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精选12篇）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1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 “信息社会”已经悄然而至, 大学作为社会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其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对社会数字时代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构建一种融合数字化与传统文化的大学新文化, 已经成为高校极为关注的课题。

1 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内涵和特征

数字生存时代的大学文化是以社会文化基础为底蕴,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 在长期发展和现代时代特征中日益积淀, 反复对抗、冲突、吸收、融合而成的, 具有数字生存时代独有特征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规范准则以及大学环境设施的总和。因此, 要培育崇高、文明的数字生存时代的大学文化, 必须赋予大学文化以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涵, 使其成为时代背景的先进文化代表。

1.1 先进性是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的根本特征

高校大学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学文化内涵必须时刻保持先进性, 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要充分认识到大学文化先进性在数字生存时代的导向性, 充分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坚持把先进性作为衡量数字时代大学文化的重要指标。

1.2 时代性是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的重要特征

数字生存时代以其独有的便捷性、包容性、海量性、共享性冲击当代人的生活, 也给当代大学生如何适应并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生存, 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为此必须将大学文化内涵中融入更多时代的特色, 深入研究新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以促使其能够紧跟时代变革, 满足数字化需求。因此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时代精神是数字时代大学文化的重要特征。

1.3 民族性是数字生存时代各区域大学文化的基础

现代大学的发展史中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内涵不断丰富, 是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由丰富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结果。伴随着数字生存时代的到来, 民族文化在大学文化构建中更加重要。以民族性为出发点的文化建设由于有了数字化作为载体, 拓宽了传播渠道, 更能将自身民族性的特点被认知、被了解, 从而使数字化为弘扬区域民族精神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平台。

1.4 融合性是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的发展趋势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各种文化传播的物理距离正在不断缩短, 大学间的国际交流已成为大学文化交流的普遍形式。各国大学互相间的学术活动、信息沟通, 不仅促进了大学理念的融合, 而且推动着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鉴;在合作与交流的文化“碰撞”中, 不仅激发大学文化的创新精神, 也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因此, 可以说世界性已经成为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2 数字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冲击

21世纪是数字信息的时代, 互联网已成为高校师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近年来, 我国上网用户总数逐年攀升, 大学生更成为最大的上网群体。互联网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冲击着当代大学文化的发展。

2.1 数字生存时代大学精神文化打破原有束缚

数字生存时代的到来, 使时代精神与传统大学精神产生了强烈地碰撞、融合,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大学精神文化。打破了原有的高校办学理念束缚和框架, 从传统的教书育人到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基地, 高校正在逐步拆掉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实现了个性化学生与个性化学校的双向选择, 从而使高校发展战略更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需要, 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数字化学习空间。

2.2 数字生存时代传统大学制度面临前所的冲击

大学制度是以学术本质为根据, 确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大学行为规则体系。如何实现大学与数字时代的关系和谐;如何实现教学体系、教学管理、办公流程的数字化、透明化、公平化;如何在数字时代下实现学术上的真正的自主自由、科学管理, 这些都需要大学制度的创新以及大学制度执行力的提升, 从而应对数字时代生存要求, 增强办学活力, 提高办学效益和学术水平。

2.3 数字生存时代对大学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学物质文化直接反映着大学历史、传统、特色和价值。建设大学物质文化的关键是使每一处物质形态都充分体现大学文化气息, 形成厚重的文化氛围。因此, 更加符合时代性的专业设置;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教学;高素质、具有竞争力的师资队伍;良好的办学环境和过硬的教学设施都是不断充实大学文化, 使其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

2.4 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具有匿名性特点, 由于其由虚构的、数字化的符号构成, 在这样相对开放、自由的平台上, 一些开放性、偏激性的言论充斥网络, 触犯了社会规范和道德的范畴。另一方面, 数字化在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传输途径的同时, 其透明性高、流传性广的特点也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今的抄袭现象非常严重, 因此也给高校如何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增加了巨大的考验。

3 如何构建数字生存时代的大学文化

3.1 巩固大学精神文化基础, 打造健康向上的大学精神文化氛围

首先, 我国的性质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基础内涵。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根本, 明确办学方向。其次, 数字化赋予大学文化时代的元素和理念, 并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 构建大学文化必须融入数字信息化的新内容、新特征。再次, 大学精神文化的构建必须使大学精神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育模式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数字化的丰富和补充。最后,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之精髓, 借鉴世界优秀的道德文化成果, 开拓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新途径、新模式、新方法。

3.2 秉承务实原则, 实现大学环境文化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与传统环境文化的优势结合

数字化的普及赋予了大学文化更多自主、开放、多元的新元素。因此需要在原有大学文化的建设基础上融入更多的时代气息, 既要加强硬环境的建设, 又要注重软环境的改善;既要注重高校的形态, 更要注重形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同时应秉承务实原则, 根据各高校自身特点和实力, 从大学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入手, 优化和调控数字环境, 从而将大学环境文化内涵中的数字化与传统文明优势结合, 兼容并蓄, 协调有序, 共同发展。

3.3 优化大学制度文化内涵, 不断创新形成积极、健康的大学制度文化

优化大学制度文化内涵, 首先要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发展战略、组织机制, 以保障高校发展进程的有序化、规范化。其次, 要建立和健全大学行为规范, 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法制意识, 增强大学生数字法制和数字伦理道德观念。最后, 要建立完善大学制度文化工作者的培养机制, 使其具备数字生存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工作者的应有的知识与技能。建立基本而灵活的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制度, 是高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是推进大学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是维护高校间关系及与社会、政府关系的文化纽带。

摘要：以数字生存时代的形成为研究背景, 阐述了在数字生存时代下大学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诠释了数字化对大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从而提出在数字生存时代大学文化需要以何种思考定位来构建。

关键词：数字,时代,大学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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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眭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1) .[7]眭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1) .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2

内容摘要：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技术和艺术设计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已步入到数字艺术时代。在竞争激烈的数字时代，什么样的教学体系能够让当代艺术设计的大学生掌握适应社会需求的数字艺术技术，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 键 词：计算机 数字艺术 艺术设计 教学体系

一、数字艺术的发展趋势

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记录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如今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给传统美术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正在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狂潮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艺术应运而生，由此引出了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词“CG”(Computer Graphic)。但数字艺术设计又不同于纯美术，它伴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是科学技术和美学艺术的交叉、融合。数字艺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具有交互性和使用网络媒体的基本特征，涉及电脑动画、影视广告、网络游戏、虚拟现实、网络艺术、多媒体、数字摄影、数字音乐、录像及互动装置以及DV(数字视频)等领域。作为人类创意与科技相结合的数字艺术产业已逐渐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

二、数字艺术的教学体系讨论

，我国仅动漫产品消费就已达到800亿元，预计未来3至5年内，数字艺术产业也将成为我国IT业和娱乐业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伴随着这股迅猛发展的数字艺术产业浪潮的却是令人尴尬的人才瓶颈。如今兼通艺术与计算机数字制作技术的数字艺术人才日益成为抢手的高薪一族。我们的数字艺术教育体系也要围绕艺术性和计算机能力这两个重要的方向发展。

1.课程设立的原则

课程的设立要遵循科学性、特色性和灵活性的原则。科学性原则体现在课程体系要符合学科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特色性需要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市场调查，不能盲目跟风。灵活性要求保持课程的多样性，加强实践教学的比例。

数字艺术设计其中心仍然是艺术设计，而所谓“数字”就是指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辅助设计。艺术设计是理性的思考，计算机再先进、再实用，也是进行艺术设计的使用工具,和平时所用的画笔和染料一样。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采用六分“艺术”四分“数字”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艺术性的培养是对传统美学的延伸;要加强基本理论教育和手绘等基本功的训练，对学生进行“数字”性强化教育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2.教学方法的改革

首先，在教学中需要明确以“艺术”为中心的基本原则，避免重“表现技法”轻“设计思路”的倾向。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设计图是设计师的图形语言，是用图像这种直观的形式表达设计师的意图和理念，具有自由、快速等特点，效果图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它是不能离开设计思维的，设计思维是本，效果图是末，二者不可倒置。

其次，艺术设计教学中要注意将艺术里面的设计语言运用到数字设计中去，使学生更进一步理解并认识到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可以了解数字应用和专业设计的关系。在教会数字应用技术的同时，要与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启发和引导学生如何运用计算机去创作符合人们审美要求的设计作品。

再次，计算机软件的教学需要掌握规律，既能从整体上全面把握软件框架，同时又能概念清晰地层层深入。计算机发展的速度之快我们有目共睹，随之软件的版本更新周期也越来越短，而我们的教学速度却无法赶上。但无论是三维软件还是二维软件，影视动画等数字艺术类软件涉及的许多概念是相同或相似的，同类软件的功能或处理方法呈现的外在形式也越来越相似。这就需要明确各种软件的功能，了解其特点;理解软件中的名词概念，举一反三;熟悉软件的制作流程，化繁为简;使用软件自带的随机帮助，随时查阅，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层层细化。

最后，采用数字化辅助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多媒体式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有研究表明，这种方式比传统的听课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近5倍。网络的`飞速发展，也为我们提高了一个更现代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它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加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完美地体现现代教育手段。

3.教师队伍的培养

教师是达到教学目的最重要环节的人物，其授课态度和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在现代教学中，教师的角色要进行变革，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要成为学生的协作者。从对学生专业设计作品的评价转变为对其制作过程和设计思想的评价上来，也就是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教师不但要对授课内容进行充分的准备，还要组织学生进行探索、讨论和研究，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合理化建议(例如，引导学生选择适合的课外教材)，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目前，有些学校存在基础课与计算机设计课的脱节现象，这是因为基础课仍然延续旧的教学方法，而计算机设计课只讲软件的使用，所以在专业课的学习阶段学生对软件的应用就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不但要在课程安排上合理地穿插基础课和计算机设计课，更重要的是避免这些授课老师的各自孤立。

4.学校的作用

学校的重视是数字艺术良性发展的有力保证。作为学校或院系来讲，应该全面监督教学体系中的各个环节，核查课程的设立，保证教学思想的顺利实施，倾听师生的心声，吸收合理化建议。这些对数字艺术的课程的良性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数字化的出现，不仅对传统的美术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冲击着我国整体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信息时代要求学校培养出能够掌握各种新的视觉语言的美术人才，计算机的融入不仅是美术教学上的简单加法。构筑新的数字艺术的教学体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关注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必将成为高等艺术教育与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张永宁，陈东生，张向宁.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的现状与展望，装饰.(9).

[2]仵刚.艺术设计教学中数码的应用.艺术教育[J].(1).

[3]孟桂颖.电脑艺术设计课程体系建设研究.艺术教育[J].(2).

数字时代需要透明的坦诚文化 篇3

这个迷人而艰难的时代向我们证实，透明已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信任和透明总是息息相关。没有透明度，人们无法相信领导说的话。在美国，我们时常感到政府对我们有所隐瞒，他们这么做是认为真相会助长敌人的力量。但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解释。人们认为，缺乏透明度才是真正的敌人。

透明在很多地方都是十分迫在眉睫的议题，因为在上个10年，出现了无处不在的电子技术，这让透明变得无可避免。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变得空前容易，也最为冷酷无情的时代。我们的经历以数字方式存储，强大的搜索引擎让网民能在几秒内从一个不断膨胀的档案库中挖出资料。这种新技术让上百万曾经生活在封闭乡村的人获得解放，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数不尽的新机会，这么说毫不夸张。

透明是必需的

当代领导者都要面对的紧迫的难题：如何创造坦诚的文化。我们认为，畅通无阻的信息流通对组织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信息流动是如何塑造组织的？组织需要坦诚，就像心脏需要氧气。讽刺的是，公司领导越想抵制透明就越办不到。但不幸的是，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善定胜恶，而是新科技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无论领导人喜欢与否，在YouTube的时代，他们无处藏身。

“透明”这个词，像“勇气”和“爱国主义”一样，戴着真理般崇高的光环，人们在做选择时很容易把它忘记。但是，即使知道不坦率很可能带来伤害，许多组织还是选择走旧路，并未选择开放和透明。

据2007年《商业周刊》介绍，311热线是一个自下而上透明化的例子，它让彭博既了解纽约人的态度，也能判断他们的问题。纽约市市长彭博没有私人办公室，他和助手们一起在一个“透明市政厅”工作，这个地方的会议室都有窗户，公众可以实实在在地监督政务的处理过程。

关于透明，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V.·海登将军在2007年决定：公开中情局所谓“传家珠宝”（Family Jewels）的机密档案。这些资料是在1973年由威廉姆·E·科尔比局长列为机密的内部文件，涉及中情局最具争议的活动，包括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看上去，海登选择了公平，因为他相信即使将最丑陋的真相公之于众，最终也会给中情局带来帮助。

但是在大众或者私人领域，几乎没有领导像海登那样自愿选择透明。

只有这些组织内部的人以及领导组织的人有这个想法时才能做到。新规定能重新注入很多信任，而信任是必需的，但他们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一旦合谋的文化取代了坦率的文化，组织内部的人会围绕这些或新或旧的严苛规定找到对策。只有领导者清楚地表明，开放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回报，坦率和透明才能得到推广。只有领导坚持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开放。

坦诚文化已经来临

“对当权者说真话。”这是透明的前提，也是我们的责任，但常常难以做到。

在一个组织能够培养出一种坦诚的文化之前，必须研究当前管理该组织的文化规范。这样的文化规范根深蒂固，一般都难以改变。比如说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造成挑战者号爆炸的文化基本原则，在2003年仍然起作用，结果导致了哥伦比亚号飞船的惨剧。哥伦比亚号惨剧的原因调查小组在技术原因——机翼被一大块飞离的泡沫塑料破坏了之外，还谴责其组织文化：工程师害怕向管理人员提出安全隐忧，管理人员更关心是否赶上航行时刻表，而不是风险问题。

从2003年起，NASA变得更不透明了，因为政府对该部门指派的领导施压，阻止它的员工（包括一个研究全球变暖的NASA科学家）公开表达反对当前政策的意见。

对于领导来说，在组织中开始信息自由流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他们必须接受，甚至欢迎那些令人不安的信息。如果领导人时不时表露出他们想听的不只是那些没完没了皆大欢喜的谈话，同时表扬那些有勇气明确说出令人不悦的真相的人，那么规范将向透明转变。

透明是组织道德健康的证明之一。我们思索，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有一种DNA。健康的机构，包括民主制，比不健康的（比如奴隶制）更加开放。后者拼命地隐藏自己丑陋的秘密。对企业来说，开放不仅仅是让组织自我感觉良好的某种道德政策，它类似于产假。开放和它所带来的组织的本质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它带来顾客的忠诚，招募到最好的人才并留住他们。这点对今天的消费者很重要，证据之一是他们对绿色产品极大的兴趣。对于那些在最具创意的公司工作的人来说，这点也很重要， 如Google的座右铭是很著名的“永不为恶”，无数人想为Google工作，这就是证明。

当我们谈论创造坦诚文化时，也就暗指组织最终会控制这个过程。当然，领导们承诺透明的时候，透明度会大大增强。但即使领导拒绝，在数字时代的今天，透明也是不可避免的。透明是必选项。

YouTube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演讲方式，Google让所有候选人都无法否认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讲过的话。只需几秒钟，任何有笔记本电脑的人都能查到候选人过去的职位，再花几秒，就能说出那些被扭曲的事实，或者遍布整个网络世界的那些关于他自私自利的记录。无论候选人喜欢与否，坦诚的文化已经来临。

数字时代的“新透明”现象

“新透明”现象——数字科技是如何让整个世界更加透明的？由于技术的发展，领导正在逐渐失去他们对权力的垄断，这有着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权利的民主化，但这种现象也有一些负面问题存在。

数字科技如何引导新的透明？透明对个人意志的依赖逐渐减少，但矛盾的是，它还在逐渐增多。技术在改变，人类的本性不变。

激发出组织中所有的人才，不仅是高层或某些被选出的人，这点会提升生产力和价值，这种价值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更包容的气氛能让士气更受鼓舞，它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在互联网上，真相和可靠性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在电子商城，除了伪善，公众可以原谅任何情况。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坦诚就是一切。但因为在网上不得而知你是谁，透明和真相就可能是相对的。

在2007年的秋天，财经新闻中最轰动的报道就是微软可能会竞购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Facebook。《华尔街日报》的题目是“微软和谷歌两位巨神的战争”。微软最终赢了，获得了对Facebook注资2亿4000万美元的权利，即使网络的标准一贯夸张，这也是很罕见的。

2004年，23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创建了Facebook这个网站，现在估价已达150亿美元。网站开始只对被邀请的人开放，现在人人都可以使用它。已有4000万用户，并以每天20万人的速度增长。除了残留的一点排外气氛外，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站比如MySpace的不同之处，就是透明。在Facebook，你必须用真名。大卫·柯克帕特里克最近在《财富》上写道，“一种身份真实的文化成为了Facebook的基因。”

Facebook的魔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假设：你并不信任除了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之外的人，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柯克帕特里克预测，随着新服务出现，交流会变得更加容易，未来，Facebook的透明将达到新的高度。无论真假，由于Facebook认识到真实性（的重要），它的价值被推上了巅峰。

在今天的组织中，信息不会自行流通。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信息在组织和外部实体，比如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流动日益增多。正如贝尔宾提出的“信息不再自上而下，而是来自边边角角。” 这种信息供应的转变让高层感到压力。他们很可能无法再继续独掌大权，所以高层领导只有培养起坦诚的企业文化，才能因为值得信赖而存活下来。

总裁声音

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未来的发展空间。

——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指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看得比较长远，空间就比较宽广，就不会对得失看得太重。

CEO的角色就是要为公司选择应该要做的事，你必须做出选择。

——索尼前CEO出井伸之称，自己有过很多艰难时刻，尤其是在你想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的问题上考虑过很久，因为这两个问题截然不同。

一把手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来解决接班人问题，而是留足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开始放权。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这样解读民营企业的接班人的难题。

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一定要坚信成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要顺应世界趋势，按照既定梦想一步一步往前走。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指出，创新要抵得住压力，挡得住诱惑。

商人只会赚钱，这是顺应未来，在赌未来；企业家则是要会预见未来、改变未来。

——在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看来，企业家是要挑战创新，是对旧的元素重新组合，或者毁灭性创新。

一个伟大的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跟着市场走，也不是跟着需求走，应该走与众不同的路。

数字时代的校园文化建设 篇4

当代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了网络时代, 网络已深入学校教育领域的各个环节。中学校园文化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 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网络正以其自身的优势, 对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

互联网一进入校园, 就以其传播快速、信息量大等优势迅速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思想政治工作、学术交流、社团活动、文艺体育和管理制度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学, 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校园网。在这个学校师生的网络家园, 校园网为师生提供了交流、学习、参与学校管理、政务公开、展示才干甚至是解决生活琐事的平台;也同时为全社会提供了展示学校精神风貌, 了解学校发展现状的窗口。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 校园网已不仅仅是大众传媒, 它已成为浓缩校园文化的重要窗口。

信息化校园时代, 由于信息的发布和使用没有限制, 网络传播处于无序状态。学生从网络中获得的对其思想观念有影响的信息内容, 远远超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内容。为了有效避免不良信息对学生的影响, 各高校普遍建立了三道防线:一是技术防线;二是法律、法规防线;三是思想和心理防线。这些举措的落实, 使网络传播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网络环境下, 网上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特殊形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这一虚拟的特殊空间, 是现实空间的无限扩大和延伸。网络能为中学生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 拓展学生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扩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 增强其时效性, 消除盲区和空白。二是必须依托于网络设备和网络技术开展。网络设备是开展网上校园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 网络信息技术使网上校园文化活动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 并为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穿上了现代化的外衣。三是从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到组织形式、参与方式上与传统校园文化活动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看, 传统校园文化活动有的可以直接搬到网络上, 如知识竞赛、征文比赛、访谈、座谈等。而有的运用于网络之上后, 却只能是有其“形”而无其“实”, 如各种竞技性体育比赛。

早期的网上校园文化活动主要是论坛、征文、游戏等, 形式比较简单, 知识和科技含量相对较低, 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近年来,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应用网络技术的能力普遍提高, 一些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多彩的网上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涌现。由学校主办的学生电脑网络大赛, 第一次采用了赛事上网、完全开放的组织形式。比赛内容分为网络知识、网络创意、页面设计、个人网站及投资理财软件设计五部分, 将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紧密结合, 加深了学生们对网络的理解, 充分地激发了同学们的上进心和创造性。

数字时代的品牌价值管理 篇5

Interbrand认为，品牌价值体现在推动消费者选择、帮助企业获得溢价和建立顾客忠诚三个方面，而数字化趋势已经在深刻影响着这三个方面。

数字化改变顾客购买选择

在数字时代之前，企业依靠传统营销手段和大众媒体驱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在与消费者的关系中居于主动的主导位置。而社交网络改变了企业和顾客原有的力量平衡。简而言之，顾客的主导力正在变强，企业的主导力正在逐步变弱。顾客与企业的关系由被动聆听转为对话。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顾客进行购买选择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于绝大多数的购买行为来说，以往是顾客将若干知名品牌列入考虑，然后经过筛选过程，留下备选“短名单”，最终选择一个品牌购买，

但数字时代的顾客，进行购买决策的流程更加复杂。在顾客购买决策的各个阶段，都可能有品牌被列入考虑范围，或者被剔除。顾客品牌选择的起点仍与过去类似，从众多品牌中初步筛选得到几个备选品牌。但是当顾客进入认真考虑阶段时，随时可能有新的品牌被加入“短名单”，已进入“短名单”的品牌也随时可能被剔除。

尤为有趣的是，其他顾客对于特定品牌的看法正日益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最重要因素。虽说口碑一直都对购买决策起着重要作用，但其中的变化在于―关于品牌看法流传的速度和广度，以及流传过程中的互动频率。如今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自己的观点，并在数小时内传播给成千上万的人。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6

“文人琴”步入大众视野

2003年，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名录。那年，中国地区仅申请到八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而古琴是唯一获选的遗产。当古琴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大众的焦点时，有关古琴的历史溯源、琴曲还原、琴谱搜集、琴家演奏、琴人考证、制琴等各方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迅速在各地开展起来。

古琴，古称琴、瑶琴、玉琴、七弦琴，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亦是最早的弹拨乐器。古琴属于八音中的丝，它的结构充满了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更居“琴棋书画”之首。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古琴近来却重新焕发了生机。一方面，作为最值得收藏的世界文化遗产，古琴的拍卖价格均出现暴涨；另一方面，古琴音乐的学习不断升温，只有士大夫才能演奏的“文人琴”已经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脚步进入了大众的音乐学习视野。

中国最古老的记谱系统

与西方的五线谱相比，减字谱是独属于中国的古老记谱系统。最早的古琴记谱法为文字谱，即用文字详细叙述全部演奏指法动作，因此又可说是一种指法谱。如此说来，用文字谱来记录琴曲之“繁琐”可想而知，现存仅有的文字谱是唐代的《碣石调·幽兰》（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为提高记谱效率，晚唐时出现了简化文字谱的减字谱——使用减笔字组合来记录琴曲的指法、弦序和徽位。清代的《大还阁琴谱》开始采用徽分记谱法，将相临的徽间分成十等分，按音音位记成“几徽几分”，提高了音位的准确度。减字谱在传统琴谱中广泛采用，并沿用至今。

传承难点

古琴文化主要由古琴、琴家、琴曲组成，也是古琴音乐保护的三个重点环节。打谱是古琴家按照减字谱把琴曲弹出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减字谱并未记录琴曲节奏等音乐细节，因此需要古琴家进行再创造。古琴演奏家张子谦曾说过，打谱的过程可谓“小曲三月，大曲三年”。因为打谱者需要反复记录修改，不断弹奏，并在此过程中揣摩原曲的气质和意境，使乐曲的演奏清晰流畅，结构完整，因此在打谱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是数月甚至数年。

由于各个时期的琴家都持有不同的琴风，同时又随着演奏艺术的精进，随意对原谱作出增删润色，因而同一首琴曲在不同时代、不同琴家的手里，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不同的审美倾向。这些琴家不同的演奏版本，也会通过打谱成为不同的乐谱版本。

打谱的困难与演奏版本的多样性，使历代出版的古琴曲谱显得弥足珍贵，如：唯一现存的文字谱唐朝初年唐初手抄卷子《碣石调·幽兰》；最早的减字谱：宋代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古怨》；汉代最重要的琴书：扬雄《琴清英》、诸葛亮的《琴经》；现存最早的大型古琴曲集：明初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清代影响较大的《松风阁琴谱》《德音堂琴谱》《蕉庵琴谱》直至民国时期的《梅庵琴谱》《琴曲集成》。

与历代流传的精美乐谱相较，现代琴曲的出版却参差不齐：市面上相关古琴的出版物五花八门，除去古籍影印外，大部分是作者手写，少见楷体拼字，甚至有一本书中每一曲的乐谱字体都不同的现象出现。出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古琴音樂的出版遭遇这样的技术瓶颈，无疑是保护和传承古琴文化的一大阻力。

古琴减字谱数字化应用

2012年6月，上海音乐出版社遵照《上海数字出版业发展专项指南（2012版）》中“研究数字化还原、多媒体展示等技术，建立面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展示平台”的要求，对古琴保护工作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减字谱，展开科技性的创新研究。“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平台一期”利用数字出版的相关技术，整合传统出版业的优势资源，构建古琴减字谱字库、古琴乐谱内容数据库与视听多媒体相结合的综合性应用平台，以期为国际性古琴乐谱研究提供参考标准，为古琴打谱应用提供相关支持，为古琴音乐的出版提供技术保障，也为古琴音乐教育提供资源服务。

一是字形标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一个类似汉字“黑、宋、楷”字体标准的、针对减字谱的字形设计标准。上海音乐出版社集结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权威造字专家，与多位著名古琴家共同设计了一款“常用古琴楷体字形”标准，并首批创建了容纳有四千六百个标准化减字谱、符合国际UNICODE字符标准的数据库。

二是应用。研究如何综合利用古琴的指法、减字谱字符的结构，设计一套简单、易学、易用的古琴减字谱专业输入法，不仅适用于古琴专业人士及爱好者，也适用于古琴专业书籍的排版制作。项目设计了可自动识别并切换“拼音检索”“五笔检索”和“四角号码检索”的智能减字谱输入法，可以在办公软件、打谱软件、即时通讯软件和网页搜索框中便捷使用。有了这套输入法，将古琴减字谱字库应用到数字打谱、数字排版、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等多方面的应用领域就不再是难题，甚至还可以进行多功能数字产品的研发。

三是传播。通过搭建权威的古琴资源库，建立富媒体互联网展示平台，将多媒体资源与古琴减字谱进行交互性链接，实现减字谱平面涵义的立体化呈现。富媒体互联网的展示平台名为“七弦琴馆”，上线后将实现琴曲试听、琴谱查找、减字谱研究、互动学习等功能。

继往开来的创举

传统需要保护，传承需要创新。“减字谱”作为古琴音乐的文化符号，它的科技创新将掀起整个古琴产业链的数字化革命，而数字技术又可反哺到传统艺术的出版传承，因而更好地服务于古籍的整理与修复工作，实现“如何真正地保护与传承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双命题。

古琴演奏家陈雷激大师一直致力于挖掘古琴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意义，并关注古琴教育方式和出版技术的革新。在获悉“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项目的成果后，他亲自校验了减字谱库、减字谱输入法等功能，并赞誉“这是足以颠覆古琴传播方式的大好事！”

2014年6月15日，陈雷激演奏私享会及“传世名琴”系列新专辑签售会在红坊艺术创意园区举行。此套专辑收录了演奏者用晋代名琴“猿啸青萝”和宋代官琴“复古殿”演奏的《流水》《平沙落雁》《阳关三叠》《酒狂》《梅花三弄》《广陵散》等经典琴曲，还收录了演奏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原创作品《画卷》及民间改编乐曲《二泉映月》。随着新专辑签售会的圆满成功，陈雷激先生与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系列出版合作正式启动。2014年10月，“雷激古琴系列”的第一本教材即将问世。这是首次采用“标准古琴减字谱楷体字库”进行打谱的古琴出版物，它将采用全新的排版方式，从视觉上传达古琴文化的内涵，成为古琴教材市场拓展出版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7

一、编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 认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这是“四大文明古国”概念的早期雏形。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一般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但是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 (即梁先生所称“小亚细亚”) , 皆在战火中灰分湮灭, 漫长华夏5000年历史中, 历经战火和政权更迭, 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中华文明却始终延续, 所以中国是最古老的且持续存在的文明。作为文明的载体文化, 文化的载体是书籍, 负责编辑书籍的编撰官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世袭王朝政体下, 始终承担者书写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

东方民族作为世袭的农耕部落聚合的社会, 较之西方游牧民族聚集的社会体系, 其生活节奏和环境的稳定性, 更有利于对书籍的编撰工作, 所有文化的传播, 公民的教育多借助于书籍实现。千百年来, 先贤学者从文、史、哲、经等传统学科入手, 对这些经典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博大精深的研究, 但从编辑学视角着墨的不多。原因无它, 因为编辑作为一项工作是古老的, 而成为一门学科则是新兴的。在《词源》中对编辑的释义为“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 编成书刊”, “编辑”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居史职, 无所编缉。”后在唐真卿《〈干禄字书〉序》:“不揆庸虚, 久思编辑。”和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今所存者才二十卷, 又未经学者编辑, 古律错乱, 前后不伦。”也有出现。但是仅以“整理、加工, 编成”解释编辑, 不但未能涵括近代以来报纸、期刊和电子出版物出现后的编辑工作的全部意义, 也淹没了浩瀚历史长河中诸如孔子、司马迁、班固等大师的历史贡献。其中在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中, 古代国人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编辑智慧: (1) 堪称编辑学“元理论”的“述而不作”与“以述为作”; (2) 展现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度的“会通古今”; (3) 肯下硬功夫的“分类编目”。

二、传统编辑文化传承的现代意义

1、入行之初“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 原文是:“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窃比于我老彭。意为只是继承延续, 不创造发明。这种态度最适合于初入编辑行业的“天子骄子”们, 现今大学教育强调程序和范围, 在既定的范围内按程序选修足够的学分, 即达到毕业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处的产品往往千人一面, 缺乏新意。即使借助互联网等科技手段, 信息爆炸时代吸取知识、信息, 但不可否认, 我们的年轻同志所宣称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往往是碎片化、章节化、断面化信息的堆砌, 缺乏系统的梳理与规范。

对于行业内的新同志在明确编辑要求的基本技能后, 面对大量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文章, 应保持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作为《论语》的作者, 孔子最早对编辑及其对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位。编辑面对编辑对象时, 最主要的职责是“述”, 而不是“作”。正如有论者所说, “所谓‘述而不作’即尊重史实, 保持原来的文章, 不无根据地想象乱编”、“保持原作的文辞, 不随便添加己意”。年轻同志们应该有海绵的精神, 以吸取众家之长为首要任务, 暂时无需“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2、谋求发展“以述为作”

当编辑的本专业知识达到相当的积累和沉淀后, 自然会基于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 按照现行规范自觉的、有目的的进行策划、选编、加工、定稿、校对等一系列行为。这是作为从业人员, 编辑初步具备了对社会文化的选择、积累和创新, 同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对编辑文稿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塑造。

现今编辑从业者工作的平台逐步从书刊、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体, 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 使得编辑的客体和对象更加丰富和复杂, 给编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于是, 当今报刊、网络将编辑主体性无限放大, 编辑不叫编辑, 而是冠以“策划”、“主持”、“版主”等, 把编辑工作当成“包装”工作, 对原创性作品任意“装扮”, 以适应市场所需。还有一种现象, 正如编辑家崔道怡所言, “近年国情民风, 求名胜于务实。编辑无名, 不甘冷落, 顺应潮流, 改弦更张。对一般作者, 是‘老爷’和‘老板’, 把稿件予夺当交易筹码;对名家大腕, 是‘清客’与‘掮客’, 在精神产品商业操作中逐利求名。”由此观之, 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的编辑是否应该稍稍回归到正常的编辑职业定位, 以“述”为“作”, 特别要对于文学家、艺术家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象, 持尊重的态度, 不要随意改削, 弄成千人一面、时髦媚俗, 以迎合大众商业消费潮流。

3、初露峥嵘“会通古今

“会通古今”对于现代编辑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会通”仍然是成就编辑大家的必由之路。处于信息时代的出版传媒行业, 价值取向强调“精”和“杂”两个极端方向。通常对于非学术类编辑家为“行家”, 对政治类和专业技术类编辑家为“专家”。不管是要当好“行家”, 还是要做好“专家”, 都要求现代职业编辑不仅要“会通古今”, 而且还应该加上“会通中外”, 要有国际视野, 世界格局。第二, “会通”仍然是编辑优秀书刊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之初, 一批当代编辑家编辑的几种“走向世界丛书”, 就体现了会通中西的视野, 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重新开启了国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通之路。当下一些编辑游走于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之间, 杂取各类材料, 编辑出版了一批崭新的“边缘”出版物, 可以看成新形势下的初步的“会通”。

纵观历史, “会通”的编辑思想, 孔子开其端, 继孔子、司马迁会通编辑思想之后, 刘知己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闪烁着贯通古今的“会通”编辑思想, 贯穿了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精神, 从而形成了我国编辑学的优良思想传统。

4、臻化大家“分类编目”

作为编辑大家, 最高境界仿佛武林高手“无招胜有招”, 手中“无剑, 以身为剑”, 不应在拘泥于文章本省, 而应着眼于“辨真伪、找缺失、分门类”。其中又以“分门类”最为见编辑的毅力和功底。通观孔子整理《尚书》、《鲁春秋》, 司马迁编撰《史记》, 清纪晓岚统编《四库全书》, 以及今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古人和现代人给图书分类是需要大智慧和大毅力的。对出版物的分类是从大处着眼, 而编辑目录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细活。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 目是指书名或篇名, 录则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类书目, 从汉代刘歆的《七略》到清代张之洞的《书目问答》, 包括历代宫廷藏书和私家藏书目录, 为数之众, 蔚为大观。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古代编辑家们在分类、编目、辨伪、辑佚等方面下的硬功夫、死功夫, 我们今天面对的浩瀚典籍仍将是一盘散沙, 后来者只能“望典籍而兴叹”。我们今天面对的书刊种类更多, 数量更加浩繁, 有纸质的, 有电子的, 还有网络版的, 对其进行科学分类, 使得现代文化的精华凝聚成典籍, 传诸后世, 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尽管互联网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 图书期刊分类编目获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技术支撑, 但由于市场经济大潮和文化消费主义盛行, 海量的图书期刊及其网络版难免泥沙俱下, 需要下功夫花时间去选择整理归类。现在各类《年鉴》承担了聚集和保存精华文献的责任, 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古代编辑家对国学经典的分类编目中表现出的孜孜以求的精神, 仍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们在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大智慧, 使他们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甚至藏书家。同时, 他们也应该是伟大的编辑家。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研究继承古今先贤的编辑思想、原则和方法, 对于现代编辑学的发展、现代编辑的职业定位、现代编辑方法的拓展创新、现代编辑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增强, 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敬亚平:《国学经典传承中的编辑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11, (3) 。

[2]崔道怡:《老编辑说编辑》, 《文艺报》, 2009-11-03。

[3]杨军:《编辑文化论略》,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 (7) 。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和目标。

近年来,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其文化形态基本格局也已发生变化。诸如, 基层文化需求的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传统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又出现了文化服务对象参与缺位的新挑战。

作为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龙头, 文化馆应顺应形势, 发挥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作用, 积极创新文化服务模式,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向城乡基层延伸。而新兴城镇化的深度变化和新增问题交相叠加, 其文化建设压力负担明显加重。文化馆应努力探索新兴城镇群体的形成而导致城镇和农村的双重变局, 需要各级文化馆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消除文化服务空白点, 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我们不断尝试以数字文化建设为突破口, 积极探索在网络化、多媒体环境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试图打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在空间、时间、人力等方面的制约和掣肘。

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 幅员辽阔, 所辖两市五县70个乡镇、454个行政村、109个社区。我们针对辖区内公共文化阵地服务和流动服务半径尚不能有效覆盖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群众文化》微信及QQ空间平台, 实现了数字文化服务对阵地文化服务和流动文化服务的有效补充以及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全覆盖。

2 利用微信平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中心

文化馆作为自治州公共文化服务的龙头馆, 利用微信平台完善其指导中心功能, 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服务理念, 使自治州、县市、乡镇乃至村文化室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功能立体化。

《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在确立自治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馆的指导地位上是以群众文化活动指导、群众文化政策协调、群众文化资源共享和群众文化服务中转站互为补充。

诸如, 《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对有关群众文化指导专题讲座的传播, 对群众文化政策、信息的纵向贯彻和横向沟通, 对群众文化活动资讯、基层文化带头人、文化中心户人才库的建立和咨询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显而易见, 《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在延伸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功能上得到了验证。

3 利用昌吉州 《西部庭州》 网站平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辅导中心

文化馆作为自治州群众文化活动的辅导培训中心, 利用《西部庭州》网站完善其辅导培训功能, 使自治州龙头馆的业务培训、辅导依托公共文化网络而扩展、延伸、便捷。对群众文化专业队伍的培训和对各类业余骨干队伍的培养, 通过专题讲座的方式会更加便捷普及。对群众文化艺术各类专业教学辅导, 诸如, 通过对《民间舞教学》、《声乐辅导》、《戏迷之家》、《民间手工艺作坊》等教学、辅导、培训专题服务平台的数字化服务, 也已将文化馆的业务辅导、培训功能得到了延伸。从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加以扩大, 使辅导培训的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普及, 使基层农牧区文化站、室缺乏办班条件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4 利用微信平台建立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协调中心

作为自治州文化馆, 用传统的观念讲就是要形成本区域内群众文化活动的数字中心, 从而实现其龙头馆的组织协调功能。在过去看来形成这种局面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儿。最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举办一两次起示范性作用的全州性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群众文化》微信平台让地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协调中心的梦想变成现实。通过数字化服务手段将四级文化网的群众文化活动资讯、群众文化节日资讯、群众文化晚会和赛事资讯、群众文化各类艺术节目创作资讯以及群众文化演艺人才资讯等跃然《群众文化》微信平台。

文化馆对本区域内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协调中心的功能, 通过《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完成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配置重组和有效配送。

这样一来, 阵地群众文化活动与流动群众文化活动相互融合; 点状群众文化活动与面上群众文化活动相协调;从而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欣然形成。文化馆, 作为区域群众文化活动的龙头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对该区域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协调中心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5 利用 《群众文化》 微信数字平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化馆不仅是本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的龙头馆, 而且还肩负着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历史任务。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方式, 很难反映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生存状态和保护现状。

利用《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可以按国家级、自治区级、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数字化台账。这样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活动情况等跃然微信平台。

通过数字化服务手段就可以将本区域内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保护单位、保护现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工作, 立体地、活态地展现出来。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工作。必要的话, 可以深入重点地区、重点保护单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予以指导, 解决其疑难问题。

诚然, 《群众文化》微信平台的探索工作依然杯水车薪, 尚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有待进一步全面整合公共文化服务内的数字资源和数字服务, 并与社会上的大公司合作研发出大数据公共文化服务系统模型才是根本的出路。建立这样的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应与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及当地其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构的资源情况和数据库相对接。当地群众应基于这一平台, 通过手机客户端、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 随时查阅文化信息, 以便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在区域内的全覆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时, 首先提到的就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

北大教授李国新曾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建设惠及13亿人的公共文化, 最需要整合资源, 共建共享, 形成合力, 但是现实中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公共文化服务多头管理、重复建设、孤岛运行、资源分散、效能不高。”

李国新专家披露: 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农村信息化的调研, 说目前中国仅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 一竿子插到底的与农村信息化有关的重大项目就涉及了11个部委18个项目。这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缩影。

李国新提出:“你说政府不重视, 这么多的部门在做; 你说重视, 九龙治水, 谁也没治好。通过建立协调机制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多头管理、资源分散的问题, 本质上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活力和效能, 就是向体制机制创新要生产力。”

其实我们基层早已看到这种弊端。当央视新闻关注内地某些县市就乡镇文化中心牌子过烂而“牌子到位, 工作缺位”的现象进行整治时, 大家都颇有同感。我们一些乡镇文化站的牌子少则十几块, 多则几十块, 甚至发愁牌子没有地方放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

李国新强调: 面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 建议通过建立协调机制首先解决两大突出问题。

据专家统计, 我国县级以上图书馆和文化馆的总和仅6000所。而文化系统外的工人文化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和中小学课外活动基地的总量大约6700所。专家认为, 现在, 一方面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总量不足, 布局不合理; 另一方面, 大量的设施和资源又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倘若把工、青、妇、科和教育系统的设施和资源, 以“免费开放”政策延伸的方式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 不需要新建一平方米的房子, 全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就可增加一倍; 而且以较小的投入就可以盘活这一大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资源。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感受到建立协调机制, 并通过体制创新才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的有效途径。

鉴于我馆所辖服务区域国家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尚未正式启动, 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和农村党员教育基地等工程基础尚好的机遇。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统筹考虑本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综合大数据服务模式的研发和建设。从而, 实现数字化传播手段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那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数字化服务全覆盖和全面形成更加便捷的数字化服务环境的梦想将不再遥远。

摘要：《群众文化》微信平台在确立自治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馆的指导地位上是以群众文化活动指导、群众文化政策协调、群众文化资源共享和群众文化服务中转站互为补充。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统筹考虑本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综合大数据服务模式的研发和建设是目前文化馆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延伸,探索

参考文献

[1]唐鑫, 李茂.北京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中国市场, 2014 (3) .

[2]楼国华.浅谈免费开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建设[J].中国市场, 2013 (24) .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9

民俗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来源于生活并成为一所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然而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严峻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更为广泛地传播民俗文化,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民俗文化,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并自觉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责任,是长久保护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青岛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近代新兴城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四面八方的先民汇聚于此,多年来积淀下丰厚的文化财富;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也使得这座城市平添了一些欧美元素,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使得青岛的民俗文化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建筑民俗

一个城市的建筑往往反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背景,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青岛拥有众多优秀的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名人故居等建筑遗产。

青岛市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如湛山寺佛教历史文化街区、海云庵民俗文化街区等;著名佛教寺庙和道教庵堂如湛山寺、太平宫、上清宫、太清宫、海云庵等;著名文化遗址有平度岳石文化遗址、即墨北阡遗址、胶州三里河遗址、李沧区的古城顶遗址、城阳区的城子遗址等;著名古城有鳌山卫城、浮山所城、雄崖所故城等;著名书院有康成书院、华阳书院、青峪书院、石屋书院等;重点名人故居有康有为故居、沈从文故居、老舍故居等。

(二)节庆民俗

青岛民俗文化节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自然风光相结合,为海内外游客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目前青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俗节庆活动有海云庵糖球会、清溪庵萝卜会、天后宫新正民俗文化庙会、沙子口庙会、浮山所文化山会、湛山寺庙会及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渔村祭海庆典田横祭海节等。除此之外,还有比较现代的节庆活动,如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海洋节、大泽山葡萄节、青岛国际时装周等。

(三)民间艺术

青岛市199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秉承“建设‘文化青岛’,弘扬民俗文化”的宗旨,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青岛市文化遗产的积淀丰富而多彩,有多项民俗文化资源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民间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民间舞蹈、民间杂技、民间手工艺等民间艺术。如胶东大鼓、胶州八角鼓等民间曲艺;平度市宗家庄木版年画、胶州剪纸、葫芦雕刻等民间美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徐福传说等民间文学;胶州秧歌、莱西秧歌等民间舞蹈;孙膑拳、螳螂拳等民间传统体育与竞技;泊里红席编制技艺、大欧鸟笼制作工艺等民间手工艺。

二、青岛民俗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以传统传播为主,传播途径单一

青岛拥有众多的民俗展示场所,如青岛民俗馆、胶东民俗文化博物馆等,但民俗展示场所针对民俗文化的展示多为静态的展示传播,参观者难以对其进行深层次了解。尽管青岛市政府加强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但在传播上仍以传统传播为主,传统手工艺仍旧多采用口头传播和肢体动作的传播,传播途径单一,传播的意义和效果大为损失。在互联网语境下,由传统的口传心授的人际传播转变为以新媒体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播,成为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播的新路径。

(二)民俗资源开发与传播过于功利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文化消费方面的需求逐步提升,民俗文化产业也成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对民俗资源的开发与传播不应单纯将其作为赚钱盈利的手段和招牌,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盲目的开发与传播民俗资源不利于其长远可持续发展。部分民俗文化资源因为暂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而无人问津,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烟消云散。如青岛市的传统民居“里院”,1938年时有600多个,但现在所剩无几。

(三)民俗节庆、民俗旅游项目同质化严重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各地的民俗节庆、民俗旅游项目逐渐升温,但由于部分地区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导致民俗节庆沦为招商引资的平台和小摊小贩的会展,难以使游客体会到民俗之美、民俗之趣。民俗节庆、民俗旅游项目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无法起到一个良好的宣传作用。民俗文化应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吸引时尚元素,打造特色民俗节庆及民俗旅游项目,更好融入市场。

三、数字新媒体技术与青岛民俗文化的传播

民俗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和传播是基于当前的数字化时代而产生的,对于整体性的保护、传承、利用和传播民俗文化,推进普通公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大城市都注重民俗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提倡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借助于数字媒体技术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分类、存储与传播。

(一)数字新媒体技术创新了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尤其是数字影像、三维立体成像、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创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方式。

在当前媒介融合的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技术大大拓展了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播的空间,其技术运用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的采集、存储及展示等方面。数字采集技术即对民俗文化数据以数字影像、图片、音频等形式进行采集,区别于传统的笔录、摄影等信息采集方式,数字化采集实现数据的海量存储及长久保存,同时为后期数据的编辑整理提供了方便。数字存储技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简单复制和线性呈现,实现民俗文化信息的海量存储,如以建立数据库的形式,实现将民俗文化碎片信息的聚合,将民俗文化的传播从平面传播向交互立体传播转化。数字化展示技术多指通过动态网站、数字博物馆等网络数字化技术进行展示传播的技术,如青岛啤酒数字互动博物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深入了解青岛啤酒的历史、文化及酿造过程。

(二)数字新媒体技术提升了青岛民俗文化的传播价值

数字新媒体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和发展速度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例如相当部分民间手工艺目前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人出现断层的困境,运用数字新媒体技术就可以将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进行编程存储,建成民族遗产数据库,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把艺人制作过程的文化形态及制作流程转化为全媒体的数字化形态,传承民俗文化的魅力。

青岛数字互动博物馆在忠于青岛啤酒博物馆原貌的基础上,采用了当前最先进的“5I多媒体技术”开发而成的多媒体互动展示产品,不仅以图片、文字、视频和3D建模等形式真实展现博物馆内的历史文物,而且设置了很多互动游戏,让消费者在轻松欢快的游戏氛围中体会到青啤人的敬业精神,给消费者呈现了一个先进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展馆。

(三)辩证看待数字新媒体技术与民俗文化传播的关系

数字新媒体技术创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路径及方式,让现代人们更为关注原生态文化的存在价值,进而关注原生态共同体的生存现状,这是数字新媒体技术所应持有的积极态度。但当前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播的商业化运作导致许多民俗文化失去了其原生的形态,因此要辩证看待数字新媒体技术这把“双刃剑”,不应只重视外在文化样式的新奇而忽略了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

民俗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其发展离不开民众的现实生活,体现了一个城市人民的价值理念。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运用数字媒体技术传播民俗文化的丰富资源,开拓展示媒介,创新体验空间,加深人们对青岛民俗文化的理解。在保护和传播民俗文化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其精神理念,使得所传播的民俗文化具有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表现外在的文化样式。

参考文献

[1]冉文伟.青岛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6).

[2]李建新.关于青岛民俗文化的思考[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2).

[3]常凌翀.互联网时代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4]张淑华,于凤丽,冯东.民间艺术新型数字化传播途径探索[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10

1 数字动画技术与传统文化

数字动画技术是基于计算技术发展而来的, 20世纪90 年代, 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数字图形学快速发展, 促使人们通过计算机平台进行绘画工作。从早期的情况来说, 电脑绘图仅仅是传统绘图的一种平台延续, 电脑被视为一种工具;随着计算机硬件、软件的不断发展, 在色彩显示、计算方法、制图应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动画”的概念才得以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发展, 而这正是促成数字动画技术的关键。

单纯地从动画艺术来说, 属于综合艺术范畴, 它集合了绘画、表演、音乐、设计等多种内容, 改变了人们传统观念中“人动物不动”的思维模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动画”的概念是一种电影艺术心理折射, 如神话故事中描述的“画中人”, 在一块固定的画作上, 画中的人物可以和现实中一样活动, 并富有感情, 能够交流。但这种文化意识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 却也说明人们认可记录的动态性功能, 并将其视为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 如我国汉代出现的“走马灯”, 就是一种“动画”思维的雏形。

根据现代动画的理解, 必须让“ 画” 动起来, 真正达成这一目的是在视觉暂留原理被发现之后。19 世纪20 年代, 保罗·罗盖发现了这一原理, 人类视觉作用基于对光的反应, 在光作用停止0.1 ~ 0.4 s之间, 所看到的影响依然会保留在大脑中;根据这一原理, 逐帧拍摄的动画形式出现, 风行全球, 如我国国产动画中的《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 也都是采取的逐帧拍摄方法。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前进中沉淀下来的瑰宝,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 “传统”的表达形式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的潮流, 通过与数字动画技术的结合, 可以使其焕发全新的生命力;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新媒体”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媒介, 它从创作方法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传统的动画技术在我国传统文化应用方面具有很好的实践效果, 但在制作成本上来说, 明显不如数字动画技术更有优势。同时, 数字动画技术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功能更全面。

2 数字动画技术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2.1 基于传统色彩的应用

色彩是中国最具有韵味的表现力, 与西方国家的色彩构成相比, 中国色彩更加天然质朴, 从矿物、植物等来源的颜料色彩,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渲染个性。如最简单的“水墨”形式, 产生一种流动性的美感, 深浅浓淡变化, 体现出很好的自然情愫。

中国的色彩体系与西方存在很明显的界限, 从艺术角度来说, 中国的色彩是感性的, 西方的色彩是理性的。因此, 基于计算机制作的数字动画中, 对中国色彩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同时, 数字动画技术基于传统色彩的运用,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动画的特色。

2.2 基于音乐素材的应用

动画是一种综合性艺术, 画面的生动性需要音乐来衬托, 这也是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层面。如在动画片《大闹天宫》中, 采取了京剧传统的打击乐, 而《山水情》中则大段地采取了古筝的配乐, 《牧笛》更加突出, 所有的情感表达都是通过笛声的抑扬顿挫来传递的。

数字动画技术在针对音乐素材的应用中更加便捷, 它不需要逐帧的配乐, 只需要将音乐文件剪辑到相应的动画题材中即可, 在整体上更加流畅, 控制更加方便, 表现力也更强。

2.3 基于角色设计的应用

角色设计是动画制作中的关键, 但由于动画主角的表演不可能如同现实生活中拍摄一样丰富, 所以在个性、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表现, 更多的以角色的本体设计来体现, 如相貌、衣着、动作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物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在戏剧中是“白脸”, 以表现出奸雄的本色, 美国的动漫作品《花木兰》中, 尽管在外形设计上有一些变化, 但本质上依然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角色的描述, 类似的包括“功夫星猫”中的角色设计。

3 总结

数字动画技术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相对应的, 传统文化也为数字动画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有利于动漫市场的良性发展。

摘要：数字动画技术具有强烈的视听冲击效果, 也是新媒体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之一, 在文化艺术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 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 数字动画技术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另一方面, 数字动画技术拥有极强的感染力, 赋予了传统文化全新的生命力。文章结合数字动画技术的特点, 针对其在新媒体时代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应用进行分析, 并提出合理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数字动画,传统文化,传播应用

参考文献

[1]张露, 张丽军, 包文运, 等.论数字动画艺术的发展及其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应用[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 :85-88.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11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 文化 理念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3.002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吴晞先生在《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中开篇就引用了这句话，并以之与当今阅读面临的形势相比拟[1]36。“好”说的是当前阅读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空前重视，出台了很多政策；“坏”说的是当今社会阅读风气萎靡、低落，“碎片化”“伪阅读”盛行。关于这个问题，凡是关于阅读推广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有提及，但是对其如何解读却是因人而异。本文从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如何处理纸本阅读和数字阅读的关系出发，深入探讨如何在高校开展阅读推广。

1 阅读推广文化

1.1 “碎片化”的问题

移动互联时代的阅读“碎片化”问题为很多人所诟病，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浅阅读”和无意识阅读行为的元凶之一，这种看法其实是很片面的。所谓的“碎片化”，无非就是把一些较短的空闲时间用来阅读，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古人早就提倡“三上”读书，但是书本携带不便，利用移动设备阅读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大批的上班族和学生原本无聊的路途和空闲时间现在可以用来阅读，关键是其阅读的内容和阅读习惯。因此，我们要把重心放在如何将碎片化的阅读转化为完整和有深度的知识结构上。

要解决碎片化阅读的问题，移动图书馆是一大关键。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移动图书馆可以方便地查询并阅读数字图书馆内上百万种图书、CNKI等全文数据，非常便于读者利用碎片时间进行阅读和科研[2]。如果移动图书馆能够将图书馆自身拥有的丰富馆藏资源与界面友好便于使用的客户端相结合，就能够让读者在各种浅薄流俗的移动媒体中找到一片净土，这也是图书馆在移动时代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将移动阅读与微博和各种社交网站结合起来，实现阅读与分享交流同步进行，不但可以“奇文共赏析，疑义相与析”，还能“千里姻缘一线牵”，让有共同志趣爱好的人找到知己，通过互相交流重新建构知识体系，共同进步。还可以利用微书评引领全民阅读的健康发展，把好书推向更多的潜在读者，将阅读推向知识共享、心灵交流、激情互动的新时代[3]。所谓的“碎片化阅读”，只要恰当引导，完全能够促进国民阅读，提高阅读质量，又何罪之有呢？事实上，阅读缺乏深度，找不到目标和方向，并不是数字阅读的错，而是社会风气的问题，纸质图书的阅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有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1.2 要转变社会风气

在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为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但是时至今日，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求真和求知的精神却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国。其不利之处在阅读方面表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功利性阅读，为了考试而阅读，为了升职加薪而阅读，而不是为了求知、解惑而阅读；另一个是漫无目的的阅读，阅读活动并不以提高自身素养为目的，而是纯粹的消遣性、娱乐性的浅阅读。从纸本阅读到数字阅读不过是阅读形式的转变，对于阅读内容没有决定性影响，真正决定阅读内容的是读者自身的阅读意愿，因此把国民阅读的浅薄归罪于数字阅读是想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要转变阅读风气，就一定要转变社会风气，让求真和求知的精神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尊崇。高等学府，特别是知名高校，往往在民众中间享有较高的声望，很多家长都会拿上某某高校来激励孩子，高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举办面向社会的阅读推广活动，让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进来，让他们体验阅读和知识带来的乐趣及其对人的提升。高校图书馆通过与中小学和民间机构合作，可以组织各种科学竞赛、阅读竞赛、读书交流等活动，提高国民素质，转变社会风气。同时，高校也要克服自身的功利性思想，跳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怪圈，让有才华的人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使得大学真正成为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地方，升华人的精神境界。

1.3 避免出现阅读习惯的两极分化

近年来，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数字阅读大行其道，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有一定阅读习惯的大学生来说，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4]。当读者要在纸质书籍阅读和数字阅读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数字阅读，坚定支持纸质书籍，以文化学者如王蒙、易中天等人为代表[1]37；一种是坚持选择数字阅读，很少翻阅纸质书籍，以年轻人和都市上班族为主。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偏颇之处，在中国阅读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作为印证。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皆以手抄而成，费时费力，还容易抄错。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一本化身千百，大大方便了书籍的传播和利用，特别是在科举考试用书方面大受欢迎。一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印刷术方便快捷，应该会很快取代手写本，成为书籍复制的主流，但是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图书馆收藏的56 787种善本古籍中，手写本占了51%，这意味着直到雕版印刷发明一千多年以后，手写本仍然在当时的书籍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分析其原因，首先古代读书人因读书和治学的需要，对手写本格外重视。苏轼在《李君山房藏书记》中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自手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5]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也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6]因此，古人很多都喜欢抄书，他们把抄书当成了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联系当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刷书籍由古人看来的妨碍读书和做学问变成了时下的有助于读书和思考，这无非是人们的惯性思维在作怪，若干年后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数字阅读身上。

数字时代的群众文化 篇12

本研究分为探索性调查(2013年3月至5月)和正式调查(2014年9月至今)两个阶段。在探索性调查阶段,课题组共回收有效问卷298份,有效样本地域来源于中国大陆地区22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涉及中国大陆地区28个少数民族。配合问卷调查,课题组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1]。结合“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根据同行专家的反馈,课题组随后对调查方案进行了修订并展开大规模的正式调查。本文所呈现的即是广西、云南、贵州地区的调查数据和相关分析。

本调查所指“少数民族青年”指年龄16- 39岁的少数民族人口。本调查所指“数字文化资源”指广电网、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下同)和公共文化场馆服务网络提供的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包括数字化的阅读资源(文字、图片)和数字化的视听资源(音频和视频),触感类等资源暂时不包括在此次调查范围内。

在问卷调查部分,课题组根据行政区划级别,样本来源地民汉分布情况,样本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指标在滇、桂、黔地区进行配额抽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08份。以下将围绕使用行为、使用者和评价建议三个核心维度对调查的主要发现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数字文化资源获取策略

调查人员请被访者按照常用程度对自己获得各类数字文化资源的方式进行了排序。数据显示,使用网络免费资源是目前少数民族青年获得数字文化资源的最主要方式。(见图1)

对各类数字文化资源接收终端,调查人员也请被访者按照常用程度进行了排序。数据表明,手机是少数民族青年最常用的接收终端,其次是笔记本电脑等,再次是固定电视。(见图2)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得知,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上网获取免费资源是少数民族青年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最主要策略,其次是看电视。

三、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文化资源的接触频次

被访少数民族青年的网络视听资源接触率为95.49% , 其中,56.32% 的人每天接触网络视听资源,19.22% 的人每周接触网络视听资源,二者合计,75.54% 的少数民族青年比较频繁的接触网络视听资源,这个数值远远高于电视方面的54.61% 和广播方面的11.64% 。

少数民族青年基于网络阅读资源的接触率为95.76% 。 被访者中,53.07% 的人每天使用数字阅读资源,18.95% 的人每周使用数字阅读资源,二者合计,72.02% 的少数民族青年比较频繁地使用数字阅读资源。

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内容源偏好

目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视听内容源主要有三类:1.电影、电视、广播、唱片等传统内容产业提供的内容;2.互联网产业自制内容或者团队制作的内容(PGC),如网络原创电影和微电影、电视节目、游戏等;3. 互联网使用者创造的内容 (UGC)。当被问及“您经常通过互联网使用哪些视听内容资源?”时,79.78% 的被访者表示经常通过互联网看电影。其余少数民族青年较常用的视听内容源还有电视剧 (64.08%)、 音乐(含MV)(62%)、电视节目(47.47%)等。(见表1)以上数据显示,虽然偏爱上网所带来的自由、便利和互动,但少数民族青年仍更多地通过互联网来使用传统内容产业提供的数字视听资源。

目前,数字阅读内容源主要有三类:1.纸质书、报、刊等传统内容产业开发的数字阅读源,如电子书报刊;2.互联网产业自制和集成的数字阅读源,如网络新闻;3.互联网使用者创造和组织的数字阅读源,如微博、网络问答、网络百科等。当被问及“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您经常使用的数字阅读源有哪些时?”,61.64% 的被访者表示经常阅读网络新闻, 41.52% 的被访者表示经常阅读电子书(含网络小说)。一些互联网使用者创造和组织的数字阅读源已经有广泛的受众基础:36.73% 的被访者经常阅读微博、微信上的名人帐号、 大V帐号、公众帐号,32.94% 的被访者经常阅读网络百科。(见表2)

五、数字文化资源主题偏好

在研制问卷的过程中,课题组根据调查对象的表述以及各主要内容平台的内容分类框架将常用视听主题分为32个,将常用阅读主题分为34个。

数据显示,少数民族青年常用的视听主题有“社会新闻” (51.62%)、“音乐”(43.32%)、“影视剧”(38.54%)、“综艺” (30.23%)等,常用的阅读主题有“社会新闻”(50.63%)、“音乐 电影 娱乐”(47.38%)、“小说”(34.30%) 等。(见表3)

六、文化资源使用中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青年在文化资源使用中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当被问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看电视,听广播,或上网看视频、听歌、语音聊天的频率”时,4.60% 的被访者表示每天使用,2.80% 的被访者表示每周使用,二者合计, 即有7.40% 的少数民族青年比较频繁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视听。当被问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读书、看报、上网阅读、聊天、发图片等的频率”时,4.51% 被访者表示每天使用, 2.44% 的被访者表示每周使用,二者合计,即有6.95% 的少数民族青年比较频繁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阅读。考虑到有效样本中“主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为辅”的样本和 “ 基本只使 用少数民 族语言 ” 的样本所 占比例之 和为10.56% ,这个数值其实是略微偏低的,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文化资源使用中的民族性不仅反映在语言方面,也反映在题材偏好方面。在视听方面,通过互联网,75.09% 的被访少数民族青年曾特意搜索过少数民族题材的视听资源。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视听资源,2.26%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关注, 9.57% 的被访者表示比较关注,二者合计,有11.83% 的被访少数民族青年对少数民族题材的视听资源较为关切。在阅读方面,通过互联网,68.77% 的被访少数民族青年曾特意搜索少数民族题材的阅读资源。对于少数民族语言题材的阅读资源,2.26% 的被访者非常关注,9.3% 的被访者比较关注。二者合计,有11.56% 的被访少数民族青年对少数民族题材的数字阅读资源较为关切。

交叉分析发现,被访者对少数民族题材文化资源的关切程度主要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关;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化资源就越为关注。在视听方面,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被访者中,7.14% 的人非常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的视听资源,17.86% 的人比较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的视听资源,二者合计为25.00% ,明显高于整体水平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水平。在阅读方面,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被访者中,0.71% 的人非常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的阅读资源, 21.43% 的人比较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的阅读资源,二者合计为32.14% ,远高于整体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水平, 而且群体间差距较视听更为明显。

七、数字文化资源使用对族裔认同、社会融入等的影响

对于“使用数字文化资源,令我更多地接触到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内容”的说法,有19.31%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有27.53%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46.84%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对于“使用数字文化资源,令我更多地接触到汉语或汉族题材的内容”的说法,有31.86%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有32.31%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64.17%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综合以上数据,可以认为,数字文化资源的使用既促进了少数民族青年更多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文化资源,也促进了少数民族青年更多接触汉语或汉族题材的文化资源,并且对后者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见图3)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此观点的态度受到样本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并重使用”的样本对“使用数字文化资源,令我更多地接触到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内容”和“使用数字文化资源,令我更多地接触到汉语或汉族题材的内容”的说法都持有较为强烈的支持态度。(见图4)

对于“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增加了我的民族自豪感”的说法,有28.16%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有30.69%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58.85%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对于“使用汉语或汉族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降低了我的民族自豪感”的说法,有5.60%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有10.92%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16.52%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综合以上数据,可以认为,虽然少数民族青年接触的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有限,但这些资源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较多接触汉语或汉族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对少数民族青年整体的民族自豪感没有显著的削减作用。(见图5)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此观点的态度受到样本来源地民汉分布情况的影响。来源地为“少数民族独居”或“民汉杂居, 少数民族人口为主或占绝对优势”的样本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增加了我的民族自豪感”和“使用汉语或汉族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降低了我的民族自豪感”的说法持有更为强烈的支持态度。(见图6)

对于“使用汉族语言、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有助于我融入主流社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的说法,33.66%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32.31%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65.97%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对于“接触多种族语言、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使我在增加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的说法,有35.29%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有32.40% 的被访者表示同意;二者合计,有67.69% 的被访者认同此观点。这意味着多数少数民族青年认可使用汉族语言、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对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认可使用多民族语言、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能够形成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融入之间的和谐关系。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此观点的态度受到样本年龄的影响。25- 39岁年龄段的样本对以上两种观点持有更为强烈的支持态度。

已经证实,样本所在地的民汉分布情况、语言使用习惯、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对样本在以上问题中所持的态度都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更为精确地确认多因素之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放大样本量,进行更多地区和更多民族的调研。

八、少数民族青年数字文化资源的需求表述

当被问到“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哪些网站、论坛、贴吧、 公共账号等)来获取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 时,我们收到了非常丰富的回答。被访者提及的数字文化资源获取渠道有新华网、人民网、民族部门工作网站、少数民族地区协会网站、中国回族网、回族穆斯林网、中国语言文字网、少数民族文化专门网站、58同城网、壮族在线、中国伊斯兰在线等网站;苗族吧 、壮族吧、壮语贴吧、布依吧、藏语吧等贴吧;天涯论坛、三苗论坛、瑶族在线、哈尼族论坛、僚人家园等论坛;优酷、土豆、PPTV、腾讯视频、天天动听、酷狗音乐、壮语音乐网等视听网站;少数民族电视频道,本县电视台,广西电视台的壮语新闻,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广电渠道;百度知道、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等网络文库;微信、微博等社会化媒体渠道。

虽然来源众多,但根植于当地且具有持久活力的文化资源却不多。有研究指出从全国人均网站数、网页总数和网页字节数的PDA分析综合排名来看,云南、广西和贵州网站信息建设总体水平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19、21和31位,处于全国低水平发展之列。本次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39.17% 的少数青年被访者认为十分匮乏,27.53% 的被访者认为比较匮乏,二者合计,有66.70% 的少数民族青年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匮乏。

当被问及“在少数民族语言、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方面, 哪些内容是您十分需要而又难以获取的?”被访者也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源需求:

1.少数民族历史和发展方面的资源,如民族的由来,迁移历史,分布情况,发展现状等。有被访者表示“对一些民族的口述历史之类的很感兴趣,但没有地方获取,即使得到了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还有被访者提出“历史记录,风俗文化记录,区市县镇志比较难找,即使找到了也不全面。”在发展现状方面,多位被访者提出希望多看到一些少数民族时事新闻。

2.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源,如宗教信仰、风土人情、节日、风俗禁忌、民族服饰、民族美食、姓氏来源等。还有被访者表示,想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

3.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源。有被访者表示“在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寻根和了解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少数民族青年希望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基本交流句子”。有多位被访者表示,希望能有更多关于本民族本语言文字学习的专业书籍、字典、音像资料等。被访者反映 “注音的音标不会读”,“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很多样,准确性方面无法证实”“语音版本的文化资源较少,也难以获取,比较难查。”对只拥有口头文化的少数民族音频资源更加重要。比如,阿昌族被访者就表示“阿昌族是口头文化,找不到文字记录。而有些发音不准确,但又找不到相关资料。”基于互联网平台,少数民族青年表示需要“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学习的交流平台”,需要广播教程和“语言音频教学”材料,需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输入技术”以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译软件”。

4.少数民族艺术方面的资源,如山歌、民族舞蹈、民族传统乐器、绘画、手工艺等。有被访者表示“我们这里的山歌,我们这一代人别说喜欢唱了,就是能哼上几句的都少了,下一代就不知道怎么样啦。”还有壮族被访者希望增加壮语歌曲和壮剧方面的资源。在设计方面,有被访者表示“关于民族图案图形的资料比较少。关于少数民族元素的资料也不好找。”

5.少数民族医药方面的资源。有从事医学学习的被访者表示“少数民族偏方的来源和其中的科学道理这方面的资源,很少也很难找到,但是又是我非常需要和特别感兴趣的。”

关于资源的组织和表现形式,在阅读方面,被访者表示,可以多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类的电子书、网络文学作品、少儿读物,“希望是文图并茂内容吸引人的,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在视听方面,被访者需要“有民族特色的,可以参与互动的娱乐视频”,“娱乐性强的教育视频”,历史人物传记等纪录片、电视剧、电影、动画片。

九、结语

如调查所证实的,少数民族青年的文化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数字文化资源的使用对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推动社会融入的功效是显在的。然而,调查也发现,在针对少数民族需求的文化供给方面,国有化体系响应迟缓,市场化体系回避响应, 形成了供给的半真空状态,这也直接导致少数民族青年产生了文化资源的匮乏感。研究也发现,少数民族青年依托互联网进行了各种自组织形式的文化资源生产、分享,在国有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之外,形成一种社群创造和持有文化资源的共有形式。本次调查显示,86.64% 的被访少数民族青年创造性地参与了数字文化资源的生产。在创造性参与的过程中,31.11% 的少数民族青年会特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题材,如发微信朋友圈,在贴吧中发帖,在YY语音频道唱民族歌曲、用民族话聊天等。因此,在少数民族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方面,应更加充分地利用使用者及其群体自身的创造力,形成资源的自我生产、自我服务。在这一方面,政府应该多鼓励少数民族青年借助网络平台组织虚拟社区,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服务,丰富本民族的数字文化资源。并给予表现优异的志愿者及组织以实质性的支持,使其能够常态的、持续的发展,形成供给中的第三方组织。

总体而言,在针对少数民族青年文化需求进行数字文化资源供给方面的建议如下:1. 纪录与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资产,利用数字技术对这些文化资产进行保护和传播,鼓励少数民族青年使用与本民族有关的数字文化资源,再造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环境。2.丰富公共数字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供给,继续增加政策性投入,并用政策性投入带同商业资本的进入,创作和开发由少数民族语言表现和叙述的影视剧、歌曲和电子书。促进少数民族数字文化资源走出去,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在价值观和产业价值上的双重收益。3.鼓励少数民族青年依托数字平台,在更大范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重新体认自身的文化基因,调试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构认同。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的数字文化资源获取、消费、自我创造以及数字文化资源使用与族裔认同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结合半结构化访谈与问卷调查法,围绕使用者、使用行为、支持/限制条件、评价建议四个核心维度对少数民族青年的数字文化资源需求与使用行为进行了调查。本文将描述和分析广西、云南、贵州地区的调查数据,涉及网络与终端偏好、接触率和接触频次、内容源与主题偏好、创造性参与方式、需求与使用评价等;本文也将进一步探讨样本来源地的民族分布情况、语言使用习惯、媒介接触、少数民族题材的数字文化资源使用等因素与族裔认同、社会融入等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