象, 获取全面的信息, 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模糊印象。
2.倾斜的饮食文化
教科书在小学三年级两册书中出现的食品几乎未涉及中国食物, 均是西式食品。如汉堡、薯条、火腿、面包、饮料等, 这些都是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式食品, 不益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编者的本意是想充分展示西方的饮食文化, 而低年级的小学生还缺乏正确的判断力, 大量呈现的西式食品图片会对小学生产生误导;加上现实中很多孩子喜欢这些食品的口感, 已是麦当劳、肯德基的常客, 因此这部分内容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孩子们可能会产生中国的食物不如西方食物的错觉, 不爱吃中餐, 影响孩子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如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天津40多名孩子因为过度肥胖, 只能休学进入专门减肥学校。根据北京某医院的统计数据, 肥胖儿童当中85.2%的孩子表示喜欢吃洋快餐, 43.6%表示自己每个月都吃, 6.2%每天或者每周都吃。[14]因此教科书中对中西方食品的不正确引导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现实问题。
3.偏颇的节日风俗与生活场景
教科书三年级 (上) 开始出现西方的传统节日, 如复活节、愚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等, 通过活动的方式寓教于乐, 让学生从日常节日中感受西方文化。但在整套书里中国的节日几乎未提及, 以至于今天的孩子十分热衷于过圣诞节, 而对中国的传统节日缺乏足够的了解。
教材中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出现, 拉近了西方与中方的距离。教材中的“story time”处处渗透了西方的幽默与轻松。但教材中未涉及中方的典型故事。事实上中国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显示着中国人的智慧, 但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
教材中所呈现的图片场景基本都是本国的, 如教室的布置均是中国插秧式的座位排列, 整齐划一, 这只能代表中国的教室文化。而其实国外在这一方面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课桌样式很多, 且摆放十分灵活, 富有人性;教室布置很有特色, 文化内容丰富, 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学校、教室是孩子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之一, 很有必要呈现一些国外校园、教室的场景, 让学生了解西方儿童在学校的生活细节。且有必要呈现外国儿童的家庭生活细节, 或是外国人生活的其他一些场景, 这些均是与孩子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是孩子们十分好奇的方面。教材在这些方面的内容呈现极少。
4.过少呈现说英语国家的数目
英语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 出现了世界英语或是全球英语的理念。由于文化等因素的不同, 使用者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英语势必体现本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烙印, 这就出现了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有差别的众多英语变体, 如美国英语 (AmericanEnglish) 、澳大利亚英语 (AustralianEnglish) 、印度英语 (IndianEnglish) 等, English这个词本身也有了复数形式“Englishes”。随着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人数的迅速增加, 如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新英语 (NewEnglishes) 的出现增加了带有强烈语言文化因素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日本英语等国家的英语变体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关注。因此, 英语变体的地位日益重要, 世界英语呈现出多变体、多方言现象。[15]
因此, 在介绍英语国家文化时应就所设计的主题涉及多个国家, 而不是选定的三四个国家 (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不同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 如日本、西班牙、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英美电梯楼层的不同表示、不同国家的家庭结构不同、不同国家的交通规则、不同国别的孩子所喜欢的宠物也不一样等。而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的英语变体更是多样化, 这些存在的语言事实不容学习者忽视。
5.严重失调的中西地域呈现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