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改革（精选12篇）
新闻改革 篇1
新闻教育改革是学界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 全球性、全国性、地方性等各类层次的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相继举办, 对中国突飞猛进发展中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各种弊端加以指摘, 并积极研讨各种对策改进新闻教育。张昆教授的文集《新闻教育改革论》就是该领域的一大力作, 对新闻人才培养、新闻教学改革、新闻学科建设诸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 形成了独到见解。该书的一条主线是作者站在时代高度, 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审视中国的新闻教育, 并身体力行地在新闻教育第一线付诸实践, 以期推动新闻教育发展。这些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造就了张昆教授的新闻教育理念, 其特色是以时代变化为依据, 以推动时代进步为着眼点, 大胆并科学地改革创新新闻教育。综观全书, 该书既呈现了作者多年新闻教育工作的心得, 又彰显了其新闻教育改革的理想, 从而在整体上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所发论述皆具丰富的经验材料, 结论信服力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就是搜集研究材料, ” (1) 就此意义而言, 手中研究材料是否丰富、对研究材料是否熟悉成为学者进行研究工作须跨过的第一道关口, 是其后继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坚实基础。以此观之, 该书在材料占有及运用方面优势明显, 特色鲜明, 且可信度高, 所得结论自然令人信服———这源于作者的身份及经历。该书作者张昆教授是一位有着28年从业经验的资深新闻教育工作者, 对新闻教育了然于胸, 在研究中自能做到将材料顺手拈来, 剪裁得当。张昆教授不仅是一位从事一线教学的新闻学教师, 还是一位优秀的教学管理者, 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院长, 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这些管理岗位又让其对新闻教育多了一种宏观视野层面的观照与思考, 这集于一体的多种身份赋予张昆教授多种观察新闻教育得失的角度, 立体化的全景式观察使其对新闻教育的目标、模式、学科建设等方方面面有着相对透彻的洞悉, 这种个人经验层面的优势让作者在面对新闻教育这一研究对象时, 能够从容地运用个性化的材料阐发独特观点。张昆教授28年从教经验又是中国新闻教育从“文革”后的恢复创办走向蓬勃兴盛的历程, 这28年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新闻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所走的弯路、所积累的经验及改革方略的策划制定, 张昆教授都以当事人的身份经历过, 这让其对新闻教育拥有极为丰富的一手材料及感性认识:其大学毕业留校就参与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创办, 奋斗了20余年, 为武汉大学新闻教育跻身中国新闻教育第一梯队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6年他又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与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历史悠久传统不同的是, 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科盛名的学府, 不同的办学环境, 不同的办学风格, 让张昆教授在新闻教育领域频频遇到新的挑战, 让他在两所著名院校不同的新闻教育办学模式中反复揣摩比较, 感悟新闻教育的真谛,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其带领下, 师资建设、科研水平、重点学科、人才培养等多项学科发展水平指标均获较大提升, 亦已跻身中国新闻教育第一梯队。这种办学的丰富经历, 和时代同生共荣的人生际遇, 使得张昆教授对时代脉搏的捕捉、对新闻教育领域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保持着高度的职业敏感性, 这大量真实可靠的经验依据化为学术研究的材料论据时, 自然得出信服力较强的结论, 这种特色在该书中处处体现, 表现无遗。
二、全书贯穿强烈的问题意识, 发人深思。《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既以“改革”为主题, 就等于蕴涵了一个前提:改革的对象存有问题, 非改不可, 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教育的未来发展。存有问题不等于发现问题, 许多问题往往存在多年, 却无人发现, 等到酿成大祸时才引起社会重视, 因而在科学研究中, 能否时时保持问题意识并准确发现问题, 成为考量学者科研能力首当其冲的重要因素。《新闻教育改革论》之所以堪称优质作品, 就在于书中所提改革创新新闻教育的观点始于问题, 终于问题, 即以现实教育中的问题为切入点, 生发议论, 最后又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和归宿, 从而使得全书呈现浓浓的问题意识, 也保证了该书新闻教育改革观点的现实生命力, 不落入空谈、空喊口号的不切实际之流。比如书中上篇的《中国传媒教育发展的师资瓶颈》《新闻传播教育的理想与困惑》、中篇的《网络时代新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传播学视角看当代中国新闻教育的缺失》《中国新闻教育面临十字路口》、下篇的《关于学院研究生培养改革与学科建设的思考》等文章, 单从标题就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问题意识扑面而来, 再细看文章内容, 不得不叹服作者对新闻教育诸多问题的洞悉力度及思维深度——其呼吁在社会浮躁的当下, 培养爱读书有知识、能独立思考、持批判精神的新闻学子, 以求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思想引领之用, 这一观点引起有责任心的教育家的深刻共鸣, 在国内外教育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该书序中如是称赞:“在我国大学精神虚脱的今天, 他提出的这个目标, 的确是大胆而开明的。”以新闻教育改革推动时代进步, 凸显了中国文人精英一贯沿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良传统, 作者张昆教授身为国内重要新闻教育机构的领导, 眼观时代变幻, 在新闻教育与时代发展的互动中努力思考着、尽心探索着, 这种出于学者本能的思考与探索, 在知识分子心怀天下之责任心的强力驱动下, 使其脑海里闪现一个又一个的教育问题, 其于书中不断呈现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发人深思, 至少在新闻教育界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引领作用。
三、实用主义取向明显, 力图为新闻教育界同仁提供具体化、操作性强的借鉴参考。实用主义是儒家的一大传统, 这种追求实效的心态体现在新闻教育改革上, 就是改革方略及措施能切实改善新闻教育现状、提高新闻教育质量、培养传媒业界急需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为使教育收实效, 改革取实效, 该书反复论证、大声呼吁, 不仅精心设计改革措施, 而且有意忡忡立言以唤起整个社会对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视, 这在《中国新闻教育面临十字路口》一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四点对策:加强专业评估、提高新闻教育市场的准入门槛、引入淘汰机制、适当控制招生规模, 还煞费苦心地在文末结语中提发震耳欲聋之言“在这个紧要关头, ……如果无所作为, 顺其自然, 新闻教育就有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乃至灭顶之灾。……不如现在立即行动起来, 以避免将来出现贻害国家、祸及子孙的情形, 从而保证新闻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些言语初看似乎有夸大问题之嫌, 但稍加分析, 可发现作者行文的所有努力是让读者聚焦在最后一句话的语义重点上———“保证新闻教育的健康发展”, 这种目的宣扬式的写作风格反映了作者科学研究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即选题是新闻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宗旨是寻求有效解决之道。本书的实用主义取向还体现在作者细心体贴地为读者提供具体化、操作性强的借鉴参考, 集中表现在该书下篇“学科建设论”中, 这部分收录的《关于学院发展的基本思路》、《新闻学院2007年工作报告及2008年工作思路》《新闻学院2009年工作报告及2010年工作思路》、《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学科建设中长期规划》等文章, 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具体化的数据材料为支撑, 给读者清晰演示了操作性强的工作规划及发展思路, 新闻教育界同仁可以此为模板或参考, 改进自身的新闻教育工作。坚持实用主义取向, 使得该书的内容及思想别有特色, 也保证了该书在应用价值层面上的推广性, 即该书的确能为新闻教育改革尽上绵薄之力, 给新闻教育改革提供较好有用的理论指导, 有效地帮助新闻教育工作者认清现状、改进工作、发展教育。
注释
1 (美)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 ?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2次印刷, 第53页。
新闻改革 篇2
一，顺德启动社会体制综合改革
继行政审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之后，顺德启动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将政府具体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探索在专业性、行业性强的领域开展法定机构试点，并用法定机构的理念改造事业单位，构建依法独立运作、自我管理和承担责任、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同时在镇街、区属各部门和事业单位组建决策咨询机构，吸纳社会代表广泛参与改革和决策，在三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雏形。
二，关于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
根据广东省十届九次全会精神和省委文件关于七个加强社会建设文件的通知，结合顺德实际，提出关于顺德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意见。意见不仅阐明了指导思想和目标，同时分三大方面十八小项列明了具体改革措施，以及就具体组织实施提供了方向、同时分解任务明确职能部门责任。核心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党政运行机制、推进法定机构试点和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机制、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等大改革。
三，建设“一级政府” 六镇或撤销变街道
《关于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以顺发［2011］25号文正式发布，意味着社改方案正式启动。与之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方案明确顺德此番改革将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转变政府职能，镇将改成街道。；在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方面，强调在深化大部制改革和“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基础上，区属大部门主要负责专业性政策制定、完善和监督实施，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和镇（街道）负责执行的总体原则，进一步完善区镇两级的权责划分和人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建立“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级服务、社会参与”的扁平化行政管理模式。
四，杏坛做好社会体制综合改革顶层设计 顺德区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动员大会召开后，杏坛镇迅速行动，成立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工作委员会，制定了《杏坛镇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杏坛镇社会建设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等纲领性文件，并在政府网站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杏坛已制定的草案，杏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是以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为重点，突出转变政府职能、孵化社会组织以及保障特殊群体利益等亮点，力争在社会协同共治、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有所突破。目标是构建“小政府、大社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治格局，实现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的普及化和均等化。
我对社会综合体制改革之期许
----开窍比开放更重要
1992年邓小平南巡留下一句“发展是硬道理”，顺德自此登上改革舞台，从此改革成了推动顺德发展的最有力引擎。
2009年“大部制”改革“石破天惊”。，一举将区委、区政府的41个部门削减到16个。是全国“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广东省委以顺德体制改革模式为样本，在全省推广，这也从侧面证明大部制改革的深入人心。
2011年顺德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顺德秉着“决策权上移”、“执行权下移”、“监督权外移”的原则，再次进行体制改革，以社会体制综合改革统领三大改革，旨在打通政府与社会间的藩篱，消弭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间的差距。愿景是3年内建起“小政府、大社会”的雏形。这意味着，顺德不仅要“自我革命”，还要把改革向体制外延伸。“协同共治”是其核心。
思想素来是社会发展的导航仪。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观念的大转变，转变是否成功决定于是否正确及时地满足广大民众的主体诉求。因此，政府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放下身段，认真倾听民间声音并采纳民间智慧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顺德现行的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之举措正是这样一次变革。
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多年，也凑巧生活在公认的改革实验田-蛇口。20多年前，有人问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我深以为然，深圳的“特”就是随着深圳的观念不断改革和进步中形成的，它的“特”和亲民、包容给了我及与我一样的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强烈的归属感。由于家庭原因，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顺德--又一个以善于改革著称的城市，一个被人评为 “比特区还特”的城市，这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期待，也因此，初来此，我就给予它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
新闻改革 篇3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列宁说过：“好的语言，能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本质。”随着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亲民而务实，中宣部《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更是再次强调了改进文风的重要性，重视文风问题，创造一种准确、鲜明、生动、简洁、通俗的文风，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国有企业文风建设并非文辞小事，体现的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质与核心。
何谓新闻评论“文风”？
新闻作品反映的风尚、风格与格调即为新闻文风，新闻文风不仅要高度重视语言问题，还要了解传媒与受众之间存在的关系，掌握传媒的社会职能，只有这样才能在新闻写作中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作风、中心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来。
在中国历史社会中，文风改革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在党成立初期、延安整风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都进行过文风的大转变运动，一再提出文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文风改进中的语言变化并不是改变现有中国思想的“话语体系”，而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国话语体系前提下，完善其表现方式，增强其表达能力。
新闻评论人：作者的风格和人格特点
新闻评论文章不同于普通的新闻报道，需要具有个人独特的见解和洞察力，是带有鲜明个人写作特点和宣传手段的重要工具，因此文风首先是作者的个人语言、思想风格和人格特点。文风反映作风，是一个人情感态度的自然流露。对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而言，文风就是态度。一个思想作风不正的人，不可能有好的文风，也很难写出好的文章来。每个人表达的方式和语言特色都不尽相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写作形式，其背后蕴藏着立场、习惯和态度，代表着宣传机构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具有强烈的组织化行为特征。
国企代言人：新闻宣传的发展方向
当前，国有企业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应对市场竞争的转折时期，作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宣传工作担负着宣传企业文化、理念、团结统一员工思想、鼓舞员工士气的重大责任。因此，新闻宣传的文风建设直接关系到未来国有企业新闻宣传的方向和主流价值观的营造。
国有企业新闻评论文风的改革重点并不在于让受众易于接受，而是推动转型期中国国有企业新闻宣传的发展方向；文风建设并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从实质上促进“讲实话，讲真话”的氛围和环境，促进公共领域建设，促进民主、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发展，拉动国家经济命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进新闻评论文风的必要性
文风的改进不仅是国家的方针政策要求，同时也是随着新时期社会的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作为重要的新闻报道手段和传递国有企业价值理念的新闻评论文风理应受到重视，这不仅有助于树立国有企业公众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国企媒体文化建设，传达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新时代对国有企业新闻宣传思想要求的改变
近年来，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中，枯燥乏味、浅薄平庸、胡编滥造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一定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恶劣文风。有人将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弊病归纳为八条，谓之“新八股”，即：表达不清，内容空洞；画蛇添足，拖泥带水；语言蹩脚，老调常弹；居高临下，板脸训人；胡编瞎造，东拼西凑；穿靴戴帽，乱贴标签；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爆炒明星、哗众媚俗。这些由于新闻语言表达不当而引发的文风不端正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内容的传播与价值观的输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明确将“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作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内容，即要求新闻宣传简洁直白，报道实质内容。
随着市场媒体、网络媒体的冲击，企业新闻宣传媒体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新闻策划能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对新闻事件处理形式不活、角度不新等问题，这对新时期企业新闻宣传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在新形势下，创新新闻宣传观念、手段和形式，是企业新闻宣传工作的努力方向。
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人们传播、接收信息的方式，手机、微博、微信、多媒体客户端等多种多样的移动终端的出现，扩大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受众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频道、固定的地点以及固定的方式，而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渠道获取信息。
多元化的渠道决定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新闻宣传方式，如微博140字的微传播、微信的更为私密化的微信公众账号传播、博客的平民化宣传话语传播等，都适应了碎片化、分众化的新时代要求。
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国有企业新闻宣传应当积极适应，扩大传播途径，如开通企业公众微信账号、企业微博等方式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企业宣传，同时也要善于改变表达方式，如语言简单明了、活泼生动，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进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言论开放的要求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公民摇身一变由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与自由，言论的自由和开放性大大提升。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受众对于信息的速度、质量，甚至是信息的接受程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符合受众的兴趣、接受方式的言论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作为国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革，融入高速、快捷的信息时代，利用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进行自身企业形象宣传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原有呆板、冗长的传播内容，老旧的传播方式以及格式化的新闻语言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无法满足对信息越来越高要求的受众，转变思想，改革新闻文风，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
国有企业新闻评论文风改革工作
的开展
目前，大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开设了网络新闻宣传平台，甚至有部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企业专门设有新闻评论板块，为国有企业舆论阵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国有企业在新时期，应当适应信息时代的瞬间变化的要求，转变评论文风，树立全新的社会形象。
评论语言的亲和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在传播学领域，新闻语言是新闻传播媒介与广泛隐匿分散的受众间对话的桥梁。需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其传播目的是使受众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完成信息的有效传播。亲和力是指报道与受众之间的紧密感、亲切感、信任感、互动性、关注度和接受度。因此只有新闻语言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再是大而空的官话套话，语言新鲜活泼具有感染力，受众才会对新闻报道产生亲切之感，新闻报道的传播力才会大大提高。
新媒体时期，受众具有更自由的表达权利和选择权，并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只有新闻语言贴近受众才能被其接受，假大空的表达方式只能产生负面的排斥情绪。新闻是写给人们看的，要使读者愿看，就得把新闻语言写得生动有趣。语言生动了，才能使读者在脑海里再现或完善事物的形象，并在思想上发生共鸣。呆板老套、陈词滥调的语言只能使文章显得枯燥艰涩，活泼清新的文风才会让文章充满新意。
新鲜活跃的语言表达和新闻语言的来源密不可分，如取之于民的接地气新闻源就很容易写出亲切、鲜活的文风特色。如中国石油新闻中心的“观点·评论”板块中的“一线报道”专题中新闻评论语言新鲜活泼，脱去了大型国有企业一向庄严、呆板的企业形象外衣，评论报道语言也更具软性和活力。2014年4月10日的新闻评论文章《一线声音：到基层调研应下好“五子棋”》中“吃透精神，定准‘调子’；端正作风，放下‘架子’；倾听心声，记入‘本子’；真抓实干，出好‘点子’；谦虚好学，借好‘脑子’”的五子棋策略，语言生动形象，亲切通俗，一下子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中石化新闻中心新闻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板块多样而细化，在“热点专题”板块中2013年9月26日发表的《跳起“质量”“集体舞”》，谈到“在这个名为‘质量’的‘集体舞’中，没有观众，人人都是舞者，企业、部门和广大的一线员工，一个都不能少，一天都不放松。作为舞者，我们主动跟上‘质量’节奏，从各个角度为‘质量’作贡献。作为导演，我们除了把握自己的舞步，也带动、协调着身边的人，让‘质量’真正成为一支‘集体舞’……”，这一段放置主标题下的编者按，利用耳目一新的表达方式将企业员工与质量生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不仅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也活跃了企业内部文化，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凝聚到经济建设的总目标上。
评论语言简洁平实、通俗了然
习近平指出，改进文风，在三个方面下功夫、见成效很重要。一是短。力求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宜短则短，宜长则长。二是实。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三是新。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有新思路、新举措、新语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说明了写文章在语言风格上不仅应该简洁通俗，更应该实际易懂。
新闻语言的首要特点必须具体实在，要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亲临其事、亲见其人、亲睹其物、亲闻其声之感。英国文学巨子莎士比亚也曾指出：“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语言简洁平实，没有多余的繁华词缀、赘余描绘，会让文章显得轻巧、质朴，便于快速传播。简洁朴实的新闻语言，在碎片化时代不仅为受众最快速度的掌握核心内容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朴实的新闻语言让宣传内容并不艰涩，易于接受，增强传播效果。当然，这需要新闻评论者要有言简意赅的概括能力和繁而化简的表达能力。在中国石化新闻中心“热点专题”板块中2013年4月2日撰文《为了保证油品质量，我们这样做》，一句肯定简短、充满诚意和行动力的“这样做”，立刻摆脱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在受众心中树立起“实干家”的企业形象。主题下进行具体工作开展情况解析，图文结合，文字也仅短短一行做简要解释，详略有序。
媒体不是官员专有的话筒，而是社会三大话语系统——官员话语、精英话语和平民话语交流与协商的平台。所以，国有企业新闻宣传要想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就要使用平民话语，讲述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在中石化新闻中心“热点专题”板块2013年2月19日发表的评论文章《集中发展让能源“填饱肚子”》，分析了“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能源‘饿肚子’”的现状，同时提出了“能源建设基地化，炼厂扎堆提能效”的解决措施。面对能源问题，对老百姓不是很了解的生僻内容转化为生动形象便于理解的语言文字，让新闻内容更加通俗明白，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也争取到了群众的话语阵地。中石油新闻中心2014年3月13日发表的文章《安全监管：严是爱，松是害》中提到“安全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前提，没有人不知道生命至上的道理。但事故隐患总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岗位操作人员也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就需要专业人员用“火眼金睛”和“探雷神器”进行监管。“严是爱，松是害，放纵懈怠终是害”。“眼睛容下一粒沙，事故风暴漫天刮”等语句都平实朴素、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但是却意味深长，传达了明确深厚的思想内涵，这在国企新闻宣传中是十分难得的。
妙用文学表现手法增强文章传播力
优秀的政研论文应该借鉴散文和杂文的表现手法。一篇好论文，其读者无论是领导干部、政工骨干，还是普通群众，都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启发，都能使读者感受到思想的伟大力量，享受到阅读的快乐与满足。反之，这篇论文则极有可能是“政研八股”，应该摒弃。在新闻宣传报道中，文学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可以极大地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提高受众的阅读情趣。
中石化新闻中心专门开辟了“石化文苑”板块，登载各样文学美文，如：《古街听曲儿》《山居野趣》《清明夜话》等，虽然内容与直接的经济生产关联不大，但是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提高了审美愉悦感，代表了一种富有朝气、清新的文风形态，有利于建立全面、年轻的企业文化形象。在中石化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也常常使用文辞优美的表现手法突出文章的生机活力，如《员工是企业最闪亮的“明星”》中谈到“广州石化40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企业文化发展史，更是一本由一线员工书写的发展史，他们，在风霜荆棘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在默默的奉献中绘就奇迹的画卷，在汩汩的咸涩里踏上更远的征途……”生动形象的描绘不仅让文章熠熠生辉，也拉近了与员工的心理距离，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传播了和谐共融的企业文化。
常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对偶、白描、比喻、托物言志等。在新闻评论中多使用白描，少使用比喻，少修饰渲染从而突出新闻价值，便于受众接受和认可；而对偶是通过前后呼应、整齐对仗的表达方式来增强气势、提高宣传传播力。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表现手段——引用，也可以在国企新闻评论工作中起到妙笔生花的作用。如中石化2014年3月17日发布的评论《纸上微博：精细化管理大家谈》中，采用@某某某的方式，集中梳理、汇总并引用了企业代表在微博上发表的对于精细化管理的真知灼见，不仅借助和结合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了信息的搜集整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风形态的同时也利用了微博强大的互动性而创建了国企共享协商的新的企业氛围。
新闻评论语言文风的转变，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同时也是受众的殷切希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新闻语言的改进可以拉近企业和民众的心理距离，创建接地气、三贴近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当然还有部分国有企业对于新闻宣传语言的改进并没有很重视，依旧有较多的空话、套话、政策性的话语存在，所以新闻评论宣传的语言文风转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从上至下的通力合作，坚持不懈。
首先，从观念上重视国有企业新闻宣传工作，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传播理念和全面、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其次，国有企业新闻工作者应当提高自身媒介素养，腿勤、嘴勤深入群众、深入一线，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进行新闻报道，摒弃假大空格式化的刻板宣传话语，真正把复杂的新闻内容转变成民众可以理解、接受的语言，让新闻更加简易通俗，树立起受群众喜爱的国有企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最后，将目标和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开展下去，定期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科学测量传播效果，随时改进传播方式与文风改革，落实新媒体环境下国有企业新闻宣传形象建设工作。
电视时政新闻改革思考 篇4
时政新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意见》中明确指出新闻工作要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通达社情民意, 这也成为此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目的。时政新闻作为一种反映党和政府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方式, 应该是与每一个普通大众密切相关的, 也应当受到普通大众的关注,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时政新闻成为了领导的工作日志、政府会议的布告栏, 而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 这也使得大众对时政新闻始终热情不高。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报道角度单一, 居高和寡
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时政新闻政治性、严谨性等特点的制约, 电视时政新闻往往将角度更多的放在的领导身上、放在了会议上, 造成公式化、模块化的弊端。大量会议报道、领导活动报道充斥着电视画面, 新闻中往往将角度更多的放在了领导活动和会议内容本身, 新闻要素的基本内容是面面俱到, 但是唯一缺少的是对活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给予的关注不够, 尤其对于地方电视台而言, 往往照搬央视、省台的新闻报道模式, 始终把报道角度定为在仰视上, 高高在上、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 也造成大众对时政新闻的关注不高, 无法通过新闻理解领导活动、各类会议、政策法规的实际的意义, 从而形成目前时政新闻脱离基层群众生活、曲高和寡的问题。
2. 报道模式僵化, 墨守成规
以会议报道画面为例, 往往是从会议标题开始, 尔后是与会领导的逐一显示, 接下来是会场全景或中景或是对会场不同角度的扫描, 最后再次显示领导形象。这一模式单调枯燥, 长期以来形成的模式似乎让每一个新闻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观众们则食之无味, 把新闻变成了单调“相亲会”。而这种模式是不是适应所有会议、是不是能够达到宣传会议精神、是不是能够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则无人关注。从记者到编导似乎都把所有的会议报道放在了同一个框架内, 虽然操作快捷、使用方便, 但这种形式主义的模式恰恰是此次“走转改”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
3. 报道内容呆板, 毫无生机
刘云山同志在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视频动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长灵气, 深入实践才能富有生活气息, 扎根群众才能产生真情实感, 我们的新闻报道才会有现场的温度、才会有清新朴实的文风、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对于时政新闻而言, 其内容与百姓关系密切, 应当更具生机和活力,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报道的内容过于呆板, 将会议与领导放在突出的、唯一的地位中, 忽视百姓的需要, 造成报道的内容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4.报道语言干瘪, 死板硬套
刘云山指出, 群众是语言大师, 老百姓的话最生动、最有生活气息。只有了解掌握群众语言, 善于运用群众语言, 我们的新闻报道才会为群众所喜爱、所接受。时政新闻由于自身的特点, 似乎一直以来让人觉得, 其报道方式应当不能参加任何情绪, 语言文字应当准确无误, 不能沾染半分人见烟火, 不然就无法显现时政新闻的严肃性, 以至于导致报道文字、语言生硬、刻板、干瘪, 距离大众生活很远, 有时甚至带有一丝居高临下的口气, 也导致了时政新闻不为百姓所喜爱。
5.新闻解读浅薄, 浮于表面
时政新闻, 其内容大多与基层百姓息息相关, 但这种关联不是简单的停留在文件上、领导讲话上, 普通百姓大多也不能从文件上、讲话中领悟到其实质的内容。因此, 就需要有人帮助百姓们透过文件、讲话的表面看到其内在的具体内容。但现实的情况, 往往是报道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 或是仅是对文件、讲话照搬照抄、照本宣科, 或是进行了解读, 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无法准确、有效地对文件进行解读, 虽然听起来辞藻华丽, 朗朗上口, 却言之无物, 难以帮助百姓看到报道的重点。
改革时政新闻的意见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 更应当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特别对于时政新闻来讲, 其面对的群体是群众, 与新闻内容关系最密切的也是群众。因此, 时政新闻改革必须围绕群众路线进行, 才能切实将“走转改”活动落到实处。
1.迈开步子, 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
走基层,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田间地头, 切实与不同百姓进行沟通, 了解百姓疾苦, 知道百姓所急所需。时政新闻的内容与百姓密切相关, 但由于新闻工作者不知百姓所需, 往往对新闻不加筛选、加工, 采取一锅烩、一刀切的策略, 在报道时想当然的确定报道重点, 而对这些重点是否是百姓关心的重点毫不关心。俗话说,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时政新闻工作者必须从办公室中走出来, 迈开步子到基层群众当中, 切实了解群众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在进行报道时准确把握新闻的焦点, 提高新闻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2.扑下身子, 努力学习提高自我修养
改文风, 就是要克服以往八股文的刻板模式, 自觉做到不媚俗, 力求言之有物、简洁明快, 如清风拂面。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时也指出, 新闻报道要有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而要到达这一效果, 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了。每个新闻人都要树立本领恐慌的思想, 将活到老学到老落实到实处, 特别是时政新闻工作者, 每天面临的都是新的情况, 新的内容, 如果一味的照搬照抄, 墨守成规, 是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的。工作者要切实扑下身子, 在工作之余, 能够在板凳上坐得住, 对书本能看得下, 只有这样才能敏锐的把握时政新闻的重点, 才有能力改变时政新闻传统的干瘪、僵硬的表达方式, 将新闻活生生的传达给观众, 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录音机、传话筒。
3. 变换手法, 树立时政新闻新的形象
变换手法, 就是对时政新闻的报道模式做一改变, 打破固定模式的桎梏。电视台要积极与所在地的党委和政府进行积极有效沟通, 力争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认同, 从而为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会议报道为例, 这是时政新闻的一个重要内容, 传统的报道方式往往将不少时间用在了介绍会议主持人、与会人员、发言者等等方面, 这一固定程式的报道方式, 虽然在格局是较为严谨, 但对会议核心内容关注的不够突出, 枝枝蔓蔓太多, 影响了新闻自身的效果。在镜头的选取上, 可以摆脱片面突出会议场面的情况, 加大会议背景图片、视频的选取力度, 从而提高新闻报道的生动性, 使会议的宗旨能够更为形象的表达出来。
4. 转换视角, 从百姓角度看时政新闻刘云山同志指出, 新闻要精心策划
选题视角, 以小见大, 以点带面, 全面反映人民群众投身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伟大实践和生动创造, 反映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实际变化, 反映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美好生活, 展示他们良好的精神风貌。对于保山市而言, 其位于云南省西部, 外与缅甸山水相依, 内与大理、怒江等4州市相连, 国境线长167.78公里, 辖1区4县, 总人口近250万人, 有世居少数民族13个, 占总人口的10%, 同时也有着不少华侨、侨眷、归侨, 是云南省第一大侨乡、中国著名侨乡。人口分布散、人口结构复杂。因此, 时政新闻的报道更要采取多角度的方式, 让每个群体都能够在新闻中看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方式, 站在百姓的立场, 用百姓的角度和心态去看待时政新闻;抓住百姓关注的话题, 真正实现转作风、改文风的要求。
5. 转变观念, 深入解读时政新闻内涵
时政新闻的解读是提高新闻宣传力度、满足普通百姓需要的重要方式。要注重转变思维方式, 真正把百姓的需要放在解读的重要位置。一方面, 要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时政新闻进行解读。时政新闻中的政策既然是给受众看的, 就应该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否则不仅会造成政策解读障碍, 也会使政策效率“打折扣”。克服以往对照文件认真宣讲的模式, 用生活化的语言让百姓了解政府政策的目的、意见、方法等等, 提高文件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 要提高时政新闻解读的深度。从单纯的对文件、政策的解答上转变为对文件、政策出台的原因、背景, 对文件施行后对百姓的影响以及百姓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准确把握、科学使用上, 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能够从思想上提高对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认同感, 从而为政策的执行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改革新闻教育培养优秀人才 篇5
新闻专业性课程，就其内容性质又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其中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方面。此类课程的教学在80年代，基本上沿用国内兄弟新闻院系惯用的模式，中国新闻史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使用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外国新闻史，则讲授几个主要国家或主要地区新闻事业发展演变历史，中国一般被排斥在外国新闻史的体系之外，教材仍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进入90年代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些教师力图克服新闻史教学存在的中外分离，古今脱节的弊端，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改革。在中国新闻史方面，实现了古今贯通，从古代邸报一直讲到20世纪90年代;外国新闻史则被改造成世界新闻史，在讲述世界主要地区、主要国家、新闻事业发展演变历史的同时，也确定了中国世界新闻通史体系中的位置。作为这场改革的成果，推出了两本新编教样，即刘加林副教授的《中国新闻通史》、张昆副教授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理论课程括新闻学概论、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传播学、舆论学、新闻信息论等五门，其中前面四门课程的教学在80年代，也使用中国人民大学或复旦大学编著的教材。90年代以来，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部分教师对这些课程进行了改革，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教材，如吴高福教授的《新文学原理》、李卓钧副教授的《新闻理论纲要》、秦志希副教授的《舆论学教程》时。新闻信息论是武汉大学新闻的，所用教样为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在新闻专业类课程中，分量最大，门数最属的是新闻实务课。新闻实务课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作品评析与阅读、电视摄像编辑制作、广播编辑与节目制作、专业实习等内容。它们是实务课程的主干，在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前面8门课程的教学由教师在校内进行，采取课堂讲授与学实习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系统地传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另方面则注重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采访课的教学，除老师讲授外，选举办模拟记者招待会，组织学生就当前的重大问题或新闻人物进行实习采访;新闻写作课非常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结合名家新闻作品的分析，总结经验得失，同时布置并批改大量作业、评点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新闻编辑与评论的教学，则结合着读报评报、评析标题、版面、消息、言论、结合课程教学组织学生去报社短期实习;至于广播和电视节目的编辑制作课，则大部分课时是在实验室演播厅进行的，一面授课，一面演练。在系统讲授告一段落后，再组织学生自摄自导节目，其优秀者送中央省市电视台、电台播放。此举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专业兴趣，而且还加深了他们对于实务课程的理解，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专业实习是所有专业课程中唯一在校外进行的必修课，有12个学分。在新闻专业本科学生四年8个学期教学计划中，一般安排在3年级的下学期。此时，学生已基本上学完了本专业主要的必修课程，为在新闻媒体进行较长时间的长业实习打下了基础。实习时间过去是3―4个月，现在准备安排整整一个学期。由实习单位指定资深子记者编辑以一带一的方式进行。专业实习完结后，学生就大体上具备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技能了。
为了配合新闻实务课程的教学，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还非常重视第二课堂的建设。所谓第二课堂，是指在学生的专业课、公共基础课的学习时间之外，组织学生开展与专业有关的各项活动。如新闻系学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与长江日报社联系开展定期的评报活动，给报社提出合理建议，其大部分评报文章都在长江日报内部业务刊物上发表，受到了报社的好评;去年末，新闻系还组织部分学生与《新闻信息报》联合评选1995年度世界十大新闻、中国十大新闻和武汉十大新闻。此次评选采取问卷调查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其结果由《新闻信息报》用两个整版全部发表，在武汉新闻界引起了变动。通过第二课堂，一方面可以检查学生对于专业知识掌握的牢固程度，从而刺激他们的学习兴趣，另方面，它还能使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新闻院系与新闻媒体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第一课堂的教学难以做到的。
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大学新闻专业教育的最后环节，也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及其基本素质的综合检验。按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计划、毕业文安排在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学期，用四个月的时间，在专业导师指导下完成。其基本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由系教学委员会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参见附录)，学生可以在老师提供的各种性质不同的论文选题(如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传播学、舆论学、新闻理论、新闻评论、新闻写作等方面)中自由选择。学生选定题目后;再由系教学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指导老师名单。由此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规定老师必须指导写作的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论文提纲的拟定、初稿定稿的修改，应该全权负责。论文完成后，再由系教学委员会组织论文答辩，并由论文答辩小组老师共同评定论文成绩。由于要求严格、指导仔细，另方面学生本身对毕业论文的意义亦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作为成品的毕业论文的质量都还不错，其中有不少文章在毕业前后就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五、教学成果与就业途径
在“加强基础、注重实践、服务四化、面向疏来”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努力改进教学质量，提升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注重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的锻炼和培养，从而提高了学生对于未来新闻工作的适应能力。从在校学生综合表现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新闻界的表现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来看，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质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目前，中国新闻教育界衡量教学水平及在校学生质量的重大比赛有两项。一为可口可乐杯新闻实习奖大赛，二为稻奋新苗奖评选。在这两项比赛中，武汉大学新学院的学生均有不俗的表现。1993年秋，在首届可口可乐杯新闻实习大赛评比时，武汉大学新闻院获奖总数名列榜首。1995年春，第二届稻分新苗奖评选结果揭晓，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又获丰收。且看获奖最多的五所大学各种等级奖项及人数比较。
学校一等奖二等将三等将获奖总人数
人大新闻学院2259
复旦新闻学院2215
武大新闻学院45312
中国新闻学院34411
北京广播学院12912
不难看出，此次评选不论是获奖级别，还是获奖总人数，都表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不弱于其它新闻院系。至于已经毕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学生也受到了所在单位的高度评价。在国内最高级别新闻奖评选中，他们也不断地捧回奖杯，如八八届毕业生陈勇庆曾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广播好新闻特等奖各一次，八八届毕业生刘海法获全国经济新闻大赛最佳新闻奖，八九届毕业生窦文涛获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金话筒奖，九O届毕业生温闽获全国首届现场短新闻大赛一等奖，九O届毕业生刘长松获全国体育新闻大赛一等奖，九二届硕士生意金生获94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大赛一等奖，九三届硕士生杨与龙获全国法律征文大奖赛一等奖。此外，还有九一届毕业生游勇的电视新闻作品获了法国举办的国际科技电视片大奖赛金奖等等。这些评选的结果许有一定的偶然性，尚不足以证明一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实际上，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并没有因上而满足，他们知道，从教学科研的总体情况而言，与人大新闻学院、负担新闻学院等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就业方面，由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基础比较扎实，上手快，后劲足，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1988年，武汉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共74人，在新闻单位就职的.65人，占总人数的87.8%，去非新闻单位工作的仅9人，占总人数的12.2%。八九届毕业生72人，有55人在新闻单位就职，占总人数的76.4%，17人在非新闻单位就职，占总人数的23.6%。九O届毕业生84人，有53人在新闻单位就职，占总人数的63.1%;在非新闻单位就职的31人，占总人数的36.9%。九一届毕业生92人，在新闻单位就职的70人，占总人数的76.1%;在非新闻单位就职的22人，占总数的23.9%。九二届毕业生92人，在新闻单位就职的80人，占总数的87%;在非新闻单位就职的12人，占总数的13%。九五届毕业生50人(不含插班生)在新闻单位就职的47人，占总数的94%，在非新闻单位工作的3人，占总数的6%。综合分析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历届毕业生的走向，在地域上，基本上是北京、武汉、广东三分天下，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工作性质上，去新闻单位工作的占毕业生总数的78%以上;在非新闻单位就职的仅为22%;在单位级别上，就新闻职业而言，去中央级(全国性)新闻单位工作的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0%，在省级新闻单位(含省会大城市)工作的70%，在地市级新闻单位工作的约占10%。比重就业情势，与武汉大学传统学科及其它一般学校新闻系相比，要轻松一些。正是因为如此，每年级引了大量学生报考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生、插班生、第二学位生。其中硕士生的报考录取比例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5：1左右，是国内几所竞争最激烈的院系之一。
然而，从1996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计划分配被取消，大学毕业生全被推向人才市场;另方面，由于新闻单位企业化经营趋势的强化、对效益和合理化的强调，其对于人的需求远不如过去旺盛，但是对于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却更高。从而造成了新闻人才之间尖锐矛盾，给教育界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对于不同新闻院系的意义颇不相同，但是它才告诉新闻教育界，必须改革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注意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新闻实务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
六、师资与研究
教师是新闻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因素，是专业新闻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只有合格的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要办好新闻教育，必须从师资队伍的建设开始。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和新闻实务教育的历史不长，而且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经历了一个从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自开始办学到8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新闻媒介或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而有志于新闻教育者，这些人曾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介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主要担任新闻实务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二是新闻院系的研究生、本科生，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员。这些人受过系统的新闻专业教育，年纪较青，主要承担新闻史论课程和实务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三是来自相关学科的非新闻专业包括中文、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的教师，它们承担了新闻系新闻专业课程之外主要课程，是文学基础课和相关学科课程教学的主干力量。
80年代末期以来，武汉大学新闻学的师资队伍几经调整，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也发生了部分改变，主要表现是非新闻专业教师在承担文学基础课及相关学科课程教学的同时，向新闻专业方向的靠拢，另方面，教师的年龄职称结构也渐趋合理。请看下表：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师资情况简表
职称年龄35岁以下36―45岁46―50岁51―55岁合计占教师总数百分比
教授13411.8%
副教授255352058.8%
讲师71823.5%
助教25.8%
合计11654834100%
占教师总数百分比32.4%17.6%14.7%11.8%23.5%100%
此表反映的是1995年底的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具有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者占教师总数的70%以上;而在35岁以上，36―45岁、46―50岁、51―55岁、56岁以上的各个年龄段里，品有一定的比例的教师，如以50岁为界，则50岁以下者占教师总数的64%以上，而50岁以上者不足教师总数的35%。这表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师资力量从总体上讲，层次比较高、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不存在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
在大学新闻实务教育中，教师的任务不仅在于教书育人，而且还应该结合专业进行学术研究，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充实革新教学内容。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同时，对于新闻传播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不间断的研究。具体而言，这些研究集中于如下六个方面：一为新闻史，含中国新闻史与世界新闻史两大领域;二为新闻理论，含舆论、新闻信息论、宣传学等领域;三为新闻实务，含新闻写作、评论、编辑、采访、摄影、经营、发行等领域，四为大众传播学;五为台港澳新闻传播研究，六为广告与广播电视文化。研究课题的设置申请及经费渠道，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国际和作项目、省社会科学基金、学校社会科学基金及某些横向联系合作单位。目前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18个，其中国家级项目5个、国际和作项目1个，省级项目4个，学校级项目4个、横向联系项目4个。就其内容性质而言，既有理论研究、综合研究、应用研究，又有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普遍采用理论分析与抽样调查，定型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至于研究成果的出版，在武汉大学新闻系成立不久就提出了一个重要方针，即为了推行规范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首先用十年左右时间致力于该才建设;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现有的研究课题推出系列的研究专著。为了解决目前学术著作的出版困难，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自筹20万元人民币作为出基金、自主本院新闻学术著作的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各类著作教材达70种(册)中属于新闻类、且由本院教师独著或主编的有20种。其代表性著作有吴高福教授著的《新闻学原理》，罗以澄教授著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李元授教授著的《新闻信息概论》，樊凡教授主编的《中外新闻比较论》，它们或者是获得了全国性或省级的奖励，或者是得到了学术界、新闻界的高度评价。还有一本《新闻学探索录》，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学生研究论文的结集，由吴高福教授主编，不定期出便，现已出版两本，第三本将于年内付样。1996年，将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学术著作出版的高峰年。据已经通过的出版计划，在年底之前将有《现代新闻编辑学》(胡武著)、《新闻舆论学》(秦志希著)、《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张昆著)、《中国传播史稿》(李敬一著)、《评论学原理》(周永固著)、《电视文化导论》(冉华著)、《视听媒介批评》(王瀚东著)等13种新闻著作问世。这些著作的出版，表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已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当然些著作并非完美无缺，它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即便如此，它对于发展新教育、繁荣新闻学术，毕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新闻实务该与的再调整
在本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将会迎来重大的机遇，同时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会给新闻事业的扩张注入更大的推动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国民生产总值就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这种高速增长会持续到左右。到那时，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将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虽然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将远低于美国，但是比起二十世纪的今天无疑要富裕得多。而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国民的信息需求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另方面，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为其需求的满足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在21世纪初期，中国将会出现比目前规模大得多的新闻市场。
其次，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政治的民主化金城江会给新闻事业提供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新闻媒介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的明确化，无疑会导致新闻从业人员主体意识的强化，其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相互平衡的观念亦会随之确立。这些变化，不仅会给未来的新闻媒介提供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媒体及记者本身的个性也会随着报道范围的扩张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此基础上，新闻产业界将会建立起专业意义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营秩序。这些竞争将会涉及到传播内容、服务质量、价格各个领域，其结果，一方面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它还会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再次，新的传播科技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会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80年代之前，传播科技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报纸制作领域、技术了“火与船”的历史，进入了计算机激光照排时代。90年代以来，传播科技的革新开始向更广的领域进军。多媒体技术的开发、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成为席卷世界的大潮。这些新技术一旦进入传播过程，则不仅可以改进新闻传播的质量，提高报道时效、节省人力、促进新闻经营的合理化;而且还会加强受众对传播活动的参与、改变现有的工作原则和程序，从而直接影响未来新闻传播的形式和内容。这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又是一场挑战。因为以目前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业务能力是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新闻工作的。他们必须更新观念，吸收新的科技知识、掌握新的业务技能，只有这样，才不会为进步的社会所淘汰。
复次，在和，中国将相继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成现实。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必然会出现新闻传播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几种性质不同的新闻事业同时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范围之内，既合作又竞争，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最大变化。
面对上述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诸多变化及由此逮逮的机遇与挑战，新闻教育界必须因应时势，在教学与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重大的调整，以跟上时代的进步，寓意以为新闻实务教育的调整，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其一，增加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要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跨世纪的新闻人才，新闻教育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而国内各新闻院系由于资金匮乏，一方面，实验设备比较落后，大多停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与目前的先进设备有着较大的差距;另方面，各种教学研究资料也很缺乏，尤其是关于台湾、香港、澳门及外国的资料、残缺不全。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应该加大投入，购进一批比较先进的试验设备，如电脑、激光照排系统、摄像机、编辑机等，同时广泛地收集国内外各种资料，特别是与台湾、香港、澳门新闻传播有关的资料，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培养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其二，进一步改革完善现有的课程体系，根据新闻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增设一些重要课程，减去一些部太重要的课程，在此基础上调整基础课与专业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关系。其基本思路面，浓缩基础课，突出专业课;减少必修课、扩大选修课。在基础课中，以哲学、政治学、外语、计算机和知识为主体;必修课以实务课程为主，增加台港澳新闻的研究课程及其它相关学科课程;选修课方面，结合专业特点和个人素质对学生加以引导。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基础厚实，上手快，后劲足，不仅能跟上现实，而且能适应未来。
其三，结合新闻专业教育，调整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开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新的传播科技的进步及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无疑会给新闻学术研究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适时地结合专业特点，调整研究布局，集中力量研究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新闻政策及新闻传播模式，探讨两岸交流与新闻传播的关系，探索信息高速公路对未来新闻传播的影响，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的运行机制等问题，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以充实现有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
附录一：新闻系“新闻学”专业学分制教学方案
课程类别课程类别教学名称学分数学时数
必修公共必修41.001体育4144
45.001军事理论254
25.001中国革命史472
25.002马克思主义原理472
25.00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472
42.001英语16360
46.001计算机应用基础472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新闻报道 篇6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杨纪朝、中国纺织出版社党委副书记董清松、中国职业装产业协会会长王耀珉、金源华茂服饰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企业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200多人出席了会议。
“我国纺织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杨纪朝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一轮改革绘制了路线图，对我国纺织行业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董清松表示，两刊将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加强报道策划，拓展经营渠道，力争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此机遇下，由《纺织科学研究》杂志承办的“2013中国纺织十大科学新闻”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支持，中国纺织出版社、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经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纺织出版社的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两轮严格评选后，将于2014年2月发布最终结果。
2013中国纺织十大科学新闻评选活动是我国纺织行业首次举行的科学新闻评选，充分体现了《纺织科学研究》杂志秉承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发展的理念。纺织科学新闻的评选活动将有利于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为纺织强国建设发挥强有力的舆论引导作用。（任倩）
电视会议新闻改革 篇7
1 电视会议新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报道思维固定呆板
现在电视媒体上所呈现的电视会议新闻报道,往往都有了固定的套路:内容涵盖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的领导、会议主持人、会议主题等固定信息,会议内容也大多局限于领导讲话;相配合的电视画面也都集中在人物特写和开会场景,从文字内容和画面表现上都不能向受众传达有价值的信息。甚至无论针对什么内容的会议,都束缚在这个套路的惯性思维里。
受众选择收看电视会议新闻,关注的是新闻中所表现出来的与自己有关系有价值的信息,即新闻的接近性原则。而对于出席会议的人员,领导过多的指示和要求,会场的氛围和场面,都并非是受众最为关心的内容。这就是现在电视会议新闻报道与受众需求的矛盾所在。在做电视会议新闻报道时,模式化地对待会议成为众多记者的弊病。针对不同的会议提前做好功课,在其实际召开过程中,关注那些新的变化,并努力抓住这些变化和特点,这样才能将电视会议新闻做出特色和亮点,这也才是这类会议新闻报道的意义所在。
套路式的电视会议报道和有价值的电视会议新闻报道有着很大差别。套路式的电视会议报道重心在于表达领导指导工作的意图,报道内容也局限于为报道而报道的简单思维上。而有价值的电视会议新闻重点在于传达会议内容中对于普通大众有用的价值信息,是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第一位的思维。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准确把握这两种报道方式的差别,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职责,把握新闻的传播特性,更有效地传播有效信息,提高新闻传播的价值性,是在报道电视会议新闻时应该有的思维。这也就是电视会议新闻改革的思路:摈弃枯燥乏味的套路式报道,挖掘新闻的亮点,充分增强新闻的价值性。
1.2 新闻重点把握不当
在电视会议新闻报道中,满篇都是领导讲话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一场会议而言,领导讲话确实重要,但是讲话对会议的重要性,并不能代表对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新闻报道的目的在于传递有效信息,满足受众对信息的获知需求。在电视会议新闻报道中,领导讲话内容与新闻价值性信息的比重把握就显得很重要。若报道重点局限于突出领导讲话,就可能弱化甚至掩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当受众接收不到所关心的信息时,新闻本身也就无价值性可言,会议新闻报道的宣传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1.3 语言严肃性有余,生动性不足
当前,在会议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很多记者在写作新闻稿时,常常机械化地照搬会议材料及领导的发言稿,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在报道中屡屡出现,且整篇新闻稿中就没有解释性的内容存在,受众接受起来困难无比。这就是另外一种思维的存在,将自己了解的内容默认为受众也同样了解。
相比单纯的会议来说,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会、吐露真情的交流会这类会议题材比较鲜活,此类会议新闻报道应该大有可为,但电视媒体所做的大部分报道仍然拘泥于陈旧的思维和固定的套路,用做单纯会议的思维来做这类报道,把本可以很出彩的新闻仍束缚于套路式的报道模式中。这就导致了这类会议新闻生动性欠缺,而严肃性有余。
在报道会议新闻时,应该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采用大众化的视角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也就是将会议的内容进行加工,极力提高新闻传播的效力。
2 电视会议新闻改革探析
2.1 转变思维,勇于尝试
对于媒体的领导而言,要树立会议新闻改革的意识,并积极鼓励新闻采编人员在会议新闻报道方面转变思维,勇于尝试,努力实践。即使改革不尽人意,也应给予宽容和理解。
对于新闻采编人员,更应主动思考,转变会议新闻报道难有作为的思想,努力突破会议新闻的套路式报道方式,认真对待每一次会议报道,前期做足准备,会议进行的时候准备着捕捉新闻点,以挖掘价值性信息作为会议新闻报道的目标。
在新闻采编工作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做一个行业的报道时间长了,对这个行业的工作熟悉了,就容易对新闻的价值点熟视无睹,很多新闻点在自己眼里不是新闻,要等别人报道出去,才恍然大悟。在新闻采编工作中,要时刻保持一种好奇心态,长期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敏锐度,不断转变思维,坚决克服惰性。
2.2 持续转换视角,创新报道方式
电视会议新闻的价值性在于传递会议中发布或透露的关键信息,记者在做会议新闻报道前,也应该有所取舍,认真选择那些真正有特色、受众所关心的会议进行报道。在采访中,要练就捕捉新闻点的能力,所谓“沉入会海中捉活鱼”,要有跳出会议报道会议的思维,选择独特的视角,选取有价值的事实,采写出具有价值性、接近性、趣味性的新闻。
对于领导的讲话,也要有所取舍。对选取的有价值的讲话内容也还需要再做精简,从受众的视角来捕捉领导讲话中的亮点。另外,除了关注会议本身外,还要善于挖掘新闻背景材料,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新闻报道的厚重感。
2.3 体现平民视角,回归受众本位
电视会议新闻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对受众来说,会议新闻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相距甚远。新闻从业者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回归受众本位,了解受众的诉求,实事求是地走群众路线,选取与群众生活最为贴近的事实,努力将会议新闻报道革新,让广大群众愿意看、看得懂、喜欢看。
新闻采编人员在报道会议电视新闻时,要仔细分析会议新闻报道的初衷是什么。传递政策信息,满足受众的认知需求,方便受众的生活,只有在这样的思维之下,记者才不会将镜头只对准参会领导,只关心领导讲话。要坚决避免以领导为重点的新闻报道,将报道内容转到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事实上来,以一种平民视角、大众视角完成报道。电视会议新闻只有从受众的本位出发,才可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2.4 求活求新,求异求短
对于电视会议报道的改革与创新,重在求活、求新、求异和求短上有所突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2.4.1 求活
会议报道不能一潭死水,要把新闻做活。首先的表现是标题要活,这就要求记者要把信息含量高、有价值的内容提炼出来制作标题,尽量少用“XX会议召开”的形式。其次是笔法要灵活,不落俗套。要打开思维,巧妙地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最后是章法要活,力求做到错落有致,活泼别致。
2.4.2 求新
电视会议新闻应该格外追求新颖,给人有一种时代感。这就要求记者在报道会议时要不断创新,用新思维挖掘新主题,用新形式表现新内容,给受众以一种清新怡人、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
2.4.3 求异
会议报道不能千篇一律,要各有特色,避免雷同。这是新闻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受众的主观愿望。
2.4.4 求短
会议新闻追求短小精悍,这是新闻界的共识。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胡乔木先生曾经说过:“人人要学写短新闻。”且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从受众心理来说,受众更希望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到更多的新闻信息,这就要求新闻要尽可能地完成“瘦身”。因此,会议新闻要力求达到字字珠玑,用最短的篇幅反映最多的信息。
2.5 发挥电视特点,用镜头表现真
实生活。
电视新闻报道相较于平面新闻报道,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电视镜头比文字更为生动形象,更具有表现力。电视镜头能让受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加直观,也更能让受众获得感知。在做会议新闻报道时,记者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多做现场报道,多采用现场同期声。另外,摄影记者还应该下苦功夫提高新闻拍摄的质量。新闻编辑在选取素材时,应尽量采用能说明问题、具有表现力的画面。
3 结语
电视会议新闻的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与创新,新闻从业者既需要转变新闻报道的理念,克服惰性思想,也要从采编技术上实现突破。会议新闻报道必须回归受众本位,挖掘新闻亮点,做出让受众喜闻乐见的报道,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会议新闻的改革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媒体专业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一步。而电视媒体,在互联网信息化浪潮急速冲击下的今天,转变思维,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奋发前行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降低视角,立足于广大受众,遵循新闻报道“价值性”“贴近性”“趣味性”的原则,在报道方式上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做出让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既是电视会议新闻的价值体现,也是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电视会议新闻报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总结出电视会议新闻报道思维固定呆板、新闻重点把握不当、语言严肃性有余,生动性不足三个方面的问题,并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以及“三贴近”原则对问题做出分析,得出电视会议新闻改革的五个发展策略:转变思维,勇于尝试;持续转换视角,创新报道方式;体现平民视角,回归受众本位;求活求新,求异求短;发挥电视特点,用镜头表现真实生活。以期对电视会议新闻报道的改革与创新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会议新闻,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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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改革 篇8
1918年,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 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导师由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徐宝璜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之一, 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新闻学课程, 自撰了中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 成为民初新闻学界的泰斗。[1]邵飘萍到研究会演讲时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 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 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新闻理想的名记者, 他们的新闻教育实践活动, 成就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 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 促进了新闻教育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基时期, 以上海和北京为主要基地, 全国许多高校都开始筹办或建立新闻学系科, 1925年前后, 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 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 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1927年出版至今, 一直是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与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邵飘萍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共同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
作为中国较早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为新闻教育的酝酿、诞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由新闻教育实践产生的新闻教育思想, 是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发端, 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 或者应用于当今, 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 我们以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为文本, 探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关于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的要点
(一) 新闻学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徐宝璜和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 都认为新闻业与社会、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国的新闻业较西方的新闻业简陋, 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他们协助蔡元培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诞生, 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宝璜在《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写道:“在教育普及之国, 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 平时有不看书者, 几无不看新闻纸者, 言论行动, 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 多所怀疑, 对其议论, 为肯盲信者, 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 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 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 国内大事, 多视舆论为转移, 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 如是新闻纸之势力, 益不可侮矣。美国各著名大学, 近均设立新闻学专科, 传输相当之知识, 养成相当之人才, 即因有见于斯学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认为, 报纸所刊登的报道对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 开设新闻学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人才, 使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邵飘萍倡导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 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 邵飘萍提到:“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 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 犹属近代之事, 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 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 则新闻之业, 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 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 有互相为用之势。”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 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 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 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 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 也不可不注意, 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 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 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 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 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 方可以尽这种责任。”[3]
(二) 涉猎多方面知识, 掌握几门外语的重要性。
邵飘萍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提到:“理想的新闻记者, 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 皆有甚深之研究, 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 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 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 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4]其认为新闻从业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 就必须了解国情, 学习新闻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打破当时外国对中国的新闻垄断, 满足民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 需要新闻记者掌握一两门外语能够胜任国际采访, 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为公众服务。
(三) 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
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 不仅在当时的中国, 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 戈公振提出, 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 每个中国人, 特别是青年人, 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 其关系之密切如此, 故报纸之知识, 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 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 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 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 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 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 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5]
(四) 强调“学”与“术”的结合。
新闻属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 因此开展新闻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提出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时, 都指出理论要联系实践。
邵飘萍讲课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 要有“新闻鼻”“新闻脑”, 用清晰的头脑和警觉的耳目网罗世间事物的变化。
徐宝璜新闻教育思想的提出, 不能脱离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前提, 即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徐宝璜认为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 应将新闻知识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去。他在《中国报纸之将来》的主题演讲中曾提到:“殷切希望会员投身报界, 为社会提供各种正确详细的消息。”这句话中包含了徐宝璜启示新闻学习者投身实践的勉励之心。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 为了这本新闻学著作更加具有实用性和教育性, 徐宝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闻教育实践, 启示我们新闻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 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 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 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 学问与经验, 如同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 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 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 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6]
(五) 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
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 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 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 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 须对读者负责任, 非有素养者, 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 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 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 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 则报馆不如学校, 学问与经验, 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 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7]
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 难以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
新闻学作为应用型学科, “能上手”是考核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均套用纯文科的体系。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单一的讲授, 新闻理论教学一直占据着新闻教育的主要领地, 实践性内容也采用理论的教导形式。[8]一些新闻教育单位虽与新闻媒体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 但学生却因实习时间较短、实际操作的机会太少等因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学生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 就会感到实际与自己所学知识的不一致, 面对工作无从下手, 进而产生了是否有必要学习理论的质疑。
(二) 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对外传播技能。
新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因而新闻工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知识, 成为“杂家”, 同时还必须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 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 新闻教育院校在课程安排上只设立专业课程, 学生只能肤浅地了解其他知识, 加之有些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差, 使得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能满足受众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在从事新闻专题报道时感到力不从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 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多种技术手段来解决新闻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另外, 随着全球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面对世界性危机问题, 需要各国联手应对解决。在这种情况下, 获取国际共同关注问题、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宣传自我的国家形象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 中国媒体的信息传播仍处于被动的地位, 对外传播国际形象, 是摆在我国媒体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媒体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其掌握一两门外语, 熟悉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 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然而, 我国大部分新闻院校培养的新闻从业者还无法满足国际传播的需要。学校对学生外语教学的强度不够, 学生有较强的外语阅读能力, 但听说外语的能力却较差, 无法胜任出国采访工作。
(三) 忽视对公民媒介素养的培养。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格局, 对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更多的机构和个人进入传者的行列。在新媒体时代,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 都可以利用媒体平台发布信息, 在传受者的角色中不断变换。在受众话语权增加的同时, 也带来了网络谣言等一系列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 要想保证获得有效的信息, 保护新闻的真实性, 需要增强公众的媒介素养, 使其掌握基本的新闻传播知识。在新闻知识普及的工作里, 新闻教育机构应该担当主要任务。因此新闻院校的教育对象不仅仅是在校新闻专业的学生, 而是应该面向全社会, 利用媒介渠道或开设公开课等向公众讲解新闻传播知识。
(四) 注重新闻专业理论的培养, 忽略了新闻道德和新闻理想的树立。
当前假新闻泛滥成灾也与新闻教育缺乏理想和道德教育有关, 要解决这些问题, 学校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新闻教育注入价值感和责任感, 不但要告诉学生新闻的道德底线, 而且要帮助他们树立新闻职业理想, 以纠正当下的功利之风。[10]然而在当前的新闻教育下, 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学校对学生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尽管一些院校也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 但也只是作为学生的选修课, 开设时间较短, 基本处于新闻学科体系的边缘。教授知识和技能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要教育学生认识新闻工作对社会的责任。
三、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 重视新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闻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民国初年, 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表现为优秀的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爱国救亡、启迪民智、引导舆论的文章。当代新闻教育也应坚持将“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 不仅要“做学问”, 而且要“重实践”。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新闻理论知识, 在学术上要跟上新闻学的新形势、新问题, 不断开创具有创新性和有深度的课题, 使课题研究能与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相联系。通过专业理论的学习, 让学生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 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 只有用深厚的理论基础作支撑, 才能使自身的业务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开设新闻专业的高校也要加强和媒体的合作, 为学生的校外实践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高校还应增加学生在校外媒体实习的时间, 聘请经验丰富的媒体从业者作为学生校外实践的导师, 引导学生的创新和动手能力, 让学生在真正的实践工作中, 提升自己的新闻敏感和新闻采编能力。此外, 高校还应鼓励学生多开展一些社会调查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关注社会和民生, 为将来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打好基础。面对媒介渠道发展的日新月异, 高校应开设传媒实验室, 尽量跟上媒介技术发展的脚步, 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媒介技术的新发展。在课程作业上, 老师也应注意多设置一些实践性强的任务,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新闻专业理论和新闻实践活动是新闻教育的两个重要支点, 新闻教育要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人才, 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就必须重视两者的结合。
(二) 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全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民初的新闻教育思想注意到了掌握外语和涉猎多门学科的重要性,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学习外语更为重要。许多高校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开始加强新闻学科中外语的教习。这既能培养优秀的国际化新闻人才, 又促使广大学生提高了学习外语的热情, 可以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教育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适合在国际间进行传播交流的新闻人。
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闻教育思想延续到今天, 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 即跨文化传播的工作开展变得越来越普遍。“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 其学术旨趣不仅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 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 人类各个文化的创造、分野和变迁的进程, 还涉及文化及民族心理的差异、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发展等诸多议题。[11]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 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和受众话语权的增加, 使得跨文化传播更多的是靠媒介作为中介来实现。
目前, 我国的新闻学教育针对跨文化传播开设了各种留学课程, 以丰富学生的视野和文化知识, 学习国外优秀的新闻课程, 借鉴其在新闻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观点探析中对我国新闻教育的指导作用。同时, 全球化对我国新闻教育培养人才的要求, 不仅意味着我们要“走出去”, 而且也要吸收国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接受我们的新闻教育, 相互交流各自的教育模式, 促进国际间新闻传播的交流, 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做全能复合型的新闻人才除了要具备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外,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新媒体技术操作能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全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我国新闻事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摸索新的教育模式, 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 加快国民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民初的战乱年代, 邵飘萍和戈公振都认同新闻教育应该成为公民的通识教育。如今, 在受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新媒体时代, 全民学习新闻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好的实现土壤。许多英文的新闻学著作中, “受众”一词已经由原来的“the audience”转变为“the user”, 这种转变是为了强调“受众”已经不是被动地被媒介所控制, 而是更多地成为“使用者”。这也能更好地说明, 在这个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的时代, 有必要向公民普及新闻学。大众媒体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 受众对这些媒介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 出现的问题趋于复杂化, 如谣言发布、媒介审判等。要想保证良好的信息流通环境, 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闻高校应该在加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 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新闻理想符合当前国家对人才培养的目标。
民初新闻教育家强调记者的责任, 认为记者道德品性需要大学教育的培养, 新闻学教育除了培养新闻专业理论和新闻技能外, 也应重视爱国热情和新闻理想的培养。而如今的一些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 发布虚假新闻甚至编造新闻, 忽视了自身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新闻记者的这些行为导致媒体公信力降低, 给受众带来错误的舆论导向, 降低了信息内容的传播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教育更应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 通过开设新闻伦理等课程, 培养学生的新闻理想和爱国热情, 使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中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发挥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更大作用。
民国初年, 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 也是我国新闻教育诞生的时期。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作为我国早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代表者, 他们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民学习新闻学、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等新闻教育思想, 促进了当时和以后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汲取前人的经验, 使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出困境, 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 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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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篇9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主，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推动公共媒体的独立运作，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 (制定《新闻法》) ，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新闻的全民共享;取消各类禁载规定，废除审读、审看等制度。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行为。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同时保障公民自由接受采访的权利。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按照张博树研究员的观点，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
中国近代曾经有过新闻的开放与自由。清末新政，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1902年梁启超说“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成为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民国初期，出现私人办报的高潮，报纸以“社会良心”自勉自励。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结果引起舆论大哗，认为是“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
国民党时期也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于官营新闻机构也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蒋介石同意了，萧同兹才接任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如今，中国进入了高风险期，社会矛盾突出，大部分矛盾都与缺乏公众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有关，如腐败、特权、垄断、信访、贫富差距、司法不公、官民冲突、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等等，无不根源于新闻自主的阙如。虽然不是说有了新闻自主，这些问题马上全部可以解决;而是说，新闻自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新闻体制改革也最容易、最可行。不像搞民主选举，操作非常困难，甚至有人担心会造成社会失控。新闻改革，需要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传统的道家智慧，也就是说:放弃新闻垄断和管制就行了;少干预新闻报道就行了;撤销审读、审看的组织就行了。当然，无为不是绝对的不做，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新闻法》，然后一切依法行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执法能力和效率。新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舆论“乱哄哄”，这是社会活力和民族创造力的来源，不是坏事，而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只要大家都守法，违法必究，那么社会就不会失控。
改革新闻体制，应当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顺势而为，通过抓住建立现代新闻制度这一“牛鼻子”和关键，化解燃眉之急。■
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探究 篇10
一、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
1、课程比例不合理
目前我国新闻专业的通识类课程所占比例过低, 而专业类, 特别是核心类课程占比例过高, 统计数据中最高的甚至达到60%。随着传媒“复合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多, 学界也在呼吁腾出更多的空间为新闻专业学生打下扎实的知识结构。如“精简, 合并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专业课程, 使专业课程的比重减少为大学四年中总课时量的40%左右。”
许多高校没有单独的新闻学院, 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则与新闻系隶属学院关系紧密, 因人设课情况较多, 反而忽略了专业课程应有的比例。“比如设在少数民族语言系的就增加民族学、宗教学方面的课程, 设在中文系的就增加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而新闻传播专业, 基础课、非新闻专业课占总教学时的2/3甚至3/4或更多。”
2、课程与实践脱节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需要加强。在实践性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和模式上都需要进行新的开拓和改革。
学界普遍认为, 我国新闻教育滞后于新闻实践。而新闻教育与实践的渐行渐远甚至脱节导致了新闻专业学生就业难。比如网络已成为第四媒体, 而网络传播的相关教育还相当缺乏。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二、复合型传媒人才与新闻教育
综合考虑新闻传媒的变迁, 传媒界最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传媒人才”。英国传播学者Splichal和Sparks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四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三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和创造才能。由此可见, 国际新闻教育所重视的是人的综合素质和独创性能力的培养,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新闻教育也需要紧跟时代, 进行改革。
三、人才培养新方案
我们认为, 首先要调整人才培养目标。现阶段, 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过于简单化, 就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讲, 基本上是一种口径, 即“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适应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 能力强, 素质高, 富有时代特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闻、宣传领域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 能分别在新闻、出版与宣传单位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实际上, 这样的目标定位具有强烈的“工具性”特征, 而忽视了对人才的“人性”培养, 大学的任务实际是培养“人”, 提高人素质的。就任何一种专业而言, 都要有它自己特殊的人才培养目标, 这个目标不能简单化和笼统化, 更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一定要符合专业的特点, 也要符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
要在实际的教学中, 有具体的思路, 要让学生树立专业意识, 培养学生专业兴趣, 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 传授正确的学习方法, 具体思路如: (1) 在育人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通”与“专”结合——即让学生在学习上符合“四基”的要求。 (2) 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宽”与“窄”结合——即“新闻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要由通识和“专业”结合, 还要突出专业性, 不能和其他相关专业混淆。 (3) 在教学方法上做到“死”与“活”结合——让学生处处有课堂、时时有老师。课堂教学要严格, 即所谓的“死”;实践能力培养和课外活动要“活”。二者结合, 让学生始终处在紧张与活泼的学习和实践当中。教师必须参与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将上课教授内容与学生活动相融合。 (4) 学生技能培训做到“软”与“硬”结合——所谓“软”, 就是在职业道德、综合素质上要进行“软”性管理与考核。所谓“硬”就是在专业学习上必须达到专业技能过硬。
第三, 教师除了正常授课以外, 要充分利用有效时间与学生多方面接触, 形成有效的互动。这样通过循循善诱的机会, 可以有效地打破学生对专业产生的隔膜, 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和谐的氛围, 从心理上让学生对本专业产生认同感、接近感、自豪感。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的心理变化, 重视人际传播效果。多数学生做出决策的依据来自于人际传播下的相互影响。教师应该善于通过利用自身的权威性来有效影响人际传播的效果, 对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人物重点施加影响。同时, 要加强人文关怀, 从文化视野下重新审视新闻传播教育。加强培养学生的传播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能力、重视社会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
总之, 重点打造理论广、技能精的复合型人才, 积极改良理论教学思路和方法、加大教学实践环节, 改变办学理念、创立新型办学特色这是教学改革的关键。
摘要：在媒体变迁的环境下, 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 与快速发展的传媒行业格格不入, 高校新闻类院系是传媒人才培养的最大基地, 也应成为新闻教育改革前沿。
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三问” 篇11
中国当代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维层面的复杂命题。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新闻出版业对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对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应进行尽可能多的理性思考和政策论证，以尽可能减少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本文选择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论题展开深度思索，努力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贡献新的考察视角和思想资源。
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深层动力和实质是什么?
转型，即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关于转型的课题吸引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如经济学领域有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对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涉及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新左派”等多种理论范式。众多学科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转型问题进行考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转型是复杂而多元的论题。某一国家、社会、行业的转型并不单指经济转型，也不单纯是政治或社会层面的转型，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多个层面转型的有机统一体。
1“新闻出版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是体制改革的深层动力
1949年后的中国，在革命完成之后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文化”被视作“事业”，新闻出版业被视为舆论工具和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生产力”这一概念未能与文化、新闻出版联系到一起。
新闻出版生产力是重要的文化生产力形态。马克思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生产力划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自身的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明确使用过“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只是对“精神生产力”这一概念有过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生产力就是精神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新闻出版生产力”、“新闻生产力”、“出版生产力”在中国被提出的时间均为20世纪90年代，较早的使用者多为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如1993年宋木文(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就建立新的出版体制答记者问时指出：“要通过政府管理机关转变职能和出版单位自主经营。最大限度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解放出版生产力”。同年，邬书林也提及“出版生产力”概念。1995年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新闻出版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提出“依靠科技进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199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光春在全国部分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解放和发展“新闻生产力”的机制问题。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这一文件传递的信息表明，旨在“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政策上出现更大突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建构与改革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市场机制一旦运行，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它按照自身的逻辑和需求以强大渗透力推动着社会的结构转型，其社会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也会产生巨大影响。“新闻出版”与“生产力”概念的正式结合及新闻出版生产力在事实上的发展，都对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新闻出版生产力的提升、发展，与生产关系层面的传媒管理体制、行业政策、运行机制是直接相关、紧密互动的：良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如同“催化剂”，可促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和发展有赖于建构良好的、富有活力的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中国当前新闻出版生产力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产业集中度低、组织规模小、机构实力弱、竞争力差、产业布局与市场结构趋同化、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系统内自我封闭和内向式发展、资源垄断与权力寻租，多源自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的矛盾、互动关系，构成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的深层动力。
2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的实质是新闻出版制度重构的过程
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维层面的论题，因此，不能将中国当代新闻出版业转型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之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予以考察。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是新闻出版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同质单一性的、封闭或半封闭的行业格局，朝着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异质多元化的、开放的业态格局转型，是新闻出版业在整体上、全方位进行的深层次变革。如何(重新)定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哪里?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必须思考的问题。今日的中国新闻出版界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运行机制等层面的重大转变，如对媒介产品、传播的社会功能、传媒业发展宗旨、媒介组织、媒介市场、媒介从业者角色的认识与观念的转型，这为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思想和理念基础。
中国新闻出版业自1978年以来所经历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重构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替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体现了多种动力因素相互交织、融合的特点。具体来说，来自国家权力意志、意识形态演进、市场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的驱动力，规定了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的基本轨迹，即以国家权力主导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为主。国家权力在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由于新闻出版业界(变迁主体)对于制度重构的路径、效益有了更为明确的预期与理解，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呈现出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与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
“市场”和“资本”能否有效解决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所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存在一个深层的驱动力，那就是市场意识、资本意识的觉醒。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私营资本在中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沉睡多年的市场意识、资本意识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被唤醒。中国由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极大地释放了资本、市场的能量。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迈不開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逻辑起点，就是要以资本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质性步骤已经完成。”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乃至文化、政治转型中都存在源自资本、市场层面的驱动力。资本、市场意识的复苏，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显现了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转型。资本、市场不仅深刻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也改写着一个个产业的生态，其中自然也包括新闻出版业。
1资本、市场的力量在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进程中日益凸显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规模增长、生产力提升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均有深入考察。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悠久，这—传统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延续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侧重阐述资本的社会本质，但并没有忽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要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文明一面给予了恰当评价：“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中国政府决策部门也正是基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而对传媒业融资的必要性予以强调，并且将传媒业融资问题置于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话语权的高度。如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新闻出版业“在充分利用系统内国有资本的同时，开辟安全有效的新闻出版业融资渠道，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实现以资本扩张带动业务扩张、规模扩张和效益扩张”。2009年，文化部部长蔡武谈及骨干文化企业培育时指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大量呈现‘为他人作嫁衣’的‘纽扣现象”’，因此需要“着力培育大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需要提高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意识和能力”，“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具备出海远航的能力，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运用资本市场运作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促进文化企业快速成长，同时放开搞活，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创造适宜、优惠的政策环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1978年以后，中国的不少新闻出版单位开始自负盈亏，逐步走向市场，尝试资本运营。新闻出版业的产业生态、市场规则被资本持续改变。随着资本在新闻出版业的不断渗透，在传媒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上。从作者、内容生产和编辑制作加工，到发行、广告及调查、咨询、培训等环节，资本游走的身影清晰可见。各类资本进入新闻出版业后，以强大的资金优势影响着行业的规则、走向。以作家群体为例，近年来有不少作家借助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等资源参与媒介的资本运作，如郭敬明、郭妮、蔡骏、张悦然等“80后”作家扎堆办杂志，韩寒正式宣称进入“主编”行列，女作家饶雪漫对资本的运作、吸纳手段堪称另辟蹊径，在他们的背后都缺少不了资本之手的助推。如今给作者开出天价稿酬已不是新闻，更有媒体专门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不乏上千万稿酬的作家。资本正与传媒业携手同行并深刻影响传媒业的转型走向，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2中国新闻出版界应该对市场、资本的负面效应给予前瞻性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日渐深入，中国政府对传媒业资本运作的管制政策逐步松动。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西方媒体以《中国传媒业的春天来临了》为标题进行报道。这一文件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改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大多数新闻出版单位将被完全推向市场，被“重塑”成市场主体，而且政府关于其他行业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介入新闻出版业的政策出现新的突破，中国新闻出版业将涌现一轮资产“合纵连横”的热潮。
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新闻出版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融资力度是其“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度思考：市场、资本固然是目前中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但在面向市场、吸纳资本之后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一切问题是否就能迎刃而解?或许在目前的这场改制热潮中，中国传媒业界、政府领导层、学界更多地看到了市场竞争、资本运作给中国新闻出版业带来的正面效果(尤其是将这一行业作为一个能带来可观产值的国民经济部类之后)，而对市场、资本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及时(或者说还未来得及)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境外媒体的有些观点值得注意，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认为：中国目前积极强调新闻和出版“走出去”是很适当的，但是这一过程中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权威和太过“向钱看”的倾向，作者建议要“多强调推广文化的重要性，不要完全被‘市场经济’掌控”。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经济、社会具有强大的重构力量。在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如果放任资本意志，导致资本逻辑泛滥，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则必将放大市场化、产业化转型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信息内容产制、传播、消费等多方面)，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历程，隐含了“市场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介入和市场的成形，加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嬗变，推动新闻出版业迈向日益开放与多元的业态，深刻影响内容生产、传播、品牌建构乃至消费格局。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生态是否会因资本、市场而变异?更深层次的资本运作将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何种具体的负面效应?如何在“资本的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资本的伦理”?如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来有效实施对资本的牵制，节制资本的欲望，规范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摆在中国新闻出版业界和政府面前的一系列重要现实问题。
如何评判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的“转企改制”?
转企改制是现阶段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深层逻辑是以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和制度改革来调整新闻出版业的产业、市场
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规模扩张和增长方式转变，通过激活“新闻出版生产力”，打破西方垄断话语权的局面。
1对转企改制成效的评判不应等到“后转型时代”才开始追问
政府近期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如《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设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真正意义上的转企改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翻牌”、冠以“有限公司”的头衔、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确定新的出资人或“改嫁”、寻求集团接纳。对于相当多的新闻出版单位而言，在改革时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结束之后，深层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以及核心战略、核心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仍需一定时日。随着转企改制的深入推进和最终完成，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将迎来“后转型时代”。如何评判新闻出版行业中的“转企改制”?这一问题在“后转型时代”会更加凸显出来。若从另一视角来看，也可以说在当前的转型进程中就应该充分关注、理性思考这一问题，绝不应该等到“后转型时代”来临才开始追问。
2评判中国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成效的综合标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思考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评判标准提供了参考。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转型的评判标准时，常将转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不同内涵予以清晰区分，形成三种迥异的评判转型的标准。
其一为效率标准。1978年后的3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学者对此有较多阐释，但在许多学者的理论逻辑与政策主张中，功利主义哲学的痕迹未免过于浓重，以至于他们得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主张成了政府决策的“优先序”。但是，转型的核心含义就是效率的改进这种观点已受到质疑，如果全盘接受“效率标准”，会造成政策上的盲区(中国国企改革、公共医疗改革、教育产业化改革的得失均与此相关)。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的重要目的是激发行业活力，调动市场潜力，推动行业整体效率提升，但在这其中应注意。效率的改进不是评判转型成效的唯一标准，效率标准也不应该被过于拔高。
其二为政治标准。政府治理或行政方略的最终目标是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但是，社会公众经常会表现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不满足”，社会成员与政府在对“政治原则”、政策执行的理解方面容易出现歧义和偏差。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体制转型和机构转企改制，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关注效率和效益，更要遵从社会公正原则，关注社会转型，实现人文道德关怀。社会整体需要进步、和谐，必然要求拥有文化属性和内容本质的媒介产品发挥一定的公益作用，媒介产品必然被赋予一部分公共产品属性。媒介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媒介产品在满足社会的普遍知识、信息需求方面有着自身特定的文化使命；其次，媒介产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次，媒介从业者是某些公共的知识、信息资源的受托生产者和传播者，相应的内容产品应该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供给。现代社会需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共存的新闻出版业，而建设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共存的新闻出版业也有利于这一行业自身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有利于新闻出版制度与传媒行业更好地为构建有活力的、民主的社会和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服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公共信息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政府相关职能和管理体制进行完善。
其三为社会／组织标准。这一标准着眼于社会和谐与人际协调的程度：通过在转型活动与人际交往中引入“个人权利、责任与义务”来构造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使个人的个性、能力都得到延伸和展现，尽最大可能使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满足。对于社会成员整体而言，评判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成效的重要标准是：是否有效整合并激活了社会文化信息资源，是否能有效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从新闻出版行业自身来看，正确处理组织人事关系和人员安置这一转企改制中极其关键、敏感的问题。是评判转型成败的重要标准。转企改制的目的是要塑造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而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重视人员身份转换的改革成本和社会效应，协调好“老人、新人、中人”的多方利益关系，尽力营造一个既有利于稳定现有人才，又有利于吸引后续人才的组织空间。
新闻评论改革, 从自身做起 篇12
2012年12月, 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随后, 中宣部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 反对假、长、空的文风。随即,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推出一批改进文风的评论:人民日报的《改文风写新风》、《“不定调、不交稿”彰显新政风》、《总结别玩“文字游戏”》、《赞“一张图片、百字报道”》, 新华社的《记者节里话职责》、《在“走转改”中宣传好十八大精神》, 光明日报的《以新文风书写新气象》和四篇切实改进文风的评论, 经济日报的《年终总结莫“纠结”》, 中央电台的《有想法还要有做法》, 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掷地有声的政治承诺》, 中国青年报的《改文风切忌新八股》等……各地媒体评论也积极行动, 掀起了一股贯彻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舆论高潮, 十分可喜。但是, 这些评论大都是为社会鼓与呼,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中央精神办事, 是针对他人的。新闻评论自身该如何做, 却谈得很少或没谈。新形势下新闻评论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 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要和迫切。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与评论界、新闻界和新闻院所的朋友交流探讨, 请大家指正。
一、新闻评论是否也需要改文风, 特别是改长风?
答案是肯定的, 但现实却不理想。以刚刚公布的第22届中国新闻奖为例, 就有一篇4434字的评论获得一等奖, 明显违反评论2000字的规定。而人民日报获一等奖的是只有1086字的评论《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一篇千字文为何能获全国评选的一等奖, 因为该文抓住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突出问题, 观点准确清晰、导向鲜明有力、语言清新直白,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实, 短文并非始至今日。十多年前的199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570字的评论《当前头等大事》, 有效配合了当时全国抗洪抢险救灾形势, 1982年2月7日《福建日报》一版刊登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撰写的社论《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仅150字, 他们为中国新闻评论史增添了亮丽一页, 是新闻媒体学习的榜样。
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到5000字 (主要起草者为邓小平, 虽然当时主要是由于总理身体不好, 但是这也表明了一种可能性) 。由此可见, 控制篇幅不是不可能, 而在于如何控制。同时控制篇幅的目的不在于为了控制而控制, 而是为了改进文风, 提高文章的阅读率与影响率。
要把文章写得短些, 短些, 再短些, 这在新闻界已不是什么新闻了──隔几年就会强调一番;短新闻, 短文章的竞赛要不了多久就会组织一次。人们见长不怪, 好似一个顽疾谁也无法解决, 尽管目前还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呢?我曾在1997年第10期《中国记者》上写过一篇《谁的文章长》的短文。我以为, 板子打在全体编辑记者的身上, 也欠公允, 那些刚到报社的年轻记者会写长文, 敢写长文, 写了长文能做主让它发表么?不妨翻一翻从上到下的报纸看看究竟谁的文章长。一调查就明了了。那些写长文章的多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 新闻界的老前辈, 报社的老总或副老总, 包括某些部主任, 资深的老记者, 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 知名人士等。出自于上述人士的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理论文章、随笔、游记、书评、回忆录, 似乎都要比一般人长得多。这大概也是新闻界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吧。
自然, 人不能一律。领导干部, 权威人士, 报社老总, 也不都是写长文章的高手, 也有不少是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自己写短文章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的老总在报纸上写短消息短言论, 就受到新闻界同仁的好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举办有关改革开放的千字文征文, 就有三位中央领导同志参加, 每人的文章没超过300字。看来, 只要有心, 有条件有可能写长文章的人还是可以写短文章的。以前人们常说“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今天应该改为“有话精练, 无话不说”。要求别人做到的, 新闻人、评论人应该首先做到。
说到改文风, 不能不提到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作为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中国新闻奖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中国新闻奖中, 长篇文章占据一等奖或特别奖已成一种趋势, 各省新闻评奖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并且有蔓延之势, 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因为它有可能改变文风, 直至影响媒体的思维和生产方式。
新闻奖项中设立的“特别奖”值得研究。什么样的作品可获特别奖呢?第22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细则规定:“特殊情况下 (各项评选条件都很优秀, 只是因字数、时长限制等硬规定所限) 经评委会决定, 可设不超过4个特别奖 (与一等奖同样待遇) , 其中报纸、通讯社、广电、网络类作品各不超过1个。”既然设置了“特别奖”而且与一等奖同样待遇, 自然就会助长一些新闻单位在新闻生产之初就有意违反规定的字数和时长的限制, 想以“各项评选条件都很优秀”这一“特殊情况”到全国的新闻奖评选中向着特别奖冲刺。据近5届新闻奖统计, 第18届无特别奖, 19届有2篇, 20届有2篇, 21届有2篇, 22届有3篇。其中, 人民日报有3篇 (2篇评论、1篇通讯) 获特别奖, 新华社有4篇 (1篇评论、3篇通讯) 获特别奖, 另有中央电视台的消息和中央电台的直播各1篇获特别奖。我以为, 中国新闻奖允许这种“特殊情况”是不科学的, 也是报道的字数和时长不能压短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中国新闻奖评选的问题, 我曾发表过意见 (2) , 近年来有不少同仁作过研究, 如评选主体、评委会组成、评选类别、评选数目、评选标准、奖励效果等等, 都需要作新的考量, 不在此赘述。
媒体的朋友不是经常说“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金奖银奖, 不如老百姓的褒奖”么, 为什么到了实践中就忘了呢?新闻媒体和新闻人, 难道仅仅只是为了那么一个新闻奖而存在而奉献么?奖励是社会对人们良好行为或成果的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 促使人们将这种行为保持和增强, 加快人的自我发展、完善。 (3) 奖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的媒体是否可考虑制定新的人才考核、奖励、晋级和提拔标准, 不能仅凭是否获得新闻奖一项。对于那些勤奋工作, 勇于创新, 真正为民众而呼, 为社会进步而作, 且有较大社会反响的新闻作品, 不受字数、时长的限制, 应受到单位和社会的嘉奖。中国记协和各省市记协可在获奖之外, 由舆情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提出候选名单, 经考核确认后提出表扬篇目和新闻人, 这是按照新闻规律生产, 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贡献, 不由各自媒体申报。
当下,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微博等新的表现手段逐渐出现, 百字短文的言论将成为言论表达的主流, 其“求新”、“求短”、“求实”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此时, 党报评论如对篇幅不加注意, 将很难适应受众欣赏口味和思想现实。缩短并不意味着不要长, 而是说要少用长的篇幅行文。是要将新闻评论中那些可有可无的文字去掉, 增强其表达效率。缩短意味着我们要将新闻评论与其它形式文章严格区分开来, 增强各类文章的表现力与表达力。
二、配合上级工作的评论该怎样写?
现在不少报纸为配合当前中心工作而写的系列评论不只是之一、之二、之三, 而是之八、之九、之十甚至长到之几十篇的“连续剧”。据调查, 某报从2008年10月22日到2010年3月17日共发表44篇配合上级工作部署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其中, 系列谈之二是《围绕科学发展深入解放思想》, 之三是《解放思想是发展的前提》, 之十是《把解放思想不断引向深入》。这些评论的标题和内容都有某些重复的部分。我曾与该报的老总交流过, 他们说, 这是上面主管部门的布置, 我相信。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路还很长很长, 是否需要根据每个阶段的任务都要写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系列评论呢?显然不现实。
除了媒体撰写的工作评论外, 还有不少党政部门自己撰写的理论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刊发, 字数在4、5000字左右, 很让媒体为难。说到此, 会有人举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该文长达6301字。我以为, 虽然它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形式发表的, 但从严格地意义上说,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更不能成为我们评论写作的楷模。它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 运用大众传媒传达一种政治指向的理论文章, 其意义不在于其是“特约评论员”, 而在于它精辟的理论阐述起到了拨乱反正、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媒体不是一概反对长文, 而是少了这样的佳作。)
中央《八条规定》对政治局同志的活动要按“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 在实践中, 不能将此扩大到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即便报道也要“压缩报道数量、字数、时长。”配合工作的评论和以评论形式出现的文章也该项按此运作。这个道理要让媒体人和管媒体的人都知道, 共同携手执行。如何理解这三者的关系, 第一, 工作需要是报道的前提, 没有工作需要就谈不上关于它的报道和如何报道。第二, 有了工作需要, 不一定都报道, 都突出报道, 其依据就是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的行动守则, 这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须臾不可忘却和轻视。第三, 社会效果则是检验新闻报道初衷和结果的唯一标准。社会效果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社会影响, 即报道后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批示、肯定、嘉奖, 这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应是听众、观众、读者和网民的良性反映。二是报道对社会工作和人们思想意识所起的促进作用。这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新闻评论是配合中央、地方工作还是根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而写?这两者有联系, 但还是有区别。某报根据领导人的一篇讲话写了23篇系列评论, 而另一家报纸围绕领导人的一篇文章, 先后写出两个“九论十八谈”系列评论。中央对“少宣传个人”作过多次规定, 新闻评论也不能例外。
三、系列评论该写多少篇?
纵观中国媒体的系列评论, 有九评的, 有八谈的, 更多的是五论、六论, 也有上中下三篇的。篇数多少当然要以论述的问题而定, 但是, 短、实、新却是应该普遍遵守的。实际上, 近年来, 人民日报的很多很好的系列评论, 不仅字数不长, 而且篇数也不多。2011年, 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 (5篇) , “如何协调社会关系” (4篇) 、“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 (5篇) , “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 (4篇) 。2012年, 人民日报在道德堪忧的语境下, 推出“寻找我们社会的正能量”系列评论——《多元时代更需凝聚共识》、《构建文明理性的议事规则》、《坚守转型社会的“底线伦理”》、《善待精神建设的“道德热量”》等, 引起热烈反响, 文中甚至用到不少网络流行语, 愈发激起共鸣。一个专题评论到底该写多少篇为好, 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启示。
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数量和经费投入, 选题内容主要包括应用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类。应用对策类选题以研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 侧重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急需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基础理论类选题旨在深入研究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问题, 侧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以及学科建设中基础性、长远性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和学术资料库建设, 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集成性。跨学科研究类选题侧重研究具有明显文理 (工、农、医) 交叉特征的复杂性、综合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应具有学科跨度大、协同创新程度高的特点。每个课题的经费在60-80万元, 时间为3-5年。为了保证课题的集中有效, 从2012年起, 国家社科规划办作了改革, 要求子课题一般不超过5个。 (4) 一个需三五年完成、经费近百万元的研究课题尚且如此, 新闻评论以“新”为标志为何不能将系列评论的数量再精练一些, 再紧凑一些呢?
四、应景评论该如何操作?
中宣部《意见》要求媒体:“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所谓应景文章有两种, 一是适应当时情况、形势而写, 一是迎合当时节令而作。现实生活中, 很多应景文章是少不了的。我们需要研究的是, 哪些应景评论不写或少写, 需要写的如何写好?“两会”评论是中国特色, 不仅规格高, 而且发稿量大, 但是, 有学者曾在做过相关统计后认为:“这些‘会议’社论大多写得生硬干巴, 一般读者是很少阅读的。” (5) 读者不常看, 那么专业领域的评价如何呢?人民日报是发表两会评论最全最多的报纸, 在第1-22届中国新闻奖三个级别的所有奖项中, 该报共有135篇作品获奖, 其中涉及“两会”的评论没有一篇获奖。
对比2010年和2011年两篇全国人大开幕式的社论, 我们不难发现, 行文模式固定, 甚至两年的社论开头几乎雷同。2010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热烈祝贺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文章第一段写到:“又是一年春来早。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 带着全国人民的重托, 云集一堂, 商国是、谋发展、议民生。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2011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十一届人大凝聚科学发展的共同意志——热烈祝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文章第一段写到:“承载着亿万人民的热切期待, 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国是, 共谋发展,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两会”是我国的一个特色, “两会”评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种, 写不写、怎么写需要大家共同动脑筋。我以为, 可借改文风之机, 大大压缩“两会”的程序式报道, 将“两会”中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更多一些告诉人民。为此, “两会”的评论可否在5年一次的换届年 (地方为4年) , 在政协、人大会议结束时写一篇, 对下一个五年的展望和要求。“两会”的照片也只需开幕式时各发一次。
还有元旦社论、新春献辞、“七一”、“八一”、“十一”等大量的节庆假日、会议评论, 如何做到“应景”, 又能达到“观点鲜明, 论点正确、有新意, 论据准确, 分析深刻, 论述精辟, 论述有力”评论类作品要求 (6) , 需要媒体花大气力研究改进, 自然也少不了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南方日报评论员文章《新闻媒体要带头改进文风》 (7) 指出:新闻媒体担负着宣传党的主张、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职责, 必须在改进文风上先走一步、高出一筹, 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鉴于党报评论的重要性, 倘若党报评论的文风能发生转变, 势必会影响都市报、电台、电视台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的文风。事实上, 相较于其他媒体评论的文风, 改变党报评论的文风在当下而言其实更为迫切。
今天, 新闻媒体、管理部门应借势而上, 动真格, 为复兴中国新闻评论, 为加快实现“中国梦”作出扎实有效的工作。
注释
1 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第45页, 2009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
2 赵振宇:《关于中国新闻奖评选的几个问题》, 1997年第3期《中国记者》
3 赵振宇:《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第2页, 1989年科学普及出版社)
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http://www.npopss-cn.gov.cn/
5 要清华、吴庚振, 《党报改革刍议》, 《新闻知识》, 2005.01
6 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选办法 (2012年12月28日)