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诉制度论文

抗诉制度论文（共8篇）

抗诉制度论文 篇1

检察制度是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尤其是诉讼制度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虽然对于检察制度最早起源于何国因为标准不统一而争议很大, 但论及检察制度时, 法国、英国和苏联的检察制度总会被作为代表被予以讨论。较早建立检察机关和确立检察制度的国家, 当属封建社会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最早开创控权型检察体制的当属苏联。

1 法国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由于长期严格区分公法和私法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传统, 法国的检察监督制度强调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 对于民事领域, 检察权只进入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涉及到公民的重大利益活动中。

不过,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还是有一节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的地位做了规定。按照其规定, 检察机关的地位是不同的, 一种是主当事人, 主要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有保护公共秩序必要的情形下。例如个人法律地位的诉讼、公司领导人财务责任诉讼等等。通过诉讼途径介入程序, 享有原告或被告地位。另一种是作为从当事人, 例如个人身份的案件、死亡或无行为能力的诉讼、遗产诉讼等等。只能通过附带请求方式介入程序, 不享有原告或被告的地位, 只是向法庭提出其意见, 且法庭并不受该意见的约束。

正是上述两种区分,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检察机关作为主当事人时, 不服一审判决, 可以提出上诉, 也就是上诉程序的抗诉。

2 德国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为了寻求并且保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与国家适当干预之间的平衡, 现在, 德国检察机关在介入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种类上, 都受到较大的限制。根据德国现行法律, 检察机关在民事案件中的作用仅限于: (1) 宣告失踪人死亡的案件, 在该类案件中, 检察官有权申请法院启动宣告程序以及撤销死亡公告;来源于德国《失踪法》。 (2) 作为财政利益的代表, 具有基于工作关系上的财产权请求。 (3) 1976民事诉讼法保留检察官对确认婚姻无效之诉和确认婚姻存在与否之诉的参与权。 (4) 其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32条规定, 诉讼即使非检察官提起, 检察官也可以进行诉讼, 特别是可以独立的提出申请并提起上诉。

3 日本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日本的检察机关不再仅仅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行使职权, 其在参与公民私人利益诉讼方面较之法德更广。民事检察诉讼规定在日本检察法, 民法、民事诉讼法、私人民事诉讼程序法等中。民事领域的权力: (1) 禁治产宣告请求权及其撤销请求权; (2) 准禁治产宣告请求权及其撤销请求权; (3) 关于不在人财产管理的处分请求权及其撤销请求权; (4) 法人的清算人选人权、解任请求权等等; (5) 遗产的管理处分权和制作财产目录的请求权等; (6) 不合法婚姻的撤销请求权等; (7) 其他。无论是检察官作为当事人还是只参与诉讼, 检察官都有权上诉。

4 英国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职权范围是非常狭小的。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主要范围是: (1) 涉及到公共权力和利益并受到颁布训诫令或宣誓保护的行政诉讼案, 由总检察长参加; (2) 法院审理有关选举权的案件, 有检察官参加; (3) 涉及到英王室责任包括侵权责任、契约责任, 返还责任和补偿责任等的诉讼; (4) 检察长有权参加因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而损害公共权力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案。英国的检察官在诉讼中代表公共利益, 在公法关系中既有与私人不相同的起诉资格, 他可以直接请求司法审查, 也可以帮助没有起诉资格的私人申请司法审查。英国的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 其诉讼地位是当事人, 必须服从案件管辖规则和审判规则, 尤其不能在法律适用上代行法官职责, 也无权对法院的生效裁判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对损害公益的民事行为上的监督等方面。

5 美国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美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八篇第二部分规定了检察官职业的活动方针是参加民事争论。检察官具有直接干预民事诉讼的职能和参与民事纠纷的权力。按照美国有关的法律的规定,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范围有: (1) 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和各州政府参与诉讼; (2) 参与涉及到反垄断法的民事案件; (3) 涉及人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公平利益时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美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内容很多, 在判例和制定法中都有所体现。美国的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 实现监督的方式有多种, 既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也可以作为政府公共利益的代表参与诉讼。此外还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

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民事检察制度中, 对于抗诉制度规定较少。检察机关在这些国家中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弱势群体的代表人, 在诉讼中的地位多数规定为当事人, 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才有上诉的抗诉权。

6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

2002年10月23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典》, 该法典于同年10月30日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 自2003年2月1日起实施。

6.1 俄罗斯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在苏联时期, 基于国家不承认私法关系, 检察长可以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 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上并不是单纯的当事人, 同时还是处于法院之上的法律监督机关。1992年1月17日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宪法》, 与1995年11月17日颁布实施的《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 共同赋予并明确了俄罗斯联邦各级检察长、副检察长以及检察官对俄罗斯联邦领域内现行法律执行状况所应具有、以及能够履行的法律检察监督职能。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作为联邦性国家权力机关, 以保障俄罗斯联邦宪法与联邦性立法至高无上、保卫人与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护俄罗斯联邦与联邦各主体、地方机构的法定利益为宗旨, 在俄罗斯领域内, 对法律规定与法律秩序遵守状况实行监督。直到2000年8月7日, 《关于修订和增补〈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的联邦法律》删去了民事诉讼中检查监督的规定。但2002年民事诉讼法典保留了检察长参加民事案件审理的两种方式: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

6.2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规定和变化

2002年通过的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涉及检察长总共有88处, 涉及检察机关2处, 涉及抗诉字眼总共有222处。纵观俄罗斯的检察机关的抗诉制度, 可以看到一个特色, 就是检察机关的权力和义务明确, 与法院的关系衔接较好。

(1) 确定抗诉的期限。1964年民事诉讼法典对检察长在监督审中提起抗诉的期限没有限制, 而2002年民事诉讼法典第376条第2款要求对法院裁判可以在其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年内向法院提出抗诉。对于和解法官、区法院一审裁定、判决的抗诉均是10天, 否则法院将有发还权。这样做, 体现了程序安定原则。

(2) 确定了抗诉的主体。1964年民事诉讼法典监督审抗诉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法院享有权力的公职人员。而2002年民事诉讼法典则确定了一审判决、裁定抗诉或监督审抗诉的主体严格限定在参加诉讼的检察长。

(3) 抗诉的种类。规定了和解法官、区一审法院的判决、裁定的抗诉和引起再审的抗诉。

(4) 抗诉要经过法院的审查。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审查, 但法律明文规定抗诉要遵守的程序, 否则法院有搁置权和发还权。

(5) 抗诉引起的二审, 法院应进行全面的审理, 不仅要审理事实部分, 也要审理法律部分。2002年的民事诉讼法典第347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上诉审法院为了合法性的要求, 有权全面对第一审的判决进行审查。

(6) 抗诉引起的上诉审法院审判庭依照一审法院的规则进行。

(7) 对于俄罗斯最高法院的一审和上诉审判决和裁定, 检察院可以抗诉。原因在于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具有更高的权力。

(8) 对于一审抗诉通过原审法院进行, 而引起再审的抗诉则直接向监督审法院提出。第377条第一款规定。

(9) 对于监督审, 抗诉必须经过审查, 确定是否进入实体审理并调取案卷。

(10) 抗诉可以撤销。

6.3 俄罗斯民事检察抗诉的特点

虽然20世纪90年代, 在市民社会思潮的冲击下, 国家对私权的干涉降低, 对于检察权也有所控制, 但是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纠错机能并没有取消, 只是进行了规范。对于提起抗诉的主体, 期限、程序, 庭审中的解释和答辩顺序都做了清晰而明确的规定, 这一点, 值得我们国家深思。

摘要：就各国民事检察抗诉制度比较探讨。

关键词：民事检察,抗诉制度,比较

参考文献

[1]陈业宏, 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魏武.法德检察制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6:257-259.

[3]何家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6:65.

[4]陈桂明, 刘鹏.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J].比较法研究, 2005, (3) .

抗诉制度论文 篇2

关于完善民事抗诉制度的研究

作者：陈逸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8期

【摘要】随着2013年1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对于这项法案中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备受关注，其中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内容，修改幅度也较大，由此可见我国对该制度的重视程度，本文将结合该制度存在的法律意义、社会意义以及新增的内容对制度完善的积极作用，以及该制度在今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以完善这几个方面，对该制度进行一个阐述。

【关键词】司法公正；抗诉期限；抗诉级别；公共利益

所谓民事抗诉权，也即民事公诉权，它是指检察机关对于法定案件，发起民事诉讼程序，主动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的权利。

我国在1997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2013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行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都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①

民事抗诉权，虽然在法律中加以规定，但是这项制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阐述完善措施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先来讨论下，这项制度的存在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显而易见，民事抗诉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检察院，相比公民作为当事人而言，检察院的国家地位，使得它在为受害者维护权益的时候，能够更有力的加以保护。

总结民事诉讼法中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可以提起抗诉的事由，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分类：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原证据是伪造的；关系到当事人输赢的重要证据，当事人必须向法院申请才可调取而法院置之不理；审判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剥夺当事人权利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等。归根结底，抗诉事由的根源大部分还是源于法院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或者违法的作为行为。

有数据统计，2005年——2007年之间，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再审的过程中，改判、发回重审以及调解的案件比例达到全部提起抗诉案件的69。6℅、68.9℅以及67.3℅。其中改判率达到49℅、44.9℅以及41.7℅。改判率高这一现象表明，被提起抗诉的原生效判决、裁定的确存在较高比例的错误，民事抗诉权存在是非常具有必要的。

第二，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办案质量。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同属司法机关，他们的任务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维护司法的公正，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代表着当事人的利益与法院抗衡，实际上，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配合、相互合作。虽然法院在进行审判工作过程中，应当做到司法独立，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机关予以监督，就会滋生不法审判、法官贪污受贿，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的后果就是枉法裁判、任意擅断的现象加剧，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不利于司法工作的展开，而我国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领域赋予它以“民事抗诉权”无疑是遏制这些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

第三，有利于与刑法上的抗诉权平行运作。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抗诉权，而这项权利的产生，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利益，基于如此的权利设立基础，如果不在民事领域赋予其以同样的权利，会造成法律偏颇公利益而不积极的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的误区，因此，为了实现在利益保护上，公利益与私利益的同等重视，也需设立民事抗诉权。

既然民事抗诉权存在具有这些积极的意义，那么这项制度的完善，对于我国司法工作的有序良好展开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就先行法律对该制度的规定来看，还有很多内容没有明确，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首先，随着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针对之前很多民事抗诉相关内容的问题都得到了积极的解决。

在该法案的第二百零八条中，针对之前民事抗诉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人民法院调解的案件可否加以抗诉的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即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同时，第二百零九条新增了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权利，并明确列举了申请的前提条件等。

这一系列关于民事抗诉内容的增加与完善，可以看出我国对该项制度的肯定和重视程度，但是，与以上这两个问题并存的一些其他问题，在新的修正案中仍然没有得到体现与解决：首先，对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作出调整。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与以往相比作出一些调整，即同级检察院可以向同级法院提起检察建议，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

但是笔者认为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一直存在“上抗下审”的现象，尽管修正案规定，同级检察院发现应当提起抗诉的事由时，可以向同级法院提起检察建议，但是毕竟仍然不是法定的权利，而上级检察院向其下一级法院提起抗诉，笔者始终认为级别分配不平等，抗诉主体与

审理主体的级别不对应，在现实操作中，就可能造成由于忌惮向对方的级别地位，而不能够公平公正的进行裁判。

其次，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期限应当加以明确。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但是对于检察机关应当在多长时期内提起抗诉，却没有加以法律上的规定。

虽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但是也不应当对其权利过于放宽，应当使其与一般当事人受到同等或大致的权利限制，因为，一方面，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还是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工作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对其民事抗诉权的行使期限不加以限制，会造成检察机关不积极行使该权利，而成为了在“权利上睡觉的主体”，会造成检察机关先去处理刑事案件，等到空闲下来，再去提起民事抗诉，如此一来，一方面对于生效时间已经很久的民事判决、裁定，法院再去对当时的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事由加以调查，会很难取到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同样，法院每天处理的各类案件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而且生效这么久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仍然可以提起抗诉，也非常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如果是由于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提起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符合抗诉条件，而不向法院提起抗诉，就会使得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形同虚设，并不能真正及时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从而降低司法的公信力，也不利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期限应当在法律规定中加以体现，可以参考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六个月加以规定，也可以对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量，取证期限等进行实证考察后，对其期限专门进行一个规定。

抗诉制度论文 篇3

关键词：刑事抗诉,问题,制度完善

为了了解和掌握近年来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抗诉情况, 发现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寻求有效解决途径并总结抗诉工作中的有益经验, 我们对贵港市检察机关2003—2007年办理的刑事抗诉案件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对其中个别县 (市) 检察机关的刑事抗诉工作做了分析总结。

一、从实践上看, 我国刑事抗诉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刑事抗诉工作发展不平衡。

从表一可以看出:从2003年至2007年, 贵港市检察机关依照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共提起刑事抗诉案件71件, 其中, 市院有14件, 其抗诉率为4.83%;其他5个区县级院只有57件, 其抗诉率最高的是港南区, 为1.66%, 最低的是覃塘区, 抗诉率是0.08%。市检察院比覃塘区检察院的抗诉率高出60倍。这充分说明各区县级市院之间刑事抗诉工作发展还不平衡。

(二) 刑事抗诉案件绝对数量较小。

从表一统计看, 2003—2007年全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已判决的案件共有11967件, 提起抗诉的案件只有71件, 占0.5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覃塘区检察院4年时间只提起4起抗诉, 但覃塘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上诉案件过程中, 四年共有54人提起上诉, 且被依法改判了3件, 上诉改判率为1.8%, 高于覃塘区检察机关的抗诉率。由此可见, 这些案件中有一部分是检察机关应当抗诉而未抗诉的。

(三) 刑事抗诉案件质量不高。

从表一统计看, 2003—2007年全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1件, 抗诉后法院改判的案件有16件, 改判率为22.5%。其中港北区最高, 抗诉成功率为40%, 桂平市和平南县最低, 四年总共提起抗诉案件21件, 无一件改判。

(四) 刑事抗诉范围较小, 类型单一。

从表二统计看, 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特点是对重罪轻判抗诉的多, 对轻罪重判抗诉的少;主要对量刑抗诉的多且成功率较高, 对定罪抗诉的少甚至没有;刑事抗诉基本是对主刑提出, 很少或者没有对附加刑提出。从表三统计看, 区 (市辖区) 人民检察院既对公诉案件进行了抗诉, 也对刑事自诉案件进行了抗诉, 但主要集中在对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刑事抗诉无法触及的死角;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所做的判决和裁定, 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也不到位。

二、我国刑事抗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过调查分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仅是贵港市检察机关独有, 全国其他检察机关也大抵存在同样的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性与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 导致检察机关抗诉力度缺乏必要的刚性。

由于自由裁量权是法官的一种法定权力, 目前刑法的具体量刑幅度又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检察院普遍反映法院量刑偏轻偏重的多, 符合抗诉标准畸轻畸重的少, 对法院明显偏袒一方的判决, 抗诉却缺乏必要的实体理由。[1]如故意伤害罪中,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该条规定的“以特别残忍手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 必然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监督, 致使抗诉无力;同时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一样, 特别是检法分歧严重影响了抗诉的成功率。

(二) 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模糊和不明确使刑事抗诉标准难以掌握。

《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从上述规定的字面含义看, 检察机关在刑事抗诉中的自由裁量, 对“确有错误”这一规定如何界定和把握没有明确的标准。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抗诉的情形, 但过于抽象和原则, 缺乏操作性。在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对“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把握不准, 说服不了法官进行改判。

(三) 有些案件存在着法律外的非正常现象也导致抗诉质量不高。

如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先定后审”或“上定下审”现象, 将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制变成了事实上的一审终审制, 导致抗诉工作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 常有对某些有重大社会影响或者有利害冲突的案件, 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前, 为慎重起见, 即将案件向上级法院进行汇报, 由上级法院拍板后, 一审法院再行判决。检察机关即使抗诉, 上级法院仍维持原先作出的决定, 导致刑事抗诉如同走过场。还有如某些重罪轻判的案件是政法委协调的案件或者是人大协调的案件, 如为了检法两家在大多数案件上达成一致的效果, 有些检察人员为了争面子、怕麻烦等, 检察机关有时会放弃一些本可以抗诉的案件。有些检察人员办事马虎, 对判决书的审查不够仔细, 出现抗诉数量不高, 抗诉成功率也不高的现象。

(四) 基层检察机关受目标考核约束, 而降低抗诉标准, 抗诉质量下降, 影响了审判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

有些检察机关规定:对于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 未抗诉或抗诉后上级院不支持的要影响考核成绩:抗诉一件要加分, 抗诉成功再加分。因此一旦被判无罪, 要么直接抗诉, 要么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寻求支持, 增加了案件的抗诉数量。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检察人员对抗诉程序的适用存在不慎重的现象, 个别案件中存在办案人员意气用事的现象, 为了争面子、下台阶、上交矛盾而滥用抗诉权等, 导致刑事抗诉质量不高。

三、我国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细化量刑幅度, 缩小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如把以前的量刑幅度3~10年适当缩减。同时对刑法中的“情节一般”、“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以其他特别残忍手段”等情形, 由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 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司法解释, 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

(二) 刑事诉讼立法对提起抗诉的条件、范围和标准应当进一步明确。按照刑事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 提起刑事抗诉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二是确有抗诉的必要。我国立法只规定了第一个条件, 对第二个条件并未涉及, 在刑事立法中应当将二者有机结合, 科学制定刑事抗诉的具体标准, 合理确定抗诉案件[2]。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案件认识不统一, 导致上下级检察机关在对案件是否抗诉方面存在分歧的, 下级检察院可以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在上级检察院的检委会上充分发表意见, 以求得上级院的支持。在量刑方面可与法院方面进行沟通, 如遇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情形, 要从维护公平性的角度出发, 能抗诉则抗诉。

(三) 应当科学地看待错案, 合理地改革现在的以法院判决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考核模式, 特别是不能把所有的无罪判决都作为错案看待。上级机关和本院不能简单对无罪案件下硬性指标, 不能对所有的无罪案件都处罚相应的机关和人员, 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抗诉案件成功率低的原因。树立抗诉数量与质量并重的观念, 正确把握抗诉标准, 提高抗诉案件质量。

(四) 加强抗诉和庭审监督的刚性效力。在现实司法活动中存在着确实应当改判而未改判的案件, 但法院认为有损其形象而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予以抵触, 出现“你抗你的诉, 我判我的案”现象, 因此应当在以后的立法中对此作出具体规定, 比如可以请求自己的再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的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建议等。另外依照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只能对法院庭审活动中违反法定程序的审判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但没有规定如果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所提的意见的法律后果, 这样就会出现“你提你的意见, 我审我的案件”现象, 不能有效地纠正不符合公正程序的庭审活动。应当规定出庭诉讼监督的检察官在发现法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等情况时有权要求休庭并在休庭后提出纠正意见, 法庭如不休庭, 则进行的诉讼程序无效。

(五) 检察人员要不断地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抗诉质量。通过对参与抗诉的检察人员的培训, 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刑事抗诉不仅仅有法律监督的功能, 更是保障人权、被害人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各级检察机关还应该加强抗诉方面的业务交流, 不断总结抗诉成功的经验, 汲取抗诉质量不高的经验教训。拓宽抗诉案件范围, 增强抗诉的全面性[3]。至于对有些案件存在着法律外的非正常现象, 检察机关要积极与法院、政法委和人大进行沟通, 防止司法腐败, 维护法律公正, 真正履行自己法律监督的职能。

参考文献

[1]郑晓英.刑事抗诉的实践与制度完善探析---关于忻州市检察机关抗诉情况的调查与研究[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 (02)

[2]范仲瑾.当前刑事抗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检察官.2007, (03)

抗诉制度论文 篇4

申请人：XX（一审诉讼地位、二审诉讼地位、再审诉讼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有限联系方式。

（申请人为单位 的，写明单位名称、住所地、写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

其他当事人：XX（一审诉讼地位、二审诉讼地位、再审诉讼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有限联系方式。

申请人因与XXX纠纷 一案不服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已于XXXX年1月1日向XXX法院申请再审，法院于XXXX年1月1日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或者法院至今未作出裁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出监督申请。

请求事项

1、申请人不服XXX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请求XXX人民检察院依法就上述判决提请XXX人民检察院向XX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XXX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XX人民法院抗诉，并监督XX人民法院依法提审本案，撤销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或驳回XX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敬礼

刑事抗诉与矛盾化解的新思考 篇5

随着转型期的到来, 政法工作承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公平正义固然是政法工作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 但社会矛盾化解的意义也日益凸显。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法工作如不能使案件中的矛盾得到化解, 或者甚至激化其中的矛盾, 则即便其在实体、程序上均符合公正的要求, 也难以得到肯定与推崇。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检察工作主题, 集中体现了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 而刑事抗诉是法律监督职能在诉讼领域的集中体现。通过刑事抗诉, 检察机关获得纠正错判、救济公诉权的机会, 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外部监督相比于法院自身的审判监督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对于实现司法公平正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刑事抗诉的功能并不能仅仅限于维护公平正义, 因为审判活动并非诉讼技巧的竞技场, 其直接关涉诉讼参与人利益冲突的衡平与再分配, 案件中存在的矛盾如果通过诉讼的推进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即可能演化为涉法上访抑或更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

从本质上说, 公平正义与矛盾化解并不冲突。但在转型期的特殊环境下, 由于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表面上”的对立, 一般表现为案件当事人对于是否提起刑事抗诉的决定、抗诉的质量等不满并引发极端性的表现。这种对立使得检察机关在扮演公平正义守护者的角色时略显尴尬, 因为通过维护司法正义目的也在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所以称这种对立是“表面上”的, 是因为二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矛盾化解也以社会稳定为取向。探究产生对立的根源, 在于具体实务工作中, 未将公平正义与矛盾化解有机结合起来。如孤立刑事抗诉的法律监督属性, 忽视当事人利益诉求, 在做出抗诉决定的过程中未及时释法说理, 导致抗诉工作的公信力下降;又如仅把刑事抗诉视为履行一般职责, 未深入研究案件中的矛盾问题, 导致抗诉决定做出时出现抗点把握不准确等问题。因此, 刑事抗诉应当包含公平正义与矛盾化解的双重价值追求。

以某某区院为例, 该院在开展刑事抗诉工作中, 较为关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结合,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自2006年以来, 某某区院共提出刑事抗诉21件, 其中, 涉及职务犯罪案件6件, 暴力犯罪案件10件, 侵犯财产犯罪案件5件, 得到二审法院改判的10件, 改判率达47.6%, 抗诉工作连续四年在全市排名第一。在履行抗诉职能过程中, 该院摸索出了一套把化解矛盾融入刑事抗诉职能中的新路子, 这些做法对于满足当前转型期社会对司法工作的诉求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把化解矛盾融入刑事抗诉的监督职能中

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 刑事抗诉有其专业性、针对性强等特点, 而化解矛盾则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主观性, 因此, 在追求公平正义与矛盾化解双重价值时, 并不能将二者简单地或机械性地予以结合, 应当在思想上予以同等重视, 在机制上有所侧重。某某区院在抗诉过程中, 坚持以法律监督为基础, 兼顾矛盾化解的原则, 符合二者关系的发展规律。法律监督是基础, 如果未能通过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去发现判决中存在的问题, 抗诉即失去了其存在的最基本意义, 而矛盾化解必须兼顾, 并且应在具体机制上对抗诉工作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促使抗诉更加规范, 更加人性化。

1.高度重视被害人请求抗诉的建议, 及时排查矛盾纠纷。

被害人对判决的反应往往是案件中矛盾是否得到化解的标志, 因此, 被害人请求抗诉的建议也应当成为刑事抗诉工作的重要关注点之一。2006年以来, 某某区院共受理被害人提请抗诉案件24件, 其中采纳被害人意见提出抗诉的案件共有5件。如该院办理的被告人林某某故意伤害案, 当事人双方各自所在的村庄平时因琐事而积怨已深, 案发当晚被告人受同村人纠集, 准备与被害人所在村的村民械斗, 被害人原先想去劝架, 但在半路遭到被告人阻截并被砍致轻伤。这原本是一件事实较为清楚的普通伤害案件, 但由于两个村庄的对立情绪严重, 很多案外因素导致当事人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及其亲属始终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法院判处被告人林某某犯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表示不服, 以定性错误量刑畸轻为由提请我院进行抗诉。该院在受理抗诉请求后, 认真审查了判决结果, 认为该案判决依法作出并无不当, 而案外矛盾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经过认真准备, 该院通知两个村的村长及被害人一同面谈, 在接访过程中, 承办人认真听取被害人和村长的意见, 不仅就案件的抗诉标准和相关的规定、政策阐述不予抗诉的根据和理由, 而且以教育疏导的形式再次争取双方的沟通协调, 最终取得了双方的理解, 有效地避免了发生新的冲突或集体涉法上访。

2.以化解矛盾为出发点, 确保及时有效开展抗诉工作。

针对一些案件当事人或其家属因对案件判决结果不满, 又因不了解诉讼进程而到处上访的问题, 某某区院要求承办人员对于抗诉案件要始终坚持审查发现早、提出抗诉快的时效原则。提高抗诉的时效性既可以尽早消除被害人因误解而上访的隐患, 也为排除不必要干扰争取了有利的时间优势。具体而言, 案件承办人员在收到法院判决书后, 应立即审查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与适用的法律规定与起诉书指控的是否一致, 当日即应将审查结果向科室负责人汇报。对于经审查拟抗诉的案件, 应当于收到判决书5日内提出。如该院在办理陈某某故意伤害案中, 承办人员得知被害人因对量刑表示不满准备到有关部门上访, 在初步审查确认判决确实存在量刑畸轻的问题, 即加班加点提高工作节奏, 仅用3天时间就做出抗诉决定, 且抗点准确、理由充分, 最终二审法院将量刑刑期由7年改判为8年6个月。通过加快抗诉工作速度, 有效地消除了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判决内容的不满及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感, 有效化解了矛盾, 避免了一起上访事件。

3.结合对案件实质矛盾的分析把握, 提高抗诉工作质量。

刑事抗诉救济的不仅仅是实体与程序中存在的错误, 同时也是对审判中未完成的矛盾化解任务的延续进行。深入分析并正确把握案件中存在的实质矛盾是找准抗点的有益辅助。一是要强化公诉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战斗力。要求承办人员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判决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和量刑幅度中存在的争议问题, 正确判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不当之处, 做到抗诉理由准确、合法。二是要抗诉理由中应加大对案件实质矛盾的阐述分析分量, 增强社会效果的比重, 如对于量刑畸轻的案件, 可以结合案件存在矛盾尚未完全化解的情况, 阐述判决不仅于法无据, 且可能导致矛盾再次激化, 通过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角度进一步增强抗诉理由的说服力。如某某区院在办理李某某、沈某某强奸案时, 追加认定了抢劫罪名, 而一审法院以强奸、抢劫罪判处沈某某有期徒刑13年, 以强奸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对抢劫不予认定。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判决表示极度不满, 几次三番提出要上访。承办人员在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 稳定其情绪的同时, 及时认真审查判决提出抗诉。在提出抗诉时, 不仅对判决中存在的定性错误、遗漏犯罪事实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而且结合被害人的态度深入分析了因被害人所受伤害造成的深刻矛盾和社会影响。最终二审法院全面采纳某某区院的抗诉意见, 依法改判两名被告人均犯强奸、抢劫罪, 其中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15年6个月, 李某某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4.健全工作衔接和跟踪反馈机制, 确保矛盾化解连续性。

由于刑事抗诉提出后, 原案件承办单位和人员一般不再参与二审程序, 容易造成个别承办人员“一抗了之”的不当心理。而负责参与二审程序的上级院受时间等因素限制, 一般不容易深入了解案件中存在的实质矛盾, 抑或可能导致案件分析上的重复建设而浪费诉讼资源。同时, 原承办人员还容易因这种心理而忽视将抗诉结果向被害人的及时反馈。为克服这一弊端, 某某区院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抗前“会诊”机制, 要求承办人员在抗诉决定作出前, 应及时与上级公诉部门联系, 有条件的可共同就抗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既可提高抗诉决定的准确性, 也可促使二审承办人员尽早了解案情、充分准备。二是抗中沟通机制。要求承办人员应密切关注二审程序, 根据实际需要及上级院要求, 积极主动地与二审法院交换意见, 不仅就法律问题进行沟通, 也应就案件存在的矛盾进行必要说明, 提高二审程序对矛盾化解的针对性。三是抗后反馈机制。要求承办人员应将二审判决结果及时告知被害人, 并进行释法说理, 维护审判权威。

三、刑事抗诉工作机制创新的思考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要求刑事工作也应不断发展完善, 与时俱进。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应结合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及时健全。除了加大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公诉岗位技能的培训力度外, 对社会矛盾化解的价值取向应成为健全抗诉工作机制的重要着眼点。为更好地在刑事抗诉工作中贯彻化解矛盾的宗旨, 提出以下机制创新建议:

1.建立刑事判决反馈与预警机制。即承办人员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判决情况告知被害人, 并征询其意见, 对案件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满并存在上访可能的启动预警机制。预警机制启动后, 应根据不同情况分析存在的矛盾问题, 及时汇报研究, 及时制定应对预案, 根据分析和掌握的矛盾情况, 采取对不抗诉决定进行释法说理或者及时反馈提出抗诉决定等相应的措施, 不在判决审查环节引发新的矛盾。

2.推进刑事抗诉形式的改革创新。抗诉目的在于监督案件做到公平、公正, 不只使用抗诉书形式可以做到, 其他形式如口头纠正、检察建议书等形式均可作为抗诉书形式的有益补充。如一审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石某某盗窃案时, 由于被告人被抓获后使用假名、假地址, 导致其累犯情节在判决时未被发现。某某区院在发现石某某的真实姓名为随某某及具有累犯事实后, 向一审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一审法院采纳并启动再审程序纠正了错误。检察建议方式既可实现抗诉的监督目的, 也减缓了抗诉方式的刚性, 提高监督效率, 对于矛盾化解也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一机制的适用范围和相关规范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抗诉制度论文 篇6

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对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 给民事抗诉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 所以, 对民事发回重审裁定能否抗诉进行相应的法理分析, 明确民事发回重审裁定能否抗诉问题, 对民事检察抗诉工作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一、困境:能否对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自1995年以来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 就民事案件抗诉范围作出限制性的司法解释, 强调检察机关对某些裁定不得提起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来限制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范围, 但仍存在民事裁定抗诉范围不够明确的情况, 给民事抗诉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现行的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能否对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使得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分歧:能否抗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 可以对错误的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发回重审裁定一经人民法院作出, 即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发回重审裁定是否可以抗诉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抗诉作为检察机关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 其监督的对象应该是确有错误的所有生效的裁判。[1]错误的发回重审裁定当然包括在内。检察机关对于发回重审裁定, 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错误, 理应可以提出抗诉。

(二) 不能对错误的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文义解释来看, 所有生效的裁判如果存在错误, 都应当提出抗诉。但是, 与任何制度有原则必有例外一样, 对于错误的发回重审裁定, 检察机关不应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 错误裁定没有实际影响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益

民事检察抗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民事合法权益。对于一些直接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的裁定, 如果发现裁定是错误的, 检察院提出抗诉, 无论是与法、与理还是与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都是契合的。[2]而人民法院作出发回重审裁定, 使得案件发回重审后还要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审理结果即确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新的法律文书尚未作出, 发回重审裁定并没有直接对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益进行处分, 所以, 检察机关不宜对错误的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2. 错误裁定没有使民事诉讼程序终结

发回重审的目的是指定案件重新进入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发回重审裁定是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作出的裁定, 是为了解决诉讼中阶段性的程序问题。发回重审裁定即使存在错误, 也并没有使该民事诉讼程序终结。此时, 对于诉讼中阶段性的发回重审裁定问题, 检察机关不宜以提出抗诉予以监督, 可以检察建议等其他方式提出纠正意见。

3. 错误裁定已没有抗诉的实际意义

错误的裁判不具有改判的实际意义, 就不应当也不能提出抗诉。发回重审裁定即使存在错误, 但是已没有改判的实际意义, 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 在后续重新的一审审判程序中充分准备, 即使作出的裁判内容不利于己, 仍可以提出上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弥补裁判的错误问题。同时, 这也是符合民事诉讼效率原则的。

综上所述, 检察机关不应当也不能对民事“发回重审”的裁定提出抗诉。

三、出路:不能对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的法理分析

所有生效的裁定如果存在错误, 都应当予以监督。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效裁定都应通过抗诉的方式予以纠正。笔者认为, 对民事发回重审裁定不应以提出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理由如下:

(一) 从保障权利救济的角度来看

首先, 民诉法设置发回重审制度, 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维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纠正错误是发回重审的初始功能, 通过纠错确保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和程序进行过程的公正。发回重审具有纠正错误、监督程序和救济权利的审判监督功能, 可充分保障当事人民事实体权益的有效实现。即使发回重审裁定出现错误, 其法律结果无非是使案件重新进入一审程序进行审理。从查清案件事实, 维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 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救济的角度来说, 与民事检察抗诉的目的是一致的, 所以, 无须再通过检察机关以提出抗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其次, 发回重审裁定是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进行的裁定, 是为了解决诉讼中阶段性的程序问题, 即使该裁定确实存在错误而未及时纠正的, 也可以通过终审裁判确定的内容, 在执行程序或当事人提供的财产担保中予以纠正, 无须进入再审来解决。[3]

(二) 从诉讼效益的角度来看

程序效益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民事抗诉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程序性的权力在诉讼运行中, 必然讲求程序效益。由于民事抗诉必然引起再审, 使已经生效的裁判进入再审程序,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必须付出司法成本, 从而耗费一定的诉讼资源, “我们决不能无视诉讼制度运行的成本, 如果错误的成本低于消除错误成本所必需的成本时, 我们应该容忍这样的错误存在。”[4]因此, 在抗诉程序设置及抗诉权的运行过程中, 必须坚持效益原则。

对于诉讼中严重影响公正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要坚决予以监督, 但对于那些对公正没有实质影响, 为了追求诉讼效率, 检察机关可以检察建议等方式提出监督, 这样既可以避免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也可以保证司法活动的效益。[5]

(三) 从民事抗诉的实质对象来看

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查明了事实, 分清了是非, 确认了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作出裁判。检察机关是基于法律监督者的立场提出抗诉的, 抗诉的对象是法院生效的裁判, 且这生效裁判应是直接涉及到对当事人民事实体权益的处理。当一方当事人因法院错误的裁判获得不当利益时, 检察机关的抗诉引起再审, 使因错误裁判而造成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失衡的现象得以纠正。

二审发回重审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尚未审结之前所作出的生效裁定, 是上诉法院对原审法院所作未生效裁判的一种处理。而再审发回重审裁定虽然是撤销了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 但是, 它撤销原判决的目的是指定案件重新进入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在这里解决的是程序问题。案件发回重审后还要重新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审理结果是待定状况, 确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新的法律文书尚未作出。若发回重审裁定确实存在错误, 一方当事人是否因法院错误的裁定获得不当利益仍是不确定的。此时, 若检察机关对此错误裁定提出抗诉引起再审, 则没有实际意义, 民事检察抗诉应是纠正一方当事人因法院错误的裁定获得不当利益而造成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的失衡。对人民法院在案件尚未审结之前作出的, 且没有涉及到对民事主体实体权益实际处分的发回重审裁定, 检察机关不宜进行抗诉。[6]

(四) 从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来看

首先, 人民法院享有对审判活动的指挥权和对案件最终决定权。发回重审裁定是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进行的裁定, 解决的是程序问题, 且没有涉及到对当事人民事实体权益的处分。解决审判活动的程序问题, 最终决定权仍然是人民法院。即使该裁定存在错误, 检察机关不宜以提出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 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人民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存在严重的错误, 可以通过以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

其次, 在我国, 人民法院作出发回重审裁定, 让案件重新进入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发回重审制度体现了“有错必纠”原则。第二审程序中发回再审和在再审程序中的发回再审, 均是上级法院纠正下级法院错误判决, 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 保证了案件的审判质量, 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事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中起到了弥补程序性瑕疵、纠正实体性错误的积极作用。[7]人民法院通过现行民事审判制度的程序设计, 能满足对当事人民事合法权益的救济, 则检察机关不宜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权干涉过多。民事抗诉权应是一种有限性的权力, 民事抗诉权的行使是有限制的。

四、结语

由于发回重审裁定在某种程度是对原审法院的否定, 使得司法权威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除此, 因发回重审导致诉讼的过度拖延, 往往使当事人更加深陷诉讼的囹圄之中, 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对司法的信心逐渐消减。[8]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民事发回重审裁定能否抗诉并没有明确规定, 不利于民事检察抗诉工作的有效开展。通过从保障权利救济的角度、诉讼效益的角度、民事抗诉的实质对象、民事检察抗诉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等方面对民事发回重审裁定能否抗诉进行细致的法理分析, 提出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的观点, 有利于明确检察抗诉范围, 对民事检察抗诉工作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摘要：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民事抗诉范围争论不一。其中, 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对发回重审裁定提出抗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 不利于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地有效进行。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深入理解的基础上, 从保障权利救济的角度等方面对发回重审裁定能否提出抗诉进行法理分析, 提出检察机关不能对该类裁定提出抗诉的观点, 以期对民事检察抗诉工作有一定的裨益。

关键词：民事诉讼,发回重审,抗诉,裁定

参考文献

[1]廖永安, 何文燕.民事抗诉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 2000 (2) .

[2]蔡福华.民事抗诉问题研究[M].一版.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2011, 12:62.

[3]刘建青, 乔建设.生效裁定可抗诉范围之探讨[J].人民检察, 2009 (13) :62.

[4][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549.

[5]孙谦, 童建明.论诉讼监督与程序公正[J].人民检察, 2010 (22) .

[6]同[4].

[7]丰艳馨.我国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完善[[J].商, 2013 (01) :148.

抗诉制度论文 篇7

关键词：抗诉申请,受理申请,民诉法

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这一程序, 又被称为再审程序, 就是对有错误或当事人就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产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结果, 重新进行案件受理的过程[1]。这一过程对于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能够提起抗诉再审申请的有原诉当事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三方, 本文通过对抗诉制度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 探讨如何受理抗诉的申请以及在受理控诉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受理抗诉申请的条件

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建议检查的条件, 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当事人对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结果产生质疑, 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情况。为了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 落实解决重复申请、多方审查的劣势, 加强法律监督的效果。本次法律修改中明确了当事人提出控诉的步骤流程, 即先向法院提起控诉申请, 在人民法院驳回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的、法院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对再审申请作出解决办法的或裁决结果又错误的情况下, 当事人才能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

对于法院驳回的再审申请, 再向提出检察抗诉或再审建议则不会导致工作重叠; 如是在法院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对再审申请作出回复的, 在这个时候申请检察建议或是抗诉申请则是有助于发挥监督的作用; 如果法院初审结果有错误, 那么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再审, 及时改正初审时的错误裁决, 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新颁布的民诉法规定, 如果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控诉申请或检察建议不做决定, 那么当事人则不能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申请或是检察建议[2]。在当事人提出了再审申请后, 检察院无论是正在进行审查处理, 还是已经做出了了处理办法, 或是不予再审的决定, 再次提出控诉申请就变得没有意义, 反复的申请只能会导致工作内容重复, 浪费司法资源, 最终引起“终审不终”的结果。

二、受理抗诉申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民诉法修改后规定,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仍有遗漏和缺陷, 需要完善和进一步的改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抗诉事由存在分歧

抗诉事由的具体设置。无论是法律性的还是具体事实性的, 都存在着合理解释的空间, 所以, 事实类的抗诉事由中, 再审新证据规定范围大小不一, 在瘦身过程中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 不利于司法管理, 所以对于再审中新证据的认定方面仍需要改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如何正确运用新证据, 需要司法部门加以明示。还有在法律适用的错误事由中, 有一些方面还需要改善。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里规定的事由主要包括错误认定法律关系的本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错去确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等情况, 支持超过实现的诉求不受理在有效期限内的诉求等情况。这样一来, 案件处理有了最低限度要求, 但是同时也将诉求是否超出了实效作为提出抗诉申请的事由之一。

( 二) 取证范围保守, 难以适用于新的法律需求

近几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不少当事人为非法获取利益、逃避法律责任, 与人串通伪造证据, 提起不实诉讼, 利用裁决漏洞实现其非法目的, 这种现象日趋增加, 引起民众恐慌, 对司法部门产生怀疑。第二百一十条明确规定, 检察院如因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查需要, 可向当事人或其他案件外人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随着新法的实施, 点差取证将成为检察机关向虚假诉讼做出回击的重要武器, 同时也是受理抗诉案件的主要证据来源。

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民事检察院应就原审结果对案件进行审查, 并且除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外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提供相关线索后法院未能调查取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证据为伪证和裁决人员涉嫌徇私舞弊这几种情况, 通常不进行调查[3]。在实际的审议过程中, 这曾对指导监察部门做好本职工作、把握事实情况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因时间久远, 已无法适应当今的法律环境。

( 三)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际执行力度仍需加强

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提出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 人民法院在受理民商事案件时, 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一原则。贯彻落实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人民法院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 在社会诚信的背景下, 仍要坚定信念, 坚持落实这一原则, 维护控诉程序的公平公正, 将法治留在每一位老百姓的心中, 规范民事诉讼秩序, 对于非法乱纪的不法分子予以严惩。

三、结语

《民诉法修改决定》的实施, 代表着我国司法部门的诉讼法制度步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为人民检察院及其他受理机关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基础, 这一决定的实施必定给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只执行工作带来重大影响, 帮助执法机关更加准确的办案、调查, 维护受理方和当事人双发的利益, 同时也为推进司法公正, 实现法治社会做出了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罗欣, 张步洪, 张嘉军, 乔志华, 曹普卿, 徐亮, 王金辉.民诉法修改施行后如何受理抗诉申请[J].人民检察, 2013, 16:41-46.

[2]高欣欣.再审检察建议若干问题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3.

抗诉制度论文 篇8

一、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现状

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较快,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监督效果也很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维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还须进一步提高, 突出表现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改判率没有同步上升。据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统计, 近几年, 抗诉案件再审改判率仅为30-40%, 部分地区还呈下降趋势, 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2003年至2008年, 我院民事行政检察科共受理申诉案件212件、其中立案133件、提请抗诉和建议提请抗诉79件、改判 (包括调解) 30件, 改判数占提请抗诉和建议提请抗诉数的37%, 占立案数的22%, 占受理数的14%, 也就是说,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案件被维持了原判。

二、制约抗诉案件改判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1. 自身业务能力欠缺。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成立时间较短且民事行政诉讼涉及的法律法规范围比较广泛, 而检察人员主要从事刑检方面的法律业务工作, 很少涉及民事、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且, 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中民商法方面的人才本来就少, 即使有少数“人才”也往往被调整在其他业务部门。因此, 民行检察部门工作人员的民事行政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 有的民行检察人员的思维模式仍然沿袭刑事检察工作思维模式。在办理民行案件时不是无从下手, 就是办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抗诉案件, 影响了改判率的提升。

2. 法院执法观念落后。

就目前的民事、行政审判工作来看, 部分法院审判人员, 在思想上并没有树立起自觉接受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意识。首先, 调卷难。抗诉案件的审查必须以原审案卷材料为基础, 因此, 调阅原审卷宗是办理抗诉案件的重要必经程序。但是, 实践中, 部分法院由于执法观念落后, 认为检察机关调阅卷宗就是要抗诉, 抗诉就是在挑法院的错, 对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调卷行为不但不加以支持, 反而多加阻挠:有的规定必须在抗诉案件立案之后才能调卷, 有的规定只能复印卷宗, 不能借阅, 还有的以卷宗未装订为借口, 拖延调卷时间, 无形中加大了抗诉案件的办案难度。其次, 无视审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再审案件也需严格遵守审限的规定,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部分法院却无视抗诉案件的审限, 在作出再审裁定或进行再审开庭后便再无动作, 有的抗诉案件从再审开庭到最后裁判间隔一年之久, 影响了抗诉的效果。最后, 任意使用自由裁量权。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 可以说基本上是维持原审判决的, 有时即使某个抗诉案件符合改判条件, 法院出于其他原因考虑也不予改判。如我院办理的吴某某与张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双方的争议焦点即借条在抗诉阶段经过省级检察机关鉴定、在再审阶段经过法院委托的社会鉴定机构鉴定, 均被鉴定为系伪造, 且两份鉴定的方法相对更为科学, 足以推翻原审法院的鉴定结论, 但法院仍然利用所谓的自由裁量权, 采纳了原审的鉴定结论, 维持了原判。

3. 立法不完善。

一方面, 从原则上看, 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及范围十分广泛, 但在具体设定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如何进行法律监督时, 却仅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寥寥几个法律条款, 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职权、监督形式以及如何对抗诉再审案件审理活动进行监督等一系列问题法律都缺乏较明确的规定, 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启动程序、操作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也缺少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使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权难以充分发挥, 导致民事行政抗诉再审活动中出现了较多的监督“盲区”, 从而影响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改判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的审级问题作了一定的考虑, 规定了由于证据及事实认定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再审案件可以交由原审法院再审, 其他原因造成的再审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再审。但是, 从司法实践中看, 这一审级变动规定的效果并不明显, 大部分的抗诉案件由于涉及证据及事实认定问题, 仍然被留在了原审法院进行再审, 原审法院自行再审的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抗诉率的提高。

三、提高抗诉案件改判率的主要对策

1. 加强学习, 提高检察人员的自身素质。

“民行法律浩如烟海”, 民事行政检察人员必须与时俱进, 通过院校培训、在岗自修等方式, 熟练的掌握相关法律、法规, 准确的运用于办案当中。在审查案件时采用“四对照审查法”:即将起诉状和答辩状对照;将申诉状和反驳意见相对照;将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对照;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相对照, 从中发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不局限于申诉人的申诉理由, 全面审查案件, 找准抗点, 如我院办理的黄某与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黄某在申诉时仅对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 而承办人员经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对借款利息的判决也存在问题, 遂对这两点都予以了抗诉, 最后法院认定借条为真实的, 但对利息部分予以了改判, 达到了抗诉的效果。

2. 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

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 与法院的沟通协调显得尤其重要。首先, 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立法未制定前, 如果能够通过融洽的沟通, 检、法两家能就有关调卷问题、抗诉案件审限等问题等达成一致意见, 可以制定有关抗诉案件的再审细则, 使得抗诉案件的办理“有据可依”。其次, 在审查抗诉案件时, 承办人员可以主动联系原审法官, 听取其意见和建议, 就该案为何这样或那样裁判进行探讨和交流, 以便全面掌握案件的实际情况, 这对于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抗诉、以何种理由提出抗诉都会有很大帮助, 也会使抗诉的理由更具有针对性, 大大提高抗诉案件的改判率。再次, 在抗诉以后, 承办人员应及时与再审法官进行沟通交流, 交换对案件的看法, 争取与法官建立起相互信任、理解、支持的工作关系, 以便准确地了解抗诉案件是否正确;同时, 对审限即将届满却仍未下判的案件及时予以提醒, 对已经超过审限仍未下判的案件及时予以纠正, 履行好监督职能。最后, 在当事人有调解意向时, 配合法院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以期在达到抗诉目的的同时, 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3.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立法。

“有法可依”是公正执法的必要前提条件, 而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的法律条款简单且笼统, 不能适应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需要, 因此, 有必要完善相关的立法。一方面, 应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职权、管辖范围、效力等问题。还有从形式上加以规定, 如检察机关在民行抗诉及参与诉讼案件的再审庭审过程中, 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参加庭审的, 其席位应在审判席的右侧。在抗诉案件庭审中, 检察人员除了宣读抗诉书和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外, 应当对抗诉书所查明的事实向法庭出示相关证据;庭审结束时还应发表出庭意见等, 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另一方面, 有必要改变原审法院“自行判决、自行再审”的现状, 所有抗诉案件应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进行再审, 或者由上一级法院指定与原审法院同级的其他法院进行再审, 以避免现在有的原审法院“有错不纠”的尴尬局面, 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提高抗诉案件的改判率。

总之,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应逐步走向完善,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工作也应更加成熟。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民行检察监督职能, 依法加强抗诉监督力度, 提高抗诉案件的改判率。

摘要：本文主要从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现状出发, 结合司法实践, 提出自己对提高民事抗诉案件改判率的几点思考。笔者认为制约抗诉案件改判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有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人员自身业务能力欠缺;法院执法观念落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立法不完善。笔者还提出了提高抗诉案件改判率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抗诉案件,改判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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