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剧（共7篇）
韩国历史剧 篇1
摘要：韩国历史剧, 主要通过短剧、电影或电视等多样的形式面向大众传播, 但近现代以来, 电视这一大众媒体成为韩国历史剧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1]。在电视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 韩国历史电视剧对其国民精神意识有着重要影响。其中, 与韩民族素有的“恨”情结更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研究韩国历史剧对其民族固有情绪“恨”的影响, 将对韩国民族意识分析、及我国本土电视剧的发展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韩国历史剧,韩民族,“恨”情结,民族意识
一、引言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 伴随着汉江奇迹, 韩国国民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电视在民众间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与此同时, 韩国历史剧的发展也更是欣欣向荣 :据笔者统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短短二十年间里, 共有一百五十八部左右的历史剧出产, 其中包括如《大长今》、《朱蒙》、《不灭的李舜臣》、《明成皇后》等多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优秀电视剧。如此高产的同时, 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韩国国民对于历史剧的喜爱, 也能够看出韩国历史剧在韩国电视媒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韩国历史剧对于韩国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韩国人素有的精神品质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表现, 而其历史剧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及人生观也毫无疑问地影响着韩国人自身性格的培养及养成。
我们在众多韩国历史剧中, 挑选出收视率较高、对韩国人影响相对较深的历史剧进行深入探究, 同时结合韩国的史实及时事, 分析韩国历史剧对韩国国民“恨”情结的影响, 从中也针对其影响进行探讨, 以此希望对我国电视媒体, 特别是对我国历史剧的创新发展提供启示。
二、透视韩民族的“恨”情结与韩国影视发展的关联
“天不足予, 地不足赋”, 韩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其民族不仅要为温饱问题而伤透脑筋, 更要时时为外来侵略做好战斗的准备。拥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的韩国, 其近代史中层出不穷的苦难经历在世界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近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 好不容易河山光复, 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 盼望民主, 盼望统一, 可以说是韩国人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 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 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 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 结束了军事独裁, 迈进了民主时代”[2]。在这样一部民族苦难史的影响下, 我们至今也能够在许多领域发现韩国人“恨”的痕迹 :一方面, 韩国人对于日本人是极其痛恨的, 但是许多韩国国民却都喜欢日本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二十四字俳句——“在东海小岛之滨的白沙滩 / 我孤寂, 哭泣 / 逗弄着一只小蟹子”。因为韩国被侵略的历史, 韩国国民内心充满着难以平复的悲情与伤痛, 而这短短的几行字, 恰好引起了韩国国民情感上的共鸣 ;另一方面, 在韩剧中, 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与中国的大团圆式结局不同, 韩剧里总有一些悲剧因素在其中, 并且以悲剧收尾的剧目并不在少数,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人的一种悲剧情结。这种带有“恨”的民族悲情主义发展到今天, 则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奋进、不放弃甚至是一种发狠的精神。
这种“恨”的精神, 对于韩国的电视媒体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二十世纪末, 韩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并不乐观, 观众所观看的更多的是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商业大片, 或是中国香港的功夫电影。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1997年, 数百名韩国电影人到美国大使馆前集体抗议, 削发明志, 立志要使韩国影视业发扬光大。正是这样的精神, 促成了韩国影视多方面的快速发展, 也正是这样的精神, 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影视编剧看重历史剧的制作拍摄, 促进着韩国历史剧的不断发展。
三、韩国历史剧中的“恨”元素及其对国民的影响
(一) 韩国历史剧的类型
纵观韩国历史剧, 无论是描写哪一时期、哪一人物, 它们总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
一是正剧。这类历史剧更为尊重历史,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对史实不了解, 则可能会在观看过程中发生对剧情理解困难的问题, 这类历史剧以《明成皇后》为代表 ;
二是将历史剧偶像化, 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外形上的包装等途径吸引收视, 但在历史的表达的准确性上多有待考证, 这类电视剧以《李祘》为代表 ;
其三则为历史架空剧, 虽然没有史实依据或为小说改编, 但这类电视剧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韩国历史的一些风貌与精神, 这类电视剧的代表为《快刀洪吉童》、《拥抱太阳的月亮》等。
(二) 韩国历史剧中所体现的“恨”情结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说 :“照我看来, 朝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恨’的文化……在整个历史过程中, 我们一直生活在‘恨’之中。”[3] 韩民族的“恨”具有多方面的因素 :在地理上它幅员狭小, 地势多山, 不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 ;在历史上它不断地受到邻国的欺压甚至侵略, 种种的因素构成了韩民族特有的“恨”情结。而这种情结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恨意, 它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在苦痛中的坚持与隐忍, 在艰难中的立志和向上。因此通过这一特点, 韩国的历史剧跨越了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的鸿沟, 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
关于“恨”的体现, 我们拿出两部经典的作品——《李祘》及《明成皇后》进行分析和探讨, 便可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首先我们针对正祖李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探究, 在研究此人物之前, 我们先根据史实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了解 :李祘是朝鲜第二十二代君主, 1776年至1800年在位, 被评价为朝鲜最后一位明君。在其统治期间, 朝鲜社会相对安定, 文化发展十分繁荣, 士农工商各领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因此被称为“朝鲜的文艺复兴时代”或“朝鲜中兴时代”。繁荣的背景 , 促使以正祖年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 , 而其中描写正祖的历史剧《李祘》 (MBC, 2007) 拥有非常高的人气。《李祘》共七十六集, 剧中第一集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幼年失父、面临失去爷爷英祖宠爱的少年李祘的形象。剧中通过描写众人乃至至亲姑姑对李祘的迫害、李祘与松渊来之不易的爱情以及其夭折的儿子等一系列片段, 给李祘的一生渲染了悲情的传奇色彩。同时, 为了满足大众们的一般审美需求, 本剧将李祘刻画成了十分完美的帝王 :他对爱情专一, 对于国民更是视如己出般的爱护。即使身患重病, 他依然心系天下, 告诫世子与臣子要为国民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的国家。但剧中针对封建本质对朝鲜时代近代化的阻碍却只字未提,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韩国历史剧对历史解读是带着韩民族的“优越主义”, 即时时刻刻向众人展示韩文化是最为优秀的古老文明。
《李祘》中所体现的特点在《明成皇后》中也同样找寻得到相似的影子。史上对明成皇后在历史上作用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 但韩国人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对明成皇后的印象更多的是肯定与赞美。这主要是因为明成皇后在对朝鲜领土的保护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悉心研究历史, 明成皇后的真实形象是这样的 :她善于宫斗, 颇有心计, 在与其公公大院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而高宗的无能也促使了明成皇后成为了政权的掌权人。明成皇后虽然对本土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她的家族贪污腐败, 她本身也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 导致了那一时期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然而在《明成皇后》的描写中, 明成皇后的形象则转变成了一个为了爱情而小心翼翼的侍奉、陪伴君王的毫无心计的皇后, 她的善解人意几乎达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般的程度——为了满足丈夫的愿望, 她主动将自己的丈夫让给了其他女人, 自己则默默忍受了三年的空房之苦。在这一人物个性设定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恨”的情绪。同时, 明成皇后对国家的爱更是显得十分高尚, 在明成皇后被杀的剧集中, 剧中对明成皇后的形象已经如神女般进行刻画, 她的不畏牺牲、她的深明大义俨然成为“乙未事变”中最决定性的一笔, 而对于中国在“乙未事变”这一事件中对韩国的帮助则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 仿佛在这一悲剧的事件里, 韩民族是历史的唯一主演者。在这些故事里, 韩民族对于侵略自己国土的日本的“恨”情绪并没有得到化解, 而是在“恨”的最高潮时以悲剧为结尾, 这无疑巧妙地激发了本土观众们内心积压的“恨”的民族情绪的产生。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如果把这样的悲剧仅仅作为刻画其历史人物颂歌的工具, 或者滥用类似的悲剧手法来培养民族的自负感, 这无疑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三) 韩国历史剧中的“恨”对其国民的影响
结合大量历史剧的特点, 我们能够发现, 大多数的韩国历史剧中都有极度弘扬本国文化、弱化中国对韩国影响、强调日本侵略罪恶性的特点。通过电视剧的传播, 一代又一代人接受着这样的主流思想, 因此在今天, 韩国所发生的申请端午节为本国文化遗产、改“汉城”为“首尔”、世界杯中与日本白热化的比拼等事件中都能探视出韩国人的性格特点, 即一种民族优越主义、强烈的凝聚力与爱国主义, 而这些精神, 也正是韩国民族悲情主义的核心——恨的体现。
历史上的韩国似乎一直与“独立”无缘, 但他们也从未停止过追求独立的脚步。不论是领土、民族或是文化他们都孜孜不倦的追求着独立。朝鲜朝徐巨正 (1534-1591) 便提出了韩字的独立性, 说 :“是则我东方之文, 非宋元之文, 亦非汉唐之文, 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 并行于天地间, 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4] 对独立的渴望也展现在韩国历史剧中, 如在《不灭的李舜臣》中, 通过描写僵持七年的朝日战争在李舜臣、刘成龙、元军等人的带领下获得胜利的故事, 来激励国民独立求自强的精神, 但这种激励也恰恰是通过严重弱化明朝军队得以实现的。剧中明朝将领通过挑拨离间使李舜臣受到冤屈的情节, 则丝毫不差地再现了韩民族的“恨”精神, 即无法相信他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国家的观念, 与此同时敏感意识、危机意识、戒备意识也再一次被传输到观众脑中。
韩国历史剧使其国人记住了一个又一个在韩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同时也使韩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越来越多的韩国国民支持“国语净化运动”来弱化汉字影响、当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坚信韩服并非是源于对唐装的改造, 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的历史剧用国人共有的“恨”情结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也通过“恨”引导着国民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优越主义。抛开韩剧本身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进行的大量的历史虚构这一层面, 韩国历史剧真正的抓住了韩国国民的内心, 并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 这一点上, 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 韩国历史剧对我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启示
电视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韩国电视剧的高速发展也无疑是影视传播产业发展的一个奇迹。以韩国历史剧的发展为例, 韩国历史剧能够很好地将大众娱乐与严肃的话题相结合, 充分地展现东方文化的历史神韵, 是其受到韩国国民乃至整个亚洲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历史剧的成功原因之二, 在于它包含着韩国人的“魂”, 即韩国人的普遍情绪——恨, 通过抓住这样的一个特点所拍摄出的影视剧, 观众不仅能够更加乐于接受, 也能在电视剧中通过找到相同的情绪而得到安慰与激励。然而纵观我国的电视剧, 则显现出“跟风”的状态 :清一色的宫斗, 清一色的反贪, 或是清一色的婆媳战争, 为了拍摄而拍摄的无限循环, 使我国观众产生了厌烦感。除此类宫廷剧、历史剧之外, 我国的电视剧很多都是围绕侦查破案、江湖黑幕等题材进行刻画描写, 很少出现能够真正展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情感生活的优秀影视剧, 使国人难以产生共鸣。更多的电视剧渴望在题材上出奇出新, 但其本身所体现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层面却乏善可陈。
其三, 在于韩国历史剧中对于东方饮食、服饰、风俗等文化风情的细腻体现。韩国历史剧正是通过对韩国历史中优秀文化的细致刻画, 来使观众产生对本民族历史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倘使一味在宫斗或其他情节上下工夫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创作与体现, 无疑是一种损失, 也是一种遗憾。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 本应有更多的文化产品向韩国及其他国家输出, 但在今天, 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乐观。韩国在地理意义上虽然是一个小国, 却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韩流的文化大奇迹, 这其中无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虽意在探究韩国历史剧中的“恨”情结对韩国国民的影响, 但更多的也是为了我国影视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经验及启示。但由于研究中涉及到的部分史实我们无法考证, 因此文中的观点难免有所纰漏, 还望专业人士予以批评指正。同时笔者也期待此篇论文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并期待我国的影视文化产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牛林杰刘宝全:《韩国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2]金文学:《丑陋的韩国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李胜利、肖惊鸿, 《历史题材电视剧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
[4]董旸著, 《韩剧攻略:当代韩国电视剧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
韩国历史剧 篇2
一 绪 论
自60年代以来，大韩民国因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举世瞩目。但进入80年代以后，相对于其经济成就，观察家们却更加关注韩国蓬勃展开的政治变革。1993年，韩国诞生了自1961年军人政变以来第一个文人政府。更有甚者，在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党领袖最终获胜。对于珍视自由、公正和人格尊严的国际社会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尤其值得注意。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将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探讨韩国文化传统对其宪政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其次，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宪法角度对战后韩国的民主发展作一个历史概括。通过这两重研究，我希望不仅对韩国宪法制度及其历史发展作一介绍，而且为更好地理解那些阻碍和促进韩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因素作一铺垫。之所以会有文章的后一目的，是因为文化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障碍。
「立宪主义」在此意即民主的法律表现，及为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理想机制化创造条件的动态政治过程。换言之，立宪主义就是实现宪法理念和精神的过程。
二 法律发展和文化
从 1948年成立第一个宪法政府至80年代末，韩国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韩国宪政的这一令人失望的记录常常被归咎于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韩国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独裁和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清楚。为了便于理解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韩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自七世纪以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便已成为韩国政治史上的鲜明特征。这种对中央的重视常常被认为阻碍了韩国社会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发展。自然，韩国的儒家传统和社会单一性强化了中央集权。
在像韩国这样的单一社会里，社会规范，诸如道德、习俗和宗教等，成为比法律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整合的手段。原因在于，这些规范本身源自社会环境，无须国家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的作用大都减弱了。在儒家等级和中央极权的社会里，地位为不平等提供了基础和依据。非正式的规范常常暗行其道，而公共管理则通过命令或指示而非固定条文进行。
儒家等级制度划与了工匠和商人很低的社会地位，这从总体上造成工商业发展迟滞。同时，韩国的中央集权也阻碍了地区工业的发展。当然，对于封建日本那样的非中央集权国家，则恰好相反。为与其它封地领主竞争，每一领主均鼓励地方工业的发展。韩国工商业的停滞不前有利于社会的集中，但却减少了因管理商业交易而产生的法律需求。这进一步弱化了法律的发展。
韩国在本身的启蒙运动或宗教改革运动尚未出现之前，便遭到了外国奴役。日本的殖民统治(1910-45)强化了法律的负面影响。殖民统治者将西方法律用作攫取利益的工具，而显然无意将其用来维护社会正义或保障个人权力。反抗日本统治常常导致违反当局的法律，但韩国人民把这看作爱国主义行为。
韩国其后脱离日本统治独立，但却并未自动带来自由。和第三世界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样，独立仅仅是把外国势力强加的政治限制换成了本国政治势力的类似限制。因此，韩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为宪政的发展提供的优惠条件微乎其微。对强调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而言，韩国的传统是她无法摆脱的力量。这种「文化决定论」曾是解释韩国社会落
尹泽镐：爱中国历史的韩国人 篇3
尹泽镐：2011年，起亚品牌全球售出汽车247万辆，同比增长18.6%.其中北美市场销量超过55万辆，同比增长34.2%，在欧洲销量47.8万辆，同比增长22.1%。今年开年以来也持续增长。事实上自从彼得-希瑞尔加盟起亚汽车成为起亚主设计师以来，起亚在韩国的股市市值已从三年前的每股6000韩元涨到了今年的73000韩元，三年增长了12倍。
起亚汽车今年的销售目标是多少，进口起亚在中国的销售目标呢？
全球目标270万辆，进口起亚今年在中国的目标是3.5万辆。
在欧洲有一些取得市场成功却没有引进中国的车型，如Ceed，它们何时引进中国？
起亚在欧洲有一些小型车如1.2L的小型车Veng、1.6L和2.0L的Ceed很受欢迎，但这些车型目前在中国国内都处于自主品牌占据的市场范畴，在价格竞争力和经济性等方面，我们觉得这种小型车还未达到成熟引进的条件。
您在韩国工作了多年，您觉得韩国汽车市场与中国有哪些差别？
区别很大。中国是“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共存的市场，八十年代的桑塔纳随处可见，在韩国是看不到的，同样在韩国很少才能看见的保时捷卡宴、兰博基尼、法拉利等汽车，中国却司空见惯。在中国，50%的汽车消费还是初次购买，而在韩国，85%的汽车消费都是二次购买，相对韩国，中国车市更为多元化。
韩国车市有没有和中国相似的地方？
有，两国的汽车消费都是面子观重。可能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和许多中国消费者一样，韩国消费者会认为开高端车更受尊重，也喜欢SUV。
未来几年，您在中国的理想是什么？您有自己的“五年规划”么？
从品牌角度看，相对德美日品牌，起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较短，加上很多消费者对韩系品牌的一些固有印象，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起亚品牌形象。我自己的“五年规划”，就是起亚品牌在中国的新一轮成长。我非常希望在这五年时间里，除了提供给中国消费者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外，通过体育营销、拓展渠道、强化经销商合作等营销策略，逐步提升起亚在中国的品牌形象，产生新的品牌飞跃，实现我未来几年在中国的理想。
平时您有哪些爱好？没有工作的时候，您会做什么？
爱好比较广泛，看书、爬山、游泳、自驾游等。现在喜欢看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文书暂时看不懂，就托回国的朋友带些写中国文化的韩国书来看。以前在韩国喜欢爬山，上海没有山，就常去游泳。如果周末有空，我会自己开车到上海周边看看人文风景。
中国最吸引您的是什么？您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研究历史学，其中中国史是我比较喜欢研究的。来中国后，我有次去西安出差，看到历史书上的兵马俑真实出现在眼前，那种欣喜感是难以形容的。还有就是中国多样的饮食文化，如川菜、湘菜、粤菜等等，我最喜欢的是东北菜，因为和韩国菜接近。您喜欢读中国历史，哪位历史人物您最喜欢？中国的历史人物很多，很难说喜欢哪一个。韩国人都读过三国，相对来讲，我比较欣赏曹操。他的专横多疑等肯定是不好的，但在人才发掘、用兵、军事等方面，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特别是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曹操是值得学习的。
请问您的星座和血型是什么？您的性格像这个星座和血型么？
我是处女座、O型血，星座方面我不太典型，但血型方面肯定是的。我父母都是O型血，兄弟姊妹也都是，我的性格外向，爱与人交流和沟通，喜欢简单的东西，不喜欢太复杂。当然，有时候也会比较急，小时侯在家里容易和兄弟们吵架，不过吵完就忘记了。
尹泽镐
籍贯：韩国首尔
星座：处女座
血型：O型
爱好：看书、爬山、游泳、自驾游
毕业院校：韩国弘益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履历：1997年-1997年 韩国起亚汽车国内营销本部广告部部长
2005年-2011年10月 韩国起亚汽车首尔市江南区销售战略本部长、韩国起亚汽车国内营销本部销售部部长
2011年11月起 起亚汽车（中国）总经理
我国对韩国历史教育研究综述 篇4
1 对韩国教育的研究
我国对于韩国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自1992年我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有关韩国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得以开展。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孙启林的《战后韩国教育研究》和池青山等的《韩国教育研究》、田以麟的《今日韩国教育》、索丰的《韩国基础教育》、孙启林和安玉祥的《韩国科技与教育发展》、蔡正默和李光华的《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新教育体制》、艾宏歌的《当代韩国教育政策与改革动向》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国学者对韩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这些研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韩国教育的各个方面, 并且在部分内容里也涉及到了有关韩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一些内容。
2 对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
对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主要有:许华和刘传德的《韩国的历史教学》, 该书认为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教育的国家, 其历史教学从公元4世纪至今, 尤其是在进入现代之后经过多次改革还了国史教育的真面目, 形成了韩国现代历史教学的新特色, 为提高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为培养振兴韩国经济的大批人才, 作出了重要贡献;赵亚夫的《韩国社会科课程中的国史教育》, 该文以20世纪60年代韩国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为基本视点, 从社会科课程的视角, 结合其6次基础教育改革历史课程的发展线索与特点, 重点阐述了韩国政府对国史教育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以及在养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方面的基本认识;许斌的《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看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指出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具有国家从课程设置和编写体制等方面保证对历史教科书的管理;编写体系上强调历史知识的完整性, 正确处理历史教育传统与发展的关系;内容上强调民族主体意识, 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等特点。简而言之, 韩国历史教科书反映出的对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的重视以及它务实有效的编写形式, 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谭菲, 杨柳的《韩国2009年中小学课程改革述评》, 指出近几十年来, 韩国政府大约每7年就会对中小学课程进行一次修订。2009年12月,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发布了新的课程修订标准, 对中小学课程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并总结和分析了韩国2009年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特点, 旨在对于我国当前中小学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沈海燕的《中韩历史教育的德育作用浅析》主张历史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德育功能, 并通过对比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分析归纳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对德育建设的重要作用, 最后指出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德育作用, 中国大陆在历史教育中应该进一步整合大中小学历史教学内容, 增强民族精神教育, 重视历史实践教学;尹姬燕的《中韩初中世界史教科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韩两国初中世界史教科书 (中国的初中教科书名为世界历史, 韩国的初中教科书名为历史, 因为两国教科书比较的是世界史部分, 所以论文中统称为世界史教科书) 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找出各自的优点并进行成因分析, 为中韩两国初中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建议。
3 对中韩历史教育比较的研究
对中韩历史教育比较方面的研究有:王铎全、李稚勇编写的《比较历史教育学》是我国第一本在历史教育比较方面权威的专著, 其中第四、五两章“各具特色的历史教材”从韩国的历史教育目标、历史课程发展、历史教育难题等角度对相关情况作了介绍;介绍了韩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思想、体裁和结构、编写和发行等;介绍了韩国历史教育的发展特点是日益加强本国史的教育, 消除曾经的殖民主义论调。不足之处在于当时的韩国历史教育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得到公众认同, 反而滋生了极端化情绪与夸大历史事实的行为, 这也偏离了历史教育教学目的;余伟民的《新课程理念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施》, 该文从历史课程设置、历史教育改革角度介绍了自韩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育状况, 归纳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教育目标与课程安排。历史课到底是独立成科还是纳入社会科, 是选修还是必修, 学者之间的观点迥异。他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出版角度分析, 认为新的教科书制度克服了僵化、单一的官僚特点, 更具创造性和动态性;朱煜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该书对中外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编纂、叙述方式、图片使用、练习设计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启示;王宏志在《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对韩国教科书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书中指出, 她对教科书的分量很大这一点印象深刻, 足见韩国对于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视度。由于中韩两国近代的类似国情, 因此韩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客观的、合乎事实的, 书中也反映了中朝的经济文化交流状况。对于某些历史敏感问题, 如台湾问题、间岛的归属问题、朝鲜战争定性上, 还带有本国主义的色彩, 出现了偏差。作者相信随着两国教科书编写者之间的逐步交流, 一定能够有更符合史实, 内容更为公正的教科书出版的;马卫东编写的《历史比较教育》中“各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一章, 从历史教科书制度、制约历史教科书编纂因素、历史教科书体裁、历史教科书内容排序方面, 对欧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考察、分析和系统比较。该书在比较的同时, 也评价了各国的历史教育现状, 引以为鉴;钱稼先在《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论》分析了在韩国历次的课程改革中历史学科的地位以及注重实现历史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化, 是当前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与发展的主流。作者同时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育比较开放, 其教科书的审定制度、教学中对教科书的使用都比较自由。
上述这些研究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了韩国的历史教育、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中韩历史教科书比较等方面的内容, 并且根据介绍和比较总结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我国历史教育发展的启示及建议。但是从总体来看, 我国学者对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可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十分的有限, 使得已经形成的研究也不完全是深入研究之后完成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简略。因此, 希望从事历史学科教育的同仁, 能更多地关注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 以此促进中韩两国历史课程改革的相互借鉴与发展。
摘要：21世纪以来,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历史教育改革也全面展开, 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正确地了解国外历史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现状及趋势, 以为借鉴, 是十分必要的。而韩国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 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在很多方面存在共通性, 韩国历史教育的成功与经验教训对我国历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疑会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拟就我国对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关键词：韩国,历史教育,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索丰.韩国基础教育[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
[2]孙启林, 安玉祥.韩国科技与教育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韩国历史剧 篇5
战后初期，从1945年一直到1961年，韩国经济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和受到战争的破坏，不得不依赖于支持它的美国。美国出于冷战地缘战略的考虑，大力支持和援助濒于破产的韩国，在战后韩国的经济恢复、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交往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从而使得韩国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
一
美国军政府在统治韩国时期（1945—1948年）扶助韩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军政府于1945年9月25日颁布《军政法令第2号》,宣布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法人和国民在韩国所拥有的各类财产，统统归美国军政府所有，禁止其他一切就此类财产的转让行为。1945年12月6日又颁布《军政法令第33号》重申了这一立场，禁止任何人在没有军政府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占有或转让归属财产。此后军政府又把日本投降时所转移出去的财产从工人、地方委员会和其他人手中夺回来，并将工业、矿业等企业交给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地主和资产者，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承担者。美国军政府对日本归属财产的处理，排除了这些企业转为国有企业的可能，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塑造了私有企业的市场主体，这也是美国决意将韩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举措之一。正如军政长官阿诺德在宣布剥夺日本人的财产时所言：剥夺日本人的财产“将为韩国的民主过程服务，将成为未来自由独立的韩国的经济基石”。
大韩民国成立后，李承晚政府首先接管了美国以赔偿战争损失名义所没收的日本在朝鲜南半部的全部财产，这批财产计有：工矿企业2690个、财产3924宗、船舶225艘、仓库2818个、商店9096个、耕地32.4万公顷、住宅48456幢、森林7万公顷、果木园2386处等，占当时韩国总财产的80%。接管的这些财产奠定了韩国经济的基础，成为战后韩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希望。李承晚政府继续推行美国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在韩国的财政政策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李承晚政府为了维持政府支出，因袭了美国军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结果导致了连年的通货膨胀。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李承晚政府垮台，韩国的通货连续膨胀，1945年末现金通货余额为84亿元，到1960年增加到245.09亿①，通货量15年内增加数千倍。同时，美国经济援助的压力所形成的美元对韩国通货汇率的多次提高，引起韩国货币的币值不断低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财政困难，加深了韩国对美国的依附。
二
从1946年到1960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了30多亿的经济援助，从而使得战后初期的韩国在经济上确立了“援助型经济体制”——即经济运行完全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这也成为韩国经济依附于美国的最主要的表现。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缓解朝鲜南部地区出现的经济崩溃局面，提供了大量的“占领地区救济性政府拨款”，从1945年9月到1949年底，美国共提供经济援助达5亿多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救济性的物品，如粮食、布匹、药品以及扶植农业生产的工具、化肥等，用于重建目的的仅占14%，其基本目标主要在于防止饥饿、疾病蔓延和社会不稳。这些援助物资都是韩国人民二战后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纯的救济性援助并不能解决韩国的根本问题，为了使韩国经济摆脱困境，尽可能地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美国开始考虑从经济复兴的角度来调整对韩援助目标，并重点发展包括煤炭、电力、肥料等恢复生产所必需的基础产业。于是从1949 年1月1日起，美国将对韩救济性援助转向经济复兴援助，同时对韩援助的主管实施机构也由军方改为经济合作署，从1949年到1953年，经济合作署共向韩国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把军事安全作为对韩政策的核心，放弃经济复兴的原定目标，迅速向韩国提供战时经济救护援助，经济合作署援助被补给品援助取代。从1951年到1953年，补给品援助总额为260万美元。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1954年到1960年间又接受了累计9041万美元援助，多数旨在实现韩国经济复苏的计划项目援助。
美国的援助对朝鲜战争后韩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爱德华·梅森所作的研究：“1953年至1962年这个时期内，（韩国收到的）外援约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固定资本积累的77%和进口支出的70%，而外援的95%来自美国。1965年以前，美国的经济援助几乎都是以赠与的形式提供的”。大卫·C·科尔在其《外国援助和南朝鲜的发展》一文的计算说明，从1953年到1962年期间，在外国援助下，韩国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1.5%，假如外国援助减去一半，则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0%；假如全部取消外国援助，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5%。正是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机构向韩国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才使得屡遭战争破坏的韩国经济奇迹般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乔恩·沃伦诺夫曾说过：“南朝鲜经济没有全面崩溃的唯一原因是美国自始至终一直是它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不仅在南朝鲜保留着强大的军事设施，而且还提供大量贷款资助它重建经济、壮大军队，美国官兵在当地的消费也成为许多南朝鲜人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华盛顿方面为了能使南朝鲜恢复经济，向它输送了大量的民用补给，例如为供养饥饿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这些援助加起来总共大约有40亿美元，这在当时，对南朝鲜这样的小国无疑是个不小的数额”。美援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帮助韩国恢复了经济，而且在于使得韩国经济的发展深深依附于美国，形成“援助型经济体制”。
三
美国在韩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使得韩国在对外贸易上严重依附于美国。按照美国军政府1946年1月发布的第39号军政法令，美国完全控制了韩国的对外贸易。1946年，韩国出口总额仅36万美元，而进口总额达4949.6万美元，贸易逆差竟达4900多万美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1949年其出口总额为1267万美元，进口总额高达12673万美元，仍有贸易逆差11400万美元。从1953年到1961年的9年内，每年平均进口额将近出口额的14.5倍。实际上，韩国的对外贸易就是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贸易。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弥补其当时存在的严重的进口过剩现象，韩国经济早就崩溃了。韩国在1945—1949年之间进口与出口的比例为7∶1，而以美国为主的援助进口数额就占了整个进口量的95.1%。正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使得韩国能够度过如此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难关。到50年代甚至曾出现进出口比例逆转现象，其比值变为1∶11.6，根本原因就在于韩国通过出售美国的援助物资，当时美国援助进口的比重占到了80%。
美国还利用其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帮助韩国先后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并争取成立了“对韩国际经济协议体”，扩大了韩国的对外经济交往。这一点对于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有韩国学者分析韩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时，首先强调的是韩国所隶属的国际体系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设定的自由贸易基本方向，为我国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给了韩国以很大帮助，不仅如此，国际金融机构还给我们提供资金，以补充资金的不足；某些先进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信用担保及随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而引进来的经营经验等，都对韩国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韩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对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的严重依赖也是韩国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重要表现之一。
四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以及复兴韩国经济的计划，虽然帮助韩国经济缓慢地恢复和重建起来，但是也造成了韩国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附，并对韩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首先，这种经济上对美的严重依附造成了韩国经济的极端脆弱性，削弱了韩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地位，以至于人们对于政府出台的政策，不知道“首先反映的是韩国政府的目标还是美国援助当局的目标”。其次，经济上对美国的严重依附也造成了韩国经济运行的盲目性，不仅使本国经济随国外供给的变化而不断波动，而且使各经济部门发展严重不平衡。再次，美国援助偏重于维持韩国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未能帮助韩国真正建立起自立的经济体系。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于“清算殖民地遗制和建立自立的经济结构、形成民主的生产性经济开发主体等，产生了消极的作用，阻碍了自主的经济结构及民族资本的形成，使其整个经济体制变成为对外依赖性的经济体制”。
随着美国逐渐缩减对韩无偿经济援助，从1961年起新上台的朴正熙政府开始转变其经济发展战略，从主要依靠美援资助的进口替代转向以促进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韩国新政府的努力换来了闻名于世界的“汉江奇迹”。随着自身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多元化，韩国经济对美国的依附程度逐渐降低，并且向着较为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过渡。
注释：
①11953年2月，李承晚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废除原来的货币单位“元”，发行新币“圜”（1圜=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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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历史剧 篇6
一、韩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综观战后韩国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 他是由低级发展阶段构成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 对于其成长、壮大及起飞,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讲, 可分为五个阶段。
1、经济混乱期 (1945年—1953年)
二次大战结束后,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陷于空前的混乱。政治上, 该时期相继经历过“军政府”、“过渡政府”、“大韩民国”, 并经历了朝鲜战争。在经济上,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推出和美国的军事管制, 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 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为了改变上述状况, 当政者也采取过一些措施, 试图扭转经济的混乱, 但如杯水车薪, 作用不大。但是期间美国以各种形式给予韩国大量经济援助 (仅在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的经济援助就达8.3亿美元) , 对于遏制韩国经济的恶化, 改善国民经济结构,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经济恢复时期 (1953年—1961年)
1953年7月22日,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订, 标志着韩国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如上所述, 韩国的经济恢复主要是围绕着“美援”展开的。这一时期, 美国的经济援助占韩国投资总额的65%以上。这些投资推动了韩国工业部门的发展, 特别是对韩国的化工、纤维等骨干产业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高速增长期 (1962年—1978年)
这一时期强调以“由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体制”, 在把市场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调控机制的同时, 加强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并在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计划调节适当定位后, 实现了两者较好的结合。投资政策方面, 政府当局实施“不均衡增长战略”, 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 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 扶持主导产业的发展, 并通过他们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该17年间, 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翻多, 年均增长率达到10%,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1330美元。
4、经济调整时期 (1979年—1983年)
以第二次能源危机为契机, 韩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 由潜在走向表面。韩国的“出口导向型”体制过分的依赖外向经济, 导致其经济直接受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形势影响。面对上述困境, 政府一方面通过减少特别关税, 放宽进口限额, 扩大商品和劳务出口, 开拓第三世界市场;并通过紧缩财政, 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企业自主技术开发等措施, 以力求把经济调整到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经过调整, 韩国经济开始走向复苏, 198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4%, 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 到调整结束期的1983年, 增长率达到9.3%, 1983年贸易赤字减少到16亿美元。
5、经济变革期 (1984年至今)
经过5年调整, 韩国经济重新复苏。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1) 产业结构扭曲: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和停滞的农业对峙;出口工业与内需工业不平衡;超前的加工工业与脆弱的基础工业并存。 (2) 企业经营问题:大财阀控制经济命脉, 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3) 经济对外依赖严重。面对上述主要问题, 韩国政府将对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调控机制作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调整。
二、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1、确定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如果说发展外向型经济, 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引擎”, 那么依据自身条件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则完成了对经济起飞的动力机制的设计。朴正熙当政后, 首先着手结束以美国经济援助为主体的经济统制, 根据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 依据对本国内经济起飞条件的判断, 通过把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 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即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的主体是, 有计划地限制进口工业制成品, 以国内产品来代替进口产品, 以逐步改变对外国的依赖, 促进国内工业的成长和扩大, 实现经济自立。事实证明, 进口替代战略对于确立韩国经济自立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当替代进口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政府当局不失时机的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移, 从1964年开始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即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优先发展出口工业, 利用外资,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设立出口加工区和出口基地, 通过外汇收入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为此, 政府当局把出口量的大小作为衡量国力的综合尺度。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 使韩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栖身于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从70年代中期开始, 韩国当局对其经济发展战略作了局部的调整, 在坚持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化学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以改变重化学工业长期落后的状态, 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 提高企业和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这一战略的实施, 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得到进一步贯彻。结果, 重化学工业化战略实施的9年间 (1973年—1981年) , 韩国中化学工业产品出口额由8.3亿美元增加到99.6亿美元, 增长了12倍。
2、选择适宜的经济增长模式, 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机制在于为经济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式;经济增长模式则使经济发展战略具体化, 他所要解决的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和手段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成果的综合表现, 其根本的生成机制在于投入与产出的转换。韩国根据自身的特点, 选择可一条多投入、多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韩国的自然资源匮乏, 但人力资源丰富, 朝鲜战争后的人口出生率高达3%, 且60年代初期尚有高达10%以上的失业率。为此, 韩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增加劳动投入量, 扩大规模经济效益。其典型的做法就是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
韩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储蓄, 提高投资率, 增加投资, 以高投资率换取高经济增长率。60年代初期。韩国的投资来源主要依靠以美国经济援助为主体的外资, 其后随着美援的减少, 开始扩大国内投资。其主要做法是灵活运用利率杠杆, 通过提高储蓄利率, 吸收存款, 抑制消费。从1965年9月开始, 韩国实施“利率现实化”政策, 将定期存款的最高年利率由15%提高到30%;其后存款每年增加, 从1964年的145亿韩元增加到1971年的7087亿韩元, 8年增加近48倍。高投资率带来了高增长率, 据测算, 韩国资本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4%左右。如果对其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做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 两者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通过哈罗德……多马模型反映出来。联系上述韩国经济增长的条件来看,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 依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以劳动和资本的高投入来实现经济成果的高产出, 最终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 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与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视为韩国经济起飞的两翼, 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3、发展教育事业, 重视智力开发, 提高劳动力素质
韩国非常重视劳动、资本等经济要素的投入, 追求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同时, 也强调经济增长的“质”的提高, 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 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活力和后劲。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场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唯一选择, 就是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据统计:1962—1980年, 韩国文教部占财政预算的比重年平均为16.8%, 仅次于军费所占比重;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远高于“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国家。早在1981年, 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就达到了100%;1983年中学的入学率达到98%;到1985年, 其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超过了100万人, 升学率为34%;到2000年, 达到140万人。这表明韩国的教育水平不仅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而且可以与人称“教育大国”的日本相匹敌。教育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1963年—1976年, 就业者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6%, 高于日本的4.8%;教育事业对国民收入增长的间接贡献率达到22%以上。同时, 韩国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 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此外, 还采取各种优惠措施, 从国外招聘各类科学技术人员。所有这一切, 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和企业的技术水平。表面看来, 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率, 但它对韩国的经济起飞的影响远比其他因素大得多, 因为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
4、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 利用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加强对宏观的调控
韩国从60年代初以来, 就信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 政府当局认为, 对于韩国这样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落后经济来讲, 残缺不全的市场体系和失调的市场机制, 无法保证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退一步讲, 即使市场经济能够调节其经济, 其调节力也仅能保证韩国经济按部就班的发展, 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起飞。为此, 必须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干预, 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 通过编制经济开发计划, 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发展的轨道, 并配以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各类经济政策, 把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结合起来, 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管理结合起来, 摸索出一条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促进经济起飞的新路。为了实施政府对经济活动强有力干预, 韩国注意建立政府的权威, 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为此, 从60年代开始, 韩国扩大了政府的行政职能, 从而相对缩小了立法机构的职能, 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强调了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集中统一。客观来看这种做法具有很强地统治经济色彩, 甚至有人贬之为“强硬政府”的“非民主”作法。但韩国经济起飞的实践证明, 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阵痛”, 也正是一国经济走向民主化的代价。同 (下转第76页) (上接第78页) 时, 韩国政府的干预和不负责任的瞎指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是以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形势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 其客观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政府行政干预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微观经济单位的积极性, 使其经济行为符合政府的要求, 为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作贡献。行政干预的正确性还在于经济管理机构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性。韩国政府强调专家治国, 在政府管理部门起用了一大批学者、专家, 各部正副部长也都是由银行家、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专业人员担任;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绝大部分是研究生或大学毕业生。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同时, 通过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和开展“政治净化运动”, 也有助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展开。
除此以外, 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能力,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扶持龙头产业发展, 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良好的经济伦理和职业意识等, 也都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也在高速发展, 但实事求是地讲, 我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主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如何使产业结构升级, 如何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 也许韩国的一些经历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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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历史剧 篇7
一、韩国大学中文教育的近代“教科书模式”
朝鲜半岛最长的、统一的朝代是朝鲜王朝(1392—1910 年),长达500 多年,正与中国的明清两朝(1368—1911 年)相当,其建都于汉阳,后改称汉城,即现在的首尔。通过对近代朝鲜时代的10 部汉语教科书的内容和使用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从朝鲜时代开始,中国语言文化就开始以汉语教科书为主、以儒学为中心的系统教学形式,推行当时元明教育体制,奠定了现代韩国中文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朝鲜半岛最早的史书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卷十八”的《高句丽本纪》“第六”中,就有关于汉文典籍传入半岛和半岛设立官学——“太学”进行系统化中文教育的最早记载:在“小兽林王”二年(372 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廻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年,始颁律令。”
朝鲜时代最重要的语言文化成果是第四代君主世宗国王李裪(1418 - 1450 年在位)带领一批学者所创制的韩文。韩文在创制之初被称为“训民正音”,后来被称为“谚文”。在谚文创制之前,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所有典籍,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部史书《三国史记》就是汉字记录的。世宗李裪的《训民正音·序》说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牙音如君字初发声”。显然,谚文创制的意图是要改变朝鲜半岛的百姓在使用汉字时不能准确表音从而影响语义的表达这样的语言文字现状。但是实际上,在谚文创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只是作为朝鲜半岛民众口语交际的工具,并未进入书面语流通,也很少进入文献使用,官方和民间一般使用的书面文字依然是汉字,而且书面语系统是文言文。
据笔者考察,这种以汉语文言文为主的书面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现状,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正统的史书和官方实用文书系统基本上不使用谚文,而使用汉字记载。例如:《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又名《李朝实录》,约6,400 万字)《日省录》《备边司誊录》等。第二,朝鲜王朝在建立朝代的第二年(1393 年)就官方设置了学习汉语、培养汉语翻译人才的专门机构——“司译院”。这里最初只教汉语,后来才扩展到汉、蒙、女真(后改为“清”)、倭“四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女真语(满语)、日本语,其间一直以宋明时代的汉语汉文化为主。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早在朝鲜王朝之前的高丽王朝光宗9 年(985 年)就被引入朝鲜半岛,这时正值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直到朝鲜王朝末期的1894 年甲午改革时才被废除,考试内容是以儒家经典命题,考生以文言散文和诗词应试。第四,朝鲜王朝定期派遣使节出使中国的明、清两朝,沿途记录出使见闻所著的中国使行纪录《朝天录》《燕行录》,卷帙浩繁,迄今为止辑录诗文最全的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出版的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100 册。其中全是文言文的诗文,甚至大量记录了中朝双方文人交往的特殊形式“笔谈”,即用笔进行交谈。这是双方文人不说话、全靠用笔在纸上写下汉字来进行交流的方式。
本文所考察的朝鲜时代近代汉语教科书语料,它们主要是用于系统的汉语口语教学,因此呈现出近代汉语“古白话”的语言特征,与上述文献相比,尤显珍贵。并且,跟欧美和东南亚甚至日本等其他国家相比,世界范围内汉语教育历史就数韩国的朝鲜时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汉语教科书的编撰历史也最长、最成系统、数量最为庞大,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由于与朝鲜半岛地域临近以及语言文化长期接触,日本学者一直以来都很关注韩朝的汉语文献及其中的汉语课本。小仓进平的《增订朝鲜语学史》(1940 年)包含了不少朝鲜和韩国所藏的汉语文献,其中有不少汉语课本。河野六郎的《日本朝鲜语研究史概观》(1964 年) 论述早在日本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 年)就有学者研究韩国汉语文献(江户即今东京)。小仓进平著、河野六郎补注的《增订补注朝鲜语学史》,日本刀江书院昭和39 年(1964 年) 发行,对日韩两国汉语教学与研究影响很大。
朝鲜王朝在成立初期就极早地建立起汉语学习和培训机构的“司译院”,重点讲授大量的汉文典籍。随着朝鲜政权与明清两朝之间政治、经济、文教等全方位的交流往来日益增多,到了朝鲜时代的中后期,为朝鲜人系统化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大量涌现。
笔者认为,以“司译院”为主的汉语学习和培训机构的汉语教科书可以归为下述四类。
第一类是建立“司译院”之初即用于汉语教学的主要教科书“经史子集”等儒家典籍。这些典籍大都有多种注释本。例如“四书”中的《直解小学》以及《前后汉》《直解孝经》等。
第二类也是“司译院”汉语教学所用教材,有中国古代历史故事、戏曲唱本及诗文等。这类教科书宣讲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警示、劝戒意义。例如:《语录解》(1657年)《训世评话》(65 则中国古代故事)、戏曲文本《伍伦全备》等,朝鲜学者还为这些文本作谚文音义注解,如《伍伦全备谚解》(1721 年)。
第三类是采用当时通行的汉语口语来编写的会话教科书。例如,使用《老乞大》《朴通事》两书作为教习汉语口语的主要教科书。这些口语会话教科书呈现出明清朝鲜人日常生活和明清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内容鲜活、语言生动,具有很高的明清中韩社会文化研究价值和近代汉语史研究价值。《老乞大》最早的版本于1998 年被韩国庆北大学南权熙教授在大邱发现,作者不详。郑光、南权熙、梁伍镇等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认为该版本的大致年代是高丽末期1346 年之前。而该版本开始广泛使用则是在朝鲜时代初期。《朴通事》的原本至今没有发现,较早的版本是《翻译朴通事》(仅存上册,1517 年),后世对它完整版本最早进行谚文注释的是崔世珍的《朴通事谚解》 (上、中、下三册, 1677 年)。
第四类是司译院之外的大量辅助辞书。这类广泛传播到民间的书社会影响面广、内容丰富多彩。例如:《译语类解》(1690 年,汉语词汇集,每个词语有谚文注音并在词后附了韩文对译词,分为60 类)《方言集释》(1778 年)《古今释林》(1789年,共11 类,其中第7 类“华汉译语”专释近代汉语)《同文类解》(1748 年)和《汉清文鉴》(1771 年),都是韩、汉、满三语的对译词书。
尽管朝鲜时代汉语课本的编撰和使用横跨我国明清两代500 余年,但目前国内外对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系统化教学与韩国中文教育的关系,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语言文化影响因素,系统的论述较少,对韩国的汉语教科书的规模化引荐、介绍和重视不足。
迄今为止,对韩国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进行较成系统文献整理的是南京大学汪维辉教授,他所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包含了《老乞大》《朴通事》等朝鲜时代10 种汉语课本的点校本和影印本,[1]是国内首次最大规模地介荐韩国的汉语课本。其中,最早刊于元代的《原本老乞大》,1998 年始被韩国发掘出来并于2002 年由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为元代汉语口语实录,是研究近代汉语极其珍贵的语料。正如江蓝生所言:“会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跟直讲体十分接近,比直讲体还要口语化,更能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2]6 年后,中日韩三国学者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联合编撰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3]包含了司译院刻本和民间抄本等两类课本共6 种文本,除了《象院题语》外,其余抄本都是海内孤本。
笔者通过对上述汪维辉等编撰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和《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两套书中所有教科书的考察分析,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时代的、反映了汉语教学的状况的、并最能体现汉语口语化特征10 部教科书来进行研究。这10 部教科书是《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中华正音·骑着一匹》《中华正音·既读孔圣之书》《华音撮要》《关(官)话略抄》。这些教科书的会话内容都真切地涉及到汉语教学的状况,例如《原本老乞大》《朴通事谚解》中就有不少此类记载。涉及教科书、师资、学生、教学方式等方面,如《原本老乞大》所载:“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你学甚么文书来?”“读《论语》《孟子》《小学》。”(《原本老乞大》【1b】)涉及师资和学生构成方面如:“你的师傅是甚么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三十五岁也。”“耐繁教那不耐繁教?”“俺师傅性儿温克,好生耐繁教。”“恁那众学生内中,多少汉儿人,多少高丽人?”“汉儿、高丽中半。” (《原本老乞大》【2b】)可见教材用的是儒家典籍,教师是汉人,学生是朝、汉各半,并且是同堂学习汉语。
又如《朴通事谚解》所载学生数、学费数、师资、教科书名、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等:“你几个学生?”“咱学长为头儿四十五个学生。”“多少学课钱?”“一个月五钱家。”“你师傅是甚么人?”“是秀才。”“你如今学甚么文书?”“读《毛诗》《尚书》。”“你每日做甚么功课?”“每日打罢明钟起来,洗脸,到学里,师傅上唱喏,试文书的之后,回家吃饭,却到学里上书念一会,做七言四句诗。到[ 日尚](晌)午,写仿书。写差字的,手心上打三戒方。”(《朴通事谚解·上》【44a】—【44b】)这里除了写出教科书名,还具体说到学生数、学费数,以及每天功课的进行程序、内容,以及对写错字学生的体罚,极其详备。
很显然,近代朝鲜时代在半岛上整个是在推行当时元明的教育体制,其中文教育业已形成了以汉语教科书系统化教学为中心、儒学教育为核心的的传统的“教科书模式”。
朝鲜时代之后,尽管日本的教育体制进入并一统朝鲜半岛半个世纪左右,但中文教育体制的影响在广大的民间、在家庭一直没有消逝,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语言文化的因素一直顽强地生存于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化之中,至今韩国语的语音系统保留着大量的汉语中古音,词汇系统中汉字词占到70% 左右,社会文化上的融通自不待言。
二、韩国大学中文教育的现代“语文学模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2 年中韩建交以前,中华语言文化和中文教育体制主要经由台湾和海外的华人华侨间接地传播到韩国,从而形成了本文所称的韩国现代中文教育的 “语文学模式”。
这个时期,韩国与台湾建交并持续开展教育文化交流。当前,韩国大学45 岁以上的中文专业或与中国有关专业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期从台湾留学后回到韩国的。那个时期中国语言文化对韩国的影响,仍受限于传统的“国学”领域,韩国大学中文教育的入门程度、初级程度是依托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来教授汉语和汉字。中高级程度教授中国古代典籍如“四书”“五经”、孝经、诗词歌赋、唐宋散文等。此外,也开设“中国文学史”,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般分为“先秦文学至唐代文学”和“宋代文学至清代文学”两段来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忽视,而且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教学,既不系统讲授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也不讲授不介绍中国各地方言。
由此可见,这种中文教育的“语文学模式”,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及其特有的载体——汉字,使得中国古代学者在为经典书面著作做注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从文献角度研究汉语言文字的学科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目录学等,但实际上,这个时期韩国的中文教育尚未进入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言教学的历史阶段。中国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以前也是这种“语文学模式”的研究。
三、韩国大学中文教育的当代“语言学模式”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汉语热”迅速升温、席卷韩国。中韩两国互派大量的留学生和汉语教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语言文化对韩国中文教育模式的影响,形成了本文所称的韩国当代中文教育的 “语言学模式”。
据中国驻韩大使馆教育处网站提供的信息,在中韩建交的当年,韩国赴华自费留学生人数当年即达到近4,000 人,猛然跃居各国在华留学生第2 位;中国赴韩留学人员37 人,公派赴韩任教的中文教师12 人。在建交的次年即1994 年,单就北京语言学院一校,韩国就有1 千多留学生到校学习,有攻读硕士、学士学位的,有就读短期速成班的,还有一些韩国汉语教师来该校参加汉语教师培训班。[4]1995 年7 月,中韩首次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此后,在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的2007 年,据我国媒体报道,在188 个国家和地区来华的留学生共19 万人次(195,503 名)中,韩国为64,481 名,位居首位。而据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公布的留学生数据,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从2003 年的7,962人增加到2006 年2.3 万人,2007 年再增加到3.2 万人,占韩国大学生总数的0.9%,其中,中国以72.1% 居首位。截止2012 年底,我国在韩留学人员达到64,300 人。据中国教育部网站的信息,到2015 年10 月,中国已在132 个国家设立了478 所孔子学院。2004 年11 月,中国在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首尔率先揭牌,发展至今已在韩国已陆续开办20 余所孔子学院。
韩国的当代中文教育也随着上述“汉语热”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迅速地改变自近代汉语教科书以来形成的注重古代文献的传统。中韩建交23 年来,两国教育文化、经济商贸等各方面交流的迅猛增多,韩国社会对实用型汉语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韩国大学越来越注重现当代而轻古代、注重语言而轻文学、注重口语而轻书面语。可以说,是对历史上的中文教育体制和传统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目前韩国大部分的课程设置是选修课,依学生选课人数确定是否开设该门课程。韩国大学生大多乐意选修语言课程,这除了他们对中国现当代语言文化的好奇和喜爱以外,还基于实用和求职等需要。这样,以汉语言学习尤其是口语学习为中心、以现当代文学学习为中心,就成为了当前韩国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新趋势。正如韩国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教育学会会长及中语中文学会副会长严翼相教授所言,当今的韩国中文教育学界正在“试图摆脱过去韩国中文学界以传统文献为研究中心的固有模式,尝试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中国各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探索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模式。”[5]
韩国学者这里所说的“新模式”,就是本文所说的韩国当代中文教育的 “语言学模式”。这种模式跟前面的零碎的、局部的、不系统的韩国中文教育的现代“语文学模式”相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及科学细致的特征。这就是世界范围内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之后的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研究,它形成了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各自独立发展的学科。与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各国相比,韩国的中文教育的“语言学模式”形成得比较晚,是在中韩建交后的这20 余年间,目前仍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亟待中韩两国的汉语学者不断努力、协同发展。
注释
1[1]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2]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3[3]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2011.
4[4]恩淑萍.北京语言学院将出版适合韩国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J].当代韩国,199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